侦查活动的监督

侦查活动的监督（精选10篇）

侦查活动的监督 篇1

一、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概述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概念是与任意性侦查措施相对的, 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受法律移植思潮的影响, 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均出现了这一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 强制性侦查措施是强制措施和其他带有人身或财产强制性的侦查措施的总称, 但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表述的“探索对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及强制措施的监督机制”来看, 二者是并列关系。 (1) 我们根据强制性侦查措施所限制的公民权利的性质可以将强制性侦查措施划分为对人的强制性措施和对物的强制性措施。前者指《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59条、第61条的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 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后者主要指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文章所称的强制性侦查措施指的是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强制性侦查措施具有主动性、无预警性及强制性的特点, 这就意味着其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及侵犯性, 如不对其采取制约措施, 可能会对宪法保障的隐私权、尊严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实体人权造成极大的侵害。我国目前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是由侦查机关按照完全的行政化运作模式进行的。丹宁勋爵曾经指出, “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得当, 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 而如果它被人滥用, 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2) 因此, 我国必须完善和强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机制, 有效地控制侦查机关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 防止权力的泛化和滥用, 保障公民个人合法权利。

二、强制性侦查措施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法中有关于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章四、五、六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四、五、六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八章四、五、六、七节和其他司法解释中, 缺乏系统的规定, 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 程序启动具有低标准性、单方性

缺乏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且决定权和执行权赋予同一主体,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程序缺乏权力制约。搜查、扣押的启动理由为侦查人员认为有必要或有需要, 是否与案件有关也由侦查人员自己认定。 (3) 我们可以看出只要侦查机关有控制犯罪的动机, 不管该行为是否具备相当理由, 侦查机关就可以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

(二) 执行程序规定的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正义不仅要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理, 侦查措施的执行程序规定的越细密, 执行的恣意性就越少, 程序正义的精神也就得到更加充分的彰显。我国没有对搜查时间进行规定。搜查时间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搜查必须在搜查证签发后的一定时间内进行;二是指搜查的具体时间。侦查实践中, 何时进行搜查完全取决于侦查人员根据案情的判断。其次是搜查、扣押的范围过大。搜查证没有指定搜查的空间和物品范围, 在填写搜查证上的搜查范围时, 往往填写的是:“×××的住宅及有关地方”, 在该范围内发现的任何物品, 只要是认为与案件有关, 就可以扣押。再次是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标的物的保管缺乏有效监督。《刑事诉讼法》第193条和、第197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于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妥善保管义务, 但对保管权属、保管流向以及保管场所等三大要素均未作出规范。实践中扣押物的保管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基层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 一般都由承办人扣押并保管, 承办人手中究竟有多少扣押财物无法知晓, 存在承办人丢失或挪用赃款财物的现象。二是扣押物的保管流向不明确。公安机关各部门一般均享有一定的扣押权限, 但对扣押物却没有一个归口管理部门。三是对扣押物缺乏统一的保管场所。 (4)

(三) 终结程序缺乏确定性和保障性

我国对搜查证的使用次数并未作出限制, 实践中常有持同一搜查证多次反复搜查的情形。另外, 《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了对“与案件无关”的物品的退还或者发还。但“是否与案件无关”一般由侦查机关来判断, 实践当中缺乏规范做法, 法律也没有对与案件有关物品如何返还作出规定, 侦查机关对扣押物尤其是赃款赃物非法使用情况非常突出, 有些地方甚至在法院终审判决被追诉人无罪的情况下, 仍然以赃款赃物为名继续扣留当事人财物拒绝返还。

(四) 缺乏对违法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救济途径

缺乏对违法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救济途径。犯罪嫌疑人认为公安机关的搜查、扣押行为有错误, 除法定情形外只能先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对侦查机关决定不服或者侦查机关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答复的才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投诉, 然而由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自己否定自己,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方面,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进行赔偿的各种侵犯人身权利的情形中, 没有违法搜查这一项。另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第193条和、第197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于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妥善保管义务, 但对保管权属、保管流向以及保管场所等三大要素均未作出规范。 (5)

三、强制性侦查措施实施中法律监督的缺失

(一) 监督范围和标准不明确

《宪法》第129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 其监督的范围必然包括对各种侦查活动的监督, 但是除逮捕外, 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 检察机关对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侦查监督权并没有具体的法条依据。由于刑诉法对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具体程序规定的过粗, 缺乏可操作性, 检察机关的监督也无章可循, 缺乏统一的标准。

(二) 监督机制滞后以及监督方式的被动性

侦查机关享有对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和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 无需经过其他机关的批准, 必然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对这些强制性措施进行有效的监督。另外, 即便是对逮捕的监督, 由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主要形式是书面审查, 即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报送的提请逮捕的案卷材料进行审查, 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象能够全面反映在案卷中, 公安机关也会尽量避免在报送材料中体现其自身存在违法的情况, 这就使得这种审查只是流于形式。 (6) 这反映了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被动性, 检察机关难以主动预防和及时纠正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

(三) 监督手段乏力, 没有规定程序性制裁措施

即违法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 (试行) 》中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主体地位, 其中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于受理的投诉审查完毕, 认为侦查措施可能存在违法情形的, 要求侦查机关说明采取侦查措施的情况和理由。侦查机关发现侦查措施存在违法情形的, 应当立即纠正并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检察院, 但是对于侦查机关不配合的制裁措施并未作出规定。

摘要：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涉及公民人身、财产、隐私等多项权利, 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搜查、查封、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做出系统性规定, 缺乏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现行有关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尚存在监督内容和标准不明确、监督机制滞后和监督方式被动、监督手段乏力、自侦案件监督缺失等问题。我国应当明确侦查监督的价值取向, 着重从上述几个方面出发, 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控制体系。

关键词：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权,侦查监督,非法证据排除

注释

1 谢财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概念应予规范》, http://10.11.0.23/iweb-qwjs/view.jsp?DMKID=655&ZLMBH=3&BH=65389。

2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 李克强, 杨百揆, 刘庸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09页。

3 (4) (5) 朱吉龙:《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保障》, 载《公安研究》, 2009年第4期 (总第174期) 。

4 (6) 瞿丰:《侦查监督探析》, 载《犯罪研究》, 2005年第1期。

侦查活动的监督 篇2

一、当前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肯定我国各级侦查机关对刑诉法中有关侦查的制度和规范的执行情况，总的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侦查权缺少制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进而影响案情的切实查证。1．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都有，主要发生在某些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一是有的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划清，担心把人放掉会放纵罪犯；二是侦查工作出现“反复”，比如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等，侦查陷入僵局，羁押期满而未能结案；三是少数案情确实复杂，虽经批准延长羁押期，仍然未能查清全案；四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在逃，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按有关规定处理。五是由于鉴定的原因等等。

2、对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以及诱供、套供、骗供等问题时有发生。

3、侦查活动同刑事政策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如在严打斗争中，侦查手段的选择缺乏合理性，倾向于选择最严厉的方法，从而使严打的概括性精神转向具体化，往往使嫌疑人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4、其他不按刑诉法办事的情况。例如，不允许犯罪嫌疑人对询问笔录中遗漏或差错提出实事求是的补充或改正意见；实施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侦查实验等侦查行为不邀请见证人到场见证，等等。

二、检察对刑事侦查监督的途径、方法及其不足。我国检察院目前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途径主要有：（1）通过审查逮捕、起诉工作进行监督。（2）通过派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有关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的，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3）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因此，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机关或者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提出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及时审查，发现侦查活动中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法处理。（4）通过审查侦查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释放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有相应规定。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口头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2）书面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即对于侦查活动中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3）追究有关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在采取侦查措施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目前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我国警检关系的基本模式：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侦查，检察机关主要负责起诉。检察机关无权指挥公安机关。侦查和起诉在程序上被明显分开，侦查是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机关独立进行侦查，除逮捕外可自行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主要通过批捕和审查起诉进行监督。这种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中有刑讯、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实际上多数也难以查实，有些虽然能够查实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给予了适当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事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收回。依照法律，检察机关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其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复验，而且复查的案件，一般仅限于大案、要案。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都不参与。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与活动的被动性都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调查报告《检察对刑事侦查明的监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权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往往导致滥用。特别是刑事侦查权的行使频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和紧迫。（2）检察院缺乏中立、超然地位，监督带有倾向性。检察机关尽管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它们本质上也属于国家追诉犯罪机构，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监督警察心理上就不是那么坚决和明朗。尽管法律要求检察机关要尊重事实真相，并同时注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但刑事侦查的一个基本情况表明，检察机关无论作为侦查机构还是作为公诉机关，往往更加重视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和事实，即使进行法律监督，也经常是从如何有效进行追诉的角度进行法律监督。法律在不提高嫌疑人地位、不设立中立裁判者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必然造成追诉力量的过于庞大和辩护方力量的继续萎缩，同时也无助于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这显然表明，只靠侦查机构负责人实施的内部制约或者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事实上，没有中立司法机构的介入，没有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辩护律师参与范围的扩大，中国的侦查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也很难被完全纳入诉讼的轨道。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控辩双方在中立裁判者的主持下进行对抗，裁判者居中裁判。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念。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基于这个理念进行的。任何一个诉讼制度的形成都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并形成一系列与它相配套的制度。改革一项制度必须考虑与它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我国的庭审方式改革就引发了起诉方式的改革，同样对抗式审判也要求侦查制度的改革。因为对抗的前提是控辩双方力量的均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中立裁判者对侦查机关进行制约。而我们目前恰恰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因而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构自己或者检察机关通过秘密审查来发布许可令状的，而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要求将羁押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也无法向承担侦查和公诉职责的司法机构提出申请。这样，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所谓“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就不可能存在；那种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听审活动在侦查程序中也无从进行。一句话，中国的侦查程序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在这里，无论是专门性调查活动，还是有关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权益的强制性措施，都是由侦查机构或是由公诉机构自行决定，而不是由中立司法机构进行授权。这种制度设计不符合“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现代法治基本原则，也会经常带来诸如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现象，主要导源于这种由追诉机构兼负司法审查职能的侦查构造。（3）侦检脱离影响起诉质量。侦查毕竟属于刑事追诉机制的一个环节，刑事追诉的成功与否，最终还要取决于检察机关能否成功地说服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在刑事诉讼中，案件不论是由检察机关还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后的出庭支持公诉都要由检察机关统一负责实施。可以说，在确保已经侦破的案件取得最终“胜诉”方面，检察机关要比公安机关承担着更大、也更为关键的责任。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检警分离的体制，却造成负责对大多数案件进行侦查的机关，与负责对所有案件支持公诉的机关各行其是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只要将案件侦破完毕，其余的追诉工作也就由检察机关去做了。于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负责侦破案件和实施鉴定的公安人员极少有出庭作证的，负责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很难获得公安机关的继续支持和配合。另外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命令和指挥公安人员进行侦查，而只能在必要时请求公安机关派员协助，这样一来检察机关就无法从起诉的角度对侦查进行指导，进而大大影响了刑事追诉的效果。（4）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际上脱离，也不利于促使侦查人员提高素质。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较少受到制约的现状使侦查人员缺少一种外在的压力，在办案过程中往往忽视提高自身素质及改进侦查方法和提高技术手段，而是习惯于过多地依赖和使用强制处分权，尤其是偏重羁押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而这些手段使用不当又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实践中存在的违法搜查、扣押刑讯逼供等现象，不能说与此无关，由于对违法侦查缺乏制约机制而不能有效预防及时制止并予以相应制裁，反过来又会强化侦查人员对这种现象的无所谓态度，形成恶性循环。

侦查活动的监督 篇3

关键词：公安派出所 刑事拘留 刑事侦查 检察监督

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刑事诉讼领域人权保障问题备受关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中，大部分刑事拘留和刑事侦查活动主要由公安派出所自由决定实施，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任何一种权力都可能被滥用，并且权力越大，它被滥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派出所不严格遵守刑事拘留和刑事侦查的法定条件、任意扩大拘留对象、在治安案件和自诉案件中违法适用刑事拘留、在侦查活动中滥用查封扣押措施等问题时有发生。为规范和监督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拘留和刑事侦查活动，本文以强化检察监督为目标来探究完善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拘留和刑事侦查的监督机制。

一、检察机关对刑事拘留和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现状

（一）检察机关自身对检察监督认识不足

“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诉讼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受长期工作影响，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相互配合方面表现的比较突出，但是检察监督的意识相对薄弱。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个别案件难度大、阻力多、顾忌多等原因，检察机关不敢监督。这些反映了检察机关对检察监督认识不足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拘留和刑事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二）检察机关检察监督力量不足

从机构设置上讲，一个辖区内只有一个检察院，但是公安机关却往往有几个或是十几个派出所，一个检察院对数量众多派出所进行监督则显得力量不足。从检察机关内部来看，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主要由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来进行。以侦查监督部门为例，侦查监督部门只是检察机关的一个下属部门，人员极其有限，面对庞大的监督对象，侦监部门很难对刑事拘留和各个派出所的的刑事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与此同时，侦监部门还承担大量的审查逮捕案件。检察机关人员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数量上严重不对等，检察机关疲于应对，很难发挥监督的作用。以天津市河西区为例，公安河西分局下设13个派出所，另外还有经侦、刑侦、禁毒支队以及公交分局，这些职能部门均有权进行刑事拘留和独立开展刑事侦查活动，这些职能部门人员配备民警两千人左右，但是河西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人员仅有11名干警，人员差距极大，检察干警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之外再承担对刑事拘留及刑事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可谓难度极大。

（三）检察机关获取监督信息渠道狭窄

知悉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活动才能有效开展监督，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主要是从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案卷材料中获取信息，方式相对单一，甚至有时公安机关会有意识的隐瞒一些问题，导致违法行为不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有的违法行为也因为难以收集到充分的证据而无法查实。在实践中，对于公安机关很多违法方面的信息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才能得知，有时是在复核被害人时才知道公安机关实施了何种行为，但是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干警并没有充足的精力去核实被害人的言词证据，这也导致了对于公安机关的很多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除此之外，对于公安机关的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侵犯当事人财产权利的侦查措施，检察机关更加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

（四）检察机关事后监督具有滞后性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除逮捕外，公安派出所在刑事侦查活动中采取的措施事先不必报请检察机关的批准，这使得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派出所滥用职权行为很难及时发现和监督，只有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才能够依据案卷材料进行审查，个别案件甚至在犯罪嫌疑人因权利遭受侵害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时才介入，但此时侦查违法行为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侵害已经发生，侦查监督只能起到弥补的作用。因此，时间的滞后和范围的狭窄导致不能对公安派出所的行为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

（五）检察监督的执行力不足

检察机关事后监督主要为口头纠正、书面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书》3种方式，但口头纠正常常软弱无力，书面文书虽然能引起公安机关重视，但缺乏法律强制性和执行力。公安机关可以对检察监督置之不理或“淡然处之”，造成检察机关对刑事拘留的监督手段乏力、严重缺乏刚性。[2]以本院为例，今年我院在办理一起强奸案的过程中发现外区一派出所存在违法行为，因此对外区一派出所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是该派出所将该纠正违法通知书退回本院，致使该纠正违法不能发挥其作用。在实践中，本辖区内的公安机关对于我院的监督还比较重视，但是辖区之外的公安机关则表现得更为消极，无法使纠正违法落实。面对这种情况，检察机关监督的执行力则显得更加无力。

二、检察机关对刑事拘留和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依据

（一）我国宪法性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实施检察监督的职能

《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5条也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些宪法性法律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作出了原则性的表述和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的刑事拘留和刑事侦查活动是检察监督的重要内容。

（二）《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实施检察监督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条规定是人民检察院对行使诉讼活动实施监督的原则。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职能覆盖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有权对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活动的全过程行使法律监督权。同时《刑事诉讼法》第9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该条款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权的直接依据。

（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细化了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职能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14章具体规定了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内容、程序以及发现公安机关违法情形后如何处理的相关内容。其中第5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565条也详细列举了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内容。

（四）《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4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存在违法情况，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的，公安机关应当调查核实，对于发现的违法情况应当及时纠正，并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该条不仅规定了公安机关要接受人民检察院监督，也规定了在面对监督时公安机关如何去做的问题。

三、检察机关加强对刑事拘留和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措施

（一）充分发挥提前介入机制的作用

确立检察提前介入制度可促使侦查机关收集、保管、移送证据材料时，做到全面、客观，保证侦查取证依法进行。2012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67条确认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做法，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口头纠正，情节较重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充分发挥提前介入机制的作用，明确检察机关介入侦查活动是为了了解侦查活动情况，履行监督职责，着眼于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不但可以指导侦查机关依法取证，还可以实现对侦查行为的同步监督。与事后监督相比，同步监督有利于增强监督的实效性，一定程度可以避免事后监督带来的违法行为已经发生而无法纠正的滞后性弊端。

（二）设立侦查监督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

看守所驻所检察室应当对被拘留人进所、拘留期限变更、出所等情况进行审查，并对执行情况进行同步监督，发现违法行为立即开展调查。单独设立或者分片设立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可以延伸和下沉监督触角，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拘留和刑事侦查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和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和纠正，依法进行监督。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规模较大、发案较多、辖区人口较多的典型公安派出所作为设立侦查监督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的试点。同时，指派专人通过审查派出所接警台帐和受理立案的登记台帐、监控录像等相关案件资料，旁听审讯和询问，参与讨论分析案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以及定期、不定期巡访检查等方式，建立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机制，实现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信息的实时、全面掌握，畅通信息来源渠道。

（三）建立健全刑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

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不能及时有效的知悉刑事拘留和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情况，不能获取案件的充分信息。建立健全刑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有助于打破信息不对等的知情难困局。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要求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但在实践中，刑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并未真正取得实效。具体来说：一是实现公、检业务系统的对接。通过刑事案件业务系统对接，建立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赋予检察机关查看公安机关办案系统中治安、刑事立案及处理方面的权限，及时知悉刑事案件的受案、立案、破案、结案等情况。二是建立办案信息定期通报机制。由公安机关每月定期向检察室通报刑事立案、撤案、涉案人员处置、适用（变更）强制措施、提请逮捕等情况。由检察机关每月定期向公安机关通报刑事立案监督、纠正违法、追捕追诉、批捕、不捕、起诉、退回补充侦查、不诉等情况。三是建立案件定期巡查、抽查机制。由检察机关对派出所的治安案卷及没有报捕的刑事案卷进行定期巡查、抽查，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滥用刑事拘留措施等问题进行重点检查。

（四）建立健全审查机制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案件进行审查，既是了解案情，确定逮捕的必要性的途径，也是发现违法行为的重要途径。实践中，审查案件的主要方式是查阅案卷，这种书面审查方式虽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很多问题并不必然一定能够体现在案卷之中，对于相关文书没有随案移送的，很难发现侦查措施中的违法行为，难以实施监督。故应在严谨细致的阅卷基础上，完善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建立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对侦查机关采取的侦查措施不服时提请检察机关监督的机制，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措施的监督。此外，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进一步在制度上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并增加了在侦查终结听取律师意见的相关条款。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建议，有助于检察机关准确认定案情，把握逮捕的必要性，同时也为检察人员了解侦查情况提供了信息渠道。

注释：

[1]魏腊云：《最高检察机关及其法律监督权力的宪法分析》，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论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 篇4

侦查的主要目的是为查明犯罪事实、收集犯罪证据、逮捕犯罪嫌疑人、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基本程序, 也是审查逮捕、起诉、审判等其他诉讼活动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侦查监督即是对上述侦查活动的程序和实体进行约束和制约, 在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侦查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侦査监督部门根据内部职能的划分, 通过审查逮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等方式对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开展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项职责、八大任务, 以审查逮捕为主体, 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共同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侦查监督职能, 在严厉打击严重违法犯罪的同时, 更加着力于保障人权和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 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树立法治权威和执法公信力。

二、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实践现状

根据上述定义, 我国现行的侦查监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审查批捕、立案侦查活动监督以及侦查活动监督。因此接下来笔者就从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一) 审查批捕

审查逮捕作为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权, 是检察机关开展侦查监督的有效途径之一。检察机关通过正确行使审查逮捕权来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结果进行评价, 确保法律得以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法律法规, 对开展审查逮捕工作的主体、程序、结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细化和规定。审查逮捕的主要内容包括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决定逮捕。

在审查上, 包括实体审查和程序审查, 在审查结果上分为批准逮捕和不批准逮捕。即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构罪即捕”现象, 相比较而言,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使用率较低, 检察官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分析和审查案件的证据, 重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把握, 以此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因此, 往往没有这么多精力再来审查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 特别是必要性条件。过于注重审查犯罪证据及犯罪事实, 侦查监督人员很少考虑逮捕的必要性, 普遍存在“以捕代侦”的心理。

(二) 立案监督

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査机关在是否依照《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刑事立案活动进行监督的诉讼活动。关于立案的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条等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或者公民或者单位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 可能存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 公安机关都要按照职权范围对此进行调查核实, 然后决定是否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立案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和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

然而在现实中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数量一直在不断增长, 其中监督不应当立案的案件占据大多数。而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出现的原因有很多, 如一些公安机关迫于内部立案数和破案率等考核指标的压力而乱立案, 或者在某些上访等群体性事件中, 明知其不构成犯罪, 但受某些因素的干扰进行立案调查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此平息社会舆论压力或者缓解社会矛盾, 或者以立案为名借机插手民事、经济纠纷, 滥用立案权以权谋私等违法违规行为。立案监督成案后, 因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难以对侦查机关开展的后续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极大地影响了立案监督的法律效果。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发现了立案监督线索, 经调查核实后认为公安机关确实存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 在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 公安机关在审查后一般都会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予以立案。但是立案后, 限于侦查技术或者人力物力及责任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部分民警往往会将监督立案的案件摆在一边, 时间久后就会慢慢出现立而不侦或者久侦不破的现象。

(三) 侦查活动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 (2012年修订版) 第98条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答复检察机关。

侦查活动监督主要内容包括纠正违法侦查活动和纠正违法适用强制措施。所谓纠正违法侦查活动, 是指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侦査活动或者审查逮捕过程中, 对公安机关开展的讯问、扣押等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所谓纠正违法适用强制措施, 是指检察机关在工作中, 对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所釆取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赵某某、佘某某案件中无不表明了我国侦查活动监督的必要性, 刑讯逼供、拷问现象大量存在。纠正违法侦查活动的监督制度刚性不足, 手段较弱, 难以保证纠违工作取得预期成效。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过于原则, 侦查活动违法的性质认定比较困难, 单靠书面审查核实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侦查活动违法的发生。

三、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不足的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 我国现行侦查监督制度在运行中, 还存在较多问题,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根深蒂固。不论是侦查主体的侦查人员, 还是侦查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人员都受传统实体正义的影响, 忽视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因而会有刑讯逼供, 在立案、逮捕中过分强调实体证据结果的收集齐全充分, 而忽视制度应有的功能。

(二) 在硬件上, 缺乏必要的技术监督手段。如在监督来源、方式、手段上拘泥于传统的方式, 在办案压力大的情况下难以奏效, 形成实质监督。

(三) 在监督实效上, 缺乏有效的可操作化机制以及必要的监督惩戒机制, 无法体现监督机关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四、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建议

我国的侦査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既承担着对公安机关等侦查主体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逮捕的职责, 又承担着对各侦查主体在侦査活动过程中开展的刑事立案、侦査活动是否合法实施监督的职责, 既注重实现实体上的公平正义, 又注重实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 以达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促进社会稳定的最终目的。因此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必要性, 接下来笔者主要从宏观上提出几点完善的建议, 以促进我国侦查监督制度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发展。

(一) 深入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 让看得见的正义观念通过多种途径深入到侦查人员以及监督人员的日常办案中。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通过制度性的约束办案人员行为的典范, 当然其在具体制度细节完善上需要不断加强。程序正义理念的生深入, 犯罪嫌疑人的切身利益才会切实得到维护, 监督制度才能朝着科学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 建立完善的监督手段和工作制度。如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 加强与公安机关办案信息共享平台, 及时掌握侦查机关的办案流程以及进展信息, 以节省效率, 确保监督落实到位;建立和完善方便群众申诉举报等收集线索的平台, 拓宽监督渠道等。

(三) 建立侦查监督的惩戒机制, 以保证侦查监督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对于立而不侦、久侦不破、侦而不结、立案后违法撤案等违法行为, 笔者认为应建立相应的时限约束机制, 并与侦查人员的工作绩效密切链接, 作为考评的重要指标, 以督促侦查人员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正视监督的作用与权威性。

摘要：正义不仅要实现, 更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 侦查监督作为我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侦查活动中制约侦查权, 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 体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上发挥着突出作用。本文以我国特色的侦查监督权为基础, 结合我国司法实践, 提出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建议, 以期我国侦查监督权在实践和理论中得到更大突破。

关键词：侦查,监督制度,检察机关

参考文献

[1]杨振江.侦査监督工作三十年回顾与展望[J].人民检察, 2008 (23) .

侦查监督部门做法 篇5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每周组织一次集体学习理论活动，每月组织一次学习经验交流和成果汇报。使得每名干警牢固树立正确的民主政治观、司法公正观、办案效率观、职业廉洁观，保障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尤其是在新刑诉法颁布以后，科长带头学更是激发了同志们的学习热情，为新刑诉法的顺利实施提前热好身。

2、严把逮捕关，提高办案准确率.在审查逮捕案件时，做到既收集和审查有罪、罪重的证据，对侦查机关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的，坚决依法追捕；同时又通过收集和审查无罪、罪轻的证据，对不符合法定逮捕的，依法不（予）批准逮捕，从而防止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对于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嫌疑人坚决作出逮捕决定以遏制其所具有危害性在社会上继续蔓延，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

3、加大立案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拓宽立案监督渠道，严格审查案件事实，针对提出立案监督的案件注重对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的说明，以理服人。严把受案关，受案时注重发掘可能存在的立案监督线索，注重从内部、从已办案件中发掘案源，今年我院反贪部门侦查报捕的一个贪污案件中，通过对案件的严格审查，及时发现存在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情况，并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监督立案。及时监督公安机关重新立案，让受案成为立案监督的第一关口。在查办监督案件时，采用“三个监督”跟踪案件进度，保障立案监督成效。通过监督侦查取证措施、监督适用强制措施、监督结案情况，防止和纠正侦查机关消极侦查、随意撤案、以罚代刑、滥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

4、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提高工作效率

侦查活动的监督 篇6

1 我国侦查监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现状

当前, 我国侦查程序的监督, 是一种以检察机关监督为主, 公安机关内部监督为辅的侦查权控制模式。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国检察机关对于侦查程序的监督, 主要体现为:

(1) 立案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的, 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2) 对适用强制性措施的监督。根据现行法律, 我国的侦查机关除了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外, 对于其他的强制性措施的适用, 侦查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或变更。另外, 对于采取搜查, 扣押, 冻结, 监视, 监听等侦查行为, 也可以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 不属于侦查监督的范围。

1.2 我国现行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这种以检察机关监督为主, 公安机关内部监督为辅的侦查权控制模式虽然对于抑制侦查机关违法实施侦查行为, 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从总体来看, 侦查监督制度的运作并不理想, 存在着诸多缺陷:

(1) 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作用较为有限。法律虽然要求人民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案件进行监督, 但是对于公安机关接到检察机关的通知立案书之后置之不理或是阳奉阴违时检察机关应当如何处理,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而且, 虽然立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立案的监督, 但是对公安机关的撤案并没有明确规定要进行监督, 这也使得个别侦查人员利用这个监管漏洞, 徇私枉法, 随意撤案。

(2) 监督虚无的现象严重。有研究数据表明, 最近三年全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批捕率均高达90%左右。逮捕的立法本意乃是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妨碍刑事侦查的行为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 因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这一严厉性而有严格的适用条件。但是检察机关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 却将逮捕作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妨碍刑事侦查的最有效手段, 对于审查批捕一般都给予批准, 可批可不批的, 也给予批准, 这就使得逮捕以及逮捕之后的羁押成为了刑事侦查程序的常态, 从而忽视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2 现行侦查监督不力的深层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 目前我国侦查监督不力的原因, 虽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程序立法不够完善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目前这种深受前苏联影响的行政型侦查模式的固有缺陷造成的。这种行政型侦查模式的重要特征是, 侦查程序由侦查机关 (警察检察机关) 自行控制, 法官不介入侦查, 强制侦查措施的采用也由侦查机关自由裁量决定。由于缺乏一个中立的司法裁判者来对侦查机关的行为加以制约, 这就使得整个侦查程序缺乏一种控、辩、审三方组合的司法型结构, 而呈现出一种行政型结构, 即由侦查机关及其相对人构成的两方组合。这种行政型侦查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 由于采用了同体监督的形式, 违背了“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官”的规律, 缺乏外来的中立的第三方的有效制约。

(1) 司法权是制约侦查权的最佳权力。

关于对侦查权的制约, 主要有两种模式:审判权的制约和检察权的制约。正如前面所分析的, 检察机关同时将法律监督与刑事追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力集中于一身, 无法保持公正的法律监督所必需的中立性和超然性。与检察权相比, 首先, 司法权具有中立性和更注重权力过程的形式性, 即程序性;其次, 司法权介入侦查程序令我国原有的纯行政性侦查程序的双方结构 (侦辩双方) 发生变化, 成为一种近似于诉讼构造的三方结构 (侦辩裁三方) ;再次, 司法权的介入有利于使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得到保障, 司法权的介入, 可以为犯罪嫌疑人的受侵害的合法权益提供救济途径, 增强辩方与强大的侦查权抗衡的力量。最后, 司法权的介入有利于充实裁判权。

(2) 在我国当前确立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需要扫清的几个障碍。

确立侦查程序称许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是法治化进程的一个必然趋势, 然而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 要确立起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还需要理清以下几个问题, 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扫清障碍:

首先是加强法官的权威和独立性问题。司法的独立是实行司法审查的一个必要条件。而目前中国的司法独立还有待改进。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 而不是法官独立, 强调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在公、检、法三机关这种平起平坐的线形结构中, 法官地位的权威性并未得到推崇和尊重;其次, 法院的独立也经常受到政府, 党委的不正当干预。因而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有必要修改宪法、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三机关相互协调, 相互配合的关系, 改变公、检、法三机关的线形结构, 加强法官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3) 我国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如何设立的初步设想。

①确定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的范围, 并实行司法令状制度。

侦查程序中, 侦查机关为了收集证据, 确认犯罪嫌疑人, 可能会运用到各种侦查措施包括一些秘密手段, 这些都可能会直接侵犯公民的人身, 财产权利以及隐私权力。因此, 我们在构建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时, 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纳入司法审查的侦查行为范围, 不仅要把涉及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侦查措施纳入审查的范围, 也要把涉及对物和对公民隐私权的强制侦查措施纳入审查的范围。对于这些行为, 侦查机关在实施前, 除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情况下, 应先向法官提出申请, 经法官审查同意后, 发布令状, 方可实施。从而使得对侦查程序的监督在事前就已经介入, 防患于未然。

②在我国建立预审法官或侦查法官制度。

所谓预审法官, 侦查法官, 是指在侦查阶段, 对侦查机关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决定的法官。预审法官或侦查法官的设置, 是为了防止控审不分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形成预断, 从而使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官和进行庭审的法官实现诉讼职能的分离。我们可以考虑在人民法院内部增设预审庭和预审法官, 专门负责强制侦查行为的审查批准, 或者在目前我国司法资源尚不充足的情况之下, 可以考虑先由人民法院的刑庭的法院轮流, 随即性的承担预审职能。

参考文献

[1]季美君.论侦查监督制度的立法完善[J].中国检察官, 2006, (12) .

侦查活动的监督 篇7

一、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概念、种类及运用

(一)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含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仅指对人的强制措施, 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 为了有效犯罪分子作斗争, 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开展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各种方法和手段 (1) 。

(二)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种类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事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在上述五种强制措施中, 除逮捕外, 其它四类措施侦查机关均有权直接决定使用。

(三)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

强制性侦查措施是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重要手段, 因此, 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 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一定要坚决果断。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以限制或干预公民、组织的权利为前提, 如果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只会贻误战机, 给侦查工作带来被动和隐患 (2) 。因此, 强制性侦查措施适用中, 既要使侦查权得到依法充分的有效行使, 又要防止侦查权被滥用、误用, 保证其依法正确行使。

(四) 强制侦查措施的作用

侦查强制措施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通过适用强制措施可以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逃跑、逃避侦查, 进行串供、隐匿、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等妨碍侦查的行为, 保证侦查机关及时全面地收集证据, 查明犯罪事实。能够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犯罪危害社会, 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具有震慑犯罪嫌疑人, 并打消其侥幸心理, 促使其悔过自新的作用。

二、当前中国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当前, 我国的侦查权主要由国家的侦查机关独占实施, 面对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和压力, 侦查机关的负责人多倾向于放宽对强制性侦查行为的限制,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亦有扩张的趋势。 (3) 强制性侦查措施如果使用不当, 就会造成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 伤害无辜, 那么对我们国家现行的强制性侦查机制进行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研究发现, 我国的强制性侦查机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缺乏直接有效的法律依据

《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六章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五项强制措施实施的条件, 除逮捕需要检察机关的批准外, 其他四项强制措施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监督程序。但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都过于原则, 没有具体详细的实施规则, 也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虽然检察院是法律的监督机关, 但是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四项强制措施如何监督, 是以备案的形式监督还是批准决定的形式监督, 是事前监督还是事后监督, 是书面审查, 还是其他形式审查, 发现违法情况后, 如何补救, 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 实施强制措施的机关权力过大, 缺乏监督

在五项强制措施中, 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的案件, 侦查机关掌握了完全的处分权, 享有该类案件强制措施的启动权、终结权、变更权, 同时也享有逮捕后不经同意即可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力。对刑拘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不批准逮捕而改为收审;明明已构成犯罪却作治安处罚。对不应当采取强制措施的违法采取强制措施, 应当采取强制措施的不采取强制措施, 我国侦查机关对于强制措施的权力过大, 缺乏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约束, 其权力呈现严重的失控状态, 导致了许多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现象。

(三) 有权批准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机关不统一

从《刑事诉讼法》第六章的规定可以看出, 公检法三机关都可以实施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这三种强制措施都不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 实施的地点分散。地点不统一、办案机关不统一, 势必给监督带来一定的困难。

(四) 监督机关处于被动地位, 无法对强制措施进行主动监督

侦查机关只是在需要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 才呈请检察院审查, 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的案件, 则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不需要送监督机关备案, 更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要对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案件进行监督, 仿佛是雾里看花, 情况都不清楚, 谈何监督 (4) 。此外, 监督机关的监督形式往往都是书面审查, 而违法情况根本不会在案卷材料中反映出来, 这更加使得监督机关的地位显得被动。

(五) 监督措施无力, 无法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 对违法强制措施的监督主要有口头纠违和书面纠违两种。侦查机关对这些监督往往视而不见。法律并对没有对这两种方式赋予强制执行力, 如果侦查机关不及时纠正其违法强制措施, 监督机关便无可奈何了。

三、完善我国刑事强制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几点建议

从世界范围, 以司法权来对强制措施进行制约是一个主流发展趋势。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 都是由司法官员作出正式羁押的决定或命令, 如在德国, 法官决定待审羁押时, 应当签发书面逮捕令 (5) 。从我国宪法确定的检察机关的性质看,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 属于国家的司法机关。因此确定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进行监督, 既符合世界主流, 也符合我国现有国情。

(二) 办案机关实施的所有强制措施应对监督机关透明, 使监督能够主动

监督主体要知晓监督对象的活动, 才能开展监督的活动。监督对象若对自己的活动采取“暗箱操作”, 做的事情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 那么, 监督主体就根本不能对它进行监督, 权力监督也会形同虚设。监督主体要真正做好监督, 要求对监督对象的情况有较全面的掌握。首先, 要建立强制措施的备案审查制度, 凡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了强制措施的案件, 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均要送检察机关备案。其次, 备案审查也应当及时。监督机关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强制措施的采取和变更情况, 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审查, 那么违法的强制措施便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侵犯也将越来越严重。

(三) 以法律为后盾, 以强制性手段保证监督的进行

强制性是保证监督主体权威的前提基础。监督主体的监督活动要有权力与法制的强制力量予以保证。以权力监督权力虽然也需要监督对象的合作, 但监督绝不能建立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之上。权力监督主体不能离开强制性的手段, 无论监督对象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强制。现有的口头纠正和书面纠正两种方式都不足以保证能有效的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 应当规定一定的强制性手段作为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纠正违法强制措施的补充。如果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通知违法机关自行纠正其违法实施的强制措施后, 办案部门不能在法定或者规定的时间内纠正的, 应当赋予监督机关直接纠正的权力。

(四) 针对不同的强制措施, 采取不同的监督手段

《刑事诉讼法》中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强制措施, 可以分为羁押和非羁押两类。对两类不同的强制措施, 应采取不同的监督方式。对于拘传、取保候审以及监视居住等非羁押的强制措施, 相对于羁押类的强制措施, 对犯罪嫌疑人自由权干预较小, 以事后备案的形式进行监督即可。

鉴于拘留一般在紧急情形下采取, 一般处于侦查过程中的关键阶段, 拘留措施决定权仍应当保留在公安机关, 但应加强检察机关对拘留的监督。《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情况下拘留时间是3日, 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4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可以延长拘留至30日。在这三种情况中, 需要延长拘留至30日的, 应当事先报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这样既考虑到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紧急性、复杂性, 又可以避免拘留延长期限的滥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和第七十三条的规定, 侦查阶段, 逮捕的批准决定权在检察机关, 但是逮捕后强制措施的变更权, 仍在侦查机关。该规定, 使得逮捕的批准和变更权不一致, 有损司法机关的严肃性。上述规定可以做出进一步完善, 在法定的新的情况出现时, 办案机关应当在得到检察机关的批准后才能变更强制措施, 这样既考虑了法律规定的灵活性, 又维护司法机关的严肃性。

(五) 建立合理的介入机制, 由点到面扩展, 做到全面监督。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侦查活动, 发现违法行为, 应当及时通知纠正。各地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据此均有适时介入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实践, 并且也总结出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也有着不菲的成效, 进一步完善确实是于法有据于行有效的举措。检察机关可先与侦查机关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规范介入侦查工作的范围和程序, 介入的常规方式和特殊情况处理。

注释

1 期刊类---艾明:《论我国刑事侦查中剥夺人身自由措施之合理配制》[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 (3) 期, 第65页。

2 普通图书类---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85页。

3 普通图书类---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M],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第195页。

4 期刊类---孙长永:《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与司法审查》[J], 《现代法学》2005年第 (5) 期, 第20页。

侦查活动的监督 篇8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暂时限制或剥夺的各种强制方法。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按照强制程度从轻到重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 而公安机关依法享有侦查权, 为了调查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清案件事实, 自然有权适用强制措施,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安机关具有适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以及提请批准逮捕和执行逮捕的权力。因为刑事案件的侦破主要压力集中在侦查阶段, 因而实际上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侦查机关手中, 尤其是负责主要侦查职责的公安机关手中。刑事诉讼具有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 强制措施如果适用不当或错误, 势必会侵犯个人的人身自由或其他人权, 从保障人权出发, 必须对强制措施进行必要、合理的限制, 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进行侦查监督, 以确保它的准确适用。但是, 目前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审批和监督的规定不够系统和完善, 在五种措施中, 刑事诉讼法只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作了严格的审批、监督规定, 对其他四种强制措施的规定不明确, 导致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变更和撤销缺乏必要的监督, 出现滥用强制措施、侵犯人权的现象。本文拟从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进行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出发, 分析监督的主体、方式和途径等, 并分析当前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实施侦查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制度概述

1. 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进行侦查监督的必要性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否则“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只有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 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是行使国家司法权力的活动, 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因此在在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地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如果适用不当, 势必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因此, 在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时, 必须进行法律监督。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的不断进步, 刑事诉讼越来越以一种公开、民主的方式进行, 惩罚犯罪程序的合法性、正当性日益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这背后蕴涵的即是人权保障思想。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授权的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 对公民所采取的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手段, 本质上讲它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制约, 这就必然涉及到权力行使与权利维护等一系列问题。“无救济则无权利”, 如果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人权保障就无从谈起。因此, 法律必须赋予公民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向法律监督机关提出控告、申诉的权利。

在我国, 强制措施与侦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特别值得关注。当前, 侦查阶段的人权问题备受世人关注, 而且侦查阶段侵犯人权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侦查活动是最深刻地影响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运作程序, 与公民的权利息息相关, 而且享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基于调查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 依法有权适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以及提请批准逮捕和执行逮捕的权力, 这几种强制措施都不同程度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

我国的刑事侦查模式总体上趋近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审问式侦查。由于中国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影响颇深, 重权力轻权利、重义务轻权利,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 这种传统的影响仍然十分深远。具体表现有: (1) 在司法实践中, 不少侦查人员在观念中, 过于重视案件的侦破, 而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 认为侦查活动具有强制性, 在国家侦查权范围, 公民的权利尤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理应服从于国家的侦查权。在我国, 不少侦查人员没有将犯罪嫌疑人看作是侦查阶段与之平等对抗的主体, 没有将其是看作是享有独立人格的人, 而是将其视为侦查权力行使指向的对象。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根本不拥有与公安机关抗衡的权利与力量, 无法与公安机关平等对抗。 (2) 公安机关作为强制措施的决定者, 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为了案件的顺利侦破, 往往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 难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加以保障, 也没有对个人权益提供有效救济的途径。 (3) 公安机关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大都是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罚者与被处罚者双方构造而成的, 这里既不存在中立的第三方的介入, 也不受其他国家权力机关的有效审查和制约。

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公安机关必须享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但是公安刑事强制措施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它又是一柄“双刃剑”, 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 否则就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作为刑事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措施, 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通常由公安机关自行批准 (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需经人民检察院批准) , 不受司法审查, 不仅事先无须批准, 事后也不接受审查和监督, 这就赋予了公安机关过大的权力,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显然是不公平的。长此以往, 必将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因而也不能最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 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 面临着逾越界限的诱惑。”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以外的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只有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 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依据法治原则进行控制, 依法限权, 实行法律监督。

2. 监督的主体

在我国, 强制措施诉讼监督制度的主体是检察机关。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 由人民检察院责。……”, 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权……”。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是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依法承担着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由检察机关承担对强制措施诉讼监督的职责, 既符合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也符合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

任何制度都必须有一定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并且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也必须与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政治体制等相适应。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法院是侦查监督的主体, 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实行司法令状主义, 也就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时, 必须经过司法机关或者司法官员的审查与批准。尽管逮捕行为有的需要经过司法审查, 而有的则由警察、检察官甚至普通民众直接决定和实施, 但是审前羁押却毫无例外地需要经过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授权, 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如在美国, 逮捕一般必须由治安法官或者其他司法官员以发布逮捕令的形式加以授权, 警察则根据逮捕令去执行。

我国的国体、宪政体制以及司法体制与西方法治国家不同, 权力制约的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分权制约”, 而采取的是“分工制约”和“监督制约”。具体到强制措施权力制约方面, “分工制约”的思路主要体现在:将某一种强制措施的决定权、执行权、变更权、撤销权分开, 分别由不同机关行使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这体现在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享有批准或决定逮捕的权力, 但执行逮捕的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还享有变更和撤销逮捕的权力, 如对于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安可以将逮捕予以变更或解除: (1) 患有严重疾病的; (2) 正在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 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办结的。还如公安其在执行逮捕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不符合逮捕的条件或有其他法定情形, 可以变更或撤销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 检察机关享有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分, 当然也包括对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法律监督, 以确保刑事强制措施公权力的正确适用, 有力的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3. 监督的方式、途径

法律监督的实质在于察看督促, 核心在于发现、阻遏和纠正违法犯罪行为, 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根据情况的不同, 监督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事前监督是指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之前, 通过履行相应的法律手续、审批程序进行的监督。事中监督是指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对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情况进行监督。事后监督是指在错误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损害后, 对该损害进行的监督。这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

我国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机制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中。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权主要包含在侦查监督权能中, 根据法律的规定,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开展侦查监督的途径是体现在其行使侦查监督职权过程。主要有:一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在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行使审查批捕职能时进行监督, 发现并监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违法、犯罪情况。随着刑事诉讼流程, 侦查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活动会自动进入检察机关的视野, 为其开展监督提供路径, 审查逮捕因而也成为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在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 要对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是否符合逮捕的三个条件, 必要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通过审查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等方式复核证据, 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中的违法情况, 如错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

二是通过对公安机关提请延长羁押期限进行审批, 发现并监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违法情况。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 根据法定的程序和条件等进行审查, 依法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的决定, 在审查的同时也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活动进行了监督。

以上二种情况对被提请案件是否批准逮捕或是否延长羁押期限来说是一种事前监督, 但对公安机关之前采取的拘留、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情况来说就是一种事后监督。

三是当批准或决定适用强制措施后要跟踪监督, 发现适用条件发生变化、有错误或适用不当应当及时进行法律监督, 并予以纠正, 及时进行变更、撤销或解除, 这样在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同时, 更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种事中监督。

在这三种监督中, 事前防范性监督和事中过程性监督更为重要, 也更有利于保护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当然事后监督对以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也有指导和警戒作用, 这就要设立国家赔偿等救济机制, 如果错误羁押, 要进行国家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 事前防范性监督和事中过程性监督由于操作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开展的还很不够。而违法犯罪行为实际发生后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损害的, 更容易被发现、揭露、证实, 因此纠正性监督往往被视为检察机关法律的主要形式。实际上三者并不是截然分离的, 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进行法律监督, 应采取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刑事强制措施法律监督运行机制, 将该项监督贯穿于公安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全过程。当然, 为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要更加重视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

二、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1. 监督权力属性不明晰, 侦查监督缺乏刚性, 无权威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这就决定了其势必要承担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适用实施监督的职能。但监督应当是单向性的国家法律行为, 要使检察机关的监督真正发挥督促和保障被监督对象正确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效用, 不仅要明确检察机关享有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进行侦查监督的权力, 更为重要的是要设定具体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充分掌握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真实情况, 还要规定具体能够操作的程序和措施保障监督落到实处。如果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起不到有效监督的作用, 侦查监督权就形同虚设。

西方法治国家虽然没有在法律上规定检察官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 但却赋予检察官对警察侦查活动有指挥权或引导权。比如, 法官检察官有权指挥刑事司法警察的侦查活动, 刑事司法警察接到犯罪报案或即将发生犯罪的报告后, 必须立即向检察官报告, 刑事司法警察必须服从检察官的指挥和调动。检察官有权要求刑事司法警察提供犯罪案件的情况或者直接移送案件。而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建立侦检一体化的侦查机制, 但是警察在处理疑难复杂案件时, 也要向检察官征求侦查方向或者证据等方面的意见, 而且警察对检察官提出的建议一般都予以接受。

虽然我国现行侦查监督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侦查监督权的同时, 却又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规定,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 公安机关在法律地位上可以和检察机关分庭抗礼, 法律关系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就使得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不是必然要接受, 更不是必须要遵从。我国刑事诉讼法把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设计为这样一种平衡关系, 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的手段软弱乏力。因此, 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国家检警之间的法律定位, 完善我国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机制, 变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为检察制约公安机关的原则。

我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缺乏刚性。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时, 一般向公安机关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发出书面的《纠正违法通知书》, 无论是口头纠正意见还是《纠正违法通知书》都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和执行力, 在实践中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假如公安机关置之不理, 检察机关通常也无可奈何。因为法律既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根据纠正违法通知书的要求纠正违法行为, 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不纠正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2. 监督方式、途径狭窄

我国的侦查监督机制仅是原则性地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权, 在理论上, 检察机关能够对公安机关侦查中适用的所有强制措施进行监督, 但实施监督权需要具体的程序和措施进行保障。一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监督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提请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进行审查从而发现适用不当的情况, 没有确立其他途径, 对于公安机关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案件以及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 就无从入手, 或者监督变得有名无实。而且, 检察机关进行的都是书面审查公安机关报送的材料, 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全面反映在案卷中, 公安机关也会尽量避免在报送材料中体现其自身存在的违法情况。二是公安机关在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不报检察机关备案的无法监督。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7条的规定:“如果公安机关发现逮捕不当的, 应当及时予以变更, 并将变更的情况及原因在作出变更决定后三日内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变更不当的, 应当通知作出变更决定的公安机关纠正。”而在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对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比较随意, 甚至对批捕在逃人员抓捕归案后又变更强制措施, 而且在变更后很多案件都不报检察机关备案, 检察机关也就无法对变更情况实施不督。这种情况, 检察机关虽然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继续监督, 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 检察机关也就没有办法。致使检察机关在面对自成体系、拥有更为强大行政资源和背景的公安机关, 因为缺乏有效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的途径从而使这一侦查监督大打折扣。

3. 监督时间滞后

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 刑事诉讼法只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作了严格的审批、监督规定, 对其他四种未有明确的规定。因此, 在强制措施的适用方面, 法律只规定检察机关对逮捕进行同步审查和授权, 对其他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则进行事后监督, 具有严重滞后性。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强制措施公安机关负责人内部自行决定, 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强制侦查权力不受制约, 这必然导致在实践中被滥用, 从而侵凶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而检察机关在批捕阶段, 对案卷材料进行审查时, 发现违法情况或对其他强制措施在事后发现了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 并进行了监督, 也没有了实际意义, 因为违法的后果已经造成。要保障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发挥督促、规范执法的作用, 就应该进行同步监督, 及时纠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违法行为。

4. 对具体强制措施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

(1) 拘传

①拘传适用中存在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都只规定了一次拘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而对跨地区拘传时间及连续传唤、拘传的时间间隔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实践中出现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 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现象。

②对连续拘传、超期拘传以事后监督为主, 难以有效防范。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主要是事后的监督, 对强制措施也不例外, 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 发现违法行为, 应当及时通知纠正。但对这种提前介入的权的行使, 检察机关一般都会选择在案件基本侦查完毕, 行将提请批准逮捕或移送起诉时, 事实上, 也不是每个案件都需要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这就决定了对连续拘传、超期拘传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违法侦查行为, 检察机关只能以事后监督为主, 难以有效防范。

(2)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 违反法定条件适用取保候审。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的条件规定得不够明确, 担保措施不力, 致使在实践中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率低。即使适用, 随意性也比较大, 比如:一是违法收取、没收保证金、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后监管不力, 找不到犯罪嫌疑人后就没收保证金, 以取保候审结案。二是保证金的收取、管理、没收、退还不够规范, 特别是还存在克扣保证金的情况。 (2) 以变相拘禁方式执行监视居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7条的规定, 监视居住的场所为“住所”、“居所”, 被监视居住的人没有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然而有的地方的公安机关由于担心被监视居住人逃跑或者实施其他妨碍侦查的行为, 将一些被监视居住人关在指定宾馆或出租房屋, 派人进行看守, 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有的地方还设有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 有的还收取高额费用, 这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3) 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互相交替使用, 变相延长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应当说,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都是我国独立的强制措施, 对不符合逮捕条件或不宜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在其无法找到保证人或者交不出保证金时, 对其适用监视居住是最好的选择。但在实践中, 有的地方的公安机关却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互相交替使用, 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期限届满仍然证据不足时, 将取保候审变更成监视居住, 为进行侦查争取时间, 变相延长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期限。 (4) 只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既不报捕也不移送审查起诉, 实际放任不管的案件。

②因法律规定等原因, 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监督不力。

因法律并未规定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措施需向检察机关备案。致使在司法实践中, 除非被害人到检察机关举报, 否则侦查监督部门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案件无从得知, 信息渠道不畅, 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对公安机关违法没收保证金、以变相拘禁的方式执行监视居住、连续使用取保候审和监督居住措施等行为监督不够。

(3) 拘留

①公安机关适用拘留中存在的问题

①拘留程序不合法。在犯罪事实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联系不确定时, 而且公安机关内部对破案率的考核, 办案单位有时就用不破案就不立案的方式提高办案率, 先将犯罪嫌疑人拘留, 如果案子破了就立案, 否则就不立案。还存在其他一些拘留手续不完备的现象, 如有的不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还有的在家属的通知书上没有签字等。②以拘代侦、以拘促赔。因害怕犯罪嫌疑人逃跑, 再加上侦查机关侦查技术落后, 一些案件一经立案就刑事拘留, 利用刑事拘留时间进行侦查。另外, 有时为了让犯罪嫌疑人尽快赔偿被害人损失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措施。如交通肇事案中, 如果肇事司机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置若罔闻, 有的公安机关就对肇事司机采取拘留措施以促使其赔偿。③随意拘留和延长拘留期限比较随意。因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及延长拘留的期限只需要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内部审批, 无需其他机关的审查, 导致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及延长拘留期限随意, 特别是有些案情简单不符合条件的也延长至30日。如闫某某、王某盗窃一案, 该二人在某县一小区盗窃一辆价值7000元的旧面包车, 二人对此供认不讳, 公安机关却以结伙作案为由, 将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

(2) 对拘留进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①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的途径狭窄, 只能在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提请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时予以监督, 而对未报捕而对犯罪嫌疑人的采取拘留措施无法获取信息, 也就无法进行监督, 当然更不可能发现其中的违法情况。②拘留成为逮捕的前置程序, 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随意延长拘留时限的行为不能有效监督, 难以根除拘留时限最大化现象。公安机关随意拘留和随意延长拘留期限致使拘留成为逮捕的前置程序, 而检察机关对此却很难进行有效监督。如山东省某县公安机关提请的逮捕的案件绝大部分都采取了拘留措施, 且拘留期限延长现象严重 (见表) 。对此, 该县侦查监督部门曾多次向公安机关提出建议, 以抑制这种滥用强制措施现象的发生, 但效果不好。监督不力与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存在缺陷密不可分。我《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 提请审查批准 (逮捕) 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将“结伙作案”解释为“二人以上共同作案”, 即只要是共同犯罪, 不管案情如何, 公安机关均有权将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 却不违法。对这种情况的监督, 检察机关往往是无从下手, 最多也只能从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的角度, 建议公安机关缩短拘留期限。

(4) 重报捕前的监督, 轻逮捕后的监督。

近几年, 侦查监督部门加大了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力度, 取得了一定的法律效果, 但主要体现在对公安机关报捕前适用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监督上, 而对逮捕以后, 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不到位, 这一方面是因为, 大部分案件在捕后会移送起诉, 而公诉部门也有强制措施的监督权, 此时侦监部门再进行监督, 似有越俎代庖之嫌;另一方面,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 公安机关不需要检察机关的同意,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对逮捕犯罪嫌疑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只需要在变更强制措施后通知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如果不通知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也无从得知, 也就无法监督。

三、完善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机制

在我国, 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主体, 肩负维护法律尊严的重任, 依法履行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 应当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转变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 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要根据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要求, 重新摆正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关系, 严格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完善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机制, 强化监督措施, 提高监督能力, 增强监督实效, 最终实现在打击犯罪中保护人权, 在保护人权中更好地惩治犯罪, 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同时, 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情况的监督, 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时, 必须牢牢把握宪法和法律关于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 始终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全面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 不断增强监督意识, 加大监督力度, 既要敢于监督, 又要善于监督, 不断提高自身的监督水平, 努力取得较好的监督效果, 督促公安机关依法适用强制措施。二要依法监督, 规范监督。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情况进行监督, 应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运用查处职务犯罪、纠正违法通知、检察建议等手段进行监督, 及时纠正其中的违法情况, 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三是注重监督的质量与效果。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情况进行监督, 要保证监督质量, 提高监督效率, 追求最佳的监督效果, 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监督制约与协调配合、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促进司法公正, 树立检察监督的权威。

要改变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监督不力的问题, 检察机关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和完善侦查监督职能, 建构中国特色的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机制, 将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贯穿适用、变更、解除的始终, 从而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的同时, 也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1. 完善法律监督程序

(1) 增强法律监督规定的可操作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的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 不仅总则规定较原则, 而且许多具体的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规定也较为原则。要想改变我国现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力的现状, 必须立法予以改变。目前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共同研究制定一个执行刑诉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实施办法, 将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原则性规定细化为操作性较强的规定, 以此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条件成熟时, 再将其写入刑事诉讼法, 使检察机关的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有法可依、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保障措施, 以确保侦查监督取得很好的法律效果。

(2) 增强刚性规定, 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相当的法律强制效力。如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知情权。同时, 还应赋予检察机关调阅案卷权, 尤其公安机关拘留案件转治安处罚案卷, 报送“劳教”案卷、撤案处理案卷及待处理案件材料。在立法上除规定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外, 还要明确规定不接受侦查监督的法律责任, 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必要的实体处分权, 以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目前, 法律监督除对已构成职务犯罪的依法追究外, 对一般违法行为甚至是严重违法行为, 仅仅是停留在提出纠正意见这一层面上, 而纠正不改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 应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情况提出纠正的, 应规定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在诉讼程序上的效力, 拒不执行的, 被监督者要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从而尽快提高法律监督效果, 切实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2. 完善公安机关强制措施侦查监督工作机制

要以法律为依据, 把握好法律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认真总结和探索执法监督的经验和途径。针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监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们要立足于检察职能和工作实际, 认真分析原因, 找准工作的切入点, 科学定位现行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可通过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监督, 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指挥与引导, 帮助公安机关明确证据搜集重点, 监督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各种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立法可以大致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以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为主, 以事后监督为辅的侦查监督机制。

(1) 事前监督

实施事前监督就要确立审批制度。即通过法律规定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某些情况由检察机关审批, 检察机关不批准, 公安机关不得进行。比如: (1) 将延长拘留期限至30日的决定权赋予检察机关。为了便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 公安机关有权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拘留及延长至7日, 应规定遇到“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三类案件, 公安机关认为需要延长拘留期限至30日的, 其无权自主决定, 需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 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 检察机关不批准的, 公安机关不得将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 (2)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 公安机关认为条件发生变化, 需要释放犯罪嫌疑人或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 应向原批准的检察机关提出申请, 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是否批准。这样就可以把检察机关对这些强制措施情况的监督从事后监督转变为实施事前监督。

(2) 事中监督

①完善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的事中监督手段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 是对侦查活动进行的事中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必要的时候, 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检察机关对于此类案件可以提前介入, 以监督该类案件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随意适用强制措施, 而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监督乏力。因此,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重大案件的参加讨论, 可以在公安机关的立案到侦查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 公安机关应当接受介入并提供必需的案卷材料, 以有利于检察机关通过审阅材料、参加讨论发现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问题。

②羁押机构独立。现在我国拘留、逮捕的羁押机构即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 这也是当前对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监督不力的原因之一。可以借鉴监狱体制, 使拘留、逮捕羁押机构即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 进行中立, 形成公安机关、羁押机构、检察机关三方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 从体制上制约公安机关, 并赋予看守所拘留初审权, 对不符合拘留条件的, 有权拒绝执行, 同时将初审结果向检察机关报告, 进一步增强刑事拘留检察监督力度。

③建立强制措施案件的检察备案制度, 拓宽监督渠道

应当完善法律规定、进行实践探索, 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 将案件进展、适用强制措施情况, 以及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后未报捕、起诉而转行政处罚或直接撤销的案件情况报送同级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还要应根据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信息, 定期定期地对公安机关的刑事拘留进行全面检查, 公安机关应该予以配合。具体如下:a.建立拘留案件备案审查制度。在我国, 拘留是一种未经司法审查程序而由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先行羁押的较为严厉的强制措施, 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无证逮捕”。从各国的立法看, 拘留时限都是很短的, 有的只有几个小时, 有的可以36小时, 最长不超过6天。而在我国拘留时限最长可达30天, 且不限案情, 无须通过任何机关批准, 这不仅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也会导致权利的滥用, 所以应赋予检察机关备案审查的监督权。建议公安机关应当一月一次将上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状况、延长、变更、解除及案件进展情况, 报送同级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要及时进行审查, 发现公安机关适用拘留措施不当的, 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要求公安机关进行纠正。b.建立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通报制度。为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的监督, 切实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建议推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通报制度,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司法解释, 应规定公安机关在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没收保证金的规定时间内, 向检察机关通报, 检察机关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前规定时间内发现适用这二种强制措施的违法情况或发现公安机关没收保证金违法的, 应监督公安机关对案件依法做出处理。并规定, 公安机关对同一犯罪嫌疑人不得连续适用取保候审和监督居住二种强制措施。c。检察机关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 建立与公安机关及本院公诉等业务部门的联系机制。侦查监督部门应主动与公安部门加强联系, 了解情况, 掌握公安机关捕前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及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况, 并建立强制措施管理台账, 指定专人负责, 保持工作衔接, 每月与公诉、监所部门进行核对, 发现问题, 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4) 驻所检察室同步监督。驻所检察室应当对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的人员从进所、延期、变更强制措施到出所, 所适用的法律文书进行审查并对羁押机构执行刑事拘留情况进行同步监督。驻所检察室将有关情况报送所在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将这些情况同公安机关报送的情况进行对比, 以更全面的监督公安机关, 发现违法拘留、违法变更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情况, 检察机关可以向公安机关调查并作出处理。

(3) 事后监督

①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合理的申诉救济途径。即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聘请的律师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拘留等强制措施不当, 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复查, 从而启动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 由检察机关依法作出审查决定, 及时纠正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违法、不当的情况。这样, 既使当事人对不当适用强制措施有了适当的救济途径, 也可对公安机关适用强措施决定权进行制约。

②责任追究制。滥用拘留等强制措施进行违法拘留等, 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应当对滥用拘留等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检察机关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涉嫌犯罪的, 检察机关应当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树立检察监督权威。

3. 要努力提高队伍素质。

大力加强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检察人员的执法水平, 提高监督能力。一是要提高政治素质。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增强监督意识, 树立有作为有地位的思想, 坚持法律至上, 唯法是从, 严格执法, 努力提高监督质量和效果。二是要提高业务素质。当前, 基层检察院相当一部分检察官没有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 法律理论素质普遍不高, 要经过多途径、多形式的学习培训, 不断提高检察官的法学水平和业务技能, 不断提高检察人员发现问题的能力, 熟悉有关法律法规, 确保能准确理解、领会立法意图, 培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扎实理论基础的诉讼监督人才, 以做到准确监督。这是加强法律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同时, 领导要重视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监督工作。各级检察机关要把该项监督列入重要议程, 切实加强领导, 不断研究监督的新思路, 探索监督的新举措, 开拓监督的新渠道, 努力开创该项监督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张建良著:刑事强制措施要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李忠诚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3]赵云昌:完善检察机关对适用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监督体系.中国检察论坛, 2007年第10期

[4]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5]蒋伟亮张先昌著: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监督-多维视野下的法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社, 2007年版

[6]黄立:论对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学术界, 2005年第5期

[7]张智辉著: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年版

[8]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侦查活动的监督 篇9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 法院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既可以维护审判的公正, 又可以减少甚至抑制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 保障侦查权的正确行使。同时, 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理应遵守法律, 法院对其严重的违法行为, 经查证属实, 有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法院主要是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监督和制约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二、我法院侦查监督的缺陷

法院在审判阶段通过排除非法证据的方式来监督侦查活动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因为, 在审判阶段所提供的证据都是经过公安法制部门、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审查和加工过的, 在此阶段要想发现非法证据是十分困难的。同时, 法院通过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的方式来监督和制约侦查活动也是不太理想的。因为, 在侦查阶段是很少出现需要由法院来直接追究责任的重大违法行为, 往往都是一些法院管不着的小违法行为。该类违法行为实际危害不大, 但对侦查活动的正常开展及程序的公正具有十分消极的影响。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阶段, 它不仅应该拥有自己在追求效率等方面的特点, 更应符合整个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律与构造。而由中立的法院对侦查程序的一些行为进行审查便是诉讼程序基本规律在侦查程序中的具体体现。

三、完善我国法院侦查的对策

( 一) 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制度是西方国家为了在侦查阶段建立起诉讼式的侦查结构, 以有效控制侦查权、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最有益的探索。这种制度要求司法警察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必须取得法院的许可, 即司法授权。对于该制度, 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授权的主体及其范围。目前我国的司法授权主体主要是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 但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 法院将无疑成为司法授权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主体。但具体到由谁来操作时, 我们应避免将司法授权任务交给实体审判法官的情况出现, 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审判法官在实体审判的过程中出现先入为主的偏见。为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预审法官制度, 在审判法官之外建立一支专门负责司法审查的法官队伍。我国司法授权的范围无非就是一些关系到公民人身、财产等切身利益的侦查行为, 具体而言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通缉等专门性调查手段。在相关配套制度完善的前提下, 我们也应逐步将技术侦查、卧底侦查、诱惑侦查等秘密侦查行为纳入到授权的范围。在明确了授权的主体及范围后, 我们就遇到了如何授权即授权的标准问题。目前的授权标准主要有: 一是“可能事由”, 即由一个理性的普通人根据常识所做出的判断; 二是“合理怀疑”, 是指现有的事实和信息使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产生相关人可能已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看法。这一标准使授权门槛高于“可能事由”的授权门槛, 但又在合理范围内, 这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效能的发挥没有造成过多不合理的限制。因此, 在司法授权的标准上宜采取“合理怀疑”的原则。

( 二) 授予公民申请司法救济的权利

而当司法警察的侦查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时, 公民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即司法救济。在侦查程序中, 公民的权益极容易受到公安机关的侵犯, 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在该制度的设计中, 我们主要应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合理确定申请司法救济的主体范围。申请司法救济的主体范围过小将限制甚至剥夺相关利害人的权利; 范围过大又会扩大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审查的范围, 影响甚至是阻碍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开展。笔者认为申请司法救济的主体范围宜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聘请的律师、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二是正确处理司法救济与实体审判的关系。司法救济主要是通过法院审判的方式来完成的, 这种审判容易和案件的实体审判发生冲突。如司法授权制度一样, 我们也应该建立一支专门负责司法救济的法官队伍, 以有效地将司法救济与实体审判区分开, 避免角色职能的冲突。

( 三) 加强法院对相关人员责任的追究

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而对相关人员责任的追究则是目前我国法院对侦查监督的重点。在讨论公安机关的内部监督及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时, 我们已经强调了落实责任追击机制的重要性。在法院的审判阶段, 我们依然要强调落实该机制的重要性, 因为只有真正追究了相关人员的责任才能对其他侦查员产生警示的作用, 才能避免类似违法行为的发生。为此, 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标准、程序、法律后果等。同时, 在审判的过程中, 法院也应该严格按照具体的标准和程序来审判案件, 及时发现一些违法违纪的行为, 并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

摘要：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 对刑事侦查的监督制约主要体现在法庭审判阶段。法院在审判阶段通过排除非法证据的方式来监督侦查活动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为此, 我们应采取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审查制度;授予公民申请司法救济的权利;加强法院对相关人员责任的追究等等手段加强法院对侦查机关的监督, 制约侦查权力的滥用。

关键词：审判机关,侦查机关,侦查监督

参考文献

侦查监督价值定位之我见 篇10

一、侦查监督的性质与价值定位

侦查监督是具有裁判性质的权力, 具有司法权的属性。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也截然不同于侦查。

1. 侦查监督是司法性的权力, 其中审查逮捕权与审查起诉权是最具代表性的裁判权。

在侦查监督权中控诉职能只是一小部分, 与监督职能共同组成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部分。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 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由公安机关执行。此条规定, 确立了中国对涉嫌犯罪而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原则, 是宪法保障公民人身权利的精神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拥有批准逮捕权, 正是履行侦查监督权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能, 标志着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判, 一旦审查认为侦查活动不合法, 就有权对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作出相应决定, 如通知立案、纠正违法、不予批捕逮捕、作出不起诉决定等。检察机关拥有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评判的权力。一旦发现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有权将违法取得的证据依法排除, 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是比较大的, 应当运用得当。

2. 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 截然不同于侦查的价值定位。

刑事侦查是以追究犯罪为根本目的, 由法律规定的一系列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组成, 侦查机关的职责就是不断地强化侦查权, 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 必然会保持侦查的专权性与强制性。在侦查过程中, 很有可能会侵犯人权, 特别是在中国, 侦查处于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 以审前的高羁押率和高有罪供述率为基本特征, 背后隐藏的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可能侵犯, 而律师在侦查环节的介入程度十分有限, 侦查体现出高度封闭的特点。这时就需要有一个侦查体制之外的监督机关, 对侦查活动开展必要的监督, 如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 以保障侦查的有序规范, 保障侦查阶段的动态平衡,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由此而生。可以说, 侦查监督是抑制错案、防止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诉累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侦查监督的价值定位就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

3. 对于强制侦查开展有效控制以加强人权保障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在国外, 法律对于刑事侦查都有一整套完备的监督规定。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于1994年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8条规定, “影响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任何政府措施, 包括警察所采取的措施, 必须有法官授权, 并且可受司法审查。”因此, 对于强制侦查加以司法控制已成为国际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一些国家对于警察采取逮捕和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 实行由预审法官进行司法审查, 颁发令状等做法进行制约。如法国规定, 由检察官对拘留措施进行监督, 检察官对辖区的司法警察作出评价, 评语在对当事人作出晋级决定时, 都在考虑之列;日本规定, 司法警察职员在认为有侦查犯罪必要时可以根据审判官签发的命令实施搜查, 也可以请求审判官签发查封命令[1]。各国对于审前羁押措施的采用确立了严格的司法审查机制, 同时国外的律师力量十分强大, 可以给予犯罪嫌疑人有效的帮助。而目前中国律师尚无法有效与侦查机关相抗衡, 国内也不存在治安法院和预审法官对于刑事侦查开展法院系统的司法审查制度, 这时就需要有一个监督机关依法对侦查工作开展监督控制, 中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对于有效控制侦查加强人民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二、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现状

在中国现行的侦查体制中, 侦查机关享有除逮捕权、延长羁押权之外的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 这些强制方法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侦查机关享有几乎全部把握侦查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权力, 使得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在刑事侦查领域中角色模糊, 其制约控制作用有限。具体表现为:

1. 纠正错案的机制不健全, 不能有效地防止冤案发生。

监督的目的在于提示督促、防止差错, 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 保持执法的规范, 依法保障人权。但现实中影响巨大的佘祥林、杜培武等案件, 都是当所谓的“被害人”意外归来或者当真正的凶手落网后, 才发现是错案, 进入纠错程序。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纠错程序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2. 在刑事侦查中, 重大的涉及人身与财产权利的强制措

施, 如拘留、搜查、查封、扣押, 都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2], 侦查手段几乎不受节制。现实中, 拘留大量采用, 几乎成为前置手段, 并且普遍用足37天的最长期限。拘留后基本转为逮捕, 逮捕大量运用, 目的在于保证侦查的顺利进行。羁押时间过长, 一个罪名最长的审前羁押时间可达六个月, 还不包括发现新罪名和新的犯罪事实的案件。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集中关押, 侦查机关忽视办案期间, 隐性超期羁押现象始终存在。

3. 对侦查活动形不成有效制约, 监督方式单一, 效果不理想。

由于立法的原因, 在立案监督中, 检察机关通知立案后,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消极查处的情况, 无法应对。在侦查监督中, 针对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 公安机关是否纠正, 也缺乏后续手段。审查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无论检察机关是否批准, 事实上,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延长了羁押期限, 使得监督流于形式。至于侦查中可能存在的法外侦查手段, 如变相刑讯逼供、引供诱供、非法取证, 也无法予以有效的监督制约。事实上, 在侦查监督工作中, 检察机关虽然有诸多的监督手段, 但多集中于案卷审查, 且属事后监督, 实际上无法有效控制侦查。

三、侦查监督改革的价值定位———禁绝刑讯, 节制侦查, 保障人权

检察改革分为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 侦查监督改革作为涉及到检察机关体制之外的改革,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侦查监督改革必须遵循司法体制改革的共同价值, 依照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既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改进, 也需要在实践中深入探索。

1. 刑事诉讼立法上的支持。

对于涉及当事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如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 设立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 由检察机关开展有效的监督制约, 防止滥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对强制侦查进行司法审查, 是侦查行为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的司法体制内, 不存在治安法院与预审法官, 而是由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而且, 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权的设置与国外的治安法院行使逮捕羁押权在理论上是一致的[3], 就是要对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进行制约。因此对于侦查中涉及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严厉强制措施, 如拘留、延长拘留、逮捕、搜查、查封、扣押等, 统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制约, 是有理论与实践依据的。实行批准权与执行权相分离, 由侦查机关根据侦查需要提出申请, 附必要的案情报告, 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必要性进行书面审查, 签发批准书, 由侦查机关执行。

2. 完善更加权威有效的监督纠察机制, 给予侦查权以强有力的监督控制。

正如法律监督要深入到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中去一样, 侦查监督也必须深入到侦查的各个环节。首先, 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立案是侦查的起始程序, 一旦立案, 随之而来的强制措施就获得了程序上的支持。因此, 立案监督是侦查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 开展延长拘留期限的监督。刑诉法规定,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人, 经批准, 拘留期限可以延长至37日。而实践中侦查机关滥用这一规定的现象十分普遍。刑诉法应当规定对于延长拘留期限的案件, 应当报请检察机关批准。再次, 禁绝侦查环节的刑讯逼供。建立更换办案人制度, 构建完整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对于刑讯逼供涉嫌犯罪的, 由检察机关渎检部门进行立案侦查;涉嫌违纪的, 要求侦查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作出行政处理, 并更换案件承办人。重大案件实行全程录音录像, 侦查监督部门可以适时调取音像资料。最后, 加强对延长羁押期限的监督。严格审批侦查机关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完善监督程序。对于发现新罪名与新的犯罪事实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 也应报检察机关批准。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8:104-140.

[2]瞿伟.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研究[G]//孙谦, 张智辉.检察论丛:第6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