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构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

的重构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通用5篇）

的重构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 篇1

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的重构

张兆松

【摘要】现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监督法律规范的欠缺性、监督范围的狭窄性、监督效果的有限性、上级监督的形式性和外部监督的软弱性等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监督机制包括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和外部制约监督机制。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包括：

1、审判机关的权力制约机制，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逮捕批准权应由法院行使。

2、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权利监督制约机制。以律师法的实施为契机切实保障侦查阶段辩护权的实现，建立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建立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机制。

3、人民监督员的权利监督制约。完善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提高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效力，完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方式，扩展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完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保障措施。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包括：

1、强化内部纵向制约监督机制。完善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备案审查制度，坚持和完善撤销案件、不起诉的报批制度，建立复议制度。

2、完善同级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完善检委会制度，强化检务督察制度。

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过程中，如何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构建职能明确、分工合理、制约有效的司法权运行机制是当前司法改革中要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之一。我国检察权的宪法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的权力体系主要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三大部分。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检察机关面临着不少人提出的“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诘问，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中存在的权力滥用、侵犯人权以及办案质量不高等问题，给人以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没有“监督制约”的印象。因此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约束机制，更好地防止权力滥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现行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职务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多年来，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对于打击犯罪，促进廉政建设，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质疑和加强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约的呼声，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着手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的建立。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的构建始终是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05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更是明确提出，今后三年检察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善检察机关接受监督和内部制约的制度，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现行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主要表现在：

(一)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1、侦、捕、诉分工制约机制。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案件的受理、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工作由不同内设机构承担，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审查逮捕部门承担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决定逮捕的审查工作，公诉部门承担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诉。同时实行不同的分管检察长负责制，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分管侦查工作的检察长不得同时分管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

2、控告申诉部门的制约。案件线索由举报中心接受和处理，并移送侦查部门。举报中心统一受理、管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对举报线索决定不予初查或者初查后决定不予立案的，侦查部门应当回复举报中心。立案由侦查部门经过初查后决定，不论是否决定立案都应将案件处理情况和初查案卷移送举报中心。

3、监所检察部门的制约。侦查部门应当将决定、变更、撤销逮捕措施的情况书面通知本院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对是否超期羁押的审查，对侦查部门在办案中违反法定羁押期限的情况，有权提出纠正意见。

4、上级检察机关的制约监督。省级以下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决定立案或者逮捕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审查。省级以下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拟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此外，内部制约监督机制还包括本院财务部门的制约及纪检、监察部门的制约监督等。

(二)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1、审判机关的监督制约。审判机关的制约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对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形成的证据进行实体和程序审查，对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或者

对其他非法证据要求补强，或者宣告无罪，以督促侦查人员严格执法，文明办案。

2、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监督制约。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聘请、会见律师，申请取保候审、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等权利。对侦查人员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行为，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诉或控告。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3、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制约。为了维护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03年9月开始，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经民主推荐、征得本人同意、考察后确认。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实施监督，监督的重点是“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1]这一制度是检察机关在探索接受人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监督检察工作、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办案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

由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检察机关内部对职务犯罪侦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约规范，近年来，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违法违纪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和办案质量都有明显提高。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队伍中的违法违纪案件比上年下降20%，2005年同比下降26%，2006年又下降1.2%。[2]近5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除正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尚未终结的以外，在上述涉案人员中，已被判决有罪的达到116627人，比前5年上升了30.7%，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撤案率、不起诉率持续下降，2007年的撤案率、不起诉率分别比2003年下降了3.4和8.4个百分点。[3]

二、现行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

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总体来说对职务犯罪侦查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1、监督法律规范的欠缺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在刑事诉讼法原则中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专节规定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制度，但在仅有的5个法条中根本没有提及自侦案件的监督问题，相关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对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进行侦查监督。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是依靠检察机关自身制定的司法解释及司法性文件予以创制的，这就存在着制约监督规范制定过程不科学、内容不合理以及规范内容效力低等问题。这也是多年来导致民众对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监督机制质疑之声不断的主要原因。

2、监督范围的狭窄性。在侦查阶段，自侦部门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提请侦监部门批准外，其它涉及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如拘留、搜查、扣押、冻结、查询等，都未纳入到侦查监督范围。许多内容还是侦查部门自己决定自己执行，没有实行决策者与执行者相分离的原则。针对立案监督，刑事诉讼法仅把公安机关列为立案监督的对象，而把检察院自侦案件的立案排除在外。

3.监督效果的有限性。高检院制定的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检察机关内部发现自侦部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时，可以提出纠正意见，而对于“纠正意见”提出的方式和效力均无规定，也未明确自侦部门拒不纠正错误时的法律后果。再说，自侦案件的立案、提请逮捕均由同一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审查批准。这些因素的存在，造成此种内部监督的效果非常有限。

4、上级监督的形式性。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对备案审查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但事实上，上级检察院的备案审查作用不大。不少领导对备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备案审查制度的法律地位认识不明确，备查职能作用发挥不足，使备查工作基本上流于形式。

5、外部监督的软弱性。外部监督的软弱性主要表现在：(1)刑事辩护权难以形成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虽然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各种权利，但是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突出表现在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自身执业保障难和申请取保候审难等方面。(2)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实效看，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工作在不少地方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的重构

现代法治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立法者每授予一项权力，必须同时设置相应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保障权力与权力或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制约与平衡，防止权力的滥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改革和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即立足于我国宪政和基本国情，创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司法发展规律的，科学、公正、高效的现代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监督机制包括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和外部制约监督机制。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包括同级检察院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和上下检察院之间的纵向制约监督机制。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外部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两个方面。外部权力制约监督在法律层面上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以及人民法院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约;[4]在权利监督制约层面，则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防御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约以及人民监督员的社会权利监督。

(一)职务犯罪侦查权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1、审判机关的权力制约机制

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其前提是合理分权。没有合理分权，就无所谓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审判机关的制约机制主要是要建立司法审查机制。笔者认为，在所有刑事侦查措施中，逮捕是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所以，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首先必须解决对逮捕的监督制约。逮捕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逮捕的批准、决定权。关于该问题，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方案：[5]第一种方案是，由法院来批准或决定逮捕，即对逮捕及羁押实行司法审查，由处于“中立和超然”的第三方，采用严格审查的方式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第二种方案是，保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管辖案件的批捕权，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权由上一

级人民检察院来行使。第三种方案是，保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管辖案件的批捕权，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权由法院来行使。

笔者赞同第三种方案，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批准权应由法院行使。理由是：(1)目前，我国理论界通常认为中国审前羁押中缺乏中立司法机构参与，因而导致审前羁押处于失控状态。客观上说，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失之偏颇。因为这种观点是完全按照西方三权分立宪政制度和司法制度标准来审视我国现行审前羁押程序的。不可否认，我国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或无视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之一，以法律监督地位参与审前羁押司法审查活动的客观存在。保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批准逮捕权是符合我国目前司法体制和权力制约原理的。(2)自侦案件逮捕批准权由法院行使符合宪法精神。有的学者认为，从逮捕构造的合理性看“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的权力，应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从我国现在的情况看，由于宪法关于逮捕权有明确规定，取消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的权力是违反宪法规定的。”[6]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从上述规定看，人民检察院具有逮捕的批准权和决定权，而人民法院也享有逮捕决定权。因此，保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管辖案件的批捕权，而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逮捕决定权由法院行使，并不违背宪法精神。在不违背宪法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完全可以对某些问题在现行宪法规定的基础上作一些拓展性的改革。(3)由法院行使自侦案件的批捕权有利于实现权力制约。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自己决定逮捕和起诉，缺少了一个中立的专门机关负责审查批捕不符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而将自侦案件的批捕权由法院行使，就使法院与检察机关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法律关系，有利于体现“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权力制约原理。(4)由法院行使自侦案件的批捕权更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和诉讼目的。法官在刑事诉讼中对控辩双方保持中立态度，这种态度更有利于公正地把握批捕权的运作，既可以有效的防止将无辜的公民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又可以最

大限度地防止侦查机关滥用国家权力的现象发生。在实际操作中，法院由于没有利害关系而更倾向于严格把握逮捕条件，从而更有利于实现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双重诉讼使命。

2、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权利监督制约机制

为了防止职务犯罪侦查人员滥用权力，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应当赋予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和权利救济途径。

(1)以律师法的实施为契机，切实保障侦查阶段辩护权的实现

2007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律师法的修订，为解决律师执业中长期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问题，规定了一些新的措施：第一、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第二、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流的权利。第三、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第四、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查阅、复制案卷材料权。律师法的修改，为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依法执业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同时也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当以积极的态度，从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律师法修改的积极意义。从律师法的实施角度来看，关于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规定都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冲突。如果法律效力高于律师法的刑事诉讼法仍保持原状，那么新律师法的这些规定都将无法充分实现。所以，一方面，要抓紧修订刑事诉讼法，以保证刑事诉讼法与新修订的律师法在相关规定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即使刑事诉讼法修改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贯彻落实也还需要进一步制定有关实施细则，以强化权利的可操作性。比如在落实会见权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下内容：一是什么时间会见(律师在检察机关讯问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多长时间可会见);二是会见手续办理，如到看守所会见，除了出示“三证”，是否还需要出示办案单位的证明文件等;三是律师会见多长时间及会见次数;四是侦查讯问与律师会见时间冲突的解决等。

(2)建立讯问律师在场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但是没有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必须在场，新的律师法也对此没有作出规定。为了防止刑讯逼供现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有必要建立侦查审讯时律师在场制度。律师在场制度是指在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赋予律师在场权，以增加侦查活动的透明度，保证侦查程序的正当性。在场律师享有以下各项权力：第一，了解案情权。即在场律师享有旁听讯问，查阅文书，从而全面了解案件情况的权利;第二，审讯监督权。即监督侦查人员审讯行为是否合法的权利，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权利;第三，提出意见权。即律师发现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有违法违规行为，影响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可以当场向讯问人员提出;对其它不当行为，不需要当场提出的，可以在讯问结束后向侦查部门负责人或分管检察长提出;第四，阅读签名权。律师有权阅读讯问笔录，如果认为审讯程序合法，犯罪嫌疑人供述真实自愿，对审讯程序没有异议，有权在笔录上签名。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经过律师在场讯问后，很少出现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翻供的现象，提高了诉讼效率，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从2005开始在反贪部门尝试推行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经过实践，已取得良好效果。

(3)建立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机制

在基本的权利救济机制都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继续扩大犯罪嫌疑人、律师辩护权利的外延和范围，最多只是在法律上列举更多“权利条款”的效果，而不会给犯罪嫌疑人、律师带来辩护环境和辩护效果的实质性改善。律师法的修订，关于律师权利的保护方面体现的仍然是在进一步地增设权利，而不是建立权利救济机制。鉴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从法律后果以及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加以完善，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法律后果包括程序性后果和实体性后果两方面内容。前者是指对案件程序的影响，比如是否导致程序无效等;后者是指对案件实体的影响，如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等。刑事诉讼法应设专条规定，对所有强制性侦查措施，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都有权向法院申诉，要求法院对这些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并对那些已被确定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侦查措施采取程序性制裁措施。

3、人民监督员的权利监督制约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内部规定建立起来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人民监督员制度不是检察院的“内部”制度，应当由全国人大统一进行立法，使其规范化、制度化。通过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增加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内容。只有在相关法律中规定人民监督员的产生方式、监督范围和职责，人民监督员制度才能成为法定的检察体制的一部分;只有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人民监督员的工作方式和相关程序，人民监督员工作才能形成新的诉讼机制，进而为保障司法公正发挥更好的作用。

(1)完善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拓宽人民监督员的选任范围、明确规定人民监督员业务素质的标准、改革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程序。人民监督员选任时要兼顾专业性和代表性，既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能够胜任监督工作，又必须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较高的社会威望。在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上，目前，有的由侯选人所在单位确认后检察机关认可;有的由检察机关考察确认;有的由检察机关与推荐单位协商确定;有的由当地党委组织部门考察推荐，由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有的是检察院与推荐单位商定后报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根据现行规定，人民监督员最终由检察长颁发人民监督员证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检察机关可以选择人民监督员。让被监督者拥有选择监督者的权力难免会影响到监督者的监督力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应由国家立法机关来统筹安排。具体而言，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程序可从确定人民监督员的审查部门、建立人民监督员身份公示制度、实行选举任命和建立人民监督员罢免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人民监督员的产生可以采取个人申报和人大选举相结合的形式。任何符合人民监督员条件的公民都可以申报人民监督员，由人大法工委进行资格审查，并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然后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一定数量的人民监督员，由人大颁发证书。由此提高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地位，切实地履行职责。

(2)提高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效力。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最终决定权仍然在检察机关，监督实效难以保证，并会引起打击人民监督员监督积极性的消极后果。笔者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对人民监督员表

决意见的再议环节，通过检察机关的内部程序将表决意见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或在检察委员会的决议与表决意见不一致时，由检察长递交当地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以赋予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强制性效力。

(3)完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方式。目前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方式采取是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的结合。如对逮捕属于事后监督，对撤销案件、不起诉案件的监督属于事中监督。同步监督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人民监督员进入检察机关做出司法决定的过程，必然会侵犯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二是对拟撤销案件的监督，其审查的期限最长可以是一个月，如果确属应该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会受到侵害，特别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了不应有的羁押。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方式宜采取统一事后监督的方式。这样既可以避免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法律规定相冲突，也可以及时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事后的监督渠道同样能够达到制约、监督检察机关司法决定的效果。

(4)扩展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目前，人民监督员监督对象只限于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立案、撤案、逮捕和不起诉决定等，监督的案件范围较小。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范围过小，就难以实现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也难以体现检察机关接受社会监督的决心和诚意;如果监督过宽，则不符合效率原则和程序经济原则。在我国目前法治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至少应将所有侦查强制措施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

(5)完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保障措施。当人民监督员办事机构受理监督事项后，检察机关的职能部门必须担负起如实报告的义务，并提供相关的法律文书、卷宗材料、咨询等，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人民监督员办事机构逾期不予办理，或有瞒报情形的，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同时，进一步规范和细化监督的程序，使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更具操作性、规范性。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1、强化内部纵向制约监督机制

(1)完善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备案审查制度。200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逮捕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备案规定》”)。该《备案规定》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实行备案审查的有关内容。从备案审查实践看，有很多具体环节难以操作，如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备案材料过程中，通过什么渠道向下级人民检察院了解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问题?对于除“应立未立”、“立案错误”这两种情况之外的其他问题，如涉及定性、管辖、适用法律等问题应如何处理?等均无规定。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扩大备案的范围，所有的案件，不管反贪污贿赂案件还是渎职侵权案件，也不论是否为大案要案，都应向上级检察机关备案;二扩大备案的内容，除了现行的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处理结果备案外，线索受理和初查以及所有侦查强制措施的适用都要报上级院备案。三明确备案的期限，对于不立案、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结案每个环节的决定一旦作出，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四明确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的责任。上级检察院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审查，并作出是否同意下级检察机关的决定，逾期不予审查或因审查工作不到位造成后果的，应根据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2)坚持和完善撤销案件、不起诉的报批制度。2005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根据这一规定，省级以下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拟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有助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自侦案件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对当前报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上级检察院对报批案件应作出什么形式的批复?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具体标准如何把握?在报批过程中下级检察院应享有哪些义务和权利?等等)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内部规定予以解决。

(2)建立复议制度。《备案规定》中规定，对于发现的应立未立、立案错误这两种情况应以“书面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直接做出相关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并在收到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书面通知或者决定之日起五日以内，将执行情况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执行的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但并未具体规定如果基层院与上级院认识存在分歧，下级院对上级院的相关决定存在异议的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提升自侦案件的质量，也为了使下级院更有效地执行上级检察院的决定，建议增加规定：“如果下级院不服上级院的相关决定，可以在7日内提请复议，上级检察院经复议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2、完善同级内部制约监督机制

(1)完善检委会制度。检察委员会是检察机关内部的最高议事机构和最高决策机构。目前，检委会成员除了正、副检察长，党组成员以及部分业务部门负责人组成外，许多长期不办案、不熟悉检察业务的综合部门领导也成为检委会委员，参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决策，直接导致检委会议事质量不高，成为体现资历和待遇的行政化部门。2003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在积极探索检察委员会改革。为了提高检委会议事能力，曾经提出了三条路径，第一条是建立检委会办公室。这一思路已经在全国推广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也受制于人才、编制等因素，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第二条是建立“检察官咨询委员会”，服务对象主要是主诉检察官。但由于主诉检察官制度没有发展到预期的阶段，这一改革设想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第三条是设立专业委员会，如刑事专业委员会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但是它与检察机关目前的工作格局不对称，也与有关检委会的现行法律存在一定的冲突。[7]笔者认为，就改革方向来说，检委会应当是一个能够充分承担检察业务研讨和决策职能，具有专业性、权威性、规范性的内部机构。但在现行检委会结构难以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实行“小检委会制度”(检委会专家咨询小组)具有现实意义。即在检委会的领导下，从业务部门中通过严格考核选拔出若干名业务骨干组成的一个兼职性专业咨询机构，由检委会专职委员主持或者担任组长，受检委会领导，向其负责。该专业咨询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对拟提交检察委员会研究的重大案件提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参考性意见，对拟决定讨论的涉及检察业务建设方面的重大议题进行论证，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检委会的正确决策提供服务。

(2)完善检务督察制度。2005年高检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检务督察工作制度的要求。2007年10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对检务督察的原则、职责、权限、督察的主要内容、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检务督察制度，是检察机关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制约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核心在于规范检察机关的执法行为。在检务督察中，采取明察、暗访等多种形式进行监督检查、能够及早发现、纠正和解决依靠其他办法、其他模式难以发现和解决的问题，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是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一制度具有动态性和警示性，强化了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刚性和力度。在推行检务督察中，要建立高效率的执法投诉、复议机制，检察机关接到当事人和其他公民、组织针对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的投诉后，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迅速处理，并向投诉人书面告知处理结果。投诉人不服投诉处理的，可以向作出处理投诉决定的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

的重构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 篇2

一、立法方面

(一) 移送主体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办案证据问题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 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此款法条中可以看出, 依据法律规定, 向检察院移送证据的主体需是法条中所指的行政机关。但纪委监察机关实属“一套工作机构, 两个机关”, 即纪委与纪检监察机关。纪委的查处对象属于所有的党员, 而监察部门的对象却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 可以看出, 纪委和监察机关虽属一套工作机构, 但查办案件的对象只是相交的概念, 并未完全重合。如法律所规定, 要满足刑事诉讼法规定, 证据合法有效而将这里移送检察院的主体理解为监察机关, 难免会以偏概全。因此, 纪委如若作为移送主体, 检察院受理案件后证据的效力又该如何呢?

(二) 移送证据种类方面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 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何理解“等证据材料”, 其是否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还是包括其他证据材料。鉴于此点疑问, 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此作出解释, “等证据材料”解释为“等证据材料, 不包括证人证言等言辞证据”。与此不同, 现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64条不仅将“其他证据材料”规定了“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 而且还规定了特定条件下的“言辞证据”, 即“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 对于有关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涉案人员供述或者相关人员的证言、陈述, 应当重新收集;确有证据证实涉案人员或者相关人员因路途遥远、死亡、失踪或者丧失作证能力, 无法重新收集, 但供述、证言或者陈述的来源、收集程序合法, 并有其他证据相印证, 经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 对于有关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涉案人员供述或者相关人员的证言、陈述, 应当重新收集;确有证据证实涉案人员或者相关人员因路途遥远、死亡、失踪或者丧失作证能力, 无法重新收集, 但供述、证言或者陈述的来源、收集程序合法, 并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可以看出, 人民检察院在侦办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案件时, 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 实物证据都可以直接适用, 并未存在过多的分歧。相比较而言, 言辞证据在适用中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收集具有可重复性, 可以重复收集甚至反复收集, 若是将此类证据排除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移送的范围之外, 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影响检查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证据的收集。但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 并且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新刑事诉讼法, 这样一来, 检察院在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两类言辞证据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若将其扩张适用至与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办案的方式展开“初查”, 而刑事诉讼法并未对纪检监查机关收集言辞证据做出明确规定, 这样一来, 纪检监察程序就演变为实质意义上的侦查程序, 侦查程序就变成“固定证据”的程序。那么《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就变成形同虚设。也与刑事诉讼法的原则要求存在冲突。

在言辞证据中, 鉴定意见并非像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那样, 具有收集的重复性。根据前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64条、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173条以及2012年公安部修改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0条可以看出, 纪检监察机关收集的鉴定意见是可以作为证据移动到检察机关的。如果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将行政机关在查办案件中收集的鉴定意见作为刑事证据而法院一概予以排除, 不仅未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也未有其解释上的法律依据。

(三) 其他方面

1. 移送程序的规定

在国家立法层面, 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检察机关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监察法》、《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仅仅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中收集证据等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 并没有规定纪检监察机关移送司法机关的程序。相反, 《刑事诉讼法》第108条、173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84条规定了不属于检察院管辖或者检察院作出不予立案、不起诉决定需要追求党纪、政纪责任的, 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2. 移送时间规定

《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第13条规定, 监察机关采取行政监察法第20条第3项规定的措施, 应当经县级以上人人民政府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准, 经调查证明违反行政纪律的被监察人员涉嫌犯罪的, 监察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行政监察法》规定, 监察机关在办理监察事项中, 发现所调查的事项涉嫌犯罪的, 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法规中可以看出, 法律在移送方面并没有规定具体移送的时间, 最多用“及时”两个字代替, 这不免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时限规定的不明确, 在实践中就会出现各地在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对时间规定的不尽一致, 而且也会导致“先罚后移、以罚代移”等问题的出现。这些规定为监察机关移送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纪检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虽属合署办公, 但从监督性质、监督对象等方面来看有着本质区别, 严格来讲不能作为纪检机关纪律审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移送司法的依据。

对纪检机关移送司法作出规定的主要是《纪律处分条例》和《检查工作条例》。《纪律处分条例》规定, 纪检机关执纪审理并追究党纪责任后, 认为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 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违纪同时又涉嫌犯罪的, 应当适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与法律对检查机关的规定相比可以看出, 纪检机关移送时间存在着较大的余地, 这也是各地以党纪处理后移送为原则, 以党纪处理前适时移送为例外。

3. 物证移送的规定

依据法律规定, 法律并没有赋予纪检监察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权利。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款物管理暂行规定》, 纪检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 有权对涉案款物暂予扣留、封存。从规定中看出, 纪检机关虽有暂予扣留、封存的权利, 但法规中并未规定出相应的期限。该规定第十条只对解除暂予扣留、封存的情形进行了规定, 并没有规定解除暂予扣留、封存时间。

在刑事诉讼中, 证据的固定、提取、保管、移送以至最终诉之法庭必须确定过程的合法性、移送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使证据在上述链条中不至损毁、污染而最终丧失法律效力。纪检监察部门向检察移送证据的过程中, 纪检监察机关对于证据的固定、提取、保管、移送等环节并未受过专业的训练, 又如何保证前述链条的合法性、唯一性和排他性, 最终在法庭上不会因此而使证据丧失法律效力。

二、实践层面存在冲突

(一) 人权保障方面

《中央纪委关于完善查办案件协调机制进一步改进和规范“两规”措施的意见》中指出, 纪检机关经初核或立案调查, 认为被审查人员涉嫌犯罪需要移送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的, 经批准可直接移送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审查, 立案侦查。理论界一般认为检查机关在纪委移送的文书上签字就意味着案件移送程序的终结, 然而在实践中, 程序并不因在移送文书上签字而终结。从移送文书签订之日到检察机关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隙,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 纪委和检察院的职责如何划分?调查对象如何管理?是继续“双规”或“双指”异或移送检察院?《中央纪委关于完善查办案件协调机制进一步改进和规范“两规”措施的意见》中指出, 在案件移送工作中, 纪检机关要及时移送,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要依法受理。要制定和完善纪检机关和上述有关机关、部门查办和移送案件相互配合的规定。“意见”中强调要制定和完善纪检机关与检察机关查办和移送案件的相关规定, 对过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加之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其中, 为了规避过多的麻烦, 在实践中, 检察机关多会采取与纪委联合办案的模式, 利用法律对纪检机关相关立法的空隙, 使纪委成为检察院查办案件的前置程序,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并没有真正得以体现。

(二) 证据移送方面

在实践中, 对于纪委移送的案件, 检察院认为移送的案件证据方面存在瑕疵时, 一般不会退回纪委并要求其继续完善证据, 而是程序继续运行, 人继续移送, 在移送的这3-4天内, 纪委可以继续补证或是移送后由检察院自己补充证据。对于此种理论与实践向佐, 法律法规与实际相悖的层面, 一味的责怪实践的做法会过于偏激, 笔者认为, 更多的从立法的层面思考法律法规本身的问题不失为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法。

(三) 其他方面

从目前的实践中可以看出, 我国纪委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涉嫌犯罪的, 采取纪检机关审理后移送司法的模式。特别是省部级以上干部违纪犯罪全部是纪检机关审理后移送司法, 如现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省部级以上干部30余人都是纪检机关审理后移送。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提出, 纪检监察机关要根据党章和党内法规要求, 从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形势判断, 工作要求出发, 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从而要求纪委在办案过程中改变以往贪大求全的模式, 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快查快结, 快进快出, 把违纪的主要问题查清后, 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继续依法查处。这种转变充分体现了纪检机关充分贯彻中央纪委“把纪律摆在前面”的要求, 体现了“纪法分离”的要求。也有利于案件的快查快结、快进快出, 提高办案效率。

三、余论

纪委和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案件程序衔接中存在的问题究其本质, 主要源于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框架, 因此, 不能简单的套用现行法治理论中关于政党与司法的关系模式, 必须考虑我国司法程序设置与运行的背景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因此, 在完善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程序衔接机制上, 应当从功能保障机制的效率, 但是又不能仅仅以方便或者便利权力的行使为进路, 相反, 应以规范机制中权力的有序运行为宗旨, 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第一要义。为了更好的解决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程序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在完善衔接机制上, 应以坚持刑事优先原则的同时, 把证据作为突破口, 更加关注机制本身的程序化, 对于受移送的机关、移送的条件、移送的程序、移送的期限以及不依法移送和不依法接受移送的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 借助于程序来规范移送行为, 保障程序性的完善在法治的轨道上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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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构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 篇3

摘 要 职务犯罪是国家公务人员从事的违反职责义务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目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共同遏制职务犯罪的合力。笔者以此为视角,分析了构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建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的路径。

关键词 职务犯罪 侦查 预防 联合机制

职务犯罪严重侵害国家公务人员的形象,践踏社会公平正义,加剧社会矛盾,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刻不容缓。但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侦查和预防两把反腐利剑在检察工作实践中只是各自为政,没有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不能发挥最佳工作效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它给侦查和预防工作带来了实效性,使二者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发挥整体组合优势,实现检察机关侦查、预防工作的双赢。

一、目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脱节的现状

目前我市检察机关一般设立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侦办职务犯罪案件;设立职务犯罪预防部门预防职务犯罪,二者各自独立,分属不同的部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和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由两个不同的部门来负责。二者各司其职。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只专注于自身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不与预防部门协作配合,从而造成侦查部门只管破案,没有深入研究职务犯罪产生的体制、机制原因和规律。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只专注于自身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仅仅通过开展个案预防、讲课、警示教育等来预防职务犯罪。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不与侦查部门协作配合,导致其对职务犯罪发生的领域、环节、犯罪原因等了解不深入,达不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理想效果。最终,侦查工作往往不能有效顺利开展,预防工作也难以很好发挥应有效果。

二、建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的必要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检察机关具有侦查职务犯罪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两项职能,最大限度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对于减少或遏制职务犯罪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甚者,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1.侦查职务犯罪对预防职务犯罪的推动作用

加大职务犯罪侦查力度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具有无形的推动作用。“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通过加大职务犯罪侦查力度、提高职务犯罪行为被查处的概率、降低犯罪率,加大职务犯罪成本,使职务犯罪从“低风险、高收益”行为变为“高风险、低收益”行为,给职务犯罪行为强烈的震撼力,从而推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有效运行。

职务犯罪侦查为职务犯罪预防提供了保障。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长期的办案中,对职务犯罪的案例数据、发案领域,犯罪动机等有详实的资料积累。这是侦查资源在预防上的延伸,为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2.预防职务犯罪对侦查职务犯罪的促进作用

预防职务犯罪是有效遏制当前职务犯罪高发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有效开展。预防职务犯罪,通过与被预防单位或个人的接触,可以使检察机关获得很多与职务犯罪相关的资料,帮助侦查部门更多地了解与侦查相关的信息,发现犯罪的隐患及案发的线索;预防职务犯罪,使全社会形成“不敢为腐”和“不愿为腐”的氛围,给侦查职务犯罪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预防职务犯罪,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减小侦查职务犯罪的阻力,可以使侦查部门集中兵力侦办案件,提高案件质量。

3.侦查职务犯罪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互动关系

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是在侦查中渗入预防思维,为职务犯罪预防提高资源。注重开创预防思维,有意识的收集预防职务犯罪的资料,分析发案原因和提供预防对策,为预防部门进行富有成效的预防工作提供资源。二是在预防中增强侦查意识,为职务犯罪侦查提供线索。在职务犯罪预防中,通过收集的资料分析侦查职务犯罪的薄弱环节,明确侦查方向。因此,必须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一种工作机制,克服侦防脱节的缺陷,将现有各种资源优化组合,使侦查部门和预防部门实现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由此,一种以办案为基础,促使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和预防部门共同配合,以侦带防、以防促侦,防控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便有了其产生的土壤。

三、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的涵义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是指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与预防部门对业务进行统一协调指导,对具体工作进行有机结合、及时配合、相互促进,通过对人力、装备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对工作模式进行互利调整,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两个业务部门在反腐败工作中的合力作用的一种工作机制。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在职能上表现为其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和预防部门在工作内容中的结合,在行为上表现为工作部门工作方式的相互配合。通过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两个不同工作职能的互利融合、工作方式的有机结合、各具专业特长的工作人员的良好配合和优势互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使相关信息能够发挥最大价值。反之,通过侦查和预防两个业务部门的互利合作,使查办和预防原本单一的工作方式实现有机结合,更好的进行侦查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信息资源共享,更好地实现人力的优化配置,以致于达到成功查办案件和预防效果良好的最佳执法效果。

四、建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的途径

建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需要从部门组织协调、部门职能融合、人才交流互动、信息资源共享、分析研究共进五个方面着手。

1.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的部门协调配合

要站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统筹协调的高度上,成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领导小组,由检察长任组长、分管侦查、预防部门的副检察长为副组长、侦查部门与预防部门负责人为组员,共同促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联合机制的有效运行。检察机关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制定内部工作方案,形成规范性制度,统一组织、协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和预防部门开展工作,发挥二者的合力。

2.促进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的部门职能融合

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工作人员介入侦查部门的工作,预防部门在侦查部门立案后,经分管检察长批准,及时跟进,协作调查分析并搞好案中预防。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工作人员介入预防部门的工作,在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和侦查过程中,注意分析调查,从预防职务犯罪的视角调查案件,分析职务犯罪发生的领域、环节、发案原因等深层次问题,并为预防工作提供具体的建议,使其更具有针对性、目的性,从而提高预防效果。

3.增强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的人才交流互动

目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功能分属不同的部门,配备各自的力量,没有进行人员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的人才交流互动,就是要实现侦防人员的有机组合,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主要是结构上的优化设计。在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工作中,注重参办人员的结构安排,合理规划在具体办案活动中侦查部门人员和预防部门人员的分配比例、结构组合。在具体工作中根据需要将不同风格、不同视角的办案人员进行优化组合,便使得人员结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促进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的有效联合,发挥最优效能。

4.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的信息资源共享

信息资源共享包括侦查信息共享和预防信息共享。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将线索来源、涉案单位及人员的基本状况、职务犯罪案发情况、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作案手段等多方面侦查信息反馈到预防部门,为预防工作有效开展提供信息支持。预防部门则通过开展警示教育、预防咨询活动等工作,時刻注意对职务犯罪的规律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研究,注意发现案件线索,向侦查部门提供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方向,促进侦查“抓系统,系统抓”工作方法的运用,为侦查部门有效开展专项活动提高条件。

5.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的分析研究共进制度

的重构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 篇4

为完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工作机制，提高案件侦查质量，笔者对垫江县院2012年以来侦查阶段的提前介入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

安机关侦查案件6件49人，其中提前介入故意杀人罪1件1人，聚众斗殴罪2件32人，盗窃罪2件14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件2人，仅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3%，主要集中在聚众斗殴等团伙型犯罪以及对适用法律和证据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的案件中，批准逮捕34人，不批准逮捕11人，公安撤回4人。如2012年9月，侦监科提前介入的董力华等22人涉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罪一案。董力华与高鹏二人共邀约30余人持砍刀、钢管分别在垫江县新民镇老桥附近殴斗，并对途经新民的出租车乘客进行无故殴打，之后董力华一方邀约的杨林等人持砍刀赶赴新民卫生院，对治伤的高鹏一方人员进行砍打，造成1人重伤、3人轻伤及多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犯罪呈现团伙化、组织化，和涉恶涉黑倾向。案发后，我院及时介入引导侦查，提出侦查意见，固定相关证据，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及时提讯犯罪嫌疑人，从快研究讨论案件，依法批准逮捕15人，不批准逮捕7人，追捕在逃人员3人。

刑诉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以及《规定》中的侦查介入的范围包括黑恶势力犯罪、群体性及公检认为有必要的案件，上述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对侦查活动行使侦查监督权，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范围表述都较为宽泛，且仅为“可以”、“有必要”，何为有必要不易把握，不具有操作性和强制性。就垫江县院情况来看，目前介入的类型主要是团伙型犯罪、案情复杂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比例较小，仅为1.3%，均是在公安机关要求之后介入，而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如故意杀人案，公安机关认为事实清楚、案情简单没有必要邀请提前介入，侦查终结之后便直接移送审查批准逮捕。如曾燕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垫江院从垫江论坛及一些民众口中获悉90后儿媳曾燕因为家庭纠纷杀害了婆婆胡世琼，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而公安机关并未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影响了检察机关办案的效率，未较好发挥公检两家的配合协作功能。

公安机关在邀请检察人员提前介入时，通常从有利于定罪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有罪证据的汇报，认为入刑即可提请批准逮捕，而对后期取得的证据不与检察人员沟通。因侦查初期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证据材料，在提前介入时汇报案情，证据较为粗略、片面，检察人员仅能就获知的情况提出侦查建议和意见，对于案件进展、后续处理情况不清楚，无法有效跟踪监督，只有在受理审查之后，才发现证据达不到逮捕条件，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如黄秋艳、宫洪月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2013年7月，侦查机关在办理重庆方丰商贸有限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案中发现，山东省滨州市东越木业装饰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至4月期间，在与重庆方丰公司无真实贸易往来的情况下，虚构家具贸易的事实，东越公司的法人代表宫洪月在收取开票总额6.5%的点子费后，为黄秋艳所在的方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份，价税合计200余万元，骗取出口退税税款30余万元。因其中涉及跨省市的多个公司，案情较为复杂，公安机关获悉线索后，在暂未搜集犯罪嫌疑人口供和证人证词的前提下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并向检察人员汇报的初查的外围证据情况，检察人员就侦查重点和方向提出了建议，建议锁定两名嫌疑人，并查明企业帐目、开票经办人等重要证据。而公安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经进一步取证后，未将后期证据材料情况告知检察人员，也未征求检察人员意见，直接将该案提请批准逮捕，经本院承办人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黄秋艳对于涉嫌的事实矢口否认，且现有的证据仅能证实东越公司确实向方丰公司开具了2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到国税局办理了出口退税，两家公司的会计帐目未调取，企业基本情况、资金往来状况不清楚，介绍人、企业会计、开票员等均未取证，双方签订的家具购销合同、货物运输合同是否真实也无法查清，最终公安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回了提捕意见。

根据《规定》第七条，“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均认为需要提前介入的案件，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发出《提前介入通知书》，检察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书后3日内指派检察官持《派员提前介入通知书》到公安机关介入侦查活动”，司法实践中，通常公安机关认为需要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案件，由承办单位相应负责人直接商请检察机关派员介入，以口头通知为主，形式要件相对欠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的效力、程序如何启动等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明确和规范。《规定》中虽然赋予了检察人员提前介入应当履行的职责，但实践中通常只是参与案件讨论会，查阅少量证据材料，对于案件事实、定性，是否提捕提出意见，且以口头提出为主，未出具相应书面意见。再者提前介入的检察官因个人水平、法律素质参差不齐，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侦查机关有接受或不接受的自由，建议的可行性和落实程度检察机关惟有通过后期的审查批准逮捕加以制约。

提前介入目的是为审查批捕做好准备，旨在快速、准确地打击犯罪。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对于提前介入的法律定位不当，当其对于所办案件的质量把握不住时，就主动邀请检察人员参与侦查工作，并根据其提出的要求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将提前介入与法制预审等同起来，适时介入演变成全面介入，容易形成工作的依赖性，或者该要求介入而不提请介入，继而影响办案效率和质量，且提前介入时检察人员作出的可以逮捕的口头承诺，若因证据变化或认识分歧导致最终不捕，也极易造成侦查机关对检察工作的误解。

检察机关要积极配合公安开展侦查工作，及时指导固定相关证据，通过提前介入找准查证、补证的最好时机，做到不枉不纵，有力打击犯罪。将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围更加具体化、明细化，如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暴力型犯罪、涉黑涉恶、重大命案、案情复杂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新型犯罪等纳入提前介入的范围之内，增强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检察人员需明确适时介入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查清犯罪事实，通过分析案情、积极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以保证案件能够得以及时审理，应做到参与讨论、协作指导，让事实和证据说话，而不越俎代庖，不得直接提出处理意见及作出承诺。

一是规范提前介入的启动程序，对于检察机关主动介入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将受案情况抄送检察机关备案，或者检察人员通过走访和查阅公安机关的受案台账，以及通过网络舆情、媒体报道等相关途径掌握重案要案线索之后，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了解、熟悉案情，并要求公安机关给予配合，尤其对一些重特大案件，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在案发当日告知侦监部门，对于在介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领导汇报，提请集体讨论研究，将侦查监督端口前移，并将建议和意见反馈给侦查机关；其次是对于公安机关商请介入的情形，检察机关在接到要求介入的书面通知后，立即派员介入，出席现场勘查，帮助侦查人员全面收集达到批捕标准的有关证据材料，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二是落实谁介入谁审查的原则，保障办案的连续和便捷，对于介入之后公安机关未报捕的案件也加强跟踪监督，要求公安机关对于案件的进展情况、处理情况及时向检察机关汇报，同时审查公安的处理是否得当，以保证提前介入的案件件件有着落。

的重构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制约机制 篇5

【关键词】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侦查 职务犯罪情报系统

惩治腐败，依法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也是检察机关的重点工作。用查处职务犯罪的成果取信于民是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具体工作之一。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把反腐败贯穿执政兴国始终的治国方针，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运行与国际的接轨，对打击职务犯罪工作的要求更高、工作难度更大。

由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成立的时间短，其基础建设与西方国家相应的机构相比较、与我国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相比较显得相对薄弱。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越来越体现出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主体高智商化、犯罪技术隐蔽化及犯罪人员日趋网络化、集体化等特点，更使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捉襟见肘。反贪工作时至今日已显露出后劲不足，难以向前突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自侦工作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形不成合力，情报信息缺乏系统的积累，不能实现资源共享，科技手段在侦查工作的运用与现实斗争需要还有较大差距。由于基础建设的不足，制约了自侦工作的效率、办案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加大基础建设工作力度，是提高自侦工作的自转能力、提高发现犯罪线索和侦查突破案件的能力是我们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于此同时，由于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主体实质同一，这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过程种的侦查工作，已经成为检察院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要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的侦查监督机制，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职务犯罪情报系统

所谓情报，就是指关于某一领域某一时期相关情况的报告。与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相关的称检察机关侦查情报等。在经济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情报的搜集和使用已充斥社会各个领域，如，对经济技术情报、科技情报、商业情报的收集与应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与侦查工作密切相关的犯罪情报数据库；对查办案件起重要的辅助作用的社会信息资源数据库。从检察机关所管辖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来说，职务犯罪情报在侦查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立职务犯罪情报系统，通过获取的信息资料，综合已办案件情况，可以分析掌握一定时期、阶段职务犯罪动向的特点，预知某类犯罪的出现和增多趋势，是决策层有的放矢制定打击职务犯罪方案和措施的保证。是具体办案部门快速反应，及时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必要条件。

犯罪情报资料建设包括：建立案件线索备案卡。对没有初查价值的举报线索，侦查部门要提出明确意见，报院领导审批同意后，退回举报中心逐件销案归档。对具有一定初查价值，但初查时机尚不成熟的案件线索，退回举报中心存入案件线索暂存库；建立典型案例数据库。结合查办案件，积累不同领域职务的犯罪手段、犯罪心理等特点规律；掌握犯罪动态信息。结合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掌握重点人物、要害人物可能实施职务犯罪的情况信息；收集有关涉案人或嫌疑人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活动规律、个性特征等情报，为个案侦查和审讯服务。

社会信息资料包括：建立与有关部门（公安、银行、工商、税务、海关等）行业电脑资料库联网的专线网，利用他们现成的电脑资料库为我所用。具体地说，就是由检察机关侦查指挥部门上述单位协商，建立信息联网，并制定严格的资料分级管理、授权查阅规定，使公商、税务登记，人口、车辆、电话及出入境等情况资料为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主体身份、查清案件事实提供及时的服务；采用国家法规数据库。通过采用国家信息中心开发的国家法规数据库软件系统，实现全面、准确、快速地查询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自侦工作准确及时地提供法律依据。

职务犯罪情报的获取、收集工作必须克服当前存在的各侦查部门单兵作战，不够规范未成体系，未能体现出整体效应的问题。要完善该项工作，首先要抓好信息网络的建设。市检察机关反贪局侦查、举报、预防各部门网络相互连通、信息资源共享，各区检察院应利用现有电脑设备建立信息资料库，并与市检察院联网。市检察院的信息资料库负责收集、储存本区内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结构与行业结构有关职的各类职务犯罪的发生发展趋势，以及发案的重点领域、行业、单位、部位、人群等职务犯罪方面的情报，为开展侦查、预防工作提供有力的帮助和服务。同时要建立专业化的情报人员队伍。要求情报队伍中的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心理和文化素质，保密意识强，具有较强的社交活动能力，并熟练掌握电脑专业知识、摄影知识和驾驶技术等，能胜任收集社会各方面的有关资料，掌握职务犯罪的动态，并能为大要案件的个案查办收集相关的情报信息。从目前人员编制的实际考虑，情报人员队伍可以市院自侦部门为主，各区院自侦部门选派人员参加，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履行上述职责。

职务犯罪情报系统的建立，能够极大的方便对职务犯罪的监控和监督，有效的制止有案不立、有案不查，徇私舞弊的现象的发生。情报系统的建立可以有效的节省资源，真正有效的實现资源的合理安排利用，在有效节省资源的前提下最终实现职务犯罪的侦查和监督。

二、抓好以专才培养为重点的自侦专业队伍建设

培养造就一批精通国内法和熟悉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掌握不同行业领域职能运作规律，会使用现代化办案工具、能运用外语办理案件的侦查人才，是检察机关自侦工作要适应两法修改实施以后和加入WTO后的新形势要求，提高侦查工作水平的主要途径。当前自侦队伍教育培训要把握五个重点：更新完善知识结构，不断拓宽知识面，克服过去知识窄、综合素质不高的局面。重点要加强证券、期货、金融、贸易投资等市场经济的学习；2、培训自侦队伍的专才，提高自侦队伍专业化水平。要象培养学科带头人一样地培养和选拔擅长于侦破各类案件的侦查专才。有计划地有步骤地选送业务骨干参加相关的业务培训，安排业务骨干到相关行业“跟班作业”，掌握该行业运作的特点规律。3、扩大对外交流的渠道，增强干警处理涉外案件的能力。加强与国外反贪机构的联系，采取走出去或请进来的形式进行学习和交流，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为国际间打击职务犯罪机构的协作打好基础；4、加强侦查队伍职业纪律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增强自身拒腐防变能力。严格依法办案，严守办案纪律，切实保证办好案件带好队伍；5、开展专题调研和技能切磋。针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可能遇到和已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两法修改后自侦工作遇到的法律问题，及早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此外，还要通过完善反贪人员结构，增强适应新形势能力。贪污贿赂案件涉及许多复杂的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有些可以通过短期培训来完成的，有些则只有经过长期的系统学习甚至专业训练才能掌握，如会议、金融、财务、证券、外汇、计算机甚至是测谎仪等高级装备的操作知识和技能。有计划地引进会计、金融、财务、证券、外汇、计算机甚至心理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充实自侦工作一线，为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提供智力保障。香港廉政公署作为被公认的世界上最成功打击贪污腐败的机构之一，它除了其完善的机制，先进的管理等原因外，还在于其拥有一支由许多行业专才组成的反贪精英队伍。其成员包括会计师、电脑专家、测量师以及工程师等等。专业人才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素质对准确及时地展开调查侦破工作、突破犯罪嫌疑人，特别是对侦查跨行业高智商犯罪团伙发挥重要作用。

三、建立整合职务犯罪侦查资源的指挥协作机制

跨地区跨行业作案、牵涉领域广的职务犯罪窝案、串案不断增多，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也越来越多。要及时有效查办这类犯罪，必须按照符合反腐败斗争体制格局、符合司法改革总体方向、符合侦查工作自身规律的原则，建立上下一体、执法规范、管理科学、公正高效的侦查运行机制，最大限度有效地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为侦查工作服务。

自侦部门资源的整合。反贪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涉嫌渎职侵权犯罪或渎职侵权侦查部门在侦查中发现嫌疑人涉嫌贪污贿赂犯罪，可以并案侦查、协作侦查；上级院与下级院在侦查工作中的指挥协作，上级院对重大案件、疑难案件可以交办、提办、参办、督办，统一协调、上下联动、克服阻力、形成合力。跨行政区性检察院之间的侦查协作可以通过发函请求或派员前往侦查协作以及由上级院协调侦查、指定侦查协作。

检察机关内部侦查资源的整合。刑检部门提前介入，在突破案件上发挥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法律威力；指导自侦部门收集、固定证据，审查、判断证据的法律有效性，快侦快结，也为快诉创造条件。技术部门为有效固定收集证据和保全证据提供协作，确保办案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司法警察协助执行强制措施，参与搜查、追逃、及法律文书的送达的侦查工作的及时、准确和安全。监所检察部门要通过对监所检察的统一指挥有效防止嫌疑人串供，通过对嫌疑人的观察监管发现新的案件线索，并注意收集有关监管人员的职务犯罪线索。控申举报与自侦部门的侦查协作，主要是为自侦部门提供高质量的自侦案件线索。此外，民行部门对隐藏在裁判不公背后的审判人员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达到案件，主动协助自侦部门开展初查。

与纪检监察、公安等部门的侦查协作机制。必须坚持依法办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基本原则。一是对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积极介入，不出具法律文书不动用刑事手段，掌握案件侦查的主动权。二是对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要即使立案侦查，并注意搞好工作上的衔接。三是对一些自侦案件的初查，可以主动请纪检监察部门配合调查，以利于案件的突破。四是对大要案件的侦查，在必要的时候，商请公安机关提供技术侦查手段的援助。此外，还要搞好与审计部门的侦查协作。建立提前介入审计及个案协查制度。审计部门在审计中发现犯罪线索，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熟悉情况，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审计发现贪污渎职犯罪；检察机关办理个案中，必要时可以商请审计部门就涉及审计部门审计专业的事项进行审计查证。对有些成案价值比较大，但线索比较粗的举报线索，还可以在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以这些部门的名义进行查帐查税审计秘密获取证据，请技术监督工商税务稽查物价仲裁等部门的专业人员协助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