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纪检监察

2024-09-27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精选8篇)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 篇1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工作之体会

2002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检察机关,先后从事公诉、反渎、反贪工作,2009年调至纪委监察局,先后从事案件检查、效能监察、案件审理工作。如今又重回检察机关,个中经历感触颇多,特别是纪检监察机与检察机关在机构性质、工作范围、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此从自己工作中的体会,尝试分析一下这两个机关之间的关系,同时对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作一些探讨。

一、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一)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区别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机关;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此看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院的特征和性质是有一定区别的。具体区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1、监督对象不同。纪检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党的组织和党员,监察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而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除了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党员干部)以外,还包括广大公民,监督对象要广泛得多。

2、监督范围不同。纪检机关只能对党员违反党纪行为进行检查处理,给予党纪处分;监察机关只能对国家公务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检查纠正,给予政纪处分;对其中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必须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而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一方面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违反法律达到犯罪程度的进行追究;另一方面是对侦查、审判、监狱等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它的监督活动所涉及的法律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宪法和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诉法等国家基本法律以及各种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

3、监督方法不同。检察机关主要是运用刑事侦查及提起刑事诉讼的方法行使其法律监督职权,即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追究,提起公诉,以维护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这种特殊的监督方法是纪检监察机关所没有的,纪检监察机关对监督对象违纪行为的调查与检察机关对犯罪案件的侦查也是不同的,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如拘传、拘留、逮捕等;而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只能依照党章党规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党纪监察措施,如责令违纪嫌疑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违纪事项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即“两规”措施,但目前该措施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在此不作探讨),这些措施应该是不能超出党纪、行政法规及法律的规定。

特别是在实践中,对违纪对象查询冻结银行交易存款、通讯记录、技术侦查等方面,由于缺少法律的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只能打擦边球,利用各种办法去达到调查目的,总是不能正大光明地进行。所以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一些大要案过程中,一般都要抽调检察、公安等机关予以协助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借助强力机关的一些合法必要措施来突破案件。前面所提到的“两规”措施,实际上是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案件威力最大的武器,就内部来说,办案人员可以24小时随时了解对象,对其进行政策法律攻心,在这种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违纪对象的防线很容易崩溃,这种优势是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所不具备的,但是这种优势还能存在多久则是个问号,因为随着依法治国的完善,一切组织的活动都必须按有关法律规定来办理。

4、监督效力不同。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具有国家强制力,有权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或提起公诉,使其承担刑事责任。而纪检监察机关是以党和政府的名义进行的,只能给违反党纪政纪者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二)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协作配合问题,中纪委和高检院先后联合出台过几个文件,《中纪委、最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关于纪律检查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查处案件中互相提供案件材料的通知》(中纪发﹝1989﹞7号)、《中纪委、高检院、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协作的通知》(高检会﹝1993﹞31号)等文件中就协作配合的范围、程序等做了明确的界定,是在现行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开展工作协调配合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应从四个方面加强工作。

1、规范联席会议制度。笔者之前所在的市中区纪委监察局每半年召开一次与检察机关、公安、法院、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案件联席会议,会议由各单位分管领导和会议议题相关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的内容主要是通报反腐败工作情况,各部门提供违纪违法线索,对正在办理的反腐败案件进行协调。

2、加强案件移送制度的协作配合。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案件,经审查认为触犯刑律,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案件管辖的规定,及时将案件和有关证据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要积极受理,及时审查,做出是否立案的决定。检察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应说明原因,并将案件材料退回移送的纪检监察机关。

3、加强办案工作中的协调与配合。纪委监察局作为党委政府的一个部门,在案件查处及处理方面会受到的方方面面的干预,比如有些案件没有深入调查下去,或有些案件仅进行党纪政纪处分而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对于这种情况,检察机关应主动出击,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案件,要根据查办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了解案情,最好是在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突破之时,检察机关能及时启动侦查程序,同步介入案件的侦查调查,同步固定证据,通过法定的侦查手段,整合办案力量,提高工作效率,也能对纪委监察机关起到一地的监督促进作用。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这个资源,可以给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带来诸多便利,据笔者了解,市中区检察院自侦部门每年所办职务犯罪案件有近一半是与市纪委监察局联合办案所得,而且基本上都是大要案。检察机关主要依靠的是纪委监察局作为党和政府纪律检查机关的强势力,在对一些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进行调查取证时遇到的阻力要小一些,另外通过借力纪检监察机关的“两规”、“两指”等调查手段,也能为突破案件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4、规范互相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的配合协调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案件查处过程中或结案后,需要互相提供案件的有关材料时,能移送原始资料的尽量移送原始资料,对于复印件应加盖移送机关公章并注明出处,另外还应必须办理正式交接手续,双方在受理案件后,应及时将办理情况通报对方。

二、对检察机关相关职能的探讨

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期间感受到在进行案件调查时,整个机关是一个整体,全员办案,各部门协同作战,包括案件审理部门(类似审判机关)都要提前介入,很多问题都解决在了调查阶段,为以后的案件处理铺平了道路。当然,这种模式不能适用于司法程序,因为按照我国宪法及刑诉法的规定,侦查、公诉、审判是互相制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效率,导致一些应该追诉的人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检察机关虽然地位崇高,属于法律监督机关,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法律监督实权,对于审判权,笔者认为应该保持高度独立性,不应对其过多干涉,检察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行使审判监督权就已足够。而对于侦查权的法律监督,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该行使的权力还远远不够,完全不能体现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它和批捕权及公诉权虽相对独立,但都属于检察机关的内部职权,容易形成合力。目前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公安(国安)机关侦查权的监督不足,故下面主要谈一下检警关系。

1、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检察机关在我国是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但由于历史及国情原因,公安机关在我国一直是司法机关中最强势的部门,其权力至今仍在不断膨胀。检察机关的这种侦查监督权与现实中的检警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是矛盾的。我国目前的这种检警关系是以检警分立与检警制约为特征的,其实质上是检警对等平行关系,实践中则是警主检辅,公诉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依附于侦查职能。在刑事案件审判前都是以公安机关侦查为中心,检察权对警察权的控制力相当薄弱,更没有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也只能从是否决定逮捕这一个方面来制约公安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案件,也只能要求其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至于公安机关坚持不立案,检察机关也没什么好办法。

宪法赋予检察机关至高的权力,1996年之前检察机关也实实在在拥有一定的侦查监督实权,如1979版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并可以进行调解。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第一、二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案件的侦查,都由公安机关进行。”,对于公安机关懈怠不予立案侦查及不适合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进行侦查,这就体现了检察权高于警察权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但1996年之后的刑诉法却完全限制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不但剥夺了检察机关自主决定侦查的权力,甚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都需要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才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由此对法律监督机关的种种限制可见一斑。笔者之前还寄希望于今年3月14日新

修订的刑诉法能够纠正这个严重违宪的规定,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竟然还是维持“原判”,我国的诸多所谓法律专家还是服从于强权,检察机关影响力远逊于公安机关,这是法制的倒退。

2、建立新型检警关系

笔者在公诉部门工作过一年多时间,对基层公安干警的法律知识及办案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一些简单的案件反复退回补充侦查,甚至多次退补后仍不符合要求,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就更不要说了。法检两家进入门槛远高于公安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人员的素质也注定是高素质人才,为何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呢?笔者就纳闷如何能改变这种状况,在了解了我国周边日韩及台湾地区的检察制度后,才发现我国的检察机关实际地位及权力真是太低了,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的司法制度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因此台湾地区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其侦查权涵盖警察机关的侦查权,其检警关系模式就是检察指挥侦查的模式,也就是实行检察官主导侦查的检警分工合作模式。根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是侦查主体。检察官在侦查犯罪时,有指挥调度警察官和命令警察的权力;警察则被视为检察官的助手,有协助侦查犯罪的职责,但没有独立的侦查权限。检察官是侦查活动的发动者,对刑事案件有起诉、不起诉和缓起诉的决定权;侦查中,检察官有侦讯、勘验权,对传唤、拘传、通缉、责令赔付、交纳保证金、查封、扣押等强制处分有决定权。同时,检察官对警察有要求其主管单位给予奖惩的权力,主管单位必须执行。

我国检察机关对警察部门的法律监督与台湾地区相比差距大矣,我们不苛求像台湾地区一样把警察部门放在完全从属的地位(在我国这也不可能),只要对于疑难重大案件,检察机关有介入指挥的权力,能够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提起公诉的要求进行侦查,并且恢复1979年刑诉法第13条的规定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到那时提到检察官,警察们也会肃然起敬吧。因此合理的检警关系应该是“侦诉一体化”,我国现行刑诉法对侦查和公诉

阶段分工明确,受此影响,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破案和结案,而忽略对公诉人法庭上指控犯罪的作用;检察机关公诉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法庭上指控犯罪,而忽略怎样调取收集更多、更全面的证据来指控犯罪。因此,这样的模式没有将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两方面的资源特点有效的结合起来,存在明显的缺陷:侦查作为公诉前的一个独立阶段,侦查人员虽然拥有侦查权,承担调取收集固定证据的责任,但是远离法庭审判活动,对控辩双方质证辨论的审判活动缺乏切身体会和深入了解,致使侦查人员对法庭最终据以定案的证据标准缺乏足够的了解,也不直接承担因证据不合要求而造成败诉的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分离,必然造成侦查人员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侦破过程中,而对破案后全面及时地收集固定诉讼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侦诉分离制度的缺陷问题,必须实行侦诉一体化制度,台湾地区模式在大陆目前是不可行的,应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适合我国的侦诉一体化制度。该制度一方面吸收检警分立模式的优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保持一定的距离,两机关分工负责,相互独立,这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活动,防止证据的灭失,又有利于发挥公安机关的积极性和优势;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检警结合模式的优点,强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互相配合,减少内耗,注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介入引导和指挥,尤其是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予以实际监督,赋予检察机关指挥权和立案侦查权,防止公安机关侦查权的滥用。所以,侦诉一体化是下一次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需要,是世界刑事司法体制的趋势,我们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应该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

陈宝生

2012年10月16日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 篇2

一、加强对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一)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加强队伍建设的需要

检察机关人才建设的关键在于职业化, 就是让检察官成为和谐社会的践行者, 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 成为检察职业知识、职业观念和职业道德素质三者兼备的司法专业人才。纪检监察可为检察官职业化建设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 经常开展廉政警示、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等方面的教育, 帮助检察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和权力观。教育他们权力在手、责任在心、执法如山、清廉如水, 筑牢廉洁从检, 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守住职业道德底线,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

检察机关被人民群众誉为最讲理、最公平的地方。检察官不廉洁, 不仅个人品质有问题, 而且会损害党、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玷污检察机关的形象。要维护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确保检察机关严格依法行使职权, 离开了纪检监察部门, 检察权将失去有效监督, 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将会发生。违纪违法事件得不到及时查处, 就会使个别检察人员铤而走险, 亵渎检察权, 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而导致公平与正义难以实现。

(三)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以监督强化制度执行力的需要

监督检查是手段, 规章制度是基础。规章制度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基层检察院的各个环节、各项工作中都有明确具体的制度规定。从组织检察人员开展的各项活动看, 无论是政治思想、职业道德教育, 还是职业纪律、廉洁从检教育, 都是以制度的实施为落脚点。管理靠制度来施行, 监督靠制度来保证, 成果靠制度来巩固, 创新靠制度来体现。基层检察院的制度建设, 反映了科学管理的水平, 但规章制度建设并不仅仅是制定, 根本在于执行, 有了好的制度, 不落实就形同虚设。纪检监察是制度执行的忠实捍卫者, 对违犯规章制度者严格追究责任, 真正使制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形成由制度到制约行为的根本转变。

二、强化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的几项举措

(一) 加强政治教育

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人们的思想发生着深刻变化, 竞争意识显著增强, 致富愿望日益强烈。这些无疑是促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但同时受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影响, 有些人政治观念淡化, 纪律观念淡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近年来, 检察人员严重违记、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的案件时有发生, 追根索源, 就在于漠视党纪国法, 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纪律, 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因此, 抓好政治教育, 这是促使检察人员具有积极向上精神风貌, 永葆革命气节的根本保证。作为检察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 就要积极协助院党组, 结合本单位的具体实际, 精心选择政治教育内容, 制订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 做到领导重视, 组织落实, 时间保证, 收到实效。

(二) 牢树防腐思想

基层检察人员由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 容易受到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 成为别有用心的人拉拢腐蚀的对象, 加之少数干警特权思想、霸道作风严重, 自身素质不高, 骄蛮自傲, 为所欲为, 偏离了“为民执法”的政治方向, 甚至目无党纪国法, 拉关系、搞人情, 图私利,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检察权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为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对基层一线检察干警的教育, 引导他们严格遵守《廉政守则》、《廉洁从检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章》和有关法律条规等, 恪守“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官职业道德, 坚守政法干警“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针对队伍中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突出问题, 教育和引导检察人员增强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政意识。要改进教育方法, 探索教育途径, 提高教育实效, 加强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 及时总结执法监督活动的先进典型和经验, 让干警知晓发生在检察系统内部的违法违纪典型案例, 做到警钟长鸣, 促进干警在检察执法中自觉遵守检察纪律和党纪条例。通过深刻的教育, 使广大检察干警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执法理念, 牢固树立拒腐防变思想, 增强防变能力, 真正做到以德立身, 以德立检, 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三) 强化监督检查

权力不受监督, 必然导致腐败。加强对检察人员及其执法活动的监督检查, 是确保检察机关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 也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举措。从检察机关一些干警的犯罪案件来看, 呈现如下特点:时间跨度长、作案次数多、涉案金额大。究其原因, 监督管理方面存在问题, 监督不及时、不到位, 监督不力甚至存在盲区。因此, 纪检监察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 切实加大检察权运行的监督检查力度。一是加强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和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检查, 确保检令政令畅通。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落实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和领导班子工作制度, 进一步提高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水平。二要坚持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等制度, 切实把监督检查贯穿于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过程。二是要加强对重点执法部门、环节和办案人员的监督检查。检察人员发生违法违纪行为大多在执法办案环节。检察官执法办案的权力是国家、人民和宪法赋予的, 如果这个权力被滥用, 就会损害党、政府和检察机关的形象, 损害法律的尊严, 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此, 一定要严格落实和完善内部制约机制, 对职务犯罪案件撤销、不起诉报上级检察院批准和立案、逮捕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制度, 积极推进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坚持“一案三卡”制度。适时组织专项检查, 加强对本院扣押冻结款物和“九类”重要案件的备案制度, 加强案件回访和满意度测定, 发现和纠正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力, 从而有效预防和减少执法办案中的违纪违法问题和苗头。

三、做好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 正确处理纪检监察工作与检察工作的关系

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 也是检察机关各项工作的重心。做好检察工作离不开纪律的保障。实践证明, 如果在抓检察工作的同时, 忽视了纪律教育, 检察工作就容易出问题。因此, 我们在大力抓好业务工作的同时, 一定要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花大力气抓好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 要用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对执法活动加以保障, 促进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 正确处理纪检监察部门与内部其他部门的关系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与内部其他部门的教育管理工作广泛交叉重叠, 配合协作关系十分密切。对此, 纪检监察部门要协助、会同党组和政工部门对干警经常性的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及检察职业道德、纪律等方面的教育活动, 真正使党员干部在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纪检监察部门还要配合其他业务部门, 结合检察工作实际, 以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为主线, 紧紧围绕司法为民, 廉洁奉公, 秉公执法等内容进行教育, 促使检察干警遵纪守法、清正廉洁、工作高效。

(三) 正确处理教育查处与爱护干部的关系

纪检监察工作的性质决定要对违法违纪干警进行教育查处, 教育查处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 一些干警对纪检监察工作不理解, 认识不到位, 认为是“内伙子在整内伙子”, 有意与自己过不去。这种错误认识, 给纪检监察工作造成了障碍, 带来了困难。因此, 要经常性开展教育活动, 努力使干警认识到纪检监察部门的教育处理, 实质是对干警的关心爱护。在实际工作中, 纪检监察干部要认真履行职责, 敢于监督, 善于管理, 对干警思想上的偏差进行疏导, 对行为上的失规进行纠正, 未雨绸缪, 防范未然, 确保单位和干警不出现违法违纪问题。

四、切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

(一)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进一步加强党性锻炼和职业操守, 使纪检监察干部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 党性修养进一步增强, 政治意识、忠诚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强化, “党的忠诚卫士、群众贴心人”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树立, 做到公道正派, 廉洁奉公、依法执纪, 不辱使命, 做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表率。

(二)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

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和真抓实干作风, 强化敬业精神, 改进工作作风, 做到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作风优良。遵纪守法, 做维护党纪国法的模范实践者;服务大局, 做廉洁发展的忠实捍卫者;秉公执纪, 做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关爱干部, 做干部合法权益的有力维护者。

(三) 加强能力素质建设

为此需要做好多方面的工作, 一要开展“大学习”活动。深入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 争当信念坚定、政策熟悉、知识全面、业务精通的学习型纪检监察干部, 进一步增强执纪文化内涵。二要开展“大培训”活动。落实技能练兵制度, 全面强化纪检监察干部综合素质和执纪能力, 坚持“缺少什么培训什么”, 不断加大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方式、拓宽培训渠道, 加强培训考核, 通过实施全覆盖、多渠道、高质量的教育培训, 使纪检监察干部履职能力进一步提高。三要开展“大调研”活动。切实增强纪检监察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促进对反腐倡廉建设全局性、规律性、热点难点问题的深刻认识, 切实有效地破解工作难题,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工作创新。四要扎实开展“大练兵”活动。围绕“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练什么、弱什么练什么”的要求, 立足实际、紧贴实践, 分类进行、点面结合, 以学促练、以赛促练, 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总之, 在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 检察机关的工作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大局, 围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检察工作性质、特点来开展, 这就要求我们纪检监察工作, 必须根据检察工作实际情况, 不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严格执行各项纪律条规, 灵活运用监督手段,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努力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 才能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的监督检查作用。

摘要:在新的历史形式下, 检察机关加强队伍建设, 强化自身反腐倡廉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为此, 必须强化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 进一步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要从教育、监督、检查、制度建设等方面强化纪检监察工作。纪检监察主要履行的是监督检查职能, 在履职时应处理好与检察业务、其它部门、以及教育查处与爱护干警等关系。为提高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履职能力和水平, 必须加强自身队伍建设, 强化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政治思想、纪律作风、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建设。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 篇3

关键词:检察机关 纪检监察机关 职务犯罪 反腐败

在我国当前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下,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是惩治腐败与防止权力滥用最为核心的两种力量,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无疑是反腐败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厘清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关系,明晰各自职责与定位,对于强化二者之间的协作配合,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反腐合力,构建反腐败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

(一)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职能定位

《宪法》第129条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是“依法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全体公民遵守宪法与法律的权力。”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自于其职权之一,即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使刑事侦查权。检察机关在反腐败过程中,除了通过立案侦查打击腐败行为,进行职务犯罪预防外,还与其他部门合作,接受其他部门移送的触犯刑法的腐败犯罪,并对其作出处理。

(二)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职能定位

纪委作为负责党内监督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与法规,检查党的政策、方针、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委在反腐败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按照党章的规定,在职责范围内查办违法违纪案件;二是在反腐败工作中组织协调,即在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纪委应该积极牵头,使得执纪执法部门能够密切配合,形成反腐合力。

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行政监察法》第18条详细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责和权力,归纳起来是三项,即检查权、调查权和处理权。其中,监察机关行使调查权主要是依据举报、通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等方式发现行政监察对象的违纪行为后,依法开展调查并作出处理。监察机关主要是对有违法行为但未构成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分。在调查中如发现涉嫌犯罪行为,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为加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从1993年起,纪律检查机关同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实行“挂纪检、监察两块牌子,一套工作机构,履行两种职能的体制”,共同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纪检监察机关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查办违法违纪案件时承担着组织协调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反腐败机构主要是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两个机构,而主要需要处理好的关系也就是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

二、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协作中的问题

目前,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的配合协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涉嫌贪腐的公职人员的接力查处;二是两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之间建立协作配合关系,有利于协调配置办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更好地打击和预防腐败违法犯罪。然而,这种协作配合关系在实践中却存在着不足,直接影响着我国反腐败协作机制的良好运转。

第一,协作配合意识不强。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时主要适用党的政策、党纪、政纪规定,而检察机关执行的是国家法律,二者对法律、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有时不太一致,对案件认识出现分歧时缺乏从法律层面和配合技巧方面的沟通。

第二,协作配合随意性较大。检察机关对与纪检监察机关进行办案协作配合有认识偏差,认为二者在办案中的协调与配合就是联合办案,忽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基本职责。主要表现为有的检察机关过度依赖纪检监察机关,不能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

第三,协作配合程序不严格。有的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职责不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相互借用对方的调查手段与措施。纪检监察机关借用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以联合调查小组的名义对涉案当事人进行调查,无异于“让纪检机关代行侦查权”。在协作办案过程中,有的纪检监察机关未认真履行从检察机关借人办案的相关手续,以至于检察人员在纪委抽调办案中的身份和角色不明确,很容易出现办案安全和管理上的诸多问题。

第四,案件移送程序不规范。突出表现在:一是案件移送时间不确定,主要表现为案件移送缺乏法定时限,影响办案效果。二是案件移送材料不统一,有的将所有案卷材料全部移送,有的只移送与涉嫌犯罪(违纪)有关的证据材料,还有的在移送时只制作一份移送函,附一份调查报告便予移送。三是案件移送手续不完备。比如,移送手续不够规范,案件移送过程没有统一的《案件移送书》等。

第五,证据转化存在困惑。针对各自收集的证据如何使用和相互转化并为对方所用的问题,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证据转化方法。但是,证据转化工作还存在一些困惑,如证据转化的可行性、转化方式、各种证据如何具体转化等。

三、完善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协作机制的建议

(一)树立全局意识,提高办案协作效能

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都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只有最大化地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才能在反腐败工作格局中形成查办案件的整体合力。二者要从有利于打击腐败的大局出发,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加强协调配合,探索建立新型分工协作关系,实现执纪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促进执法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协作效率,增强打击违纪违法犯罪的力度。

检察机关在查办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或较高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且需要纪检监察机关配合时,应主动与纪检监察机关沟通协调,在解决办案困难或疑难问题方面积极争取支持。对纪检监察机关需要检察机关协助的案件,检察机关应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积极配合。在协作办案中,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对党员干部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手段或组织措施,耐心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和说服教育工作,敦促相关涉案人员主动投案自首或者坦白交代,使检察机关能够较早地获取直接证据;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非党员非干部人员进行询问、传唤、讯问、采取强制措施等,以弥补纪检监察机关职权上的限制。检察机关还可以充分发挥调查取证等法律专业优势,在固定证据、追缴赃款赃物等方面有所作为。

(二)遵循法律法规,规范办案协作机制

为了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办案中的协调与配合,198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在查处案件工作中协作配合的暂行规定》;1989年,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纪律检查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查处案件过程中互相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的通知》;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意见》。这些规定对于规范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协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少配套实施细则,使得这些规定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在遵循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只有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明确规范、统一的原则、标准、程序和制度,才能建立有效的办案协作机制。

一是推动制定实施细则。比如对案件移送,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规范性文件,联合制定和发布相关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移送时限、移送权限、移接交材料、移交审核、移送责任等,做到案件相互移送的各个环节规范高效。二是明确办案协作程序。以案件移送程序为例,应对随案移送的案件材料、赃款赃物处理做出明确规定,规范移送文书,制定统一案件移送通知书、移送材料目录、赃款赃物清单、送达回证、接受案件反馈通知书,以及询问(讯问)笔录格式、必备内容等等。三是规范办案协作机制。比如依法规范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问题,要明确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程序、介入后的职责及范围等。

(三)厘清职能定位,坚持办案分工协作

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性质与职责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应在严格区分各自职能定位的前提下进行协作配合。法律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联合办案过程中不能将自己的职责交给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握好“联合”的度。这是关乎到案件办理程序是否合法的关键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办理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严格按照检察机关的办案机制、规则、要求,依法独立开展办案工作,不受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和约束,形成在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协调下协作而不依赖的独立办案体制。

具体说来,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中应负责协调各方关系、积极寻找案件线索以及为检察机关的侦查创造条件、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并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或者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进行协助。检察机关主要负责从刑事诉讼角度进行调查取证,对纪检监察机关前期所获取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等方面的审查,必要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协助重新取证或者补充取证。在调查取证中需要采取搜查、扣押、通缉、技术侦查等纪检监察机关无权实施的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实施;在需要对被调查人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采取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或者逮捕措施,不应再以“双规”、“两指”措施变相羁押被调查人,以保障被调查人的基本权利。

(三)运用法治思维,完善办案协作机制

第一,健全联席会议制度。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要情况,应当及时向同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报告。在协作配合中,出现重大争议时应当协商解决。必要时,可以提请同级党委反腐败小组协商。同级党委未设立反腐败协调小组的,可以通过上级机关向上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报告或者提请协商。同时,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分别明确分管领导负责查办案件工作协作配合事宜,指定日常联系部门和人员,并制定配套制度。联席会议机制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办案情况通报、工作经验交流;二是研究、协调有关政策和法律问题;三是研究重大案件的查处和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四是制定和完善联席会议工作制度。

第二,完善案件线索与案件的通报移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建立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犯罪案件和案件线索的通报、移送制度。二是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党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决定立案侦查或者不予立案、撤销案件的,应当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通报。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的,应当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三是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涉案对象以外的其他党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线索,应当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并提供相应材料。四是通报、移送相关案件和案件线索,应当严格按照时限要求以书面形式办理。情况紧急的,可根据需要采取适当形式及时通报、移送。五是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收到移送的案件或者案件线索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本单位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依纪依法作出处理,并按照处理情况书面通知移送单位;对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本单位没有管辖权但本系统其他单位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移送并书面通知移送单位;本系统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退回移送单位。六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查证核实当事人的政治面貌、是否系国家工作人员等身份信息,并将该信息纳入部门统计工作范围。检察机关应当随案移送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的证据材料。

第三,完善案件查办过程的协作配合制度。其一,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提请相应机关协助或者采取相应措施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批,按照程序提请同级相关机关协助办理,不得越级办理。其二,纪检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非党员、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与被调查人相关的犯罪问题的,可以提请检察机关依法协同办案。案件涉及的非党员、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其他违法犯罪问题的,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及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其三,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认为被调查人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正式移送前可以商请检察机关进行初查。商请初查的,应当向检察机关出具正式函件。其四,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向被检察机关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的,可以提请检察机关予以协助,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其五,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就案件性质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向检察机关咨询,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其六,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初步核实或者立案调查阶段,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检察机关对被调查人或者重要涉案人员依法采取信息查询等查控措施,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其七,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符合没收违法所得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启动相关程序。其八,纪检监察机关需要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党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决定,要求检察机关提供相关材料的,检察机关应当予以协助。其九,对同一党员或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犯罪问题,纪检监察、检察机关中任一机关已经依纪依法启动调查(侦查)程序的,在移送其他机关办理前,其他机关一般不得另行启动调查(侦查)程序;确需启动的,应当事先与最先调查(侦查)的机关沟通。

第四,探索建立证据转化衔接制度。《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具体而言,监察机关收集的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应当以该机关的名义移送,检察机关按照一般的证据规则进行审查,如果符合法定要求便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对于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应予以补强,不能补强的要依法予以排除;对于纪检监察机关提供的言词证据,检察机关原则上均应重新收集,特殊情况下无法重新收集的,还应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这种衔接与转化的规则既是言词证据的特点决定的,又符合人权保障的要求。

(四)建立信息平台,共享办案协作信息

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之间的办案协作能否取得良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流畅度、及时性以及资源能否合理共享。这要求在办案协作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加大科技投入,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使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的基础上,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逐步实现双方信息联网共享,做到信息共享、密切合作。该机制应包含以下内容:一是数据平台共享。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有着各自的执法和司法流程,形成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数据共享平台的搭建为这些工作依据的迅速查询提供了便利,消除了信息孤岛现象。二是案件备案共享。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应尽快消除各自案件管理壁垒,应定期向对方通报案件。三是技术资源共享。实现司法会计、司法鉴定等专业技术资源共享,促进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就执纪执法与司法衔接工作中的专业性结论达成共识,避免重复工作,节约时间和资金。

(五)强化监督制约,确保办案协作成效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 篇4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强化法律监督的同时,必须加强自身监督,解决好“检察机关监督别人,谁来监督检察机关”的问题,做到正人先正己。基于检察机关职能的双重性和特殊性,为确保检察机关充分正确履行国家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促进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年来,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在各级党组的领导下,按照中央和高检院的统一部署,广泛开展对内部的自身监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发展不平衡。作为一名基层检察机关的纪检工作者,笔者认为当前基层检察机关的纪检监察工作机制和方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检察队伍建设、业务建设不断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当前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对执法办案环节尤其是重要执法岗位的监督不足。主要表现在监督的程序不够规范;监督的方式比较单一;监督对象侧重于自侦部门。监督工作往往偏重于纪检监察部门对执法办案部门的案后“回访”,或对检察办案人员违法违纪的查处这种事后的、单一的监督。这种监督工作机制和方法与检察机关办案的实际严重脱节,失去了应有的警示和预防作用,监督成了“马后炮”,甚至“放空炮”。监督工作的实际效率低,效果差。

2、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亟需改进提高。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对同级院领导干部的监督难以开展,监督难度大,监督流于形式化。

3、对纪检监察工作重视不够。由于基层院担负着日常大量繁重的执法办案工作,这些工作又都有具体的量化考评指标、年终考评,各部门的执法办案工作都要以量化指标为标准进行评比,谁也不愿自己的名次排后,基层检察机关领导的主要精力自然放在抓办案,抓指标,抓争先进位上。相对执法办案,纪检监察工作指标较软,单位只要不出事,最低限度不出大事,没有大的矛盾暴露,就可以过安稳日子。甚至有出了问题也尽力捂着、拖着、护着,深怕影响单位的声誉,影响年终的考评。

4、基层检察机关纪检干部队伍状况不容乐观。当前基层院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存在一些很不理想的地方:一是现任纪检监察干部年龄偏大,有的年已五十开外。二是编制不全。按高检院规定,人员编制60人以上的院设立监察室,当前编制不满60人的基层院普遍未设监察室,有的连专职监察干部也未配设,仅有一名纪检组长,而有些基层院的纪检组长还是兼职的。编制不全,人手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院纪检监察工作开展,难以应对日益繁重的纪检监察工作。三是对纪检监察人员的待遇重视不够。相对基层院副职普遍为正科实职待遇,有些纪检组长仅是副科级待遇;有些纪检组长(监察室主任)虽是正科,却是虚职待遇;有些纪检组长未被任命为检委会委员,往往也未被通知列席参加检委会。这种待遇上的差异,反映了一些基层院纪检监察干部不被重视的实际,也制约了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四是纪检监察干部素质有待提高。有些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不强,怕得罪人,存在不敢监督,不善监督,不愿监督的情况。

二、加强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的几点思考

1、进一步加强对执法办案活动的内部监督制约。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主要途径,是行使检察权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检察干部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主要出现在执法办案中。如何加强对执法办案环节,尤其是重点执法岗位的内部监督管理,是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难点。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内部监督,必须要紧密结合执法办案实际,顺应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工作的规律,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和各个检察业务部门的多方积极性。要进一步拓宽内部执法办案监督的范围和渠道,把对执法办案监督由对某一局部、某一环节的监督拓展为对执法办案流程中的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如控告申诉部门案件线索的流转和处理,侦查部门案件的立案、侦查、撤案和采取强制措施,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案件的不捕、不诉、改变案件定性、改变强制措施等的监督,来实现对执法办案全过程的监督。要把纪检监察部门单一的静态监督,转变为由纪检监察部门与各检察业务部门互动的动态监督,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不仅要监督执法办案活动是否廉洁、公正、文明、安全,也要监督执法办案的力度,规范执法办案行为,促进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不断提高。

2、加强领导干部自律和监督。加强领导干部的自律和监督,是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工作的突出重点。从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能活动的特点来看,执法办案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和决定权主要掌握在院领导手中,加上管理人、财、物的权力,领导干部的权力相对集中,也往往成了拉拢腐蚀的对象;从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的要求来看,检察队伍的风气是抓出来的,更是带出来的,领导干部的风气决定着队伍的风气,领导班子的建设决定着队伍的建设。因此,领导干部一旦发生违法违纪问题,其影响之大、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高检院和省院先后就领导干部严格自律,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领导干部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等,提出了许多明确要求。基层院纪检监察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充分履行对领导干部的内部监督职责,督促领导干部把上面的措施和要求落到实处,发现有违党风廉政责任制规定和要求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或按组织程序提出批评意见,必要时及时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反映。建议,在加强对同级院领导干部的监督上,基层院纪检监察部门可直接向上一级院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以增强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能。

3、进一步加强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加强基层院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是加强基层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和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基层院党组要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真正关心和重视纪检监察工作,支持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纪开展工作,为他们撑腰鼓劲。要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健全纪检监察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舍得配备政治强、懂检察业务、作风过硬的干部来从事纪检监察工作。要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部,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落实待遇条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全心全意地开展好本职工作。

区检察院纪检监察工作思路 篇5

1、组织全院干警签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状和办案安全工作责任状,同时要求检察长与副检察长;主管副检察长与分管各线科(室)长;科(室)长与本部门干警层层鉴定目标责任状。并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办案安全工作规定纳入了目标管理之中,逐级签订目标责任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级负责的责任体系。

2、对办案安全责任状落实情况、办案安全工作预案落实情况、“一案三卡”的落实情况、办案纪律、办案安全“收支两条线”、扣押冻结款物、枪支使用、车辆管理、工作作风工作情况进行检务督察。

3、对办案区域讯问室安全设施设置情况和高检院严禁违规驾车规定落实情况进行督察。

4、加强对建立“检察人员廉政档案”工作落实情况的经常性检查,实行全院干警填报检察人员执法廉政情况登记表制度,并且要定期开展对干警检风检纪,在岗在位、履行职责等纪律作风情况的督察。要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工作特点,加强对重大节日干警廉洁过节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上级的工作部署活动等工作落实情况的督察。对每次督察情况都要作到认真记载、及时报告、及时总结交流工作成果,积极探索开展检务督察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切实把检务督察工作抓出成效。

5、严肃查处全院干警违纪违法案件,认真贯彻高检院,省院部署的纪检监察工作方针,要严肃查处滥用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案件,参与涉黑犯罪、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案件,违法者违规办案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案件,以及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及对领导批办、人大转办、新闻媒体曝光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 篇6

2013年我院纪检监察工作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纪委十八工作报告以及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和三项重点工作为着力点,坚持从严治检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以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主线,以检风检纪建设为重点,继续抓好检察人员教育、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工作,推动我院检察工作健康发展。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1.加强党风廉政宣传教育。要结合今年开展的“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章,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利益观,做好表率,努力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全院干警要深入学习各级会议精神,发挥先进示范作用,进一步提高认识。要紧紧围绕检察中心工作,自觉服务大局,切实履行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加大力度落实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大案件查办工作力度,积极引导大家观看警示片,宏扬先进典型,以案件警示和教育党员干部群众,激发昂扬向上的斗志,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维护民生、民利,深入推进作风建设,提高我院的社会公信度。

二、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要坚持把强化内部监督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一是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要健全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民主生活会,完善民主决策机制。要认真落实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述职述廉制度。二是加大对安全预案落实、办案工作区规范化建设、看审分离以及文明办案等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安全办案落到实处。三是结合即将建立的案件集中管理机构,我们将积极探索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拓宽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从源头上扼制腐败,减少信访。四是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重大经费开支、政府采购、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要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规定,坚持集体决策,增强其工作的透明度,防止在这些问题上出现违法违纪现象。

三、深化司法公开,打造立体监督

要全面深化“阳光检务”工作,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司法公开工作质量。进一步做好传统检务公开工作,设置版块专栏和固定公开栏开展办案流程公开和司法公开,制作挂图、印发小册子、开展执法办案告知活动、开展法制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活动,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宣传检务公开内容。除了做好传统检务公开工作,还要重视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创新司法公开方式,推广电子 检务公开,不断拓宽公开渠道,如建立“检务公开”大厅、设置电子公告屏、电子触摸屏等,便于社会各界和公众查询。通过互联网网站,推动电子检务公开,使“检务公开”更加及时准确,透明度高,便民利民。不断充实和完善司法公开内容,依法保持和提高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加强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加强外部渠道对人事工作、重大经费开支、政府采购、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等方面的监督。严格执行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收支两条线”规定和其他财经制度,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四、加强检务督察工作,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要把检务督察工作作为强化内部监督的重要举措持之以恒地抓下去。首先必须建立健全检务督察的工作机制。严格按照省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务督察工作的意见》的规定要求,完善机构设置、配齐配强人员和装备器材,加大对安全预案落实、办案工作区规范化建设、看审分离以及文明办案等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安全办案落到实处。其次必须认真抓好督察任务落实。要按照省院意见的要求,加强对十一项重点工作的经常性督察。当前尤其要抓好“严格落实制度,公正廉洁执法”专项检查的“六查六看六纠正”工作,采取明察暗访等形式,以加大整改力度,巩固专项检务督察成果。加强业务部门之间相互制约与检务督察相结合,加强检风检纪督察与案件督察衔接。加强依法扣押、冻结款物督察。开展自侦案件回访考察,推动公正、文明、安全、廉洁执法。

五、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纪检监察队伍整体素质 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纪委十八工作报告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重 要思想,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纪检监察工作,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检察事业,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维护司法公正和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二要加强业务建设。认真学习检察业务、纪检监察业务及相关知识,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业务素质。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提高纪检监察工作的监督能力和执纪办案水平。三要加强作风建设。发扬公正无私、刚直不阿、不循私情、敢于碰硬的精神,坚决同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作斗争。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树立纪检监察干部可亲、可信、可敬的形象,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我院纪检监察工作。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刍议 篇7

关键词:检察机关,公诉权,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就被告人可能判处的具体刑罚向法院提出的建议。在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公诉权的理解和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具体表现为公诉职能行使时, 只注重定罪请求权的行使而缺乏量刑请求权的行使, 而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将法律赋予的法律赋予的公诉职权全面履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目的除了确定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之外, 还应当负有对刑罚裁量的监督建议之责。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从其定位上看, 可以归纳为检察监督的一种, 具体而言, 应属于对审判机关的监督。

一、量刑建议权履行现状分析

(一)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现状

作为刑事诉讼的两个重要方面, 定罪与量刑均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 然而, 长期以来定罪的准确性是检察机关较为关注的, 而量刑的准确性却往往被忽略了。这主要表现为:1.在诉讼文书中, 往往只对所适用的法律条款提出意见, 而并未提出量刑建议, 或者仅就量刑情节进行笼统的建议, 审判机关最后的量刑只要未超出法定刑期幅度即可;2.“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方面, 公诉人一般并不主动发表意见, 而只在辩护人提出, 而公诉人并不赞同的情况下才发表意见”[1]。这种观念可以称之为“重定罪, 轻量刑”, 它使量刑权成为法官的专属权力, 因而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便显得无足轻重了。其直接导致了各诉讼当事人量刑建议的漠视, 也直接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的不力。

(二) 量刑建议权的履行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 量刑建议权行使取得成功的案例不乏有之, 然而, 由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 具体案情要比理论研讨的情形来的复杂, 因此, 多数人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存有诸多顾虑是可以理解的。这类顾虑主要表现为:1.认为量刑建议权的推行会干涉法院的审判权, 从而导致法官产生反感情绪;2.认为一旦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未被法官采纳, 会导致公诉方处于尴尬的境地, 从而打击公诉方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积极性。3.认为由于司法实践中并未有相对统一的量刑建议参照标准, 故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存在较大的难度, 一旦出现建议方与被建议方意见分歧的情形, 则不易判明哪一方的意见更为准确;4.认为推行量刑建议一定意义上会加大检察公诉部门的工作量, 从而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

二、量刑建议权行使的意义探析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属于求刑权的一种。从本质而言,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组成部分之一, 是司法请求权, 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提前行使审判监督的一种权力。因此,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建立量刑建议制度,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权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 针对审判机关尚未做出具体裁判的刑事案件, 通过某种法律文书的形式 (如起诉书等) , 在综合考量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犯罪性质的基础上, 就应适用的刑罚依法提出意见, 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

(一) 检察公诉权能的完善离不开量刑建议权的行使

从公诉权的本质而言, 指控被告人, 使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为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务。因此, 量刑建议权对检察机关而言并非可有可无的权力, 而应属于必须履行至权力。换言之, 公诉权是由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所组成的:“其一为请求审判机关对其起诉的犯罪予以确认;其二为请求审判机关在确认其指控的犯罪的基础上予以刑罚制裁”[2]。上述二者密不可分, 前者是基础, 没有对犯罪的确认, 自然也就不存在对所指控犯罪的刑罚制裁;后者是目的, 没有对犯罪最终的刑罚制裁, 那么要求审判机关确认犯罪这一请求便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长期以来, 检察机关中定罪轻量刑建议的实践客观上导致了这样一种认识误区, 即刑罚的裁量权乃审判机关所特有, 公诉机关没有介入的必要, 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 即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并不需要考虑公诉方的量刑要求 (建议) 。显而易见, 公诉权能未能充分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认识上的误区造成的。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 将量刑建议权赋予检察机关, 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控诉方自身的一种制约, 对于公正行使公诉权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检察官享有量刑建议权之后, 其在法庭上提出相关的量刑意见和建议则水到渠成, 一旦这一量刑意见得到法庭的采纳, 并最终做出了裁判, 那么公诉方将不得以量刑不当作为抗诉的理由, 从而有效防止了控方在抗诉标准上的随意性, 使公诉权最终得以公正行使。

(二) 刑事诉讼的对抗性的强化需要量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的提起使刑事被告人这一刑罚承受主体拥有了一项权利——事先知情权——即在确定被提起公诉时便对自己可能收到的具体刑罚结果有所了解[3]。公诉机关在量刑问题上的传统做法为——指出被告人存在的从重、从轻或减轻等情节, 从而请求法官依法酌情裁定, 而并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公诉方未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便无从无法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辩护。而从司法实践来看, 大部分的刑事案件在定罪上并无争议, 主要的分歧和争议出在量刑情节和刑事政策的适用上。一旦发现公诉人存在遗漏或错误, 被告人和及其辩护人方得有机会进行辩论, 从而争取法庭从宽处罚。倘若检察机关能够在法庭上较为明确地提出自己对量刑的意见或建议, 那么, 一旦辩方与控方意见相左, 辩方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反驳控方的量刑建议, 从而在量刑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量刑环节也能体现出明显的对抗性, 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观赏性。一旦刑事诉讼的抗辩性得到加强, 那么裁判的合理性便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认可。倘若诉讼双方能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都提出证据、阐述并证明自己的主张, 那么, 就更可能发现真相, 法律的适用也更能显得恰当与合理, 从而最终无限地接近程序和实体的公正。故, 对抗性是量刑建议权所追寻的结果之一。

(三) 审判环节的监督强化需要量刑建议权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与公诉机关,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不是无理无据, 而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的正式法律文书。既是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出的重要的量刑参考依据, 也是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量刑活动开展法律监督的重要依据。倘若检察机关发现审判机关并未采纳其量刑建议且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 那么, 量刑建议便得作为其向审判机关进行抗诉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 检察机关自身也必须受到量刑建议的约束。一旦审判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那么, 检察机关将不得再以自身对案件的认识产生变化而再行抗诉审判机关业已做出的判决。

从我国刑法对相关犯罪的规定来看, 在具体罪行的量刑上属于相对不确定的法定刑, 而法定刑与刑之间的伸缩幅度又较大, 这使法官自由裁量拥有了较大的空间, 而目前的立法亦未对这一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约束和制约, 这便使不公正的裁判有了滋生的土壤和空间。因为, “法官作为私人的存在, 是与他们的社会存在完全混合在一起。明智的立法者知道, 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进行仔细地监督的了, 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4]因此, 法官必须受到监督, 而这种监督应该是细化的、有效的监督, 而这都是源于“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 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过度的裁量”[5]。倘若可以强化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一旦检察机关的这一权能得到积极的行使之后,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司法腐败盛行的情形将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权的具体应用

推行量刑建议权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顾虑, 反对者认为一旦推行量刑建议权, 那么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将受到检察权的干预。应该说, 这种顾虑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种顾虑并非无法解决。作为公诉机关的职责之一, 量刑建议不应当也无法回避这一顾虑, 一旦检察机关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秉公办案, 其合法合理的建议则必然会受到接受和支持。

(一) 量刑建议权行使应遵循的原则

量刑建议并非随意、无序地建议, 而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其一为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原则,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应侧重于依法从重、加重被告人刑罚方面, 一旦这类被告人存在法定的立功、自首以及悔罪等情节时, 公诉人可以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二是要体现强化重点原则, 具体的量刑建议应仅适用于被告人犯罪依法应当处以较重刑罚的案件;三是说理充分原则, 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 必须充分说明相关理由[6]。

(二) 提出量刑建议的时机把握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量刑建议均是在公诉阶段提出的, 故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应恰当把握如下两个时机:

1.公诉人在起诉书中阐述量刑建议

新刑诉法出台之后,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人亦应到庭支持公诉, 然而这类案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明了, 且情节也较轻, 因此在起诉书中阐明量刑建议可以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除此之外, 在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中, 事实清楚且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 起诉书中合理的量刑建议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也更容易得到法官的采纳。

2.公诉人在庭审阶段提出量刑建议

从公诉实践来看, 经过法庭的证据调查, 通过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出示的证据作了充分的质证后, 公诉人对于被告人是否会被定罪已了然于心, 那么在法官宣布法庭调查结束法庭辩论开始时, 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中就应该对定罪和量刑问题向法庭一并提出建议。司法实践证实, 由于控方对辩方的证据掌握较为成熟, 这个阶段公诉人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法庭效果较为明显, 也更能让法官和当事人信服。

(三) 量刑建议的主要内容

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情形:其一、概括性的量刑建议, 即明确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其二、相对性的量刑建议, 即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之幅度内, 公诉人提出一个较为确定的量刑幅度;其三、绝对性的量刑建议, 即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的幅度内提出一个绝对刑种和刑期。笔者认为, 应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做出具体的做法:如对一些案件, 可以要求法庭做出确定的刑罚, 如建议适用无期徒刑。对一些案件, 可要求一个刑罚幅度, 如建议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10年。而对一些案件的量刑倘若把握不准的话, 亦可通过指出法律条款的幅度, 建议依法判处等表达方式。[2]。但是, 应明确的一点是, 检察官对于提出的量刑建议均应进行论证, 明示建议量刑情节的详细依据, 做到有理有据。

四、结语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种, 它不属于量刑裁判, 从本质而言, 只是一种检察建议, 最终目的是为法官最终的裁判提供参考, 促进裁判的公正和合理, 而非左右法官的司法裁判。量刑建议权的存在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 司法的和谐是重要的一环, 合理量刑建议的提出, 不仅仅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自己的职能, 而是对公平正义的维护, 有利于提高群众对法律的信任, 进一步创造和谐稳定的司法环境, 从而最终推动整个国家的稳定, 促进国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顺安, 徐明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及其操作[J].法学杂志, 2003 (11) .

[2]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340-346.

[3]唐震.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意义及其构想[J].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 (2) .

[4]罗伯斯比尔.革命的法制与审判[M].商务印书馆, 1965:30-31.

[5]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57.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 篇8

一、坚持检察工作的人民性,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加强检察机关群众工作是宪法人民主权原则的根本要求。我国宪法确认了人民主权原则,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来源于并服务于权利,检察权也来自于人民的授予。在检察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检察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当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

加强检察机关群众工作是执法为民根本宗旨的根本要求。检察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法为民是检察工作的根本宗旨。我国检察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法律属性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要走群众路线,推行检务公开,确保检察职权正确行使。

加强检察机关群众工作是践行检察工作主题的根本要求。实现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永恒主题。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活动必须理性分析千差万别的个案情况,在法律范围内,赋予公平正义更加真实的社会意义。以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处理好每一件案件,让检察工作成为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过程,增强公民与社会对检察执法的认同度和满意度。

二、准确把握群众的新期待,不断提高群众工作能力

人民群众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新期待。在新形势下,人民群众不仅要求能够依法打击犯罪,切实保障公民人身安全,而且期待能够切实保障公民财产安全;不仅要求切实保障公民经济权益,而且期待切实保障公民社会政治权利;不仅要求保障公民免遭现实侵害,而且期待保障公民免遭潜在威胁;不仅要求加大打击犯罪力度,而且期待能够从源头上有效防范犯罪;不仅要求确保安居乐业,而且期待促进社会和谐。

人民群众对维护公平正义提出了新期待。在新形势下,人民群众不仅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做到公正处理、平等对待,而且期待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公开透明;不仅要求司法工作实现实体公正,而且期待实现程序公正;不仅要求对检察工作享有知情权,而且期待对检察工作享有参与权和监督权;不仅要求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而且期待案件的处理结果能够令人口服心服;不仅要求对案件依法作出公正的处理,而且期待从根源上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不仅要求检察机关及时依法纠错,而且期待维护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人民群众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務提出了新期待。在新形势下,人民群众不仅要求检察机关有效管理,而且期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不仅要求严格执法、规范执法,而且期待文明执法、便民亲民;不仅要求服务大局、保证社会稳定,而且期待充分尊重人权、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仅要求常规化管理,而且期待不断改进管理方法、提高管理质量和水平。

三、围绕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增强群众观念,打牢维护人民利益的思想根基。加强检察机关群众工作,必须持续深入地进行群众观念教育,使检察人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要把“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要把为群众解忧愁、护权益当做自己的法定义务。

积极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着力解决好群众诉求。检察机关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开展检察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毒品、赌博犯罪和抢劫、抢夺、盗窃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危害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做到除恶务尽。二要着力维护民利,增强群众认同感。要高度重视、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经济权利、民主权利。依法及时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特别是社会保障、征地拆迁、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就业就学、移民补偿、新农村建设等领域中的职务犯罪,保障和促进各项富民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实。依法及时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破坏选举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依法及时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坚决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犯罪案件。三要着力维护民权,增强群众公正感。要进一步加大诉讼监督力度,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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