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管理创新(通用12篇)
检察机关管理创新 篇1
摘要:后勤部门作为检察机关内设组织机构, 它是检察机关的“基石”, 是检察职能发挥的有利保障。检察后勤管理工作搞得好与否, 直接影响到全院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效率以及检察工作的质量。因此, 改革检察机关后勤管理机制势在必行。
关键词:检察机关,后勤,管理,科学,创新机制
检察机关后勤保障工作属于检察机关内部行政事务管理工作, 是为了保证检察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 对机关事务工作进行合理的组织、指挥、协调、管理、服务和监督等一系列活动, 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保障平台。近年来, “业务立检、科技强检”已成为检察事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趋势, 而提供优质、高效的后勤保障服务和管理, 是促进各项检察业务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 如何加强后勤保障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结合后勤保障工作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 粗浅提出加强基层检察院后勤保障工作的对策, 同大家探讨。
一、基层检察机关后勤保障工作的特点
检察机关后勤保障工作不仅要进行行政事务管理和为广大检察干警的衣、食、住、行提供优质服务, 保证检察院正常运转和检察人员正常工作, 也要为人民群众到检察院解决诉讼纠纷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起着关键作用。因此, 检察机关后勤保障工作搞得好坏与否, 直接影响到全院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效率以及检察工作的质量。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中, 检察机关后勤保障部门与其他部门业务工作相比, 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 综合性。后勤保障部门是一个综合性、行政业务项目纷繁、涉及面广的内部管理、保障、服务机构。
第二, 服务性。后勤保障服务既是后勤管理工作的出发点, 也是后勤管理工作的归宿。基层检察机关后勤保障部门是全院正常运转的能量保障平台, 必须不折不扣地对上对下、对内对外服务。主要归纳为“五大”服务:一是为领导服务。二是为干警服务。三是为机关服务。四是为各内设机构服务。五是为人民服务。
第三, 复杂性。检察院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社会工程。事无巨细, 头绪繁多, 既有人际关系, 又有人与物的关系。
第四, 琐碎性。从不起眼的树枝落叶、芝麻小事做起, 小事处理不当, 也将会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形象。
总之, 离开了后勤部门的保障服务工作, 检察机关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基层检察机关后勤保障工作面临的问题
后勤保障工作对检察机关开展业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在现阶段基层检察院后勤保障工作仍面临很多问题。
1.行政经费和办案经费严重不足,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基层院工作的开展。目前, 由于经济发展, 物价上涨, 各类案件办理成本正在逐渐提高, 各项办公费用开支加大, 再加上检察业务的不断创新, 对装备、器材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地财政拨款已远远无法满足办案和其它检察业务活动开展的需要。
2.后勤部门任务重, 人员少、兼职多, 使后勤服务跟不上。作为后勤保障部门的办公室, 一方面要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计财装备、政策研究、办公室办文等工作目标任务考评;另一方面, 还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开展综合治理、安全等中心工作。这种“倒金字塔式”的机构配置, 使基层院办公室人员身兼数职, 任务多、项目杂, 压力过大, 许多事都疲于应付, 致使服务保障跟不上, 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办公室行政管理职能的高效发挥, 还影响了检务后勤保障的优质服务。
3.后勤保障工作管理、服务机制不科学, 制度不完备。后勤保障工作存在着管理方法不科学, 服务机制不健全, 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凭经验办事, 靠习惯做法, 失范、无序、随意性大, 工作中很容易出现漏洞, 对检察业务服务就会难上加难。
4.后勤工作管理体制不健全。当前检察机关后勤保障管理在体制上, 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纵向封闭型”, 存在着“小而全”的编制模式, 在管理方法上, 采取的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法;在分配制度上, 仍然是“铁饭碗”、“福利型”;在效率上, 存在着高投入、低产出, 高消耗、低效率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 制约和影响了检察后勤保障工作的发展, 这也是整个国家机关后勤保障服务工作的通病, 因此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全国都需要加快机关后勤保障工作社会化的进程。
三、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 对后勤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检察机关后勤保障管理工作是维护和树立机关形象的重要力量, 就象是检察工作的“一面镜子”, 做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的形象。推行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离不开检务保障。为此, 如何强化后勤保障工作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1.积极主动, 确保后勤保障经费来源。
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应该从实际出发, 逐步解决制约检察机关工作及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支持, 在编制、经费、装备等方面大力对检察院的支持力度。按照中发[2005]15号文件的要求, 积极向党委和政府反映, 把检务保障、提高检察机关的装备和信息化水平纳入发展规划。在基础建设同时, 要勤俭办事。要积极贯彻落实高检院会同财政部门下发的《关于制定县级人民检察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 做好经费保障①, 不能让缺乏经费成为制约业务的“瓶颈”。检察机关后勤保障管理工作, 一定要紧紧配合大局开展工作。虽然不是中心但关乎中心, 不是大局但关乎大局。
2.以人为本, 完善检察后勤人事制度。
检察后勤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具有宏观思维和现代司法理念、政治过硬、思想敏锐、办事干练、作风优良、廉洁勤政、甘于奉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以人为本首先在选拔用人上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 使后勤人员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合理搭配, 分工负责。培养一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后勤保障人才。其次要加强后勤人员素质培养, 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等多种手段, 加大培训力度, 全面提高后勤管理队伍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参谋助手、服务能力, 打造一支“懂经济, 会管理, 能协调, 肯吃苦, 洁自身”的复合型后勤管理队伍。再次我们要注重培养稳重、踏实、仔细的工作作风。确保检察干警认真、仔细、耐心地做好每件事情, 在细中求精, 精中务实, 实中求细, 取得领导满意、大家满意的好效果。最后, 我们要加强感情交流, 使干警心理无负担, 无跳槽思想而促进工作。
3.行使职责, 正确处理后勤保障“管”与“理”。
一是要有大胆管的意识。后勤工作纷繁复杂, 千头万绪, 大至钱财管理、安全保卫, 小至一张纸、一颗钉子的使用等等。因此, 后勤部门领导要通过多种方式强化管理, 狠抓规章制度落实, 使每位后勤人员每天都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有超前意识, 做到自我管理, 自觉管理, 养成好习惯、好作风、好传统。二是科室人员要有认真理的意识。全科人员以最小的投入、最低的物质消耗, 取得最大的效益为目标, 克服资产管理中“重购置轻处置、重使用轻保养, 重占有轻管理”的问题, 最大限度地满足检察机关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需要②。努力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大家气顺心齐, 团结一致, 就大大增强了检察机关整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4.更新理念, 注重创新服务管理模式。
现在的检察机关后勤管理体制形成了“大而全”、“小而杂”的封闭格局, 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检察业务工作的需要, 应改革服务体制, 更新服务理念, 创新服务机制。做到从管理方法上, 由单位的行政管理向科学的经济管理转变;从服务方式上, 由行政型后勤向经营型后勤转变;从服务范围上, 由封闭式向开放式服务转变;从经费来源上, 由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强化有为才能有位, 有位更要有为的岗位意识;强化人人肩上有担子的责任意识;强化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服务意识。后勤管理工作要紧跟法治理念教育, 服从、服务于检察工作大局, 使管理更加科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使服务更加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和人性化。
5.加强保障, 注重后勤管理制度建设。
一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检察后勤工作。领导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后勤保障工作的开展, 并加强管理, 结合单位检察工作实际做出一定的规划。二是要完善和健全部门职责、规章制度、工作规程、考核标准、惩罚机制等一系列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长效性的检务保障工作制度。三是要尽量做到财务公开, 征求干警意见, 尽量满足检察业务要求。四是原有的供给方式、管理方式也要随之变化, 要创新创优, 为干警、为机关、为要人民服务, 提高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五是深入推进机关后勤体制、保障制度和服务机制的改善, 努力朝着后勤管理科学化、保障法制化、服务优质化方向迈进。
注释
1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49页, 载贾春旺2006年1月5日《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 》.
2《强化检察院后勤管理职能的五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做好管和理方面。”人民法治网 6月16日, 特约通讯员付智文、王庭禄报道.
检察机关管理创新 篇2
——以未成年人保护为视角
On the Procuratorate Participate in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View ofthe Protection of Juveniles
潘申明 向凯雄 张蕾 苏冉冉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 315800)
摘要:探索少年司法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新途径、新方法,是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检察机关在少年司法制度领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应遵循依法参与、关联参与以及有限参与的原则,以新《刑事诉讼法》构建的少年刑事司法原则和制度为切入点,立足本职,延伸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关键词: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创新未成年人保护
Abstract:To explore the Juvenile Justice and seek new way and method of maintenance juvenile rights and interes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ing content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basing on procuratorial functions and advancing the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field should be followed in related,legal and limited participation principle.In additional, we should regard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constructing the young criminal judicial principle and system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based on official duty, extended functions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Key words:The procuratorial organsSocial managementInnovation the protection of juvenile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而其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权利保障尤其引人注目。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中央对全国政法机关做好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的明确要求。探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新途径、新方法,则成为检察机关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工作内容。
一、检察机关创新社会管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理论基础
(一)少年司法制度兴起与我国立法现状
1.少年司法制度的兴起 作者简介:潘申明,(1973—),男,汉族,浙江桐庐人,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专职委员会委员;向凯雄,(1976-),男,汉族,湖北仙桃人,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民行科副科长;张蕾,(1980—),女,汉族,湖北仙桃人,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主任科员;苏冉冉,(1983-),女,汉族,山东滨州人,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主任科员。本课题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相适应,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显著特征为模仿性、易受暗示性、情景性、戏谑性和冲动性。”1从个体角度而言,未成年人具有特定时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由这种特定心理和生理反应所激发的犯罪,具有随年龄成熟自动愈合的可能。从社会责任的实现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未成年人也是受害者,社会应以宽恕之心待之,而非一味强调惩罚。如果对于未成年人一味采取严厉的刑事司法程序会切断了自愈的可能性。在国外,大多数国家均以符合少年最佳利益为最高宗旨,以关爱作为设计初衷,确立了矫正而不是惩罚的少年司法制度。自美国伊利诺斯州于1989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庭法》以来,各国竞相效仿并制定本国的少年法,并创制各具特色的少年司法模式。与此同时,联合国也相继制定了一些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国际性司法文件。
2.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立法现状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和制度作为少年司法的基石和框架,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仅有寥寥几条,这些原则和制度的缺失意味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令人欣喜的是在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已经有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和制度的雏形。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已确立了隐私保护原则、社会调查制度等。但是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和制度却存在诸多问题,如结构杂乱,层次重叠以及适用性较差等问题。即将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的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该章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积累的经验和司法实践的成果,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原则和制度,明确各自的含义和效力范围,协调原则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有机、协调、有效的体系。
(二)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应遵行的基本原则
1.依法参与原则
依法参与是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之一。未成年保护领域的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工程,涉及到未成年人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赋予法律监督机关,首先自身必须在未成年刑事司法领域内守法和护法,因此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均应当是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去解决未成年司法领域的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不能擅自突破法律规定盲目扩大参与领域、创新参与机制。如果违反依法参与原则,就有可能导致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迷失,导致检察职权的滥用,最终形成国家公权力过度膨胀并干预甚或侵犯公民、法人和社会团体合法权益的危险局面。
2.关联参与原则
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保护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立足于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能,以执法办案为依托,遵行关联参与原则,而不能另起炉灶去创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方面的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对于某些应该交给专业化程度更高或更适合管理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去管理的社会问题和事务,检察机关应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法律执行方面,强化自我约束和监督,防止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力触角过度延伸,尽量减少检察机关司法权力对社会自治领域的强行管制和介入,促进社会管理资源整合,增强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主协商功能,扩大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形成公权力运作与社会组织自治运作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立足点首先在于我们自身职责,职责所系自当责无旁贷,职不在我亦绝不妄加干涉,避免“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尴尬局面。
3.有限参与原则
任何一项制度的创新,都应注意保持谨慎性、渐进性和可控性。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1[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14页。
新中,也应坚持司法的谦抑性原则,在检察职能和法律监督触角延伸的范围、方式等方面应持有谨慎、自制的态度,而不应片面强调延伸的广泛性和主动性。因此有限参与原则自然成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之一。一方面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法治理念的发展,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保持足够的谨慎、自制和谦逊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对通过行政管理、道德约束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宜过多介入。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多以基层检察院为主,而作为基层检察院一直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尤其以东部沿海城市情况更甚。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它毕竟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仅靠检察机关就能够独立完成的,还需要如公安机关、法院、司法局等机关相互配合与协调,因此检察机关应立足本职,从工作的途径与方法上进行创新同时秉承有限参与原则,探索有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的新机制。
二、未成年人保护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即将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体现出显著变化,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涉及11个条文专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使得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在立法体例上相对独立,从以下八个方面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充分反映出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努力。
(一)体现轻缓刑事政策。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尽管之前的相关法律已经对该方针和原则作出了规定,但首次在刑事诉讼中加以规定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注重教育疏导,有利于促使他们摆脱心理危机和困惑,激发其重新做人的信心,有利于达到矫治犯罪的目的。轻缓刑事政策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天然契合的。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适用的诉讼阶段。“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为保持控辩平衡、保障社会的弱者获得平等诉讼权利机会以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护基本人权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2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实施强制辩护的时间跨度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涵盖了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法庭审理阶段,同时还规定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未成年犯罪主体心理压力,也有利保障未成犯罪主体的合法权益,这从法律援助层面上也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三)建立社会调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该条充分吸纳检察机关实践的经验成果,意味着今后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因素。
(四)慎用羁押以及羁押相对隔离。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对未成年人采用强制措施时,要慎重对待,尽量不用或少用强制措施。对于必须拘留和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应严格限制案件的范围和条件,尽量减少逮捕本身或者错误逮捕给未成年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未成年人与成年2 严军兴、候坤:《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问题与完善—以〈刑事诉讼法〉再修订为背景的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278页。
人犯罪案件分案处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有利于减少关押后有可能产生的“交叉感染”带来的弊端,使未成年人能顺利回归社会。
(五)明确“办案人员专业化”。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其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司法人员承办。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求办案人员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设立专门机构或者设立相对稳定的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这一要求与联合国司法准则是相同的。办案人员应当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并且应当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性。最理想的做法不仅包括办案人员专业化,还应当办案机构专门化、独立化。
(六)确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确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正是各地的检察机关通过司法实践而摸索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确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不仅可以帮助未成年人与讯问人沟通,根据该条的有关规定,还可以对讯问过程是否合法、合适进行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七)创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至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的内容均是关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根源于基层检察院的司法实践,秉持“教育”、“挽救”和“感化”的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给予所涉罪行轻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新做人,重返社会的机会。新《刑事诉讼法》设置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相对合理,内容完备,具有一定的操作性,重点突出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保护,走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坚定而谨慎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八)实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未成年人执行制度的延伸。“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后,绝大多数人希望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和工作。但是,在我国,未成年人被定罪后,其犯罪污点将永远记录在档案中,而这势必影响到未成年人的升学、就业、参军等,会严重损害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也正是因为由于其犯罪记录有可能招致的社会冷漠和歧视,有些未成年人在刑满释放后,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3犯罪记录封存弱化未成年犯罪人的“标签”心理,使其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更好地回归社会、防止再犯以及就业、升学和促进家庭等亲属关系和睦等方面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检察机关创新社会管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路径选择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并不直接承担社会管理责任,但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特别关注的法律语境下,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立足本职适度延伸职能,通过创新社会管理,将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落到实处。
(一)立足检察本职多维度保护未成年人
1.设立未成年人检察科,实现从专人办理到专门部门办理的转变。设立独立的科室,有以下几点优势:首先在制度上、机构上可以保障未成年专门的办案机制,实现办案人员的专门化、办案机制的专业化以及工作流程的规范化。其次可以促进检察部门对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化研究,更好地发现办理案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寻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的办理机制以及探索教育、挽救、保护未成年人的新方法,从而有利于提升办案效果。再次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置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部门可以与法院的少年法庭形成程序上的对接。因此,各个检察机关应以这次新《刑3 陈光中、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11期 P33。
事诉讼法》的出台为契机,全面设立未检科。
2.健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这意味着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多重因素。新《刑事诉讼法》虽规定了可以进行调查,却没有明确调查主体以及调查结果的体现形式,这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统一。社会调查报告是被法律明确认可并得到实践部门广泛认同的品格证据形式。在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已经成为量刑程序改革所需要确立的基本程序框架5这一环境下,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在量刑上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笔者所在的检察院对近三年在审查逮捕和起诉的200余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均作了相关的社会调查报告,通过掌握其个人及家庭情况以及评价其人身危险性,提高了审查逮捕和量刑建议适用的准确性,实现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优先保护。但在司法实践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调查报告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定罪量刑影响程度不确定,二是社会调查报告在公检法家共享方式的不明确导致做出的社会调查结论在各自系统内适用,未共享共用。这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各自作出的社会调查结论的公正性遭到质疑。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积极发挥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能动性,与公安、法院三家共同就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内容、格式等进行统一。
3.合理界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范围。新《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出专门规定,这标志着附条件不起诉的基本制度架构已经形成。但仔细分析会发现 “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本身就缺乏可操作性。在每个检察院的公诉科,不同的主诉检察官,有不同的风格,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出现有的主诉检察官认为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需要提交科室讨论做附条件不起诉,有的会认为要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直接起诉,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附条件不起诉就会出现随意性。法院有自己的量刑指导意见,检察机关目前没有自己的指导意见,检察官在遇到具体的案子时应如何判断,是根据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还是根据类似案件的判例?在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正式实施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出台之前,各个地区的检察院可以就2010年至2012年的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统计论证,将被判处一年左右有期徒刑7的未成年被告人的罪名、量刑情节以及判处的刑罚一一统计,最后形成一个在本地区可以参考的数据库,使检察官在办理案件时有依据参照,再辅以参考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这样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的范围能得到比较合理的界定。6
4(二)延伸检察职能积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再犯罪
立足检察本职,是落实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任务。但是,有些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制度虽然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也可以有所作为。
1.预防未成年犯罪。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积极参与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管理创新中。第一,全方位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首先可以展开对重点未成年人群的宣传。针对未成年的在校学生,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与学校签订检校共建协议,建立法制教育联系点。通过不定期地进入学校开展各类形式的专题讲座,结合具体案例对在校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其次,可以针对重点区域进行宣传。很多失学未成年人由于极易受社会不良分子的影响,容易诱发成为未成年人犯罪分子。检察机关一方面可以通过街头设点宣传或采用多媒体展示的方式,对失学未成年4 邵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品格证据之梳理与适用》,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1期,第92页。陈瑞华:《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国量刑程序的理论解读》,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2期,第2页。6经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2010年10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属于指导性文件。7因不同地区,不同法官的量刑存在差异,故在此没有明确具体的量刑点,而是以“一年左右有期徒刑”的幅度来代替。笔者以为,即使不同地区有差异,也应以两个月差距为宜。
人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另一方面通过与有关职能部门加强联系,利用现代传媒增加法制宣传的受众的覆盖面。第二,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由于疏于监管,不良网络环境诱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检察人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协助文化监管部门净化网吧环境。一是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上网情况的调查程序作为必要程序,承办人在办案同时调查未成年人是否具有经常出入互联网经营场所的情形,认真登记黑网吧经营场所的名称、地址以及未成年人出入该场所的方式、频率等各种信息,形成“网吧黑名单”。二是定期向文化执法部门通报“网吧黑名单”信息,督促有关部门及时予以取缔“黑网吧”。
2.防止失足少年再犯罪。对于一些没有被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如果没有及时的监管和引导,极易诱发再犯罪。针对这一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机制。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2012年1月制定并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使社区矫正工作“无法可依”到 “有法可依”。为此检察机关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做到监督到位但不越位,完善适应轻缓刑事政策要求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一方面,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社区矫正监督管理信息化制度。可考虑开发社区矫正管理软件实现全面联网,或者通过专门的社区矫正网站查阅全部社区矫正对象的资料和管理档案,查询和跟踪社区矫正对象的行踪,实现社区矫正监督管理的信息化。另一方面,拓宽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方式,除了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外,还可以通过行使职务犯罪立案侦查权,加强非社区矫正的监督。8第二,健全社会帮教机制。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有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的原则,同时明确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但是对于不捕不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怎样进行管理,才能使得他们重新回归社会?检察机关对于以不捕、不诉方式进行非犯罪化处理的未成年人,应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为不捕不诉的未成年人提供就学、就业的机会,真正帮助其回归社会,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对于符合帮教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当启动与帮教共建单位的帮教程序、定期进行回访制度。
四、结语
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始终是全社会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推卸的责任。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并有所行动,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设专章初步构建我国少年司法体系,履行相关国际公约,实现了在少年司法领域的国际接轨。“徒法不足以自行”,少年司法领域还需要检察机关在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进行创新,摒弃不合时宜的工作机制,给予未成年人人权的最大保护,体现出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大的宽容度,使之较好地融入社会、重新迎接新的生活。
浅议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篇3
关键词: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概述
社会管理既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必然要求,也是协调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必要前提。社会管理主要是以行政强制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约束,国家机关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协调社会矛盾,调节收入分配,保证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而检察机关社会公益原则,是指“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行使检察权”的原则,是检察机关执法活动必须遵循的普遍性标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根本职责在于通过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因此,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全面提升社会功能,就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检察权的社会管理属性,决定了检察机关面对严峻复杂的环境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主动服务第一要务,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手段创新,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司法公正,理顺群众情绪,促进社会和谐。
二、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
(一)从社会管理对象来看,社会管理任务较以往更加繁重
随着经济社会领域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凸现,对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人员流动性增强,人口结构的多元化、异质化趋向越来越突出。大量人口集聚在同一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摩擦和冲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成为难点,一些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成为治安乱点,一些特殊人群成为违法犯罪的主体,一些新媒体为有害信息的传播和不良舆论导向提供了平台。这些情况的出现,使社会管理任务较以往更加繁重。
(二)从社会管理主体来看,交叉错位和断层缺位现象并存
在高度行政化的单位制社会管理体制被打破后,社会管理主体已由相对单一趋向多元化,既包括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基层自治组织,也包括社会组织自律管理和公民个体的自我管理。地方政府更多的是采用行政专制和经济处罚的手段,而且是自上而下地单向管理,没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双向回应型社会管理体制。相关管理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社会管理各类主体的职责界定不清,各自分工不明,相互对接困难,甚至严重脱节,导致社会管理中交叉错位与断层缺位的现象同时并存。
(三)从社会管理效果来看,传统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影响社会管理效率的提高
在社会结构整体转型时期,社会事业建设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已有的社会管理体系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模式仍然具有很强的惯性,重管理轻服务的思想根深蒂固,现有社会管理理念、内容、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管理效率的提高。
三、基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议
(一)在大局中推进社会管理
一是着眼中心工作大局。围绕中央及各级党委的指示精神,把“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增长”作为推进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 二是着眼经济发展大局。要积极完善和促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通过工作联系、服务满意、实效监督,为市场各类经济主体提供平等、优质服务,切实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三是着眼社会稳定大局。要将化解社会矛盾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治本之策和长远之计。
(二)在民众中提升执法公信
一是通过“打击”提升。加大对社会管理领域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对行政审批机关、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有效监督,促进社会管理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正确履行管理职责,提高管理水平。二是通过“监督”提升。强化对各类执法活动的网上监督控制、对人员日常工作的绩效考评和社会管理事务的网上动态调解,并设立警示、警报、警戒三道防线,将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预防腐败寓于执法全过程和日常管理之中。三是通过“整改”提升。运用网络检索软件收集媒体曝光的辖区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社会管理部门及人员的新闻事件和网络突发事件,及时发现社会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的,积极向发案单位及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协助相关部门把住政策源头,加强内部制约、监督,完善社会管理、服务,促进完善社会管理。
(三)在社会中强化综合治理
一是帮教管理重“矫正”。重点放在对被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的矫正上。二是综合治理重“严厉”。 积极参与对社会治安突出问题的整治,定期分析社会治安形势,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积极预防和减少犯罪。三是网络清理重“彻底”。积极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深入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针对未成年人群,构筑了家庭、校园、社会“三个堡垒”,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并通过定期普法和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同时充分发挥网络宣传阵地的正面引导作用,加强宣传报道,杜绝损害检察机关形象的公共事件发生。
(四)在满意中实现管理效果
一是互联网络“察民情”。通过“互联网、检察网、政府网”三网合一”的信息搜集平台,架起服务民生“连心桥”,形成办理民生诉求的整体合力。二是流动站点“体民意”。积极在社区街道尤其是村屯设立“检察联络室”,聘任民生检察联络员,延伸法律监督的触角。通过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找准服务民生的切入点,及时发现带有倾向性、苗头性、重要性的民生诉求,为群众排忧解难,推动检察服务民生工作深入健康开展。三是热诚服务“解民忧”。通过“法律帮助”,着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农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诉求;通过“资金救助”,帮助困难群众、孤寡老人和失学少年;通过“社会共助”,着力解决和预防破坏生态环境和和公共设施的现象,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杨建顺.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路径与价值分析[N].检察日报,2010-2-2.
检察机关管理创新 篇4
社会管理是指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 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 协调社会矛盾, 调节收入分配, 保证社会公正, 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 加强社会管理建设成为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当前, 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凸显期。统筹兼顾解决各类社会矛盾, 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 迫切需要对现有社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 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 以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促进社会和谐。在2009年12月18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安排部署了全国政法机关“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三项重点工作,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成为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政法机关的一项重大职责任务。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其根本职责在于通过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全面提升社会功能, 保障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对此明确指出, “社会管理与检察工作密切相关, 既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领域, 也是检察机关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作为基层检察机关, 处在执法办案的第一线, 与人民群众接触最为紧密, 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呼声和各种社会矛盾相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新时期下, 要实现基层检察工作与时俱进, 顺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就必须转变思维, 创新理念, 紧密结合本地检察工作实际, 以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载体, 积极探索, 大胆实践, 以改革的思路和创新的方法探索新途径, 建立新机制, 解决新问题, 促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
二、对基层检察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关系的认识
(一) 要以法律监督职能为立足点
法律监督职能决定了检察机关必须将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和谐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 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则是履行检察职责、完成保障任务的重要载体。基层检察机关要顺时应势, 明确重心, 紧密围绕地方中心工作, 增强责任意识、大局意识, 找准检察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结合点, 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真正做到在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中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 要坚持以执法办案为核心
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和任务, 是检察工作的中心, 也是新时期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工作。基层检察机关应当定位于用执法办案活动的全过程来调整与社会管理不协调或者影响社会管理机制实施、推行的行为, 引导与规范社会朝着正常、有序、和谐的方向发展。如通过依法查处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的犯罪行为, 促进社会对政风、行风的管理;通过履行批捕、起诉职能, 依法打击侵害社会管理主体、妨碍社会管理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 促进社会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强化诉讼法律监督,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三) 要保持正确的方向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是通过专门的法律监督, 促使执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 确保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从而使得社会在稳定有序的状态中, 获得不断发展。宪法和法律是检察机关的行动准则和依据, 因此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活动具有法律的严肃性、强制性和法制性, 检察机关管理创新工作必须在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大前提和大原则下进行,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不能因追求创新而忽视或背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以及国家的法律法规。
三、基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或途径
(一) 以执法办案为中心,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
一是突出执法办案重点, 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 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严重刑事犯罪, 重点打击侵犯民生利益和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案件。建立健全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等相关工作机制, 在批捕、起诉条件上准确把关, 快捕快诉。二是不断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严肃查办涉农涉民生、社会关注较高的领域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 如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安全生产、食品医药等行业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犯罪案件。深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 加强犯罪分析、对策研究、预防建议、警示教育和预防调查、宣传、咨询等工作, 大力推进侦防一体化机制建设和预防工作规范化建设。
(二) 坚持把化解矛盾贯穿执法办案始终
不断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长效机制, 坚持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办案效果, 强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解决社会管理突出问题中修复社会关系的特殊作用, 努力减少社会对抗。积极推进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刑事被害人救助等工作, 探索和规范刑事和解办案方式。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排查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释法说理工作机制, 完善检察工作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协作配合的检调对接工作机制,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三) 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增强司法公信力
坚持经常性监督与专项监督, 突出监督重点, 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纠, 以罚代刑, 裁判不公和运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纠正有罪判无罪, 无罪判有罪, 量刑畸轻畸重, 以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问题。进一步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 突出审查热点、难点、重点案件, 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依法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正确处理协调配合与监督制约的关系, 既认真履行职责, 依法监督纠正执法司法中的问题, 又注意方式方法,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权威。
(四)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的群众工作
以当前“群众工作年”、“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等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 建立完善检察机关群众工作长效机制。不断拓展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平台, 进一步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 畅通群众控告申诉渠道, 认真落实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和开展“举报宣传周”等活动, 推进检力下沉, 深入群众了解诉求, 提供法律服务, 化解矛盾纠纷, 更好地促进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
(五) 大力拓宽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领域
一是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工作。认真落实检察环节的各项综合治理措施, 深入开展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 加强对社会治安动态的研究把握,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强化社会管理, 消除治安隐患, 预防犯罪的建议, 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二是积极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积极参与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和对社区青少年群体的教育保护, 完善和推行在社区和乡镇探索检察工作等措施, 使检察工作更好地把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服务社会。三是大力开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 通过备案审查、查阅行政执法案件台账和案卷、调查走访等方式, 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四是加强与宣教部门、院校、新闻媒体合作, 通过举行法制讲座、举办巡展、制作展板、张贴挂图、摆摊设点等多种形式, 加强法制宣传。五是参与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 维护网上秩序, 净化网络环境。高度重视网络舆情, 做好日常网络舆情检索与收集工作, 建立健全应对、引导等机制。
(六) 围绕大局, 坚持党委的统筹领导
要增强服务意识, 大局意识, 坚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调配合, 严格落实责任, 把检察工作更好地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摘要:社会管理创新是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基层检察机关如何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创新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把检察工作更好地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是当前必须引起重视和思考的重大课题。
检察机关管理创新 篇5
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协调社会矛盾,调节收入分配,保证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部分社会管理活动负有监督职责,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推进创新的力量。检察机关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必须坚持法治、职能、协调、长效的原则,重点抓好执法办案活动创新、服务保障工作创新、内部管理方式创新等工作。
检察机关如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全新课题,对各项检察业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法治原则。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首要的是搞好制度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规范,建立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应当以自身执法的具体过程诠释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法治理念,在诠释理念的过程中展现公平正义的光辉,为社会管理发展提供适用或参照标准。
二是职能原则。检察机关必须紧密结合检察职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只有坚持有案必办、依法严格办案、高质量高标准办好案件的工作原则,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有了立足点和工作基础。
三是协调原则。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深入分析当前的国情特征和当地的具体情况,掌握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的新变化,了解社会各阶层真正的司法需求,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寻找检察工作新的切入点,保证创新性的制度、方法与其他法律法规协调一致,与社会管理需求相符合,只有这样此项活动才能真正对检察工作起到强劲的推动作用。
四是长效原则。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要长期规划,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宏观方略结合起来,与检察机关近年来制定的检察改革、队伍建设、基层院建设等长远发展思路结合起来,整体推进,关注长效,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现代国家,检察机关属于广义的社会管理主体,其执法办案活动是广义的社会管理活动,同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部分社会管理活动负有监督职责,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推进创新的力量。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即:积极参
加社区矫正工作,监督监管场所依法、文明、科学管理,协助做好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积极参加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积极参与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加强检察网络建设和检察宣传工作六项内容。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围绕这六项内容开展管理创新。
首先,以执法办案为中心,推进执法办案活动的创新。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检察工作的中心。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必须推进执法办案活动的创新,更加注重和谐、有效和公正,不断适应社会管理新方式。一要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责任,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治安、侵害群众利益、破坏市场秩序以及严重暴力犯罪的同时,注重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并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或帮助,注重运用刑事和解的手段化解矛盾,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二要强化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围绕中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中央部署开展的专项治理工作和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加强犯罪分析、对策研究、预防建议、警示教育和预防调查、宣传、咨询等工作,推进侦防一体化机制建设和预防工作规范化建设;三要立足于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健全违法监管活动发现纠正处理工作机制、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探索完善对社会矫正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和措施,强化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为社会提供一个安全运行的环境。
其次,增强服务意识,推进服务保障工作的创新。作为党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与有关机关一道,共同确保社会安定有序。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建设是其重要职责。一是要自觉服从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牢记检察工作是全局工作的一部分,是党委统筹领导社会管理中的一份子,必须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委工作大局;二是要发挥检察职能优势,指导和服务社会运转良性化。要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检察工作与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相衔接机制,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社会管理主体依法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管理体系完善;三是要妥善处理好打击与保护,惩处与预防,从严与从宽等法律关系,高度重视保障民生,在涉及教育、医疗、住房、劳动与社会保障等领域案件的查办过程中,既要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要积极推动完善和创新社会管理。
检察机关管理创新 篇6
1.检察权的监督性确保社会管理创新符合法治要求
在我国权力结构中,检察权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是独立于审判权、行政权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根本职责在于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以其特殊的国家强制力,对与社会管理不协调或者影响社会管理实施的行为,用法律监督的方式进行调整,使其不脱离社会管理的法律框架。对于涉及社会管理的诉讼活动检察机关有权利也有责任对其进行监督,避免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从而促进纠纷得以妥善处理。检察机关通过法律监督,规制社会管理活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促进社会管理机制的形成和不断完善。
2.检察权的服务性与社会管理创新内在要求相互契合
检察权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其伴生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社会问题凸显,其主要原因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检察权应当与时俱进,根据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优化和更新。法律是影响经济社会演变的内生变量的要素之一。检察机关通过执法办案、职能延伸和诉讼监督,推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整合,体现了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
3.检察权的牵引性能够对社会管理创新进行方向性引导
检察机关通过复合权能的行使,牵引和导向社会行为模式和社会主流价值,促进对司法公正的认同。检察机关依法履行逮捕、公诉权,对于规范和促进社会管理,具有评价和指引作用。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具有直接贴近社会生活的特点。其中在民事审判监督中,通过平息和化解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示范和引导着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交易公平的规则和观念;在规范政府和公民关系的公法领域,通过行政诉讼监督,既确认行政行为的正确性,维护社会管理的公信力,又纠正行政违法行为,促进社会管理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4.检察权的拓展性能拓宽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度和广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检察职能在国家强化对社会干预的趋势下,得到了合理扩张。检察权也随着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的加强,从诉讼领域走向一般社会事务,如检察机关对在工作中发现的有关社会管理的问题提出建议、拿出方案,为党委政府解决社会管理突出问题提供真实可靠、全面详细的信息参考,从而推动完善社会管理,进而提高社会管理品质,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促进社会和谐。
二、临桂县检察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不足
1.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方式较为单一
结合检察职能,不断创新工作机制,采取新举措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创新设立了多个基层联络机构,但创新合作方大多局限于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和公安机关,在创新合作上没有与社会管理综合系统工程中的其他子系统向联系,导致总体上检察职能触角延伸不够深入,创新机制相对单一。
2.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深入不够
当前社会矛盾的发生在基层社区村落,这些地方也往往是社会管理薄弱环节。目前,临桂县检察院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多的创新方法仅停留在镇街一级,较少将其触角延伸至社会最基层,缺少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性的深入社区了解、排查、化解社会矛盾和邻里纠纷长效机制,不利于对社会的全面了解和化解社会矛盾。
3.落实力度不够
一是社区矫正和侦查监督联络室等基层联络机构,在前期创设时构想美好,对参与社会管理的效果预期较高,而在联络机构设立后,由于受基层办案警力不足或联络机构执行中细小问题等原因影响,出现没有很好的去落实或选择性落实的情况,导致创设的美好构想化为泡影,削减了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二是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虽然相关部门做出相应回复,但对具体整改和实施效果没有进行监督,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上注重建议的提出,而忽视结果的监督,从而使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效果受到影响。
三、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1.以执法办案为依托,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在当前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生活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以检察职能为依托,从本质上来说就要立足执法办案,做好化解矛盾冲突、协调利益关系,执法办案是履行一切检察职能的本源和归宿,也是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工作。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要摒弃就案办案的简单思维,注重执法办案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相结合,做好释法说理和疏导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是要创新行使好传统的检察权,以履行职能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正确行使逮捕、公诉、侦查、预防、控申民行等传统的法律监督权,更加重视打击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刑事犯罪,二是要探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新途径,在化解矛盾的同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发挥好当前参与社区矫正、被害人救助的职能外,还要建立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在量刑建议中提出非监禁刑、促成刑事和解等等措施,积极促进有机和谐,避免机械和谐。三是要善于发现矛盾源和建立社会管理联动机制。犯罪都是有根源的,在依法办案的过程中,不仅要化解已经出现的矛盾,还要发现潜在的矛盾隐患,预防深层次的社会冲突,此外,检察机关还要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对可能出现、激化的矛盾及时反应,及时化解,协调创新社会管理。
2.拓宽工作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一是能动提供法律服务。法律宣讲不仅仅要走进校园,还要走进社区、走进企业,通过电台电视媒体、网络平台、检察信箱、法制课堂、法律夜校、联系卡等贴心式、亲情式、关爱式的人文服务模式,想方设法的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二是注重检察建议实效。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发现有关部门存在问题及隐患而建议其堵塞漏洞,建章立制,完善管理。
3.延伸触角,参与虚拟社会建设管理
互联网这一虚拟社会改变了传统的舆论环境,形成了新型的舆论阵地,网络对事件的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大超乎想象,由于网络社会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容易将简单问题复杂化,部分问题整体化,普通问题政治化,故要高度重视网络这一虚拟社会管理。目前,各院应当开通微博、应成立舆情评论队伍,对辖区重大舆情进行分析,引导网上舆论,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丁正红.略论基层检察院的创新要素,江苏法制报,2012-10-15
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管理机制探析 篇7
关键词:案件质量管理,案件评查,质量发布,大数据
一、案件质量管理机制的概念
各种检察管理活动, 其最终的结果都要落到法律监督的实践之中, (1) ) 而法律监督实践的主要目的则是促进案件质量的不断提高。应当说在法律效果的意义上, 检察机关开展的工作最终的归宿点则是案件的质量, 也即是说案件质量是凝结了检察机关各部门的无差别劳动, 是检察工作的价值所在。广义上的案件质量管理即是围绕案件质量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狭义上的案件质量管理则仅指针对案件的实体和程序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广义的案件质量管理的概念是基于系统论和宗旨论的哲学式概括, 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重视量变的累积效应, 突出元素的聚合效力。狭义的案件质量管理概念则仅仅注重案件实体和程序对案件质量的影响, 而忽略其他因素对案件质量的间接作用, 割裂事物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联系, 实质上是缩小了案件质量管理的外延。本文则是基于广义的案件质量管理概念上的探讨。
此外, 为更好地理解案件质量管理的概念, 还要区分两个概念:案件管理和案件办理。案件管理是围绕案件办理所进行的监督和服务行为, 其本质是一个管理学的概念。而案件办理则是承办人围绕着案件事实所进行的认定和法律适用过程, 其本质是一个刑事诉讼法学的概念。案件管理的目的之一应当是促进案件办理, 通过一定的管理行为, 为案件办理提供规范价值保障, 使得案件办理行为更加顺畅, 更加符合法律的价值预设。而案件的办理行为也应当服从案件的管理行为, 应当在管理行为的价值预设中完成案件的办理行为。因此, 案件管理与案件办理在价值预设中是相辅相成的, 应当说缺少了任何一方, 另一方的价值就很难充分地发挥。 (见图一)
二、案件质量管理的现状以及缺陷
(一) 传统的案件质量管理主体混乱
在案件管理机构产生以前, 关于案件质量管理的主体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的业务领导机构, 肩负案件质量管理的重要职责, 由其进行案件质量的管理名正言顺, 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精神也是吻合的。而有人则认为办公室、政工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综合管理部门, 其负有对案件质量进行采样分析和考核的职责, 尤其是政工部门, 作为检察干警的业务考核部门, 由其进行案件质量管理更具有便捷性。也有人认为纪检监察部门作为风纪监督部门, 其主导案件质量管理工作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在传统的案件质量管理实践中, 检委会、办公室、政工部门甚至监察部门主导案件质量管理工作的现象均有存在。案件质量管理主体的混乱, 造成案件质量管理缺乏有力的推动者, 效率较低。资源的配置缺少优化的平台和途径, 同时也使得案件质量管理很难突破部门的利益。
(二) 案件质量管理的结果难以有效利用
从案件质量管理的内涵来看, 其具有参谋的职能, 主要通过案件质量管理过程中所进行的评价性或总结性分析, 来反映在一定时期内, 案件整体或局部的发展趋势或者特点, 供领导决策参考。传统的案件质量管理形式多样, 但开展不够深入, 流于形式的较多。案件质量评查, 查而不评, 评而不用, 用而不深。案件质量调研报告, 调而不研, 研而不精。由于案件质量管理主体混乱, 导致案件质量管理的结果分析和反映不具有全局性, 缺乏综合性, 结果的应用也无法得到相应部门的配合。案件质量管理的结果包含案件质量管理行为最重要的价值信息, 但长期以来, 案件质量管理体制的不健全, 导致案件质量管理结果很难得到有效的应用,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案件质量管理的价值。
(三) 案件质量管理缺少更高意义上的联动机制支撑
案件管理部门成立以后, 结束了以往案件质量管理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案件管理部门作为案件质量管理的主体, 在一定程度上使案件质量管理工作在规范化、效率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而且以质量管理促进了案件办理的公正, 使得案件质量管理的结果在领导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谋作用。但也应当看到案件质量管理统一化的背后, 是案件管理部门孤军奋战、独木难支的单一化管理现状。案件管理部门作为牵头部门也仅仅是在形式上将相关部门拉进文件, 但实际上工作仍由案件管理部门一手操办, 缺少更高意义上的联动机制。同时在案件质量管理人员的选择和管理方式上, 缺少专业的案件质量管理人才库和动态案件质量巡查制度。管理人员的组成临时性、非专业性, 管理的方式单一、片面化, 造成案件质量管理工作表面上是在案件管理部门的组织下得到了统一, 而实际上却仍是较为松散的、名不副实的局面。
三、案件质量管理机制构建的管理学和经济学分析
(一) 经济学分析
在当代, 没有任何一个法学领域不被经济学开垦过。 (2) ) “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意义是指效率”, (3) ) 将经济学引入法学领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得司法效益最大化。司法总产出总体上讲包括两大部分:司法成本和司法收益。司法收益 (B) 的最大化要求司法总产出 (P) 与司法成本 (C) 的差值最大化 (见图二) , 在司法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 又具体表现为司法成本的降低。司法成本包括公正司法的成本 (C1) 和不当司法所产生的成本 (C2) 。公正司法成本属于必要成本,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会降低的 (4) ) , 那么最大限度降低不当司法所产生的成本成为司法收益最大化的不二法门。案件质量管理机制构建的经济学意义就是通过质量管理减少不当司法的行为, 进而提高司法效益。
1. 案件质量管理机制的构建可以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
案件质量管理是融入监督职能的管理行为, 通过事前综合引导、事中全程跟踪、事后全面评查的方式, 组织案件质量管理的经纬, 最大限度压缩冤假错案产生的空间, 从制度上控制不良因素进入案件办理的程序, 是对案件质量管理机制监督职能的内涵诠释,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冤假错案的产生。
2. 案件质量管理机制的构建促进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
案件质量管理机制具有资源配置的职能, 它在司法总投入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结构调整、资源重组的方式, 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效果,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合理设置程序轨道, 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 减少消极司法的行为, 从而节约司法资源, 降低司法成本。
(二) 管理学原理
案件质量管理机制的构建是精细化管理在司法中的体现。精细化管理是一种理念, 强调分工的精细化, 是建立在常规管理基础上并将常规管理影响深入的基本思想和管理模式。精细化管理有三大特点:一是注重过程控制。即将生产的过程分成若干个片段, 每个片段都有专人管理并对本片段的生产负责, 杜绝“中间地带”, 实现生产的全控制。二是注重规范性。过程控制的基础就是规范的生产标准, 每个过程片段均有明确的操作标准, 这是过程片段管理者必须严格遵守的, 也是过程控制责任产生的依据。三是创新性。精细化生产不同于流水线作业, 在讲究规范性的同时, 更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并鼓励过程片段的管理者因地制宜, 不断创新, 将管理的规范性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1.案件质量管理机制将案件质量管理的过程分为意识引导、过程监督、绩效考核等过程片段, 并通过建立以案件管理部门为主导, 以检委会、纪检监察等部门为辅助的综合性管理主体, 明确分工, 强化责任, 使得案件在形成的那一刻起, 便有人管理, 有人负责, 这正是精细化管理过程控制的特点。
2.案件质量管理机制的每一个过程片段都有明确的规范和职责划定, 每个片段的管理者都可以依照职权进行相关的管理行为, 保证每个过程的规范管理, 最终达到整体结果的零缺陷。将质量管理学的概念引入案件质量的管理中来, 也就是检察机关要在案件的流转全过程中保证案件质量的零缺陷。 (5) ) 此外, 精细化管理的规范性, 最终会将管理目标引向一种规范意识的认同, 也即是使案件承办人不断地加强对执法规范化的认同, 促使其由“不能违法办案”到“不想违法办案”的意识转变。
3.案件质量管理机制强调案件质量管理结果的合理利用, 尤其是其参谋的职能和绩效考核机制的构建, 是精细化管理模式中激发人的能动性的体现。在新的案件质量管理体制下, 案件管理部门以其便利的条件, 接触大量基础数据信息, 不断挖掘这些基础信息所蕴藏的价值, 并加以总结提升, 形成改革工作方式的经验, 并通过反复实践, 不断创新, 逐渐深化案件质量管理结果的应用, 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四、案件质量管理机制的补充性重构
(一) 对案件质量管理主体的构建
案件质量管理并不是某个部门的特殊利益, 建立一个超部门利益的案件质量管理主体正是对案件质量管理内涵的契合。超部门利益案件质量管理主体的建立需要满足三个特点:一是专业性。案件质量管理主体的成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性水准, 能够较好地履行案件质量管理的职责。二是全面性。案件质量管理主体的组成人员的业务类别应当具有多样性, 选择具有多种业务类别背景的人和多个业务部门的人参与进来。三是具有流动性。动态的平衡才是事物发展的科学模式, 案件质量管理主体的人员组成就应当有这种的动态的平衡。
在具体措施上, 建议建立案件质量管理人员库, 人员库的组成要包含检委会委员、业务部门的业务人员、综合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三大类。人员库实行任期制, 并由全院干警普选产生, 连选连任。案件质量管理人员库的组织管理由案件管理部门履行, 即人员的选聘、更选、管理活动的组织均由案件管理部门统筹。人员库成员在进行案件质量管理活动时有义务按照案件管理部门要求的程序进行。但是人员库人员的案件质量管理行为则对检察长负责, 无论是案件管理部门, 还是其他业务部门均不得对人员库人员的正常案件质量管理行为进行干预。其对案件质量管理的结果由案件管理部门统筹上报, 但不得改变案件质量管理人员的原意。
(二) 对案件质量管理方式的补充
1. 对案件质量监督。
对案件质量的监督是案件质量管理的重要内容, 做好案件质量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 是确保案件质量、杜绝案件瑕疵的重要方式。对案件质量的监督还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1) 建立新型案件评查机制。统一业务系统上线运行以后, 传统的案件办理模式的改变也推动着案件质量管理模式的变革。可以尝试建立全国四级检察机关的案件评查人才库, 并依托统一业务系统建立案件评查库, 被纳入评查范围的案件, 可通过统一业务系统将电子卷宗发送至案件评查库, 然后在案件评查人才库中随机选定评查人, 将评查库中的待评查案件按照一定的规则分配给评查人评查。案件评查完之后, 案件评查人将评查意见随案发送至案件评查库, 由专门人员负责汇总数据。依托于统一业务系统的新型案件评查机制实现了的无纸化、便捷化的评查需求, 打破了案件评查的地域、院际局限, 不但能促进案件评查的公平性, 而且能提高评查的效率。
(2) 建立新型案件信息公开机制。案件信息公开是检务公开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价值体现是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6) ) 提升检察公信力。但从长远来看, 新型案件信息公开机制还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案件信息同步发送机制。在目前的案件信息公开系统中, 案件关系人与案件绑定之后通过互联网查询案件的程序性信息。互联网用户 (电脑用户) 目前在我国虽有过亿之众, 但相对于我国人口的庞大基数来说, 普及相当有限。何况对于基层民众来说, 互联网的操作使用亦存在诸多障碍。相反, 手机的普及度在我国极高, 2014年工信部统计的数据为12.35亿部, 远远高于互联网的普及度。因此, 可以尝试建立案件信息同步推送制度, 即借助于案件信息公开系统, 将案件程序信息同步推送至案件当事人、关系人已经与案件绑定的手机, 如此, 案件当事人、关系人就可以及时、便捷地了解案件的进程了。
二是建立高智能的互联网律师预约平台。建议在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开辟律师委托信息库, 律师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后, 由律所对委托关系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 由律所将法律规定的预约所需要材料以及预约内容上传至律师委托信息库。人民检察院在收到律师的网申预约时, 可以从律师委托信息库中查看委托关系的相关材料, 如果审查合格可即行绑定案件, 并对预约进行办理。律师前来办理预约事项时, 再将委托手续原件递交检察机关。当然, 该种模式中, 律所尚需进一步严格规范委托关系的成立与解除程序, 以免虚假委托以及无权委托的现象出现。 (见图四)
2. 对案件办理的态势研判。笔者认为对案件办理的态势研判还应当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充分利用案件质量管理过程中大数据 (big data) 优势。案件质量管理部门因其职责的特殊性, 在收集案件办理数据的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案件的质量管理本质上而言, 是对案件信息的管理, 也即是通过服务于案件质量的目的预设, 而对案件信息的产生、储存以及运用进行的一系列规范活动以及模型建构。案件质量管理部门应当在案件质量管理过程中, 充分利用掌握的大数据优势, 善于抓住数据机遇, 通过系统认知深入挖掘数据价值, 进而获得数据回报, 并通过为案件质量提供专业的服务而获得现实回报。数据的现实回报其本身亦是案件质量管理中所产生的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又为案件质量管理部门提供了数据机遇 (7) ) 。 (见图五)
二是建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联动研讨机制 (8) )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联动研讨机制是大数据价值挖掘的产物之一, 案件质量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收集承办人普遍反映较难办理的案件以及法律规定尚不具体的案件, 以及其他较有代表性案件的信息, 经过筛选、归纳提炼出共性特点, 联合检委办、法律政策研究室以及相关业务部门共同研讨, 在法律的框架内讨论并探索办理该类案件的最佳方式。案件质量管理部门可将联合研讨的结果形成报告, 送法律政策研究室进行成果转化。法律政策研究室可以调研结果的形式公布研讨结果, 但不具有约束力, 只是为承办人提供辅助性思考, 指导而不强制。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辑成规范报检委会研究讨论, 一经检委会讨论通过, 即在本单位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办案指南。
(三) 建立案件质量管理人员轮岗制度
案件质量管理的内容丰富, 涉及面广。案件质量管理人员要熟悉被管理业务的基本办理程序, 要能以一个“内行”角度随时介入被管理业务当中去。因此, 笔者建议建立案件质量管理人员短期轮岗制度, 通过在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短期实践, 了解各业务种类的基本属性, 以使案件管理行为更具有针对性、合理性。
1. 轮岗的方式和内容。
案件质量管理人员的短暂轮岗, 其性质是案件质量管理部门对案件质量管理人员的培训方式, 被轮岗的案件质量管理人员在编制上仍属于案件质量管理部门, 仍应当服从案件质量管理部门的综合安排和部署。案件质量管理人员的轮岗可采用走读的方式, 轮岗期间, 轮岗人员应当遵守被轮岗部门的基本工作规范, 兼顾被轮岗部门的综合部署。案件质量管理部门应当制定轮岗计划书, 并根据实际情况分派人员轮岗。轮岗前, 案件质量管理部门应当下达轮岗任务清单, 明确被轮岗人员在轮岗结束后需达到的基本能力。轮岗任务清单一般应包括被轮岗部门的基本业务流程和部门审批格局。轮岗期间, 轮岗人员根据案件质量管理部门的轮岗任务清单, 自主选择需要实践的内容, 被轮岗部门原则上不得强行干涉。被轮岗部门认为轮岗任务清单需要调整的, 可与案件管理部门协商修订。该轮岗属于参与性轮岗, 被轮岗部门不得要求轮岗人员单独完成业务的办理 (尤其是案件的办理) , 但是可以协办人的身份进行某些活动。轮岗的期限也不宜过长, 一般每个轮次以一个月为限。
2. 轮岗的考核。
对轮岗人员的考核可分为两大部分:轮岗表现和轮岗验收。轮岗表现是指轮岗人在轮岗期间对轮岗清单的执行情况以及被轮岗部门对轮岗人的综合评价。其中对轮岗清单的执行情况由案件质量管理部门负责核查评定, 被轮岗部门的的综合评价由被轮岗部门填写后反馈给案件质量管理部门。轮岗验收则是轮岗人在轮岗结束时, 要接受是否达标的测试。轮岗验收应当由案件质量管理部门联合被轮岗部门共同组织, 验收的形式可从案件质量管理的角度采用答辩和模拟实践。轮岗人不认真执行轮岗清单或者不遵守被轮岗部门的工作规范的, 案件质量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对轮岗人员进行训诫, 拒不改正的, 终止其轮岗的资格。轮岗验收不过关的, 可根据情况作出终止资格或者责令重修的处理。
(四) 建立案件质量管理结果应用制度
案件质量管理所产生的结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评价性结果, 主要是对案件质量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所做出的具有褒贬性的结论。多产生于对案件质量的监督行为。二是统计性结果, 主要是通过案件质量管理过程中的信息掌握, 而对案件质量的某种或者某些趋势所进行的客观反映。统计性结果在案件质量的监督行为和服务行为中均有可能产生。三是引导性结果, 主要指案件质量管理部门通过信息筛选和分析, 认为需要对案件质量的某种或某些方面进行加强引导而发布的指导性文件。 (见图五) 案件质量管理实践中, 三种结果是相互关联而非孤立的, 评价性结果的依据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统计性结果, 而引导性结果则多是对评价性结果和统计性结果的综合应用。
只有将绩效评价结果与人们所获得的回报挂钩, 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9) 根据案件质量管理结果所包含的三种类别, 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案件质量管理档案系统。
1. 建立案件质量评查档案。
案件评查是案件质量监督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它能直观地发现案件办理所存在的问题, 并能使案件瑕疵迅速得到解决。因此, 案件质量评查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 一般应当从被评查案件的程序履行、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文书的制作、案卷的装订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一个优秀的案件质量评查报告就是对已经发生过的案件办理行为的综合评估, 能全面反映承办人在案件办理中的情况。案件质量评查结果属于评价性结果, 需要对被评查案件的优劣作以明确的陈述。因此, 建立案件质量评查档案对每次案件评查的结果予以记录, 能够反映承办人在一定时期内所办案件质量的优劣情况。对于案件质量评查档案的利用, 可采用等级量化的方式, 给每个等级划分一定的分值范围, 而至于每个等级的利用, 则要根据考核的需要而定。
2. 建立案件质量发布档案。
案件质量发布是指案件质量管理部门对案件质量的情况予以总结, 统一发布的行为。案件质量的发布通常来源于三种情况:一是案件质量管理部门通过流程监控发现, 某一段时间内, 案件的办理存在某种普遍性倾向而严重影响到案件的质量, 为此而发布质量通告。二是案件质量评查结束后, 将案件质量评查总结报告予以发布。三是根据领导的指示, 对一些具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案件质量情况予以发布。由此可知, 案件质量的发布在性质上既可能是评价性结果、统计性结果或者引导性结果, 也可能是三者的综合。因此, 对案件质量发布档案的利用则不能使用等级量化的方式, 而应当是多样化的、灵活的, 既可以用于对个人的绩效考核和某个部门的综合考核, 亦可以用于本单位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决策的参考。
3. 建立案件风险评估档案。
检察机关绩效管理的考核方法探析 篇8
关键绩效指标考核法即“KPI”, 是现代管理科学上的一个概念, “KPI”是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的英文缩写, 是指用于考核和管理被评估者绩效的可量化的或可行为化的标准体系。依据关键绩效指标体系而进行的考核, 就称为关键绩效考核法。它的特点之一就是, 能清晰地描述考核对象的增值产出, 并针对每一项工作产出提取了绩效指标和标准。在进行考核时, 以相对应的各种数据衡量绩效的成果。它反映的是个体与组织关键绩效贡献的评价依据。“KPI”是指标, 不是目标, 但是它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 能够借此确定目标或行为准则。
就检察机关绩效管理而言, “KPI”的适用的科学性在于:首先, KPI要求绩效指标必须分出评价层次, 抓住与战略目标紧密相联的关键绩效指标。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绩效体系设定中不搞面面俱到, 不以各岗位纷繁的常规工作作为考评指标, 而是突出重点, 把与实现目标联系密切的项目, 比如上级院的对本院的考核指标、促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的指标等作为关键绩效指标, 完成常规工作是应当的, 简单地完成常规工作并不形成对目标实现的推进, 所以它不作为绩效体系中的指标, (不完成则应当受到处罚) 。而只有在常规工作之上的体现战略目标意图的“亮点”, 才是绩效指标。这种体系设定方法, 能够突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实现检察机关的战略目标。其次, KPI关注可控指标, 可以维护检察机关绩效考核的公平性。KPI强调对绩效构成中可控部分的衡量, 并应尽量反映工作的直接可控效果, 剔除因客观环境造成的“不可比”的其它方面影响, 以求得绩效考核的公正性。基于这一原理, 检察机关在绩效体系的指标设定上应该坚持“可控变量”, 排除不可控变量。对传统考核中的重点如案值的大小等非人为可控的因素都不能纳入绩效指标。而要将办案的思路、方法、案件的质量, 效果等可控因素作为直接反映干警绩效的指标。我们认为这些指标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关键绩效的核心内容, 而且体现了绩效指标公平性。在对下级院绩效指标设定中, 要将充分考虑与区域资源相关的不可控因素, 尽量将不可控因素不作为绩效指标, 以维护考核的公正性。其三, KPI反映的是个体与组织关键绩效贡献的评价依据。它使检察每个检察干警的工作都以分值的形式展现, 使检察机关绩效考核从部门到个人成为可能。
二、检察机关绩效管理考核评估的科学方法——模糊评价法
(一) 模糊评价法在检察机关绩效管理中的设计
模糊评价法是利用模糊数学的方法, 对受到多个因素影响的事物, 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 给出事物获得某个评语的可能性。将模糊评价方法用于信息系统效益评价, 可以综合考虑影响信息系统的众多因素, 根据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和对它的评价结果, 把原来的定性评价定量化, 较好地处理信息系统多因素、模糊性以及主观判断等问题。
就检察机关绩效管理而言, 模糊评价法的适用的科学性在于:模糊评价的作用就在于把原来的定性评价的问题定量化。在检察机关的定性考量因素的评判中, 有许多模糊现象是无法用简单数字来表达的, 比如执法效果、工作水平和质量等。这就为绩效考核带来不便, 而模糊评价法的应用, 能够解决这一难题, 同时由于采用模糊评价后的各项指标都能够以量的形式出现, 因此, 也使检察机关不同部门间个人考核的对比成为可能。
模糊评价法, 是在建立各级数学模型的基础上, 运用扎德法则作模糊矩阵乘法, 然后,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给出综合评价结论。在模糊综合判断时, 所需用的主要数据是各个指标的权重因数和指标的评定等级。作为一般情况考虑, 模糊综合判断可分为以下4四步。第一: 给出评价的因素集。因素集是以影响检察业务的各种因素为元素所组成的一个集合, 即A= (ɑi1, ɑi2, ɑi3……ɑim) , 其中ai (i =1, 2, …, n) 表示影响法律监督的第i个因素。第二:给出权重集v= (v1, v2……vm)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时权重很重要,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最终的评价结果。权重是以定量方式反映各因素在评价中的重要程度, 即根据各个因素的重要程度对各因素赋予相应的权系数, 组成评估因素的权重集合, 即指标层对目标层的权重为V, 权重集合v= (v1, v2……vm) , Vi表示第i (i=1, 2, …, n) 个指标的权重, 且各权重之和为1。权重的确定可以采用抽样调查方法或专家根据经验数据确定, 本文采用的是专家根据经验数据确定权重集第三:根据权重集给出评估表, 获取模糊信息, 建立模糊矩阵;第四:得出评定结果。具体方法如下:
设考核有m项指标 (w1, w2……wm) , 第i项指标的权重为v1, 设第i个人的第i项得分为ɑii , 则第i个人的各项指标得分 (ɑi1, ɑi2, ɑi3……ɑim) , 为了使各部门的得分统一比较, 我们建立权重集v= (v1, v2……vm) , 即第i项指标的权重为v1, 我们定义如下权重undefined, 经过考核得 个人的各项指标得分为A
undefined
, 权重矩阵V= (v1, v2……vm) ', 得这n个人的最后总得分矩阵为
undefined
(A1, A2……An) ',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模糊评价法。
(二) 模糊评价法在检察机关绩效管理中的对个人绩效的计算方法
就检察机关人员绩效管理而言,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检察业务人员, 另一类是中层干部。因为两类人员的岗位职责性质差异, 因此, 对其考核的方法也不同, 就检察业务人员而言, 虽然有不同部门的区分, 但其方法是相同的, 下面以公诉部门和民行部门个人考核为例:
设公诉部门考核指标体系有9项:
w1:人均受理审查起诉、审查不起诉数, 最高评价分5分。
w2 :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率, 最高评价分45分。
w3:撤回起诉率, 最高评价分45分。
w4:人均纠正漏罪漏犯数, 最高评价分15分。
w5:人均监督纠正侦查活动中违法情形数, 最高评价分4分。
w6:移送职务犯罪线索数, 最高评价分1分。
w7:人均提出刑事抗诉数, 最高评价分25分。
w8:人均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数, 最高评价分25分。
w9:人均监督纠正刑事审查活动中违法情形数, 最高评价分10分;其中某五位人员的成绩考核分数矩阵为 :
人员的最后得分为:
设民行工作考核指标有7项:w1, w2……w7, 权重定义如上, 我们考核五位工作人员的得分, 得考核分数矩阵为:
上述公式中, 权重的确定方法是比例确定法, 即将所有工作的最高分求和然后转化成百分制, 根据每项在百分制中的比例确定权重。可见, 通经过权重的计算我们可以将不同部门人员业绩进行比较, 即便部门业务内容不同, 数量不同, 也不影响总体的考核结果。
对于领导干部的考核, 方法如下表:
那么某领导的最后得分可表示为:
S=0.4U1+0.6U2=0.4 (0.6U11+0.4U12) +0.6 (0.4U21+0.6U22) =0.24 (0.3U111+0.3U112+0.4U113) +0.16 (0.3U121+0.4U122+0.3U123) +0.24 (0.4U211+0.4U212+0.2U213) +0.36 (0.4U221+0.3U222+0.3U223)
将各项指标代入即得评分。
检察机关管理创新 篇9
随着计算机网络接入千家万户, 渗透到各个行业, 网络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网络的不断普及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虚拟社会”。网络虽然具有空间虚拟、跨地域性、开放和交互性特点, 但是网络社会的特点也导致其在虚拟社会建设方面出现以下短板:
一是虚拟性和开放性为网络犯罪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使犯罪行为更为隐蔽, 加大了侦破难度和治理难度, 同时侦破手段的滞后也导致网络犯罪行为频出, 网络色情、网络赌博、网络黑客等犹如得到了沃土, 在网络空间中飞速发展;二是高度的交互性使网络信息迅速传播、热点新闻层出不穷, 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们很难对某一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网络言论流于情绪的宣泄, 人们偏激、狭隘的思维代替了理性、全面的思考。网络偏激言论甚至影响到了现实生活, 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政府和司法部门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三是管理自治性和监管手段的滞后使网络社会缺乏统一的行为秩序规则, 人们的网络行为较为随意, 各种蹭网、盗号横行, 破解、盗版大受热捧。据最新消息, 手游厂商宝开出产的新游戏采取了免费下载、道具收费的方式运行, 引来了一片声讨, 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 也是因为之前出产的游戏甫一上市便遭人破解, 游戏厂商损失极大。应当说, 建立统一的网络行为规则, 平衡网络活动各方利益, 已经成为网络社会治理中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二、检察机关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定位及价值
检察机关履行职责是加强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网络社会中有几种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网络盗窃、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 检察机关要正确履职, 在此方面发力, 加强网络社会的治理。比如网络盗窃行为,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及高度技术性, 兼之普通网民的安全防范意识不够, 网络盗窃等侵财行为频繁发生, 更有甚者有人专门在网上出售盗窃他人帐号密码的技术方法, 以及用此方法盗取的他人财产。此种出售犯罪方法、盗取帐号、洗钱等一系列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一个上下游兼具、跨地域的犯罪锁链, 严重危害人民的财产安全。打击关系民生利益的重大犯罪本身就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检察机关要与公安机关、法院开展合作, 研究打击方法, 联合出击, 治理网络盗窃。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其职责职能, 一方面联合公安机关、法院打击网络诽谤等犯罪行为, 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预防、监督职能, 通过涉检舆情、法制宣传等引导、规范人们的网络言论和网络行为, 保护网络知识产权, 推动互联网逐步建立统一、文明的行为规则。
检察是实现网络社会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法治, 虚拟社会管理的创新同样需要法治保障。现代法治的要义是限制权力的恣意与扩张, 平衡各方权利和利益。检察机关通过引导侦查、提起公诉等加强对网络犯罪行为制裁, 通过打击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网络盗窃犯罪等保障普通网民的财产安全, 通过引导舆情、宣传法制、网络行为安全提醒、制裁网络诽谤等建立起统一的网络行为规则。
三、检察机关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当前网络社会的治理重点一是网络侵权制裁, 如网络盗窃、网络知识产权等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和通过诽谤等方式侵犯他人名誉权的犯罪;二是网络赌博与网络色情治理;三是网络谣言治理与网络舆情引导, 由于这几方面的工作具有共性, 因此下面就以检察机关的角度, 从实务研究、引导侦查、准确及时取证、涉检舆情引导和法制宣传等方面详加论述。
(一) 关注及重视新生法律问题
互联网是新生事物, 虽然以往的传统犯罪形式在网络中都有所体现, 尤其是侵犯财产的犯罪, 然而正是因为采用了网络这一犯罪新工具, 网络犯罪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犯罪的新特点。就犯罪对象而言, 网络虚拟财产如他人虚拟帐号及装备是否属于财产罪的犯罪对象, 虚拟帐号及装备本质上其实是储存于计算机服务器中的二进制数字, 然而其经过被害人的劳动付出或金钱付出, 已经具有了财物的属性, 甚至有些就是被害人直接用金钱换来的, 这种网络虚拟财产能否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至今学理仍有争议。就管辖而言, 由于互联网的特性, 一个犯罪行为往往是跨地域、甚至是跨国组织的, 往往其犯罪行为在多个地方, 而犯罪结果也在多个地方, 如何确定网络犯罪的管辖地需要检察机关在司法实务研究中予以认定和把握。目前网络犯罪已经泛滥, 然而司法机关的侦查、制裁力度不够, 侦破手段滞后, 导致犯罪行为屡禁不绝, 因此, 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及关注网络犯罪中诸如此类的新生法律问题, 实现对于网络犯罪的准确打击和有效制裁。
(二) 加强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准确、及时提取电子证据
在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过程中, 检察机关要与公安机关达成侦检一体合力工作的协议, 通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的方式合法准确地取证。
网络犯罪的引导取证, 重要的就是对于电子证据的现场勘查、分析数据、固定证据。现场勘查是取证的第一步, 目的是冻结目标计算机系统, 避免发生任何的改变、数据破坏或病毒感染, 同时必须保证“证据连续性”, 即在证据被正式提交给法庭时, 必须能够说明在证据从最初的获取状态到在法庭上出再状态之间的任何变化。分析数据是第二步, 这是计算机取证的核心和关键, 要分析计算机的类型、采用的操作系统, 是否为多操作系统或有隐藏的分区;有无远程控制、木马程序等, 分析在磁盘的特殊区域有中发现的所有相关数据, 对于已被删除文件采用数据分析技术予以恢复;对于在网络上进行上传下载数据的实时犯罪行为, 要引入动态取证技术, 即将计算机取证结合到入侵检测等网络安全工具和网络体系结构中, 进行动态分析;最终要结合全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 将该计算机犯罪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相互联系。固定证据是第三步, 要将所分析的证据采用打印、拷贝等手段予以固定, 对目标计算机系统的全部分析进行分析给出分析结论, 主要包括:系统的整体情况, 发现的文件结构、数据、和作者信息, 信息有无隐藏、删除、保护、加密企图, 其他信息情况。最后, 提交结果要标明提取时间、地点、机器、提取人及见证人。通过以上一系列取证程序和手段, 公检机关可以迅速有效地获取证明网络犯罪的相关证据, 从而实现对网络犯罪的有效打击。
(三) 加强涉检舆情引导和法制宣传
涉检网络舆情的形成往往具有突发性、盲从性和负面性, 源于某些涉法事件的网络舆论经过媒体或网站论坛报道反映后, 会引起网民强烈关注与热烈讨论, 有些网民尚能理性看待, 有些则借机发泄并夸大对社会某一阴暗面的不满情绪, 进而煽动更多的负有偏激观点的网民参与和附和。因此, 检察机关要做好此项工作的研判和应对, 及时关注, 深入分析舆情形成原因, 如果当事人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 则要仔细查找根源, 及时协调解决, 对检察干警在办案时出现的瑕疵要诚恳承认, 争取当事人谅解;如果是由于当事人本身对法律不理解或者是公检法机关相互之间对法律理解的不一致, 则要耐心解释, 进行释法说理;同时, 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为网民熟知的新途径与网民进行沟通。
在宣传方式和途径上, 首先要建设好检察机关门户网站和官方微博, 通过这两个平台建立稳定而直接的联系沟通渠道;其次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法制宣传队伍, 同时各地检察机关相互之间、公检法机关相互之间都要开展学习和交流, 共同提升法宣工作技巧;再次要采取多种形式, 如法规宣传、案例解读、接受采访、回应热点等方式加强宣传, 努力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最后在开展法制宣传的时候也要注意理性、平和的态度, 做到文明、规范宣传, 不能带有情绪化的、偏激的言论。
总之, 互联网是一个新生事物, 网络社会的管理是一门复杂的系统化工程, 需要政府、技术服务、司法等多个机构的合力, 检察机关要切实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责职能, 积极应对新技术、新时代带来的新课题, 不断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 只有这样, 才能推动国民法治素养的提升, 实现中国法治社会的梦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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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管理创新 篇10
一、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对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和管理的意义
1.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使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内容趋于统一,形式更为规范。因各地不同的办案模式、文书制作习惯、案件装订规范等因素,一直以来,不同地区的检察机关诉讼文书存在差别。例如:有些地区要求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要注明案件来源、抓捕经过,并以独立的文书形式随卷移送。而有些地区却要求将上述文书统一归入审查结论报告或立案决定书中。类似这样“不起眼”的差异在各地大量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与管理上的混乱。而统一系统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新的网上办案模式将不同部门的工作,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分为不同的办案阶段,并在每个阶段中配套大量的文书模板。案件承办人在受理案件后,只需要按照列表中的文书类别,生成相应的文书模板,按模板的内容逐项填写即可。这样的操作系统既做到了案件受理流畅清楚,又保证了文书模式的完整统一。同时按照办案步骤逐步生成的文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纸质卷宗的装订顺序。这在完善文书格式、内容的同时,规范了卷宗的装订顺序,为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极大地促进了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和发展。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施前,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管理部门每年不仅要搜集、整理一年来的纸质诉讼档案,而且要对纸质诉讼档案进行逐页扫描,存入电子信息库。基于庞大的案件数量,检察机关档案管理部门对诉讼卷宗的归档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一般来讲,一年的刑事卷宗要等到次年三四月份才能上交到档案管理部门,到六七月份,卷宗才能顺利归档完毕。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施后,随着案件承办人的逐步操作,相应的文书材料在案件办理时已经自动生成,搜集到的证据也因统一系统软件操作要求扫描入电子卷宗。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流程结束后,电子档案即整理完毕。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档案管理部门工作量的同时,也能保证诉讼卷宗,尤其是诉讼电子卷宗在案件侦结后及时归档,解决了以往诉讼卷宗归档的滞后性,极大地促进了诉讼档案的发展。
3.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便于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统一管理。近些年来,各省、市、区(县)检察机关十分重视诉讼档案的建设工作,诉讼档案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基于庞大的诉讼档案数量,及案件归档的滞后性,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统一管理存在一定的困难。以往,对诉讼档案的管理,仅限于自查自纠及上级部门的抽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施以后,由于其系统自身的授权,上级部门可以随时调取下级检察机关诉讼电子档案,随时查看相关案件的诉讼情况、文书及证据,及时对诉讼档案内容、诉讼程序、证据效力等内容进行监督和管理,这无疑很好地促进了诉讼档案的统一管理。
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背景下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存在的问题
1.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认识程度不足,对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不够重视。相对于传统办案方式,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开创了检察机关网上办案的新模式,其必然也一定会成为今后检察机关受理刑事案件,开展司法工作的主线。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与管理也必将依附统一系统而向前发展。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运行初期,一些检察干警还没有熟练掌握系统基本操作,继而导致部分应制作的文书因不会操作而缺失;与此同时,基于“图省事、免麻烦、上传越多,越容易出错”的心理,一些检察干警在进行系统操作的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将搜集到的刑事证据完整扫描并归入电子卷,没有将相关案卡填写完整,没有将同步录音录像材料完全归档保存。这些“不能操作、不想录入、不愿归档”的行为,势必会造成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内容的缺失,势必不利于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
2.基于系统自身的原因,导致诉讼档案内容不全。现行的系统规定,超过50MB的超大文件不能上传到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予以保存。这是因为超大(大于50MB)的文件占用了有限的存储设备资源,降低了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适用效率,影响了网络数据传输速度,导致部分服务器速度过慢,影响办案效率。虽然,禁止大于50MB的超大文件上传暂时缓解了服务器的运行负担,然而,这种禁止性的规定却不利于诉讼档案的发展。一方面,刑事案件,尤其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要制作同步录音录像,有些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其询问、讯问笔录甚至长达七八个小时。而最终形成的录像文件,基本都会超过50MB。这样一来,部分的同步录音录像因上述禁止性规定而不能归入到诉讼电子卷宗,这无疑破坏了诉讼卷宗的完整性;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出现了许多电子证据,以佐证相关犯罪事实,例如:QQ聊天记录、现场录音、录像、光盘等,有些内容文件过大,也存在不能上传到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情况。这些可以直接佐证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若不能归入到诉讼电子档案,无疑直接影响了诉讼电子档案的发展。
3.亟须适应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人民检察院档案管理办法。为了加强人民检察院诉讼档案的科学管理,早在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国家档案局制定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情况,制定了《人民检察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并以八个部分,二十七项条文对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管理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而随之出台的《人民检察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又对其作了补充及说明。以上两个办法很好地规范了全国检察机关的档案管理工作。然而,随着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全国检察机关的全面实施,系统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方面,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出现了新式的诉讼文书,例如:办案工作区申请表、主管领导审批手续、案件管理部门收案、送案通知书等,这些文书如何进行立卷归档,上述两个办法都没有涉及;另一方面,上述两个办法中,对文书具体内容如何撰写也鲜有规定。随着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推广,诉讼文书应如何制作,文书内容应怎样书写,需要统一的规范。
三、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下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与管理的几点建议
1.加强培训工作,提高检察干警重视程度。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全国检察机关的应用和推广,不仅有利于提高检察系统案件办理效率,同时也促进了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检察干警的培训工作。首先,对一线办案干警进行全方位的整体培训。既要保证干警在现有岗位上熟练进行本部门相关业务的系统操作,又要落实在跨部门案件移送时案件流转的有序衔接。其次,要对主管领导、部门负责人等具有审批权限的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避免出现因审批手续操作不当给后续案件办理带来不便的情况。最后,要加强技术部门专业人员的培训,强化他们自身的业务水平,提高他们处理系统突发事件的能力,以确保其对本院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监管和维护工作。另一方面,还需要提高广大检察干警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重视程度,促进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检察干警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每一步操作,特别是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都将作为诉讼电子档案予以保存。这些电子数据,也是上级检察部门浏览诉讼卷宗、查阅案卷材料、进行责任倒查的主要依据。因此,要加强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重要性的宣传工作,使广大干警真正重视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检察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使案件承办人在制作法律文书时,适用法律准确无误,论述犯罪构成条理清晰,填写案卡全面完整,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思想上重视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真正促进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
2.要加强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软件的开发与利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研发与推广,可以说是电子信息平台和检察机关日常业务的完美衔接。在提高检察系统办案效率的前提下,更好地促进了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然而,由于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全面推行的时间较短,一些实践中出现的系统“硬伤”还需要技术人员加以解决。一方面,要对系统硬件进行优化升级。增加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服务器内存的同时也要扩充硬盘容量,以便能够使较大附件顺利上传至系统。另一方面,要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操作进行升级。为了能够充分发挥系统硬件的性能提升优势,要采用性能更优、处理能力更强,运行更稳定、系统更安全的操作系统,以便更加流畅地进行系统操作;与此同时,要加强检察系统内网的专网维护,全面提升检察系统专网的信息传播速度。这样才能在扩大信息存储量的同时保证较大附件上传网络畅通无阻,保证系统运行的稳定,保证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全面、完整。
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为 篇11
[关键词] 检察机关 社会管理创新 法律监督
一、当前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创新
中国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强调源于特殊的背景。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公民对社会管理与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国家面临着体制和结构的双重转型,因此,社会管理必须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这显示出中央政府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
二、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检察机关能否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否属于社会管理的主体,是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首先要厘清的认识问题。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概括起来说,社会管理在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政府部门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协调社会矛盾,调节收入分配,保证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的条件下,对现行社会管理理念、方法和机制进行改造、改进、改革,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健全社会管理体系,以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及一系列活动的过程。
(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符合检察权的内在属性
从广义的社会管理职能来讲,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国属于司法机关范畴,检察机关是国家政权架构与社会治理格局中存在的一条救济权利、保障安全、稳定秩序的制度通道,人民的法律要求可以进入这条通道获得救济,各种冲突也可以融入其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检察权同时也是法的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向社会拓展正义促进社会秩序及其变迁的张力结构。作为政治系统中发展着的一个部分,检察权随着社会秩序的生成和变迁,已经不仅仅是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使公民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还原的内在机制,而且已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主导性变量和动力资源,影响和决定着社会政治的实际进程和方式。从狭义上的社会管理职能上来讲,检察机关不是社会管理的直接主体,但是,检察机关在我国的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有相对广泛的法律监督权,公诉部门可以对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侦查监督部门可以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监所检察部门可以对刑罚执行活动以及刑事强制措施进行监督,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可以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及其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反贪污贿赂部门、反渎职侵权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还可以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被监督者中除人民法院属于司法机关外,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和行政机关还都具有明确的社会管理职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相对于被监督对象而言是具有一定法律强力的外部监督,对于被监督机关的内部监督和管理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规范被监督机关的内部管理。所以无论是从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社会管理来讲,检察机关都具有社会管理职能。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对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推動法治化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检察机关虽然并不直接承担社会管理责任,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者,必然有责任参与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主动应对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促进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断提升社会管理效率水平,以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促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三)检察监督与社会公共管理具有价值上的趋同性
良好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法律秩序和规范为支持,以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主体的行动井然有序。法律是社会公共管理的载体也是客体,使社会公共管理在法律领域的表现,必须通过立法赋予司法机关的权力对涉及规范法律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的目的和法律的价值。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政权的工具和必要保障,检察机关自产生之日起就作为广义的政府范畴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为整个社会运行提供法制,秩序和公正的保障。应该说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方式,从管理的本质而言,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它是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保证公共权力沿着法治的轨道运行来间接地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不断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功能,是法治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是检察制度和社会公共管理制度共同的发展趋势,两者的内涵虽然不同,但在价值取向上却有着共同的追求 。
三、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
上文中论述了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检察机关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如何才能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管理格局,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关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表述。党委统领全局、政府负责实施、社会各方协同、公众广泛参与,法治的保障这每一个方面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哪些事情要加强政府监管,哪些事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降低管理成本,哪些事务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和自治,哪些事情要引入市场机制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诸此等等,都需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在实践中落实到位。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也许就是所谓“顶层设计”。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也要在这个顶层设计的框架内履行职责,发挥职能作用。
(一)立足检察职能,依托依法办案,为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打好基础
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主动服务第一要务,不断提高执法办案的工作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通过执法办案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正,理顺群众情绪,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执法办案是履行一切检察职能的本源和归宿,也是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工作。所以,检察机关只有在立足检察职能的基础上,依托依法办案,不断创新服务人民群众的体制机制,才能使其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一是侦查批捕、审查起诉、民行检察等检察职能领域,通过建立健全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风险化解机制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长效机制来助推社会管理创新。切实加大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风险预警评估,通过评估,对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案件要提前提出风险化解的预案,明确风险化解主体的职责,风险化解的流程和风险化解的后续保障。对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案件,要完善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相互衔接、协作配合的检调对接工作机制;对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青少年犯罪、老年人犯罪等其他轻度危害社会的人和行为要在不立案、不批捕、不起诉、刑事和解、青少年前科消灭方面做出优先考虑。
二是在刑罚执行检察职能领域,通过不断创新服务在押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的体制机制来助推社会管理。加大对减刑、假释等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检察,通过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督促监管民警依法规范执法,促进监管场所秩序稳定;积极探索参与社区矫正监督的新模式。尤其要注意未成年人矫正对象的监督教育和管理,要积极与社区组织、家庭成员、学校、司法、公安、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加强协调配合,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管理中来。
三是在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的检察职能领域,通过不断完善创新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渎职犯罪、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机制助推社会管理创新。要大力推进“侦查一体化”建设,使检察机关各职能部门在执法办案中都能把挖掘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作为自己应有的职责。通过整合侦查力量,加大职务犯罪侦查力度,为督促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即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廉洁从政进而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做出贡献。在预防职能领域,通过职务犯罪检察宣传教育广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依法行政有效纠正社会管理部门履职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堵塞漏洞、健全管理制度的建议,推动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进而促进社会管理的加强和创新。
(二)延伸检察职能,服务地区发展,找准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
一是将检察职能延伸到社区参与社区管理创新。其一是参与社区矫正对象服务管理。检察官要积极配合社区矫正办加强对矫正对象的服务管理,帮助他们解决就业、生活上的困难,通过温和说理感化的方式加强管理;其二是参与社区弱势群体服务管理;其三是推进社区法律服务与咨询活动。通过对房屋拆迁、旧房改造、拖欠工资等危害民生的法律诉求提供法律咨询与服务。
二是将检察职能延伸到企业,创新促进企业管理手段。其一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要坚持走访辖区内的重点企业,提供法律咨询,讲授法律知识,对合同诈骗、侵害商业秘密等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以案释法,引导企业及其管理人员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维护和促进企业依法生产、依法经营、依法管理、合法竞争。其二是提高办案质量和效果,促进企业规范生产经营管理。检察机关要通过充分发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职能作用,优化案件审理资源,设立审理涉企案件专案组,加大打击经济犯罪力度,重拳打击侵财性犯罪,为企业建设提供健康环境。其三是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为地方企业发展营造健康、清廉的政务环境。要进一步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案件工作力度,在履行好檢察职能的同时要主动深入企业,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帮助发案企业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活动,有效地减少和防止企业内部经济犯罪案件的产生。
三是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创新。互联网不仅仅是新技术、新产业、新媒体,也是新的意识形态阵地。在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思路指导下,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维护网上秩序,净化网络环境。高度重视涉检网络舆情,建立健全应对、引导等机制。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情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视涉检负面报道,认真评估舆情影响,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网上舆论,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
(三)拓展新型监督职能,为推动检察监督从诉讼监督向社会监督转变
一是要积极服务于社会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运行。检察院应通过诉讼监督,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致力于推动各行各业的社会管理制度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的更新和完善。目前正在构建的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大调解体系中,检察机关不仅要通过检察和解、服判息诉等监督行为作出应有的贡献,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还应积极延伸职能,多种形式地发挥制度构建作用,推动大调解体系的建设步伐。
二是积极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检察机关应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注重突出民生重点,密切关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国有资产流失等热点难点问题,加大调查力度,提出解决方案,并持续跟踪调查报告的落实情况,使相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推动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当然,在开展社会调查中,为避免检察权代替行政权,或对当事方的权利过分干涉,检察机关应注意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的方式方法,属于检察职能范畴的,以督促、支持民事或行政诉讼来保护公共利益,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属于检察职能之外的,则通过与相关权力部门或职能部门的交接或转换,间接发挥社会调查的作用。
三是积极开展巡回检察工作,延伸法律监督的触角。检察机关由于没有基层派出机构,与群众近距离接触少,多年来,履行检察职能开展法律监督的渠道主要依靠审查案卷、群众控告举报和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来进行。在基层设立巡回检察工作站开展巡回检察,是广大群众能够近距离接触检察机关,了解检察工作,有效解决了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悬空”、“短腿”、“被动”的问题。进一步延伸了法律监督的触角,拓宽了法律监督的渠道。巡回检察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基层、引向一线,将过去法律监督案件线索主要依靠审查案卷、接受群众控告、举报、申诉获取的被动局面,变为主动出击,寻找、掌握法律监督线索,为有效惩治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检察机关管理创新 篇12
(一) 公益的语义考察
“公益”, 即公共利益。根据《辞源》的解释, “公”与私相背, 即大公无私的意思,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公共”意为“属于社会的, 公有公用的”。“利益”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是两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词。其中“利”在甲骨文中有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的含义, 后来演变为祭祀占卜意义上的“吉利”的意思, 进一步引申出“好处”的意思。而“益”则有富裕的意思。由于“利”和“益”都具有“好处”的含义。因而形成了“利益”一词。[1]从而《辞海》将“公益”定义为“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
然而, 作为一个在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领域被广泛运用的词汇, 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具有主观性与时代性。它的含义复杂易变, 结果难以测量, 导致人们对它的理解常有分歧。在许多中外学者看来, 提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或关于公共利益概念的客观定义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不可能用实质性的语句去为公共利益下定义。在封建君权和神权时代, 公共利益作为君主和宗教神权阶级的“代言”, 成为扼杀个体意志自由和利益诉求的工具;在公民社会, 公共利益作为普遍公众利益的代表, 成为限制政府权力和个人自由滥用的正当理由。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认为, 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就是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的个人利益之总和。他指出:“共同体是个虚构体, 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
国家的目的就是最大程度地促进公共利益, 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公共利益“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也就是说在对每个人的自由权保护的同时注重保障一种社会权。[2]卢梭则将公共利益定义为与个人利益相对立或相区别的概念, 卢梭认为, 人们一旦缔结了社会契约, 建立了共同体国家, 这种“合意”或“公意”便具有了独立地位, 也就形成了共同利益, 进而在政治生活中演变为公共利益。在卢梭看来, 公意是永远公正的, 它只是着眼于公共利益而非所有人的利益。他说:“惟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 即公共幸福, 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因为, 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 那么, 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事实上,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并不矛盾, 反而公共利益必须体现和保障个人权益才能证明其正当性和合法性, 公共利益“是组成社会后整体突变而形成的利益, 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的特点”, 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某种组合, 并最终体现于个人利益”, 正如不存在超越个人的社会和国家一样, 超越每个个人的公共利益也是不存在的。[3]
(二) 刑事法律视野下的公益
正如前文所说, 对公益的概念和外延, 诚如台湾学者陈锐雄所言“非常抽象, 言人人殊”[4]笔者试图从刑法部门法角度来定义和概括“公益”的刑事法意义。
根据前文对“公益”语义探察, 我们可以把“公共利益”归结为——一是指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成熟, 能够超越一己的私利而去关注理解他人的自觉。二是指共同的集体的关怀, 是人类自我成熟以及社会性活动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公共利益不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 而且首先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5]
是包含并体现个人利益, 并通过对个体利益诉求尊重和体恤, 证明其正当性的利益共同体。因此, 笔者认为从刑事部门法的角度, 公共利益应当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公共
较私人利益而言, 公共利益首先是一种公众利益, 受益主体具有普遍性或不特定性的显著特点, 同时这种利益的实现主要依赖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选择机制, 一般难以通过市场等私人选择机制来实现;其次公共利益具有普遍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的特点。公共利益受益主体的普遍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体现并符合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公共利益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标准, 它代表某种“普遍利益”, 即“确信有益于社会中每个人的某种价值观念”, 如正义、正当等价值范畴一样。[6]
种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基于“普遍利益”的基础上, 体现全民利益的整体性和长远性, 或可持续性。整体性是“普遍利益”横向特征, 而长远性或可持续性是“普遍利益”的纵向特征。随着社会经济运行日趋复杂, 越来越多的侵权行为, 侵犯的不再是特定的主体, 局限在特定的范围, 而是侵犯不特定范围、不特定主体的利益, 社会经济利益、道德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利益遭到侵害, 例如环境污染、国家资产流失等, 群体利益受到损害时, 私权利个体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和动力去追究侵权行为, 也难以担负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 这就需要检察机关担负起代表国家和公益追究侵权行为、犯罪行为的责任, 因此, 基于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因素的增加,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有力杠杆, 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以及社会管理等非刑事职权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 例如不少国家都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
2.公正
公平正义是人类始终为之奋斗不懈的追求目标。诚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7]这里的正义意为“公平的正义”, 与公正同义。正如对公益的定义一样, 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时代对正义的定义和理解是不同的, 是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对于检察机关而言, 这里公正指的司法公正, “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一直是我国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和任务使命,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我国的检察机关不仅广泛参与维护司法公正的工作, 通过行使国家公诉权提起刑事诉讼, 而且通过行使法律监督职权, 广泛的参与到纠正司法不正义的行为, 如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对法院审判行为的监督, 对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督, 以及对行政与民事诉讼的监督等。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打击犯罪和法律监督等检察权, 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和谐, 同时避免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 这是检察工作的根本, 也是检察机关创新社会管理, 广泛参与社会和谐共建的立足点和工作基础。
3.人权
人权指那些直接关系到人得以维护生存、从事社会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权利, 如生命安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等。[8]
正如人类为了自身和群体的安全与发展利益, 通过法治建立相对稳定的秩序与安定, 以谋求生存和幸福的保障, 检察机关作为“法治之果”, 也应反馈这种利益诉求, 在承担打击犯罪重任的同时, 肩负起保护人权的责任。检察机关在打击犯罪, 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 本身就是谋求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与幸福, 维护和保障集体人权的表现。同样, 即便是确定无疑的犯罪, 检察机关遵循客观追诉原则, 依照法定程序, 全面客观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罪重或者罪轻的各种证据。特别是对无罪、罪轻的证据不能隐瞒, 确保犯罪人得到公正的刑罚, 实现对被害人司法救济, 这是对个体人权的保障的表现。如前文所述, 公共利益不应仅包含社会利益更应更体现个体利益, 特别是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利益, 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 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 发现有违法行为的, 予以纠正, 严禁刑讯逼供、枉法裁判、侵害被监管人权益等行为的发生。
4.和谐
实现社会和谐, 建设美好社会, 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梦想。和谐是安定团结, 是公平正义, 公益必须体现社会和谐的需求, 而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 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是人类免于饥饿、恐惧而谋取幸福的保障。安全是人类基本的感情需要, 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 在某种程度上, 法律就是意味着秩序, 法律使社会中人们的行为统一而合乎规则,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守护者”, 本身就是社会安定秩序的守护者。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 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 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 为实现社会和谐奠定了秩序基础, 赋予了公义的内涵, 公益必须体现和谐, 也是其自身在社会中实现得以呈现的理想状态。
二、公益代表人的域外考察
(一) 公益代表人
通说认为, 现代检察制度肇始于法国, 法国检察院的雏形, 或者说是以组织形式的出现首见于14世纪, 这时的检察官是以“国王代理人” (procureur du roi) 的身份, 保护国王领地的利益, 保护国王的经济特权和司法特权。人类文明之初, 犯罪被认为是对私人权益的侵害, 追诉犯罪的责任由公民个人承担, 国家采取不主动追究的态度, 允许个人以私力救济的方式对侵害人进行制裁, 以实现对正义的“补偿”, 但随着国家 (公益) 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人们意识到犯罪不仅仅是对个体利益的侵害, 也是对国家和社会公益的侵害, 单单依靠个人无法实现维护社会公益和实现社会正义的责任, 在此背景下, 检察制度在中世纪的欧洲应运而生, 从起初的“国王代理人”身份, 维护王权利益到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 维护社会公益, 因此, 不少国家对检察官的定义为“公益代表人”, 除了规定了检察官在刑事诉讼法上的职权以外, 还通过各种法令赋予其刑事职权以外的职权, 这些法令通过检察官参与或执行, 使其切实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职能。随之, 检察制度也逐步转变和完善起来, 成为当今, 我们所看到的包括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制度等刑事职权, 以及包含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社会管理等非刑事职权在内的制度和职能体系。
(二) “公益代表人”角色下的检察职能
各国检察职能大体分为:刑事职能和非刑事职能。刑事职能指刑事诉讼范围内的检察参与权, 包括刑事侦查、逮捕的批准权、起诉权、不起诉权、出庭支持公诉权、量刑建议权、二审抗诉权等, 除此之外, 由检察机关行使的其他权力都属于非刑事职权。[9]
1.刑事检察职能
由检察机关垄断国家公诉权固然有助于提高追诉犯罪的效率, 但是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并非检察机关追求的唯一价值, 作为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的代表, 检察机关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 正确行使公诉权, 甚至采取不起诉的方式, 对维护国家安全、节省司法资源、维护社会和谐以及犯罪人改造方面更能体现其公益的价值, 也更能起到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作用, 正基于此, 多数国家立法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公诉裁量权, 规定检察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有权对犯罪做出不起诉决定。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 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 会更多的关注公共利益的因素, 立法也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做出不起诉决定时, 应当考虑公共利益的因素, 进而使检察权的行使更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如英国《皇家检察官守则》第6条规定, “在每一个案件中, 在具有足以定罪的证据时必须考虑公共利益, ……皇家检察官应该谨慎和公正地权衡支持和反对起诉的因素”。[10]公共利益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1, 犯罪方面。主要是指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以及犯罪人的个体情况。对于轻微犯罪人以及人身危险性比较低的犯罪人, 依法适用不起诉或建议采用较轻刑罚, 以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或恢复社会和谐。2.其他方面。基于政治利益、法律利益和司法资源等因素, 对该犯罪适用不起诉, 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益或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如被追诉人已经弥补了被其损害的社会关系或已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 对该犯罪人适用不起诉或轻刑, 更利于社会关系和缓和恢复。
2.非刑事检察职能
相对于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的非刑事检察职能, 更加广泛且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日本的检察权是指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所享有的一切权限, 检察官作为公益代表人, 有进行其他法令规定的属于自己事物权限。法国检察官则在婚姻、亲子、侵权、收养、继承以及推定失踪人的确认之诉和失踪人财产管理等九类民事案件中, 享有公诉权。除此之外法国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上亦享有广泛的权力, 如对监狱、精神病院、私人教育机构、酒业等特种行业的监督权, 对城市管理的参与权等, 我国台湾地区检察机关所享有的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申请保护令、协助安置儿童和少年, 视察矫正学校、在政府采购中担任政府代表代为诉讼等权力。台湾法律还规定如果当事人依个人因素无法声请或主张权力, 或事涉公共利益, 并无特定私人主张权力时, 均可由检察机关行使职权, 这些都清楚地展现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 协助政府管理社会的需求, 以及帮助弱势群体维权以及保障公益的角色定位。[11]
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或者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 为了维护国家和公众利益而对侵犯这些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予以审判的行为。[12]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不同, 它一般以国家和公众的利益为诉讼目的, 也可以为了维护私人利益, 任何与本案没有利益关系的公民个人或社会组织都可以提出, 因而有着诉讼主体的广泛性、诉讼目的的多样性的特点。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检察机关, 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源和独立性保障方面, 比私权利主体更有优势, 因此,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许多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权力, 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诉讼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 其中美国是最早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 《反欺诈政府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危险物品运输条例》、《环境保护法》、《防止空气污染法》等法律, 均赋予检察机关出于公益的需要, 提起公诉的权力, 或支持主管机关或个人提起诉讼请求。[13]
三、公益代表人与创新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 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 协调社盾, 调节收入分配, 保证社会公正, 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在我国,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负有参与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责任, 外国没有专门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规定和界定, 但是, 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 其社会管理权被广泛的赋予在各项法律、法令中, 这些权力横跨刑事、民事和行政领域, 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既作为法律守护者, 又作为公益代表人的角色定位, 借鉴国外检察理论和司法实践, 我国检察机关也应更加注重公益代表人的角色定位, 更积极更广泛的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
(一) 社会管理权法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检察职能在国家强化对社会干预的趋势下, 得到了合理扩张。在刑事诉讼领域, 检察权依托公诉, 向侦查和执行两端延伸, 强化侦查和刑罚执行监督;在民商事领域, 检察权从单一的事后监督, 向介入公益诉讼、参与定纷止争等方面拓展;在行政领域, 检察机关通过职权履行, 加强对政府行为的规制, 促进勤政廉政;在其他事务方面, 检察权也随着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的加强, 从诉讼领域走向一般社会事务, 不断满足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发展。[14]上述职能的扩张和向社会管理方面的渗透, 是检察机关公益职能的表现, 如何在保持检察本色的同时巩固公共利益代表人的地位, 更好地借助检察职能做好维护社会公益的工作, 借鉴国外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司法实践, 对于我国检察机关来讲, 参与社会管理首要的是有理有据, 有法可依, 有制可循, 因此对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参与权应予以法定, 现在多数国家检察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在均在各项法令中有所规定, 这样检察机关作为执法机关、护法机关才能以身作则, “不失位, 不越位,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在立足职能的基础上, 以执法办案为中心, 职能延伸为触角, 服务大局为目标, 做好社会管理工作。
(二) 检察权的完善
检察机关既是社会管理的保障力量, 也是社会管理的建设力量。作为公益代表人, 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 承载着多元价值需求, 其应当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满足民众对公正、自由、平等、效率、秩序的要求。检察权是对检察机关职能的概括, 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立足点和杠杆, 笔者认为从检察权完善的角度来看, 一是完善公诉权。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 检察机关应善于运用起诉裁量权和量刑建议权, 推动社会矛盾化解, 促进刑事和解, 对轻微犯罪和刑事和解案件, 积极运用不起诉手段, 扩大适用不起诉案件的范围, 二是积极推进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积极践行公益职能的表现。在我国,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规定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 应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首要职责, 公益诉讼本身就承载着社会公益的内涵, 同时, 检察机关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 在人力资源、物质保障、取证能力以及抗干扰能力方面, 都有着普通公民所不具备的优势, 因此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更有利于保障社会公益, 已成为各国公益诉讼实践的通例。
摘要:公益代表人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理论中广泛运用的一个概念。作为国家公益的代表, 检察机关在承担追诉犯罪, 维护法制的同时, 也承担着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借鉴国外检察理论和司法实践, 我国检察机关也应更加注重公益代表人的角色定位, 更积极更广泛的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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