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精选10篇）
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 篇1
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材料
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材料
**，男，**岁，**省**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文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现任**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同志自19**年12月参加工作以来，在**市人民检察院曾分别担任过法纪侦查科、监所检察科、反贪污贿赂局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该同志从20**年7月开始担任反渎职侵权局局长至今已近10年。
一、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从事检察工作31年以来，**同志始终战斗在检察业务工作的第一线，他政治立场坚定，大局意识强，思想作风端正，工作中开拓进取、爱岗敬业、廉洁奉公、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领导安排做什么工作该同志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敢于担当，并能出色的完成好本职工作。在工作、生活和学习中都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个人能力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他担任反渎局长以来，更加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狠抓危害民生民利案件查办工作，最大限度地释放办案工作产生的正能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检察机关惩治腐败的决心，扎扎实实地做好反渎工作，凭着对工作的热爱，默默奉献，创造了闪光的业绩。
二、团结拼搏，迎难而上，无私奉献。反渎职侵权工作是检察业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其任务是依法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37种渎职类犯罪和刑讯逼供等7种侵权类犯罪案件，查处这类案件是对反渎干警侦查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检验和考验，工作的好坏直接体现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成效。20xx年8月**市院渎职侵权检察正式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之后，各级党委、政府对反渎职侵权工作越来越重视，加上**市院反渎队伍是一支业务过硬，事业心强、责任心强，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反渎职侵权工作在院党组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同志带领全局干警振奋精神，团结拼搏，迎难而上，无私奉献。在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工作中，**同志由于多年从事自侦工作，善于总结成功的办案经验，从破解案件线索发现难和查办难的瓶颈入手，注重在提高破案能力上狠下功夫，对线索进行筛选分析评估后，一但决定初查，**同志都要与办案干警精心拟定慎密的初查计划，紧紧抓住导致某一严重危害后果的发生与相关职能部门职责、权利义务的因果关系这根“主线”确定初查范围，进行慎密的初查，收集和固定证据，夯实成案基础。工作中他全凭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拼劲和韧性，多年来，只要是上案子，他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常常放弃正常的休息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刻苦钻研摸索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敢于办案，善于办案，不断总结，提高成案率，使**市院查办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三、恪尽职守，立足法律监督的职责范围，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市院反渎局近年来在依法严肃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同时，还充分发挥反渎职侵权法律监督职能，在**同志的带领下，一方面反渎局立足法律监督的职责范围，通过认真践行“执法为民”，抓好对信访案件的查办工作，以公正和严格执法取信于民，及时化解社会矛盾，9年来使10余件多年多次上访的群众息诉罢访。另一方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加强与安监等行政执法机关的联系和配合，通过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对行政执法机关执法档案的检查、人防规费收缴、惠农扶贫领域专项资金等情况的全面清理等，为推动**市反腐倡廉建设，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维护国家机关正常秩序，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保障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开拓创新、勤奋工作，反渎工作创佳绩。**同志自2006年7月担任**市院反渎局长至今，**市院共立案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4件30人，重特大案件占立案总数的85%，涉及科级以上领导干部7件7人，县处级要案1件1人。其中，2015年**市院反渎局更是在**同志的带领下立办了5件10人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办案数量突破了历史新高，在全省基层院立案数中位居第三；同时，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共1000余万元；立办的4件9人均是特大案件；另外查办的1件1人涉及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州检察机关首例查办的该领域渎职案件，把反渎职侵权监督职能进一步延伸，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廉洁自律。**同志爱岗敬业模范作用好。在面对反渎工作任务重、要求高、难度大、事多人少的情况下，他时时处处做到身先士卒，团结全局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加班加点，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自担任反渎局长至今先后6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11年2月被表彰为全省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大练兵、大比武”先进个人。20xx年6月在**市创先争优活动中，被中国共产党**市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同志为检清廉，默默奉献，公正执法，始终保持人民检察官“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本色和浩然正气。模范遵守办案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展示了新时期检察官的精神风貌。
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 篇2
一、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的优越性
实践中,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选择合适时点介入侦查活动, 是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一种方式正在被加以推广采用, 表现出了及时有效地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提高办案质量、缩短诉讼时间等优越性。
二、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的制度构建
(一) 适时介入侦查的范围
侦查监督部门只对重大案件予以适时介入, 为了更好地兼顾公平和效率有必要对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的案件范围加以限定。本文提出以下几类案件, 侦查监督部门可适时介入侦查。
1.重大涉嫌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案、团伙和涉黑等对社会有严重影响的暴力性的案件;
2.涉及群众根本利益、反映特别强烈的或者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影响恶劣的案件;在本院管辖范围内有影响的案件;
3.案件的性质不明确、争议较大的疑难刑事案件或新型案件;
4.上级部门直接交办的刑事案件;
5.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认为有必要适时介入的其他的重大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对上述刑事案件的适时介入可以基于以下理由:上述类型犯罪基本涵盖危害国家、社会、人民利益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如能对这些社会关注度高, 影响巨大的案件在合适时点对侦查活动加以指导, 可以督促侦查机关尽早组织有力的侦查力量开展侦查活动, 并提高侦破案件效率和诉讼效率。
(二) 适时介入侦查的时间
按《刑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必要的时候, 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究竟何为“适时”?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中心, 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案件侦查的最好时机是在犯罪嫌疑人被确定之时, 这个时点可以认为是“适时”。侦查监督部门如此时介入案件的侦查, 协助找准侦查方向, 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准确的对证据加以收集和固定, 可以有效的防止关键证据因办案效率低而灭失。
(三) 适时介入侦查的方式
1.适时介入的启动
适时介入的启动, 即检察院如何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两种方式:
一是侦查机关申请检察院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侦查机关对自己侦查的案件认为取证据比较因难时, 可以主动向检察机关发出申请, 要求检察机关的人员提前对取证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 案件侦查机关依据检察机关的建议, 再针对案件侦查的具体情况选择有效的侦查措施, 以达到收集并固定好证据的目的。
二是检察院依职权介入侦查。就是检察机关在知晓发生重大案件后, 除非案件确实涉及国家机密, 经检察机关内部对案件讨论后, 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到案件侦查活动中, 但案件侦查机关却没有向检察机关发出申请, 检察院可以依据法律赋予其的侦查监督权, 主动要求介入到案件的侦查活动中去帮助、敦促案件侦查人员, 以便提高侦办案件的效率。但检察院选择合适时点介入案件和侦查活动, 特别是依据批捕部门的侦查监督职权介入到案件侦查活动中的, 必须要把握好介入案件的尺度。
2.适时介入侦查后的具体工作方式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如何正确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和以何种方式监督侦查行为, 可以参照最高检的《人民检察院公诉工作操作规程》的规定, 但毕竟批捕的阶段与公诉的阶段对证据的要求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和长期积累的经验来看, 检察机关的检察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适时介入案件侦查活动的方式:
(1) 协助案件侦查机关确定侦查思路, 对案件侦查的方案提出建议;
(2) 列席案发现场的勘验、搜查、检查和扣押活动;
(3) 提前查阅侦查卷宗,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
(4) 参加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被害人和相关证人的询问;
(5) 参加侦查机关对案件的讨论, 从批捕的角度把握对相关的证据并提出要求意见;
(6) 对法律条款选择适用时存在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
另外, 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在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提前介入案件侦查活动的小组或者指定比较有经验的检察官提前参与案件侦查活动。
摘要：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合适时点介入侦查是检察机关积极履行侦查监督职能、提高侦查质量和诉讼效率的现实需要, 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做法。但是, 作为一项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运作的制度, 其在现阶段发展尚不完善, 仍缺乏统一的规则, 从制度化构建的角度出发, 可以从适时介入的范围、时间、方式等方面着手对其予以完善
关键词：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制度,制度构建,范围,时间,方式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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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维生.捕诉引导侦查之必要性研究[J].今日南国, 2010.
检察机关统一侦查商业贿赂论 篇3
从文义解释的方法来看,商业贿赂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是在法律用语的逻辑含义之内的。法律条文系由文字词句所构成,欲确定法律意义,须先了解其所有词句,确定其词句之意义。[1]因此尊重法条文义,始终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其安定性价值,首先应当“依照法文用语之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2]据以确定法律的意义,即在法律解释的诸种形式中,文义解释是最基本的、首选的解释方法,通过对法律条文所蕴含的意义的分析,来正确理解法律的规定。从法意解释的角度来看,商业贿赂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并不违反立法本意。由于刑诉法修订在刑法之前,刑诉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内涵应当是指旧刑法的贪污、贿赂罪,并没有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刑诉法》第18条第2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里的贪污贿赂犯罪也应当包括商业贿赂犯罪。因此那种认为基于刑法的规定,而排除检察机关统一管辖商业贿赂案件的观点,笔者认为是对法律的一种误读。
再进一步说,划分职能管辖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程序法即刑事诉讼法,而非实体法——刑法。这是划分职能管辖所必须明确的前提,“在管辖规定上不能用刑法来否定刑诉法,不能用非专业性立法来否定专业性立法”。[3]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权限划分及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刑诉法对管辖作了比较集中、明确的规定,应当成为公安司法机关划分职能管辖的依据。刑法作为实体法它所规定的是有关犯罪与刑罚问题,不应当涉及管辖问题。由于刑诉法修订在刑法之前,刑诉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罪”的是指旧刑法的贪污、贿赂罪及渎职罪,与修改后刑法并不一致,所以根据修改的刑法规定来理解刑诉法的规定,显然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
从社会学解释的角度来看,商业贿赂应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社会学解释是指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着重于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衡量,在法律条文可能的文义内阐释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4]我们运用实证的社会学方法,来分析两法实施前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办案数量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检察机关在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方面更具优势和成效。据某基层检察院不完全统计,该院在刑诉法修改前每年办理的商业贿赂案件是公安机关的2倍多。从宏观角度的考察,据官方显示,“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宁副处长介绍,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非常小,尚不到1%。”[5]
分析公安机关查处经济犯罪案件少的主要原因是:(1)公安机关维护稳定任务繁重,打击经济犯罪案件的警力不够。社会稳定事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大局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维护社会稳定是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在维护稳定与其他任务出现精力、人力、物力、财力相冲突时,公安机关首先考虑确保维护稳定。(2)公安机关查处经济犯罪案件经验不足。一是历史形成这方面人才短缺,二是至今仍缺乏查办此类案件的经验。以致出现了公安机关在刑诉法修改后查办的经济犯罪案件比检察机关原来查处的案件少的状况。(3)检察机关有办理此类案件的自身优势和社会优势。检察机关近年来开展了大量的预防职务犯罪活动,各地基本上形成了党委牵头、检察机关具体负责的大预防格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犯罪预防厅的设立标志着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达到一个新高度。同时,经济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大多具有密切联系,因此,检察院统一侦查也就便于统一开展预防和治理。
同时,从我国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面简称《公约》)对反腐败预防机构和查处腐败的执法机构的要求,我国目前只有检察机关比较符合。《公约》第六条要求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确保设有一个或酌情设有多个机构通过诸如下列措施预防腐败:(1)实施本公约第五条所述政策,并在适当情况下对这些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和协调;(2)积累和传播预防腐败的知识。检察机关一直在从事着反腐败的预防和查处工作,从最高领导机构到基层检察机关都有专门的预防机构,以法制宣传、监督重大工程的招投标等形式进行着的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而公安机关鲜有这方面的努力。另外,《公约》对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也提出了要求,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而公安机关是政府职能部门,其独立性肯定不及检察机关。
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从刑诉法规定的来看,商业贿赂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是法律规定的应有之义。但由于在司法解释的层面上对法律的误读,导致目前商业贿赂案件因犯罪主体不同而由不同机关侦查的现状。退一步来讲,从法律的应然的角度予以考察,即使法律規定了商业贿赂案件因犯罪主体不同而由不同机关侦查,我们也不能因为已经有了法律的规定而停止对这一划分的讨论和研究,任何事物都有它不完备的一方面,不能说“存在即是合理的”。案件管辖同样也存在着不合理性,应当在审视刑诉法修改以来的司法实践和参考国外打击经济犯罪的基础上,重新合理划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在当前,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有两种:
一是修改法律规定,明确商业贿赂的管辖机关为人民检察院。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应该由规定公安司法机关管辖问题的专门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应该是在法律修订后再由几个部门进行联合解释。按照《立法法》的规定,这种解释的效力值得推敲。因此,应当借此类刑诉法修订的机会作出明确规定。
二是由国家有权机关对刑诉法中的“贿赂犯罪”解释为行为,而非刑法规定的罪名。一种行为因法律规定的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罪名,这是很自然的,把刑诉法中的贿赂解释为行为而非罪名,就能在不需要修改刑诉法的情况下,解决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商业贿赂的法律障碍。因为既然刑诉法中贿赂是行为,那受贿行为就可以因主体包括了刑法中的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类似的法律解释曾产生过很好的效果。如针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绑架罪致人死亡如何处理的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明确答复“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从而解决了该特殊年龄段的人犯绑架罪无法入罪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可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刑诉法中的“贿赂”是行为而非罪名,也就水到渠成地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应当由检察机关侦查。
需要顺便指出的是,鉴于相同的法理基础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同一性质的行为,因主体不同而构成不同罪名的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也
应当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
注释:
[1]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3]李忠诚:《职能管辖若干问题研究(之二)》,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4]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 篇4
为完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工作机制，提高案件侦查质量，笔者对垫江县院2012年以来侦查阶段的提前介入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
安机关侦查案件6件49人，其中提前介入故意杀人罪1件1人，聚众斗殴罪2件32人，盗窃罪2件14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件2人，仅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3%，主要集中在聚众斗殴等团伙型犯罪以及对适用法律和证据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的案件中，批准逮捕34人，不批准逮捕11人，公安撤回4人。如2012年9月，侦监科提前介入的董力华等22人涉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罪一案。董力华与高鹏二人共邀约30余人持砍刀、钢管分别在垫江县新民镇老桥附近殴斗，并对途经新民的出租车乘客进行无故殴打，之后董力华一方邀约的杨林等人持砍刀赶赴新民卫生院，对治伤的高鹏一方人员进行砍打，造成1人重伤、3人轻伤及多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犯罪呈现团伙化、组织化，和涉恶涉黑倾向。案发后，我院及时介入引导侦查，提出侦查意见，固定相关证据，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及时提讯犯罪嫌疑人，从快研究讨论案件，依法批准逮捕15人，不批准逮捕7人，追捕在逃人员3人。
刑诉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以及《规定》中的侦查介入的范围包括黑恶势力犯罪、群体性及公检认为有必要的案件，上述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对侦查活动行使侦查监督权，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范围表述都较为宽泛，且仅为“可以”、“有必要”，何为有必要不易把握，不具有操作性和强制性。就垫江县院情况来看，目前介入的类型主要是团伙型犯罪、案情复杂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比例较小，仅为1.3%，均是在公安机关要求之后介入，而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如故意杀人案，公安机关认为事实清楚、案情简单没有必要邀请提前介入，侦查终结之后便直接移送审查批准逮捕。如曾燕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垫江院从垫江论坛及一些民众口中获悉90后儿媳曾燕因为家庭纠纷杀害了婆婆胡世琼，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而公安机关并未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影响了检察机关办案的效率，未较好发挥公检两家的配合协作功能。
公安机关在邀请检察人员提前介入时，通常从有利于定罪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有罪证据的汇报，认为入刑即可提请批准逮捕，而对后期取得的证据不与检察人员沟通。因侦查初期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证据材料，在提前介入时汇报案情，证据较为粗略、片面，检察人员仅能就获知的情况提出侦查建议和意见，对于案件进展、后续处理情况不清楚，无法有效跟踪监督，只有在受理审查之后，才发现证据达不到逮捕条件，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如黄秋艳、宫洪月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2013年7月，侦查机关在办理重庆方丰商贸有限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案中发现，山东省滨州市东越木业装饰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至4月期间，在与重庆方丰公司无真实贸易往来的情况下，虚构家具贸易的事实，东越公司的法人代表宫洪月在收取开票总额6.5%的点子费后，为黄秋艳所在的方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份，价税合计200余万元，骗取出口退税税款30余万元。因其中涉及跨省市的多个公司，案情较为复杂，公安机关获悉线索后，在暂未搜集犯罪嫌疑人口供和证人证词的前提下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并向检察人员汇报的初查的外围证据情况，检察人员就侦查重点和方向提出了建议，建议锁定两名嫌疑人，并查明企业帐目、开票经办人等重要证据。而公安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经进一步取证后，未将后期证据材料情况告知检察人员，也未征求检察人员意见，直接将该案提请批准逮捕，经本院承办人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黄秋艳对于涉嫌的事实矢口否认，且现有的证据仅能证实东越公司确实向方丰公司开具了2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到国税局办理了出口退税，两家公司的会计帐目未调取，企业基本情况、资金往来状况不清楚，介绍人、企业会计、开票员等均未取证，双方签订的家具购销合同、货物运输合同是否真实也无法查清，最终公安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回了提捕意见。
根据《规定》第七条，“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均认为需要提前介入的案件，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发出《提前介入通知书》，检察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书后3日内指派检察官持《派员提前介入通知书》到公安机关介入侦查活动”，司法实践中，通常公安机关认为需要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案件，由承办单位相应负责人直接商请检察机关派员介入，以口头通知为主，形式要件相对欠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的效力、程序如何启动等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明确和规范。《规定》中虽然赋予了检察人员提前介入应当履行的职责，但实践中通常只是参与案件讨论会，查阅少量证据材料，对于案件事实、定性，是否提捕提出意见，且以口头提出为主，未出具相应书面意见。再者提前介入的检察官因个人水平、法律素质参差不齐，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侦查机关有接受或不接受的自由，建议的可行性和落实程度检察机关惟有通过后期的审查批准逮捕加以制约。
提前介入目的是为审查批捕做好准备，旨在快速、准确地打击犯罪。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对于提前介入的法律定位不当，当其对于所办案件的质量把握不住时，就主动邀请检察人员参与侦查工作，并根据其提出的要求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将提前介入与法制预审等同起来，适时介入演变成全面介入，容易形成工作的依赖性，或者该要求介入而不提请介入，继而影响办案效率和质量，且提前介入时检察人员作出的可以逮捕的口头承诺，若因证据变化或认识分歧导致最终不捕，也极易造成侦查机关对检察工作的误解。
检察机关要积极配合公安开展侦查工作，及时指导固定相关证据，通过提前介入找准查证、补证的最好时机，做到不枉不纵，有力打击犯罪。将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围更加具体化、明细化，如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暴力型犯罪、涉黑涉恶、重大命案、案情复杂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新型犯罪等纳入提前介入的范围之内，增强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检察人员需明确适时介入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查清犯罪事实，通过分析案情、积极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以保证案件能够得以及时审理，应做到参与讨论、协作指导，让事实和证据说话，而不越俎代庖，不得直接提出处理意见及作出承诺。
一是规范提前介入的启动程序，对于检察机关主动介入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将受案情况抄送检察机关备案，或者检察人员通过走访和查阅公安机关的受案台账，以及通过网络舆情、媒体报道等相关途径掌握重案要案线索之后，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了解、熟悉案情，并要求公安机关给予配合，尤其对一些重特大案件，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在案发当日告知侦监部门，对于在介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领导汇报，提请集体讨论研究，将侦查监督端口前移，并将建议和意见反馈给侦查机关；其次是对于公安机关商请介入的情形，检察机关在接到要求介入的书面通知后，立即派员介入，出席现场勘查，帮助侦查人员全面收集达到批捕标准的有关证据材料，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二是落实谁介入谁审查的原则，保障办案的连续和便捷，对于介入之后公安机关未报捕的案件也加强跟踪监督，要求公安机关对于案件的进展情况、处理情况及时向检察机关汇报，同时审查公安的处理是否得当，以保证提前介入的案件件件有着落。
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 篇5
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修改的。实践证明，刑事诉讼法程序设计和职权配置总体上是科学合理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增长，刑事诉讼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为此，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修改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体现了近十年来司法改革的成果，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实现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完善和创新了我国刑事讼诉制度，对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形事司法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本次修订（增加和修改）的条文达90多条，同时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这将对司法机关及广大的法律工作者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对检察机关带来新的挑战，同时提出新的要求，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载着多项职责，比如查办贪污贿赂犯罪以及渎职犯罪、提起公诉、批准和决定逮捕、受理举报、控告、申诉、监督法院判决等。为了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新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修改后的学习，从公诉、侦查监督、反贪和控告检察四方面了解新的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对检察机关造成的影响。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此次修改涉及检察机关公诉工作的内容很多，如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等，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了对辩护权的保障
新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加强了对辩护权的保障，主要包括：一是将律师辩护提前至侦查阶段。二是加强了对律师会见权行使的保障。三是加强了对辩护人阅卷权的保障。四是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五是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诉讼权利的救济。
（二）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修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1）扩大了非法证据的范围。（2）强化了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3）增加了对证据合法性的法庭调查。（4）明确了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但应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5）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6）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和标准。
（三）增设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这主要是为了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员的方针而增设的内容，主要包括：（1）适用范围。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2）使用条件。必须符合起诉条件、同时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有悔罪表现的。（3）适用程序。首先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其次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救济程序和考察机制。
（四）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这部分新增的主要包括：（1）案件适用范围。第277条做了具体规定：
1、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2）和解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主动赔偿或道歉的前提下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同时被害人自愿和解。（3）和解协议。和解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任何环节，因此和解协议的主持机关可以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基于和解协议，公安机关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从宽处理，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法院也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公诉部门在职责任务的履行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工作的难度和风险加剧，工作的强度加大。同时给公诉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带来很大挑战，如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和敏感度；法律监督能力；出庭公诉能力；化解矛盾能力。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监督工作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措施，强制措施，证据制度等都与侦查监督工作密切相关，特别是逮捕。这里主要学习逮捕措施。此次对逮捕措施的修改主要包含两方面，即对逮捕条件的明确化和对逮捕程序的完善
（一）对逮捕条件进行修改
（1）明确了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第79条第一款整理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五种情况。（2）增加了“应当逮捕”的适用情形。本条第二款增加了应当逮捕的三种情形。（3）非羁押措施与逮捕衔接中的自由载量权。
（二）完善了逮捕程序
（1）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第86条，明确规定了审查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讯问由办案机关自由裁量。但同时，从提高逮捕质量和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规定了“必须”讯问的三种情形：即，1、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2、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3、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2）增加了审查逮捕阶段证人、律师的参与。
（三）创建了羁押定期审查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对逮捕后继续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要进行必要性的审查，符合国外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通例，也符合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羁押率过高和超期羁押等棘手的问题，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延长了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时间
修订后的刑诉法将自侦案件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决定时间提高为 十四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至三日，比旧法最长时间增加了三日。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同时面临着新的任务，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转变执法理念，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结合。其次、逮捕条件的细化，要求加强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进一步提高逮捕办案质量。再次、逮捕程序的完善，进一步转变了审查逮捕的方式。新刑诉法规定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并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可以询问证人和听取辨护律师的意见。最后、关于建立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继续审查等规定，给审查逮捕工作增加了新的任务。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是一部整体的法律，内容上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其中的一种制度可能在很多案件中都适用，比如辩护制度，在公诉环节中要用到，在起诉环节中要用到，在审判过程中同样要用到。检察机关在进行反贪案件中不仅要对案件进行侦查，而且要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询问来取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还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留逮捕。以上这些制度在反贪案件中同样适用，前文已经涉及到，此处不再一一说明。在反贪案件中，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进行没收，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逸、死亡案件中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主要内容有：（1）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提出及其内容要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所得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写出书面意见提交人民检察院。（2）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程序审判管辖和审前公告程序。此类案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公告期为6个月。（3）规定对违法所得的处理。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4）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终止审理及救济。审理过程中，在逃人自动投案或被抓获的，应当终止审理；没收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
此次修改，对反贪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辩护制度的修改，强化了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对反贪侦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辩护律师自侦查阶段即可介入案件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了解案件情况并提出意见。除了相关犯罪以外律师持“三证”（律师证、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48小时内就可见到当事人，并且不被监听。这些规定解决了律师见当事人难的问题，但是，律师提前介入也给反贪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强化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可能导致拒供、翻供，还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所检举揭发的犯罪线索泄露，从而增加了查处的难度。
（二）强制措施的完善，提升了控制和查处犯罪嫌疑人的水平，也对强制措施的适用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旧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据传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修改后传唤、据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据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此之外对于自侦案件中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决定时间提高为十四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至三日，比旧法最长时间增加了三天。这些改动对侦查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调取证据和作出处理适当放宽了时间限制，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的侦查案件，但同时对强制措施的运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方面。
除此之外在侦查措施中，加强了侦查能力，同时也加强了防止滥用侦查权的制约措施，在证据制度方面，对公正、文明执法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四、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告检察工作的影响
刑诉法修改直接涉及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渠道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的法定权利被办案机关不当限制或剥夺的情形比较普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二）首次建立了对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法第115还规定了对于司法机关在强制措施的实施中、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退还中、与案件无关的财务的扣押中的不当行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此前这类投诉多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但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投诉难、执行难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次修改将会有力的解决这一难题，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首次赋予了控申部门对再审案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权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4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再审案件,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决定抗诉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庭支持抗诉。这个规定明确将抗诉权从公诉部门完全剥离出来,强化了内部制约和审判监督职能,据此,控申部门认为在再审程序中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可以依法提出建议报检察长批准,从而保障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此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依据,同时对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新法第47条、第115条规定的情形很多是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处理的事项,新法实施后,这些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的控告、举报、申诉将转由检察机关控申部门受理,这将导致信访量大幅上升,对信访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对办案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尤其强调在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执行程序等容易侵犯诉讼权利的关键点加强监督。这些事项对控申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控申检察干警不仅要精通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等方面的知识。
新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对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是提高检察工作水平的重要契机，广大政法工作者要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标准，全面提升自己的工作水平，为促进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新贡献。
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 篇6
个人感悟：
广读书，博学问，终生受益;诚待人，严律己，做人根本;勤敬业，多奉献，无怨无悔。
从事检察工作十九年，虽则清贫，但内心富有。学到了丰富的法律理念知识，为了实现公平与正义，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惩恶扬善，内心自豪，精神充实。保护人民，惩治
犯罪，促进社会和谐，是一个司法人员的神圣职责。
同志多次被市、县院评为“学习型检察官”和“优秀公务员”，被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授予打击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专项活动先进个人，、被县委授予“先进党组织书记”、“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
一、坚持认真学习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该同志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同志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论述，积极参加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同时，能认真钻研法律业务知识，具有丰富的法律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办案能力，积极开展理论研究，近年来，在省市级刊物发表理论调研文章8篇。
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该同志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认真分析刑事犯罪态势，居安思危，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同时，认真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多次深入到田家炳中学、马楼初级中学、县东街小学等学校为师生们做法制报告和安全教育讲座，为我县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坚持把人民满意作为工作的根本标准。对于来访求助群众热情接待，耐心答复，积极解决他们的问题，让群众满意而归。对因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害等案件，尽力做好调解工作，减少社会对抗。在办理李某故意伤害一案时，他驱车到百余里外的深山里现场调解，当日双方握手言和。几年来，他依法调解轻伤害案件50余件，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深得人民群众的赞誉。
四、坚持以身作则，强化榜样示范作用
该同志坚持深入办案一线，带头多办案，带头办理大要案件和疑难案件，各项工作都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几年来，办理审查逮捕案件149件254人，追捕漏犯19人，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件15件，发《检察建议》9份，发表检察信息16篇。
五、依靠机制创新，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为了提高侦查监督工作的整体水平，该同志认真调查研究，创新工作机制，探索出了“123”办案新机制，即把好一个关，运用好两个标准，做到批捕案件监督工作的三个延伸，全方位、多层面地把好批捕案件质量关。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强化法律监督，他积极协调，与公安机关签订了《批捕案件侦查期限建议制》和《不捕退查案件侦查期限建议制》。这两个新机制的确立，将办案的力度、质量和效率相结合，确保了刑事诉讼的高效运行，弥补了刑诉法的缺陷，被《检察日报》刊登推行。
六、清正廉洁，无私奉献
能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廉洁从政的一系列规定，严格遵守中政委“四条禁令”和高检院“九条规定”等各项办案纪律，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宗旨，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不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多年来无违法违纪问题。
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 篇7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所面临的不利因素
(一) 检察机关取证权的强制性不足
一方面,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一次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严重不符合侦查心理学原理, 不利于文明突破口供;另一方面, 我国法律对检察机关行使询问权的保障性规定不足且滞后。如果证人不愿按通知的要求到指定地点接受询问或故意躲避询问, 侦查机关没有相应的法定措施来强制其接受询问。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是针对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隐匿罪证的行为的事后性处罚, 不能针对不作证和不如实作证的行为作出“即时”处理, 实践中能够以伪证罪处罚证人的情况很少, 对检察机关的询问权起不到应有的保障作用。
(二) 检察机关依法不能直接行使技术侦查权
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 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 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 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我国技术侦查权被授权给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侦查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 要十分谨慎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 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但是实践中的协助技术侦查的运行效果并不佳:技术侦查的报批手段复杂, 多层把关, 获得批准后, 协助执行的相关部门还要依据规定自下而上层层上报或者自上而下层层落实, 这样几个来回下来不仅失去了侦查的最佳时期, 还有泄漏侦查秘密的可能。检察机关直接、独立行使技术侦查权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三) 检察机关秘密侦查权的缺乏
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为了查明案情, 在必要的时候, 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 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 不得诱使他人犯罪, 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 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该法条所涉及内容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秘密侦查权, 即便如此, 该法条所包含的权利也只授权给公安机关, 没有对检察机关的授权。在实践中, 因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需要, 检察机关有使用秘密侦查措施的情况, 如使用守候监视、跟踪盯梢等外线侦查手段;有时通过公安机关的协助使用狱侦 (狱内特情) 手段, 偶尔还会使用诱惑侦查手段。但由于没有法定授权, 这些措施的使用没有法律依据, 也影响通过这些措施所收集证据的证明能力。
(四)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初查权尚缺乏法律依据
虽然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初查作了专节规定, 职务犯罪的侦查实践中初查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初查权。初查权法律依据的缺失给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构建和完备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制度
如何解决以上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时所遇到的问题呢?我们检察机关不仅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 还要借鉴国外有关部门在职务犯罪侦查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这样才能构建和完备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相关制度。
为有效打击职务犯罪, 许多国家和地区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特别侦查权。这些特别侦查权突破了任意侦查原则、令状主义原则, 甚至牺牲犯罪嫌疑人的部分人权, 如职务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不享有沉默权、律师在审讯中不在场等, 以此增添侦查职务犯罪“武器”的锐度。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也更显“职权式”特征, 而非普通犯罪侦查的“抗辩式”模式。英美等国特别侦查权的使用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授权的法定化;二是授权的专门化;三是授权的强制性。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后, 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 赋予辩护律师更多诉讼权利, 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检察机关今后的侦查工作, 因此强化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权配置已迫在眉睫, 我国应借鉴英美等国的经验, 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十节“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中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直接行使特别侦查权 (技术侦查权和秘密侦查权) 和初查权。
(一) 以确定性规范规定检察机关的强制取证权
借鉴英美国家关于强制取证权的规定, 明确我国检察机关的强制取证权包括强制询问权、强制调取证据权、强制协助权三种类型, 并有权以书面形式要求任何被调查人 (包括犯罪嫌疑人) 或者有合理根据相信其掌握有相关信息的任何其他人回答提问, 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证据;或者要求相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调查和侦查;被调查人、知情人或相关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提问、提供证据的, 侦查机关有权即时拘留, 并以独立的犯罪论处。
(二) 以非确定性规范规定检察机关能够直接行使技术侦查权和秘密侦查权
借鉴英国、美国和国际公约对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的分类, 技术侦查的种类可以分为截取通讯、秘密监控 (包括控制下交付) 、密取电子文件和通讯记录三类;秘密侦查权主要包括秘密侦查员侦查权 (卧底侦查权) 、特情侦查权 (线人侦查权) 和诱惑侦查权。由于技术侦查权和秘密侦查权涉及侦查方法的保密问题, 为防止被反侦查人员所利用, 笔者建议借鉴美国的做法, 以内部规章形式作具体专门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则以非确定性规范形式简单规定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权和秘密侦查权的直接使用权, 具体运行则援引内部专门规定。在此, 笔者对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和秘密侦查权的运用及相关注意事项加以介绍。
1. 利用计算机网络建立信息库, 储备获取线索, 扩大案源。
案件来源少, 收集线索渠道狭窄, 这是制约立案侦查的一个源头因素。针对此状况, 检察机关在坚持拓展传统举报源头的同时, 还可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设置网站, 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电脑网络储备相关信息和线索, 以备查用, 做到得心应手, 有备无患。
2. 运用手机监测仪, 确定犯罪嫌疑人、证人方位, 以准确、及时控制侦查对象。
这类设备主要运用于侦查对象、证人故意回避侦查, 隐瞒自己的真实所在, 企图潜逃或拒绝指证等情况发生的时候。
3. 运用12小时全程录像, 固定审讯过程, 打消犯罪嫌疑人翻供心理。
有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初始阶段, 如实交代了全部罪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遂生逃避法律惩处的侥幸心理, 部分或者全部推翻原供。对此, 可运用监控摄录设备, 将12小时内第一次审讯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录像、录音, 当犯罪嫌疑人出现翻供时, 播放录像、录音以击碎其侥幸心理, 促其如实供述, 可谓有“以夷制夷”之妙。
4. 动用密摄、密录设备, 提取主要犯罪事实证明资料,
针对老奸巨猾、死不认账又有重大犯罪的嫌疑人, 可运用密摄、密录秘密提取其主要犯罪事实的证明资料, 促使其全面交代。
5. 运用“电话监听”设备, 扩大侦查效果。
对已掌握一定证据, 但尚未突破的, 有重大罪行的案件, 或尚未将犯罪嫌疑人追捕归案的案件, 为了进一步收集证据, 扩大侦查效果, 可采用放长线钓大鱼的谋略, 运用“电话监听”, 获取线索和证明资料。
(三) 以确定性规范规定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初查权
初查是立案的基础, 能否顺利突破案件, 关键取决于初查工作是否扎实到位。因此我们要遵循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律, 建立初查制度。
由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方向不同, 检察机关侦查往往是“由人到事”, 如果不进行初查, 就无法确定是否符合立案条件, 造成在立案阶段才能运用的侦查措施在初查阶段无法运用, 而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大部分情况下是“由事到人”, 很好判断其是否符合立案条件。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重心必将前移, 即将许多工作都放在强化初查上, 而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初查并没有作出规定,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初查依据是高检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而《刑事诉讼规则》只规定在初查阶段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查证据材料等措施。正因为我国在初查权上法律依据的缺失, 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 初查阶段收集的一些材料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比如通过秘密拍照或录像所获取的视听资料。此外初查阶段获取的一些材料在立案后必须要进行转换, 比如初查阶段获取的一些证人证言等, 这在无形中影响和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 给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因此, 为进一步惩治职务犯罪, 笔者建议, 借鉴英国以成文法规定反严重欺诈局对严重欺诈犯罪 (包括职务犯罪) 的初查权, 以我国现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初查的规定为基础, 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初查权, 规定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初查视同为侦查。
(四) 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证人制度
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 篇8
关键词：技术侦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和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规定，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找相对人的地点，或查询短信内容，但不包括对通讯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这一立法定义阐明了技术侦查必要的两个内容：秘密性和技术性。秘密性是指技术侦查是一种秘密侦查的技术手段，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侦查线索和证据的一种手段。技术性是指技术侦查以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为依托进行的一种侦查活动需要专业技术人才实施。技术侦查具体包含其中侦查手段：电子侦听、电子监控、电信监控、邮件检查、密搜密取、外线侦查和网络侦查。
二、检察机关配置技术侦查权的必要性
1.特殊的犯罪主体
职务犯罪的主体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同于普通的刑事案件犯罪主体，职务犯罪主体本身具有高智商、高学历的特点，在国家机关工作时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际关系，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职务犯罪主体利用自己正常职务和法定身份为掩护，进行职务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过程极其隐秘，往往没有直接的见证人和之情的第三人，而且职务犯罪侵害的事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侵害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也没有直接的受害人，如果不利用技术侦查手段无法及时发现职务犯罪的发生。
2.隐匿的犯罪证据
职务犯罪的隐蔽性和一对一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侦查人员对职务犯罪证据的收集，侦查人员几乎无法收集可供勘察的现场证据。侦查过程中职务犯罪主体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事先得到消息，在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及时销毁证据、转移证据和赃款赃物，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情况十分突出。如果不利用技术侦查来提高检察机关在取证方面的效果，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往往会陷入被动。
3.被动的侦查模式
基于传统侦查措施和方法下的职务犯罪证据收集方面的劣势，侦查人员不得不采取从人到案的侦查模式，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来获得职务犯罪的有关证据的线索，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侦查人员无法收集到充分完整的证据。另一方面由于新刑诉法规定使得律师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介入侦查，检察人员获取口供的难度加大，从而更加无法依赖口供破获案件。技术侦查的在职务犯罪当中的运用可以很大程度上使得侦查向由案到人的模式转变，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电子证据等确定犯罪事实，即使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也可以认定犯罪。
三、检察机关在技术侦查权中的地位
1.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检察机关职能的核心所在。技术侦查取证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对公民隐私权的干预，公民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正是要保证技术侦查使用的合理和规范，检察机关的监督应该贯穿整个技术侦查的过程当中，首先应当细化审批内容，对技术侦查适用的案件类型、技术侦查过程中技侦措施的内容和实施步骤等关键内容进行更加细化的审批和控制。新刑诉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同时掌握技术侦查的决定权和执行权，这样权利过于集中，在无法把决定权向检察机关倾斜的情况下，必须要发挥检察机关强有力的监督职能，实现决定权和执行权的相互制约，才是权力的有效配置。
2.严格控制适用主体，保障人权，防止权力滥用
在技术侦查实施的过程中，很容易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电子监听，电子监控，秘密获取物证等措施，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公民的通讯秘密和隐私，公民不容易发现，更无法用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以这样强大的具有侵略性的侦查技术，不应该轻易扩大适用主体，在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已经掌握较为全面的技术侦查手段的情况下，如果
四、检察机关在技术侦查实施过程中的职责
1.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协作
检察机关制作技术侦查决定书交予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可以就决定书中的法律手续、是否有明确的适用对象、具体实施步种类和操作步骤有关内容进行核查，内容有不明确的或者需要改进补充的与检察机关商议后修改决定实施技术侦查。在公安机关执行技术侦查的过程中可以派专门人员进行监督和协作工作，最后公安机关将收集到的证据和资料交与检察机关，有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需要补充侦查。技术侦查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并不是相互完全独立的部门，而是应展开紧密的协作，这样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掌握职务犯罪案件的进程和证据信息，从而及时调整措施和战略。
2.检察机关对证据的保存和保密
《刑事诉讼法法》第150条规定：“侦查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检察机关在掌握公安机关利用技术侦查收集到有关证据的情况下，必须严格界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不能随意向外界透露，要采取相应的秘密帮张措施。另外第152条还规定了：“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有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也就是在使用技术侦查掌握的证据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技侦人员和其他人员的人身安全，对证据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
3.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的救济措施
当技术侦查侵害到公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当事人享有享有向有关机关赔偿和补救的权利，检察机关在决定实施技术侦查和监督技术侦查的过程中，也应当对侵犯公民相关权益的后果承担一定责任。检察机关在制度方面应该规定具体的技术侦查有关的救济措施和救济方案。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求偿权应为救济措施的主要内容，在技术侦查措施可能会侵犯到当时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在取证结束后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当事人认为确有侵害事实，无论是适用国家赔偿制度还是其他制度，都应当对当事人作出必要的赔偿。
检察机关优秀侦查员先进事迹 篇9
二等奖获得者――陈婉琳
锦州市检察院
于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承载青春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我们：“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那到底什么是“初心”？来到检察院近三年，我慢慢地找到了答案。
在我的身边有这样一位同事，有天她的孩子病了，那是他的宝宝出生以来第一次发高烧，她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往医院赶，可她刚走没几分钟，一个案子的被害人来了，指名道姓要见她，我劝说不下，给她打了电话，她二话没说，就赶了回来。下午我给她送了些吃的，劝她，“要不请个假吧，去看看孩子。”她一边翻着案卷，一边说。“没事。”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显得有些无情，我没再多说什么。到了晚上快七点，她办公室的灯依然亮着，我实在忍不住想劝她回去，可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的说话声，“妈，孩子好些了么？”“嗯，烧退了就好，小冰箱里还有些奶，您些给他喂点……”我站在门外，敲门的手悬在半空，想说的话也没再说出口。我甚至不敢再多说一个字，生怕因为我使她晚回家一秒，我不敢再多做打扰。
还有这样一位检察官，入职培训的`时候，就听说了他的很多事迹，他身上的荣誉不胜枚举。从三尺讲台到三尺公诉席，这样的选择我曾十分困惑。后来他一句轻描淡写的“因为喜欢”解答了我的所有疑惑。是啊，还有什么比“喜欢”所酿造出来的“热爱”更能成为选择一份工作的理由么？转行到如今，他践行着这份叫做“热爱”的初心二十余年，已步入中年的他，对公诉事业却依然保持着少年般的热忱，5+2，白+黑，是他工作的常态。青丝变白发他不在乎，没有休息休假的时间他也不在乎，登上三尺公诉席，他慷慨陈词，只为守护当年那份初心，维护公平正义，捍卫法律的尊严。
这就是我身边可爱的同事们，多少次，为了那些疑难案件，他们夜以继日，从不言苦；多少次，面对行政机关的消极作为，他们剑指违法，伸张正义；多少次，他们奔走于山沟河道，风尘仆仆，从不言悔；多少次，他们将真诚和耐心给予涉访群众，听其申辩，为其解冤。多少次啊，多少次！他们不图名，也不求财，更无所谓荣辱得失。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因为那两个字――
这就是我们的初心，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检察品格，是淡泊名利弘扬正气的检察情操，是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司法权威的检察情怀，是胸怀检察梦想并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坚定信仰。
灵台无计逃神矢，心意如磐恋初心。其实，我们都一样，都无法逃脱理想追求的牵绊，()从此和伟大的检察事业牢牢的连在了一起。又或许我们不是不能逃，而是不愿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还记得当年那个怀揣着检察梦踏入检察院大门的自己么？从某年某月的某时某刻起，我们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检察人，此生此世的此时此刻，检察情便萦绕于心，永远不会被抹去。
百舸争流催人进，风好扬帆正当时。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十九大精神鼓舞我们前进，优化营商，综合治理，我们大力响应；扫黑除恶，三大攻坚，我们势在必行。在省院党组坚强领导下，锦州检察人必将在共同奋斗中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红旗猎猎，检徽闪闪，我们庄严宣誓：
市优秀检察官先进事迹 篇10
严审细查不枉不纵护法威
“严格执法、狠抓办案”是检察工作的总方针，同时，办案也是衡量一名检察人员综合素质的试金石，作为一名检察官，**深深懂得这一点。从她主办第一起案件开始，她就把功夫下在“准”字上，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定性关。多年来，她承办了许多涉案人数多、涉案金额大的疑难、复杂案件，如在城区造成恶劣影响的周某等八被告人持械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
犯罪嫌疑人零口供的被告人校某强奸案；
作案80余起的吴某等三被告人盗窃、脱逃、窝藏案等等。办案中，她一丝不苟，察微析疑，一张张阅卷笔录、一份份案件审查意见书，字里行间都凝聚着她的点点汗水和片片辛劳。去年，在承办被告人陈某聚众斗殴案时，她认真阅卷，仔细审查证据，认为陈某经徐某纠集，伙同邱某等人至本市联华大酒店“撑场子”，三人殴打夏某、丁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中徐某、邱某的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依法应当追究徐某、邱某的刑事责任，且徐某应当认定为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经她及时追诉，**市人民法院依法以聚众斗殴罪判处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处被告人邱某有期徒刑八个月，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切实履行了法律监督职责，她因此被荣记三等功。
以案释法公诉席上展风采
“没有金刚石，不揽瓷器活”，**知道要想做一名优秀的公诉人，仅仅办案还远远不够，必须具有出庭支持公诉的硬功夫。她时刻牢记“庭上一分钟，庭下十年功”，把学习作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在知识飞速更新的年代，她一刻也不敢松懈，潜心钻研法学理论，关注研究司法解释，站在法学理论前沿，点点滴滴积累法律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即席答辩能力。在法院系统组织的一次庭审观摩活动中，她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到庭观摩的法官们的交口称赞。庄严的法庭上，行文缜密的起诉书成为鞭挞丑恶、护法为民的檄文，法理交融的答辨词成为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利剑，她以实际行动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循循善诱春风化雨润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