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共12篇）

检察机关 篇1

“善禁者, 先禁其身而后人”,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作为打击职务犯罪的法律权能机关, 新时期检察工作队伍应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作风建设要求作为检察文化价值观建设的新着力点, 在坚持以“忠诚、为民、公正、清廉”为基础的政法核心价值观,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检察队伍作风建设上, “三严三实”既是标准要求, 又是重要抓手。

一、严以修身, 不断增强自身党性修养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排在第一位, 检察干警更应先修自身, 才能从根本上领会公正的社会价值意义、文明执法的方式方法、规范执法的法律思维。在检察文化活动过程中, 更要强化理论学习, 用理论知识与先进思想学习作为从检之本, 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孟建柱书记和曹建明检察长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司法工作规范、检察纪律规定, 加强自身党性修养、业务能力。将学习深入到领悟, 转而融会贯通的将精神运用到检察工作之中。

二、严以用权, 加大检察工作内部监督

应按照“五个过硬”要求, 全面提升自身的整体素质和执法能力, 确保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通过建章立制、设置人民监督员等方式, 将公平、文明、规范执法作为检察干警考核标准, 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检察核心价值观, 从思想意识根本铲除不作为、乱作为、滥作为等消极执法情绪。加强公正、文明、规范执法, 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对个人权益进行有效保障。

三、严以律己, 廉洁从检

在公正、文明、规范执法队伍建设的同时, 应引导检察干警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敬畏法纪, 守住底线, 不越红线, 形成风清气正、拒腐不沾、洁身自好的良好风气。全面落实党章、《廉政准则》和中央八项规定,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干部人事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廉政纪律、保密纪律, 从严规范干警司法行为, 从严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 从根本上杜绝腐化思想滋生, 以持续性地保证公正、文明、规范性地执法。在检察文化活动中, 认识到警示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以举措并行以将警示教育的成效最大化。

四、谋事要实, 将各项专项活动落实到位

近年来, 为加强检察队伍建设, 检察系统应运而生多项整治专项活动, 从思想建设到执法能力全覆盖于检察工作始终, 检察文化建设应把握活动契机, 将活动视为较好地整治作风的载体, 以加大正风肃纪力度, 坚决杜绝走过程、走形式行为, 将专项活动的内容落到实处, 并且在后续工作中时常保持活动效果, 通过着力解决检察队伍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坚持公平、文明、规范执法。

五、创业要实, 真抓实干履职到位

通过提倡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着力解决能力不强、效率低下、协作不力、办事拖拉等检察工作问题, 引导检察干警立足岗位职责, 从完成任务需要出发, 进一步提升司法办案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文字综合能力、攻坚克难能力、群众工作能力, 全面提升机关各层次的执行力和工作效能。在检察文化活动过程中, 可以采用更多干警参与的形式, 同时应经常走出单位, 走进社区, 走近群众, 倾听身边的声音, 解疑身边的困惑, 切实做到将检察工作与群众需求相契合。对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认真找准干警素质和能力方面存在的差距和突出问题, 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加以解决。结合检察实际, 牢固树立“能力席位”、“责权对等”的意识, 既要爱岗敬业、精益求精, 又要爱护大局、团结协作, 自觉维护个人和集体的荣誉与形象, 加快形成“担当责任、善做善成”的执行文化。

六、做人要实, 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

“做人要实”更是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点内容, 因为“做人要实”不仅是一种作风要求, 更是一项社会价值标准, 是为人之根本。以坚持忠诚老实, 一切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价值观建设内容, 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促进团结和谐, 与人为善、虚怀若谷, 做到正气正派, 看待事情、处理问题出以公心、主持公道, 对错误言行和歪风邪气该抓的决不手软、该管的决不回避才能真正做到公平、文明规范执法。在检察文化价值观建设中, 始终贯穿“三严三实”精神, 坚持落实精神内容, 以务实地建设一支党和人民满意检察队伍。

摘要：检察队伍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机关, 是反腐倡廉队伍的中流砥柱, 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检察价值观是指引检察队伍良性发展的根本精神作用力, 因此其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应与时俱进的丰富内容, 在“忠诚、为民、公正、廉洁”队伍基本要求基础上,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作风建设要求, 以此促进新时期检察事业的长足发展。

关键词：“三严三实”,检察价值观,检察文化

参考文献

[1]徐汉明.论检察文化与检察工作协调发展规律[J].湖南社会科学, 2013 (02) .

[2]罗保铭.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号干部[J].新东方, 2015 (03) .

检察机关 篇2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检察机关演讲》的内容，具体内容：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稿例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篇一：检察机关使命与担当演讲稿汝城县院...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稿例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篇一：检察机关使命与担当演讲稿

汝城县院 朱淑敏

尊敬的各位领导、评委老师、同事们：

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使命与担当》，上一周下乡，我们的车正行走在通往精准扶贫联系点的山路间，被对面一辆卡车挡住。卡车正在向山崖的方向倾倒水泥块和渣土。这是一条原本只有一个车道宽的山路，已经被废床垫、破桌椅、泡沫等生活垃圾占了道，这一车水泥渣土被倾倒后，山路变得更窄。停车目睹这一幕的时候，同事说：附近居民把这条路当成了垃圾站，你看，几乎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垃圾堆，还都是一些难分解的垃圾，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估计这几块菜地的瓜果也是重金属污染。在同事的建议下，我悄悄拿起手机将渣土车的行为录了下来。车子走远后，我问他，视频反映给哪里。他告诉我，城管局和环保局都应该管。当晚，我《将改革进行到底》第四集《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专题片中提到贵州的清水江受污染，检察院将当地环保局告上法庭，清水江最终得到治理。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不是停留在文本里的制度改革,是实践，是行动，这是履行检察职责的应有之义。月高考结束后，汝城学子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消息让小县城热闹了许久。这位学弟的班主任正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刚回家乡工作的时候，我去看望老师，在老师家狭窄的客厅，我问他：您为什么不去市里工作，或者把女儿送到市里上学?老师慢慢地吸一口烟，然后平静地告诉我：这么多年来，学校把他安排在高考班，用心良苦，他对学校、学生有责任，对家长、家乡更是有责任。留在一中教书，是他觉得开心和幸福的事情。我再问他：那我呢?他微笑地看着我说：你转专业是对的，你适合学法律。我问为何?他说，我性子犟，认死理，不容易受外界影响，有良知和善心，坚持真理和原则。七年已过，老师还在继续耕耘于家乡的这片高考课堂，更多的学子将从小城走向更广阔的天空。中兴业，须人杰。大势在前，使命在身，当以国志，挥斥猛志!月进驻办案点，和纪委的同志接触渐多。这位 2002 年军队转业回来的兄长，最初被安排在街道计生办工作，后通过遴选到区纪委上班。我问他，计生办的工作不好做吧。他说，每天都接触一群妇女，家长里短很多。我又问他，那纪委工作呢?他说，更难，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要学的很多。他是拼命三郎，加班晚了，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一晚，第二天满血复活。我看过他的电脑桌面，是小孩满月的照片，很可爱。有一次我去找他拿感冒药，忍不住问他：“你家很远吧?”“不远，就在区里。”“那些误解和猜疑怎么办?”“有家人的理解就够了，其他的，顾不上。”这话简单朴实，入心在理，一份充满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的工作，会让人以身相许，爱恨交加。肩挑了这梁子，就得扛得起这责任，一生相依相随!月清明，想起红军长征的一个故事。一位老红军和小红军路过汝城县泉水镇时，老红军因伤情过重不幸身亡，小红军将老红军简单埋葬后委托附近的一位姓钟的老乡每年清明帮忙祭奠。钟家祖孙三代年年去扫墓，也期盼当年的小红军能平安归来。80 多年过去了，小红军不曾归来，老红军的墓冢也无亲人前来祭拜，钟家依旧不忘约定，代代相传，代代坚守。历史由先人谱写，后人记颂，传承之任，人人有责。

巍巍南岭，悠悠郴江，山水福地，你我的家园。今天我们聚在这里谈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是政治生态清明、历史文化昌盛、教育事业兴旺、生态环境良好、社会公平正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责任，“铁肩担道义”，郴州的发展需要凝聚每一代人的传承和坚守，共同彰显各行各业的责任和担当。这一副肩膀，足以我们顶天立地扬正气，满腔热血筑家园!

谢谢!

篇二：检察院政工科演讲稿：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

有人说，生命本身并不特别，是价值赋予了她灵气与色彩。而生命的价值，是由每个人自己创造的，任何人都作不得假，只有依靠自我的执著与努力，才能为生命挥洒绚丽。人更需要平实、平淡的生活，需要寂寞时的那份宁静，清贫时的那份淡定，逆境中的那份从容。

在我身边，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无怨无悔地付出，勤勤恳恳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案头上，总有那么一摞摞卷宗，需要细细的审查，直到华灯初上，才发现自己居然忘记了时间;电脑前，总会有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响，单调却如影随行;看守所里，面对百般狡辩的嫌疑人，不仅要与他们斗智斗勇，更要教育感化;法庭上，不仅有唇枪舌剑时的慷慨激昂，更有精神高度紧张后的疲惫甚至虚脱;接访室里，面对一双双渴望公平、公正的眼睛，有的不仅是感同身受的怜悯，更有可以信赖的果敢;泥泞的山路上，看到的是取证时坚定的身影，看不到的是留在当事人心中那份钦佩和温暖。三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观察着他们，感受着他们，并且融入其中，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每天面对千姿百态的案件，我们每天迎接千头万绪的工作，我们每天与公正约会。就在今年 2 月 15 日，农民老孙一家人赶到检察院，送来了惩恶扬善，救助百姓的锦旗和感谢党恩，感谢院情的横幅。老孙 14 岁的残疾女儿因遭受王某 xx 导致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王某被判刑后，一直没有得到经济赔偿。老孙夫妇仅靠种地维持生活，难以承担高额医疗费，全家生活非常困难。了解到老孙的情况后，控申科按照检察长的指示，紧急启动救助程序，为这个不幸的女孩申请到 6000 元救助金，并于春节前将钱送到老孙家中。在群众热烈的掌声中，老孙上前紧紧地握住检察长的手，激动地说：谢谢，如果不是你们的救助，我们家的日子可真的没法过了。面对充满感激、流着热泪的老孙一家，检察长收下了这面红彤彤的锦旗，同时也收下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收下了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敬爱和期待!

总有一种爱让人泪流满面，总有一种爱激励我们不断前行!这一面锦旗，凝聚着群众对检察机关的爱戴和信任，我们没有理由不收下;这一面锦旗也凝结着检察机关每一位同志的心血和对群众的关爱，我们收得问心无愧!

是什么让我们无怨无悔地承担着这么沉重的社会良知，执著的把守着道德的高地是一种尊严，是一种骄傲，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对法律的信仰!这是一种无法抗拒、不能替代的精神力量。是它支撑着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检察官，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其实，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们身边并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没有耀眼的光环，有的只是一杯清茶，淡雅却醇厚;有的只是十分的清廉，简朴却高洁;有的只是终身的信念，坚定而且执着。因为这份信念，我们用情呵护心灵;因为这份信念，我们用心抚慰民生;因为这份信念，人性的光辉与法律的睿智才会在此交汇，熠熠生辉。2016 检察院政工科演讲稿：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 2016 检察院政工科演讲稿：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

我们手中握着权力。但是，我们从不把它当作粉饰自己的道具，从不把它当作玩弄于掌间的权杖。权力，是我们无限服务的动力，这服务，细致却温暖;权力，是我们默默奉献的缘由，这奉献，无声却执着;权力，是我们勇于担当的基石，这担当，厚重而且光荣。因为这份担当，我们秉承着如山的责任;因为这份担当，我们践行着铮铮誓言;因为这份担当，平凡的生命与大写的人生才会在此交汇，交相辉映。

是啊，我们普通、平凡，甘愿与法律为伴、与忠诚为伍;我们坚定、执着，受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一定会有人说，这样的选择太傻，这样的生活太单调，但是，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心中永远有一面明镜，那是民心，那是民意，那是人民的期望与重托。用忠诚守护法律的尊严，用公正还民一片圣洁，我们值得!

为什么我的眼里总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当我们古老的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昂首走向未来的时候，在她那坚实有力的步伐里，有一群默默奉献的检察官的身影。他们，以不断创新的动力，以决胜永恒的执着，用公平渲染国徽永不减褪的色彩，用正义的生命之笔，书写检察事业不朽的传奇!

篇三：检察院政工科演讲稿：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来宾：

大家好!在这充满热情火红的七月，很高兴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共勉共进，我演讲的题目是《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

引用荀子的一句古语作为我的开场白，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意思是说不去积累半步，就不能行千里;不积累小的河流，就不能成为江海。

立足自己的平凡岗位，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吧!水滴石穿，集腋成裘，把每件小事做好，自然而然便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诚然，如果没有信仰，没有追求，平凡也只能在平凡中徘徊，而无法孕育伟大。但拥有了追求，才能拔起擎天的巨木，才能升腾冷漠的生命，平凡于是孕育了伟大。让旅客到站如到家就是站务班姐妹们平凡而又执着的追求，因为热爱，她们深情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因为执着，她们微笑着写下希望擦去功利;因为追(小学生竞选班长演讲稿 2016)求，她们选择情满人间，心满人间，谱写了

一曲曲动人而又不平凡的歌。2016 检察院政工科演讲稿：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文章 2016 检察院政工科演讲稿：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出自，转载请保留此链接!。

炎炎夏日里，赣榆城北汽车客运站的站务员们演绎着一个又一个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孙玉娟，是城北站候车大厅站务二班的班长，姜华、袁晓宁跟孙玉娟一样，与新来的小黄相比，她们都不算年轻了，但她们流溢着的青春活力、她们接待旅客时的热情大方，工作时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感染着每一个与她们打交道的人。她们用真诚的微笑送给过往旅客们一份灿烂的心情。

舞台虽小，工夫却深。

为了做好综合服务工作，她们必须熟记本站营运线路、班次、发车时间、沿途停靠站点、里程、票价、运行时间及当天班车运行等业务情况，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合理掌握当地的名胜古迹，城市的文化背景及主要单位的地址和一些急用电话号码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及时解决旅客的实际困难，做好旅客的向导。综合服务人员，与旅客面对面的接触，应具备广泛的知识面、敏捷的思维、回答问题时口齿清晰。

怎么办不会就学!不懂就问!

她们积极参加公司的相关培训，利用业余时间看相关书籍，虚心向领导和同事请教。为了能有一个甜美的微笑，孙玉娟说她偷偷地对着镜子反复练习。

真心待人，真情动人。

孙玉娟和她的姐妹们每天都以最佳的状态，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她们认真耐心解答每一位旅客的问询，认真做好旅客意见登记，处理旅客投诉，及时帮助旅客排忧解难，甚至一些并不在她们工作范围之内的难题。她们将大厅综合服务工作总结成六个字：真心、真情、微笑。

您好!请问您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好的，请跟我来。

9:00 的这趟车已经满员，一个小时之后有趟快客车，您需要吗

我帮您将行李送到车上去。

好的，我们马上给您解决。

从早上 5:00 起床，5:30 准时到岗，至 6:00 必须将大厅所有角角落落全都打扫的干干净净。上岗，迎宾、引导购票、回答咨询等等，轮换吃早点。每逢节假日，客流量增加，有时候就得全员上岗，没法按步就班轮休，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的嗓子嘶哑，有的后腰酸痛难忍，有的小腿浮肿，但没有一个人发牢骚，叫苦叫累。

检察机关 篇3

一、坚持检察工作的人民性，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加强检察机关群众工作是宪法人民主权原则的根本要求。我国宪法确认了人民主权原则，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来源于并服务于权利，检察权也来自于人民的授予。在检察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检察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当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

加强检察机关群众工作是执法为民根本宗旨的根本要求。检察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法为民是检察工作的根本宗旨。我国检察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法律属性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要走群众路线，推行检务公开，确保检察职权正确行使。

加强检察机关群众工作是践行检察工作主题的根本要求。实现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永恒主题。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活动必须理性分析千差万别的个案情况，在法律范围内，赋予公平正义更加真实的社会意义。以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处理好每一件案件，让检察工作成为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过程，增强公民与社会对检察执法的认同度和满意度。

二、准确把握群众的新期待，不断提高群众工作能力

人民群众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新期待。在新形势下，人民群众不仅要求能够依法打击犯罪，切实保障公民人身安全，而且期待能够切实保障公民财产安全；不仅要求切实保障公民经济权益，而且期待切实保障公民社会政治权利；不仅要求保障公民免遭现实侵害，而且期待保障公民免遭潜在威胁；不仅要求加大打击犯罪力度，而且期待能够从源头上有效防范犯罪；不仅要求确保安居乐业，而且期待促进社会和谐。

人民群众对维护公平正义提出了新期待。在新形势下，人民群众不仅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做到公正处理、平等对待，而且期待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公开透明；不仅要求司法工作实现实体公正，而且期待实现程序公正；不仅要求对检察工作享有知情权，而且期待对检察工作享有参与权和监督权；不仅要求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而且期待案件的处理结果能够令人口服心服；不仅要求对案件依法作出公正的处理，而且期待从根源上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不仅要求检察机关及时依法纠错，而且期待维护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人民群众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務提出了新期待。在新形势下，人民群众不仅要求检察机关有效管理，而且期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不仅要求严格执法、规范执法，而且期待文明执法、便民亲民；不仅要求服务大局、保证社会稳定，而且期待充分尊重人权、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仅要求常规化管理，而且期待不断改进管理方法、提高管理质量和水平。

三、围绕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增强群众观念，打牢维护人民利益的思想根基。加强检察机关群众工作，必须持续深入地进行群众观念教育，使检察人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要把“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要把为群众解忧愁、护权益当做自己的法定义务。

积极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着力解决好群众诉求。检察机关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开展检察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毒品、赌博犯罪和抢劫、抢夺、盗窃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危害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做到除恶务尽。二要着力维护民利，增强群众认同感。要高度重视、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经济权利、民主权利。依法及时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特别是社会保障、征地拆迁、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就业就学、移民补偿、新农村建设等领域中的职务犯罪，保障和促进各项富民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实。依法及时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破坏选举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依法及时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坚决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犯罪案件。三要着力维护民权，增强群众公正感。要进一步加大诉讼监督力度，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探析 篇4

在我国, 司法警察一般被分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和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两类, 他们都隶属于司法机关, 但是又区别于法官和检察官, 司法警察在管理上实行警衔制, 并依照特定的法律规定承担着维护司法场所安全和司法秩序的责任。 (1) 我国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设立于1979年, 是检察人员和人民警察的一种合称, 是监督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的一种强制性力量。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依法保护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犯罪现场, 执行传唤和拘传, 协助人民检察院搜查证据, 追捕逃犯, 执行一些强制措施等责任。实践中司法警察在检察机关内一般都是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但是他们却是监督检察工作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是他们的存在, 才体现出了检察工作的国家强制性, 保证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二、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在长期的摸索过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有关内部法律法规的支持下, 初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管理体系, 对自身性质、地位、职责等有了较为明确的了解。

实践中司法警察还存在不少问题, 具体而言就是 (1) 司法警察制度细化程度不足, 相关法律虽然对司法警察的职责作出了总结性的规定, 但是并没有对司法警察的职权进行明确规定, 导致司法警察履职过程中容易因职权模糊不清而无法保障职责全面履行。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检察机关则将司法警察当作该机关的“后勤服务员”, 让他们除了负责本职工作以外, 还做一些简单的服务性工作, 甚至还将他们当作应急替补队伍, 哪里有需要就将他们调到哪里去应急。 (2) (2) 司法警察权责不明, 有权必定有责, 权力在约束下才能更好地行驶, 无需承担责任的权力行使易滋生渎职与腐败的温床, 权力模糊不清必然导致责任认定不明。实践中, 每当事故发生之时, 当事人通常会以职权模糊不清为借口推卸责任, 在此工作环境之下, 公职人员缺乏担当并在履职时不会产生担当意识, 从而不能很好的完成本职工作, 缺乏担当意识和履职不积极容易产生一种恶性循环, 不利于公职人员公信力的建立。 (3) 制度带有人治色彩,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对是否设立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并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规定, 只是指出, 各级人民检察院可按照自身的工作需要自行设立检察院司法警察。由此可以看出, 是否设立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 决定权主要掌握在各地人民检察院手中, 有需要就可以设立, 没有需要就不会有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的存在。

三、制度的完善与建议

针对我国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理论联系实践对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 法律层面

现行的法律在对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性质和相应的法律地位的解释存在模糊不清,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司法警察最初的解释只有一句话, 就是“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设司法警察”。 (3) 意味着检察机关设立司法警察可以存在随意性。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对司法警察职权的规定也过于抽象, 导致在实践中司法警察工作无法明确职责。笔者为认为了充分体现司法警察在检察机关中存在的价值, 需在法律层面上对检察院司法警察的性质、地位和职权有明确的规定。在立法上, 法律应对司法警察的性质和职能法律化, 在法律中对司法警察的性质和职能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解释上, 将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的职权明确化。只有明确职权才能体现依法治国理念所要求的权责分明, 才能使公权力的行使正当化、合法化。

(二) 管理层面

“无规矩不成方圆”, 规范司法警察队伍的管理, 不仅可以提升司法警察在从事各种检察工作时合理调配的机动性, 而且也可以为司法警察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奠定一定的基础。笔者建议在司法警察队伍的人事框架构建上可根据队伍成员的年龄大小、能力高低、工作效率及个人文化素质品德修养等个人实际情况, 在对其装各的配置和警力的调整上, 尽量做到“物尽其用, 人尽其能”。此外, 在对司法警察成员的录用上, 最好是能够选择由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或者警校毕业的优秀毕业生, 提升整个司法警察队伍的职业素养, 并设置激励措施, 对满足一定要求的优秀干警提供业务部门学习机会, 增加交流学机会, 这样能够更好的提升司法警察队伍的专业性和工作积极性。

注释

1 马晓龙, 黄婷婷.域外法警制度的基本形式及对我国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建设的启示[J].法制与社会, 2012:34/

2 郑维维.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职业化建设初探[J].法制与社会, 2011, 13:203-204.

检察机关新年贺词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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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将依法举报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进行到底！并预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检察机关联合接访机制研究 篇6

[关键词]信访；联合接访；违约责任

联合接访作为一个好的接访形式，其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本文将从其概念、存在的理由、近年来存在的形式及与检察工作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期望通过研究该问题，一方面能够推动联合接访机制在实践中的规范、有意义地开展，另一方面能够在联合接访机制运行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促进此项制度的进一步深化。

一、联合接访的渊源、含义及当前存在的形式

（一）联合接访的渊源及含义

“访”作为“信访”的一种重要形式。认识“访”首先要了解“信访”。在我们广泛认识中，“信访”是司法机关普遍认知的形式。关于信访的定义目前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国务院《信访条例》对狭义信访进行了规定，但实践中，“广义信访更为群众认可，即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各级权力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及其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行为。”[1]

通过对“信访”的认知，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访”更多体现的是群众反映问题的一种方式。而“接访”只能是接待“访”，是特定部门在接待来访过程中采取的方式、方法、措施的总和。而“联合”的含义显而易见，是指特定部门以某种方式组织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处理某个或某类问题。联合与接访的搭配则产生诸如接访部门的范围，是否囊括公检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接访的方式是采取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还是机动的，或者是固定与机动的结合；接访部门权利的分配与责任的承担，以及接访内容中否仅局限于涉法涉诉问题等等。

（二）联合接访的产生及采用的形式

最早查据到的资料是在2003年7月23日的《湖北日报》记载的“省人大省高法实行联合接访”。[2]此次联合接访仅限于个案，仅限于两个部门，但涉及部门不只局限于公检法机关，而是根据具体案件由省人大信访处与省高法立案庭两部门的联合。涉及联合接访的核心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由哪些部门接访的问题。2005年10月14日的《保定日报》刊载的“全市政法机关集中联合接访三天”[3]明确突出了联合接访的部门与接访的具体方式。同样在2005年10月11日的《承德日報》刊登的“全市政法系统开展涉法涉诉集中联合接访活动”[4]也同样强调的是联合接访参与的部门及采取的方式，只是在步骤上更细致，方式也更加明确。

二、联合接访存在的空间

（一）接访中反映出的问题需要建立联合接访机制

1.来访问题成因日益复杂

来访对象反映问题，形式多样，许多情况较复杂，涉及方方面面，处理难度很大；有些问题政策性较强，问题性质敏感，稍有不慎，极易产生消极影响。有些来访群众上访时间长，上访部门众多，反映的问题形成时间久，需要解决的矛盾点也较多；有些来访群众反映问题十分现实，也很迫切，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很多，同时来访者的激烈情绪表达与出言不逊也进一步加大了其反映问题的解决难度。

2.单个接访部门接访效果差，重复来访率居高不下

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为例，2008年该院举报中心接到来信151件，来访1775批次2147人；2009年接到来信114件，来访1516批次1915人；2010年接到来信209件，来访1175批次2517人；2011年截止11月18日，接到来信150件，来访1260批2686人。历年数据反映了每年信访数量始终处于高位水平。同时来信中重复信多，来访中重复访多，闹访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群众对接访部门职责的不了解等因素也会造成不应有的重复来信来访增多。2011年，该院受理来访1139批，重复访就达到150批，所占比例高达为13.17%。

3.弃法性信访及缠访现象严重

实践中，许多本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问题，信访群众宁访“人”不访“法”，宁愿上访，不愿上法庭；一些信访人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问题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只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或句段，没有真正了解其法律、法政策存在的前提条件及正确含义。有的上访人思想反复性强，呈现出缠访性特征。因其要求在政策范围内未得到完全满足，就认为反映的问题没有引起领导重视，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层层上访。从上访人在上访过程中形成的不正常心态中折射出的是接访效果的不尽如人意。

4.接访现状距离理想上的联合接访有较大差距

理想的联合接访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对来访问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落实承办部门或主办单位；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办案部门或主办部门会同辅助部门有效解决来访问题，妥善处理后期问题。而当前，无论在确定承办部门还是短期内做到解决问题上，都与我们通过联合接访期望达到的目标有相当大的距离。正是存在的差距很好地解释了当前为什么存在上访人告状无门、上访人长期上访的问题。

（二）检察管理工作科学发展需要建立联合接访机制

1.检察工作存在的相关瓶颈

随着法制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往仅仅以诉讼程序上的结案作为一个案件在某个司法机关终结的时代已经过去。法律的不断发展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也不得不去面对新的问题：结案的同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释法说理、息诉罢访。但是当前，面对上访人的复杂诉求，面求来访人的无理诉求，法律赋予有限实质权力的检察机关表现出的是更多的无能为力。监督工作中，检察机关表现出的是更多的权力间无力牵制。“无能为力”无论如何是无法适应当前新的法制环境需求的。

2.联合接访机制是解决瓶颈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联合接访作为一种老却新的工作方式，一方面解决了机关与机关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约束与平衡关系。本应通过新的制度、章程进行协调、分工的权力制衡难题在联合接访工作方式中迎刃而解。不需新的制度，用旧的制度就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唯一要作的是工作方式确立前的协调与工作方式建立后的“违约责任”，当然检察自身业务的瓶颈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在检察人员做足案外释法说理、息诉罢访功课后，大可以借助联合接访工作方式的益处，吸收借鉴联合接访工作中好的办法，借为我用，那么难题将会变得不那么难，或者可能更简单。

3.联合接访能够促进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

当把检察工作的瓶颈问题淡化，当检察人员不再为接待来访犯愁时，当检察人员更加关注法律的本质目的时，执法为民、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的目的就跃然纸上，这也正与我们当前所提倡的司法政策保持了一致。联合接访的合理运用，在淡化瓶颈难题的同时，也将使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真正体现法律的纯洁性，为了公平正义而执法。

三、如何构建并促进更加合理的联合接访机制

（一）构建联合接访机制的基本原则

1.使联合接访机制成为一项长期制度

以往用过的联合接访更多的一种短期行为，仅就一件或几件事开展的联合接访，或者是一天或几天内的限时联合接访。所谓老却新，正是基于联合接访方式一直都在用，但却没有“作为一项长期制度”适用过。但好的制度必须日常化、程式化，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联合接访工作方式长期化、制度化的同时，更需坚持“有事需联合，无事需联查”的工作模式。

2.明了问题症结，调动接访主体的积极性

联合接访工作方法存在诸多优势，但统观几年来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的实践，虽有成绩，接访效率大大提高，问题处理更出色，但也有不足，部门的接访干部或接访部门存在思想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只有纯粹的接访部门或人员才应该去接访，由此也带来了工作上的消极。因此要充分发挥联合接访工作方法的优势，作好联合接访主体的思想工作应为重中之重。

3.以制度保障联合接访制度，推动工作持续开展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都需要相关的制度进行支撑。联合接访制度需要人事部门的支持，需要接访人员思想认识上的支撑，当然也需要奖惩制度、违约责任条款上的支持。因此要使联合接访机制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必须调动相关部门、相关人员，为联合接访提供绿色通道，提供最大的便利。

（二）联合接访工作机制的结构设计

1.联合接访需要对内的联合，更要机构间的联合

以往惯例中，联合接访主体大多局限于单位与单位的联合，甚至只是司法機关间的联合。但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接访应是不限主体的联合，应是包括单位内部部门间的联合。当前信访形势的严峻性，信访问题的复杂性，更要求联合接访要更多的倾向于不同性质主体间的联合。日常业务工作的科学发展要求大部门间的联合接访需被尽早地提上日程，予以广泛应用。

2.联合接访的时间为定期与不定期的结合

当联合接访成为一种长期的工作机制后，联合接访的时间必将成为一项固定的工作，当然在出现特殊情形时，联合接访的不定期开展也将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工作方式。譬如，联合接访的特殊巡查，联合接访的专项检查，联合接访的个案协调等等。

3.突出建立联合接访的问责制度

联合接访工作机制的合理、恰当运行必然离不开权力间的约束。当联合接访主体未正确履行其应尽的职责时，需要一项简单、明确的“违约责任”进行制约与惩罚，否则好的制度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机制建立的同时，不可缺少的是“违约责任”。

[参考文献]

[1]信访工作基本知识编写组.信访工作基本知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任浩.省人大省高法实行联合接访[R].湖北日报，2003—7—23.

[3]佟涛.全市政法机关集中联合接访三天”[R].保定日报，2005—10

—14.

[4]袁国强.全市政法系统开展涉法涉诉集中联合接访活动[R].承德日报，2005—10—11.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篇7

一、量刑建议制度的必要性

在刑事诉讼中, 量刑不仅关系到被告人的处罚结果, 也关系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更关系到司法公正。量刑建议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主要有:

(一)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 体现了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在我国刑法中, 不少罪名的量刑幅度比较大, 如“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等。但有关从重、从轻、减轻等量刑情节规定得并不明确。因此, 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庭审活动中引入公开的量刑程序, 有助于打破量刑的暗箱操作, 提高量刑的透明度, 从诉讼程序上真正体现法官的中立, 从而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确保法官审判的公正性。

(二)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 体现了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合理的程序能够尽可能减少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资源耗费, 节约司法成本, 提高诉讼效率。量刑建议能够提高诉讼效率表现在:一是《通知》中明确规定, 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公诉人通过对证据的收集和整理, 充分考虑犯罪事实和法律适用后提出的量刑建议, 能给法官一定的参考作用, 提高法院量刑的准确率和当庭宣判率。二是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提出的, 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后, 检察机关因缺乏抗诉的正当理由而不能抗诉, 减少了抗诉的随意性, 节约了诉讼成本。三是在庭审过程中, 控辩双方专门针对量刑展开辩论, 使被告人正确认识其所获刑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有利于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 大大减少不必要的上诉和上访, 实现效率目标。

(三)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 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和公诉人的素质。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 只注重犯罪事实的审查, 而忽略了被告人和被害人最关心的量刑事实的审查。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 就要求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 不仅要对犯罪事实证据的审查, 还要对量刑有关的证据进行审查。一方面公诉人要想自己提出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就必须细致审查案件的全部犯罪情节, 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罪重罪轻问题, 进而增加公诉人办案的责任心。另一方面公诉人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 必须加强学习, 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二、量刑建议制度试行中的若干问题

在量刑建议制度试行中, 结合笔者所在的贵州省平坝县检察院的实际情况来看, 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由于公诉部门案件比较多, 工作压力比较大, 但公诉工作对于年轻人来说, 既新鲜又具有挑战性, 所以公诉人队伍相对比较年轻。但是年轻公诉人缺乏工作经验, 在量刑尺度的把握上缺乏经验。

二是《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中规定, 量刑既要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轻重, 又要考虑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大小, 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而在实践过程中, 公诉人没有认真对量刑证据进行审查或者缺乏经验对量刑的幅度把握不准, 提出了较轻的量刑幅度。

三是量刑建议书的送达对象在实践操作中不一致。就贵州省平坝县检察院来讲, 以前仅仅将量刑建议书送达法院, 并不送达被告人。现在的操作是送两份量刑建议书给法院, 法院自己留存一份, 另一份跟起诉书一并送达被告人。那么, 量刑建议书是不是也应当送达被害人, 这是试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如汪某某强奸幼女一案, 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是五年有期徒刑。法院通过不公开审理后, 判决汪某某有期徒刑五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提出意见认为, 奸淫幼女的应当从重处罚。像这样的案例, 量刑建议书送达被害人还是很有必要的。多数情况下被害人都希望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重、从严处罚, 但是检察院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量刑建议。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书上写有量刑的依据, 量刑建议书送达被害人, 使被害人看后更容易接受。该案件中, 公诉人的理由是汪某某是未成年人, 应当从轻处罚。

四是在司法实践中, 附加刑尤其是罚金刑的判处存在极大的随意性, 但附加刑的量刑标准缺乏, 如对附加刑设置标准,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法院以罚金代替徒刑的行为。

三、量刑建议制度的完善

(一) 量刑建议的推行应当循序渐进。量刑建议制度还处于试行阶段, 各基层院都是边摸索边推行, 加上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方面缺乏经验, 因此, 量刑建议的推行不宜操之过急, 应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展开。一是要加强与侦查部门的沟通和协调, 要求侦查人员强化对量刑事实证据的收集意识, 为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提供全面的证据材料。二是要求公诉人认真收集和整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

(二) 量刑建议应当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一是公诉人要认真学习, 提高自身的素质。如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进行认真学习, 对意见里的十多个罪名的量刑标准逐一深入研究, 同时还对该十多个罪名以往的判决进行总结, 建立量刑建议典型案例备查库, 把不同量刑情节对量刑幅度的影响进行归纳, 使量刑建议和以往判决保持相对平衡, 最大程度降低量刑建议试行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带来的不正常波动。二是要规范量刑建议的审核制度。承办人在提出量刑建议以后, 要提交部门负责人审核, 由部门负责人对全案把好关。三是检察院要正确对待抗诉。如果真是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畸轻而法院采纳的, 检察院要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 有正当理由的, 应当抗诉。

(三) 明确量刑建议的送达对象。量刑建议制度还处于试行阶段, 很多的做法都是靠下发相关的规定、意见来施行的。在相关的规定、意见中, 应当明确量刑建议书的送达对象, 明确量刑建议书应当同起诉书一并送达被告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待制度成熟后, 应当立法加以规范和明确。

(四) 设置附加刑特别是罚金刑的量刑标准。在法院的判决中, 很多犯罪是主刑并处附加刑的, 如盗窃罪,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实践中公诉人只对主刑提量刑幅度而对附加刑只提种类, 这样附加刑特别是罚金刑的操作就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附加刑特别是罚金刑的量刑标准不可能做到全国统一, 而是应该根据各地区的经济情况去制定。由于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 笔者认为应当以地级市为单位制定附加刑的量刑标准具有可行性, 这样可以保证同一犯罪在一个地区内量刑的基本均衡, 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摘要：多年来, 检察机关不断探索和实践量刑建议制度。2010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明确规定在全国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到目前为止,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已经逐步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 但量刑建议制度尚未成熟,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将从量刑建议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试行中存在的问题入手, 提出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想法, 以期使量刑建议更加规范化。

关键词：量刑建议,必要性,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1]陈瑞华.论量刑建议[J].政法论坛.2011年3月第29卷第2期.

[2]杜占华.完善检察机关刑事量刑建议制度研究[J].法制与经济, 2010年9月第251期.

[3]黄柳.浅析量刑建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当代法学, 2010年第5期.

[4]万龙.论量刑建议制度的完善[J].中国检察官, 2010年12期.

[5]沈丹丹.浅谈量刑建议制度试行中的若干问题[J].法制与经济, 第254期.

[6]赵靖.量刑建议制度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11年1月.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刍议 篇8

关键词：检察机关,公诉权,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就被告人可能判处的具体刑罚向法院提出的建议。在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公诉权的理解和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具体表现为公诉职能行使时, 只注重定罪请求权的行使而缺乏量刑请求权的行使, 而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将法律赋予的法律赋予的公诉职权全面履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目的除了确定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之外, 还应当负有对刑罚裁量的监督建议之责。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从其定位上看, 可以归纳为检察监督的一种, 具体而言, 应属于对审判机关的监督。

一、量刑建议权履行现状分析

(一)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现状

作为刑事诉讼的两个重要方面, 定罪与量刑均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 然而, 长期以来定罪的准确性是检察机关较为关注的, 而量刑的准确性却往往被忽略了。这主要表现为:1.在诉讼文书中, 往往只对所适用的法律条款提出意见, 而并未提出量刑建议, 或者仅就量刑情节进行笼统的建议, 审判机关最后的量刑只要未超出法定刑期幅度即可;2.“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方面, 公诉人一般并不主动发表意见, 而只在辩护人提出, 而公诉人并不赞同的情况下才发表意见”[1]。这种观念可以称之为“重定罪, 轻量刑”, 它使量刑权成为法官的专属权力, 因而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便显得无足轻重了。其直接导致了各诉讼当事人量刑建议的漠视, 也直接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的不力。

(二) 量刑建议权的履行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 量刑建议权行使取得成功的案例不乏有之, 然而, 由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 具体案情要比理论研讨的情形来的复杂, 因此, 多数人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存有诸多顾虑是可以理解的。这类顾虑主要表现为:1.认为量刑建议权的推行会干涉法院的审判权, 从而导致法官产生反感情绪;2.认为一旦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未被法官采纳, 会导致公诉方处于尴尬的境地, 从而打击公诉方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积极性。3.认为由于司法实践中并未有相对统一的量刑建议参照标准, 故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存在较大的难度, 一旦出现建议方与被建议方意见分歧的情形, 则不易判明哪一方的意见更为准确;4.认为推行量刑建议一定意义上会加大检察公诉部门的工作量, 从而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

二、量刑建议权行使的意义探析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属于求刑权的一种。从本质而言,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组成部分之一, 是司法请求权, 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提前行使审判监督的一种权力。因此,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建立量刑建议制度,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权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 针对审判机关尚未做出具体裁判的刑事案件, 通过某种法律文书的形式 (如起诉书等) , 在综合考量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犯罪性质的基础上, 就应适用的刑罚依法提出意见, 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

(一) 检察公诉权能的完善离不开量刑建议权的行使

从公诉权的本质而言, 指控被告人, 使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为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务。因此, 量刑建议权对检察机关而言并非可有可无的权力, 而应属于必须履行至权力。换言之, 公诉权是由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所组成的:“其一为请求审判机关对其起诉的犯罪予以确认;其二为请求审判机关在确认其指控的犯罪的基础上予以刑罚制裁”[2]。上述二者密不可分, 前者是基础, 没有对犯罪的确认, 自然也就不存在对所指控犯罪的刑罚制裁;后者是目的, 没有对犯罪最终的刑罚制裁, 那么要求审判机关确认犯罪这一请求便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长期以来, 检察机关中定罪轻量刑建议的实践客观上导致了这样一种认识误区, 即刑罚的裁量权乃审判机关所特有, 公诉机关没有介入的必要, 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 即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并不需要考虑公诉方的量刑要求 (建议) 。显而易见, 公诉权能未能充分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认识上的误区造成的。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 将量刑建议权赋予检察机关, 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控诉方自身的一种制约, 对于公正行使公诉权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检察官享有量刑建议权之后, 其在法庭上提出相关的量刑意见和建议则水到渠成, 一旦这一量刑意见得到法庭的采纳, 并最终做出了裁判, 那么公诉方将不得以量刑不当作为抗诉的理由, 从而有效防止了控方在抗诉标准上的随意性, 使公诉权最终得以公正行使。

(二) 刑事诉讼的对抗性的强化需要量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的提起使刑事被告人这一刑罚承受主体拥有了一项权利——事先知情权——即在确定被提起公诉时便对自己可能收到的具体刑罚结果有所了解[3]。公诉机关在量刑问题上的传统做法为——指出被告人存在的从重、从轻或减轻等情节, 从而请求法官依法酌情裁定, 而并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公诉方未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便无从无法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辩护。而从司法实践来看, 大部分的刑事案件在定罪上并无争议, 主要的分歧和争议出在量刑情节和刑事政策的适用上。一旦发现公诉人存在遗漏或错误, 被告人和及其辩护人方得有机会进行辩论, 从而争取法庭从宽处罚。倘若检察机关能够在法庭上较为明确地提出自己对量刑的意见或建议, 那么, 一旦辩方与控方意见相左, 辩方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反驳控方的量刑建议, 从而在量刑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量刑环节也能体现出明显的对抗性, 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观赏性。一旦刑事诉讼的抗辩性得到加强, 那么裁判的合理性便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认可。倘若诉讼双方能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都提出证据、阐述并证明自己的主张, 那么, 就更可能发现真相, 法律的适用也更能显得恰当与合理, 从而最终无限地接近程序和实体的公正。故, 对抗性是量刑建议权所追寻的结果之一。

(三) 审判环节的监督强化需要量刑建议权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与公诉机关,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不是无理无据, 而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的正式法律文书。既是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出的重要的量刑参考依据, 也是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量刑活动开展法律监督的重要依据。倘若检察机关发现审判机关并未采纳其量刑建议且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 那么, 量刑建议便得作为其向审判机关进行抗诉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 检察机关自身也必须受到量刑建议的约束。一旦审判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那么, 检察机关将不得再以自身对案件的认识产生变化而再行抗诉审判机关业已做出的判决。

从我国刑法对相关犯罪的规定来看, 在具体罪行的量刑上属于相对不确定的法定刑, 而法定刑与刑之间的伸缩幅度又较大, 这使法官自由裁量拥有了较大的空间, 而目前的立法亦未对这一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约束和制约, 这便使不公正的裁判有了滋生的土壤和空间。因为, “法官作为私人的存在, 是与他们的社会存在完全混合在一起。明智的立法者知道, 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进行仔细地监督的了, 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4]因此, 法官必须受到监督, 而这种监督应该是细化的、有效的监督, 而这都是源于“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 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过度的裁量”[5]。倘若可以强化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一旦检察机关的这一权能得到积极的行使之后,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司法腐败盛行的情形将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权的具体应用

推行量刑建议权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顾虑, 反对者认为一旦推行量刑建议权, 那么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将受到检察权的干预。应该说, 这种顾虑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种顾虑并非无法解决。作为公诉机关的职责之一, 量刑建议不应当也无法回避这一顾虑, 一旦检察机关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秉公办案, 其合法合理的建议则必然会受到接受和支持。

(一) 量刑建议权行使应遵循的原则

量刑建议并非随意、无序地建议, 而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其一为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原则,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应侧重于依法从重、加重被告人刑罚方面, 一旦这类被告人存在法定的立功、自首以及悔罪等情节时, 公诉人可以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二是要体现强化重点原则, 具体的量刑建议应仅适用于被告人犯罪依法应当处以较重刑罚的案件;三是说理充分原则, 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 必须充分说明相关理由[6]。

(二) 提出量刑建议的时机把握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量刑建议均是在公诉阶段提出的, 故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应恰当把握如下两个时机:

1.公诉人在起诉书中阐述量刑建议

新刑诉法出台之后,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人亦应到庭支持公诉, 然而这类案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明了, 且情节也较轻, 因此在起诉书中阐明量刑建议可以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除此之外, 在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中, 事实清楚且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 起诉书中合理的量刑建议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也更容易得到法官的采纳。

2.公诉人在庭审阶段提出量刑建议

从公诉实践来看, 经过法庭的证据调查, 通过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出示的证据作了充分的质证后, 公诉人对于被告人是否会被定罪已了然于心, 那么在法官宣布法庭调查结束法庭辩论开始时, 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中就应该对定罪和量刑问题向法庭一并提出建议。司法实践证实, 由于控方对辩方的证据掌握较为成熟, 这个阶段公诉人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法庭效果较为明显, 也更能让法官和当事人信服。

(三) 量刑建议的主要内容

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情形:其一、概括性的量刑建议, 即明确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其二、相对性的量刑建议, 即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之幅度内, 公诉人提出一个较为确定的量刑幅度;其三、绝对性的量刑建议, 即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的幅度内提出一个绝对刑种和刑期。笔者认为, 应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做出具体的做法:如对一些案件, 可以要求法庭做出确定的刑罚, 如建议适用无期徒刑。对一些案件, 可要求一个刑罚幅度, 如建议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10年。而对一些案件的量刑倘若把握不准的话, 亦可通过指出法律条款的幅度, 建议依法判处等表达方式。[2]。但是, 应明确的一点是, 检察官对于提出的量刑建议均应进行论证, 明示建议量刑情节的详细依据, 做到有理有据。

四、结语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种, 它不属于量刑裁判, 从本质而言, 只是一种检察建议, 最终目的是为法官最终的裁判提供参考, 促进裁判的公正和合理, 而非左右法官的司法裁判。量刑建议权的存在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 司法的和谐是重要的一环, 合理量刑建议的提出, 不仅仅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自己的职能, 而是对公平正义的维护, 有利于提高群众对法律的信任, 进一步创造和谐稳定的司法环境, 从而最终推动整个国家的稳定, 促进国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顺安, 徐明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及其操作[J].法学杂志, 2003 (11) .

[2]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340-346.

[3]唐震.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意义及其构想[J].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 (2) .

[4]罗伯斯比尔.革命的法制与审判[M].商务印书馆, 1965:30-31.

[5]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57.

刍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范围 篇9

一、侵害国家利益的案件

目前在我国民事领域, 侵犯国家利益的违法行为主要是侵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自改革开放以来, 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日益猖獗, 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十分严重, 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如在中外合资、合作中流失, 中方资产未经评估或作价偏低;在股份制或公司化改制中的流失, 资产不经评估就低价折股;在资产处置中的流失最为严重, 低价出让土地, 资产拍卖中招标人与竞标人相互勾结、恶意串标以及国有企业破产时相关人员互相勾结, 隐瞒、侵吞资产等等。对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 以形式上合法的转让、租赁、拍卖等方式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 国家很难寻求司法上的救济。因为民事行为的实施, 民事法律关系的缔结、变更和消灭, 当事人是受意思自治原则及处分原则调整和约束的, 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发生争议, 司法机关只能采取不告不理的态度, 国家就不能从司法程序上进行干预, 制止这些违法的行为。

或许会有人诘问:现行的行政机关不能有效地保护国有资产吗?笔者以为, 首先,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需要多种形式的救济,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与有关行政机关的职能并不存在冲突或重复。行政机关追究的主要是当事人的行政责任, 而检察机关追究的是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当损害国有资产的行为是以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形式时, 行政机关就难以插手, 毕竟行政机关不能超越其职权去直接干预普通民商事活动。其次,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对其他行政机关管理漏洞的一种弥补。比如“2002年12月, 湖南岳阳县检察院提起的全省公益诉讼第一案”, 在国家财产权诉讼主体缺位的情况下, 法律所规定的保护国家集体财产成了一句空话, 国有资产的流失成为人人皆知而无以应对的问题。这与因违法行为受到损害都应得到诉讼救济的原则是相违背的。既然既有的法律程序不足以保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那么辅以更进一步的法律手段就应当是必须和必要的。所谓“进一步的手段”就是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权。在国有资产已经受到损害, 可能流失或流失以后, 由于某种原因无人提起诉讼时, 就可以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某种法律关系无效, 或要求判令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等。

二、公害案件

公害案件即指直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 包括环境污染案件、重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等。对于公害案件, 目前我国仍然采用的是当事人起诉的原则, 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据此, 只有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公害侵害的人或组织, 才有权对公害行为提起诉讼, 而公害具有潜伏性, 对于公害案件的受害人除利害当事人能进行举证外, 其他潜在的受害人所遭到的侵害大多是间接的和无形的, 很难举证予以证明, 因而难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作为利害当事人个人追究公害制造者的责任决非易事, 因为受害人需要证明公害行为的违法性以及行为人主观方面具有故意或过失、确定公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也就是说, 对于受害人而言, 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是很不经济的, 再退一步讲, 即使是利害当事人提起诉讼, 一般也只能解决个别公益主体权益的保护, 而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如“2000年1月8日,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镇邓家塘村郭家组发生了一起严重的225名村民砷中毒事件”。应该说, 郭家组中毒的225名村民是这起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而该组的其他村民、使用受污染地下水范围内的其他居民是潜在的受害者。对中毒的225名村民来说, 由个人提起公益赔偿诉讼存在许多实际问题:村民自己中毒在身, 首先需要治疗, 而农民收入有限, 先行缴纳医疗费用、诉讼费用, 都将成为他们极为沉重的负担;而调查取证, 确定因果关系等技术上的问题又为他们提起诉讼设置了不少障碍。即使他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金钱, 最后也不知道能获得多少赔偿。而对方是一家企业, 人力财力都相对雄厚, 即使村民提起诉讼, 结果也极有可能是以私下和解或法院调解而结案, 企业象征性地付给村民一笔赔偿费, 两三万元, 甚至是几千元就可能使得村民撤诉。对该组的其他村民及其他使用受污染地下水范围内的居民而言, 还没有损害事实, 他们提起诉讼, 获得赔偿, 更是路途漫漫。难道一定要等到他们都中毒才给予必要的救济吗?由检察机关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行为人向受害人进行赔偿, 或者责令行为人赔偿, 然后将赔偿金集中, 作为基金, 对受污染的水源进行改造, 为这类受害人服务。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程序的复杂化, 避免众多的受害人的讼累和诉讼支出, 还可以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诉讼效益, 更有效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反垄断案件

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通过竞争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调节生产机制。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竞争机制, 而健康的竞争需要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虽然从整体上说, 市场竞争对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各市场主体仍因经济实力、地理环境、资源多寡等因素不同而导致竞争能力强弱不同。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便成了市场经济秩序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为垄断不仅严重妨碍良性的市场机制的形成, 而且对经济秩序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会形成一种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 对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尤为迫切, 故更需警惕垄断行为的破坏性作用[1]。

2007年8月30日颁布的《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作了具体的规定。垄断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此外, 垄断行为还存在着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 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等行为。对垄断行为的调查、认定, 《反垄断法》规定由国务院规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承担, 但是, 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经营者构成垄断的, 只能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对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当一个企业实施了垄断行为, 而反垄断执法机构却没有对其作出调查、认定, 或即使调查、认定了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了, 那么, 受垄断行为侵害的受害者得经济损失得到补偿了吗?显然没有。而普通的单位和个人受害者又没有能力与垄断者抗衡, 无法追究其民事责任时, 如果又没有一个国家机构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对此类案件提起诉讼, 那么不仅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得不到必要的保护,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此类恶性侵权行为的放纵和鼓励, 因为违法行为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特别是对一些在地方有实力的大型企业, 其垄断行为指望普通民众去调查、取证并将证据提供给法庭, 来证明其构成垄断, 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显然, 对这类案件应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的公法秩序。

四、其他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现实生活中, 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层出不穷的, 立法不可能以列举的方式予以穷尽。为了弥补以上列举方法的不周延, 必须设置该条款予以补充, 以弥补列举式的不足之处。正因为该条具有的不确定性, 也为了限制检察机关的公权力滥用, 建议在该条款的适用上, 应严格其适用程序, 可规定具体案件的决定权赋予最高国家检察机关, 即地方检察机关对特定案件需要适用该条款, 须在征得最高国家检察机关同意后方可行使。

参考文献

浅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篇10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 近年来, 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垃圾短信、垄断行业乱收费以及政府行政行为等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而就此提起诉讼的案件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 或者是无合适的诉讼主体行使诉讼权;或因公民、法人法律意识淡薄, 不知道行使诉讼权;或因公民、法人能力欠缺无法行使诉讼权;或因侵害方与受害方地位、能力的巨大差距, 受害方不敢行使诉讼权等。

2011年10月,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事诉讼法 (修正案) 》中增加了公益诉讼的内容。[2]该草案首次明确了公益诉讼的主体, 赋予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对群体利益纠纷的诉讼资格, 为建立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 修正草案中“有关机关、社会团体”的提法非常模糊, 在我国并非所有社会组织都属于法定的“社会团体”, 该条文可能会将某些“草根组织”挡在了公益诉讼门外。另外, 从我国的诉讼成本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由个人或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不仅成本高, 而且影响力有限, 所以就算法律条文赋予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一般社会团体基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最终是否能正常行使权利还是未知数。

针对以上问题, 最重要的是明确提起公益诉讼最适格的主体:设定一个能够代表公共利益, 而且拥有足够有效法律手段和权威的主体代表国家来提起公益诉讼、参与公益诉讼。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代表, 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和独立性, 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的合适之选;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既体现了民行检察监督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又体现了通过司法程序及时解决问题的现代法治精神;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 不仅具有法律地位的保障, 而且相较于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 更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人、财、物等方面的优势;同时, 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也不用担心会滥用诉权或诉讼地位失衡等问题的出现。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有人担心检察机关的介入会产生不当干涉私权的危险。笔者认为, 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对民事权利的制约, 传统“私权绝对”的观点已经被修正。如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使民事权利或诉讼权利时损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国家就应当进行干预。而且, 检察机关的介入也是有条件的并遵循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如此一来, 就降低了检察机关干涉私权的危险。

在我国, 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在个别立法中有所体现。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的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 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法条赋予了对海洋具有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但是笔者认为, 相对于检察机关, 行政机关是不适合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的, 一是因为提起的公益诉讼带有司法属性, 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职能相悖;二是因为行政机关手握诉权和行政权, 对另一方当事人存在不恰当的威胁和压迫, 会打破诉讼平衡;三是因为存在可能掩盖行政失误的情况, 不利于通过公益诉讼揭示行政违法的现象。现实生活中, 公益诉讼的产生, 往往或至少有时与行政违法或行政懈怠相关联。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 不仅会消解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动力, 还会在其提起公益诉讼后, 产生导致诉讼中途流失的后果。

部分学者认为, 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也许更能解决行政违法问题, 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公益诉讼 (所谓“官告官”) 会造成国家机构间的对立。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对于解决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的确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但上下级机关可能构成利益共同体以及专门机关对同级行政机关的监督缺乏权威性等因素, 限制了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的效力, 使这种作用十分有限。

综上所述,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既能够通过诉讼形式体现行政诉讼的客观维护的秩序功能, 还能有效避免由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所产生的弊病, 有利于在更广泛层面上构建和谐社会。

法国、美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都从立法上授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领域的公诉权, 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在世界上不仅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而且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规范性。相比较而言, 我国这方面的立法无论从现实需求, 还是从世界潮流而言都是有所欠缺的。因此应当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明确检察机关有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同时, 检察机关也有权对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等提起的公益诉讼支持起诉等等。

为了防止检察机关在保护公益过程中产生干涉私权、诉权被滥用的危险, 我们认为, 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共同利益;第二, 原告并非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第三, 提起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一般不受法院裁判的拘束;第四, 公益诉讼中, 因为涉及的利益不属于原告, 所以其处分权受到一定限制。根据以上理论, 再加上我国的国情和其他国家的经验, 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 检察机关可以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污染公害案件、不正当竞争或垄断案件等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提起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在法学理论界已经是共识, 实践中也已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先例, 但我国至今尚未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立法根据, 这种立法滞后于实践的境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尴尬。我们认为, 这一问题应当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 应尽快予以解决。解决的途径可以是修改现有法律, 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首先, 在宪政法方面, 应当考虑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54年检察院组织法曾规定检察机关有权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参与民事诉讼。1979年开始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草案中本已写入了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的条款, 但由于司法实务部门意见不统一, 认为检察机关人力不足, 无暇顾及民事监督, 造成1982年《民事诉讼法 (试行) 》在定稿时删除了有关内容, 仅保留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性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规定。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继承了试行法的精神, 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八十五条至一百八十八条对检察监督的方式作了规定, 将抗诉作为其监督手段。而行政诉讼法对于检察权的规定只有两条, 一是总则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二是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由此可见, 在法律层面上, 检察机关只享有抗诉权, 而没有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权、参诉权, 这是目前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无法可依问题的根源。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关于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的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 有权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的规定, 值得我们重温。

其次, 在实体法方面, 我国正在酝酿制定《民法典》、修改《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 应借此机会在有关实体法律中规定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1.在民法典总则部分, 赋予检察机关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妨害公共秩序的民事活动检察监督权, 作为民法的一条原则, 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干预民事活动奠定法律基础;2.根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的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 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条文赋予对海洋环境有管理职责的行政部门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便于救济被侵害的海洋公共利益。我们在修改环境保护法等其他部门法的时候, 也应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行使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有利于检察机关对被侵害的公共利益进行救济。

第三, 在程序法方面, 应当考虑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 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方式、程序, 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 证明责任的分配等内容。值得关注的是,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江伟教授组织起草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 (初稿) 》已对公益诉讼作了拟定, 第64条规定:“检察机关、其它有权机关、公益团体、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为维护公共卫生、环境、生活质量、文化财产、国有财产以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可以针对侵害多数人利益的人提起不作为之诉或者赔偿诉讼。”第82条规定:“对于涉及公益的诉讼案件和非讼案件, 检察院可以参加诉讼。检察院参加诉讼, 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对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的这一建议, 希望立法机关在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予以重视。关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保持同样的法律精神, 其中关键就是要突破检察机关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观念禁区, 赋予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享有起诉权和参诉权。只有如此, 才能真正发挥公益诉讼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 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有着历史渊源, 而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 一些地方的人民检察院也已有了不少对具有环境保护性质的案件提起公益诉讼的有益探索:浙江省嘉兴市检察院和嘉兴市环保局联合制定的《关于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若干意见》出台, 在浙江省尚属首次, 标志着该市的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启动, 一些违法排污、屡禁不止的环境污染案件, 现在可以由检察机关代表公众利益进行起诉;2010年11月30日, 由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指导, 协调办理的浙江省首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由平湖市人民检察院向该市人民法院依法提起, 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原告身份, 请求法院判令嘉兴市绿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等五被告赔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4.1万余元, 同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庭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我们认为, 人民检察院并非公益诉讼的首选原告, 却是公益诉讼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适格原告, 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检察院虽不以提起公益诉讼为其主要职责, 但是, 依其法律监督职能, 这一“后备”原告行使起诉权, 不仅有利于及时防止、救治公共利益损害, 还将为公共利益的法治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司法监督力量。与此同时, 法律也鼓励关心公共利益的有识之士、社会群体等民间力量, 自觉维护公益, 弥补国家公权力的不足、不及时或有时需妥协等缺点, 为公共利益的法治建设增强公众监督和社会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1]我国拟修改民事诉讼法增加公益诉讼制度.大江网, 2011-10-24.

[2]民诉法公益诉讼修正被指倒退[N].新京报, 2011-10-26.

[3]白洁.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必要性.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4 (4) .

[4]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N].检察日报:必要且可行, 2005-9-9.

[5]许彩云等:《检察机关提起、参与民事诉讼的探索与实践[N].中国市场, 2008 (27) .

[6]浙江嘉兴检察院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中新网, 2010-8-30.

[7]浙江检察机关首例环保公益诉讼案件开庭审理.正义网, 2010-11-30.

检察机关 篇11

关键词：行政诉讼 行政纠纷 检察监督 解决对策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基层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方面是老百姓反映突出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另一方面基层行政检察监督案件量少，形不成监督规模，不能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一、基层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明确了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职权。实践中，各地基层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既承担着民事诉讼监督工作，同时也承担着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两者合署办公。笔者在基层检察监督实践中发现，民事抗诉案件与行政抗诉案件的办理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民行部门在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的现状是案源少、监督规模小、监督力度弱。主要原因：一是再审案件的审判周期性长，抗诉改判率低。行政相对人往往因为案件的再审时间长，程序复杂等原因不愿意提起再审。法律对检察机关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不具体，参照民事案件办理，导致检、法两家在案件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法律适用问题上认识不统一，达不成共识，法院未能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维持原判，使一些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民行抗诉失去信心，挫伤申诉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积极性。二是法院多运用和解方式解决行政纠纷，部分案件无法纳入检察监督范围。用和解的方式解决行政纠纷，缓解了行政相对人的对抗情绪，当事人进入再审的机会就相对较低。法院的调解相对具有温和性，通过基层法院的调解，大部分行政案件在基层就解决了，那么行政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法官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做工作，采取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检察机关是无法参与到这些活动中的，因此对行政和解中出现的问题也无从监督，使检察监督处于被动状态。

二、当前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诉讼立法对检察监督的规定仍有不足

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中对检察机关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权力作出的法律规定，仅仅是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有检察监督的职权。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对象、方式、案件来源等方面作出了重大改变，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并且规定了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针对行政诉讼监督的程序性规定，不能够仅仅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为依据，因为行政诉讼监督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更为与之相匹配的程序性规定，要通过制度设计，完善相关标准和程序规定，将相关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之下和正当程序之上，避免权力滥用。

（二）检察机关没有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

一是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与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不相匹配。长期以来，对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中，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是相对薄弱的环节。检察机关办理行政抗诉案件大多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执行，没有体现民事、行政案件因性质不同而在办理程序上应呈现出的不同规律和特点。由于民事检察监督以办理民事案件为主，检察机关绝大多数处理的是民事抗诉案件，因而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受到制约和影响。

二是行政案件主体复杂。行政法律法规体系庞杂，涉及领域广泛而专业，加之现有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行政职责尚缺乏健全、明确的规制体系，检察监督缺乏理论与实践经验。实践中有的案件案情复杂，涉及领域多，如何准确把握行政主体资格的认定和审查，要求检察人员应当具备较强的行政法学理论和实务知识去甄别行政行为的性质以及准确认定行政主体资格。司法实践中，民行检察部门中民事行政法律方面的专业型人才欠缺，执法水平不能和实际工作相匹配，加之人员频繁换岗导致缺乏办案经验，不能适应复杂的行政检察监督工作要求。

（三）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赋予的职权施行难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职责。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一般都是主体和损害后果不明确的复杂、疑难、敏感案件，也是一般个人或群体无法承担起的诉讼责任，如果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合，没有一定的调查手段，收集公益诉讼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公益诉讼是检察监督的“新生儿”，检察机关如何明确自己的定位、如何取证、如何确定损害后果和责任主体等一系列问题都要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进，这也是行政诉讼监督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目前这项工作还在部分省市试点中。

三、强化行政检察监督的建议和对策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行政诉讼制度向前迈进的一大步，监督范围、监督对象、监督方式和案件来源方面都进行了完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也从有限监督迈向全面监督的时代。

（一）认真执行行政检察监督相关规定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充实了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内容，分别从立案层面、实质审查层面、法律适用层面以及保护当事人积极维护自身权利的态度等方面作出了重大改变，尤其是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在监督范围上，从过去单一的行政诉讼监督，拓展为行政诉讼监督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并举，既包括诉讼内的监督，也包括诉讼外的监督。在监督对象上，以前主要监督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现在法律明确规定增加了人民法院行政调解书、审判人员违法行为和行政执行活动。在监督方式上，从过去法律规定的抗诉，发展为抗诉、督促起诉、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多元化的方式。在案件来源上，从过去主要以当事人申请为主，发展到除当事人申请外，还可以通过检察机关履行职责发现、依职权监督。

（二）正确运用多元化的行政检察监督方式

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中，检察监督的具体形式在抗诉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检察建议。目前，对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形式有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督促起诉、提起公益诉讼等多种监督方式。立足于复杂的行政诉讼实践，检察监督的形式需要具有高效性和针对性，同时也要协调好各个检察机关与被监督机关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多元的检察监督方式，形成监督合力，保证行政诉讼的案件审理质量，更好也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提高行政诉讼监督质量

对于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检察机关要主动适应审判管辖制度的变化，按照同级监督的原则，加强对跨行政区域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监督。要进一步加强对立案登记的监督，重点针对属于应当受理的案件而不予立案、超期立案、行政机关干预立案等情形开展监督。要始终树立办案质量是生命线的意识，坚持办案的数量、质量与效果的协调统一，加强对再审维持原判案件的质量评查，查找自身的不足。一是要摆脱为了考评而办案的陈旧思想。二是要对每一起案件严把证据核实关、事实认定关和适用法律关，采取监督措施前加强与监督对象的沟通交流，确保信息对称。三是要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缩短审查时间，尽快作出决定，强化内部协调，加快案件流转节奏，防止案件内部环节滞迟。

（四）协调好检法两家的工作关系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解析 篇12

(一) 历史背景

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说:“立法者优秀之处在于更多地关注预防犯罪, 而不是如何惩治犯罪;更多地关注和激励良好的品格, 而不是更多地运用刑事处罚”。从孟德斯鸠的语言可以看出, 打击犯罪尽管有作用, 但从根本上讲, 更多地应当注重犯罪的预防。

古人云:“先其未然谓之防, 发而止之谓之救, 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 救次之, 戒为下。”这充分说明了犯罪预防的重要性。就职务犯罪本事而言, 重要地是加强职务犯罪的预防。

(二) 国际背景

2003年联合国颁布《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标志。打击职务犯罪是国家权力运用的重要作用力的一个方面, 体现了国家依法治国理念。但对于职务犯罪的惩处只能起到事后预防的作用, 如果对职务犯罪进行有效地事先预防才应是关键。因此, 改变传统的刑事治理模式, 有效地遏制职务犯罪, 进而找到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模式成为时代的需要。

(三) 国内背景

国内设立专门部门对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探索和实践始于1992年。199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反贪污贿赂检察厅内设立预防贪污贿赂检察处。20余年以来, 检察机关通过分析职务犯罪原因、特点, 制定科学的对策与工作方法, 在预防犯罪领域取得不错成效。

二、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正当性

(一) 合法性

除了设立专门的预防职务犯罪部门,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通过《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该规则阐述了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的政策支持、各级检察院建立专门的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必要性、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主要职责、建立预防职务犯罪信息库并收集相关信息、开展调查并形成报告、提出建议对策等。该规则为检察机关设立专门部门进行预防犯罪工作提供法律指引。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 应该督促其纠正。

(二) 合理性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特点。检察官天生就是公益代表人, 其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而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行为实施检察监督, 其角色定位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和“最高法律秩序的代表者”。

(三) 有效性

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上指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是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格局的重要方面, 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检察机关惩治职务犯罪工作的必然延伸。各级检察机关必须准确把握和始终坚持预防工作的职能定位, 努力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健康发展。因此,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意义重大。

首先, 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 对案件发生的原因、细节都很熟悉, 因此更容易掌握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和规律, 对职务犯罪案件的预防能够起到显著效果;其次, 预防犯罪工作的开展, 既是对已发生案件的总结, 也对单位和个人起到直接的警示作用;再次, 检察机关通过对个案、类案、行业、区域的案件情况进行分析,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 更好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最后, 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 紧密结合执法办案, 综合运用检察建议、警示教育、预防咨询、预警预测等措施, 协助发案单位、职务犯罪易发多发行业、涉及公共财政或公共利益项目的主管 (监管) 部门, 搞好防控治理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因此由检察机关进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具有十分显著的有效性。

三、我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与措施

(一) 重点

新常态下的职务犯罪呈现频发态势, 面对此种情形, 如果能有效施展教育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长处, 以此强化官员个人的政治素养, 改善官员个人的权力观念, 提高其道德品质, 增强其法律意识, 充分发挥教育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重要价值, 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防范职务犯罪的倾向, 从思想上、理念上构筑一道内在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无形长城, 提高预防职务犯罪的外部效益。法律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实现每个善良人应有的幸福, 而不是通过惩罚措施来树立某种权威。因而, 对犯罪行为进行实时打击, 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法律本身的失败。因而, 最紧要的是防患于未然, 而不是兵来将挡, 犯罪行为来了再动用国家机器进行规约。

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着眼于“防”, 其意图在于切断职务犯罪滋生的源流, 杜绝职务犯罪的不断蔓延。预防职务犯罪教育, 狭义地讲, 指的是负有法律监督、打击犯罪职责的检察机关通过执法、司法等行为让书本上的法律条文成为鲜活的教育案例, 以案说法, 向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对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威慑, 进而使他们内心确立对法律的敬畏, 由外而内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 从根源上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约束与克制。但既然是教育, 实施教育的主体就可能多元化, 这就引出了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广义上的内涵。广义上讲, 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的实施主体不受限制, 除却负有法律监督、打击犯罪等职责的检察机关之外, 其它党员干部培训机构 (例如各级党校) 、承担法学教育的高校等科研院所、负责廉政建设的组织宣传机构以及各国家机构自身都可以成为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的实施主体。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 检察机关与其它有关部门协作实施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的效果良好。各地检察机关也积极推进“预防职务教育进党校”这一项制度, 并努力实现常态化。在实践中, 多个省份的检察机关通过与当地党委组织部门、社会科学院或者党校等机构进行合作, 一方面极大地拓宽了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的范围, 另一方面也是对法制宣传教育采取的具体形式的发展, 这与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要求十分契合。

通过实证调研发现:1.检察机关所开展的形式各样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能够帮助多数党政干部树立科学的权力观、正确的地位观和符合人民公仆形象的利益观, 从而为预防职务犯罪打牢根基;2.通过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 推行“体验式”学习机会, 让教育从理论走向生活,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感悟, 这是对教学内容的发展, 也是对教育形式的突破。这种尝试让多数党政干部接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反腐倡廉教育。

(二) 措施

首先, 深入通过分析具体案例, 接触职务犯罪人, 从来了解犯罪行为的产生与演变过程, 找到犯罪的原因, 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其次, 加强预防工作的专业化。无论是预防方式还是人员, 都必须结合实际来提出专业化的思路。设立专门的部门, 加强检察官的培训。培养造就复合型知识结构和具有较好实践经验的专业队伍, 并具有以下特有能力:探索掌握犯罪特点、规律的能力;发现潜伏线索、妥善控制处置的能力;科学预测预警的能力;综合运用预防手段、防患未然的能力。

再次, 多部门配合。除了检察机关直接进行预防犯罪工作, 党和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当出台文件支持和参与该项工作。同时媒体也要加强宣传, 宣传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宣传;二是对预防成效的总结和宣传。通过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 促进公职人员依法、依纪办事。

最后, 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党员干部自身的警觉性。这样才能从源头防止犯罪的发生。让党员干部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 自觉的远离犯罪。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