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共8篇）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篇1

试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ｏ量刑建议作为公诉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两大法系国家检察官普遍享有的权利

ｏ刑事公诉实行量刑建议，是强化刑事公诉法律监督属性的要求

ｏ推行量刑建议，也是强化审判监督之必然

所谓量刑建议权，也称为检察机关的求刑权。就是检察机关不仅要指控犯罪，而且要向法庭提出依法应对被告人适用何种确定的刑

种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幅度的建议。在英美法系中，由于存在着辩诉交易制度，因此，检察机关有求刑权。我国由于没有建立辩诉交易制度，所以，也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求刑权。这一问题在理论界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该制度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的；有人认为此项制度的实验缺乏法律依据，侵犯了法官自由裁量权。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对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按照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依据刑法规定的刑罚幅度，对其应当受到的刑事处罚向法院提出具体的量刑意见。笔者认为，在刑事检察工作中，有必要全面推行量刑建议。

一、国外相关问题的司法实践

党的十六报告关于建设和体制改革一章中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制度的模式”.司法改革是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司法改革中诉讼程序的完善同样可借鉴人类诉讼程序发展中的有益成果。同时，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探讨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时，有必要了解国外的相关司法实践。

在英美法系，总的看来，量刑是法官专有的权力。但在美国有些例外，即美国检察官有判刑建议权，基于辩诉交易的需要，检察官可以在审判中建议作从轻量刑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所谓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对抗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辩诉有两种方式，一是控罪交易，一种是判刑交易。其中判刑交易是指检察官可以向法官提出有关对答辩有罪的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刑罚的具体建议。检察官尽管没有量刑权，但法官对他的量刑建议一般都会接受的。

在大陆法系，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较为普通。

如德国，处罚令程序这一简易审判程序中检察机关有量刑建议权。《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07条规定了处罚令程序，“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对于轻罪，依检察院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行为的法律处分。申请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在处罚令程序中，检察院提出书面申请，就是提起了公诉。

如日本，检察官出庭公诉中有论告和求刑。论告，是指法庭证据调查终结后，检察官必须就本案事实及适用法律问题，总结性地陈述控方的意见。论告分事实论告和法律论告两类，前者就犯罪与否的事实，依照已取得并质证的证据，阐明公诉人的立场与意见；后者则是公诉人在阐明事实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提出公诉机关关于如何适用法律制裁或处理被告人的看法或观点。求刑，指建议量刑，是论告的结论。检察官求刑的范围，不仅包括主刑，同时也包括附加刑。

如俄罗斯，刑诉法典第284条也规定：”检察长在法庭上支持国家公诉——应对被告人适用刑法和刑罚措施向法庭提出意见。“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特别是在简易审判程序中。

二、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

（一）合宪性与合法性理论

关于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中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法律依据问题，有人认为法律对此是没有授权的，原因是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在法庭审判中行使量刑建议权。笔者认为，对此应当从合宪性和合法性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是符合宪法精神的。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公诉权是检察权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量刑建议权与定罪请求权又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行使检察权的应有部分。其次，检察机关在法庭审判中行使量刑建议权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冲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定罪是量刑的基础，量刑是定罪的结果。在法庭审判中，公诉人的任务就是要向法庭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要求法庭对被告人判处相应的刑罚。那么在庭审中，公诉人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当然应当对于定罪和量刑两个问题讲明自己的看法。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的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符合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具有合宪性与合法性基础。

（二）法的发展理论

法的发展理论是建立和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法理学基础。在对域外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量刑建议制度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作为一项具有独立价值的法律制度，其在中国的移植与本土化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与紧迫性。我国现行刑事诉

讼司法实务中，公诉人在法庭上发表量刑意见、提出量刑建议，只是根据被告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提出一个笼统的建议或者根本不提。这远非法治意义上的量刑建议。中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法律制度，是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和现有的法律制度中缺乏相同或类似的法律规范，这就会遇到法的移植问题，这也是法的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会面临的问题。

（三）人权保障的宪政理论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保障人权是宪政的最终归宿。宪政是发展人权的手段，没有宪政实践，人权的保障就只能停留在宪法条文的静态之中，而不可能表现在公民的实际享有之中。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为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进行控诉的检察机关所享有。这项权利的行使具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终极意义。首先，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在客观上是对法院裁决的监督。法院裁决是解决社会纷争的最后救济手段，因此法官的裁判权就成为国家最具权威的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经验。“法官的权力如果被滥用，对社会秩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任何一种诉讼，不公正的裁判至少要损害纠纷一方甚至双方的正当利益，特别是刑事诉讼的最终结论，因为直接导致当事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这些基本人权的损失，其不公正对公民的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量刑建议权本身所体现的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权的监督以及其所引起的更为清晰的公众监督，是对与刑事诉讼结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手段之一。其次，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对于犯罪行为的追诉权，也是对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被害人及其所赖以生存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保护。量刑建议权作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一项司法请求权，正是国家对公民享有基本权利的生存环境和基本权利本身的保护。再次，量刑建议权所具有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是对被追诉人获得公正审判和判决的保障。

三、量刑建议的诉讼价值

（一）有利于强化审判公开，符合中立原则

在现代程序正义理论的发展中，一些学者提出了”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的概念。陈瑞华博士认为刑事审判程序的最低限度公正标准之一是中立原则，即裁判者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而检察机关若在诉讼过程中提出量刑建议，这样可以较好地保持法官的中立、客观的立场，防止法官在庭审中过分地积极主动，有失公正。

同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强化审判公正。虽然，对犯罪人的量刑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但现代司法理念要求诉讼过程公开公正。因此，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仅对被告人的定罪要公开，而且对被告人的量刑也应公开。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却仅强调了定罪方面的公开，而忽略了量刑的公开。这一点，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就体现得很明显。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法院判决书的说理性有很大的加强，特别是在被告人的定罪上，但在量刑方面，判决书仍缺乏说理。究其原因，除了一些法官认为量刑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量刑无需说理或不易说理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说理的外部动力。而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量刑建议及理由，那么，就可以促使法院判决在量刑方面加强分析论证，防止暗箱操作，增强判决的透明度。

（二）有利于减少诉讼纠纷，实现效率目标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不上诉的仅占少部分，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告人对量刑的一知半解，一方面是庭审中未对量刑展开辩论，另一方面是判决书在量刑方面缺乏分析论证，以致被告人对量刑缺乏正确的认识。一些量刑适中甚至偏轻的案件，也提出了上诉。实际上，如果在庭审中对量刑展开辩论，再在判决书中对量刑进行论证分析，使被告人对量刑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被告人上诉的情况，从而提高诉讼的效率。

（三）推进刑事诉讼改革

目前，刑事诉讼改革正在推行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实质是普通程序的简化，因此，相对普通程序而言，适用简化审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受到一定程序的限制，被告人的部分诉讼权利成为追求效率而付出的代价。从公平原则出发，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被告人理应得到一定的补偿或报酬。而在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要得到的最好的补偿或报酬莫过于从轻处理。在世界上，认罪也是许多国家减轻刑罚的主要根据。但在我国，除了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被告人作出认罪后的刑罚适用情况并无具体的规定，特别是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庭审方式的被告人，不仅作有罪供述，而且其诉讼权利是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的情况下，法律仍没有规定可以减轻处罚，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简化审庭审方式产生对抗情绪。因此，有人提出对策之一是建议法律赋予公诉机关求刑权，若被告人一方完全认同指控事实、罪名和求刑意见，则法庭在原则上支持公诉机关表明的求刑意见。当然最终决定权必须在法庭。实际上”两高“、司法部制定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称《意见》已采纳此意见，规定量刑是辩论的重点之一，并规定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但从轻的幅度没有具体的规定，使被告人作出程序选择的实体法利益过于模糊，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则可以弥补这一点。

（四）是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有效举措，有利于合理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公正目标

量刑是刑事裁判的最终结果，量刑公正是刑事程序的价值之一。而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裁判不公主要的不是表现在有罪判无罪或无罪判有罪，也不是表现在量刑偏离法定刑的范围，更多的是表现为量刑的偏轻偏重。即虽在法定刑范围内量刑，但所判处刑罚与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比，明显偏轻或偏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如故意杀人罪，其法定刑既可以是死刑，也可以是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还可以是3年以上10以下有期徒刑。而对于哪种情况下是死刑，哪种情况下是无期徒刑，哪种情况下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具体规定，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即使是情节较轻的，也可以在3年以上10以下有期徒刑自由裁量。二是量刑规则建设滞后。量刑规则指专门规范法官量刑行为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刑事法律制度以及司法解释。量刑规则建设能够有效地规范和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防止偏离正常的量刑轨道，确保量刑公正。如美国1987年颁布了《量刑指南》，规定了每一种犯罪的基本等级以及刑罚的刑量表和罚金刑量表，表中每一等级的幅度，其最高法定刑与最低法定刑不能超过25%或者6个月，并规定法官量刑时必须在规定的等级和幅度之内判处刑罚，如果有偏离，必须说明理由。而我国，量刑的实体性方面，79年刑法修订时规定得比较笼统、原则，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也对盗窃、诈骗等犯罪的量刑情节作出了具体规定，但仍规定得比较宽范，而且作出规定的罪名占刑法中罪名的比率较小。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一方面是内部难以监督。从形式上看，法定刑幅度内的轻重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法院内部监督，包括二审法院也不好处理。二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难以监督。从目前的诉讼程序看，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但量刑偏轻偏重，即使是畸轻畸重仍是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错误不明显。检察机关即使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也通常予以驳回。

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则可起到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事前监督和预防作用，从而促进量刑公正。

（五）有利于提高公诉人的素质

明确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这将对公诉人的案情分析能力、证据判断能力和准确理解法律条文规定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一点在我院实行庭前预判制中已有体会。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既要审查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此罪还是彼罪，又要考虑被告人的罪重罪轻的问题，斟酌影响被告人量刑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研究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决定乃至参考先前的判例，这样可以促进公诉人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同时也更体现检察机关价值取向的客观公正性。公诉人为了提出正确的量刑建议，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全面收集证据，既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证据，也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证据。

四、量刑建议权的法理依据及缺陷

目前，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公诉过程上，普通程序在法庭调查结束阶段、简易程序在起诉意见书中提出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而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对此建议是否被采纳及理由进行表述。有的认为这是不妥的，概括有以下方面：

1、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突破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审判量刑权属法院专属权力，任何机关未经法定程序不能干预。

2、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实际上是对未经法院审判定罪的人进行了量刑，突破了刑法规定“任何人未经法院审判，不能定罪”的原则。

3、我国现行司法文书格式中，没有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表述的内容。

4、我国刑法规定了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根据情节酌情量刑，而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可能左右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同时容易导致开庭前检察官与法官达成诉判交易，甚至私下“通气”或“勾兑”现象。

5、不便于监督权的行使，如果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被采纳，判决的结果是量刑畸重畸轻，那么检察机关又怎么去抗诉监督？

6、如果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不被采纳，被告人及当事人对此更不理解，容易造成百姓对法律统一权威的质疑。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而公诉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求刑权，即通过诉请人民法院运用审判权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处罚。同时，我国刑事诉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根据该条的规定，公诉人在法庭审理中根据案情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发表自己的意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根据案情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发表自己的意见应该是”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应有之意，因此，量刑建议也应是公诉权的应有之意。实际上，这一点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已明确，”两高“、司法部制定的《意见》第七条第（四）项规定：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根据该规定，量刑是辩论的重点，既然要开展辩论，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理应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

而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一般不发表意见，究其原因：一是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公诉机关运用没有外部环境。司法实践中，比较强调的是量刑权由法官行使，虽然从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看公诉人庭审可以对量刑问题进行辩论，但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公诉人在法庭上对被告人的刑罚一般就不发表意见，或只笼统简单表个态，建议从轻或从重处罚，并不提出具体的刑罚意见，以免有冒犯法官之嫌。二是缺乏运用规则，导致难以运用。从检察机关来讲，对量刑意见的提出也没有一套合理有效的规章制度，公诉人难以运用。三是业务建设滞后，导致不想运用。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比较侧重公诉部门办案人员出庭水平和公诉能力的提高，对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对被告人的定罪与否比较关注，而对具体的刑罚，一般不太关心。长期的积累，导致公诉人对量刑原则理解，具体适用刑罚水平较低，对量刑意见的提出变得不适应。

五、量刑建议权的运用规则构建

量刑建议是司法操作性很强的问题，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学者和专家多有著述，笔者对量刑建议的主体、时间、方式谈点初浅的认识。

（一）量刑建议的主体

目前检察机关公诉业务运行机制中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作为公诉权中程序性措施的起诉权基本由主诉检察官行使。那么对于有实体性质的量刑意见的提出，是否也可由主诉检察官行使。笔者认为，量刑建议仍属程序性措施，主要应由主诉检察官决定。但有几种情形例外，一是由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检察委员会在讨论案件事实、定性时，对量刑请求也应一并进行讨论决定。二是对死刑的提出、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应经主诉检察官会议讨论并经检察长批准。

（二）量刑建议的时间

一般来说，检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的时间有两个：在起诉书中或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时。在起诉书中量刑建议，是一种书面求刑，比较正式规范。但起诉书量刑建议也有其缺陷：一是虽然检察机关通过审查起诉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但由于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尚未建立，提起公诉时控方对全案的证据可能没有全部掌握。随着庭审进行，情况可能发生变化，而起诉书中的量刑建议也可能与随后庭审中的调查情况不符。二是我国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而非个人对刑事案件提起诉讼，这就决定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同。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可以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甚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调解或自行调解、撤回起诉。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撤回、追加或变更起诉权，仅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作了规定。同时，公诉中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是公平、正义的象征，若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经常因庭审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则有损检察机关客观公正的形象，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不能随意变更。因此，为保证公诉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一般不宜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应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

但对于被告人认罪，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意见》审理的案件，笔者认为应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以明确被告人作出程序选择的实体法利益。

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于检察机关一般不派员出席法庭，因此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也应在起诉书中提出。

（三）量刑建议的方式

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已经开始量刑建议的尝试。从实践情况，量刑建议的方式不外乎三种：一是提出据以量刑的法律条款，如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是在法定刑内提出量刑幅度。如提出应判处八年至十年有期徒刑。三是提出建议量刑的具体刑期。如提出应判处九年有期徒刑。笔者认为，量刑建议应是法定刑内提出量刑幅度。因为提出据以量刑的法律条款的方式，目前的诉讼制度中已在实施，没有具体的意义。而提出建议量刑的具体刑期，则缺乏操作性。实践中案件情况复杂，对同一案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差异在所难免。就量刑而言，对同一被告人认识差一、二年实属正常，所以检察的量刑建议不宜过于具体。这一点本院在实行庭前预判制也有体会。

同时，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的提出应进行说理，即说明量刑建议的依据。而量刑建议的依据，就是与量刑有关的所有情节，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如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等。具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在起诉书中与量刑建议一并写明，其他的案件，应在发表公诉意见时说明。

考察我国刑法分则中关于各个罪名的犯罪构成和刑罚的规定即可看出，由于刑法对刑罚所规定的幅度较大，因而在量刑环节上，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较大。翻开现行刑法，即可以看到”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等类似的规定。毫无疑问，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越大，个别公正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较大的量刑幅度为实际上千差万别的同罪名案件之间实现结果上的区别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空间。但是法官的量刑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权力就会有权力所共有的性格。孟德斯鸠的结论已成为对权力的经典评价：”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导致腐败，权力始终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有人曾对某区法院对四起盗窃案的判决做过比较：

判决一：盗窃财物共计1600元，有期徒刑6年，某年6月12日。

判决二：盗窃财物共计1600元，有期徒刑6个月，与判决一同年的6月16日。

判决三：盗窃财物共计9800元（多次），有期徒刑2年，罚金3000元。

判决四：盗窃财物共计980元（一次），有期徒刑2年，罚金2300元。

对这四起案件判决的比较结果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前两起案件中盗窃数量相同，而刑罚却相差十二倍，两个判决做出的时间仅仅相差四天；后两起案件中盗窃数额相差十倍，而判处的刑罚却基本相同。产生这种判决的可能性有两种：第一，判决是公正的，进行比较的案件各有其不同的情况，如此大的判决差异体现了个案公正；第二，判决是不公正的，法官关于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被滥用了，所以才会在相似的案件中产生差异巨大的判决。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显然已经违背了法律设置自由裁量权的初衷，伤害了法律的实体公正，这样的判决不应当产生法律效力，需要被撤消而重新做出；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判决的结果是公正的，案件的判决之间形成这种差别是正当的，但人们从判决中看不出产生这种差别的正当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对判决的公正性产生很自然的怀疑。可以说这样的判决虽然实现了实体的公正，但却没有实现程序公正，因为它不符合程序公正的原则之--程序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法官量刑活动的透明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法官对案件做出的刑罚裁决，应当适当，并且应当让人们知道它为什么是适当的。”如果人们能理解程序及判决理由，他们就更有可能接受解决其争执的判决。……法院就根据理性的规则和原则以及听证或审理时提供的理由以明白晓畅的语言作出判决。"由公诉人在法庭审判中提出量刑建议并阐明理由，法官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如果法官接受了公诉人的量刑建议的话，那么说明他也接受了公诉人产生量刑建议的理由（也可能是法官基于不同的理由而产生了与公诉人一样的量刑结果）；如果法官没有接受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而是做出一个内容不同的刑罚裁决的话，说明他同时认为公诉人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那么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向公诉人和公众说明其没有采用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而是做出一个不同的判决的理由。这样，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就可以对法官产生这种判决的理由和产生它的背景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如果它是公正的，那么它的公正也就让公众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了。如果它是不公正的，诉讼参与人和公众可以看出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它的结果是非正义的和不可接受的，因而可以通过相关程序将这个判决结果推翻。所以说，在法庭审判中，公诉人提出较为具体的量刑建议，由法官酌情裁判并说明理由，可以增加法官量刑活动的公开程度，对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篇2

一、量刑建议权的性质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 依法就其应当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具体的说, 是公诉人在审查案件事实, 核实证据材料的基础之上,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 在出席法庭, 支持公诉的同时, 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所涉及的罪名、刑期、罚金数额等提出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或建议。

从刑事诉讼的内容来看, 指控和量刑是检察机关进行公诉活动的核心内容, 具体表现为公诉人在庭审过程向法官还原案件事实、证实犯罪、揭露犯罪, 让法官得以确信被告人实施的行为已经触犯到法律的底线, 需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从而实现公诉的目的。而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 就必然会涉及到“定罪和量刑”的问题, 如此一来也为公诉机关正确行使量刑建议权创造了契机。

可见,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属于公诉权的范畴。而公诉权的存在是以国家刑罚权为基础,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存在是以公诉权为基础。从权力渊源来看, 量刑建议权是源自求刑权, 是国家刑罚权的一种派生权力。

二、量刑建议制度形成与发展

从1996年开始, 我国在部分地区试行量刑建议的试点工作, 相关实务部门、理论界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随着刑事诉讼研究的深入以及民众对量刑问题的重视, 量刑规范化问题逐渐被提上了改革议程。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二五改革纲要”之时就正式提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问题, 要求在实体方面研究制定有关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程序方面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2009年, 最高人民法院将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重点工作之一。2009年3月,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也研究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明确把规范自由裁量权, 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作为一项制度进行提出。对此还开展了工作试点、论证并于2010年10月1日起全面实施。

在我国, 首先试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1999年8月开始该院就推行“公诉人当庭发表量刑意见”的做法, 第二年即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改革的课题之一。由于量刑建议与辩诉交易、证据开示、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等其他司法改革措施密切相关, 有些检察机关有意识地将量刑建议试点与上述改革措施结合进行, 以期取得更好的成效。在试行过程中, 有些检察机关还出台了一些具体规范, 如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四川省郫县检察院先后制定了《量刑建议制度的操作规程》,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制定了《求刑权试行规则》, 北仑区法院也出台了《量刑建议实施细则》。

2005年8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中明确将“实行量刑建议改革试点”作为检察改革的创新工作机制进行推广运用。在量刑建议的具体时间上, 检察机关采取在提起公诉时提出和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两种选择。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量刑建议可以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经过法庭调查后, 公诉人对案件事实、证据有了更加客观、全面的整体把握, 此时提出量刑建议更为准确。在公诉案件中, 量刑建议具有公权性质, 所以是一种权力;在自诉案件中, 量刑建议是自诉权的延伸, 我们通常把他作为自诉人的一项权利。因此, 量刑建议的主体既包括检察机关, 也包括自诉人。但笔者认为, 该观点从一开始对量刑建议的区分就是不正确的。量刑建议仅仅是公诉权的一个部分, 很明显是一项国家公权力, 而非私权利, 是专属于检察机关的权力。自诉权作为自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应当不包括量刑建议权, 因为权利是不具备权力的基本属性的, 更不可能包含权力范围在内。

三、规定量刑建议权的必要性

在司法实务中, 司法机关一般比较注重对犯罪事实的审查和对犯罪性质的认定是否准确的问题, 而忽略了对刑事责任的具体分析, 往往是概括性的或者原则性的一带而过, 这样的做法对被告人的量刑结果影响比较大, 不利于量刑的公正。而检察机关正确的行使量刑建议权就可以较好的弥补这一不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可以为法院提供量刑依据, 也可以对裁判结果进行事前监督, 有利于法院提高作出正确判决的效率, 保障量刑结果的公正性。因此,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十分必要的。

量刑建议可以从程序上保障量刑的公正。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我国刑法对量刑幅度范围规定宽泛, 能够适用的刑种跨度也非常宽, 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容易被滥用。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书是在移送起诉书时一并送给法院, 以及在公诉意见书中发表量刑建议, 也可以就量刑情况在法庭上与辩护人进行相关辩论, 这些做法都使得合议庭能充分的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 获的更加丰富的案件信息, 从而保障法院的量刑更加公正。

量刑建议可以提高诉讼效率。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 是针对个案中的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做出说明。可以让合议庭在量刑时作为一种参考, 提高诉讼效率。

四、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几点建议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没有发挥充分的效果, 导致量刑建议采纳率低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检察干警在思想上对量刑建议的重视不够, 没有认真执行高检院量刑建议工作规定, 提出量刑建议随意性大。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是在公诉活动的过程中行使的权利, 这就会涉及到审判机关是否认可的问题。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比较注重定罪的准确性, 而忽视量刑的准确性。笼统的、随意的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 就草草了结, 欠缺了和法院就个案量刑建议的沟通。

二是基层检察院大都存在“青黄不接”的现象, 大部分年轻人都缺乏经验, 能力不足, 对犯罪事实、定性以及具体量刑情节的认定上往往不是非常准确, 这也使得量刑建议权没有发挥充分的效果, 导致量刑建议采纳率偏低。

对此, 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作用, 一方面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检察队伍是必然的选择, 公诉人想要在庭审中提出合理的、质量高的量刑建议, 就必须下苦功, 把案子吃透, 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检察业务水平, 否则很难提出质量高的、易被法院所采纳的量刑建议。因此, 组织基层检察院干警认真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工作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方面要掌握好量刑建议的幅度, 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一是概括性的提出量刑建议, 如在量刑建议书中提出适用罚金刑, 而不提具体数额。在《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5条第六项就有这样的规定, “建议判处附加刑的, 可以只提出适用刑种的建议”。二是相对明确的提出量刑建议, 就是要求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相对具体的求刑幅度。三是明确的提出量刑建议, 这就要求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具有过硬的业务能力, 是最具难度的一种。

参考文献

[1]龚振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法理思考[J].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6 (03) .

[2]曾康.国外量刑建议制度考评与借鉴[J].求索, 2004 (07) .

论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完善 篇3

关键词：量刑建议；检察机关；规范化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3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要使量刑建议制度长足有效地开展下去，有效的制度保障成为当务之急。在笔者看来，一套规范的程序运作机制、一套成熟的质量考评机制、一套高效的综合协调机制、一套完善的保障救济机制不可或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作用的充分发挥。

一、建立健全量刑建议的规范运作机制

（1）量刑事实的调查程序。必须明确量刑事实由谁调查，调查什么，调查到何种程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明确量刑事实调查的责任主体。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对一般案件负有查清事实的权力和责任，其中的事实当然包括量刑事实。侦查机关在侦查终结后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必须移送所有量刑事实和证据。而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应确保所有的量刑情节均应当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证明量刑情节所必需的证据材料。

（2）量刑建议的提出和审批程序。应根据不同的案件，有针对性地建立与完善量刑建议的提出和审批程序，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可以考虑举行由人民监督员、被害人及代理人参加的量刑建议听证会。应当使量刑建议书的内容具体化，细化对数罪、共同犯罪、单位犯罪提出量刑建议的方法。明确宣读量刑建议书的时间，量刑辩论的具体内容、庭上修正量刑建议的方式等。

（3）进一步明确量刑建议实施阶段和适用条件。根据《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只要是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量刑建议。这就表示不是所有案件都必须提出量刑建议，对于有些较复杂的案件，给予检察机关是否提出量刑建议一定的机动权，在不合适提出量刑建议的情况下，可以不提出量刑建议。同时，对不宜提出明确具体量刑建议的特殊案件，可以只发表依法从重、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概括性建议。

二、对规范量刑建议权的制度保障

1.组织量刑建议听证会

检察机关通过提出更加精确地衡量罪与刑的对称的量刑建议的形式，在制度层面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求合理公正的量刑结果。对于涉及众多被害人的案件，可以考虑组织量刑建议听证会。对于被害人要求严惩被告人情绪激烈的，也可组织量刑建议听证会，总之，通过召开量刑建议听证会，可以倾听到来自社会各界的不同声音，使更多的人更加了解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检察官形成量刑建议结论，而且对于参与量刑建议听证会的人的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普法机会。

2.接受公开的评议

人民检察院应该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广泛听取在量刑建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争取征集建设性意见和高质量建议。此外，检察机关还要充分发挥聘请的人民监督员和特邀执法执纪监督员的监督职能。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讨论分析最近一段时期内所提出的量刑建议的质量和效果，在综合评议的基础上，提出今后进一步提高量刑建议质量的措施。

3.建立健全量刑建议质量考评机制

应建立完备的检察官量刑建议工作质量考评标准，重点突出其操作性和规范性。司法实践中，确定性量刑建议和幅度性量刑建议在检察机关中都有应用，因此，考评制度也应对它们进行区别对待。量刑建议的刑罚幅度不能跨越刑种，判决的刑种与量刑建议的刑种相同为量刑准确。要求量刑建议的刑罚幅度不能跨越刑种，即检察机关不能作出这样的量刑建议：“请求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因为法院的判决结果只有一个，与之是否相符的评判标准也只能有一个。在对提出量刑建议的个案作出上述考核后，还要对检察官在一个年度内所提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案件占该检察官所提量刑建议的全部案件的比率来进行考评，确定相应的评判等级作为奖惩的依据。

三、建立健全量刑建议保障救济机制

（1）应健全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强化检察机关对重大疑难刑事案件量刑的法律监督。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已于2010年4月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作为制度确定下来，然而提交会议讨论的多是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罪或死刑等案件的定性问题，以及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而量刑问题尤其是重大疑难案件的量刑问题却没有列入审委会的讨论范围。将重大疑难案件的量刑问题纳入审委会的讨论范围，可以改变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监督过多依靠抗诉这种事后监督方式的传统做法，更多采用量刑建议这种高效合理的事前监督方式。

（2）应建立法官不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说理制度，为发挥量刑建议对法院判决的监督作用提供制度的约束。实践中，法官多会在判决书中对辩护人发表的量刑意见进行归纳，并明确是否采纳，而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具体的量刑建议，由于没有说理制度的约束，法官不将其写入判决书，更不会在判决书中发表采纳与否的处理意见，而是直接写明法院的审判结果，这就使检察机关对法院判决的监督无法从判决书中得到直接的体现，明显削弱了量刑建议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与约束，使其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不明确状态，因此有必要建立法官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说理制度。此制度要求法官在不采纳量刑建议时必须以书面形式给予合理的说明，使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具有了软性约束力，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四、建立健全量刑建议的综合协调机制

（1）要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协调配合。积极督促侦查机关重视量刑证据的收集工作，全面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在介入重大案件侦查引导取证时，要积极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量刑证据。辩护律师提出量刑意见的，公诉人应当进行答辩。其次，要加强与法院的协调配合。检察机关决定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提出量刑建议的，量刑建议书应当与起诉书一并移送法院。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要积极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量刑辩论过程中，为查明与量刑有关的重要事实和情节，公诉人可以依法申请恢复法庭调查。如果庭审中出现新的事实、证据，需要补充侦查或补充提供量刑证据的，可以依法建议法庭延期审理，待查清事实证据后根据情况决定提出量刑建议。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篇4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执行检察官员额制以后，检察官按照权力清单履行职责。检察官的办案独立性和权力大大增强。以刑事检察办案为例，案件的批捕、起诉均由检察官独立完成。如何防止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滥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增强检察权运行的公开透明和促进检察权规范运行，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笔者对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现状、存在的不足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有所裨益。

一、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现状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不断加强队伍管理，强化内部监督，各项检察工作积极稳定向前发展，群众满意度大大提高。司法体制改革后，内部监督制约也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改变，力度进一步加大。当前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与指导。

依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双重领导体制关系，上级检察院与下级检察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有指挥监督权和决定权，下级检察院具有相应的服从和报告义务。上级检察院日常的检务督察工作或者下级检察院的工作汇报就是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一种监督方式。

二是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的监督。

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是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配套制度之一。这项制度为检察官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了决策辅助，对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办案权进行适度监督制约。

三是检察委员会的业务监督。

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业务决策机构，是检察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司法组织形式，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是案件管理办公室的管理与监督。

根据工作职能，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办理的案件实行统一受理，开展流程监控、案件评查等，是对办案期限、办案程序、办案质量等进行管理、监督和预警的有效方式。

五是检察机关内设政治监察的监督。

各级人民检察院内部都设立有政治部，对检察人员进行管理与监督，是队伍管理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对检察人员的工作进行业绩评价，落实奖惩制度，建立检察官司法档案，实行终身负责制。

六是检察院内设各部门之间监督。

在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都有独立的工作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比如，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立案侦查权、批捕起诉权分属不同的部门行使，这本身是一种制衡机制。

七是办案纪律的监督制约。

司法责任制下，检察官的权力清单明确了检察官职权范围，规定了检察官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检察官必须在权力清单规定范围内行使职权，同时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办案纪律和规定，确保依法、规范履行职务。

二、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存在的不足

（一）突出检察官的权力，行政监督弱化，难免发生案件质量问题

司法责任制改革前，基本上每办一个案，都要由承办人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批，分管检察长、检察长审批或检委会讨论决定。这样的办案模式突出了行政管理权，对于办案质量而言，有一定的把关作用，最大限度地杜绝错案的发生。实行入额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后，这种行政化管理监督模式已不存在，案件的决定和把关全部由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一人完成。而检察官的素质有高有低，如果没有审批权的监督，难免发生个别案件出现无罪、撤回起诉、捕后不诉等质量问题。

（二）内设部门的监督职能虚化

检察机关内设部门的监督大多是对案件结果的监督。政治部的业绩考评及案件管理办公室的案件评查、流程监控等大多是对结果的监督，是发生后的“亡羊补牢”，缺乏对执法办案全过程的监督。

（三）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的监督实效有待提高

当前的办案模式下，参加联席会议的检察官提出的意见只是起到“参考作用”，导致参会人员思想上不够重视、会前准备不足、发表意见“随意性”。监督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发挥检察委员会监督职能的作用有限

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和事项范围有一定的规定，讨论案件的重点范围主要是疑难复杂案件。检察委员会的监督方式主要属于事后监督，重点是业务监督和指导，对检察官办案过程的监督有限，无法保证监督的经常性和时效性。

（五）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制约力不足

目前，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面临以下突出问题：一方面，上级检察院如何对下级检察院进行监督，监督不当需要承担何种相应的法律责任，立法上没有规定；另一方面，上级检察院的领导与监督往往只限于业务上的指导，是个案的监督与指导，对于没有向上汇报的案件无法监督，对检察官的办案过程及检察官是否廉洁也无法监督到位。

三、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对策建议

检察权运行内部监督所表现出的不足，要求我们强化对检察官监督制约，进一步完善方式，合理解决检察权独立性与接受监督的矛盾，建立科学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加强廉政教育，增强检察人员接受监督的意识

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司法责任制、员额制改革，突出了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检察官是基本办案组织的组织者、协调者和案件办理的决定者。没有监督的权力势必导致腐败。因此，必须加强对检察官办案的监督和教育，增强检察干警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防止检察权的滥用。

（二）发挥好检察官联席会议的作用

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应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制定相关规则，完善联席会议制度顶层设计。二是规范会议程序。建议参照检委会子系统运行模式，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增设检察官联席会议子系统，使检察官联席会议的启动、发言、记录、统计分析等环节全程留痕。三是确立联席会议考核评价标准。将检察官参会及发表意见情况纳入考核范围。四是拓宽职能定位。检察官联席会议的功能应相当于检委会的职能，应具有“决策辅助”和“类案指导”功能。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联席会议应有的作用。

（三）强化办案组织内部监督制约

检察机关各办案部门负责人负责本部门的司法办案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协调检察官及检察辅助人员的司法办案工作，通过案件评查、业绩考评、办案管理、案件回访等，加强对办案组工作的日常监督，全面掌握检察官行使职权和廉洁自律的情况。对检察官进行考核时，应当认真听取检察辅助人员的意见；对检察辅助人员进行考核时，应当把检察官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四）深化检委会的监督职能

检委会是检察机关业务决策领导机构，具有较强的司法属性和专业性。加强检委会建设对于实现对检察权运行的内部监督和制约，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廉洁、高效行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明确检委会议案启动和终结程序，提交讨论案件的范围和标准，增强委员对重大疑难要案和新型案件的专业指导性，实现将工作重心从案件讨论到业务指导转移。通过强化检委会对检察官事前和事中监督，有效防范检察官在利益驱动下滥用检察权。

（五）强化案件管理和流程监控

案件管理部门是检察机关对办案活动进行统一管理的部门。流程监控对于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有针对性地防范和纠正司法办案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保障检察权规范、公正、高效运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流程监控的作用和监督功能，促进检察人员公正、规范、文明执法。

（六）充分落实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才能更好地提高办案质量。办案检察官应当对其履行职责的行为承担司法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七）完善考评考核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篇5

[论文摘要]深化案件管理机制改革是检察机关顺应司法改革潮流，进行自我完善、加强自我监督的内在要求，创新案件管理体制、促进检察管理水平的提升，是强化法律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质量和效率，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试图对案件管理机制的价值、必要性、构建原则、完善以及案件管理机构的定位、职责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案件管理机制的改革发展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论文关键词]案件管理机制 价值 构建原则 完善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检察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前的案件管理模式已不再适应人民群众对执法办案的新需求。因此，近年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在不断探索案件管理机制改革的新方法、新途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部署下，各地检察机关相继建立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目前一致称为案件管理办公室。本文试图对案件管理机制的价值、必要性、构建原则、完善以及案件管理机构的定位、职责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案件管理机制的改革发展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一、案件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建立案件管理专门机构前，以保障案件质量为目的的内部监督制约制度主要包括：一是上下级机关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条线管理，或称纵向管理，即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及院领导对所属部门的管理，这是目前实行的主要管理方式。二是各业务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自侦、侦监、公诉、监所、控申等部门进行的相互监督制约。三是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包括对干警履职情况、遵守法律、法规和办案纪律情况的监督，以及对错案的责任追究等。上述案件质量管理体系和内部监督制约制度是检察机关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仍然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有效性，这些管理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对案件质量履行监督职能的部门较为分散，缺乏专门机构和保障措施。二是案件质量管理过程中行政色彩较为浓厚，案件办理虽经过层层审批，但有时难以真正发挥监督作用，还可能造成案件办理职责不清，责任难以追究。三是尚未建立起科学、规范、系统的案件质量管理和流程管理机制。四是缺乏覆盖全面、标准科学、行之有效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

二、案件管理机制的价值和必要性

（一）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客观需要

检察权作为一项公权力，它的行使必须受到一定的监督与控制，否则就可能因权力滥用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前，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体系不够健全，内部监督制度不够完善，对于出现的问题有时难以做到有效控制。案件管理专门机构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能够做到对执法办案的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实现了法律监督机关对自身的监督制约。案件管理办公室可以及时、主

动对案件进行全程监督，真正做到办案与监督分离，充分体现了当前检察机关贯彻“监督者更应接受监督”的理念，保障了办案质量和效率。

（二）符合检察工作的发展规律和价值追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第十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牢固树立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安全相统一的业绩观。要做到五者的协调统一就必须要改革当前的案件管理机制，实现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案件管理机制包括统一受案、流程监控、动态监督、文书管理、结案审核、涉案款物管理等方面，提高了案件质量和效率，实现了检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检察职能的有效整合，符合“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此外，案件管理机制提高了执法办案的专业化、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符合检察工作的发展趋势。

三、案件管理机制的构建原则

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案件管理机制体系，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在检察体制范围内，依照合法、高效、实用的要求，逐步建立起包括案件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价、数据统计查询等相互衔接、权责明确、精简高效的案件管理机制。具体说来应当符合以下原则：一是合法性原则，包括案件管理主体合法和程序合法。案件管理机制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的一部分，要求其主体不能超越现行检察机关的内部设置，同时，要保证程序合法，即案件管理不能违反《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做到既有效管理又不影响业务部门正常办案。二是全面性原则，要求案件管理对办理的案件进行案件质量、办理程序以及办案结果等方面的全面、有效监控。三是严谨性原则，案件管理机制应具备高度的严谨性，必须做到内容科学、流程清晰、逻辑严密、力求周全。四是高效性原则，案件管理必须能够快捷解决问题，利用有限的工作资源获得最高的效率、最大的效益和最好的效果。五是可操作性原则，案件管理信息系统及网络平台的设计应力求简便易行、便于操作，这样才能达到全面管理、高效监督、积极服务的目的。

四、案件管理机构的定位和职责

（一）案件管理机构的定位

案件管理办公室属于检察机关的综合业务部门，发挥管理、监督、参谋、服务、协调等作用，加强了检察机关内部对执法办案的横向管理，符合现代管理学中关于法人治理机制的原理。案件管理办公室对案件实行全程管理、动态监督，形成了内部监督管理制约的新体制，需要正确处理与其他业务部门的关系，做到既有效提高案件质量和效率，又不影响办案部门的正常工作。

（二）案件管理机构的职责

案件管理办公室具有以下职责：负责案件的审查、受理和流转，负责进行办案流程监控、法律文书审核、涉案款物管理和统计数据的汇总、审核、分析，并负责组织案件质量评查及案件质量考核。此外，还负责进行业务工作对内、对外的沟通协调。

五、案件管理机制的完善

（一）案件质量管理的完善

进行案件质量管理是案件管理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案件质量评查、案件质量考核等方式有效促进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1.采取全面评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个案评查等方式进行案件质量评查，根据评查内容形成评查分析报告，及时发现执法办案中存在的个别性或普遍性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从而帮助办案部门完善工作制度、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执法水平。同时，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反映本院执法办案运行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进行案件质量评查需要建立具体的评价标准，制定明确、细致的规范性文件，涵盖案件质量评查各个环节，对评查工作规定严格的运行规则和时限要求，从而使评查工作有章可循。此外，评查结果要与检察官评优、奖励、提职、晋级挂钩，使之成为保证和提高办案质量的驱动力。

2.日常考评中，案件管理办公室可以利用案件管理信息平台对案件进行质量考核，及时掌握承办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履行职责的相关信息，并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细化考核标准，使内部监督融入到干警执法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从而实现对执法办案的有效管理和监控。同时，根据办理案件数量、质量、效果和诉讼监督工作开展情况等数据评估承办人的工作业绩，并纳入业务部门执法档案，作为干警奖惩的重要依据之一。

3.实现案件质量管理信息化和标准化。通过信息化网络平台的普遍应用，对执法办案数据根据预先设定的标准进行评价，并自动分析审查过程、自动形成评价结果，从而实现案件管理的科学分析。案件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对业务部门办理案件的管理、监督、预警等职责，做到对办案过程各个环节的全面了解、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不断规范案件质量标准，增强干警的责任意识，促进办案质量的提高。

（二）案件流程管理的完善

案件流程监控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程序控制，是规范办案程序、促进严格执法、提高执法水平的根本保证。

1.统一受案。案件受理是检察机关管辖案件的“进口”，也是案件管理的第一道关口。为把住案件受理关，案件管理办公室必须对进入检察环节的案件实行受案管理，即对受理的案件进行形式审查，审查案件是否应由本单位管辖以及应具备的有关材料是否齐全等。同时，案件管理办公室统一对外移送案件、送达法律文书、收取回执，通过统一受案和移送，控制案件进出口。

2.流程监控。案件管理办公室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规章制度，对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全过程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审查各办案部门的办案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案件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办结、对案件的处理决定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以便及时了解各类案件在不同诉讼环节的办理情况，准确掌握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流程监控主要依托开发利用信息技术，研发功能齐全、使用便捷的案件管理软件，从而进行案件信息录入、办案期限预警、实时动态监督、数据自动分析等工作。

（三）数据统计及业务信息分析制度的完善

案件管理机制与其他检察管理机制的有机结合，对于提升检察管理的整体水平，推动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有助于促进检察机关的决策科学化、运行效能化、管理全程化、监督动态化和考评科学化。案件管理机构把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有效运用于案件管理当中，及时掌控和整合信息，利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篇6

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功能目的当前，就检察机关是否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基层检察人员存在观念上的偏见：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司法被动性、独立性属性，检察工作的要求只需依据诉讼法律规定，在诉讼进程如侦查监督、审查起诉、刑事抗诉、民行检察监督、刑事执行等程序中，履行法定职责便可，检察工作内容并未要求检察人员参与社会管理，或就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检察意见。即便检察人员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提出检察建议或检察函，这也是一种自主选择行为并非义务职责。这种程序被动主义观念的存在，笔者认为除了刑事司法固有属性原因之外，主要是缘于检察人员对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功能目的的认识

不够明确，对自身职能定位发生曲解导致。

若要明确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功能目的，需要明确社会管理及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概念。社会管理主要是政治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不局限于政府组织，他是社会、经济、政治运行中的所有团体性组织包括司法机关和权力机关。社会管理创新是在现有社会管理的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对现行社会管理理念、方法和机制进行改造、改进、改革，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健全社会管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及一系列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中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经济、法律效益，对原本落后的管理方法进行改进的过程，对检察机关而言，是其在履行检察职能的过程中，发现刑事犯罪背后存在的社会管理漏洞以及刑法实现过程中的就刑罚处置方式进行合乎法律法规、社情民意的创新改革。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检察机关在检察权实行过程中，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正当合法利益诉求，运用法定手段，主动参与或建议有权机关对各项社会制度进行合理有序安排，来实现建立在公平正义价值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如果需要给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目的功能再设置普遍适用的标准，即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追诉犯罪或法律监督检察职能要求，处理具体个案中，要注重个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围内容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范围内容，具体体现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能之中，在未提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内容之前，检察机关早已在自身职能履行中触及了相关的内容范围，因此，对于检察机关的此项工作不是新的职能创设，而是一种发现，在原有的职能中发现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内容，或是根据原有的职能进行合乎正义的延伸，以实现检察机关服务社会管理的功能目的。

最高检《实施意见》关于社会管理创新内容如下：（1）参加社区矫正工作。（2）监督监管场所依法、文明、科学管理。（3）协助做好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4）积极参加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5）积极参与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6）加强检察网络建设和检察宣传工作。

最高检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围内容采取的是列举式的方法，这种列举式的不足之处在于无法随着经济社会环境变迁，或社会管理重心的转移，检察机关参与的方向不能灵活改变，创新工作变成了保守制度。例如时下的食品安全问题，新刑法修正案将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修订后，检察机关参与该领域深度和广度得到了极大拓展，而实施意见内容却并未就该内容给司法人员提供指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给予能动性的概括性，使该内容实现稳定性、变动性的统一。这其中变动性是司法能动的体现，即司法应当具备服务公民、社会、国家各种利益的功能，主动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概言之即为：其他检察机关在职能履行中，为维护公民、社会、国家利益而对原有社会管理方式进行合法、合理、高效的改进或建议。

三、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途径

当我们已了然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围内容，那又该通过怎样的方式途径完成从内容到现实的转变，笔者认为需要从检察工作机制和检察机关内部管理两方面来

完成。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就其本质而言是检察工作与社会管理衔接的一种机制创新。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检察工作机制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检察工作机制是一种能动性的工作机制。检察工作因为工作对象、社会形势，不同时空条件的变化，为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检察机关对自身工作做出符合时代特征的调整。例如经济建设发展时期，检察工作围绕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全局，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民生保障可能代替成为检察工作服务的重心。其次，参与社会管理工作创新的检察机关工作机制受制于刑事立法或诉讼立法的制约。换言之，受制于法定检察职能的约束。再次，检察工作创新机制在一定期限内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制度安排。例如被害人救助制度、刑事和解制度、暂缓起诉制度等，这些检察工作机制都可能是一项长期的检察工作运行制度。结合检察工作机制如上特征，笔者对现有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例举如下（该机制系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范围内容的制度化落实）：（1）服务大局机制。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阶段性的特征，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检察机关工作机制的重心也要随之发生变化；（2）突出检察职能机制。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改革，促进执法办案效果的最优化；外来人员同城待遇和未成年人犯罪特殊保护机制，深化刑法适用的公正性；建立“检调对接”机制，依托社会“大调解”机制推进社会矛盾的化解等；（3）完善社区矫正型对象监外执行社会管理机制。例如检察量刑建议改革扩大社区矫正型适用范围；推动完善交付执行机制；完善矫正环节检察内容和操作程序机制；（4）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

检察工作机制有效运行离不开检察机关内部管理方式的改革和创新，内部管理创新是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检察机关应通过整合内部资源，优化职权和资源配置，统筹形成合力，增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具体要求如下：一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篇7

量刑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 依法就其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 实际庭审中, 公诉人根据相关证据, 综合考虑各种从轻、从重、减轻等情节后提出量刑建议。然而对于涉及人身伤害的公诉案件, 公诉人也仅根据公安机关鉴定机构或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做出的鉴定结论, 如轻伤、重伤等, 作为综合评估的量刑情节之一。鉴于法医鉴定的专业性强、涉及面广, 包括医学、损伤学、精神病学等学科知识, 公诉人不可能、也无法综合考虑受害人受伤的原因、治疗的过程及愈后的情况作为量刑建议的依据。

以鉴定结论均系轻伤为例, 如同样是四肢长骨骨折, 是一次打击还是多次打击形成, 不同的主观恶性在量刑建议时是否需要考虑?锁骨骨折自然愈合和胸部损伤引起气胸、血胸经临床对症治疗愈合, 受害人承受不同的痛苦程度、经济代价在量刑建议时是否需要考虑?面部损伤后留有明显瘢痕和外伤致鼓膜穿孔, 损伤愈后对受害人的生活影响轻重程度在量刑建议时是否需要考虑?

仅根据鉴定结论, 不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违反了依法建议的原则;仅根据鉴定结论, 不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 不客观、全面的审查证据, 违反了客观公正的原则;仅根据鉴定结论, 不综合考虑其他详细情节, 不能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也不能达到社会效果和法治效果相统一。

怎样发挥检察技术门类中的法医鉴定职能, 做好法医鉴定工作与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结合, 为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笔者认为检察法医应做好如下工作:

一、紧抓案件源头, 注重文证审查

对涉及人身伤害的案件, 检察机关可以发文的形式, 要求公诉部门对拟作证据使用的法医鉴定结论, 一律送到技术部门进行合法性、科学性、客观性、规范性的审查;并明确规定, 没有技术部门的审查意见, 一律不得讨论并作出最终处理决定。法医人员也应主动、积极与公诉部门加强联系, 及时沟通, 在案件诉讼期限内通过审查法医鉴定结论、查看医疗病历、商请专家阅读影像资料等方式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二、紧跟案件进展, 详细了解案情

法医在接手公诉部门委托对专业性鉴定进行审查的案件后, 不能就鉴定而审查鉴定, 应当结合阅读卷宗材料、聆听公诉人讲解等方式充分掌握案情, 理清受害人受伤的来龙去脉,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随时跟踪受害人伤情愈合状况, 必要时可以直接向加害人、受害人了解详实过程, 为公诉人量刑建议提供充分的理由及依据。

三、积极出庭作证, 给予公诉人专业支持

江苏省检察技术办案流程中规定了检察技术鉴定人有出庭就检验鉴定事项接受质询的义务, 然而对进行文证审查的技术人员是否需要出庭没有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 对于涉及人身伤害的案件, 由于法医学涉及的学科专、术语多, 法医人员进行文证审查、掌握受害人伤情并提出对量刑建议有影响的意见后, 应当积极参加庭审, 协助公诉人对辩护方质证量刑证据的答辩, 以保证量刑建议能被庭审机构顺利采纳、运用, 争取量刑建议的最佳效果。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篇8

1.公益原则

该原则要求只有当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检察机关才能以原告的身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该原则实际上是在对公权力的限定的基础上来保障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恰当。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身份提起诉讼时，其所维护的不是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一些特殊的或特定的利益，而是作为国家保护公共利益的代表。如果受侵害的只是私人权益，而当事人无论是基于何种理由对该侵权行为没有起诉，检察机关也不得以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为理由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公权力对私权益的过度干预，还能保持私权自治与国家适当干预之间的平衡。

2.必要原则

判断是否是必要的情形，其基本标准有三点：

（1）被诉的具体侵权行为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不包括在内。

（2）起诉机制受到阻碍，即在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民事行为违法侵权并且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时，没有适合的原告提起诉讼或虽原告适合但其不敢起诉、不愿起诉、不能起诉等前提时。

（3）民事违法行为必须造成了重大的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时。在考虑是否符合“重大”这一问题时，应当结合涉案范围、人数、金额、社会影响、后果程度等进行综合评判。

3.时效原则

指只有在法定的诉讼时效以内，检察机关才能对民事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如果想要追究该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而此时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即使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检察机关也不能对此损害予以救济。这主要是为了保持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以及节约司法成本和司法资源。民事公益诉讼属于民事诉讼中的特殊类型，也应当遵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应考虑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这一问题。

4.平等原則

民事诉讼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纠纷的诉讼活动。在三大诉讼中，民事诉讼相较于刑事和行政诉讼最显著的区别就是诉讼主体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虽然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是以原告身份出现的，其诉讼权利应当与原告的法律地位相适应，不能以法律监督权来压制审判权和对方当事人的诉权。

二、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起诉范围

1.国有资产损害案件

我国国有资产范围广、数量多，但权责不明，产权不分。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流失，并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虽然我国刑法对损害国有资产的不法行为定义了多个罪名，但在现实生活中犯罪分子不断有新的犯罪方式或手段来损害国有资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这些新的行为方式难以定性为刑法所规定的罪名，这就使得某些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违法行为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而难以违反刑法的规定处理。此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因为缺失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非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具体监管权，无法运用行政权力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对追究违法损害国有资产行为者的法律责任和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具有重要意义。

2.公害案件

这类案件因为会直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所以主要指的是污染环境和破坏公共卫生这两大类。环境权是一种基本人权，在对其进行保护时，不能仅采用传统的以损害个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和事后救济权利绝对个人化的方式。它属于民法所保护的私权益，而且还是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社会性私权”。其外在表现是公民享有保护环境不受不法侵害的权利，内在属性则是其保护的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而破坏公共卫生会对不特定群体的生命健康权造成威胁。公害案件的受害人常常是不特定的群体，且受害人的人数较多，经常会出现无人起诉或受害人无力起诉、无法起诉的情况，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提起公益诉讼可以有效的维护公共利益免受侵害。

3.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

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大多表现为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以及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市场垄断行为会导致行业定价由极少数大头企业控制、排挤“外来户”、非正常高额利润侵犯其他经营户等诟病；不正当竞争行为则会损害市场经济规制的良好运作；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多体现在产品质量不合格导致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重大侵害。这类案件不仅会损害个体利益，更可能会损害广大不特定群体的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因此，由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提起诉讼，可以避免原被告双方势力不均而弃诉的现象。

4.严重侵害弱势群体的案件

弱势群体是指在心理、生理以及经济状况和文化素质方面低于社会一般水平的社会成员。他们相较于普通大众的弱势性主要体现在经济贫困、生活质量档次低和承受力脆弱。如贫病老人、残障者、失业者、流浪者、农民工等。这些弱势群体势单力薄，在遇到社会的不公平待遇时根本无力反抗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作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我国及其国家设定的相应机构有义务承担起扶助这些人员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责任。为此，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应当纳入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

三、举证责任

在一般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对于举证责任问题大多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对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在考虑到检察机关的性质及其在诉讼中的特殊地位等因素时，认为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拥有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在证据的收集上也比其他主体更容易，所以主张采用传统的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然而公益侵权行为较普通的侵权行为更为复杂，侵权的主体往往是强大的组织机构。而且侵权行为实施过程的不规范、不透明，专有技术和生产工艺的秘密性，导致产生危害的原因和条件具有复杂性，因此给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侵权行为是侵权一方实施的，对造成危害的原因、结果更为熟悉。完全采用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法平衡诉讼双方的证明责任。尽管检察机关具有特殊性质和地位的优越性，比其他一般的个人与社会团体更容易调查取证，但这一优势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取证难的情形，所以，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应当结合具体的侵权行为实行相应的举证责任倒置。在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时，只需把与侵权一方最近、检察机关最难于取证的证明内容举证倒置给侵权一方即可。并且要把握好举证责任倒置的适度性原则，防止因过度的倒置举证责任而引起判决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下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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