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档案

检察机关档案（精选11篇）

检察机关档案 篇1

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是指,应用数字技术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规则、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等内容固化下来,对检察机关每个办案环节设置明确的流程指引和预警功能,对办案流程进行统一的规划设计,对重要环节进行节点控制,使得案件从受理到办结全程网上运行的检察机关办案软件系统[1]。2013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以下简称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使用管理办法(试行)[2]。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使各种信息跨部门、跨地域流动,是推动检察机关执法规范化、管理科学化,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对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和管理的意义

1.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使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内容趋于统一,形式更为规范。因各地不同的办案模式、文书制作习惯、案件装订规范等因素,一直以来,不同地区的检察机关诉讼文书存在差别。例如:有些地区要求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要注明案件来源、抓捕经过,并以独立的文书形式随卷移送。而有些地区却要求将上述文书统一归入审查结论报告或立案决定书中。类似这样“不起眼”的差异在各地大量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与管理上的混乱。而统一系统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新的网上办案模式将不同部门的工作,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分为不同的办案阶段,并在每个阶段中配套大量的文书模板。案件承办人在受理案件后,只需要按照列表中的文书类别,生成相应的文书模板,按模板的内容逐项填写即可。这样的操作系统既做到了案件受理流畅清楚,又保证了文书模式的完整统一。同时按照办案步骤逐步生成的文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纸质卷宗的装订顺序。这在完善文书格式、内容的同时,规范了卷宗的装订顺序,为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极大地促进了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和发展。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施前,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管理部门每年不仅要搜集、整理一年来的纸质诉讼档案,而且要对纸质诉讼档案进行逐页扫描,存入电子信息库。基于庞大的案件数量,检察机关档案管理部门对诉讼卷宗的归档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一般来讲,一年的刑事卷宗要等到次年三四月份才能上交到档案管理部门,到六七月份,卷宗才能顺利归档完毕。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施后,随着案件承办人的逐步操作,相应的文书材料在案件办理时已经自动生成,搜集到的证据也因统一系统软件操作要求扫描入电子卷宗。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流程结束后,电子档案即整理完毕。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档案管理部门工作量的同时,也能保证诉讼卷宗,尤其是诉讼电子卷宗在案件侦结后及时归档,解决了以往诉讼卷宗归档的滞后性,极大地促进了诉讼档案的发展。

3.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便于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统一管理。近些年来,各省、市、区(县)检察机关十分重视诉讼档案的建设工作,诉讼档案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基于庞大的诉讼档案数量,及案件归档的滞后性,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统一管理存在一定的困难。以往,对诉讼档案的管理,仅限于自查自纠及上级部门的抽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施以后,由于其系统自身的授权,上级部门可以随时调取下级检察机关诉讼电子档案,随时查看相关案件的诉讼情况、文书及证据,及时对诉讼档案内容、诉讼程序、证据效力等内容进行监督和管理,这无疑很好地促进了诉讼档案的统一管理。

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背景下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存在的问题

1.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认识程度不足,对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不够重视。相对于传统办案方式,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开创了检察机关网上办案的新模式,其必然也一定会成为今后检察机关受理刑事案件,开展司法工作的主线。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与管理也必将依附统一系统而向前发展。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运行初期,一些检察干警还没有熟练掌握系统基本操作,继而导致部分应制作的文书因不会操作而缺失;与此同时,基于“图省事、免麻烦、上传越多,越容易出错”的心理,一些检察干警在进行系统操作的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将搜集到的刑事证据完整扫描并归入电子卷,没有将相关案卡填写完整,没有将同步录音录像材料完全归档保存。这些“不能操作、不想录入、不愿归档”的行为,势必会造成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内容的缺失,势必不利于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

2.基于系统自身的原因,导致诉讼档案内容不全。现行的系统规定,超过50MB的超大文件不能上传到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予以保存。这是因为超大(大于50MB)的文件占用了有限的存储设备资源,降低了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适用效率,影响了网络数据传输速度,导致部分服务器速度过慢,影响办案效率。虽然,禁止大于50MB的超大文件上传暂时缓解了服务器的运行负担,然而,这种禁止性的规定却不利于诉讼档案的发展。一方面,刑事案件,尤其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要制作同步录音录像,有些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其询问、讯问笔录甚至长达七八个小时。而最终形成的录像文件,基本都会超过50MB。这样一来,部分的同步录音录像因上述禁止性规定而不能归入到诉讼电子卷宗,这无疑破坏了诉讼卷宗的完整性;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出现了许多电子证据,以佐证相关犯罪事实,例如:QQ聊天记录、现场录音、录像、光盘等,有些内容文件过大,也存在不能上传到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情况。这些可以直接佐证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若不能归入到诉讼电子档案,无疑直接影响了诉讼电子档案的发展。

3.亟须适应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人民检察院档案管理办法。为了加强人民检察院诉讼档案的科学管理,早在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国家档案局制定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情况,制定了《人民检察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并以八个部分,二十七项条文对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管理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而随之出台的《人民检察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又对其作了补充及说明。以上两个办法很好地规范了全国检察机关的档案管理工作。然而,随着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全国检察机关的全面实施,系统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方面,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出现了新式的诉讼文书,例如:办案工作区申请表、主管领导审批手续、案件管理部门收案、送案通知书等,这些文书如何进行立卷归档,上述两个办法都没有涉及;另一方面,上述两个办法中,对文书具体内容如何撰写也鲜有规定。随着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推广,诉讼文书应如何制作,文书内容应怎样书写,需要统一的规范。

三、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下检察机关诉讼档案建设与管理的几点建议

1.加强培训工作,提高检察干警重视程度。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全国检察机关的应用和推广,不仅有利于提高检察系统案件办理效率,同时也促进了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检察干警的培训工作。首先,对一线办案干警进行全方位的整体培训。既要保证干警在现有岗位上熟练进行本部门相关业务的系统操作,又要落实在跨部门案件移送时案件流转的有序衔接。其次,要对主管领导、部门负责人等具有审批权限的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避免出现因审批手续操作不当给后续案件办理带来不便的情况。最后,要加强技术部门专业人员的培训,强化他们自身的业务水平,提高他们处理系统突发事件的能力,以确保其对本院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监管和维护工作。另一方面,还需要提高广大检察干警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重视程度,促进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检察干警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每一步操作,特别是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都将作为诉讼电子档案予以保存。这些电子数据,也是上级检察部门浏览诉讼卷宗、查阅案卷材料、进行责任倒查的主要依据。因此,要加强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重要性的宣传工作,使广大干警真正重视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检察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使案件承办人在制作法律文书时,适用法律准确无误,论述犯罪构成条理清晰,填写案卡全面完整,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思想上重视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真正促进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

2.要加强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软件的开发与利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研发与推广,可以说是电子信息平台和检察机关日常业务的完美衔接。在提高检察系统办案效率的前提下,更好地促进了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然而,由于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全面推行的时间较短,一些实践中出现的系统“硬伤”还需要技术人员加以解决。一方面,要对系统硬件进行优化升级。增加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服务器内存的同时也要扩充硬盘容量,以便能够使较大附件顺利上传至系统。另一方面,要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操作进行升级。为了能够充分发挥系统硬件的性能提升优势,要采用性能更优、处理能力更强,运行更稳定、系统更安全的操作系统,以便更加流畅地进行系统操作;与此同时,要加强检察系统内网的专网维护,全面提升检察系统专网的信息传播速度。这样才能在扩大信息存储量的同时保证较大附件上传网络畅通无阻,保证系统运行的稳定,保证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全面、完整。

3.要出台适合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检察机关档案管理办法。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有效运行,不仅要依靠完善的系统设置,还需要依托健全的规章制度。只有做到优化系统配置,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设立的初衷,才能真正有益于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从制度上要对《人民检察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和《人民检察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进行修订。应从案件装订顺序、案卷文书制作、诉讼文书撰写等方面作出全面、系统的说明,使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所生成的文书在装订入卷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要加强上下级检察机关的沟通,特别是省级以上检察院和各地区检察院的沟通。下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是日常处理各类检察事务的主力军,其自身更容易也更能够体会到统一系统的优势和不足。因此,要注意搜集各地检察机关对统一系统的建议和意见,以便更好地完善统一系统,出台更适合统一系统日常管理的规范。

检察机关档案 篇2

关键词：检察职能 保民生 举措 创新

一、树立民生意识，努力夯实保民生的思想基础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也是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基层检察机关要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各项检察工作都应该着眼民生、保障民生，把维护人民权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大力气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权利，真正做到带着深厚的感情为群众排忧解难，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为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真正解民忧、促民和。近年来，吉水县检察院提出了“规范管理”、“平和执法”、“共筑和谐”“亲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制定了规范化管理实施方案和亲民助民八项措施，全院上下牢固树立民生意识，努力夯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想基础，落实“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要求。

二、明确工作重点，认真落实保民生的具体举措

检察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要解決好现实的民生问题，必须牢牢把握住保民生的工作重点，这是基层检察机关用实际行动维护人民权益的根本。

1.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侵民刑事犯罪，保民安。基层检察工作始终要把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作为首要任务，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严厉打击的态势，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了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必须始终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能，依法打击各类侵民刑事犯罪，重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同时还要加大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力度，依法打击制假售假、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严重破坏生态和资源的犯罪，依法打击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破坏农业生产发展、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犯罪活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近三年来，吉水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刑事犯罪255件407人，提起公诉 463 件 704人，其中起诉侵民刑事犯罪 88 件126 人，重点打击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及有组织犯罪和“两抢一盗”等侵财性犯罪，依法打击了一批破坏农业生产发展、损农坑农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突出预防和查办涉及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护民利。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基层检察机关如何预防和查办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是保民生的关键举措。因此必须在民生领域加大预防力度，构建全方位的预防系统，最大限度地确保民生项目和资金规范高效运行。同时要始终把查处教育、就业、金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征地拆迁、抢险救灾、移民补偿等八大领域损害民生利益的职务犯罪，以及失职渎职造成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职务犯罪、司法不公背后的徇私舞弊与枉法裁判，行政执法不公背后的滥用职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加大查处该类职务犯罪的工作力度。近年来，吉水县检察院立案查办了一批发生在教育、土地、工程建设、民政、水利、林业等领域、司法和行政执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和新农村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这些职务犯罪案件涉及民生领域的许多方面，且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总量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所办涉民职务犯罪案件，有效震慑和遏制危害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推动建立和完善防治民生领域职务犯罪长效机制，帮助解决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有效化解因民生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了检察机关亲民、为民、护民的良好形象。

3.关注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及时化解矛盾，畅民意。基层检察院更贴近人民群众，更易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更有机会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因此检察机关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加强监督、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出发，积极做好群众接待和控告申诉工作，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准确把握群众诉求和社情民意，对人民群众的举报、控告、申诉案件，及时办理，及时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近年来，我院健全了一系列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完善和落实了信访首办责任制、领导包案制、带案下访制，开展检察长定期接访日和随时下访活动，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对受理的群众信访和刑事赔偿案件进行认真处理。近年来吉水县检察院加大涉检信访排查工作，多次深入农村农户倾听民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化解民怨，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这些工作的开展妥善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积极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没有发生一起影响社会稳定的涉检案件，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

三、创新工作机制，不断提升保民生的实际效果

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民生，提高检察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服务水平，需要我们不断深化检察工作机制创新，这既是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动力，又是保民生的客观要求。当前，基层院应着重抓好以下检察工作机制的建设和创新：一是按照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的要求，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加强内设机构之间的协作配合，使各项检察工作统筹协调发展，各种诉讼监督得以“无缝焊接”，形成法律监督的整体合力。二是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刑事、民事行政法律监督调查机制。健全和完善以发现、核实、纠正司法人员违法行为为核心内容的刑事、民事行政法律监督调查机制，有效提高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水平，切实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际效果。三是积极推进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和弥补，有利于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的修复，有利于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缓和机制，从而有效地预防犯罪。

四、规范执法行为，积极推进保民生的能力建设

检察机关档案 篇3

关键词：行贿犯罪档案,制度设计,对策,建议

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设计理念

2006年3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颁布的《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提到“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 遏制和防范职务犯罪, 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打击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 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决定建立行贿犯罪档案系统, 并对外受理查询。当时规定行贿犯罪档案的录入的范围为:1997年刑法修订实施以来, 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判的发生在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领域的个人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的档案。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制度设计的目的是把采用贿赂手段从事不正当竞争的人员依法曝光, 为社会各行各业进行相关查询搭建资源平台, 以使行贿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承担应有的风险, 使诚实守信、依法办事、依法经营者得到保护;健全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充实社会信用体系的内容, 实现信用体系与司法工作的有机结合。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自2006年1月开展以来, 取得了显著进展, 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和肯定。三年来共受理查询57311次, 涉及被查询单位60505家, 个人48741人。其中有254个单位和224名个人分别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置。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对防控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发挥了积极的警示和威慑效应, 有力促进了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中共中央2008年颁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明确指出, 建立和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 把是否存在不正当交易行为尤其是行贿行为作为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央部署要求, 认真总结三年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 认为取消行业领域限制的时机已经成熟。2009年9月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颁布实施。新规定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 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取消限制加大了贿赂犯罪成本, 发挥更强的警示和震慑犯罪的作用。此次新规定对查询范围进行修改, 是检察机关建立防控贿赂犯罪长效机制的有益探索, 体现出检察机关运用非刑罚手段, 推进反腐败斗争的现代法治理念要求;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充实社会信用体系的内容, 实现信用体系与司法工作的有机结合。同时, 这一系统成本低, 使行贿犯罪行为付出代价, 客观上也是对守法经营者的弘扬和保护, 以促进市场竞争的规范有序, 彰显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

此外, 新规定对国家公职人员有更强的警示作用, 使之远离贿赂行为, 廉洁从政。还可以促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行政执法、行业监管的优势互补和力量整合, 形成遏制和防范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贿赂犯罪的合力, 进一步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二、制度的实践操作

凡进行行贿档案查询的, 由查询申请单位、个人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负责受理, 由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部门负责承办。向检察机关提出查询申请时, 单位应当出具书面申请和单位证明, 个人应当出具书面申请和有效身份证件。检察机关应当对受理的查询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 应当在受理后三日内书面告知查询结果;对不符合条件的, 应当及时告知对方并说明原因。检察机关对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向申请查询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以下内容:

(一) 行贿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和犯罪数额;

(二) 判决的时间和结果;

(三) 共同实施行贿犯罪中的被查询对象的相关内容。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检察机关提供的查询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向提供查询的检察机关请求复核。受理复核的检察机关应当在三日内反馈复核结果。检察机关不干预、不参与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查询结果的处置。

三、罗湖区检察院近年来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情况

2006年罗湖区检察院按照高检院的要求, 省院、市院的部署, 购买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软件, 派笔者到省院参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操作学习班。笔者来后严格按照《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对案件领域、性质的要求, 搜集了我院立案侦查并经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共3起, 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库。

2006年底我院初步建立行贿犯罪查询档案库。2007年5月我院首次受理某企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 预防部门工作人员高效的完成查询工作, 及时出具了查询结果告知函, 为企业到外省竞标创造了条件。此次查询是深圳市检察系统受理的首例查询申请, 自此我院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正式开始对外接受查询。2007年当年共受理查询申请5起, 分别是企业参与云南昆明以及重庆工程招投标所需;2008年受理查询申请5起, 除个别增加新的企业外, 还是2007年来申请查询的企业。2009年9月1日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开始实施。新规定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 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按照高检院这一要求部署, 我院将档案文件里所有涉及行贿的立案案件查找出来后录入行贿犯罪档案库。此次修改, 可以加大贿赂犯罪成本, 发挥更强的警示和震慑犯罪的作用。

截至目前我院录入的15条行贿犯罪案件信息, 都是充分利用我院的司法资料, 对1997年以来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处理的全部行贿犯罪记录的总括, 主要集中在建筑以及政府采购方面, 除一起是单位行贿外, 其余全部是个人行贿案件。与此同时2009年申请查询的数量突飞猛增到20宗, 比2007、2008年增加了三倍, 申请的企业数量也有所增加。

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对非罪行贿行为的打击不力。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查询工作管理规定 (暂行) 》第六条中明确要求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受贿犯罪的相对行贿行为、人民检察院作出撤案和不起诉处理但有证据认定的行贿行为, 不得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提供对外查询。但事实上, 随着近几年各地经济走上快车道, 行贿受贿的行为逐年增多了, 对社会风气的危害极大, 特别是在商业领域的行贿犯罪日益猖獗, 在整个社会来说行贿从过去的生产经营、建筑工程、金融证券、商品流通、房地产等经济热点领域, 向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等多领域多行业渗透极大的危害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运行。

但行贿案件数量却增加不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一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1月至6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商业贿赂案件6277件6842人, 涉案总金额人民币9.18亿余元。这其中, 涉嫌受贿犯罪4849件, 占到立案总数的77.25%;行贿罪1197件, 占19.07%。从逻辑关系来看, 有受贿必有行贿, 可在这组对偶犯罪中, 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查处率, 却显得悬殊。究其原因, 是我国司法实践以打击受贿为主, 为了获得受贿案件的定案而把行贿犯罪嫌疑人作为证人对待, 并没有作犯罪处理, 最后很多行贿人因为具有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 案件多作了不起诉或撤诉处理。这样一来, 很多事实上实施了行贿行为的人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案件的数量就没有与行贿行为数量的增长成正比。

这种社会价值在行贿上的颠覆, 产生的负面效果一是在不少人看来行贿并不可耻;二是对人们预期心理的威慑力很弱, 即人们预期知道自己行贿后也没有太大法律上的危险或触犯法律的“成本”不大。由于行贿犯罪档案库对这样一类“行贿行为”并不录入和提供查询, 这样一来, 行贿档案查询对威慑商业贿赂的力度就被无形中削弱。

2.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不公布不利于群众知晓信服。不论是2006年行贿档案的初次“局部试水”, 还是现如今的全面推开, 最高检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通过对向公众公开商业贿赂的实际情况, 来加大当事人贿赂犯罪的成本, 从而对商业贿赂形成更为强大的威慑。也就是说, 在最高检看来, 通过对三年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的认真总结, 证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确实起到了威慑当初设定的五个领域商业贿赂的作用, 因此有必要对商业领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范围进行“扩容”。

但是, 对于最高检来说似乎理所当然的行贿犯罪档案有效性, 对于公众来说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这也不难理解, 既然最高检也只有在认真总结三年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基础上, 才作出修改《工作规定》的决定, 不掌握三年来实施情况的公众自然也就没有深信不疑的理由。对于行贿档案查询是否有效, 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 直至如今修改后的《工作规定》开始实施。在没有实证证据的前提下, 对行贿档案查询是否切实有效的结论, 我们都无从得出。

3.地区间未实现联网互查。目前广东地区的查询还仅限于查询广东地区的行贿犯罪记录, 不能对全国其他地区选择查询, 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对行贿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和遏制。

五、对策和建议

1.扩大行贿档案的录入范围。行贿档案录入的范围应当扩大到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经法院生效裁判确认构成行贿罪的单位和个人;二是经检察机关认定构成行贿犯罪依法不起诉的单位和个人;三是经法院生效裁判确认有行贿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检察机关可以以检察建议等形式向有关单位或者重点建设工程等进行信息披露和预警提示。

2.对三年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进行公布。公开是澄清疑虑最好的方式, 而且公开地回应公众的质疑, 可以让一项举措的所有可能存在的漏洞提前暴露于阳光之下, 有利于制度的完善和推广。既然三年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总结, 是最高检据以修改《工作规定》的重要依据, 那么向社会公布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情况, 不仅有助于消除公众对制度有效性的疑虑, 而且也会让公众相信制度和参与制度建设。

法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要靠一点一滴的努力和进步, 这就更需要公众参与其中。有学者曾断言, “一定程度上说, 对行贿罪的宽纵程度足以成为衡量法治水准的一个指标”, 那么, 若要提高我们社会的法治水准, 就要有更为有力的数据和例证来让公众相信行贿档案查询的有效性, 并自觉地使用查询系统而且将查询的结果用于支配自己的行为, 这样才会真正加大行贿的成本。

3.完善相关程序推广应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建立和应用, 是具有司法监督属性的犯罪防范手段, 所录入的行贿犯罪数据, 是客观真实的记录, 具有不可删除或变更性。检察机关通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引领, 使社会各个方面都能高度重视对不良信息的监测, 加强对不法行为的监管和及时纠正, 共同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健康发展。

检察机关宣传口号 篇4

18、忠诚、公正、清廉、文明

19、为人要勤奋，为民要服务;为党要奉献，为官要廉政。

20、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

21、公以至仁正以尽义廉以树威明以立信

22、权力来自人民权力服务人民人民监督权力人民评议权力

23、大幅提高服务效能切实维护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法治观念积极构建和谐关系

24、规范执法行为，优化工作流程;历实法治基础强化法治管理

25、优化权力运行程序，规范作业标准项目;明晰岗位职权责任有效制约权力运行。

26、司法关注民生，审判服务百姓

27、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28、调解优先促社会稳定和谐，司法为民做群众满意法官

29、执法为民 满意检察

基层检察机关探索云计算 篇5

从单机到网络，从简单应用到辅助管理，检察信息化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伴随着检察信息化进程的加快，重复投资、重复开发、各自为战、条块分割的问题成为检察信息化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检察机关信息系统无法互联互通、信息资源无法共享利用，影响了检察信息化工作的整体推进。特别是，在当前基层检察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方面中，存在着资源利用率低、运维成本高、软件及应用效率不高等问题。

新区的新问题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是全国刑事案件受理数最多、下辖面积最广的基层检察院之一。再加上浦东检察院的机构众多，所承担的职责各异，对信息化的需求也不同，整个信息化系统复杂程度大于一般的基层检察院。

首先，2009年中央作出将原南汇区划入浦东的决定之后，新的浦东新区整体面积扩大一倍以上，地域包括了黄浦江以东大部分地区。广阔的地域给未来的信息化建设带来一定的难度，对网络的维护管理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其次，为了适应浦东广阔的地域及复杂的环境，浦东新区检察院建立了派出院专业分工办案模式。根据新区不同核心功能区的定位，成立临港新城地区检察院、张江地区检察院、陆家嘴地区检察院等派出机构，各机构间地理位置分散，距离较远。这就给这些分支机构与总部保持网络联通带来了困难。

试点探索云计算

为进一步适应检察机关管理现代化和检务电子化的要求，以科技手段服务和保障检察工作。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浦东新区检察院院秉持“长远规划”、“先行先试”的发展原则，利用区检察院既有资源，构建业务网的小规模典型架构的基础架构云。

本次试点作为落实浦东新区检察院业务网信息化建设全新解决方案的初步尝试，旨在通过典型环境的体验和测试，考察该方案在检察院信息化建设中应用的可行性和实际效果；同时，也为浦东新区检察院将来建设专有的基础架构云提供思路和奠定基础。

本次试点，从现有的硬件资产中选择了部分设备用于构建支撑平台，包括3台采用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的服务器、1套FC SAN、1台PC、1台网络交换机。采用VMware vSphere4.1 构建云平台；并将业务网上运行的辅域控、ITSM、三基三抓、反贪线索、BBS等不同类型应用迁移到云平台上运行；同时部署云平台下的安全、备份、监控等配套解决方案，以提升整个基础架构云的可用性和完整性。

整个架构分为网络资源区、计算资源区、存储资源区三部分。其中，借助千兆网络交换机构建虚拟化架构的网络环境，并实现与我院现有业务网的连接。采用3台服务器作为计算资源，1套FCSAN 作为后台共享存储，构建整个虚拟化硬件平台。管理中心独立于基础平台，另外部署在一台PC机上。试点涉及的软硬件资源如下表所示：

类型用途配置描述数量

服务器计算节点2颗至强E5630CPU；8G内存；2*146G 1.5K SAS硬盘；4口千兆网卡；2块HBA卡3

管理节点至强E5800 CPU；4G内存；500G硬盘；千兆网卡1

存储共享存储双控，裸容量12×1T SATA

网络交换机网络交换24 10/100/1000T + 4 SFP + IPS Image1

光纤交换机FC SAN8口4Gb光纤通道交换机2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03 EE x64 SP2；Windows Server 2003 EE SP2；1

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虚拟化60天全功能试用版，1vCenter+6cpu，支持热迁、HA、DRS、FT等高级功能1

安全软件虚拟化安全30天试用版，1DSM+6CPU，含深度包检测，防火墙，完整性监控，日志审计，防病毒等功能模块1

备份软件虚拟化备份30天试用版，1中心+6cpu，含备份套件、监控套件、 报表模块1

云计算效益显著

浦东新区检察院通过试点基础架构云的实施，将操作系统、应用程序从传统的物理环境中剥离，通过“资源池”来提供系统所需要的资源，使用更少的硬件投入来承担更多的系统服务和业务需求；同时，各个操作系统及应用程序浮动在基础架构云平台上，通过热迁、集群等技术，硬件的计划内维护或意外停机都不会影响业务输出，保证了服务水平协议，实现了IT 即服务的关键—— 业务连续输出。

基础架构云模式下，对数据中心的衡量不再是物理设备的多少，而是“计算能力”的“能量化”视角来衡量，这尤其方便IT 为业务提供基础设施资源服务，也为IT 带来全新的管理体验和全新的服务模式：

资源整合，节能环保

传统架构下，服务器和存储等硬件资源往往通过业务需求预估作为判断初次购买的依据，为满足一年中少部分高负载业务时期，投入了永久性计算和存储能力，即便是空闲也无法借用。基础架构云下，固化的实体得以解放，硬件转变成可灵活调用的资源，并可通过管理策略来分配需要的性能和空间，充分发挥IT 投资的产能，体验到云的优势。本次试点的3台计算节点，由于是采用了性能强劲的多核至强处理器，在计算能力上已经不存在瓶颈，结合英特尔虚拟化技术（英特尔VT），使这个平台的虚拟化性能得到了提高。这个系统承载了包括域控、ITSM、 三基三抓在内的六个不同类型业务应用以及安全、备份等应用，建立共计十余个虚机。

有效提高业务连续性

在本次试点中，基于至强处理器的计算资源平台构建采用多机集群的方式。并实施相应的“在线热切”、“高可用性”以及“容错”机制，轻松全面地实现业务应用的高可用性，在保证在极端情况下，应用仍然可用，实现业务连续输出。本次试点，测试了单计算节点进行计划停机和直接断电的情况，计划内停机时采用主动迁移模式，业务基本不断；直接断电时其上运行的系统自动迁移并迅速重启，无需等待硬件修复，业务恢复快速很多。

集中控制多维管理

本次试点的基础架构云，虽然多个系统都在一个集中的平台上，但是利用可以通过管理结构的合理划分，将不同的业务范畴服务器进行垂直管理区分，不同的业务之间还可以实现访问控制，这样就可以维持原有的管理特征，不用担心新技术的引入会使得管理复杂和混乱。例如，在本次试点中，就将BBS 与三基三抓应用设在了不同的业务组里，二者之间不能互访。

新增业务快速上线

由于本次试点方案采用的至强处理器平台，结合英特尔虚拟化技术（Intel VT）、灵活迁移技术（Intel FlexMigration），资源整合之后，即使出现新的业务应用，在整体资源够用的情况下，不需要再走传统的硬件设备采购流程，简单再通过新增若干虚拟机承载相应业务应用即可，大大缩短新业务上线时间，使底层硬件资源对上层业务应用即时可用，加快科技处对业务部门的响应速度。例如，本次试点就灵活快速地创建了2台虚拟机用于重新建设域控系统和防病毒系统，各方对此反映是方便快捷。

管理更为灵活更有弹性

整个系统的资源集中之后使得IT的管理也变得轻松而富有灵活性，再加之借助至强处理器的远程管理特性，进行故障切换和无缝实时迁移更加轻松。通过单一的管理中心，即可管理所有的计算、存储等资源，同时，资源的量化性评估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资产管理也更加容易地执行。在实际业务需求扩张时，仅需要对当前环境添加节点设备就可以适应计算、存储资源的需求，用“资源池化”角度来考虑规划，管理与实施体验都是前所未有的。

服务交付方式的革新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探析 篇6

在我国, 司法警察一般被分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和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两类, 他们都隶属于司法机关, 但是又区别于法官和检察官, 司法警察在管理上实行警衔制, 并依照特定的法律规定承担着维护司法场所安全和司法秩序的责任。 (1) 我国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设立于1979年, 是检察人员和人民警察的一种合称, 是监督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的一种强制性力量。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依法保护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犯罪现场, 执行传唤和拘传, 协助人民检察院搜查证据, 追捕逃犯, 执行一些强制措施等责任。实践中司法警察在检察机关内一般都是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但是他们却是监督检察工作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是他们的存在, 才体现出了检察工作的国家强制性, 保证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二、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在长期的摸索过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有关内部法律法规的支持下, 初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管理体系, 对自身性质、地位、职责等有了较为明确的了解。

实践中司法警察还存在不少问题, 具体而言就是 (1) 司法警察制度细化程度不足, 相关法律虽然对司法警察的职责作出了总结性的规定, 但是并没有对司法警察的职权进行明确规定, 导致司法警察履职过程中容易因职权模糊不清而无法保障职责全面履行。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检察机关则将司法警察当作该机关的“后勤服务员”, 让他们除了负责本职工作以外, 还做一些简单的服务性工作, 甚至还将他们当作应急替补队伍, 哪里有需要就将他们调到哪里去应急。 (2) (2) 司法警察权责不明, 有权必定有责, 权力在约束下才能更好地行驶, 无需承担责任的权力行使易滋生渎职与腐败的温床, 权力模糊不清必然导致责任认定不明。实践中, 每当事故发生之时, 当事人通常会以职权模糊不清为借口推卸责任, 在此工作环境之下, 公职人员缺乏担当并在履职时不会产生担当意识, 从而不能很好的完成本职工作, 缺乏担当意识和履职不积极容易产生一种恶性循环, 不利于公职人员公信力的建立。 (3) 制度带有人治色彩,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对是否设立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并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规定, 只是指出, 各级人民检察院可按照自身的工作需要自行设立检察院司法警察。由此可以看出, 是否设立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 决定权主要掌握在各地人民检察院手中, 有需要就可以设立, 没有需要就不会有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的存在。

三、制度的完善与建议

针对我国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理论联系实践对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 法律层面

现行的法律在对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性质和相应的法律地位的解释存在模糊不清,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司法警察最初的解释只有一句话, 就是“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设司法警察”。 (3) 意味着检察机关设立司法警察可以存在随意性。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对司法警察职权的规定也过于抽象, 导致在实践中司法警察工作无法明确职责。笔者为认为了充分体现司法警察在检察机关中存在的价值, 需在法律层面上对检察院司法警察的性质、地位和职权有明确的规定。在立法上, 法律应对司法警察的性质和职能法律化, 在法律中对司法警察的性质和职能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解释上, 将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的职权明确化。只有明确职权才能体现依法治国理念所要求的权责分明, 才能使公权力的行使正当化、合法化。

(二) 管理层面

“无规矩不成方圆”, 规范司法警察队伍的管理, 不仅可以提升司法警察在从事各种检察工作时合理调配的机动性, 而且也可以为司法警察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奠定一定的基础。笔者建议在司法警察队伍的人事框架构建上可根据队伍成员的年龄大小、能力高低、工作效率及个人文化素质品德修养等个人实际情况, 在对其装各的配置和警力的调整上, 尽量做到“物尽其用, 人尽其能”。此外, 在对司法警察成员的录用上, 最好是能够选择由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或者警校毕业的优秀毕业生, 提升整个司法警察队伍的职业素养, 并设置激励措施, 对满足一定要求的优秀干警提供业务部门学习机会, 增加交流学机会, 这样能够更好的提升司法警察队伍的专业性和工作积极性。

注释

1 马晓龙, 黄婷婷.域外法警制度的基本形式及对我国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制度建设的启示[J].法制与社会, 2012:34/

2 郑维维.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职业化建设初探[J].法制与社会, 2011, 13:203-204.

浅析检察机关后勤保障管理 篇7

关键词：检察机关,后勤,管理,科学,创新机制

检察机关后勤保障工作属于检察机关内部行政事务管理工作, 是为了保证检察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 对机关事务工作进行合理的组织、指挥、协调、管理、服务和监督等一系列活动, 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保障平台。近年来, “业务立检、科技强检”已成为检察事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趋势, 而提供优质、高效的后勤保障服务和管理, 是促进各项检察业务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 如何加强后勤保障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结合后勤保障工作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 粗浅提出加强基层检察院后勤保障工作的对策, 同大家探讨。

一、基层检察机关后勤保障工作的特点

检察机关后勤保障工作不仅要进行行政事务管理和为广大检察干警的衣、食、住、行提供优质服务, 保证检察院正常运转和检察人员正常工作, 也要为人民群众到检察院解决诉讼纠纷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起着关键作用。因此, 检察机关后勤保障工作搞得好坏与否, 直接影响到全院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效率以及检察工作的质量。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中, 检察机关后勤保障部门与其他部门业务工作相比, 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 综合性。后勤保障部门是一个综合性、行政业务项目纷繁、涉及面广的内部管理、保障、服务机构。

第二, 服务性。后勤保障服务既是后勤管理工作的出发点, 也是后勤管理工作的归宿。基层检察机关后勤保障部门是全院正常运转的能量保障平台, 必须不折不扣地对上对下、对内对外服务。主要归纳为“五大”服务:一是为领导服务。二是为干警服务。三是为机关服务。四是为各内设机构服务。五是为人民服务。

第三, 复杂性。检察院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社会工程。事无巨细, 头绪繁多, 既有人际关系, 又有人与物的关系。

第四, 琐碎性。从不起眼的树枝落叶、芝麻小事做起, 小事处理不当, 也将会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形象。

总之, 离开了后勤部门的保障服务工作, 检察机关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基层检察机关后勤保障工作面临的问题

后勤保障工作对检察机关开展业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在现阶段基层检察院后勤保障工作仍面临很多问题。

1.行政经费和办案经费严重不足,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基层院工作的开展。目前, 由于经济发展, 物价上涨, 各类案件办理成本正在逐渐提高, 各项办公费用开支加大, 再加上检察业务的不断创新, 对装备、器材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地财政拨款已远远无法满足办案和其它检察业务活动开展的需要。

2.后勤部门任务重, 人员少、兼职多, 使后勤服务跟不上。作为后勤保障部门的办公室, 一方面要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计财装备、政策研究、办公室办文等工作目标任务考评;另一方面, 还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开展综合治理、安全等中心工作。这种“倒金字塔式”的机构配置, 使基层院办公室人员身兼数职, 任务多、项目杂, 压力过大, 许多事都疲于应付, 致使服务保障跟不上, 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办公室行政管理职能的高效发挥, 还影响了检务后勤保障的优质服务。

3.后勤保障工作管理、服务机制不科学, 制度不完备。后勤保障工作存在着管理方法不科学, 服务机制不健全, 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凭经验办事, 靠习惯做法, 失范、无序、随意性大, 工作中很容易出现漏洞, 对检察业务服务就会难上加难。

4.后勤工作管理体制不健全。当前检察机关后勤保障管理在体制上, 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纵向封闭型”, 存在着“小而全”的编制模式, 在管理方法上, 采取的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法;在分配制度上, 仍然是“铁饭碗”、“福利型”;在效率上, 存在着高投入、低产出, 高消耗、低效率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 制约和影响了检察后勤保障工作的发展, 这也是整个国家机关后勤保障服务工作的通病, 因此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全国都需要加快机关后勤保障工作社会化的进程。

三、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 对后勤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检察机关后勤保障管理工作是维护和树立机关形象的重要力量, 就象是检察工作的“一面镜子”, 做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的形象。推行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离不开检务保障。为此, 如何强化后勤保障工作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1.积极主动, 确保后勤保障经费来源。

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应该从实际出发, 逐步解决制约检察机关工作及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支持, 在编制、经费、装备等方面大力对检察院的支持力度。按照中发[2005]15号文件的要求, 积极向党委和政府反映, 把检务保障、提高检察机关的装备和信息化水平纳入发展规划。在基础建设同时, 要勤俭办事。要积极贯彻落实高检院会同财政部门下发的《关于制定县级人民检察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 做好经费保障①, 不能让缺乏经费成为制约业务的“瓶颈”。检察机关后勤保障管理工作, 一定要紧紧配合大局开展工作。虽然不是中心但关乎中心, 不是大局但关乎大局。

2.以人为本, 完善检察后勤人事制度。

检察后勤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具有宏观思维和现代司法理念、政治过硬、思想敏锐、办事干练、作风优良、廉洁勤政、甘于奉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以人为本首先在选拔用人上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 使后勤人员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合理搭配, 分工负责。培养一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后勤保障人才。其次要加强后勤人员素质培养, 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等多种手段, 加大培训力度, 全面提高后勤管理队伍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参谋助手、服务能力, 打造一支“懂经济, 会管理, 能协调, 肯吃苦, 洁自身”的复合型后勤管理队伍。再次我们要注重培养稳重、踏实、仔细的工作作风。确保检察干警认真、仔细、耐心地做好每件事情, 在细中求精, 精中务实, 实中求细, 取得领导满意、大家满意的好效果。最后, 我们要加强感情交流, 使干警心理无负担, 无跳槽思想而促进工作。

3.行使职责, 正确处理后勤保障“管”与“理”。

一是要有大胆管的意识。后勤工作纷繁复杂, 千头万绪, 大至钱财管理、安全保卫, 小至一张纸、一颗钉子的使用等等。因此, 后勤部门领导要通过多种方式强化管理, 狠抓规章制度落实, 使每位后勤人员每天都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有超前意识, 做到自我管理, 自觉管理, 养成好习惯、好作风、好传统。二是科室人员要有认真理的意识。全科人员以最小的投入、最低的物质消耗, 取得最大的效益为目标, 克服资产管理中“重购置轻处置、重使用轻保养, 重占有轻管理”的问题, 最大限度地满足检察机关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需要②。努力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大家气顺心齐, 团结一致, 就大大增强了检察机关整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4.更新理念, 注重创新服务管理模式。

现在的检察机关后勤管理体制形成了“大而全”、“小而杂”的封闭格局, 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检察业务工作的需要, 应改革服务体制, 更新服务理念, 创新服务机制。做到从管理方法上, 由单位的行政管理向科学的经济管理转变;从服务方式上, 由行政型后勤向经营型后勤转变;从服务范围上, 由封闭式向开放式服务转变;从经费来源上, 由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强化有为才能有位, 有位更要有为的岗位意识;强化人人肩上有担子的责任意识;强化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服务意识。后勤管理工作要紧跟法治理念教育, 服从、服务于检察工作大局, 使管理更加科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使服务更加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和人性化。

5.加强保障, 注重后勤管理制度建设。

一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检察后勤工作。领导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后勤保障工作的开展, 并加强管理, 结合单位检察工作实际做出一定的规划。二是要完善和健全部门职责、规章制度、工作规程、考核标准、惩罚机制等一系列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长效性的检务保障工作制度。三是要尽量做到财务公开, 征求干警意见, 尽量满足检察业务要求。四是原有的供给方式、管理方式也要随之变化, 要创新创优, 为干警、为机关、为要人民服务, 提高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五是深入推进机关后勤体制、保障制度和服务机制的改善, 努力朝着后勤管理科学化、保障法制化、服务优质化方向迈进。

注释

1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49页, 载贾春旺2006年1月5日《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 》.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刍议 篇8

关键词：检察机关,公诉权,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就被告人可能判处的具体刑罚向法院提出的建议。在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公诉权的理解和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具体表现为公诉职能行使时, 只注重定罪请求权的行使而缺乏量刑请求权的行使, 而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将法律赋予的法律赋予的公诉职权全面履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目的除了确定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之外, 还应当负有对刑罚裁量的监督建议之责。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从其定位上看, 可以归纳为检察监督的一种, 具体而言, 应属于对审判机关的监督。

一、量刑建议权履行现状分析

(一)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现状

作为刑事诉讼的两个重要方面, 定罪与量刑均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 然而, 长期以来定罪的准确性是检察机关较为关注的, 而量刑的准确性却往往被忽略了。这主要表现为:1.在诉讼文书中, 往往只对所适用的法律条款提出意见, 而并未提出量刑建议, 或者仅就量刑情节进行笼统的建议, 审判机关最后的量刑只要未超出法定刑期幅度即可;2.“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方面, 公诉人一般并不主动发表意见, 而只在辩护人提出, 而公诉人并不赞同的情况下才发表意见”[1]。这种观念可以称之为“重定罪, 轻量刑”, 它使量刑权成为法官的专属权力, 因而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便显得无足轻重了。其直接导致了各诉讼当事人量刑建议的漠视, 也直接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的不力。

(二) 量刑建议权的履行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 量刑建议权行使取得成功的案例不乏有之, 然而, 由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 具体案情要比理论研讨的情形来的复杂, 因此, 多数人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存有诸多顾虑是可以理解的。这类顾虑主要表现为:1.认为量刑建议权的推行会干涉法院的审判权, 从而导致法官产生反感情绪;2.认为一旦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未被法官采纳, 会导致公诉方处于尴尬的境地, 从而打击公诉方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积极性。3.认为由于司法实践中并未有相对统一的量刑建议参照标准, 故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存在较大的难度, 一旦出现建议方与被建议方意见分歧的情形, 则不易判明哪一方的意见更为准确;4.认为推行量刑建议一定意义上会加大检察公诉部门的工作量, 从而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

二、量刑建议权行使的意义探析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属于求刑权的一种。从本质而言,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组成部分之一, 是司法请求权, 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提前行使审判监督的一种权力。因此,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建立量刑建议制度,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权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 针对审判机关尚未做出具体裁判的刑事案件, 通过某种法律文书的形式 (如起诉书等) , 在综合考量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犯罪性质的基础上, 就应适用的刑罚依法提出意见, 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

(一) 检察公诉权能的完善离不开量刑建议权的行使

从公诉权的本质而言, 指控被告人, 使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为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务。因此, 量刑建议权对检察机关而言并非可有可无的权力, 而应属于必须履行至权力。换言之, 公诉权是由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所组成的:“其一为请求审判机关对其起诉的犯罪予以确认;其二为请求审判机关在确认其指控的犯罪的基础上予以刑罚制裁”[2]。上述二者密不可分, 前者是基础, 没有对犯罪的确认, 自然也就不存在对所指控犯罪的刑罚制裁;后者是目的, 没有对犯罪最终的刑罚制裁, 那么要求审判机关确认犯罪这一请求便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长期以来, 检察机关中定罪轻量刑建议的实践客观上导致了这样一种认识误区, 即刑罚的裁量权乃审判机关所特有, 公诉机关没有介入的必要, 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 即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并不需要考虑公诉方的量刑要求 (建议) 。显而易见, 公诉权能未能充分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认识上的误区造成的。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 将量刑建议权赋予检察机关, 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控诉方自身的一种制约, 对于公正行使公诉权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检察官享有量刑建议权之后, 其在法庭上提出相关的量刑意见和建议则水到渠成, 一旦这一量刑意见得到法庭的采纳, 并最终做出了裁判, 那么公诉方将不得以量刑不当作为抗诉的理由, 从而有效防止了控方在抗诉标准上的随意性, 使公诉权最终得以公正行使。

(二) 刑事诉讼的对抗性的强化需要量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的提起使刑事被告人这一刑罚承受主体拥有了一项权利——事先知情权——即在确定被提起公诉时便对自己可能收到的具体刑罚结果有所了解[3]。公诉机关在量刑问题上的传统做法为——指出被告人存在的从重、从轻或减轻等情节, 从而请求法官依法酌情裁定, 而并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公诉方未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便无从无法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辩护。而从司法实践来看, 大部分的刑事案件在定罪上并无争议, 主要的分歧和争议出在量刑情节和刑事政策的适用上。一旦发现公诉人存在遗漏或错误, 被告人和及其辩护人方得有机会进行辩论, 从而争取法庭从宽处罚。倘若检察机关能够在法庭上较为明确地提出自己对量刑的意见或建议, 那么, 一旦辩方与控方意见相左, 辩方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反驳控方的量刑建议, 从而在量刑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量刑环节也能体现出明显的对抗性, 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观赏性。一旦刑事诉讼的抗辩性得到加强, 那么裁判的合理性便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认可。倘若诉讼双方能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都提出证据、阐述并证明自己的主张, 那么, 就更可能发现真相, 法律的适用也更能显得恰当与合理, 从而最终无限地接近程序和实体的公正。故, 对抗性是量刑建议权所追寻的结果之一。

(三) 审判环节的监督强化需要量刑建议权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与公诉机关,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不是无理无据, 而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的正式法律文书。既是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出的重要的量刑参考依据, 也是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量刑活动开展法律监督的重要依据。倘若检察机关发现审判机关并未采纳其量刑建议且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 那么, 量刑建议便得作为其向审判机关进行抗诉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 检察机关自身也必须受到量刑建议的约束。一旦审判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那么, 检察机关将不得再以自身对案件的认识产生变化而再行抗诉审判机关业已做出的判决。

从我国刑法对相关犯罪的规定来看, 在具体罪行的量刑上属于相对不确定的法定刑, 而法定刑与刑之间的伸缩幅度又较大, 这使法官自由裁量拥有了较大的空间, 而目前的立法亦未对这一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约束和制约, 这便使不公正的裁判有了滋生的土壤和空间。因为, “法官作为私人的存在, 是与他们的社会存在完全混合在一起。明智的立法者知道, 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进行仔细地监督的了, 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4]因此, 法官必须受到监督, 而这种监督应该是细化的、有效的监督, 而这都是源于“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 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过度的裁量”[5]。倘若可以强化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一旦检察机关的这一权能得到积极的行使之后,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司法腐败盛行的情形将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权的具体应用

推行量刑建议权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顾虑, 反对者认为一旦推行量刑建议权, 那么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将受到检察权的干预。应该说, 这种顾虑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种顾虑并非无法解决。作为公诉机关的职责之一, 量刑建议不应当也无法回避这一顾虑, 一旦检察机关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秉公办案, 其合法合理的建议则必然会受到接受和支持。

(一) 量刑建议权行使应遵循的原则

量刑建议并非随意、无序地建议, 而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其一为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原则,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应侧重于依法从重、加重被告人刑罚方面, 一旦这类被告人存在法定的立功、自首以及悔罪等情节时, 公诉人可以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二是要体现强化重点原则, 具体的量刑建议应仅适用于被告人犯罪依法应当处以较重刑罚的案件;三是说理充分原则, 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 必须充分说明相关理由[6]。

(二) 提出量刑建议的时机把握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量刑建议均是在公诉阶段提出的, 故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应恰当把握如下两个时机:

1.公诉人在起诉书中阐述量刑建议

新刑诉法出台之后,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人亦应到庭支持公诉, 然而这类案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明了, 且情节也较轻, 因此在起诉书中阐明量刑建议可以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除此之外, 在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中, 事实清楚且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 起诉书中合理的量刑建议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也更容易得到法官的采纳。

2.公诉人在庭审阶段提出量刑建议

从公诉实践来看, 经过法庭的证据调查, 通过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出示的证据作了充分的质证后, 公诉人对于被告人是否会被定罪已了然于心, 那么在法官宣布法庭调查结束法庭辩论开始时, 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中就应该对定罪和量刑问题向法庭一并提出建议。司法实践证实, 由于控方对辩方的证据掌握较为成熟, 这个阶段公诉人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法庭效果较为明显, 也更能让法官和当事人信服。

(三) 量刑建议的主要内容

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情形:其一、概括性的量刑建议, 即明确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其二、相对性的量刑建议, 即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之幅度内, 公诉人提出一个较为确定的量刑幅度;其三、绝对性的量刑建议, 即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的幅度内提出一个绝对刑种和刑期。笔者认为, 应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做出具体的做法:如对一些案件, 可以要求法庭做出确定的刑罚, 如建议适用无期徒刑。对一些案件, 可要求一个刑罚幅度, 如建议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10年。而对一些案件的量刑倘若把握不准的话, 亦可通过指出法律条款的幅度, 建议依法判处等表达方式。[2]。但是, 应明确的一点是, 检察官对于提出的量刑建议均应进行论证, 明示建议量刑情节的详细依据, 做到有理有据。

四、结语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种, 它不属于量刑裁判, 从本质而言, 只是一种检察建议, 最终目的是为法官最终的裁判提供参考, 促进裁判的公正和合理, 而非左右法官的司法裁判。量刑建议权的存在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 司法的和谐是重要的一环, 合理量刑建议的提出, 不仅仅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自己的职能, 而是对公平正义的维护, 有利于提高群众对法律的信任, 进一步创造和谐稳定的司法环境, 从而最终推动整个国家的稳定, 促进国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顺安, 徐明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及其操作[J].法学杂志, 2003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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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57.

检察机关档案 篇9

1、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平衡法制的天平,完善我国民事检察权的必要。

就现实而言,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检察权很薄弱,其检察监督的范围仅仅限于民事审判活动,其方式仅为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然而,民事检察权仅有抗诉权能是不够的。从相当意义上讲,抗诉权针对的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其监督对象是法院。但民事监督权就其质而言,是对民事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而民事法律包括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因此,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的行使范围应是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和民事程序活动进行监督。目前,我国通过部门法所确定的民事监督权仅限于民事诉讼活动,并不包括民事实体活动。事实上,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如果没有专门的机关对民事活动予以监督,国家利益就完全可能因民事权利被滥用而招致损失;如果没有专门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追诉,国家的损失就无法追回,国家利益将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当前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现状,恰能说明民事活动缺乏法律监督机制的严重后果。由此说明,既然民事主体利用民事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是可能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然国家的利益与其他民事主体的权益一样是需要保护的,那么,民事活动应当受一定的法律监督就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的确立就是必须的。

2、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保障并促进我国目前实行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的整合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与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的培育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个体利益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规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有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的介入。同时,由于一些司法人员的腐败,致使一些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当事人不能行使自己的诉权,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群众的不满,危及社会安定。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行使国家诉权出面干预,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司法实践中,以有多起由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实践证明了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3、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必要。

民事实体法调整的对象除财产关系外,还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有相当一部分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公序良俗,还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问题,前者如婚姻关系,后者如抚养、赡养关系等。这些法律关系既决定着民事主体的个人利益,又常常影响着国家的公序良俗。对此,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应的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应有的公德、秩序和善良的风俗。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还有责任对侵犯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包括社会经济秩序),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进行防范与惩戒,如对产品质量侵权严重的案件、对垄断经营、劳动争议等纠纷,检察机关也应当享有相应的监督权和诉权,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概言之,民事主体滥用民事权利的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或社会经济秩序或社会公众利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本着民事主体的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和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

4、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且立法本意是赋予检察机关对国家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权,其中必须包括民事法律监督权。鉴于刑事法律监督权通过刑法、行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予以明确,因而宪法所确定的检察监督权得到了落实。然而,观念的滞后,造成检察机关的民事法律监督权迟迟得不到民事实体法的肯定和明确,使检察机关全面实施法律监督的宪法的精神不能有效的落实,进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始终处于一种缺陷状态。倘若能够通过民事实体法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无疑将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完善,同时也将是对“权利不得滥用”的民法原则的落实。

5、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民事诉权理论发展的使然。

最初的民事诉权完全基于私权产生,只有享有实体权利的人才能享有民事诉权。然而,民事诉讼的自身发展,已使得民事诉权的主体不再限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负有民事义务的被告同样享有诉权。而随着民事实体法的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民事权利被滥用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之间冲突日益凸现的现实,“利益者”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拓宽,并且将这些“公共”的利益归于国家,由国家享有民事诉权,这些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肯定。由此可见,民事诉权理论的发展不仅不排斥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恰恰相反,其使检察机关享有一定的民事诉权已成当然。我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以一定的民事诉权,将只能表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在朝着世界诉权理论的发展趋势进步,反之,则只能说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此外,世界各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是完全必要的。根据现有资料,许多国家已放弃了以往“不得干预私法”的观念,抛弃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处分”民事理念,代之以对民事活动实行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原则,由国家对民事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民事活动进行监督并在有关民事行为危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况下,以提起民事或参与民事诉讼等方式进行干预。如前苏联、民主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法律或判例中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当为公众需要时检察院在一部分案件中进行控告和在另一部分案件中不作为当事人而仅仅干预诉讼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无论是从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接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学习他国的成功立法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立法的角度出发,均有必要扩大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的内容,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机关文化建设研究 篇10

[关键词]检察机关;文化建设;理念

检察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检察官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准则、精神风范等一系列抽象的精神成果。简单地说,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在检察实践中创造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的总和。”?譹?訛检察文化不是凭空产生自发形成的,它是检察人员在长期的执法活动中,由其特有的价值观、执法理念、行为规范等性质决定而逐步形成的一种个性文化,是检察机关区别于其他机关的重要标志。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检察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也应围绕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检察文化的价值功能

检察文化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向功能。先进的检察文化在检察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上起着一个导向作用。他们总是跟随着检察机关倡导的价值观念来摆正自己的位置和作出自己的行为决策。即每个成员实现自身价值与检察系统自身价值的融合统一,引导检察群体为实现检察院共同发展目标而自觉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二)约束功能。检察文化建设倡导的群体共同意识在人的价值观念中内化,使其在精神理念上确立一种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标准,进而约束干警的行为。

(三)激励功能。检察文化可以发挥每个人潜在的或者是已经表现出来的对检察工作有促进作用的驱动力,使其懂得他所在的组织及本人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进而产生职业尊荣感和崇高的使命感,以高昂的士气,自觉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勤奋工作。

(四)辐射功能。检察文化的辐射功能,就是通过检察群体的各种执法活动和真实感人的事迹,反映出检察文化倡导的整体价值观念、文化特点和内涵,展示出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良好形象,增进社会对检察工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二、从检察文化的各个方面看我市检察机关文化建设的路径

检察文化都包括哪些呢?

(一)娱乐文化活动

在这方面,深圳福田区检察院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先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王建中是福田区建院以来的第六任检察长,对于有些人认为的“开展文化活动是不务正业,会影响工作”的观点,他认为:“文化建设投入后的收益将是无形和长期的。开展一系列有益身心的文化活动,不仅有助于形成干警们健康而富有情趣和品位的生活方式,对培养干警的进取心、荣誉感和集体主义精神还将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对于形成单位良好的外部形象也将大有裨益。”而且,王建中还说:“如果大家八小时以外都搞些健康的文体活动,干警‘出事’的几率自然就小,队伍也就好带了。”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该院组织参与的各类文体活动近百场,在各级、各类文体活动中获得70余个奖项。该院的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围棋、游泳、演讲、文艺表演水平在区里甚至市里都实力强劲,多项比赛获得冠军。

严格地讲,这些活动仅仅能称之为机关文化活动,还不能构成检察文化的全部,但它又是检察文化建设中最为基本的组成部分,构成了检察文化可以触摸和观察的物质基础。

来宾市检察机关的领导对八小时以外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比较重视,比如市院建立了自己的活动室,干警在下班以后可以在里面打桌球、乒乓球,还开辟了一块场地作为篮球场,成立了自己的篮球队、气排球队可是,比起福田区检察院的文化 建设,还有很大差距:

第一,缺乏系统的组织。文化娱乐活动虽说主要用于自娱自乐,但是,如果有专业的指点与水平更高的对手,更能激发干警对于这些活动的参与积极性,然而,除了篮球队和气排球队拉出去比赛过之后,很少对外进行这些方面的交流,主要是因为缺乏组织。

第二,活动形式单一。除了自治区检察院组织的一些篮球比赛、气排球比赛、乒乓球比赛外,本市很少组织文化活动,近两年来,有了摄影比賽,书法比赛,但形式仍然单一。

健康积极的文化娱乐生活,对于提高干警素质、增强干警体质、促进检察机关集体主义荣誉感,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来宾市检察机关一定要进一步改变观念,重视干警的业余文化生活。

(二)学习文化活动

在这方面,福田区检察院的文化建设仍然是我们的榜样:

福田区检察院坚持不懈地开展“学历教育”,帮助多人通过业余进修达到学历升级。目前,该院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已占92%,比1999年的43%提高了一倍多;以培养“学者型”检察官为目的大兴理论研究之风,量化科室和个人的调研任务,实行成果奖励制度,近四年该院干警共撰写了调研文章321篇,半数以上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刊物上发表;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各项业务技能培训工作;不定期举办青年文化论坛、主题演讲、读书征文活动等,议题涉及方方面面,使干警提高理论修养,形成较强的综合能力,诸如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快速的应变能力和分析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等。

来宾市检察机关也比较重视学习活动,注重提升干警的整体学历水平。如2003年至2007年,全市两级院共有20多名干警的文凭由专科升为本科。据统计,截至2007年8月,全市两级院共有307名干警,其中具有本科以上文凭的干警190名,占全体干警的61.9%,高于2005年时全区40%的水平。但应该看到,比起其他福田区检察院,还存在很大差距:

1.重办案,轻调研,理论学习氛围不够浓。这两年,来宾市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从整体上来说,很多干警还缺乏积极性。2008年,来宾市在理论调研上采取了一定的激励措施,比如经济上的奖励,行政提拔上的限制等,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这说明来宾市检察机关在理论调研上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但是,一定要注重引导、培养与激励。

2.缺乏组织。很多干警都愿意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如演讲能力、辩论能力、文字写作能力等,但是,由于平时缺少相关的组织活动,参加单位外的活动又在时间和经费上得不到支持,因此,制约了广大干警在这方面的提高。而在一些先进地区的检察院,辩论会、演讲比赛经常举行,各种读书活动、征文活动也促使广大干警在竞争中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文字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因此,来宾市检察机关要在以上方面下工夫,形成良好的学习文化氛围,从而提升文化层次,提高文化修养。

(三)理念文化培养

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是检察理念的精髓。在依法治国的旗帜下,根据我国检察职能的特点,检察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公正意识。公正意味着公正无私且不怀偏见,对各种不同的意见或观点给予同等的关注。例如,在审查案件时,既要审查证明嫌疑人有罪的材料,又要审查证明嫌疑人无罪的材料。检察机关不仅自己在执法活动中坚持公正意识,而且,要监督其他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公正执法。文明办案。实现公平与正义,必须消除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正因素。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是防止司法不公的法律屏障。对司法不公加强监督,及时纠正,正是检察机关的职责。廉洁是公正的内在要求,公正与腐败是不相容的,检察机关坚决反对在履行法律职能过程中介入个人利益,更不得利用司法权力获得个人的好处。

第二,监督意识。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充分体现了这一检察理念。根据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为此,检察机关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监督来展开,比如职权配置,我国检察系统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了控告申诉科、反贪局、反渎职侵权局、侦查监督科、公诉科、民行科,这些部门有些是为了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有些是为了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有些是为了监督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而这些监督活动从整体上来说,又都是在监督法律的实施,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第三,独立意识。作为监督者,要做到不偏不倚,才能达到公平公正,而要做到公平公正,必须要有独立的地位,独立的意识。根据现行法律,“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事实上,由于检察机关在人事上、财政上依赖于地方政府,其不可能不受地方政府的影响,在现实中,大量的“人情案”“关系案”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仍然应该看到,法治是在一点点进步的,虽然检察机关整体上还不独立,但是,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推行,检察官分类管理制度的推广,都在强调检察官自身的独立,提高检察官依法独立处理案件的自主权。

第三,民主意识。民主意识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被害人的陈述,尤其要重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民主意识强调检察机关应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培养检察人员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意识,保证检察职权的正确行使。

第四,程序意识。有学者指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程序是看得见的公正。实践已经证明,违反程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不好。只有规范执法行为,才能促进执法公正。程序意识首先强调严格、规范执法,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其次,程序意识要求执法的统一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程序意识主张检务公开,公开是公正的前提。公开包括向社会公开,也包括向当事人公开。一定要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权益。最后,程序意识要求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固定、保全、审查、运用证据。

第五,效益意识。“服务大局”是效益意识的核心。检察机关应该走出“机械执法,孤立办案”的误区,充分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一致性,牢牢把握“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战略思想,着眼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实际需要,把打击犯罪、维护稳定、服务人民、促进和谐作为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的根本途径。

(四)制度文化建设

检察文化中的制度文化,主要是指检察组织和检察机关的管理体制及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以及办案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强调制度文化建设,是因为制度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根本性的特点,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国家社会各个方面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内容。

首先,必须在制度上保障检察机关和和检察人员的独立法律地位,减少对检察机关执法工作的不必要牵制。可以说,拥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是增强检察机关“国家性”、增强其执法行为中立性和客观性的必要措施,也是保障现代执法观念得以贯彻的必要前提之一。

另一方面,应当对执法机关和和执法人员实施制约机制。实施制约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对检察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对不良执法行为的处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的执法行为可以不受监督。为了保障执法观念的實际贯彻,必须抵制执法中的不良行为。对检察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可以采用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复查等多种方法。实践中,有的检察机关由纪检监察部门有选择地派员介入具体执法工作,对执法人员的廉洁自律和执法违纪情况进行同步监督,或者在执法完毕之后由纪检检察人员对其进行复查。这些措施都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不过,不管采用何种监督措施,都应该在保障检察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监督主体和监督形式的多元化,实现监督的制度化,而不只局限于检察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

[注释]

?譹?訛刘佑生:《在竞争中发展检察文化》,载于刘佑生、严正华、王松苗:《基层建设与检察文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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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篇11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 近年来, 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垃圾短信、垄断行业乱收费以及政府行政行为等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而就此提起诉讼的案件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 或者是无合适的诉讼主体行使诉讼权;或因公民、法人法律意识淡薄, 不知道行使诉讼权;或因公民、法人能力欠缺无法行使诉讼权;或因侵害方与受害方地位、能力的巨大差距, 受害方不敢行使诉讼权等。

2011年10月,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事诉讼法 (修正案) 》中增加了公益诉讼的内容。[2]该草案首次明确了公益诉讼的主体, 赋予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对群体利益纠纷的诉讼资格, 为建立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 修正草案中“有关机关、社会团体”的提法非常模糊, 在我国并非所有社会组织都属于法定的“社会团体”, 该条文可能会将某些“草根组织”挡在了公益诉讼门外。另外, 从我国的诉讼成本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由个人或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不仅成本高, 而且影响力有限, 所以就算法律条文赋予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一般社会团体基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最终是否能正常行使权利还是未知数。

针对以上问题, 最重要的是明确提起公益诉讼最适格的主体:设定一个能够代表公共利益, 而且拥有足够有效法律手段和权威的主体代表国家来提起公益诉讼、参与公益诉讼。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代表, 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和独立性, 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的合适之选;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既体现了民行检察监督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又体现了通过司法程序及时解决问题的现代法治精神;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 不仅具有法律地位的保障, 而且相较于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 更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人、财、物等方面的优势;同时, 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也不用担心会滥用诉权或诉讼地位失衡等问题的出现。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有人担心检察机关的介入会产生不当干涉私权的危险。笔者认为, 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对民事权利的制约, 传统“私权绝对”的观点已经被修正。如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使民事权利或诉讼权利时损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国家就应当进行干预。而且, 检察机关的介入也是有条件的并遵循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如此一来, 就降低了检察机关干涉私权的危险。

在我国, 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在个别立法中有所体现。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的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 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法条赋予了对海洋具有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但是笔者认为, 相对于检察机关, 行政机关是不适合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的, 一是因为提起的公益诉讼带有司法属性, 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职能相悖;二是因为行政机关手握诉权和行政权, 对另一方当事人存在不恰当的威胁和压迫, 会打破诉讼平衡;三是因为存在可能掩盖行政失误的情况, 不利于通过公益诉讼揭示行政违法的现象。现实生活中, 公益诉讼的产生, 往往或至少有时与行政违法或行政懈怠相关联。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 不仅会消解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动力, 还会在其提起公益诉讼后, 产生导致诉讼中途流失的后果。

部分学者认为, 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也许更能解决行政违法问题, 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公益诉讼 (所谓“官告官”) 会造成国家机构间的对立。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对于解决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的确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但上下级机关可能构成利益共同体以及专门机关对同级行政机关的监督缺乏权威性等因素, 限制了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的效力, 使这种作用十分有限。

综上所述,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既能够通过诉讼形式体现行政诉讼的客观维护的秩序功能, 还能有效避免由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所产生的弊病, 有利于在更广泛层面上构建和谐社会。

法国、美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都从立法上授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领域的公诉权, 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在世界上不仅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而且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规范性。相比较而言, 我国这方面的立法无论从现实需求, 还是从世界潮流而言都是有所欠缺的。因此应当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明确检察机关有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同时, 检察机关也有权对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等提起的公益诉讼支持起诉等等。

为了防止检察机关在保护公益过程中产生干涉私权、诉权被滥用的危险, 我们认为, 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共同利益;第二, 原告并非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第三, 提起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一般不受法院裁判的拘束;第四, 公益诉讼中, 因为涉及的利益不属于原告, 所以其处分权受到一定限制。根据以上理论, 再加上我国的国情和其他国家的经验, 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 检察机关可以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污染公害案件、不正当竞争或垄断案件等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提起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在法学理论界已经是共识, 实践中也已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先例, 但我国至今尚未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立法根据, 这种立法滞后于实践的境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尴尬。我们认为, 这一问题应当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 应尽快予以解决。解决的途径可以是修改现有法律, 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首先, 在宪政法方面, 应当考虑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54年检察院组织法曾规定检察机关有权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参与民事诉讼。1979年开始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草案中本已写入了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的条款, 但由于司法实务部门意见不统一, 认为检察机关人力不足, 无暇顾及民事监督, 造成1982年《民事诉讼法 (试行) 》在定稿时删除了有关内容, 仅保留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性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规定。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继承了试行法的精神, 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八十五条至一百八十八条对检察监督的方式作了规定, 将抗诉作为其监督手段。而行政诉讼法对于检察权的规定只有两条, 一是总则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二是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由此可见, 在法律层面上, 检察机关只享有抗诉权, 而没有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权、参诉权, 这是目前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无法可依问题的根源。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关于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的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 有权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的规定, 值得我们重温。

其次, 在实体法方面, 我国正在酝酿制定《民法典》、修改《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 应借此机会在有关实体法律中规定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1.在民法典总则部分, 赋予检察机关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妨害公共秩序的民事活动检察监督权, 作为民法的一条原则, 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干预民事活动奠定法律基础;2.根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的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 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条文赋予对海洋环境有管理职责的行政部门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便于救济被侵害的海洋公共利益。我们在修改环境保护法等其他部门法的时候, 也应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行使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有利于检察机关对被侵害的公共利益进行救济。

第三, 在程序法方面, 应当考虑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 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方式、程序, 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 证明责任的分配等内容。值得关注的是,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江伟教授组织起草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 (初稿) 》已对公益诉讼作了拟定, 第64条规定:“检察机关、其它有权机关、公益团体、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为维护公共卫生、环境、生活质量、文化财产、国有财产以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可以针对侵害多数人利益的人提起不作为之诉或者赔偿诉讼。”第82条规定:“对于涉及公益的诉讼案件和非讼案件, 检察院可以参加诉讼。检察院参加诉讼, 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对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的这一建议, 希望立法机关在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予以重视。关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保持同样的法律精神, 其中关键就是要突破检察机关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观念禁区, 赋予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享有起诉权和参诉权。只有如此, 才能真正发挥公益诉讼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 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有着历史渊源, 而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 一些地方的人民检察院也已有了不少对具有环境保护性质的案件提起公益诉讼的有益探索:浙江省嘉兴市检察院和嘉兴市环保局联合制定的《关于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若干意见》出台, 在浙江省尚属首次, 标志着该市的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启动, 一些违法排污、屡禁不止的环境污染案件, 现在可以由检察机关代表公众利益进行起诉;2010年11月30日, 由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指导, 协调办理的浙江省首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由平湖市人民检察院向该市人民法院依法提起, 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原告身份, 请求法院判令嘉兴市绿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等五被告赔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4.1万余元, 同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庭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我们认为, 人民检察院并非公益诉讼的首选原告, 却是公益诉讼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适格原告, 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检察院虽不以提起公益诉讼为其主要职责, 但是, 依其法律监督职能, 这一“后备”原告行使起诉权, 不仅有利于及时防止、救治公共利益损害, 还将为公共利益的法治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司法监督力量。与此同时, 法律也鼓励关心公共利益的有识之士、社会群体等民间力量, 自觉维护公益, 弥补国家公权力的不足、不及时或有时需妥协等缺点, 为公共利益的法治建设增强公众监督和社会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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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浙江嘉兴检察院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中新网, 2010-8-30.

[7]浙江检察机关首例环保公益诉讼案件开庭审理.正义网, 2010-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