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制变

检察机制变（精选4篇）

检察机制变 篇1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 在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决定的依据。其中,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指违反法定程序, 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 不具有证据能力, 不为法庭所采纳而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①非法证据的范围, 主要针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 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 世界各国都采取强制排除的态度, 但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 英美法系一般加以排除, 而大陆法系则一般予以采纳。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成要素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主体

(1) 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权人。

谈及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涉及的首要问题是谁具有提出排除非法证据请求的资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旨在保护非法取证行为的相对人和案件相关人的利益, 因此, 被告人应该成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当然主体。同时, 应该在程序设置中明确, 凡非法取证行为的相对人及其授权人都应该成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当然主体, 具体包括被追诉人及其近亲属和辩护人。

(2) 非法证据排除的运用主体。

非法证据排除是指不将该证据作为审判阶段定罪量刑的依据, 享有该权力的主体, 通常包括法院和检察机关。法院通常采取诉讼程序排除的方法。检察机关则通过听证程序进行。②

2.“排除”的适用阶段

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阶段有着很大的分歧。一些国家是在审判阶段由法官决定是否排除, 即法院的诉讼排除程序。也有一些国家不限于审判阶段排除。纵观世界各国, 对非法证据排除适用阶段的发展趋势是在诉讼期间均可以予以排除。检察机关主持排除非法证据的名称和模式, 为了区别于法院的诉讼排除程序, 即采用听证的方式方法, 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可称为“听证排除”, 从检察理论上看, 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是检察机关对侦查阶段获取的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关键环节和最直接途径。

二、非法证据规则制度构建

所有的程序规则的设计都是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出于人权保障的要求, 我国必须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 但是出于秩序与安全的需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必须得到严格的限制, 因此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的构建, 来保障非法证据规则的有效运用。

(一) 确立司法审查制度

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强调以审判为中心, 审前的司法审查机制较为完善。我国应在审前程序中确立司法审查制度, 将证据收集行为, 尤其是搜查、扣押、监听、逮捕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纳入司法的控制与监督制约之下。具体可在法庭审判前建立预审程序, 设立预审法官, 对侦控机关限制、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对如逮捕、拘留等强制性措施进行审查后签发许可令状, 从而对此类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 预审程序对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维持和运转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 建立非法证据听证机制

检察机关就非法证据问题进行审查与决定时, 不能凭主观臆断, 而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同时, 应当听取侦查机关的意见。检察人员要求侦查机关承办人员说明证据调取时的情况, 以排除非法取证的嫌疑时, 可以采用的证明方法包括:要求侦查机关提供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 调取犯罪嫌疑人被送入看守所时的身体健康检查记录;如果仍然无法查清的, 可以询问犯罪嫌疑人同监室人员、相关侦查人员、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官。

通过建立非法证据听证程序, 就为侦查与辩护方就证据合法性问题发表意见提供了平台。当然检察机关应在逐步探索的基础上, 合理界定听证范围, 规范听证程序。

(三) 完善非法取证行为的惩戒制度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违法收集证据规定了不少的禁止性和义务性规定, 但都没有对违反这些规定招致的法律或程序制裁后果进行规定, 以致实践中即使违反法定程序取证, 对侦查人员个人也不会导致不良后果, 反而会因为是为了追求破案而得到谅解, 收集证据的程序性规定得不到有力遵行。因此, 有必要建立对违法取证行为的惩戒制度, 使行为构成犯罪的侦查人员承担刑事责任, 对其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也要追究行政责任, 使侦查人员碍于违法成本和要承担的法律风险, 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从而减少违法取证行为。

(四) 设置受害人救济制度

首先, 建立非法取证的国家赔偿制度。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造成公民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的, 受害人可通过行政诉讼要求赔偿, 法律也应当赋予非法取证行为受害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当然, 相关制度的完善,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正如美国联邦大法官卡多佐所言, “司法过程现在就完全理性化, 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被抛弃的无稽之谈。但我们不能因此不竭尽全力。”③

(五) 完善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机制

在刑事实体中, 法官的自由裁量规定空间总是较大, 这就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产生。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有赖于法官制度的建设, 只有法官的中立性得到有效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得到完善, 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为完备的美国为例, 由于陪审团负责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 为了避免非法证据影响陪审团对事实的判断, 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 非法证据必须被阻隔在庭审之外, 因此,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104条c项明确规定:“所有案件中关涉被告人自白可采性问题的审理, 均应在陪审团审理之外进行”。而对非法搜查和扣押的物证, 美国法律也规定各级法院必须避免在陪审团在场时进行听审。因此, 应学习和借鉴美国等的陪审团制度, 建立和完善适用于我国的陪审制度。由陪审员监督法官, 对非法证据是否予以排除进行质询, 让法官受到法律和人民的双重监督, 从而能有效牵制法官裁量权的滥用。

摘要：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之一, 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 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逐步加以完善, 有助于在最大程度上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和功F能。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成要素,听证机制,惩戒制度

注释

1张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研究若干问题研究[EB/OL].中国知网, 2013, 2:16.

2鲜婷.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EB/OL].中国知网, 2013, 2:16.

3禇丽萍.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研究[EB/OL].中国知网, 2013, 2:16.

构建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探索 篇2

(一) “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的警检关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 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同时, 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是目前处理和指导检警关系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

“分工负责”是指检警在进行刑事诉讼时, 按照法律赋予的职权, 严格按照法定分工进行诉讼活动;“相互配合”是指检警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相互支持, 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是指检警按照法律的分工, 相互检验, 相互制衡。应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原则:

1. 相对的独立关系。

一般而言, 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质流程由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共同构成, 各为独立一节, 彼此间分工协作。因此, 我国刑事诉讼流程里侦查和起诉是相对独立的阶段, 检警两方各行其是。公安机关在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具备独立运作的权力, 与检察机关不存在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

2. 程序的承接关系。

刑事案件之流程由侦查到起诉, 前者为始, 后者为承。两者共同作为控诉一方, 其诉讼追求并无二致。然则, 由于我国法律对两者间协调与配合之规定并不具体, 导致侦查与起诉并不能和谐运作。起诉程序依赖于侦查工作, 两者之间配合不畅必将导致控诉的质量, 从而影响到案件审理, 乃至影响整个案件的诉讼质量。

3. 制约关系。

一方面,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而移送起诉的案件可以退侦, 也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另一方面, 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有权要求复议复核。两者在诉讼中相互制约。

从上述特点分析, 中国警检关系既不同于大陆法系的“警检一体”模式, 也不同于美国警检分离模式, 乃是有其比较独特的“分工、配合、制约”模式。中国侦查机关在国家司法活动中具有十分强的侦查权力和庞大的侦查力量, 并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与中国国情, 必定要赋予侦查机关强大权力和特殊地位。

(二) 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可以说, 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一直以来重心都在侦查阶段。尽管从法律上规定了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尽管宪法上赋予检察机关负有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 但公诉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制约是很有限的, 我国公诉工作与侦查工作脱节的问题已经成制约公诉质量, 影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一个主要因素。公诉机关介入侦查活动, 帮助侦查机关及时收集、固定证据, 规范侦查活动, 保障公民人权, 是提高公诉质量的当务之急。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在三个方面急需改进:

1. 侦查监督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应有重视。

按照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体制, 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被淡化了, 检警工作之关系显得配合有余, 监督不足。

2. 侦查监督的事后性与被动性。

陈兴良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是由公、检法三道工序组成的一条司法流水线。其中公安与检察是并列的两个机关, 虽然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 对于公安机关具有侦查监督权, 但这种侦查监督只是结果的监督而不是过程的监督, 是一种静态监督而不是动态监督, 因此缺乏侦查监督的有效性。而这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侦查活动, 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3. 侦查监督缺乏具体法律规范与制度。

实践中, 检察机关主动参与到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情形很少;同时, 公安机关也并不积极向检察机关寻求介入。两者间联系之不主动, 已成为检警协作的一个问题。此外, 侦查监督的相关法律规范也并不全面。如刑诉法对公安机关不纠正违法、不执行决定的法律后果, 乃至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所提出的纠正意见不予采纳等事项并未详尽规定。

二、构建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理由

(一) 国外侦查监督的现状

针对我国目前侦查监督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有学者开出了两记药方:一是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二是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警检一体化模式。客观分析一下, 两者都在可行性上存在不小的困难。

1. 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制度, 要求由法院作为裁判者对侦查活动进行直接控制。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极具特色的侦查监督机制, 其最大的特点是将一些直接涉及公民人权的诉讼行为上升到宪法高度, 为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提供宪法性的保障。因此, 法官侦查监督权较大, 警察逮捕、羁押、搜查、扣押、窃听等侦查权力的实施都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和许可。

虽然私法审查制度由美国运行多年, 已经体现出其独特的宪法介入之优势, 但并不足以为我国直接引入。具体到我国国情, 若由法官直接控制侦查活动, 这显然需要对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乃至国家整个政治制度做出大调整。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和政治环境并没有对这一改革体现出迫切需要, 且目前我国法院系统内部的法治化进程尚未完成。这些因素的存在显然无法与业已成型的法治国家的状态进行简单的对接。所以说照搬美国的司法审查机制并不适合我国国情。

2. 警检一体化模式。

再看警检一体化模式, 如若机械地放眼于其存在国家的警检体系, 大致会得出其种种的优越性。但仔细分析会发现, 警检一体化模式同样不适合我国引入。开此药方的学者首先认为应当由检察院领导或指挥司法警察, 侦查完全服务于起诉。整个侦查活动按照检察官对起诉的要求而运行, 这样实际上强化了职权主义而弱化了当事人。因为当事人要面对的是由检察机关与其领导的警察系统二者的侦控, 这样的局面必然导致并不强大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将面临合法权利之保障缩小的境地。可见, 检警一体化对法治和保障人权来讲是一个倒退。其次, 抱此观点的学者对于警察权、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设想是“从目前的‘流水作业’走向‘以司法裁判为中心’”。这样实质上过度提高了行政与司法的地位。对此进一步分析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上述学者所提出的检警一体化乃建立在“三权分立”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的国家制度之基础之上的。这实质上是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的否认。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可能将行政、司法两者与立法平行。因而, 可以认为, 这样的检警一体只会让检查机关成为一个单独的起诉公器, 而丧失其法律监督者的角色。

(二) 检察引导侦查的构建理由

相较上述两种方案, 当前具备可行性且能够完成的, 是把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予以细化、优化, 使其独立实现对侦查的法律控制。在我国目前的法治背景下, 改良和加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具备以下理由:

1.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具有法律监督职能。

实践中, 虽由于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乏而致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 但若能在此基础上加以改变,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落到实处, 可以说是恢复其立法本意, 是对我国宪法和刑诉法的一种补完。因此, 相对于需要参考借鉴的国外模式——司法审查制度与警检一体化所需要的高成本大代价以及并无法完全预期的实现效果,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构建显然更具可能。

2. 在近邻日本, 检警关系就更强调检察机关强力的掌控。

在德国, 警察是检察官的辅助官员。此等大陆法系国家都有强调检察机关对侦查的控制, 因此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法律在认识检警关系方面应当不具排斥性。事实上, 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课题之一, 就是逐步转变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诉讼运作关系, 不是流水线的简单承接, 而应当是使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具备统筹性的控制, 使检警工作呈现梯次性。

3. 德国、日本的刑事诉讼实践中, 检察系统是与司法系统一样的, 是公平的权威。

之所以着重强调检察机关公平、公正的地位, 是全世界检察机关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不断强调、落实检察机关的客观性会使其对侦查的控制更能诉讼公正, 使当事人信服。实际上, 我国的刑事诉讼也从来都强调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 这种客观不仅能保证诉讼进程, 还能保证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三、检察引导侦查的构建设想

(一) 监督许可制度

1. 立案监督。

一旦公安机关对某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应当将相关案件材料交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对其立案程序和进行备案监督。若公安机关立案程序违法, 检察机关当有权立即纠正, 公安机关当重新指派人员进行立案, 保证立案阶段的合法性。

2. 强制侦查许可。

在某些案件中若侦查机关需采取强制侦查行为时, 须向检察机关申请取得强制侦查许可。行使审查许可的检察官独立于公诉检察官。由于强制侦查很可能会损及当事人的自由权益, 因此, 强制侦查许可作为对强制侦查的法律审查能进一步保证强制侦查行为不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违法损害。

(二) 侦查违法审查制度

审查不是裁判。检察机关的审查不能妨碍侦查, 但要全面监督, 强调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一旦有侦查行为违法, 检察机关当有权做出审查结果, 公安机关当重新侦查, 非侦查违法审查制度内所获之证据不能采纳。特别情形下, 检察机关直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申诉和控告。

(三) 完全不起诉权

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行使受很大制约。具体而言是, 被害人可以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 被不起诉人也可以提起申诉, 侦查机关对不起诉决定也有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权。虽然这些救济机制可以一定程度地防止不起诉权滥用, 但是其中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救济措施会使得不起诉决定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赋予检察机关完全的不起诉权, 可以消除侦查机关的反监督, 完整检察机关的监督体系, 还能够保证不起诉权的权威性。虽然可能有独断的可能性, 但是为了确立检查监督的权威。制度都有不足, 这里选取了不同的价值。配套可以由法院对被害人自诉进行审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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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宗智.评“检警一体化”兼论我国的检警关系[J].法学研究, 200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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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 200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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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蒋为群.论“检警一体化”[J].公安研究, 2007 (7) .

检察机制变 篇3

(一) 设立案件评查委员会

我院已经设置了专向部门进行评查工作, 并由纪检组长担任委员会主任, 再由监察科、研究室的负责人担任委员会委员, 主要工作就是对以往安检的处理结果进行评估, 同时还可抽调德才兼备的老同志加入委员会。其主要的作用就是检察院以往案列处理水平进行评估。当对于以往案件质量的评查结果在委员会的成员中无法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时, 或是在某个案件中不能得到统一的结果, 则最终的纪检委可作出最终判决。

(二) 案件评查的方式

我院所建立的评查委员会可以有效的对我院日常检察工作进行监督, 该委员会在内部运作时可指定一系列工作流程, 比如评查方式、评查日期和评查结果的等级划分等。主要基于以往办理过的案件角度出发, 因目前存在案件整体较多, 不可能全部将以处理的案件进行评查, 因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针对重案大案的处理过程进行评查。

二、案件评查标准要细化

(一) 受理案件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由于检查人员每日所需要处理的案件众多, 不可能将每个案件处理的非常合理。因此评查人员对程序方面的评查应该极为细致, 对案件的受理情况是否不违反相关规定, 罪证与赃物的保管是否不违反相关规范, 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工作是否不违反有关规定, 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证人和被害人的询问是不是符合相关规定及程序要求且文明礼貌, 讯问笔录的文书制作格式是否整洁、规范, 录音录像是否同步进行, 对案件的审批有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程序, 有没有出现未经审批即逮捕或羁押的违法情形, 办案时限是否被严格遵循, 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对案件审查完毕。还有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以及普通程序有没有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换押。还有对于辩护人与代理人依法告知、依法接待工作是否落到实处。

(二) 是否全面查明案件事实

案件评查过程中, 必须对案件处理的每一过程进行详细的审查, 对于相关结果的书写是否做到了全面总结、清洗表达、结果明确、不存在异议, 相关判定结果是否是基于法律相关条款、恰当。对于案件要彻底讨论其不适当的处理条件, 讨论案件的记录是完整而准确的,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必须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对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过程中, 有没有案件应当被发现, 并没有发现违法行为, 是否应予以逮捕和不逮捕。没有犯罪嫌疑人刑事程序有缺陷但后被捕, 逮捕犯罪嫌疑人程序有缺陷, 错案等违法情况的发生等。检察机关的诉讼程序的合法性, 材料是否是完整的。是否违反法庭司法活动的有关规定。赔偿的案件是否适用法定赔偿范围。未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批准的未经调查的案件, 或者对违法行为的初步审查, 初步调查是否存在被调查对象的接触问题, 是否有强制措施对被调查人员在调查初期, 是否有查封、冻结或扣押的合法财产进行调查。

(三) 撰写案卷文书的规范问题

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是文书的语言是否准确, 是否基于相关法律标准, 是否涵盖了整个案件, 文书的格式是否统一。内部文字是否正确, 标点符号使用是否恰当, 整体的文字表达是否能够准确的反映出案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相关的证据及相关材料是否完整。相关的文号是否符合标准, 整体文书是否能够反映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性。

三、评查奖惩机制科学化

(一) 明确质量问题, 区分差错责任。

对于被评查案件在法律文书、实体、程序等方面存在的质量问题, 可按照差错程度给予责任划分, 并根据《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 由案件承办人员或相关责任人员承担与其差错相适应的责任。

(二) 是建立健全申辩制度, 确保处理结果公正。

对评查发现的问题深入了解其产生的原因, 并给予办案人员或相关责任人相关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并充分听取他们的申辩意见。案件承办人员需进行自查并提交书面形式的报告, 分析涉检上访或被投诉、被判无罪等案件的原因, 对案件质量问题是否具有过错和责任归属提出申辩意见。评查人员再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理性和综合分析, 及时纠正错误, 并不断总结经验, 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三) 案件评查制度应和日常工作紧密结合。

评查结果应当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对错误办案责任的追究, 应当坚持以教育为主, 惩罚为铺;严肃认真, 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部分存在较大办案质量缺陷, 极大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司法公正的案件, 要及时采取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监督程序以纠正错误,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黄亚珍.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机制改革之构想[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5.

检察机关去行政化机制研究 篇4

司法行政化是指司法机关的组织建构及运作模式存在严重的行政管理倾向的现象。学者对于司法行政化的内涵及外延有诸多不同的解释, 虽在司法行政化概念界定的切入点上存在差异, 但对司法行政化表现形式的外延界定却是一致的, 即司法行政化系对司法机关在机构设置及运行模式上整体存在行政管理倾向的统称, 系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司法机关行政管理倾向的总体概括。在词语表述的使用上, 司法行政化一词足以概括司法机关各部门及各项工作的行政化现象, 无需再另设区别性概念, 而应以司法行政化的统一表述为宜;而在概念的分类分析上, 学界观点多以人民法院为唯一司法机关作为立论基础, 含将司法机关等同于审判机关之意, 对此, 其立论基础有失偏颇, 检察一体化及垂直领导体制系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机制, 上下级检察机关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与行政性的领导关系存在本质差别, 不能据此将检察机关排除于司法机关之外, 故在检察机关行政化概念的类型分析上, 以采二分法为宜, 即将检察机关的行政化分为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权过程中受地方党政部门影响的外部行政化及检察机关内部以行政级别为依据的内部行政化。与之相对, 检察机关去行政化即为对检察机关组织建构及运作模式中行政管理倾向的去除, 以恢复其司法本质的过程。

二、检察机关去行政化之正当性探讨

在司法去行政化命题下, 检察机关去行政化的主体性问题上, 理论界及实务界却存在多种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 检察权不具有司法权所具有的终局性、独立性、中立性、消极性和被动性, 故检察机关的权力特征及其机构设置与国家司法权的内在属性相背离, 反而与国家行政权的基本特征趋于吻合, 因此检察机关不具有作为司法机关的法理根据;有学者以检察权的设置混淆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别为由, 认为检察权属于行政权, 进而提出取消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甚至有学者认为一个强势的敢于与法官对抗的公诉人制度的存在, 司法便不能独立。上述观点可统称为检察权的“行政权说”。对此, 亦有学者持相反意见, 石少侠教授认为检察权之性质系法律监督权, 而非前述之行政权, 该权力属性使检察权当然应成为司法权之一种, 而使检察机关亦应归属司法机关之行列。

对检察机关司法主体性地位的探讨, 其实质在于对检察权司法权性质的确定。在此, 笔者赞同石少侠教授的观点, 即检察权就其权利内容判断应属法律监督权, 而在性质上应属司法权。前述将检察权归于行政权学者所列根据之一在于其以终局性、独立性、中立性、消极性和被动性作为司法权的全部特性, 进而在检察权不具有上述权力特征之情况下, 当然地将检察权归入行政权范畴。但该学说系以“三权分立”的权力制度为基础, 与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制”有根本区别, 同时, 其采“狭义司法”立场, 具有以将审判权置于司法权之上而对司法权之特征进行推演之嫌, 故该学说缺少理论推演的特定社会背景, 并在推论的逻辑演绎上亦有待商榷。在我国实行的以人民大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一府两院制”下,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行政机关均在作为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统辖下工作, 对后者负责, 受后者监督, 故其在权力构成、权力配置及权力内容上均与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约的“三权分立制”不同。且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为我国检察机关及检察权的属性进行了基本定位, 检察机关内部实行的“检察一体化”及“垂直领导体制”等系检察机关内部为维护法制统一及适用法律的公平公正而实施的办案制度, 对检察权性质的界定原则上是对检察机关在宪政体制上的定位, 确定的是检察机关的外部关系, 即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的关系, 至于其内部采用何种管理方式, 与其在宪政体制上的定位无涉。因此, 当检察机关运用侦查监督权、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诉讼监督权及执行监督权等以一个专门性监督机关的姿态出现在我国司法舞台时,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而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司法属性已毋庸置疑。

三、检察机关去行政化的必要性

1. 检察机关行政化现状

(1) 机构设置行政化。我国检察机关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至基层人民检察院实行检察机关的四级建制, 并与行政区划相对应。其内设机构亦以科、处、局等为名, 且在职务层级上亦遵循行政机关管理模式, 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的选举、任命均需经本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讨论同意, 并经由所在行政区划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议, 检察官的日常管理亦按照公务员管理方式进行。因此, 在组织体系上, 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及人事任免实与各行政机关无异。

(2) 资源配给行政化。检察机关机构设置的行政化直接决定了其资源配给的行政化。在现行管理模式下, 检察机关在财政、组织、编制、人事等诸多方面均由地方政府负责甚至决策, 检察机关基本生存要素的受制于人必然无法保障其在决策中享有完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3) 办案程序行政化。在办案过程中, 检察机关普遍沿用以行政审批、集体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办案机制, 检察权由检察机关通过层层审批的方式集体行使, 而办案责任亦由检察机关集体承担, 下级检察官一般应服从上级检察官的指挥, 下级人民检察院亦应服从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在此, 上级检察官或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以一种行政指令的方式适用于下级检察官或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 使案件办案人与普通行政办事人在事项处理程序及权责划分上已没有明确的区分。同时, 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最高的议事决策机构, 其内部亦存在下级检察官对上级检察官在办案意见上的服从问题, 而检察委员会决策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检察委员会决议“责任分散、难以追究”, 也使得检察委员会成为了消解办案人办案风险的避风港。

2. 检察机关行政化危害

(1) 外部非独立性———行政干预的介入。如果机构设置的行政化在客观上将检察机关限定于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模式, 那么资源配置的行政化便在主观上使行政机关攫取了检察机关的自主决策权, 使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地方党政机关的不当影响, 使检察机关不能仅以法律为依据作出符合其内心确定的决定, 阻碍了检察机关对地方职务犯罪的打击, 同时也给个别的司法腐败留下了寻租空间。

(2) 内部的非独立性———检察官积极性的降低。检察官是检察机关的行为单位, 其行为状态直接影响检察机关的工作实效。检察官的价值激励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检察官的职级晋升, 二是检察官职业价值的自我实现。但在检察机关的行政化倾向背景下, 检察官被与检察机关其他工作人员共同作为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 受限于行政级别的晋升, 而不能在体现其职业能力的检察官序列中体现价值, 同时, 检察机关办案程序的行政化, 忽视了检察官职业行为的司法独立性, 造成其对上级检察官的过度依赖, 无法以充分的职业激励激发检察官案件办理的行为能动性。

(3) 制度的非独立性———法制统一的破坏。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权威是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的固有含义, 其要求在立法精神的统一指引下, 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在内的各项权力的行使以及社会生活的各项活动均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 不允许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的存在。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是国家法律公正实施的最后屏障, 如果说打击犯罪的不利及内部司法腐败的产生是检察机关司法独立性丧失在个案中的体现, 尚可通过专项行动加以弥补, 那么检察机关行政化在制度上对国家法制统一、权威及尊严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则将使整个法律制度失去执行的公平公正, 失去作为制度生命的人民的认可, 最终将导致法律神圣的陨落。

四、检察机关行政化的成因

1. 中华法系的精神遗存

我国传统社会并无行政与司法的严格划分, 其虽亦设有专司律法之机构, 但在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上却从未独立, 对于犯罪的追诉及行政权力的行使往往取决于以皇权为核心的行政官员的决断, 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司法权力行使方式使社会中形成了对行政权力的绝对依赖, 使司法权在人民心中似乎天然地成为了行政权力的附庸与配置。这种思想从中华法系经民主革命再到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延续至今, 虽宪法中存有对司法独立的表述, 但其尚未在思想上形成对司法权独立的实质推进, 亦使我国的检察权缺少独立行使的思想基础。

2. 法律移植的本土性制约

我国近代司法机构的建立是西方法律移植的产物, 其思想来源于西方法律制度的传播, 但我国乡土社会与西方法律思想存在着天然性的差异, 使得人们在对受让而来的法律思想进行解读时产生了偏向于本土性思维方式的偏差, 在这一问题上, 中华法系遗留下来的行政与司法的一体性思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并使司法及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仅成为了《宪法》及教科书中的倡导。

五、检察机关去行政化之制度建构

1. 制度定位———垂直领导体制的秉持

上下级检察机关间的领导关系是检察机关区别于审判机关最显著的机构特征, 这一特征不是行政性的服从, 而是上下级检察机关作为整体统一实施法律监督权的体现, 检察机关的行政化使法律监督权的统一实施受到了来自地方利益集团的影响, 面临着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对法制统一的冲击, 在维护法制统一, 实现检察机关司法独立的层面上, 检察机关必须坚持检查一体化, 坚定地推行垂直领导体制, 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领导下的全国检察机关的垂直管理为导向, 以改革之初省级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为实现路径, 摒除地方行政机关等外部利益对检察机关检察权行使的影响, 向检察权的整体独立迈出坚实一步。

2. 改革核心———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检察机关去行政化是通过对检察机关人财物管理模式的重新调整实现案件办理的规范高效, 以期最终实现法律实施的公平公正, 这需要对检察机关办案体制的深入改革, 更依赖于对检察官独立性的切实保障。如前所述, 检察机关以逐层审批的方式集体行使检察权, 权责不相统一, 激励制度的缺失造成了作为实际办案人的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积极性与自主性的不足。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与检察一体化制度与检察官在案件处理的独立性上并不冲突, 检察长领导下的主办或主任检察官制度便是其中的可行路径。在经过业务能力、理论水平及政治素质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验后, 主办或主任检察官可以在权限范围内对案件自行作出决定, 并有权直接向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提出建议或提议讨论, 与此同时, 其亦须对作出的决定及提出的意见负相应的责任。检察长领导下的主办或主任检察官制度以权责统一的方式实现了对检察官职业能力的激励, 使检察官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和更加自律的职业操守投入案件办理, 实现以人为基础的执法的客观公正。

3. 配套制度建构———人财物的统一调拨

(1) 检察经费管理去行政化。检察机关在办案经费等资源配置上对地方财政供给的依赖是地方利益集团能够干预检察机关办案的主要因素。对此, 检察机关应实行经费单列, 由中央财政层级划拨, 在利益链条上切断与行政机关的联系。但在地方财政的区域性差异已使各地区检察官在经济收益及福利待遇上出现了的现实差距, 这会使经济发达地区检察机关对既得利益抱有留恋, 亦将阻碍垂直管理后检察官的跨地域流动, 同时,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与各地区检察官的办案数量直接挂钩, 检察经费如何进行合理配置亦将成为检察机关去行政化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 笔者认为, 在基本工资层面, 应取全省范围内最高标准, 同时实行绩效补贴, 以体现对较高工作效率的认可。

(2) 检察官编制管理去行政化。在检察官的人员编制上, 笔者赞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确定、调配, 检察官的招考、录用由省级检察机关负责, 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外, 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经上级人民检察院层报至省级人大常委会任命, 副检察长由省级人民检察院任命, 检察官由上级人民检察院任命。此外, 应将检察官序列与行政级别相剥离, 使检察官职级成为其晋升的根本依据, 并突出行政级别的服务性内涵, 使其成为检察机关内部必需行政事务的管理性辅助, 进而去除其对于案件办理的主导因素。

(3) 检察官队伍建设去行政化。检察官队伍的建设应遵从检察官系统的独立, 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应从下级人民检察院的优秀检察官中选任, 不对外招录, 并加强用人单位在遴选中的话语权, 防止人到不能用局面的出现, 同时, 初任检察官均需经过基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锻炼, 辅以畅通的检察官流动通道, 为优秀的检察官打造发挥才能的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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