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

2025-01-30

民事检察（通用8篇）

民事检察篇1

XX县检察院注重实施“五沟通”，积极做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收到明显效果。去年以来，受理申诉案件21件，立案17件，其中提请抗诉3件，市院已支持2件，法院改判1件，提检察建议7件，法院已改判1件，执行和解1件。

上下联动，注重与上级检察院的沟通。对有争议的案件，除请本院主管检察长一起召开案情分析会以外，还积极与市院及时沟通，争取办好每一起民行案件。去年以来，市院民行处的领导曾两次亲临该院进行现场办公，帮助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如，XX县农机综合服务总站承包合同纠纷申诉的案件，经市县两级院的沟通提请抗诉，案件得到改判，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接受监督，加强与人大、政协的沟通。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座谈，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定期向人大常委会汇报重点案件及工作开展情况；加强信息材料的反馈；及时完成人大等交办的案件，并在短时间内反馈结果。对于重点案件、有影响案件及当事人反映强烈的案件，在再审开庭时，请人大、政协有关人员参加庭审，进行监督。

密切协调，加强与法院的沟通。积极同法院办案人员进行沟通，在案件争议的问题上得到办案人员的理解和支持，确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标的小、错判明显的案件采用检察意见等形式，缩短办案工作时限。与法院共同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

拓宽渠道，加强与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纪检、信访等部门沟通。聘请其中的一些人为检察联络员，他们积极提供案件线索，使案源渠道不断拓宽。检察联络员共提供案件线索12件，立案审查7件。

服务为民，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该院深入乡镇、集市设立法律咨询站，发放宣传材料，接受群众申诉，广泛宣传民行监督的目的、意义及受案范围、办案程序等，倾听人民群众对民行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民事检察篇2

1、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平衡法制的天平,完善我国民事检察权的必要。

就现实而言,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检察权很薄弱,其检察监督的范围仅仅限于民事审判活动,其方式仅为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然而,民事检察权仅有抗诉权能是不够的。从相当意义上讲,抗诉权针对的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其监督对象是法院。但民事监督权就其质而言,是对民事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而民事法律包括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因此,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的行使范围应是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和民事程序活动进行监督。目前,我国通过部门法所确定的民事监督权仅限于民事诉讼活动,并不包括民事实体活动。事实上,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如果没有专门的机关对民事活动予以监督,国家利益就完全可能因民事权利被滥用而招致损失;如果没有专门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追诉,国家的损失就无法追回,国家利益将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当前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现状,恰能说明民事活动缺乏法律监督机制的严重后果。由此说明,既然民事主体利用民事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是可能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然国家的利益与其他民事主体的权益一样是需要保护的,那么,民事活动应当受一定的法律监督就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的确立就是必须的。

2、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保障并促进我国目前实行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的整合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与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的培育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个体利益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规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有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的介入。同时,由于一些司法人员的腐败,致使一些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当事人不能行使自己的诉权,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群众的不满,危及社会安定。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行使国家诉权出面干预,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司法实践中,以有多起由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实践证明了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3、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必要。

民事实体法调整的对象除财产关系外,还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有相当一部分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公序良俗,还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问题,前者如婚姻关系,后者如抚养、赡养关系等。这些法律关系既决定着民事主体的个人利益,又常常影响着国家的公序良俗。对此,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应的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应有的公德、秩序和善良的风俗。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还有责任对侵犯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包括社会经济秩序),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进行防范与惩戒,如对产品质量侵权严重的案件、对垄断经营、劳动争议等纠纷,检察机关也应当享有相应的监督权和诉权,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概言之,民事主体滥用民事权利的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或社会经济秩序或社会公众利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本着民事主体的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和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

4、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且立法本意是赋予检察机关对国家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权,其中必须包括民事法律监督权。鉴于刑事法律监督权通过刑法、行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予以明确,因而宪法所确定的检察监督权得到了落实。然而,观念的滞后,造成检察机关的民事法律监督权迟迟得不到民事实体法的肯定和明确,使检察机关全面实施法律监督的宪法的精神不能有效的落实,进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始终处于一种缺陷状态。倘若能够通过民事实体法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无疑将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完善,同时也将是对“权利不得滥用”的民法原则的落实。

5、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民事诉权理论发展的使然。

最初的民事诉权完全基于私权产生,只有享有实体权利的人才能享有民事诉权。然而,民事诉讼的自身发展,已使得民事诉权的主体不再限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负有民事义务的被告同样享有诉权。而随着民事实体法的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民事权利被滥用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之间冲突日益凸现的现实,“利益者”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拓宽,并且将这些“公共”的利益归于国家,由国家享有民事诉权,这些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肯定。由此可见,民事诉权理论的发展不仅不排斥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恰恰相反,其使检察机关享有一定的民事诉权已成当然。我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以一定的民事诉权,将只能表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在朝着世界诉权理论的发展趋势进步,反之,则只能说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此外,世界各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是完全必要的。根据现有资料,许多国家已放弃了以往“不得干预私法”的观念,抛弃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处分”民事理念,代之以对民事活动实行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原则,由国家对民事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民事活动进行监督并在有关民事行为危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况下,以提起民事或参与民事诉讼等方式进行干预。如前苏联、民主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法律或判例中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当为公众需要时检察院在一部分案件中进行控告和在另一部分案件中不作为当事人而仅仅干预诉讼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无论是从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接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学习他国的成功立法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立法的角度出发,均有必要扩大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的内容,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民事检察监督与主任检察官制篇3

内容摘要：主任检察官制度作为主诉检察官制度改革的深化，其改革的实质是对检察权的重新配置。在民行检察部门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如何结合民事检察业务的特点和规律，协调和捋顺主任检察官制度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关系，以及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检委会、内设机构负责人和办案组内其他人员的关系，将成为民行检察部门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主任检察官民事检察监督五大关系

在《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民事监督规则（试行）》）全面贯彻实施、司法体制改革纵深推进、主任检察官制度试点逐步扩大的背景下，探索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适用的主任检察官制度，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主任检察官制度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关系

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实质就在于对检察权的重新配置。对于民事检察监督中检察权如何配置，《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民事监督规则（试行）》中，对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检察权运行机制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民事监督规则（试行）》第6条打破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刑事监督规则（试行）》）中规定的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三级审批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民事监督规则（试行）》第6条的规定，契合了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的思路，为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中实行主任检察官制度作好了制度准备。

但是，对于民事检察监督中涉及具体权利安排的案件讨论和审批程序，《民事监督规则（试行）》第53条规定，案件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参见集体讨论的人员应当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处理建议等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理由。集体讨论意见应当在全面、客观地归纳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形成。集体讨论形成的处理意见，由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提出审核意见后报检察长批准。检察长认为必要的，可以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此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给出的解释认为，《民事监督规则（试行）》第53条第1款规定的集体讨论时办理民事检察案件的原则，是贯彻执行司法民主集中制度的保障，也是制度层面上完善内部监督制约的重要制度，对保证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有着重要意义。《民事监督规则（试行）》第53条第2款规定的案件审批程序，即集体讨论形成的处理意见，由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检察长批准，并指出这种集体讨论、负责人、检察长多层次权利分配，在程序和机制上确保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公正处理；对于重大疑难案件，检察长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

从《民事监督规则（试行）》的内容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出的解释来看，《民事监督规则（试行）》第53条规定的案件讨论和审批程序，似乎背离了第6条规定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这一原则规定，有悖于主任检察官制度“谁办案，谁决定；谁决定，谁负责”的基本原则，成为了刑事公诉中三级审批制在民事检察监督中的翻版。所以，在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推行主任检察官制，首先就应当突破《民事监督规则（试行）》第53条规定的案件讨论和审批程序，在民事检察监督业务中构建与主任检察官制度相适应的案件讨论和审批程序。

二、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的关系

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的关系实质是检察官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化之间的关系的外在表现，处理好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的关系，实质就是如何协调检察官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我国检察制度的语境下，检察一体化要求检察机关对外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预，对内则实行“上命下从”的管理体制。我国检察制度创建和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思想来自列宁关于检察制度的理论，该理论强调检察权独立是指检察机关相对于外部而言的整体独立，从而忽视了检察权运行规律对于检察官独立的要求。[1]所以在总体设计上，我国检察制度无论是上下级检察院之间还是检察长与承办案件检察官之间的关系，都体现了检察一体化的要求。从检察一体化有助于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来干预的角度来讲，检察一体化有助于检察机关的集体独立，但是在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这样一个层面上，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则会存有一定意义的对抗，对检察一体化的过分强调完全有可能侵蚀检察官的个体独立。[2]

检察权的司法属性要求检察官在具体承办案件时，要亲历亲为，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和法律，独立判断作出决定，并且对自己所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主任检察官制度也正是致力于构建一种检察官在检察长的授权下，在权限范围内行使案件的审查权和决定权，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一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任检察官制度似乎更加尊重主任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同时，主任检察官制度也并不排斥检察一体化的要求，表现为主任检察官的一切权利来自检察长的授权，其在检察长授权的范围内独立行使对案件的审查权和决定权。可见，我国的检察权是由检察长集中行使的，主任检察官实际上是在各自承办案件中代检察长行使检察权，主任检察官对外并不能单独代表检察机关，其只能在检察长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检察权，并对检察长负责。[3]

所以，检察官独立性要求与检察一体化要求统一于主任检察官制度中。对于主任检察官制度中主任检察官和检察长的关系，应明晰以下关系：一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全院工作，主任检察官制度作为一项改革，也只是对检察机关内部检察权具体运行中职权的重新配置，合理界定检察长和主任检察官之间的权利边界，并不影响检察权权利属性和行使主体的法定性。二是主任检察官的办案权和决定权来自检察长，主任检察官在检察长授权下，独立行使对案件的审查权和决定权。三是主任检察官对于自己在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决定负责，如果检察长不同意或者改变主任检察官的决定，主任检察官应当服从，检察长对于全部或者部分改变的决定负责。

三、主任检察官与检委会的关系

作为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检察机关中的体现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规定的检察机关最高决策机构的检委会，如何实现与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协调对接，是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民事监督规则（试行）》在第88条和第103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和对民事执行活动提出检察建议的，应当经检委会决定。因此，在民事检察监督业务中，对于重大案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以及民事执行活动提出检察建议的，都应当由检委会讨论决定。

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织的指挥者和决定者，在检察长的授权下，独立行使办案职权。同时，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决策机构，主任检察官对于民事检察业务中法律规定的应该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以及重大疑难案件，检察长认为应当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主任检察官必须依法提交，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对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主任检察官应当严格执行。在主任检察官制度中，对于由主任检察官决定的案件，其对该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检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主任检察长只对提交讨论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部分承担相应的责任，检委会对其作出的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检委会全部或部分改变主任检察官的决定，主任检察官对改变的部分不承担责任，改变部分的责任由检委会承担。

检察委员会制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将民主集中制引入到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和议事程序之中，以民主议事、民主决策、集体负责这种集体领导的方式形成对检察长负责制的有效制约和补充，防止单一首长负责制可能产生的考虑不周和独断专行。[4]但从根本上讲，检委会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形式和检察长领导下的主任检察官个人负责制的办案模式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主任检察官与检委会的权责划分只能是现有法律制度安排下的一种过渡性安排。随着检察改革的深化、检察官素质的提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完善和职业保障机制的健全，检委会的办案职能将逐步淡化，逐步从办案决定机构转变为检察工作的管理机构。这一观点似乎更加符合检察权发展的趋势。

四、主任检察官与内设机构负责人的关系

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是检察权运行的组织载体，目前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基本上是按照行政机构的模式设置的，一般都由正副职和若干名工作人员组成，这种体制行政色彩浓重，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难以明晰。在主任检察官制度中，内设机构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如何协调好主任检察官与内设机构负责人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主任检察官制度去行政化的问题。

主任检察官制度的目的在于取消科层制审批模式，实现扁平化审批模式，通过压缩审批层次、下放部分检察权力，来强化办案者的责任，实现检察官办案权、责、利相统一。作为传统三级审批制中承上启下一级的部门负责人，在主任检察官制度中，将予以取消，其行政职能将由内设机构负责人来承担。如何处理主任检察官与内设机构负责人的关系，就成为主任检察官制度能否去除行政干预的关键一环。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理想模式是各主任检察官直接对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负责并报告工作，相对独立地对办案组办理的案件行使决策权，部门负责人只负责本部门行政、党务和人事方面的事务，负责召集本部门的行政会议，不得过问其他主任检察官办理案件的情况，甚至可以虚化部门负责人这一层级。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内设机构负责人应当转换角色，立足自身职能，强化日常行政管理和监督检查，主要负责本部门的执法办案管理和日常行政等工作，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执法考评、绩效考核等，监督主任检察官行使职权、公正廉洁办案；同时，业务部门负责人还可以召开主任检察官联席会议，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讨论，为主任检察官办理案件提供参考意见和处理意见。

在主任检察官与内设机构负责人的关系问题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一人双岗”的问题，即业务部门负责人兼任主任检察官的问题。现行的检察机关办案和管理模式下，各内设机构主要负责人既要负责部门所有案件的审核，又要负责部门的行政工作，可谓“一岗双责”。在主任检察官的制度设计中，主任检察脱离部门的一般行政事务，专司业务组织管理和案件的直接办理与协调，是案件承办与决定相统一的责任主体。[5]因此，必须明确主任检察官与业务部门负责人的权责，防止业务部门负责人干预主任检察官办案，否则当主任检察官同时兼任业务部门负责人的话，就与现行的案件办理和管理模式似乎没有太大差异，只是换了个称谓而已，有悖于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实现去行政化的初衷。

完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应着重考虑去官僚化，实现行政岗和业务岗分类管理。[6]同时，在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整体推进中，有效的整合内设机构，实行大部制管理，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行政效率，从而淡化行政色彩，凸显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

五、主任检察官与组内办案人员的关系

主任检察官制度致力于构建以主任检察官为主体，配备其他检察官和辅助人员，组成主任检察官办案组或办公室这一新型办案单元。按照主流的主任检察官制度设计，在以主任检察官为核心的办案组内，主任检察官既是办案组的指挥官，负责本组内案件的统筹协调，发挥领衔、决断职责，享有案件的调度权、决定权、指导权，对其职责范围内的处理决定承担全部责任，又要负责组内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解决，还要总结办案经验等。但是，在主任检察官办案模式下，主任检察官并不是亲力亲为办案组的每一起案件，但是他对组内的每一起案件最终都负有责任，他要行使必要的领导指挥权力，如何处理主任检察官与承办检察官之间的关系，是检察机关内部运行和管理中很重要的问题。[7]

以主任检察官为核心的办案组中，包含主任检察官、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助理检察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当然应当服从主任检察官的领导，辅助主任检察官完成案件的办理。但是涉及到主任检察官和组内检察官的关系时，在以主任检察官为核心的办案组设计中，似乎只关注主任检察官的独立性而忽视了具体承办案件检察官的独立性地位。在主任检察官与组内其他检察官的权责关系设定上，让承办人行使办案权，却又让主任检察官行使定案权，人为地造成了办案权和定案权的分离，变相剥夺了承办检察官的定案权，不符合司法规律。[8]承办案件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同样应当得到尊重，而且从检察权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来看，改革的最终方向应当是实现每个检察官都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独立办案、独立负责。

对于办案组内案件如何决定的问题，有观点认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主任检察官，职权配置的基本原则应比照检委会议事议案工作机制，实行主任检察官主持下的“听案合议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处理法律监督事务，将每个人的意见记录在案，但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执行。这一观点与《民事监督规则（试行）》第53条规定的办理民事检察案件集体讨论决定的原则相一致。但是，这一案件决定原则，既忽视了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性原则，又不利于案件责任的确定。因此，即使在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中，主任检察官制也应当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来配置权力。

所以，在明确主任检察官的主导地位和尊重承办案件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具体到办案组内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明确界定以下关系：一是主任检察官是办案组的指挥者，负责组内案件协调和审批。二是一般案件交由承办检察官办理并决定，承办检察官提出办案意见交由主任检察官审批，主任检察官如果不同意承办检察官意见，需书面说明理由并签字。三是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应由主任检察官亲自办理，组内其他检察官和人员协助办理。四是主任检察官认为有必要的案件，可以提交检察长或者检委会讨论决定。既尊重承办案件检察官的主体地位，激发办案积极性，又做到谁办案，谁决定，谁负责。

一项制度的良好运行，不仅需要域外经验的参照和本国实际的结合，同时还需要理论的积累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作为主诉检察官制度改革的深化，主任检察官制度被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提高办案效率、明确办案责任制、检察官精英化等问题都希望在此制度中得以解决。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实质是对检察权的重新配置问题，其中既涉及制度创新与现行法律约束问题，又涉及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问题，也涉及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问题，还涉及独任制与合议制、个人负责制与集体负责制的问题，各中关系极为复杂。主任检察官作为主任检察官制度中的核心，只有捋顺了同现有法律规定的关系，以及与检察长、检委会、部门负责人、办案组内其他人员的关系，才走出了构建主任检察官制权责统一、高效运行的第一步。

注释：

[1]参见邾茂林：《“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的博弈分析》，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1期。

[2]参见张栋：《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应理顺“一体化”与“独立性”之关系》，载《法学》2014年第5期。

[3]参见蔡雅奇：《主任检察官制改革探索调查》，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14期。

[4]参见卞建林、李晶：《检察委员会议事程序之思考》，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17期。

[5]参见陈长均：《主任检察官制度不宜一刀切》，载《法制日报》，2014年9月24日。

[6]参见王守安：《完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载《法制日报》，2014年12月19日。

[7]参见潘祖全：《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实践探索》，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10期。

民事检察篇4

一、转变执法观念，扎实推进民行检察工作向前发展。

加强民行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实践“立检为公，执法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民行检察工作是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窗口”。针对新一年的民行检察工作如何开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民事纠纷也不断增长，人民群众维护司法公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今年院党组对民行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创新民行工作思路，分管领导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多次深入民行部门，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要紧紧围绕“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加大民行检察监督力度，严格执行高检院《民事行政办案规则》和重庆市院民行办案程序，制定完善工作计划，为全面完成目标考核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学习，提高民行监督工作水平。

民行检察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民行检察队伍，否则这项工作就没有后劲，就会给民行工作带来影响。我们结合今年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中政委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学习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增强服务意识和维护司法公正的信念，充分发挥民行监督职能作用。我院民行干警在任务重、困难多、无经费、人员少的情况下，仍然积极主动扎实工作，坚持边学边干，不断加强学习和实践，更新知识结构和提高执法水平，创建学习型科室，积极学习法学理论和各种法律法规，努力提高民行干警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以适应新时期民行检察工作的需要。

三、文明执法、文明办案，服务大局。

民行检察工作既是一项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尊严的工作，又是一项处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的“民心工程”，事关社会稳定大局，是检察机关联系社会的重要窗口之一，在实践中我们结合民行检察工作的特点，充分认识到检察人员自身严格执法、文明办案的重要意义。在执法过程中坚决克服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做到文明礼貌接待当事人，帮助他们学习、理解有关法律知识，增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让人民群众有理有处讲，有冤有处伸，让申诉人深切感受到检察权关是他们的贴心人，同时加快办案速度，避免“迟来的公正”，提高执法效率，特别是对有影响的案件加大工作力度，切实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在办案中对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我们认真做好服判息诉工作，做到一张笑脸、一杯热茶，工作方法上耐心听取耐心讲解，并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严格依法办案，切实做到程序公正，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民事权利，由此人民群众都愿意到检察机关来申诉、来咨询，开创了民行工作的良好局面。

在我们所受理的民行申诉案件中，没有一件重复上访和集访案件，有效的维护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同时，民行科服从院里的统一调派，抽调业务骨干到侦查第一线参与办理了一起大要案件近一月有余。

尽管今年的民行检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盼还相差甚远，在今后的民行检察工作要继续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继续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增强做好民行检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2、提高民行干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保障民行检察工作持续发展。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篇5

优先原则的机制与方式

【关键词】调解优先民行检察和解

【摘要】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数量不断激增，如何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实现公平正义，是当前政法工作的重要任务。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总则都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法律上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法律监督权限。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是一种新的工作思路，笔者从基本的民行基本原理入手谈谈就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如何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机制与方式一些体会。

一、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基本原理

民事行政检察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活动。他是是检察权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方面的具体体现。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1 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维护司法公证，维护司法权威”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因此检察机关监督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是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运用法律手段，是保证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提高审判工作质量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检察机关调解优先原则的涵义

调解制度是指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在检察机关作出抗诉决定之前，双方当事人存有和解意愿而在检察机关办案人的主持下，本着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达成和解协议的一种办案形式。

“调解优先”原则的优点在于动员社会各个方面力量，进行多元化办案。政法工作者能细致入微、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知道当事人所知所想，以调解的途径处理人们之间的矛盾，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利。

三、民行检察工作中应当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申诉调解制度是建立在诉讼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之上的，虽没有法律的授权，但其是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依法行使了处分权，使民事申诉案件处于事实上的终结状态。在此种情况下检察机关终结案件，既未违反法律规定，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法理之中。

1、调解优先原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符合

民事案件当事人在不违反公共利益、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处分本人民事上的实体权能和程序权能，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即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抗诉程序上应当同样适用。作为民事检察抗诉程序，它既是民事诉讼的司法救济程序，也是民事诉讼的补充程序，它虽然不在法院环节上，但它仍然属于民事诉讼程序范畴。申诉和解，正是当事人这种民事自治权力在抗诉阶段具体运用的体现，所以它应是一种合法的办案形式。

2、法律监督的职能赋予检察机关贯彻调解优先原则根据法治理念，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所以权力要用权力来制衡，这是权力配臵的基本原则。为防止民事审判权力 3 的错用和滥用，配臵民事检察，是针对民事审判的制衡，是一种专门监督，具体形式是提起抗诉，纠正错误的裁判和追究审判人员的民事枉法裁判行为。而民事检察抗诉形式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权威的监督形式，已上升为法定形式。但申诉和解，在不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下，仅通过当事人的民事自治权利，对原审裁判做出一定的修正，达到了监督的目的，是一种自治的、间接的、有弹性的法律监督形式。从目的上说，二者目的一致、异曲同工，因此均应视为检察工作的业务形式。

3、实现民事检察司法公正要求适用调解优先原则抗诉的程序十分严格，一般是“上抗下审”，甚至有的要经过几级审查，手续繁琐、周期性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民事诉讼都不会有全胜的赢家，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后，民事申诉人对争取更大利益的希望已经不大时，自然会考虑这种和解的因素。同时赢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也面临着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若被执行人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其诉讼亦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局面。故对这些当事人存有和解意愿的申诉案件。而申诉和解的形式操作简便，无需启动再审程序，通过同级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沟通，在短时间内便可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同样能达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效果。它的特点与民事检察抗 4 诉相得益彰，因此理应成为民事检察抗诉的一种补充形式。

四、民行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申诉调解制度不仅可以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作为民行检察抗诉职能的补充，与强硬的诉讼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1、建立调解优先机制应该注意的问题

然而作为一种监督方式的探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较多的问题。申诉调解制度并无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可以采取申诉调解这种办案方式，往往造成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办案的不信任以及法院的不理解。

申诉调解制度作为检察监督方式的创新方式，并没有完善而详细的操作流程，在实施过程中，办案人员只能靠自己的工作方式实施，错误难免出现。法院对调解的协议效力又具体的规定，但是检察机关的调解协议效力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一大问题。

申诉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无明确规定。调解协议现在只靠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执行。若当事人反悔，司法机 5 关不得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一旦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后果不堪设想，这也让许多基层院不愿意把调解工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的一大原因。在和解成功后，在调解协议上只有当事人的签名，检察机关不盖章，检察人员的签名也只能以见证人身份出现。检察机关人员作为“调解员”的身份不明。

2、贯彻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对策措施

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要切实贯彻民行调解优先的原则，结合基层检察的工作实际，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完善立法，健全申诉调解制度。对于法律而言，一项制度的建立，关键的第一步就是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申诉调解职能是一项探索扩大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延伸民行的触角的新形势。因此，在立法机关在对有关法律进行修改时，应该扩大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赋予我们检察机关申诉调解职能，并对检察机关在申诉调解中的地位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实际的操作性。

调解协议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为生效，当事人不得反悔。在健全制度的进程总，就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主持的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对双方当事人理应具有约束力，当一 6 方当事人反悔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该调解协议。

其次，构建调解网络，完善联动机制。调解工作的实现，作为基层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我们不能等、靠、要。要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拓展调解渠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主动与司法局联系，将人民调解员纳入了法院诉前纠纷调解网络。建立调解员个人工作档案，实行调解员调解案件登记、回访、考评等规范管理。民行检察作为一项公权力，也是民事活动的重要部分。所以与此同时，我们加强坚持开展巡回调解送法下乡活动，把田间地头、作坊车间等纠纷点、争议地作为诉讼调解的有利场所。

再次，注重调解方式方法，真正贯彻落实调解优先。办理调解案件，我们要树立一个群众利益无小事、老百姓的事情比天大的思想，用心去做每一件事。一定要坚持“背靠背”原则。一般来说，进入申诉阶段的当事人双方已经完全对抗，面对面坐下来协商已是不可能，通过背靠背方式，既能避免双方的正面冲突，又能尽量回避双方不利团结的话题。在调节过程中讲话前一定要准备充分，讲的时候要全面。背靠背时，重点讲不利因素，但并不是说有利的不需要讲。讲的时候还要有利、不利都“全”，最好让当事人在你的引导下，作出自己的权衡和选择。调解时一定 7 要情法交融，情理兼顾，给予当事人以情感支撑，体现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宗旨，但这并不等于会满足当事人的漫天要价和无理要求，对于法律和政策问题，该严肃的一定要严肃，确保检察机关掌控局面，保持权威。

最后，激励机制，将调解工作纳入考核项目。办理申诉调解案件，需要办案人员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办案人员，赋予办案人员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决定权；同时将调解成功的案件纳入上级检察机关考核项目，作为一项工作业绩进行考核。

五、结语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是政法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职责，而实践证明，强化调解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可以将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增强民行检察监督的效能，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使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地统一，就应当更新“以抗诉为重心，唯抗诉论英雄”的传统执法观念，在民行检察申诉环节大胆尝试运用“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参考文献】

[1] 杨大培：《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的构建与申诉和解》，载中国检察网；

[2] 高洪宾、朱旭伟：《民事检察监督不宜强化》，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27日第3版。

[3] 张春生、李旺城：《民事检察调解可行性的法理分析和实践探讨》，载于正义网2005年7月24日。

[4] 韩善宏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行检察申诉和解制度，载于北大法律网2009年5月31日

民事检察篇6

按照院党组的安排和部署，针对我院实际情况，开展了“大学习、大讨论、大反思、大整改”活动，制定了活动方案，杨宗豪检察长做了动员讲话，认真学习了周庆平检察长、李志刚书记和牛树根副书记在我院党组会上的讲话以及院党组指定的各种活动学习的文件，几位领导关心我院的发展，指出了我院存在的问题对我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回想清苑检察曾经走过的辉煌，面对现在年年落后的困境，作为一个在这个集体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老检察，我感到抬不起头来，院党组开展这个活动很及时，我很高兴！这就是要找出病因病根，及时下药，尽快扭转落后局面，早日还清苑检察健康的机体，重现往日辉煌。结合我院争先创优对标争星活动和自身工作以及我院现状，组织全科认真进行讨论、谈心，对照检查了自己的思想作风纪律，从思想认识上查找原因，解决思想上的不足。这次“大学习、大讨论、大反思、大整改”活动，就是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为全县大局服务，全院团结一致，凝神聚力，使我院的各项工作进入先进行列。

民行检察工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明确了新形势下大力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总体思路。民行工作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作为民行科长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而光荣，我有信心有决心把它做好，向党组交一份满意答卷。

第一是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保持坚定政治方向，必须经常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科学发展观。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廉洁意识，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承担起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时时关注国家新的政策方针，刻苦钻研自己的业务知识和相关知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以丰富的理论知识武装头脑。立足县委大局、立足我院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民行检

察工作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中的职能作用，着力在落实民生检察政策上下功夫，不断深化对民行检察工作特点规律的认识，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在提高民行案件质量上下功夫,着力在拓展民生领域和强化民行监督活动下功夫。

第二是必须要有明确的工作目标。今年民行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响应党组号召进入全市先进行列。制约民行工作的瓶颈是民行案件线索在具体工作中必须做好以下四点：

1、积极摸查民行案件线索，储备民行案源。利用涉农检察工作队这个平台，将民行宣传材料交给涉农检察工作队和农村工作站队员让他们帮忙和分发，并留下联系电话，主动走出去加强与法院、法庭、律师事务所、信访接待中心的联系，从中发现涉及民行的案件线索。

2、加强与国资、财政、环保、土地等部门的联系，力争发现涉及督促起诉、支持起诉的案件线索。

3、在办理执行监督案件方面，继续加大与法院执行局的协调配合，发挥民行检察监督在破解执行难方面的监督力度，争取在办理执行监督方面取得领先。

4、针对明年的考核目标，全面开展各项民行检察工作，争取开创探索一些民行检察工作与“三项重点工作”如何结合起来的新机制，发挥民行检察工作为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重点处理好案件审查问题，把好办案关，只有通过案件的公正审理，切实维护当事人权益，才能强化公民法律意识，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在工作中切实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司法宗旨，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律”，真正把信任、责任、奉献作为座右铭。我将警示自己，防微杜渐，警钟长鸣，不断提高大局意识、服务意识、纪律意识，管好自己，做到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

诱惑，经得起考验，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把案件办成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群众满意的铁案。

民事检察篇7

关键词：调查核实权,举证责任原则,虚假诉讼

一、检察机关调查权核实权的理论争议

对于检察院民行检察监督调查取证权, 理论界有强化说、否定说和限制说三种主流学说。这三种学说从检察机关的性质、调查取证权的性质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关系上进行总结分析, 得出自己理论的构建基础。否定说认为, 赋予检察院调查权违背了举证责任原则。根据举证责任原则基本原理, “谁主张, 谁举证”, 人民检察院不是民事诉讼的任何一方, 赋予其调查核实权会打破诉讼双方的诉讼平衡, 违背了民事诉讼公平的本质。强化说认为, 检察机关应该被赋予广泛的监督权。检察机关只要有可能证明原审裁判是错误的, 就能够自由裁量地进行调查取证,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启动无需申请。限制说的观点是, 其一, 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应该以书面审查为主, 调查取证只作为检察监督的辅助手段; 其二, 调查核实权的启动条件是审判人员存在职务违法或者存在程序上的违法。调查的目的是判别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否存在错误。

笔者赞同限制说的观点, 民事检察的基本职责是追查和检控民事诉讼违法行为, 调查的内容就是而且只能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合法性。

二、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现状分析

( 一) 检察机关调查权的立法现状

2010 年, 两高办公厅共同印发《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 明确检察机关基于检察监督的需要可以行使调查权, 并且还规定了检察院调阅卷宗的权利, 法院系统开始普遍接受检察系统的调查核实权。2011 年两高的意见对检察院这一权利再次明确。2013 年新《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检察院在履行检察监督过程中可以行使检查核实的权利。遗憾的是《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这一制度进行具体的程序上的设计, 新《民事诉讼法》也未从程序上设计去消除这种分歧, 继而影响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

( 二) 检察机关调查权立法缺陷

1. 立法层次低、立法技术粗疏。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和具体的程序设计, 在应用上, 还是要依据《办案规则》和《意见》。然而这种内部指导性的规范层次相对较低, 权威性不高。

2. 立法上出现了矛盾的情况。《办案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可以调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然而, 《意见》并没有对调查权的方式进行明确, 也就没有承认检察院有调阅卷宗的权力。

三、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的完善

( 一) 明确调查权的启动条件与执行范围

其一, 法院不作为的情况。《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了当事人在三种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够收集, 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如果人民法院不进行调查取证, 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调查取证。这样的设计既监督了司法机关的程序违法, 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的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

其二, 原生效判决主要证据可能是虚假或者是伪造的。其三, 司法可能严重程序违法。新《民事诉讼法》改变了过去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理念, 检察机关的监督重点也从过去的实体监督过渡到程序正义和程序合法两个方面。程序违法的证据是在诉讼中产生的, 违法的证据也会被诉讼卷宗记载留痕, 当事人如果要想拿到法院程序违法的证据是很困难的, 这时候只要当事人能够提供初步的证据, 检察院应当行使调查核实权。第四, 可能涉及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

( 二) 规范调查取证权的审批流程

其一、从启动方式上来说, 应当以当事人申请为主, 以检察院的主动发起为辅, 但是涉及虚假诉讼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的除外。其二、从行为方式上来说, 应当以书面监督为原则, 调查取证为例外。其三、对调阅卷宗要设置审批程序。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通常需要检察长同意, 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或者重大案件还要经过检委会同意。有鉴于此, 对于检察院需要阅卷或者拷贝电子卷宗的要经过本部门主管领导签字审批通过, 对于要将诉讼卷宗调走的, 还应当经过同级人民法院主管副院长同意。其四, 对于在检查监督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民行部门可以适当行使一定程度的初查权, 在发现犯罪事实后, 可以在经检察长批准后移交侦查部门立案侦查。

参考文献

[1]孙家瑞主编.民事检察制度新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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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善卿.新修改民事诉讼法涉检条款之解读[J].中国检察官, 2012 (21) :167-168.

浅议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篇8

[关键词]检察；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法律监督；和解制度

一、民事检察和解概述

民事检察和解，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申诉案件时，引导、支持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从而导致检察机关终止抗诉审查程序的制度。

（一）民事检察和解的特征

1.民事检察和解是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达成的

检察院民事抗诉审查期间，当事人对审查结果之预期尚不确定，再加上检察院主动积极之促成，当事人妥协让步达成和解协议，使抗诉程序终止，此种和解即称为检察和解。检察院尚未进行主动和解工作，当事人自行于案外达成和解，此种和解协议如交由检察院备案，审查确认其合法性，因其同样具有终止抗诉审查之效果，亦可称为检察和解。

2.民事检察和解是检察机关的案件承办人员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在分清责任、明确利弊之后引导当事人达成的

检察和解产生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中，已有终审裁决，胜诉方有申请执行的依据，不会轻易放弃判决利益，然而案件或存在错误或瑕疵，或存在当事人拒絕执行，或存在案件虽合法但不合情理之处。检察机关在明确双方的法律责任的前提下，引导其权衡利弊，使胜诉方舍弃部分判决利益达成和解协议。

3.民事检察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对终审裁判确定的内容进行的实体性处分

申诉案件系针对生效裁判，故此时检察和解不是对诉讼前实体权利的再处分，而是对法院裁判确定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实体性处分。和解契约系双务契约，因为双方当事人均有妥协让步，然而在检察和解中，至少应有一方当事人所为之妥协让步为实体权利之处分，如果和解协议之内容仅为程序性权利的妥协，比如放弃申诉权等，则不应视该和解协议为检察和解，而仅能认定其为检察息诉。

（二）民事检察和解与相关概念应注意辨析

1.与诉讼和解

诉讼和解是指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诉讼处于系属的状态下，各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并将内容记载于和解笔录，从而使诉讼终结的情形。可见，诉讼和解发生在审判阶段，是对尚未依法确认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协议后，诉讼可以以两种方式结束。一是由当事人申请撤诉，二是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将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第一种方式依据和解协议形成一个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二种情况下法院调解书的效力等同于法院判决书，具有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效力。民事检察和解则是申诉案件当事人之间为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权利义务而达成的协议。民事检察和解发生在申诉阶段，是在审判机关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对他们之间的利益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解协议不是检察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不能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一方当事人不自觉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新的民事诉讼。

2.与执行和解

执行和解作为我国民事强制执行领域内一项特殊的制度，是指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协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由此可见，执行和解发生在执行过程中，故执行程序开始前以及执行程序终结后的和解并不属于执行和解的范畴。而检察和解可能发生在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执行程序开始前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当事人在申请法院执行过程中形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民事检察和解除了本身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外，在一方当事人不自觉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也不能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原生效裁判。因民事检察和解系对原生效裁判的权利义务作了重新调整，属于一个新的协议，当事人只能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新的民事诉讼。

二、民事检察和解成为法律监督新方式的必要性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是保障法律在全国统一、有效、正确地施行。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权力要用权力来制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民事检察的配置，是针对民事审判的制衡，是一种专门监督，其目的是防止民事审判权力的错用和滥用，具体形式是提起抗诉纠正错误的裁判和追究审判人员的民事枉法裁判行为。而民事检察抗诉形式，能使原审裁判“发生的法律效力”处于“中止”状况，要由再审来重新确定，因此，它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权威的监督形式。但是，由于抗诉程序十分严格，一般是“上抗下审”，甚至有的要经过几级审查，手续繁琐、程序复杂且周期性长，而对一些案情紧急、标的不大的申诉案件，有时往往“远水难解近渴”，加之案情千差万别，当事人态度千变万化，如何更准、更快、更好地维护当事人权益，不能只用抗诉这种固有的、单一的形式去实现。民事检察和解适应了这一要求。它操作简便，无需启动再审程序。通过同级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沟通，在短时间内便可以对有错的民事裁判做出纠正，同样能达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效果。它的特点与民事检察抗诉相得益彰，形成优势互补，因此理应成为民事检察抗诉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形式。

三、司法实践中实行民事检察和解的可行性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是公平正义，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妥善的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民事检察和解机制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存在其可行性。

首先，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民事诉讼都不会有全胜的赢家，若按照法院判决执行，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因官司而受到损失，如能“化干戈为玉帛”，促成当事人本着平等互利原则进行协商和解，则可能达成双赢的结果；当事人在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也自然会考虑这种和解的因素。这就为民事检察和解提供了情感上的基础。

其次，申诉人一方认为法院的判决有错误，不愿意执行判决，申请抗诉；对方当事人强烈要求执行判决，由于申诉人申请抗诉，有可能拖延执行甚至于将来改判或者撤销原判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发生碰撞，有可能妥协，达成和解协议。

最后，即使某个民事案件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民事申诉人对争取更大利益的希望已经不大时，也自然会考虑和解的因素。同时，赢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也面临着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若被执行人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其诉讼亦可能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局面。因此，若能形成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和解协议，相信双方当事人是会同意并接受的。以民事检察和解的方式来解决部分民行申诉案件是切实有效、可行的，是一个很值得检察机关去研究和开创的新领域。

四、我国推行民事检察和解制度面临的困境

民事检察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监督方式，在探索其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和解制度无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可以采取申诉和解这种办案方式，往往造成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办案的不信任以及法院的不理解。

（二）和解制度操作流程不完善

作为检察监督方式的创新，该种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操作流程可供参考，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错误。

（三）和解协议效力问题还无法解决

和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无明确规定，和解协议现在只靠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执行。若当事人反悔，司法机关不得追究其法律责任，从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四）检察机关在和解中的地位问题还没有解决

和解成功后，在和解协议上只有当事人的签名，检察机关不盖章，检察人员的签名也只能以见证人身份出现。因此，有必要完善立法，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确定和解协议效力，实现检法两院工作上的对接，以更有利于和解协议的承认和执行。

五、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的完善

民事检察和解制度作为一种工作创新，无疑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需积极努力推广。对该制度面临的困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大方面加以克服，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