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

民事检察（精选12篇）

民事检察 篇1

面对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加的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民事违法现象,笔者认为,从法律上明确、完善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并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完全必要的,理由如下:

1、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平衡法制的天平,完善我国民事检察权的必要。

就现实而言,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检察权很薄弱,其检察监督的范围仅仅限于民事审判活动,其方式仅为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然而,民事检察权仅有抗诉权能是不够的。从相当意义上讲,抗诉权针对的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其监督对象是法院。但民事监督权就其质而言,是对民事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而民事法律包括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因此,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的行使范围应是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和民事程序活动进行监督。目前,我国通过部门法所确定的民事监督权仅限于民事诉讼活动,并不包括民事实体活动。事实上,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如果没有专门的机关对民事活动予以监督,国家利益就完全可能因民事权利被滥用而招致损失;如果没有专门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追诉,国家的损失就无法追回,国家利益将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当前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现状,恰能说明民事活动缺乏法律监督机制的严重后果。由此说明,既然民事主体利用民事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是可能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然国家的利益与其他民事主体的权益一样是需要保护的,那么,民事活动应当受一定的法律监督就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的确立就是必须的。

2、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保障并促进我国目前实行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的整合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与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的培育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个体利益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规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有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的介入。同时,由于一些司法人员的腐败,致使一些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当事人不能行使自己的诉权,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群众的不满,危及社会安定。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行使国家诉权出面干预,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司法实践中,以有多起由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实践证明了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3、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必要。

民事实体法调整的对象除财产关系外,还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有相当一部分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公序良俗,还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问题,前者如婚姻关系,后者如抚养、赡养关系等。这些法律关系既决定着民事主体的个人利益,又常常影响着国家的公序良俗。对此,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应的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应有的公德、秩序和善良的风俗。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还有责任对侵犯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包括社会经济秩序),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进行防范与惩戒,如对产品质量侵权严重的案件、对垄断经营、劳动争议等纠纷,检察机关也应当享有相应的监督权和诉权,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概言之,民事主体滥用民事权利的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或社会经济秩序或社会公众利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本着民事主体的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和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

4、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且立法本意是赋予检察机关对国家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权,其中必须包括民事法律监督权。鉴于刑事法律监督权通过刑法、行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予以明确,因而宪法所确定的检察监督权得到了落实。然而,观念的滞后,造成检察机关的民事法律监督权迟迟得不到民事实体法的肯定和明确,使检察机关全面实施法律监督的宪法的精神不能有效的落实,进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始终处于一种缺陷状态。倘若能够通过民事实体法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无疑将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完善,同时也将是对“权利不得滥用”的民法原则的落实。

5、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民事诉权理论发展的使然。

最初的民事诉权完全基于私权产生,只有享有实体权利的人才能享有民事诉权。然而,民事诉讼的自身发展,已使得民事诉权的主体不再限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负有民事义务的被告同样享有诉权。而随着民事实体法的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民事权利被滥用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之间冲突日益凸现的现实,“利益者”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拓宽,并且将这些“公共”的利益归于国家,由国家享有民事诉权,这些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肯定。由此可见,民事诉权理论的发展不仅不排斥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恰恰相反,其使检察机关享有一定的民事诉权已成当然。我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以一定的民事诉权,将只能表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在朝着世界诉权理论的发展趋势进步,反之,则只能说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此外,世界各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是完全必要的。根据现有资料,许多国家已放弃了以往“不得干预私法”的观念,抛弃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处分”民事理念,代之以对民事活动实行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原则,由国家对民事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民事活动进行监督并在有关民事行为危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况下,以提起民事或参与民事诉讼等方式进行干预。如前苏联、民主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法律或判例中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当为公众需要时检察院在一部分案件中进行控告和在另一部分案件中不作为当事人而仅仅干预诉讼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无论是从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接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学习他国的成功立法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立法的角度出发,均有必要扩大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的内容,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综上所述,如果设定民事诉权是必须的和必要的,那么,这个权力不可能赋予给检察机关之外的任何国家机关,只能赋予给检察机关。这不仅是我国检察机关目前的职能、地位、性质等法律定位的使然,即使有朝一日我国宪法重新定位检察机关的职能、性质等,以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的民事诉权也仍然应当赋予给检察机关。这已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事诉权的发展和立法状况所证明,尽管各国对检察机关的性质认识不同,其实并不影响检察机关享有民事诉权。

民事检察 篇2

[关键词]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监督存在的问题;改革的思路

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改革是检察工作改革的重要环节，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形成了一套较为基本成熟的工作制度。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公正,保障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用法律手段规范市场经济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立法、监督的方式和范围、制作的法律文书、行政机关违法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等方面亦存在一些不能够适应适应社会发展的漏洞和缺陷，需结合当前的民行检察工作实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当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不完善是制约民行检察监督发展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涉及的只有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4条、187条、188条、189条、190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4条。而这些规定都比较原则，不够具体，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加以支撑和完善，造成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无法可依”的窘境，使人民法院审理民行抗诉案件时与检察机关的认识出现差异，导致人民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随意性较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滥用。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范围较窄，使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力度不够。法律规定作为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对象是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裁定，也就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13种情形，而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的裁定、先予执行裁定、财产保全的裁定、破产程序的裁定等检察机关不能抗诉，其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人民法院的上述裁判，即使确有错误也不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3.抗诉效率低，成本高。抗诉程序环节众多，加之民事诉讼法又未规定抗诉案件再审期限，法院受理抗诉案件后经常“久拖不审”、“久审不决”。

4.司法环境不和谐，法院不愿接受监督，从上到下普遍排斥检察监督。

法院不能正确对待抗诉，认为检察院是在挑毛病，搞对抗，在心理上无法接受，甚至从观念和体制上排斥检察监督。在这种心态下，法院的法官们对检察院抗诉的民行案件没有存在明显错误的，一般都不愿改判。

(二)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方式和范围程序规定不具体、不完善，致使民行监督工作存在诸多障碍

目前检察机关民行抗诉案件主要存在调(借)阅案卷难、抗诉难;法院对民行抗诉案件再审期限不明、有错不纠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特别是实践中的上级抗、下级审的抗诉再审模式，导致案件办理周期长、改判难，影响了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正常开展，一些明显裁判不公的民行案件得不到及时纠正。

(三)行政机关违法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难以得到司法救济

当前对一些单位和个人所实施的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损害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由于受到法律的限制，加之在实施监督过程中，检、法两家又难以达成共识，使检察机关难以对这类问题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

二、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改革的思路

(一)完善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

1.改革完善现有的抗诉监督程序，提高监督质量与效率。一是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调阅原审法院卷宗、进行调查等知情权。二是建议在法律上将“抗诉”的表述改为“提起再审”，以更加准确地体现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目的。

2.规范人民法院审理抗诉案件的`程序，保障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明确规定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应当由抗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或交异地法院再审，不得未经审理直接交由下级法院审理。

(二)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方式和范围及要求

1.完善抗诉启动再审程序之方式，确定检察机关抗诉之事由。民事诉讼处理的是私权争议，对于私权争议，国家公权力不应过多干预。因此，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区分检察机关依照职权主动提出抗诉和根据当事人申请抗诉两种不同情形。前者主要体现检察机关对审判权是否依法行使进行监督(包括审判人员是否依照法定程序行使审判权和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

2.进一步明确抗诉对象的范围。民事诉讼法仅原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和裁定提出抗诉，至于对哪些裁定可以抗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不利于检察机关、法院在民事检察监督中的相互配合，同时，也不利于检察机关正确行使监督职能。因此，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提出抗诉的生效裁判的范围。

3.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明确调查取证范围。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民事检察监督时，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可否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决定是否抗诉时，往往需要进行调查取证。

(三)认真细致地制作民行法律文书，提高民行案件改判率

我们认为，一是明确制作法律文书的重要意义，强化检察人员的职责。二是明确加强学习和培训，提高撰写法律文书的各种基本能力。三是对案件要理清，抗点要抓准，依据要过硬，说理要充分，用语要恰当，抗诉能以理服人。

(四)建立健全民行公益制度，构建检察机关参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有损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可以依法支持受损害的国家的、集体一方向侵害方提出起诉，以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尽快建立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公诉制度。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到非法侵害而又无人起诉或者很难确定受害人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理应有权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具体来说，下列案件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第一，侵害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违反法律规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第三，违反法律规定，侵害国家文物;

第四，妨害市场公平竞争，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件;

第五，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不特定多数的群体利益的案件;

论民事再审检察建议 篇3

关键词：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现实价值；实践困境；立法完善

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活动享有提出检察建议的权利。该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法院备案。第二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从上述法条中可以看出，修改后民诉法将再审检察建议的地位上升为法定的监督方式。但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适用标准、适用时限等都没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以及其法律监督效果造成了影响。

一、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概念和司法依据

1.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概念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确实有错误，向人民法院发出民事建议，从而启动人民法院再审程序的一种法律文书。这是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程序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根据法律原则与立法精神，对实现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创新与探索。

2.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司法依据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2013年9月23日开始实施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八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3.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性质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或调解确有错误，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从而启动人民法院再审程序的一种监督方式。从再审检察建议的行使方式上可以看出，归其本质，再审检察建议只是一种建议，是检察机关对同级人民法院的一种柔性的监督方式。这种情况下，再审检察建议就存在被采纳或者不被采纳的可能，从而影响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与执行力。对此，有学者表示应当赋予再审检察效力刚性的约束力。此种观点认为应当赋予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公权力的性质。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权是中国检察权中特有的一个功能性权利，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方式之一，是法律监督不可或缺的一项权能，同时也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当然手段，是民事检察权的当然内涵。

二、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新民事诉讼法对检察建议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对检察建议的效力及法院处理检察建议的程序还没有规定。虽然现行立法已经承认再审检察建议在法律上的地位，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各种问题。

1.法律规范过于笼统

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再审检察建议操作规则各地不统一、操作程序不规范等运行混乱问题比较突出。就人民法院方面而言，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的处理、反馈没有或者不重视、不遵守相应的程序规则。主要表现在：一是法院对检察院制发的再审检察建议的反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院与法院的关系是否融洽，有些法院甚至对再审检察建议置之不理。二是很多人民法院在办理再审检察建议案件时不重视，随意性很大，不能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检察机关，给检察机关后续工作的开展制造了阻碍。

2.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运行面临制度性障碍

再审裁定或驳回再审通知书不是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的对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当事人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对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不应当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原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提出抗诉。按照该规定，人民法院的驳回再审裁定或者驳回再审通知书作为一个程序性的裁定或通知，并不是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的对象，检察机关如果认为原生效裁判存在错误，仍然可以针对其提出抗诉或者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3.缺乏具体的适用流程

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就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实践操作中各地检察院也是千差万别。例如，受案部门有规定为立案庭的，也有规定为审监庭的；审理时限有规定1个月的，也有规定3个月的。这些在程序方面存在的混乱有悖于程序统一、规范的司法要求。

4.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的采纳率不高

再审检察建议这项法律监督方式在实施的一年多里，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后，同级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拒不采纳或不予理睬或立案后消极处理，其实际运作效果不佳，使检察院处于被动状态。重要原因在于再审检察建议缺乏应有的保障机制。修正后的民诉法仅规定了何种情况检察院可以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而对于再审检察建议的提出方式和提出程序以及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后人民法院的审查期限、决定是否再审的反馈方式、应当再审而不启动再审程序的制约机制等问题均未予以明确。

三、完善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向

1.明确赋予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必要的强制力

新民事诉讼法将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确定为一种正式的审判监督方式，作为一种新型的监督模式，如果不从法律上明确赋予其必要的强制力，那么再审检察建议是否会被采纳则完全取决于被建议机关的主观意见，被建议机关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纳，这便导致了“再审检察建议”形同虚设，达不到法律监督的效果。因此，要保证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的，保障法律高效准确的实施，应当从法律上赋予其必要的强制力。

2.充分发挥再审检察建议的监督，提高法律监督水平

无论是人民法院决定不予再审，还是进入再审但检察机关仍认为存有错误的案件，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抗诉，以弥补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偏“软”的缺点。所以，再審检察建议是有刚性的抗诉手段作后盾的，检察机关在行使这一权力的时候，并不必要有什么顾虑，也完全不用担心再审检察建议在司法实践中被虚化。

3.完善检察建议书的制发程序

民事检察监督三题 篇4

关键词：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审判权,诉权,检察权的谦抑性,法益衡平

2012年修正通过的新民事诉讼法不仅重申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必要性,而且在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以及监督程序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突破,有关民事检察监督是否合理的学术争论就此暂告一段落,目前学术研究的焦点转向如何理解、运用及进一步完善立法的规定,就其中的不少问题人们还仁智互见、相争不下。笔者不避浅薄,拟对民事检察监督中的三个争议性问题作一探析,以商榷于同仁。

一、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

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表征着民事检察监督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对监督行为的行为方式、行为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等起着指引作用。笔者以为,确立民事检察监督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三个: ( 1) 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根据我国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首先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司法机关,故而民事检察监督反映了司法权内部的检察权和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主要目的在于制约审判权的滥用。( 2) 社会对民事检察监督的需求。一切制度都是为了应对社会的需求,对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程序等问题的回答,终极的依据必须到社会需要的层面去寻找。目前我国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现象相当严重,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审判机关内部的纠错机制是不够的,有必要设置外部的监督机制,检察监督即是其中之一。( 3) 民事诉讼的规律。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的规律,虽然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也存在一些公理性的诉讼原则,如处分权原则、辩论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置和运行也要尊重这些原则。

根据这三个考量因素,笔者以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有三。

第一,依法监督原则。作为“法律的守护者”,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就是监督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一职能定位要求检察机关的任何法律监督活动都应当贯彻合法性原则。依法监督原则的内涵包括: ( 1) 职能法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的各项职能必须源于法律的明确授权。根据我国现行法,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能主要有: 诉前的支持起诉、诉中的违法监督、诉后的监督以及执行监督。( 2) 方式法定。民事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也应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不能任意自行创设。2012年民诉法修改使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在数量上实现了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的扩展,在性质上出现了由单一的刚性方式向刚柔并济的方式的转变,检察机关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时应当严格贯彻这些规定。( 3) 程序法定。程序法定主义是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民事检察监督本身也是一个法律程序,自然也应奉行该原则。民事检察监督的程序法定原则包括监督的启动程序法定、监督行为的实施程序法定以及监督的退出机制和终结机制法定。( 4) 标准法定。法律监督是监督机关使用一种标准型的规范去衡量监督对象或客体并作出结论的活动,监督的标准是否合乎法律规定直接关系着监督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监督标准包括程序性标准和实体性标准,它们分别由程序法和实体法所规定。[1]

但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律不完善,而社会又处于变化剧烈的转型期,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依法监督原则,而是要处理好依法监督与能动监督的关系,奉行依法监督为原则,能动监督为例外的原则。

第二,维护司法公正、兼顾司法效率。公正是司法的第一生命,检察监督的目标就是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一切检察监督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民事检察监督也不例外。效率是现代民事司法价值的另一个维度,我国民诉法从1991年确立审限制度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构建各种提高诉讼效率的制度或机制,如创设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实行程序分流,增设特别程序等。从促进这些立法的良好实施出发,除司法公正外,检察机关也应将司法效率纳入监督的范围,并且要力求监督程序本身的高效性。

第三,监督节制原则。民事检察监督的节制原则源于民事检察权的谦抑性。民事检察权的谦抑性是指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时应当保持克制,尽量避免与审判机关发生冲突以及过度介入公民的私权领域。具体包括两层内涵: 其一,合理界分监督的范围。首先,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是对公权力或公共领域的监督,不能干涉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其次,民事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机关诉讼违法行为的监督,不能混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监督,更不能搞一般监督。其二,承认监督作用的有限性,避免监督权力的过度行使。民事检察监督应定位于促使审判机关依法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或启动内部的纠错机制。[2]具体而言,民事检察监督的节制性要求处理好几对关系,即诉权救济、审判监督与检察监督,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裁判的既判力与纠错。

二、民事检察监督与法院审判权的冲突和协调

作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检察机关在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时不可能不与审判机关发生一定的冲突,处理、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监督能否顺利进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条件。

( 一) 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

关于审判独立的重大意义,著名学者胡格韦尔特将独立的司法制度与文字相提并论,“如果说文字是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分界线,那么,正规的法律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建立便是现代社会的标志。”[3]当代的司法独立主要是作为一种理念在技术上创造一个相对封闭的“法的空间”,旨在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相比,司法公正更具根本性,而检察监督也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而设立的。因此,在最终目标上,司法独立与检察监督是统一的,都服务于司法公正。其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判权如果没有任何外在约束,难保不产生腐败。再次,司法独立原则的正当性并非不言自明,而是有其条件或前提的,诸如良好的司法公信力、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以及较纯净的司法外部环境等,而这些条件或前提在我国目前还较为欠缺。因此,不仅民事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并不矛盾,而且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有其必要。但民事检察监督也应贯彻谦抑性,不能干涉审判独立。另外,基于诉讼合作主义的理念,检察机关也应支持和帮助法院搞好司法工作,排除外界对司法的干预,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能利用监督来削弱审判机关的公信力。

( 二) 民事检察监督与裁判的既判力

民事检察监督与裁判既判力之间关系的核心是检察机关是否能够对法官的心证活动进行监督,这就牵涉到如何理解“裁判确有错误”。这方面应当贯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检察机关应当尊重审判机关的事实认定权和法律解释权,将监督的对象限定于作为定案依据的基本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及法律适用出现原则性错误方面,否则可能导致理论上违反自由心证主义和审判机关是享有审判权的唯一主体这两个基本诉讼原理,实践中激化检法两家的冲突和矛盾。有鉴于此,检察机关在进行监督时应当坚持再审事由的重大明显原则、实体权益为重原则、补充性原则以及价值权衡原则,[4]不能在只要符合再审事由的所有情形都启动再审程序,而应强调再审事由以判决结果为重心,程序问题以根本侵犯或侵害诉权为限,实体问题以判决根据存在基础性缺陷为限。另外,为维护裁判效力的稳定性,还应当对再审程序启动的时间和次数予以严格限制。但我国民诉法典目前仅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间和次数做了限制,而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没有做任何限制,这种基于法律监督权而过分重视“有错必纠”、漠视当事人诉权的司法理念今后应当逐步予以调整,使其逐步回归“当事人救济”的轨道。

( 三) 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程序自治

审判程序是法律所刻意营造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法的空间”,程序结果的正当性主要由程序过程本身来证明,虽然程序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小天地,但也应对决策过程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流进行控制。根据这一程序原理,民事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应当扮演补充性、辅助性的角色,仅在民事诉讼程序无法自我矫正或丧失自净能力时才能出场; 民事检察监督的功能应限于诉讼制度的查漏补缺,而不能无视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规律,颠覆既有的民事诉讼制度,推倒重来。基于这一定位,民事检察监督应当充分尊重审判程序的自治性,将己身看作实现审判公正的补充性手段,而不能冲锋在前,只有在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行使严重逾越法律边界并且得不到纠正时才“出手”。在处理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程序自治性之间的关系方面,应当奉行“程序自足性解决优先原则”,凡是问题能够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自身逻辑自足解决的,检察权应当保持克制,[5]民事检察监督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监督促使法院依法审理、公正裁判,而不能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随意介入诉讼程序,否则就可能借监督之名而行破坏审判公正之实。

三、民事检察监督与当事人诉权之间关系的处理

私权自治是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解决私权纠纷制度的民事诉讼自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其表现就是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原本属于外来的公权主体,并且其行使的仅是法律监督职能,作为一种异质的力量,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核心课题之一。由于诉权保障也是审判权的任务,因此,检察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包括在保障诉权过程中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及检察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两个方面。

根据“国家 - 社会”二元分立这一处理国家和公民基本关系的理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国家不能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进行不当的干预。但当事人的处分权并非绝对,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弥散与扩张,市场主体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加深,带着深度广泛性的私权秩序已经摆脱了传统民事主体的私权相对人秩序,而进入众多交易对象、交易环节、交易方式的复合私权阶段,交易人及行为人之间的相对控制已显困难,从而急需一种带有共同约束性的权力对广泛的私权行为进行控制,故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加大了对私权的干预力度,并导致了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三法域”的社会法的产生。相应的,在民事诉讼领域,各国普遍加强了法官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也规定,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应当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如果当事人在行使处分权时损害了国家、社会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就可能出面干预。然而,审判机关的权力也可能遭到滥用,当审判权被不当行使以后,而当事人又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寻求救济,这时就有必要从外部引入检察权对审判权予以矫正。这是民事检察监督通过制约审判权来保障诉权的方面,这方面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只有在用尽审判机关的内部救济途径后才能申请检察监督救济,新《民事诉讼法》第209条即对此做了规定。

在处理民事检察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方面,检察机关要力求客观、中立,尊重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处分权,而不能越俎代庖。对于纯属当事人私益的事项,原则上只有当事人提出请求时检察机关才能进行监督。不过,检察监督毕竟是一种公权监督,除了尊重当事人意愿以外,也要坚持职权保留主义,对于督察性监督,应当以监督审判权为主,救济当事人的权益为辅,这时在处理检察监督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时应坚持监督的优先性和依职权监督原则。所谓优先性原则,是指督察性监督应当优先于救济性监督,监督程序的启动和运行,并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也不遵循程序穷尽原则,只要检察机关发现诉讼过程中存在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就应该提出要求纠正的检察建议,只要发现生效裁判或调解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就应当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当事人发现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也应当首先向检察机关提出。依职权监督原则是指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检察机关就应该依职权强制启动监督程序,而不受当事人意愿的制约,因为纠正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当事人对之也无权处分。[6]另外,根据依职权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可依职权进行延伸监督,比如通过监督发现审判机关需要改进工作机制和作风时,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检察建议。如果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中发现了审判人员的违法犯罪线索,应当主动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这种依职权转换监督类型的做法也应属于依职权监督原则的应有之义。

民事检察 篇5

——门源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发言材料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很高兴作为本次会议发言单位，与大家进行交流和沟通，感谢州检察院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相互学习和进行交流的平台。下面我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介绍一下我院近年来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开展情况，不妥之处恳请各位领导提出宝贵意见。

民事行政检察以“解决合理诉求、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稳定”为工作内涵，涵盖了作为三大诉讼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大诉讼的内容，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中，民商事案件、行政案件占有很大的比例。如何积极有效地履行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法律监督职能，为维护司法公正，建设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尤其就目前而言，民事行政检察业务工作相对于其他检察业务起步晚、起点低，基础薄弱，现行法律就检察机关如何履行民事行政法律监督职能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遵照执行的具体详尽的法律规定、操作规程和运行机制。为积极有效地开展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在海北州人民检察院的正确领导下，根据我院的工作实际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创新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法，拓展民事行政法律监督范围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通过几年的努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显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

一、案件办理情况 2006年至今，我院共受理审查申诉人不服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申诉案12案24人，其中，借款合同纠纷5案15人；民间借贷纠纷1案2人；财产纠纷2案2人；人身损害赔偿3案4人；劳务合同纠纷1案1人；受理申诉后，立案审查11案23人，终止审查1案1人，息诉6案8人，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5案15人；再审后改判4案14人，申诉人开庭前撤诉1案1人。

二、主要做法

（一）探索创新，积极作为，不断提升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近年来，我院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探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2006年9月我院制定出台了《门源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指南》，指南载明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受案范围、申诉要求、申诉条件等内容，为解决当事人的合理诉求，提供了具体明确的诉讼途径。2007年底，我院与县人民法院共同制定出台了《门源县人民检察院、门源县人民法院民事行政检察与审判工作联系制度》，该制度内容包括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检、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实行监督等内容，该制度的形成有利于司法工作机制高效有序运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民事行政检察服判息诉工作，2008年初，制定出台了《门源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息诉工作暂行规定》，该规定包括息诉工作的原则、方法、工作程序、基本规范等内容，是今后我院开展息诉工作必须遵循的工作规范，使民事息诉工作 不断趋于规范化。2008年上半年制定和设计了《民事行政申诉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实行告知制度，有利于民事行政案件申诉人及早知晓申诉过程中自身的权利、义务，充分预见民事、行政申诉过程中的风险，便于申诉人在行使权利时进行合理选择。

建立督促起诉工作制度。2009年底制定出台了《门源县检察院督促起诉工作制度》，设计了八种开展督促起诉必备的法律文书。2010年4月13日，我院与国有资产管理机关、国有企业、有关部门和单位召开了门源县检察院民事督促起诉工作联席会议。会议的召开使大家明确了对检察机关民事督促起诉工作的认识，进一步了解了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法律监督职能，并就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国有资产安全、保护公众利益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为今后更好地开展民事督促起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的工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有力地推动了我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发展，为服务人民群众，服务本地经济建设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海北州人民检察院的大力支持和县委、人大的充分肯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同时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确保案件质量，树立检察权威

我院在办理每一起民事申诉案件时，认真审查，反复研究，充分论证，力求找好切入点，加强抗诉说理性。在提请抗诉案件的“准”字上下功夫，在“会”字上求方法，在“敢”字上显权威，确保案件提请抗诉后获得改判，保住了案件质量这条生命线，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近年来，凡是提请抗诉后再审的案件均获得改判。

2007年3月23日，我院接到杜辉昌、李辉、宋贤胜等10人不服门源县人民法院关于判决杜辉昌等10人承担宋贤锋在门源县信用联社贷款30万元本息连带责任的申诉。此案申诉人中有林场职工，有教师，有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农民，涉及人员广，诉讼标的大，且近几年门源县信用联社因借贷关系而引起的与借款人、保证人之间的诉争较多。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我院立即决定受理此案，进行审查。经审查后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我院及时做出了立案审查的决定。后对有关事实、证据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核实。在立案审查、调查过程中，贷款人门源县信用联社提出反驳意见，认为10名保证人既然签订了保证合同，意思表示明确，保证人应当承担归还贷款本息的连带责任，检察机关的做法不利于保护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影响了信用联社的商业信誉，在上级政府指示充分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合法利益政策背景下，这种做法不符合政策要求，并通过有关渠道打招呼、说情甚至施压。而人民法院也认为原审判决判定10名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检察机关的做法是吹毛求疵。但我院办案干警在院党组的大力支持下，冲破阻力，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查证和还原了该案的事实真相：

2003年12月18日，宋贤锋从门源县信用联社申请贷款30万元，因未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于2004年12月26日又向信用联社申请贷款30万元，贷款期限为10个月，准备以“新贷还 旧贷”。贷款前宋贤锋先后找杜辉昌、李辉、宋贤胜等10人，要求为其贷款提供保证，称该笔贷款共找了保证人30名，现已疏通好了信用社方面的关系，只是办个手续，没什么风险。信用联社营业部工作人员在办理和审批该笔贷款过程中，没有对各保证人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同意杜辉昌、李辉、宋贤胜、朵平、张志财、赵彦福、“李明”以个人工资，李志忠、赵永刚、裴建明、陶德寿、宋贤智以个人家庭财产为宋贤锋贷款进行保证。并在以上各保证人前往联社营业部办理贷款保证手续时，明示此笔贷款需有30名保证人保证才能办理。在申请和办理该笔贷款过程中，宋贤锋骗取仙米林场职工赵彦福的工资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又虚构一名为李明的人，私自刻制了旱台学区的财务专用章，同办理贷款工作人员伪造了谈话笔录、保证书、授权书等，将二人作为30万元贷款的“保证人”。宋贤锋于贷款到期前变卖财产后出走。2006年6月信用联社将宋贤锋及12名保证人列为被告，向门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宋贤锋承担偿还贷款本息的责任，李辉、杜辉昌等12名保证人承担偿还贷款本息的连带责任。门源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8月18日缺席判决宋贤锋承担偿还信用联社贷款本息30万元的责任，李辉、杜辉昌、宋贤胜、朵平、张志财、赵永刚、陶德寿、李志忠、裴建明、宋贤智承担偿还贷款本息的连带责任。

关于承担宋贤锋在门源县信用联社贷款30万元连带责任的判决，申诉人提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经过审查发现，申诉人的焦点集中在贷款保证合同存在瑕疵，应否认定 有效和无效的问题上。我们认为：尽管该保证合同存在瑕疵，但当事人为借款人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真实，十个保证人均向信用社提供了个人身份证明，填写了保证书等，十个人不能完全推脱保证责任。如果只在保证合同的瑕疵问题上争论意义不大，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发现，除该案中的保证合同确实存在严重瑕疵外，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办理该笔贷款业务过程中，还存在违规失职等很多问题。人民法院的原审判决没有考虑贷款人的严重失职和重大过错行为，不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全面考虑、综合评定，而简单地将所有责任和风险判决由各保证人承担，属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显失公正。申诉人的部分申诉理由成立。我院认为，门源县信用联社应当承担一部分民事责任，并依法向海北州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州检察院经认真审查后，认为我院的抗诉理由成立，遂向海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此案再审后获得改判。再审判决门源县信用联社自行承担三十万元贷款的利息损失五万余元。在办理此案时，我办案人员不仅注意案件的细节问题，还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立法精神和原则，找准了抗点，抓住了切入点，观点明确，说理透彻，态度坚决，使得该案提请抗诉后获得改判。

在海北州人民检察院的大力支持下，我院多起民事抗诉案件在身后获得改判，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引起审判机关对民商事案件质量的高度重视，人民法院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加大调解结案力度，民商事案件的审判质量明显提高。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裁定申诉不断减少。高 质量的民事抗诉案件，不仅树立了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权威，而且强化了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沟通与协调，增强了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主动性。

（三）既讲监督，又讲配合，不断拓展监督范围

公正的判决应当以公正的执行作为最圆满的结局。执行是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人民法院判决确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最终落到实处的关键环节。执行活动是否公正依法有效地进行，事关法律的严肃性，事关人民法院的执法公信力，事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们根据《门源县人民检察院、门源县人民法院民事行政检察与审判工作联系制度》的规定，本着审慎、稳妥的态度，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进行临场监督。去年至今，我院先后对人民法院的10起民事行政执行案件活动进行了现场监督，执行标的达10万余元。通过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过程的监督，既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促进和保障了人民法院正常的执行活动，维护了审判权威，进一步拓展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范围，收到“一举多赢”的社会效果。

（四）抗诉与息诉并重，办案与服务并行

做好息诉服判工作，实行息诉说理制度。对于不符合提请抗诉条件的案件，力求认真细致地做好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向当事人宣传有关民事行政法律知识，讲解有关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要求，并对案件进行会诊和评析，答疑解惑，做到以法明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结案时向当事人送达不提请抗诉理由说明书，说明书力求言之有物，论之有据，闻之有理，讲究逻辑性，强化说服力，最终达到息诉服判的目的。

如：我院于2010年1月4日受理申诉人马德良与被申诉人沙阿舍离婚一案，经审查核实：申诉人马德良与被申诉人沙阿舍于2002年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儿，因感情不和，沙阿舍于2009年2月向门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与马德良离婚，婚生女由沙阿舍扶养，马德良支付扶养费。门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准予沙阿舍与马德良离婚，婚生女儿由马德良抚养，抚养费自理，马德良给付沙阿舍经济帮助款3500元。申诉人马德良不服，以判决显失公正为由向我院提出申诉，请求提请抗诉。

经我院审查认为：门源县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的确存在一定问题，既判决由申诉人马德良抚养婚生子女，抚养费自理，又判决其给付沙阿舍经济帮助款3500元。根据法律规定，父母双方都有抚养子女的义务，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离婚并未造成被申诉人生活困难，且被申诉人很快出嫁，找到了生活出路，被申诉人在判决生效后向人民法院就3500元经济帮助款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申诉人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很明显，该案的争议焦点是应否判决申诉人给付被申诉人经济帮助款3500元。鉴于此案诉讼标的较小，案情简单，争议不大，办案人员对申诉人进行思想疏导，希望他能息诉服判。申诉人表示如果对方放弃强制执行申请，本人愿意放弃申诉。承办人员又对双方当事人做了大量工作，并与人民法院原审承办人员进行沟通，指出该判决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原审承办人员配合我院办案人员对被申诉人再作思想工作，讲明利害关系。最终被申诉人提出撤销强制执行申请，放 弃了原审判决确定的3500元经济帮助款的请求权（其余部分维持原判），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最后县人民法院作出终结执行此案的决定。此案的成功办理，既维护了法院判决的严肃性，节约了司法资源，又体现了司法和谐的原则。

（五）推行人性化的办案方式，实行民事行政检察服务承诺制。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时，注重照顾特殊群体，对年老体弱、身患残疾、经济困难的申诉人，采取上门办案、实地回访等形式，使这些特殊的申诉人享受更大的便利，减少他们在维权过程中的诸多不便。近几年来，我院所办理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从未发生过缠诉、重复申诉、涉检上访等现象。

（六）坚决服从党委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我院党组高度重视和支持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检察长经常性地向县委、县人大介绍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职能和作用，汇报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开展情况。去年年底我院就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向县人大常委会和部分人大代表进行了专题汇报。人大领导和代表对我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是对民事执行监督工作和督促起诉工作的开展，表示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当地党委和权力机关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为我们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几年来，在海北州人民检察院的正确领导和我院党组的高度重视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深知我们的工作离上级院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着很大差距，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如：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线索匮乏；行 政抗诉案件一直处于空白；干警的业务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技术装备滞后，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民行检察工作的需要。以上问题的存在，有各方面的原因。如：近三年来，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3件，今年元至七月份无行政案件；近几年人民法院加大调解结案力度，据最新统计：2010年元至7月份门源县人民法院判决结案率仅为15%；民行科现有办案人员三名，只能使用内网一台，尚未达到人手微机一台的基本需求。在主观方面，尽管在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的宣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宣传方式单一，方法不够灵活，效果不佳，群众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知晓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今后的工作打算

1、积极办理行政抗诉案件，力争解决行政抗诉案件空白的问题。

2、采取有效措施拓展案源，不断拓宽民行检察监督新领域。

3、根据我院制定的《民事督促起诉工作制度暂行规定》，积极稳妥地开展督促起诉工作，切实保护国有资产、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年内力争办理一至两件民事督促起诉案件。

4、规范和强化民事执行活动监督，切实保障正确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5、尝试对民事调解案件进行监督。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时，树立调解优先的理念。

6、在门源县四镇八乡设立检察联络点，逐步推行以民事行政检察为主的联络员制度。

我院将以这次召开的全州第一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在海北州人民检察院和院党组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准确把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法律监督属性、职能定位和基本要求，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坚持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创新工作机制，明确监督范围，规范监督程序，强化监督效果。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在服务民生、保障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为门源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做出积极的贡献。

民事检察 篇6

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 基层民事检察工作

一、民事诉讼法的施行对基层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

（一）扩大监督范围，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覆盖于整个诉讼程序

一是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由于民事执行主要发生在基层法院，因此，执行监督必将为基层民事检察监督提供重要的职能舞台。二是增加规定对调解书进行法律监督。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此外，民诉法将小额诉讼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以及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规定为一审终审案件。三是增加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的法律监督。民诉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法律监督职责，使民事检察监督由结果监督走向结果监督与过程监督相结合。

（二）增加监督方式

“上级抗”的抗诉制度，使基层民事检察职能如同虚置，导致案源不足、监督职能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尽而导致基层民行干部储备、制度建设、实践探索等方面难得获得有力支撑。民事诉讼法将检察建议与抗诉并列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法定方式，这是立法对检察机关长期以来在民事检察中探索同级监督的确认，使基层民事检察具备了直接的法定监督方式；使“上级抗”监督模式下被虚化了的基层院的监督职能具备了实质化的制度条件。

（三）理顺了检察院监督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关系

审判监督程序中既包括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又包括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新民诉法为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切实解决重复申请、多头审查的弊端，增强了法律监督实效。

一是申请条件。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必须符合民诉法第209条规定的三种情况。二是审查期限。民诉法第209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三是限制反复申请。民诉法第209条第2款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四）强化监督手段

为了保障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民诉法第2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这里的调查权，不应超出为了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而需要了解情况的具体范围，更不能理解为类似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人民检察院行使相关职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应当明确这一区分，尊重并保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于涉及个人隐私、信息安全的问题，更要依法行事，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五）息诉工作任务加重，要加强执法办案风险评估

民事诉讼法进一步规范了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的条件，检察环节息诉罢访、维护稳定的压力明显增大。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对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激发社会矛盾等执法办案风险，我们要依托大调解工作体系，加强控申接访、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之间的衔接配合，形成息诉息访工作的合力，做好释法说理、心理疏导、司法救助、教育稳控、协调联络等风险防范和矛盾化解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执法办案风险。

二、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一）法律规定不完善是制约民事检察职能有效发挥的最大瓶颈。对于民事检察职能的规定相对原则，缺乏可操作性。1、民事执行的监督，虽然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但是对于监督的范围、监督方式以及监督的效果等问题都没有明确。2、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检察机关可以运用检察建议对人民法院的裁判和调解进行监督，但该规定过于笼统，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处理程序、回复期限、不回复的后果等问题缺乏明文规定。3、民事诉讼法未对检察机关调阅人民法院审判卷宗的问题作出相应规定。最高法和最高检虽然下发了调卷的相关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卷宗归档不及时、调卷程序复杂等，挤占了办案时间，导致案件久拖不结。

（二）重视程度有待提高。目前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反腐败的形势也很严峻。无论是党委、人大还是检察机关内部，都更重视检察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职能，民事检察职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现有人员不能满足工作开展的需要。《民事诉讼法》的实施，扩大了监督范围、增加了监督内容，大幅缩短办案期限，增加了息诉比例和息诉罢访难度，工作量大幅增加，现有的人员将难以适应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

三、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实施民事检察监督权

民事检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等三项诉讼监督职责中，民事检察承担了重要的监督职责。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民事诉讼领域，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公正的要求也越来越集中的体现在民事诉讼领域。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民事检察工作虽然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同时也有难得的机遇。社会需求越来越强烈，党委、人大以及检察机关内部也越来越重视，各项制度也越来越完善，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更加充分、全面地发挥民行检察职能。

民事检察 篇7

一、民事诉讼监督制度:法律修改与完善

(一) 在监督原则上

在监督原则上, 主要是从监督“民事审判活动”, 到监督“民事诉讼”。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检察监督从过去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检察监督扩大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 包括民事执行阶段。民事检察监督领域扩展既是对检察监督理论的落实, 也是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众所周知, 执行阶段的司法腐败一直是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 可以说执行领域是司法腐败的高发领域或高危领域。为了防止和制止执行中的违法行为,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可以实施检察监督。

(二) 在监督方式上

从单一的抗诉到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等多种手段并行。经过多年的实践, 检察建议这一监督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监督效果, 此次修改吸收了这一成功经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 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再审) 检察建议。第三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 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在第二百零九条中还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等。

(三) 在监督手段上

原先《刑事诉讼法》虽然授权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 但却没有规定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核实的程序和措施。检察机关对于有违法行为但尚不构成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 缺乏有效的阻却违法措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 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民事抗诉权的弱化

(一) 民行检察申诉案源面临新的考验

办案是民行检察的本质属性, 是实现民行检察价值的标准。没有案源, 民行检察的监督职能就无从体现。修改后的民诉法从总体上看虽方便了当事人申诉, 但又从制度设计上限制了当事人对申诉权的滥用, 修订前《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不服生效裁判的救济渠道采用“双轨制”, 即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 可选择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申诉。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将“双轨制”修改为“单轨制”, 并且将检察监督置于最后一道环节。无疑民事申诉案源从整体上预计将会大大减少。

(二) 增加了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新规定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在人民检察院主动启动抗诉程序的基础上增加当事人申请抗诉新规定。但过去的民事检察实践中, 事实上抗诉基本上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或申诉, 使检察机关民事抗诉职能表述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完整。

(三) 首次将民事调解纳入抗诉范围

新修订《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应当提出抗诉。”改变了过去只能对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的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抗诉的范围, 必将对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将调解监督限定为抽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将使对调解抗诉这一功能空间极为有限。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双方当事人串通, 或者司法人员滥用职权, 通过诉讼调解, 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存在, 但实践中大量的调解演变成法官引导下的强制调解, 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从而损害司法公信力的情况。所以在修改过程中有的代表提出将其修改为“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才是正确的。所以调解环节的监督还要依靠启动法律监督调查程序。

三、民行检察工作发展完善:落实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一) 调查核实权对开创民行检察工作新局面意义重大

1.加强对公权力运行情况的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权力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 就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在现代法治国家, 法官是极少腐败的, 德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法官犯案;英国全国250名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 而中国法官, 却成为腐败高危人群, 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讽刺。根据某网站2011年2月所作的调查, 67%的受调查者认为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源在于“司法腐败, 权钱交易[1]”。从审判队伍构成现状来看, 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已经实行了十年, 提高了准入门槛, 法官的专业水平大大提高了, 司法腐败主要还是司法人员的主观动机问题, 而不是专业水平问题。司法人员枉法裁判问题仅靠抗诉这种监督手段是无法解决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 就必须依靠法律监督调查这种监督手段。

2.调查权是各国检察官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力

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十一条鼓励各国检察官“在调查犯罪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和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职能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大陆法系国家, 检察官享有广泛的调查权。从调查手段来分, 调查权分为一般调查权和强制调查权。强制调查权是采用法律规定的强制手段进行专门性调查的权力。一般调查权是采用一般性调查手段来查证违法行为是否存在的权力。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 承担着查办职务犯罪、公诉和诉讼监督三大职能。调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各项法律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在检察机关内部, 承担该三大职能的各部门都拥有调查权, 只是不同的业务部门的调查范围存在区别。

3.执行监督主要靠启动调查机制来完成

2010年7月的一天, 广州街头出现了“8万元拍卖胜诉判决书”的一幕。原来, 广东省云浮市某山区村民廖氏6兄弟经营中被拖欠了26万元货款而破产, 早在2005年, 他们便取得了对欠款方的胜诉判决, 然而5年过去, 他们却分文未得, 无奈做出此举……

多年来, “执行难”一直是司法痼疾, 无法根除。执行程序不够透明、缺乏外部监督被认为是“执行难”的原因之一。不过, 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赋权的法律监督机关, 在监督民事执行活动时并不顺畅。在提交审议的表决稿中, 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被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与此同时, 表决稿在执行程序中新增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范围, 使得检察机关能够名正言顺地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执行监督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其线索来源、调查对象、可能遇到的问题、工作规律等等, 类似于职务犯罪侦查, 而且比侦查工作的案件数量大。同级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基数很大, 县级法院一般每年在1000件以上, 有的在2000-3000件左右, 还有的甚至超过5000件, 这种监督任务根本上靠法律监督调查手段来完成, 并且十分需要一定查办工作经验丰富, 装备和经费充足人员, 否则, 执行监督的任务就会落空。

(二) 监督调查面临实际困难

从外部看, 与人民法院的协调配合亟待加强。一是由于监督调查是一项开拓性、创新性工作, 开展时间不长, 人民法院的认知度还十分有限, 一些基层法院的法官不知道湖北人民检察院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加强监督制约、协调配合的规定》。二是检法衔接机制的落实不到位。尽管2008年底省院与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加强监督制约、协调配合的规定》, 对《监督调查办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落实。但从执行情况看, 法院对该《规定》的执行不够积极主动, 例如对检察机关因开展监督调查而查阅审判、执行卷宗内卷不予配合、接到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后不及时审查处理、纠正处理了不向检察机关反馈结果。三是人民法院对处理审判、执行人员存有顾虑。调查往往涉及有关个人, 法院对配合监督调查的顾虑或抵触不言而喻。一票否决等有关考评机制与一个单位的奖励直接挂钩, 使得法院不依纪依规予以追究、避重就轻大事化小, 成为不可避免。

(三) 法律监督调查完善路径

1.领导要高度重视

特别是检察长要高度重视, 要将其作为检察机关“一把手”工程来抓, 彻底转变“重刑轻民”的观念, 要将民行工作的困难落到实处。在检察院内部, 要落实民行部门的待遇, 如民行部门负责人进检委会,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保障民行干警开展法律监督调查所必须的条件。如在人员配备上, 要尽量符合省院的要求, 另外宣传经费, 车辆保障等等。在检察院外部, 检察长要与法院院长加强沟通协调, 给民行检察监督创造一个畅通的监督平台。如调阅卷宗的问题, 虽然2010年6月两高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 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不尽人意, 新修订《民事诉讼法》在修改过程中, 一审稿、二审稿均写入了, 三审却没有通过, 理由是查阅、调卷是工作层面的问题, 可以沟通解决, 就没有规定, 再过几年可能都上网了, 不值得争。再如民诉法修改后, 民行在工作中可能存在经常向法院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等, 过去发再审检察建议, 当然要发给立案庭, 现在在履行法律监督调查职责过程中, 涉及法官的违法行为发出的检察建议发给法院的哪个部门, 是办公室, 纪检组, 立案庭还是违法案件或人员部门分管副院长有人认为发给办公室, 理由是办公室是代表院对外联络的部门;有人认为大量违法但不构成犯罪问题, 需交给法院纪检部门处理;笔者认为还是应当发给立案庭比较合适, 司改文件中, 法院要求检察建议需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 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发给法院后理应由法院审委会讨论作出, 所以发给立案庭较合适, 但办案实践中还是发给其分管的副院长, 完全是目前工作的需要。以上等等问题需要两高出台具体的司法解释, 在司法解释出台前, 需要院与院进行协商沟通, 而不是民行科与法院去沟通, 更不是民行科长去沟通。领导不能只习惯年终看数据, 要以检法《规定》为基础, 就法院配合监督调查提出方案, 建立配套制度, 以会议纪要形式予以明确, 建立保障监督效果的长效机制。内容包括:法院配合支持检察机关借阅卷宗、借阅卷宗的范围、程序和时间;检察机关约谈被调查人的程序和方法;法院对监督意见的审查处理时限、向检察机关回复的程序和方式;对法院拒不纠正的后续监督措施等。

2.提高素质, 稳定队伍

建立一支稳定的、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民行队伍是当前各地民行检察部门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人民法院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形成了一支业务素质较高的法官队伍, 通晓民事、行政审判的业务知识。而监督法官执法的民行队伍从组建至今也不过短短十几年时间, 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从内部其它部门抽调组合的, 就是这种组合也是今天合、明天分, 人员的流动过于频繁, 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 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型监督队伍。随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 要求将监督延伸到民事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 为了适应这些变化, 必须建立一支精通法律, 熟悉业务的民行检察队伍。

3.科学制订考评机制

没有一定的办案数量, 办案质量无从谈起, 而办案质量不高, 办案数量再多也难体现监督的效果。办案数量是基础, 办案质量是保证, 在办案数量基本稳定基础上, 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办案质量。一旦把案件数量和质量同时纳入目标考评体系之中, 难以避免会出现数量目标与质量目标之间的冲突。一个地区民行检察案件数量和该地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总量, 审判质量以及民行检察在当地的地位密切相关。作为监督权必然独立于被监督权之外, 但未必要求凌驾于被监督权之上。我国的法律监督权从性质上来讲是一种平行的监督, 从特性上来看体现为程序性监督, 即法律监具有程序的终局性和实体的非终局性[2]。其权力配置和运行必然要遵从法律监督制度设计的内在要求:既要保证民事行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正确的实施, 又要注意防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的过度扩张成为其他公权力的替代者或指挥者。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文彦.《两会调查:七成网民认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监督机制待完善》, 载http://npc./people.com.CN/GB/13899387.html[EB/OL].

民事检察 篇8

关键词：调查核实权,举证责任原则,虚假诉讼

一、检察机关调查权核实权的理论争议

对于检察院民行检察监督调查取证权, 理论界有强化说、否定说和限制说三种主流学说。这三种学说从检察机关的性质、调查取证权的性质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关系上进行总结分析, 得出自己理论的构建基础。否定说认为, 赋予检察院调查权违背了举证责任原则。根据举证责任原则基本原理, “谁主张, 谁举证”, 人民检察院不是民事诉讼的任何一方, 赋予其调查核实权会打破诉讼双方的诉讼平衡, 违背了民事诉讼公平的本质。强化说认为, 检察机关应该被赋予广泛的监督权。检察机关只要有可能证明原审裁判是错误的, 就能够自由裁量地进行调查取证,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启动无需申请。限制说的观点是, 其一, 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应该以书面审查为主, 调查取证只作为检察监督的辅助手段; 其二, 调查核实权的启动条件是审判人员存在职务违法或者存在程序上的违法。调查的目的是判别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否存在错误。

笔者赞同限制说的观点, 民事检察的基本职责是追查和检控民事诉讼违法行为, 调查的内容就是而且只能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合法性。

二、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现状分析

( 一) 检察机关调查权的立法现状

2010 年, 两高办公厅共同印发《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 明确检察机关基于检察监督的需要可以行使调查权, 并且还规定了检察院调阅卷宗的权利, 法院系统开始普遍接受检察系统的调查核实权。2011 年两高的意见对检察院这一权利再次明确。2013 年新《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检察院在履行检察监督过程中可以行使检查核实的权利。遗憾的是《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这一制度进行具体的程序上的设计, 新《民事诉讼法》也未从程序上设计去消除这种分歧, 继而影响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

( 二) 检察机关调查权立法缺陷

1. 立法层次低、立法技术粗疏。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和具体的程序设计, 在应用上, 还是要依据《办案规则》和《意见》。然而这种内部指导性的规范层次相对较低, 权威性不高。

2. 立法上出现了矛盾的情况。《办案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可以调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然而, 《意见》并没有对调查权的方式进行明确, 也就没有承认检察院有调阅卷宗的权力。

三、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的完善

( 一) 明确调查权的启动条件与执行范围

其一, 法院不作为的情况。《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了当事人在三种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够收集, 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如果人民法院不进行调查取证, 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调查取证。这样的设计既监督了司法机关的程序违法, 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的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

其二, 原生效判决主要证据可能是虚假或者是伪造的。其三, 司法可能严重程序违法。新《民事诉讼法》改变了过去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理念, 检察机关的监督重点也从过去的实体监督过渡到程序正义和程序合法两个方面。程序违法的证据是在诉讼中产生的, 违法的证据也会被诉讼卷宗记载留痕, 当事人如果要想拿到法院程序违法的证据是很困难的, 这时候只要当事人能够提供初步的证据, 检察院应当行使调查核实权。第四, 可能涉及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

( 二) 规范调查取证权的审批流程

其一、从启动方式上来说, 应当以当事人申请为主, 以检察院的主动发起为辅, 但是涉及虚假诉讼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的除外。其二、从行为方式上来说, 应当以书面监督为原则, 调查取证为例外。其三、对调阅卷宗要设置审批程序。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通常需要检察长同意, 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或者重大案件还要经过检委会同意。有鉴于此, 对于检察院需要阅卷或者拷贝电子卷宗的要经过本部门主管领导签字审批通过, 对于要将诉讼卷宗调走的, 还应当经过同级人民法院主管副院长同意。其四, 对于在检查监督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民行部门可以适当行使一定程度的初查权, 在发现犯罪事实后, 可以在经检察长批准后移交侦查部门立案侦查。

参考文献

[1]孙家瑞主编.民事检察制度新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3.

[2]汤维建.民事检察监督的定位[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3, 3, 21 (2) .

[3]曹善卿.新修改民事诉讼法涉检条款之解读[J].中国检察官, 2012 (21) :167-168.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篇9

民事执行监督, 一般指具有执行监督权的机关认为民事执行机关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者存在错误, 要求其予以矫正的法律制度①。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享有民事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进行监察与督促, 从而规范执行行为的制度。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监督主体是依法享有检察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 监督的对象是民事执行机关在行使民事执行权过程中的不当行为, 这里的机关不只包括人民法院, 还包括其他行使民事执行权的机关。

二、我国的立法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法》总则中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 监督的范围十分宽泛。但在分则中, 只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排除了检察院对于执行中的裁定、财产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和破产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权, 导致检察院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冲突, 造成无法成抗诉或抗诉后被维持的结果, 使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法律上缺乏可操作性。

其次, 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民事判决提起抗诉, 而对于法院作出的与判决具有同等效力的民事调解却没有抗诉权, 这些限制使得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围过于狭窄。并且法律规定只有上级检察院有权对下级法院提起抗诉, 同级检察院职能通过提请上级检察院的方式实现对法院的监督, 但是这种提请行为并不具有实际执行力, 不能完整地行使检察院的监督权。

三、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依据民事执行活动的实施过程,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 发出说明理由通知书或者督促执行意见书

在执行过程中,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执行条件的限制和被执行人的阻挠, 人民法院或其他执行机关经常拖延执行或超期执行。执行当事人只能请求执行人员实施民事执行行为, 明显处于弱势地位。②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执行当事人的申请, 向人民法院发出说明不予执行、怠于执行、超期执行理由的通知书, 帮助当事人监督执行工作。理由成立的, 检察院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理由不成立的, 检察院应当亲自调查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并书面督促法院及时执行。

(二) 直接参与民事执行

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法院邀请或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参与民事执行过程。基于案件的特殊性质, 对于有关重大公共利益、执行当事人人数众多、执行国有资产的案件③, 都允许人民检察院参与执行过程, 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对执行过程的监督。

(三) 发出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

检察机关针对执行机关执行过程中中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作出书面纠正意见, 通知人民法院纠正, 从而实现对执行活动的监督④。此时,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法院、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诉, 向执行法院做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法院应当认真对待检察院的纠正通知书, 审查自己的执行活动。

(四) 提出检察建议

当执行人员行为不当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时,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执行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对于这种轻微违法行为, 人民检察院发出的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 法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⑤

(五) 提起检察监督

检察监督也称为抗诉, 是指执行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执行法院在执行中做出的终局性裁定确有错误时, 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监督意见书,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检察监督可以由检察院主动提起, 也可以根据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诉提起, 但此时检察院必须对下级法院的执行进行审查, 却有错误的, 才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在审查期间, 民事执行活动应当暂停, 若上级法院作出维持裁定, 应当恢复执行, 若上级法院作出变更裁定则终止执行。执行当事人不服裁定的, 则可依据再审程序向检察院提起申诉。

(六) 提出检察建议

上级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或执行当事人的申请, 认为执行法院作出的程序性裁定确有错误时, 可以直接向执行法院书面提出检察建议,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执行法院应当认真审查该裁定是否不当, 确实存在不当或违法情形的, 应当立即予以纠正;若并无不当或违法情形的, 也应当向检察院说明理由。此时, 检察机关就个案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 能够督促人民法院执行法院或者执行员在法定期限内执行终结, 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⑥

摘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我国人民检察院的重要工作之一, 关系到执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法治的顺利实施, 但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方式上仍然很不完善, 严重阻碍了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文依据我国的司法现状, 以执行活动的进行顺序为线索对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给予完善建议。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院,法院,执行当事人

参考文献

[1]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牟逍媛.民事执行难及相关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3]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齐树沽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原则研究 篇10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民事诉讼,检察建议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是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阶段作出的违法行为, 予以纠正的一项监督制度。[1]它是检察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一个分支, 也是检察制度在三大诉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新《民事诉讼法》修订以前, 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如何处理审判和执行之间的关系”, “执行是否属于审判活动”, “人民检察院对于审判享有法律上的监督权但对于执行是否享有监督权”一直争论不休。检察院的观点倾向于尽力扩大检察监督在民事诉讼中的范围和方式, 尤其是在执行当中确立其监督地位, 从而缓解当前“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而法院则相反, 极力缩小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空间。由于法检两家对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解存在不同,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分歧, 从以下两个最高院关于执行检察监督的批复中就可体现出来。一是1995年作出的《关于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 认为检察机关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无权抗诉。二是最高院2000年作出的《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 否定检察机关可以对法院执行过程中暂缓执行进行监督。因此, 加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理论的研究, 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当前执行程序立法的当务之急, 而执行检察监督原则则是整个程序的基石。基石的坚实决定了其之上的程序是否稳固、能否给予整个程序以法的安定性。

一、民事检察监督的历史渊源

欲探究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 则必须对其历史渊源有一定了解才能不失事物的本性。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是检察权衍生出来的, 它是检察权的一个分支, 也是检察权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产物。因此, 了解检察权的历史渊源对于我们怎么界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是大有裨益的。

(一) 国外检察监督制度的历史渊源

在英美法系中, 检察权隶属于行政权, 英美法系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检察机关属于行政机关, 检察官在其中扮演政府律师的角色, 且检察官可以代表政府提起一些民事公益诉讼或者参与一些民事诉讼, 但不能行使法律监督权。而与英美法系相对应的大陆法系中, 检察制度最早起源于法国, 检察官在法国最初是作为国王的代理人参与诉讼, 其检察权也属于行政权的范围, 检察院可作为主要当事人提起诉讼, 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 其作用是代表社会或公共利益。例如1947年日本颁布了检察厅法, 将原本附设于各级法院内的“检事局”独立出来, 形成了与法院相对应且独立的“检察厅”, 归法务省管辖, 检察权从性质上讲, 也属于行政权。检察官有权参与婚姻和收养、亲子关系、禁治产等案件的诉讼, 检察官有三种权力, 即提起诉讼的权利、参与诉讼的权力和上诉权, 但不是法律实施的监督者。[2]这与我国的检查制度是不完全相同的, 甚至是在性质上也是有巨大差别的。

(二) 我国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

在我国, 自新中国成立后, 在废除民国时期法律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因此我们的法律制度与建国前是大不相同的。清末民初时, 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在西学东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即民国法律体系。建国后, 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就出现了断层。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因此前苏联和东欧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成为学习的内容。与此同时, 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从社会主义国家引入中国。与资本主义检察制度相不同的是, 前苏联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享有广泛职权, 可以提起诉讼, 并有权参与庭审, 进行陈述和发表意见;对民事判决、裁定和决定提出抗诉, 且有权终止其执行。我国的检察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三权分立制度是通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离与平衡来实现监督和制约, 检察权只从属于三权中的行政权, 检察机关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 行使特定的行政权, 这也是造成我国执行机构设置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所在。检察权与审判权、行政权是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 并不依附于行政权。[3]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法背景

执行检察监督作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一部分, 是否需要建立最早源于实践部门。尤其是在民事执行方面, 当“执行难”、“执行乱”问题愈演愈烈, 引起了社会普遍不满, 严重影响了执行权威和司法权威时,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否是‘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固有内涵”摆在了人们面前。尽管理论和实务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但最后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 扩大了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 确立了执行检察监督的原则, 从而明确的回答了这一争论的立场。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原则是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执行检察权时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它必须既体现出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特点, 又应当体现出执行监督与审判监督的不同之处。

(一) 监督法定原则

检察权是宪法赋予的检察院的权力, 属于公权力的范畴, 与私权是相对应的。公权力的行使范围限于法律明门规定, 它与私权的“法不禁止即允许”相不同。因此, 监督法定原则作为一项最为基本的授权性原则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其内容应包括: (1) 监督权利法定; (2) 监督方式法定; (3) 监督程序法定。新修改的民诉法对执行检察监督规定得较为粗陋, 且不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亟需不断完善以满足实务需求。

(二) 谦抑性原则

谦抑性原则, 检察机关在开展民事抗诉工作中应严格把握抗诉的使用范围和条件, 坚持“慎抗”理念, 不得已而行使抗诉权时, 也应保持必要的克制和适度的收敛, 力求以最小的权力行使成本来实现最大的社会产出效益。[4]这一原则也被引入民事执行检查监督, 其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的统一实行, 规范法院执行行为, 同时避免执行违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无法补救的情形。但是, 检察权不能超越其应有的边界, 对法院的执行工作造成干扰, 更不能替代执行权。也不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自身的处分权, 因为民法属于“私法”, 当事人有权自由处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即使是最终的结果不利于当事人的利益, 只要其权力行使不危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权都不应过分干预。因此, 谦抑性原则要求包括: (1) 不能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代替民事执行; (2) 避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不当妨碍民事执行, 保持检察监督谦抑、适当性; (3) 对待执行错误, 应遵循执行权内部救济优先原则, 当事人认为执行活动违法, 在向法院提起异议、申请复议后仍不能获得救济的, 方可申请检察监督。[5]即申诉人申请启动为主, 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为辅。

(三) 同级监督优先与上级监督保障相结合原则

该原则主张在监督案件管辖上坚持同级监督优先, 由与执行法院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就地监督, 即“先行同级监督, 再行上一级监督, 同级监督为原则, 上一级监督为补充”。[6]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认为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有错误裁定和违法行为在民事执行当中, 可以请求同级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同级检察机关监督无效的, 且认为法院执行机构或执行却有错误的, 可以提请上一级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检察权行使最主要、最有效的方式是抗诉, 而抗诉权只有最高检和上级检察院才有监督权, 同级人民检察院只能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行使监督权。如此, 就会造成检察机关办案力量与办案工程呈“倒三角”, 而大量办案力量在基层检察院, 如此则会增加上级检察院的工作负担也不利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障。而同级监督优先与上级监督保障相结合原则可以缓解这种“倒三角”的情形, 更好的配置司法资源。

(四) 支持依法执行原则

基于诉讼合作主义的理念, 检察监督不是削弱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而是通过监督来促使执行权更好的运行, 监督之中有支持和合作。[7]我国宪法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 其意义在于, 对于法院违法和不当行为检察院应予以监督;而对于法院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检察院与法院之间又是一种合作关系, 互帮互助、通力维护法制实行和统一。

参考文献

[1]韩索华, 于伟香.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围、方式研究[3].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论文集, 2013:609.

[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主编.民事诉讼法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533.

[3]黄文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立法背景及实施问题研究[C].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论文集, 2013:620.

[4]张兴中.民事抗诉谦抑性原则[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0, 12, 18 (6) .

[5]赵信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程序设计[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9, 10, 17 (5) .

[6]杨荣整, 邱星美.执行救济与检查监督[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5.

浅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篇11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监督范围；监督方式

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言，“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行”。民事执行制度作为实行法律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没有权力制约的权力必将成为特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置，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及功能的优越性。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监察与督促，依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执行错误的意见，从而规范民事执行权合法、合理运行的法律制度。”①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别于法院内部监督，它既是外部监督也是平行监督，有利于形成长效、客观、专业的监督机制。

與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相对的是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试点通知》），检察机关可对五种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即（一）人民法院收到执行案款后超过规定期限未将案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有正当理由的除外；（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或者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在收到书面异议、复议申请后，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定的；（三）人民法院自立案之日起超过两年未采取适当执行措施，且无正当理由的；（四）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人民法院无正当理由仍然执行被执行人其他财产，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五）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学界有不少观点认为，前述检察监督范围过于狭窄。对此，笔者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应以法律规定为重点，并作相应的职能延伸。检察权是宪法赋予的监督法律的权力，其监督范围涵盖民事审判活动全过程。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主张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将前述“审判活动”改为“诉讼活动”。王汉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说明》中指出：“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有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当然有权监督民事诉讼法第三编（执行程序）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实施。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民事执行合法性当受检察机关监督。②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对于民事执行合法性的监督固然要铺开，但受当前各方面条件限制，还是要有所侧重。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执行监督权时，务必要将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牢牢把握，统筹监督民事执行的合法运行。随着检察机关对于民事执行监督水平的提升、监督经验的积累及监督条件的优化，必将逐步形成权能明晰且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届时，甚至可以将民事执行的合理性也有条件的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即只在执行措施具体实施过程中，对明显有违事理、不符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执行行为进行监督。不过，就目前而言，监督范围不宜太宽，具体如下：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执行中止、执行终结和关于执行异议、执行回转所作的裁定和决定等违反法律；人民法院违法实施查询、提取、扣押、查封、冻结、变卖、拍卖、迁出等执行措施；人民法院错误执行了案外人的财产，未按法律文书确定的标的额执行，未依法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存在严重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民事执行过程中涉及的执行行为较多，针对不同的情形，采取的监督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纠正违法通知书

纠正违法通知书，是指“检察机关对执行中较严重违法行为作出书面纠正意见，通知人民法院纠正的一种监督方式。”③至于何谓“较严重违法行为”，可从两方面衡量：其一是行为性质，包括凡是能够直接影响执行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的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执行行为，如拒绝执行，执行措施违反法律等。其二是行为结果，即执行行为导致执行利害关系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如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人身受到非法限制，财产无故减损等。由此，可大致分为四类：1.执行人员不按照法律文书执行，或没有执行依据而违法强制执行的。2.截留、扣押已执行的财物不交付申请执行人；3.贱价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财产；4.执行人员违反职务廉洁规定。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可知，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涉嫌渎职行为调查完毕后，对于确有渎职违法行为，但是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向执行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将证明其渎职行为的材料移送法院相关部门处理。对于确有严重违反法律的渎职行为，虽未构成犯罪，但被调查人继续承办案件将严重影响正在进行的执行活动的公正性，且执行法院未更换办案人的，应当建议更换办案人。

（二）抗诉

执行监督中的抗诉是指，执行法院的上级检察机关认为执行中涉及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的执行裁定确有错误，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抗诉书，要求重新裁决的监督方式。对此，有学者建议，用其他名称代以前述监督方式，因为“抗诉”的说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己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因此，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于坚持抗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另起他名以实现检察监督权。因为“从程序上讲，执行裁决权和审判权适用的程序是完全一致的，都具有精密性、慎重性、公开性等特点，是完全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对执行裁决权的监督方式可以采取与审判监督程序基本相同的检察监督模式。”④即以抗诉方式对其进行监督，对有再审必要的执行裁定，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查。随着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两高对该问题的愈发重视，就前述分歧达成统一意见只是时间问题。

（三）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对轻微违法的执行行为，可以通过向执行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从监督效率和监督成本的角度出发，检察建议由执行法院的同级检察机关提出较为妥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检察建议一直被认为柔性有余，而刚性不足。为了增强检察建议的效力，《试点通知》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回复意见有异议的，可以通过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的，应当监督下級人民法院及时纠正。”然而，检察建议仅适用于前文提及的五种情形。考虑到轻微违法的执行行为的瑕疵较小，且不具明显的违法性。⑤笔者认为，结合检察建议在实践中较易被法院接受的特性，其可更灵活地被运用于未对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害的轻微违法情形。

（四）检察公函

检察公函是检察机关为督促法院改善、更正和消除不当执行行为，用以商调工作，询问答复的文书。不当的执行行为主要涉及执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难被证明，且是否不当具有一定主观性。⑥故只能以原则性标准加以区分：1.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怠于执行或消极执行；2.严重不文明执法；3.有违法律职业准则或者社会公共道德，侵犯公民、集体、国家权益的其他不当行为。

（五）现场监督

是否有必要进行现场监督，学界就该种方式基本持肯定态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应人民法院邀请或当事人请求，派员参加对判决、裁定的强制执行，发现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有学者还认为，“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执行当事人人数众多、执行国有资产的案件，都可以允许人民检察院参与执行过程。”⑦

对此，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检察院享有了民事执行权。赋予人民检察院民事执行参与权，是便于在特殊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更好行使监督权。不过，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共识是，检察机关在监督民事案件时，应当遵循“事后监督”和“克制歉抑”的原则，否则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及异化，违背制度设置之初衷。何况执行现场情况复杂，可能存在无法预见的因素，检察机关在场时若未能发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事后再进行监督就会处于被动尴尬的境地。所以，即便在特殊情况下，检察机关是否有必要现场监督法院执行仍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倾向于持否定态度。

（六）立案查处

在执行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执行人员存在严重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情形的以及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贪污受贿等其他犯罪行为的，应协调相关部门，积极展开调查，充分发挥职能，促进司法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在运作时应严谨审慎。“一定要只能赋予检察机关程序性权力，而不是实体性权力，也就是说不能有终局性的权力。”⑧监督审判者不能成为审判者，因为审判监督本身便是对监督权的最好监督。换言之，检察机关只是监督程序的启动者，而非最后的裁判者，决定权依然要归于法院。

[注释]

①田凯：《执行监督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②王永芬：《浅析开展民事执行监督工作的实践探索》，载《法制与经济》2010年第2期。

③王军：《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初探》，载《检察实践》2001年第2期。

④韩丙振：《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⑤许方钱：《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载《济宁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⑥孙伟峰：《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载《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1期。

⑦李奎卿、刘怀印、张新华：《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人民法院立案及执行的监督[》，载《检察实践》2001年第6期。

⑧范彦雯：《民事执行监督理论研究——以检察监督为考察对象》，复旦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浅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篇12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监督范围,监督方式

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言,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行”。民事执行制度作为实行法律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 没有权力制约的权力必将成为特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置, 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及功能的优越性。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监察与督促, 依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执行错误的意见, 从而规范民事执行权合法、合理运行的法律制度。” (1)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别于法院内部监督, 它既是外部监督也是平行监督, 有利于形成长效、客观、专业的监督机制。

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相对的是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试点通知》) , 检察机关可对五种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即 (一) 人民法院收到执行案款后超过规定期限未将案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 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二)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或者复议申请, 人民法院在收到书面异议、复议申请后, 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定的; (三) 人民法院自立案之日起超过两年未采取适当执行措施, 且无正当理由的; (四) 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 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 人民法院无正当理由仍然执行被执行人其他财产, 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五) 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学界有不少观点认为, 前述检察监督范围过于狭窄。对此, 笔者认为,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应以法律规定为重点, 并作相应的职能延伸。检察权是宪法赋予的监督法律的权力, 其监督范围涵盖民事审判活动全过程。需要指出的是, 有学者主张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 将前述“审判活动”改为“诉讼活动”。王汉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的说明》中指出:“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 有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 检察机关当然有权监督民事诉讼法第三编 (执行程序)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实施。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 民事执行合法性当受检察机关监督。 (2)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 对于民事执行合法性的监督固然要铺开, 但受当前各方面条件限制, 还是要有所侧重。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执行监督权时, 务必要将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牢牢把握, 统筹监督民事执行的合法运行。随着检察机关对于民事执行监督水平的提升、监督经验的积累及监督条件的优化, 必将逐步形成权能明晰且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届时, 甚至可以将民事执行的合理性也有条件的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 即只在执行措施具体实施过程中, 对明显有违事理、不符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执行行为进行监督。不过, 就目前而言, 监督范围不宜太宽, 具体如下: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执行中止、执行终结和关于执行异议、执行回转所作的裁定和决定等违反法律;人民法院违法实施查询、提取、扣押、查封、冻结、变卖、拍卖、迁出等执行措施;人民法院错误执行了案外人的财产, 未按法律文书确定的标的额执行, 未依法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存在严重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民事执行过程中涉及的执行行为较多, 针对不同的情形, 采取的监督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 纠正违法通知书

纠正违法通知书, 是指“检察机关对执行中较严重违法行为作出书面纠正意见, 通知人民法院纠正的一种监督方式。” (3) 至于何谓“较严重违法行为”, 可从两方面衡量:其一是行为性质, 包括凡是能够直接影响执行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的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执行行为, 如拒绝执行, 执行措施违反法律等。其二是行为结果, 即执行行为导致执行利害关系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 如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人身受到非法限制, 财产无故减损等。由此, 可大致分为四类:1.执行人员不按照法律文书执行, 或没有执行依据而违法强制执行的。2.截留、扣押已执行的财物不交付申请执行人;3.贱价拍卖, 变卖被执行人财产;4.执行人员违反职务廉洁规定。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 (试行) 》可知, 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涉嫌渎职行为调查完毕后, 对于确有渎职违法行为, 但是尚未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向执行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并将证明其渎职行为的材料移送法院相关部门处理。对于确有严重违反法律的渎职行为, 虽未构成犯罪, 但被调查人继续承办案件将严重影响正在进行的执行活动的公正性, 且执行法院未更换办案人的, 应当建议更换办案人。

(二) 抗诉

执行监督中的抗诉是指, 执行法院的上级检察机关认为执行中涉及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的执行裁定确有错误, 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抗诉书, 要求重新裁决的监督方式。对此, 有学者建议, 用其他名称代以前述监督方式, 因为“抗诉”的说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己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 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因此, 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 于法无据,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于坚持抗诉的, 人民法院应通知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 没有必要另起他名以实现检察监督权。因为“从程序上讲, 执行裁决权和审判权适用的程序是完全一致的, 都具有精密性、慎重性、公开性等特点, 是完全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对执行裁决权的监督方式可以采取与审判监督程序基本相同的检察监督模式。” (4) 即以抗诉方式对其进行监督, 对有再审必要的执行裁定, 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查。随着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两高对该问题的愈发重视, 就前述分歧达成统一意见只是时间问题。

(三) 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对轻微违法的执行行为, 可以通过向执行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从监督效率和监督成本的角度出发, 检察建议由执行法院的同级检察机关提出较为妥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检察建议一直被认为柔性有余, 而刚性不足。为了增强检察建议的效力, 《试点通知》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回复意见有异议的, 可以通过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的, 应当监督下级人民法院及时纠正。”然而, 检察建议仅适用于前文提及的五种情形。考虑到轻微违法的执行行为的瑕疵较小, 且不具明显的违法性。 (5) 笔者认为, 结合检察建议在实践中较易被法院接受的特性, 其可更灵活地被运用于未对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害的轻微违法情形。

(四) 检察公函

检察公函是检察机关为督促法院改善、更正和消除不当执行行为, 用以商调工作, 询问答复的文书。不当的执行行为主要涉及执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较难被证明, 且是否不当具有一定主观性。 (6) 故只能以原则性标准加以区分:1.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怠于执行或消极执行;2.严重不文明执法;3.有违法律职业准则或者社会公共道德, 侵犯公民、集体、国家权益的其他不当行为。

(五) 现场监督

是否有必要进行现场监督, 学界就该种方式基本持肯定态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 “应人民法院邀请或当事人请求, 派员参加对判决、裁定的强制执行, 发现问题, 向人民法院提出。”有学者还认为, “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执行当事人人数众多、执行国有资产的案件, 都可以允许人民检察院参与执行过程。” (7)

对此, 笔者认为, 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检察院享有了民事执行权。赋予人民检察院民事执行参与权, 是便于在特殊案件的执行过程中, 更好行使监督权。不过,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共识是, 检察机关在监督民事案件时, 应当遵循“事后监督”和“克制歉抑”的原则, 否则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及异化, 违背制度设置之初衷。何况执行现场情况复杂, 可能存在无法预见的因素, 检察机关在场时若未能发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事后再进行监督就会处于被动尴尬的境地。所以, 即便在特殊情况下, 检察机关是否有必要现场监督法院执行仍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倾向于持否定态度。

(六) 立案查处

在执行监督过程中, 检察机关发现执行人员存在严重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情形的以及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贪污受贿等其他犯罪行为的, 应协调相关部门, 积极展开调查, 充分发挥职能, 促进司法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在运作时应严谨审慎。“一定要只能赋予检察机关程序性权力, 而不是实体性权力, 也就是说不能有终局性的权力。” (8) 监督审判者不能成为审判者, 因为审判监督本身便是对监督权的最好监督。换言之, 检察机关只是监督程序的启动者, 而非最后的裁判者, 决定权依然要归于法院。

参考文献

①田凯:《执行监督论》,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第140页。

②王永芬:《浅析开展民事执行监督工作的实践探索》, 载《法制与经济》2010年第2期。

③王军:《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初探》, 载《检察实践》2001年第2期。

④韩丙振:《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⑤许方钱:《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载《济宁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⑥孙伟峰:《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载《法制与社会》, 2012年第1期。

⑦李奎卿、刘怀印、张新华:《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人民法院立案及执行的监督[》, 载《检察实践》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