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和解（共4篇）
民事和解 篇1
1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概述
1.1 概念
执行和解, 是指在执行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 自愿达成协议, 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1]。执行和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 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 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开始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其次,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自愿达成的协议, 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 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第三, 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 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 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 恢复执行后的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的最后日期连续计算;第四, 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 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 (以下简称《规定》) 第八十七条:“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 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 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 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1.2 功能
执行和解作为一种重要的执行方式, 除了具备强制执行所具有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法律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基本功能外[2], 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和社会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行和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宗旨, 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 它有利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促进社会的稳定;二是执行和解有利于债权人权利的实现, 因为执行和解协议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 债务人在思想上更容易接受, 也愿意自行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 而不会产生强制执行般的抵触心理;三是执行和解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由于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 人民法院则不必进行强制执行, 执行程序得以中止, 减少了强制措施的使用, 在双方当事人履行协议后, 执行案件得以终结, 同时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难的压力。
2 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
2.1 人民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过程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及具体实践相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的规定, 法院在和解协商过程中的工作只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 有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根据该规定, 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协商过程的。而实践中, 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 当事人, 特别是权利人主动向对方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或者在有些案件中, 当事人之间存在和解的意愿, 但是基于无法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 或者不信任对方, 无法接受对方的和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执行法院的介入, 执行和解根本无法形成。而且事实上, 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教育工作分不开的, 甚至有人戏称民事执行和解应当改称民事执行调解。所以民诉法中不允许法官积极参与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不符, 这阻碍了执行和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2.2 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或期间无任何限制导致诸多弊端
和解协议达成后, 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在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期满后, 一方当事人仍未履约的, 在执行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个问题, 现行相关法律并没有任何规定, 同时也没有类似于执行担保中暂缓执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 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 从理论上, 当事人可以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 然后又不停地反悔, 而法律对此是不能加以干预的, 这必然造成如下几个主要弊端:一是有些当事人往往假借和解, 恶意拖讼, 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讼累, 以达到其不法目的, 因为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 申请执行的期限得以中止, 这样就可以无限延长执行期限;二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 如上所述, 当事人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又不停地违反, 必然也就延长了案件的结案时间, 导致案件的积累, 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是助长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懈怠态度, 不利于当事人谨慎善意地行使权利, 更不利于民事纠纷的及时平息。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中止执行申请期限, 债权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 则不必担心超出执行申请期限, 不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 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相悖, 也违背了效率原则。
2.3 对和解协议未履行的救济手段规定不合理。
3 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3.1 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与民事执行
和解过程中的问题, 笔者认为, 从当前实际出发, 根据现实的需要, 人民法院应当参与执行和解的协商过程, 但是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 执行法官在不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 可以配合或者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有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建议, 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的工作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 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害, 他提出人民法院参与执行和解工作的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解方案, 经执行法院交由另一方当事人接受。此时法院充当的只是和解方案的媒介, 并没有介入自己的意思;二是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法院提出执行方案并自愿接受。此时, 执行法院基于协调双方利益的立场, 代为拟定和解方案, 起到促成和解的作用, 因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该方案, 故也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3.2 针对因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导致
执行期限的不当延长的情况, 完全可以从现行立法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就执行和解的期限问题完全可以参照执行担保的有关规定。从某种角度看, 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具有一致的功能或者目的, 即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履行。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 (修改后的二百O八条) 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 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 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 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 执行和解制度完全可以参照该规定, 限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或者协议履行期间, 当然时间未必一定为一年, 具体时间可以参考现实状况而定。
3.3 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任意违反和解协
议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在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的,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 并且在《意见》第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具体办法。但是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是否适用于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通过协议约定违反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似乎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 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在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 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这就意味着该执行协议自然无效, 既然如此, 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自然也就无效了。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438.
[2]李浩.强制执行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1-4.
[3]应礼奕.浅析执行和解所面临的问题[J].中国科技信息, 2007 (8) :144.
民事和解 篇2
甲方：黄xx 乙方：张xx 甲乙双方本着真实守信的原则，综合考虑双方实际情况，就2016年3月发生的公共居民区受益使用问题，经双方协商，现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各方确认黄的自行车和助动车影响了张的出行方便，于是张在未与任何人商量下，在楼道门旁的公用部位装了一扇铁门，这下自行车和助动车就放不进去了。这一行为引起了其他居民的不满，黄某受居民之托与张交涉，双方很快发生争吵并打了起来。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二、甲方对此向其所在的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法律帮助，各方予以确认。
三、甲方在楼下存放数十辆自行车和助动车的行为对乙和其他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乙方在未与任何人交涉下私自在楼道公用部位装了一扇铁门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此外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对此甲乙均应停止侵害行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各方之间在履行本协议后相互之间不再有任何侵权纠纷。
五、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各方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为本协议书附件。
甲方：
乙方：
见证人（签字）
签约日期：
年
签约地点：
日
民事和解 篇3
关键词：民事检察和解 当事人 检察人员 和解
民行检察中申诉人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是法律允许的当事人对自己私权利的自由处分。目前对检察机关在此阶段的角色问题，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一些人据此提出质疑。但我们认为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并不等同于没有法律依据。定分止争是法律的主要功能之一，检察机关在处理民事申诉案件中采用和解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服判息诉，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而且能有效化解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民事检察和解符合立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也符合司法实践的理性发展趋势，更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郑州市惠济区检察院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中，积极探索，不断创新，以规范和解程序、注重和解效果为重心，建立民事检察和解的五项工作机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推动了民事申诉和解工作规范发展。具体做法是：
一是建立会见申诉人制度，认真听取申诉人意见。受理民事申诉案件后，积极主动与申诉人会面，认真倾听申诉人的陈述，该院制定受理申诉案件会见申诉人制度，要求办案的检察人员不仅要通过仔细审阅申诉书、生效判决、裁定及相关证据材料，对案件有一个初步认识，还要高度重视与申诉人第一次会见，第一次会见要求与申诉人本人会面。会见申诉人要做到文明接待“五个一”，即一句热心话问候，一杯茶水迎接，一把椅子让座，一脸热情倾听，一支笔认真记录，在倾听中了解案情，在交谈中沟通感情，在交流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具体案情，了解案件申诉人是否有和解的愿意或是否存在和解的可能。
二是建立立案风险告知制度，给双方当事人讲明利害关系。通常情况下，通过对相关案件材料的审查，发现原审判决在案件事实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程序违法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审判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四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时，可以决定立案审查。告知立案，让对方当事人参与答辩是审理民事申诉案件的重要环节。该院规定，对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相关案件材料的进行审查决定立案时，在发给对方当事人立案决定书和申诉书的同时，告知双方当事人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可能要承担的诉讼风险以及诉讼处理办法，使双方当事人知悉申诉案件的立案依据、审理期限、是否抗诉或民事检察和解不同的法律后果。在与对方当事人会面时同申诉人予以同等对待，认真听取其陈述，消除其对立情绪，为双方当事人和解创造条件。设置该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使当事人在充分了解诉讼风险的情况下自主选择处分自己权力的方法和途径。
三是建立公开听证制度，将和解作为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是审理民事申诉案件体现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的重要环节，在主办检察人员的主持或外界群众、机关、团体的参与下实行公开听证，对于辩明案件是非曲直，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减少对立情绪，并最终达成和解协议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该院把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由双方当事人亮明观点、出示证据、进行辩论、主持和解作为审理民事申诉案件的必经程序。检察人员主持听证，尽可能给双方当事人创造和谐的氛围，减少对立情趣，针对原审庭审激烈的对抗内容，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或理由，要求双方当事人不必再讨论；正确引导双方当事人在客观、真实、现实的情况下，对申诉案件事实和理由重新定位；在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之后，检察人员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和解，并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分析利弊，寻求减轻诉累，妥善解决纠纷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四是建立规范民事检察和解标准制度，合理利用双方当事人的往来关系。在案件审结的过程中，检察人员通过全面审查案件的，对全案是否达到抗诉条件，双方当事人的责任、过错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更加有利于对案件的处理。司法实践中，将下列几类案件确定为拟和解处理案件，引导当事人作好和解工作：一是原判决、裁定有错误，符合抗诉的条件，双方当事人有和解意愿的；二是原判决、裁定存在一定错误，但不宜抗诉，双方有和解意愿的；三是原判决、裁定基本正确，双方当事人都存在一定过错，有和解意愿的；四是原判决、裁定正确，或因情况变化或因亲情、友情原因，双方有和解意愿的；五是其它双方愿意和解处理的。这些案件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之前，往往有一定亲密关系，亲属、邻里，甚至是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或因投资失败，或因利益分配不均，或因他人的利益，使他们反目为仇、对簿公堂。审结时，在对全案是否达到抗诉的条件，双方当事人的责任、过错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的基础上，巧妙利用这些关系或他们比较信任的人，使他们消除误解，重归于好，妥善做好检察和解工作。
民事诉讼中和解制度 篇4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事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随之而来的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也越来越多，处理的民事纠纷也纷繁复杂。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指出：人民虽然对司法只有相当低度的信任，但当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人们除了上法院没有太多选择时，司法机关仍然可以被大量的案件瘫痪，司法人员频频传出“过劳死”。因此，在司法机关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和解制度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途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和解也逐渐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使得中国逐渐建立的法治除了严肃之外也多了些人情味道的渗入，多了几分亲和力。同时，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诉讼费用过高的缺点，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进而节约了大量的诉讼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概述
1、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概念
对于和解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国台湾学者陈计男指出“诉讼上和解,是指当事人于诉讼系属中，在受诉法院约定相互让步，以终止争执之发生，同时又以终结诉讼中全部或一部为目的之合意”。而章武生教授在《诉讼和解》一文中认为“诉讼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终结纠纷的行为。”姜伟教授则这样分类和解，通常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上和解。“诉讼外和解，顾名思义，乃是当事人在诉讼系属之外，在没有国家司法权力参与的情况下，互谅互让从而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诉讼外和解本质上属于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契约，对当事人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行为属于私法行为；如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凡是在诉讼系属中经当事人之间协商让步而达成的合意，均属诉讼上和解的范畴，包括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从而以原告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而通常意义上的诉讼上和解则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双方于诉讼的期日，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和解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解决纠纷为目的的契约行为。
2、诉讼和解制度的性质
诉讼和解是按照程序进行的，对其性质作何解释，各说不一，国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大体观点分为四类，即“私法行为说”、“诉讼行为说”、“两行为并存说”、“一行为两性质说”。
下面分别对这四种学说作一简单介绍：
（1）私法行为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一样，本质上都是私法上的和解契约，是一种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诉讼中和解是在法院的诉讼程序中进行的，除此以外本质并无不同。美国、英国的民事诉讼法学者多持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和解无论是在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还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都视为以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新契约代替发生纠纷的旧契约，如果一方违反合同，对方只能根据新合同提起违约之诉。美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界多倾向于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和解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不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当事人达成诉讼和解后，想要结束正在进行的诉讼，就要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则的规定，向法院书记官提出撤回诉讼的书面协议。
（2）诉讼行为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和解是完全不同于私法上和解契约的诉讼行为，尽管具有私法上和解的外观，但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诉讼上的合意。私法和解不能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而诉讼和解则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诉讼法上的效力。
该学说进一步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互相让步，是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一种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因此该派的观点又称为“合意说”；另一派则认为，诉讼中的和解，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将他们就诉讼目的相互让步的结果，一致向法院陈述的一种合同意义上的诉讼行为，故此派观点被称为“合同讼诉行为说”。在兼子
一、竹下守人著，白绿铱译的《民事诉讼法》中就是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事诉讼法认为诉讼和解笔录与确定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既终止诉讼程序，亦阻却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行起诉，和解笔录记载有当事人具体的给付义务的，还产生与给付判决一样的执行力。
（3）两行为并存说。
持该观点学者认为，尽管诉讼和解在现象是一个行为，但在法律上却存在着作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与作为诉讼行为的合意两个行为，且两行为是并存的。此说的理论根据是，在实体法与诉讼法体系分离的法律制度下，以实体法为根据的私法行为不会发生诉讼上的效果，而以诉讼法为根据的诉讼行为也不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基于各自法律体系的要求，就不能仅仅从单一的法律体系看待诉讼上的和解。既然诉讼上和解一方面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一方面也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那么，产生并存的两种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也一定是两种相应的法律行为的并存。
（4）两行为竞合说。
持该观点行为的学者认为，不应将诉讼上和解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而是把它看做同时具有私法上与诉讼上双重属性的一个行为。一方面，当事人在法官面前依法律规定的诉讼行为的形式进行诉讼和解，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因而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另一方面，诉讼和解亦直接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所以也具有私法上法律行为的性质。
德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普遍认可该学说。德国诉讼上的和解的立法依据是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期十九条，该条规定，“地方法院和州法院应在程序进行中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为此目的，得命令当事人到庭，或托他们教给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进行和解”。
这些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相互对抗和斗争，经年不息，使诉讼法理论界圣殿里烽烟弥漫，学术高潮也不断涌现。的确，诉讼和解的性质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诉讼和解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
1、英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据早年的统计，英国法院的和解率非常高，约有80%至90%的民事案件在法院是以和解结案的，其原因主要是当事人基于风险和成本考虑而作出的选择。同时，法院在促进当事人和解方面态度积极也是原因之一。1999年生效的《英国民事诉讼法则》以立法的形式多方面便利促进当事人和解，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自治的尊重。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英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将制定大量的《诉前议定书》作为目标之一，旨在通过强制当事人进行诉前文书交换和协商等，使他们能较为合理地预见自己的诉讼后果，从而为最终达成和解，加快纠纷解决进程而奠定基础。
2、美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在美国传统社会中，基于司法消极原理，和解等纠纷解决方式一般被认为是适合于法律以外的地方。一旦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就应当用正式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来恢复法律秩序。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民事案件大幅上升，而通过判决来解决纠纷的方式既慢又昂贵，美国法院开始试行和解制度，因此诉讼和解在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1980年到1993年间，55%的案件或被撤销或被和解，7%的案件被移送或发回。1999年，向联邦法院起诉的全部民事案件仅有2.3%的案件进入审判。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在美国因和解而终结的诉讼数量之多并非始于近年，但和解不是诉讼程序的副产品，它变成了通过法院积极的行动而努力追求的目标却称得上最近的特征。
3、德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德国民事诉讼十分重视和解解决纠纷的作用，从立法上将其规定为一项重要制度，其立法依据是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的规定：“不问诉讼到何种程度，法院应注意使诉讼或各个争点得到和好的解决。法院为试行和解，可以把当事人移交给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被允许达成和解，而且法官亦常常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地促成当事人的和解。
虽然根据立法规定，诉讼上的和解可以发生在诉讼程序的任何程序，但实务中有法官劝试和解通常选择以下三个时期：首先是准备性口头辩论期日。在此阶段，法院将尽力在当事人之间试劝和解，而且法院还会在庭审前向当事人发出附有简短理由的书面建议，使双方当事人更有可能达成协议；再次是证据调查终了后。证据调查结束后法院与双方代理人之间就证据方案，听取当事人对和解方案的意见。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应当记入法庭记录，该记录可作为强制执行的根据。这表明诉讼和解协议具有终局判决的效力，能够终结本案讼诉。
4、日本的民事诉讼和解
在日本民事诉讼中，诉讼上的和解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一直被视为一项基本和重要的诉讼制度。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就规定“法官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使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尝试和解”。有关诉讼上的和解的程序应当在该诉讼的期日中进行。当然这种诉讼期日不仅仅限于口头辩论期日，还包括该口头辩论准备期日，而且在为和解而特别设置的和解期日，还应包括口头辩论的准备期日，而且在为和解而特别设置的和解期日中也可以进行和解程序。另外，在日本的简易法院程序中，还一种起诉前的和解。
5、台湾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受受德国和日本法的影响较深，关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法规本质上大体相同。对于民事诉讼和解提起的时间，台湾民事诉讼法规定，不管诉讼程序到哪个阶段，都可以随时适用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法官开庭审理前和证据调查中，也可以视情况主动提起和解程序。台湾地区在传承德、日法律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自古以来和为贵的观点，台湾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和解也持积极态度，在诉讼中，法官尽可能的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当然这种和解也并非法官强制达成，要依据案件情况，当事人意愿等来进行。中国台湾的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诉讼行为与法律行为并存说”，当该和解得到当事人的双方认可，且在当事人同时到场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即可将该和解协议计入笔录，并同时具有了同法院判决同样的效力。将笔录送达双方当事人后，该协议即具有了终局诉讼的效力，和解成立后，就同一案件不得再次起诉。
四、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
（1）立法规定过于粗略，可操作性差，只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
关于诉讼和解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法条的内容中。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51条对诉讼和解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992年7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1条更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此条规定明确了二审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处理方式。2004年9月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通过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中，当事人都可采用调解方式终结诉讼。该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2012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调解制度有了一些修改和完善，而对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仍然未做任何细化与完善。
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诉讼和解，但过于粗略，对和解的程序、和解的效力及和解协议瑕疵的救济等重要问题一概没有提及，没有独立的制度特征，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只是导致撤诉或者调解的原因而已。（2）诉讼和解不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其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诉讼和解制度本意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而存在的，但由于我国立法并未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不具有终结诉讼的作用，故其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或者选择撤诉或者向法院申请调解书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协议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能得到当事人的直接遵守。因此，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对于当事人的人权保障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若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原告选择撤诉从而终结诉讼，那么调解协议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重新确立了彼此之间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份和解协议是否能得到遵守，则完全有赖于义务人的诚实信用。原告若不想遵守协议，他可以再次起诉；同样，若被告作为义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原告也只得重新起诉。而事实上，被告为拖延诉讼恶意与原告和解，事后不履行的情况屡见不鲜，给原告带来极大的负担。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社会诚实信用的良好风气，而且当事人重复起诉，造成法院诉累，浪费司法资源，有违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原则。
（3）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没有作明确的规定。通过国外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官作为民事诉讼进程的主持者在民事诉讼和解的启动和运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只有当事人主张才能启动民事诉讼和解程序，从而忽视了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法官在诉讼中比当事人更能全面地了解案情，更能明确的判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提升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
2、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1）从制度本身来讲，诉讼和解立法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就像靳建丽在她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比较研究》中说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健康发展都需要有完备的法律规范作保障。就诉讼和解而言，由于对和解协议的效力未予规定，直接影响此制度存在的价值。根据前文分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原告撤诉，双方都承担了潜在的风险，即对方有可能不履行和解协议而不必承担责任，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重新起诉。因为和解协议对当事人即无实体上的拘束力又无诉讼上的执行力，所以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实际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人们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到法院，寄希望于法院能帮助解决纷争，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可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只得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自然会大受打击，也难怪人们对诉讼和解不感兴趣了。
（3）从外部原因分析，法院调解制度挤压了诉讼和解的生存空间。
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就己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社会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调解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无讼”思想，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轮回，经久不衰。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适应当时特殊社会形势需要，在处理纠纷时，“应照顾抗日各阶层人民利益为基础，对于民事案件，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法院调解对和平解决人民内部纠纷，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法院调解作为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被继承和发展，经历了从“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至“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的不断修正过程，在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特殊的立法背景，从而引导我国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走上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也以其独有的魅力被赞誉为“东方经验”。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立法背景、法治理念的转变，立法者不断加强对调解的立法，《民事诉讼法》几经修改，调解原则作为民诉法的基本原则，诉讼调解作为民诉法的重要制度的地位岿然不动，而诉讼和解却一直未受立法者重视。虽然诉讼和解被作为一项制度在立法中予以规定，但缺乏相应的程序配套，所以才会出现诉讼和解被法院调解取代的局面。
五、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具体建议
1、调整民事诉讼和解的适用时期。
当事人应该被赋予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提起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许多国家都有相同的规定。当然，这里的“任何阶段”仅指案件审理到判决之前的阶段，其他阶段暂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2、突出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
由于我国法治进程推进稍显缓慢，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较为不足。因此，要重视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一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法官作用：一是，诉讼和解的启动时间进行有效劝解。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常认为如果自己主动提出和解，一方面体现出自己的软弱，不敢进行法律程序。另一方面会给他人一个自己缺乏证据支持而迫不得已选择和解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要以第三人的身份，说明其中的利弊，提出和解的建议，这样容易令当事人接受。同时，法官对案情的了解和判决结果的预期有一个判断，他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二是在诉讼过程中凸显法官的作用。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僵持不下，通常情绪会表现为愤怒与激动，态度强硬，如果没有第三方在其中进行调解，很可能会降低和解的效果。当法官以第三人的身份出现进行调解，说清利害关系，会提高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成功度，促成双方和解的达成。三是审查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因此，法官要对双方的和解环节进行审查，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诉讼能力，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处分权，确定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体现，确定和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等。
3、民事诉讼和解的费用负担
通过对各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考察可以看到，和解制度具有降低诉讼费用与减轻法官负担的优势，并在各国进行了广泛应用。而我国并没有对诉讼和解进行明确的规定，这样会导致双方当事人对和解程序的不信任，降低和解的可能性，不利于这一制度的发挥。因此，我们应该明确诉讼和解的费用。对进入和解不同的阶段收取不同的费用，这样既提高双方当事人和解的积极性，又会缓解法官的审判压力。
4、应当对和解书的制作予以规定。
只有当事人就他们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向法院作出一致的陈述，才是诉讼上的和解，其以双方当事人将和解协议提请法院审查为标志。当事人虽然私下达成和解协议，但未提请法院审查，则不是诉讼上的和解，应视为诉讼外的和解。经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对和解协议审查后认为成立的，应当制作和解书。和解书的内容包括：案由、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之间争执的纠纷、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和解书最后须由当事人签名，再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的印章。近年来，对着民事诉讼数量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解制度，该制度在我国法律制度中也非陌生。而其最令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对其解释的含糊其辞，对法律意志的发挥更是起到的压制作用。因此，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和解制度进行细化成为了一项必然之举。该制度的深入应用，既会更加有利于解决当事人双方的纠纷，也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减轻法官负担。
参考文献：
1、（日）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2、张卫平.《新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3、常怡.《民事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4、罗结珍译.《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章武生.《民事司法现代化改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包冰峰.《民事诉讼和解的瑕疵与救济》，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
8、闫广涛.《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法治2011年。
9、白焘.《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年。
10、包冰峰.《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反思》，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