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和解（精选5篇）
司法和解 篇1
当事人自愿原则是刑事和解的灵魂与核心自愿确保在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真正达成谅解, 在寻求抚慰与宽容中伸张正义。然而在现实中刑事和解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表面自愿, 实质不自愿的情况, 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和解实践报告显示, 有些加害人或者亲属出于加害人升学、就业等考虑, 看似自愿其实并非自愿的接受了显然过高的赔偿数额。由此可见刑事和解中非自愿状况是存在的, 刑事和解协议中的非自愿是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而成的:
1.被害人视角。从被害人经济状况上看, 被害人可能因犯罪行为导致其家庭陷入经济困难之中, 为解决短期的经济困难作出了同意与加害人刑事和解的意思表示, 即使不存在经济困难, 在某些案件中加害人提出的赔偿数额虽不能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 但被害人考虑到推向法庭审判, 结果可能无法获得实际的赔偿而不得不选择和解。被害人的参与是进行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之一, 被害人的自愿是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的决定因素之一, 被害人还被赋予决定犯罪人责任形式的权利 (当然只是部分决定) , 因此被害人的利益在得到保障的同时也增加了被害人面临来自犯罪人的威胁和收买的危险;从被害人的心理因素上看, 被害人有时会面临应该参加刑事和解, 或者必须原谅犯罪人, 否则就会被视为没有爱心, 报复性强的压力。很多被害人之所以参加刑事和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由于这种责任感得到了主持刑事和解的司法工作的人员的鼓励, 所以这些被害人的参与虽然常常不是强迫的, 但也不完全是自愿的。
2.加害人视角。从刑罚的期待可能性来看, 在许多案件中, 加害人是别无选择地参加刑事和解。因为加害人担心, 由于自己不愿选择刑事和解而在后来的司法程序中被从重处罚, 不得不“自愿”选择进入刑事和解程序;从加害人和被害人的社会地位来看, 我国当前刑事案件60%以上为外地人实施, 在加害人一方为外地人, 被害人一方为本地人情形下, 因刑事和解双方拥有社会资源不均衡, 社会地位不平, 在很多情形下加害人就不得不接受被害人提出的显然不合理的要求, 祈求“破财消灾”。
3.司法机关视角。从刑事和解的过程来看, 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 司法机关手中掌握着追诉还是不追诉的决定权;而对于被害人而言, 司法机关则掌握着是否启动刑事和解, 以促使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积极赔付或更高赔付的主动权。上述两方面无论对于犯罪人而言, 还是对于被害人而言, 均可能形成实质的强制。加之我国目前对于公安司法机关程序性违法的裁判机制欠缺, 这种强制使得当事人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 达不成和解协议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加害人锒铛入狱、被害人两手空空, 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由于被害人、加害人与司法机关不是平等的参与者, 当事人出于这样一种担忧而违心接受调解结果;从刑事和解的实际运行情况看, 现存的刑事和解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 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出现公权力机关滥用权力逼迫和解, 一些办案人员为了息事宁人、谋私利而违法办案, 导致当事人意思表达不自愿。
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法律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是法律、道德和情感的最佳结合, 符合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的司法理念和现实需要, 尽管实践中存在当事人自愿的实现存在诸多问题, 但不能因噎废食, 必须深入研究, 完善当事人自愿司法保障制度。
1.建立刑事和解加害人人格调查制度, 探究加害人意思自愿与否
如办理机关初步确定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应当对加害人的人格进行调查, 调查的内容包括加害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教育状况、前科情况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几个方面。人格调查的可由公检法三机关行使, 也可由三机关委托学校、团委等社会中立机构收集相关的信息。根据人格调查的结果, 将刑事和解的意思表示真实与否的风险指标分成两类:一类称为正指标, 另一类称为负指标。正指标有:未成年人、初犯、从犯、自首、立功、悔罪态度好、积极退赃或主动赔偿、成长经历良好等。负指标有:无固定住所、有前科、犯罪性质严重、犯罪动机卑劣、家庭教育有缺陷等。如果正指标明显优于负指标, 则可作为认为加害人意思表示真实的参考因素。由于正、负指标往往同其他因素并在, 所以应综合考虑各项正、负指标及其他因素、权衡比较, 最终作出加害人意思是否真实的判断。
2.完善刑事启动告之程序, 保障被害人意思表达自愿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启动告之程序主要有两种操作模式, 一种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受案后三日内书面告知当事人在刑事和解中的权利义务、适用刑事和解的原则、程序和法律后果等, 并征求各方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双方申请或同意刑事和解的, 启动和解程序。另一种操作模式同样认为刑事和解应当由公权启动, 但在具体的告知程序上, 认为一般应由承办人先向被害人一方告知有关和解的规定, 并征询其和解意向。对于被害方确有和解意向的, 承办人才会向犯罪嫌疑人一方告知。
第二种做法基本符合保障刑事和解当事人自愿的要求, 因其避免了加害人知悉被害人不同意刑事和解导致的一系列不必要麻烦的产生, 但应当进一步的细化。刑事和解启动告之程序有以下几种情形: (1) 被害人提出要求和解, 承办人审查后认为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 应书面告知加害人符合刑事和解条件, 由加害人作出是否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决定; (2) 加害人提出刑事和解, 承办人经审查后发现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 书面告知被害人, 由被害人决定是否启动和解程序, 如被害人同意刑事和解的, 由承办人书面告知加害人;如被害人不同意刑事和解的, 由承办人直接告之加害人不符合刑事和解条件, 不予受理; (3) 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案件符合刑事和解条件, 由承办人员先行向被害人害人书面告知符合刑事和解条件, 如被害人愿意和解则书面告知加害人。
在告知内容上, 一方面要告被害人若能达成和解, 收到加害人真诚悔罪、道歉和经济赔偿承诺之后, 要承诺放弃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追究;如果被害人是受到加害人的威胁、引诱作出的同意和解的意思表示的, 该协议无效, 被害人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另一方面要告知对加害人其若能取得被害人谅解, 并且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 则可能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若采取威胁、引诱迫使被害人同意刑事和解的, 该刑事和解协议无效, 且作为法院量刑的酌定情节。
3.完善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与制约
针对刑事和解活动中的非自愿, 应有一种途径可以发现、查明有关机关在主持刑事和解活动中存在违法情形, 有一个主体接受刑事和解相关的举报、控告、检举, 有一种方法来处理在违法情况下达成的形式和解, 目前实践中比较好的做法是:一是建立刑事和解案件的听证制度, 进一步加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公安等司法机关和社会对刑事和解程序启动与实施的制约, 以阳光化的制度保障刑事和解程序的公开性、透明性, 从而增强刑事和解的可监督性。二是完善公检法相互配制约与监督机制。在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因和解而撤销的案件应当报检察机关审查批准, 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在起诉阶段, 对拟不诉处理的刑事和解案件在作出最终处理决定前增加检察委员会及检察长审查程序和人民监督员评议程序, 以强化对刑事和解的监督。在审判阶段, 审判机关应该邀请检察机关派员对和解工作提出相关建议并进行同步监督, 对于一些可能导致“花钱赎刑”后果的处理结果作出时, 检察机关应对该处理结果提出抗诉。三是强化公安机关的复议、复核权。公安机关不同意和解的, 可要求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进行复议, 如果意见不被接受, 可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检察机关要在收到上级检察机关的复核决定后才能作出是否允许和解的最终决定。
4.建立刑事和解案件回避制度
回避指司法人员不参加处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或其他特定关系的案件的诉讼制度。回避制度作为一种诉讼理念和制度设计, 其目的是尽可能减少非正当因素对司法过程的影响, 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免受人伦亲情与司法公正理念的双重压力, 实现司法公正。同时, 公正程序的设计安排极大地增强了结果公正性的说服力, 回避制度可以消除当事人的思想疑虑, 增强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法治的归宿感。“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 而且要以人们都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刑事和解程序中当事人被迫同意和解协议与和解程序中无回避规定不无关系, 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回避制度, 作出如下规定:参与刑事和解程序的司法人员不得参与同一刑事案件其他刑事程序。若刑事和解未达成, 在后来的刑事程序中当事人有权要求参加刑事和解程序的司法工作人员回避。
刑事和解制度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全面衡量的一种折衷, 是个人权利的彰显, 尽管刑事和解制度当事人自愿实现中存在一些问题, 但其体现的刑事司法中的克制与宽容理念无疑是一种进步。不断深入研究与创新, 完善刑事和解中当事人自愿的保障机制, 为加害人、受害人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开拓一片宽容的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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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和解 篇2
和解申请与裁定 和解协议的成立和生效 和解协议的执行 法庭外的和解
破产和解制度，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为避免破产清算，经与债权人会议协商达成相互间的谅解的一项制度。和解的达成，是依靠债权人的让步来实现的，这是一种消极的解决债务危机的方式。
一、和解申请与裁定
（一）和解的申请人（★）【法条】《企业破产法》第95条 债务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和解；也可以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和解。债务人申请和解，应当提出和解协议草案。要点：
1.和解程序仅能由债务人提出，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出资人都不能提出和解。2.债务人既可以直接提出破产和解，也可以从破产清算程序中转换为破产和解。（清算转和解）3.债务人申请和解的，应当提出和解协议草案。
（二）和解裁定
1.和解申请要由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和解申请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应当裁定和解，予以公告，并召集债权人会议讨论和解协议草案。
此处人民法院对和解申请的审查，更多地是形式上的审查，如申请人是否合格，是否提出和解协议草案。
2.法院裁定和解后，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自人民法院裁定和解之日起可以行使权利。
因此，担保物权人自法院裁定和解之日起可以行使优先权，不受和解程序的约束，相应地，也就对和解协议草案不享有表决权。
二、和解协议的成立生效
1.和解协议的成立。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协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2/3以上。要点：
（1）对和解协议草案的表决不分组。这和重整分组表决制度不同。
（2）和解协议草案的表决，不存在强制通过表决的规定，因为和解依赖于债权人的让步，法院的主导作用比重整程序中要弱。（3）“双重多数决”是指表决的人数和表决权均为多数可以通过和解协议。具体是指：①人数过半。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协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②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2/3以上。
2.和解协议的生效。和解协议必须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才能生效。
司法和解 篇3
一、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制度
(一) 恢复性司法
1. 恢复性司法的定义
恢复性司法是指在特定刑事案件中, 在有关组织的主持参与下, 通过在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建立对话协商机制, 由犯罪人承认犯罪并主动承担赔偿责任以获得被害人谅解从而免除犯罪人的刑罚, 以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司法活动。
2. 恢复性司法的特点
(1) 犯罪不仅是对政府权威的挑衅、对法律的蔑视, 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是犯罪人自己的伤害, 被害人与犯罪人应直接介入这场冲突以弥补因犯罪而造成的社会危害。
(2) 刑事司法程序应该使损失降到最低, 并尽可能弥补一定的伤害。
(3) 政府不应独占对犯罪行为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利, 应提倡被害人与社会力量对司法权的参与。
3. 恢复性司法的原则
(1) 全面认识, 充分表达。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对话协商, 全面认识犯罪行为及其带来的后果, 让双方充分表达在犯罪行为发生后所产生的利益诉求。
(2) 直面责任, 多方承担。在对话协商中, 被害人、犯罪人、社区成员直接参加到谈话中来, 在认识、表达的基础上承担责任。
(3) 弥补损害、修复关系。犯罪人在倾听了被害人遭受的痛苦后, 更加明白自己行为的罪恶, 并发自内心地愿意弥补受害人的损失, 求得受害人的谅解。受害人在谈话中将自己遭受的苦痛充分表达后, 因为得到犯罪人的倾听和忏悔而减轻。
(二) 刑事和解制度
1. 刑事和解的定义
刑事和解制度伴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而提出。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在有关组织的参与下, 被害人与犯罪人直接沟通协商, 双方达成赔偿和解协议后, 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犯罪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
2.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1) 适用条件
第一, 刑事和解应当建立在案件符合刑事法律规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犯罪人认罪的前提下。
第二, 犯罪人、受害人双方主体地位平等, 自愿和解。
第三, 国家公权力机关依法予以监督, 要建立专门的刑事和解监督机构具体负责对刑事和解工作的监督。
(2) 适用主体
刑事和解程序涉及的主体主要有三方, 犯罪人、受害人、主持机关。
(3) 适用案件
根据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刑事和解程序主要适用于因民间纠纷引起, 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 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 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 不适用这一程序。
(4) 适用阶段
刑事和解适用于刑事案件进展的各个过程, 包括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
二、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 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
1.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法与社会交互理论”——刑事和解的存在依据
刑事和解起源于社会人际交往关系中的一种“生存游戏”规则——用相对同等的替代手段或措施来弥补已造成的创伤而摒弃同态复仇式的报复行为。而在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 也会出现超越现有规则的更高更具价值的游戏规则。用国家意志的形式赋予社会群体或个人妥协、合作规则以法律的正当性是刑事和解的立法意义所在。
2. 功利主义法学视角下的“从价值取向到利益取向理论”——刑事和解的法理基础
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 对于被害人而言, 理性的被害人会选择一种直接有效的面对面交流方式来恢复被破坏的平衡, 而不是繁琐冗长、命运不定的诉讼程序。这种做法为被害人宣泄自己心中苦楚提供一个平台, 从而减轻其负面消极的报复情绪, 获得心灵上的平复;也可以使犯罪人真诚悔罪、自愿道歉、承担责任, 从而降低其对他人再次侵犯的可能性, 同时在确保安全有序的社会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
3. 古典自然法视角下的“国家刑权力的另一种实施模式”——刑事和解的逻辑前提
国家需要通过预防和控制犯罪, 而不是惩罚和制裁犯罪来实现维持政治统治的最终目的。法律的严苛主义不符合“和谐司法”的要求, 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 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
1. 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双方权益, 满足双方的利益诉求
首先, 在刑事和解中, 赔偿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的结果, 有利于尽快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其次, 在对抗式的法庭审判中, 被告人都会极力否认犯罪事实或者找各种借口减轻自身的刑责, 这些都会进一步的刺激被害人的内心, 加深原被告之间的矛盾。而刑事和解制度则为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环境, 使他们能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解决纠纷。
最后, 被害人和犯罪人真诚的沟通能够使犯罪人从心灵层面上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而真心的悔过, 在接受法律的制裁后, 再犯的可能性降低。
2. 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要求
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预防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降低已经发生的损害的影响, 修复被害人、犯罪人以及受损的社会关系, 注重通过被害人和犯罪人双方的共同参与来解决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这些都是刑事和解制度所具备的特点。
3. 有利于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在刑事案件中, 对抗式的法庭审判可能再次激化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 成为社会隐患。而刑事和解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平静交谈的机会, 最大限度的缓解双方因犯罪引发的矛盾。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有利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 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4. 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一方面, 刑事和解的运用降低了司法机关侦查起诉的难度, 提高了个案的诉讼效率, 使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当中, 节省了有限的司法资源, 提高了刑事司法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 由于刑事和解有利于犯罪行为人的再社会化, 降低了他人的再犯的可能性, 提高了犯罪预防的效率。
三、恢复性司法视野下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展望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高度契合了恢复性司法的根本理念, 但在适用范围、启动程序等方面与恢复性司法模式仍存在差异, 凸显了刑事和解的若干不足, 有必要借鉴恢复性司法的合理内核加以完善。
(一) 扩大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
刑诉法对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规定的过于严苛, 而采用列举方式难免又有挂一漏万的可能, 所以可采用排除法的方式, 规定对以下类型的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1)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2) 职务犯罪案件; (3) 侵犯到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案件。
同时, 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 应当包括未成年犯、成年人犯罪中的在校学生、初犯、偶犯、过失犯。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 作为过失犯、初犯、偶犯的成年犯罪嫌疑人, 其犯罪的主观恶性较浅, 教育、改造的难度不大, 从加害恢复的角度, 理应将他们确定为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
(二) 明确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主体
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刑事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审查机关, 并未详细规定和解程序的启动主体。由于被害人和犯罪人双方是处于对立状态, 在没有中间力量的介入下, 让对立双方直接接触可能会加深矛盾或发生新的冲突。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具有权威性的、强制性的启动程序, 那么, 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人都缺乏和解的主动性。所以, 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除了告知双方可以和解外, 更应当主动启动和解程序, 规定由公安司法机关或者相关的基层组织所作为启动和解程序的主体, 这样可以避免当事人双方的直接对立, 提高和解的效率。
(三) 延长刑事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
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彻底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恢复社会关系及提高诉讼效率。为此, 只要当事人自愿和解, 犯罪人真诚悔罪、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 便应允许双方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达成和解协议, 不应受诉讼阶段的限制。
(四) 明确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
刑事和解协议应经司法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确认后生效。刑事和解协议一经司法确认即与司法裁判文书具有同等效力。当事人不能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在司法确认前反悔的, 案件恢复正常的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和解协议生效后, 犯罪人应当自觉依照协议的内容履行义务, 拒不履行的, 被害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五) 建立多元化的责任方式
在刑事和解程序中, 如果仅仅将经济赔偿作为其主要责任形式, 极容易导致实践中出现花钱免灾、花钱买刑等问题, 从而达不到刑事和解追求的恢复正义目的。为帮助犯罪人回归社会、及时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 应建立多元化的刑事和解责任方式, 除了运用赔礼道歉、经济及精神赔偿以外, 应强调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将劳务补偿、恢复原状、社区劳动等方式纳入到刑事和解程序中来。
结语
随着“和谐”理念的广泛传播, 刑事和解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同程度地采纳, 并在实践中朝着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刑诉法对刑事和解的确定, 是恢复性司法理念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成功运用。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需要考虑到中国刑事司法现状, 结合中国国情, 适当借鉴各国刑事和解制度中的合理成分, 有选择地予以吸收, 以创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摘要：2012年3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门增加一章——“刑事和解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 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把刑事和解纳入到了刑事诉讼程序中。而刑事和解制度又是伴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而提出, 本文试图通过探究“恢复性司法”的相关理论和现行的刑事和解程序, 对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提出些许意见。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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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和解 篇4
(一)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建设现状
少年犯罪作为刑事司法最为特殊、最为前沿的领域,有必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在第五编第二章刑事和解制度下加以规定,在程序结构上,没有认识到其特殊性,没有将其与成年人和解制度加以区分,缺乏独立性;在案件的适用范围上,与成年人刑事和解一样,主要适用于轻刑事案件,显然这样的范围过于狭窄;在刑事和解的功能和效果上,过于强调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害赔偿,在一定程度了忽视了未成年被告人悔罪的真诚性。因此在这一框架下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
(二)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以结果为导向的加害恢复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过度强调对被害人的物质赔偿这一功利性目标,使得恢复性司法理念下“全面恢复”的刑事和解变成了单一的“被害恢复”,大大削弱了对加害人的关注。[1]
2.有限的被害恢复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未成年被害人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只是得到了更多的物质赔偿,其遭受犯罪侵害的精神创伤无法得到愈合,从而使得其仇恨社会、不平衡的心态一直存在,这样不仅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更为严重的会引起未成年人犯罪。
3.不完全的社区
“社会关系的恢复”是刑事和解的另一个价值目标,实践中一般都有社区成员参与其中。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往往把犯罪行为看作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社区成员作为受害人的地位根本没有得到重视。
二、域外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独立性
当今世界上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规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例如,在美国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适用恢复性司法方式结案,90%的罪犯没有进入监狱。[2]与成年人刑事案件以惩罚犯罪为主不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如何使犯罪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永远是西方国家的首要选择。
(二)未成年人和解制度的全面性
未成年人和解制度既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也体现了对全面正义的价值追求。这种全面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案件的适用范围上,西方的未成年人和解制度适用于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不仅包括轻微刑事案件,还包括一些严重的刑事案件。
第二,在和解程序的协调人方面,西方国家比较重视对协调人员的选任和培训,协调人员可以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但是他们都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
第三,在和解程序和和解内容方面,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在自愿原则的条件下又鼓励被害人积极地参与到案件中来。在和解内容上,和解协议反应了恢复性司法下的整体价值追求,无论是在被害人恢复、加害人恢复还是社区的作用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详尽的规定。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重构
(一)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及其适用范围的扩大
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立法机关有必要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而建立一种在司法理念、适用范围、和解过程和内容都与成年人的和解制度有所不同的未成年人和解制度。而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该大部分都纳入刑事和解制度的范围,同时对于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可以以例外的情形加以规定。
(二)提高协调人员的专业水平
无论是专职的法律工作者还是社会志愿者,在其从事司法活动前都必须要进行统一的、专门的培训。实践中主要由司法机关、民间调解组织等对从业者进行相关培训。
(三)发挥刑事和解的教化功能
在刑事案件和解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被害人对刑事案件的参与,重视被害人的帮教作用。通过让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的坦诚交流,使得加害人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认识到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使其实现自身内心的真正悔悟。
(四)丰富和解协议的内容
和解协议的内容应当注重对被害人的在物质赔偿和精神抚慰方面的双重补偿,不应该单独强调物质赔偿,应该充分发挥被害人的帮教作用,更要重视社区对加害人监管的作用,在达成和解协议时可以增加约束加害人的相关内容,例如要求加害人定期提供无偿的社区服务、定期参加防止犯罪的教育活动等。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司法和解 篇5
一、“检调对接”机制的主要内容
(一) “检调对接”模式适用的案件范围与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 进行和解的范围主要有:1、因民间纠纷引起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 如邻里、亲属熟人、未成年人间的故意伤害案件, 未明显超过追诉标准的侵财类案件等;2、虽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 可能判处3年以上但加害人主观恶性不大, 且具备其他可宽宥条件的过失类案件。
当然, 属于案件调解范围的案件, 还必须符合一定条件。1、案件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刑事和解的前提和基础;2、当事双方有和解的意愿。这要求在双方了解刑事和解可能导致结果的情况下, 仍主动自愿地进行和解;3、加害人认罪并真诚悔罪, 并就赔偿、补偿等民事事项愿意调解, 有实际赔偿、补偿能力的;4、被害人明确表示谅解, 请求或同意检察机关依法从宽处理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实际操作中, 针对非法拘禁、重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过失致人死亡等案件也进行过刑事和解[1]。
(二) “检调对接”机制中的主体
在“检调对接”模式中, 除了刑事和解中的核心主体, 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外, 还加入了检察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基本主体, 此外, 在实践中, 成功的调解还少不了当地派出所、村委、学校等辅助支持者。通常, 在检察院启动和解程序后, 刑事和解的会谈由人民调解组织指定的人民调解员主持, 引导双方就民事责任这一客体进行沟通和协商, 在人民调解组织主持下达成和解的, 最后由检察机关对所提交的刑事和解协议书进行全面审查和复核, 最终认定其效力并监督执行到位。同时, 根据案件需要, 学校、社区、村委等参与到心理疏导、考察回访的过程中。
(三) “检调对接”机制的基本程序
主要经过六大程序:1、告知当事人权利;2、双方当事人自愿提交《人民调解申请书》;3、人民检察院移送辖区的人民调解组织调解;4、人民调解组织受理后开展调解工作。5、人民调解组织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调解。调解成功的, 将《人民调解协议书》和相关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6、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调解协议书》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后依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二、广西某县刑事和解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
相对于由办案人员主持的刑事和解, 某县作为A市开展刑事和解工作的试点县, 2011年起, 县检察院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始了“检调对接”模式的探索, 历经4年多的时间, 在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 “检调对接”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以2012年为例, 某县检察院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主要依托检调对接平台, 探索因邻里纠纷、民事纠纷引起的故意伤害类、侵财类等轻微刑事案件的“检调对接”刑事和解工作。其中, 共办理10件13人的刑事和解案件 (故意伤害案3件4人, 交通肇事案2件2人, 信用卡诈骗案1件1人, 盗窃案2件3人, 诈骗案1件1人, 故意毁坏财物案1件2人) 。
(二) “检调对接”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方式
在所办理的10件13人的和解案件中, 均是由办案人员决定启动“检调对接”模式来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具体为:某县检察院公诉科在收到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卷后, 科室负责人在分案时就对该案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制度进行初步审查, 再由承办人对案件进行具体审查和复核, 重点审查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和解的意愿及执行刑事和解的风险评估, 对于符合条件的提交领导审批, 审批通过后再将案件相关材料交由人民调解组织。
(三) 经“检调对接”和解后案件的处理方式
2012年, 经“检调对接”和解成功 (3) 的案件为9件11人, 占到和解件数的90%, 其中, 作不起诉处理的8件9人, 建议法院从轻处理的1件2人。
三、“检调对接”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同全国多数检察机关一样, 广西某县“检调对接”模式的刑事和解工作由于处在初步探索和新旧法律衔接阶段, 取得了一些成效, 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
(一) 在新刑诉法颁布后, “检调对接”模式的必要性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纠纷调处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刑事司法的使命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法制权威的维护让位于社会冲突的调停和纠纷的平抑。[2]笔者在同办案人员交流时, 有人指出, 一个成功的刑事和解案件, 不单依靠一、两次和解会谈, 更多的工作是在会谈前的沟通、约谈中体现, 而检察办案人员实际上也都全程参与并引导刑事和解工作, 从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和解会谈的召集、协议效力的确认、履约情况的监督等, 在每个环节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中, 一些案件存在着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已经完成大部分调解工作, 仅差和解协议在人民调解员见证下即可签署确认的情况。目前, 新刑诉法已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法律地位, 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工作, 主导整个刑事和解过程已是名正言顺。从依法、效率的角度出发, 检察机关可以单独进行刑事和解, 增设“检调对接”环节是否还有必要?
(二) 和解会谈主持人的选择问题
实践中, 因为检察机关的承办人对案情和当事人都较为熟悉, 熟知刑事法律和刑事诉讼程序, 更具权威性等原因, 有当事人提出希望由办案人员担任会谈主持者。一些人民调解员在案后亦认为, 他们对案情和当事人没有案件承办人熟悉, 是后来被引入到刑事和解程序中的, 其熟悉时间相对较短, 同时由于对刑事法律和刑事诉讼程序不太熟悉, 在促成和解时不敢随意向双方许诺, 这使得当事人还是更信赖更具权威性的检察办案人员。因此, 在选择会谈主持人的问题上, 是由检察办案人员主持, 人民调解员作为促和参与者适合, 还是继续坚持人民调解员主持, 检察机关保持中立更为适当, 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 确保和解长效机制和完善配套机制问题
从全局上考虑, 适用“检调对接”促进刑事和解, 确实节约了法院、监管场所等部门的司法资源, 也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但要在公诉环节成功办结一个和解案件, 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约谈、讨论、审批、回访考察时间等, 相较而言, 比单纯的履行指控职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无形中加大了公诉部门的工作量。公诉部门一直面临案多人少的局面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 相关法律亦没有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应在刑事和解中承担何种职责, 在这种状况下, 将如何保持促成当事人和解的积极性, 确保和解制度在执行中不走样?
此外, 配套机制的设置也往往是影响主制度成功的关键因素。如目前配套的提前约谈、风险评估机制、心理疏导机制等, 都对和解工作起到积极、正面的辅助、支持作用。但目前, 我们还没有独立的社会机构来参与刑事案件的信息收集和风险评估, 没有专业的组织来对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心理矫正、心理疏导, 相关工作大多依赖办案人员完成, 在时间、能力及意志等因素的限制下, 配套机制的功能还未能完全发挥。
四、对“检调对接”模式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 “检调对接”刑事和解模式与其他和解模式相结合
目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成为中国刑事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3]理论上, 办案机关之所以能够对和解案件作出宽缓处理, 主要还是基于被告人的真诚悔过和被害人的真心谅解, 而不仅仅因为经济赔偿, 也不依靠于某种单一的和解模式。新修改的刑诉法亦没有限定刑事和解的模式。因此, 从刑事和解制度的本质出发, 应当允许多种有利于达成和解的模式共存。同时, 兼顾调解的公正性, 坚持探索和完善由中立第三方参与主持的“检调对接”和解模式。
在具体实践中, 可以考虑赋予案件当事人对和解模式的选择权, 再从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出发, 最后由办案机关决定一种最适合化解矛盾的和解模式。除此之外, 还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 选择最恰当的刑事和解模式。例如, 对于一些案情简单、和解意愿明显且在向检察机关提出和解申请时双方就已达成共识的案件, 可以采用当事人自行和解模式;对于一些当事人要求检察机关调解, 涉及双方隐私, 检察办案人员调解更为合适的案件, 也可以不委托人民调解组织, 采用检察机关主持和解模式。
(二) 检察机关主导刑事和解程序, 允许并鼓励人民调解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和解
根据修改后新刑诉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可以在审查起诉等检察讼诉环节进行刑事和解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从合法性角度而言, 检察机关在公诉阶段主导刑事和解程序于法有据。 (4) 即使是采用“检调对接”模式, 检察机关作为和解程序的启动者、参与者、监督者, 其主导地位仍是不容质疑的。在这个法律框架和背景下, 针对“检调对接”中的核心问题———和解会谈主持人之选择, 笔者认为, 这只是“检调对接”刑事和解模式中的其中一个环节, 基于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是在检察机关决定, 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基础上启动的, 应当由人民调解员担任和解会谈主持人, 同时赋予人民调解员全权负责调解工作的职能。从设立这一模式的初衷出发, 这是最符合调解的本意的, 即使整个刑事和解流程由检察机关主导, 也不能贸然否定人民调解组织的居中主持调解地位。另外, 有必要确立“和解不成不加重处罚原则”[4]
(三) 细化“检调对接”机制的同时, 应完善相关配套机制
在许多法律移植的场合, 配套机制的不完善是导致法律规范“水土不服”的罪魁祸首。在一些司法改革措施中, 配套机制的状况往往是影响改革成效的关键因素。目前, 不论是和解前的约谈, 和解中的风险评估, 还是和解后的回访, 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均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工作, 这对办案人员的沟通技巧、法律思维和规范评价能力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当前, 一方面, 应当通过专门培训和自我学习, 丰富办案人员有关社会学、伦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 可以考虑专设调解室配备专职人员, 且加强对专职人员的调解技能、专业素养的培训工作, 以辅助和分担办案人员的工作。然而, 从长远来看, 加强制度建设和支持力度才是根本。第一, 建立完善的配套机制和考评制度, 明确配套机制的基本类别、适用范围、考评标准、参与人员资格等;其次, 借助专业组织的力量完善配套机制, 鼓励如人民调解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心理咨询中心、学校、社区等专业机构参与进来;第三, 建立完善的“检调对接”事后监督机制。经人民调解后的刑事案件, 并不意味着对刑事案件处理完结。没有“检调对接”的事后监督是有缺陷的, 甚至是有隐患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非监禁化、非刑罚化和轻刑罚化的处理, 并不代表案件的终结, 还需要经过帮教阶段。[5]
摘要：“检调对接”机制1作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工作的一种探索模式, 对丰富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的实践中, 该模式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已经显现出来。然而, 任何制度设计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如“检调对接”的选择唯一性、和谈会议主持人、配套机制等问题, 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分析和总结, 以期不断地规范、完善, 使其在刑事和解中充分发挥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刑事诉讼,刑事和解,检调对接
参考文献
[1]邓楚开.轻微犯罪刑事和解的实践运作——浙江省检察机关刑事和解改革实证分析[J].法治研究, 2011 (6) .
[2]刘伟著.背景与困境: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考察[J].河北法学, 2007.
[3]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4]宋英辉.刑事和解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