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和解制度（共9篇）
执行和解制度 篇1
1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概述
1.1 概念
执行和解, 是指在执行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 自愿达成协议, 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1]。执行和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 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 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开始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其次,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自愿达成的协议, 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 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第三, 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 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 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 恢复执行后的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的最后日期连续计算;第四, 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 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 (以下简称《规定》) 第八十七条:“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 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 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 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1.2 功能
执行和解作为一种重要的执行方式, 除了具备强制执行所具有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法律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基本功能外[2], 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和社会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行和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宗旨, 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 它有利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促进社会的稳定;二是执行和解有利于债权人权利的实现, 因为执行和解协议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 债务人在思想上更容易接受, 也愿意自行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 而不会产生强制执行般的抵触心理;三是执行和解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由于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 人民法院则不必进行强制执行, 执行程序得以中止, 减少了强制措施的使用, 在双方当事人履行协议后, 执行案件得以终结, 同时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难的压力。
2 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
2.1 人民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过程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及具体实践相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的规定, 法院在和解协商过程中的工作只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 有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根据该规定, 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协商过程的。而实践中, 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 当事人, 特别是权利人主动向对方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或者在有些案件中, 当事人之间存在和解的意愿, 但是基于无法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 或者不信任对方, 无法接受对方的和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执行法院的介入, 执行和解根本无法形成。而且事实上, 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教育工作分不开的, 甚至有人戏称民事执行和解应当改称民事执行调解。所以民诉法中不允许法官积极参与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不符, 这阻碍了执行和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2.2 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或期间无任何限制导致诸多弊端
和解协议达成后, 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在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期满后, 一方当事人仍未履约的, 在执行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个问题, 现行相关法律并没有任何规定, 同时也没有类似于执行担保中暂缓执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 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 从理论上, 当事人可以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 然后又不停地反悔, 而法律对此是不能加以干预的, 这必然造成如下几个主要弊端:一是有些当事人往往假借和解, 恶意拖讼, 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讼累, 以达到其不法目的, 因为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 申请执行的期限得以中止, 这样就可以无限延长执行期限;二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 如上所述, 当事人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又不停地违反, 必然也就延长了案件的结案时间, 导致案件的积累, 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是助长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懈怠态度, 不利于当事人谨慎善意地行使权利, 更不利于民事纠纷的及时平息。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中止执行申请期限, 债权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 则不必担心超出执行申请期限, 不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 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相悖, 也违背了效率原则。
2.3 对和解协议未履行的救济手段规定不合理。
3 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3.1 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与民事执行
和解过程中的问题, 笔者认为, 从当前实际出发, 根据现实的需要, 人民法院应当参与执行和解的协商过程, 但是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 执行法官在不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 可以配合或者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有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建议, 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的工作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 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害, 他提出人民法院参与执行和解工作的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解方案, 经执行法院交由另一方当事人接受。此时法院充当的只是和解方案的媒介, 并没有介入自己的意思;二是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法院提出执行方案并自愿接受。此时, 执行法院基于协调双方利益的立场, 代为拟定和解方案, 起到促成和解的作用, 因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该方案, 故也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3.2 针对因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导致
执行期限的不当延长的情况, 完全可以从现行立法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就执行和解的期限问题完全可以参照执行担保的有关规定。从某种角度看, 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具有一致的功能或者目的, 即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履行。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 (修改后的二百O八条) 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 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 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 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 执行和解制度完全可以参照该规定, 限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或者协议履行期间, 当然时间未必一定为一年, 具体时间可以参考现实状况而定。
3.3 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任意违反和解协
议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在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的,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 并且在《意见》第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具体办法。但是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是否适用于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通过协议约定违反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似乎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 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在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 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这就意味着该执行协议自然无效, 既然如此, 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自然也就无效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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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浩.强制执行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1-4.
[3]应礼奕.浅析执行和解所面临的问题[J].中国科技信息, 2007 (8) :144.
执行和解制度 篇2
申请执行人（下称：甲方）：xxx
委托代理人：xxxx
被执行人（下称：乙方）：xxxxx。
法定代表人：xxxxx
委托代理人：xxxxx
甲方与乙方xxxxx纠纷案，济南仲裁委员会于xxx年xxx月xxx日作出了（xxx）济仲裁字第xxxx号裁决书。因乙方未履行生效裁决书确定的义务，甲方于xxxx年xxx月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经双方友好协商，依法达成以下执行和解协议：
一、乙方于xxx年xxx月xxx日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执行款本金（含仲裁费）及部分债务利息合计xxxx万元人民币。
二、上述款项在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于xxxx年xxx月xxx日汇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银行账户，账号为：。
三、如乙方已履行本协议第一、二项内容，甲方放弃除第一项所列款项以外的迟延履行金。
四、如乙方未履行本协议第一、二项内容，甲方不放弃除第一项所列款项以外的迟延履行金，并恢复对（xxx）济仲裁字第xxx号裁决书所确定内容的执行，法院对其查封的银行账号不予解封。
四、本协议签订且乙方履行义务后，甲乙双方再无其他纠纷。
五、本案执行费元由乙方承担。
六、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留存一份。
申请执行人（甲方）：
被执行人（乙方）：
浅谈执行和解 篇3
(1) 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低下。和解协议既然称之为协议, 应该理解为是一种民事合同。一般的民事合同一旦签订, 即产生法律效力;违约的一方将负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和解协议的违约, 只产生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法律后果, 所以说和解协议连一般民事合同的效力都没有。由于和解协议的效力很弱, 导致涉案当事人在和解问题上态度不严肃, 经常把达成和解协议作为拖延执行的一种手段。
(2) 双方当事人翻悔和解协议的法律后果明显失衡。民诉法第211条第2款及民诉法适用意见第2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 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如果债务人翻悔了, 债权人申请恢复执行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债权人翻悔了, 按照法律规定必须由“对方当事人”即债务人申请恢复执行, 试想债务人怎么可能申请法院对自己执行呢?这显然不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因而造成大量的执行案件难以和解结案。
(3) 和解翻悔后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较难把握。民诉法适用意见第267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限因达成和解协议而中止, 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按照目前我国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关于申请执行期限为2年的统一规定, 其初次申请执行时已经经过的期间要扣除, 剩余的期限是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这样的规定客观上造成每个和解案件都有不同的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 有的甚至几乎没有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
二、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执行和解
(1) 实行预后告知, 防止当事人因对和解制度的不了解而造成权益的丧失。告知债权人和解复执期限的计算方法, 避免因过了时效而导致执行权的丧失;告知债权人翻悔的法律后果, 即除非债务人申请恢复执行, 法院不再继续执行;告知双方当事人和解协议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上述三项内容的告知情况必须记录在案。
(2) 注意控制财产, 防止利用执行和解拖延执行时间或转移资产。执行和解时, 应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全面审查, 该查封的查封, 该扣押的扣押, 确保日后复执的顺利进行。对一些确无足够财产履行义务, 即使给予一段期限亦履行无望或和解只是拖延执行时间的案件, 不能批准和解协议, 而应果断地采取执行措施, 再视案件具体情况分别作出中止、终结或继续执行的决定。
(3) 严格和解条件, 有效控制执行和解案件的恢复执行率。由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低下, 致使有些被执行人不能认真对待, 为躲过一时的强制执行往往签订一些不切实际的和解协议。如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与申请执行人签订2个月偿还1000万元债务的和解协议, 显然是无法履行。这些俗称“空调案件”的复执率几乎百分之百。为防止和减少“空调案件”的发生, 应当要求被执行人在初次和解时必须到位一定比例的资金, 从而降低了和解案件的恢复执行率。
三、执行和解和审判调解的区别
(1) 对象不同, 执行和解的对象是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标的, 法院调解的对象则是诉讼争议。
(2) 主持人不同。调解需要第三者主持、说服、劝导, 一般是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而和解则不需要, 它是由当事人直接地、自愿地达成的协议, 一般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 法院一般不参与。
(3) 效力不同, 调解书一经送达即具强制执行的效力, 而和解协议则没有。但和解协议是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内容、方式方法和时间的一种变更, 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按照该和解协议履行的, 则对方当事人可以立即恢复执行。
参考文献
执行和解协议 篇4
申请执行人：姜应兴，男，汉族，1970年9月30日生，住所地：贵州市遵义县新民镇朝阳村关心一组。
委托代理人：王祥政，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江阴华新塑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新华
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
申请执行人姜应兴与被执行人江阴华新塑胶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案执行依据为（2015）澄执字第07237号执行案件申请书，执行标的为274372元，经双方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被执行人于本协议签订时给付申请执行人人民币壹拾万元，于2016年9月30日前给付人民币玖万伍仟元。
二、若被执行人如期支付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款项，申请执行人自愿放弃其他执行请求，本案执行了结；如被执行人未能按期支付上述款项，则申请执行人有权按原执行标的，扣除已履行部分，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三、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江阴市人民法院留存一份。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
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探析 篇5
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自愿相互让步, 就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有关内容达成的协议为执行和解协议, 通常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 实践中由执行员斡旋促成的亦不在少数。当前, 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存在激烈的争论, 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归结为两种:一种可称为“诉讼契约说”, 即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诉讼行为, 属于诉讼契约的类型之一, 其处分的对象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不能影响生效判决的效力, 但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时, 因债权人放弃了执行申请权, 因此法院不再执行[1]。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多将执行和解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和解”相提并论, 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乃执行阶段的诉讼和解协议, 因此应类比诉讼和解的规定, 赋予其执行力, 并认为该协议应同时约束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另一种观点可称为“私法行为说”, 即认为执行和解属于诉讼外和解, 本质上是当事人自行协商消解纠纷的办法, 仅为私法上契约, 不能对执行机关产生拘束力, 但和解协议一经达成, 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便重新划定,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2]。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务即采私法行为说, 正如杨与龄先生所指出, 当事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成立之和解, 纵在法官劝谕下成立, 亦属诉讼外之和解, 并无阻止原执行名义之效力, 但具有实体法上之效力, 当事人受其拘束;在民事执行处成立之和解, 乃诉讼外和解, 仅发生民法上效力, 并无执行力[3]。有关执行和解性质的争论, 多基于大陆法系“诉讼和解”的理论修改而成, 然而, “诉讼和解”性质论的侧重点在于私法行为与诉讼行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而执行和解之性质所应关注的重点是执行和解协议对执行依据 (原判决) 产生何种影响, 以及和解协议的救济手段与原执行依据如何协调的问题, 忽视了二者在出发点上的差异, 将影响结论的实际意义。
二、执行和解协议本质为和解合同
(一) 和解协议之民法坐标———和解合同
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多将和解规定为一种典型合同———和解合同, 是指平等当事人之间自愿相互让步, 以终止争执或者防止争执发生所订立的合同。和解合同是重新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对权益再次分配的合同, 因而在具备合同一般要件的基础上, 还需满足3个要件:第一, 存在争执或有发生争执之可能;第二, 当事人之间相互让步;第三, 双方达成解决纠纷或防止纠纷之合意。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尚无和解合同之概念, 各类和解协议在司法实践中仍属于无名合同。而典型化和解合同, 不仅能够增加法律适用的便利性, 还可以充分关照该合同的特殊性, 兼顾其合同效力与解纷功能之间的冲突, 大陆法系国家和解合同的发展趋势即印证了典型化的必要性。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债法分则中单设“和解合同”一节, 可以为实践中形态万千的和解协议设立鲜明的民法坐标, 唤醒民事主体对和解的尊重与保护。当事人针对具体权益的行为上的对立或者意见的分歧即为争执, 原法律文书生效后, 当事人之间可能对于该法律文书所确定内容之实现方式仍存在分歧, 申请人 (债权人) 与被执行人 (债务人) 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正是为解决此特定分歧而达成。此外, 双方通常就履行时间、方式、数额等问题相互妥协, 属于“相互让步”之表现形式, 因此, 执行和解协议能够满足和解合同之要件。
执行和解订立于诉讼终结后, 是当事人对判决所确定权利内容的合意变更, 属于私权处分之范畴, 在大陆法系国家理论中通常不能成为法定的执行名义, 在我国也不具有变更和撤销生效法律文书、去除原判决既判力的效力。因此, 执行和解协议既非公法意义上的诉讼契约, 也非单纯的私法行为, 而属于和解合同在强制执行阶段的表现形式。执行和解协议本身应当满足一般的和解合同之要件, 同时, 执行员将该协议内容记入笔录, 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后将产生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等影响, 不同于当事人在诉讼外自行订立的和解合同。
(二) 执行和解协议应为诺成合同
有观点认为, 执行和解协议应属于实践合同, 只有交付标的物或完成现实给付后, 该协议才成立或生效。此种观点与我国执行和解协议的适用现状相吻合: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其他义务承担人在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前可以随时反悔, 一旦反悔, 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判决, 即使反悔, 一方也不能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实践中的做法导致执行和解协议只有在完全履行之后才产生替代原生效判决的作用, 否则该协议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拘束力。然而, 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言, 即使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也不意味着和解协议当然失效;和解协议未经审理并确定为无效时, 仅以恢复执行原判决便直接否认和解协议的效力是不妥当的[4]。将执行和解协议解释为实践合同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权益:首先, 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如果认为只有在债务人履行义务后, 执行和解协议才有法律效力, 这意味着债务人在单方控制着该协议是否成立, 债务人如果不想履行或不完全履行, 债权人并无制约措施 (现阶段法院并不受理追究执行和解协议之缔约过失责任的诉讼) , 其权利难以获得保障;其次, 对债务人的利益保护不周。执行和解多包含着债务的免除或期限的宽延, 如果债务人积极履行大部分债务后, 债权人找出种种理由拒绝其剩余债务的履行, 则债务人无法拒绝生效判决书的恢复执行, 该情形又不符合异议之诉的条件, 很难维护自身权益;最后, 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多种多样, 如果该合同中约定双方互负给付义务, 若一方履行完给付义务而对方尚未履行, 认为此时“合同不成立”的观点并不利于保护履行义务一方的利益。因此, 笔者认为不宜将执行和解合同定性为实践合同。
(三) 记入执行笔录乃合同的生效要件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一款规定, “在执行中, 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 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 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记入笔录时并不需要执行员签字, 该和解协议是否应当经过执行员的实质性审查, 法律上未明确规定, 理论上也存在争议[5]。一方面, 将执行和解协议记入笔录的行为并未使其产生对抗原生效判决书的执行效力, 该记入笔录行为不能改变其私法契约的本质;另一方面, 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合意形成于记入笔录之前, 双方将和解协议告知执行员并记入笔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强有力的保障, 如果执行员未记入笔录, 与申请执行前达成的和解效力相仿, 不能产生中止或终结执行等后果。笔者赞同将记入笔录视为执行和解合同的生效要件, 未完成此要件时, 该合同成立但未生效。
三、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诉性探讨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二款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救济方式作出如下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 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通常认为, 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其他义务承担人在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前, 可以反悔并申请恢复执行原判决;执行和解协议属于执行程序中的特殊产物, 不具有可诉性, 如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对方不能就执行和解协议的有关内容向法院另行起诉, 而只能申请恢复执行原执行依据, 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
然而, 对执行和解协议的评价与保护不能完全脱离私法的路径, 抹煞其可诉性有悖于合同的本质。实践中, 某些和解协议的形式无法同原裁判文书进行抵扣:有些和解协议并没有履行内容;还有些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内容与原判决确定的履行内容在性质上不一致, 无法抵销。执行和解协议形式的多样性、产生争议的复杂性使得将“恢复执行”作为唯一的救济方法有待商榷。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在处理和解协议问题的复函中也肯定了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诉性, 一概否定其可诉性与和解合同的本质相矛盾。
诚然, 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可能是债权人最便利的救济方式, 但是, 在履行和解合同更有利于债权人的情况下, 或因和解合同的不当履行需要赔偿损失时, 抑或执行和解协议在原判决以外设定了新给付义务等情形下, 另行起诉应当是处理和解协议问题最彻底的方式。因而, 应当赋予当事人选择权, 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抑或另行起诉。上述情形下, 原生效裁判产生既判力的“标准时”为言辞辩论终结之时, 而执行和解协议为“标准时”之后发生的事由, 因合同不履行或者新给付义务发生争执时, 与原诉之诉讼标的不同, 当然不受原生效裁判既判力的约束。如果权利人据此另诉主张权利的, 不违反禁止重复起诉原则, 人民法院应立案审理[6]。
摘要：执行和解协议既非公法意义上的诉讼契约, 也非单纯的私法契约, 其本质为和解合同。执行和解协议应为诺成合同, 记入执行笔录是该合同的生效要件。“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不应成为执行和解的唯一救济途径, 肯定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诉性与和解合同的本质相契合。
关键词：执行和解,和解合同,可诉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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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篇6
(一)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背景
20世纪70年代, 西方的刑法改革者在探讨怎样才能在刑事司法体系内达到在保护被害人的利益的同时能够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后顺利回归社会的时候, 提出了令人瞩目的刑事和解理论, 而这一理论首先被美、英、德等国在其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适用、推广。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主要有: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刑事契约理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目的在于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 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 回归社会[1]。目前西方刑事和解的主要模式有: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教会模式。目前西方国家主要对青少年犯罪和一些犯罪性质轻微、影响不大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纠纷处理方式, 使国家刑罚权的独占地位受到了挑战, 但由于其对犯罪行为所引起的被害人和被告人创伤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且利于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 同时有利于实现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和谐, 所以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给传统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理论注入了新的动力, 推动了刑事司法的发展。
(二) 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定义, 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许多不同的主张。一些学者在刑事和解制度的定义上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 指在刑事诉讼中, 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 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2]还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正义会商, 是在犯罪发生后, 经由调停人的帮助, 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 解决刑事纠纷, 对于和解协议, 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刑事处罚的依据。[3]目前, 我国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定义采用了其他国家比较通行的表达方式, 即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 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犯罪发生后, 经由调停人的帮助, 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纠纷。
(三)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西方法学界有三种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解说, 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另外刑事契约理论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刑事和解最本质的理论基础。刑事契约理论认为刑罚权是人民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于国家权力机关的, 刑罚权就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及公共秩序, 而保护公共利益及公共秩序我们可以选择很多方式进行。由于刑事纠纷是发生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 所以当然可以选择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 最终维护公共利益及公共秩序。[4]被害人和犯罪人通过刑事和解方式达成相互谅解的协议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损害和维护公共利益。
1. 恢复正义理论
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是一种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一种侵犯与被侵犯的行为关系, 所以被害人与犯罪人应当积极主动地参加到冲突的解决过程中, 这样才能更好地弥补造成的社会损害。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仅违反了刑法规范, 而且侵害了被害人、社会的利益, 因此恢复正义理论认为刑事司法应当弥补犯罪所造成的伤害, 与此同时恢复正义理论还认为政府不应该独占对犯罪的刑罚权, 认为被害人和社会应当积极地参与到刑事司法的过程当中。[5]
2. 平衡理论
平衡理论代表了以被害人的心理为基础的解释模式。这种理论模式是指当原有的平衡的社会秩序遭到侵犯时, 被害人愿意进入某种刑事和解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原来的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被害人在本来和谐的、正常的、公正的社会生活受到不法侵害时, 更愿意选择一种相对简单且成本最小的方式来帮助其恢复本来正常的社会生活, 而刑事和解有利于节约被害人付出的成本较少且易得到较多的补偿, 而且这种赔偿的履行率较高, 这使得成本计算成为了刑事和解的原因。
3. 叙说理论
叙说理论将刑事和解当作被害人叙说的过程, 并将被害叙说视为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式, 被害叙说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方式或增强自我意识的工具已有较长的传统。[6]叙说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刑事和解的价值目标,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 被害人在犯罪人和其他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叙说自己的受害经历及感受, 这使得被害人在叙说的过程中排泄出其内心的怨恨、恐惧、不满等情绪的同时, 也让犯罪人与被害人进行沟通交流, 使犯罪人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和宽恕。叙说理论有利于被害人受伤的恢复, 但是由于叙说理论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和被害人的利益来论证刑事和解, 有些狭隘片面。
4. 刑事契约理论
刑事契约理论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契约”。[7]有学者说刑事契约是刑事和解的最本质的基础, 起初, 契约是民法上的概念, 而刑事诉讼法是一部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 其属于公法的范畴, 但随着民主法制的发展, 使得公、私法中的一些原则和制度逐渐延伸到对方的领域, 公、私法相互融合。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说法,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 人民通过契约的方式将权力让渡于国家, 当国家订立法律并将其公之于众时, 即是和人民订立契约的一种表示。在刑事司法领域里, 契约常常被人们忽视, 刑事和解是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的协商, 有学者认为在刑事法领域被害人撇开国家与犯罪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 是公民个人权利向国家权力的入侵。但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犯罪冲突, 而且这种冲突存在与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 他们通过契约的方式解决冲突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西方模式
在西方国家, 虽然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已经发展得较为稳定,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之间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司法制度的不同, 以致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是各个国家内部各司法辖区之间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模式都有所差异。当前在世界各国较为通行的刑事和解实践模式主要有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司法模式。
(一) 社区调停模式
社区调停模式是指犯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其在被有关机关逮捕之前可以由某些特定的社区调停组织作为中间人, 主持并努力促成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达成和解。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社区调解的过程与刑事司法活动没有关系。在英美法系国家, 社区调停模式仅仅适用于没有被逮捕的犯罪, 所以一些严重犯罪和许多犯罪性质轻微且被判处的刑罚不超过5年监禁的犯罪。在大陆法系国家里的基层社区调停模式主要在少年犯罪案件中得到适用。
(二) 转处模式
转处模式指在司法机关开始进行刑事司法程序但是在刑事司法程序没有结束以前, 司法机关依旧能够把刑事案件移交给社会上的专门处理刑事纠纷的相关调解中心进行解决, 这种模式是把刑事案件从刑事司法程序转移到社会上的纠纷处理中心, 刑事案件最终是通过社会调解中心的调解得以解决的。与社区模式不同之处在于转处模式的案件大多是司法机关已经逮捕但是还未审判的案件, 通过转处模式解决的案件一般是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不大, 且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起诉的案件。英美国家适用转处模式比较多, 除此之外, 法国也适用转处模式。
(三) 替代模式
替代模式一般是指在被害人自愿的基础上, 通过改变对犯罪人改变处罚方式, 来促成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 从而使矛盾纠纷得到解决。替代模式解决纠纷的前提是被害人自愿, 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刑事赔偿、赔礼道歉或者为社区提供服务等替代刑事处罚方式。这种模式适用的法律依据是相关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但是目前对于该模式的适用只有德国有明文的规定, 其他国家都没有明文的规定。替代模式在欧洲国家适用比较普遍。
(四) 司法模式
司法模式把被害人的利益放到重要位置, 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使得犯罪人变得有责任感, 及时向被害人和解赔偿。这种模式适用于所有的犯罪, 但是这种模式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 例如犯罪人和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相见。
刑事和解是一种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 相对于刑事诉讼而言, 其所需时间短, 和解的过程简单易行, 一方面减轻了加害人对社会的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使得加害人和被害人相互谅解, 从而促使被告人与社会的融合, 这使得纠纷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从而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提高了诉讼效益。此外, 刑事和解还可以节约办案经费。刑事和解主要是通过刑事赔偿、赔礼道歉等方式达成和解协议, 不主张对犯罪人加以监禁, 这样就减少了在押人员的数量, 减少了司法费用, 同时, 刑事和解对犯罪的矫正减少了犯罪分子的再犯率, 在很多程度上降低了办案的成本。
摘要：传统解决刑事纠纷的司法模式是依照侦查、起诉、审判的程序来进行的, 现阶段也仍然是各国解决刑事纠纷的主流模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刑事案件种类的增多、犯罪率的不断上升, 导致刑事诉讼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种通过诉讼参与者合作协商、协调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逐渐发展起来——刑事和解制度。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理论基础,刑事和解制度的西方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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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方权, 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N].云南大学学报.2003 (1) .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篇7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公诉案件,价值
一、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状况
刑事和解又称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受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 本文特指公诉案件的和解制度, 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 经由调停人的帮助, 使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协商、加害人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 公安司法机关对其予以认可并把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分的依据。[1]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过刑事案件分为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 正式确立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刑诉立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 笔者将结合法律的规定对其作出相关介绍, 当然同时也会对自诉案件有所涉及。
(一)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
关于刑事和解所适用的案件范围, 各国的法律规定各有不同, 但主要限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涉及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在成年人犯罪中, 各国适用的具体范围不尽一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第277条采取明确列举和禁止的方式规定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虽然我国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 但是通过对法条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较窄, 另外, 法律用语较模糊, 如“民间纠纷引起”就很难正确界定。这些问题都亟待新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来完善。
(二)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条件
所谓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是指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 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所必须达到的正当、有效的要求或者标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是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案件、解决刑事纠纷的最基本的条件。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 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包括三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自愿真诚悔罪, 这是当事人和解的前提条件。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3、必须是被害人自愿和解。上述三个条件, 缺一不可。从上面的第三点可以看出刑事和解的实现受制于被害人, 实践中可能出现有些被害人乘机提出严苛的条件来诈取加害人的钱财等等不利于刑事和解的情况。
(三)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第278条和第279条规定的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关于刑事和解的启动主体。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刑事和解的启动主体作出明确规定, 但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6条至第498条的规定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511条至513条的规定, 只有当事人双方才有权启动该程序。第二、关于刑事和解的审查主体。审查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职责对当事人的和解进行审查, 以确定其是否有效。由于刑事诉讼是分阶段展开的, 因此, 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的, 在侦查阶段, 由公安机关负责审查;在审查起诉阶段,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查;在审判阶段, 则由人民法院负责审查。第三、关于刑事和解的审查内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8条的规定, 刑事和解的审查内容是“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自愿性”是指当事人和解的内容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而非出于对方当事人或第三方的各种强迫方法所致。“合法性”是指和解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包括实体上的合法性和程序上的合法性。
(四) 当事人和解的自诉案件诉讼程序
对于自诉案件, 不管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还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或者是“公诉转自诉的案件”, 都可以进行和解。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06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 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 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本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从这里可以看出, 自诉案件的和解必须是在宣告判决前。
二、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作出了新的规定。但是从前面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新法中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方面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构建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一) 逐步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 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 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持审慎态度, 将刑事和解的范围界定在轻罪之内, 体现了较为稳妥的立法思路。但从当前各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过程来看, 呈现一种从轻微侵财犯罪向严重犯罪甚至暴力犯罪领域逐渐延伸的趋势, 笔者认为,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当有一个渐进的扩大过程。首先, 由于实践中“因民间纠纷引起”不易认定, 且会徒增司法机关的工作量,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删除“因民间纠纷引起”这一限定;其次, 在国民对刑事和解的认识达成共识之后, 可以进一步考虑将公诉案件的和解范围限制在可能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再次, 在条件成熟时, 我们可以考虑在重刑案件中有条件地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即在侵犯个人法益的非命案中可以适用, 但在侵犯个人法益的命案中和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重罪案件中不宜适用刑事和解。另外, 对于某些特殊主体的犯罪, 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老年人犯罪案件, 不管轻罪还是重罪都可以进行和解, 我国立法应该对其作出明文规定, 以体现我国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2]
(二) 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被害人自愿和解”是刑事和解的条件之一, 而对于这一规定的弊端笔者在前面也有所论述。为了有利于刑事纠纷的解决, 避免在刑事和解中出现新的矛盾, 笔者认为, 我们不能把刑事和解的主动权完全都交到被害人的手里, 应该从司法效力和公平正义出发, 建立适用和解程序的客观标准并以此来代替被害人内心的主观评价以及个人的好恶。只要是有利于被害人以及符合法律的规定, 和解制度都应该得到适用, 不管被害人是否自愿, 这样问题才会得到解决。所以, 我国立法应该尝试向这方面改革。
(三) 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
第一、扩大刑事和解案件的启动主体。刑事和解的启动主体只能是当事人双方, 而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7条和第498条的规定, 当被害人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 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但是当被告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只有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被告人的近亲属只有经被告人同意才能代为和解。这明显可以看出法律更加注重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而忽视了加害人的权利,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文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被害人和被告人应该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都应该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 所以我国立法应该加以完善, 当被告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其近亲属不需要经其同意也可以代为进行和解。第二、建立刑事和解期限制度。虽然我国司法解释对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已经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但是关于刑事和解本身的期限则没有涉及到。而建立刑事和解的期限制度同样很重要, 如果和解不能及时结束, 案件久拖不决, 必然对诉讼效率产生影响。虽然和解在多个阶段可以得到适用, 并且在每个阶段可以适用多次, 但是为体现工作效率, 每次和解都应当在合理的法律期限内结束, 笔者认为, 和解期限规定在30天内比较适合。[3]
(四) 建立刑事和解的监督审查机制
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 使得司法机关在是否从轻和减轻处罚上具有一定的空间, 但如果不当行使, 可能产生司法腐败, 损害当事人和国家的利益, 因为“权力倾向腐败, 绝对的权力倾向绝对的腐败”。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建立什么样的监督审查机制未作明确规定。因此, 我国应当逐步建立刑事和解的监督审查机制, 履行必要的程序, 切实履行相应的监督职能, 使刑事和解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之,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由于刚刚起步, 对其的完善远远不只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而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文明、公正、和谐执法理念的体现, 对更好的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受害者个体利益和构建和谐社会都会起到正面的作用。所以, 在未来的法治道路上, 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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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冰瑶.刑事和解制度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J].人民论坛, 2011 (2) .
论刑事诉讼和解制度 篇8
这次和解制度的列入在完善刑事诉讼法使其更加细化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通过了解诉讼和解的产生背景, 以及中外诉讼和解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不足, 从而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和解制度。
一、刑事诉讼和解的定义
刑事诉讼和解是指诉讼和解, 是指在刑事诉讼进行中, 双方当事人在法官面前, 就争议的事项进行自主协商, 加害人主动积极的向被害人承认错误, 道歉, 并且自愿的给予被害人以经济赔偿, 或者是消除损害, 在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后, 在国家专门机关或者专业法律人员的主持下互相妥协或做出让步, 以达成和解协议, 司法机关不在追究其刑事责任, 或者给予加害人以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法。从而解决纠纷、终结诉讼程序的一种行为。在对待刑事诉讼案件时, 除一部分和解融合到调解外, 刑事诉讼和解主要是通过撤诉体现。
二、刑事诉讼和解制度与诉讼调解的比较
调解, 辞海中定义为通过说服教育与劝导协商, 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解决纠纷。二者有以下不同:
1、两者的性质不同, 刑事诉讼调解含有法院或者其他专门机关行使审判权达到结束诉讼的结果含有强制性的意思, 而刑事诉讼和解制度则是双方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充分的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 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将损害降到最低程度。
2、参加的主体不同, 在刑事诉讼调解中, 人民法院及其他具有审判权力的机关和双方当事人包括加害人和受害人共同参加, 而刑事诉讼和解中, 只有双方当事人参加自行协商即可。
3、效力不同, 效力不同。刑事诉讼调解中根据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后签订相应的协议或者出示相应的证明, 即调解书, 诉讼归于终结;而刑事诉讼和解制度中, 若要诉讼归于终结应先由原告申请撤诉, 经法院裁定准许后才能结束诉讼, 自己签订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我国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1、刑事诉讼和解制度某种意义上会违背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罚相适应原则, 使犯罪者逃脱应有的惩罚, 也会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使无罪者受到无辜的惩罚。如果被刑事诉讼和解制度广泛的推广, 那么同样的罪行会因为认罪态度的不同而使其所受的刑罚而明显不同。那么, 以此类推, 犯罪事实以及其恶行将不再是量刑的主要依据, 而是犯罪分子的犯罪后的犯罪态度, 这显然是不符合正义的原则。
2、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被告人在法院宣判前, 不能认定其有罪。而在现实的法律事件中, 无罪的人面对强大的控诉者, 被指控有罪时无论是否实施了犯罪往往选择接受较小的愿望而避免较大的惩罚, 这不仅仅破坏了无罪推定的法律义理也违背了正义的原则, 更破坏了我们的人权保障机制。
3、刑事诉讼和解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减轻了刑罚的威慑效力, 牺牲了刑罚对于犯罪行为的有效预防的功能, 试想, 如果犯罪者已经主观上认罪切悔改, 主观恶性不在严重, 可以减轻刑罚或者直接免去刑罚会让一部分的犯罪分子铤而走险, 以身试法, 纵容了犯罪行为的发生。
四、刑事诉讼和解的限制及适用
1、刑事诉讼和解制度适用于法定刑或者预期刑为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的轻微刑事案件, 比如类似交通肇事之类的过失犯罪等等。加害人主要侵犯了个人利益, 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很小。
2、刑事和解不适用重罪案和公害案件, 以及严重的渎职犯罪等。这类犯罪主观恶性大, 社会危害性大, 被害人谅解的可能性极其小。对于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等不负责任的渎职行为虽然也表现为过失, 但是法律对其另有严格的规定, 因而不能够使用刑事诉讼和解制度。
五、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完善与构建
刑事诉讼和解制度应该有效的防止腐败。在刑事诉讼和解的整个过程中, 司法机关只需做好中立调停人的工作, 不得以暴力手段迫使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或者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引诱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 必须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权。建立适应的刑事和解适用程序,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
摘要：诉讼和解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制度, 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中都得到了普遍的重视。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 刑事诉讼和解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中国的刑事诉讼和解制度尚不完善, 在实施中仍有很大的弊端, 本文试图从中外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比较, 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相关性质, 中国刑事诉讼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以及重整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建议等几方面来叙述, 以期能够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服务, 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多元化
关键词：刑事诉讼,诉讼和解,比较,问题,制度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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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解制度 篇9
一、新刑诉法规定的刑事和解的受案范围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第一, 因民间纠纷引起, 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 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案件。第二, 过失犯罪的受案范围是可能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 但渎职罪除外。同时上述两类案件须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未故意犯罪的总的条件限制。
二、重罪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利与弊
(一) 重罪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之弊
首先轻微刑事案件能够采用刑事和解制度, 一定程度也和我国现在全民收入的提高有一定关系。作为轻微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肯定是有限的。如以故意伤害罪为例, 量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限于被害人轻伤, 轻伤的损伤等级可以参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相当于是第九级或第十级伤残标准 (部分轻伤不致伤残) , 以南京地区赔偿标准为例, 数额系5万至10万, 这样的赔偿数额较大多数家庭而言可以承担的, 换句话说就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是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这样数额的赔偿以便换来较轻的刑事处罚, 即可以达到社会大多数的公平。而重罪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 例如致人死亡的赔偿数额, 仅仅是死亡赔偿金这一项的数额, 南京地区就达50万。大多数家庭无法承受这样高的数额, 即使被告人很想达成刑事和解也便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少数富裕家庭却可以负担这样大额的赔偿, 这样对于整个社会就会显失公平, 形成富人可以花钱买命 (刑) 的现象, 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的结果将可能直接是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重大量刑格次的调整, 与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太大。而刑事和解必须是由司法工作人员操作, 其自由裁量的权力将很大, 必将导致对司法公正形式上的亵渎。
再者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极易被误解为“用钱可以买命 (刑) ”易放纵犯罪。在重罪刑事案件中,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往往远大于轻微刑事案件, 社会影响力也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 仍大范围适用和解, 可能会纵容犯罪或者导致“罪与刑”的严重失衡。
(二) 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之利
首先较之于轻微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 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更能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虽然被害人无法直接有权终结诉讼程序, 但被害人的利益在重罪刑事案件中将得到更实质的保护。在刑事和解制度未确立时, 《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就规定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 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 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可见, 司实践中已经在作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的尝试, 而且也取得了明确的社会效果。
其次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关注被告人的心灵救赎。身负重案的被告人, 即使其被判重刑, 其内心也可能因未能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而心中难以释怀。刑事和解恰恰能满足被告人心灵愧疚的弥补, 减少其再犯罪可能, 于社会大众有益。
再者重罪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更能达到优化资源配置、节约司法成本的效果。重罪刑事案件具有复杂性、疑难性的特点, 这就让重罪刑事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中的证据标准要求很高, 若实行刑事和解, 被告人以真诚的态度悔过, 主动积极地交代犯罪经过, 便于司法机关侦查、起诉等一系列司法活动的进行。
三、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必须走出的误区
刑事和解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大至重罪刑事案件一时难以被公众接受, 可能在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一) 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不等于不查清事实
重罪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必须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 必须查清被告人的具体犯罪行为、行为动机、造成的危害后果及被害人是否有过错等影响定罪量刑的各个方面。刑事和解一定要在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没有争议的前提下进行, 绝对禁止假借“和解”之名, 掩盖、抹杀、扭曲事实, 或者把案件事实给“和解”掉。
(二) 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不等于放弃指控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指控犯罪, 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职责。重罪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 不可能让被害人操作诉讼, 整个诉讼的过程依然是由公、检、法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进行。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只是为了更大注重被害人利益保护, 努力修补已经伤害被损害的社会关系, 这与被告人依然必须被起诉并不冲突。
(三) 重罪刑事案件和解后的从宽处理不等于花钱买命 (刑)
是否被告人一旦赔偿损失, 就可以和解、得到从宽处理的法律效果?答案是否定的。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中, 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在审查刑事和解协议时, 将审查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 不可能简单地允许用赔偿来代替悔罪。被告人没有自愿真诚悔罪的表现, 即使愿意赔偿再多的金钱都不可以适用刑事和解予以从宽处理。
四、利弊权衡未来展望—重罪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必将可行
虽然刑事和解制度现在只能被大众接受的程度是轻微刑事案件, 但笔者认为刑事和解的核心和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 基于此点, 刑事和解制度必将益处必大于弊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个人意识的觉醒, 法治观念的更新, 并且伴随着有关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等具体、合理的操作形式的出现, 刑事和解制度必将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所接受, 其适用范围也必将扩大到重罪刑事案件。
同时笔者也要指出, 重罪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也不能无限扩大。只有在对于社会危害性不是很大, 情节不是特别恶劣, 没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在尊重当事人意愿下予以适用。而对于一些特别的恶性案件, 不得适用此制度。如“累犯”, “情节恶劣”或“行凶、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绑架等极具有人身暴力危险的犯罪”采取限制与排除。
摘要：新刑诉法以专章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 但该制度仅适用范围只限于轻微刑事案件。本文从刑事和解制度的现有规定、立法本旨、社会价值等方面入手, 分析刑事和解是制度适用于重罪刑事案件的利弊, 从司法实务的角度, 给予建设性的评价和建议。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适用范围,被害人谅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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