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精选5篇）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 篇1

新刑诉法在特别程序中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规定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必要程序及处理方式, 赋予了检察机关“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的权力, 为检察刑事和解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持。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执行好这一规定, 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笔者从司法实践中探寻规律, 在文章中对以下六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的法律关系

陈瑞华教授曾经指出, 刑事和解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倡导下的产物, 而是一场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 是各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法院进行制度探索的结果。其实,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因为主体的不同存在着三层关系。一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 犯罪嫌疑人通过自愿认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双方就犯罪行为达成和解的意向并确定和解的具体内容。二是被害人因获得赔偿等方面的原因, 遂请求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 而产生的被害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三是检察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刑事和解内容的审核与认可, 从而做出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或者不起诉等轻缓化处理的决定, 而产生的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可见,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并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二者之间的关系。被害人向检察机关表示从轻处理犯罪嫌疑人的意见, 检察机关对和解协议的主持制作及确认, 以及检察机关依据和解协议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最终决定, 都不能仅由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双方来决定。因此,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与自诉案件的刑事和解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不是简单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了, 而是需要公权力的参与和确认。

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区别

(一) 和解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同

自诉案件的刑事和解是在起诉方与被诉方之间进行的, 其和解在诉讼主体双方之间进行, 而公诉案件的起诉方是检察机关, 被诉方是犯罪嫌疑人,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是在被诉方与被害人之间进行的, 而不是与起诉方检察机关之间的和解和协商。[1]

(二) 和解协议内容不同

自诉案件的和解协议内容上不仅包括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赔礼道歉等形式, 还可以涉及诉讼进程, 起诉方可以处置自己的权利。而公诉案件的和解协议仅能针对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内容, 不能涉及公权力的处置, 无权决定诉讼进程。

(三) 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不同

在自诉案件中, 被害人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而法院对于自诉案件可以调解, 起诉方与被诉方达成和解协议后, 起诉方可以据此撤回起诉, 从而终止诉讼, 被诉方也不会再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 在自诉案件中, 和解协议的效力与实现并不取决于国家的态度, 而是完全建立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之上。而公诉案件中, 和解协议只能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 各个阶段从轻处理的依据, 各主持刑事和解的公权力主体均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被害人不完全享有刑事上的处分权。在审查起诉阶段, 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追诉权仍然属于检察机关, 被害人仅有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罚的请求权, 但这一请求并不必然得到检察机关的确认。

三、公诉检察官如何进行和解协议的审查

虽然刑事和解的本质是民事契约, 但如前所述,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与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公权力的介入。因此, 公诉检察官必须要对双方达成的和解意向的内容进行审查。新刑诉法规定, 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工作是“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更加强调的是结果意义上的审查, 而对检察官通过传递信息、搭建平台等方式促成“和解”的“调解”行为应持开放之义。强调检察机关具有“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的职能, 说明检察机关对于“和解协议书”具有确认其效力的职能, 对于“和解协议”的审查和监督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力又是其责任。但是这种审查和监督, 应该是充分尊重和解双方意见的监督, 不能随便以司法不公之名进行过多的干涉或者不予认可。公诉检察官在和解协议的审查和认可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看双方是否自愿

公诉检察官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的意见, 发现任何一方采取暴力、胁迫、欺骗等方式迫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进行和解的, 应当确立该和解行为无效。

(二) 听取其他参与人员的意见

和解过程有其他人参与的, 应当听取其他参与人的意见, 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以外的人, 如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等。

(三) 看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公诉检察官应着重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是否侵害他人的利益、是否损害国家利益以及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同时, 当事人双方的和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

四、是否存在“花钱买刑”的问题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之所以饱受争议就是因为公众对刑事和解陷入了一种“花钱就可以买刑”的误区。有钱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满足被害人的经济要求得到被害人的谅解, 从而得到较为轻缓的处罚, 而没钱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满足被害人的经济要求而无法得到从轻处罚的机会, 这似乎从表面上看存在一种不公平。然而, 这是对公平的表层理解和认识。新刑诉法规定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程序并非专为有钱人设立, 更非有钱人逃避刑罚处罚的专用工具。

(一)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有严格的适用范围

并非对于所有犯罪行为, 犯罪嫌疑人只要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就可以刑事和解。新刑诉法严格规定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及刑法分则第四、五章且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和渎职犯罪外可能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类犯罪才可能适用刑事和解。可见, 其范围已经明确将犯罪手段恶劣、主观恶性深、社会影响巨大的犯罪案件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不仅仅危及了被害人个体的权益, 更重要的是已经破坏了整体的社会秩序, 因此法律不允许对这些案件进行刑事和解, 所以也不会出现罪行非常恶劣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刑事和解程序得到轻缓化处理的结果。同时, 新刑诉法还规定, 对于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 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 也是从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及主观恶性上进行了区分。

(二) 刑事和解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的真诚悔罪

犯罪嫌疑人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带去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 因此, 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需要弥补的就不仅仅是金钱, 也需要对被害人真诚的悔罪, 竭尽全力弥补被害人各种痛苦和伤害。经济赔偿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 并不是唯一的条件, 更不是单纯的金钱交易。因此, 金钱并不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最关键因素, 真诚悔罪才是迈入刑事和解之路的敲门砖。

(三) 刑事和解的规定并不违反人人平等的原则

法律上规定的人人平等并不是一切形式上的人人均等, 而是一种无论身份高低、美丑贵贱的无歧视的机会上的平等, 这种机会上的平等并不否认差异化的存在。[2]法律提供给了每个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取得被害人谅解而得到从宽处理的机会, 正是从这一机会意义上看, 每个犯罪嫌疑人之间都是平等的。

(四) 公诉检察官对和解协议中的赔偿形式和赔偿数额进行监督

如果完全是由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 检察机关确实是“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即使加害人一方付出的赔偿数额远远超过了对被害人的损害, 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应当赔偿数额, 也应当认为是合理的, 检察机关应当予以认可, 原因有以下几点。

1. 有利于更加全面地保护被害人

实践中, 加害人为了避免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 免予刑事追诉, 往往明知被害人借机夸大自己的损失, 也愿意给被害人支付高额的赔偿金。目的是通过明显高于被害人实际损失, 也明显高于在诉讼中法庭所能支持的赔偿金额换取被害人的谅解。而实际上这部分“差价”, 是加害人为了避免被刑事追究愿意为被害人支付的额外费用, 用于换取被害人从轻处理的请求。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的, 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 其高额赔偿换取了被害人的从轻处罚的建议, 对于被害人来说, 其从轻处罚的请求换取了令其满意的经济赔偿。只要双方属于真实意思表示, 且并未妨害到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那么国家机关无需进行过多的干涉。

2. 不存在“司法讹诈”

在司法追诉过程中, 加害方作出赔偿, 不可能是完全的自愿, 其“自愿”必然是受到司法强制力背后的“自愿”, 只要其不是在被害人方的“强迫”下“自愿”做出的赔偿, 就应该得到认可, 所谓的司法“讹诈”是个伪命题。因此, 检察机关进行调解, 就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向双方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和解意见, 提供法律咨询。在此基础上, 由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检察机关对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赔偿数额也应该予以认可。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中, 检察官不参与具体金钱交易, 只参考被害人的最终谅解态度对加害人做出相应处理。[3]

五、对和解协议的效力认识问题

(一) 成功的刑事和解

公诉机关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该协议书就具备了法律效力, 能够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后, 犯罪嫌疑人已经按照规定进行了赔偿、赔礼道歉等, 检察机关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二) 不成功的刑事和解

1. 公诉机关不认可, 和解协议无效

公诉机关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刑事和解的内容可以涉及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以及被害人是否要求或同意公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等事项。但不得就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和法律适用、定罪量刑等进行协商。如果公诉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予认可, 那么就不会存在主持制作和解协议的情况。那么, 此时因根本就不存在和解协议, 所以谈不上其效力问题。双方在此之前达成的合意充其量只是和解协议的意向, 因此属于无效。

2. 被检察机关确认合法的和解协议生效后, 一方反悔的和解协议属无效

根据前述分析, 和解协议之间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国家之间三方面的关系, 虽然和解协议需要国家机关的认可, 但国家机关认可中最首先要核查的就是达成协议的双方是否自愿。若其中一方反悔, 不愿履行, 那么检察机关不得强制执行。例如被害人反悔, 不愿接受之前达成的条件来换取对犯罪嫌疑人的从轻处理意见, 之前达成的条件无法得到其谅解时, 检察机关不能仅应被害人曾经答应过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而强迫其作出请求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的决定, 否则无疑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又如犯罪嫌疑人不愿付出曾经约定的赔偿数额, 那么检察机关就不能强迫其支付曾经约定的数额, 而强迫其“真诚悔罪”, 且对其强制性地建议从轻处罚。可见, 检察机关对于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进行审核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自愿, 若其中一方反悔, 此时, 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和解的基础已经丧失, 检察机关经过审查确认该变化的真实性后, 应当撤销原决定重新启动刑事诉讼。但基于犯罪嫌疑人反悔而无效的和解协议, 并不影响犯罪嫌疑人自首、坦白、认罪态度好等从轻情节的认定。

摘要：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自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但是对于公诉案件没有规定和解程序。新刑诉法修改, 吸收了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有益做法, 规定了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对于当事人和解的适用条件、案件范围以及除外情况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应认真研讨、审慎把握其中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公诉案件,刑事和解,检察机关,和解效力

参考文献

[1]臧铁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4:613.

[2]时恒支, 时方.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分析及制度构建[J].法学论坛, 2012 (2) .

[3]邱江华.检察刑事和解的制度设计——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视角[J].中国检察官, 2012 (3) .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 篇2

关键词：刑事和解；公诉机关；办理方式

刑事和解诉讼程序是刑事和解自立法实施以来，它在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恢复社会关系，尽最大限度保护让当事人合法权益等发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行使国家检察权的公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要善于运用刑事和解的办案方法，探索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办理机制的不断进步与完善。

一、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意义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是指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自愿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嫌疑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建议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确立存在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刑事和解有利于督促犯罪嫌疑人悔罪与再社会化

犯罪嫌疑人通过与被害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犯罪嫌疑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的行为给他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从内心反思过错，真诚悔罪。由于司法机关和被害人对其的尊重，使犯罪嫌疑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敌视，从而自愿地接受惩罚，积极地承担责任。这种特殊预防的效果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过程及矫正措施难以达成的。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从宽或免除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追诉，犯罪嫌疑人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二）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利益

由于近现代以前的刑事司法指导精神是惩罚性刑事司法，因此对被害人的权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而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全面保护被害人的人权。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互动交流，思想得以沟通，诚恳地向受害人认罪悔罪并积极补偿其因此受到的物质性损失和精神损失，以得到被害人的宽恕和谅解，真正使社会冲突得到平抑。而被害人心理伤痕和物质损失得以弥补和补偿。

（三）刑事和解是恢复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

刑事和解刑事案件的发生大都因亲属、邻里纠纷等民事纠纷引起，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犯罪发生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打破，双方都有谋求和平解决纠纷的愿望。对于这类案件，如果一概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会进一步恶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双方的矛盾。而“刑事和解程序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注重发挥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促使双方的谅解，在沟通、交流中化解矛盾，从而最大限度挽回案件给社会关系造成的伤痕，真正有效的促进社会和谐。

二、当前刑事和解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延长诉讼期限

刑事和解增加了公诉承办人的工作量，降低了诉讼效率。由于在随后的诉讼阶段需要多次的对被害人进行告知核实，但很多时候被害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认为案件已经了结，因为外出务工、认为案件已经了结或者其他原因等情形，并不能在后来的诉讼阶段及时到案接受告知，造成案件久拖不决，延长了案件诉讼、审理期限。

（二）容易导致被害人再次伤害与反悔

有的刑事和解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被害人或家属在案发过程中，其切身利益已经遭受了损害，在面对案件事实无奈之下同意了刑事和解。随后对此的多次告知和核实，使他们不断的翻出已经受到心灵伤害，与此同时，现阶段由于不正常的信访工作机制，导致在后来的诉讼程序告知或者核实的过程中，在已经和解拿到赔偿款的基础上，被害人再次提出增加赔偿数额，否则不予谅解，无端增加了对方当事人的负担，造成新的不公平。

三、检察机关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办理方式之建议

（一）善于利用案外因素促成和解

在办理刑事和解案件时，公诉机关承办人要立足案情又要高于案件本身，通过深入走访双方当事人所在单位、居住地或学校，全方位地了解其情况、矛盾来源、隐藏在案件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嫌疑人回归社会后的人身危险程度等，从而确定是否适用和解政策及采取何种方式来处理案件，承办人可以将走访情况作成笔录材料，对和解的可能性进行初步预测，并拟好相关处理意见提交科室讨论。再根据案情和了解的情况及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刑事和解程序。

（二）明确告知和解后当事人权利义务

公诉机关在促成刑事和解过程中，制作和解协议书、谅解书和相应的告知书，要有案件事由，赔偿数额，赔偿方式方法和期限，双方当事人姓名、姓别、年龄身份证复印件，双方当事人签字并捺手印，和解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附卷一份。特别在谅解书中注明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表示谅解，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司法机关依法给予犯罪嫌疑人的从轻处罚表示尊重，服从司法机关的判决裁定，告知书应当特别告知说明在今后诉讼阶段其作为被害人所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对上述诉讼权利我全部明白，并且表示我不在要求参加今后的任何诉讼活动。

（三）建立和解回访制度

犯罪嫌疑人因刑事和解被不起诉或者法院进行从宽处理之后，公诉机关承办人要定时回访经过刑事和解处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被害人特别是对风险预警较高的案件以及不起诉案件人员，可以通过街道、村委、基层检察室等载体，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开展社区矫正和回访工作，及时进行走访、帮教，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思想动态，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确保刑事和解工作取得实效。

（四）建立健全刑事和解机制

对于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达成的刑事和解，要将预防机制拓展到案前，结合案前调查所了解的情况，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准确衡量和解结果对案件起诉与否、定罪量刑的影响，对可能发生的涉检信访进行合理预测并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并将评估报告纳入案件审查报告之中，对信访可能性较大的案件还应会同控申部门制定息诉息访工作预案，及时排查化解矛盾，最大程度地降低和解案件处理风险，使刑事和解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

论刑事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的完善 篇3

关键词：刑事和解,程序,当事人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77、278、279条标志着刑事公诉案件和解制度从理论的争论走向了实践的适用, 由于该理论与中国传统以和为贵的社会治理有极大暗合之处, 在基层容易获得认同, 同时也更易发生变异, 冲击刑事法治的建设。因此, 在司法的实践中, 我们应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的适用程序。

一、刑事和解程序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

刑事和解的价值在于恢复性正义, 追求社会和谐。恢复性正义的司法并不追求罪与罚的实体结果, 其所关注的是通过当事人双方在调停人的主持下进行述说、沟通、商谈的方式, 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受伤害能够得以补偿, 心理创伤得以平复, 对加害人的仇视情绪得以消除, 同时加害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产生悔改之意, 使被犯罪所破坏的和谐社区关系得以修复。因此, 其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模式, 符合刑罚轻缓化的时代发展方向。但由于其始终要受制于中国人治法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基层习惯法治理土壤的干扰, 再加之粗疏而不精细的立法无法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 在司法适用中也极易产生一些潜在风险。

首先为实现当事人“双赢”的目的, 可能削减刑罚的预防功能;其次刑事和解无形中扩大了司法权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使得权力寻租等司法腐败现象滋生的几率大增;再次刑事和解中, 由于“人性”的两面性, 也可能使其背离保护双方当事人权利的初衷。即被害人为创造和解机会, 可能再次遭受二次伤害。加害人为追求从宽结果, 也可能承受不公正的处遇。刑事和解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具有一定的冲击性, 刑事和解通过赔偿来换取被害人的谅解, 可能成为“富人的专利”, 经济上的不平等渗透到司法领域, 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普遍性人权理念, 客观上的“同罪异罚”、“赔钱减刑”效果, 一定程度上损害着法律的公平性。

刑事和解制度潜在的风险, 可能危及公平正义的底线。要防范刑事和解制度的风险, 坚守住刑事司法正义的底线, 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追求, 必须进一步在司法中完善刑事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二、刑事和解程序中当事人诉权的完善

程序的完善上首先要对当事人“授权”, 比较《刑事诉讼法》279条和172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公诉案件刑事和解中, 即使被害人表示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也不能当然的产生终结刑事诉讼的法律后果。而172条规定自诉案件的和解是具有终结诉讼、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效力。因此在公诉案件刑事和解中, 无论是被告人, 还是被害人都只享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民事赔偿数额的实体处分权, 而不享有刑事实体处分权。因此, 如何保障当事人所享有的主体权利在构建刑事和解程序中既是不可缺少的价值因素, 也是对司法权扩张进行有效制约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 程序知情权

当事人有权知道自己所涉案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条件、可供选择的和解模式、选择和解的法律后果, 以及自己在和解中所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等。

(二) 程序选择权

作为被告人一方, 对于法律允许和解的案件, 其有权自由选择认罪或不认罪, 是否同意与被害人和解;作为被害人一方, 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 也有权提出、接受或者拒绝适用和解程序。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告人和被害人则都有权选择是否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解决案件和通过何种和解模式解决案件。就目前可采用的刑事和解模式学界对被害人与加害人自行和解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两种模式基本没有异议, 但关于司法调解的模式则有不同看法。[1]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78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包括司法调解的模式。

(三) 程序参与权

作为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及家属通常都有着表达个人意愿和陈述所受创伤的强烈愿望, 并希望通过一种倾诉和沟通机制来减轻精神上的痛苦和压力。如果加害人能在那种由加害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基层组织、单位代表共同参加的和解会议上向被害人真诚赔礼道歉, 这往往会使被害人的自尊心得到较大的满足, 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得到有效的抚平。同时加害人通过与被害人的对语, 更能深入地了解和感受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及家属带来的痛苦与伤害, 进而激发其社会责任感, 促使其真诚悔罪。所以如何保障双方当事人充分参与和解程序, 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是构建刑事和解程序不可忽视的价值因素。

(四) 程序申诉权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 为防止司法人员滥用司法权, 应当赋予当事人对和解协议处理的程序申诉权, 即当公安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时, 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机关或检察机关申诉;当检察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时, 当事人可以向其上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三、刑事和解程序中当事人诉权保障的各项程序完善

要有效地制约权力, 不仅要对当事人“授权”, 更要对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行权”辅之以严密的程序, 以保障法律赋予各主体在刑事和解中的权利。

(一) 刑事和解的告知程序

权利告知程序对于保障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知情权和行使程序选择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审判阶段都可以启动刑事和解程序, 因此办案机关在启动刑事和解程序之前, 应当以书面方式将有关内容告知当事人。

(二) 刑事和解的参与程序

对于如何保障被害人和被告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 尤其是被羁押的被告人, 充分参与和解程序, 无论是之前各地开展的和解模式的探索, 还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被忽略了。实践中, 对于那些被羁押在看守所的被告人来说, 通常只能通过调解机构或者家属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而且即便是加害人与被害人共同参与调解时, 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人民调解机构, 在主持双方和解时, 往往都是对双方进行道德和法制教育, 将说服劝导工作重点放在经济赔偿数额和标准上面, 使调解过程充满了“批评教育”和“讨价还价”的气氛, 被害人很难获得减缓精神痛苦和消除心理创伤的机会, 加害人也丧失了直接倾听被害人叙说其伤痛的机会, 即便是有悔罪表现, 但其真诚性也大打折扣。可以说, 过分纠缠于经济赔偿数额的确定, 而忽略了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精神层面的交流和沟通, 这是目前刑事和解程序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而这一问题只能通过规范性的程序设计才能加以保证。

为确保当事人充分参与和解过程, 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 刑事和解一般应在办案机关所在地采用会议的形式进行, 由办案机关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人、辩护人、代理人、当事人的家庭成员、受案件影响的社区代表等参加会议, 面对面进行交谈。若加害人被羁押, 办案机关还应负责将加害人由羁押场所押解到和解会议现场;对于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的, 办案机关应当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社会调解机构担任调解人, 并将调解人名单提供给双方当事人, 对于人民调解员担任调解人的, 和解会议应当由中立的调解人主持, 办案机关不得参与调解方案的提出。

(三) 刑事和解的审查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8条之规定, 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审查应当包含自愿性与合法性二个内容。

1、对和解自愿性的审查

刑事和解的达成, 全赖被害人、被告人之间是否就案件的处理方式达成了合意, 所以司法机关应将对自愿性的审查作为判断协议效力的重点和关键性步骤。而且从理论上说, 被害人、被告人可以基于意思自治达成任何内容的协议, 即使所达成的赔偿数额超过了法定的赔偿标准, 只要是双方自愿, 司法机关也不能干涉。这里的问题是司法机关应如何对自愿性进行审查, 特别是由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和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的和解。笔者认为, 一般应在办案机关所在地采用会议的形式进行, 其目的就在于方便司法机关对和解自愿性的审查, 在这两种模式下, 办案机关虽不主持调解, 也不参与调解方案的提出, 但可以监督双方当事人的和解过程, 确保当事人在和解谈判过程中的自由意志, 在双方达成合意后, 办案人员还应就协议是否是双方在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情况下自愿达成询问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 并记录在卷以备后查。

2、对和解合法性的审查

对和解合法性的审查主要就是对协议内容的审查, 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和解协议的内容未作规定, 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和解协议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表示:一是加害人真诚悔罪、赔礼道歉的意思表示;二是加害人对被害人提供经济赔偿的意思表示;三是被害人对加害人表示谅解, 并既往不咎或的意思表示。对和解协议“合法性”的审查不能做过于形式化的理解, 只要双方达成的合意中没有包含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 没有超出刑事实体处分权, 都应当确认为有效。

(四) 刑事和解的处理程序

1、和解协议达成并实际履行的处理程序

根据刑诉法修正案第279条之规定, 和解协议达成后, 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刑事和解的处理程序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可以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或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法院可据刑事和解协议对被告人从宽处罚。[2]

需特别指出的是, 虽然各办案机关都不是刑事和解协议的签订主体, 和解协议的内容也不涉及案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 但这并不等于办案机关可以视和解协议的达成而不顾, 任意地处置案件;虽然法条中均规定是“可以”,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办案机关“既可以, 也不可以”, 因为立法已将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作为一个法定的从宽处理情节, 原则上法院都应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否则就会导致刑事和解制度形同虚设, 和解协议的重要性严重缩水, 刑事和解的功能也无法实现。

2、和解协议达成未实际履行的处理程序

实践中存在着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未实际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时一方当事人反悔的情形, 对此应如何处理, 涉及到对和解协议的效力的认定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8条的规定, 在协议达成后都需经办案机关对和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 并由办案机关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因此经办案机关审查后的和解协议原则上都应合法有效, 对双方当事人都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履行。但并非所有经办案机关审查后的和解协议都具有强制执行力, 只有经法院审查确认的和解协议才具有强制执行力;也并非和解协议的所有内容都具有强制执行力, 只有其中的经济赔偿部分才具有强制执行力。根据《人民调解法》第33条规定,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 经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后具有强制执行力, 为了与此规定相衔接, 应当赋予经法院确认后的刑事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对当事人在实际履行中的反悔情形可依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1) 被害人反悔导致和解协议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情形

被害人在和解协议达成后, 经济赔偿全部或部分履行完毕后可能会反悔, 对加害人不予谅解。对此应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若被害人反悔发生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 且是以加害人有欺诈、胁迫为由反悔的, 经办案机关审查属实的, 应对和解协议不予确认, 返回常规诉讼程序的决定, 对被告人已实际履行的部分不予返还。若被害人的反悔发生在审判阶段, 经法院审查确认加害人有胁迫、欺诈情形的, 对此前达成的和解协议不予确认, 和解程序终结, 恢复原有的诉讼程序。

(2) 加害人反悔导致和解协议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情形。

一是加害人确属因客观原因不能履行, 被害人同意延期履行并予以谅解的, 若经法院确认, 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 在加害人有能力履行时,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若被害人不同意延期履行并不谅解的, 和解程序终结, 恢复原诉讼程序。

二是加害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 若经法院确认, 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公安和检察机关可以不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 法院也可以不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三是加害人以受到被害人胁迫、欺诈为由拒绝履行的, 经办案机关审查属实, 应对和解协议不予确认, 并终止和解程序, 恢复原诉讼程序, 已履行的赔偿部分应返还加害人。

总之, 我们必须从诉权和保障诉权的程序两个方面加强刑事和解程序的完善, 促成刑事和解制度的正确适用, 以加速我国刑事法治的建设与进步。

参考文献

[1]郑丽萍.比较法研究[J].比较法研究, 2013 (2) 。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 篇4

(一) 概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 通过调解人的帮助, 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沟通, 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达成刑事和解协议, 由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确认并对加害人予以从轻处罚而解决纠纷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1] 刑事和解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阶段, 它包括刑事自诉案件的和解和刑事公诉案件的和解。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确立了刑事公诉案件和解制度, 这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 也符合我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和“无讼”观念。

(二) 价值

公正与效率一直是法治社会追求的永恒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首先就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对于符合这种制度的案件, 当事人能够自愿的和解, 这样就节约了司法资源, 司法效率也会大大的提高。其次, 有利于使被害人的利益最大化。在刑事案件中, 通过最终审判的案件, 加害人对于受害人的赔偿积极性不高。最后, 有利于加害人更好的回归社会。在我国犯了罪的人一般都会留下案底, 等他们回归社会以后会被贴上标签, 这样不利于他们更好的生存发展。

二、刑事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一) 主观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真诚悔罪, 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自愿和解的, 双方当事人才可以和解。刑事公诉案件能够和解的基础是加害人能够得到被害人的原谅, 加害人对于自己所犯的罪有悔过的情节, 的的确确是认识到自己的罪行, 也愿意向被害人赔偿等, 这样就避免了现实生活中加害人花钱买减刑, 最后加害人回归社会后还是一样会再次犯罪, 他的社会危害性依旧存在, 这样刑事和解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二) 适用范围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首先谈及的就是适用范围问题, 当然此制度也不例外。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范围, 我们注意到关于公诉案件的范围为刑法分则的四章与第五章的犯罪案件有两个限定语, 一个是此类案件必须是由于民间纠纷引起, 说明加害人的犯罪的动机很单纯, 与受害人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二个是量刑必须是在判处三年以下的刑罚, 说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大, 属于轻微的刑事案件, 容易得到受害人的谅解。之所以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限定这两类案件中, 是因为这类的案件在现实生活中数量大, 如果最后都需要法院来做最终的判决, 将会加重法院的负担, 最终也不利于加害人回归社会。

(三) 调停主体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了刑事公诉案件的调停主体, 从此条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 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都可以充当调停者。此条并没有赋予第三方作为调停者来履行调解责任, 也否定了当事人之间“私了”, 这是因为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复杂, 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需要借助公权力来震慑。

(四) “公、检、法”的审查权

和解协议应该是在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 所以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在现实生活中一般加害人在经济与地位上要高于受害人, 他们往往通过势力上的悬殊来压迫受害者。此条赋予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审查权正是为了防止受害人受到加害人或者其家属的胁迫, 签订和解协议书违背其自愿的原则。除了要审查和解协议的自愿性以外还要审查合法性, 协议的内容必须遵守法律, 并且双方当事人不能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三、刑事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 适用的范围应当要具体

“刑事和解的范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范围过宽, 有可能瓦解社会对犯罪的认识评价体系, 牺牲法治的权威, 影响国家刑罚权的有效实现:范围过窄, 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不利于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的价值功能。”[2] 在我国, 公诉案件有两种, 一种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一种是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在此制度中虽然将渎职案件排除在外, 但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不仅仅涉及到渎职案件, 所以应当明确此制度中公诉案件的基本范围。新刑事诉讼法第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了具体的适用范围, 但还是比较模糊, 给司法机关太大的自由裁量权, 不利于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

(二) 建立监督机制

刑事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引入, 使得司法机关在是否从轻和减轻免除处罚上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 但如果不当行使, 可能产生司法腐败。损害当事人和国家的利益, 因为“权力倾向腐败, 绝对的权力倾向绝对的腐败”[3] , 所以要建立监督机制。这就涉及到监督权的行使主体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司法机关要听取当事人与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 将监督权赋予了与之相关的人员。在现实生活中司法机关的地位总是凌驾于当事人之上, 所以应当赋予其他的主体监督权, 这样才能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 避免出现花钱赎刑的情况。

(三) 建立社区矫正制度

当事人之间签订刑事和解协议以后并不代表加害人就完全自由了, 为了进一步的考虑加害人是否真诚悔过, 可以通过社区矫正制度。让他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项目来获得社会的再次认可。这样密切关注犯罪者的矫正和回归工作, 社区、学校、单位、家庭等各方面要积极参与, 必须注重恢复环境的建设, 不能出现一放了之的倾向, 也让刑事和解制度更有意义, 要不就成为有钱人逃避法律制裁的保护伞了。

参考文献

[1]卜林建, 封利强.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以刑事谅解为基础[J].政法论坛, 2008 (6) .

[2]周世雄.也论刑事和解制度——以湖南省检察机关的刑事和解探索为分析样本[J].法学评论, 2008 (3) .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 篇5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之创新性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 各地司法机关在探索刑事案件和解的过程中, 社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担忧:当事人和解是否有“花钱买刑”的嫌疑, 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因此, 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案件范围、和解程序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 严格限定和解的条件和案件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将符合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限定在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主要侵害个体法益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案件;限定只有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 并且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自愿和解的, 才符合和解条件。许多学者亦认为, 对于此类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有明确被害人的轻微犯罪, 才可适用当事人调解。[2]对于适用条件和案件范围作出的明确性规定, 改变了以往对此过宽或者过窄的理解, 法律上更加统一、权威。

(二) 严格限定了和解的方式、程序及后果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 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司法机关对于当事人和解的自愿、合法进行审查, 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 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新《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和解的方式、程序容纳进刑事案件诉讼链条, 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要经过司法机关的严格审查才可进入下一步处理程序, 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刑事案件公平公正, 在各个诉讼阶段,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可以”提出、作出从宽处理的权力, 公诉机关在处理达成和解的刑事案件时, 要把握从宽处罚的尺度, 结合犯罪情节、犯罪嫌疑人悔罪表现、社会影响程度等各方面进行衡量、区分, 妥善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向法院建议从宽处理。

二、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之角色定位

作为刑事案件诉讼链条上的重要一节, 检察机关参与刑事和解是打破封闭的内循坏, 延伸触角、往前一步, 参与创新社会管理的一大探索, 检察机关应当在遵守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前提下, 结合司法实务实际, 充分发挥其在办理刑事和解案件中的职能作用。

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前, 《高检意见》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介入刑事和解的职能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建议当事人进行和解、告知相应的权利义务、必要时提供法律咨询、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也就是说, 《高检意见》并没有要求检察人员直接参与刑事和解, 实务中也更多的以检调对接的方式处理符合和解标准的刑事案件。新《刑事诉讼法》第27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 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此条也未对检察机关能否主持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作出明确的规定, 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 应具有司法的中立性和超然性, 应严格遵守处理案件的法律性, 不可以直接参与主持调解;另一种观点认为, 检察机关应具有司法能动性, 可以以客观中立的态度主持调解。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 主要考虑:

(一) 符合立法精神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主持并制作和解协议书, 而该过程实际上就包含了与双方进行沟通, 促成和解协议制成并进行审查的过程。全国人大法工委编著的《刑事诉讼法解读》一书中也认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告知对方的和解意向、和解的相关规定及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权利、义务, 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各自的诉讼阶段作为中立的第三方积极促成当事人之间的会面、沟通、交谈, 组织和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在和解过程中, 主持者应保持客观、中立, 不得偏袒或欺瞒一方。双方当事人如果是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和解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对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性进行确认, 并审查和解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是否损害国家、社会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3]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参与主持调解是成功制作和解协议书的前提, 是符合立法本意的。

(二) 符合司法实际

在司法实务中考虑, 更应该赋予公诉机关主持调解的权力, 笔者所在的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每年有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而这类刑事案件往往是由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 加害方和被害方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 更有一些激烈的民间纠纷, 双方当事人积怨已深, 别说自行和解, 即使是见面都会分外眼红,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求双方当事人在案发后心平气和地进行自行和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 在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需要为双方当事人搭建一个和解的平台, 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释法明理, 从中斡旋、调和, 增进双方理解和信任, 主持协商以达成和解, 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的重要作用。

三、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办理方式之见解

(一) 建立一支刑事和解专业化办案组

现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矛盾日渐突出, 刑事受案率急速上升, 对于众多轻微刑事案件的传统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刑事和解制度虽然经过了各地司法机关几年的探索实践, 但毕竟作为一项刑事制度首次入法, 一些方面尚未完全达成共识, 在具体的操作上尚需进行完善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防止负面影响。因此在此类案件较多的公诉机关, 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刑事和解办案组, 让擅长主持和解的办案人员专门办理此类案件, 此举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人员专长从快从优地办理刑事和解案件, 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司法实践将现有的刑事和解政策进行提炼和完善, 逐步探索建立一套符合法律规律、保障办案效率和质量、体现三个效果统一的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办理模式, 为新《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提供重要参考。[4]

(二) 积极进行案前调查, 充分了解案外因素

日前, 笔者办理了一起轻微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李某因邻里纠纷与邻居大打出手并造成其轻伤的犯罪后果。本案案情非常简单, 李某也希望通过与被害人和解的方式了结此案, 笔者在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后, 曾前往双方所居住的村进行实地走访, 在走访中发现两家虽是邻居, 但矛盾由来已久, 平时磕磕碰碰不在少数, 这次便是矛盾升级的产物。在了解了本案的这些案外因素后, 笔者在主持双方调解的时候, 从本案出发, 结合走访中了解的矛盾点, 晓知以情动之以理, 并在当地村委会的帮助下, 促使双方放下矛盾, 握手言和, 达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因此, 笔者认为, 公诉机关承办人在办理刑事和解案件时, 要立足案情又要高于案件本身, 通过深入走访双方当事人所在单位、居住地或学校, 全方位地了解其情况、矛盾来源、隐藏在案件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嫌疑人回归社会后的人身危险程度等, 从而确定是否适用和解政策及采取何种方式来处理案件, 承办人可以将走访情况作成笔录材料, 对和解的可能性进行初步预测, 并拟好相关处理意见提交科室讨论。再根据案情和了解的情况及双方当事人的申请, 启动刑事和解程序。

(三) 建立案前预防机制, 做好风险评估

虽然刑事和解制度有着其自身优点, 对提高司法效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从各地几年的探索来看, 刑事和解制度又含带着自身的隐忧, 容易引发实际操作的困难。一旦操作不当, 会给群众留下“花钱买刑”的不良印象, 继而引发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因此, 笔者认为, 检察院公诉机关对于不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和解的刑事案件, 要仔细审查和解的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合理合法, 对和解协议书进行监督确认, 排除违法和解的隐患。公诉机关对于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和解, 要将预防机制拓展到案前, 结合案前调查所了解的情况, 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了解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双方产生和解意愿和达成和解意向的过程, 掌握双方当事人对和解过程以及内容的态度, 本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准确衡量和解结果对案件起诉与否、定罪量刑的影响, 着重把握刑事和解在审查起诉环节的风险点, 对可能发生的涉检信访进行合理预测并形成风险评估报告, 并将评估报告纳入案件审查报告之中对信访可能性较大的案件还应会同控申部门制定息诉息访工作预案, 及时排查化解矛盾, 最大程度地降低和解案件处理风险, 使刑事和解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 启动联动办案机制, 提高刑事和解效率

笔者在办理刑事和解案件时, 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同一个案子, 在侦查、审查起诉甚至之后审判阶段都可能进行过调解, 导致整个司法程序中出现多次和解, 但因为各阶段办理机关的立足点、双方当事人各时期的需求不同, 导致和解中出现多个意见标准, 极大地阻碍了和解的达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公诉机关在审查此类案件时, 可以与公安机关、法院进行联动对接, 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建议, 集思广益, 围绕犯罪事实、性质、被害人意见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 提出相应的定罪量刑建议, 联合调解, 有效促进刑事和解的效率和效果。[5]另外新《刑事诉讼法》第278条要求和解协议必须在公检法机关主持下制作, 但并未限定在促成和解过程中排除社会力量, 结合笔者办案实践来看, 此类案件的成功办理, 往往除了检察机关的参与, 人民调解组织、基层组织代表、辖区居委会村委会的配合协调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和解中, 可以适当引进社会力量, 使双方在法理、情理上接受对方, 推动和解的成功。启动联动办案机制, 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 又提高了刑事和解的效率。[6]

(五) 注重调解方法,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公诉机关在调解开始前, 要重申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告知调解流程并最大限度地使双方当事人放下压力和戒备心理, 明事说理, 要注重说理释法工作, 通过辨法析理、分清责任、说服教育等措施, 通过面对面、背对背的谈话方式, 使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并真诚悔过, 淡化被害人的痛苦。在和解 过程中, 尽力让犯罪嫌疑人设身处地为被害人着想, 不仅赔偿数额上适当向被害人倾斜, 还要要求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当面赔礼道歉、具结悔过, 从物质和精神上对被害人进行补偿。同时公诉机关承办人还要监督和解协议的及时履行, 使补偿落到实处。

(六) 建立“再回访”制度, 防止“一和了之”

公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的施行, 不仅需要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时“下工夫”, 更要在案件处理后“花心思”。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但前提是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不起诉的规定, 不能单独据此决定诉讼的进程。[7]检察机关要建立“回头看”制度, 在不起诉或者法院进行从宽处理之后, 承办人要定时回访经过刑事和解处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被害人特别是对风险预警较高的案件以及不起诉案件人员, 可以通过街道、村委、基层检察室等载体, 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开展社区矫正和回访工作, 及时进行走访、帮教, 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思想动态,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 确保刑事和解工作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孙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理解和适用[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340.

[2]张志铭.刑事和解: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7, (4) :7.

[3]王尚新, 李寿伟.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释解和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284-285.

[4]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运用[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344.

[5]宋英辉.刑事和解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97.

[6]张军, 张必新.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3: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