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诉

行政公诉（通用5篇）

行政公诉 篇1

一、行政公诉与行政自诉的概述

行政公诉, 即行政公益诉讼, 是指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的诉讼活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中相继作出的具体授权及规定。至此, 我国行政诉讼包括行政自诉, 即传统的“民告官”模式, 也包括行政公诉呈现出一种相反的诉讼模式即“官告官”。

二、行政公诉案件与行政自诉案件的区别

(一) 诉讼原告 (起诉人) 不同。无论是行政公诉还是行政自诉, 其被告均恒定为行政机关。但行政公诉中原告只能是检察院;而行政自诉中原告资格限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对比发现, 行政公诉的起诉主体仅指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而行政自诉来讲只要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均可作为起诉主体, 可见行政自诉案件的起诉人 (原告) 的范围远远大于行政公诉案件。

(二) 诉权基础不同:行政公诉中检察院行使的是监督权, 其目的是防止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行政自诉中的诉权是基于公民自由权, 人格权等权利, 即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新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认为”二字足以说明行政自诉是利害关系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一种“主观诉讼”;与此恰好相反, 行政公诉则是一种“客观诉讼”, 它是检察院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 为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的监督活动。

(三) 受案范围不同:目前仍处于试行阶段的行政公诉, 受案范围指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 针对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 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而行政自诉案件的受案范围则有行政诉讼法第12条作了明确规定。可见, 相对于刚刚起步的行政公诉, 行政自诉的受案范围要大得多。

(四) 诉前程序不同:提起行政自诉案件的程序相对简单易操作, 除个别案件存在复议前置或复议终局外, 均可直接提起诉讼, 不难看出看出这是对公民诉权的保护。但若要提起行政公诉, 首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先行层报最高检。其次,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查建议, 督促其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 而相关行政机关应在1个月内予以回复。

(五) 举证责任不同:诉讼中“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行政公诉案件, 即由检察院来承担举证责任;而行政自诉案件, 被告行政机关与原告公民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阶段占据主动性, 而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更多地处于被动的地位, 举证困难, 因此法律规定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举证责任有被告行政机关承担。通过赋予行政机关举证责任来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行政公诉与行政自诉案件的联系

(一) 监督行政权, 促进依法行政。历史教训和累积的经验不断告诫我们, 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势必走向滥用和腐败。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 通过监督法律、法规在是否得到正确实施来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这是一种间接的监督方式, 而主动发现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则是直接行使监督权的表现。无论是为了自身利益不受侵害提起诉讼的公民, 抑或是为了公共利益不受侵害而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 其目的都是让行政机关更好地履行职责, 为人民服务。

(二) 保障人权, 实现公平正义。无论是行政自诉案件的赋予公民“民告官”的诉权的范围扩大还是行政公诉案件由检察院提起诉讼, 其根本目的都是限制公权力的滥用,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行政行为有国家公权力得以保障实施, 行政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同样则显得势单力薄, 无所依靠。所以法律赋予诉权以保障人权, 实现公平正义。但这种诉权却仅限于私益, 对于当今社会这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行政公诉应运而生。

(三) 促进法治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社会建设不仅仅是徒有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 更重要的是让纸上的法律规定活起来, 人民自觉遵守法律, 懂得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检察院要充分发挥其法律监督的职责, 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通过公诉与自诉双管齐下, 来促进法治社会建设, 国家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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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德全.构建复合行政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 2007 (02) .

[4]王晓, 任文松.论检察机关的行政公诉制度[J].社会科学研究, 2013 (06) .

行政公诉 篇2

检察机关是否应该享有民事行政公诉权，是近年来立法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对此，学者专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试从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的监督权说起，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作初步探讨，以期获得对法制理念的深刻认识。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是监督职能。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拥有国家所赋予的监督权，应监督法律的有效实施，并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具体体现为检察权，如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权、民事行政检察权、公诉权等。其中，民事行政监察权是指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的法律监督的权力。但是，对于某些损害国家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行政行为，如果没有还启动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就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无疑是检察监督的“盲区”;公诉权是检察权的一项重要职能，指人民检察院享有以国家名义对一切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权力。在现阶段，检察院的公诉权只限于刑法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对民事行政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给国家或个人造成的损失，缺乏长期有效的监督，使得国有资产非正常流失现象严重。这不得不说是法律监督的一大缺憾。国有资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当前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有一部分是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所造成，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违法的民事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对于这类违法行为，没有人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或者虽有人享有诉权，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行使，以致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弥补。在中国即将加入的WTO(世界贸易组织)中规定的中国政府的义务，很多都涉及了国家公益的职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各国都通过了民事行政公诉权诉予以保障，而我国却无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对此，我国立法应当考虑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

从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我国在民事行政监督权的立法上确有不足之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然而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首先，同是国家利益受损，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检察机关可以介入，受损的国家利益有机会得到补偿;而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民事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国家损失，检察机关就不能介入，无法行使监督权。由于不同原因造成相同的损害后果，检察机关却不能行使相同的监督权对其进行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三大诉讼法之间不协调的表征。其次，由于种种原因，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常常无法落实。如《刑法》规定的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造成破产、损失罪，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这几种罪名侵犯的客体均为国家利益，且侵犯程度都是重大损失。但这几种罪的侦查权现属公安机关，以公安机关目前的侦查管辖范围之大、人力状况之紧张经常无暇顾及，执行起来不很得力;而且，即使追究了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仍需着力落实，加大附带民事赔偿的力度。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理论在国外由来已久，并被许多国家所采纳。法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在事实妨碍公共秩序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法国诉讼理论认为，检察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凡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检察院都有权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检察官提起行政诉讼，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是完全可行的。行政诉讼最早的形式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行政越权之诉。建立行政越权之诉的目的不是为了恢复个人的权利，而是为了维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行政越权之诉中，与自己利益没有关系的人都可以对某些具体的行政行为提起公益性的行政诉讼。行政越权之诉是行政诉讼的主要形式，是行政诉讼的内在功能。由于法国宪法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不能干预行政，所以法国检察机关不能提起这种诉讼。但是，许多国家采纳了行政越权之诉的理论，承认

行政公诉 篇3

关键词：刑事公诉；出庭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270-1

长岭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自1996年以来，对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一直贯彻和坚持公诉人出庭制度，也是历年来全地区检察机关中唯一的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百分之百的检察机关。

按照最高检院日前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出庭工作的通知》，要求新刑诉法正式实施前，各级检察机关要积极协调法院，尽可能扩大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的出庭范围，今年10月1日前，对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出庭率应尽量达到50%；今年年底前，出庭率原则上应达到100%。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作用，进一步完善和探索刑事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制度长效机制，是长岭县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当务之急的工作重点。

1 加强与公安、法院协调关系，处理好与律师关系

1.1 检察机关对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派员出庭，在独任审判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可能判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案件时，要及时与法院协调，提出纠正意见，建议法庭采用合议庭的方式进行审判。

1.2 不但在公訴部门内部建立“证据裁判”意识，同时也要通过有效方式帮助侦查人员建立此种意识，围绕公诉工作的核心，从源头上改善和提高案件的证据质量，正确定位检警关系。同时加强同法院和公安之间的横向交流和协作，统一常见多发性犯罪的证据证明标准，并将这些标准延伸到侦查环节，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引导公安机关逐步提高证据收集、运用的水平，以提高公诉案件质量。

1.3 大多数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将没有辩护律师参加，控辩严重失衡的状况将会比较明显。为此，向司法局提出建议，鼓励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参与简易程序。

2 苦练内功，提高公诉人的法律政策水平，提高公诉人的业务素质，全面提高出庭支持公诉能力。

2.1 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干警的业务素质，提高审查判断证据能力，确保案件质量，提高出庭支持公诉能力、应变能力。刑诉法修改强化了出庭公诉的地位和作用。出庭难度增大，围绕庭审出现的矛盾冲突也相应增多。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都具有了更加强烈的对抗性。因此，公诉人需要不断增强自己的抗辩能力。这就要求公诉人对案件的全部事实和情节以及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了如指掌外，还要认真做好庭审中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的工作。公诉人只有不断提高政治、法律业务素质，才能对庭审中的意外情况做到稳定沉着，机智应变，才能应付自如，从容化解。

2.2 积极开展针对公诉人的实战培训，提高庭审交叉询问技能，妥善处理庭审调查中证人证言、证据发生的各种变化，全面提高掌控庭审局面的能力。

2.3 要努力强化公诉人的程序意识，认罪履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告知、听取意见等义务，认真审查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超期羁押、违法扣押、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程序违法问题；不断强化证据意识，提高审查、判断、运用证据的能力，正确和熟练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提高运用法律政策的水平，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3 加强改革创新步伐提高办案效率

在简易程序案件成为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出庭的主要程序后，要积极创新案件办理模式。

3.1 尝试公诉科简易程序专职公诉人出庭模式。

该模式是指在检察长的领导下，在公诉部门简易案件办案组内实行的，由专人对简易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并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办案制度，是对公诉人的一种专业化职能分工。并对于拟起诉的同类案件同批公诉，在协商基础上，要求法院对同类案件同批开庭审判，以实现简易程序的快捷、高效。

3.2 要从内部积极探索并形成有效的案件审查出庭制度。

3.2.1 是建立符合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使案件审查报告、讯问笔录均体现简易程序案件的特点。

3.2.2 是加强对量刑情节的审查和认定。由于简易程序案件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于犯罪事实自愿认罪，其关注重点在于决定其量刑的各种法定、酌定情节。因此，对于量刑情节告知书中涉及犯罪嫌疑人到案情况、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人身损害案件的赔偿事实、以及初犯偶犯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力求阐述详尽，证据有效有力，为迅捷出庭打好基础。从而实现出庭效果上的短、平、快。

4 严把简易程序案件质量关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只是庭审程序的简易，而不是审查案件的简易，必须确保案件审查质量。“简易”并非简单，不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省略，相反要强化对简易程序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是加强对法院审判活动监督的最重要途径之一。避免了法官同时行使控诉、审判职能而出现角色混淆的尴尬局面。

5 建议“两高”及时出台司法解释

针对简易案件全部出庭的情况，建议区分情况采取出庭支持公诉和出庭旁听庭审两种形式，或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允许检察机关派一人出庭。

简易程序立法的完善，是提升诉讼效率，实现程序分流、繁简得当的难得机遇。检察机关应当以简易程序变革为契机，推动公诉工作科学发展。在落实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规定过程中，检察机关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简易程序适用的进度，而是适用该程序可能面临的诸多挑战。权利只有得到维护，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

出庭公诉“三步曲” 篇4

检察人员出席法庭，是公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包括出席一审法庭和出席二审法庭。前者是指检察机关指派公诉人代表国家指拉犯罪并出席法庭审理，后者则是指检察机关指派检察人员对上诉或者抗诉案件全面进行法律监督并出席法庭审理。…具体在公诉工作中应注重以下三步。

一、夯实庭前基础

检察人员出席法庭是建立在审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因此要做好出庭工作，首先就需要夯实案件审查的基础。具体而言，庭前审查工作一是正确分析把握证据，二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为了保障我国公诉权得到正确行使，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从现实司法需要出发。也必须维持较高的证据标准”，因此，作为公诉人员，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证据和事实是案件的灵魂，再奥妙的法学理论离开了案件事实本身也会无用武之地，查清案件事实真相不仅是大陆法系国家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更是评判公诉工作质量的重要依据。而当前在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对证据的分类及法定形式认识不统一；对证明标准的把握有失准确：对关键证据的审查不细致等。对此，笔者认为。夯实庭前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案卷“三读”

对案件材料要泛读、精读、复读，通过不同环节的阅读达到不同层次的认知程度。首先是在接触案件之初，对案卷材料进行快速的泛读，迅速理清案件脉络并找出重点问题，为细致审查打好基础。其次是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地对案件材料进行精细研读，发现证据及事实存在的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对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认定事实的结论。最后则是在出席法庭前的复读。带着对已认定事实进行批判、修正的眼光再次阅读案件材料。通过否定之否定。形成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把握。事实上。每读一遍案件材料我们都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都会发现以前我们没有完全发现的内容，都会带给我们回味无穷的空间。

(二)证据、事实“四比对”

通过对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认定事实与生活情理之间、有罪事实与无罪事实之间进行对比、比较，找出证据和事实存在的问题，使法律真实尽量贴近客观事实。在案件材料中不同的证据往往存在着不同的指向，通过对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判断出证据之间能够印证的事实内容。在此基础上，综合全案证据得出事实认定。并就个别证据与认定事实之间进行再度比较，可以修正和完善我们对事实的把握。即便如此，我们还需要对认定的事实和生活中的常情、常理、常识进行比较，对有罪事实和无罪事实进行比较，得出孰真孰假的最后结论。通过“四比对”可以有效地判断出案件的疑点，防止出现错误的事实认定，从而为出席法庭工作奠定牢靠的事实基础。

二、出席一审法庭

公诉人出席一审法庭的任务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部分：一是指控犯罪。二是法律监督。从指控犯罪的角度而言，公诉人需要通过法庭讯问获得被告人供述，通过法庭举证向法庭举示被告人供述以外的证据，通过法庭辩论进一步强化指控的主张。在这一系列的诉讼过程中，堪称出席一审法庭重心的就是法庭举证和质证。因此。把握好法庭调查这一核心与重点。在此基础上强化法庭辩论将有助于成功出席一审法庭。

(一)重在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是由讯问、询问、出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内容组成的，核心就是围绕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成立展开证明与反证明。因此，对于公诉人而言。以怎样的结构、顺序和方式在法庭上展开证明指控事实成立的活动是一门值得考究的艺术。

首先。法庭讯问需要避免反复纠缠。在实践中常常出现冗长的讯问场景，例如公诉人对于“拒不认罪”的被告人进行当庭质问，反复纠缠于其主观动机等问题，最终讯问所得与预期效果相去甚远。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就在于过分依赖被告人供述。事实上被告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要期望其供述不利于自己的内容本来就缺乏理性基础。如果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那么让其简单陈述主要事实即可。如果被告人对指控事实有部分或完全否认，那么公诉人法庭讯问的重点应当放在问明其有异议的关键事实，给予被告人充分辩解的机会，为下一步围绕有价值的争议事实展开证明奠定基础。

其次，法庭举证需要精心设计。举证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说服法官使其确认指控事实的成立。因此针对不同的案件事实可以设计不同的举证策略。

(二)精在法庭辩论

一审法庭的法庭辩论由公诉人首先发表意见。然后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公诉主张进行攻击、瓦解指控事实和罪名。因此公诉人虽然担任的是指控任务，但是从论辩角度而言，更多的是扮演着一种防御角色。就辩方的进攻而言，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是控方就需要加强防守、滴水不漏。在这里公诉人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答辩辩护意见切忌面面俱到。公诉答辩在一审法庭中应当精辟深刻、切中要害，对于和指控事实无关或者关联性不大的辩护意见大可不必“有问必答”。

三、出席二审法庭

与出席一审法庭相区别，出席二审法庭的核心在于“后发制人”，关键在于法庭辩论。和一审不同的是，刑事案件的第二审程序虽然是就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理，但在实践中往往由于没有新的证据和事实出现。而使得庭审主要围绕法庭辩论而不是法庭调查展开。因此，掌握好法庭辩论就掌握了成功出席二审法庭的主动权。

(一)准确定位

攻防转换是公诉人出席一审法庭和检察人员出席二审法庭的重要差别，因此准确把握角色定位是出席好二审法庭的前提条件。由于出席二审法庭时，除了抗诉的情况外。其余的情形都是由上诉人及其辩护人首先陈述上诉理由，然后再由检察人员发表出庭意见。因此，这一发言顺序的先后决定了检察人员在出席二审法庭时需要更多地承担进攻者的角色，即针对上诉理由的无理之处进行反驳，通过攻击谬误达到维护正确的一审判决的目的。“攻”与“防”的区别也正是出席二审法庭和出席一审法庭定位的不同，准确定位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好检察人员在二审法庭中的角色和任务。

(二)有的放矢

二审法庭的辩论较之一审法庭而言更有难度，其一在于二审法庭的重心往往集中在一审最争执不下的焦点问题上，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通过一审法

庭的经历已经对案件事实及证据有相当程度的把握：其二在于辩护观点更加难以预测，甚至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往往另辟蹊径、出人意料。在这种情况下，检察人员的出庭意见更需要有针对性，围绕上诉理由进行条分缕析、层层解构。实践中常存在上诉人在法庭上临时调整上诉理由的情况，由于检察人员的出庭意见书往往是事先制作好的，如果不及时调整就会存在“文不对题”的尴尬局面。因此有的放矢地发表出庭意见也需要引起二审出庭检察人员的高度重视。

(三)随机应变

对大量的二审案件而言，由于没有新的关键事实和重要证据，因此法庭调查在整个庭审占据的地位是有限的。但是也不排除有的时候法庭调查中会出现一些无法事先预料的情形，或者出现检察人员事先没有掌握的证据。这时就要求我们的检察人员随机应变，根据庭审情况适时应对。

中国刑事公诉制度研究 篇5

摘 要：公诉制度是由国家追诉特定犯罪的一种制度。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各个国家相互间的交融，我国的公诉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价值取向方面。一项制度的存在不可能没有缺陷，而我国公诉制度的缺陷也在其日渐发展适用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修改我国的公诉制度，使之更加完善健全。此外，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使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确保公诉顺利进行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更加突出，这样，对公诉制度更为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

关键词：公诉制度；控告权；审判权；辩护权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32-02

一、公诉制度概述

众所周知，公诉权是代表国家的专门机关主动追诉犯罪，并请求审判机关予以定罪量刑的一种诉讼权利。其实质就是国家的垄断控告权。但是这种权力没有处分实体权力，仅仅作为一种请求权而存在。这种请求权在发展过程中，是由当事人的请求权演变而来，逐渐发展为国家权力。亦是由审判权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权力。因此，在不断加大对公诉权研究及使用的力度上，公诉制度便应运而生了。公诉制度是以公正与效率为价值目标，以我国现行公诉制度为基础，兼容国际先进法律文化、理念、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司法规律的新型公诉制度[1]。阿里格斯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中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再好的制度，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赋予这种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态度及行为方式上都经历过一种向现代化方面的转变，那么他的结论就是失败的悲剧，这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诉制度，首先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和理念。

第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公诉制度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公诉机关在实施一系列公诉行为的过程中，包括行为手段，对有关诉讼参与人做出强制措施的决定，对于案件的结论、决定都应当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要避免过去那种只重视实体，轻视程序，为了追求实体真实而不择手段的弊端[2]。

第二，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观。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说明了在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发生冲突时，要以保障人权为第一选择，这就如同应当对疑罪做出无罪判决的道理是一样的。

第三，贯彻控辩平衡原则。目前我国的控诉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现在，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我们又将被告人辩护的权利，有委托律师辩护写入法律，如此，在控诉过程中就要坚持一个平衡原则。由于公诉机关背后有国家作为后盾，剥夺公民的人身权利、自由权利等一系列权利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要保障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就要从根本上限制公诉权的滥用。

二、我国公诉制度在现实中存在的缺陷

（一）“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不彻底贯彻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是规范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性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中具体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督形式，如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执行监督等，使得检察机关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实践证明，“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对于充分发挥公检法各自的职能，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具体规定，这一原则得不到彻底贯彻，导致了“一分工就不合作”，“一配合就不监督”的状况。

（二）公诉方式的设定存在结构性缺陷

为了配合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彻底废除了全案移送制度，但也没有实行完全的“起诉书一本主义”，而是采取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起诉方式。由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缺乏具体的规定，操作中仍然没有解决“法官预断”的问题，这不仅使得公诉权和辩护权的平等性在诉讼结构中难以体现，而且在实践中也带来了不少弊端。

1.公诉队伍人才流失。作为检察院最重要的公诉部门，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公诉人员有很多出成绩的机会，因提拔、轮岗交流等原因离开了公诉岗位，不利于精英公诉团体的形成。与此同时，控辩式庭审对公诉专业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公诉人才的流失使公诉工作极易陷入被动局面。

2.不起诉权的行使不够充分。不起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权力，是由自由裁量权派生出来的。从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地方并没有按立法精神充分行使不起诉权，主要表现为：第一，将案件不起诉率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甚至人为限定案件不起诉比例；第二，在某些案件中，已经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逮捕措施，为了避免承担错捕的责任，或者考虑到公安机关的因素，而对应做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提起公诉。另外，有学者认为对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权获得救济，主要表现在：被害人有权对该决定声明不服或提出申诉；被害人有权依法启动公诉程序，推翻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如德国的强制起诉程序和日本的准起诉程序[3]。

3.公安机关侦查质量不高。公安机关采用侦审结合的办法，内部缺乏监督环节，部分侦查人员仍保留在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的侦查观念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有些地方公安机关的案件退补率达到50%以上，甚至高达70%。此外，退查和自行侦查也存在问题。退查和自行侦查是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时的经常性工作，是补充和完善案件证据体系的重要措施。在司法实践中，该项工作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之间互相推诿，侦查人员对退补案件不够重视，退而不补的现象屡禁不止。第二，部分补侦目的不明确、退补理由不适当，或者公检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重复退补情况比较多。第三，检察机关对自补权的行使不够、不充分。

三、世界各国公诉制度的发展趋势

在世界逐渐融合的趋势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公诉制度也随之渗透、融合，出现了共同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我国公诉制度也要适应这一趋势。

（一）强化检察官公诉制度

1985年，英国根据其《刑事诉讼法》建立了皇家检察署统一公诉制度，以及《皇家检察官规则》。从1986年初起，英格兰和威尔士均建立了公诉机关，它的职责就是检察官有权在警察决定起诉被告人时复审案件，决定是否要提起公诉以及是否出庭支持公诉，还可以对案件提出意见。这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诉制度极为相似。

（二）确定了公诉机关的独立性

为了充分发挥公诉机关的作用，就得改变公诉机关对法院的附属性，赋予公诉机关独立性。对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犯罪的范围、内部组织、权利义务等，各个国家都在予以完善。公诉机关独立办案及检察官身份保障和待遇等制度，也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相继得到确定。

（三）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

随着犯罪率的不断升高，以及对人权保障观念的加强，许多国家都开始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德国，检察官具有停止起诉、暂缓起诉等权力，甚至申请法官直接签发处罚令，在节约诉讼资源的前提下避免将大量不需要浪费司法资源的案件起诉到法院。而在美国，大量的诉辩交易就是证明其自由裁量权的最好的证据。实践证明，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正在逐渐扩大，有些国家的不起诉的比例已经超过了起诉的比例，如德国、荷兰、日本。

（四）公诉意见对审判的制约作用加强

为了限制审判权，公诉意见在审判对象、范围等方面也起着很大的限制作用。由于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已经充分考虑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因此，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在一些实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检察机关享有更多的制约作用，即其在起诉时不仅可以提出指控的罪名以及量刑建议，而且法院只能就指控的罪名进行审判，也只能在量刑建议的范围内进行量刑。尤其是在美国，辩诉交易的大量应用，审判方式几乎成为了摆设。

四、公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适当扩大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

第一，在立法上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在做出不起诉决定时所要考虑的公共利益因素，如社区的安定和谐、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等。第二，在立法上应放宽对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限制，取消作出相对不起诉必须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规定，赋予检察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对较为严重的犯罪做出不起诉决定的权力[4]。

（二）公诉权的延伸和量刑建议

第一，量刑程序的二元论。一般来说，量刑程序是独立于定罪程序的，这是英美法系的产物，也即陪审团定罪，法官量刑。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基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只有对案情复杂，影响较大，有必要进行单独的量刑程序的案件实施独立的量刑程序，相反，对事实比较清楚，法律争议不大，刑事责任比较明确的刑事案件，不实行独立量刑程序。二是检察官量刑建议的二元论。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增强审判的透明度，节省司法资源，改善了法庭辩论的乏味，增强了庭审的抗辩性。综合各国情况，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另一方面拉大了公诉方与被告人之间的距离。因此，相对不确定的量刑建议更适合我国。

（三）培养职业公诉人及建立主诉检察官负责制

作为检察院主要部分的公诉部门，但是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使得一些已经在公诉这一具体工作中有着丰富经验的人因提拔等原因离开了公诉岗位，加之我国检察官缺乏独立性，办案的积极性不高。实践中，检察官在庭审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素质。更为重要的是，对抗式的庭审对出庭的检察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培养一批职业公诉人迫在眉睫。这样就大大地弱化了检察官的个人责任感，在公诉权运作过程中出现非法干预时，检察官认为自己不是公诉主体，从而消极对待外部干预。而且，由于其不是公诉主体，即使出现错案也不能追究其责任，就更加肯定了其消极性。同时，追究检察长或检查委员会的责任在我国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只能是我国滥用公诉权却无人承担责任。所以，强化检察官的个人责任，才能真正地实现对外部干预的抵抗。我国实现的主诉检察官改革已经促进了检察官的个人责任感。

（四）建立律师见证制度

根据上述理由，建立律师见证制度也是改善我国公诉制度的有效措施。律师见证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有效遏制刑讯逼供，保全证据，强化控方证明力，而且也是执行国际公约，最终达到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正义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樊崇义，陈卫东，种松志.现代公诉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95.

[2]赵永红.公诉权制约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4）：6.

[3]樊崇义.检察制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