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精选12篇）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 篇1

一、非民间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

(一) 涉及陌生人间的刑事案件

陌生人之间的盗窃、诈骗、抢夺案件发案率最高, 案情明确, 争议小, 如果采用刑事和解的方式有助于减少司法成本, 提高诉讼效益。近几年我国刑事案件数量居高不下, 众多的刑事案件超过公安机关正常工作量, 难以应对。当情节较轻的案件发生时, 往往得不到公安机关的重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需集中人力、物力等资源, 公安机关的工作能力不能辐射所有的案件。因此, 陌生人之间的盗窃、诈骗等案件情节较轻的可以采取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公安司法机关对所有案件都采用“一把抓”的方式势必会使其工作陷入困境, 工作积压越来越多。所以, 司法机关可以鼓励朋友之间、邻里间因财产和人生纠纷引发的案件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 对刑事和解的使用条件没有必要做出法律规定。

(二) 非民间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

非民间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视情节大小以及所涉及的相关法律可以采取刑事和解。如挪用公款, 准确的说该案件性质并不属于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 不适用于刑事和解。但是基于案件设立本身的目的是帮助受害者追回资金, 尽最大可能减少受害人的损失。如果行为人能够积极主动的交代资金去向, 未免不是最佳的解决方式。此时采取刑事和解的方式对双方都有利。

二、故意的重罪案件

(一) 重罪适用和解并非是“花钱买刑”

不理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罪采用刑事和解的方式可能在表面上会使人认为此制度是“花钱买刑”, 这是民众对司法不理解产生的误区。司法审判考虑的因素众多, 刑事和解中民事赔偿的行为是司法机关审判时从宽处理的因素之一。刑事和解反映加害人的主观意志是否恶劣, 其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当作为案件审判的重要条件。加害人的相关行为真正的表现出其悔改的主观意志, 公安司法机关才可以采取刑事和解的方式处理案件。二是被害人的损失大多通过钱财弥补, 因此赔偿被害人损失是达成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 社会弱势群体对富人或者官员本身存在一定反抗心理, 当制度对富人产生便利时, “花钱脱罪”的概念则会加重。作者认为, 司法机关要考虑司法行为实施结果需保持平等。加害人的贫富差距是先天条件, 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做好刑罚的处理工作, 比如增加富有的被害人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对赔偿金额难以提供的可以采用分期赔偿的方式。

(二) 重罪适用并不违背刑事理念

一方面, 重罪适用刑事和解没有突破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刑法定罪原则、刑罚适用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某些刑事和解可能超出法则理论, 但是其内涵并未真实发生变化。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 现代刑法的理解已经有所改变, 并不再坚持绝对的、形式的刑法原则, 二是通过采用相对的、具有实用性的刑法处理模式阐释刑法原则的内涵。另一方面, 重罪适用刑事和解不会损害司法权威。重罪案件的定罪处罚的空间较大, 审判结果与民众的期望存在差距。一般的诉讼程序, 当事人不能完全参与, 由于当事人不懂法, 无法认同法院的审判结果。刑事和解的前提是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 双方都认可彼此的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参与到法律执行过程中, 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 认同案件处理的方式与结果, 那么纠缠诉讼行为就会减少很多, 民意安抚工作也会取得较大的成效。如果能够刑事和解的, 法院则应当尊重双方当人的选择。

三、涉及公共法益的案件

某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首先损害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 但是更深层次的考虑, 该罪名也涉及部分个人和单位的法益, 对其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是不可忽视的。个人权益和国家权益之间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他们可以通过灵活的运用法律规则而使双方的利益得到保证。行为人通过和解的方式对被害人表达歉意以及赔偿损失, 可以弥补受害人的心理创伤以及损失的财产, 还可以安抚受到惊吓的群众。从社会层面的角度来看, 和解行为有助于恢复司法秩序, 安抚民心所以, 司法部门在处理各种犯罪事件中, 应当考虑到其危害的公共法益和个人法益两种情况, 能够采取刑事和解的当灵活应对, 以更好的维护社会和谐。

摘要：作者基于各地刑事和解案件司法经验的分析基础之上, 发现新《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保持谨慎的态度, 诸多法律条件的设立并不具备实用性, 不利于刑事和解的进行。作者的意见是刑事和解的法律成立条件应当坚持适度原则, 并保持灵活性, 在司法实践后不断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案件,适用范围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和解再探[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 (02) .

[2]石磊.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根据[J].法商研究, 2006 (05) .

[3]孙吉祥.刑事和解案件范围尚需明确的三项内容[J].人民检察, 2016 (05) .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 篇2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刑事和解制度至少具有公正以及效率两方面的价值。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只对于该制度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同时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辅助实施，导致刑事和解制度出现程序体系架构相对粗疏、各地方操作标准较为混乱、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没有将刑事和解放到其应有的位置。

在西方国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事和解制度就因其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避免《刑法》的“标签效应”、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等优点，成为回应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仅仅是作为刑事和解的一种情形，与成年人刑事案件一样，都归于轻刑案件中，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制度进行有针对性、专门性的设计；在程序上与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并未分离，缺乏独立性；在刑事和解的功能和效果方面，少有自己的独特性，而统一于以补偿或赔偿被害人损失为中心的程序运作中。本文以理论结合实际，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选择，在探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运行模式的分类

关于刑事和解的模式有多种分类方法，以主导者为标准可以分为国家主导模式和社区（社会）主导模式，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中司法权力的组织形态特点可以分为专门模式与混合模式。

本文着重探讨另一种分类方式，即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这一分类是由陈瑞华教授提出的比较经典、合理的分类方法，与我国实践联系最紧密。

（一）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

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是指加害人主动与被害人联系，经双方协商，就最终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并自动履行，而后被害人要求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司法程序就此终止或者不再启动。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的模式类似于我国民众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群众基础的民间调解，是一种单纯的私力救济。

这一模式不仅具有灵活性、简易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等特点，而且充分体现了刑事和解制度尊重被害人意愿的价值，给予了被害人和加害人平等协商、自主选择的机会。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形成制度化、固定化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刑事案件的矛盾冲突远远要比民事案件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难以主动并理性地协商，更难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模式适用面窄；第二，在这一模式下，就和解的所有过程、事项均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缺乏专业知识的指导以及司法机关的参与，和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难以保证；第三，即使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协议，但是这一协议能否顺利履行仍然是个疑问，因为缺乏相应的保障。

（二）司法调解模式

司法调解模式是指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调解模式又包括检察官调解模式和法官调解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注重司法机关的主动性。

与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相比，这一模式具有权威性较高、实用性较强、达成和解可能性较大等特点，但是在监督规范等配套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极端：第一，司法机关的介入往往表现得强势，在其积极主动调停、主导和解过程中，难免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可能会弱化刑事和解“合意”的意义；第二，司法机关积极撮合协议的达成容易导致和解协议产生偏差，使当事人产生抵触、怀疑的心理，影响案件的公正解决以及和解的效果。

（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是指公检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和解模式的结构性特征是调解权与司法权的分离，调解委员会成为司法机关解决刑事纠纷的辅助机构。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引入中立的社会机构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公安、司法机关主要负责遴选适当的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节，并且在调解成功后作出非刑事化的处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不仅具有简捷、经济和及时的优点，还有助于避免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中合法性和正当性难以监督的问题，也缓解了司法调解模式中司法机关压力过大的状况，同时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权力滥用等缺陷。当然，这一模式也存在问题：第一，我国各地人民调解组织的现状存在较大差距，调解组织的健全程度以及调解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许多地方的调解组织难担刑事和解的重任；第二，人民调解组织在把握法律上可能会有欠缺，更多地是站在道德的层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或让双方共同承担责任，注重和解结果而忽视和解过程。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就决定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不能简单地混同于成年人。

第一，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小。未成年人尚处于人格未定型期，具有身心发育不成熟，自我控制、辨认能力低等特点。而“行为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本身能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两者是成正比的关系，因此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性较成年人犯罪要小。

第二，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可塑性更强。由于未成年人身心还未发育成熟，生理、心理刚刚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与成年人相比，具有相当的可塑性。为了避免刑罚对未成年人的消极作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和解正是以和解协议代替刑罚的方法终结案件，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可以避免弱化刑罚功能等刑事和解可能存在的缺陷。

第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大部分社会危害性都较小。实践中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盗窃、故意伤害等类型，并且呈现分散性、偶发性的特点，对社会没有特别大的危害性。我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大幅度适用刑事和解，弥补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宽泛模糊的不足。

第四，社会大众往往对未成年人有更大的包容度。相比成年人犯罪，社会对未成年犯罪人有更高的期待，期望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这就意味着刑事和解中更容易得到被害人谅解，这也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个显著优势。总之，刑事和解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着双向契合的优势。即刑事和解为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避免刑罚提供了路径，照顾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又恰好避免了刑事和解的一些弊端，并将此制度的优势发挥到更大程度。基于此，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选择一个合理的、能扬长避短的制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三、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笔者认为，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应当适用司法调解模式中的检察官调解模式。也就是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程序展开以检察机关为主导。

需要先明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与成年人分开适用不同的和解模式，要充分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及此类案件的特殊性。这就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通过刑事和解来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就必须从立法层面改变目前各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操作不统一、各自为政、屡有冲突的局面。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应当主要存在于侦查完毕后的审查起诉阶段。笔者之所以倾向于以检察机关为主导，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一个刑事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之手再到公诉部门，案件事实才能有一个相对明朗的轮廓，也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判断未成年人是否有犯罪行为、可能触犯何种罪名以及情节轻重等要素，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并在此基础上与受害人协商确定和解方式、商定赔偿数额，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此外，案件在检察院手中尚未进入法院进行审理，在这一时间点进行和解，不存在过早或过晚的问题。如果能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案件自然不会进入审判程序，就避免了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措施；相反，如果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案件又具有一定的恶劣情节，则可以直接进入审判程序，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可以在程序上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

其次，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模式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的劣势难以克服，权衡之后，笔者认为司法调解更适合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不同于简单的民事调解，主持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考虑到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检察机关无疑更适合担任这一角色。当然，采用司法和解就意味着要建立起相应的指导监督机制，保证和解能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公正的协议。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及适用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制度价值；理解与适用

刑事和解在预防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正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吸收学理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于特别程序一章中对之特别予以规定。对于刑事和解的适用，新刑事诉讼法采取了既有突破创新又有谨慎保留的态度。一方面，扩大刑事和解案件适用的范围，由原来的自诉案件扩大到公诉案件；同时，又对其做出限制，将之界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权利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案件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案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公诉案件纳入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创新，对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具有重大作用。

本文将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探索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价值及适用规则，并予以明晰在当前司法体制下，人们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疑惑。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涵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纠纷解决机制，相比于以国家为主导的刑事强制机制，更侧重于在刑事诉讼中，促进双方当事人直接沟通协商，以较为平和的手段解决纠纷。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类似的司法实践早已存在，即“恢复性司法”，也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VOR），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經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会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以及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国家对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轻微，并对被害人积极赔偿的犯罪人采取一定的宽大处理政策。而刑事和解正是在宽严相济政策指导下，应运而生的具体操作方针。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严格控制案件适用范围和适用阶段，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促进双方交流，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自主处理权利。这不仅能够帮助真诚悔悟的犯罪人更好地实现改造，回归社会，也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有效补偿。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一）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我国传统的刑事理念中，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价值追求，第一、强调以国家为主体的追诉主义，国家实行全部刑罚权，强调对犯罪的惩罚。当然，这种司法理念在一定时期范围内，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保障了刑法的权威，最大限度的实现了打击犯罪的目的，维护了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二、更多的关注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重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司法的文明化，是刑事司法的重大进步。但传统刑事理念在维护这两方面价值的同时，却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身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几乎没有发言权。同时，国家执掌刑罚权，重点在打击犯罪，却忽视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忽视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这无疑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相吻合，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可以平衡、修补加害人与被害人关系的制度，其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在刑事和解中，加害方通过物质赔偿和公开道歉，以多元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有利于被害方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得到慰藉和补偿。这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的将受损的社会关系修复，既实现了刑罚的目的，又对被害方予以最大的补偿，这不仅契合了现代刑事司法的价值要求，也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要求。

（二）有利于弥补被害人损失，修复社会关系

传统的刑事司法以国家为主导，注重打击犯罪，以求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维护安定社会秩序，但却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而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加害人通过直接与被害人的交流，能够更为直观的感受到自己行为为他人带来的伤害，同时，制度也指明，加害人如果提供最大限度的补偿，他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从宽处理的结果。在心理作用和制度作用的双重指导下，加害人往往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要求。所以，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体制下，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都会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所以说，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弥补被害人损失，促进其心理创伤的平复。

（三）有利于减少诉累，提高刑事司法效率

为了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同时也为了更好的实现刑事司法的目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应用显得尤为必要。实行刑事和解制度，使一部分案件无需经过繁琐的诉讼程序，而是通过构建加害人与被害人交流平台，强化双方的沟通，以这种方式得以解决，这就使刑事案件能够得到分流。实践证明，刑事和解制度可以节约大量司法资源，有效缓解人少案多的矛盾，缩短案件审理周期，提高诉讼效率。将部分案件以刑事和解制度分流，国家可以集中精力，集中有限司法资源，把办案重心放在那些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的重案要案上，更好的发挥国家刑事司法的作用，实现刑罚目的。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一）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条件

刑事诉讼法277条规定，可以采取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主要包括两种，①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五章规定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案件；②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案件。

第247条第一项主要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加害人与被害人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法条中的体现是“由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五章规定的犯罪”。在民间纠纷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存在一定的互相影响。加害人既是加害行为的主动发起者，也是在纠纷原因支配下的被动行为者；而被害人既是加害行为的受害者，也是纠纷原因的引发者。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表明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具有一种不可调和的利益要求，因为这种利益要求不可调和，所以双方才演化成刑事纠纷。这说明，加害人并非毫无根据的侵犯他人利益，而是由一定的民间纠纷演化而来。而这种诱因支配下的犯罪行为与重大恶意犯罪相对比，其人身危害较小，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具有刑事和解的条件和基础，也容易受到被害人谅解和社会的理解。从被侵害的法益角度分析，刑法分则4、5章分别规定了侵犯个人法益的情况，主要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这类犯罪所侵犯的权益并不是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应当允许公民具有一定的处分权。在这类犯罪中被害人是否对加害人谅解，是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做出处理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综合以上两种情况，由民间纠纷而引起的犯罪，双方的社会关系受到破坏，作为社会关系双方当事人都有着恢复社会关系的意愿，因此，应给予被害方更多的处分权。其次，鉴于被侵害的主要是个人法益，允许此类案件刑事和解，也是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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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条第二款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就渎职犯罪刑事和解的否定态度。对于一般的过失犯罪而言，加害人的主观方面是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并不具有恶性的人身危险，因此，刑诉法对此类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限度较小。通过对此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能够更好的补偿被害人，也能让加害人更好更快的融入社会，及时有效的修补受破坏的社会关系。同时，刑事诉讼法也对渎职犯罪的刑事和解予以排除，此类案件的当事人违背了对职务赋予的注意义务、不利后果的避免义务，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且其侵犯的法益是社会秩序，公共安全，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因此，刑事诉讼法禁止因渎职犯罪而进行刑事和解，体现了国家对待渎职犯罪的严厉态度，也从另一方面表明，被害人申请刑事和解是受限制的：法律允许被害人在一定范围内对自己的法益做出处分，而对社会利益无处分权。所以，在渎职案件中，刑事和解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基础。

（二）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阶段

刑事诉讼法27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意见，对刑事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对于犯罪情况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刑诉法规定刑事和解可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适用。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刑事和解的实现方式也不尽相同。

1.侦查阶段

双方达成刑事和解的，公安机关应将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并可以根据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和案件具体性质，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这种情况下的刑事和解，主要适用犯罪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而并非所有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都可以在侦查阶段适用。此外，由法律规定可知，公安机关并没有终结刑事和解案件的权利，因为公安机关的主要责任是搜集证据，还原整个案件的法律事实，如果尚未调查清楚有关事实，强行和解，容易让人认为公安机关懈于侦查工作，也让人产生花钱就能把案件在公安机关摆平的印象。

2.审查起诉阶段

该阶段，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凡是符合刑事和解适用条件的案件，都可以在此阶段进行和解。在审查起诉阶段，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实现刑事和解。①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根据双方当事人 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情况，人民检察院应依法提起公诉，并向人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罰的建议。②做出不起诉决定。加害人与被害人在人民检察院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对于刑事和解协议分期履行的，检察机关可以做出暂不起诉决定，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再做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协议及其执行进行监督，对于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

3.审判阶段

对于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法院应当对和解协议及其执行情况予以审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4.执行阶段

就执行阶段是否适用刑事和解，目前尚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就刑事诉讼进程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构造而言，执行阶段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刑事和解在执行阶段已丧失存在的条件和基础。刑事和解要求加害方真诚悔罪，获得被害人的谅解。真诚悔罪的表现之一就是能够及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并积极尽自己努力给予被害人补偿。试想，若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如此漫长的时间内都未能达成刑事和解协议，而在判决结果出来后，双方才达成和解协议，可谓双方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和基础都不够牢固，从另一方面也可反映出加害人的主观悔罪意识不强，或没有悔罪意识。在这种条件下的刑事和解自然丧失了其存在价值。②不利于尊重法院既判力。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既定判决，应当受到尊重，严格执行。在执行阶段，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不利于维护国家刑罚权的威严，是对法院既定判决不尊重的表现，也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

参考文献：

[1]汪建成.刑事和解与控辩协商制度的衔接与协调[J].政法论坛，2012.（2）：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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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英辉.刑事和解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57.

作者简介：

谢天（1990～），男，汉族，山东菏泽人，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原则 篇4

目前我国刑事法学界对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原则的论述并不多, 主要见于地方性司法机关制定的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文件。简要综述如下: (1) 自愿原则。强调刑事和解中当事人双方的自愿参与、自愿决定权, 并采取相应制度予以保障, 例如, 要告知当事人和解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在审判阶段实行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的分离。 (2) 公平正义原则、均衡原则、双向保护原则、注重社会效果的原则。强调维持加害人、被害人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防止以钱买刑、漫天要价, 防止犯罪人过分承担惩罚性赔偿而忽视其权益的保障。 (3) 禁止不当差别原则。强调同样情况同样对待, 对不同案件的行为人和同一案件的不同犯罪人平等对待。 (4) 公权介入原则、有限和解原则。和解程序和内容受司法机关的监督控制, 公权启动原则即强调刑事和解程序必须由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根据需要启动。 (5) 合法原则、合法守德原则。这也是被学界和实务界广泛接受的原则。 (6) 正当程序原则。包括国家专门机关中立原则, 应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遵循程序规范的原则, 坚持执法的规范化, 实行内部的监督制约规范, 这既是保护检察干警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司法不公的需要, 规范合法原则即刑事和解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 规范进行;各司其职原则即在和解的过程中, 将民事调解交由专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 和解后犯罪嫌疑人的矫治由社区负责;坚持公开原则。 (7) 确保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密性原则。

二、刑事和解制度应确立的基本原则

作为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基本原则, 至少应满足两个要求:第一, 必须是在整个刑事和解过程中或大部分刑事和解过程中都始终贯彻、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原则, 适用阶段上具有全局性。第二, 必须是效力上具有根本性地位的原则, 是作为具体制度指导依据而非具体制度本身的原则。基于这两点限制, 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基本原则应包括:

(一) 平等自愿原则

平等自愿原则是指, 加害人和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整个过程的行为出于自己的意愿, 具有平等的地位, 其他个人和单位不得对当事人施加不正当的强制和影响, 司法机关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和决定行为。加害人和负有赔偿责任的其他人、被害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要有真实意思表示;加害人的悔罪和赔偿必须出于自愿、真诚;被害人接受和解协议时, 对加害人的刑事责任的意见, 必须出于真实意愿。

自愿原则对刑事和解程序有以下要求: (1) 第三方应以公正的方式行使职责, 适当尊重当事方的尊严, 确保当事人相互尊重并自行找出适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2) 随时退出机制。为了保障当事人能够自由真诚地表达交流, 当事人有随时退出调解程序的权利。调解人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这一自由。 (3) 有效的信息保障。应当保障当事人能够尽可能全面准确, 尽可能及时地获得案件信息, 而且要保证双方当事人能够平等获得。在同意参加刑事和解程序之前, 当事人应能够完全获知本人的权利、程序的性质和当事方的决定可能产生的后果, 以便自由做出是否参加刑事和解的决定, 司法机关或调解人有义务保障当事人的这些权利。 (4) 刑事和解制度的第三方保持中立。调解人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必须基于中立的态度行事, 不能偏向任何一方, 应当具有一颗公正而平等的心。程序的公正性要求是中立原则的依据之一, 公正是程序的生命所在, 为了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 第三方必须保持中立, 不得偏袒任何一方。

(二) 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指和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国家政策和公序良俗。和解协议虽然是当事人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达成的合意, 但这种个人之间的合意不得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发展中国家, 建设国家中心主义的形式法治是最重要的国家目标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刑事和解, 为了避免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成障碍, 就必须将其与国家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 就必然要求在合法性原则下进行刑事和解。

(三) 和解宽缓原则

和解宽缓原则是指, 司法机关必须依法给予加害人刑事处遇。这里包括两层意思: (1) 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的, 原则上应当给予加害人宽缓化处遇,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的。虽然司法裁量权属于司法机关, 但是必须依法裁量, 在加害人符合刑事和解制度要求并履行全部义务的, 没有特别理由的, 司法机关应当从宽处理。 (2) 司法机关必须依法从宽处理, 不得超出法律的界限, 禁止法外开恩。不得因为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 而超出法定幅度和法定条件给予加害人额外的刑事实体处遇或刑事程序处遇。当然, 依法从宽并不意味着只能对法定刑较轻的罪行免于刑事处罚。例如未成年人故意致人重伤后, 自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如果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 并非没有被免除刑事责任或判处缓刑的可能。只是对于法定刑较重的犯罪经和解后要免于刑事追究的, 宜采用更严格的程序予以控制, 以防止权力被滥用。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 充分尊重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人权及其主体地位, 在不影响普遍公正的前提下化解社会纠纷与冲突, 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当今社会, 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 民主、公正、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地位不断提升, 人权、民主概念深入民心。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原则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 它主要包括平等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司法确认原则和不得妨害国家的司法权原则、以刑事被害人利益保护为导向原则、平等保护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和解宽缓原则。在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 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政策下, 刑事和解制度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刑事和解,合法原则,和解宽缓原则

参考文献

[1]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2]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4]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刘宪权.刑法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刑事和解协议书 篇5

当事人：冯祖容，男，46岁，汉族，雨厂坪镇嵇家山村方塘组村民，授权代理人：王自华，郎舅关系。

当事人：冯先进，男，70岁，汉族，雨厂坪镇嵇家山村方塘组村民。纠纷简要情况：2012年1月30日下午，冯祖容在自己晒谷场前方一空地种树，邻居冯先进认为该地不能种，于是两人发生口角，后发展至斗殴，造成冯先进轻伤（以司法鉴定为准）。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冯祖容向冯先进一次性支付医疗费用、后续治疗费及其它补尝金合计人民币大写贰万陆仟元整（小写：26000元），从此冯先进不得以此事件的任何理由在以后提出民事赔偿等其它主张；

2、冯先进对冯祖容的伤害行为予以谅解，并向相关部门出具《谅解书》，请求相关部门宽大处理，免除刑事处罚；

3、支付的医疗费用、后续治疗费及其它补尝金在冯祖容免除处罚并完全获得自由后一次性全额支付给对方，该医疗费用、后续治疗费及其它补尝金先由雨厂坪镇嵇家山村村民委员会代为保管并开出收据，待上述条件达到后在人民调解员的监督下交付冯先进，并由冯先进出具收据；

4、双方应以此为戒，经协调解决后，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相威胁并无故挑起事端，否则造事方承担全部责任；

5、原冯正术菜用土收回集体，只作公益事业用地，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的理由侵占或霸占。

上述协议条款双方严格遵守，不得更改！本协议一式三份，当事人、人民调解委员会各持一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当事人：当事人：

调解员：

中间人：

（调解委员会章）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 篇6

一、规范刑事和解案件的办理制度

(一)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云岩区人民检察院根据高检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及省市检察院相关规定确立的原则，制定了《关于适用刑事和解辦理刑事案件的实施细则(试行)》，进一步明确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确保既不失之过宽，也不限定过窄。

1.规定了刑事和解适用的犯罪类型。《细则》中指出，刑事和解适用于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轻微刑事案件：(一)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二)犯罪嫌疑人系过失犯、初犯、偶犯的；(三)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老年人或在校学生的；(四)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五)案件由亲友、邻里、同事或同学问等纠纷引发的。这几类犯罪主观恶性较小，适用刑事和解，既有利于补救社会关系，也能很好的达到矫正犯罪、预防再犯的目的。

2.将犯罪客体是公共权益的案件排除在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之外，如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贪污贿赂、渎职、妨害公务、寻衅滋事以及涉黑涉恶性质的轻伤害、国家司法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等案件。

3.判断案件是否能够和解，关键不是看加害人有没有赔偿能力，而是要对加害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和人身危险性进行判断，确定其是否真诚悔罪。如刘某故意伤害一案，在刘某家属提出愿意赔偿受害人损失后，案件的承办人再次到看守所提讯了刘某，听取其想法及意见，在了解刘某是真诚悔罪，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基础上，对刘某做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二)理顺适用刑事和解的办案流程

1.适用刑事和解的步骤。鉴于刑事和解过程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协商交涉的过程，其中牵涉到双方对个人权利的让渡和处分，为此在启动和解程序时，统筹兼顾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权益，坚持三步走，第一，将犯罪嫌疑人是否主动认罪作为启动和解程序的前提。只有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才能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第二，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是否同意和解，将双方自愿作为启动和解程序的基础。在犯罪嫌疑人做出认罪的意思表示后，承办人及时向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近亲属做好解释工作，征求双方意见，如双方均同意和解，则将其意见记入笔录。第三步，严格审批，将审查作为启动和解程序的保障。对犯罪嫌疑人认罪、双方又都同意和解的案件，承办人制作“适用和解程序审批表”，提出初步意见，经由科长审核同意后启动程序。

2.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严格按法定程序审批。凡刑事和解案件，均要经科室内部集体讨论，经由案监室审查，将基本案情、诉讼过程、和解情况和被害人的意见以及社会影响均写入审查报告。审批程序根据和解后处理方式不同基本分成两种：一种是采取退处结案的，适用主管检察长负责制，由主管检察长进行最后审批；另一种是采取相对不起诉结案的，履行上检委会程序。

3.提出“二见面”制度：一是必须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见面，注意审查有无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及时提醒、告知公安机关，促成和解的达成；二是经审查对当事人和解意愿存疑的，需与案件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亲属见面，复核和解意愿、和解过程与和解材料是否真实，并制作笔录。科长、主管检察长在看到相关笔录或证据材料后方作出同意的决定。

4.具体和解过程中体现检察机关作用，做法主要有二：一是对于和解的整个过程，检察机关不介入，由双方自行协商，只需将最后的和解协议提供给检察机关就可以；二是对于和解的具体内容，如赔偿条件、数额等，检察机关基本不参与，但可以提供签约、履约场所和见证作用。

二、注重刑事和解案件的社会效果

(一)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利益，认真听取多方意见

1.监督物质赔偿到位。在和解过程中，尽力让加害人设身处地为受害人着想，合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拟作不起诉的案件必须要有被害人收到赔偿款的收条。一般情况下，和解协议在协议订立之日履行完毕。另外为了不使刑事和解这项好的制度为“有钱人”所独享，可规定具有真诚悔过之心、经济困难的加害人可以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但必须提供相应的人保或财保。

2.对于受害人要求犯罪嫌疑人当面认错的。组织犯罪嫌疑人以当面赔礼道歉、具结悔过等方式，缓和受害人的激愤情绪，淡化受害人的仇恨心理，恢复受害人的尊严和自信。对于拟作不诉的刑事和解案件还要求必须有受害人出具的请求从轻处理报告。如在校大学生张某某故意伤害同学杨某某一案，在取得赔偿后杨某某提出必须张某某当面赔礼道歉，承办人组织双方见面，在张某某的真诚道歉后，杨某某及家属表示谅解并请求从轻处理张某某。

3.加强调查走访。通过走访加害人的街坊邻里、工作单位，了解其真实思想动态，回归社会后的人身危险程度，从而确定是否适用和解政策及采取何种方式来予以和解。制定的《规则》要求，承办人应将走访情况形成笔录，并根据笔录拟好相关处理意见提交科室讨论，以防止走过场。

(二)定期回访考察，巩固和解效果。云岩区院对因达成刑事和解而从宽处理的轻微刑事案件，坚持在作出处理决定后定期进行回访，找双方当事人、单位领导、所在居民(村民)委员会了解情况，以确保行为人彻底悔罪、真心改过，被害人完全谅解、消除仇恨，社会矛盾和冲突得以化解，防止当事人一方特别是受害人上访、告状等问题的发生，巩固先期办案中化解社会矛盾所取得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通过跟踪管理，注重效果，掌握和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存在问题和困难，防止矛盾重新激化。

三、创新刑事和解办案的工作机制

(一)注重学习，强化理念培养。云岩区院为正确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稳妥地推行刑事和解机制，克服办案人员少、案件数量多的困难，挤出时间，组织干警到一些兄弟检察院学习，通过交流，找差距，补不足，让干警深刻领会公诉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质精神和要求，从而在思想上祛除“检察机关干预案件正常办理”、“怕有放纵犯罪之嫌”、“怕承担打击不力的罪名”等模糊和错误认识，增强了干警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的理解，提高了干警在办案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之在思想上真正树立起“该严则严、宜宽则宽”的执法理念，并且将这种理念融入干警执法办案的实际行动中。

(二)将答疑说理与刑事和解适用相结合。云岩区院积极推行答疑说理机制，对于刑事和解案件尤其是刑事和解拟作不诉处理的案件，主动做好说理释法工作，让当事人充分理解作出此种决定的法理和依据，澄清将刑事和解等同于以钱买刑的错误观念。如：高某涉嫌盗窃案，经审查后认为，高某盗窃金额不大，且实施犯罪行为时尚未年满十八岁，系在校高中生，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决定对高某作不起诉处理。在不起诉宣布会上，该院邀请了校方负责人领导及双方家长参加。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以通俗的语言耐心地进行释法说理，阐明了检察机关对高某不起诉的理由；针对他们提出的疑问和异议，当面作了解释、答复，与会人员高度赞赏这种办案方式，纷纷表示认可与理解。

(三)加强与公安机关等侦查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互相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协作机制，避免在适用刑事和解措施后，公、检两家因不相互理解而产生消极的矛盾。在法定时间内将相关文书送达，必要的还书面或者口头说明原因，确保沟通渠道畅通，近五年来无一例错误不起诉决定。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 篇7

关键词：刑事和解,批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

当前, 刑事和解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方兴未艾, 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有学者从“合作性司法”的视角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很高的评价, 并认为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 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们倡导下的产物, 而是各地公检法机关进行制度探索的结果[1]。因而就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尝试解决运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显得颇有意义。笔者拟就刑事和解在检察阶段的适用情况以及需注意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

笔者认为, 一个刑事案件进入检察机关的视野, 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的环节, 一是批准逮捕阶段;二是审查起诉阶段。因而, 笔者拟就这两个环节对刑事和解的适用情况做一些探讨。

一、刑事和解在批捕阶段适用情况研究

(一) 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优点

在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前就已达成和解协议, 但公安机关基于多种考虑不愿意采用刑事和解机制, 而是将案件提请批准逮捕, 同时把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附卷, 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机制;另一种情况则是案件进入批准逮捕阶段后, 当事人提出或者检察人员建议适用刑事和解机制。

笔者认为, 在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具有诸多优点:第一, 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尽早地进行对话、交流、协商, 被害人的损害可以及时得到弥补;另一方面, 和解就意味着不予批捕 (现实中也就意味着不会被起诉) 的情况下, 加害人有积极进行和解的动力。第二, 有利于少用逮捕措施, 避免交叉感染。司法实践中, 大部分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是因邻里、亲属、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犯罪案件。这些案件中, 多数犯罪嫌疑人没有逮捕必要, 但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没有化解, 被害人往往情绪激动, 强烈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部分检察机关为了息事宁人, 往往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 最少面临二至三个月的羁押, 羁押五六个月也属正常, 甚至有的案件羁押一年以上, 造成犯罪嫌疑人不必要的羁押, 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回归。而在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 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尽快地化解, 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弊端;[2]第三, 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分流, 减轻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综上, 笔者建议, 在案件符合刑事和解条件时, 批捕阶段应尽可能适用刑事和解机制。

(二) 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做法存在一些问题:第一, 案件的衔接问题。在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 一般就是对加害人作不予批捕处理。某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并就此出台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如《广州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意见》第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 社会危害性不大的, 可以依法不予逮捕。”但不予批捕后如何处理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该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并没有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法定权力, 而由于一些案件确实没有移送起诉的必要,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会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对此做“另案处理”。由于检察机关没有作出撤销案件的建议, 公安机关又不享有撤销案件的法定权力, 依据法理, 公安机关应该变更强制措施后继续侦查并最终移送起诉, 但因为确实没有起诉的必要, 公安机关就既不移送起诉, 也不撤销案件, 而是让案件“挂起来”不了了之。这种做法存在诸多弊端:1.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2.公安机关内部考核时一些上级部门可能把这种做法作为违规处理。所以, 解决的思路或者是赋予该种情况 (即在批捕阶段, 因案件达成和解, 检察机关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下检察机关有建议撤销案件的权力, 从而由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撤案建议, 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或者是赋予公安机关有撤案的权力, 但应报检察机关备案。只有这样, 才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顺利实施。第二, 刑事和解提倡双方面对面的协商, 建立一种沟通与倾诉机制。但在批捕阶段由批捕部门组织双方协商的可行性很小, 因为案件属于侦查机关正在办理之中, 加害人绝大多数被采取拘留措施[3]。因而应在何时、何地进行和解, 如何做才不会妨碍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等等就是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第三, 批捕阶段办案期限短, 案多人少, 而刑事和解费时费力, 许多承办批捕案件的检察员不愿适用刑事和解机制。因而笔者建议, 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适用刑事和解的激励机制, 增加承办人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动力, 促进刑事和解机制的实施。

二、刑事和解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情况研究

(一) 新赔偿法对适用刑事和解机制的影响

如果批捕阶段没有适用刑事和解, 起诉部门在适用刑事和解时会不会有所顾忌呢?2010年4月29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 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同时规定, 作出该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案件批捕后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公诉部门决定适用刑事和解机制, 并认为适于作不起诉处理, 这种不起诉的案件能否作为错捕案件来对待呢?显然, 该种案件如认定为错捕, 势必会引起批捕部门的强烈不满。因而, 新赔偿法对该条的修改可能在实践中形成适用刑事和解机制的阻碍———公诉部门基本上不会因为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而对加害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而笔者则认为对于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 如能对加害人作不起诉处理, 则更有利于发挥刑事和解机制的价值。因而笔者建议, 对因适用刑事和解而作相对不起诉的案件, 不应作为错捕案件来处理, 以保证刑事和解机制能够得到顺利实施。

(二) 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 在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处理方式表现为几种:第一, 提起公诉, 同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或者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第二, 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 建议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第三, 案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第一种处理方式是司法实践中较普遍的做法, 但笔者认为该方式不能较好地发挥刑事和解的价值。“被告人一旦被法院定罪, 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失望, 对被害人也经常产生怨恨, 他们很难再向被害人表达悔过之情和赔礼道歉, 在承担民事赔偿方面经常会百般推拖”[4]。第二种方式, 笔者认为于法无据, 且诟病甚多。“几乎绝大多数公诉阶段公安机关撤案都是检察机关主动发起。这既反映了检察机关内部对起诉自由裁量权的审慎态度, 又反映了检察系统限制不起诉率的内部考核机制对司法实践的巨大影响”[5]。因而笔者不赞成第二种做法。第三种处理方式, 意味着加害人不会被定罪, 他们不再担心终生被贴上“罪犯”的标签, 也不再对学业、职业前途产生绝望情绪, 因此多数会表现出强烈的赎罪心理和悔过自新的愿望, 有利于刑事和解的积极进行, 笔者认为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尽可能采用这种处理方法。然而, 就现实情况来看, 起诉部门作不起诉处理的障碍越来越大, 因而最后一种方式在实践中运用最少, 部分原因笔者在前面已做了分析, 部分原因则是刑事和解案件如果做不起诉处理, 承办人要把案件依次上报主诉检察官、科长、主管检察长, 最终要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当然, 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各不相同, 对于加害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大的, 应该向法院提起公诉。

总之, 刑事和解机制作为实践中的一种创新, 作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一种体现, 具有其独特的实践和理论价值, 而要使刑事和解机制真正发挥其价值, 则需要司法人员改变注重惩罚的传统司法哲学, 需要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配合, 需要相关的立法对此予以支持等。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中国法学, 2006, (5) ;以及“社会科学对法学方法的影响”.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出版社, 2007-4 (1) .

[2]吕国石.“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刍议”.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9, (6) .

[3]就笔者所主持的几次调解以及参与的同事主持的调解案件来看, 都是加害人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代表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和解。在这样的和解中, 加害人是否真诚悔过其实是无从得知的。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中国法学.2006, (5) .

浅谈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及其适用 篇8

我国确立和推行刑事和解这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 总体上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 有利于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是指, 特定的犯罪发生后, 案件在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法院审判过程中, 加害人真诚悔过并自愿 (或者通过其亲属) 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被害人同意或者请求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 司法机关根据和解协议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核心在于恢复因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 弥补被害人受到的损害, 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 其最终价值目标是为了缓和社会冲突, 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具有自主性与互利性的两大基本特征。

(一) 自主性

刑事和解是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 司法机关仅有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的义务, 是否和解以及怎样和解都是由双方当事人自主决定, 自愿协商;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仅对刑事和解的内容和形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在确认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后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予以确认, 并不直接干预和解协议的达成。

即使在提出当事人申请, 由司法机关主持协商的情况下, 司法机关一般也只是对相关法律规定向各方当事人释明, 并充分尊重当事人双方的自主决定权, 更不得采取强迫或者变相强迫等方式要求任何一方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和解。

(二) 互利性

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希望通过一定的方式弥补受害人的人身和物质损失, 以真诚悔罪换取对自己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国家希望惩罚犯罪的同时, 也能够更好的保护公民。国家对加害人处以刑罚固然实现了司法正义, 对被害人来说得到了精神慰藉, 但是如果被害人通过与加害人协商能够及时使自己因犯罪所受到的损害得到及时弥补, 免于陷入生活窘境也是其现实要求;加害人也能因获得被害人的谅解而得到减免刑事处罚结果, 而司法机关仅在刑法规定的幅度范围内对加害人从宽量刑、国家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公民的目的并未受到实质损害。如此, 三方利益都能在这个契合点上得到相应的平衡或最低限度的满足, 有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

二、刑事和解的理解和适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1) 因民间纠纷引起的, 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的案件, 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2) 除渎职犯罪外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3)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 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 刑事和解适用于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三个阶段。

有学者认为, 刑事和解适用于起诉、审判阶段, 而不适用于侦查阶段。理由是侦查阶段的任务是搜集和调查取证以侦破案件, 若侦查阶段就允许当事人进行刑事和解, 容易助长侦查人员惰性, 以刑事和解代替加害人认罪, 对加害人作有罪推定, 从而作出错误的法律判断。笔者认为, 根据《刑法》第十二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与公安侦查阶段均在法院审判之前的追诉行为, 罪与非罪均处于待定准状态, 性质相同。如果说公安侦查阶段不适用刑事和解, 那么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也不能进行刑事和解。因此, 为及时便利化解纠纷,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公、检、法三阶段均可进行刑事和解。

三、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

不论是双方当事人自主自愿达成的经司法机关确认的刑事和解协议, 还是经当事人申请由司法机关主持下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 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自愿性和合法性都要进行审查和确认, 协议一经确认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 均应当及时、充分、完整的履行协议全部内容。

当前, 刑事和解的方式从加害人方面来说主要是金钱赔偿加赔礼道歉;从受害人方面来说就是取得金钱赔偿后接受加害人道歉, 承诺对加害人予以谅解, 请求司法机关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

根据笔者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来看, 法院为使和解协议得以履行让受害人权益及时实现, 实际操作中都是实行先履行原则, 即当事人按协议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后法院再下达刑事判决书。这种做法实践中简明高效, 切实有效的保障了受害人合法权益。

四、结语

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妥善化解因符合一定条件下的刑事犯罪引发社会矛盾, 积极解决社会纠纷,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惩罚犯罪实现司法正义的同时, 刑事和解制度彰显了对人性关怀与恢复正义的精神魅力。从而为司法制度的改革、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贡献。

摘要：刑事和解又称当事人和解, 是指刑事犯罪发生后, 在司法机关的追诉过程中, 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司法机关根据和解协议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种刑事纠纷解决机制, 它充分研究和借鉴国外科学而先进的刑事司法理念, 主张对被害人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补偿, 取得其谅解, 从而获得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使其获得从轻、减轻处罚的相应结果。

关键词：刑事和解,概念特征,理解和适用

参考文献

[1]张亮, 路旗.刑事和解制度探析[EB/OL].正义网, 2013-09-22.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 篇9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适用范围,被害人谅解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恢复性司法的范畴, 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兴起并传入我国, 在司法实践中, 刑事和解并非一帆风顺, 质疑声不绝于耳。有网友甚至认为, “刑事和解”相当于“花钱买刑”, 认为容易滋生“金钱案”。新刑诉法的出台为刑事和解制度正名, 以专章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 明确了适用的案件范围、条件、程序和法律效力, 对于规范司法实践, 保证案件处理效果, 具有积极意义。但新刑诉法同时严格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本文试图从刑事和解制度的现有规定、立法本旨、社会价值等方面讨论刑事和解制度既然能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 可否突破现有适用范围, 以适用于重罪刑事案件。

一、新刑诉法规定的刑事和解的受案范围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第一, 因民间纠纷引起, 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 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案件。第二, 过失犯罪的受案范围是可能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 但渎职罪除外。同时上述两类案件须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未故意犯罪的总的条件限制。

二、重罪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利与弊

(一) 重罪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之弊

首先轻微刑事案件能够采用刑事和解制度, 一定程度上也和我国现在全民收入的提高有一定关系。作为轻微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肯定是有限的。如以故意伤害罪为例, 量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限于被害人轻伤, 轻伤的损伤等级可以参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相当于是第九级或第十级伤残标准 (部分轻伤不致伤残) , 以南京地区赔偿标准为例, 数额系5万至10万, 这样的赔偿数额较大多数家庭而言可以承担的, 换句话说就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是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这样数额的赔偿以便换来较轻的刑事处罚, 即可以达到社会大多数的公平。而重罪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 例如致人死亡的赔偿数额, 仅仅是死亡赔偿金这一项的数额, 南京地区就达50万。大多数家庭无法承受这样高的数额, 即使被告人很想达成刑事和解以便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少数富裕家庭却可以负担这样大额的赔偿, 这样对于整个社会就会显失公平, 形成富人可以花钱买命 (刑) 的现象, 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的结果将可能直接是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重大量刑格次的调整, 与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太大。而刑事和解必须是由司法工作人员操作, 其自由裁量的权力将很大, 必将导致对司法公正形式上的亵渎。

再者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极易被误解为“用钱可以买命 (刑) ”易放纵犯罪。在重罪刑事案件中,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往往远大于轻微刑事案件, 社会影响力也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 仍大范围适用和解, 可能会纵容犯罪或者导致“罪与刑”的严重失衡。

(二) 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之利

首先较之于轻微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 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更能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虽然被害人无法直接有权终结诉讼程序, 但被害人的利益在重罪刑事案件中将得到更实质的保护。在刑事和解制度未确立时, 《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就规定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 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 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可见, 司法实践中已经在作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的尝试, 而且也取得了明确的社会效果。

其次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关注被告人的心灵救赎。身负重案的被告人, 即使其被判重刑, 其内心也可能因未能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而心中难以释怀。刑事和解恰恰能满足被告人心灵愧疚的弥补, 减少其再犯罪可能, 于社会大众有益。

再者重罪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更能达到优化资源配置、节约司法成本的效果。重罪刑事案件具有复杂性、疑难性的特点, 这就让重罪刑事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中的证据标准要求很高, 若实行刑事和解, 被告人以真诚的态度悔过, 主动积极地交代犯罪经过, 则更加便于司法机关侦查、起诉等一系列司法活动的进行。

三、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必须走出的误区

刑事和解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大至重罪刑事案件一时难以被公众接受, 可能在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一) 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不等于不查清事实

重罪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必须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 必须查清被告人的具体犯罪行为、行为动机、造成的危害后果及被害人是否有过错等影响定罪量刑的各个方面。刑事和解一定要在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没有争议的前提下进行, 绝对禁止假借“和解”之名, 掩盖、抹杀、扭曲事实, 或者把案件事实给“和解”掉。

(二) 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不等于放弃指控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指控犯罪, 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职责。重罪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 不可能让被害人操作诉讼, 整个诉讼的过程依然是由公、检、法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进行。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只是为了更大程度地注重被害人利益保护, 努力修补已经被损害的社会关系, 这与被告人依然必须被起诉并不冲突。

(三) 重罪刑事案件和解后的从宽处理不等于花钱买命 (刑)

是否被告人一旦赔偿损失, 就可以和解、得到从宽处理的法律效果?答案是否定的。重罪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中, 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在审查刑事和解协议时, 将审查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 不可能简单地允许用赔偿来代替悔罪。被告人没有自愿真诚悔罪的表现, 即使愿意赔偿再多的金钱都不可以适用刑事和解予以从宽处理。

四、利弊权衡未来展望—重罪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必将可行

虽然刑事和解制度现在被大众接受的程度是轻微刑事案件, 但笔者认为刑事和解的核心和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 基于此点, 刑事和解制度必将益处大于弊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个人意识的觉醒, 法治观念的更新, 并且伴随着有关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等具体、合理的操作形式的出现, 刑事和解制度必将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所接受, 其适用范围也必将扩大到重罪刑事案件。

同时笔者也要指出, 重罪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也不能无限扩大。只有在对于社会危害性不是很大, 情节不是特别恶劣, 没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在尊重当事人意愿下予以适用。而对于一些特别的恶性案件, 不得适用此制度。如“累犯”, “情节恶劣”或“行凶、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绑架等极具有人身暴力危险的犯罪”应采取限制与排除。

参考文献

[1]丹尼尔.W.凡奈思.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J].南京大学学报, 2005, (04) :130-136.

[2]童伟华.犯罪构成原理[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3]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4]高铭暄.刑法学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5]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6]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7]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检察机关捕前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篇10

关键词：捕前刑事和解,权利保护

刑事和解在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化解社会矛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是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的会商。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后, 经过居中的第三方斡旋使犯罪人与被害人直接协商解决纠纷, 其目的在于回复已经被犯罪破坏了的社会关系, 从精神和物质上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 防止被害人转变为加害人, 并最终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可以说, 刑事和解是一种协商性的司法, 并且是通过特定对象之间的协商恢复原有的社会关系的纠纷解决方式。

一、检察机关捕前实施刑事和解的现实意义

(一) 有利于减少对犯罪嫌疑人不必要的羁押

从我县近年来审查批捕的案件来看, 存在大量的因邻里、亲属、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按照高检院的要求, 对这些案件应当慎用逮捕的强制措施, 从有利于缓和矛盾、化解矛盾的角度出发, 对社会危害性已经消除、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 不得采取逮捕措施。因此在审查逮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检察机关正确把握逮捕的必要性。

(二) 有利于满足被害人的心理期待

一般而言, 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一般只能等到法院判决时得到加害人的赔偿, 而实施捕前刑事和解让被害人尽快的得到物质补偿, 以减少损害的程度。使被害人从心理上得到一种宽慰和满足。

二、检察机关在实行捕前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 捕前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1. 办理刑事和解案件与审查批捕期限及办案人员紧张相矛盾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 审查批捕期限一般只有七天, 而进行刑事和解一般要经过多个程序才能完成, 每个程度都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 有时还会出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对已协商好的赔偿协议反悔的现象, 从而使和解的时间拉长, 所花费的精力增多。很多案件往往是检察机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时间和精力, 却得不到双方的信任, 有时还会引起一方或双方的误解, 认为是在包庇袒护另一方, 还有一些案件的和解双方对和解协议反悔, 这些都最终导致和解失败, 检察机关对此只能作批准逮捕决定, 吃力不讨好。基于上述原因, 检察机关承办人往往不愿意做刑事和解工作, 而是选择按普通程序审查批准逮捕。

2. 在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同类案件在不同当事人之间的赔偿金额差异较大

虽然每个案件的当事人双方具体情况不一样, 个案之间存在差异是允许。但由于赔偿金额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而定, 检察机关进行刑事和解时不可过多干预。而赔偿数额是由当事人之间的经济条件和期望值决定的, 有些经济条件好而期望值又高的经过协商多赔, 经济条件差或者期望值低的经过协商可能得到的赔偿就少的。在当事人相关的经济条件和认知能力欠缺的情况下, 经过刑事和解后被双方当事人一致接受的和解结果依然可能是不公正的。

3. 刑事和解容易出现权力的滥用

一是检察人员权力的滥用。虽然刑事和解中检察人员出于中立地位, 但由于其手中的权力扩大, 不排除部分检察人员可能利用进行刑事和解的权利, 收受当事人贿赂, 或以案谋私, 强迫和解, 或以刑罚代替和解相威胁。二是被害人权利的滥用。由于加害人因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因此急于和解, 被害人可能会利用加害人的这种心理而漫天要价。三是加害人权利的滥用。由于刑事和解的结果会影响加害人的量刑, 由此被害人拥有了影响加害人刑事量刑的巨大权力, 加害人可能为了刑事和解的结果, 而通过种种途径、形式, 采取种种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手段影响受害人, 迫使受害人“自愿”和解。

(二) 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存在问题的对策

1. 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调停人参与刑事和解案件

由其他人充当调停人, 其专业性和公正性难以保障, 由检察机关充当调停人则不但案多人少、期限紧张的矛盾更加突出, 而且可能会引起双方当事人的误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正是最佳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当调停人具有法律依据, 我国的《宪法》第111条第二款规定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近年来, 案件数量的增加使得检察机关审查批捕的压力越来越大, 受理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与审查批捕阶段力量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 使得人民调解适度介入刑事诉讼成为客观必然。另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介入刑事和解, 使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司法活动, 促进司法活动的公开和透明, 减少司法腐败的发生。

2. 建立健全刑事和解案件的监督机制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篇11

关键词：刑事和解；民事诉讼调解；附带民事诉讼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

刑事和解简称“VOR”（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追根溯源，世界上第一个和解方案出现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齐纳市，运用这一方案成功处理了一起损坏财产类的犯罪案件。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充分借鉴了这种纠纷处理方案并且在美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而后在西方诸多国家开始广泛应用并加以推广。

刑事和解本土化诠释较为典型的观点认为，我国的刑事和解，是指在加害人认罪和被害人自愿的基础上，在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议后，国家专门机关就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承担予以宽缓处理的制度，其以控辩双方针对赔偿问题所进行的和解、对话、协商乃至交易的过程为主要内容。还有学者认为应该立足于司法实践，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等达成协议后，办案机关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对被追诉人作出的从宽处理。笔者赞同，理解刑事和解应该力求全面性，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力求做到全方位理解，也就是说，刑事和解不仅包括当事人就民事权益处分达成协议，还包括当事人对刑事部分的宽容、谅解，以及办案机关对于刑事部分的处理等诸多方面。

二、刑事和解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一）刑事和解与民事诉讼调解

民事诉讼调解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争议双方的当事人本着自愿协商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从而解决纠纷的活动。尽管诉讼调解与刑事和解都是我国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均发生在诉讼过程中，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参与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活动，但两者存在显著不同：首先，在程序性质方面。刑事和解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就民事部分达成的和解，而民事诉讼调解则是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发生在民事诉讼程序进程中，由法院主持的调解。其次，在适用阶段方面，刑事和解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执行阶段，而民事诉讼调解仅限于在审判阶段适用诉讼调解。再次，调解主体有区别，刑事和解包含主持者以及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和解，而民事诉讼调解的支持者只能是人民法院。最后，和解（调解）内容方面。刑事和解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权益以及办案机关的案件的处理，而民事诉讼调解则是对民事权益的处分是民事诉讼终结的一种形式。

（二）刑事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

刑事和解的目的在于缓解矛盾，抚慰被害心理，修复被犯罪破坏的关系，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保护被害人获得赔偿，提高诉讼效率，两者存在诸多不同：首先，在协议的范围方面。刑事和解除了实际物质损害，没有禁止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而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只能涉及被害人物质损失赔偿。其次，在处理方式上。刑事和解除经济赔偿外，还包括恢复原状、赔礼道歉、劳务补偿等方面均会涉及，而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的主要履行义务方式为经济赔偿。最后，在制度构造方面。刑事和解更注重加害方与被害人之间的倾诉与倾听关系，在侦查、起诉、审判任一阶段均可以启动，而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则是在审判阶段提起，本质是民事诉讼，以起诉为前提。

三、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规范刑事和解量刑标准

在适用刑事和解中应该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关于“从宽幅度”，“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形应该严格把握，对于被告人经济困难但主观上认罪态度好，能够真诚悔罪，诚恳道歉的并取得了被害人原谅，和解不违背被害人意志的，也应该适用“从宽幅度”的情形，因为毕竟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为大多数的。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只有部分被告人达成刑事和解的处理问题和刑事和解情节与积极赔偿损失并取得谅解、退赔退赃情节不能同时适用的问题，更应该严格按照《量刑指导意见》来加以适用。

（二）发布指导案例加以引导和提高刑事和解主动性

发布刑事和解指导案例可以对典型的处理刑事和解案件的案例进行汇编，通过参阅案例等方式予以发布，指导法院刑事和解工作，以求提供行之有效的参考建议，让处理刑事和解案件的主审法官有一个判断尺度，进而结合具体案件的事实情况，正确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发布刑事和解具体的指导案例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刑事和解的范围，刑事和解适用的条件以及相关程序性问题，有利于刑事和解案件的处理。主要可以从提升当事人刑事和解意识角度，表现在提升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和解意识。法院也应及时主动告知当事人进行和解的权利，还可以通过会议、专题研究、法律学习讲座等方式让法官充分认识到刑事和解带给处理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积极意义和应用价值，提高法官的主动性。

（三）增加刑事和解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

对于这种提法，有学者认为，“应建立和解会议制度，将和解协议的审查至于当事人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还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提法，原因是这种方法适合于法院主持下的刑事和解，而对那些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的刑事和解，就会因为法院的工作量和当事人情绪两方面都会有不利于刑事和解达成的情形出现。因此对于刑事和解的自愿性而言，只需要通知被害方到法院或者在庭审中听取和询问和解协议达成的相关过程，以及被告人是否在内心上是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是否受到暴力、威胁等外力的干扰，以及是否出于本意谅解被告人等相关情况记录在案卷即可。笔者从实践价值考虑会比较接受后者的观点，后者观点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参考文献：

[1]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5）.

[2]宋英辉编：《刑事和解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作者简介：

李文佳（1990.11～），男，黑龙江省兰西县人，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政法干警班）。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 篇12

在现阶段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的大背景下, 检察机关须秉承“以人为本”, 在了解社会基本矛盾的同时要寻思如何解决矛盾, 并且加速创新机制, 加深执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 从根本上做到公正廉洁的执法任务。

(一) 提高基层检察院检察人员法律素养

在审查逮捕阶段若能促使符合条件的轻量型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这就相当于减少了诸多不必要的环节, 提高了案件的审结效率, 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 可以把司法机关更多的精力放在重大的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案件上去。实践中, 担任双方的调停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 更需要大量琐碎细腻的工作, 具体案件具体对待, 较之于之前的办案模式无疑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审查逮捕阶段, 办案人员关于如何适用刑事和解要对案件有一个审理定罪量刑, 预估风险的阶段, 不像之前的直接逮捕, 这个阶段明显纷繁复杂很多。这对检察人员法律素养的要求也更近了一步, 不仅要及时学习当下的司法理念, 还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准和审案技术, 由此保障和解过程的有序展开。

(二) 从“报复性司法”到“恢复性司法”的转变

司法理念的转变不仅指检察人员, 还包括社会大众对于司法理念认识的转变。当然, 首先需要检察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需谨记“恢复性司法”的司法理念, 并将这一理念用到审查逮捕工作中去, 对于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件, 放弃够罪即捕的想法。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前提是需要提高法律素养, 从思想上作出转变。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需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职能作用, 不断增强做好普法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充分认识普法在构建和谐社会, 法治社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把握时代脉搏, 多用群众身边的人和事以法释惑, 多用生动具体的案例以案讲法,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

二、化解机制困局

(一) 化解期限与工作量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 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本身证据充分、事实清楚, 案件本身可以由办案经验尚浅的年轻干警办理, 但案件的刑事和解工作由专门的作为调解员的干警配合。对于基于现实困难无法实行分案制度或设置专人调解员的情况下, 作为承办人自己解决审查逮捕阶段因为时间期限而带来的问题, 最为理想的方式就是采用弹性设计, 具体设计如下:一是应当尽早告知当事人双方, 这里的尽早是指在该案件的承办负责人收到案件的之时就对案件进行初步的审查, 考虑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工作范围, 如果判断该案件能够进行刑事和解, 那么应当尽可能快速地将这一情况告诉当事人双方, 确定时间通知当事人双方进行和解;二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审查, 确定其行为的性质, 从而进一步确定其是否构成犯罪, 若是构成犯罪则是否需要进行逮捕, 这一审查工作的开展不需要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 由负责审查逮捕的案件承办人决定即可。

(二) 建立合理的刑事和解考评制度

在我国刑事司法中, 从上到下有着一系列的考核考评制度, 即为规范公检法三机关的职务行为, 由上级对下级或机关对其内部具体办案人员, 运用加减分手段进行考核、督促并酌情予以奖惩的制度。考核机制在司法工作过程中充当着领头的作用, 是管理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法律政策的执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现实奖惩机制的左右, 所以工作思路和政策导向要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必须和考评机制挂钩。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刑事政策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原有的一些考评标准和原则也应及时做必要调整。宽严相济要适当, 更要处理好何时该宽何时该严, 明白该宽则宽, 该严则严, 事实证明这样的处理方式达到的案件效果更好, 不像单一从严那么死板然而, 现行办案考评机制对从宽处理案件没有正面评价, 势必使执法者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检察业务考评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检察工作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使检察权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这也是检察业务考核标准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三、细化刑事和解制度

在刑事案件处理的全过程中, 检察官应该明确自身的角色, 在确认了刑事案件的类型后, 按照有关条文将刑事案件对应分类, 再征询当事人的意见之后确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 并且需要对案件处理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 确保案件的公平性。倘若当事人双方都赞成适用刑事和解, 这时候则可以把主动协商权交予双方定夺, 或者由检察官主导的方式以促使和解的顺利达成。当检察官确认双方的和解符合程序且在监督中没有发现问题, 在此基础上便可以决定不逮捕相关人员。审查需有固定的程序可依, 且整个流程中必须严格执法, 对于和解的案件需有进行上报的环节, 及时地上报给检察委员会, 并将案件的审查结果进行公示, 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案件的失真性, 从而更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平衡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 防止出现权利滥用的情况, 做到刑事和解公平、公正, 达到化解双方矛盾的目的。

(一) 明确刑事和解不是逮捕的唯一衡量要素

在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案件实践中, 除了审查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逮捕条件外, 还要考虑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是否达成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阶段的刑事和解工作中, 因为犯罪嫌疑人希望能够摆脱逮捕这一最严重的刑事强制措施, 在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愿意赔偿被害人, 被害人抓住这一心里, 往往提出的赔偿数额并不是基于损失而提出的, 而是期望通过刑事和解得到更多的赔偿, 甚至某些被害人存在通过此途径“大捞一笔”的心理。在基层检察院的审查逮捕阶段, 很多案件事实清楚、情节轻微且犯罪嫌疑人真诚认罪悔罪, 却由于自身经济条件限制或被害人方面提出经济赔偿远远大于实际损害, 导致刑事和解难以达成, 面对这一情况, 案件承办人应不以未达成刑事和解作为衡量是否逮捕的唯一标准。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 并愿意实施相应的赔偿行为赔偿被害人遭受的损失, 仅因为被害人表示达不到赔偿要求坚决不和解的案件, 经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和真诚赔偿意愿, 经对被害人上访风险进行评估后, 从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出发, 经评估认为不予逮捕致被害人上访可能性较小的,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应适用无逮捕必要决定, 由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其他强制措施。并向被害人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

(二) 构建刑事和解后当事人反悔的救济制度

审查某一方持有反悔的态度, 明确和解协议的达成是否是在自愿的环境下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 避免某些和解协议是被迫达成的情况。若为加害人欺诈, 则检察机关可以要求侦查机关重新就加害人提请逮捕;若为被害人欺诈, 则和解协议则可以继续作为审查案件刑事和解的证据予以采纳。刑事案件的审查过程之中, 办案人员不能忽略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态度的评判,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案件。由此可知, 倘若违背了和解协议应该承受一定的民事责任, 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尊严,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指导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态度。通过专业人员的帮助, 我们可以使当事人了解刑事和解协议不仅具有刑法上的规制效果, 同样, 和解协议也具有私法属性, 符合民法中契约的要件。刑事和解协议所具有的私法效果就是该协议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赔偿部分必须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参考文献

[1]陈惊天.再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A].卞建林, 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2]王一俊.刑事和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