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宽严相济把握刑事和解

贯彻宽严相济把握刑事和解（通用4篇）

贯彻宽严相济把握刑事和解 篇1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前检察机关的一个重大课题，全市检察机关认真研究具体措施，把严格执行法律与执行刑事政策有机统一起来，把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围绕构建和谐**，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一、深入理解宽

严相济、刑事和解的内涵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的严，是指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宽严相济”的宽，是指要坚持区别对待，应当依法从宽的就要从宽处理。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尽可能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宽严相济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它是宽与严的统一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宽与严的把握有时没有掌握好标准，同时受传统司法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大量轻微刑事案件无区别地经历着侦查、起诉、审判的流程，被害人的求偿权被淡化。

为更好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保护好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取得国家与当事人“双赢”的效果，2006年以来，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刑事和解机制，认真学习了省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并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或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做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努力减少社会对立面。去年，全市检察机关对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出相对不捕决定48人，作出不起诉决定58人，建议法院从轻处理60人，所办案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今年一季度，全市检察机关全面推行刑事和解办案方式，对9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捕的处理，对7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建议法院从轻处理10人，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

为加大宽严相济、刑事和解的适用力度，我们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后，对于没有达成刑事和解的，可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进行刑事和解，或者通知其到有关单位进行调解。在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限定过窄。为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和解的内涵，我们确定了一个恰当范围，以保证被害人、侵害人的合法权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不至失衡，我们在办案中做到“三个重点把握”：

1、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我们把适用对象重点严格限定为过失犯、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轻微刑事案件，因这几类犯罪主观恶性较小，法定刑一般在三年以下，适用刑事和解，既有利于补救社会关系，也能很好地达到矫正犯罪、预防再犯的目的。

2、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案件类型。我们促成刑事和解的案件重点是自诉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伤害案件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轻微刑事案件。其中，着重促成故意伤害（轻伤）、重婚、遗弃、妨害通信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达成和解。如袁某、文某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文某和袁某骑摩托车在北二环路五医院附近摔倒后，文即打电话通知周某(在逃)，周坐被害人鲁某驾驶的汽车赶到，周因为车费价格与鲁发生争执。周某、文某、袁某对鲁拳打脚踢，周抓住鲁的头往地上撞，致其轻伤。案发后，双方自愿达成了民事赔偿协议，并已对协议内容全部履行。该案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严格把握尺度，大胆适用刑事和解，努力促成双方和解，取得了很好的办案效果，既救济了被害人的权利，又化解了社会矛盾。此外，为准确把握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我们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贪污贿赂、渎职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3、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适用条件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均自愿进行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够履行和解协议中的补偿内容；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和可改造程度得到合理评价并得到合理控制等。同时，对累犯、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一般不适用刑事和解。

二、针对不同的刑事和解案件，作出适当的处理决定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多大程度的从宽处理，如何通过不同的处理决定，使不同案件最大可能地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的公平正义目的？在这一方面，检察机关紧密结合办案实践，提出了如下四种模式：

1、对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作特殊处理。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充分体现依法从宽的一面。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个案中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根据案情，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并采取有效帮教措施，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如**县检察院建立了针对未成年人的办案机制。对此类案件选派业务骨干处理，广泛开展“法律救助”活动。对于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均不大的未成年犯，建立“救助档案”，长期进行跟踪教育。检察机关与家庭、学校、社区互相配合，共同帮教，帮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走出犯罪的阴影，重回社会的怀抱。这种做法得到了省检察院的充分肯定，今后我们也将进一步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2、依法作相对不捕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赔偿全部到位、被害人提请对嫌疑人从宽处罚的案件，依法作相对不捕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如**区检察院在办理卢某等五人信鸽诈骗案时，除对两名主犯依法逮捕外，对其余三名情节轻微的从犯作出了不捕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刑事政策中严中有宽、宽严有别。又如**区检察院办理的杨某交通肇事案、刘某交通肇事案，两案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民事调解协议，并积极支付了全部赔偿款，被害人家属向检察机关请求对肇事者从轻处理。于是，**区检察院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处理。这样既减少了被害人家属的“诉累”，对其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是一种抚慰；同时，对被不起诉人而言，也获得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社会和谐。

3、依法向法院建议酌情从轻判处。对犯罪情节较重，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依法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如贺某等人寻衅滋事致被害人轻伤一案。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承办人了解到被害人仍在住院治疗，急需医药费，遂多次做双方的思想工作，促成双方就民事部分达成了一致意见，使被害人顺利拿到医药费进行及时治疗。该案起诉到法院后，公诉人向法院移送了和解与赔偿的全部材料，并在公诉意见中建议对被告人酌情从轻量刑的意见。后来，被告人贺某等四人分别被判处拘役六个月到有期徒刑一年不等的刑罚，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4、依法改变刑事强制措施。对于达成刑事和解，采用取保候审不至于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案件，可依法改变强制措施。如**县院办理的王某交通肇事案，在审查起诉阶段，该案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了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家属请求检察机关对王某从轻处罚，**县检察院于是将正在执行逮捕的王某改为取保候审，最终作出相对不诉处理。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1、刑事和解是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制定的一项全新的制度，对如何适用好这一制度，在办案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2、在适用刑事和解办案中，对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的把握，不少办案人员还把握不很准确，对刑事和解有关制度理解不透彻，认识上有些模糊。

3、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的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一些片面认识。有的过分强调严，对犯罪分子要狠狠打击，以体现刑法的威严。有的则认为要从宽，多用教育感化的办法，更多体现法律人性化的一面，进而导致在办案中失之过宽。

四、加强此项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1、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在办案人员中要加强学习和指导，使办案人员切实转变执法理念，规范办案行为。

2、对刑事和解的有关规定要加强学习，上级办案机关要加强对下级的指导。办案中要大胆适用，积极总结好的办案经验。

3、在适用刑事和解中要严格掌握政策，克服不健康、不正确的思想，严防少数办案人员利用刑事和解搞权钱交易，徇私枉法，造成不良影响。

贯彻宽严相济把握刑事和解 篇2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历史沿革

刑事政策是一定社会对犯罪反映的集中体现。对刑事政策的正确解读,一是离不开犯罪,它是刑事政策得以确立的客观前提;二是离不开社会,尤其是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的国家,它是刑事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1]。因此,刑事政策不仅是刑法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公共政策问题。1979年刑法将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内涵相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作为中国刑法的指导思想之一。1983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进入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时期,各类严重犯罪呈现高发态势。面对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党和国家果断采取了“严打”措施。“严打”是党和国家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为打击某几类严重刑事犯罪而制定的,由司法机关为主要执行主体的,以从重从快为基本要求的一种具体刑事政策。其以运动、战役的形式存在[2]。但“严打”政策只体现了惩办的严厉性,而忽略了宽大的轻缓性。“严打”的效果在初期是明显的,但到后期,其局限性凸现,出现了突破现行法律规定、违背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现象,以致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也日渐趋微。重新审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发现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如抗拒从严,因其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一定抵触而受到质疑[3]。当前,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出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司法机关对严重刑事犯罪必须依法从严打击,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对轻微刑事犯罪必须依法从宽处理,并强调对严重刑事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刑事犯罪中的从严情节都要依法予以体现;即使在对严重犯罪予以严厉打击时,对犯罪分子也要依法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挽救的尽量挽救,能从宽处理的尽量从宽处理,以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二、逮捕强制措施中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

逮捕作为对犯罪嫌疑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从而保障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但由于逮捕是以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为手段,因此其兼具了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价值与作用。逮捕措施使用得当,可以成为保护大多数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有力手段,但用之不当也可能损害被强制者的人权。因此,检察机关在实施逮捕措施时,必须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能够提供这种平衡的就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一)依法适用逮捕措施体现“严”

逮捕具有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严厉性和强制性。正确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是符合公众利益与要求的。如果运用上不体现“严”的要求,而对那些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影响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持放任态度,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正如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所言:“法律的目标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4]。因此,当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公众利益时,依法适用逮捕措施以体现刑事司法的“严”是必要的。

(二)依法慎用逮捕措施体现“宽”

逮捕作为一种程序性的威慑手段,对其适用应当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严格把它纳入法律规范之中,并应当坚持刑事谦抑性原则。即对不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和妨害刑事诉讼进行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坚持不捕,以体现刑事司法的“宽”。

(三)评判逮捕质量标准体现为“宽严相济”

鉴于逮捕措施具有其独特的要求和价值作用,因此,应将适用逮捕措施是否严格依照法定的逮捕条件,是否充分体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的刑事司法政策精神,作为评判逮捕质量优劣的标准,而不能根据经验作预测和判断,简单地将刑事判决结果作为评判逮捕质量的唯一标准。

三、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审查逮捕工作中的运用

(一)在严格依法前提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等规范性指导文件,是检察工作具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规范性文件。认真执行这些规范性文件,是严格依法办案的表现。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框架下进行,适用逮捕强制措施也要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任何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做法,都有可能造成执法过宽或者过严的结果,从而难以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二)从程序、实体两方面体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程序上的“宽”,主要表现为建立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工作机制。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案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简化办案工作流程,缩短办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程序上的“严”,主要表现为依法从快打击。如运用重大案件信息通报平台,在第一时间掌握重大恶性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派遣专人提前介入侦查,在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后立即予以批准逮捕,并充分发挥补充侦查提纲和提供法庭证据意见书的引导侦查作用,指导公安补强证据,有效打击犯罪。实体上的“宽”,主要表现在对能够调解处理的民转刑案件适时进行必要的调解,以求得最大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实体上的“严”,主要表现在运用逮捕强制措施,突出对重大恶性犯罪的打击力度。

(三)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完善无逮捕必要和有条件逮捕的法定条件

中国刑诉法规定,对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依法逮捕。在审查逮捕工作中,把握“有无逮捕必要”,是正确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点。在实际办案中,对符合下列情形的,可适用不予逮捕:(1)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或存在挽救可能性,且具备监护条件的;(2)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不羁押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或者妨碍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的。

然而,对于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涉黑涉恶团伙、涉毒及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嫌疑人,证明其犯罪事实的证据虽未完全达到逮捕的条件,但确实具有补充、完善证据可能性和逮捕必要性的,则应先予作出有条件批准逮捕,同时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补充证据材料。

(四)建立体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案件质量评估机制

适用逮捕的条件不同于起诉条件,也不同于法院判决的条件。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以被告人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为逮捕质量评判标准的做法,积极构建适应新形势、体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案件质量评判标准与考核评估机制。例如,对于符合下列情形的应不作为逮捕质量问题:(1)批准逮捕案件,由于捕后证据发生变化而导致的不诉或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谅解,按照法律规定作不起诉的;(2)有条件逮捕案件,因捕后不能达到检察机关《要求提供证据材料通知书》所列的证据要求或者证据发生变化而不具备起诉条件的等等。

(五)协调、统一办案机关适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尺度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运用,应当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为此,需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执行该政策有统一的认识和把握。如,对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完全可以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予以解决,而不必将对其采取逮捕强制措施作为刑事诉讼的必经途径;在重特大刑事案件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过程中,对公、检、法共同制定的证据规格标准须严格遵照执行;对因案件事实、证据认识不同而导致的法律、政策适用分歧,公安、检察、法院应通过及时交流、沟通,统一认识,形成共识。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19.

[2]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3.

[3]候宏林.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76.

贯彻宽严相济把握刑事和解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特征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一个外来词汇，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简单地说，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社区矫正制度行使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从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向大量适用非监禁刑刑罚方式转变。

2003年7月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作为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社区矫正有以下几种特性：社区矫正是对罪犯的一种制裁措施，具有刑事制裁性；而相对于监禁刑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宽”的具体体现，对犯罪人的惩罚程度较轻，具有刑事惩罚缓和性；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矫正对象的正常生活、工作未受到影响，只是人身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它具有非监禁性的特点；最后，社区矫正对象要在社区中接受各种社区资源对其监督和帮助，具有充分的社区参与性。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

2003年我国开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覆盖全国91%的地（市、州）、72%的县（市、区）和65%的乡镇（街道）。北京等13个省（区、市）已经在全辖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①近年来，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与支持，社区矫正人员的脱管漏管及再犯罪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改造效果明显。我国在社区矫正已实施了八年试点工作后，2011年2月25日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五条明确对管制、缓刑、假释罪犯实行社区矫正。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社区矫正进入刑法的视野，明确了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的法律地位，是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的一次重要改革，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根本上的法律依据，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完善和走向成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是以刑罚执行监督者的身份参与到社区矫正活动中。检察机关对于诉讼活动的监督，包括侦查活动、审判活动、刑罚执行的监督等。因而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当然的被纳入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内。

（一）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促进执法过程的公正廉洁

社区矫正采用非监禁方式来执行刑罚，对那些本应该受到监禁的罪犯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司法机关易通过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被告人判以缓刑或管制，对不具备假释、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予以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各种违法渠道使罪犯获得社区矫正的机会。因此，在矫正对象的确定以及交付的环节，检察机關的法律监督对于阻止这些不法现象的发生，促进执法的公正廉洁，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不可或缺。

（二）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能够有效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司法所追求的社会效果是社会和谐，刑事司法用来修补和恢复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使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社区矫正制度相比于监禁管理来说更加的人道、有效、经济，它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一种途径。社区矫正以惩罚为基础，以矫正为主要目的。检察机关作为矫正工作监督者，正确实施监督权能够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对保证社区矫正活动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能够促使矫正工作取得实际的效用

如今我国的社区矫正已是一种建立在刑事法律基础之上的、有制度保障的行刑方式。检察机关对矫正执法工作的监督，可以促使矫正执法机关依法积极、主动、正确履行职责，通过检察促进日常管理活动合法有序，能够促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实施，有效保障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同时能够减少社会公众因害怕对矫正对象缺乏监管而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所引起的担心，从而能够促使矫正工作取得实际的效用。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一）检察监督的事后性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执法工作，其执法行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环节性。社区矫正工作各个环节中的监督任务不同。最高检《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第三条明确了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法律监督的三个环节，即对交付执行环节、监管环节、变更执行包括终止执行环节的检察监督，以及在社区矫正各个环节中出现的职务犯罪的查处和预防。事实上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不应局限于法律规定的事后监督，在这三大环节之前还存在对社区矫正决定环节的检察监督。

（二）执法人员刑罚理念滞后，影响社区矫正效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含着人权保障的基本意蕴，作为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我们在社区矫正领域中树立科学、文明、保障人权的现代行刑理念。在矫正工作中出现“重关心轻管理、重教育轻改造、重帮助轻引导”的现象，促使矫正对象认罪伏法、改造帮助新生的刑罚执行目的难以充分实现。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形式单一，监外执行罪犯脱漏管现象时有发生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目前检察监督的内容和方式主要关注于对法律文书的审查，及每年进行的专项检察活动，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因法律文书不全、交付执行脱节造成脱管、漏管。相关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协作的意识不强，矫正工作衔接出现问题，从而影响了检察监督效果。

五、对社区矫正加强监督的措施

（一）检察机关要完善对社区矫正各个环节的法律监督

在社区矫正决定环节，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履行矫前监督职能。重点开展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监督，开展对管制、缓刑判决是否合法的审判监督，审查监督判决、裁定、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保证非监禁刑的正确适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二百六十二条分别明确了检察机关对于裁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同步监督。对于检察机关对矫正决定环节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相对应的刑事诉讼检察规则应尽快对检察监督程序做出详细规定，加强法律监督的实际操作性。

（二）更新刑事法律观念，在宽严相济刑事理念指导下加强检察监督工作

在尊重与保障人权被正式纳入新刑事诉讼法的今日，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当更新刑罚理念，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正确把握角色定位。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将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作为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重点工作。在具体检察监督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社区矫正中刑罚的惩罚性，通过对矫正人员一定人身的自由及一定政治权利的剥夺，实现司法的威慑力，实现特殊的预防；另一方面要将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性的观点引入社区矫正监督执法领域，要随时把握住社区矫正的非监禁性，通过及时有效的监督措施，确保矫正对象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防止执法机构对矫正对象的过度干预。

（三）积极探索、拓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途径

检察机关要实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监督，确保矫正目的的实现，需要切实渗透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对刑罚确定过程的监督、对矫正执法整个过程针对性的参与。保证判决、交付、帮教、奖惩、终止等各个执法环节无缝衔接，全程监督无漏洞。检察机关应当主动拓展监督途径与方式，在职责范围内协助矫正执行机关的帮教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其一，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公安、法院、社区矫正相关机构的联系，各职能单位相互协作与配合，以定期联席会议或座谈形式交流社区矫正工作情况，保证社区矫正信息资源共享。真实、全面、大量的信息以及对这些信息深入的分析研究，检察机关监督活动的前提条件。其二，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下，延伸检察监督触角。司法矫正工作体系随着“刑修八”的出台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及发展，检察机关在矫正工作中的地位及作用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除了更好地履行法律所赋予的监督职能外，检察机关应能动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矫正对象的帮教工作中去。监所部门的矫正监督负责人到基层司法所深入调研，掌握辖区社区矫正实情的基础上，拓展对特殊群体的帮教。如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并有针对性的加强监督。检察人员具有形象威慑力，合理参与帮教有助于矫正对象的改造，尽快回归社会。其三，积极拓宽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方式，要把预防和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有机结合，防止社区矫正这一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被滥用为权利寻租的工具，坚决避免社区矫正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产生。检察机关通过定期、不定期对矫正工作者和社区矫正组织的走访、调查，主动约见监外执行罪犯进行谈话等方式，督促矫正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使权力，维护监外执行罪犯的权益。對于执行机关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行为要及时给予纠正意见，提出批评和指正，一旦构成犯罪要坚决追究其责任。

[注释]

①参见：《司法部基层司工作报告》。

[参考文献]

[1]李明深.司法部基层司工作报告[J].2009

[2]温义祥，卢建国.浅谈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J].2010—7—8.

[3]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4]郭彦.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角度与身份[J].检察日报 2011—12—18.

[5] 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贯彻宽严相济把握刑事和解 篇4

[ 所属层级类别 ] 立法、司法解释库 [ 所属类别 ] 检察业务

[ 发布单位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发布日期 ] 2006-12-28 [ 生效日期 ] 2006-12-28 [ 效力状况 ] 有效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为了在检察工作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1．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正确的稳定观，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检验检察工作的重要标准，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2．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都要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

3．检察机关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认识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在对严重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对犯罪分子依法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挽救的尽量挽救，能从宽处理的尽量从宽处理，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4．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全面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实。既要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要防止只讲宽而忽视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时表现等)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

--严格依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策指导与严格执法的有机统一，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宽和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做到宽严合法，于法有据。

--注重效果。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执法办

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以有利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二、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5．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等犯罪。“严打”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体现，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毒品犯罪以及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惩治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侵犯知识产权、制售严重危害人身安全和人体健康的伪劣商品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依法打击重大环境污染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该批捕的要坚决批捕，该起诉的要坚决起诉，及时、准确、有力地予以打击。

6．依法严肃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提高侦破率，降低漏网率，有效遏制、震慑职务犯罪。严肃查办党政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进行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职务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所涉及的职务犯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的职务犯罪，企业改制、征地拆迁、资源审批和社会保障等工作中侵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职务犯罪，发生在基层或者社会关注的行业以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对罪行严重、拒不认罪、拒不退赃或者负案潜逃以及进行串供、毁证等妨害诉讼活动的，要果断采取必要的侦查、控制手段或者拘留、逮捕等措施。对于罪行较轻、真诚悔罪、证据稳定的，特别是其中的过失犯罪，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及时变更强制措施。

7．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慎重适用逮捕措施。逮捕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能用其他强制措施的尽量使用其他强制措施。审查批捕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在把握事实证据条件、可能判处刑罚条件的同时，注重对“有逮捕必要”条件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具体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主体是否属于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老年人、严重疾病患者、盲聋哑人、初犯、从犯或者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等；二是法定刑是否属于较轻的刑罚；三是情节是否具有中止、未遂、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情形；四是主观方面是否具有过失、受骗、被胁迫等；五是犯罪后是否具有认罪、悔罪表现，是否具有重新危害社会或者串供、毁证、妨碍作证等妨害诉讼进行的可能；六是犯罪嫌疑人是否属于流窜作案、有无固定住址及帮教、管教条件；七是案件基本证据是否已经收集固定、是否有翻供翻证的可能等。对于罪行严重、主观恶性较大、人身危险性大或者有串供、毁证、妨碍作证等妨害诉讼顺利进行可能，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批准逮捕。对于不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致于妨害诉讼顺利进行的，应当不予批捕。对于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

8．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严格依法掌握起诉条件，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于初犯、从犯、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以及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引发的案件，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不起诉，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确需提起公诉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方面的意见。

9.突出立案监督的重点。完善立案监督机制，将监督的重点放在严重犯罪或者社会影响恶劣以及违法立案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上，加强对侦查机关落实立案监督情况的跟踪监督，确保违法立案案件及时得到纠正。

10．在抗诉工作中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要重视对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的案件及时提出抗诉，又要重视对无罪判有罪、量刑畸重的案件及时提出抗诉。对于被告人认罪并积极赔偿损失、被害人谅解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及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案件，人民法院处罚偏轻的，一般不提出抗诉。对于第一审宣判后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抗诉，或者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未提出抗诉的案件，没有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的，一般也不得为加重被告人刑罚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11．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从宽处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除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严重的以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确需提起公诉的未成年被告人，应当根据情况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方面的意见。

12．对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从宽处理。对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要本着“冤家宜解

不宜结”的精神，着重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角度正确处理。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确需提起公诉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对属于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提请批捕、移送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在民事赔偿和精神抚慰方面和解，及时化解矛盾，依法从宽处理。

13．对轻微犯罪中的初犯、偶犯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初次实施轻微犯罪、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嫌疑人，特别是对因生活无着偶然发生的盗窃等轻微犯罪，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一般可以不予逮捕；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依法不起诉。确需提起公诉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

14．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惩治少数，争取、团结、教育大多数的原则。对极少数插手群体性事件，策划、组织、指挥闹事的严重犯罪分子以及进行打砸抢等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或者骨干分子，要依法严厉打击。对一般参与者，要慎重适用强制措施和提起公诉；确需提起公诉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

三、建立健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检察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

15．进一步健全检察环节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加强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因地制宜地确定打击犯罪的重点，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增强打击的针对性。对严重刑事犯罪坚持依法快捕、快诉，增强打击的时效性。

16．加强侦查机制建设，提高发现和查办职务犯罪的能力。推进侦查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突出抓好案件线索的统一管理、侦查活动的统一组织指挥、跨地域侦查的统一协调配合、侦查资源的统一配置使用等各项工作，建立健全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信息畅通灵敏、运转高效有序的职务犯罪侦查指挥协作机制。加强职务犯罪侦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高侦查队伍的侦查技能与水平。加强侦查装备现代化建设，依法规范侦查技术的运用，进一步提高运用科技手段侦查破案的能力。

17．推进办案专业化，建立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改进办案分工，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指定人员专门办理轻微案件，集中力量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建立轻微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快速办理机制，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案件，简化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办案文书，缩短办案期限，提高诉讼效率。

18．依法正确适用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理程序。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同意。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普通刑事案件，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适用简化审理程序。

19．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案方式。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专门工作小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机制。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原则上实行分案处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人一般应当出庭支持公诉并开展庭审教育活动。对于因犯罪情节轻微决定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要落实帮教措施。

20．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强化化解矛盾的工作。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应当加强对与犯罪有关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和调处工作，将矛盾化解情况和达成协议及履行情况作为考虑从宽处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有直接被害人的案件作从宽处理或者决定不起诉的，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检察机关也要做好对被害人的解释、说明工作，防止产生新的涉法上访。

21．完善对监外执行、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机制。适应监外执行、社区矫正人员可能增多的趋势，配合有关部门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加强对监外执行、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防止对被监外执行犯罪分子的脱管、漏管和违法管理。

22．完善办案的考核评价体系。要按照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规律管理检察业务工作，从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出发，科学确定考核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指标体系，改进考评办法，保证依法正确适用不批捕、不起诉，改变不适当地控制不捕率、不起诉率的做法，实现办案数量、质量和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转变观念，加强指导，保障正确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23．各级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办案人员，应当自觉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准确地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把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惩治犯罪、保护

人民、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能力。

24．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业务部门和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对本部门、本地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工作指导、检查和监督。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总结、发现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强化日常管理和定期考核，完善监督制约机制，防止贯彻落实中出现偏差，严肃查处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名义所进行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犯罪活动，保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正确贯彻落实。

25．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联系与协调，建立经常性的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共同研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工作措施，及时解决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