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模式（精选9篇）
和解模式 篇1
针对犯罪多元化的现状趋势以及弥补现行司法体制不足与缺陷的实际需要,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备受人们关注。对于这样一种发端与西方国家的新的刑事思潮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 如何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并加以引进, 挖掘其在中国的正当性基础, 探索中国特色刑事和解制度模式, 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缓解刑事案件审判和刑罚执行机关的压力、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恢复性司法会商。它的基本内容是在犯罪发生之后, 调停人主持受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解决纠纷, 为恢复被犯罪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并最终为犯罪者回归社会而创造条件。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 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从轻处罚。可见刑事和解与“私了”有着本质区别。“私了”是与“公了”相对而言的, 是民间对于诉讼双方自行和解的一种俗称, 是纠纷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自行协商解决的统称, 而刑事和解则是当事人在司法工作人员主持下的“公了”。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可行性分析
(一) 合和文化是刑事和解的文化基础
文化, 即社会的意识形态,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合和”文化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人与自然保持“合和”的关系, 人要顺应自然, 与自然融为一体, 代表思想主要有老子的“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以及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二、人与人之间保持“合和”的关系, 强调社会关系的和睦融洽, 避免争斗纠纷, 古代先贤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这一关系的重要性, 从孔子的“礼之用, 和为贵”, 到墨子的“兼相爱则治”, 再到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无不体现“合和”的一贯思想。由此可见, 以“合和”文化为底蕴的传统诉讼法律文化要求人们以和为贵, 息事宁人, 祈求相安无事。在这种文化氛围中, 普通民众普遍养成厌讼, 息讼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 对簿公堂的争讼被认为是一种恶或不道德的行为, 因此“讼不可妄为”。
(二) 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刑事和解的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2004年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 它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其中,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而一个和谐社会又尤以社会的安定、稳定、健康为基石。刑事和解制度正好顺应了这一需求, 它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 注重发挥被害人与加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 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和空间, 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 从而最大限度的恢复犯罪破坏的秩序。
(三) 人本主义是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人本主义是西欧自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文艺复兴时期所涌现的一种新思潮。其基本观点主张“人类自由权利不可侵犯, 即自由意志论”。自2004年人权入宪以来, 在国家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本建设当中随处可见人本精神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称赞, 这为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建立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虽然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司法中的国家本位价值观相冲突, 建立个人本位价值观上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刑事观念中找不到相应的支撑, 但随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国家本位刑事观的质疑, 刑事案件处理效率低下, 被害人权益长期被忽视等矛盾的突显。刑事和解正好与现今这个人们日益追求人本性需要的社会相吻合, 刑事和解以扩大诉讼中的私权范围为尝试, 赋予公民更多的纠纷解决自主权, 扩大私权利在诉讼中的行使范围, 其必然在我国赢得广泛人民的支持。
(四) 法治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
法治即依照法律治理, 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智力的原则和方略, 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理论、原则和方法。2007年, 国家领导人提出“党的事业至上, 人民利益至上, 宪法法律至上”。其中, “宪法法律至上”是依法治国原则的体现, 而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 即必须有完备的法律及系统的法律体系。针对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犯罪总数有增无减, 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增多, 疑难复杂案件增加, 司法机关面临的压力逐步增大的现状, 从法律体制上认可刑事和解, 将其纳入我国刑事立法体制, 无疑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其对轻微刑事案件的温和处理方式, 不光能抚平当事人的心理创伤, 而且能使司法工作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最大化, 符合目前我国贯彻宽严刑事政策的要求。
三、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路
(一) 明确刑事和解的范围
刑事和解制度就其本质来讲是“公诉权”和“私诉权”博弈的结果, 它是国家公诉权在一起程度上的放弃。因此, 国家本位的刑事和解制度逐渐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但不意味着能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无限扩大, 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限定未成年人犯罪或依法应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告诉才处理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具体理由有:
一、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 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育未完全成熟, 多数未成年人犯罪偶然性比较大, 且主观恶性较小, 应该尽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 以补偿和赔偿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
二、3年以上的犯罪行为, 其性质上属于侵犯国家安全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这些犯罪所涉及的矛盾和法律关系不仅是当事人双方的矛盾, 还关系到国家、社会利益, 必须适用公权力解决, 由国家干预。
三、扩大刑事和解犯罪会改变案件的性质, 从而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背道而驰。如:公安机关撤回起诉将会变成民事案件, 变成社会治安案件。于是犯罪分子可能利用这一漏洞心安理得的继续犯罪而不会判刑。综上,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不光要“宽”, 也要注重“严”, 严格限定刑事和解范围正是这一刑事政策的具体落实。
(二) 明确刑事和解的具体程序
1. 刑事和解制度适用阶段应限定在审查起诉阶段
理由有两点:一是若在侦查阶段适用, 可能出现侦查人员为避免艰苦复杂的取证工作, 而在事实未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勉强让双方和解, 导致“和稀泥”或“以钱买刑”的情况发生。二是在审判阶段和解已无实际意义, 案件进入审判阶段, 程序已基本走完, 对提高办案效率意义不大, 且无法避免被害人在法庭上人格尊严和精神再次受到伤害。
2. 刑事和解应该由检察机关来启动主持
鉴于刑事和解是司法制度, 属于公权利, 应由公权力机关主持和解, 而不能由社区调解委员会主持, 因为由后者调解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力, 易出现不予履行的情况, 不符合和解初衷。如果由检察机关主持和解, 既可以发挥检察机关熟悉和解程序的专业人员的优势, 又可以使刑事和解在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进行, 还可以避免基层检察院人少案多, 起到保证和解的效果。
3. 争议解决程序是刑事和解的关键
可以采取类似于听证的方式, 在特定机构或岗位专门审查监督下, 由检察机关人员主持, 加害人、受害人及双方代理人、监督人和亲属、加害人生活社区或就读学校人员, 工作单位人员参与。通过就犯罪事件本身进行沟通, 加害人通过悔过、认错、道歉, 尽可能消除被害人内心的不满与伤痛, 争取被害人的谅解与宽恕, 最后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形成有法律效果的书面赔偿协议。
(三) 建立刑事和解的宣传教育机制, 树立正确的刑事诉讼理念
由于刑事和解在我国还处于构建初期,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取得了理想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但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如:在检察机关中作用认识不一, 和解整体使用偏低且不均衡, 和解方式单一, 赔偿缺乏标准, 老百姓对刑事和解认识偏颇, 认为“刑事和解即为花钱买罪”等。针对这一情况, 笔者认为应建立刑事和解的宣传教育机制。在社会上, 大力宣传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刑事和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 使广大群众认清刑事和解与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在司法人员中, 要强化刑事和解的执行能力, 严格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 避免因刑事和解不当而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在加害人方面, 要对其进行法律警告威慑教育, 使其真正认罪伏法, 真诚悔过, 避免加害人出现轻易即可被免除刑罚的心理而促成其重新犯罪。在被害人方面, 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精神抚慰, 了解其同意和解的真正原因, 避免因种种因素使其被动接受和解而产生对司法机关或加害人的仇视和怨恨, 从而实施报复性犯罪。
(四)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1. 建立暂缓起诉制度
暂缓起诉制度, 即指检察机关对应当起诉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年龄、危害程度等情况综合考虑之后暂时不予起诉, 给予其一定的考验期限, 令其进行自我改造和反省, 根据其悔罪表现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作为一种介于“起诉”与“不起诉”间的中间措施, 实体上体现刑罚经济思想, 程序上体现起诉便宜主义, 这种暂缓起诉制度揉入了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因素, 对于当事人权利保护、诉讼效率的提高以及刑事案件的合理分流都有重要意义, 应当尽快在立法中予以确认。
2. 建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 经常出现类似案件而和解结果有天壤之别的现象。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 很可能出现加害人因最大限度满足受害人的补偿要求而造成生活极度困难, 或加害人因经济条件不能满足受害人的补偿要求而和解失败进入诉讼程序, 而这些都是与更多地关注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刑事和解初衷相违背的, 同时也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因此, 为更好地保护公民权益, 国家除制定刑事损失赔偿基金, 以解决刑事和解中的加害人赔偿给付金额悬殊, 加害人无力赔偿的现象, 使刑事和解制度真正得到实施。
四、结语
刑事和解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相辅相成的。其在司法体系中的积极价值占据优势地位, 因而该项制度在我国建立有其充分的理由与社会支持, 我们应该对其予以正面的肯定, 并予以重视, 立足中国国情, 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刑事和解制度。
摘要：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 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该制度自产生以来, 已形成平衡、叙说和恢复正义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并在各国实践中收到良好的效果。本文系统阐释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存在并发展的正当性基础, 并提出了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的构想。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正当性,中国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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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模式 篇2
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男，汉族，*年*月*日生,户籍地及现住址***，居民身份证号码******。
乙方：***，男，汉族，*年*月*月生,户籍地及现住址***,居民身份证号码******。
简要案情：
*年*月*日*时左右，在*地因琐事甲方与乙方发生争执和厮打，乙方将甲方打伤，经法医鉴定甲方身上伤已构成轻伤。
因双方当事人请求和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公安
机关认真听取了甲、乙双方的意见，对双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证明和解系双方自愿并合法，公安机关依法主持了和解。
甲、乙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经充分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乙方深感歉意，向甲方赔礼道歉，请求甲方予以谅解。
二、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一次性赔偿甲方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损失费用共计人民币大写***元整。
三、乙方向甲方切实履行本协议一次性支付上述全部赔偿费用以后，甲方不再追究乙方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甲方希望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对乙方从宽处理。
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盖章后生效，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主持调解公安机关一份，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持调解公安机关
年 月 日
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
乙方：张xx。代理人：
年 月 日，吴仲才因交通事故死亡，乙方被永定区公安局涉嫌交通肇事罪刑事拘留，现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和解协议
由于乙方的过错行为，已经给甲方造成了身体上的创伤和财产损失，对此，乙方深有悔意。同时，甲方在咨询律师，充分了解法律规定及赔偿金额后，自愿就本案的赔偿相关事宜与乙方协商，订立如下协议：
1、乙方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害，深感歉意，并致以诚恳的道歉，请求甲方予以宽恕。
2、乙方一次性包干赔偿甲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全部财产损失合计人民
币万元。
3、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当日付清上述赔偿款项。乙方付清上述赔偿款项后，双方因本案纠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止，甲方自愿放弃追究乙方其他民事责任的要求，不再要求乙方给予任何赔偿。
4、甲方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对乙方的交通肇事行为给予谅解，并同意并请求检察机关对本案作调解处理，不再请求检察机关追究乙方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
5、本协议一式三份，由双方各执一份，呈交永定区检察院一份存档一份。
甲方： 乙方：
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xxx
住址：xxx
乙方：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xx
现关押于xxx
乙方代理人：x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xxx，住址：xxx
见证人：xxxxxxxxx律师事务所 律师 xxx，执业证号：xxxx，地址：xx
纠纷事实与主要责任：
2016年3月2日，乙方与甲方发生争执并在争执过程中造成甲方受伤。2016年3月3日，乙方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深xxxxxx公安局刑事拘留。
由于乙方的过错行为，给甲方造成了身体上的创伤，对此，乙方深有悔意。现双方就本案的赔偿等相关事宜，经过诚恳、友好的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和解协议：
1、乙方对自己的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害，深感歉意，请求甲方予以宽恕。
2、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各项赔偿金人民币xxxxx万元。赔偿金包括但不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号之赔偿项目等所有一切与双方伤害有
关的诸如今后的后遗症、并发症等全部损害赔偿费用。即此赔偿数额为现在或将来、直接或间接与该次伤害纠纷有关的索赔的最终和全部赔偿数额。
和“过去”和解 篇3
果果姐:
我现在是一名16岁的女孩,我非常需要帮助!请您一定要帮帮我!
我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可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那是我6岁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人受到饬害,但作为女孩子我始终无法向别人描述这件事情。我没办法原谅自已,我真的好恨自己!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过去,我也明白,我是无法改变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可是我的内心仍然在懊悔和自责。果果姐,我该怎么办?
玲玲
玲玲:
你好,看到你的来信,我心里很沉重,看起来,你仍然没有勇气把这件事说出来。OK,我尊重你现在的样子,我们来想办法,和“过去”和解。
首先,找一个安静没人打扰的房间,准备纸笔和一面镜子,坐在桌前,做几个深呼吸放松自己。好的,现在你的身体放松了,请拿起笔,画出6岁时候的你,在画画的过程中,如果想哭可以尽情地哭出来。
画好之后,静静地看着她,回忆当年的一些事,并且写在这张纸上,尽可能地细致。还有自己的懊悔、自责以及对自己的憎恨,都让它们尽情地倾泻到纸上,纸张的背面也可以。
勇敢的女孩,你可能会感觉到更加强烈的懊恼和自责,但是,勇敢的你,请不要逃避,勇敢地面对它们,并且如实地纪录下来。这是一个自我治疗的过程,相信你,可以做到!现在,都写完了,你的情绪是不是也会平稳了一些呢?
那么,看着那个6岁的小女孩,坚定地告诉她:“我爱你,即使你曾经犯过那样的过错,我依然爱你!”然后,拿起镜子,注视着镜子中的自己,勇敢地,带着爱意注视着她,告诉她:“为了爱,我愿意和过去和解!”
最后,你可以选择珍藏那张纸,也可以选择烧掉或者撕碎扔进马桶里冲掉……
这样,你会和“过去”和解,放下它,更愉快地生活在现在。
和解协议书 篇4
甲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 身份证号码： 问题事实与主要责任：
甲方与乙方对*********用于***********使用的降水管线丢失问题进行描述，乙方私自将住宅********位置的降水管线长度约： 米，管材型号为 的物品占为己有，私自卖出，给甲方财产造成损失，对此，乙方深感愧疚。现双方就此事的赔偿等相关事宜，经过诚恳、友好的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和解协议：
1、乙方对自己的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深感歉意，请求甲方予以原谅。
2、乙方愿意一次性赔偿甲方损失 万元。
3、双方于____年 ___月 ____日在见证人见证下，乙方或乙方代理人向甲方支付上述赔偿金人民币 万元。乙方或乙方代理人付清上述赔偿款后，双方对此事的纠纷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止，甲方不再追究乙方的民事赔偿责任，也不再以其他任何途径和方法索偿。
4、甲方对乙方的占有财物行为给予谅解。在见证人见证下，乙方或乙方代理人向甲方支付赔偿金后，甲方撤回在 派出所此案的书面请求。
5、若乙方支付上述款项后，甲方不履行本协议相关之规定（包括以任何形式主动要求公安机关对乙方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况）甲方应将上述款项退还乙方。
6、双方确认本协议内容是双方在公平、自愿原则下共同商议决定，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或胁迫情形。
7、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或代理人签字后即产生法律效力。
8、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见证人执一份。
甲方签名：
签订时间：
****年**月**日
乙方签名：
签订时间：
****年**月**日
见证人签名：
签订时间：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篇5
(一)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背景
20世纪70年代, 西方的刑法改革者在探讨怎样才能在刑事司法体系内达到在保护被害人的利益的同时能够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后顺利回归社会的时候, 提出了令人瞩目的刑事和解理论, 而这一理论首先被美、英、德等国在其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适用、推广。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主要有: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刑事契约理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目的在于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 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 回归社会[1]。目前西方刑事和解的主要模式有: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教会模式。目前西方国家主要对青少年犯罪和一些犯罪性质轻微、影响不大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纠纷处理方式, 使国家刑罚权的独占地位受到了挑战, 但由于其对犯罪行为所引起的被害人和被告人创伤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且利于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 同时有利于实现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和谐, 所以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给传统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理论注入了新的动力, 推动了刑事司法的发展。
(二) 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定义, 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许多不同的主张。一些学者在刑事和解制度的定义上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 指在刑事诉讼中, 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 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2]还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正义会商, 是在犯罪发生后, 经由调停人的帮助, 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 解决刑事纠纷, 对于和解协议, 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刑事处罚的依据。[3]目前, 我国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定义采用了其他国家比较通行的表达方式, 即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 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犯罪发生后, 经由调停人的帮助, 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纠纷。
(三)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西方法学界有三种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解说, 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另外刑事契约理论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刑事和解最本质的理论基础。刑事契约理论认为刑罚权是人民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于国家权力机关的, 刑罚权就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及公共秩序, 而保护公共利益及公共秩序我们可以选择很多方式进行。由于刑事纠纷是发生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 所以当然可以选择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 最终维护公共利益及公共秩序。[4]被害人和犯罪人通过刑事和解方式达成相互谅解的协议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损害和维护公共利益。
1. 恢复正义理论
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是一种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一种侵犯与被侵犯的行为关系, 所以被害人与犯罪人应当积极主动地参加到冲突的解决过程中, 这样才能更好地弥补造成的社会损害。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仅违反了刑法规范, 而且侵害了被害人、社会的利益, 因此恢复正义理论认为刑事司法应当弥补犯罪所造成的伤害, 与此同时恢复正义理论还认为政府不应该独占对犯罪的刑罚权, 认为被害人和社会应当积极地参与到刑事司法的过程当中。[5]
2. 平衡理论
平衡理论代表了以被害人的心理为基础的解释模式。这种理论模式是指当原有的平衡的社会秩序遭到侵犯时, 被害人愿意进入某种刑事和解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原来的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被害人在本来和谐的、正常的、公正的社会生活受到不法侵害时, 更愿意选择一种相对简单且成本最小的方式来帮助其恢复本来正常的社会生活, 而刑事和解有利于节约被害人付出的成本较少且易得到较多的补偿, 而且这种赔偿的履行率较高, 这使得成本计算成为了刑事和解的原因。
3. 叙说理论
叙说理论将刑事和解当作被害人叙说的过程, 并将被害叙说视为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式, 被害叙说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方式或增强自我意识的工具已有较长的传统。[6]叙说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刑事和解的价值目标,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 被害人在犯罪人和其他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叙说自己的受害经历及感受, 这使得被害人在叙说的过程中排泄出其内心的怨恨、恐惧、不满等情绪的同时, 也让犯罪人与被害人进行沟通交流, 使犯罪人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和宽恕。叙说理论有利于被害人受伤的恢复, 但是由于叙说理论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和被害人的利益来论证刑事和解, 有些狭隘片面。
4. 刑事契约理论
刑事契约理论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契约”。[7]有学者说刑事契约是刑事和解的最本质的基础, 起初, 契约是民法上的概念, 而刑事诉讼法是一部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 其属于公法的范畴, 但随着民主法制的发展, 使得公、私法中的一些原则和制度逐渐延伸到对方的领域, 公、私法相互融合。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说法,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 人民通过契约的方式将权力让渡于国家, 当国家订立法律并将其公之于众时, 即是和人民订立契约的一种表示。在刑事司法领域里, 契约常常被人们忽视, 刑事和解是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的协商, 有学者认为在刑事法领域被害人撇开国家与犯罪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 是公民个人权利向国家权力的入侵。但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犯罪冲突, 而且这种冲突存在与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 他们通过契约的方式解决冲突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西方模式
在西方国家, 虽然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已经发展得较为稳定,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之间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司法制度的不同, 以致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是各个国家内部各司法辖区之间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模式都有所差异。当前在世界各国较为通行的刑事和解实践模式主要有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司法模式。
(一) 社区调停模式
社区调停模式是指犯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其在被有关机关逮捕之前可以由某些特定的社区调停组织作为中间人, 主持并努力促成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达成和解。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社区调解的过程与刑事司法活动没有关系。在英美法系国家, 社区调停模式仅仅适用于没有被逮捕的犯罪, 所以一些严重犯罪和许多犯罪性质轻微且被判处的刑罚不超过5年监禁的犯罪。在大陆法系国家里的基层社区调停模式主要在少年犯罪案件中得到适用。
(二) 转处模式
转处模式指在司法机关开始进行刑事司法程序但是在刑事司法程序没有结束以前, 司法机关依旧能够把刑事案件移交给社会上的专门处理刑事纠纷的相关调解中心进行解决, 这种模式是把刑事案件从刑事司法程序转移到社会上的纠纷处理中心, 刑事案件最终是通过社会调解中心的调解得以解决的。与社区模式不同之处在于转处模式的案件大多是司法机关已经逮捕但是还未审判的案件, 通过转处模式解决的案件一般是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不大, 且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起诉的案件。英美国家适用转处模式比较多, 除此之外, 法国也适用转处模式。
(三) 替代模式
替代模式一般是指在被害人自愿的基础上, 通过改变对犯罪人改变处罚方式, 来促成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 从而使矛盾纠纷得到解决。替代模式解决纠纷的前提是被害人自愿, 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刑事赔偿、赔礼道歉或者为社区提供服务等替代刑事处罚方式。这种模式适用的法律依据是相关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但是目前对于该模式的适用只有德国有明文的规定, 其他国家都没有明文的规定。替代模式在欧洲国家适用比较普遍。
(四) 司法模式
司法模式把被害人的利益放到重要位置, 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使得犯罪人变得有责任感, 及时向被害人和解赔偿。这种模式适用于所有的犯罪, 但是这种模式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 例如犯罪人和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相见。
刑事和解是一种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 相对于刑事诉讼而言, 其所需时间短, 和解的过程简单易行, 一方面减轻了加害人对社会的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使得加害人和被害人相互谅解, 从而促使被告人与社会的融合, 这使得纠纷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从而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提高了诉讼效益。此外, 刑事和解还可以节约办案经费。刑事和解主要是通过刑事赔偿、赔礼道歉等方式达成和解协议, 不主张对犯罪人加以监禁, 这样就减少了在押人员的数量, 减少了司法费用, 同时, 刑事和解对犯罪的矫正减少了犯罪分子的再犯率, 在很多程度上降低了办案的成本。
摘要：传统解决刑事纠纷的司法模式是依照侦查、起诉、审判的程序来进行的, 现阶段也仍然是各国解决刑事纠纷的主流模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刑事案件种类的增多、犯罪率的不断上升, 导致刑事诉讼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种通过诉讼参与者合作协商、协调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逐渐发展起来——刑事和解制度。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理论基础,刑事和解制度的西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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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之初探 篇6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辨析
(一) 刑事和解的概念界定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纠纷解决方式, 近些年来在学界有着广泛影响, 对刑事和解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的说法颇具说服力。他认为,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 指的是在刑事诉讼中, 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 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二) 刑事和解与调解的区分
相较于刑事和解, 调解制度由来已久, 并且在解决民事纠纷和刑事自诉案件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运用广泛。尤其是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 更是以其解决纠纷的重大优势, 被国际司法界誉为“东方经验”。所谓法院调解, 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他们之间发生的民事权益争议, 通过自愿、平等的协商, 互谅互让, 达成协议, 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二者同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一, 均以自愿、协商为宗旨, 但是仍存在以下不同:调解强调案外第三人的调停作用, 侧重于公权力积极促成双方达成谅解, 也因此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强制调解的现象。而刑事和解与之不同, 它强调对个人自由和自主权的充分尊重, 强调必须在当事人自愿情况下启动, 并且达成的和解协议必须经过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审查方能生效, 尽最大可能杜绝实践中的不公正现象。
二、刑事和解出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 刑诉法修改的背景与理念
1979年公布的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修改, 那次修改可以说是取得了重大的历史进步, 不仅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完善, 也为中国刑事司法迈向法制轨道奠定了基础, 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刑事诉讼法的缺陷和不足也越来越突出, 面对社会对司法公正的需要, 旧法却暴露出很多新的问题。正如针对此次修改背景的官方表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 刑事诉讼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 有必要进一步予以完善”。有此“内因”, 再加之刑事司法改革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的世界潮流的“外力”, 党的十六大顺应时势提出“完善诉讼程序, 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以此为契机,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此背景下修改的刑事诉讼法, 坚持秉承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何谓理念?理念是指原理和信念, 是贯穿整体的构建和设计某种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哲学基础, 它是一系列价值选择的结果, 对一部法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往的刑事司法坚持一种斗争哲学观, 即将犯罪行为看作是个人对国家统治的反抗, 国家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高压政策, 以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为目标, 这样往往使人权和程序正义得不到有效保障, 直到近年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和谐哲学观才崭露头角。根据这一哲学观, 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因各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所引起的利益之间的冲突, 而非敌我矛盾。因此, 解决矛盾的方法应是尽量采取各种非对抗方法来化解矛盾,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减少不和谐因素,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
刑事和解正是顺应了这一需求, 充分保障了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创新了刑事纠纷解决方式, 化解社会矛盾, 并且, 早在新法实施之前, 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存在“刑事和解”的制度创新, 本次修改正是为这些举措进行了制度化规范与提供了法律支持。
三、刑事和解制度
(一) 新刑诉法对刑事和解的创新性规定
1. 严格限定当事人和解的案件范围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 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自愿和解的, 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 因民间纠纷引起, 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 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二) 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 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本条是关于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适用条件的规定。
条文采用了列举加排除法严格限定了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不难看出, 只有在案件事实清楚, 犯罪情节轻微, 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 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下才有适用刑事和解的可能。
2. 严格限定了当事人和解的方式、结果和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27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工作人员的意见, 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第279条规定, “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 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由此可见, 新刑诉法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有以下三种处理方式:一、在侦查阶段达成和解协议的, 法律并未规定公安机关可以直接撤销案件, 公安机关仍应将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并可根据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二、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和解协议的, 检察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作出不同决定, 案件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其他案件则应提起公诉, 并可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三、在审判阶段, 对于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 被害人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的, 法院应该对其和解协议进行监督, 然后结合案件情况对被告人作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判决。
(二) 刑事和解的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正式确立, 极大地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使现代刑事诉讼开始追求公共利益、被告人利益和被害人利益的三方平衡, 较好地契合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不仅在刑事司法的效率与公正方面价值突出, 也在解决矛盾、化解冲突与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大有建树。
1. 公正价值
公正, 即公平、正当, 它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 非常开放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政治学、法学、哲学甚至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去理解。但是无论怎样理解, 总也跳脱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公正的标准和判断是一个与社会紧密相关的问题。并且, 刑法的公正性本身也不是绝对的、抽象的。而是相对的、具体的, 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因此, 社会的发展与物质条件的改变都会使得公正的内涵有所不同。
从理论上说, 实现正义的方式多种多样, 但是就目前社会的发展状况而言, 市场经济发展使得社会上形成各种利益群体, 个体之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利益冲突。在刑事司法上就表现为被追诉人、被害人与公权力机关间的冲突。以往的刑事诉讼模式将重心置于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 以对犯罪人可以刑罚来弥补被伤害的社会关系, 这种做法无疑是直接、强硬的, 但是却往往对社会关系带来伤害, 不利于被告人回归社会。但是刑事和解的运用, 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不仅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也同时保护了加害人的合理权益, 它通过促使加害人以道歉、悔罪、物质赔偿等方式积极主动承担责任, 从而满足其顺利回归社会的愿望。这样一来, 不仅被害人等到了赔偿, 也使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保护, 它平衡了加害人、受害人以及公共利益的关系, 形成一种均衡的正义, 不仅更好地保障了被害人的权利, 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更有利于体现公正与促进社会和谐。
2. 效率价值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可见效率是司法的重要价值。所谓司法效率, 即意味着以较小的司法资源的投入, 获得较大的产出。从某种意义上理解, 追求效率就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公正的目标。刑事司法不同于民事、行政司法, 它与公民基本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息息相关, 一旦出现差错将产生难以弥补的后果。正因为对案件质量的要求高, 因此投入的成本就越来越大, 诉讼程序也日益繁琐, 刑事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进一步加深。因此, 如何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是法律人的共同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 刑事和解应运而生。
如前文所述, 刑事司法对案件质量要求高, 因此办案成本高, 再加上近年来犯罪率上升, 各类刑事案件层出不穷, 给刑事司法机关造成重大压力。据统计,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每年提起公诉的案件达到数百万, 其中不乏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 这些轻微刑事案件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 使得部分急需司法机关介入的刑事案件因为司法资源的不足而未能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而刑事和解制度恰恰解决了这一难题, 它将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从繁琐的刑事司法程序中剥离出来, 使得不同危害程度的案件得以分流并进行及时妥善的处理, 较好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使司法效率大幅提高。
3. 和谐价值
法制社会的建立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相应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又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和理论基础。法制社会需要秩序, 但更需要和谐, 和谐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 而是意味着人们之间存在有益和全面良好的关系, 它反映了个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刑事犯罪行为恰恰破坏了这种关系, 这时, 我们的反应应是修复这些关系, 重建和谐样态。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处理刑事案件的合理有效的方法, 有效地保护了刑事案件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顺应了和谐社会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的需要。以往的刑事司法主要以司法机关为主导, 依靠国家暴力机关对犯罪人加以刑事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 但是若以相同方式对待上述轻微刑事案件, 则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不仅难以弥补被害人的身体与心灵的伤害, 还不利于被告人回归社会。而刑事和解通过加害方的财务赔偿或公开赔礼道歉的方式弥补被害方的物质损害与精神创伤, 犯罪人通过内心的忏悔, 承担应负的责任, 从而实现心理上的平衡, 尽量将受损的社会关系恢复到缓和状态, 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持。
四、刑事和解的隐患与完善
刑事和解的问世, 无疑是刑事司法领域的一大进步, 它较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这两大价值, 但是制度本身在运行当中难免存在一些隐患, 需要相应制度加以调和避免。
(一) 刑事和解运行中存在的隐患
1. 被害人和解的自愿性与自主性问题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 刑事和解是以被害人为本位的司法制度。因此在众多学术论述中, 对刑事和解的探讨几乎都是以被害人无条件的拥护为前提, 却往往忽视了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的自愿性与自主性。笔者认为, 在目前我国司法制度环境下, 刑事和解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被害人自愿性受损的情况, 原因如下:第一, 目前全国上下均倡导建设和谐社会, 在司法领域也不能例外。正因如此, 刑事和解一经出台就备受关注。因此司法机关对于刑事和解具有极大的积极性, 这种积极性与司法机关的权力一旦结合, 必然使得刑事和解过程中的自愿协商因素萎缩, 出现负面影响。第二, 现有的刑事诉讼对被害人民事赔偿部分的保护不够, 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与执行历时长久, 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往往得不到及时给付, 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被害人而言, 达成刑事和解的真正目的在于早日得到赔偿, 而非原谅, 这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是相悖的。第三, 该制度将和解启动的自主权交予当事人, 不能排除被害人由于忌惮加害人打击报复, 威逼利诱而被迫接受和解的情况, 这样一来就为地方黑恶势力滋长提供了温床, 反而不利于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
2. 加害人的赔偿能力问题
刑事和解侧重对被害人的补偿与恢复, 而在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物质补偿, 正所谓“现代被害人观念上和实际上对物质补偿的要求都较古人迫切, 金钱赔偿也就成为刑事和解的重要形式”。照此逻辑, 当刑事和解真正施行之时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一情况:一些有能力进行充分、及时补偿的加害人往往能够达成和解, 得到减刑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的结果;反之, 一些加害人即使认错态度良好, 真诚悔过, 但是无力给付足额赔偿, 最终可能导致刑事和解的失败, 被依法判刑。这样一来, 在公众视野就很容易形成“以钱买刑”的错觉。尤其若是在有多个加害人的共同犯罪案件中, 个别有能力的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 而形成同罪不同罚的表象, 这样刑事和解的负面效应就会被扩大化, 有成为有钱人保护伞的嫌疑。
3. 对刑事和解的监督不力可能诱发司法腐败
新法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工作人员的意见, 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因此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 公安司法机关并非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 而是被赋予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而成为双方当事人尤其是加害人拉拢的对象。加害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司法人员的支持, 共同对被害人施压逼迫其同意刑事和解, 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也为诱发司法腐败提供了温床。
(二) 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1. 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
在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是在物质、身体或精神上受到伤害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 被害人本身也是一个危机源泉, 因此要使刑事和解安全有序进行必须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第一, 给予特殊条件的被害人以特别物质支持。如前文所述, 在个别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中加害人真心悔过但是无力承担物质赔偿, 此时可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物质补偿和救济, 这样不仅可以减轻被害人的负担, 也可以促成刑事和解的达成。第二, 加强对被害人人身安全的保护。被害人遭受侵害之后, 一般都面临着恐惧和焦虑, 为了防止加害人对被害人威逼利诱强迫达成和解协议, 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给予被害人相应的人身保护, 避免其遭受二次伤害。
2. 加强对刑事和解执行过程的监督
如前文所述,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被害人的自愿性有受损之虞, 因此加强监督与审查就有其迫切的必要性。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要扮演好审查者的角色, 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 并主持和解协议书的制作。为了更好地完善这一职责, 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 设立专门的刑事和解办案机构。借鉴未成年人办案程序的经验, 设置刑事和解的专门办案机构, 对进行刑事和解案件采取集中审查的方式。承办人在接受案件后应当进行全面审查, 充分考察案件事实, 对被害人完全自主自愿的案件, 符合和解条件的, 提出启动和解程序的建议, 组织和主持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进行协商, 并在协商成功后指导当事人制定和解协议, 最后提出案件的处理建议。成立专门的刑事和解办案机构, 既能积极地促成和解, 又能严格地审查把关, 保障刑事和解能够和谐地实现正义。第二, 建立对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执行中的相互制约和监督机制。新法规定, 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 公安, 检察院与法院分别扮演不同角色, 因此为了保障刑事和解透明公开, 真正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 要加强三机关的相互制约, 互相监督, 共同保障制度平稳运行。
五、结论
综上, 刑事和解制度是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大潮中的产物, 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上不断奋进的伟大成果。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国家, 法律不仅保护普通公民的权利, 也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一个法治社会中, 法律公正的程序和公正的裁判也正是法律尊严与信任的保障, 这也是法律的精神所在。透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权事业和法治事业的巨大进步, 这不仅是法律人呼吁的结果, 还是国际潮流推动的结果, 更是千千万万民众呼吁与争取的结果。中国缺乏民主与法治的传统, 推动中国法治事业的进步并非一件一蹴而就的事, 然而我们欣喜地看到是中国的法治正不断前进着。此次刑诉法改革正是吹响了希望的号角, 给予了公民对法治的信仰, 只有公民对法治有了信仰, 中国的法治才有希望。但很庆幸, 我们都在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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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篇7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
我们国家在新的社会历史坏境下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以人为本已经成为社会上下的一个基本观念。刑事和解制度恰恰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民主、自由、正义的基本精神。
(一) 刑事和解符合和谐社会的民主精神
在特定的共同体内, 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对政府公权力的限制以及社会成员对于涉及其切身利益的相关决策的参与, 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则成为衡量民主的尺度。以前我们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刑事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的选择权与参与权, 在这种模式下, 被害人所受到的利益大多被抽象的国家利益所替代, 无法对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实质性影响。而“在刑事和解中, 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既可以讨论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身体、精神及财物损害, 也可以直接参与讨论和提出由加害人进行赔偿的协议内容”。[2]这样就把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 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更容易接受处理, 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 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 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由此可见, 刑事和解赋予当事人更多的参与权与决策权, 体现了和谐社会民主的精神品质, 对社会纠纷的公正解决和公民民主观念的塑造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刑事和解符合和谐社会的自由精神
一般认为, 自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做一切自己愿意做的事, 并排除他人的干扰。旧的刑事诉讼模式忽视了轻微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 一味地强调国家的事务管理职能, 不利于受害人的损失弥补、加害人的改造及社会关系的恢复。刑事和解将某些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主动权交由被害人掌控, 只要被害人不同意进行和解的, 司法人员不得强行进行刑事和解, 体现出国家公权力对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权的尊重。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 应当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阶段分别处理, 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的建议;对于情节轻微的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三) 刑事和解符合和谐社会的正义精神
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 (John R.Gehm) 在其《刑事和解方案, 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刑事和解的三个理论基础是:“恢复正义理论 (Restorative Justice Theory) ”、“平衡理论 (Equity Theory) ”, “叙说理论 (Narrative Theory) ”。这三种理论分别从社会本位和犯罪者、被害人个人本位多重视角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制度基础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 恢复正义理论认为, 刑罚是一种抽象的刑事责任, 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并没能真正解决由犯罪所造成的问题, 犯罪人受惩罚后, 被害人与犯罪人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相反可能加深。刑事和解制度致力于尽可能地修复犯罪所造成的损害, 让犯罪人意识到他的行为给被害人和社区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并积极承担修复伤害的责任, 切实保障犯罪被害人的利益, 全面实现实质正义。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一) 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利益
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关注热点基本上都偏重于犯罪人的权利保障。由于近现代以前的刑事司法指导精神是惩罚性刑事司法, 因此对被害人的权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这导致在刑事案件发生后, 被害人除了承担精神的痛苦之外还得接受物质的损失, 个别犯罪分子宁可入狱, 也不愿意进行赔偿, 而国家在受害人损伤方面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弥补。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全面保护被害人的人权。在刑事和解过程中, 让犯罪人和其他参与人一起听取被害人的被害体验, 一方面是让被害人的恐惧、怨恨等不良情绪在和解过程中通过沟通得到宣泄;另一方面, 也可以让犯罪者在被害者叙说过程中进行与被害者的互动交流, 得以沟通思想, 诚恳地向受害人认罪悔罪并积极补偿其因此受到的物质性损失和精神损失, 以得到被害者的宽恕和谅解, 真正使社会冲突得到平抑。[3]而被害人也可以将自己的感受表达给犯罪人和其他参与人, 从而使其心理伤痕和物质损失得以弥补。
(二) 刑事和解有利于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 犯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的行为给他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 从内心反思过错, 真诚悔罪。由于司法机关和被害人对其的尊重, 使犯罪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敌视, 从而自愿地接受惩罚, 积极地承担责任。这种特殊预防的效果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过程及矫正措施难以达成的。在刑事和解程序中, 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从宽或免除对犯罪人的刑事追诉, 犯罪人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三) 刑事和解是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
有的案件中, 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熟人, 犯罪的发生大都因琐事纠葛、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 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 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犯罪发生后, 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打破, 双方都有谋求和平解决纠纷的愿望。对于这类案件, 如果不加区别, 不论被害人的愿望如何, 一概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 会进一步恶化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 扩大双方的矛盾。而“刑事和解程序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 注重发挥犯罪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 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 促进双方的谅解, 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 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三、新刑诉法下的刑事和解范围
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及在现实的必要性, 今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特别增加了一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 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自愿和解的, 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 因民间纠纷引起的, 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 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二) 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 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这样, 加上自诉案件, 目前我国刑事调解适用主要范围有:
(一) 自诉案件
这类案件包括: (1)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侮辱、诽谤案,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 虐待案, 侵占案。 (2) 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包括故意伤害案, 非法侵入住宅案, 侵犯通信自由案, 重婚案, 遗弃案,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 侵犯知识产权案, 以及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以下刑罚的案件。 (3)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做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二) 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的犯罪案件。
这类案件常见的有邻里之间的故意伤害案件
(三) 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这类案件如交通肇事案件, 包括两类:一类是法定剂在3年以下的普通交通肇事案件, 另一类是法定刑在3年以上7年以下的严重交通肇事案件。此类案件的和解应存在以下和解基础:犯罪人主观恶意较轻, 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抢救被害人、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处理的态度较好, 社会舆论倾向于赔偿被害人损失、化解当事人纠纷。从被害人角度, 始终存在如何及时获得赔偿、修复精神损害的根本问题;从肇事者角度, 也有争取积极态度、从轻责罚的主观愿望, 因此, 对交通肇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将极大满足当事人需求。
四、结语
刑事调解制度体现了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它的确立有利于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是, 作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 在工作中要严格审查案件性质, 并确保当事人调解意思的真实性与自愿性, 防止“花钱赎刑”等情况的产生, 真正为维护社会稳定、营造和谐社会局面贡献力量。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新增的内容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纠纷解决模式, 强调了对犯罪被害人的损害修复及社会关系的恢复, 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文章将从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角度进行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刑事和解,正当性,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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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光伏争端艰难和解 篇8
7月27日,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等5家行业组织发表联合声明称, 经过中欧双方艰苦、细致的谈判, 中国光伏产业代表与欧盟委员会就中国输欧光伏产品贸易争端达成价格承诺。联合声明指出, 该价格承诺体现了中方绝大多数企业的意愿, 使中国光伏产品在双方协商达成的贸易安排下, 继续对欧盟出口, 并保持合理市场份额。
“大多数中国企业对此表示满意, 总体来说光伏行业能保持住在欧盟60%的市场份额, 但出口数量的配额如何在国内企业中分配还在研究阶段。”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法律部主任陈惠清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则确认, 价格承诺下限或在每瓦0.57欧元左右, 但具体结果还有待提交欧委会审议后公布。
在产能过剩没有根本改变的大背景下, 由于受到价格和出口数量的双重限制, 国内光伏行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这一过程将加速过剩产能的淘汰以及行业整合。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篇9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公诉案件,价值
一、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状况
刑事和解又称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受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 本文特指公诉案件的和解制度, 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 经由调停人的帮助, 使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协商、加害人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 公安司法机关对其予以认可并把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分的依据。[1]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过刑事案件分为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 正式确立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刑诉立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 笔者将结合法律的规定对其作出相关介绍, 当然同时也会对自诉案件有所涉及。
(一)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
关于刑事和解所适用的案件范围, 各国的法律规定各有不同, 但主要限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涉及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在成年人犯罪中, 各国适用的具体范围不尽一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第277条采取明确列举和禁止的方式规定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虽然我国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 但是通过对法条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较窄, 另外, 法律用语较模糊, 如“民间纠纷引起”就很难正确界定。这些问题都亟待新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来完善。
(二)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条件
所谓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是指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 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所必须达到的正当、有效的要求或者标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是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案件、解决刑事纠纷的最基本的条件。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 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包括三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自愿真诚悔罪, 这是当事人和解的前提条件。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3、必须是被害人自愿和解。上述三个条件, 缺一不可。从上面的第三点可以看出刑事和解的实现受制于被害人, 实践中可能出现有些被害人乘机提出严苛的条件来诈取加害人的钱财等等不利于刑事和解的情况。
(三)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第278条和第279条规定的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关于刑事和解的启动主体。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刑事和解的启动主体作出明确规定, 但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6条至第498条的规定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511条至513条的规定, 只有当事人双方才有权启动该程序。第二、关于刑事和解的审查主体。审查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职责对当事人的和解进行审查, 以确定其是否有效。由于刑事诉讼是分阶段展开的, 因此, 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的, 在侦查阶段, 由公安机关负责审查;在审查起诉阶段,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查;在审判阶段, 则由人民法院负责审查。第三、关于刑事和解的审查内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8条的规定, 刑事和解的审查内容是“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自愿性”是指当事人和解的内容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而非出于对方当事人或第三方的各种强迫方法所致。“合法性”是指和解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包括实体上的合法性和程序上的合法性。
(四) 当事人和解的自诉案件诉讼程序
对于自诉案件, 不管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还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或者是“公诉转自诉的案件”, 都可以进行和解。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06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 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 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本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从这里可以看出, 自诉案件的和解必须是在宣告判决前。
二、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作出了新的规定。但是从前面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新法中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方面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构建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一) 逐步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 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 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持审慎态度, 将刑事和解的范围界定在轻罪之内, 体现了较为稳妥的立法思路。但从当前各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过程来看, 呈现一种从轻微侵财犯罪向严重犯罪甚至暴力犯罪领域逐渐延伸的趋势, 笔者认为,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当有一个渐进的扩大过程。首先, 由于实践中“因民间纠纷引起”不易认定, 且会徒增司法机关的工作量,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删除“因民间纠纷引起”这一限定;其次, 在国民对刑事和解的认识达成共识之后, 可以进一步考虑将公诉案件的和解范围限制在可能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再次, 在条件成熟时, 我们可以考虑在重刑案件中有条件地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即在侵犯个人法益的非命案中可以适用, 但在侵犯个人法益的命案中和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重罪案件中不宜适用刑事和解。另外, 对于某些特殊主体的犯罪, 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老年人犯罪案件, 不管轻罪还是重罪都可以进行和解, 我国立法应该对其作出明文规定, 以体现我国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2]
(二) 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被害人自愿和解”是刑事和解的条件之一, 而对于这一规定的弊端笔者在前面也有所论述。为了有利于刑事纠纷的解决, 避免在刑事和解中出现新的矛盾, 笔者认为, 我们不能把刑事和解的主动权完全都交到被害人的手里, 应该从司法效力和公平正义出发, 建立适用和解程序的客观标准并以此来代替被害人内心的主观评价以及个人的好恶。只要是有利于被害人以及符合法律的规定, 和解制度都应该得到适用, 不管被害人是否自愿, 这样问题才会得到解决。所以, 我国立法应该尝试向这方面改革。
(三) 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
第一、扩大刑事和解案件的启动主体。刑事和解的启动主体只能是当事人双方, 而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7条和第498条的规定, 当被害人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 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但是当被告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只有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被告人的近亲属只有经被告人同意才能代为和解。这明显可以看出法律更加注重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而忽视了加害人的权利,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文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被害人和被告人应该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都应该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 所以我国立法应该加以完善, 当被告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其近亲属不需要经其同意也可以代为进行和解。第二、建立刑事和解期限制度。虽然我国司法解释对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已经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但是关于刑事和解本身的期限则没有涉及到。而建立刑事和解的期限制度同样很重要, 如果和解不能及时结束, 案件久拖不决, 必然对诉讼效率产生影响。虽然和解在多个阶段可以得到适用, 并且在每个阶段可以适用多次, 但是为体现工作效率, 每次和解都应当在合理的法律期限内结束, 笔者认为, 和解期限规定在30天内比较适合。[3]
(四) 建立刑事和解的监督审查机制
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 使得司法机关在是否从轻和减轻处罚上具有一定的空间, 但如果不当行使, 可能产生司法腐败, 损害当事人和国家的利益, 因为“权力倾向腐败, 绝对的权力倾向绝对的腐败”。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建立什么样的监督审查机制未作明确规定。因此, 我国应当逐步建立刑事和解的监督审查机制, 履行必要的程序, 切实履行相应的监督职能, 使刑事和解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之,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由于刚刚起步, 对其的完善远远不只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而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文明、公正、和谐执法理念的体现, 对更好的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受害者个体利益和构建和谐社会都会起到正面的作用。所以, 在未来的法治道路上, 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6.
[2]黄冰瑶.刑事和解制度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J].人民论坛, 201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