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检察

监督检察（共12篇）

监督检察 篇1

检察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在对生效裁判独立的提出抗诉, 或者对于已经生效的裁判、法院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提出检察建议的一种监督制度。

作为一项国家机制, 刑事诉讼流程涉及到国家意志和权力全面分配和运作。如果从执掌权力的主体的角度而言, 刑事诉讼程序分别涉及三种国家权力, 即警察权力、检察权力、审判权力, 这三种国家权力之间应该如何配置和结合, 这是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检察权力, 上承警察权力, 下接审判权力, 毫无疑问的说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属于枢纽的中心地位。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来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属于司法体系, 检察监督的权力本身也是司法权力中的一种, 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的规定比较规范, 即检察监督的监督对象、监督的范围、监督的程序都有相应的规定。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 依照基本事实认定证据。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需要合法, 检察基本履行法律监督的一个基本的标准则是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我国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中的监督范围相当广泛, 即是无论对于任何人, 其具有何种宗教信仰, 从事何种工作, 富有或者贫穷, 只要是构成了犯罪, 作为检察机关都有权利对于其进行监督和追诉。下面就具体分析一下检察监督的内在含义和外延。[1]

我国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 主要包括:立案监督, 侦查监督, 审判监督以及执行监督。不得不提一点就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进一步落实了宪法的基本精神, 进一步扩大了宪法的监督力度和范围, 进一步扩充了检察监督的手段。下面就具体的谈一下这几种监督方式。

一、立案监督

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开端就是立案, 立案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立案监督就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经检察机关发现的, 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当立案。我国的现行立法对于检察机部门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做了专门的规定, 从而使人民检察院对对于公安部门的立案进行监督有了明了的法律上的根据, 有利于打击和惩罚犯罪, 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

二、侦查监督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机关, 监狱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都可以行使侦查监督权, 但实际上对于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监督较少提及。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和监督的权利, 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得以实现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进行的侦查监督活动对于提高侦查部门办案人员的办案水平、保证办案质量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

三、审判监督

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职能, 因此检察部门应该把审判监督放在整个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地位去对待, 积极去创新。目前大部分检察院对于法院的审判监督工作基本都是在法院作出有效判决之后。对于这种做法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如果从案件的受理审查起诉时期就开始监督会更好, 重点对于案件的事实方面、证据方面和法律适用方面以及量刑方面进行审查, 找出法院部门容易认定错误的地方, 特别是对于一些疑难复杂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进行提前监督, 为下一步的抗诉做好积极的准备。在法院的审理全过程中真正树立监督者的定位, 及时的发现法院裁判上的错误, 果断抗诉。[2]

四、执行监督

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一个环节。主要包括对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刑事羁押期限的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发生职务犯罪的监督以及对在押人员违法犯罪的追诉等。就这一点来说, 最近有关部门违规违法办理减刑, 保外就医等等, 检察监督有效的防止了此类违法行为的发生。

最后着重谈一下关于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的相关规定。

新民诉法围绕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工作做了多方面的修改和完善, 较为系统全面地完善了检察院民事抗诉的程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扩大了民事抗诉的范围

新民诉法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纳入抗诉范围。根据以前法律的规定检察部门只能对生效的判决和裁定进行抗诉, 但是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扩大了检察机关进行抗诉的范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更有利的保障了检察机关监督权利的实现, 有利于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更加的维护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但公共利益的界定会较困难, 后面会有提及。

(二) 新增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条件

新民诉法规定在一定情形下“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这是我国立法首次用“申请检察建议”、“申请抗诉”的概念替代过去的“申诉”一词。这一个法条的意义就是当事人对于认为不恰当的判决或者裁定和调解, 应当第一步向法院机关申请再审, 而不是过去直接再向检察机关去进行申诉。不过对于这一规定, 并不是表明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不可以发现相关线索。

(三) 明确规定了检察院办理案件的期限

旧民诉法对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具体时限规定, 也是办案效率相对低下的原因。基于对办案效率的追求, 新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 提出做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

(四) 赋予检察机关在办案中的调查权

检察部门办理民事检察案件一直没有检察权, 更谈不上什么监督, 这就不利于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更不可能构建法治社会。新民诉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但也规定了相应的条件, 就是只有是为了进行法律监督和进行抗诉的必要条件下才能行使相应的检察调查权, 显而易见, 如果不这样规定必定造成检察机关调查权的泛滥。[3]

新民诉法虽然有了较大的改进但是仍有不足之处,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依新民诉法规定, 检察机关应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进行法律监督。所谓“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是什么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以致检察机关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找不到相应的立法依据。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定义。

第二, 当事人经过法院再审一次之后, 需要经过什么期限以后有权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法律应明确申请抗诉的期限, 否则不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申请权利救济。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检察监督权力存在巨大的缺陷, 有的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检察机关的司法部门职能应该取消, 并且随着中国法制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取消检察院这一个职能部门。他们具体提出了这几个方面。检察机关作为一个职能部门竟然有两项看似互相矛盾的权利, 那就是刑事追诉和法律的监督, 这样就不可能保障法律实施和监督的公平和公正性。例如,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 检察机关既是侦查权的行使者, 又是侦查权的监督者;在刑事审判中, 检察机关既是案件的起诉者, 又是整个审判过程的监督者。我个人认为这些观点看似有道理但实质上是不正确的。首先检察机关正当的行使追诉权是为了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检察机关行使了追诉权, 审判机关也并不一定会改变其原来的判决。审判机关只会依据相应的法律证据和法规法条审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相互监督。再次, 自侦部门与公诉, 侦查监督部门虽都属于检察院的部门, 但是其职能却大不相同。自侦部门如果违反法律程序和法条办案, 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依然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如不予批捕, 退回补充侦查等等。再者, 从实践上来说最高检规定自侦部门办理案件, 审查批捕权限一律上提一级也是从这方面予以考虑。因此这些观点看似有道理, 但与实际来说仍不够客观。

综上, 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并不是应该弱化或者退出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 而是应当继续发展、完善, 逐步建立一个健全的检察监督制度。并且应该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的职能, 从而保障整个司法体系的高效, 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论我国的检察监督>.人民司法.

[2]陈桂明, 王鸿翼.司法改革与民事诉讼监督制度完善[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10-01.

[3]检察日报, 2014.

监督检察 篇2

第一部分 民事行政检察概述

一、民事行政检察的概念及特征

（一）民事行政检察的概念

民事行政检察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简称，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依法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它包括民事检察监督和行政检察监督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诉讼法理论来说，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是两种不同的诉讼，但检察机关监督两大诉讼的裁判结果时在监督方式、审查程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且行政诉讼法正在进行修订，因此，今天讲课，很多地方我仅从民事审判监督的角度来讲，如果不明白之处可课后提出来，我们一起探讨。

（二）民事行政检察的特征

1.民事行政检察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

民事行政检察主要体现为诉讼监督，其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上述条文均规定于法律的总则部分，体现

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全部过程实施法律监督。在这两部诉讼法的相关部分规定了民事行政检察的具体方式、标准和程序，诸如此类的规定均属民事行政检察的法律依据。

其他有关法律规定主要体现为民事实体法、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等民事行政检察应当依照和适用的具体规定。

2.民事行政检察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民事行政检察对诉讼活动的监督，一是维护实体公正。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行政司法裁判建立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之上，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与实体法的规定一致，与人民法院裁判权形成良性制约；二是维护程序公正。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行政司法程序遵守程序公正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标准，严格遵守公平原则与诉讼规律展开，促使诉讼参与人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得到平等对待、尊重和保障，约束程序主体的诉讼活动，实现诉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制衡。

司法权威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司法权威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体现为审判权与检察权的正确行使而形成的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敬畏和尊重。维护司法权威既包括支持人民法院正确裁判，对审判权的直接维护，也包括通过法律监督纠正存在错误的司法裁判，维护由检察权和审判权共同形成的司法权威。

3.民事行政检察的根本任务是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机关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矛盾纠纷处理和评判中，由于受到法律的概括性、社会价值的多元化、裁判者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倾向等因素的影响，法律的统一正确适用和实施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偏差。民事行政检察在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环节对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出现的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规范实施法律监督，充分保证了法律实施的权威性、至上性和连续性。在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前提下，民事行政检察进一步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充分发挥法律在规范经济秩序、规范公权力运行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民事行政检察的性质

民事行政检察作为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属性就是法律监督属性。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为保障民事行政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而进行的法律监督，其性质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监督对象是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法院在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形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等，而不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检察机关在当事人之间保持客观、公正立场，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违法行为不直接进行监督，必要时通过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活动予以纠正。

第二部分

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历史沿革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在立法上及实践中都经历了较长的、曲折的过程。

一、建国初期，我国检察机关初步开展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活动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第3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之一是“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第1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三处的掌管之一“关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参与事项”。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3条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全国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之一是“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从当时各地的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参与民事诉讼的方式上，既提起诉讼，也参加诉讼；二是参与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比较广泛，大多是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案件。

二、20世纪80年代初期，检察机关基本未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业务

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1979年开始起草的民事诉讼法，从起草到颁布试行，历时两年多。在此过程中，就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问题，立法机关组织了多次讨论。从民事诉讼法初稿到全国人大颁布试行，共有7稿，其中前6稿都有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条款，以第6稿规定得最为具体、全面，共有15个条款，内容主要有：人民检察院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或参加涉及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参加诉讼的检察人员有权申请回避，提供证据，参加辩论，变更、撤销诉讼；人民检察院提起或者参加民事诉讼，参加诉讼的检察人员，有权查阅案件材料，进行调查，对诉讼活动实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参加诉讼的，由检察人员发表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等等。在第6稿征求意见时，各方面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检察机关内部的观点却不统一，主导性的意见是不同意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其主要理由有：检察机关人力不足，忙于打击刑事犯罪，无暇顾及民事监督，以及检察机关从来没有参加过民事诉讼等。结果造成草案定稿时删掉了有关条款，只留下了一条原则性规定，即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以及第3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由于上述规定只是原则

性的，没有具体规定，加之检察机关忙于“严打”刑事犯罪，思想重视不够，执法水平也有一定的限制，因而在80年代初期，检察机关基本上没有开展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业务。

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总体模式初步形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切实发挥检察机关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作用，在1986年下半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一些地方人民检察院着手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实行法律监督问题进行调研，并在一些地方开展了试点工作。199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四川、河南、天津、吉林、广东、湖北六个省（市）进行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并对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和检察院对法院的执行活动实施监督作出了规定。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第64条和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18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形成了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总体模式。

四、当前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初步形成

在20余年的民事行政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依法通过抗诉方式实施法律监督，并积极实践，不断探索，创设了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检察建议、改进工作检察建议、建议更换承办人、移送违法犯罪线索等多种监督方式。伴随着民事诉讼法2007年的第一次修订，在完善监督、强化监督的实践和立法需求的推动下，2010年全国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对构建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提出了基本要求，即“坚持把抓好抗诉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中心任务，充分运用抗诉手段监督纠正错误裁判。同时，注意抗诉与其他监督手段的综合运用和有效衔接，注意发挥各种监督手段的整体效能。把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用这两种监督手段，进一步规范适用范围、标准和程序，加强跟踪监督，促使错误裁判依法得到纠正。把纠正错误裁判与纠正违法行为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依法提出抗诉，又要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更换办案人建议书，及时监督纠正法院和法官在诉讼中的违法行为。把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与发现、移送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民事行政检察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案件线索双向移送、处理结果双向反馈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整体监督的优势、合力与实效”。

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对《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在执行程序中进一步规定人民检察院有

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在多个方面曾设检察监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扩大了监督范围，增加监督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民事检察工作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增加了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损害两益的调解书及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规定，从过去主要对民事裁判进行监督发展为对诉讼结果、诉讼程序、执行活动的全面监督；二是新增了检察建议、调查核实等监督方式和手段；三是，确定了检察机关申诉案件的审查处理期限为三个月；四是规范了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条件即民诉法第209条。全国检察机关依照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依法全面履行民事诉讼监督职责，综合运用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等多种监督方式，对包括裁判结果、审判程序和执行活动在内的全部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监督格局。同时，《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工作也正在进行，这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也提出更大的挑战。

第三部分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实务

在这一部分我主要结合重庆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自民诉法修改以来的实际工作情况，来介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主要职能和审查程序等具体内容。

重庆市检察机关（共45个单位，包括市检察院、5个分院、38个基层院、铁路运输检察院）中独立设置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有40

个单位，占总数的88.9%；渝中、渝北、大渡口、南川和铁路运输检察院等5个单位是合署办公，占总数的11.1%。

截止今年6月，重庆市检察机关共有民行检察人员185人。具体的配备情况是：市检察院12人，分院共31人，基层院和铁路运输检察院共142人。

2008年至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不服法院生效裁判民行申请监督案件数分别是2033、2753、3037、2648、2477、2681件。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职责是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通过依法监督诉讼违法和裁判不公、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等问题，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或意见，促使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和纠正违法情形；对正确裁判则要做息诉服判工作，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主要职能介绍

（一）办理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案件——对诉讼结果的监督 检察机关发现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或者发现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不宜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以及不适用再审程序的，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

1．提出抗诉及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 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4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现有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情形下，行政申诉案件的抗诉条件主要参照民事申诉案件的抗诉条件。

2.提起抗诉或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法定情形（1）抗诉情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08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抗诉条件是：①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②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③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④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⑤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⑥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⑦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⑧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⑨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⑩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⑪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⑫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⑬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⑭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注意：《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5条规定，下面两种情形只能提出抗诉不能发出再审检察建议：⑥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⑬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2）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情形

一般情况下，除了前面强调的两种情形必须抗诉外，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符合民诉法第200条规定的其他情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但是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而非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一是判决、裁定是经同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的；二是判决、裁定是经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的；三是其他不适宜由同级人民法院再审纠正的。

重庆市检察机关办理抗诉案件情况：2008年至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提出民行抗诉案件数分别是184、221、255、298、418、286件；抗诉案件改变数分别是109、144、190、202、301、312件（含往年积案）。抗诉工作逐步呈现出符合诉讼规律、监督结构合理的格局。

重庆市检察机关办理再审检察建议情况：2008年至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案件数分别是185、273、369、167、205、371件；再审检察建议采纳数分别是138、269、310、146、175、358件.下面举一个具体的抗诉案件： 唐某诉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抗诉案 【基本案情】 申诉人：唐某。其他当事人：程某。

1998年，唐某与重庆渝兴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以12万余元的总价购买位于谢家湾正街房屋一套，并在该合同上加盖了私章，但无唐某手写签名。双方办理权属登记之后，唐某取得了该房屋的权属证书。

2000年11月7日，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现为重庆市九龙坡区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收到以唐某为卖方、程某为买方，双方当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总价8万元，加盖有双方私章，无唐某手写签名)、《房地产交易合同登记申请表》（加盖有

唐某和程某私章，无手写签名)以及《卖方申请书》和《买方申请书》(均由程某之夫向某书写，分别盖有唐某和程某的私章)，次日收到补交的购房款《收条》(仍由向某书写并加盖有唐某私章)和唐某的婚姻状况证明材料后，办理了该房屋买卖合同登记，登记号为(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并办理了过户登记，程某遂取得了该房屋的权属证书即房权证105字第039385号房屋所有权证。

2003年4月，唐某以其从未与程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为由，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填发该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该证。九龙坡区法院作出一审行政判决:维持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对唐某与程某房屋买卖进行的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和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程某颁发的房权证105字第039385号房屋所有权证。唐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某仍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裁定指令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作出再审行政裁定，以唐某并未授权王胜银代为提起行政诉讼、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唐某的起诉。但该裁定书在“经再审查明”部分认定: 2000年11月7日，唐某与程某盖章签订制式房地产买卖合同，同时向房屋管理局登记部门递交了申请书，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身份证、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材料进行审查，经登记部门初审、复审、终审，次日又补交了唐某的婚姻状况证明和程某购

房付款收条后，获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

2007年3月，唐某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请求确认2000年11月7日签订的卖方为唐某、买方为程某的登记号为(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的《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在举证期限内又增加请求判决被告将本案诉争房屋返还给原告。

另查明，在原行政诉讼中，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唐某”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其结论为:署名“唐某”的《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署名字迹“唐某”与唐某本人的签名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在本案原一审审理中，程某之夫向某承认(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上记载的内容以及《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手写文字包括“唐某”签名均是由其亲笔书写。

还查明，本案诉争房屋的国土使用权证“九区国用（99）字第31164号”至今仍然未过户到程某名下，依然是申诉人唐某的名字。

【原审裁判】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行政裁定书确认的事实，本院应当采信。唐某没有举证证明诉讼时效期间有中止、中断、延长的事实，因此唐某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唐某以房屋买卖合同只有盖章没有签字以及《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唐某”签名系向某所写为由否认讼争房屋买卖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由于唐某没有举证证明房屋买

卖合同的盖章是伪造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并且，根据该行政判决确认的事实，唐某、程某是同时向房屋管理登记部门申请进行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也佐证了房屋买卖是唐某的真实意思，故唐某的主张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唐某的诉讼请求。

唐某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判决认为，本案已经查明(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买方为程某、卖方为唐某，该合同由双方盖章，无手写签名，同时查明了《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手写文字包括“唐某”签名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均不是唐某所写，而是案外人向某所书写。由此，虽然卖房合同上有唐某的印章，但证明房屋已经出卖的其他证据均证实该房屋买卖不是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程某无论用什么形式占有、使用唐某的房屋都是在持续的侵权中，加之唐某知道房屋被他人侵占后，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申请解决，因此，唐某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判决:

一、撤销原一审判决;

二、(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

程某不服该终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08年6月作出再审判决认为，唐某与程某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虽然《买卖申请书》和《收条》上唐某的签名不是唐某本人书写，但有生效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卖方唐某的申请书、《房地产买卖合同》、《收条》上均加盖有唐某印章。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唐某虽然没有在房屋买卖合同上手写签名，但在房屋买卖合同上加盖有唐某的印章，该合同依法成立。故唐某与程某的房屋买卖是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程某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亦经登记部门审查，并获得批准登记，由发证机关向其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撤销。程某的申诉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遂判决：

一、撤销原二审判决；

二、维持原一审判决。

唐某对该再审判决仍然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作出民事判决认为，对于唐某提出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在本院再审审理中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唐某与程某所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以及过户申请表，双方均加盖了各自私章，没有双方的手写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合同上的盖章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对其加盖的印章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唐某辩称其从未使用过该私章，但唐某在1998年12月11日购买讼争房屋并办理权属登记时，其买卖合同以及登记申请手续均加盖了私章，亦无手写签名，故唐某的辩解明显与事实不符。同时，唐某又无证据证明该

印章系伪造或系他人盗盖，无法推翻该印章的真实性，其主张房屋买卖合同系程某单方制作、不是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不足。对于《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的手写字迹及“唐某”签名，程某认可系向某代写，但该申请书及收条均加盖有唐某的私章，唐某无证据否定该印章的真实性，其主张《卖方申请书》和《收条》系伪造，证据亦不充分。唐某否认其使用过私章，但又不否认其1998年购买该房时购房合同及过户手续上私章的有效性，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其在买房和卖房时均在合同上加盖私章而无手写签名，两个行为前后一致，符合常理。对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是以主体不适格为由从程序上驳回唐某的起诉，该裁定对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办理讼争房屋过户登记并向程某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未认定为违法而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仍然合法有效。从办理过户登记的程序上看，需要出卖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房屋权属证书原件，并提交由本人签字或盖章的房屋买卖合同、过户申请手续等资料，并经房屋登记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办理过户登记。唐某无法证明其身份证、房屋权属证书原件以及私章均系伪造或被他人盗用，其辩称未参与房屋交易及过户，证据不足。综上，在讼争房屋已经过合法程序办理过户登记并交付买受人使用的情况下，唐某在本案中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程某房屋买卖行为以及过户登记申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亦无法否定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房地产买卖合同》、过户申请手续上唐某印章的真实性，故唐某认为出卖诉争房屋给程某不

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原再审判决驳回其要求确认(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判决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五中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

【抗诉及其理由】

唐某仍然不服该提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本案讼争房屋的真实买卖双方并非程某与唐某本人，盖有唐某私人印章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本人实际参与办理了讼争房屋的过户登记；本案民事判决以原行政诉讼中所认定的事实作为依据不当，遂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原提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于2012年5月16日以高检民抗〔2012〕28号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1、本案讼争房屋的出卖并非是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买受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所致，终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有效，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998年12月11日，唐某购买了坐落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102号2单元9-1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94.16平方米，总价款127083元，房屋产权人唐某。2000年11月7日，卖方为唐某，买方为程某所签订的《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仅有双方个人名章，无手写签名，《卖方申请书》和《收条》上虽然有唐某的印章，但其上面手写文字包括“唐某”签名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均不是唐某所写。涉案房屋办理

过户登记所需的证据材料除唐某的婚姻状况证明外，其他均由向某冒写。终审法院亦认定向某假冒唐某签名的这一事实。实际上真正的买卖双方则为案外人向某与黄某（唐某前男友）。从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看，没有证据显示有唐某本人的亲笔签名，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委托他人办理过房屋买卖及转移登记。按房地产交易的规定，《房地产交易合同登记申请表》和《卖方申请书》须由产权人本人签名或盖章。实际上，本案出卖人向买受人出具的房屋价款的《收条》，是由买受人程某的丈夫向某冒写。唐某也没有受领售房的价款，而是由黄某收取。

关于唐某本人是否亲自到房屋管理机构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事实。从黄某与向某的询问笔录、唐某与黄某的电话录音及现有其他证据和原审庭审笔录可以看出，唐某本人并没有到房屋管理机关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张东（涉案房屋办理过户登记复审阶段的承办人）在原行政诉讼调查笔录中陈述：“他们双方是亲自到场，因为双方不到场绝对不会受理”；“我们复审阶段必须核对身份证和本人是否一致，只有复审合格后才可能到终审阶段”。而在检察机关对张东的调查笔录中他却陈述：“应该是由收件环节负责核验买卖双方的身份证件以及当事人是否亲自到场等”。在唐某与程某房屋买卖过户登记中，张东的工作职责是复审，复审主要是书面审查。从房屋权属登记程序、流程的职能分工及前后两份调查笔录对比，张东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检察机关在调查重庆市九龙坡区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市场监管科长黄跖时反映的事实是唐某本人没有到场办理过户转移登记

手续。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是唐某，在唐某未授权且没有亲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情况下，其他人代办房屋转移登记行为违反了房地产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唐某以127083元的总价购买涉案房屋并办理房屋产权证，在事隔两年之后，却以总价8万元的价格转让涉案房屋，比买房时总价低了4.7万元，在重庆市主城区房价一直呈上涨趋势的情形下，出卖人以原价款的三分之二出售房屋，明显不合乎市场价格及交易常理。

案外人黄某和向某是涉案房屋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双方串通出卖他人的房屋，侵犯了唐某合法的财产权。终审法院却以唐某未参与房屋交易及过户，证据不足为由，认定涉案房屋出售是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2、终审判决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来判定本案民事判决，确有不当。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原行政诉讼中，由于为唐某代理诉讼的法律工作者王胜银的违法代理行为，导致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以唐某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撤销原一、二审行政判决，从程序上驳回了唐某的起诉。但该行政裁定书同时还认定：2000年11月7日，唐某与程某盖章签订制式房地产买卖合同，同时向房屋管理局登记部门递交了申请书，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身份证、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材料进行审查，经登记部门初审、复审、终审，次日又补交了唐某的婚姻状况证明和程某购房付款收条后，获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上述由行政判决

书所认定的事实，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黄某的证言以及向某、张东的调查笔录。如前所述，张东在调查笔录中涉嫌故意作虚假证言，而黄某、向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该三人在原行政诉讼中的证言不足为信。因而，原行政一、二审判决书及再审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可能不清，况且，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书最终是以唐某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撤销了原一、二审行政判决，从程序上驳回了唐某的起诉，故原行政判决、裁定书中所确认的事实不应作为本案民事判决的事实依据。然而，本案原一审及再审判决书均是直接以原行政诉讼中所确认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在案件事实存在明显不清的情形下，终审法院应重新调查案件的基本事实，不应简单的以原行政诉讼所确认的事实为依据作为判决。

3、涉案房屋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属不同主体，违反了我国相关法律和房地一体的规定。经查实，涉案房屋的国土使用权证“九区国用（99）字第31164号”现仍在唐某的名下，未进行过户登记。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之规定，买卖双方在进行房产变更登记后，应该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涉案房屋在交易完成10年后还没有

进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同一房屋，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却长期分属两个主体。这不符合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关于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主体一致的原则和房屋买卖时连同所使用的土地一并转移的原则等相关规定。我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涉案房产的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唐某名下，而房屋权属证书登记为程某明显不符合我国房地一体的规定，终审判决未予查清这一事实，确有不当。

【再审结果】

2013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2）民抗字第55号民事判决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达成合意是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明确了当事人在合同书上签字或盖章的时间为合同成立的时间，不仅确认了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外在表现形式为签字或者盖章，而且赋予了盖章与签字在合同成立上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经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合同应该是当事人达成合意的体现，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依法成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有登记备案的公章，经登记本案的公章对外具有公示效力，所以，通常情况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外签订合同时，采用盖章的形式。而自然人的私章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盖章行为是其所为时，该方当事人实质是否认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成立了合同关系，此时就涉及到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根据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即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盖章行为是其所为，即否认与对方成立合同关系时，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方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该枚私章为对方所有以及盖章的行为为对方所为或对方委托他人所为。

就本案来说，唐某否认合同书上的私章为其所有，也否认在合同书上盖过私章，实质是否认与程某订立过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在此情况下，程某应该举证证明其与唐某之间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即私章为唐某所有且盖章行为也为唐某所为。原审判决认定唐某在本案中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程某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以及过户登记申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唐某是错误的。本案历经数次审理，程某为主张其与唐某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所举证据有两个，一是唐某于1998年12月11日与重庆渝兴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购买该套房屋时，也是在合同上加盖私章，无手写签名。以此说明唐某此次出售房屋时加盖私章的合理性。二是生效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认定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待证事实。理由是：

一、唐某于1998年12月11日与重庆渝兴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购买该套房屋时，虽然也是在合同上加盖私章，但在唐某否认与程某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时，程某没有举证证明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上“唐某” 的私章和唐某1998年12月11日与重庆渝兴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上唐某的私章为同一枚私章。唐某买受该房屋的时候盖有私章的行为并不必然推导出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上盖有“唐某”私章就是本案当事人唐某的私章，也不能证明加盖“唐某”私章的行为就是唐某所为。

二、（2006）渝一中行再终字第1014号行政裁定认定是以主体不适合为由，从程序上驳回了唐某的起诉。该份裁定书上认定的事实，只能证明房屋买卖登记机关对涉案房屋办理过户登记的行为在程序上的合规性，不能证明唐某与程某之间发生了房屋买卖的民事行为。原审判决将行政裁定用于证明唐某与程某之间就涉案房屋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当。

本案中，除了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外，办理房屋买卖过户登记必备的其他文件，包括《卖方申请书》、收到购房款的《收条》，出现了“卖方”“唐某”的签名，但这些应该由所谓卖房人亲力亲为的签名却并非唐某所为，而是购房人程某的丈夫向某所书写，然后加盖“唐某”的私章。作为对外出具的文件，出具人可以签名，也可以盖章或者是签名加盖章。但不论是签名或盖章，必须是真实的，才能确定是出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时，唐某具有签署自己姓名的行为能力，向某是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人员，应该知道“代替”他人签名的民事法律后果，尤其是程某一方在诉讼中主张唐某已到办理登记过户现场的情况下。程某应该就本应由唐某亲笔书写的名字却由向某所替代作出合理的解释，但程某一方在本次再审庭审中仍不能就为何收到购房款的收据及“唐某”的签名也由其夫向某所代写

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程某既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相关手续上加盖的“唐某”的印章为唐某所有，也未能就本应唐某书写并签名的《卖方申请书》及《收条》为何由程某之夫书写作出合理的解释，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唐某本人有出卖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证据表明唐某曾委托他人办理过房地产买卖及转移登记。原审认定唐某与程某之间成立房地产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唐某否认与程某签订过房地产买卖合同，程某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与唐某之间就涉案房屋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从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看，没有证据显示唐某有出卖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证据表明唐某曾委托他人办理过房屋买卖及转移登记。因此，应该认定唐某与程某之间没有就涉案房屋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对唐某没有法律约束力，程某应该将其占有的涉案房屋返还给唐某。原判决在举证责任的分配及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唐某要求程某返还房屋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判决：

一、撤销原一审、原二审、原再审判决。

二、程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102号2单元9-1号的房屋返还给唐某。

（二）开展民事行政执行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

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对执行检察监督的操作程序、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等内容未进行规定。“两高”《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为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也为行政执行监督工作提供了参考。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主要是人民法院执行民事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仲裁裁决以及公证文书等活动，包括执行裁定、执行决定和执行行为。对于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行为可能影响公正执行的，应当提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

对行政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参照民事执行监督的规定进行。目前法院审查处理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是行政诉讼执行案件的三倍多，对行政执行的监督，不仅包括对法院行政裁判执行的监督，也包括对非诉行政执行的监督。

2008年至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数分别是201、223、396、541、596、712件；全市检察机关改进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采纳数分别是180、185、372、503、583、698件。

（三）对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1.针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99条对此进行了细化，“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适

用再审程序纠正的；(二)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

（三）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和受理条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

（四）审理案件适用审理程序错误的；

（五）保全和先予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

（六）支付令违反法律规定的；

（七）诉讼中止或诉讼终结违反法律规定的；

（八）违反法定审理期限的；

（九）对当事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违反法律规定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送达的；

（十一）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

（十二）审判人员实施或者指使、支持、授意他人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

（十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2.针对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存在的违法情形，尚未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以发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建议更换办案人等方式进行监督。【例如：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等，致使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收受或索取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人贿赂的；其他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开展和解息诉工作

检察机关受理的不服法院生效裁判民行申请监督案件中，绝大部分案件都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这意味着检察机关要做大量的息诉服判工作，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司法权威。以2013年为例，全市受理案件数为2681件，其中提出抗诉286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371件，二者只占总案件数的24.5%，绝大部分案件都需要做息诉工作。同时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有和解意愿且具备和解条件的，检察机关可引导当事人和解，最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五）探索性开展督促起诉、支持起诉等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针对遭受损害的国有资产或社会公共利益，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不行使或怠于行使自己的监管职责，对于适合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督促相关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民诉法有关规定，对损害国家、集体或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受害单位或个人向法院起诉。

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有关机关存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促进依法行政或社会管理创新。例如，沙坪坝区检察院在办理唐某等与重庆西南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几起案件中，发现西南医院存在对住院病历的核查和监管机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如病历中将“左肾结石”错误写成“右肾结石”，医嘱、护理记录、用药清单与发票清单不一致等情况。病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家属认为医院有伪造、篡改病历或护理记录等行为，继而引发严重医患纠纷。针对上述问题，该院向西南医院发出改进工作检察建议，督

促其进行整改、加强监管。重庆西南医院医院对此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整改措施，建立了更加严格规范的病历监管制度，防止问题的再次出现。

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的审查程序

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进一步规范民事申请监督案件的审查程序。行政申请监督案件的办理主要参照民事申请监督案件的审查程序执行。

以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民事申诉案件为例，检察机关审查案件一般都需要经过受理——审查——决定三个环节，下面对这三个环节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受理

受理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材料，认为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正式决定接受并进行登记的行为。

1.受理的案件范围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9条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24条之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申诉案件范围如下：

（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规定的。

（2）认为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的；（3）认为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2.不予受理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30条规定：当事人根据民诉法第209条第1款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当事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的；

（2）人民法院正对民事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但超过三个月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除外；

（3）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且尚未审结的；

（4）判决、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但对财产分割部分不服的除外；

（5）人民检察院已经审查终结作出决定的；

（6）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是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再审后作出的；

（7）其他不应受理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33条规定：当事人认为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法律规定可以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2）当事人提出异议或者申请复议后，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并正在审查处理的，但超过法定期限未作出处理的除外；

（3）其他不应受理的情形。

3.同级受理原则和受审相分离原则(1)同级受理原则

对生效民事裁判、调解书不服，根据民诉法第209条第1款规定申请检察监督的，由作出生效民事裁判、调解书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受理。

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申请检察监督的，由审理、执行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受理。

（2）受审相分离原则

控告申诉部门对申请监督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决定受理的3日内制作《受理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告知其权利义务，并将案件材料移送民行部门进入实质审查环节。

（二）审查

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申请监督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法律关系、适用法律及审判程序等进行全面审查，以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等的法律监督活动。

1.审查内容

（1）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是最基础的审查，确定该案件的事实认定是否清楚，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证据和证据之间，证据和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之间，是否有矛盾。如果存在矛盾，这种矛

盾能否合理排除。

（2）审查案件的法律关系

首先，对定性的审查。对案件法律关系性质的审查，要审查案件基本性质及其具体性质确定是否准确，进而审查案件适用法律上是否有错误。其次，法律关系内容的审查。在正确定性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审查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真实情况，以及法院对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是否正确。最后，对法律关系主体的审查。在审查中要分析案件的特定法律关系是在谁与谁之间发生，争议发生的当事人是否是适格的主体。

（3）审查案件的法律适用

根据法律适用的原则，审查案件适用法律上是否正确，如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等。同时还要审查法院所适用的法律，在时效上是否正确等。

（4）审查案件的审判程序

主要是审查原审法院是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审理。对严重违反审判程序的，如应当组成合议庭没有组成合议庭的，该回避的没有回避的，应当提出抗诉；对一般的程序违法问题，则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其改正。

2.审查方式

检察机关审查民事行政申请监督案件的具体方式以书面审查为原则，必要时采取依职权调查取证、听取当事人陈述、公开听证等审查方式。

（1）书面审查。书面审查以原审法院卷宗为基础，结合申诉材料和答辩材料对原审诉讼活动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检察机关进行的是合法性审查而非合理性审查。

（2）调查取证。《民诉法》第210条首次在立法上确立了民行检察监督的调查核实权，即“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根据不同的案件需要，调查核实可以采取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询问当事人或案外人，委托鉴定、评估、审计以及向有关部门进行专业咨询等措施，但不得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不得限制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

（3）听取当事人陈述。为了客观全面了解案件基本情况，案件承办人与当事人见面谈话，听取当事人陈述。谈话不是审查之必经程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谈话要由两名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并做好相应的询问笔录。

（4）公开听证。在审查民事行政申请监督案件时，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组织有关当事人进行听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其他社会人士参加听证。

（三）决定

对审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作出下列决定： 1．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人民检察院经过实体审查，认为当事人的监督申请不符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提请抗诉、抗诉条件的，应

当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

2.提请抗诉或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依法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但如果属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情形时，只能提出抗诉不能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3.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书发现符合抗诉条件的，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案件法院再审时，人民检察院要派员出庭。

4.提出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发现民事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民事行政执法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5.终结审查。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有《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75条规定的法定情形之一的，作出终结审查决定。

三、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全市检察机关全面认真履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执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过程中，民行检察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行检察监督的社会知晓度不高

当事人对检察机关民事诉讼监督职能和程序了解与否，影响着申

请监督权的行使，也影响着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针对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民行检察监督的职能和制度还缺乏了解的问题。全市各级院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民行检察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认知度。

（二）再审检察建议的效果不够理想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施行后，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工作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些法院以内部会议纪要来抵制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的再审检察建议。此外，再审建议工作开展还受到法院考核机制影响，法院内部考核规定中，将依据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定性为错案，在考核中扣分较重，因此一些法院在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有的长期不予回复；有的通过制发新的民事裁定补正后，再向检察机关作出不予采纳的答复；有的直接拒收检察机关的再审检察建议，要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

（三）法院对民事执行监督工作不予配合

由于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实践中检法两院在对执行监督的范围、对象、方式的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影响了执行监督工作的开展。当前，我市民事执行监督工作开展情况并不理想。

（四）法院引导当事人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当前，我市各级院还普遍反映存在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情况，只要当事人在再审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就会告知其应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而不向当事人说明申请监督

的次数限制，将原本应当由人民法院负责的息诉信访工作全部转移给检察机关，加大了检察机关的息诉工作压力。

（五）民事调解监督工作受“两益”限制

在民诉法修改前，我市对民事调解案件大多采用再审检察建议监督方式并取得较好成效。但修改后民诉法规定只有损害“两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案件才能采用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监督方式；而违反自愿原则调解及调解协议内容违法的案件只能视为违法情形并采用改进工作检察建议进行监督，这一规定严重制约了民事调解监督工作的开展。一是由于“两益”界定模糊，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检法两家对其存在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导致调解监督工作无法顺利开展；二是对违反自愿原则调解及调解协议内容违法的案件仅以改进工作检察建议方式监督后，案件无法进入再审程序，不利于纠正法院错误调解案件。

第四部分

总结

前景展望

检察监督服务“三农” 篇3

中央巡视组对甘肃的意见反馈中有一条，就是国家扶贫资金的使用存在大量问题。一些贪污挪用扶贫惠农资金的案件触目惊心。甘肃省清水县卫生局局长胡某在任民政局副局长和卫生局局长期间，以虚列支出等手段，侵吞医疗扶助款和农村医疗救助等专项资金350万余元；民勤县院查办的裴家营镇党委书记曾某、镇长王某涉嫌贪污、挪用营双高速公路裴家营镇段国家征地补偿款217余万元案，该镇人大主席、出纳、镇政府干部、村支部书记、村主任等人全部卷入其中。涉农职能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和村级组织的干部在近几年甘肃查处的职务犯罪中占了很大比例。“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这么多干部出了问题，往往还是一查一串、一挖一窝，农民不可能没有意见。

让法律监督权“落地”

目前，惠农政策、资金的落实，主要依靠涉农的职能部门和乡村基层组织，这是一种融合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的工作模式。涉农部门也好，乡镇也好，村社也罢，都在其中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涉农政策资金落实不到位，出现“跑冒滴漏”现象，发生虚报冒领、侵吞挪用等违法违纪问题，和这种工作模式不无关系。甘肃省院对涉农职务犯罪情况作的调研分析显示，五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涉农案件2045人，且呈逐年上升态势，年均升幅达29%。尤其是2013年，甘肃全省查处涉农职务犯罪人数达599人，同比上升33%，在全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总数中，涉农案件占比达44%，接近一半。当然，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采取了很多防控措施，建立了一些机制制度，比如在资金发放上实行“一卡通”或“一折统”等，资金直接由财政划拨到农民个人的银行账户上。这种制度确实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工作模式。制度也好、措施也好，都要靠人来运作。一项工作，尤其是关乎利益的工作，单纯依靠个人的自律是不够的。实践中，“一折统”背后的上下勾连、优亲厚友、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第三方监督缺位。在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甘肃省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了“保民生、促三农”专项行动。

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如何落实法律监督权，却是个处于不断探索中的新课题。“保民生、促三农”专项行动的开展，就是要尝试为惠农政策落实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着力解决“上边看不见、下边够不着，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确保涉农政策落实。应该说，这些年来，甘肃省检察工作还是不错的，工作开展富有成效，有不少工作得到了高检院、甘肃省委的肯定。但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检察机关在机构设置上还是有缺陷的，比如在乡镇一级，有纪委，有人民法庭，有派出所、司法所，只有检察机关没有设立机构。由于缺乏基层阵地，检察工作的触角还没有完全延伸到乡镇农村。广大农民对检察机关职能不了解，涉农资金被侵占挪用、涉农补贴被截留侵吞后得不到及时发现与查处，乡霸、村霸欺压百姓得不到及时查办。甘肃省检察机关通过开展“保民生、促三农”专项行动，实现了“三个派出”，即在乡镇设立检察室、在涉农部门和村社设立检察联络室，并为这“三室”选聘了检察联络员，把检察工作触角延伸到了乡镇和村社。使检察联络员成为检察机关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使检察工作更加贴近基层、更好的服务群众。

由“糊涂账”变成“明白账”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甘肃省每年中央加地方各级财政拨付的惠农资金约为300亿元。这些惠农政策资金落实得怎么样？都有哪些类、哪些项？每一类、每一项的补贴资金总量多少、分配情况如何？落到实处的有多少？可能没有哪个部门、哪个人能完全说清楚。基本上成了一本“糊涂账”。把这些情况摸清楚、搞明白，就是检察机关对涉农资金的管理使用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切入点。甘肃省检察机关通过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立足现有技术，依托政务网和政法专网平台，建立了一套运行快、查得准的信息交换共享平台。通过利用这一平台，加上与有关部门的协作，详细收集整理了本地区相关数据资料。经过清理，基本掌握了各地施行的惠农政策，详细掌握了惠农资金的类别、额度及去向信息。如在定西地区，清理出来的惠农政策就有36类74项。

底子摸清了，下一步就是要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将这个底子向群众交代清楚，也就是要推动信息的公开。以公开促透明，以透明保廉洁。推动公开，要着力解决好公开什么、向谁公开、怎样公开这三个方面问题。按照甘肃省院的要求，相关单位和部门惠农政策的公开要符合“县向乡镇公开、乡镇向村社公开、村社向群众公开”的“三级公开”要求，要实现惠农政策种类、标准、资金总量和各乡镇、村分配情况的“三个公开”。按照这些标准，督促做好全部惠农政策的公开公示，让群众搞清楚国家有哪些扶贫惠农政策，享受这些政策的条件、办理流程，扶贫惠农资金数额、标准、发放情况等。将惠农政策资金这本账，由“糊涂账”变成“明白账”，将其来龙去脉向群众交代清楚。通过专项行动推行的信息公开制度，使农民群众充分了解了国家惠农政策种类、资金来源及流向，各项资金的总量及分配情况，以及本村社其他村民领取补助资金的情况，使农民群众成为了惠农政策资金的明白人。

给老百姓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民事检察监督三题 篇4

关键词：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审判权,诉权,检察权的谦抑性,法益衡平

2012年修正通过的新民事诉讼法不仅重申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必要性,而且在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以及监督程序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突破,有关民事检察监督是否合理的学术争论就此暂告一段落,目前学术研究的焦点转向如何理解、运用及进一步完善立法的规定,就其中的不少问题人们还仁智互见、相争不下。笔者不避浅薄,拟对民事检察监督中的三个争议性问题作一探析,以商榷于同仁。

一、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

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表征着民事检察监督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对监督行为的行为方式、行为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等起着指引作用。笔者以为,确立民事检察监督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三个: ( 1) 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根据我国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首先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司法机关,故而民事检察监督反映了司法权内部的检察权和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主要目的在于制约审判权的滥用。( 2) 社会对民事检察监督的需求。一切制度都是为了应对社会的需求,对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程序等问题的回答,终极的依据必须到社会需要的层面去寻找。目前我国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现象相当严重,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审判机关内部的纠错机制是不够的,有必要设置外部的监督机制,检察监督即是其中之一。( 3) 民事诉讼的规律。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的规律,虽然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也存在一些公理性的诉讼原则,如处分权原则、辩论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置和运行也要尊重这些原则。

根据这三个考量因素,笔者以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有三。

第一,依法监督原则。作为“法律的守护者”,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就是监督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一职能定位要求检察机关的任何法律监督活动都应当贯彻合法性原则。依法监督原则的内涵包括: ( 1) 职能法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的各项职能必须源于法律的明确授权。根据我国现行法,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能主要有: 诉前的支持起诉、诉中的违法监督、诉后的监督以及执行监督。( 2) 方式法定。民事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也应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不能任意自行创设。2012年民诉法修改使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在数量上实现了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的扩展,在性质上出现了由单一的刚性方式向刚柔并济的方式的转变,检察机关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时应当严格贯彻这些规定。( 3) 程序法定。程序法定主义是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民事检察监督本身也是一个法律程序,自然也应奉行该原则。民事检察监督的程序法定原则包括监督的启动程序法定、监督行为的实施程序法定以及监督的退出机制和终结机制法定。( 4) 标准法定。法律监督是监督机关使用一种标准型的规范去衡量监督对象或客体并作出结论的活动,监督的标准是否合乎法律规定直接关系着监督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监督标准包括程序性标准和实体性标准,它们分别由程序法和实体法所规定。[1]

但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律不完善,而社会又处于变化剧烈的转型期,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依法监督原则,而是要处理好依法监督与能动监督的关系,奉行依法监督为原则,能动监督为例外的原则。

第二,维护司法公正、兼顾司法效率。公正是司法的第一生命,检察监督的目标就是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一切检察监督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民事检察监督也不例外。效率是现代民事司法价值的另一个维度,我国民诉法从1991年确立审限制度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构建各种提高诉讼效率的制度或机制,如创设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实行程序分流,增设特别程序等。从促进这些立法的良好实施出发,除司法公正外,检察机关也应将司法效率纳入监督的范围,并且要力求监督程序本身的高效性。

第三,监督节制原则。民事检察监督的节制原则源于民事检察权的谦抑性。民事检察权的谦抑性是指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时应当保持克制,尽量避免与审判机关发生冲突以及过度介入公民的私权领域。具体包括两层内涵: 其一,合理界分监督的范围。首先,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是对公权力或公共领域的监督,不能干涉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其次,民事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机关诉讼违法行为的监督,不能混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监督,更不能搞一般监督。其二,承认监督作用的有限性,避免监督权力的过度行使。民事检察监督应定位于促使审判机关依法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或启动内部的纠错机制。[2]具体而言,民事检察监督的节制性要求处理好几对关系,即诉权救济、审判监督与检察监督,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裁判的既判力与纠错。

二、民事检察监督与法院审判权的冲突和协调

作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检察机关在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时不可能不与审判机关发生一定的冲突,处理、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监督能否顺利进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条件。

( 一) 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

关于审判独立的重大意义,著名学者胡格韦尔特将独立的司法制度与文字相提并论,“如果说文字是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分界线,那么,正规的法律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建立便是现代社会的标志。”[3]当代的司法独立主要是作为一种理念在技术上创造一个相对封闭的“法的空间”,旨在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相比,司法公正更具根本性,而检察监督也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而设立的。因此,在最终目标上,司法独立与检察监督是统一的,都服务于司法公正。其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判权如果没有任何外在约束,难保不产生腐败。再次,司法独立原则的正当性并非不言自明,而是有其条件或前提的,诸如良好的司法公信力、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以及较纯净的司法外部环境等,而这些条件或前提在我国目前还较为欠缺。因此,不仅民事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并不矛盾,而且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有其必要。但民事检察监督也应贯彻谦抑性,不能干涉审判独立。另外,基于诉讼合作主义的理念,检察机关也应支持和帮助法院搞好司法工作,排除外界对司法的干预,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能利用监督来削弱审判机关的公信力。

( 二) 民事检察监督与裁判的既判力

民事检察监督与裁判既判力之间关系的核心是检察机关是否能够对法官的心证活动进行监督,这就牵涉到如何理解“裁判确有错误”。这方面应当贯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检察机关应当尊重审判机关的事实认定权和法律解释权,将监督的对象限定于作为定案依据的基本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及法律适用出现原则性错误方面,否则可能导致理论上违反自由心证主义和审判机关是享有审判权的唯一主体这两个基本诉讼原理,实践中激化检法两家的冲突和矛盾。有鉴于此,检察机关在进行监督时应当坚持再审事由的重大明显原则、实体权益为重原则、补充性原则以及价值权衡原则,[4]不能在只要符合再审事由的所有情形都启动再审程序,而应强调再审事由以判决结果为重心,程序问题以根本侵犯或侵害诉权为限,实体问题以判决根据存在基础性缺陷为限。另外,为维护裁判效力的稳定性,还应当对再审程序启动的时间和次数予以严格限制。但我国民诉法典目前仅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间和次数做了限制,而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没有做任何限制,这种基于法律监督权而过分重视“有错必纠”、漠视当事人诉权的司法理念今后应当逐步予以调整,使其逐步回归“当事人救济”的轨道。

( 三) 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程序自治

审判程序是法律所刻意营造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法的空间”,程序结果的正当性主要由程序过程本身来证明,虽然程序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小天地,但也应对决策过程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流进行控制。根据这一程序原理,民事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应当扮演补充性、辅助性的角色,仅在民事诉讼程序无法自我矫正或丧失自净能力时才能出场; 民事检察监督的功能应限于诉讼制度的查漏补缺,而不能无视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规律,颠覆既有的民事诉讼制度,推倒重来。基于这一定位,民事检察监督应当充分尊重审判程序的自治性,将己身看作实现审判公正的补充性手段,而不能冲锋在前,只有在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行使严重逾越法律边界并且得不到纠正时才“出手”。在处理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程序自治性之间的关系方面,应当奉行“程序自足性解决优先原则”,凡是问题能够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自身逻辑自足解决的,检察权应当保持克制,[5]民事检察监督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监督促使法院依法审理、公正裁判,而不能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随意介入诉讼程序,否则就可能借监督之名而行破坏审判公正之实。

三、民事检察监督与当事人诉权之间关系的处理

私权自治是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解决私权纠纷制度的民事诉讼自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其表现就是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原本属于外来的公权主体,并且其行使的仅是法律监督职能,作为一种异质的力量,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核心课题之一。由于诉权保障也是审判权的任务,因此,检察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包括在保障诉权过程中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及检察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两个方面。

根据“国家 - 社会”二元分立这一处理国家和公民基本关系的理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国家不能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进行不当的干预。但当事人的处分权并非绝对,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弥散与扩张,市场主体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加深,带着深度广泛性的私权秩序已经摆脱了传统民事主体的私权相对人秩序,而进入众多交易对象、交易环节、交易方式的复合私权阶段,交易人及行为人之间的相对控制已显困难,从而急需一种带有共同约束性的权力对广泛的私权行为进行控制,故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加大了对私权的干预力度,并导致了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三法域”的社会法的产生。相应的,在民事诉讼领域,各国普遍加强了法官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也规定,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应当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如果当事人在行使处分权时损害了国家、社会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就可能出面干预。然而,审判机关的权力也可能遭到滥用,当审判权被不当行使以后,而当事人又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寻求救济,这时就有必要从外部引入检察权对审判权予以矫正。这是民事检察监督通过制约审判权来保障诉权的方面,这方面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只有在用尽审判机关的内部救济途径后才能申请检察监督救济,新《民事诉讼法》第209条即对此做了规定。

在处理民事检察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方面,检察机关要力求客观、中立,尊重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处分权,而不能越俎代庖。对于纯属当事人私益的事项,原则上只有当事人提出请求时检察机关才能进行监督。不过,检察监督毕竟是一种公权监督,除了尊重当事人意愿以外,也要坚持职权保留主义,对于督察性监督,应当以监督审判权为主,救济当事人的权益为辅,这时在处理检察监督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时应坚持监督的优先性和依职权监督原则。所谓优先性原则,是指督察性监督应当优先于救济性监督,监督程序的启动和运行,并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也不遵循程序穷尽原则,只要检察机关发现诉讼过程中存在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就应该提出要求纠正的检察建议,只要发现生效裁判或调解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就应当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当事人发现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也应当首先向检察机关提出。依职权监督原则是指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检察机关就应该依职权强制启动监督程序,而不受当事人意愿的制约,因为纠正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当事人对之也无权处分。[6]另外,根据依职权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可依职权进行延伸监督,比如通过监督发现审判机关需要改进工作机制和作风时,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检察建议。如果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中发现了审判人员的违法犯罪线索,应当主动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这种依职权转换监督类型的做法也应属于依职权监督原则的应有之义。

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 篇5

一、现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理念误区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对法院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提出抗诉，要求法院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院可以提起抗诉的四种情形：1 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有错误的；3 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 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于这四种情形，一些学者认为均属于错案，其理由是，尽管只有在第二种情形中明确指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其他三项均没有出现“错误”二字，但是，第1、3、4种情形同样是指确有错误的裁判。证据不足，不能说明或充分说明其论点，经不起历史检验，因而是违法的、错误的；原判决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作出，本身就属于错误的适用了法律；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行为直接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44条的规定，同时也是违反法官法规定的行为。由违法的法官办理的案件，所作出的裁判，当然是错误的。〔5〕检察院提起抗诉，监督法院依法办案，纠正法院的错误裁判，是检察监督的基本理念，这不仅有立法的规定，而且学者们已形成共识。

有错必究是我国多年来奉为社会主义法律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其本意是指凡是因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其他原因判决错误的案件，都要予以纠正。这无疑是一项非常理想的司法原则，符合我国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传统。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程序正义、诉讼公正以及审判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在审判实践中不断得以加强。对于何谓错误的判决、裁定，什么是错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

“错案”的命题在大众的观念中潜在地隐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即一个案件只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裁判，否则就是错误的裁判。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法官（同样包括检察官）、不同的法学家以及不同的律师对同一案件的正确裁判的理解显然不会完全一致，这是任何一个有法律实践经验的人都十分清楚的道理。事实上，如果法官审理案件如同小学生做算术题那样，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法院的工作也就大大简化了。〔6〕

在众多的案件中，就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只不过简单案件的不确定性相对弱些，疑难案件则相对强些。在法学界和实务界引起争议的疑难案件往往是在法律的适用和事实的认定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案件。

一般而言，对案件的判断主要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探究 篇6

关键词：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存在问题；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76-01

一、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概述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执行工作的法律监督，作为检察机关刑事执行监督的承载部门，刑事监所部门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监督工作。

（一）强化刑罚执行监督。检察机关的驻看守所检察室，要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一是强化入所、出所监督，防止收押不符合关押条件的人员入所；二是加强留所服刑监督，驻所检察室要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余刑在三个月留所服刑的规定，杜绝不符合留所服刑罪犯的产生。三是加强安全防范检察和事故检察。驻看守所检察室要深入看守所开展安全检查，尤其要加强法定节假日前和“敏感”时期安全检查；四是加强看守所内执法等活动的巡察，驻所检察人员通过日夜巡查，深入被监管人生活、学习场所，深入监舍、查阅入所出所登记和各类审批手续，对提讯室、会见室进行巡视等，并通过检察在押人员在押场所卫生、安全状况、伙食账簿等检察，充分运用约谈和检察信箱等载体了解监管情况，对在押中出现损害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以及危及监管场所安全的情况坚决予以纠正。

（二）创新检察监督手段。为切实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构建卓有成效的监督方式体系，检察机关要积极开拓驻所检察工作新思路，探索创新发展新举措：一是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及时转变思维，大力运用现代高新技术，打造动态监督利器——监控录像硬盘存储系统，努力实现对公安看守所监控的所有图像“可看、可存、可管”，初步建成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多元化检察监督方式体系，走上监所检察网络化管理和动态监督的新路；二是推行检察信箱进监舍，改变以往检察信箱的摆设地位，便于在押人员投递材料，畅通在押人员申诉控告渠道。

（三）强化社区矫正监督。检察机关监所监察部门要积极开展社区矫正专项执法检察工作。在检察中，要严把核查关，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对辖区各派出所或者司法局下辖司法所的社区矫正执法档案、社区矫正情况等进行检察。通过数据核对、检察案卷、约谈社区矫正人员等多种形式开展执法检察工作，切实做好监督到位。在专项检察中，对于矫正档案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地约谈社区矫正人员，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坚决杜绝脱管漏管现象发生，对于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要及时向法院发出收监执行检察建议，监督刑罚依法执行。

二、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虽然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刑事执行检查监督的重视不够。虽然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和刑事执行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检察机关即将原内设机构监所监察部门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但其班子构建仍是在监所检察基础上，对于刑事执行检察各项工作的开展基本满足于各项工作考核的需要，没有及时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新要求进行深入研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转变执法观念，致使当前司法实践中刑事执行监督不到位的情形时有发生。

（二）检察机关内部机构间的协调监督不到位。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意味着检察机关作为整体行使着国家的法律监督职责，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在行使法律监督职责时要注重内部沟通协调，要加强刑事执行部门与其他内设机构监督的相互配合，能够形成合力，取得监督实效。但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内设机构间的协调监督存在不畅通的问题。如公诉、侦查监督等部门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对在押人员变更强制措施、不诉、撤案等决定后，看守所和相关办案单位均未能及时通知监所部门，导致检察机关的监所部门监督可能缺位。

（三）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队伍有待增强。检察干警事多人少且年龄结构偏大的矛盾依然存在，阻碍了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单就监内和监外工作而言，头绪多、内容繁冗是客观事实，而新法又将强制医疗、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必要性审查及财产刑监督等纳入监所检察工作中，面对新挑战，仅靠优化内部人员结构、靠内部挖潜远远不能适应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新要求，因此，要重视和解决监所人员问题，选派优秀年轻干警充实这支队伍迫在眉睫。

三、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完善建议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守住刑罚执行的最后一条底线，因此各级检察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在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切实推进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

（一）深化对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认识。各级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要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新精神，高度重视刑事执行监督工作，在人员配备等方面予以支持。刑事执行监督部门要认真对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新要求，切实把握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内容，积极创新监督手段，使国家赋予检察机关刑事执行监督的工作职责落到实处，防止刑事执行监督虚化的情形发生。

（二）健全内设机构通报备案制度。检察机关要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则》的要求，健全刑事执行监督部门与其他内设机构之间对于改变强制措施、不诉、撤案等环节通报监所部门的备案制度，确保刑事执行监督部门对于犯罪嫌疑人改变诉讼环节或者终止诉讼等情形能够在第一时间予以掌握，从而实现对刑罚执行监督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参考文献：

[1]袁其国，强化权利保障有效实施刑事执行监督，人民检察，2014年第3期。

[2]曾志滨，刑事执行撤销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以强化减刑、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为视角，中国司法，2015年第1期。

[3]李如林，敢于监督 善于监督全面推行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人民检察，2015年第12期。

监督检察 篇7

1、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平衡法制的天平,完善我国民事检察权的必要。

就现实而言,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检察权很薄弱,其检察监督的范围仅仅限于民事审判活动,其方式仅为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然而,民事检察权仅有抗诉权能是不够的。从相当意义上讲,抗诉权针对的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其监督对象是法院。但民事监督权就其质而言,是对民事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而民事法律包括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因此,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的行使范围应是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和民事程序活动进行监督。目前,我国通过部门法所确定的民事监督权仅限于民事诉讼活动,并不包括民事实体活动。事实上,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如果没有专门的机关对民事活动予以监督,国家利益就完全可能因民事权利被滥用而招致损失;如果没有专门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追诉,国家的损失就无法追回,国家利益将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当前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现状,恰能说明民事活动缺乏法律监督机制的严重后果。由此说明,既然民事主体利用民事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是可能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然国家的利益与其他民事主体的权益一样是需要保护的,那么,民事活动应当受一定的法律监督就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的确立就是必须的。

2、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保障并促进我国目前实行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的整合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与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的培育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个体利益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规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有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的介入。同时,由于一些司法人员的腐败,致使一些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当事人不能行使自己的诉权,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群众的不满,危及社会安定。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行使国家诉权出面干预,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司法实践中,以有多起由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实践证明了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3、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必要。

民事实体法调整的对象除财产关系外,还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有相当一部分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公序良俗,还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问题,前者如婚姻关系,后者如抚养、赡养关系等。这些法律关系既决定着民事主体的个人利益,又常常影响着国家的公序良俗。对此,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应的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应有的公德、秩序和善良的风俗。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还有责任对侵犯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包括社会经济秩序),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进行防范与惩戒,如对产品质量侵权严重的案件、对垄断经营、劳动争议等纠纷,检察机关也应当享有相应的监督权和诉权,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概言之,民事主体滥用民事权利的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或社会经济秩序或社会公众利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本着民事主体的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和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

4、完善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且立法本意是赋予检察机关对国家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权,其中必须包括民事法律监督权。鉴于刑事法律监督权通过刑法、行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予以明确,因而宪法所确定的检察监督权得到了落实。然而,观念的滞后,造成检察机关的民事法律监督权迟迟得不到民事实体法的肯定和明确,使检察机关全面实施法律监督的宪法的精神不能有效的落实,进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始终处于一种缺陷状态。倘若能够通过民事实体法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无疑将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完善,同时也将是对“权利不得滥用”的民法原则的落实。

5、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是民事诉权理论发展的使然。

最初的民事诉权完全基于私权产生,只有享有实体权利的人才能享有民事诉权。然而,民事诉讼的自身发展,已使得民事诉权的主体不再限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负有民事义务的被告同样享有诉权。而随着民事实体法的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民事权利被滥用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之间冲突日益凸现的现实,“利益者”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拓宽,并且将这些“公共”的利益归于国家,由国家享有民事诉权,这些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肯定。由此可见,民事诉权理论的发展不仅不排斥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恰恰相反,其使检察机关享有一定的民事诉权已成当然。我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以一定的民事诉权,将只能表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在朝着世界诉权理论的发展趋势进步,反之,则只能说明我国的民事诉权理论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此外,世界各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监督权和民事诉权是完全必要的。根据现有资料,许多国家已放弃了以往“不得干预私法”的观念,抛弃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处分”民事理念,代之以对民事活动实行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原则,由国家对民事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民事活动进行监督并在有关民事行为危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况下,以提起民事或参与民事诉讼等方式进行干预。如前苏联、民主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法律或判例中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当为公众需要时检察院在一部分案件中进行控告和在另一部分案件中不作为当事人而仅仅干预诉讼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无论是从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接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学习他国的成功立法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立法的角度出发,均有必要扩大检察机关民事监督权的内容,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监督检察 篇8

关键词：调查核实权,举证责任原则,虚假诉讼

一、检察机关调查权核实权的理论争议

对于检察院民行检察监督调查取证权, 理论界有强化说、否定说和限制说三种主流学说。这三种学说从检察机关的性质、调查取证权的性质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关系上进行总结分析, 得出自己理论的构建基础。否定说认为, 赋予检察院调查权违背了举证责任原则。根据举证责任原则基本原理, “谁主张, 谁举证”, 人民检察院不是民事诉讼的任何一方, 赋予其调查核实权会打破诉讼双方的诉讼平衡, 违背了民事诉讼公平的本质。强化说认为, 检察机关应该被赋予广泛的监督权。检察机关只要有可能证明原审裁判是错误的, 就能够自由裁量地进行调查取证,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启动无需申请。限制说的观点是, 其一, 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应该以书面审查为主, 调查取证只作为检察监督的辅助手段; 其二, 调查核实权的启动条件是审判人员存在职务违法或者存在程序上的违法。调查的目的是判别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否存在错误。

笔者赞同限制说的观点, 民事检察的基本职责是追查和检控民事诉讼违法行为, 调查的内容就是而且只能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合法性。

二、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现状分析

( 一) 检察机关调查权的立法现状

2010 年, 两高办公厅共同印发《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 明确检察机关基于检察监督的需要可以行使调查权, 并且还规定了检察院调阅卷宗的权利, 法院系统开始普遍接受检察系统的调查核实权。2011 年两高的意见对检察院这一权利再次明确。2013 年新《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检察院在履行检察监督过程中可以行使检查核实的权利。遗憾的是《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这一制度进行具体的程序上的设计, 新《民事诉讼法》也未从程序上设计去消除这种分歧, 继而影响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

( 二) 检察机关调查权立法缺陷

1. 立法层次低、立法技术粗疏。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和具体的程序设计, 在应用上, 还是要依据《办案规则》和《意见》。然而这种内部指导性的规范层次相对较低, 权威性不高。

2. 立法上出现了矛盾的情况。《办案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可以调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然而, 《意见》并没有对调查权的方式进行明确, 也就没有承认检察院有调阅卷宗的权力。

三、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的完善

( 一) 明确调查权的启动条件与执行范围

其一, 法院不作为的情况。《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了当事人在三种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够收集, 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如果人民法院不进行调查取证, 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调查取证。这样的设计既监督了司法机关的程序违法, 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的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

其二, 原生效判决主要证据可能是虚假或者是伪造的。其三, 司法可能严重程序违法。新《民事诉讼法》改变了过去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理念, 检察机关的监督重点也从过去的实体监督过渡到程序正义和程序合法两个方面。程序违法的证据是在诉讼中产生的, 违法的证据也会被诉讼卷宗记载留痕, 当事人如果要想拿到法院程序违法的证据是很困难的, 这时候只要当事人能够提供初步的证据, 检察院应当行使调查核实权。第四, 可能涉及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

( 二) 规范调查取证权的审批流程

其一、从启动方式上来说, 应当以当事人申请为主, 以检察院的主动发起为辅, 但是涉及虚假诉讼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的除外。其二、从行为方式上来说, 应当以书面监督为原则, 调查取证为例外。其三、对调阅卷宗要设置审批程序。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通常需要检察长同意, 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或者重大案件还要经过检委会同意。有鉴于此, 对于检察院需要阅卷或者拷贝电子卷宗的要经过本部门主管领导签字审批通过, 对于要将诉讼卷宗调走的, 还应当经过同级人民法院主管副院长同意。其四, 对于在检查监督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民行部门可以适当行使一定程度的初查权, 在发现犯罪事实后, 可以在经检察长批准后移交侦查部门立案侦查。

参考文献

[1]孙家瑞主编.民事检察制度新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3.

[2]汤维建.民事检察监督的定位[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3, 3, 21 (2) .

[3]曹善卿.新修改民事诉讼法涉检条款之解读[J].中国检察官, 2012 (21) :167-168.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篇9

民事执行监督, 一般指具有执行监督权的机关认为民事执行机关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者存在错误, 要求其予以矫正的法律制度①。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享有民事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进行监察与督促, 从而规范执行行为的制度。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监督主体是依法享有检察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 监督的对象是民事执行机关在行使民事执行权过程中的不当行为, 这里的机关不只包括人民法院, 还包括其他行使民事执行权的机关。

二、我国的立法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法》总则中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 监督的范围十分宽泛。但在分则中, 只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排除了检察院对于执行中的裁定、财产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和破产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权, 导致检察院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冲突, 造成无法成抗诉或抗诉后被维持的结果, 使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法律上缺乏可操作性。

其次, 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民事判决提起抗诉, 而对于法院作出的与判决具有同等效力的民事调解却没有抗诉权, 这些限制使得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围过于狭窄。并且法律规定只有上级检察院有权对下级法院提起抗诉, 同级检察院职能通过提请上级检察院的方式实现对法院的监督, 但是这种提请行为并不具有实际执行力, 不能完整地行使检察院的监督权。

三、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依据民事执行活动的实施过程,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 发出说明理由通知书或者督促执行意见书

在执行过程中,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执行条件的限制和被执行人的阻挠, 人民法院或其他执行机关经常拖延执行或超期执行。执行当事人只能请求执行人员实施民事执行行为, 明显处于弱势地位。②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执行当事人的申请, 向人民法院发出说明不予执行、怠于执行、超期执行理由的通知书, 帮助当事人监督执行工作。理由成立的, 检察院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理由不成立的, 检察院应当亲自调查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并书面督促法院及时执行。

(二) 直接参与民事执行

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法院邀请或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参与民事执行过程。基于案件的特殊性质, 对于有关重大公共利益、执行当事人人数众多、执行国有资产的案件③, 都允许人民检察院参与执行过程, 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对执行过程的监督。

(三) 发出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

检察机关针对执行机关执行过程中中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作出书面纠正意见, 通知人民法院纠正, 从而实现对执行活动的监督④。此时,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法院、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诉, 向执行法院做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法院应当认真对待检察院的纠正通知书, 审查自己的执行活动。

(四) 提出检察建议

当执行人员行为不当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时,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执行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对于这种轻微违法行为, 人民检察院发出的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 法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⑤

(五) 提起检察监督

检察监督也称为抗诉, 是指执行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执行法院在执行中做出的终局性裁定确有错误时, 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监督意见书,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检察监督可以由检察院主动提起, 也可以根据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诉提起, 但此时检察院必须对下级法院的执行进行审查, 却有错误的, 才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在审查期间, 民事执行活动应当暂停, 若上级法院作出维持裁定, 应当恢复执行, 若上级法院作出变更裁定则终止执行。执行当事人不服裁定的, 则可依据再审程序向检察院提起申诉。

(六) 提出检察建议

上级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或执行当事人的申请, 认为执行法院作出的程序性裁定确有错误时, 可以直接向执行法院书面提出检察建议,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执行法院应当认真审查该裁定是否不当, 确实存在不当或违法情形的, 应当立即予以纠正;若并无不当或违法情形的, 也应当向检察院说明理由。此时, 检察机关就个案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 能够督促人民法院执行法院或者执行员在法定期限内执行终结, 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⑥

摘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我国人民检察院的重要工作之一, 关系到执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法治的顺利实施, 但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方式上仍然很不完善, 严重阻碍了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文依据我国的司法现状, 以执行活动的进行顺序为线索对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给予完善建议。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院,法院,执行当事人

参考文献

[1]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牟逍媛.民事执行难及相关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3]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齐树沽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思考 篇10

一、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所要遵循的原则

(一)合法性监督原则

在《行政强制法》中的第四条针对行政强制措施做作出了原则规定,即为“行政强制的设定与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除此之外,《行政强制法》中还针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形式以及设定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事实上,依法行政是落实依法治国方针的重要核心,检察机关在开展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的过程当中需要将重点锁定在监督的合法性中,并且还要针对权利的来源以及措施的行使手段展开全方位的审查和监督。

(二)合理性监督原则

合理性监督原则所指的即为行政主体在开展行政行为活动时需要做到合情合理且适度适当,更加详细一些解释,行政行为需要完全的符合立法目的,具备正当的行使动机,同时还要考虑到相关的客观因素条件,按照工作法则的内容来进行开展。基于此,检察机关在日后的监督过程中需要将行政机关的行政合理性也纳入到监督范围内。

(三)有限监督原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进一步明确司法监督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还针对其具体的监督范围作出了必要性的限制,司法监督的对象不再具备原有的可拓展性,这也就意味着无法针对全部行政强制措施来展开司法监督。除此之外,正是由于检察监督本身具有着有限性的特征,所以无论是针对行政诉讼所开展的监督,还是对监督关口的前移都并非是全面介入,只是针对其中的某些重要环节进行介入,如果一味的去盲目开展全面介入,那么以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是很难实现的。

二、行政强制措施检查监督的建议

(一)尊重行政权力的自主性

行政权力本身具有着主动性、直接性以及连续性的特点,可以对行政事务展开具体式的管理,而司法权力则是被动化的去解决和改善社会争端。事实上,行政强制措施的开展目的就是针对“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现象进行紧急处理。这就需要检察机关要更加重视并尊重行政权力的自主性,并且不要对行政机关所实施的强制措施进行强加干涉,避免行政行为的有效性与执行力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也要权衡好自己所拥有的监督权力,切记不可对行政权威进行干预,从根本上杜绝无序状态的出现。

(二)进一步坚持检察监督权的歉抑性

简单的解释“歉抑性”的本意即为妥协与宽容,而检察监督权的歉抑性主要体现在刑事司法的行使过程中,意味着检察权应当尽可能的保持在克制与宽容的状态。其中,克制所指的是检察权在启动时要做到忍耐;妥协所指的即为在行使检察权时候要秉承协商与合议至上;宽容所指的即为不要得理不饶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当得饶人处且饶人。首先,为了更好的维护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严肃性与有效性,检察机关需要严格按照以当事人为主动、检察院职权为例外的原则;其次,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强制措施,那么则可以采用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方式来解决。

(三)配备专职的监督人员

在某个机关单位得到了监督权力以后,能否保证监督权力可以顺利且有效的行使,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要取决于机关单位内部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由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会同时涉及到多个不同的行政管理领域,因此需要监督人员具备非常强的专业能力与道德素养。然而,纵观我国检察机关当前的行政行为监督现状来看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加强监督队伍的建设工作已经是需要迫切完成的一项任务。

首先,检察机关需要专门针对行政权力的行使来设置监督机构,同时要重点突出检查基本职权的核心要素,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大对内部业务机构的建设力度。检察机关可以在内容设置专门的行政监督部门,将行政措施与行政权利行使的监督工作全权交由此部门来负责,从而来持续不断的提高行政强制监督工作效率;其次,要加强对监督团队的监管力度,积极主动的采取各种措施,如提高福利待遇、收入等方式,多吸收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来为我所用。检察机关可以在社会当中聘请一些行政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才,同时还要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来参与日常的监督工作。只要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行政监察监督工作,从而来更好的解决当前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姜明安,吴景超.<行政强制法>的基本原则和行政强制设定权研究[J].法学杂志,2013(11):69.

浅析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篇11

关键词：检察机关；民事执行；启动方式

一、民事执行活动监督的必要性

（1）执行程序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审判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也应当建立与审判相当的监督制度。依法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职权，是依法治国，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健全和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制的具体体现。

（2）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我国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特点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认真履行各自职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提高。

二、民事执行活动检查监督的启动方式

1.抗诉

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法院执行过程中确有错误的裁定提出重新审理的要求，引起法院再审的监督方式。这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重要方式，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法院应当启动再审程序对案件进行再次审理。人民检察院运用抗诉的监督方式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应当是最为有效和有力的。民诉法第二百零八条明确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法院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该条未对可以抗诉的民事裁定作出任何限制，执行裁定自然包含其中。但是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决绝检察监督，是司法实践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只有从立法上明确细化执行裁定的抗诉权，才能使执行裁定的抗诉工作走上常态化的发展之路。

关于民事执行抗诉的范围，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所有执行裁定均应适用，也有人认为仅适用于实体性裁定或终局性裁定。笔者认为应将执行裁定进一步细分为对执行公权异议的裁判和对私权纠纷的裁判，其中对公权异议的裁判是对执行人员在实施执行行为过程中其行为本身是否合法和正当的裁判，是执行程序上的救济；而对私权纠纷的裁判是对执行中涉及的实体权利纠纷的裁判。执行裁定中对私权裁定如不予执行、执行回转、参与分配、执行中止、执行终结等主要涉及的是实体权利纠纷的裁判，执行人员在做出裁判过程中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查明一定的事实，此类裁定做出的程序与审判程序相同，因此，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中确有错误的生效私权纠纷裁定采用抗诉的方式予以监督。

2.检察建议

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监督运用最多，效果相对较好的监督方式。本次民诉法修改明确将检察建议列为检察机关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方式，是对这一方式的进一步肯定。检察建议适用的情形有以下三种。

（1）检察建议适用的第一种情形，是人民检察院针对民事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已生效确有错误的私权纠纷裁定提出再审意见，可称为再审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与抗诉的情形相同，是对民事抗诉监督方式的补充，但更直接、程序更简单，能够避免诉累，降低诉讼成本。新民诉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此予以支持。作为民诉法规定的监督方式，这类检察建议对法院应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法院接到后，必须作出相应反应。譬如，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在规定时限内召开审委会讨论决定是否再审，讨论意见应及时书面告知检察机关。

（2）检察建议适用的第二种情形，是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中确有错误的生效执行公权异议裁定、执法人员的违法和不当执行行为，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中规定的渎职行为情形的，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纠正。

（3）检察建议适用的第三种情形，是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的执行机制不健全、制度存在漏洞或执行人员严重违背职责提出予以整改或追究纪律责任的等情形提出建议。主要适用的情形有：①人民法院的执行机制不健全、管理制度上存在问题或漏洞的；②检察机关认为执行人员严重违职责应当追究纪律责任的；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这类检察建议符合《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四十八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①有关国家机关或都企业事业单位存在制度隐患的；②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严重违背职责，应当追究其纪律责任的；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之规定。严格说来，这类检察建议不属于人民检察的法定职责范围，且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的组织管理、纪律作风建设等方面也缺乏专业性研究，故以一般建议的方式提出更为妥帖。这类检察建议是建设性的，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强制性，法院接到这类建议后，可以采纳，也可不采纳，但均应慎重对待，深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处理。

3.查处职务犯罪

查处职务犯罪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开展查处执行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监督方式，是人民检察院加强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民事执行程序中，执行人员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职务犯罪行为，即亵渎了法官的神圣职责，也严重损害了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有权针对民事执行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侦查，并在侦查的基础上提起公诉。虽然此种方式的检察监督被部分学者认为实质上是刑事监督，不属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畴，但笔者认为，刑事监督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如果人民检察院对执行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查处，客观上产生了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的效果，理应属民事检察监督的一种。

三、结语

论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 篇12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 随着执行案件的增多, “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逐渐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痼疾。在生活中甚至出现权利人“拍卖”民事判决书的司法怪状。笔者认为, 在民事强制执行实践中出现的“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 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 民事强制执行监督不力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对检察机关能否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学术界、实务界肯定者与否定者均有之。为此, 本文拟从监督的角度出发, 探讨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的价值所在, 并对构建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提出几点粗浅的建议。

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价值分析

(一) 民事执行权的本质决定了其必须要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民事执行权是国家执行机关强制义务人履行民事义务而实现权利人民事权利的权力。它是一种国家公权力。在我国, 民事执行权由人民法院行使。然而权力与生俱来即具有侵略性、扩张性与腐蚀性, 如果不加强监督, 它就可能成为“脱缰之马”, “异化”成侵害国家利益与国民权益的工具[1]。“现行的执行权运行机制不完善, 关键问题是对执行权的行使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 个人说了算, 很多问题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执行法官占全国法院工作人员的十分之一, 发生的问题却占了三分之一, 这不是偶然现象, 是一个必然的结果。”[2]同时执行过程中, 执行主体权力较大, 且行使随意性较强, 侵犯当事人权益的情况屡屡发生, 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却无法通过有效的程序、制度来获得救济。如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法院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民事执行裁定一经作出当即生效, 尤其是一旦法院作出的被执行主体的追加、变更、执行异议等涉及实体性权利的裁定发生错误, 当事人对该裁定既不能上诉也不能申请复议, 必然会对当事人或案外人造成重大损害。在执行过程中, 还会出现一些错误执行案外人的财产、超范围执行、执行标的错误等滥用职权的行为, 以及依法应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调查、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但不作为或拖延执行, 为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打开了方便之门。

为了解决“执行难”、“执行乱”问题, 加强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用8个条文规定了对民事执行的法律监督。2000年,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中更加明确规定了在执行过程中高级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下, 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指导作用, 并明确了监督的具体方式。但这种监督仅仅是法院的一种内部监督, 缺乏透明度, 且当事人自己则缺乏启动监督程序的权力。而各级党委、人大、新闻媒体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 在严格意义上讲更类似于信访意义上的监督, 难以对执行权的具体运作起到约束作用。

为了更好的解决“执行难”、“执行乱”问题, 弥补法院内部监督以及人大等其他监督方式的不足, 有必要明确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权。通过检察机关的介入, 一方面对执行权滥用的倾向进行有效预防、遏制;另一方面当当事人的权利起受到侵害时, 可以由当事人自己启动监督程序, 使其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

(二) 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责决定了其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 国家将法律监督权力赋予了检察机关。而上述条文在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同时, 并未对监督的范围作出任何限制性的规定。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以此为基础, 对《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中的“审判活动”进行正确理解。这里所称的“审判活动”应当是广义上的概念, 而不仅仅局限于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首先从立法上看, 立法将民事执行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之中。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统率全法。1991年4月2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执行时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 有效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可见, 在《民事诉讼法》制定当时, 不仅立法上对“审判活动”采用的是广义论, 而且就立法本意上看, 民事执行显然也是包括在民事审判工作和审判活动中的。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的监督属于对民事诉讼监督的内容。其次, 从民事审判和民事执行的关系来看, 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 两者密不可分, 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依照法定程序保护同一当事人的同一权利。[3]故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机关, 有权监督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与执行。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审判活动有权进行监督, 而且对法院的执行活动也有权进行监督。

三、构建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的几点立法构想

由于现行民诉法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规定, 存在严重的立法漏洞, 要彻底根治执行乱、执行难的问题, 必须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与监督方式进行立法, 并尽可能将其具体化, 以增强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以确保民事诉讼法的统一正确实施, 维护法律权威与司法公正。

(一) 确立执行检察监督原则。

按照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要求, 执行检察监督原则应主要包括:1、法定原则, 即监督权力法定、监督对象、事由法定、方式法定、程序法定;2、中立性原则, 即检察机关要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上进行执行检察监督, 而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3、事后监督原则, 即在执行程序结束或某一法律文书 (如执行中止、变更被执行人裁定) 作出之后进行监督。此处的执行程序结束时指某一阶段程序, 而不是全部执行完毕。

(二) 明确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民事执行活动包括执行裁决和执行实施两种。[4]对于执行裁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 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生效裁判如果发现确有错误, 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对于执行实施行为进行监督, 则不能采用抗诉方式, 可以采用检察建议方式, 向执行机构指出并要求纠正违反程序法和实体法有关规定的行为, 确保公正执行维护社会正义。对于违法程度较为严重的情形, 则可以向执行机构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当然, 不论是提起抗诉还是提出检察建议、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都要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为前提。没有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检察机关不应主动介入。

综上, 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能起到保障和制约两个方面的作用, 对合法的执行依法加以保障, 对违法的执行加以制约, 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构建民事执行程序检察监督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摘要：在我国民事执行实践中, “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较为突出, 但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权, 导致目前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尚无来自外部的合法有效的监督。要切实维护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 维护法权权威与司法公正,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权。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机关,执行监督

参考文献

[1]赵钢.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程序设计[N].检察日报, 2007-05-22 (03) .

[2]沈德咏.构建执行工作新模式[N].人民法院报, 2001-07-23 (08) .

[3]胡胜, 陈莺, 浅议民事执行监督[N].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第2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