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监督

检察监督（共12篇）

检察监督 篇1

检察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在对生效裁判独立的提出抗诉, 或者对于已经生效的裁判、法院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提出检察建议的一种监督制度。

作为一项国家机制, 刑事诉讼流程涉及到国家意志和权力全面分配和运作。如果从执掌权力的主体的角度而言, 刑事诉讼程序分别涉及三种国家权力, 即警察权力、检察权力、审判权力, 这三种国家权力之间应该如何配置和结合, 这是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检察权力, 上承警察权力, 下接审判权力, 毫无疑问的说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属于枢纽的中心地位。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来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属于司法体系, 检察监督的权力本身也是司法权力中的一种, 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的规定比较规范, 即检察监督的监督对象、监督的范围、监督的程序都有相应的规定。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 依照基本事实认定证据。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需要合法, 检察基本履行法律监督的一个基本的标准则是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我国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中的监督范围相当广泛, 即是无论对于任何人, 其具有何种宗教信仰, 从事何种工作, 富有或者贫穷, 只要是构成了犯罪, 作为检察机关都有权利对于其进行监督和追诉。下面就具体分析一下检察监督的内在含义和外延。[1]

我国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 主要包括:立案监督, 侦查监督, 审判监督以及执行监督。不得不提一点就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进一步落实了宪法的基本精神, 进一步扩大了宪法的监督力度和范围, 进一步扩充了检察监督的手段。下面就具体的谈一下这几种监督方式。

一、立案监督

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开端就是立案, 立案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立案监督就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经检察机关发现的, 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当立案。我国的现行立法对于检察机部门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做了专门的规定, 从而使人民检察院对对于公安部门的立案进行监督有了明了的法律上的根据, 有利于打击和惩罚犯罪, 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

二、侦查监督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机关, 监狱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都可以行使侦查监督权, 但实际上对于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监督较少提及。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和监督的权利, 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得以实现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进行的侦查监督活动对于提高侦查部门办案人员的办案水平、保证办案质量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

三、审判监督

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职能, 因此检察部门应该把审判监督放在整个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地位去对待, 积极去创新。目前大部分检察院对于法院的审判监督工作基本都是在法院作出有效判决之后。对于这种做法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如果从案件的受理审查起诉时期就开始监督会更好, 重点对于案件的事实方面、证据方面和法律适用方面以及量刑方面进行审查, 找出法院部门容易认定错误的地方, 特别是对于一些疑难复杂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进行提前监督, 为下一步的抗诉做好积极的准备。在法院的审理全过程中真正树立监督者的定位, 及时的发现法院裁判上的错误, 果断抗诉。[2]

四、执行监督

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一个环节。主要包括对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刑事羁押期限的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发生职务犯罪的监督以及对在押人员违法犯罪的追诉等。就这一点来说, 最近有关部门违规违法办理减刑, 保外就医等等, 检察监督有效的防止了此类违法行为的发生。

最后着重谈一下关于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的相关规定。

新民诉法围绕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工作做了多方面的修改和完善, 较为系统全面地完善了检察院民事抗诉的程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扩大了民事抗诉的范围

新民诉法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纳入抗诉范围。根据以前法律的规定检察部门只能对生效的判决和裁定进行抗诉, 但是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扩大了检察机关进行抗诉的范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更有利的保障了检察机关监督权利的实现, 有利于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更加的维护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但公共利益的界定会较困难, 后面会有提及。

(二) 新增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条件

新民诉法规定在一定情形下“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这是我国立法首次用“申请检察建议”、“申请抗诉”的概念替代过去的“申诉”一词。这一个法条的意义就是当事人对于认为不恰当的判决或者裁定和调解, 应当第一步向法院机关申请再审, 而不是过去直接再向检察机关去进行申诉。不过对于这一规定, 并不是表明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不可以发现相关线索。

(三) 明确规定了检察院办理案件的期限

旧民诉法对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具体时限规定, 也是办案效率相对低下的原因。基于对办案效率的追求, 新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 提出做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

(四) 赋予检察机关在办案中的调查权

检察部门办理民事检察案件一直没有检察权, 更谈不上什么监督, 这就不利于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更不可能构建法治社会。新民诉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但也规定了相应的条件, 就是只有是为了进行法律监督和进行抗诉的必要条件下才能行使相应的检察调查权, 显而易见, 如果不这样规定必定造成检察机关调查权的泛滥。[3]

新民诉法虽然有了较大的改进但是仍有不足之处,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依新民诉法规定, 检察机关应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进行法律监督。所谓“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是什么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以致检察机关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找不到相应的立法依据。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定义。

第二, 当事人经过法院再审一次之后, 需要经过什么期限以后有权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法律应明确申请抗诉的期限, 否则不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申请权利救济。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检察监督权力存在巨大的缺陷, 有的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检察机关的司法部门职能应该取消, 并且随着中国法制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取消检察院这一个职能部门。他们具体提出了这几个方面。检察机关作为一个职能部门竟然有两项看似互相矛盾的权利, 那就是刑事追诉和法律的监督, 这样就不可能保障法律实施和监督的公平和公正性。例如,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 检察机关既是侦查权的行使者, 又是侦查权的监督者;在刑事审判中, 检察机关既是案件的起诉者, 又是整个审判过程的监督者。我个人认为这些观点看似有道理但实质上是不正确的。首先检察机关正当的行使追诉权是为了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检察机关行使了追诉权, 审判机关也并不一定会改变其原来的判决。审判机关只会依据相应的法律证据和法规法条审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相互监督。再次, 自侦部门与公诉, 侦查监督部门虽都属于检察院的部门, 但是其职能却大不相同。自侦部门如果违反法律程序和法条办案, 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依然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如不予批捕, 退回补充侦查等等。再者, 从实践上来说最高检规定自侦部门办理案件, 审查批捕权限一律上提一级也是从这方面予以考虑。因此这些观点看似有道理, 但与实际来说仍不够客观。

综上, 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并不是应该弱化或者退出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 而是应当继续发展、完善, 逐步建立一个健全的检察监督制度。并且应该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的职能, 从而保障整个司法体系的高效, 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论我国的检察监督>.人民司法.

[2]陈桂明, 王鸿翼.司法改革与民事诉讼监督制度完善[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10-01.

[3]检察日报, 2014.

检察监督 篇2

申请人：周广洪，男，汉族，职业个体户，农民，1949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3，住址：济宁市高新区柳行街道办事处南营村文明西街115号。

申请事项：请求济宁市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检察监督意见，对申请人认为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2013）岩法委赔字第1号赔偿决定确有错误所提的申诉一案，指令下级法院重新审查并依法在两个月作出决定，或直接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事实和理由：本案被申请执行人沈忠鑫在养猪有利润的情形下不按约定归还申请人（原告、申请执行人、违法确认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赔偿申诉人）为其代借款和代加工饲料费共计363618元，经法院一审、二审判决，沈忠鑫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人民币363618元给原告罗沂太，并支付自2007年2月3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29日对本案执行立案。时正值全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养猪业的最高暴利期，连城县法院只要依法查封、扣押沈忠鑫的猪场生猪（指定其自行保管），沈忠鑫就会用金钱履行判决义务，如其不用金钱履行判决义务，则依法拍卖、变卖此生猪也即可使本案在法定的6个月内执行结案。但连城县人民法院却违反相关执行的法律、法规，推延不执行此可供执行财产，直到立案执行13个月以后在执行他案时，才将沈忠鑫猪场经廉卖转移后所剩的老弱病残猪叫申请人先行接收处理，后指使连城县价格认证中心抬高价格，将当日只值35100元的生猪通过剥夺申请人的复议权于1个月后违法裁定为79396元，共给申请人造成判决财产权（含利息）至2009年11月2日止损失达53万余元。申请人根据2010年12月1日前施行的国家赔偿法的违法赔偿原则，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违法确认，以求获取相应赔偿。连城县人民法院在不争的事实下明知难以推卸责任，就利用工作之便利自己制造假证并指使他人制造假证。而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明知这些假证与之前已确认可作为定案依据的真实证据相冲突，但还是采用这些假证于2010年7月27日以（2010）岩确字第1号《裁定书》作出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不违法的确认。申请人不服，向福建省人民法院申诉。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不理会申诉人的申诉意见（附《申诉意见书》），不查清事实，不依据法律，于2010年12月13日（2010）以闽确申字第4号《裁定书》裁定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违法。申请人只得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然最高人民法院竟也违反自家制定的相关执行工作的规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之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对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确认违法，于2011年5月13日以（2011）确监字第7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请人的申诉，致使申请人本应依法获得赔偿而没有获得赔偿。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新的国家赔偿法取消了违法赔偿原则。201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违法确认程序。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起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检察监督服务“三农” 篇3

中央巡视组对甘肃的意见反馈中有一条，就是国家扶贫资金的使用存在大量问题。一些贪污挪用扶贫惠农资金的案件触目惊心。甘肃省清水县卫生局局长胡某在任民政局副局长和卫生局局长期间，以虚列支出等手段，侵吞医疗扶助款和农村医疗救助等专项资金350万余元；民勤县院查办的裴家营镇党委书记曾某、镇长王某涉嫌贪污、挪用营双高速公路裴家营镇段国家征地补偿款217余万元案，该镇人大主席、出纳、镇政府干部、村支部书记、村主任等人全部卷入其中。涉农职能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和村级组织的干部在近几年甘肃查处的职务犯罪中占了很大比例。“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这么多干部出了问题，往往还是一查一串、一挖一窝，农民不可能没有意见。

让法律监督权“落地”

目前，惠农政策、资金的落实，主要依靠涉农的职能部门和乡村基层组织，这是一种融合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的工作模式。涉农部门也好，乡镇也好，村社也罢，都在其中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涉农政策资金落实不到位，出现“跑冒滴漏”现象，发生虚报冒领、侵吞挪用等违法违纪问题，和这种工作模式不无关系。甘肃省院对涉农职务犯罪情况作的调研分析显示，五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涉农案件2045人，且呈逐年上升态势，年均升幅达29%。尤其是2013年，甘肃全省查处涉农职务犯罪人数达599人，同比上升33%，在全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总数中，涉农案件占比达44%，接近一半。当然，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采取了很多防控措施，建立了一些机制制度，比如在资金发放上实行“一卡通”或“一折统”等，资金直接由财政划拨到农民个人的银行账户上。这种制度确实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工作模式。制度也好、措施也好，都要靠人来运作。一项工作，尤其是关乎利益的工作，单纯依靠个人的自律是不够的。实践中，“一折统”背后的上下勾连、优亲厚友、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第三方监督缺位。在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甘肃省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了“保民生、促三农”专项行动。

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如何落实法律监督权，却是个处于不断探索中的新课题。“保民生、促三农”专项行动的开展，就是要尝试为惠农政策落实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着力解决“上边看不见、下边够不着，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确保涉农政策落实。应该说，这些年来，甘肃省检察工作还是不错的，工作开展富有成效，有不少工作得到了高检院、甘肃省委的肯定。但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检察机关在机构设置上还是有缺陷的，比如在乡镇一级，有纪委，有人民法庭，有派出所、司法所，只有检察机关没有设立机构。由于缺乏基层阵地，检察工作的触角还没有完全延伸到乡镇农村。广大农民对检察机关职能不了解，涉农资金被侵占挪用、涉农补贴被截留侵吞后得不到及时发现与查处，乡霸、村霸欺压百姓得不到及时查办。甘肃省检察机关通过开展“保民生、促三农”专项行动，实现了“三个派出”，即在乡镇设立检察室、在涉农部门和村社设立检察联络室，并为这“三室”选聘了检察联络员，把检察工作触角延伸到了乡镇和村社。使检察联络员成为检察机关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使检察工作更加贴近基层、更好的服务群众。

由“糊涂账”变成“明白账”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甘肃省每年中央加地方各级财政拨付的惠农资金约为300亿元。这些惠农政策资金落实得怎么样？都有哪些类、哪些项？每一类、每一项的补贴资金总量多少、分配情况如何？落到实处的有多少？可能没有哪个部门、哪个人能完全说清楚。基本上成了一本“糊涂账”。把这些情况摸清楚、搞明白，就是检察机关对涉农资金的管理使用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切入点。甘肃省检察机关通过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立足现有技术，依托政务网和政法专网平台，建立了一套运行快、查得准的信息交换共享平台。通过利用这一平台，加上与有关部门的协作，详细收集整理了本地区相关数据资料。经过清理，基本掌握了各地施行的惠农政策，详细掌握了惠农资金的类别、额度及去向信息。如在定西地区，清理出来的惠农政策就有36类74项。

底子摸清了，下一步就是要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将这个底子向群众交代清楚，也就是要推动信息的公开。以公开促透明，以透明保廉洁。推动公开，要着力解决好公开什么、向谁公开、怎样公开这三个方面问题。按照甘肃省院的要求，相关单位和部门惠农政策的公开要符合“县向乡镇公开、乡镇向村社公开、村社向群众公开”的“三级公开”要求，要实现惠农政策种类、标准、资金总量和各乡镇、村分配情况的“三个公开”。按照这些标准，督促做好全部惠农政策的公开公示，让群众搞清楚国家有哪些扶贫惠农政策，享受这些政策的条件、办理流程，扶贫惠农资金数额、标准、发放情况等。将惠农政策资金这本账，由“糊涂账”变成“明白账”，将其来龙去脉向群众交代清楚。通过专项行动推行的信息公开制度，使农民群众充分了解了国家惠农政策种类、资金来源及流向，各项资金的总量及分配情况，以及本村社其他村民领取补助资金的情况，使农民群众成为了惠农政策资金的明白人。

给老百姓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民事检察监督三题 篇4

关键词：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审判权,诉权,检察权的谦抑性,法益衡平

2012年修正通过的新民事诉讼法不仅重申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必要性,而且在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以及监督程序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突破,有关民事检察监督是否合理的学术争论就此暂告一段落,目前学术研究的焦点转向如何理解、运用及进一步完善立法的规定,就其中的不少问题人们还仁智互见、相争不下。笔者不避浅薄,拟对民事检察监督中的三个争议性问题作一探析,以商榷于同仁。

一、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

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表征着民事检察监督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对监督行为的行为方式、行为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等起着指引作用。笔者以为,确立民事检察监督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三个: ( 1) 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根据我国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首先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司法机关,故而民事检察监督反映了司法权内部的检察权和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主要目的在于制约审判权的滥用。( 2) 社会对民事检察监督的需求。一切制度都是为了应对社会的需求,对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程序等问题的回答,终极的依据必须到社会需要的层面去寻找。目前我国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现象相当严重,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审判机关内部的纠错机制是不够的,有必要设置外部的监督机制,检察监督即是其中之一。( 3) 民事诉讼的规律。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的规律,虽然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也存在一些公理性的诉讼原则,如处分权原则、辩论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置和运行也要尊重这些原则。

根据这三个考量因素,笔者以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有三。

第一,依法监督原则。作为“法律的守护者”,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就是监督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一职能定位要求检察机关的任何法律监督活动都应当贯彻合法性原则。依法监督原则的内涵包括: ( 1) 职能法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的各项职能必须源于法律的明确授权。根据我国现行法,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能主要有: 诉前的支持起诉、诉中的违法监督、诉后的监督以及执行监督。( 2) 方式法定。民事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也应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不能任意自行创设。2012年民诉法修改使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在数量上实现了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的扩展,在性质上出现了由单一的刚性方式向刚柔并济的方式的转变,检察机关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时应当严格贯彻这些规定。( 3) 程序法定。程序法定主义是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民事检察监督本身也是一个法律程序,自然也应奉行该原则。民事检察监督的程序法定原则包括监督的启动程序法定、监督行为的实施程序法定以及监督的退出机制和终结机制法定。( 4) 标准法定。法律监督是监督机关使用一种标准型的规范去衡量监督对象或客体并作出结论的活动,监督的标准是否合乎法律规定直接关系着监督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监督标准包括程序性标准和实体性标准,它们分别由程序法和实体法所规定。[1]

但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律不完善,而社会又处于变化剧烈的转型期,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依法监督原则,而是要处理好依法监督与能动监督的关系,奉行依法监督为原则,能动监督为例外的原则。

第二,维护司法公正、兼顾司法效率。公正是司法的第一生命,检察监督的目标就是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一切检察监督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民事检察监督也不例外。效率是现代民事司法价值的另一个维度,我国民诉法从1991年确立审限制度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构建各种提高诉讼效率的制度或机制,如创设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实行程序分流,增设特别程序等。从促进这些立法的良好实施出发,除司法公正外,检察机关也应将司法效率纳入监督的范围,并且要力求监督程序本身的高效性。

第三,监督节制原则。民事检察监督的节制原则源于民事检察权的谦抑性。民事检察权的谦抑性是指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时应当保持克制,尽量避免与审判机关发生冲突以及过度介入公民的私权领域。具体包括两层内涵: 其一,合理界分监督的范围。首先,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是对公权力或公共领域的监督,不能干涉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其次,民事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机关诉讼违法行为的监督,不能混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监督,更不能搞一般监督。其二,承认监督作用的有限性,避免监督权力的过度行使。民事检察监督应定位于促使审判机关依法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或启动内部的纠错机制。[2]具体而言,民事检察监督的节制性要求处理好几对关系,即诉权救济、审判监督与检察监督,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裁判的既判力与纠错。

二、民事检察监督与法院审判权的冲突和协调

作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检察机关在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时不可能不与审判机关发生一定的冲突,处理、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监督能否顺利进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条件。

( 一) 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

关于审判独立的重大意义,著名学者胡格韦尔特将独立的司法制度与文字相提并论,“如果说文字是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分界线,那么,正规的法律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建立便是现代社会的标志。”[3]当代的司法独立主要是作为一种理念在技术上创造一个相对封闭的“法的空间”,旨在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相比,司法公正更具根本性,而检察监督也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而设立的。因此,在最终目标上,司法独立与检察监督是统一的,都服务于司法公正。其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判权如果没有任何外在约束,难保不产生腐败。再次,司法独立原则的正当性并非不言自明,而是有其条件或前提的,诸如良好的司法公信力、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以及较纯净的司法外部环境等,而这些条件或前提在我国目前还较为欠缺。因此,不仅民事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并不矛盾,而且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有其必要。但民事检察监督也应贯彻谦抑性,不能干涉审判独立。另外,基于诉讼合作主义的理念,检察机关也应支持和帮助法院搞好司法工作,排除外界对司法的干预,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能利用监督来削弱审判机关的公信力。

( 二) 民事检察监督与裁判的既判力

民事检察监督与裁判既判力之间关系的核心是检察机关是否能够对法官的心证活动进行监督,这就牵涉到如何理解“裁判确有错误”。这方面应当贯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检察机关应当尊重审判机关的事实认定权和法律解释权,将监督的对象限定于作为定案依据的基本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及法律适用出现原则性错误方面,否则可能导致理论上违反自由心证主义和审判机关是享有审判权的唯一主体这两个基本诉讼原理,实践中激化检法两家的冲突和矛盾。有鉴于此,检察机关在进行监督时应当坚持再审事由的重大明显原则、实体权益为重原则、补充性原则以及价值权衡原则,[4]不能在只要符合再审事由的所有情形都启动再审程序,而应强调再审事由以判决结果为重心,程序问题以根本侵犯或侵害诉权为限,实体问题以判决根据存在基础性缺陷为限。另外,为维护裁判效力的稳定性,还应当对再审程序启动的时间和次数予以严格限制。但我国民诉法典目前仅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间和次数做了限制,而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没有做任何限制,这种基于法律监督权而过分重视“有错必纠”、漠视当事人诉权的司法理念今后应当逐步予以调整,使其逐步回归“当事人救济”的轨道。

( 三) 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程序自治

审判程序是法律所刻意营造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法的空间”,程序结果的正当性主要由程序过程本身来证明,虽然程序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小天地,但也应对决策过程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流进行控制。根据这一程序原理,民事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应当扮演补充性、辅助性的角色,仅在民事诉讼程序无法自我矫正或丧失自净能力时才能出场; 民事检察监督的功能应限于诉讼制度的查漏补缺,而不能无视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规律,颠覆既有的民事诉讼制度,推倒重来。基于这一定位,民事检察监督应当充分尊重审判程序的自治性,将己身看作实现审判公正的补充性手段,而不能冲锋在前,只有在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行使严重逾越法律边界并且得不到纠正时才“出手”。在处理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程序自治性之间的关系方面,应当奉行“程序自足性解决优先原则”,凡是问题能够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自身逻辑自足解决的,检察权应当保持克制,[5]民事检察监督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监督促使法院依法审理、公正裁判,而不能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随意介入诉讼程序,否则就可能借监督之名而行破坏审判公正之实。

三、民事检察监督与当事人诉权之间关系的处理

私权自治是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解决私权纠纷制度的民事诉讼自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其表现就是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原本属于外来的公权主体,并且其行使的仅是法律监督职能,作为一种异质的力量,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核心课题之一。由于诉权保障也是审判权的任务,因此,检察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包括在保障诉权过程中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及检察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两个方面。

根据“国家 - 社会”二元分立这一处理国家和公民基本关系的理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国家不能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进行不当的干预。但当事人的处分权并非绝对,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弥散与扩张,市场主体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加深,带着深度广泛性的私权秩序已经摆脱了传统民事主体的私权相对人秩序,而进入众多交易对象、交易环节、交易方式的复合私权阶段,交易人及行为人之间的相对控制已显困难,从而急需一种带有共同约束性的权力对广泛的私权行为进行控制,故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加大了对私权的干预力度,并导致了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三法域”的社会法的产生。相应的,在民事诉讼领域,各国普遍加强了法官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也规定,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应当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如果当事人在行使处分权时损害了国家、社会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就可能出面干预。然而,审判机关的权力也可能遭到滥用,当审判权被不当行使以后,而当事人又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寻求救济,这时就有必要从外部引入检察权对审判权予以矫正。这是民事检察监督通过制约审判权来保障诉权的方面,这方面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只有在用尽审判机关的内部救济途径后才能申请检察监督救济,新《民事诉讼法》第209条即对此做了规定。

在处理民事检察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方面,检察机关要力求客观、中立,尊重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处分权,而不能越俎代庖。对于纯属当事人私益的事项,原则上只有当事人提出请求时检察机关才能进行监督。不过,检察监督毕竟是一种公权监督,除了尊重当事人意愿以外,也要坚持职权保留主义,对于督察性监督,应当以监督审判权为主,救济当事人的权益为辅,这时在处理检察监督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时应坚持监督的优先性和依职权监督原则。所谓优先性原则,是指督察性监督应当优先于救济性监督,监督程序的启动和运行,并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也不遵循程序穷尽原则,只要检察机关发现诉讼过程中存在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就应该提出要求纠正的检察建议,只要发现生效裁判或调解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就应当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当事人发现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也应当首先向检察机关提出。依职权监督原则是指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检察机关就应该依职权强制启动监督程序,而不受当事人意愿的制约,因为纠正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当事人对之也无权处分。[6]另外,根据依职权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可依职权进行延伸监督,比如通过监督发现审判机关需要改进工作机制和作风时,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检察建议。如果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中发现了审判人员的违法犯罪线索,应当主动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这种依职权转换监督类型的做法也应属于依职权监督原则的应有之义。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篇5

[摘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法律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必须完善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检察监督制度。在所有行政行为中，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具有行政机关实施的主动性、调整范围的广泛性、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倘若不加以有效监督和制约，将极易被滥用去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因而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有效检察监督，检察识别是前提，检察建议、支持诉讼、提出抗诉是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坚持检察权的谦抑性是检察监督中检察监督权的正确定位。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检察识别;监督方式;权力定位;检察监督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条文明确了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法律监督的本质是防范、控制和矫正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保证国家意志的统一和实现。具体来说，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行政权和审判权进行监督和制约。然而，与检察机关积极行使监督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进行审判监督相比，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却一直囿于行政权的强势地位，没能有效实施，所以作为制约权力的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应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促使行政权在规范和制度中运行。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做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直接体现行政权的主动性、直接性和强制性，所以检察机关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有效方式就是对行政行为实施检察监督。在所有行政行为中，行政强制措施调整范围广泛，直接针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具有更明显的直接性和强制性，而且强制方式属于物理性强制，更应被有效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应重点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合理配置权力、推进检察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决定》要求“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阐明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态――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这将构成“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司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决定》明确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体现了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决心，也反映了目前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危害国家法治建设的现状。中央领导指出：“如果对这类违法行为置之不理、任其发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转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行政乱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头性问题演变为刑事犯罪。”显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有利于规范行政权的运行，从而积极助推全面依法治国。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

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通俗地讲，就是对被检察监督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作出判定。检察识别是检察监督的第一步，是正确监督和处理案件的前提。如果识别出现偏差，就会影响事实的认定和程序的适用。而且，“识别”是一项智识性活动，检察机关不能简单沿用行政机关的判断，应该作出检察认定。

(1)识别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了4种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并作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兜底规定。可见，行政强制措施可分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

在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过程中，识别哪些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需要结合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把握以下标准：

第一，暂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维护和实施行政管理秩序而采取的暂时性手段，本身不是其管理的最终目标。如果某一行为对权益的处分具有最终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二，控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措施。如果某一行为具有制裁性、惩戒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三，从属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辅助性行政行为，它为另一种行政行为服务，具有预防和保障的作用。如对醉酒、精神病发作等状态下的人员限制人身自由，是为了防止该人危害社会;对财产的查封是为了防止该财产的转移，从而保障事后的行政裁判能够得到执行。

(2)识别范围

《决定》立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让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且将其对象限缩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因而检察识别的范围是“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上，《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各种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其他行政强制措施”，都可归入“涉及公民人身”或者“涉及财产权益”。也就是说，只要确认了其为行政强制措施，就可以将其归入检察监督的对象之内。将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范围界定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可以避免超出检察机关能力范围的全面监督，既约束部分行政权力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尊重行政权力的运行的自身规律性。

二、检察监督的方式

检察机关对识别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应当采取合理有效、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构建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是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监督的有力武器。

(1)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一条：“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因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完全可以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其纠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纠正、改正违法行为或移送案件的建议，包括纠错建议、改正建议、处置建议和移送犯罪案件建议等。但检察建议系柔性的法律监督方式，它通过被建议单位的自觉接受、主动采取行动而发挥作用。这也是当前学界及司法界普遍认为检察建议适用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根本性原因，为了更好地实施检察监督，必须切实提升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

一是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的义务。法律(至少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有关单位和人员)的义务。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接收者必须按照检察建议书中的要求，限期审查自己的有关行为，承认确有违法情况和漏洞的，要及时纠正或采取有效措施，并将纠正或改进情况通报发出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认为没有违法情况的，应当及时回复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上级主管部门接到检察机关反映的违法情况，应当及时审查了解，并回复检察机关。

二是赋予检察机关提请惩戒权。对于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和单位，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没有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纠正或者改进的，或者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检察机关有权向其所在单位、有关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其进行违法、违纪审查的建议，并且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提请惩戒处分。

三是建立检察建议约谈制度。即指检察机关在发送检察建议的同时，与被建议单位相约座谈，阐释检察建议内容，共同研究整改措施，帮助行政机关预防和减少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并将约谈与跟踪回访紧密结合起来的一项创新性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可以事先约谈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沟通，了解案情、释法说理，这样既保证检察建议有的放矢、言之成理又可以提高被建议单位履行检察建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与跟踪回访制度相结合，有利于实现监督督促效应，确保检察建议的实效性与时效性。

(2)支持诉讼

《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不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公民、组织诉讼，有效缓解弱势群体不敢起诉、起诉难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行政相对人诉讼，但《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可以看作是支持起诉的原则性规定，而民事诉讼法作为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对于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与行政诉讼性质不冲突的民事诉讼规则。还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则可以认为是法律对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一种概括性授权。同时，现实生活中，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弱势群体，他们缺乏必要知识、资源、甚至勇气，当面对过于强大的力量侵害时，不敢起诉，不知起诉或者无能力起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通过辅助权利人诉讼，保障当事人平等地享有参与行政诉讼的机会，符合支持诉讼的立法精神。

相对民事起诉而言，行政相对人起诉压力更大、起诉更难，实践中行政诉讼高撤诉率就是实证。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从有效监督行政权，解决行政相对人在受侵害后无力、不敢或不能进行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支持诉讼应该作为一种监督措施。特别是针对实践中，符合起诉条件的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拒绝接收起诉材料、或者在收到起诉材料后不出具收据、不予答复的现象，检察机关以支持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将会很有实际效果。

2D00年以来，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支持诉讼模式。其中适合支持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模式有两种：其一，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的事前监督模式，支持当事人参加诉讼，但不介入随后的诉讼活动;其二，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并出庭支持诉讼，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

(3)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通过对错误的行政裁判结果提出抗诉，间接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特别是针对法院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裁判。行政抗诉是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手段，从现行法律来看，将抗诉机制严格落实将会比各种创新的监督形式更有效果。

三、检察监督中的权力定位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活动的本质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然而每种权力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作用，既要让行政权发挥作用，又要让监督权得以落实，就必须正确“定位”检察监督权的角色，积极弥补“缺位”，极力避免“越位”。我国行政权和检察权分别为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是管理的权力，提供秩序;检察权是监督的权力，提供保障。两种权力在我国宪政体制内，相互独立而各居其位、各司其职;相互关联而分工配合、相辅相成。就行政强制措施来说，其本质是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表现，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方式;其具有管理上的即时性、控制性和强制性以及违法行使损害人民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和范围广泛性，这决定了在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时，必须同时做到既尊重了行政权的自主性，又切实履行了检察权的监督职能。

(1)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

行政权是以一种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的方式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而司法权则被动地解决社会争端。行政强制措施更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这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充分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尊重行政强制措施临时性、紧急性的特点，在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不能以监督之名横加干涉，否则会使得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性、确定性、执行力丧失意义，进而影响行政权威，影响行政治理活动的进行，甚至导致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2)坚持检察监督权的谦抑性

“谦抑”本意是克制、妥协、宽容。检察权谦抑的理论主要应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也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权要尽可能保持克制、妥协和宽容。克制就是在启动阶段要忍一忍、放一放，妥协就是在过程中能合议就合议，能协商就协商，宽容是在结果上能差不多就算了，放他一马、饶他一把，就是这个意思。当把“谦抑”运用在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中，就有更丰富的含义了。

克制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被动监督原则。首先，为维护行政权运行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检察机关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应该以当事人主动为原则，检察院依职权为例外。其次，当事人不服行政强制措施，有多种救济方式，可复议，也可诉讼。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这些途径来维权，则检察机关不必也不应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所以，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请启动为前提。

妥协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合法性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不包括合理性的监督。检察监督为法律监督，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就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而言，既要尊重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又要充分考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客观情境、有关政策、行政习惯等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对于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的监督，更适合采取上级机关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方式。如果对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采取检察监督的方式，既不符合法律监督的属性，也不利于贯彻行政权运行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因此，不宜将行政强制措施的合理性纳入检察监督的内容。

宽容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结果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当事后结果监督为主，事中监督为辅。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实施的暂时性或控制性的行为，具有预防性、及时性和时限性，如果检察机关过早介入，有可能影响行政强制措施预防性和及时性功效，导致行政强制措施难以发挥其运行的目的，故而进行事后结果监督更为妥当。当然，若重大行政行为违法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检察机关也应对行政主体在特定范围内的重大行政行为进行事中监督。

四、结语

权力并不必然导致腐败，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则必然导致腐败，因此检察机关要不断提高监督水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对行政权实施检察监督，就更应当以法律和制度作为支撑。换言之，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行使法律监督权，应当有更加全面和坚实的法律制度支撑;有关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方式方法等，需要法律予以进一步明确规范。

(4)严格、规范、充分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复杂、重大、疑难案件的过程中，在审慎审批、依法使用的情况下，可以灵活运用充分、必要的技术侦查措施。以当前的技术水平和配备，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电话监听，运动轨迹监控，恢复、获取手机联系记录、内容以及微信、新浪微博等即时沟通工具数据。从各地实际情况和成本、效率角度的出发，地级市一级检察机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积极配备一整套的技术侦查设备，若条件确实不成熟，应积极依托公安、国安、移动通讯运营商等单位进行侦查，以更好地利用好这把利剑。

(5)职务侦查人员的再教育

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情况，对于侦查人员的各方面素质都有更高的要求，必要的教育培训工作显得刻不容缓。教育培训的重点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学习和应对、加强出庭说明取证情况的能力。比如面对辩护律师刁钻提问时如何应对;侦查人员和出庭作证身份落差的心理鸿沟如何适应;面对法庭的调查，如何言简意赅，正确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6)做好与律师的良性互动

检察监督 篇6

摘 要：以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及现状为理论和实践依据，提出依职权监督的案件范围、案件发现途径等。

关键词：依职权监督；民事检察监督；民事诉讼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来源有当事人申请监督，当事人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控告、举报，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发现。对于第一、二类案源基本不存在争议，而对于第三类案源却颇有争议，主要在于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有可能妨碍了审判独立、妨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触及了诉讼结构的平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事诉讼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可避免的会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检察监督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和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受损害。因此，争议的焦点并非要弱化检察监督，而是要如何实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如何平衡当事人申请监督与依职权监督的关系，如何保持诉讼架构的稳定。

一、依职权检察监督的价值定位

（一）依职权检察监督与当事人自由处分的关系

针对人民法院的裁判调解结果、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以及执行行为实体或程序上的异议或处分是民事诉讼当事人私权，对此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不应强加干涉。在此，若检察机关认为发现符合《民诉法》第208条规定的情形便无视当事人的意见和要求便依职权介入民事诉讼监督并主动依职权提出或提请抗诉、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或提出检察建议，这显然与当事人处分原则发生冲突。因此，衡量案件的介入应与审判权的行使是否存在司法腐败现象，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而为参考，这样尽管在客观上检察监督的行使可能会有利于某一方，但那也只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而获得的一种反射利益，并且是合法的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依职权对民事案件进行监督应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即充分考量依职权监督对当事人的权益影响。

（二）依职权检察监督与审判权的关系

“检察权和审判权在我国传统国家权力结构中为和谐的统一体，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国家政策的有效实现”。因此，国家在机构设置中检法的权力做了相应的制衡，都有相对独立的审判权和检察监督权。但检察监督权的设置无碍独立审判权，但审判权的独立也不能游离于检察监督之外。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享有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法院和法官审判案件的唯一依据就是法律以及依法认定的案件相关证据。

二、行使依职权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人民检察院依职权行使监督权对于抑制司法腐敗、化解执行难、执行乱及维护司法权威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办案实践中存在着过度行使的状况。

（一）过度于强调检察监督权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不可能真实再现案件发生的全过程，只能凭借庭审过程中已经发现的证据以及经过认证的各种案件材料，尽量接近客观真实。正因为如此，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以及一系列关于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则，法官只需按照庭审中认定的法律真实做出裁判即可，以便使纠纷得到快速、合理的解决。如果以绝对的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那么大多数的法官将不敢对案件做出裁判，因为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过于苛求。

（二）过度于强调拓展案源

依《民诉法》第209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必须满足以下情形之一：一是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是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是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即当事人须经历一审、二审和再审才能就裁判案件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其监督走向是正确的，但在案源不足的压力之下启动依职权监督必然损及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和审判的司法权威性。

（三）过度于强调有错必纠

长期的检察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过度引用民事诉讼中的有错必纠原则，这就可能会对裁判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造成损害。检察机关如果一味地依职权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所存在着的无论程序实体任意错误均进行检察监督，盲目地发出检察建议要求进入再审程序，必会引发民众怀疑裁判的公正性和稳定性，长此以往，司法权威也要受到很大威胁。

三、如何启动依职权检察监督

（一）依职权检察监督的案件范围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41条规定了三种情形“应当”依职权监督，并未明确哪些情形“可以”依职权监督。笔者以为，除《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41规定的三种“应当”情形外，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情形限于以下三种：第一，裁判、调解结果有违公平公正，当事人同意检察监督的；第二，审判行为和审判程序违法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且当事人同意检察监督的；第三，执行行为违法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且当事人同意检察监督的。

（二）依职权发现案件的途径

首先，检察机关在办理其他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包括办理民行监督案件中发现，其他部门办理自侦案件或行使监督案件中发现的线索移交民行部门。

其次，其他机关转交。但其他机关转来的案件作为依职权监督案件处理应当考虑两个条件：一是转交案件的机关须以架构的名义移交案件，不能以个人名义（包括领导、负责人）移交；二是移交案件的机构必须对接受转交机关有领导权或监督权，这些机关以机构的名义交转案件，应体现依法行使监督和领导权的方式。因此不宜简单视同于转交当事人的申请材料。除此之外其他无直接监督权或领导权的机关转来的案件，只起到属于转交材料的作用，应当按照当事人申请处理。

最后，新闻报道、网络媒介等方式。并非所有的民事案件当事人都知晓民事检察监督途径，当事人可能经历一审、二审、再审后，再向人大、政府信访无助，之后无奈而求助于媒体曝光。对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发现符合监督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

（三）合理把握依职权监督的方式

严把调查核实关。检察机关在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时，必须遵循基本的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能替代当事人承担举证的责任。确需调查核实时，也应注意根据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了解必要的信息，不能将调查核实权理解为类似自侦案件中的侦查权，应尊重并保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于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信息安全的事项，更要依法行事，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在实施监督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其最佳的运行机制。这是强化法律监督力度，有效推进司法公正，保障司法权威的必然过程，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检察机关在依职权监督的过程中只要张弛有度，找准职能定位就能保证民事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参考文献：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篇7

民事执行监督, 一般指具有执行监督权的机关认为民事执行机关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者存在错误, 要求其予以矫正的法律制度①。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享有民事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进行监察与督促, 从而规范执行行为的制度。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监督主体是依法享有检察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 监督的对象是民事执行机关在行使民事执行权过程中的不当行为, 这里的机关不只包括人民法院, 还包括其他行使民事执行权的机关。

二、我国的立法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法》总则中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 监督的范围十分宽泛。但在分则中, 只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排除了检察院对于执行中的裁定、财产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和破产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权, 导致检察院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冲突, 造成无法成抗诉或抗诉后被维持的结果, 使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法律上缺乏可操作性。

其次, 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民事判决提起抗诉, 而对于法院作出的与判决具有同等效力的民事调解却没有抗诉权, 这些限制使得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围过于狭窄。并且法律规定只有上级检察院有权对下级法院提起抗诉, 同级检察院职能通过提请上级检察院的方式实现对法院的监督, 但是这种提请行为并不具有实际执行力, 不能完整地行使检察院的监督权。

三、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依据民事执行活动的实施过程,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 发出说明理由通知书或者督促执行意见书

在执行过程中,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执行条件的限制和被执行人的阻挠, 人民法院或其他执行机关经常拖延执行或超期执行。执行当事人只能请求执行人员实施民事执行行为, 明显处于弱势地位。②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执行当事人的申请, 向人民法院发出说明不予执行、怠于执行、超期执行理由的通知书, 帮助当事人监督执行工作。理由成立的, 检察院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理由不成立的, 检察院应当亲自调查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并书面督促法院及时执行。

(二) 直接参与民事执行

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法院邀请或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参与民事执行过程。基于案件的特殊性质, 对于有关重大公共利益、执行当事人人数众多、执行国有资产的案件③, 都允许人民检察院参与执行过程, 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对执行过程的监督。

(三) 发出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

检察机关针对执行机关执行过程中中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作出书面纠正意见, 通知人民法院纠正, 从而实现对执行活动的监督④。此时,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法院、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诉, 向执行法院做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法院应当认真对待检察院的纠正通知书, 审查自己的执行活动。

(四) 提出检察建议

当执行人员行为不当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时,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执行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对于这种轻微违法行为, 人民检察院发出的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 法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⑤

(五) 提起检察监督

检察监督也称为抗诉, 是指执行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执行法院在执行中做出的终局性裁定确有错误时, 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监督意见书,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检察监督可以由检察院主动提起, 也可以根据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诉提起, 但此时检察院必须对下级法院的执行进行审查, 却有错误的, 才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在审查期间, 民事执行活动应当暂停, 若上级法院作出维持裁定, 应当恢复执行, 若上级法院作出变更裁定则终止执行。执行当事人不服裁定的, 则可依据再审程序向检察院提起申诉。

(六) 提出检察建议

上级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或执行当事人的申请, 认为执行法院作出的程序性裁定确有错误时, 可以直接向执行法院书面提出检察建议,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执行法院应当认真审查该裁定是否不当, 确实存在不当或违法情形的, 应当立即予以纠正;若并无不当或违法情形的, 也应当向检察院说明理由。此时, 检察机关就个案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 能够督促人民法院执行法院或者执行员在法定期限内执行终结, 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⑥

摘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我国人民检察院的重要工作之一, 关系到执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法治的顺利实施, 但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方式上仍然很不完善, 严重阻碍了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文依据我国的司法现状, 以执行活动的进行顺序为线索对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给予完善建议。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院,法院,执行当事人

参考文献

[1]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牟逍媛.民事执行难及相关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3]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齐树沽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思考 篇8

一、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所要遵循的原则

(一)合法性监督原则

在《行政强制法》中的第四条针对行政强制措施做作出了原则规定,即为“行政强制的设定与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除此之外,《行政强制法》中还针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形式以及设定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事实上,依法行政是落实依法治国方针的重要核心,检察机关在开展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的过程当中需要将重点锁定在监督的合法性中,并且还要针对权利的来源以及措施的行使手段展开全方位的审查和监督。

(二)合理性监督原则

合理性监督原则所指的即为行政主体在开展行政行为活动时需要做到合情合理且适度适当,更加详细一些解释,行政行为需要完全的符合立法目的,具备正当的行使动机,同时还要考虑到相关的客观因素条件,按照工作法则的内容来进行开展。基于此,检察机关在日后的监督过程中需要将行政机关的行政合理性也纳入到监督范围内。

(三)有限监督原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进一步明确司法监督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还针对其具体的监督范围作出了必要性的限制,司法监督的对象不再具备原有的可拓展性,这也就意味着无法针对全部行政强制措施来展开司法监督。除此之外,正是由于检察监督本身具有着有限性的特征,所以无论是针对行政诉讼所开展的监督,还是对监督关口的前移都并非是全面介入,只是针对其中的某些重要环节进行介入,如果一味的去盲目开展全面介入,那么以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是很难实现的。

二、行政强制措施检查监督的建议

(一)尊重行政权力的自主性

行政权力本身具有着主动性、直接性以及连续性的特点,可以对行政事务展开具体式的管理,而司法权力则是被动化的去解决和改善社会争端。事实上,行政强制措施的开展目的就是针对“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现象进行紧急处理。这就需要检察机关要更加重视并尊重行政权力的自主性,并且不要对行政机关所实施的强制措施进行强加干涉,避免行政行为的有效性与执行力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也要权衡好自己所拥有的监督权力,切记不可对行政权威进行干预,从根本上杜绝无序状态的出现。

(二)进一步坚持检察监督权的歉抑性

简单的解释“歉抑性”的本意即为妥协与宽容,而检察监督权的歉抑性主要体现在刑事司法的行使过程中,意味着检察权应当尽可能的保持在克制与宽容的状态。其中,克制所指的是检察权在启动时要做到忍耐;妥协所指的即为在行使检察权时候要秉承协商与合议至上;宽容所指的即为不要得理不饶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当得饶人处且饶人。首先,为了更好的维护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严肃性与有效性,检察机关需要严格按照以当事人为主动、检察院职权为例外的原则;其次,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强制措施,那么则可以采用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方式来解决。

(三)配备专职的监督人员

在某个机关单位得到了监督权力以后,能否保证监督权力可以顺利且有效的行使,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要取决于机关单位内部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由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会同时涉及到多个不同的行政管理领域,因此需要监督人员具备非常强的专业能力与道德素养。然而,纵观我国检察机关当前的行政行为监督现状来看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加强监督队伍的建设工作已经是需要迫切完成的一项任务。

首先,检察机关需要专门针对行政权力的行使来设置监督机构,同时要重点突出检查基本职权的核心要素,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大对内部业务机构的建设力度。检察机关可以在内容设置专门的行政监督部门,将行政措施与行政权利行使的监督工作全权交由此部门来负责,从而来持续不断的提高行政强制监督工作效率;其次,要加强对监督团队的监管力度,积极主动的采取各种措施,如提高福利待遇、收入等方式,多吸收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来为我所用。检察机关可以在社会当中聘请一些行政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才,同时还要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来参与日常的监督工作。只要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行政监察监督工作,从而来更好的解决当前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姜明安,吴景超.<行政强制法>的基本原则和行政强制设定权研究[J].法学杂志,2013(11):69.

论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 篇9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 随着执行案件的增多, “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逐渐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痼疾。在生活中甚至出现权利人“拍卖”民事判决书的司法怪状。笔者认为, 在民事强制执行实践中出现的“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 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 民事强制执行监督不力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对检察机关能否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学术界、实务界肯定者与否定者均有之。为此, 本文拟从监督的角度出发, 探讨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的价值所在, 并对构建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提出几点粗浅的建议。

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价值分析

(一) 民事执行权的本质决定了其必须要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民事执行权是国家执行机关强制义务人履行民事义务而实现权利人民事权利的权力。它是一种国家公权力。在我国, 民事执行权由人民法院行使。然而权力与生俱来即具有侵略性、扩张性与腐蚀性, 如果不加强监督, 它就可能成为“脱缰之马”, “异化”成侵害国家利益与国民权益的工具[1]。“现行的执行权运行机制不完善, 关键问题是对执行权的行使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 个人说了算, 很多问题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执行法官占全国法院工作人员的十分之一, 发生的问题却占了三分之一, 这不是偶然现象, 是一个必然的结果。”[2]同时执行过程中, 执行主体权力较大, 且行使随意性较强, 侵犯当事人权益的情况屡屡发生, 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却无法通过有效的程序、制度来获得救济。如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法院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民事执行裁定一经作出当即生效, 尤其是一旦法院作出的被执行主体的追加、变更、执行异议等涉及实体性权利的裁定发生错误, 当事人对该裁定既不能上诉也不能申请复议, 必然会对当事人或案外人造成重大损害。在执行过程中, 还会出现一些错误执行案外人的财产、超范围执行、执行标的错误等滥用职权的行为, 以及依法应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调查、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但不作为或拖延执行, 为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打开了方便之门。

为了解决“执行难”、“执行乱”问题, 加强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用8个条文规定了对民事执行的法律监督。2000年,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中更加明确规定了在执行过程中高级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下, 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指导作用, 并明确了监督的具体方式。但这种监督仅仅是法院的一种内部监督, 缺乏透明度, 且当事人自己则缺乏启动监督程序的权力。而各级党委、人大、新闻媒体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 在严格意义上讲更类似于信访意义上的监督, 难以对执行权的具体运作起到约束作用。

为了更好的解决“执行难”、“执行乱”问题, 弥补法院内部监督以及人大等其他监督方式的不足, 有必要明确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权。通过检察机关的介入, 一方面对执行权滥用的倾向进行有效预防、遏制;另一方面当当事人的权利起受到侵害时, 可以由当事人自己启动监督程序, 使其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

(二) 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责决定了其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 国家将法律监督权力赋予了检察机关。而上述条文在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同时, 并未对监督的范围作出任何限制性的规定。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以此为基础, 对《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中的“审判活动”进行正确理解。这里所称的“审判活动”应当是广义上的概念, 而不仅仅局限于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首先从立法上看, 立法将民事执行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之中。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统率全法。1991年4月2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执行时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 有效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可见, 在《民事诉讼法》制定当时, 不仅立法上对“审判活动”采用的是广义论, 而且就立法本意上看, 民事执行显然也是包括在民事审判工作和审判活动中的。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的监督属于对民事诉讼监督的内容。其次, 从民事审判和民事执行的关系来看, 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 两者密不可分, 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依照法定程序保护同一当事人的同一权利。[3]故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机关, 有权监督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与执行。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审判活动有权进行监督, 而且对法院的执行活动也有权进行监督。

三、构建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的几点立法构想

由于现行民诉法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规定, 存在严重的立法漏洞, 要彻底根治执行乱、执行难的问题, 必须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与监督方式进行立法, 并尽可能将其具体化, 以增强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以确保民事诉讼法的统一正确实施, 维护法律权威与司法公正。

(一) 确立执行检察监督原则。

按照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要求, 执行检察监督原则应主要包括:1、法定原则, 即监督权力法定、监督对象、事由法定、方式法定、程序法定;2、中立性原则, 即检察机关要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上进行执行检察监督, 而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3、事后监督原则, 即在执行程序结束或某一法律文书 (如执行中止、变更被执行人裁定) 作出之后进行监督。此处的执行程序结束时指某一阶段程序, 而不是全部执行完毕。

(二) 明确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民事执行活动包括执行裁决和执行实施两种。[4]对于执行裁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 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生效裁判如果发现确有错误, 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对于执行实施行为进行监督, 则不能采用抗诉方式, 可以采用检察建议方式, 向执行机构指出并要求纠正违反程序法和实体法有关规定的行为, 确保公正执行维护社会正义。对于违法程度较为严重的情形, 则可以向执行机构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当然, 不论是提起抗诉还是提出检察建议、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都要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为前提。没有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检察机关不应主动介入。

综上, 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能起到保障和制约两个方面的作用, 对合法的执行依法加以保障, 对违法的执行加以制约, 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构建民事执行程序检察监督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摘要：在我国民事执行实践中, “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较为突出, 但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权, 导致目前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尚无来自外部的合法有效的监督。要切实维护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 维护法权权威与司法公正,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权。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机关,执行监督

参考文献

[1]赵钢.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程序设计[N].检察日报, 2007-05-22 (03) .

[2]沈德咏.构建执行工作新模式[N].人民法院报, 2001-07-23 (08) .

[3]胡胜, 陈莺, 浅议民事执行监督[N].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第21卷第2期

浅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篇10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监督范围,监督方式

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言,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行”。民事执行制度作为实行法律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 没有权力制约的权力必将成为特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置, 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及功能的优越性。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监察与督促, 依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执行错误的意见, 从而规范民事执行权合法、合理运行的法律制度。” (1)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别于法院内部监督, 它既是外部监督也是平行监督, 有利于形成长效、客观、专业的监督机制。

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相对的是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试点通知》) , 检察机关可对五种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即 (一) 人民法院收到执行案款后超过规定期限未将案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 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二)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或者复议申请, 人民法院在收到书面异议、复议申请后, 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定的; (三) 人民法院自立案之日起超过两年未采取适当执行措施, 且无正当理由的; (四) 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 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 人民法院无正当理由仍然执行被执行人其他财产, 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五) 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学界有不少观点认为, 前述检察监督范围过于狭窄。对此, 笔者认为,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应以法律规定为重点, 并作相应的职能延伸。检察权是宪法赋予的监督法律的权力, 其监督范围涵盖民事审判活动全过程。需要指出的是, 有学者主张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 将前述“审判活动”改为“诉讼活动”。王汉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的说明》中指出:“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 有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 检察机关当然有权监督民事诉讼法第三编 (执行程序)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实施。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 民事执行合法性当受检察机关监督。 (2)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 对于民事执行合法性的监督固然要铺开, 但受当前各方面条件限制, 还是要有所侧重。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执行监督权时, 务必要将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牢牢把握, 统筹监督民事执行的合法运行。随着检察机关对于民事执行监督水平的提升、监督经验的积累及监督条件的优化, 必将逐步形成权能明晰且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届时, 甚至可以将民事执行的合理性也有条件的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 即只在执行措施具体实施过程中, 对明显有违事理、不符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执行行为进行监督。不过, 就目前而言, 监督范围不宜太宽, 具体如下: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执行中止、执行终结和关于执行异议、执行回转所作的裁定和决定等违反法律;人民法院违法实施查询、提取、扣押、查封、冻结、变卖、拍卖、迁出等执行措施;人民法院错误执行了案外人的财产, 未按法律文书确定的标的额执行, 未依法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存在严重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民事执行过程中涉及的执行行为较多, 针对不同的情形, 采取的监督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 纠正违法通知书

纠正违法通知书, 是指“检察机关对执行中较严重违法行为作出书面纠正意见, 通知人民法院纠正的一种监督方式。” (3) 至于何谓“较严重违法行为”, 可从两方面衡量:其一是行为性质, 包括凡是能够直接影响执行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的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执行行为, 如拒绝执行, 执行措施违反法律等。其二是行为结果, 即执行行为导致执行利害关系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 如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人身受到非法限制, 财产无故减损等。由此, 可大致分为四类:1.执行人员不按照法律文书执行, 或没有执行依据而违法强制执行的。2.截留、扣押已执行的财物不交付申请执行人;3.贱价拍卖, 变卖被执行人财产;4.执行人员违反职务廉洁规定。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 (试行) 》可知, 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涉嫌渎职行为调查完毕后, 对于确有渎职违法行为, 但是尚未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向执行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并将证明其渎职行为的材料移送法院相关部门处理。对于确有严重违反法律的渎职行为, 虽未构成犯罪, 但被调查人继续承办案件将严重影响正在进行的执行活动的公正性, 且执行法院未更换办案人的, 应当建议更换办案人。

(二) 抗诉

执行监督中的抗诉是指, 执行法院的上级检察机关认为执行中涉及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实体权利的执行裁定确有错误, 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抗诉书, 要求重新裁决的监督方式。对此, 有学者建议, 用其他名称代以前述监督方式, 因为“抗诉”的说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己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 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因此, 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 于法无据,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于坚持抗诉的, 人民法院应通知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 没有必要另起他名以实现检察监督权。因为“从程序上讲, 执行裁决权和审判权适用的程序是完全一致的, 都具有精密性、慎重性、公开性等特点, 是完全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对执行裁决权的监督方式可以采取与审判监督程序基本相同的检察监督模式。” (4) 即以抗诉方式对其进行监督, 对有再审必要的执行裁定, 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查。随着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两高对该问题的愈发重视, 就前述分歧达成统一意见只是时间问题。

(三) 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对轻微违法的执行行为, 可以通过向执行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从监督效率和监督成本的角度出发, 检察建议由执行法院的同级检察机关提出较为妥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检察建议一直被认为柔性有余, 而刚性不足。为了增强检察建议的效力, 《试点通知》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回复意见有异议的, 可以通过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的, 应当监督下级人民法院及时纠正。”然而, 检察建议仅适用于前文提及的五种情形。考虑到轻微违法的执行行为的瑕疵较小, 且不具明显的违法性。 (5) 笔者认为, 结合检察建议在实践中较易被法院接受的特性, 其可更灵活地被运用于未对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害的轻微违法情形。

(四) 检察公函

检察公函是检察机关为督促法院改善、更正和消除不当执行行为, 用以商调工作, 询问答复的文书。不当的执行行为主要涉及执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较难被证明, 且是否不当具有一定主观性。 (6) 故只能以原则性标准加以区分:1.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怠于执行或消极执行;2.严重不文明执法;3.有违法律职业准则或者社会公共道德, 侵犯公民、集体、国家权益的其他不当行为。

(五) 现场监督

是否有必要进行现场监督, 学界就该种方式基本持肯定态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 “应人民法院邀请或当事人请求, 派员参加对判决、裁定的强制执行, 发现问题, 向人民法院提出。”有学者还认为, “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执行当事人人数众多、执行国有资产的案件, 都可以允许人民检察院参与执行过程。” (7)

对此, 笔者认为, 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检察院享有了民事执行权。赋予人民检察院民事执行参与权, 是便于在特殊案件的执行过程中, 更好行使监督权。不过,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共识是, 检察机关在监督民事案件时, 应当遵循“事后监督”和“克制歉抑”的原则, 否则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及异化, 违背制度设置之初衷。何况执行现场情况复杂, 可能存在无法预见的因素, 检察机关在场时若未能发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事后再进行监督就会处于被动尴尬的境地。所以, 即便在特殊情况下, 检察机关是否有必要现场监督法院执行仍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倾向于持否定态度。

(六) 立案查处

在执行监督过程中, 检察机关发现执行人员存在严重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情形的以及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贪污受贿等其他犯罪行为的, 应协调相关部门, 积极展开调查, 充分发挥职能, 促进司法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在运作时应严谨审慎。“一定要只能赋予检察机关程序性权力, 而不是实体性权力, 也就是说不能有终局性的权力。” (8) 监督审判者不能成为审判者, 因为审判监督本身便是对监督权的最好监督。换言之, 检察机关只是监督程序的启动者, 而非最后的裁判者, 决定权依然要归于法院。

参考文献

①田凯:《执行监督论》,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第140页。

②王永芬:《浅析开展民事执行监督工作的实践探索》, 载《法制与经济》2010年第2期。

③王军:《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初探》, 载《检察实践》2001年第2期。

④韩丙振:《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⑤许方钱:《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载《济宁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⑥孙伟峰:《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载《法制与社会》, 2012年第1期。

⑦李奎卿、刘怀印、张新华:《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人民法院立案及执行的监督[》, 载《检察实践》2001年第6期。

浅谈社区矫正检察监督 篇11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罚执行相对应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的期限内，不脱离社会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一、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重要意义

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参与和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社区矫正是将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思想上的教育改造，矫正其思想，修正其行为，促进其尽快顺利回归社会，是区别于监禁刑罚执行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创新，检察机关运用检察监督职能，对社区矫正活动开展检察监督，促进这项创新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促进矫正对象的思想行为转变并回归社会，依法保障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节约了刑罚成本，这是检察机关运用检察职能参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

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保障国家法律正确实施，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实施法律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是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担负着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管改造任务，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社区矫正实施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部分，认真有效地开展检察监督，使矫正对象得到有效的监管和矫正，尽快回归社会融入社会，取得良好的刑罚执行效果，是通过检察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灵活运用“宽”的刑事政策，将符合条件的罪犯安置在社区实行社区矫正，让他们保持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增强其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家庭和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此外，检察机关运用检察监督职能，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的违法行为依法敦促矫正机构提请相关部门给予相应的治安处罚或收监执行刑罚，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

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深入推进司法工作改革的需要。社区矫正工作是中央政法委于2004年提出试点，经过七年的探索和实践，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通过，为社区矫正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支撑，是我国司法工作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运用检察职权全面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探索建立长效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制，促进我国刑罚制度的不断完善，将会使社区矫正这项司法工作改革的内容得到更多的充实和完善。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

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及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实践，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几方面：

1.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包括矫正人员交付和文书交付，即对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监外执行、监狱或公安机关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其相关人员和法律文书是否及时送往社区矫正执行地司法机关开展社区矫正，法律文书是否送达社区矫正执行地检察机关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进行监督，这是开展社区矫正活动及其检察监督的前提和基础。

2.执行变更环节的监督。对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正管理期限内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的，依法监督社区矫正机构给予或提请相关部门给予相应的处罚；对表现良好，符合减刑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矫正机构提请人民法院减刑，给予相应的奖励。

3.矫正终止环节的监督。对社区矫正对象缓刑考验期限、管制期限、刑期届满的，依法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及时解除矫正，以维护刑罚执行的严肃性，维护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

4.矫正过程的监督。对社区矫正机构是否及时按规定建立矫正档案、成立帮教组织、落实帮教措施、开展矫正活动等进行监督，有没有脱管漏管现象存在，以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真正取得实效。

5.受理社区矫正对象的控告、申诉和检举，维护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对社区矫正活动中发生的渎职、徇私舞弊等犯罪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方式和方法

为使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真正取得实效，促进社区矫正工作持久深入有效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应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1.定期监督与随时监督相统一。每半年一次对社区矫正活动开展定期的检察监督，包括对相关司法机关的文书、人员交付，社区矫正机构建立监管档案、成立帮教小组、落实帮教措施等一系列矫正活动进行全面的检察监督，此外，检察机关还应根据监督的重点或社区矫正活动中存在的严重违法问题或重大事件，相应做出不定期的检察监督。

2.普遍监督和重点监督相统一。所有的社区矫正活动都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不留监督的空白和死角，这是普遍监督；在此基础上，还要对重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重点监督，如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社区矫正机构是否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是否采取了有别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而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不成熟等特点制定实施了特别的矫正措施；对涉黑涉恶以及职务犯罪等社区矫正对象，则根据其犯罪性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影响大等特点，监督社区矫正机构予以重点监管。

3.专门监督与一体化监督相统一。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承担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责，对社区矫正活动开展专门的检察监督，在专门监督的基础上，各检察院之间、检察院内设各部门之间还要互相配合，对社区矫正活动开展一体化监督。各地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互相配合，对本辖区判决、裁定或决定的外地社区矫正对象，要及时告知矫正执行地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以利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及时开展；上级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加强对本辖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领导，对重大事件进行协调；在检察机关内部，整合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职能，加强相互的沟通和联系，侦查监督部门对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做出不批捕决定，通过侦查监督活动对发现的社区矫正对象的违法或犯罪行为及时告知监所检察部门进行监督；公诉部门运用量刑建议等手段，对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被告人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对不符合社区矫正条件而判决、裁定或决定监外执行的开展审判监督，反渎部门对发生在社区矫正活动的渎职犯罪行为进行查处。

四、对于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建议

社区矫正及其检察监督工作通过几年的试点和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并最终获得了法律的通过，但社区矫正及其检察监督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在执行中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不断地对其加以探索、创新和完善。

1.完善立法，明确社区矫正工作主体，明确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对象。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是谁，怎么执行，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作了模糊处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了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相关部门单位、村（居）委会协助进行社区矫正，但这些都没有对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作明确规定，从而也导致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对象的模糊。

2.完善检察监督措施，提高检察监督效力。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是检察机关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两种主要措施，但无论是检察建议书还是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监督对象并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接不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或纠正，完全取决于监督对象对事件的认知程度和态度，出现被监督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置之不理的情形，检察机关只能向上级汇报，把问题上交，严重影响监督效力。

检察监督 篇12

关键词：调查核实权,举证责任原则,虚假诉讼

一、检察机关调查权核实权的理论争议

对于检察院民行检察监督调查取证权, 理论界有强化说、否定说和限制说三种主流学说。这三种学说从检察机关的性质、调查取证权的性质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关系上进行总结分析, 得出自己理论的构建基础。否定说认为, 赋予检察院调查权违背了举证责任原则。根据举证责任原则基本原理, “谁主张, 谁举证”, 人民检察院不是民事诉讼的任何一方, 赋予其调查核实权会打破诉讼双方的诉讼平衡, 违背了民事诉讼公平的本质。强化说认为, 检察机关应该被赋予广泛的监督权。检察机关只要有可能证明原审裁判是错误的, 就能够自由裁量地进行调查取证,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启动无需申请。限制说的观点是, 其一, 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应该以书面审查为主, 调查取证只作为检察监督的辅助手段; 其二, 调查核实权的启动条件是审判人员存在职务违法或者存在程序上的违法。调查的目的是判别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否存在错误。

笔者赞同限制说的观点, 民事检察的基本职责是追查和检控民事诉讼违法行为, 调查的内容就是而且只能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合法性。

二、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现状分析

( 一) 检察机关调查权的立法现状

2010 年, 两高办公厅共同印发《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 明确检察机关基于检察监督的需要可以行使调查权, 并且还规定了检察院调阅卷宗的权利, 法院系统开始普遍接受检察系统的调查核实权。2011 年两高的意见对检察院这一权利再次明确。2013 年新《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检察院在履行检察监督过程中可以行使检查核实的权利。遗憾的是《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这一制度进行具体的程序上的设计, 新《民事诉讼法》也未从程序上设计去消除这种分歧, 继而影响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

( 二) 检察机关调查权立法缺陷

1. 立法层次低、立法技术粗疏。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和具体的程序设计, 在应用上, 还是要依据《办案规则》和《意见》。然而这种内部指导性的规范层次相对较低, 权威性不高。

2. 立法上出现了矛盾的情况。《办案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可以调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然而, 《意见》并没有对调查权的方式进行明确, 也就没有承认检察院有调阅卷宗的权力。

三、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的完善

( 一) 明确调查权的启动条件与执行范围

其一, 法院不作为的情况。《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了当事人在三种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够收集, 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如果人民法院不进行调查取证, 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调查取证。这样的设计既监督了司法机关的程序违法, 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的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

其二, 原生效判决主要证据可能是虚假或者是伪造的。其三, 司法可能严重程序违法。新《民事诉讼法》改变了过去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理念, 检察机关的监督重点也从过去的实体监督过渡到程序正义和程序合法两个方面。程序违法的证据是在诉讼中产生的, 违法的证据也会被诉讼卷宗记载留痕, 当事人如果要想拿到法院程序违法的证据是很困难的, 这时候只要当事人能够提供初步的证据, 检察院应当行使调查核实权。第四, 可能涉及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

( 二) 规范调查取证权的审批流程

其一、从启动方式上来说, 应当以当事人申请为主, 以检察院的主动发起为辅, 但是涉及虚假诉讼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的除外。其二、从行为方式上来说, 应当以书面监督为原则, 调查取证为例外。其三、对调阅卷宗要设置审批程序。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通常需要检察长同意, 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或者重大案件还要经过检委会同意。有鉴于此, 对于检察院需要阅卷或者拷贝电子卷宗的要经过本部门主管领导签字审批通过, 对于要将诉讼卷宗调走的, 还应当经过同级人民法院主管副院长同意。其四, 对于在检查监督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民行部门可以适当行使一定程度的初查权, 在发现犯罪事实后, 可以在经检察长批准后移交侦查部门立案侦查。

参考文献

[1]孙家瑞主编.民事检察制度新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3.

[2]汤维建.民事检察监督的定位[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3, 3, 21 (2) .

[3]曹善卿.新修改民事诉讼法涉检条款之解读[J].中国检察官, 2012 (21) :16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