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精选12篇）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篇1

1社区矫正的产生含义

对于社区矫正的具体含义, 有些人认为是它其实就是“判了刑但不进监狱”, 其实不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司发通[2009]169号) 对社区矫正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解释: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 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

2社区矫正工作中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充分行使检察监督权,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对被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 尚处于试行阶段, 故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2.1社区矫正监督权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各个环节具有法律监督权, 但是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有多大的监督权力, 通过何种途径行使权力以及监督的对象等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2.2检察监督的对象不明确

刑法修正案 (八) 出台之前, 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 根据相关规定中的矫正工作流程, 真正承担社区矫正工作是社区矫正机构, 即在公安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前提下, 司法行政机关担负具体的矫正工作, 成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这种情况下, 检察机关究竟以哪个部门作为纠正主体成为问题。根据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 检察机关主要监督对象是公安机关, 这项规定与实践不符。即使最新的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也只是规定了实行社区矫正, 但没有具体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 检察机关如何实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成为难题。

2.3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检察机关自身重视力度不足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 检察机关往往轻制约而重配合, 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者而不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 在检察机关设置方面, 一般只有本辖区内有监狱或看守所的才设置刑罚执行监管部门, 而且即使有监所科等部门, 对社区矫正这一工作所安排的人员也比较少, 检察机关若不能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 就可能逐步丧失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监督地位。同时由于现有法律规范几乎没有对社区矫正中检察机关职权的规定, 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难以发挥作用。

3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建议

3.1通过立法明确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方式之一, 已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内涵, 由检察机关对这一工作进行监督, 既符合法律的关于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精神要求, 又能够促使社区矫正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刑法修正案 (八) 增加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一条, 但对如何实行社区矫正并没有规定, 每个机关的职权如何并不明确, 因此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社区矫正法》, 对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监督管理措施、保障体系、工作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职责、权利和义务、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3.2明确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对象和程序

由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的不一致, 使得社区矫正工作检察监督的对象不明确。试点经验表明, 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模式及形成的基本制度是可行的, 有利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 有利于人权保障, 所以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是可行的。

3.3检察机关自身应重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为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有必要在检察机关内部成立专门社区矫正监督工作部门, 该机构的职责包括对被执行社区矫正措施的人员的执行情况、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情况有无侵犯被执行人权利等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等情况进行监督。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较好的国家来看, 社区矫正工作均有相对专门的检察监督机构。

4结语

社区矫正制度集中了国家、社会、个人三方的力量共同抵制犯罪, 各种力量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配合, 社区矫正是一个新鲜事物, 由于法律机制不健全, 人员不足等原因, 使得检察机关在参与其中行使监督权时可能遇到比较大的阻力, 监督效果可能不甚理想, 但是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工作, 不断探索积极、有效的方式, 切实履行好社区矫正的监督职能。

参考文献

[1]姜爱东.关于社区矫正立法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0, (6) .

[2]林雪标.新形势下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0, 11 (23) :6.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篇2

一、杜桥检察室的设立和运行, 加强我院对我市东部区块社区矫 正的法律监督。

我市位于我省东南部, 是我省幅员较广、人口较多的县级市,管 辖面积有 217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 116.4万。其中东部区块(包 括杜桥镇、上盘镇、桃渚镇、省级医化园区管委会、台州港临海港区 管委会等五个行政机构面积即达 41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 35余 万, 另有 5万余的外来务工人员。近年来, 在市委提出的 “港口引领、陆海联动、多极发展、全面跨越”这一发展战略部署背景下,东部大 开发热潮已经掀起, 东部区块已成为温台沿海产业带的核心区块, 浙 江台州化学原料药产业临海园区、医化产业缓冲区、杜桥南工业发展 区、北洋临港型工业发展区、洞港工业发展区、红脚岩渔港发展区等 六大产业发展区正在逐步形成, 滨海新城建设已启动, 建设市域副中 心城市也已成为杜桥镇发展目标。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东部区块 的各类社会矛盾较为突出, 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 社会治安问题不容 忽视。据统计,近三年来,东部区块的违法犯罪人员平均每年达 900多人, 其中涉嫌犯罪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的平均每年有 280多人。另外,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区块的人们除在本地创业外, 纷纷到全国各地

经商,其中有一些在外地触犯了刑律、受到了法律制裁, 有部分是被 判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被暂予监外执行,或者被假释, 回到临海老家,接受社区矫正改造。截止 2011年 4月,我市东部区 块的社区服刑人员约有 350人,占全市社区服刑人员的 30%左右。自 2003年我省被列入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省份以来,我市社区矫 正工作开展顺利,取得较好效果。于此同时,我院不断加强对社区矫 正工作的法律监督力度, 确保社区矫正依法公正实施和非监禁刑法正 确执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但受人力、物力等因素的影响,我院的 社区矫正工作不够细致、完善, 特别是对离市区较远的东部区块社区 矫正工作的监督不够充分。在上级院的领导下,在市委的支持下,根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乡(镇检察室工作条例》和《浙江 省人

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规范基层检察室建设的意见(试行 》 , 结合 实际, 我院在东部区块设立了杜桥检察室, 办公地点设在东部重镇— —杜桥镇。杜桥检察室设立后,立足检察职能,根据刑罚执行监督程 序, 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对辖区内的社区矫正执法活动实行监督, 协助我院监所部门收集完善资料, 发现问题并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保 障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实施, 使罪犯在社会化教育改造中顺利回归 社会。

二、杜桥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具体做法:(一 明确职责分工, 赋予杜桥检察室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权, 使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取得更好实效。

杜桥检察室是我院派驻乡镇的工作机构, 受我院直接领导, 对我

院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设立杜桥检察室时, 我院党组充分意识到,只 有明确杜桥检察室的工作职责, 才能使杜桥检察室的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因此, 我院对杜桥检察室和院其他内设部门之间的关系做了具体 规定,明确职责分工。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方面, 杜桥检察室和我院 监所部门之间是协作与被协作关系, 即监所部门全面负责对全市范围 内监外执行情况的法律监督,联系、监督市司法局、公安局、法院开 展社区矫正工作, 杜桥检察室作为我院驻东部区块的常驻机构, 协助 监所部门对东部区块所辖各镇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法律监督, 在日常工 作中,联系、监督所辖各镇司法所、派出所,对所发现问题提出纠正 意见,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反馈至院监所部门。这样分工, 是我院党组 根据我市社区矫正工作、我院实际情况,经过详细分析, 综合考量后 决定的。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地域范围广、工作繁重的特点, 我院 监所部门从事监外执行法律监督的力量比较薄弱, 只有充分发挥杜桥 检察室身处基层,便于联系各基层司法所、派出所,便于接触矫正对 象等优势, 由杜桥检察室协助监所部门对东部区块所辖各镇社区矫正 工作的进行监督, 才能使得我院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工作在基层真 正得以延伸和深化,从而确保监督取得实效。

(二强调监督,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工作机制。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时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需要公检法司各部 门的通力配合、支持。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要以“强化法律监督、维 护公平正义”为主线, 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突出监督重点。这要求我 们处理好与矫正机关的关系, 既要注重联系,又要重视监督,具体要

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建立例会制度, 保持与各矫正机关的密切联系。积极参与 与东部区块各镇社区矫正办公室的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 围绕如何加强改进社区矫正工作、如何对矫正对象进行管理教育和帮 助等问题进行探讨,找出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对策。日常中 工作中, 建立联络员制度,杜桥检察室与各乡镇的司法所、派出所的 专职人员保持经常性联络,互通信息、互传文书、共同学习、共同监 督考察, 通力协作配合,化解社区矫正工作中遇见的难题,形成通力 协助干社区矫正的良好格局。

第二,定期检查,主动对各矫正机关进行监管。在大力支持各矫 正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同时,我们建立对矫正对象的考核档案、考察表、是否存在漏管、托管、矫正的效果等内容定期检查的工作机 制。在检查中, 我们严格按照规定履行法律监督职权, 切实做到文明、规范, 尊重各矫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使其感觉我们的检查是对他们 工作的配合和帮助, 获得各矫正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支持, 从而使得法 律监督工作顺利展开。在检查监督过程中, 我们重视对新增矫正人员 是否已交付执行及手续是否合法、移交的文书资料是否齐备, 原有矫 正对象执行期限的变更、解矫宣布是否合法等内容, 关注各项社区矫 正工作制度是否得以落实。关于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 对于较轻的问 题,当面口头提出纠正建议;对于较重的问题,及时反馈至院监所部 门, 报经领导批准后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对于变相体 罚、索要财物等涉嫌职务犯罪情形的,及时向院领导汇报,依法移送

主管单位、纪检部门或者由本院侦查部门进行职务犯罪侦查。

(三有选择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对矫正对象既监督又保护。社区矫正是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 对罪行较 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

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 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 和改造的工作。这就决定了我们对矫正对象既要管理、教育,也要帮 助、保护, 从而促进其矫正自己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顺利回归社会。检察机关在参与社区矫正中, 对矫正对象也应当既监督又保护。我院 杜桥检察室以此为原则, 有选择参与到社区矫正的具体工作, 依法进 行法律监督。具体做法是: 第一, 建立对矫正对象服从管教情况的监督机制。检察室参与社 区矫正不并是全面的, 而是结合工作实际, 有选择地进行,主要是对 两类矫正对象进行检查、监督:其一是各镇司法所、派出所确定的重 点矫正对象,杜桥检察室对该类矫正对象的检查, 配合司法所、派出 所的矫正工作, 巩固矫正效果;其二是随机选择矫正对象,杜桥检察 室作为法律监督机构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法律监督工作, 应当建立随 机检查机制,通过随机选择矫正对象,可以较客观、全面地了解矫正 工作现状, 发现问题, 提出建议。对该二类矫正对象的监督,我们主 要是采取查阅矫正对象台账、单独约谈矫正对象、进村向群众了解情 况等方式,全面掌握矫正对象服从管教、履行社区劳动义务的情况, 对其是否遵守学习制度、考核制度、请销假制度等情况进行考察。对 于不理解社区矫正、抵触义务劳动及监管的矫正对象, 给予说服教育

和宣传解释；对于不按规定参加义务劳动经多次教育仍不改正、长期 脱离监管或者有其他违反监管规定的矫正对象，建议矫正机关给予考 核扣分或者警告的处分；对情节严重的，建议重新收监。第二，建立健全保护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认真听取矫 正对象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方式。依法受理矫正对象提出的控告、申诉，及时展开调查，反映属实的，依照规定及时移送纪委或者立案侦查；反映失实的，耐心细致地开展 宣传教育工作。对于矫正对象存在的就业、生活、心理等实际困难和 问题，积极开展帮教服务，帮助其解决困难，让其感受社会暖和，从 而更好地接受改造,增强社区矫正的工作成效。

（四）开展法制宣传，创造有利社区矫正的良好环境。社区矫正 工作离不开社区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在现实生活中，基层群众对社区 矫正工作认同度不高、理解度不够，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我 市东部区块有不少人在外地从事制售假发票等违法犯罪活动，以此谋 生，甚至有些还“发家致富”。截止 2011

年 4 月，我市东部区块内社 区服刑人员共 356 人，其中涉及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发票罪、虚 开增值税发票罪等涉税罪名的即有 140 人，占总人数的 40%。有些群 众没有意识到制售假发票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甚至认同此类 违法犯罪人员。这极大妨碍了对此类犯罪分子的社区矫正效果。针对 该情况，杜桥检察室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积 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多次走访各村，发放资料，宣传法规政策 6 等方式，着力扭转不良的社会观念，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法制观、价 值观，从而为社区矫正顺利有效开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思考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社会管理创新

一、社区矫正的含义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对刑罚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就是指检察机关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罪犯，置于社区内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进行的监督。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一）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

1.权力制约理论

权力必然蕴含着特定的价值，价值是权力设置、运行获得正当性的源泉。人们通过法律设置某项公权力必然基于特定的价值考量。由于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使得任何权力都需要相应的监督才能尽可能保证其正当行使，社区矫正执行权也不例外。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是通过检察权对社区矫正执行权的适度制约实现执行公正的有效保障，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和社区矫正执行机关之间通过监督和制约机制实现包括执行公正在内的司法公正。

2.现代社会人权保障理念

人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社区矫正对象虽然因先前的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但其仍然是公民，依法应当享有尚未被剥夺的其他权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发生不当执法或者违法执法现象，会对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社区矫正执法必须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使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利保护。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体现。

3.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那些可以不收监关押的罪犯，在社会上、家庭中把他们管教好、改造好，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介入，确保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活动中的有效实施，是检察机关预防、控制犯罪，实现刑罚最终目的的重要策略，是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增强对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予以规定。其中《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215条、第222条分别就检察机关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假释裁定行使监督权进行了规定。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和困境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充分贯彻，有利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影响了监督权的充分发挥和监督的实际效果。

（一）法律不统一，配套法规不完善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尚停留在试点阶段，实践中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主要依据“两高两部”的《通知》以及各部门、各地区自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检察机关在监督中拥有哪些权力，应尽哪些义务，如何处理矫正机构的违法行为，受理矫正对象的申诉等，均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这导致了检察监督在实际操作中过于弹性，可松可紧甚至放弃监督权。

（二）执行主体不明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合理的监督对象

《通知》规定，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剥权、暂予监外执行等五种刑罚的罪犯。而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这五种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但是依据《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了日常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已然成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在这一模式指导下，担负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普遍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政法委牵头，司法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管理局等部门参加，形成了“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政法各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工作格局。检察机关究竟是以法定执行主体公安机关还是以工作主体司法机关为监督对象，抑或是将二者同时作为监督对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过于分散，导致政出多门和执法混乱，更影响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

（三）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有限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实效

在大陆法系国家，为保证刑法的实施，通常对检察机关的职权作出比较全面、明确的规定。如德国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检察官在指挥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相应手段；法国的检察官和检察长则“有权直接动用公众力量，确保判决的执行”。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和手段却非常有限。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的规定，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书面审查、与有关单位或人员谈话等，手段简单且滞后，且发现被监督单位有违法行为的，能够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一旦被监督单位不予执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追究权力，只能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监督权力和手段的有限性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思考与探索

社区矫正在我国尚处于试点阶段，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也仍在探索过程中。随着“两高两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检察监督也应当结合实际，不断采取措施，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为保障社区矫正健康稳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完善法律制度，扎实检察监督的法律基础

开展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刑罚的依法正确执行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出现过“社区矫正”一词，社区矫正在法律层面缺乏应有的支撑，致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结合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经验以及借鉴国外成功的社区矫正做法，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可适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来统率和协调社区矫正活动，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内容、矫正程序以及各部门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并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不一致的局面，使得各部门之间的有机协调和统筹规划难以落实，不利于互相监督和制衡，也造成了检察监督对象的模糊。笔者认为，行刑权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统一，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借《社区矫正法》制定的契机，通过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合二为一，统一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的专门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行使。

（二）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效力

在《社区矫正法》的基础上，应当在全国层面制定与其相配套和衔接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实施细则。细则中一是要根据法律将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监督方法、监督对象以及监督职权等予以详细规定，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力和违法处置权。二是要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要完善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监督的保障，对消极或积极对抗检察监督的行为，规定责任追究的程序，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注入强制力。

此外，各级检察机关应加大惩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防止社区矫正被滥用为权力寻租的工具，避免腐败和玩忽职守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通过加大查处力度，一方面能够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力。

（三）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渠道

检察监督应贯穿于社区矫正工作始终。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获取社区矫正对象信息的滞后性和获取手段的单一性，导致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静态监督和外部监督。当前，不少地区正在积极尝试各种方式，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渠道。以上海市为例，我们在全市部分区县的试点街道、乡镇设立了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通过定期下基层实地检察，加强与社区民警、社工的联系交流，并对矫正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受理各类控告申诉等，从而将监督关口前移，深入社区内部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及时提出检察监督意见。

但是，基层检察机关从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专职干部普遍较少，在实地检察方面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实践中，公安、司法等部门由于接触矫正对象更频繁、更直接，所掌握的信息也比我们更全面、更及时。我们建议公检法司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整合各方网络资源，达到数据共享和实时更新，拓宽监督视线，实现对社区矫正的动态检察监督。

[参考文献]

[1]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思考 篇4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 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在我国,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担负着对刑罚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社区矫正检察监督, 就是指检察机关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罪犯, 置于社区内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进行的监督。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 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一)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

1. 权力制约理论

权力必然蕴含着特定的价值, 价值是权力设置、运行获得正当性的源泉。人们通过法律设置某项公权力必然基于特定的价值考量。由于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 使得任何权力都需要相应的监督才能尽可能保证其正当行使, 社区矫正执行权也不例外。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 是通过检察权对社区矫正执行权的适度制约实现执行公正的有效保障, 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和社区矫正执行机关之间通过监督和制约机制实现包括执行公正在内的司法公正。

2. 现代社会人权保障理念

人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社区矫正对象虽然因先前的犯罪受到刑事处罚, 但其仍然是公民, 依法应当享有尚未被剥夺的其他权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发生不当执法或者违法执法现象, 会对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社区矫正执法必须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 使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利保护。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 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体现。

3.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那些可以不收监关押的罪犯, 在社会上、家庭中把他们管教好、改造好, 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介入, 确保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活动中的有效实施, 是检察机关预防、控制犯罪, 实现刑罚最终目的的重要策略, 是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有利于增强对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 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予以规定。其中《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215条、第222条分别就检察机关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假释裁定行使监督权进行了规定。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和困境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充分贯彻, 有利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影响了监督权的充分发挥和监督的实际效果。

(一) 法律不统一, 配套法规不完善

如前所述, 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尚停留在试点阶段, 实践中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主要依据“两高两部”的《通知》以及各部门、各地区自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检察机关在监督中拥有哪些权力, 应尽哪些义务, 如何处理矫正机构的违法行为, 受理矫正对象的申诉等, 均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这导致了检察监督在实际操作中过于弹性, 可松可紧甚至放弃监督权。

(二) 执行主体不明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合理的监督对象

《通知》规定,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剥权、暂予监外执行等五种刑罚的罪犯。而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这五种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但是依据《通知》精神, 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了日常社区矫正管理工作, 已然成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在这一模式指导下, 担负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普遍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政法委牵头, 司法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形成了“政法委统一领导, 司法局组织实施、政法各部门协作配合, 司法所具体执行”的工作格局。检察机关究竟是以法定执行主体公安机关还是以工作主体司法机关为监督对象, 抑或是将二者同时作为监督对象,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过于分散, 导致政出多门和执法混乱, 更影响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

(三) 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有限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实效

在大陆法系国家, 为保证刑法的实施, 通常对检察机关的职权作出比较全面、明确的规定。如德国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 检察官在指挥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相应手段;法国的检察官和检察长则“有权直接动用公众力量, 确保判决的执行”。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和手段却非常有限。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的规定,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书面审查、与有关单位或人员谈话等, 手段简单且滞后, 且发现被监督单位有违法行为的, 能够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一旦被监督单位不予执行, 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追究权力, 只能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监督权力和手段的有限性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思考与探索

社区矫正在我国尚处于试点阶段,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也仍在探索过程中。随着“两高两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 检察监督也应当结合实际, 不断采取措施, 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 为保障社区矫正健康稳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 完善法律制度, 扎实检察监督的法律基础

开展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 是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 对于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保障刑罚的依法正确执行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出现过“社区矫正”一词, 社区矫正在法律层面缺乏应有的支撑, 致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结合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经验以及借鉴国外成功的社区矫正做法, 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可适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来统率和协调社区矫正活动, 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内容、矫正程序以及各部门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并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 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不一致的局面, 使得各部门之间的有机协调和统筹规划难以落实, 不利于互相监督和制衡, 也造成了检察监督对象的模糊。笔者认为, 行刑权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统一, 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 借《社区矫正法》制定的契机, 通过修改完善相关法律, 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合二为一, 统一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的专门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行使。

(二) 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效力

在《社区矫正法》的基础上, 应当在全国层面制定与其相配套和衔接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实施细则。细则中一是要根据法律将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监督方法、监督对象以及监督职权等予以详细规定, 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力和违法处置权。二是要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要完善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监督的保障, 对消极或积极对抗检察监督的行为, 规定责任追究的程序, 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注入强制力。

此外, 各级检察机关应加大惩防职务犯罪的力度, 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 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防止社区矫正被滥用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避免腐败和玩忽职守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通过加大查处力度, 一方面能够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力。

(三) 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渠道

检察监督应贯穿于社区矫正工作始终。实践中, 由于检察机关获取社区矫正对象信息的滞后性和获取手段的单一性, 导致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静态监督和外部监督。当前, 不少地区正在积极尝试各种方式, 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渠道。以上海市为例, 我们在全市部分区县的试点街道、乡镇设立了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通过定期下基层实地检察, 加强与社区民警、社工的联系交流, 并对矫正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受理各类控告申诉等, 从而将监督关口前移, 深入社区内部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 及时提出检察监督意见。

但是, 基层检察机关从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专职干部普遍较少, 在实地检察方面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实践中, 公安、司法等部门由于接触矫正对象更频繁、更直接, 所掌握的信息也比我们更全面、更及时。我们建议公检法司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 整合各方网络资源, 达到数据共享和实时更新, 拓宽监督视线, 实现对社区矫正的动态检察监督。

参考文献

首个社区矫正检察室成立网 篇5

XX首个社区矫正检察室成立

近日，XX人民检察院社区矫正检察室在XX司法局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是自《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后，XX成立的首个社区矫正检察室。

XX社区矫正检察室由XX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负责，派驻专门检察官，对社区矫正工作者公正廉洁执法等方面进行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推进平安XX、法治XX建设的重要载体。社区矫正检察室的成立，有利于加强刑罚交付执行、刑罚变更执行、日常监管和终止执行等环节的法律监督，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和建议，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设；社区矫正对象发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可以到该办公室进行反映、控告，是司法行政机关主动、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具体体现。同时，有利于及时对社区矫正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进行侦查，切实加强对职务犯罪和执法不公等行为的事前防范和惩办，保护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促进提高社区矫正执法水平，实现执法公正。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篇6

为确保社区矫正刑罚依法规范执行，预防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该院立足检察职能，着力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检察，坚持每季度召开一次法院、公安局、司法局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总结交流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做法和经验，分析不足。通过部门联动，理顺管理机制，督促和指导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工作制度，严格执行社区矫正工作纪律，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扎实有序地开展。

为掌握全县范围内监外执行罪犯的情况，夯实社区矫正工作基础，该院将监外执行的个人情况录入监督台账，逐人建立监管档案。对新增监外（社区）服刑人员、入矫、解矫、人员变动等情况逐一进行核对，以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同时，通过听取汇报、检查卷宗和约谈等多种方式，重点对司法所是否存在脱漏管、对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管、管控措施、执法程度等情况进行检查，对于发现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当场提出纠正意见和整改建议。

针对社区矫正环节的特点，积极探索制定监外服刑人员检察监督工作机制，有效防止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不断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建立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定期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表现情况进行分析排查，对排查出的重点问题、重点人员，制定针对性的方案和措施，落实责任到人。与派出所等部门建立反应迅速、协调联动的处置机制，发现社区矫正人员脱离监管的，通知执行机关及时查明原因，对涉嫌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建议收监执行，维护监外执行活动的严肃性，对其他矫正人员起到了预防震慑作用。

在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中，坚持把激发、调动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放在突出位置，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方式由防范型管理向人性化、服务型管理转变。通过个别谈话和家访谈话的方式，促使社区矫正人员从思想上悔过自新；定期组织矫正对象开展法制教育，培养法制意识；积极加强就业指导和帮扶，促进其自食其力，尽快融入社会，避免重新违法犯罪。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篇7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国家专门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相关的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期限内矫正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区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具体工作包括教育矫治、监督管理、帮困扶助、促进罪犯顺利回归社区几个主要方面。矫正对象为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我国自从实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 由于是在原有法律框架下开展的, 由此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从监外执行监督模式转变为社区矫正监督后, 同样存在制约监督有利开展的因素, 需要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制, 提升监督效率。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 法律规定滞后, 影响监督效果

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有些法条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矫正方面的进一步立法。自2003年在全国部分地区陆续推行社区矫正至2009年在全国的全面开展以来, 由于在《立法》上没有明确界定何为社区矫正制度, 尚未对调整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进行统一立法, 各地都只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各自制定相应的社区矫正地方性立法和规范性文件, 使得在开展社区矫正执行工作时, 因各自依据不同, 出现地方性法律规定的冲突。而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根据相关规定, 虽然明确对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法律监督, 但对检察机关监督权内容及如何保障监督权的实现等救济途径, 都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由于现行没有统一的刑事执行法, 检察机关在开展社区矫正监督的法律依据只能是原有的刑事法律法规, 而这些规定不能很好地适应解决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缺乏可操作性和权威性。

(二) 矫正机构繁多, 影响监督力度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管理、劳动就业、社区保障和群众工作等各个层面, 参与社区矫正的机构除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及政府相关部门组成成员单位外, 还有一些社会志愿者和基层群众组织。多方力量的参与, 往往会造成主体的不确定, 特别是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的相分离, 给检察机关监督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 非监禁刑的执行监管机关为公安机关。但在社区矫正实践中, 真正承担起日常矫正监管帮教任务的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当日常工作中遇到需监督情形时, 检察机关应当将承担着日常监管帮教任务的机构作为监督对象, 但却苦于无任何法律依据可适用, 从而直接影响监督力度和效果。

(三) 力量配备不足, 影响监督质量

长久以来, 由于对社区矫正工作法律监督重要性的思想认识不够。按照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 承担社区矫正监督工作职责的部门是监所检察。而监所检察的一项主要工作是以派驻检察室的形式对监管场所 (包括监狱、看守所、劳教所) 实施法律监督。根据相关规定和工作要求, 特别是近几年来规范化建设的要求, 各派驻检察室的派驻检察人员派驻监管场所的时间每月不得少于十六个工作日, 遇有突发事件应当及时监察。监管场所都是远离检察院所在地的, 为了能保证检察监督的到位, 派驻检察人员必须坚持到监管场所工作, 工作重心是监管场所, 工作流程和模式基本围绕着监管场所展开。由此一来, 监所部门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时间来保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只能根据工作需要临时抽调人员参与, 很难保证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质量。

(四) 监督方式落后, 影响工作效率

社区矫正自2009年在全国推行,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的最主要工作依据是高检院于2008年出台的《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该办法规定的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检查, 全面检查与重点检查, 会同有关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开展监外执行检察工作, 已不能完全适应社区矫正模式下的检察监督工作。由于社区矫正机构、矫正对象分布面广、量大, 这种检察监督基本上流于表面、形式, 很难发现问题。实践中, 有关法律文书的传递, 也只是主要依靠法院送判决书、监狱及外地监所部门邮寄等方式进行, 明显存在监督的滞后性和浪费司法资源等问题。监督方式的落后与手段的缺乏, 导致检察监督效果不佳, 工作效率低下。

三、完善对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

(一) 完善立法

在立法上, 根据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 结合我国国情, 在借鉴国外社区矫正成功经验基础上, 完善目前相关法律规定。一是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社区矫正制度, 使社区矫正具有牢固的法律基础, 从而促进这一制度顺利发展, 解决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两个主体”问题, 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的实施主体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完善社区矫正立法的障碍。二是制定一部《社区矫正法》来统率和协调社区矫正活动, 对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帮教监管措施、法律责任及社区矫正机构的职责、权利义务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更要明确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 完善监督的程序保障, 对消极或积极对抗法律监督的行为, 规定相应的的责任追究程序, 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注入强制力。三是制定与《社区矫正法》相配套的人民检察院社区矫正实施细则, 将检察监督的各项内容详细规定在其中, 尤其是要对纠正违法的权限、方式及违法处置权等作出切实可行的规定, 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力, 切实维护法律监督机关的权威。

(二) 完善监督的保障制度

在检察机关内设立专门社区矫正监督机构, 建立专门的监督力量, 为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提供基本保障。基层检察机关至少应安排两名检察人员专门负责社区矫正监督, 切实改变社区矫正监督力量匮乏的现状, 保证能及时发现问题, 提出有效的纠正意见, 督促相关部门予以落实。同时, 应规范社区矫正检察工作, 明确社区矫正检察人员职责权利, 建立健全监督岗位责任制。在社区中设立检察派驻机构, 依托这一工作新平台, 检察人员可以深入基层派出所、司法所、社区及矫正对象家中开展经常性监督工作, 重点对交付执行情况、执行变更终止情况、监管帮教措施落实等进行同步检察, 更好地掌握本辖区监外罪犯动态、矛盾化解、参与帮困安置工作等情况。以外, 设置派驻监督机构也是检察机关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有力举措, 切实改进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

(三) 提高监督效果

检察机关应前移监督关口, 将事后监督变为同步监督。在社区矫正活动中, 检察机关应重点在交付执行环节、执行变更环节和执行终止环节建立同步监督机制, 确保及时纠正社区矫正对象的脱管漏管, 监督执行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的社区矫正罪犯依法给予处罚, 依法维护社区矫正罪犯的合法权益, 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日常监督工作中, 要综合运用纠正违法通知, 直接查办案件等多种形式, 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对发现的矫正对象长期脱管、漏管等情况, 检察机关有权提出顺延执行期限的建议, 督促相关部门依法予以落实;对于矫正对象实行的司法奖惩有错误或与事实不符的, 有提出撤销奖惩的建议权。同时, 通过建立社区矫正机构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 定期通报辖区内社区矫正情况, 共同研究、解决遇到的重大问题。

(四) 提高监督的信息化水平

构建统一的矫正信息平台, 推进社区矫正信息共享, 借助现代信息手段整合监督机制, 合理利用高科技成果, 为解决检察机关人员少、任务重的矛盾创造条件。县级公、检、法、司法机关之间应建立矫正对象信息网络平台, 通过该平台可以便捷地浏览所在辖区内所有社区矫正对象的资料, 包括个人基本情况, 罪名, 所判的刑罚种类, 刑期或罚金数额, 以及社区矫正帮教措施落实情况等;同时, 通过“GPS”定位系统, 对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监控, 有效防止矫正对象脱管、漏管、重新犯罪等问题的发生。在建立社区矫正对象信息网络平台过程中, 要完善相应的责任制, 促使社区矫正各参与单位及时准确录入矫正信息, 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和信息的及时有效。通过建立矫正信息平台, 真正实现对社区矫正的动态化监管和监督。

摘要：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加强法律监督, 确保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但由于法律规定未有修改, 而法律监督对象、监督内容发生了变化, 产生的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篇8

2010-05, 石楼县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 石楼县司法局共接收了社区矫正人员233名, 已解除154人, 现有社区矫正人员79人。其中, 缓刑75人, 假释2人, 管制1人, 暂予监外执行1人。针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石楼县人民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共提出检察建议65次、纠正违法意见79次, 各部门均予采纳, 并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

2 检察机关的具体工作

2.1 拓展监督方式

拓展监督方式, 将监督触角延伸至各执法主体, 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 采取现场察看和调阅材料两种方式, 走出监督法院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交付环节、司法局社区矫正的接收环节和各乡镇司法所的执行环节这个大圈子。 (2) 利用定期检察和随时检察两种监督方式到社区矫正人员工作、生活的地点走访、查看, 了解检察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状况。 (3) 运用明察和暗访两种手段, 及时发现和纠正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违法问题。

2.2 分类细化管理

分类细化管理, 将监督触角延伸至矫正人员的内心。通过开展社区矫正人员“五个走访”活动——新入矫的社区矫正人员要走访, 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要走访, 对家庭出现纠纷的社区矫正人员要走访, 对生活有困难、有疾病的社区矫正人员要走访, 各重大节日、敏感时期前要走访。根据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犯罪原因、性质、心理类型、现实表现等因素, 分别制订出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通过内心感化, 使每名社区矫正人员牢固树立接受矫正的诚心、重新做人的信心和立志回归的决心。自2010年石楼县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 全县仅有3名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再次犯罪, 占参加社区矫正总人数的1.29%.

2.3 前移监督关口

前移监督关口, 将监督触角延伸至基层司法所。搭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倾斜基层的一线平台, 进一步缩短检察机关、乡镇司法所与社区矫正对象之间的距离, 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 强化监督的时效性。例如石楼县灵泉司法所年均社区矫正人数在30人以上, 占全县总矫正人数的50%左右。2012-11, 该院设立了灵泉镇社区矫正检察工作联系点。检察人员每周三到联系点开展工作, 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端口前移至社区矫正现场。该联系点自成立以来, 已经同步监督、接收、管理、教育和解除社区矫正人员共43人。

2.4 强化调查研究

强化调查研究, 将监督触角向探索新规律延伸。针对社区矫正检察工作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 深入研究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内在规律, 探索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 用以指导、规范开展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近三年, 该院共撰写社区矫正方面的调研文章7篇, 其中, 《加强法律监督, 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进行》一文在2011年吕梁市社区矫正工作现场会上, 被作为全市检察机关的唯一代表文章与同行进行了经验交流, 而《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制的研究》一文则在省级刊物上发表。

3 社区矫正信息化运用状况

3.1 全国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

2013-03-01以后, 石楼县司法局将社区矫正人员的资料全部输入系统, 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了信息化、科学化的管理。司法局将该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提供给石楼县人民检察院, 让该院监所部门可以随时了解全县社区矫正的基本情况, 实现了执法信息共享。

3.2 网络信息监控平台

吕梁市原来要求在2013-12前建立市、县、乡社区矫正网络信息监控平台, 利用手机终端实现对所有服刑人员的电子监管。目前, 石楼县的社区矫正网络信息监控平台已经建立, 与2014-01-01以后接收的、考验期为一年以上的15名社区矫正人员签订了使用协议。但是, 该平台系统尚未投入使用, 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1) 我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司法局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经费, 这是影响该项工作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2) 山区信号不好, 大部分偏远山村几乎无信号。 (3) 部分社区矫正人员不愿意加入, 有抵触情绪。

4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1 司法局

从司法局的角度看, 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基层司法所力量薄弱, 人员紧缺, 兼职人员过多且调动频繁, 再加上工作量巨大, 社区矫正工作辅助工作人员未能落实。 (2) 社区矫正工作专项经费尚未落实到位, 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甚至出现了参与矫正工作的人员自备车辆、自备交通费的情况。 (3) 需要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针对上述问题, 司法局方面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是: (1) 增加基层人员的编制, 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2) 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 努力落实社区矫正专项经费。 (3) 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 提升业务素质。

4.2 检察机关

从检察机关的角度看, 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有以下三点: (1) 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太少。我院监所部门现有2名干警, 一人既承担驻所检察工作又负责社区矫正工作, 另外一人只承担驻所检察工作, 但是年龄偏大。人员配置少使得许多工作难以细致、全面地开展。 (2) 监督手段单一。对于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发现的违法情况, 只能进行口头纠正或开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但是, 有时会存在不整改、不回复等情况。面对这种状况, 基层院只能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 并不能提出其他有效的措施, 致使出现监督乏力的现状。 (3) 法律监督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监所检察人员的执法观念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重协调轻监督和不善监督、不愿监督的问题依然存在。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篇9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和法理依据

社区矫正, 简单地说, 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我国的“社区矫正”, 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 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目前, 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会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1.社区矫正的对象。根据上述通知和各省、市司法行政部门的指示精神, “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或由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批准监外执行的罪犯以及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且正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这五类人。

2.五类人员的来源及法定衔接程序。五类管理人员的来源分两种, 一是法院直接判决;二是法院裁定监外执行。因此存在法院与被管理人员所在地公安机关的衔接问题。刑事被告人被判处管制、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 将生效的判决 (裁定) 书副本和执行通知书一并及时送达执行地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监狱、看守所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 (保外就医) 的、或刑满释放后仍需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 将原判决法律文书、审批表、鉴定表一并及时送达执行地公安机关和检察院。

3.社区矫正管教程序及措施。公安机关收到法院及监狱、看守所送达的法律文书后, 应当在十日内组成社区矫正监督考察小组, 建立被监督罪犯档案, 制定和落实监督管理的具体措施。社区矫正监督考察小组由社区民警、社区工作人员、被监管人员家属、被监管人员单位成员及相关志愿者组成。被监管人员每月应向社区矫正监督考察小组汇报思想一次。社区矫正监督考察小组应当对被监管人员谈一次话, 向居住地居民张榜公开其罪行、考察期限、应遵守的规定, 对被监管人员学习、生活、思想状况半年一小结, 全年一总结, 并将考察情况、奖惩情况等内容记录在档案中。

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

1.检察机关如何对社区矫正进行监督,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本来, 现行法律法规对监外执行检察监督规定就过于原则、笼统, 致使在实际工作中, 监外执行检察监督缺乏操作性。现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后, 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不是专门的机关, 只是司法行政机关牵头成立的一个联合组织, 是“专门的国家机关, 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尽管检察机关有权对刑罚执行进行监督, 但具体对社区矫正这种执行方式, 检察机关依据什么进行监督, 如何对社区矫正进行监督, 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2.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增加, 使监督更加困难。在过去监外罪犯的核查中, 检察机关主要监督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以后, 社区矫正制度中规定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由矫正组织执行, 但是,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罪犯的监管仍由公安机关来执行。那么, 在社区矫正制度实施中, 检察机关不仅要监督社区矫正组织的执行行为, 还应当监督公安机关的执行情况, 使得监督工作变得复杂困难。

3.检察机关的监督缺乏约束力和强制性, 影响了检察监督效果。检察机关对于社区矫正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一般采取提出检察建议或发违法通知书的办法来纠正, 但执行机关往往很少真正去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落实, 导致监外执行中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得不到有效维护。

三、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目前, 法律对社区矫正以及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没有做出明文规定, 但《通知》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要加强法律监督, 完善刑罚执行监督程序, 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同时最高检下发通知要求, 检察院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要加强规范化建设, 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检察档案和台账。要与法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等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共同研究、解决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社区矫正工作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 还有很多不规范、不完善之处, 检察机关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各环节的法律监督确属必要。

(一) 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途径

社区矫正是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 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我国为了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需要, 减少监禁刑,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积极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新途径, 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方面。

社区矫正的五类对象, 这些人在形式上没有被监狱等监管场所看管, 是活动于社会的“自由人”, 但其行为、活动等均要受到执行机关的制约和限制。对这些矫正对象开展有效的帮教和管理, 帮助其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 对于保障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 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解决好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问题, 并将此作为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部分, 列入三项重点工作之中。因此, 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 保障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工作依法、顺利进行, 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二) 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由于社区矫正采用非监禁方式执行刑罚, 因此对那些本应受到监禁的罪犯有极大的诱惑力。其中一些别有用心的罪犯及其家属、亲友会想尽办法甚至采用不正当手段来谋取社区矫正的机会。司法机关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被告人判以缓刑或管制, 对不具备假释、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予以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违法情况在社区矫正试行之前比较少见, 但在社区矫正推广后, 此类现象极有可能披着社区矫正的外衣堂而皇之发生。加强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 尤其是在矫正对象的确定、交付环节, 加强对法院、监狱等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 有助于遏制滥用权力者寻租, 防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腐败现象, 有利于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三) 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要求坚持对严重刑事罪犯依法予以严厉的惩罚, 也要求对罪行较轻的罪犯进行从宽处理, 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司法追求的社会效果应当是社会和谐, 刑事司法是修补恢复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 使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而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人道、有效、经济的罪犯处遇制度, 是贯彻宽严相济的一种途径。通过对从宽罪犯进行社区矫正及矫正得怎么样加强法律监督, 能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四) 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能够促使矫正工作取得实效

现代社区矫正不是一个单纯的刑罚, 而是一种建立在刑事法律基础之上、以一套制度为保障的行刑方式。国外社区矫正中有家庭监禁、电子监控、中途之家等制度保障, 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也同样规定了监护制度、报到制度、走访制度、学习制度、迁居制度、外出请销假制度、会客制度、惩戒制度等对犯罪人进行限制的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矫正主体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及相关矫正制度的监督力度, 不仅可以促使矫正主体依法积极、主动、正确履行职责, 保证矫正对象的应有权利不被剥夺, 而且有利于解决矫正对象的脱管、失控问题, 有利于减少社会公众对矫正对象缺乏监管而给社会造成更大危害的担心, 从而能够促使矫正工作取得实效。

四、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措施及建议

社区矫正中的监督机制是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 要求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保证社区矫正公正适用和维护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增城市人民检察院监所科今年伊始就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采取措施充分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检察监督, 切实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一是统一法律文书送达方式。采取一站式交付接收的形式, 首先由法官宣布社区矫正对象的判决情况, 然后由社区矫正对象签收《社区矫正告知书》, 并当庭宣读《保证书》。其次法院向公安机关递送非监禁刑罚执行通知书, 并移交社区矫正对象的有关法律文书及材料, 最后公安机关向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移交社区矫正对象有关法律文书和材料并由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将社区矫正对象带离退场。这种交付接收形式, 保证了社区服刑人员和法律文书准确及时交付接收, 彻底解决了过去法律文书交收不全不及时甚至失误的问题和脱、漏管的问题。

二是定期到社区矫正办公室监督检察。笔者所在院监所科指派专人每周至少一次到社区矫正办公室对矫正对象报到情况、人数、动态、监管措施的落实及矫正效果等情况进行检查, 加强与社区矫正办公室领导的沟通配合, 就矫正对象的监管、教育、改造等情况共同进行研究, 确保矫正执法顺利开展。

三是建立社区矫正对象台账。将法院及矫正办公室上报的矫正对象名单及矫正情况进行汇总, 建立一套包括矫正对象个人基本情况、接受矫正教育情况、出入行踪等情况的社区矫正台账, 通过核对双方汇报上来的矫正对象名单情况, 及时发现有无脱漏管的矫正对象, 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正常执行。

四是不定期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抽查谈话。不定期根据社区矫正办公室提供的名单及联系方法, 抽取部分矫正对象进行谈话, 对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的生活情况, 思想状况, 矫正办是否监管到位、是否对其进行矫正教育等情况进行谈话。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篇10

一、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概述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性矫正刑罚。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在社区内, 由指定的国家机关在相关部门和组织的协助下, 使其不脱离社会和生活,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犯罪心理、摆脱行为恶习, 使其更好地适应和回归社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依法对社区矫正执行情况行驶法律监督权利, 通过对社区矫正决定及执行过程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 以及受理社区矫正对象的举报或申诉, 杜绝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违法行为, 维护司法公正。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刑罚执行活动法律监督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二、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监督中的工作定位

(一) 监督的对象

首先要明确在社区矫正监督中, 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不是监外服刑人员, 而是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相关司法或行政部门, 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 及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管理和组织实施的司法或执法机关。

(二) 监督的内容

根据刑法、刑诉法规定, 检察机关在该项工作中一是对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交付执行活动实行监督, 二是对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变更执行活动和终止执行活动实行监督, 三是对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监督管理社区矫正人员活动实行监督, 四是对社区矫正执法活动实行监督。

(三) 监督的方式

可采取定期检察和随时检察两种形式, 定期对执行机构如司法所或居委会进行走访, 对社区服刑人员谈话教育, 了解其社区矫正的程度及效果, 同时, 随时对该项工作中隐藏的职务犯罪情况进行了解和摸查, 受理社区矫正对象的举报或申诉。

三、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一) 检察监督方式缺乏明确规定

刑诉法等相关法律缺乏对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相关职责和方式的具体明确,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由两院两部联合制定, 属规范性文件, 在效力上有一定局限性, 使得检察机关在此项工作中缺乏法律效力。

(二) 检察监督的范围及内容不全面

判处管制和缓刑的案件, 检察机关可以及时有效的进行监督, 但往往对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及缓刑的监督不够及时, 相对滞后。

(三) 检察监督手段单一

如被监督人员并未按照规定进行整改, 其所要承担的后果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 检察机关给与被监督人员的纠正意见, 以及下达的检察建议书或纠正违法通知书等, 对于被监督人员无法形成强制的约束。

(四) 检察监督的信息对接不及时

就目前情况看, 相关各职能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职责没有清晰确定, 导致各部门间信息对接不及时, 从而使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个人信息及案件基本情况不能及时掌握, 容易导致脱管、漏管的现象发生。

四、完善社区矫正中检察机关检察监督的建议

(一) 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相关立法

建议出台相关社区矫正法, 将社区矫正中检察机关的监督地位进一步明确, 同时进一步明确相关检察监督程序。完善司法解释和相关细则, 明确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和范围, 强化检察机关的强制执行力。

(二) 设立信息共享平台和渠道

加强各部门间的信息交流, 将社区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个人详细资料、具体案情和矫正信息等及时录入信息平台, 使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间可进行共享, 使检察机关可以实现同步动态监督。

(三) 建立脱管及再犯罪人员信息筛查制度

检察机关应尝试将驻所检察室与监外执行检察两大信息管理平台进行互联和对接, 使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和新入所的在押人员之间的信息能够快速进行查询和对比, 有利于及时进行筛查, 快速发现和掌握再犯罪及罪犯脱管的相关信息。

(四) 实现对拟暂予监外执行犯罪人员体检的全程监督

为确保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准确无误地纳入社区矫正范围, 检察机关可对拟暂予监外执行犯罪人员的体检程序和过程进行监督, 确保体检情况的真实性。另外, 检察机关可与社区矫正执行部门共同设立监外执行人员身体情况复查制度, 有效维护司法公正。

(五) 建立科学的监督问责和考核机制

明确问责制度, 检察机关在监督工作中如有不尽责或失职行为, 应追究其相关责任。同时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 如利用绩效考评等手段, 促进工作积极性, 强化监督水平和效果。

参考文献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篇11

关键词：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检察 拟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全面试行，到2013年修订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至此，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已逐步成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实践中的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监督也面临不少难题。

一、N市检察机关监督社区矫正实践概况

[案例一]2016年8月，N市检察机关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到某区实地检查某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通过现场检查社区矫正执行工作档案，发现该区司法局确定2名社区矫正人员的社区矫正期间错误，司法所工作档案多处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者记载有误，存在虚管问题。后检察机关分别就以上问题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书，纠正了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问题。

[案例二]2016年2月份以来，N市某县检察院通过设立派驻社区矫正中心检察室，建立社区矫正联网监控网络系统，先后通过联网监控中心开展网上远程监督活动268次，获取监督信息18起，查核矫正人员活动轨迹78人次，发现人机分离现象6起，发现拒不报到入矫而提出监督收监1起，有力推动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从适时性监督向常态化动态同步监督转变，提升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效果。

近三年N市检察机关共计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28份，书面检察建议书91份，刑事执行检察建议书70份。该市全部9个基层院中6个成立了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原监所检察部门），另3个指定了专人负责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检察监督从最初着重于摸清社矫人员底数，到现在以监督纠正“脱管、漏管”为核心，全面介入社区矫正的入矫、管理教育、解矫收监各环节。市级院主要通过定期、不定期巡视检察，基层院主要通过文书核查、实地检查和电子信息化核查的方法开展监督。社区矫正检察考核主要依据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平台计分排名，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和发出书面纠正文书数，江苏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平台几乎涵盖了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全部事项，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定期导入全省社区矫正决定机关（法院、监狱、看守所）监外执行人员信息和社区矫正机构的社矫人员信息，自动化核查比对，但该平台目前存在信息导入不及时，地域范围限于江苏等弊端，时常出现信息不准确的情况。

二、检察监督实践发现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薄弱

以N市某区为例，该区现共有社区矫正执法者（公务员）46名，社会工作者（社工）75人，尚未建立社会志愿者队伍，整体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工作人员多头管理，兼职普遍。实践中，司法所工作人员编制属于司法局，而工资、福利待遇却由乡镇财政负担，对司法局的事情能推则推，对乡镇政府的重点工作却积极性很高，且社许多人明确兼任乡镇政法委员、武装部长等职务，或长期被乡镇借用做为党委秘书、政府秘书等。二是执法工作者流动性大，普通社工待遇偏低。2013年至今，已有10人不再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流失率约20%，社会工作者每人年均不足1.6万元工资，且大部分没有办理养老保险等。三是社会工作者年龄结构老化、学历层次偏低。全区50周岁以上38人占比50.6%，本科学历仅7人占比9.3%。

（二）拟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问题多

一是法律性质不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是否必须进行调查评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对于调查评估报告是否属于证据也争议较大。二是调查评估报告质量不高，实践中的调查者就是最后的社区矫正执行者，他们要么为了减少将来监管工作量，避免承担更多责任，作出不适用结论，要么碍于邻里关系、世故人情、甚至收受或者索取贿赂，[1]进行权力寻租，作出适用决定。加上时间紧且没有详细的操作流程，使得许多调查评估流于形式，有的仅有三言两语。三是提请委托和采信调查评估过于随意，许多案件并不委托调查评估，或者委托调查评估不及时，对委托调查意见采用与否也不反馈。四是缺少有效监督，现有法律并未规定拟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相关文书抄送制度，也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监督责任，检察院无从知晓相关信息也就难以开展监督。[2]

（三）社区矫正交付执行乱

一是法院不经核实“武断”指定居住地，随意交付。例如江苏某法院没有核实居住地，直接将实际居住地为江苏如东的罪犯李某某交付户籍地江苏如皋，造成如皋司法局监管困难。二是社区矫正机构“怕出事”，随意拒收。例如江苏扬州某该司法局因冯某想去N市矫正为由随意将冯某某的材料退回原判法院，而法院将其交付至N市某区时，N市某区也以不具备监管条件将相关材料退回原判法院，造成冯某某在判决生效后1个多月不能正常接受矫正。三是社矫人员“图方便”，拒不报到。例如江苏某法院将罪犯谭某某交付其户籍地重庆市某县，谭某某以多年在外务工，回老家将失去生活来源为由，拒不回家接受矫正，造成漏管达2个月之久。四是检察机关的交付执行监督信息不完整，监督乏力，实践中有的法院只抄送判决书，有的连判决书都不抄送，造成检察院并不确定该判决是否生效以及如何执行，难以提出交付执行监督意见。

（四）矫正和教育管理虚化

一是入矫和解矫宣告缺乏仪式感，无论是集中宣告还是单独分散宣告，都限于简单向社矫人员宣讲相关权利义务和监管规定，没有能在庄严肃穆的宣告场地，组织社区矫正有关人员全部到场，通过宣告增强社矫人员身份意识和遵纪守法自觉性。二是教育管理虚化，实践中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时间一般不足8小时，教育学习内容也缺乏针对性，不能做到有的放矢、因人施教。三是居住地变更困难，变更居住地限制条件模糊、程序复杂，实践中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迁入地司法行政机关考虑监管责任多不愿意接收。

（五）收监执行标准模糊

一是提请收监执行标准模糊，实践中对《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的兜底收监条件“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存在较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情节严重的”应该以缓刑、假释人员违反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规定为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综合考察缓刑、假释人员违法行为的情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的“情节严重的”，应包含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被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的情形。各种观点在实践中都有体现，造成社矫人员同样的违法行为，有的地方提请收监执行，有的不提请收监执行，损害了法治的统一实施和刑罚执行的权威。

三、检察机关监督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一）监督工作缺乏操作细则

法律层面的《刑事诉讼法》仅概括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而地方制定的法规如《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也对检察监督规定较为原则。司法解释层面《刑事诉讼法解释》仅规定相关法律文书的抄送检察机关，《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就检察监督的具体业务部门、提出纠正的情形等进行了规定，但对如何发现违法情形，如何提出纠正意见等规定不明确。其他规范性文件如《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仅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而《哈尔滨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见》《安徽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等地方性文件，更是仅限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和于社区矫正的一个方面，对于监督实践指导意义不大。

（二）监督信息获取难

一是拟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监督信息获取难，现有法律法规未规定将拟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相关文书抄送检察机关，而检察机关对具体调查过程和结果也不了解不参与。二是交付执行监督信息获取难，实践中，决定机关抄送检察机关相关法律文书容易遗漏、丢失等，而社区矫正机构并不及时将入矫信息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难以掌握对交付执行的完整信息。三是管理监督信息获取难，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多存在造假嫌疑，记录千篇一律，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时间随意填写等，而实地调查和面对面谈话则力不从心。如N市某区共20个乡镇司法所，远郊的司法所有2小时车程，常年纳管社矫对象400多人，仅有的1名检察人员很难高频次到每个司法所开展检察监督。四是终止执行监督信息获取难，实地调查监督难以落到实处，而书面审查又很难发现违法问题。如N市三年来所有发出的189份法律监督文书中，没有一起终止矫正违法违规行为是通过对书面材料审核发现的。

（三）监督缺乏刚性

一是职务犯罪查办少。全国2012年至2014年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立案查办监外执行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也仅28件30人。[3]而N市检察机关近3年没有查办一起社区矫正领域职务犯罪。二是书面纠违不多，监督失之以软。据统计，N市9个基层检察机关三年内仅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28份，其中有13份为法院书记员笔误造成的社区矫正期间计算错误或者文书制作错误，意义不大。全部90份书面检察建议中有72份是建议社区矫正机构对相关社矫人员提请收监执行，占全部书面检察建议的80%，且分析发现，司法行政机关都是在检察建议书发出当天、次日或两三天内提出收监执行建议，即许多司法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时或者之前就已经启动收监程序，检察建议的监督意义不大。[4]总之，实践中职务犯罪查办少和书面纠正违法多没能触及实际履职，刚性效力不足，没有强制执行力和程序性后果，监督的效力依赖于被监督单位的配合，形成所谓“乞丐式监督”。[5]被监督机构消极抵触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的情况时有发生。

（四）监督协作机制不全

实践中，不同辖区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多不愿意主动协助其他检察机关开展监督工作。为此江苏省还专门制定了《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一体化工作机制的暂行规定》，但实践中文件内容执行情况不理想。如许多刑事执行检察机构发现非本辖区的社矫人员被治安处罚的信息后，也多不愿告知居住地检察机关，因为告知监督信息后，被告知的居住地检察机关可以据此开展监督并在考核中加分，而告知的检察机关则没有加分，相当于“为他人做嫁衣裳”。检察机关内部各科室之间也缺少相关协作机制，虽然有关文件规定公诉、侦监等部门相关文书抄送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但是实践中，多数情况是让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倒签送达回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集中送达一次相关法律文书，许多违法违规问题已经发生，错过了监督时效。

（五）监督队伍不适应现有监督工作需要

一是监督理念落后，存在“重配合、轻监督”和“等、停、靠”思想，热衷于以社区矫正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具体的社区矫正具体运作，乐于为社矫人员“上法制科”，甚至协调政府部门帮助解决社矫人员生活困难，不主动到社区矫正工作第一线去调查、了解问题，检察监督基本靠文书审查。二是监督人力资源不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量与现有刑事执行检察人员力量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以N市为例，全市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实有人员47人，承担着7个看守所、3个监狱的派驻检察工作和9个县区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除此之外，还承担着羁押必要性审查、强制医疗执行检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检察、财产刑执行监督等多项新增监督职能。

四、规范社区矫正及其检察监督的对策

（一）完善社区矫正法律

呼吁已久的《社区矫正法》正在征求意见中。健全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改变人员管理模式，统一社区矫正执法者和社会工作者由司法局管理，落实社区矫正执法者相应福利待遇，建立专业社工工资、福利增长机制，是建立业务培训、考核奖惩常态化机制。规范拟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确立调查评估意见的证据属性，明确调查评估的主体、流程、内容等，成立专门的调查评估机构，设定保密和回避规定，明确责任追究。明确“居住地矫正”的操作细则，确定居住地矫正的内涵和外延，设定居住地的确定以及变更条件和程序。规范交付执行，确定法院对居住地的最后决定权和争议解决机制，强化交付执行责任，明确法院的交付执行责任和司法行政机构的先行登记职责，制定责任追究机制。严格监督管理深化教育矫正，着重运用电子监控等新监控技术手段，制定社矫人员考核奖惩办法，细化教育矫正方案，针对不同社区矫正人群制定差异化的教育矫正方案，合理安排社区服务内容和方式。统一收监执行条件中“严重违法”的标准，具体应包含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被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的情形。

（二）配套出台检察机关监督社区矫正工作办法

一是明确社区矫正检察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构，设立派驻社区矫正机构检察室或者检察官办公室，保障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人员编制，配齐配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人员，在司法责任制改革和员额制改革中，为社区矫正检察设置适当的员额。二是确定检察方式方法，规范文书审查制度，建立规范文书审查纸质台账或者电子台账，明确实地检查监督、谈话了解情况的频次，重视通过查办职务犯罪开展监督社区矫正执行的震慑作用，设置书面纠正的程序性后果，提升监督严肃性和监督效果。三是细化社区矫正检察内容，将拟适用调查评估明确纳入检察监督范围，细化交付执行到解除矫正、终止执行全环节监督内容。四是建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责任追究和绩效考核机制，列出社区矫正检察权力清单，对于检察人员在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中，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行使检察监督权力，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监督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五是构建检察机关监督社区矫正工作一体化工作机制，通过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相互告知交付执行、居住地变更、社矫人员接受治安处罚等18类信息，增强监督合力。

（三）建立全国社区矫正信息工作平台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社矫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数据共享。2016年8月30日，“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再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完善社区服刑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推动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互联互通，利用网络及时准确传输交换有关法律文书，根据需要查询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被治安管理处罚、犯罪等情况，共享社区矫正工作动态信息，实现网上办案、网上监管、网上监督。

当前，公检法司等社区矫正相关机关都建立了各自的信息网络平台或者数据库，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社区矫正信息工作平台提供了现实的硬件基础。建议在符合安全保密基础上，让所有的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文书通过统一的社区矫正信息工作平台流转，将电子定位监控、教育学习、社区服务签到计时系统等全部进行信息化处理，实现交付和接收无缝对接、资源共享、网上办公、消息通知、定位监控、信息互动、统计查询等。检察机关就可以通过该平台将社区矫正各参与方纳入监督系统，做到从调查评估、报到入矫到解除矫正全程执行信息实时监控。

（四）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队伍建设

一要转变执法监督理念，坚决克服“重配合轻制约”的执法观，时刻树立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杜绝“等、停、靠”和“做得多，错的多”思想。二要适当扩充编制，优化现有监所检察队伍结构，改变以往年龄结构偏大、知识结构成就的队伍状况，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人员的轮岗交流，加强培训提高统一执法监督标准，提升监督能力，提高监督公信力。三要加强硬件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施科技强检战略，特别要注意运用监所信息化技术成果，提高监督效率，提升监督效果，积极探索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站、监外执行检察室，或借助乡镇（街道）检察室平台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

注释：

[1]参见丹检宣：《一名社工的致富宝典》，载《检察日报》2016年8月16日。

[2]参见杨宝川：《拟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制度实证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为例》，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指导》2015年第3期。

[3]参见袁其国主编：《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重点与方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页。

[4]提请收监执行建议需要向公安机关收集社矫人员违法违规信息，调取行政拘留相关材料等，具体是否提请收监一般还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开会讨论，报领导审批等多个程序，耗时较长。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 篇12

(一) 社区矫正概念

社区矫正又叫社区矫治, 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国家。它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从上述社区矫正的定义可以看出, 社区矫正活动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和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社区矫正的主体按法律效力来分类, 可以分为正式主体和非正式主体。正式主体是指参与社区矫正活动的国家机关。非正主体是指协助参与社区矫正活动的有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不同主体在社区矫正活动中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作为正式主体的国家机关参与社区矫正活动是一种司法行为, 所行使的是国家权力, 依法享有职权, 同时也承担相应责任, 应当坚持责权利相统一原则。非正式主体所从事的活动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 其参与社区矫正活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一般由国家机关来承担。

社区矫正的客体即社区矫正对象, 是指符合矫正条件的罪犯。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规定, 社区矫正的客体主要包括五种罪犯:一是被判处管制的;二是被宣告缓刑的;三是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四是被裁定假释的;五是被剥夺政治权利, 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社区矫正的内容是指社区矫正主体通过一定的监管活动, 限制犯罪者的一定权利, 矫正犯罪者的心理和行为恶习, 促进犯罪者顺利回归社会。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内容主要有:社区服刑人员报到、会客、请销假、迁居、政治权利行使限制等。

(二) 社区矫正的性质

关于社区矫正的性质, 目前我国学界还存在一定的分歧, 主要有“保安处分说”、“结合说”、“非监禁处遇说”、“刑事政策说”等观点。保安处分论者认为, 社区矫正措施是对犯罪人的保护管束和保护观察措施, 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的性质, 而不是行刑方式。结合论者认为, 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行刑制度的结合。处遇论者认为, 社区矫正是一种综合性的、与监禁处遇相对的非监禁处遇方式。刑事政策论者认为, 社区矫正既不是典型的刑种, 也不是典型的刑罚执行制度, 严格来说, 仅仅是一项刑事政策。

笔者认为, 社区矫正是具有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功能的刑罚执行活动。从惩罚性的角度来看,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监禁刑相对应的刑罚执行活动, 刑罚的惩罚性决定了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在执行社区矫正时应当贯彻落实具体的惩罚性措施, 以保证刑罚的制裁性, 实现社会正义, 维护社会公平。同时社区矫正又具有恢复性, 言其恢复性是指, 社区矫正是一种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刑罚执行活动, 注重的是罪犯的重新社会化。其价值取向以惩罚为基础, 恢复性为主导, 惩罚是手段, 恢复是目的, 即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由此可知, 社区矫正具有复合功能。从性质上来讲, 将社区矫正定位为刑罚执行活动较为妥当。虽然社区矫正这种服刑方式与遵循严格程序的监禁刑相比严厉性较弱, 而且还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但仍然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 不影响其作为行刑活动的地位。

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活动性质决定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的根本定位。从法律的角度而言, 我国法律规定, 凡是刑罚执行活动都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刑罚自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 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如前所述, 社区矫正在性质上是一种具有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功能的刑罚执行活动, 是一种行刑活动, 所以, 检察机关在根本角色定位上应当保持与社区矫正的性质相吻合。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的根本定位应当为法律监督者, 而且应当始终坚持这一根本角色不动摇。

二、检察权的功能决定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的具体角色

(一) 检察权的功能

简单地说, 检察权即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权, 检察权的性质决定检察权的功能, 所以在探讨检察权的功能之前, 需先明确检察权的性质。关于检察权性质, 学者们说法不一, 归纳起来主要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根据“法律监督权说”, 检察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行政权, 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权, 更不是两种权力的简单混合。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应定位为法律监督权。笔者倾向于法律监督权说。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比较合理。

检察权的功能是指检察权现实与可能发挥的作用, 包括显在的功能和潜在的功能。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性质, 决定检察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控诉犯罪, 二是守护法律, 三是制约权力, 四是保障权利。控诉犯罪是检察权的本位性功能, 是世界各国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这种功能主要是通过行使公诉权指控犯罪或者行使侦查权查处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负有守护法律的重要职责。检察机关不仅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参与者, 而且是程序的控制者和监督者, 所体现的是检察权的制约权力功能。保障权利是检察权的重要使命, 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过程就是保障民权的过程。受理公民的申诉、控告或检举, 及时发现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 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害。

(二) 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具体角色定位

一般而言, 事物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就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检察权具有的四项主要功能:守护法律、控诉犯罪、保障权利、制约权力, 使得检察机关可以在这四个方面发挥作用, 也决定着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担当什么样的具体角色。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定位的具体角色主要有三种:一是法律守护者, 二是活动参与者, 三是权益维护者。这三种角色都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这一根本角色的展开, 属于应然的角色范畴。法律监督按参与的时间划分有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三种。法律守护者强调的是监督的事后性, 活动参与者强调的主要是事前、事中监督, 权益维护者强调的主要是事后监督。

1. 法律守护者:本质性角色

检察权的守护法律功能和控诉犯罪功能决定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具体担当的角色应当为法律守护者, 这是检察机关的本质性角色, 有学者称之为“司法公正的守夜人”。正如法律必须被信仰一样, 法律也必须被守护。而承担守护法律重任者便为检察机关, 检察官的本质任务也即守护法律, 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尽管各国的检察官制度不尽相同, 但在守护法律的角色上是雷同的。2003年7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以下简称“两高两部”)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 人民检察院要加强法律监督, 完善刑罚执行监督程序, 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2009年9月2日, “两高两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又指出, 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 发现有违法情况时应及时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 保障刑罚的正确执行。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对各执法环节进行监督检察, 担当法律监督的作用, 体现的是检察权守护法律的功能。目前具体监督方式主要有两种, 即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从发现检察建议的角度来看, 检察权还具有预防犯罪的机能, 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功能。因为检察机关通过针对违法犯罪背后的工作漏洞提出合理化建议, 对违法犯罪的预防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如果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出现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行使侦查权的也应当是检察机关, 这是检察权的应有之义, 是检察权的控诉犯罪功能在社区矫正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检察监督主要是对社区矫正正式主体的监督, 对参与社区矫正的非正式主体所进行的行为, 检察机关不宜直接进行法律监督。

2. 活动参与者:本位性角色

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活动, 是检察权的制约权力功能的具体体现, 是检察权在社区矫正活动中的本位性角色。在当代, 民主和法治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国家权力不被滥用。在我国, 因为国家权力实行议行合一制, 所以在配置权力结构体系时, 设置了一个与行政权、审判权平行的检察权, 行使法律监督职责, 目的就是要规范、约束国家行政权、审判权, 使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 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应当与其他有关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检察机关通过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检察监督, 确保非监禁刑的依法适用, 保证非监禁刑对象的适用条件和程序符合法定程序;通过参与交付执行检察, 防止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通过加强对社区矫正执行机关的管理活动监督, 保证社区矫正效果, 实现社区矫正的恢复性目的;通过社区矫正检察, 促使相关刑罚的变更、解除、终止公正依法进行, 这都是对司法权的制衡。当前有的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重配合轻制约, 没有以监督者身份参与社区矫正活动, 行使法律监督权, 保证刑罚的依法公正执行, 往往只充当执行机关的帮手, 这是放弃检察权本位性角色的表现, 应尽快完成从单纯协调配合到制约与配合并举的角色变迁。

3. 权益维护者:目的性角色

检察机关以权益维护者的身份参加社区矫正活动是检察权保障权利功能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有义务行使检察权, 给予法律救济, 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运用刑事法律监督手段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 是检察权行使的最终目的, 故而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充当权益维护者是为目的性角色。社区矫正对象作为社会的公民, 其未被依法剥夺的基本权利仍然受法律保护。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 社区矫正对象的人格不受侮辱, 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 享有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的权利。检察机关在参与社区矫正活动中, 应当接受社区服刑人员的控告、举报和申诉, 了解掌握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无打骂、体罚、侮辱等侵害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如果反映情况属实, 检察机关应当按情节分别处理。情节轻微, 不构成犯罪的, 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或检察建议;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