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性质论文

社区矫正的性质论文（共8篇）

社区矫正的性质论文 篇1

1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与评述

2003年7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将社区矫正定义为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 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此外还确定了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六个省 (直辖市) 为第一批试点省市, 从而拉开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序幕。截止2007年9月底, 我国试点工作已在25个省 (区、市) 的130个市 (州) 、672个县 (区、市) 、5865个街道 (乡镇) 展开。共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4.1万人, 解除矫正5.4万人, 现有社区服刑人员8.7万人。

诚然, 社区矫正在我国推行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与国外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目前, 我国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专项法律, 只是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各试点地区大多以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和地方发布的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为指导文件, 对日常工作进行规范和管理。在这点上与国外的差距非常大, 如美国明尼苏达州早在1973年就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社区矫正法》。到现在, 美国关于社区矫正法律已经非常完善且内容翔实。

1.2 适用对象和执行状况不尽人意

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适用的对象主要是:①被宣告缓刑的罪犯②被判处管制的罪犯③被裁定假释的罪犯④经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⑤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 并应在社会上执行其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

这说明我国适用的是狭义的社区矫正对象。非监禁刑与监禁刑相比, 后者在现行刑罚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1.3 机构设置上有待改进

当下, 我国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 公安机关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考察。也就是说执法权在公安部门, 而工作权在司法局下属的司法所。

双主体并存的设置易出现各机构工作不易协调, 互相推诿扯皮, 工作流于形式等问题。

2 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的特点

虽然我国有关社区矫正的本质、措施、实施方法等方面都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但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上的社区矫正仍有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社区矫正的特点。下面将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2.1 工作理念上体现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下的人文关怀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 是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运用社区力量对罪犯进行矫治。目的是减少重新犯罪率并降低刑罚成本, 实现社会和国家最大化的预防犯罪。

当前, 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区矫正正是司法和谐的体现, 切合社会主义刑罚“治病救人”的理念。一方面通过矫正对罪犯进行有效地教育管理, 消除仇恨心理, 提高改造质量, 降低再犯率;另一方面对社区服刑人员予以人文关怀, 解决他们生活、就业上的困难, 保证顺利回归社会。

2.2 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适度分离的社区矫正组织体系

如前所述, 我国试点省市形成了执法主体、工作主体适度分离的社区矫正组织体系。这种组织体系需要执法主体、工作主体以及相关部分的职能分工和协作配合。它为社区矫正模式的选择提供了较大的试验空间。

现阶段我国之所以会采用这种双主体适度分离的组织体系, 是因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因地制宜, 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这样才会形成科学化、特色化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

2.3 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的特点

社区矫正从2003年开始试点至今, 一直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直辖市, 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模式“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

2.3.1 北京模式的特点

(1) 方式上行政色彩较浓, 以司法为主导。

北京市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 由公检法司等为成员单位。在基层主要通过司法所来管理。

(2) 人员配置上的特色制度—社区矫正协管员。

社区矫正协管员是在街道、乡镇协助司法所负责辅助性的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1名协管员管理5名社区矫正对象和15名刑释解教人员。这样可以比较好的缓解司法所人员不足的压力。

(3) 工作手法上的特色制度—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

分类管理是指根据矫正对象的的人身危险型和回归社会趋向, 将其分为A、B、C三类。从A到C, 人身危险性逐渐增大大, 回归社会逐渐变差。一旦类别确定, 矫正工作人员将严格按照分类对他们进行管理, 在报到的间隔时间、活动范围的大小、劳动时间长短等方面区别对待。

分阶段教育制度是将整个矫正过程分成初始教育、常规教育和解矫前教育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是针对接受社区矫正2个月的人员展开, 目的在于消除自卑心理、生存危机感和逆反心理。常规教育在接受矫正半年后至解矫前两个月开展, 目标是增强法律意识, 培养健康心理, 增强社会生存能力。解矫前教育是针对解除矫正前3个月的服刑人员展开的教育, 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作最后的准备。

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制度是“以人为本, 教育在先, 区别对待, 积极稳妥”的原则的具体体现。对于及时准确得发现社区服刑人员的深层心理问题, 有针对性的开展矫正工作, 具有很显著的借鉴参考作用。

2.3.2 上海模式的特点

(1) 运作方式上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力量, 以政府购买服务、团体运作、专业化为其特色。

上海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全面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市社会矫正工作。 除此之外, “上海模式”组建了专门的民间社团组织—“新航”社会服务总站。社团自主运作, 政府出资购买服务, 隶属于社团的专业社工承担专业服务。

(2) 人员配置上强调社会参与。

上海模式的矫正队伍由政府选聘和社会招聘构成, 二者比例为1:50。前者从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抽调;后者则从社会公开招聘, 在正式上岗前要进行集中封闭式培训。

(3) 富有特色的工作方法—三大板块五大基地。

所谓三大板块, 即日常管理、教育学习、公益劳动。五大基地就是针对公益劳动提供的基地, 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爱国教育基地、公益劳动基地、技能培训基地和推荐就业基地。通过多种多样的教育和活动, 最大限度的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行为恶习, 最终顺利回归社会。

(4) 高校参与。

上海市社区矫正办公室与上海政法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在人员培训、具体矫正措施等方面密切配合, 为上海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3 对我国未来社区矫正工作的畅想

自试点以来, 不少学者已经对社区矫正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透彻地研究, 并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策略。笔者认为, 只有将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同我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才能促进我国社区矫正更好地发展。

3.1 更新刑法观念, 树立宽容、尊重、接纳的理念

社区矫正在我国之所以发展比较缓慢, 是因为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人民大众长期以来受重刑主义和报应观念的影响。对于将罪犯置于自己生活的社区无法理解。因此, 要使社区矫正在我国枝繁叶茂, 必须引导公众转变刑罚观念, 以更加宽容的心态尊重、接纳社区服刑人员。

3.2 完善专项立法

3.2.1 制定统一的《社区矫正法》

社区矫正毕竟在我国推行时间不长, 经验也不够丰富。现在制定统一的《社区矫正法》是不现实的。但目前可以制定一些地方性的暂行条例, 再慢慢过度。

3.2.2 建立缓刑犯、假释犯身前人格调查制度

所谓审前人格调查制度即在法院判刑前, 由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 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评估, 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 供法院判刑时参考。

3.2.3 适当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

社区矫正的对象不应仅仅限定在前述的五类, 凡是罪行轻微、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都可以纳入进来。

3.3 设立专门化的社区矫正机构, 配备专业化的矫正人员

笔者认为, 社区矫正机构专门化可以通过在司法部下设监狱管理局和社区矫正管理局, 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内部也设置相应机构的方式来实现。而人员专业化包括两层含义:①专门的社区矫正人员, 即司法助理员、抽调的监狱劳教警察。②社会志愿者。社会志愿者可以从社会上招聘, 经考核通过方可上岗。

3.4 体现地方差异, 尊重地区特色

中国是个地域辽阔、习俗各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国家。因此, 我们在对待社区矫正问题上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而是尊重地区差异, 以期出现“百花齐放”的地方模式。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刑罚执行方式, 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但在我国历史并不长。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上的社区矫正, 在试点阶段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 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主要从我国社区矫正现状入手, 对其特点进行分析, 并对未来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社区矫正,特点,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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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篇2

一、社区矫正制度概论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和沿革

所谓社区矫正，是指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陈和华：《论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载《犯罪研究》2010年第1期。）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设立了社区矫正制度。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也对社区矫正的内容作出了程序性的规定。但是在此之前，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六省市试点实行社区矫正。2005年，《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又将社区矫正的范围扩大到全国18个省市；2009年，两高两部进一步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将社区矫正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后，为了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两高两部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具体制度予以明确。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内容

1.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罪犯，被裁定监外执行的罪犯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等五种情形。

2.社区矫正的主体

（1）在宏观层面，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

（2）在社区矫正的司法程序上，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

（3）在具体执行时，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

3.社区矫正的执行

司法所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矫正小组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由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组成。社区矫正人员为女性的，矫正小组应当有女性成员。司法所应当与矫正小组签订矫正责任书，根据小组成员所在单位和身份，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各项矫正措施落实。此外，司法所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制订矫正方案，建立社区矫正执行档案与工作记录。

4.被矫正人的权利义务

不同的被矫正人，应当承担不同的矫正义务，但一般而言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1）及时报告的义务：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定期向司法所报告遵纪守法、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活动的情况。发生居所变化、工作变动、家庭重大变故以及接触对其矫正产生不利影响人员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及时报告。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人员还应当每个月向司法所报告本人身体情况，每三个月向司法所提交病情复查情况。

（2）不得违反禁止令的业务：对于人民法院禁止令确定需经批准才能进入的特定区域或者场所，社区矫正人员确需进入的，应当经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并告知人民检察院。

（3）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旗）的义务。社区矫正人员因就医、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确需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旗），在七日以内的，应当报经司法所批准；超过七日的，应当由司法所签署意见后报经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返回居住地时，应当立即向司法所报告。社区矫正人员离开所居住市、县（旗）不得超过一个月。

（4）未经批准不得变更居住的县（市、区、旗）。社区矫正人员因居所变化确需变更居住地的，应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由司法所签署意见后报经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批。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征求社区矫正人员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意见后作出决定。

（5）接受学习矫正的义务：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公共道德、法律常识、时事政策等教育学习活动，增强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教育学习时间不少于八小时。

（6）积极参加社区服务的义务：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每月参加社区服务时间不少于八小时。

除了遵循社区矫正义务，社区矫正人员的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社区矫正人员在就学、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听取和妥善处理社区矫正人员反映的问题，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此外，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时，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采用易为未成年人接受的方式，开展思想、法制、道德教育和心理辅导等。

5.违反矫正的法律后果

社区矫正人员如果轻微违反了上述义务以及其他特定义务，会受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警告。如果存在严重违反社区矫正义务的情形，则有可能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被撤销缓刑假释、继续收监执行等不利后果。

6.社区矫正的终止

（1）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期满，司法所应当组织解除社区矫正宣告。宣告事项应当包括：宣读对社区矫正人员的鉴定意见；宣布社区矫正期限届满，依法解除社区矫正；对判处管制的，宣布执行期满，解除管制；对宣告缓刑的，宣布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对裁定假释的，宣布考验期满，原判刑罚执行完毕。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刑期届满的，由监狱、看守所依法为其办理刑满释放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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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区矫正人员死亡、被决定收监执行或者被判处监禁刑罚的，社区矫正终止。

二、国外社区矫正制度介绍

（一）美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特点

1.社区矫正在刑罚适用中占据主导地位。自1973年明尼苏达州议会通过《社区矫正法》以来，时至今日，美国共有28个州议会制定或通过了专门性的地方性社区矫正法规。在人数上，根据2004年7月美国司法部的一项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处于监禁刑和缓刑、假释的罪犯有690万，其中缓刑人数407万，假释人数为77万，社区矫正的比例更是达到了约70%。可以说，美国自开始非监禁刑以来，以社区矫正为主要形式的非监禁刑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了对犯罪者刑罚执行的主要方式。

2.社区矫正适用的形式多样。美国的社区矫正在形式上极具多样化特征，不仅包含了缓刑、社区毒品矫治项目、审前转处、工作释放、居住方案、养育之家、重归社会方案以及假释等在内的传统执行方式，而且在发展中还融入了复合刑罚、家庭拘禁、间歇监禁、社区服役、赔偿等在内的中间性惩罚。

3.有一支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美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兼具多重身份。在多数州，均规定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者隶属公务员序列，身份上属于政府行政官员；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精通法律，专业性强，熟谙社区矫正的一应程序与内容。除了专业的缓刑官和假释官以外，社会志愿者目前也是美国社区矫正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数量庞大，方式灵活，作用显著。据统计，全美每年有约30万到50万的公民自愿参与社区矫正，分布在2000到3000个司法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形成了结构合理的社区矫正队伍，保证了对社区矫正罪犯监督和矫正的质量，对罪犯的回归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推动了美国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李素琴、谭恩惠：《美国社区矫正制度对我国的借鉴》，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二）法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特色

法国社区矫正制度的一大特色是：法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既可以作为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即附考验期的推迟刑罚宣告）等刑罚执行措施，也可以作为主刑进行宣告。作为主刑宣告的社区矫正主要包括两种。

1.公益劳动：法国《刑法典》第131-138条规定，对于犯有轻罪的被告人，法院可以判处其20至210小时的公益劳动，代替监禁刑。公益劳动的形式可以多样，但其内容应当对社会有益并对被判刑人回归社会或就业有所帮助。劳动的内容主要包括海滩或绿地的维护、植树绿化、清理等改善自然环境的劳动；修复犯罪行为给公共设施造成的损害；实施维护和搬运劳动（图画、砖瓦、园艺等）；实施文物维修或保护的劳动；实施具有文化意义的劳动（美术、音乐等培训活动中的义务劳动），实施团结互助的行为等（选择和发放衣服）；帮助弱势群体（陪护残疾人、给盲人阅读等）；接受酒精危险、道路安全的动员实习，接受合格公民教育实习等。

2.公民资格实习：公民资格实习由2004年3月9日的法律设立，该法律在法国《刑法典》中增设了第131-5-1条，规定当犯有轻罪被处有期徒刑时，法院可以决定罪犯完成公民资格实习，作为考验措施代替有期徒刑的执行。公民资格实习的期限和内容由最高行政法院出具资政意见的政令规定。（孙平：《法国社区矫正制度概论——监禁刑的替代措施》，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11期。）

（三）俄罗斯社区矫正制度的特点

俄罗斯实行垂直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及其经费保障机制。俄罗斯社区矫正的管理机关包括：既直属联邦总统领导、又隶属于联邦政府的司法部刑罚执行总局下设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司；各联邦主体下设的非监禁刑罚执行管理处对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其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是由隶属于上级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刑事执行监查机关，专门负责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非监禁刑罚执行的具体事务。由此，形成了垂直的社区矫正组织体制，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统一化管理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俄罗斯垂直管理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背后是与之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即与监禁行刑经费一样，由俄罗斯司法部刑事执行总局保障社区矫正管理和执行机关的工作经费。这样的经费保障机制有力保障了社区矫正目标的实现。（栗志杰、李玉娥、田越光：《俄罗斯社区矫正制度评述与启示》，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1期。）

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上述国外经验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执行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譬如缺乏专门的社会矫正机关，社会矫正过程中权责划分不够明晰，社会矫正内容缺乏统一的规格与指引，缺乏与之相配套的社区矫正志愿者制度等。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发挥社区矫正应有的效果，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入手。

（一）建立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

很多国家的社区矫正都有专门的机构，并且以配套的社区志愿者制度作为辅助，确保对罪犯的社会矫治受到良好的效果。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由基层司法所兼任，并且由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配合，缺乏专业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此，可以参照国外经验，建立起专业社区矫正队伍，涵盖以下三类专门的人员制度建设：

1.社区矫正官制度

所谓社区矫正官制度，是指以有执法主体资格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主、并由其领导其他社会工作者进行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矫正制度。（陈和华：《论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载《犯罪研究》2010年第1期。）构建我国的社会矫正官制度，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入手：

在组织体系方面，可以考虑在中央、省、市三级建立起专门的社区矫正局或者社区矫正管理委员会，统一指导全国或者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县区一级，可以在县区的司法所内部设置主管社区工作的科室，负责对基层的社区矫正官的选任、领导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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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内容上，社区矫正官对于社区矫正机构内部而言，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负责基层专业矫正机构内部的所有工作，包括社区矫正计划的制订，社区矫正机关内部专业人员或者非专业人员的招募、工作分配、人员考核，社区矫正工作的档案管理等所有事务，并且对上级社区矫正管理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经费保障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除了政府基本经费的保障之外，其社区矫正机构还有来自民间的资金支持——“再社会化基金会”，这是一个由社会慈善人士共同捐资成立的财团法人，由该国的司法部、法官或律师协会作为资金的管理人。这一基金不仅可以帮助社区矫正机关减轻经费上的问题，还可以向经济条件较差的服刑者提供经济支持。

2.社区矫正警察制度

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确立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机关为工作主体的模式。但是，由于刑事民警治安任务繁重，社区民警工作性质不同等问题，我国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效果和作用并不理想。因此，应当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警察制度。

一方面，应当组建专门的社区矫正警察队伍，通过统一配备警察制服、授警衔、发放特殊岗位津贴等措施，将社区矫正警察在形式上与其他警察加以区别。

另一方面，对社区矫正警察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为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应逐步依托相关高校建立相对固定的培训基地，研究设置科学的培训课程或逐步考虑将培训工作委托专门培训机构来完成。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定期确定培训方向、规范培训内容、丰富培训形式，并对培训活动的效果进行跟踪评估，以不断改进提高教育培训工作，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

此外，还应当丰富社区矫正警察的执法监管手段。推进社区矫正信息化工作对社区矫正警察提高监管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强电子监控管理，能够有效帮助社区矫正警察强化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从源头上遏制、减少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的发生，确保矫正对象不会出现人机分离、脱管、漏管等现象，使社区矫正制度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董纯朴：《建立中国社区矫正警察制度的构想》，载《公安研究》2013年第2期。）

3.社区矫正志愿者制度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虽然以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以司法行政机关为工作主体，但是上述机关毕竟并非专门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更多地是以业务领导、程序批准等形式进行；社区矫正的具体落实，少不了基础社会组织与社区志愿者的协助，但是，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志愿者存在不少问题，从而影响了社区矫正的整体效果。

首先，社区矫正志愿者活动的参与人数少、基础薄弱，没有形成应有的规模和社会效应。其次，志愿者职责不明确，行政主导力度过大。根据调查，目前社区矫正志愿者以街道、居委会成员为主。

其次，志愿者人员整体素质和意识有待提高。经调查，社区矫正志愿者的主要参与者学历低，年龄老化，人员构成缺乏合理性，相应专业知识与技能欠缺。

最后，志愿者服务内容过于教条与形式化。社区矫正机关在矫正过程中侧重指标化监督与考察，行政主导下的志愿者开展矫正活动时不可避免受此影响，对被矫正者的“帮教”多是以强调政治思想改造为内容的谈话、座谈等，督促被矫正者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内容较为单一空泛，难得获得被矫正者的完全认可。（叶慧娟：《志愿者：社区矫正制度功能实现的重要补足》，载《兰州学刊》2013年第11期。）

完善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公众参与，需构建一个整体性的制度框架。在当前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最可行的方法即是组建相关的社区矫正志愿者社团。建立社区矫正志愿者社团能够确立长效的管理机制，加强该领域中的志愿团队建设，推动社区矫正志愿者服务的有序化和社区矫正领域志愿精神的培育与发展，对于优化志愿者结构也有帮助。同时，志愿者社团的建立能够合理分配志愿者资源，提高志愿者对社区矫正的参与程度和参与质量，并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志愿者的社会影响力，为倡导全社会认识并参与社区矫正志愿服务提供契机。因此，在社区志愿者制度建设方面，当务之急是建立各类社区志愿者服务社团，以制度化、规模化的方式，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进行。

（二）统一完善社区矫正的制度内容

除了专业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科学、规范的社区矫正方案内容对于社区矫正效果的发挥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社区矫正方案一般由基层司法所制订，社区矫正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各异，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笔者认为，可以学习法国的做法，通过立法的形式对社区矫正的内容进行统一规范，在法律指引提供的框架内，由各社区矫正机关依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社区矫正的具体内容、期限、方式等加以执行。具体说来，社区矫正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社区可以提供一定专门场所，来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知识、职业道德与家庭美德教育、公民道德准则等，也可以与当地教育机构联络，由大中院校和培训教育机构开设课程。社区矫正人每周参加思想政治学习的时间不得低于一定长度，学习完毕应当组织专门的考核。

2.社会义工服务：社区可以鼓励参加社会义工服务工作，包括服务孤寡老人、参加敬老院、孤儿院的服务活动，也可以发挥被矫正人的专业知识，为社区居民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将参加社会义工服务的次数与时间，以及受服务人员的满意度作为考核其矫正效果的重要参考指标。

3.环境卫生建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鼓励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参加社区环境卫生建设，协助城建机关做好社区内卫生工作。

4.协助社区工作：对于主观恶性不大，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被矫正人，可以吸收他们协助社区工作，帮助处理社区生活中的各项事务，或者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居民矛盾进行调解，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组织与协调工作等，并以实际工作时间作为考量标准。

（三）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保障机制

社区矫正制度的效果想要落到实处，单靠专业的社区工作者与规范化、制度化的社区矫正方案还是不够的。国家还应当建立专门的保障机制，由此使社区矫正工作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开展下去。这种保障机制应当包括消极保障和积极保障两方面的内容。

1.社区矫正的消极保障

对此，我们可以学习俄罗斯的相关经验，建立垂直高效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及其经费保障机制。改变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由公安、司法、居委会和村委会“兼职”的现状，建立起专门的社区矫正组织体系。对于社区矫正的专门经费，由国家专项拨款、地方财政经费以及社会基金等多方面的来源加以保障，避免因来源单一造成社区矫正经费短缺。

2.社区矫正的积极保障

除了从组织和经费上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运行加以保障，还可以将社区矫正的效果作为考评某一社区行政机关工作成绩的考核指标之一；对于社区矫正效果较好、成功帮助被矫正人回归社会的辖区，在考核时予以嘉奖；而对那些轻视甚至无视社区矫正工作、矫正效果差的辖区，予以警告或者其他形式的处分，通过奖惩机制的推行增强社区矫正管理机关的责任心和工作动力，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收到圆满的成效。

（孔祥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社区矫正对象面临的问题 篇3

首先, 社区矫正对象对于自己的生活态度比较茫然、行为举止不知所措。矫正对象对自己的矫正生活一无所知, 不清楚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对于自己以前生活所犯罪的行为不知怎么改变而茫然无措, 不清楚怎么把矫正生活和以前的生活、工作相协调, 从而能够顺利的完成矫正又能够不影响原来的生活。其次, 社区矫正对象对于自己行为所犯的罪充满悔恨, 不知道怎样可以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生活。矫正对象深知自己的一念之差犯下的罪行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正常生活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认识到自己以前行为危害到了他人的正常利益, 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痛苦和后悔, 甚至在悔恨中无法自拔, 社区矫正者要帮助矫正对象走出心理阴影, 避免矫正对象作出伤害自己生命的行为。最后, 社区矫正对象心理希望脱矫, 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刑事制裁性不了解而引起的心理的问题。表现为社区矫正对象不配合矫正工作安排, 自以为能够凭自己的小聪明能够逃脱矫正, 或对社区矫正工作不以为意, 认为只是形式而已从而不能够认真执行, 对矫正人员也态度轻狂, 不理会社区矫正的规章制度。

二、就业方面的问题

就业是矫正对象融入社会生活权利的正常诉求, 是保障矫正对象基本权利的内在要求, 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措施, 能够帮助矫正对象提高矫正质量。由于现今的社会就业压力大, 矫正对象能够拥有一份工作对于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是具有很大帮助的, 可是对于社区矫正工作如何保证矫正对象的工作和生活却是面临困难重重, 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的确也是当务之急。社区矫正对象由于自身对社会造成过危害, 所以在就业方面便存在后天性的弱势。矫正对象找工作相对比较困难, 他们的犯罪记录是终身被记档存册的, 对他们的求职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同样的岗位和同等的求职条件下, 大多数的招聘单位对他们是“敬而远之”的。就业的各种门槛使他们对自己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而显得“望尘莫及”。综上所述, 社区矫正对象对于自己矫正的身份能够寻找到一份工作是存在疑惑, 从而影响到矫正对象对未来的生活没有十足的信心。

三、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社区矫正对象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也存在问题, 他们面临的这个问题不是单一存在的, 而是涉及到家庭、工作、朋友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怎么弥补家庭关系、处理工作信任关系和整理朋友关系是社区矫正对象都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家庭关系方面, 亲属对矫正对象的生活态度出现转变, 弥补亲属之间产生的隔阂;工作关系方面, 主要是处理就业过程中组织关系产生的问题, 对于工作信任的问题不是每个矫正对象都存在的, 并且社区矫正对象的工作关系问题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过失犯罪的矫正对象, 人们更多的是给予同情和鼓励;对于故意犯罪的矫正对象, 人们更多采取的是躲避和拒绝;还有就是组织和同事会以与矫正对象早期相处的经历得到一种固定的模式和观念, 看不到矫正对象的变化与努力, 面对这些情形, 矫正对象不知如何改善与同事和组织间的关系;整理朋友关系方面, 主要是对于新生活中对于自己朋辈群体的选择和重构, 矫正对象自己原本的正常朋友圈的缩小和不良朋友的加入。长久以往与正常的朋友产生距离, 并与不良朋友形成一种亲密的依赖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 不利于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矫正对象的重新融入社会。

四、权利保障方面的问题

社区矫正对象不仅属于弱势群体, 而且相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主要因为是犯罪行为而受到刑法的处罚, 他们在某些权利上是被剥夺和限制的。社区矫正对象权利保障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自己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 哪些权利是需要被保障的和怎样保障自己的权利。矫正对象的现状是因为刑罚的性质和矫正的需要, 他们的权利变得不完整的并且印有刑罚的烙印,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矫正对象对自己权利保障的问题。社区矫正对象权利保障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是:首先, 矫正对象因其部分权利受限可能会影响其他未被剥夺的权利的运行, 因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伤害或损失;其次, 矫正对象由于受矫的身份使得自己不能够受到平等的对待;最后, 矫正对象由于自己的身份和权利限制, 在自己的合法权利遭到侵犯时往往不知是否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 也不知道谁能够维护他们的权利, 更不知道维权之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对于矫正对象的权利保障还需要司法部门进一步的讨论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唐春风.回归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2]周国强.社区矫正的人道价值论[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6 (2) .

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浅析 篇4

(一) 管理模式。

经过长时间的磨合, 司法行政部门已建立健全了社区矫正工作组织网络, 构建旗、苏木镇工作框架, 全面承担起社区矫正的各项管理工作。我旗对矫正对象实行的管理模式是以户籍地管理为主, 对本旗内人户分离的矫正对象没有实行委托管理。

(二) 管理手段。

旗、苏木镇帮教组织按要求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 在日常管理中严格落实自治区、市关于社区矫正对象教育、劳动、考核的各项要求, 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规范完成规定动作。社区矫正工作比较繁琐, 程序复杂, 各司法所能够尽量发挥社区和志愿者 (多数为司法所人员) 的作用, 保证矫正对象按时入矫, 督促矫正对象, 确保了各项规定动作规范完成。二是抓带头作用。由于矫正对象多, 工作人员少, 各司法所在管理中采取了抓带头的方法, 即树立表现好的典型, 鼓励矫正对象进步;加强对表现较差或有重新犯罪倾向对象的管理, 采取司法所、派出所联合谈话的方式进行训示, 对其他矫正对象也起到警示作用。三是帮教方法多样化。

(三) 管理效果。

通过各界的努力, 我旗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实践, 我旗司法所和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也增强了信心, 社会群众认知程度也有所提高。

二、社区矫正工作职能薄弱, 问题依然突出

虽然矫正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 但由于工作职能薄弱, 工作中的问题依然突出, 需及时加以解决。

(一) 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淡薄。

基层司法所对其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主体缺乏高度重视, 对其历史使命感、重要职责以及紧迫感、风险度了解及认识不到位。在社区矫正实践中, 主动性和积极性表现一般化。

(二) 工作队伍数量少, 素质不高, 阻碍了社区矫正的发展。

从我旗情况看, 社区矫正工作者主要由旗司法局司法助理员和极少数志愿者组成, 缺乏专门机构和队伍。而且, 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普遍缺实践经验, 这些因素限制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三) 相关执法部门间配合不力, 工作中存在推诿和脱节现象。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 对于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 它的刑罚执行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但是, 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的人员控制、教育转化和监督管理等重要工作内容就出现脱节、落空状态。

(四) 人户分离问题。

实行的户籍地管理模式, 这一做法本来是想避免管理上的脱节, 但实际操作中, 确实存在不便管理的情况, 由于实际居住地与户籍地分离, 户籍地矫正组织对其在实际居住地的表现难以全面掌握, 管理难度较大, 成本也较高。

(五) 经费严重不足。

我旗从事司法助理员工作绝大多数是苏木镇兼职人员, 没有任何经费, 办公耗材、工作人员交通经费都无从落实, 这已严重影响了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三、立足现实, 寻求突破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个新生事物, 目前确实存在立法滞后, 机制不配套, 工作人员不专业等问题, 但一味强调客观困难不仅对工作不利, 也会使自身无所适从, 因此,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 寻求工作上的突破。

(一) 畅通渠道, 加强各界协作。

一是强化法院告知意识。二是协调法院设立社区矫正工作联络员。三是推行联合谈话模式。对不服从管理的矫正对象, 由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社区等共同对其进行训诫。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公安派出所, 将社区矫正工作列入对干警的记分考核中, 从而督促民警主动配合做好矫正工作。

(二) 改进矫正方法, 树立矫正权威。

一是加大表扬和处罚力度。应充分用活现行的行政奖罚措施, 加大对表现较好矫正对象的表扬以及不服管理对象的处罚力度, 通过公开表扬和处罚的方式, 对矫正对象进行教育和警示, 树立矫正的权威。二是分类管理方法。在实际工作当中, 要根据市局文件要求, 把矫正对象分为宽管、普管、严管三类, 落实分类管理措施, 对宽管对象实行按季度考核。三是本旗内可执行委托管理。为便于人户分离矫正对象的管理, 及时掌握他们的日常动态, 建议在本旗内落实委托管理, 这样有利于矫正措施的落实, 也降低了管理成本。

(三) 加强人员培训, 全面提高专业素质。

对现有的工作人员, 应加强业务培训, 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另招聘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 为各苏木镇专门的司法社区工作者, 由政府购买服务, 让他们负责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及台帐记录工作。

(四) 落实经费。

现在由于经费不落实, 不到位, 已严重影响了该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也极大的挫伤了司法所和社区的工作积极性。

(五) 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积极性。

完善社区矫正的对策建议 篇5

社区矫正制度毕竟是一个新兴事物, 虽然在适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其还存在着相当多的不完善,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法律依据虽已确立, 具体适用规范尚缺失。虽然《刑法修正案 (八) 》正式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 但是其尚缺失一套系统的规定。因此, 社区矫正的可操作性受到很大影响。由于社区矫正制度相对于刑法的其他刑罚制度相对柔性, 所以, 倘若社区矫正制度得到滥用或者适用不当, 其对刑罚的严肃性与强制性必将受到影响。在其目的不能达到的同时, 甚至可能造成副作用。

第二, 执行主体多元, 法律检察监督建设滞后。根据《开展社区矫正的通知》, 社区矫正的主体主要为专门的国家机关, 并由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其执行主体多元而分工管辖不明确, 使社区矫正难以有序而有质量的执行。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尚未明确规定检察监督的对象, 这使得当社区矫正中监管不力时, 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遇到重重阻力或者检察机关不行使监督权。并且, 在检察机关应当如何进行监督, 其监督权所具备的约束力和强制力等方面, 法律尚未明确规定。

第三, 缺乏程序性规定作为适用指引。当下, 相关法律法规只在社区矫正的定义、任务、适用范围等方面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对于程序性事项, 只提及了执行主体等, 对于具体工作流程及其他程序性事项却没有规定。

第四, 社区矫正队伍力量薄弱。虽然社区矫正制度已经试行了8年, 社区矫正队伍由零开始已经逐渐建设起来, 但是, 针对社区矫正这一具有刑罚性质的制度, 其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也应当有所要求。其执法水平和个人综合能力素质对搞好社区矫正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执法队伍的建设中, 不仅要提高“量”的建设, 更要注重“质”的建设。

针对以上社区矫正制度所存在的不足,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完善我国关于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在《刑法修正案 (八) 》确立了其法律性质的基础上, 应进一步建设关于社区矫正制度更为完善而系统的法律体系。在实体法方面, 可以订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单行法, 对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进行补充。在配套程序法建设方面, 对社区矫正的具体开展、对矫正对象的具体矫正方式方法、进行矫正的具体主体以及相应主体的具体分工管辖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避免原则与笼统规定给具体适用中带来的阻碍。

第二, 加强社区矫正的决定程序与法律监督方面的规定。社区矫正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 与在矫正决定程序的是否公正适当, 是其源头。如果在决定程序时已存在着徇私枉法, 或者判定不适当, 就相当于社区矫正制度从源头上开始已经被滥用, 其目的显然不能达到。因此, 在决定程序时, 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应做相对详尽的规定, 以防止其滥用。并且对被矫正人的罪过形式、性质、犯罪的动机与目的、犯罪的社会影响, 以及犯罪人人格都应纳入对其是否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影响因素。当然, 其中的某一个或者个别因素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当建立更为科学的、综合性的考察方式, 以从源头上提高社区矫正的质量, 避免社区矫正对其他更为严厉刑法的干扰和司法制度运行的副作用。

其次, 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监督机关, 对社区矫正的监督活动是至关重要的。首先, 从立法上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检查职权, 明确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地位、职能。并且, 赋予其具有监督权的强制力以及约束力, 提高检察机关监督权的行使效力。其次, 在检察机关的自身建设上, 应当加强监督队伍自身建设, 完善监督手段, 强化监督力度。

第三, 整合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 统一其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缓刑制度并且建议成员国对缓刑犯进行监督时, 无论何时均不宜由警察监督, 应由有关缓刑机构内的有资格的特别人员担任此项工作。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公安机关的工作性质以及工作任务, 也不适合担任社区矫正的主体。鉴于此, 我们可建设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并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如此, 对于社区矫正队伍的专项培训更好展开, 对于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的工作能力等方面也更容易实现。与此同时, 发挥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的协助作用, 在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 增加了矫正对象与社会的接触机会, 预防其与社会脱节。

第四, 在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时, 应加强对于被矫正人的管理, 保障社区的安全。社区矫正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 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且, 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社会化的教育, 使罪犯回归社会。鉴于此, 进行社区矫正的前提在于保障社区的安全, 虽然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但是其可能产生的隐患也应当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 通过宣传, 改变社区其他居民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的歧视, 减少矫正对象的心理负担, 促使社区矫正发挥积极作用, 使矫正对象顺利的回归社会。正如美国法律执行和司法管理委员会曾经提倡“理想的矫正体系主要应应强调社区的工作, 使罪犯能够重新融入社会的结构之中”。第五, 多元化社区矫正方式。社区矫正对象完成矫正后, 终究是要回归社会的, 并且, 要防止矫正对象的再次犯罪, 培养其工作技能, 让其能够有社会生存能力是基础。具体说来, 可以从其心理、知识技能、方针政策等方面对其进行教育指导, 使社区矫正对象树立正确的观念, 掌握工作技能, 帮助其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于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构建与完善的战略构想。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6) 。

[2]、陈光中, 杨诚, 杨宇冠。《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2000年版。

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教育 篇6

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 也是司法所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之一。司法所接收本户籍地矫正对象, 予以登记, 宣告执行社区矫正, 建立档案, 告知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和社区矫正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 并发放《社区矫正对象须知》。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 由户籍地司法所办理入矫手续后, 根据委托管理的规定, 委托其经常居住地司法所管理。

一注重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教育

除了利用每月一次的书面思想汇报和集中教育以外, 根据矫正对象年龄、犯罪性质、性格特点的不同, 在集中教育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忽略的地方, 确立每周一为“谈心日”, 社区矫正人员主动打电话汇报自己的相关情况。谈心谈话以关心、激励社区矫正对象为目标, 工作人员与矫正对象之间通过真挚的感情交流解决思想问题。并且鼓励他们珍惜目前相对宽松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 多学习法律法规, 积极参加公益劳动, 要遵纪守法, 诚实劳动, 做知法、懂法的公民。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谈话教育, 要认真做好记录, 并根据谈话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 及时修订矫正个案, 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

通过定期与社区矫正对象谈话, 了解他们的悔罪态度、工作与生活情况, 强化社区矫正人员的自我教育, 从而悔过自新。

二坚持思想教育不放松

针对青少年情绪易波动, 思想较为幼稚的特点, 把住矫正对象的思想关, 开展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教育活动, 加强思想矫正。严格管理不放松, 严格要求他们执行社区矫正的各项管理制度, 按时报到、按时思想汇报、按时参加公益劳动, 自觉遵守矫正纪律, 自觉接受社区矫正。坚持警示教育不放松, 积极开展以案说法等警示教育活动, 组织青少年矫正对象旁听案件审理, 为其敲响警钟, 预防重新犯罪。坚持鼓励学习、就业指导不放松。针对青少年矫正对象在学习、就业中遇到的困难, 积极与有关部门加强协调, 确保为其提供学习、就业机会, 使其尽快能够走向社会, 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生活情况和思想状况, 切实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帮教工作, 做到从思想上引导人、生活上关心人。

三增强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对象的学法、懂法、守法意识, 增强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稳步、有序地开展, 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取得实效, 司法所要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法制集中宣传教育活动, 组织矫正者们集中观看社区警示教育片, 还要对社区矫正日常每月报到制度、思想汇报制度、请假制度、集中学习、公益劳动、考核评议等方面作全面讲解, 并与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应遵守各项规定, 认真执行各项制度, 做到及时汇报、按时报到, 外出一定要经过批准, 在今后的日子里要积极改造, 配合司法所工作人员做好矫正工作。司法所还要与社区矫正对象签订公益劳动报到和重大节假日纪律告知书, 要求他们主动联系社区, 常怀感恩之心, 珍惜在社区服刑的机会, 摒弃不良行为和恶习, 多做公益劳动, 争取早日解除社区矫正, 顺利回归社会。通过集中学习培训, 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对象的综合法制意识, 营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建设。

四建立心灵疏导机制

成立心灵疏导工作室, 接收社区矫正人员, 为矫正对象进行过心理测试, 对需重点关注对象开展个案心理辅导, 使一批被矫治对象顺利回归到健康轨道。

工作室可聘请国家二级心理师对社区矫正人员做心理测试和心理疏导, 重点对存在有暴力倾向的社区矫正人员和未成年人 (武校学生) 进行心理测评, 逐人建立心理档案, 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并依托心理咨询室和心理咨询专业工作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不同成长轨迹、心理状况和社会危害程度逐人进行科学评估, 通过心理测试和心理疏导, 可以全面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素质、思想动态和身体健康指数等具体情况。有利于矫正人员更好地了解自己、加强自省, 有利于司法所根据矫正人员的特点制定教育改造方案, 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矫正、完善自我、健全人格、融入社会。工作人员通过综合分析结果为矫正对象制定相应的心理疏导计划, 使服刑人员以健康心态平稳渡过服刑期, 对回归社会的服刑人员, 进行定期跟踪回访, 积累经验, 帮助他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健康的心理观。

我国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 篇7

2003年7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两院两部《通知》) , 自此, 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而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 和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更是将社区矫正作为正式的法律概念和制度写入了法律。然而, “社区矫正”这一术语的提法并不准确。

关于社区矫正的概念, 迄今为止, 学界和实务界并无统一的定义, 可谓众说纷纭。两院两部《通知》规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吴宗宪教授起初认为, “社区矫正是依法在社区中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惩罚和提供帮助, 以促进其过守法生活的刑罚执行活动”。2后来他又给社区矫正定义为, “社区矫正是依法在社区中监管、改造和帮扶犯罪人的非监禁刑执行制度”。3有学者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模式, 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4透过几种定义不难发现, 关于社区矫正的性质, 学界基本认同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活动。

另外, 作为一个外来词, 社区矫正 (CommunityCorrection,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 的引进也存在翻译和提法不准确的问题。“correction”的含义主要是改正或惩罚, 然而现在早已被翻译为“矫正”了。之所以一直沿用矫正这一提法, 主要原因在于“correction”一词确有“矫正”一意, 且我国过去的行刑注重监禁与改造而忽视了对罪犯的心理和行为矫治, 加之后来官方也一直称“社区矫正”, 所以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了。笔者认为, 既然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 就应当符合惩罚和改造罪犯这样的刑罚目的, 而不该过于强调罪犯矫治和教育。这也是世界上一些社区矫正制度较为完善国家的做法。5因此, 不管是参照其他国家的成熟做法, 还是出于对我国社区刑罚执行工作的全面考虑, 都宜将“社区矫正”这一不当提法尽早更正为“社区刑罚执行”。6

二、可行性分析:社区刑罚执行的根基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 任何制度的萌芽和发展, 都有其赖以存在的根基。社区矫正作为现代社会惩治与矫正罪犯的一种先进制度, 同样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立法根据和犯罪学根据。

1. 立法根据

作为传统监禁刑的替代措施, 社区矫正的最大特点是其在惩治罪犯上的非监禁性。作为“舶来品”, 社区矫正在我国真正存在和发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自2003年两院两部《通知》发布至今, 不过十年有余。应该说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对社区矫正进行全面、细致规定的法典, 但这并不代表社区矫正工作于法无据。概括而言, 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法》第38条第2款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第85条规定:“对假释的犯罪分子, 在假释考验期内,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如果没有本法第86条规定的情形, 假释考验期满, 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并公开予以宣告。”《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第255条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 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监狱法》第27条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原关押监狱应当及时将罪犯在监内改造情况通报负责执行的社区矫正机构”。

此外, 我国政府签署、加入和承认的国际条约和有关社区矫正的法律文件, 还有两院两部《通知》、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关于社区矫正的规范性文件。应该说, 我国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及文件还是相当完备的, 只是未能形成系统的、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典。

2. 犯罪学依据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犯罪是犯罪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龙勃罗梭提出了“生来犯罪人理论”, 他认为犯罪人是出生在文明社会的野蛮人, 他们的生物特征决定了他们从出生时起就具有野蛮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且犯罪人是一种自出生时起就具有犯罪性的人;中国古代就有“性相近, 习相远”的说法。关于犯罪原因研究的进步, 恰恰说明了犯罪不是天生的, 是可以预防的, 且犯罪人也是可以改变的, 这就为犯罪人的矫正提供了犯罪学根据。

三、对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几点建议

1. 整合现有法律法规, 尽快出台《社区刑罚执行法》

自2003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 , 全国各地不但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和宝贵经验, 而且还纷纷制定了许多社区矫正工作规范, 这些规范对社矫工作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细化。因此, 当务之急便是整合现有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和工作规范, 吸取各地宝贵经验, 尽快制定一部在全国适用的《社区刑罚执行法》, 全面、细致地对社区刑罚执行进行规定。

2. 建立社区刑罚执行官制度

当下, 我国社区刑罚执行制度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还存在着以下问题:⑴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任务繁多, 很难全身心投入到社区刑罚执行工作中;⑵法律已经给司法所人员规定了多项任务, 这些工作已经令他们分身无术, 如果再让他们从事社区刑罚执行工作, 很容易造成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不力, 甚至损害社会治安;⑶社区刑罚执行本身是一项执法活动, 而负责这项工作的司法所人员没有执法权, 很难保证矫正质量和刑罚执行的顺畅。针对上述情况, 笔者建议, 可以考虑建立社区刑罚执行官制度。从监狱人民警察中抽调部门警力, 将这些人员的管理放在县一级, 然后由县级管理部门统一分划到各个街道、社区。如此, 既可以保证社区行刑工作的专业化, 还可以避免由司法所人员负责此项工作造成的诸多弊病

3. 完善社区刑罚执行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依据目前我国法律的规定, 社区刑罚执行的监督机关是检察院。具体而言, 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 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对社区刑罚执行情况进行监察、督促并能产生法定效力的专门工作。而在评估机制方面, 我国尚无健全的体制机制, 如此一来, 很难说社区刑罚执行的效果多大程度上符合预期要求。因此, 笔者建议在监督机制上, 除了对检察机关监督机制进行完善外, 还需构建社会监督机制;而在评估机制上, 更是应该组建一支专业队伍, 采用科学的方法, 专门对社区刑罚执行工作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只有既有监督又有评估机制, 才能保证社区刑罚执行活动达到预期目的。

注释

11 参见《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司发[2003]第12号) .

22 吴宗宪, 主编.刑事执行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323.

33 吴宗宪, 主编.社区矫正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5.

44 王宏玉.北京市社区矫正调查[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 .

55 英国、美国等国家为避免对社区刑罚执行性质的误解, 采用社区惩罚 (community punishment) 或社区刑罚 (community penalty) 来表述该执法活动。

刑罚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研究 篇8

从世界刑罚史的发展来看, 刑罚制度经历了从死刑、身体刑等残酷刑向以追求改造为目的的自由刑为中心 演变过程。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犯罪人的处遇重点是将犯罪人收容于设施之中, 进行劳动和教育, 使其能够重返社会。随着20世纪行刑社会化思潮的兴起, 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将犯罪人置于社区进行社会化改造的措施, 有效地缓解了监狱的压力, 降低了罪犯的重新犯罪率, 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精神, 由此掀起了世界各国社区矫正立法和司法的热潮。 在这一趋势下,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社区矫正也出现在中国的学术视野。

(一) 最初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

2003年7月与2005年1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两次联合发文, 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河北、内蒙古、黑龙江、重庆、安徽、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海南、贵州及四川等十八个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截止2007年底, 试点工作已在全国25个省 (区、市) 的147个地 (市) 、759个县 (区、市) 、6853个街道 (乡镇) 展开, 分别占全国省、地市、县区和街道或乡镇建制的73.5%、44%、26.5%和15.8%。 至此, 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全面铺开之势已经不可逆转。

(二) 安徽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情况。

2005年12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皖办发【2005】29号) , 安徽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合肥市瑶海区、庐阳区、肥东县, 淮北市杜集区, 亳州市蒙城县, 宿州市桥区, 蚌埠市龙子湖区、怀远县, 阜阳市颍泉区, 淮南市大通区、八公山区, 滁州市琅琊区, 六安市金安区, 马鞍山市花山区、金家庄区, 巢湖市居巢区, 芜湖市南陵县, 宣城市宣州区、旌德县, 铜陵市铜官山区, 池州市东至县, 安庆市宜秀区、怀宁县, 黄山市祁门县进行。2010年8月31日, 安徽制定出台《安徽省社区服刑人员异地委托管理暂行办法》, 对离开居住地所在县 (市、区) 到异地临时居住超过6个月的社区服刑人员, 由居住地管理机关委托临时居住地相关部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 以进一步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管理, 防止脱管漏管, 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为进一步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正工作, 2010年12月18日, 安徽省首家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基地马鞍山市花山区沙塘司法所揭牌。

(三) 《刑法修正案 (八) 》关于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八) 》正式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典。《刑法修正案 (八) 》第2条规定:“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第13条规定:将刑法第七十六条修改为:“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缓刑考验期满, 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 并公开予以宣告。”;第17条规定:将刑法第八十五条修改为:“对假释的犯罪分子, 在假释考验期限内,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假释考验期满, 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并公开予以宣告。”。《刑法修正案 (八) 》的出台使得社区矫正的实践正式获得了法律依据, 将引起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彻底变革, 为我国开放式刑罚处遇制度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是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但我们也应当清醒的认识到, 《刑法修正案 (八) 》并没有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概念、性质、执行机关、如何执行等具体内容, 而社区矫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才刚刚起步, 相关立法尚没有跟上, 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深入论证。

二、社区矫正的科学内涵

社区矫正是一个“舶来品”, 英文为 Community Correction,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 直译为社区矫正或依托社区开展的矫正活动。由于国外对社区矫正的法律与实践本身存在着争议, 各国法律规定的内容也不同, 因此社区矫正在国外的认识也不统一, 其概念自然是未确定的并呈开放性的状态。21 世纪伊始, 中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实践与探索, 给我国刑事司法系统理论与实践部门的同志们, 带来了极大的工作热忱与研究兴趣, 大家给社区矫正下了诸多不同的定义, 见仁见智, 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认识的透彻性不一, 社区矫正概念也未取得共识。我国官方确定的社区矫正定义是:“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通过研究,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应具有如下内涵:首先, 社区矫正是教育改造罪犯的一种方法。其次, 社区矫正的对象是不需要监禁或继续监禁的社会危险性小的罪犯。第三, 社区矫正的主体是专门的国家机关, 以及相关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第四, 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是生效的刑事判决和裁定, 以及变更执行的决定。第五, 社区矫正的目的是降低重新犯罪率, 提高改造质量, 并为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第六, 社区矫正的任务是对置于社区内的罪犯予以行刑监督、教育改造、帮助救济。第七, 社区矫正的方法必须遵循社会管理规律, 运用社会工作方法, 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第八,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行刑相对应的行刑方式, 使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

三、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做法和存在的困难

(一) 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做法。

中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隶属于社区矫正的初级阶段, 主要是为全国普遍适用与执行社区矫正积极经验、建构模式, 为未来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执行法或社区矫正法的修改、制定提供立法的实践依据。因此,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和不断自我修正与完善的过程。主要做法有:一是以矫正质量为核心, 加强对社区矫正方法的研究和实践。二是依法做好日常监督管理, 确保刑罚的有效实施。三是积极探索矫正方法, 努力实现行刑与矫治的类型化、个别化。首先, 以个案矫正为主, 实施有针对性教育。其次, 合理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与社会公益劳动。第三, 科学适用心理矫正。四是开展帮助服务工作, 体现人文关怀;五是注重社会化矫正方法的运用, 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六是切实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 社区安全保护与罪犯人权保障并重。七是坚持日常考核与适时奖励相结合, 充分调动社区服刑人员的积极性。八是重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二)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存在的困难。

必须看到, 我国于2003年开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 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 覆盖面稳步扩大, 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0年12月底, 全国31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59.8万人, 现有社区矫正人员27.8万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一直在0.2%左右, 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无需讳言, 仍存在以下问题需要面对:

1.对罪犯实行监禁刑的思想根深蒂固。在我国传统的刑罚执行体系中, 监禁刑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很多人认为只有对罪犯实行重刑, 实行严刑峻法, 使罪犯感受到刑罚的痛苦, 才能起到震慑作用。这种思想影响很大, 以致出现了大部分群众对社区矫正茫然、困惑, 他们无法理解将服刑人员置于社区的真正价值, 却对自身的安全深感担忧。因此, 广大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的刑罚理念的需要更新。

2.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当前我国开展社区矫正的依据主要是 2003 年两高两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1 年 2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罚修正案 (八) 中虽然规定了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但这个规定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缺乏可操作性。《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只是一个指导性文件, 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 再加上《通知》的发布相当仓促, 因此, 《通知》的规定还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 适用《通知》难免还会存在一些问题。《通知》中存在的问题:一是《通知》只是一个指导性文件, 无权赋予社区矫正执行人员法律职权, 社区矫正执法人员执行刑罚的职权缺乏法律依据。二是《通知》对社区矫正的程序规定过于原则、笼统, 缺乏可操作性。三是《通知》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进行明晰的规定。2011年2月2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 第一次把社区矫正写进了法律,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让已经开始试点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式做到了有法可依, 这也表明我国决策者开始着力解决当前我国在刑罚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开始在立法层面用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来解决管制、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融入社会的问题。社区矫正入法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这只是社区矫正立法的一个开端, 我国社区矫正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 刑法中只规定了缓刑、假释、管制适用社区矫正,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因保外就医等各种原因而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 这批人员数量很大, 也应该对他们采取社区矫正, 但是暂予监外执行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 要对暂予监外执行人员实行社区矫正, 就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二, 刑法修正案 (八) 只是提出了一个概念, 而没有进行具体明确的规定, 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 接受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应承担何种义务?执行社区矫正的机关是什么?如果接受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违反管理规定了应该怎么办?在社区矫正过程中人员经费应该怎样落实?

3.社区矫正资源不足。参与社区矫正的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者, 无论是专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社会志愿者都应该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 这些专业人员应该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然而,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 具有专业素质的专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社区矫正志愿者是非常有限的, 就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资源总数来说, 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首先是队伍建设不理想。从目前试点情况来看, 三支队伍的建设并不理想。第一支队伍即以司法所干警为主的专业队伍, 不仅在人员配备上力量不够而且在专业素质上也无法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目前在试点单位中, 缺少专业的矫正人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基层司法所虽然承担了社区矫正的任务, 但他们都不是专职的矫正人员, 他们还肩负着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安置帮教等工作任务。基本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专业培训。第二支队伍是以公安政法机关人员为主的专业辅助力量。在社区矫正中的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 在社区矫正中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第三支队伍是志愿者队伍的建设也相对缓慢, 不仅志愿者队伍人数较少, 而且来源单一。其次是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功能角色冲突。社区矫正工作者目前有三种身份:一是刑罚执行者。按照“两高两部”的通知, 社区矫正对象全部是被判处刑罚的服刑人员, 社区矫正工作是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 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 因而是刑罚执行者。二是行政管理者。即通过多种形式, 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 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 使他们悔过自新, 弃恶从善, 成为守法公民。三是社区工作者。即帮助罪犯成功地适应社区生活, 解决他们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三种身份的工作职责要求是不同的, 他们之间还可能会发生冲突, 如何解决这种冲突, 社区矫正人员目前在工作中还难以把握。第三是缺乏个性化矫正方案的制定规范。个别化原则不仅仅是对监禁罪犯的改造适用, 对非监禁罪犯的改造也非常必要。要取得良好的矫正效果, 就需要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地设计矫正方案, 这项工作量大难度高, 需考虑犯罪类型、前科纪录、犯罪特点等, 对矫正人员的素质与工作量、人员数量都有较高要求。由于现有条件的制约, 个性化的矫正方案在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中尚不多见, 往往是大多数矫正对象适用的是同样的矫正措施, 这与当前矫正措施种类不丰富有很大关系。第四是领导体系不稳定。任何一项工作如果欠缺了必要的“硬”条件, 只能是纸上谈兵。组织机构还并不完善, 没有真正建立完整的组织领导体系, 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格局是“党委、政府领导, 司法行政部门牵头, 各部门积极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 表面上看很全面、很有力、很有效, 实际上, 由于各级领导小组成员更换频繁, 组织结构较为松散, 不适应刑罚执行这种需要坚强有力而又集中统一领导的法律活动, 不可能很好地推动工作长期发展。第五是机构不专、编制严重不足。国家为改造违法犯罪人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监禁矫正至少每人每年需要1万余元, 而社区矫正则仅需1千余元, 两相比较, 相差竟达到10倍之多。社区矫正工作如此的重要, 且将为国家改造违法犯罪人员节约巨大的成本。但是, 统揽社区矫正全局的司法厅 (局) 社区矫正工作管理部门, 并非专门机构, 也无专门人员, 有的至今还挂靠在基层处。很多区县司法局没有成立相应的社区矫正管理科, 工作任务只是增加在区县司法局基层科, 这样布局能否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形势?当然, 这确实值得全社会深思。按照“三名以上人员”标准, 各省 (市、区) 政法专项编制司法助理员严重缺编。有的镇甚至出现了1名司法助理员管理60名社区服刑人员的现象, 连社区矫正日常事务都难以应付, 何谈矫正质量呢?同时, 人员编制无着落, 直接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多名司法助理员为地方编制暂时借用到司法所工作。 第六是经费无标准, 随意性较强。由于无法可依, 社区矫正欠缺经费标准, 因此导致随意性较强, 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不够也只好将就凑合。初步估算, 每人每年约需开支1500元, 仅占监狱服刑人员的十分之一。但是, 面对如此“低廉”的“矫治成本”, 省级财政和区县财政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投入却极少, 根本无法满足社区矫正组织的日常办公、宣传培训、突发事件处置、信息系统维护、法律文书制作、困难救助、对外出矫正对象的调查及跟踪管理等的正常开支, 有的区县连法律文书和档案资料都要挤占原来的办公经费。即便有一定投入, 也只是靠协调与沟通暂时解决一点工作经费问题, 没有形成依靠财政预算划拨工作经费的长效机制。如此下去, 工作如何开展?第七是因无法可依而涉嫌“越权”。让人困惑的是, 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执法行为。但现有的“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刑罚执行主体是监狱和公安机关。根据“两高 (法院、检察院) 两部 (公安部、司法部) ”文件规定, 社区矫正的专业矫正力量是司法所司法助理员和公安派出所民警。执法行为, 特别是对违法犯罪的刑罚执行行为, 必须经法律授权才能进行。而上述文件只是规范性文件, 与法律相比, 其效力太低。于是, 司法所助理员执行刑罚并未获得法律授权, 这就涉嫌刑罚执行的越权, 因此, 司法行政机关人员在进行社区矫正工作时提心吊胆, 如履薄冰, 不敢大胆开展工作, 害怕因法律规定不明而无辜承担“越权”责任。正因为司法助理员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欠缺任何法律、法规等制度性的保障, 因此, 使得矫正人员在行使职权时缺乏强制保障措施, 于是造成其管理权责不对等。例如, 社区矫正在实践中的内容包括强制性的公益劳动, 但“刑法”对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均无此类规定。而我国《立法法》规定, 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因此, 司法所及其司法助理员强制要求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公益劳动, 是无法可依的。第八是社会性支持资源不足。在社区矫正实践中, 有一种普遍现象, 即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一般都有生活、居住、就业等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这些困难, 他们很可能因为缺乏最基本的经济保障而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因此, 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应该整合社会上的各种有用的资源来共同解决问题, 而不能单纯的仅仅依靠司法行政力量来解决。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尽管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通过各种努力来挖掘社会资源, 但实际效果确实相当有限, 社会资源依然短缺。现实中很多服刑人员接受社区矫正后, 仍然面临很严峻的生存问题。

4.社区矫正工作遇到的法律制约。一是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社区矫正是个“舶来品”,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社区矫正的专门规定。不论是从我国的《立法法》还是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东京规则) 》等文件精神来看, 限制与剥夺公民自由的刑罚方法和措施及其执行, 应纳入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并通过最严格的立法程序在狭义的“法律”中才能规定。二是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分离。根据目前的法律制度, 对5种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权的全部为公安机关。两高和两部联名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 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 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这样就造成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分离, 执法主体并不负责社区矫正工作, 工作主体没有执法权的尴尬局面。这种立法与实践工作的脱节造成社区矫正工作关系复杂、程序繁琐, 导致社区矫正工作难以顺利开展。三是法定矫正监管措施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社区矫正一方面是严肃的刑罚执行方式, 另一方面也是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 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矫正过程。要达到高质量的矫正效果, 必须有科学、完善的矫正监管措施。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对于矫正对象的矫正监管措施, 显得过于原则, 且缺乏可操作性。目前试点省市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措施在刑法的相关规定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并有所增加, 但无非是进行集中教育以及参加公益劳动等, 无法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四是缺少程序保障。从法理学角度讲, 法的正义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个方面,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内容, 后者是前者的形式和保障。一部实体正义的法律, 如果得不到相应的程序方面的保障, 终将沦为空谈。就目前的情况看, 两院、两部下发的《通知》中并没有关于社区矫正应当如何具体开展的程序性规定, 只是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义、适用范围、任务等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而在具体程序方面, 只是粗略提及公检法和司法行政机关如何分工, 但对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社区矫正各个阶段的衔接、社区矫正的管辖、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的评估程序等并无涉及。各试点省市结合自己的特点对此进行了补充, 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 但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低而且是各单位从自己部门的利益出发制定的, 导致各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实际操作中时有磕磕绊绊现象发生。同时, 有关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告诉、申诉等救济程序也缺乏相应的规定。

四、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制约的基本对策

为了顺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 确保社区矫正的有效性, 实现刑罚的目的, 加快社区矫正法制化建设, 有必要从实体上、程序上、组织上加强和完善社区矫正立法。

(一) 统一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

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相分离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 将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合二为一, 创建统一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显得尤为必要。公安机关职能本身决定了它并不适合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

1.社区矫正主管机关。

应明确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社区矫正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社区矫正工作。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设立专门矫正机构”。各级矫正机构设置上可如此设置:司法部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司法厅内设置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省会所在地市、较大的市司法局内设社区矫正工作处、市司法局内设社区矫正科——县 (县级市) 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科——基层司法所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站。从法律分工的角度来讲, 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部门作为社区矫正执法的主体符合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法制原则, 即公安机关负责侦查, 检察机关负责提起公诉, 法院负责审判, 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从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的司法行政部门, 长期负责监禁刑的执行, 在教育改造罪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执行机关及工作机构。

应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执行机关可以指派所属司法所具体实施社区矫正工作”。

3.执法人员。

应明确规定:“执行机关设置社区矫正官, 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官由人民警察担任”。从司法实践看, 目前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严重存在教育矫正权与监督管理权相脱节问题, 即仅有说服教育、帮困帮扶权, 监督管理、限制活动范围、限制活动范围等处罚措施多依靠公安机关执行。教育矫正权与监督管理处罚权相脱节已客观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刑法修正案 (八) 已明确规定, 对被判处管制、缓刑、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行社区矫正。随之在近两年即将修改的刑诉法也将明确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关, 由公安机关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为了保障法律正确实施, 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相应的处罚权、建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资格准入制度, 明确社区矫正官警察身份是必须的。

4.辅助人员。

主要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尤其是社会工作者, 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专职性、专业性、辅助性等特点, 因此可将社会工作者明确为“经政府聘用, 辅助执行机关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同时建立社会工作者招考录用制度。

(二) 完善缓刑和假释制度。

1.量化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72条规定的缓刑的适用条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现, 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假释适用条件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确有悔改表现, 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些规定过于原则, 对于何谓“悔罪”“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具体的评判标准, 不利于缓刑和假释的准确适用, 甚至容易造成滥用。为此, 应对这些规定予以进一步的明晰化, 以便司法实践操作。

2.充实缓刑和假释考验期的行为规范。

国外立法对缓刑犯和假释犯的行为规范, 大都分为必要条件和裁量条件。必要条件是对所有缓刑犯和假释犯都适用的共同条件, 如接受有关人员的监督, 定期汇报自己的活动情况, 不得随意外出等。裁量条件是因犯罪人而异的条件, 是否适用由法官酌情决定, 如禁止进入特定场所、接受医疗处遇等。我国《刑法》第75条、77条对缓刑犯、假释犯设置了四项行为规范, 但都属必要条件, 而无裁量条件的规定, 且这些规定过于概括, 既不易于考察, 也缺乏针对性。应当借鉴国外立法, 将缓刑犯和假释犯的行为规范区分为必要条件和裁量条件两部分, 并且补充、完善其具体内容, 以提高司法适用的灵活性, 同时便于考察机关有效监督。

3.重构假释决定权。

目前我国的假释决定权由监狱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行使。这种决定权的设置有失妥当。首先, 由于法院本身有许多业务要处理, 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审查假释案件, 往往被动地接受监狱部门报送的假释的书面材料。其次, 在司法实践中, 监狱希望将假释作为奖励手段来加强管理, 而法院往往倾向于保持原判的相对稳定, 不主张更多地适用假释, 导致司法和执法上的矛盾。再次, 假释从监狱提出开始, 到层层上报法院裁定, 中间环节甚多, 是无法做到及时的, 而不及时的减刑在很大程序上抵消了激励的作用。鉴于现行的假释决定权设置存在的弊端, 可以考虑把假释的决定权分配给司法行政机关。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假释并不涉及原判决的变更, 因而这种权力并不属于司法权而是一种行政权, 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假释决定权并不影响和侵犯法院的审判权。二是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着改造犯罪人的重任, 理应享有与其职责相适应的权力, 但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只有改造犯罪人的责任, 却无选择改造手段的决定权, 这种责权分离的状况既不利于强化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功能, 也难以使犯罪人与刑罚执行机关建立一种利益依赖关系, 从而妨碍了假释激励功能的发挥, 使刑罚实现的程度大打折扣。三是司法行政机关对于矫正罪犯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能够根据犯罪人的表现判断其是否真正具有悔改决心, 做出是否给一个服刑人员予以假释的较为科学的结论, 从而有效地激励他们的改造积极性。

(三) 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建设。

为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 应加强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按目前实际情况, 在原有的社区矫正监督考察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参加学习和劳动制度以及档案管理制度基础上, 还应当建立和完善以下几种制度:

1.实行保证金制度与担保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 难免会出现矫正对象违反监督规定的情形, 根据受益与风险对等的原则, 实行保证金制度和担保人制度, 即符合矫正条件的服刑人员, 必须由其亲属、监护人申请担保, 承担监护责任。一旦失控, 担保人要承担经济、民事、行政责任。如果被担保人不接受担保人的监督, 担保人有责任向有关部门申请撤销担保, 司法行政机关可决定将该服刑人员收监关押改造。这种做法有利于增强矫正对象的自我约束力和担保人对矫正对象监督教育的责任感。

2.信息共享制度。只有依靠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和行为动态, 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进而加强教育和改造, 最终达到圆满完成社区矫正工作任务的目标。司法行政机关需加强与公安机关、监狱管理机关等相关部门的合作, 建立非监禁刑服刑人员的“信息共享制度”, 堵塞衔接工作中出现的漏洞, 降低脱管率。

3.异地托管制度。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员流动性较大、户籍管理滞后, 再加上城市动迁力度大导致非监禁服刑人员“人户分离”现象比较多。针对这一问题, 应在全省、市甚至全国范围内建立“异地托管制度”, 即对于“人户分离”的非监禁刑服刑人员, 原户籍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与其暂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联系并委托协助管理。

4.脱管处理制度。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问题是当前社区矫正工作中难点, 主要是因为责任主体不明确造成的。应明确规定:“社区矫正人员未按规定时间报到或者在社区矫正期间下落不明的, 执行机关应当立即组织查找。查找不到的, 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查, 执行机关予以协助”。

5.严管制度。为了正确执行法律, 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中管理权与教育权脱节问题, 以及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问题, 必须赋予执行机关一定的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应明确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有再犯罪风险、对社区造成不良影响的, 执行机关视情况对其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责令到场说明汇报情况, 拒不到场的, 可以强制到场。二是责令每日向社区矫正官报告活动情况。三是在规定时间内以电子监控等方式限制活动范围。四是责令在规定时间内到社区教育服务机构居住并接受矫正”。应明确规定“社区服刑人员违反监督管理规定, 情节较轻的, 由执行机关给予警告。依法应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执行机关应当提请公安机关给予处罚”。

6.收监执行制度。应明确规定:“对社区服刑人员有违反规定情形的, 由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和决定机关提出建议, 人民法院和决定机关应当依法裁定或决定收监执行”。应明确规定:“决定收监执行的, 决定机关应当立即通知同级公安机关, 由公安机关及时将罪犯交付监狱或者看守所。被决定收监执行的社区服刑人员下落不明的, 由公安机关负责追逃”。以敦促犯罪人认罪伏法, 加强改造, 确保公众的安全, 维护法律的尊严。

7.建立奖励制度, 缩短考验期或禁止令期限。在对社区矫正人员考核、奖励上, 可借鉴监狱机关的工作做法, 建立定期考核制度, 量化考核标准, 根据社区服刑人员表现, 给予一定奖励, 并作为提请刑事奖励的基础条件。应明确规定:“社区服刑人员认真遵守法律法规, 服从监督管理, 积极参加社区服务和教育培训活动, 执行机关经考核属实, 可以给予表扬等奖励。被判处管制、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服刑人员, 在矫正期间获得表扬等奖励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应当减刑。被宣告缓刑的获得表扬等奖励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可以缩短考验期,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刑。社区服刑人员认真遵守人民法院禁止令, 在矫正期间获得表扬等奖励的, 可以缩短禁止令期限或者变更禁止事项。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减刑、缩短考验期、缩短禁止令期限、变更禁止事项, 由执行地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同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提请, 依法作出裁定”。

8.建立生活安置、社会保障救济制度。社区矫正是专门机关工作与社会性工作的结合。社区矫正首先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 具有通常的刑罚执行的基本特点。如执行机关具有特定性, 执行方式具有强制性, 对矫正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等等, 以此区别于一般的社会工作。但同时, 社区矫正是偏重于执行过程的措施、方法或制度, 必须要充分利用社区各种资源, 动员社区内各种群众力量参与, 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的社区矫正, 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工作。因此应明确规定民政、教育、工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与城市建设、村民委员会等各自的责任, 共同做好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如应明确规定由何部门具体解决目前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的医保问题。服刑人员在监内没有办理医保, 出狱保外就医费用就得全部自理, 服刑人员无力承受, 已出现保外后因家庭无力承担医疗费用, 将服刑人员送回监狱的现象。

(四) 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权力, 同样适用“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的规则, 社区矫正是否公正、具体处遇是否适当, 矫正人员能否依法矫正, 必须要有完整的法律监督体制。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 就是专门的国家机关依法对社区矫正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从社区矫正的决定、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服务等行为、社区矫正过程中处罚措施的制定、社区矫正过程中各个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情况等等是否遵守法律规定, 是否符合当前的政策, 尤其是在出现社区矫正管理过程中的个别违法状况时, 法律监督机制就应当发挥巨大的作用。根据《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刑法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 检察院应当对社区矫正机构在执行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缓刑、假释、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和监外执行的判决、裁定、决定执行情况是否合法, 实行监督, 如果发现问题, 应当通知执行机关予以纠正。尤其是, 社区矫正工作当前还处在探索阶段,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 法律监督工作应当加大力度。

摘要：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 各地矫正开展工作不平衡,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 (八) 》的出台使得社区矫正的实践正式获得了法律依据, 将引起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彻底变革, 为我国开放式刑罚处遇制度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是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本文从社区矫正问题的提出, 分析了矫正工作开展的现状、主要做法、存在的困难和法律上的制约,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执行方式,基本对策

参考文献

[1].[日本]大谷实;黎宏译.刑事政策学 (新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270

[2]. (美) 克莱门斯·巴特勒斯;龙学群译.罪犯矫正概述.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7:5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