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通用8篇)
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篇1
试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完善
一、我国社区矫正现状
2002 年 8 月,司法部成立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开始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研究,并形成《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报告》,对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提出了初步构想。与此同时,上海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闸北区宝山路街道以及北京密云县率先在全国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探索。
2003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在制度上、法律上确立社区矫正的正式起点。2005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的要求,表达了中共中央对社区矫正这项刑罚制度改革的认可和支持。
2011 年 2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其中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这为社区矫正制度确立了正式的法律依据。
二、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一)具体实施细则的制定和规范
《刑法修正案
(八)》的出台,解决了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保障问题。但无论是之前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还是《刑法修正案
(八)》,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内容、程序的规定都过于笼统,对于社区矫正工作流程,矫正对象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参与矫正的工作人员的选拔和培训等等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中涉及到的问题均没有具体的规范。此外,还存在社区矫正相关规定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情况。比如,按照法律规定,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为公安机关,根据相关规定,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成立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个在规定上和实践中执行主体的冲突进而造成了检察机关监督权行使对象上的问题,究竟以公安机关为监督对象,还是以司法机关为监督对象,而监督对象的模糊可能进一步造成互相推诿责任,权力行使落空等情况。
(二)社区矫正中法律监督的实施
首先相关法律不完善,社区矫正是相对于监禁刑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各种刑罚执行活动负有监督的责任。2009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其中对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交付执行环节、落实监督和教育措施环节、执行变更环节、执行终止环节的职责作出了简单的说明,但没有就检察机关社区矫正工作如何开展的细节问题作规定。当前,检察机关开展社区矫正中的法律监督工作主要依据 2008 年 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所以,社区矫正中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亟需出台细则性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其次检察机关缺乏强制力《办法》规定,发现轻微违法情况,可以当场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发现严重违法情况,可以报检察长批准,及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如果被监督单位未纠正或回复意见的,应及时向上一级检察院报告。这样,问题只是在检察机关中一级一级上移,并没有对被监督单位实质的强制执行权力,从而影响了监督的有效性。
再次知情权无法保障,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无法介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申报和审批过程,由于执行机关不移送相关的案件材料,检察机关事后审查的依据仅仅是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等。这些文书的传递主要通过法院送判决或者是外地监所部门邮寄,这种传递方式本身也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所以,检察机关无论是从实质上还是时间上,都无法保障对案件的审查。
(三)社区功能不足以及社区矫正专业人员的缺乏
我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单位制”,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和控制,都是依靠单位实现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单位制”模式已经逐步向“社区型”社会转化,社区已经承担了部分的社会管理职能,但社区的完善和成熟程度仍然不够,距离社会学上社区的定义还有一段距离,更加没有实现理想的“社区自治”。我国当前的社区行政管理的色彩比较浓厚,完全承担社区矫正的责任还有点力所不能及。
此外,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缺乏明确具体的操作细则,更加没有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制度,这就造成了社区矫正专业人员的缺乏,给矫正工作的进行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议
(一)对矫正对象建立评估体系、实行分类矫正制度
分类在社区矫正中可以发挥多种作用。第一是它有助于治疗和康复;第二是分类有助于预测重复犯罪及社会面临的其他危险。Clements(1996)“:为了达到矫正的目的,‘所有罪犯都一样’和‘每个罪犯都是独特的’两个极端的中间存在着一个分类系统,这个分类对于实现矫正的目标是有价值的。分类系统将罪犯归到不同的子群体中,同一子群体的罪犯有着共同的症状、病因、行为特征和其他相关的特征”。
早起的分类系统中表现较好的是爱德华提出的,犯人被分到十个类型中的一类,每一类都有具体的行为表现和适应性特征。这个基于人格特质的分类框架有其局限性,比如应用到其他矫正机构的适应性以及跨时间的稳定性等方面的问题。近年来,加拿大研究者已经编制出具有较高信度、效度用以评估的量表。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可以引进国外成熟的评估量表或者自行编制量表来对矫正对象进行评估和分类。
(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
1.对专职人员的培训
专职人员是社区矫正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工作人员。专职人员可以从有矫正工作经验的社区工作人员或者在职警察中选任,也可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具有相关工作潜质的人。对专职人员的培训可以从法律、教育学、心理学多个角度进行,通过和实践相结合,生成系统的社区矫正专职人员培训课程,并设置考核标准或者开展资格准入考试,达到标准或通过考试的学员才能上岗。经过考核的工作人员除了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外,同时要负责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培训。
2.招募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
社会工作者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有固定时间从事矫正工作,但非专职人员。所以,社工选拔时可以选择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如法律、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且具备一定学历的(比如本科以上毕业生)人员。社工信息可由司法行政部门直接掌握,将这些信息进行再分配给社区。
从各个地区实行社区矫正的情况来看,专业人员不足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招募志愿者是缓解人员不足的有效手段,由于志愿者人群的流动性比较大,为了维持相对的稳定,在招募之初要收集志愿者的基本信息,比如有无固定时间、参加意愿是长期、短期或者临时等等,然后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将志愿者分类,再分配不同的工作。
(三)加强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监督作用
1.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
制定有关社区矫正的专门的法律,包括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矫正程序、法律监督体系、实施主体的人员设置、资格准入要求以及矫正对象的评价标准等等细则性内容,法律要具有可操作性。
完善社区矫正相关的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在矫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及职责,要确权也要限权。对对抗法律监督的行为,规定相应的责任追究程序,给予检察机关对监督工作的强制力和处置权。
2.保障检察机关的知情权和随时介入权
明确规定案件送检察机关审查要一同移送案件材料,以及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要定期向检察机关通报执行情况;此外,法律也要明确检察机关的随时介入权,矫正主体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要予以配合,同时,要对权力行使的程序和细则予以明确,防止权力的滥用。
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篇2
首先, 社区矫正对象对于自己的生活态度比较茫然、行为举止不知所措。矫正对象对自己的矫正生活一无所知, 不清楚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对于自己以前生活所犯罪的行为不知怎么改变而茫然无措, 不清楚怎么把矫正生活和以前的生活、工作相协调, 从而能够顺利的完成矫正又能够不影响原来的生活。其次, 社区矫正对象对于自己行为所犯的罪充满悔恨, 不知道怎样可以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生活。矫正对象深知自己的一念之差犯下的罪行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正常生活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认识到自己以前行为危害到了他人的正常利益, 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痛苦和后悔, 甚至在悔恨中无法自拔, 社区矫正者要帮助矫正对象走出心理阴影, 避免矫正对象作出伤害自己生命的行为。最后, 社区矫正对象心理希望脱矫, 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刑事制裁性不了解而引起的心理的问题。表现为社区矫正对象不配合矫正工作安排, 自以为能够凭自己的小聪明能够逃脱矫正, 或对社区矫正工作不以为意, 认为只是形式而已从而不能够认真执行, 对矫正人员也态度轻狂, 不理会社区矫正的规章制度。
二、就业方面的问题
就业是矫正对象融入社会生活权利的正常诉求, 是保障矫正对象基本权利的内在要求, 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措施, 能够帮助矫正对象提高矫正质量。由于现今的社会就业压力大, 矫正对象能够拥有一份工作对于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是具有很大帮助的, 可是对于社区矫正工作如何保证矫正对象的工作和生活却是面临困难重重, 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的确也是当务之急。社区矫正对象由于自身对社会造成过危害, 所以在就业方面便存在后天性的弱势。矫正对象找工作相对比较困难, 他们的犯罪记录是终身被记档存册的, 对他们的求职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同样的岗位和同等的求职条件下, 大多数的招聘单位对他们是“敬而远之”的。就业的各种门槛使他们对自己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而显得“望尘莫及”。综上所述, 社区矫正对象对于自己矫正的身份能够寻找到一份工作是存在疑惑, 从而影响到矫正对象对未来的生活没有十足的信心。
三、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社区矫正对象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也存在问题, 他们面临的这个问题不是单一存在的, 而是涉及到家庭、工作、朋友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怎么弥补家庭关系、处理工作信任关系和整理朋友关系是社区矫正对象都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家庭关系方面, 亲属对矫正对象的生活态度出现转变, 弥补亲属之间产生的隔阂;工作关系方面, 主要是处理就业过程中组织关系产生的问题, 对于工作信任的问题不是每个矫正对象都存在的, 并且社区矫正对象的工作关系问题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过失犯罪的矫正对象, 人们更多的是给予同情和鼓励;对于故意犯罪的矫正对象, 人们更多采取的是躲避和拒绝;还有就是组织和同事会以与矫正对象早期相处的经历得到一种固定的模式和观念, 看不到矫正对象的变化与努力, 面对这些情形, 矫正对象不知如何改善与同事和组织间的关系;整理朋友关系方面, 主要是对于新生活中对于自己朋辈群体的选择和重构, 矫正对象自己原本的正常朋友圈的缩小和不良朋友的加入。长久以往与正常的朋友产生距离, 并与不良朋友形成一种亲密的依赖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 不利于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矫正对象的重新融入社会。
四、权利保障方面的问题
社区矫正对象不仅属于弱势群体, 而且相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主要因为是犯罪行为而受到刑法的处罚, 他们在某些权利上是被剥夺和限制的。社区矫正对象权利保障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自己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 哪些权利是需要被保障的和怎样保障自己的权利。矫正对象的现状是因为刑罚的性质和矫正的需要, 他们的权利变得不完整的并且印有刑罚的烙印,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矫正对象对自己权利保障的问题。社区矫正对象权利保障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是:首先, 矫正对象因其部分权利受限可能会影响其他未被剥夺的权利的运行, 因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伤害或损失;其次, 矫正对象由于受矫的身份使得自己不能够受到平等的对待;最后, 矫正对象由于自己的身份和权利限制, 在自己的合法权利遭到侵犯时往往不知是否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 也不知道谁能够维护他们的权利, 更不知道维权之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对于矫正对象的权利保障还需要司法部门进一步的讨论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唐春风.回归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2]周国强.社区矫正的人道价值论[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6 (2) .
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基础构建;实践概况;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3-0058-02
一、我国社区矫正产生的社会基础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思想,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重刑观念由来已久,以至于今天仍深深根植于国民意识之中。长期以来受这种重刑思想的影响,我国的非监禁刑的普遍适用一直很难推行,再加上社区矫正执行机制的残疾,最终的执行效果也是差强人意,与民主法治的实现相去甚远。有人曾指出:“我国几十年来的监狱行刑模式基本上走上了一条把罪犯关押起来脱离社会改造的方式。”在新中国成立的大约50年间,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单一封闭的行刑模式,刑罚效益的低下制约刑罚发展进步的事实状况千真万确地摆在我们面前。自从“社区矫正”一词第一次正式地出现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后,现在“社区矫正”在我国立法中的地位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位置。我国的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发展又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概况
(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及实践成效
自2002年8月开始,上海、北京两地首先开始进行试验,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司法部于2003年10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6省(市)为社区矫正试点省(市),这正式启动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进程。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社区矫正工作在试点六省(市)开展得很顺利,如今虽谈不上硕果累累但工作成效与之前相比也真的是可圈可点。2004年年底,我国又确立起了第二批试点省(市),分别是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等。目前为止,社区矫正的试点区域已覆盖了全国范围的一半以上,而且在地区分布上实现了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西部的深入推进。
(二)甘肃省武威市司法局的实践调研情况
本研究项目调研对象的选择,在全甘肃省中选择了武威市,武威市3.3万平方千米的土地面积中仅2013年就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366.72万亩,显而易见武威市一区三县主要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城市,农村地区的代表性强,而且甘肃省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我国的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社区矫正对比全国落后于我国的东部发达地区。正因如此,有对比才有发现即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小区矫正实践状况的落后是导致我国社区矫正实践失衡的主要原因。
武威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调查状况:自2010年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全市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2167人,累计解除社区服刑人员1129人,在册1038人,其中管制37人,缓刑954人,假释12人,暂予监外执行35人。在册的952名社区服刑人员中,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49人。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始终控制在0.2%以下。在工作机构建设和组织保障方面,市、区县均成立了由分管领导为组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综治办、编办、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工会、团委、妇联、司法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经编办批准,在市、区县司法局设立了社区矫正办公室。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相对于西北地区其他省市来说,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上,武威市较强的代表性中也反映出了社区矫正在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具体体现。
三、我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推行以来,发展迅速,效果显著,至今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试点。然而,社区矫正工作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制约其更好地发展。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
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发展不平衡、东西部之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最鲜明的差别。纵观社区矫正试点的分布区域,由东至西连点成线在数量上则是东多西少的局面。社区矫正的第一批试点就是以东部为主,而且主要都是在城市开展。开展试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探索的方向上出现了偏差,我们偏离了农村。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畸形、残缺已然成为了当下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总的来看,当前城市与农村在发展水平上差距悬殊,如果任由此发展下去,我国社区矫正的探索之路将会越来越艰难,社区矫正的公平性、行刑的统一性将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其活力将会日渐减少直至枯竭。因此,扶植农村地区社区矫正的发展是推进全国社区矫正进程的首要任务。
在我国,农村地区面积较大而且人口分布较城市比较分散,国家对于农村的资源配备也相对薄弱。农村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都比较贫乏。因此,与城市相比农村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上有更多的限制因素、困难重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现代化程度较高,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地广人稀而且生产力水平较东部低下,社区矫正的机制严重残缺。
(二)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和措施单调
社区矫正中万千工作对象个性各异,人身危险程度及改造需要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在工作过程中应区别对待,加强工作的有效性和多样性。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手段都比较单一,远远不能满足矫正对象的个性需要。与古代以身体刑和生命刑为主的罪犯处遇方式相比,近代以来所适用的监禁刑成為了最主要的罪犯处遇方式。刑罚的发展史中,刑罚从严酷走向宽容、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刑罚方式也随之变化,从单一走向了多样。虽然我国在社区矫正试点上有所成就,但西方多样丰富的刑罚方式在推动其国家刑罚文明发展的同时对我国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是社会的动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天性。”所以,我们不能让单调枯燥的社区矫正环境给矫正教育工作增加更多的困难,在健全社区矫正工作体制的同时对犯罪人健全性格的塑造也有不可或缺的影响。
(三)缺乏人力、财力的支持
在我国,目前关押一个罪犯所耗费用较高,那么,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需要矫正的对象高达千万,每年国家的财政负担相当繁重。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矫正的效果与国家财政支持二者之间是成正比的,我们不能为节省财政支出而就此放弃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我们需要的是这二者之间的平衡。目前,我们正处于失衡状态,编制短缺、条件简陋、资金紧张、设施缺乏、技术落后等问题突出,现有的人力、财力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
四、解决社区矫正发展中问题的对策
(一)统筹协调,促进区域之间的相互发展
在经济发展上,针对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的做法是先富带动后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原崛起等等。面临社区矫正工作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也可以效仿经济上的发展策略,重点问题重点解决,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面。例如,对于西部落后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可以借鉴东部试点省(市)的成功经验,引进西部以扶植西部试点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农村不同于城市,但在社区矫正的大体结构上并无出入。
(二)丰富社区矫正的工作方法
目前,我国所沿用的社区矫正方法单一、传统、枯燥,处处都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更好地开展。社区矫正的对象人数众多,每个对象的心理状况和危险程度都各不相同,因此,应该区别对待,个别性地考察具体犯罪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社区矫正的对象,与社会脱节时间较长,出狱后有的家中只剩下年迈的父母,而且文化程度都不高,只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薪资低,想要改善经济状况的意愿比较强,长此以往,再加上侥幸心理作怪,很有可能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社区司法工作者可以利用矫正对象的优势视角,多鼓励,提高其自信心,逐渐认可自己,使其得到别人的尊重,同时尊重别人。心理疗法胜过物理疗法,让每个犯罪人端正态度,从内心开始诚然地接受矫正教育。
(三)扩大社区矫正队伍
我们应按照“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建立一支庞大、训练有素、科学合理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社区矫正工作者人力资源缺乏,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在大学课程中开设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专业课程,利用大学生这个优势资源为社区工作培育人才,这样一来既可以缓解大学生就业危机又可以填补社区矫正工作者人才短缺的空位。从长远看,社区矫正同监禁刑相比,运行成本低、教育效果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经济来源,尤其是現在,我们还正处于探索时期,社区矫正的运行体制还未成熟,所以更需要充足的人力、财力投入作保障。应制定相关政策,尽快解决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短缺的问题。
注释:
①张苏军.我国监狱管理法制转型研究[A].刑事法评论第6卷[C].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②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
本文是 “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作者简介:
1.葛欣,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法学系,助教。
2.单改改,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法学系2012级学生。
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篇4
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的执行方式,是监狱矫正的相对称谓。社区矫正制度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对各类刑事罪犯在非监禁状态下进行治疗、监督、处置等行刑和矫正活动的总称,适用对象包括缓刑犯、假释犯、被判社区服务以及其他适用监禁刑替代措施的犯人。2002年香港著名歌星谢霆锋因妨碍司法公正被香港西区法院判处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这使得人民大众一下记住了“社区服务”这一新名词。其实在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就出台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无偿的社区劳动,并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这是我国的第一道“社区服务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曾在2003年7月10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列举了社区矫正的五种类型: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以及剥夺政治权利,但是此通知对适用社区矫正五种刑罚类型的规定很多方面都缺乏切实有效的执行力。因此,改革与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势在必行。我国社区的兴起和发展、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近年来社区矫正实践与试点工作所积累的有益经验,为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与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我们既要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又要创立一些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新的社区制裁措施。作为一项以“人文关怀”为主旨的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新举措,社区服务制度近年来受到了许多公众的广泛关注。
一、社区服务的概念与作用
所谓社区服务,是指法院判令被告人在社区内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以作为对社会赔偿的一种方式。作为社区矫正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社区服务制度通过安排社会服务工作并进行一定的辅导,帮助服刑者遵守规则,建立自重自律的观念,培养积极的生活模式,从而达到避免他们再度犯法的目的;违法者通过无报酬的社会服务工作贡献社会,也为服刑者补偿其对社会曾造成的损害提供了机会;同时,让违法者能够继续在社区内生活,不会妨碍他们正常的学业、工作和家庭生活,这样也更有助于促进罪犯同主流社会的融合,使服刑经历和社会生活保持同步。社区服务不仅避免了监禁刑的副作用,也克服了罚金刑存在被判刑人贫富不均而潜藏的实质上的不平等问题。社区服务是以“矫正”和“刑罚”并重的刑事处罚理念,将教育刑罚思想与赔偿理论融合于一体,突出了刑法的教育和挽救这两大功能。作为新型的短期监禁刑罚替代措施,社区服务制度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由于短期自由刑制度存在诸多的弊端,许多西方国家将社区服务规定为一种法定的刑罚执行方法。同时,社区服务制度近20年来有扩大适用的趋势,表明了其具有的重要价值,体现了刑罚执行社会化和经济化的要求。总的来说,社区服务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区服务可以避免短期监禁刑的弊端。
公众在惩治犯罪的观念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式,认为惩治罪犯的最好办法就是监禁,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使其丧失再次危害社会的机会。但是我们应当了解,监狱仅仅是惩罚与赎罪的场所,并不能有效地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适用短期监禁刑矫治罪犯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因而往往不能达到立法者所预期的刑罚效果。这是因为,监禁刑以剥夺自由为内容,中断了罪犯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并使罪犯自尊心受损,妨碍其再社会化。监狱矫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容易使犯人产生抗拒心理,因而难以收到实效。并且,监禁刑容易使罪犯之间相互传染,形成新的犯罪。因此,为避免自由刑的弊害,应发展开放式教育和社会内教育。新派教育刑理论把刑罚当作教育罪犯的一种方法,认为“人类本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可教育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所以必须扩大教育力量,促使其为善,防止作恶。对于违法犯罪者,必须加强教育和矫正的力度,使其弃恶从善,重新社会化,并防止再犯。为了达到教育和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就应当选择各种适宜的方法,不仅需要运用监狱等监禁措施,而且还要广泛地适用监外的处理方法。
第二,社区服务有利于赔偿社会。一般而言,犯罪直接侵害的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为了弥补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应当对受害人予以相应的补偿。但是,从更深层次上看,犯罪行为实际浸害的是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也正是刑事法律不允许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之间私了而坚决主张运用公权力惩罚犯罪分子的原因。诚如贝卡利亚所言:“有些人免受刑罚是因为受害者方面对于轻微犯罪表示宽大为怀,这种做法是符合仁慈和人道的,但却是违背公共福利的。使罪犯受到惩罚的权利并不属于某个人,而属于全体公民,或属于君主。某个人只能放弃他那份权利,但不能取消他人的权利”。所以判令罪犯对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同时,还应判令犯罪分子对社会进行赔偿。然而传统的自由刑很难谈得上对社会做出了多少补偿,罚金刑是罪犯补偿社会的方式之一,当犯罪人不能缴纳罚金时,就可以判令其从事一定时限的社区服务来替代。犯罪分子为社区提供无偿的社区公益性劳动或参加社会化生产等行为,就具有社会补偿的性质。在美国,社区服务被作为赔偿社会的一种模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种模式强调通过罪犯的社区服务活动来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以及支付法院诉讼的费用。
第三,社区服务有利于教育大众。对接受矫正的人员来讲,社区服务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体现了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对社区群众来讲,参与或了解对犯罪分子的社区服务工作,实质上是刑罚一般性预防作用的发挥。一方面,社区服务制度运用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多学科知识,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矫正其心理、生理等方面的犯罪动因与习惯,使其恢复社会正常生活,实现个体的转变;另一方面,对罪犯的矫正也可作为现实的普法教材,对社区中的公民进行警示教育,有利于实现群体性法律素养的提高,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违法犯罪分子,由于其年龄、心理、生理等各方面的因素,适当、及时的警示可以起到远胜于一般说教的教育和预防效果,制止犯罪行为于萌芽之中。对犯罪分子进行社区矫正的特殊预防与对社会群众以反面典型为案例的一般预防的合理结合,能够消除犯罪隐患,提高居民的法制水平,对社会治安的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并且,社区服务适应了“以人为本”这一时代要求,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刑罚执行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二、我国建立社区服务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我国短期监禁刑的使用量过大,并且行刑效果差,迫切需要非监禁刑的替代措施。例如1999年,我国共判决监禁刑的达608259人,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292130人,占总人数的48.03%。并且每年新收押罪犯中有近30万人为五年以下的短期监禁刑,占羁押犯总数的22%左右。这些罪犯除去在看守所关押的时间外,大部分在监狱内关押的时间都很短,这就往往使罪犯不但没有得到改造,反而在“监狱亚文化”的影响之下形成“监狱化人格”,释放后又重新危害社会。监禁刑的大量使用,还会随之产生监狱在押人犯数量激增、监禁成本膨胀等问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对于这些短期监禁刑罪犯如果酌情适用社区服务制度,将能够有力地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同时,社区服务刑还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改造罪犯的有效途径,社区服务是既经济又有效的惩罚与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方法,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这方面的尝试。
同时,罚金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类型之一,现今在许多国家已经处于与自由刑同等重要的地位。尽管罚金刑具有很多优点,但也存在不少缺陷,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更是相当普遍。罚金刑的执行是以罪犯具有支付能力为前提的,因此对富有者执行容易,对贫困者执行较难,对于无经济来源的未成年罪犯更是无法执行。面对罚金刑执行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在不剥夺罪犯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利用无偿的社区服务按照一定的条件进行折抵,这样既解决了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又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还能够补偿社会,尤其是对未成年犯,真正体现了罪责自负的刑事法律原则。
此外,人权理念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提高囚犯待遇标准的国际公约,都要求给予监禁罪犯更为人性化的待遇,这就势必会增加对监狱软硬件的投资,国家必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矫正监内罪犯。与此同时,以前能够上交大量利税的监狱企业如今却不能再从事创收活动。与普通企业相比,监狱企业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其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只能成为劳动力密集型单位而不可能保有技术上的优势,更何况监狱企业也不可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以降低生产成本。并且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具有平等性,因此使用罪犯的监狱企业不能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以上这些因素使得监禁矫正的成本大大增加,这些弊害的存在,也使得短期监禁刑备受学者们的谴责。而社区服务的执行并不剥夺罪犯的自由,而是在其居住、工作的地点或由执行机关指定的地点执行,从而避免了短期监禁刑所存在的弊端,极大地降低了行刑成本。
三、建立社区服务制度的构想
(一)改革和完善社区服务的刑事立法
社区服务在西方许多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扩大适用的发展趋势,但我国刑法目前尚未将社区服务引入刑事制裁体系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令人高兴的是,当前我国正大力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社区服务令是社区矫正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应当抓住契机,大胆适用社区服务这一灵活高效的社区矫正形式。因此,我们可以在社区矫正发展相对完善的地区进行社区服务的再试点工作,通过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且及时总结经验、解决问题,以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制度,然后再逐步向更大范围的试点地区推广。同时,还应当将社区服务制度在刑事立法中加以明确规定:
首先,规定社区服务的适用对象,主要应包括未成年犯、过失犯和轻罪犯三种类型。对于构成犯罪的、必须处以刑罚的未成年人,特别是对于那些初犯、偶犯或者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应当适用社区服务刑。过失罪犯由于其主观恶性不会很大,将他们放在社会上服刑改造,一般不会再危害社会,也应当适用社区服务刑。此外,对于罪行较轻且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也可以适用社区服务刑。
其次,规定社区服务的期限。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量,应该将社区服务的劳动时间规定为60—300个小时之间,其中罪犯每周劳动的时间不得超过3天,每天工作的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再次,规定社区服务的工作类型。社区服务的工作应当由法官根据罪犯的具体犯罪行为、居住地及其家庭环境来决定,法院对此享有决定权。社区服务的工作种类主要应当包括环境保护工作、园林服务、图书馆服务、历史古迹服务、司法矫正机构服务以及老、弱、病、残疾人机构服务等类型。
(二)设置专门的社区服务执行机构
我国社区服务行刑机构的建立,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可以利用现有的很多资源。根据司法部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乡镇与街道一级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组织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组织体系。到2000年底,全国已建成司法所4万余个,司法所队伍已发展到9.4万人,其中专职司法助理人员5.5万人,并建立了3万多个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达到l2万人。基层司法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具有贴近社区、面向群众的优势,对于预防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法律规制、职责定位不清等原因,其潜在的巨大功能并没有发挥出来。笔者认为,应当整合现有的基层司法行政体系资源,通过立法赋予其刑事执行方面的职能,并对其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逐步将其改造成为以执行非监禁刑为主要职责的专门执法机构,这是完善我国社区刑罚执行机制、实现行刑资源合理配置的一条捷径。
(三)设置专门的社区服务队伍
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篇5
摘要:社区矫正的试点和发展迫切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这是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法律保障;而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科学设定和建设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是我国社区矫正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社区矫正;地方性法规;管理机构;专业化队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1]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在进一步推进。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社区矫正的立法及机构和队伍建设的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特提出来加以探讨,希望引起有关部门和学者的重视。
一、尽快制定地方性法规是试点的重要保障
《通知》中指出: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既要依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又要坚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通过开展试点工作,不断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健全社区矫正组织体制,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措施,推动刑罚执行制度改革。在深化试点、总结经验的同时,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发展。”但现实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改革需要对现行的刑事法律有所突破,既不能也不应完全依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如何解决这对矛盾?
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强调依法办事是勿庸置疑的,但社区矫正又是刑罚制度的一项改革,这意味着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着与社区矫正发展不相适应的一面。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与社区矫正的发展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现行法律中有的规定已明显不适应社区矫正发展的需要。如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对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由公安机关执行,但公安机关的职能本身决定了它并不适合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安机关担负着极其繁重的打击并制止犯罪的任务,基层派出所实际上很难分出必要的精力从事社区矫正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社区矫正的任务并非仅仅是对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而且包括了对服刑人员的矫治和改造以及服务,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刑事法律中由公安机关管理的规定不仅为我国的执法实践证明是不妥的,而且被世界发达国家社区矫正的实践所否定。在两院两部的《通知》中,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确立“司法牵头、公安配合”的管理格局,这虽然加强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量,但在实践中,由于由两个部门共同管理,出现多头指挥、多头交办任务、多头检查、多头要数据材料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职责不清、界限不明、衔接不力、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现行法律中虽对某些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实际上形同虚设。例如在当前社区矫正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对失控、脱管服刑人员法律制约不力的问题。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缓刑假释人员可作出撤销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至今没有加以适用。主要是对违反监管规定撤销的界定标准不明确,在程序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三是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对罪犯在社区中进行监管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对罪犯进行必要的改造和矫正措施等。另外,社区矫正不仅需要明确对社区中罪犯的监管考察以及权利的限制和剥夺,而且应包括对罪犯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现行刑法、刑诉法有关非监禁刑执行的法规是在若干年之前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制定的,对非监禁刑的规定比较原则、粗放,并带有阶级斗争的烙印,随着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完全适应目前的实际需要。因此,社区矫正的试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无法可依的问题。有鉴于此,对于当前在社区矫正试点过程中的“依法办事”是需要慎重对待的,既不能因为强调依法办事而束缚和捆绑自己的手脚,把社区矫正的试点变成在原有法律基础上的修修补补,也不能因强调社区矫正试点而忽视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导致在执法中的任意性,造成影响社区的稳定或者侵犯服刑人员权利的后果。
我认为妥善解决这一矛盾需注意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充分理解在我国进行社区矫正试点的重要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社区矫正的发展是刑罚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制度在我国的推进对于社会的稳定、公民权利包括犯罪人权利的保护,刑罚成本的降低以及执政党执政基础的增强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已进入了以非监禁刑(社区矫正)为中心的刑罚适用和执行阶段,而我国仍停留在以监禁刑为中心的阶段,这种差距不仅反映在理念上,而且在现行刑事法律上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二是充分认识到我们所强调的改革创新包括对现行刑事法律的改革和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我国1997年刑法有关非监禁刑执行的相关规定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制定的,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由于改革开放加强了对国外的学习和了解,使我们进一步感到它在某些方面已不适应目前的实际需要,特别是不适应进一步改革、发展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需要。因此,进行社区矫正试点,无疑意味着将对我国现行相关法律的突破和完善。
如何解决现行刑事法律与社区矫正试点不相适应的矛盾?
在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议案,表明了用完善的法律来保障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强烈愿望。我认为,制定这一法律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社区矫正仅处于试点阶段,何时能在全国推开还很难说。另外,从我国立法的实践来看,由于城市、农村、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落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不仅难度较大,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制定通过,远水不解近渴。但社区矫正这一刑罚制度改革的试点运作又迫切需要有关法规的出台,如果没有相应法规或暂行法规,那么,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成为空话,社区矫正也易于出现偏差。目前,在社区矫正的试点中已出现了社区服刑人员不遵守管理规章,不参加社区劳动,甚至不经许可外出不归的问题,而我们却缺乏法律方面的应对,这些需引起我们的重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64条第2款的规定,“除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因此,加快制定地方性社区矫正法规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有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指出了对于“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等,不属于地方性立法的范围,因此地方无权制定有关社区矫正的法规。我认为这样对《立法法》的理解是不妥的。地方性社区矫正立法的内容主要是对非监禁刑在执行中的有关法律关系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并不涉及对犯罪和刑罚方法的增加或减少,也不涉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和处罚措施的调整。因此,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地方有必要在试点中制定相关法规,以保证社区矫正的运作。当然,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因此,在地方性立法中可能会在执法制度方面对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条款有所突破,因此,需要全国人大授予全国试点省市在试点阶段的立法权。正如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等经济特区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那样。试想,在社区矫正的试点中,如果既没有全国立法机关对我国刑事法律作出的修改或补充规定,又没有地方性立法或全国人大授权的地方性立法,那么,社区矫正的试点显然缺乏法律依据,从立法角度来看,两院两部的通知中对刑法的修改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还有观点认为,我国的社区矫正从2002年开始试点,许多做法尚不成熟。因此,需要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进行地方性立法,现在似乎为时过早。我认为,虽然社区矫正的试点为时不长,但是作为非监禁刑的适用和执行从建国后到现在已有很长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通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及对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对一些问题的改进已取得共识;另外,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社区矫正和非监禁刑的执行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比较完善。因此,总结实践的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尽快制定地方性的社区矫正法规,对于保障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是大有益处的。否则,社区矫正的试点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职责不清、权责不明,不能有效地相互制约,不能提高效率,对犯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给予充分的保障。
二、社区矫正的机构和队伍建设
科学设定社区矫正的管理机构,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不仅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有效运作,而且对于解决机构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多头执法、效率低下等问题,都至关重要。
根据《通知》规定的要求,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是由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依法履行有关法律程序。
但从目前社区矫正试点情况来看,这样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街道、乡镇基层司法所的人员不能完全到位。二是司法所专职人员大都身兼数职,导致不能集中精力投入到社区矫正工作,做到专职专人。目前,司法所已有工作职责包括: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安置帮教、司法信访等工作,非常时期往往还要参与地方政府随时交办的保持稳定工作任务。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开,社区服刑人员势必会有所增加,如果司法行政力量配备不到位,将会导致服刑人员的失管、漏管和脱管,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三是基层司法所尚未明确为执法机关,许多干部的执法专业素质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工作中易于陷入被动局面。四是不少基层司法所归当地政府管理,因此,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他们只具有业务指导的功能,而没有直接的管理和领导的功能。因此,对工作的管理缺乏直接的控制权。
在我国推进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应如何设置?这个问题目前尚未得到科学的解释和论证。而没有科学的解释和论证就不会有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进。目前在我国能够达成共识的观点是:社区矫正应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而不应由公安机关管理。但是在司法行政机关中由谁来管理?主要代表性的观点为:一是在司法部下设刑事执行一局和刑事执行二局,一局负责监狱的管理,二局负责社区矫正的管理;[2](P7)二是在司法部下设国家刑事执行总局,统一主管和领导全国刑事执行工作,包括社区矫正。[3](P27)三是扩大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的职能,使其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工作,在基层由街道和乡镇司法所承担对社区矫正的管理。[4](P120)前两种观点侧重于刑事一体化的原则,后一种观点倾向于将社区矫正与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有机结合起来。以上各种观点都有其各自的理由,值得认真考虑。
我认为,在决定管理机构的设置时,至少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准确界定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社区矫正与街道、乡镇司法所承担的人民调解,对刑满、解教人员的帮教以及有关的预防犯罪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一项严肃的刑事执法工作,后者则是非执法的预防性工作。执法工作包括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严格的监督考察,依法进行行政奖惩和法律奖惩,同时还要对本辖区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进行调查,为法院的判决提供依据等等。在美国,一些州还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配备了武器。根据国外的实践来看,对社区矫正均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作为刑事执法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较好的国家中,大多数是将监禁执行和非监禁执行统一由一个机关来管理。由于两者的管理有很多相通之处,遵循刑事执行一体化的原则,便于充分利用刑事执法部门的整体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在美国,联邦法务部下设的监狱局分管联邦的监狱和联邦的社区矫正,大部分州均设有矫正局,负责各州的监狱和社区矫正的管理。加拿大社区矫正机构也是矫正局的一个组成部分,联邦矫正局负责对联邦监狱和联邦假释的管理,各省(地区)矫正机关负责对省级监狱和地方社区矫正的管理。交由专门的社区矫正机关管理,这并不否认公安机关与社区矫正机关的密切配合,及时沟通,共同维护社区的稳定。同时需要公安机关对违反监督、考察规定以及重新违法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二是要考虑有利于专业化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形式比较单一,缺乏分层分类管理。而在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管理中,有一般的管理、强化的管理和特别的管理。在管理形式上有中途训练所、日报告中心、小组之家、家中监禁、电子控制等。社区矫正工作者承担的任务和需要进行的矫正和服务项目包括:判决前的报告、假释前的报告、家庭的咨询和个人咨询、健康的关心,帮助服刑人员寻找工作、开展针对滥用毒品、酒精的矫治处遇项目,对服刑人员的干预性服务,对暴力性罪犯和性罪犯提供特别的服务,提供必要的文化课程、有关预防家庭暴力、如何当好家长、认知技能等课程并提供对有精神障碍、精神缺陷的服刑人员的特别项目,要求服刑人员参与赔偿和社区服务项目等。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将社区矫正工作者又分为缓刑官和假释官,目的是针对缓刑和假释对象的不同特点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在有的州和城市,基层的社区矫正办公室又对工作者作进一步分工,如有的侧重写判决前的报告和假释前的报告,有的侧重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矫正服务;也有的按照罪犯的类别,将社区工作者分为对财产型犯罪、滥用毒品和酒精的犯罪以及性犯罪人员的管理。目前在试点阶段,我国的社区矫正尚未开发更多的内容,但是随着发展,社区矫正的内容和项目也会逐渐增多。由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在聘用人员时往往有较高的要求。在美国,大多数州对警察的入门要求仅需要高中毕业学历,但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一般要求是本科学历,有的州还要求研究生学历。专业要求一般是刑事司法执法、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在美国,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负荷较重,根据2001年的统计,缓刑官平均每人负责133个一般管理的缓刑人员,或28个强化管理的缓刑人员;假释官每人平均负责73个一般管理的假释人员,25个强化管理的假释人员;对同时管理一般缓刑、假释人员的平均负荷为94人,强化管理对象为25人。[5](P195)以上情况表明,随着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任务也会加重。因此,让街道、乡镇司法所兼管社区矫正工作既不利于专业化的管理,也会出现顾此失彼、力不从心、重蹈公安派出所覆辙的老路。从这种意义上说,社区矫正必须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高素质的队伍。以我之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社区矫正队伍的构成首先可从监狱选派少数优秀的干警,因为他们有较为丰富的刑事执法的经验;同时设定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准入门槛,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实行公开招聘。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参与,但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工作人员。前者是刑事执法人员而后者是以助人自助的理念,以平等的方式对服刑人员提供矫治和服务的工作者。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社区矫正工作也有社会工作者的参与,他们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对罪犯提供必要的矫治项目及服务。社会工作者服务的对象是面向整个社区,而非仅仅是社区矫正对象。
三是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设定需要充分的调研论证。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领域一场重大改革,新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设定对这项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因此,在管理机构的设定时,要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充分听取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不同观点和意见,切实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的要求,在主管部门拿出意见基础上,听取相关政法部门的意见,最后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来加以确认。如果不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不仅可能会影响这项新的试点工作的成功,而且可能会造成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与我们的初衷南辕北辙。
四是在试点阶段应允许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必强求统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各省、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各地社区的成熟度也不尽相同。在试点阶段应该允许各省市采取不尽相同的管理模式,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取长补短,以便在面上推开时有一个最佳的选择。如果在试点阶段采用完全一致的模式,就失去了试点的价值和意义。
五是妥善解决好条块管理的关系。社区矫正在省、直辖市一级究竟是以条为好还是以块为好,即实行垂直领导还是平行领导,这是我国社区矫正管理体制中又一个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从世界各国社区矫正的运作来看,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省、直辖市一级来统一管理社区矫正的工作,有利于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指导和训练,有利于增加工作中的改进和创新的机会,有利于广泛适用新的技术,并可在省市一级的范围内进行专业人员的调动和调整,避免地方保护倾向的影响,通过专业人员的交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执法腐败的问题,保持工作中执法的一致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利于充分运用地方的资源。赞成由区县(县级市)一级来管理社区矫正的人认为,由区、县(县级市)一级直接管理,由于工作范围小,具有较多的灵活性,能较好地适应自己社区的不同情况,能更好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为服刑人员提供更为适当的管理条件。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加强工作的交流,不利于工作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我个人比较倾向在社区矫正试点阶段采取以条为主以块为辅的模式。理由是社区矫正是一项执法活动,专业性比较强,随着社区矫正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服刑人员将进入社区,出现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因此,省、直辖市一级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需要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直接业务指导和专业培训,根据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充实力量,并可统一进行工作效果的评估和奖惩。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宜采取由省、直辖市社区矫正机关直接派出的形式。但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根基是在社区,离不开社区的支持和协调,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应该积极与社区的政府和有关行政部门取得联系,及时沟通,最大限度地利用社区的资源做好对服刑人员的监管和改造。这种模式的设立,也不致于影响街道和乡镇司法所正常工作的运作。
另外,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资待遇也需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有一个科学的设定。如果将社区矫正工作者放在街道和乡镇司法所,与司法所工作人员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却领取相同的报酬,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
参考文献:
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篇6
一、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处于试点阶段的社区矫正,是在没有法律专门规定、没有专业理论指导、没有专业工作人员、没有成熟运作模式、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的背景下,靠“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的实践 着,现在,各试点省市的社区矫正工作普遍面临着这样几方面的困难与问题。
1、管理遇阻 社区矫正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而实践又强调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因此,在工作 中,一些管理便遇到了困难。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管理的权威不足。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因为身份上不是警察,没有制 服,而民间习惯于认同制服、相信穿制服的管理者的权威。因而,有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按 规定进行矫正对象走访时,走访对象家庭或单位让他吃“闭门羹”。二是管理的法律依据不充分。剥夺政治权利依刑法的有关规定,属于资格刑,罪犯在服剥夺 政治权利附加刑时,只应当被限制若干不能享有的权利,而他们的人身自由不应当被限制,但社区矫正与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一旦结合起来,则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也要向其他的 罪犯一样接受管理与教育,他们的自由也被限制起来。三是公益劳动难落实。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本意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但公益劳动毕竟是 一个过程,对这个过程必须有组织有管理才能正常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组织开展公益 劳动时,最初曾想组织集中性公益劳动,后来发现这样的要求不现实,调整为根据要求,保 证每月不少于12 小时的公益劳动,劳动的场所不强调在同一个地点,每次劳动的具体时间不 强调统一,由社区矫正对象自由安排。然而,即使这样也不现实。因为社区矫正对象中,有 不少人在当地没有工作,他们必须到外地去打工,如此频繁的劳动要求,会让他们无法继续 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份工作,所以,一些人干脆放弃了公益劳动。也有人提出,自己愿 意用金钱赞助一些单位如敬老院、小学以替代公益劳动,但现有制度又没有易科处罚的做法。
2、技术不精 试点省市的社区矫正,从形式上看,各具特色,每个省市的试点都有自己的模式,但细细考 量这些模式,笔者觉得,每一种模式,虽然都已具备了一定的体系,尤其是从制度规定上看,从工作流程到人员管理、纪律要求、矫正对象的考核管理、各类表式的填写,都规定的很详 尽,但这些规定毕竟只是一些抽象的要求,这些制度规定与实际相结合,必须要在实践上下 功夫。因此技术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现在社区矫正工作的技术,仅从文字上看,以下几 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对罪犯情况分析,空话套话多,多名罪犯一样的情况,体现不出每名罪犯不同于他犯的 个性特征。在分析的内容上,仅仅局限于对罪犯所犯的罪名、罪犯的主观过错、犯罪后的态 度进行简单的概括,而没有涉及到罪犯的性格、罪犯的过去经历、罪犯的人际关系、罪犯所 以会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罪犯与被害人、与所在社区的现实关系。二是关于矫正对象访谈,访谈的内容被格式化为固定的几项内容,然后在应回答的部分分别 填充少量的文字,不少内容的回答都是“清楚”、“知道”。三是对罪犯的矫正计划的制作,从原则到原则,只是把有关制度规定的几项内容贩运到有关 的表格中,而没有具体的运作措施。计划的制度性与可操作性得不到体现。四是关于罪犯的评估报告,在得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结论之前,所作的调查,范围窄、对象 少,问及的问题过于简单,多为罪犯个体最基本情况,没有涉及到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罪犯 是否具有可矫正性、罪犯社区矫正的有利与不利因素会有哪些等。五是关于矫正日期的起算。罪犯被社区矫正应当从何时起算。按理应当从被公开宣告社区矫 正的当天作为社区矫正的日期,以前被羁押的日期有一日则折抵一日或两日。但在一些社区 矫正宣告书中,笔者发现不少罪犯的矫正日期都与宣告日期不符,在这些宣告书中,社区矫 正日期都是从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算,而不少罪犯的判决都是几年前就已作出,那时,我国还没有试点社区矫正。
3、队伍不稳 社区矫正在试点时期,从职责分工与要求上看,关涉的部门很多,但一旦具体落实起来,则 又出现了没有专人工作的问题。不少地区的司法所的人员本来就不多,一般都在3 名成员以 下。而这些人由于编制在街道或乡镇,他们很少能专门单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他们的常规 工作包括了民事调解、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等,他们经常会被地方上的领导指派去从事其他 如计划生育、房屋拆迁等与司法所工作职责并不一定相称的工作;这些人在司法所的工作职位 也不具有稳定性,他们的工作职位变动是常有的事。有些地区通过公开考试,结合确定的条 件标准,招录社会上一些人员从事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事务。而这些人成为专门的社区矫正 工作人员后,他们的心态如何?笔者曾问过部分工作人员,他们普遍反映,由于待遇太低,工作量大,工作非常辛苦,他们现在在观望,如果待遇不能有所提高,他们会自动离开的。这样就出现了新的矛盾:这种招录专门社区矫正人员的做法只会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经 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根本就拿不出这笔资金;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对从事这项工作的经济收入 期待又是比较高的,达不到要求他们只能选择离开。也就是说穷困也罢、富裕也罢,反正都 难招得起社区矫正专门人员,招来了也不一定能留住。
4、财力不足 社区矫正,作为司法所的一项常规工作,属于新增加的工作内容,理应有相应的资金拨付作 为实施的保障,况且这样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但是现在,把这项工作的具体开展交给司法 所时,司法所人员明显感到在财政上有这样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财政保障错位。社 区矫正的工作对象,都是原来由公安部门负责监督考察的对象,现在由于实施社区矫正,移 交给司法所,那么,在工作转移的同时,原先由国家拨给公安部门用于监督考察社区矫正对 象的费用,至少应当拿出一部分给社区矫正部门用于社区矫正活动。二是财政保障主体不当。对社区矫正工作,应当由谁来作为财政保障主体,理论上分析,应当比照监禁矫正,由国家 财政拨款保障管理与矫正工作的正常进行,这里的国家财政可以用省财政作为实施的具体体 现,但是在推进这项工作时,实际的财政保障主体成了各地市以下的地方财政部门,尤其是 地方上的基层街道和乡镇政府财政,时常要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社区矫正活动。三是社 区矫正的资金数量明显不足。表现在各地司法所的建设达不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初期要求的 建设标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社区矫正走访等活动的车辆支出费用没有地方报销。
5、宣传不力 社区矫正是一个新事物,社会上的百姓并不了解社区矫正,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宣传来向老 百姓具体说明。联合国第一届防止犯罪暨犯罪处遇会议关于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相关建议 案指出:“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运用,必须获得一般公众,尤其为机构所在地之社会有效合 作,始能顺利进行。因此之故,必须将各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目的与方法,及制度之实施 基于执行者有相当自行节制能力之事告知公众。关于此点,地方及国家新闻机构如能广事宣 传,当极具价值。” 事实上,宣传与告知的工作,我们做得非常欠缺。笔者在与被矫正对象谈及周围人对他被处 以社区矫正刑罚后看法时,一些人反映,老百姓不懂得社区矫正,他们只知道犯了罪要进监 狱,否则就是没犯罪。笔者也曾为找寻一个镇司法所而向老百姓打听具体地址,多数老百姓 问笔者是不是就是法庭,他们知道法庭在什么地方,但不知道司法所在什么地方,甚至有些 老百姓回答笔者,他们没有听说过他们那儿还有司法所。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我们曾经期望 通过有作为而后有地位,但是在我们努力作为之后,由于宣传力度不大,我们仍然没有争到 多少地位。
二、社区矫正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的原因
1、法制不健全、法律内在矛盾无法协调 社区矫正在试点期间,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所依据的主要是两院两部《关于开展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但是这个通知,只是确 定了社区矫正五种对象,以及工作的一般要求,而在具体工作中,涉及到相关法律特别是法 律与法律之间的矛盾,或是法律与实际工作矛盾时,从这个通知中是没有办法找到解决的根 据的。各试点省市在推进时,基本上都自行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制度与规 定,如工作意见、工作流程、管理规定、考核与奖惩规定等等。但是这些制度与规定,有不 少内容突破了现在法律的规定,如假释犯按照刑法的规定“在假释期间,一般不得减刑,除 非有重大立功表现。”而一些省市却通过自已制定的制度,规定假释犯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 表现应当减刑。这就突破了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显然这种突破是非授权的行为。再如关于 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与考察,刑法规定都由“公安机关监督与考察”,但刑诉法又将其中的 缓刑罪犯的监督与考察规定为“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社区矫正工作运作期间,一些地区又将这种监督与考察的权力部分收归社区矫正部门,法律规定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实际操作与法律规定又有出入时,应当相信什么呢?基于这样的矛盾,社区矫正对象以及一 些单位、个人有时会认为社区矫正的一些做法是非法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他们拒绝 接受管理和认同做法。这样就带来了管理遇阻的麻烦。按照规定,凡是社区矫正对象都应当 参加公益劳动,而且每月不能少于12 小时,但由于不少罪犯在外打工,接受罪犯打工的用人 单位,他们并不一定认同这种做法,他们采取不放人的措施,让罪犯要么长时间回不来;否则 就再也回不去。这又迫使罪犯不得不放弃公益劳动。
2、宣传不到位,社会影响力不广 任何一种社会性活动都应当在必要宣传的基础上,在人们对这项活动有了一定认识基础上,才能顺利地开展,但社区矫正,从它开始试点起,就始终只是在圈子里传播,没有真正面向 社会的宣传与发动,老百姓对这么一个洋概念,讲都讲不顺口,也不了解社区矫正的性质、意义、目的、作用。因此,当某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与具体的单位或个人接触,想开展相关 的社区矫正工作时,对方很容易采取不配合的态度。许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把这种不配合归 因于他们身上没有制服,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有没有制服的问题,而是社区矫正这项工作没 有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这项工作不了解也不理解,我们承认,我国民众历来有制服崇拜心 理,习惯于认同制服权威,但制服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权力,它只是权力的外显。然而,权力 的外显并不一定就得要制服才能实现,如果通过宣传,民众内心已经体认了社区矫正,又何 必在乎有没制服加身呢?笔者在某省一个小镇问普通百姓是否知道社区矫正,他们回答从来 没听说过。而该小镇有70 多名社区矫正对象目前正在接受矫正。可见我们的工作与老百姓就 隔着那么一层其实并不难捅开的纸。
3、缺乏专业队伍,工作质量没有技术支撑 社区矫正,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由司法所具体负责管理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但照目前司法 所的人员来看,在大调解成为司法所的一项重大任务后,司法所不足3 人的力量本来就有点 力不从心,现在又增加了社区矫正这个工作量更大、要求更高的工作,他们就更感到应接不 暇。据笔者调查,目前,很少有地区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一般都是由某人兼职从 事这项工作。一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能够负责几名罪犯呢?这本来应当有一个定数,一个人 不可能负责得了无限多的社区矫正对象,它既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实 际上,各地区情况不一,社区矫正对象在有些地方可以达到1:25 左右,一个人能管得了那 么多吗?不要说完成工作,单就完成文字材料都困难。而社区矫正对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工作人员的数量很难有增加的可能。在这样一种人手严重不足、没有专职人员的情况下,社区矫正在一些地方成了一种文字形式矫正,看材料不少,每个月都按要求做了不少文字材 料,但做具体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就要打折扣了,有些工作完全就是一种文字创作活动。当然,这也与我们对文字材料的要求有关。记得联合国有关文件中曾强调对社区矫正工作“不 能让工作人员整天被文字所累”,但我们现在的工作注重的却又只是具体的文字,通过文字来 检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做了,做了多少。
4、财政无制度纳入,资金给付没有制度保障 对于司法所来讲,社区矫正是一种需要一定数量经费支撑的工作,如各类材料的制作、为经 常性的走访矫正对象所需的交通工具,开展集中教育的设施、设备,进行心理咨询的仪器,都需要花费资金购买,有些省份也曾专门下文规定各地开展社区矫正时司法所的硬件配置应 当达到的标准,如应当有专门的电脑、电话、传真机等,但所有这些物品,司法所自身是无 钱购买的,这就需要由上级部门拨款或财政部门拿钱购买。但由于社区矫正所需要的工作经 费既没有标准,也没有纳入财政保障制度体系,司法所的上级部门没有这项专门经费,地方 财政部门也认为这项工作增加了地方财政的额外支出,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还可 能拿出少量资金资助社区矫正工作,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则一分钱都不会拿出来 给社区矫正部门。没有经费限制了社区矫正的开展,如有些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因为走 访矫正对象而花费的交通费用无处报销,只好采取减少走访次数,能不走访的尽量不走访。
三、细化、做实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社区矫正,作为一类非监禁刑,与监禁刑有着同样的刑罚目的——把一个个曾经危害社会的 犯罪分子改造成为不再危害社会的守法公民,改造人的工作是一门伟大而复杂的人学,从事 这种活动必须精工细琢。针对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当 着力抓好这样几项工作:
1、加强宣传教育,扩大社区矫正的影响力 社区矫正并不只是社区矫正部门内部的事,它事关整个社会的平安建设,是社区的事。社区 矫正的本意之一就是要用社区的力量来矫正罪犯。如何把社区的力量利用起来,我们的宣传 工作首先要跟上。只有我们做好了宣传工作,让社区的成员理解社区矫正,从而支持社区矫 正、参与社区矫正。鉴于社区矫正的影响力波及范围太窄,我们应当努力通过报刊专栏、小 区橱窗、电视专题、小区知识讲座、编印相关工作手册等形式,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促进 社区矫正在社区深入人心。在社区矫正宣传活动中,我们不仅要向社区居民介绍社区矫正,我们还要向他们表明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社区居民配合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正当性、必 要性,使社区居民懂得,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不仅是改造了罪犯,造就了罪犯的新生,也更 加有利于社区的和谐与安宁,社区矫正维系着社区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样就能促进他们支持 和配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自觉性。
2、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完善社区矫正立法 法制不健全是社区矫正面临众多困难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强法制建设,厘清法律内部 的矛盾,进行刑法和刑诉法的相关修订,该由社区矫正部门行使的权限,从法律上划归社区 矫正部门,这样便于社区矫正部门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另外,笔者觉得,在社区矫正对象 确定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目前放在社会上接受刑罚的对象就是社区矫正的对象。因为社 区矫正在管理上的一个普遍性举措就是要限制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但这种对人身自由的限 制只有在法律授权情况下才有权作为,可是社区矫正对象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他们服 的是资格刑,他们只是不能行使某些权利,其除此不应再对他们施加任何义务性要求,但他 们一旦作为社区矫正对象,则人身一样被限制自由。因而今后在立法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剥 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作为社区矫正的对象。当然,社区矫正工作对法律的触动,并不仅限于刑 罚执行,它甚至已涉及整个刑事法的运作,因此,在条件成熟时,最好是能制定出一部较为 完善的社区矫正法。
3、加强队伍建设,促进社区矫正人员专业化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非常技术化的工作,没有一套专业技术本领就无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目前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技术不精,正是源于我们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技术问题。就目前情 况而言,我们不能总是让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兼职社区矫正工作,这样他就难以下定决心钻研 社区矫正技术,况且到目前为此,我们还没有培养出专门的具有熟练专业技术本领的社区 矫正专业人才。理论上讲,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更应当努力钻研社区矫正技术,今后社 区矫正工作的完善与发展,要靠现在的工作人员出经验、出技术、出模式,出理论。所以,今后,在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上,应当强化司法所的力量,大力增加司法所编制,使司法 所的人员在现在的3 个人基础上增加到每所不少于5 人,其中按排2 人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 作,同时向社会招录一定数量的社工,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者。这样社区矫正有了 专人从事,工作的质量就会有所提高,社区矫正的人手增加,工作就会有人去做,工作保持 相对稳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就会以此作为事业,为之努力奋斗,也只有这样通过稳定队伍、促进专业化,才能提高社区矫正技术水平,从而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
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篇7
一、社区居家养老的概念和内涵
社区居家养老起源于英国的社区照顾, 是让老人留在自己熟悉的社区和家庭, 以家庭为核心, 以社区养老网络为依托, 以上门服务的形式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生活料理, 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等服务内容[1]。国外养老模式的发展经历了机构化———去机构化———居家养老服务的历程, 并逐步成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从我国的经济和人口结构现状来看, 今后的发展方向也是以居家养老为主, 它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2]。社区居家养老是具有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双重特性的混合养老模式, 以家庭为核心, 由社区提供养老服务。与家庭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相比, 这种服务模式的出现满足了老年群体的物质和精神的多方面养老需求, 如表1所示。
二、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
老年群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取决于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主观意愿两个因素,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立的宗旨就是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 生活照料服务。
生活照料服务是居家养老服务最基本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服务内容, 主要是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方面的需要, 包括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生活照料服务的主要形式主要有上门服务和日托服务[3]。上门服务主要是社区安排相关服务项目的工作人员提供各种上门服务, 比如打扫卫生、煮饭、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紧急救援等专业化服务;日托服务主要是依托社区成立日间照料中心, 在家庭成员由于各种原因日间无法照顾老人时, 由社区提供临时的日间照料。
(二) 医疗保健服务。
由于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远远高于其他人群, 医疗保健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非常重要的项目。该项服务主要是为居家老人提供方便快捷的基本医疗服务。包括基本医疗、日常检查、康复保健等等。社区利用自身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社区内医疗保健服务和家庭病床服务。另外, 有些社区医疗机构还与大型医院合作, 为居家老人提供远程诊断服务。
(三) 文化娱乐服务。
文化娱乐服务主要是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满足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需求。文化服务主要包括, 创办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公益活动、娱乐活动等。社区通过提供丰富的文化娱乐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 减弱老年人的寂寞和精神孤独感。
(四) 提供其他服务。
除了上述服务外, 社区还根据具体情况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心理咨询、婚姻介绍等服务。同时, 社区可以组织一些公益活动, 既可以使老年人发挥余热, 又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 比如参与社区治安、社区绿化的管理, 或者为社区居民写对联等等。
三、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资金投入不足, 筹资渠道单一。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这需要更多的养老资金的投入。目前,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补贴、服务收费和社会捐赠等。由于我国社区居家养老处于建设的初级阶段, 资金来源渠道、资金规模没有形成制度化, 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紧张。另外, 社会捐助、服务收费这两项资金来源也很不稳定。资金的短缺, 很难维持社会居家养老服务的日常运作, 更无力扩充养老的实施和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 严重制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
(二) 服务供给内容方式单调化。
目前,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是一个细分产业, 需要满足不同年龄阶段老人的多层次需求。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主要涵盖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医疗保健, 但是内容比较单一, 尤其是差异化不足, 整体服务水平不高, 只能满足部分养老需求。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老龄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人数越来越多,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 这种简单化的服务供给不能满足庞大的养老需求。因此, 社区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 提供多层次、专业化的服务体系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尤其是在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方面, 应该开展专业的服务项目, 关注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 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三) 社区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过低。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就是社区整合多方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因此, 需要专业化的工作队伍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社区工作人员包含两部分人员:一是管理人员;二是服务人员。目前, 由于我国社区居家养老刚刚起步, 缺少相应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工作人员中真正社会工作出身的很少, 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职业化特点不明显, 不管是提供的服务还是服务理念都很难实现专业化。另外,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社区寻求专业化的服务, 保健护理、心理疏导等等急需专业化人员来提供服务[4]。目前, 我国社区提供的专业化养老服务项目还很少, 很难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四) 社区养老设施不完善。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养老设施是否完善。针对老年人不同的身体状况, 社区应该提供不同的养老设施满足其需求。目前我国社区居家养老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养老设施还不完善,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功能上都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主要有老年活动中心、卫生服务站、托老所等。这些设施在不断完善, 但是功能设置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生理特征, 比如缺乏无障碍的老年服务设施、缺乏针对失能老人的服务设施。而且设施的规模都很小, 服务项目也比较单一, 造成服务设施的使用率比较低。
四、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对策建议
(一) 建立可持续的筹资机制。
从国际经验来看, 社区居家养老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国家财政、社会捐助和社区筹集。养老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政府应该承担大部分资金[5]。目前,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中已经出现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为了保证养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建议政府将社区居家养老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另外, 政府还可以提供税收优惠, 比如对养老设施的建设、水电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引入民营资金参与社区养老建设。
(二) 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
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是实现居家养老服务专业化的基础, 因此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 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至关重要。一是明确社区工作者的岗位职责和要求, 养老服务业工作人员面向的服务对象是各种需求的老年人。服务人员需要具有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心理学知识, 同时要有耐心、爱心、敬业精神等职业精神。因此, 选择人员时应注重相关的职业要求, 做到人岗匹配。二是根据岗位职责要求进行专业化培训。工作人员按照岗位的任职要求, 经过系统培训, 经过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可以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对工作人员进行基础知识和心理学知识的培训, 考核合格后才能继续从事相关工作。三是建立社区工作人员的激励机制。根据职位考核结果、服务水平、服务态度设置考核指标, 对表现优秀的给予奖励, 以此激励工作人员提高专业技能和服务观念。
(三) 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机制。
随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专业化, 服务的评价和监督机制的建立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一方面, 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需要进行评估, 包括老人需求的满足程度、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通过评估机制提高服务质量, 同时激励服务人员提高专业水平。另一方面, 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进行评估, 包括老年人的养老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家庭支持情况、经济承担能力。通过对老年人的总体评估, 确定老年人的服务水平, 有利于政府和社区根据老年人的需求, 有针对性地建立不同等级的服务项目和服务设施, 合理分配养老资源, 从而建立完善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四) 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相对成功的国家, 例如德国、日本、韩国等, 在居家养老服务构建中非常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 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政府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支持养老的用地、建设、信贷、税收、再就业等领域, 借助政府职能科学合理地将社区居家养老的各个参与主体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合理引导。
摘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成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矛盾的主要途径, 本文首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概念和内涵进行阐述, 然后分析目前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从筹资机制、服务评估、队伍建设、养老设施等方面, 探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完善的途径与对策, 以促进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社区,居家养老
参考文献
[1]任炽越.城市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基本思路[J].社会福利, 2005, 1:8~13
[2]王锦成.居家养老:中国城镇老人的必然选择[J].人口学刊, 2000, 4:19~22
[3]熊必俊.居家养老是老年人的最佳生活方式[J].老龄问题研究, 1999, 11:1~6
[4]高红.城市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以青岛市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6:42~47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完善建议 篇8
摘 要:社区矫正是传统刑罚执行理念的重大革新,符合当今国际刑罚改革的趋势。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拟通过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和完善社区矫正管理体系为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献言建策。
关键词:社区矫正; 问题; 完善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经历了试点、试行和法制化的阶段性实践过程。近几年,无论是《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事诉讼法》,还是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会议精神,都不同程度地涵盖了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内容。实践中,司法行政机关协同其他相关部门及社会公众力量,大胆探索和创新社区矫正理论、社区矫正的制度与方法,基本承担起了预防犯罪和矫正犯罪的职责。然而,在实施社区矫正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完善解决。比如社会基础薄弱、立法不完善、工作队伍建设不完备、监管不到位等。
一、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建设
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自试点以来,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通知、暂行办法、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始终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各地区的司法行政机关也只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地区的差异性就会导致处理结果的不同,造成刑罚执行的不平等、不公正。笔者认为,为保证刑罚的公正和严肃,首先应当从法律制度设计上着手。
1.加快立法进程
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应当尽可能的重视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不能也不应该将社区矫正制度规定地如此分散和粗糙,这势必会造成执行上的混乱。因此,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专门法律《社區矫正法》势在必行。笔者认为,我国从2003年开始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至今已有13年了。在这13年中,各地方已经积累了不少社区矫正工作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加快立法进程,在总结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和论证,及早制定出《社区矫正法》,明确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适用对象、执行程序、机构设置、矫正措施等内容。这不仅符合循序渐进的立法原则,还坚持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2.明确执法主体
以往的非监禁刑都是由公安机关执行,但往往流于形式,许多非监禁犯处于脱管状态。这主要由于公安机关任务繁重,担负着国家公共安全的管理和保卫,将社区矫正再交其执行,实在困难。而司法行政机关具备管理、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资源和经验,满足矫正的所需要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应当是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此外,要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协同配合。公安机关应当在司法行政机关需要的时候给予必要帮助;法院是社区矫正的启动机关,主要负责将生效的法律文书抄送到司法行政机关,责令社区服刑人员在规定时间到居住的司法行政机关报到,接受社区矫正。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
3.强化执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应当对社区矫正的适用、交付执行、执行变更、执行终止以及矫正过程中不规范的执法情形,及时提出纠正、整改建议、涉及违法犯罪的事宜依法查办。笔者建议,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将监督范围提前到入矫前调查评估报告的监督,减轻审判机关负担,提高入矫成功率。对于矫正期限届满的社区服刑人员,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监督司法行政机关是否按时解矫。下级社区矫正机构还应当受到上级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和检察,以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和统一化。
二、完善社区矫正的管理体系
为提高社区矫正的管理水平和执法效能,实现社区矫正目标,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完善相应管理制度。
1.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工作队伍
优化社区矫正队伍结构,就要突出其专业性,可以从机关体制内抽调或遴选管理干部以及在社会上公开招聘专业人才。管理干部可以来自司法行政部门、法院和检察院,这部分人具备基本业务知识、工作经验丰富、组织性强,可以胜任社区矫正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要具备较高的素质修养和专业性的知识,尤其吸收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人才,要求具备一定的学历或者工作经验。要将社区矫正工作者培训常态化,加强专业训练。
2.创新矫正措施与内容
科学的矫正措施有助于实现社区矫正的目标,创新矫正内容是完善社会矫正工作的中心环节。笔者提出以下两点设想:第一,推动监管技术科技化。依托建设信息基础平台,实现动态数据的共享,不仅可以促进司法行政机关与公检法单位的合作,还可以杜绝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加大现代通讯技术的应用,如利用GPS定位手机,一方面可以实现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跟踪,严禁其脱离指定区域,另一方面可以与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个别谈话、心理辅导。第二,推动教育形式的多样化。社区矫正教育不仅要集体教育,更需要个别教育;不仅要分类教育,还要分阶段教育。根据社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提倡建立社区矫正个案研究,对个别社区服刑人员采用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交流,提高矫正措施的针对性。分阶段将教育矫正分为初始教育、常规教育和解矫前教育。刚入矫的社区服刑人员要接受初始教育,侧重于遵纪守法教育;在社区服刑人员生活状态稳定,心理平稳后要接受常规教育,除思想教育外,突出知识、技能培训,辅之以心理辅导;解矫前,要对即将解矫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自律意识教育和就业指导。
3.建立科学的社区矫正评估机制
制定科学的评估标准,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应当包含以下三个评估环节:入矫时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情况建立评估、社区服刑人员危险评估以及社区矫正成效评估机制。对社区服刑人员入矫时基本情况的评估旨在全面认清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情况,通过建立量化指标和评估情况确定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和弥补,并通过评估予以预防和帮助。对社区服刑人员危险性的评估,通过科学分级,确定不同危险等级,进而进行不同力度的社区矫正措施和内容,形成针对性。社区矫正成效评估机制是对社区服刑人员不良心理和行为恶心改善程度的评价活动,是评估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核心。评估社区矫正效果,要设置标准化的效果评估体系。矫正效果评估应以社区服刑人员的自身情况变化为内容的,主要包括守法状况、心理状态、道德素质以及社会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 翟中东.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模式的选择[J].河北法学,2012(4).
[2] 赵云霞,王梅霞.关于完善河北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作者简介:郑俊飞(1988-),男,河北康保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
【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推荐阅读:
当前我国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出路12-17
我国中小企业出口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范文12-29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06-28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与面临问题的思考10-27
论加入WTO与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环保问题10-01
试论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对策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