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文献综述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文献综述（共8篇）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文献综述 篇1

关于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文献综述

摘要:迄今为止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已经历经了十多年的发展,在其发展历程中很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但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仍然不健全,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已有的文献进行综述,以了解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现状,明确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中的不足。

关键词: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参与;高校;图书馆;网络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起始于20实际90年代,社区文化作为社区重要的构成元素在社区建设的浪潮中逐步得到建设与发展。重视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实现城市全面和谐发展。迄今为止很多学者对我国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开展了研究,为发展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社区文化的内涵界定

城市社区文化是一个相对开放性的概念,其内涵界定因学者的研究角度以及职业状况的不同而异。

有些学者从三个角度界定城市社区文化。从广义的角度界定城市社区文化,认为城市社区文化是指城市社区居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方式;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城市社区文化,认为城市社区文化是指,通行于一个城市社区范围内的特定的文化现象;从广义和狭义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社区文化。黄立营、王光等学者持此种观点。

一些学者从一般和特殊两个角度来理解城市社区文化。一般角度指城市社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简单来说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特殊角度,指城市社区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普遍性、继承性、地域性、群体性、归属性,不同于广义的社区文化。

二、从不同的主体角度分析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最初是由政府主导开展的,但政府不是唯一的参与主体,高校、图书馆、企业组织等均应积极参与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已经有学者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出发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进行了研究分析。

1、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政府管理

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政府管理,理论界经历了从积极倡导政府的管理到逐步倡导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的过程,一些学者在客观认识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成就的基础上开始认识到我国政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方秀云等学者在肯定政府推动的必要性与积极性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区文化建设中政府推动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为以下四点:认识不足、行为偏差、能力局限以及体制约束。这些学者认识到了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还没有涉及到政府管理模式的问题。2006年,周晨虹,马兆明把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政府管理问题提升到管理模式转型的角度上。他们指出政府直接管理模式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初期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是直接管理存在着一些问题:社区成员的自主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社区成员的参与度仍然严重不足、特定社区的文化内涵与鲜明特色不突出、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与盘活机制。针对这些问题,他们提出实现政府管理模式转变的建议,主张逐步扶持与确立其他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政府在城市社区文化中关键的一点就是定位问题,要明确自己的地位与责任, 逐步让权与社会,加大社会力量的参与力度与社区文化建设主体多元化的建设,做好对社区文化建设的监督与引导作用。

2、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高校参与

高校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已经由十几年的历史,学者对高校参与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对社区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可行性分析以及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措施建议等几个方面。

①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

目前学者对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的分析较为全面,既看到高校对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也认识到社区文化对高校文化的作用。钟志奇、吴磊、梁敏辉等学者认为高校对社区文化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高校文化基础设施的开放,为社区居民提供硬件基础;高校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人才资源,包括智能型、技能型和体能参与性;为社区文化建设的走向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及创新的思路;高校文化输入到社区文化中,丰富社区的文化层面与精神层面;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吸引居民参与文化建设,增加居民归属感。

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在高校对社区文化建设发挥作用的同时,社区文化也对高校文化产生影响: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专业教师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平台,促进高校文化的社会化与产业化;加深社会对高校的认知,提高学校知名度;拓宽学生社会实践的途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社区文化为高校校园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科研内容,有利于促进校园文化的多样性。

②可能性分析

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对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可行性的研究比较少,而且研究角度不是很全面。罗天莹,张幸榆曾经在《高校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模式探讨》一文中谈到可行性问题,他们从高校参与文化建设可运用的资源角度进行分析,认为高校的人才资源、硬件设施资源以及社团人力资源等为高校参与文化建设提供可能性。其研究仅是从现实的角度进行分析,忽略了高校的主观意愿以及社区层面的考虑;钟志奇在论证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可能性时,考虑到了高校的主观意愿,但也忽略了对于社区主体的考虑,他认为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提高地方高校大学生素质、提高教育评价的社会性这三方面促使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成为可能。

③措施建议

对于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角度不同,观点不一,在此笔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综合阐述。

宏观角度:高校以社区教育作为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主渠道、将文化建设与社区经济建设相联系、实现参与机制的自主性①,政府加强引导等。

微观角度:吴磊、梁敏辉、张菊、宋金梅等学者从微观角度给出建议,具体有以下几点:高校要利用文化物质资源(师资力量与硬件设施优势,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健全高校与社区互动的管理体制;共同培养一支管理水平高、能力素质全面的社区工作队伍;共建一批社区与高校资源共享的基地;发挥科技作用,培育并推广一批特色明显的社区系列品牌项目。

3、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图书馆参与

当前学者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图书馆参与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图书馆参与和高校图书馆参与两个角度分析的。

①公共图书馆参与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益性、全民性的特点,向全民自由平等的开放。图书馆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城市社区文化的发展。目前学者对城市社区

①钟志奇.关于地方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天府新论.2006(6:153—155.文化建设中的公共图书馆参与的研究集中在公共图书馆参与的意义、如何促进图书馆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两个方面。

学者对公共图书馆参与的意义研究最初只是停留在对居民、社区、社会发展的有力影响上,袁懿、麦欣、李国霞等学者认为公共图书馆为社区居民提供信息咨询,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社区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对社区自身,可以促进社区教育发展、利于建设学习型社区、促进社区综合管理;对社会而言,利于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逐步完善了公共图书馆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在前面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对图书馆自身也存在有利影响。李国霞指出公共图书馆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图书馆的自身建设与发展。该学者更为突出的贡献是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的参与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袁懿、麦欣、李国霞等学者提出的发展建议主要是以下几点:充分做好社区调研工作;建立社区分馆;因地制宜,开展读者服务活动,包括阅读活动、专题讲座及培训班、社区信息服务、社区教育活动、共建社区休闲娱乐场所等。一些学者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型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建议,如在社区建立流动图书室,提供社区网络信息服务等。目前已经有少数学者开始单独对流动图书馆展开相关的研究,较为有代表性的是张国联,他主张从充实服务内容、开拓服务领域、扩大读者范围、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促进我国流动图书馆的发展。

②高校图书馆

学者在研究高校图书馆参与的意义时与公共图书馆的意义有交集,其对社区居民、社区以及社会具有相似的效果,只是还有利于扩大学校的影响和丰富自身藏馆信息的功能。近年来高校安全问题受到很大威胁,冯婵婵以新的角度指出高校图书馆为社区文化建设服务,有利于降低治安案件的发生,为平安校园建设创造条件。

徐海波、李明翠等学者对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优势进行研究,提出发展高校参与,指出高校具有文献信息资源优势,专业队伍优势,馆舍、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网络技术等硬件优势,具备参与社区文化服务的能力与条件。

在指出高校具备参与条件优势的基础上,以上学者对其参与提出了发展建议: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营造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积极参与社区教育活动;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开展信息咨询服务;开展专题服务;培养用户的信息能力;流动图书馆进社区;高校图书馆可以向本区域内的社区或选择适当的社区,发放一定数量的借阅证;培养一批服务于各类读者的专家、学者型队伍;高校图书馆提供开放的、全面的和实时性的服务,研究读者需求等。

4、其他主体

驻区单位(企事业单位独特的文化环境及氛围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作用,目前,学者的研究多在事业单位尤其是在高校参与方面,研究企业介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较少。臧公余曾做过相关的研究,指出应该从提高思想认识、调动参与的积极性,设施与场地等资源共享、提高利用率,联手开展活动、丰富活动的内容,加强组织沟通、提高管理的水平等方面促进企业单位参与文化建设。需要注意的是他仅是指出了要促进企业参与,但是对参与形式没有进一步的思考。一些学者在仍同企业参与的基础上,指出企业参与社区文化建设需要引入产业和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社区文化产业性和公益性的有效整合,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供强劲的动力,目前我国较好的整合模式主要有:公办私营型模式、政府—企业合作发展型模式、企业经营赢利型模式②。

②周晨虹.产业资源渗透引发社区文化变局[J].社区论坛.2005(11:14.三、从发展的角度研究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1、网络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不断发展

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网络逐渐在我国得到普遍的发展,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些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了网络,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居民追求精神生活的不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网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参与提供了可能性,探索网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应用,将网络纳入文化建设的发展。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会危害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要充分认识到网络的影响。王从江、赵立秋、郑文等学者指出,互联网能有效地促进和改善社区文化沟通,网络教育成为社区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网络娱乐是城市社区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网络成为城市社区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网络有利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和对外开放。同时他们也指出当前网络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消极的影响。例如:沉迷网络容易产生的心理障碍(网络上瘾、网络技术理

性与商业理性、信息焦虑;网络不良信息对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灵产生毒害;网络非法组织对城市社区文化活动的危害;网络对城市社区文化意识形态产生冲击。

关于如何促进网络参与,解决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学者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积极构建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发展的门户网站;着力加强我国城市社区网络的监管;不断提高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的网络技术水平;努力培育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的网络主体意识;利用互联网开展城市社区文化对外交流。

近年来,一些学者把促进网络参与文化建设的焦点放在了社区网站的建设上,特别指出如何规划社区网站,促进网络参与。张卫中、吕言言通过对杭州社区网站建设情况的调研,发现了社区网站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噪音”的问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问题、法律法规教育不平衡问题等,他们指出社区网站的建设有具备特色,发展特色社区,贯彻“以社区为载体,以文化为媒体,以群众为主体”的思想努力提高网民的参与积极性,加强和完善网站的法律法规制度,以道德文化教育为手段提高网民的法律意识。

伴随着网络参与社区文化的不断发展,一个新兴社区逐步走入人们的视野,进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行列,它就是“网上小区”。学者詹娜对网上小区进行了研究,她认为网上小区不同于传统网络上的虚拟社区,网上小区是同一社区范畴内的社区居民在社区现实邻里关系基础上创建形成的“虚拟空间”。网上小区有其特有的优点,比起前面学者关于网络的研究,网上小区的优点更加关注个人,有利于社区居民的发展。她认为网上小区扩大人际交往、加强信息交流、解决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有利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满足居民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等高层次心理需求,建立现代新型邻里关系,推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然而目前学者对于网上社区建设的研究还比较少,有待于继续研究,促进其发展。

2、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王思斌把社会工作定义为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一种助人活动,其特征是提供服务。

更确切一点说,社会工作是一种科学的助人服务活动,它不同于一般的行善活动。社会工作三大分支中的社区社会工作正式针对社区的一种专业的工作方法和技巧。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起点较晚,目前尚没有得到普遍的发展,然而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社会工作逐渐在我国发展起来,已经有许多学者对社会工作展开了研究,对社会工作参与社区建设发表看法。但是应该认识到当前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参与到社区服务、社区养老等问题上,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社会工作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以及参与机制。

夏建中教授在《社区工作》一书中虽然没有专门对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文化建设进行研究,但是其中涉及到了社区教育这一内容,指出社区教育以培养和塑造有知识、有能力、以社区

发展为己任的优秀公民为目标,促进社区居民能力提升以及价值观的转变,这间接的促进了社区文化发展,有利于社区文化建设发展。

高春凤学者在《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考》的论文中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她认为在当前社区文化发展面临参与性低、设施缺乏等问题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可以帮助克服建设困境。在分析社区文化建设发展阻碍因素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工作介入的三个角度,即文化需求评估角度、组织动员居民参与能力建设的角度、整合社区资源的介入角度。

四、研究评述

关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总体来说研究比较多,对于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问题以及发展建议都做了比较好的探索分析,为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利于我国城市社区文化的发展。具体来说,目前研究值得肯定的有以下几点:

1、研究角度多,分析细致。目前虽然仍有学者做笼统的研究,但是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分角度研究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像是从政府角度、高校角度、图书馆角度、网络角度等,研究细致,能够提出比较有意义的建议,促进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

2、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学者坚持认真的治学态度,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不断发现出现的新问题,不断探索一些新兴因素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为促进城市文化建设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3、研究涉及内容较为全面。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涉及到发展的意义、存在的问题,还随之提出相关的发展建议,有的学者还会涉及到对问题可行性的分析,研究相对来说较为全面。

虽然学者在研究中有比较多的可取的成就,但是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笔者发现,在目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表现为以下几点:

1、在研究过程中没有从不同的社区类型角度出发分析问题。社区有不同的类型,包括工业社区、商业社区、文化社区、政治社区、宗教社区等,不同社区类型在文化建设方面应该有不同的发展途径与文化特色,有不同的发展重点,目前较少有学者从社区类型的角度分析社区文化建设,天津大学的何兰萍曾从宗教的角度研究社区文化建设,从新的角度做了突破性的研究。

2、在研究驻区单位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时把重点放在了高校参与上,忽略了企业和其他事业单位的参与,研究较少。企业文化参与可以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应该以何种方式介入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是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加以关注的。

3、在研究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时,学者对参与可行性的研究比较少,而且研究角度不全面,笔者认为在研究可行性分析时应当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学校是否拥有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资源条件,其次是高校是否愿意参与文化建设,再次是社区层面是否乐意接受高校参与。目前的研究仅仅是涉及其中的某个方面,没有综合考虑研究。

4、虽然研究关注到了一些新兴因素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但是研究关注度不是很高,研究尚不深入,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与建议。例如在研究

网络因素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时,对于新兴社区网上小区的研究寥寥无几,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的研究,此外,社会工作是很好的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的一种方法与途径,但是目前却缺乏对社工参与文化建设的专门研究。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给予新兴因素更多的关注与研究,进行深入的分析,发挥新兴因素对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

5、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学者对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多为理论研究,缺乏实证研究与分析。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很少有学者从特定的理论视角为出发点分析问题,文献的理论层次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从而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李敏、社区文化与社区管理 孙大力在理论研究上做的比较好，曾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支撑研究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实 证研究缺乏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实证研究不能被忽视，在 很大程度上实证研究是对理论的一种支撑，因此，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在重视理论建设 的同时加强实证研究，提高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的水平与层次。参考文献： [1]詹娜.“网上小区”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J].辽东学院学报.2008,10(3:20—24.[2] 杜 桂 娥 , 王 丹.变 迁 与 创 新 中 的 我 国 城 市 社 区 文 化 建 设 [J].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2009,7(11:146—149.[3]周晨虹.产业资源渗透引发社区文化变局[J].社区论坛.2005(11:14.[4]张卫中,吕言言.城市社区网站与社区文化建设[J].前沿.2008(8:12—13.[5]赵秋霞.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比较分析[J].洛阳大学学报.2004,19(3:80—82.[6]陈觅.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初探[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5:72—74.[7]周晨虹,马兆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及其转型[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 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1—3.[8]库少辉.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问题探析[J].时代教育.2007(9:165—166.[9]刘小流.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新思考[J].理论与实践.2008(4:60—63.[10]杜立婕.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J].改革与发展.2006(3:59— 63.[11]薛占峰,武辉.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之我见[J].改革与发展.2006(1:177—178.[12]张建新,田祖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J].武术科学.2005,2(2:54 —56.[13]李明翠.地方院校图书馆与现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29(3:70 —72.[14]王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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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文献综述 篇2

(一) 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

屈学书等认为社区支持农业是一些社区的消费者f和一些农场或农场群间相互支持, 共同承担农业风险, 共同享有农产品收益的作形式。它强调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 核心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陈卫平指出尽管在实践中没有任何两个CSA项目模式是完全相同的, 但所有CSA项目都遵循5个共同原则, 即健康生产, 承诺, 互助, 本地化, 直销。

(二) 社区支持农业的价值

英国的土壤学会 (Soil Association) 研究结论认为CSA使得消费者可以得到新鲜的食物, 传递环境的收益, 促进当地的经济。瑞士永续农业专家丹尼尔 (DanielGilleron) 指出CSA增强乡村与城镇发展的平衡与和谐, 维护本地食品文化, 重现本地农作物的多样性。

国内学者江崇龙认为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态自然的舒压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经营渠道, 有效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此外鞠海鹰认为CSA可以促进当地的就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黄明朗认为CSA模式避免了生产的盲目性, 可使农民得到公平贸易的权利, 增加农民收入。

综合以上各学者观点, 社区支持农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3个方面, 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 重现生物多样性、发展永续农业、提供生态自然的舒压环境, 加强城市与农村的沟通和联系, 增进人们之间的信任,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社区支持农业国内发展现状研究

(一)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研究

1.社区支持农业 (CSA) 模式的划分

《欧洲CSA手册》中指出欧洲的CSA模式有:农民主导的CSA;由社区/消费者主导的CSA;农民合作社形式的CSA;农民———消费者合作社形式的CSA。支婷婷总结美国有两种不同形式的社区支持农业, 由消费者驱动的股份型CSA (shareholder CSA) 和由生产者驱动的订购型CSA (subscription CSA) 。孙超超指出日本的社区支持农业经历了“Teikei” (提携) , “sanchoku” (强调有机生产和产品直销, 由日本农协主导, 采取直销方式销售农产品, 不再需要消费者参与劳动) 模式和“chisan—chisho” (自给自足,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食品运动) 模式。石嫣、张凡等将我国现有的CSA农场按发起者身份分为了6类:由小农及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CSA;由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 带有试验性质的CSA;由NGO (非政府组织) 发起的CSA;由餐厅与有机小农或农场直接联系的CSA;由政府发起的CSA。对比国内外的CSA模式, 吴天龙等指出在表现形式上, 国外CSA主要有生产者主导型、社区主导型和共享管理型三种类型, 而我国主要表现为消费者推动型、生产者推动型和NGO推动型三种形式。

2.社区支持农业 (CSA) 旅游模式研究

屈学书等从旅游体验的角度考虑, 探索TCSA旅游模式, 并分析了TCSA旅游模式的意义、可能性和应具备的条件。邵隽等以北京郊区“小毛驴市民农园”为案例, 提出都市农夫休闲EARTH模式, 即Education (教育) —Association (社交) —Relaxation (放松) —Trust (信任) —Health (健康) 模式, 并将社区支持农业型市民农园的休闲活动分为成员参与劳动的农夫劳作和都市居民参与节事活动两种类型。吴国庆从传统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发展模式概述分析, 结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新理念设计出生态农业示范园、观光农业旅游园、绿色食品生产园、休闲体验园等4种新型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模式的模式。黄义认为农家乐形式的CSA农场更易存活。

(二) 关于社区支持农业中参与者的研究

1.消费者方面的研究

宋平、扈立家认为国内CSA农场消费群体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退休后的老年人。二是家中有儿童的家庭。屈学书等研究得出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 年龄多集中在30~50岁; (2) 女性会员数量超过男性会员; (3) 以中高收入的家庭消费居多, 独身者较少; (4) 大多为本科以上学历。屈学书等分析认为消费者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最主要原因是对食品安全的强烈需求以及对自身所消费食品的强烈关注, 其次才是对环境保护和体验自然的需求、绿色消费理念、支持农场和当地农民等其他因素的考虑。

2.生产者方面的研究

国内关于参与CSA的生产者特征与参与原因的研究还较少, 杨波认为农户参加CSA的原因往往由于资金匮乏无力进行生产或绿色认证, 对农业生产风险的担心而和消费者组成CSA。一方面由于CSA比较利益较低, 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不大。另一方面, 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多外出务工, 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短缺。

三、社区支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一) 社区支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从生产者角度分析

从生产者角度分析主要存在观念、有机认证、人才、CSA生产和运作、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刘丽伟指出愿意从事CSA生产的农民仍为少数, 观念需逐渐改变;农产品认证费用高, 缺少小规模有机产品认证渠道;缺少从事生产和组织CSA的劳动力和合作社;CSA生产方式生产成本高。文亮等认为CSA运作方面存在配送成本高, 技术有限, 销售途径单一, 宣传不到位等问题。何飞等指出由于政府责任缺失, CSA农场的经营风险大, 农民不会轻易尝试。

2.从消费者角度分析

从消费者角度分析主要存在消费习惯、信任方面的问题。刘丽伟指出消费者难以接受预付费模式。裴涛认为社区支持农业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信任和期望问题, 然后是监督机制问题。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对CSA农场生产的有机食材不信任 (李滨江) , 另一方面现有的质量监督体系不完善, 有机认证程序效率低且价格昂贵、标准不一、缺少小规模有机农产品认证渠道, 难以获得市场的认可 (何飞、李怀英) 。

3.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的关系分析

从生产者与消费者两者关系分析, 存在社区支持农业供给者与需求者在数量、质量等方面的矛盾与相互沟通问题。陈卫平等指出由于农场提供农产品的种类单一性与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矛盾, 导致一部分会员的流失。另外, 农场与会员间缺乏互动, 农场的单向定价机制导致了会员对价格的不满。

(二) 国内对社区支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现状

1.CSA信任问题的研究

社区支持农业中信任问题的主要表现为: (1) 社区支持农业人际互动关系中信任缺失。 (2) 社会信任问题向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传导。信任问题的存在增加了社区支持农业的成本, 增大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 使市场秩序受到损害, 买与卖的平衡性受到考验。马新乐认为解决CSA中的信任问题需要政府引导公众信任、落实农产品质量认证;倡导农业企业肩负社会责任;加强“产———消”互动。陈卫平研究社区支持农业情境下生产者建立消费者食品信任的策略时阐明了建立食品信任的三种机制———信息、嵌入关系和生产者绩效。王志刚认为CSA的信任属性主要由经验信任与特征信任构成, 辐射范围较窄, 使得CSA消费者规模有限。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连接不同的CSA主体的物联网平台, 即时交流与沟通系统, 会大大提升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度, 扩大CSA的信任范围。但是物联网与CSA相结合还存在一些技术、成本、协调等问题。根据国内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解决CSA中的信任问题可以从生产者行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政府作为、产品认证、新技术运用等几方面着手采取措施。

2.CSA融资问题的研究

宋平, 扈立家指出CSA项目融资存在投资主体不健全, 投资对象不明确, 投资方式和渠道单一等问题。由于投资者存在地理和选择成熟企业的偏好;政府支持不足;项目利润低, 风险高;消费人群多为老人和儿童等原因CSA项目融资困难。解决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融资问题, 一方面是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自身的解决办法, 创新宣传和营销方式, 创建移动互联网农业品牌。另一方面是外部辅助的解决办法。

3.CSA中关于政府责任的研究

温铁军、石嫣、宋平等在对CSA的研究和实践中都提到了政府政策的缺失和政策支持对CSA发展的重要性。何飞等认为目前劳动力不足、利益低下、前期投入大、质量监督体系不完善和农场配套设施不健全等CSA发展存在的问题是政府角色缺失的现状, 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政策。蒋敏认为需要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质量引导, 制定相应的标准;制定相关配套帮扶政策, 为消费者让利。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 CSA的推广发展需要政府给予制度、资金、服务、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包括制定有机农业标准, 完善有机认证体系、构建互信机制, 设立专向资金、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 建立咨询和培训机构等。

四、小结

国内关于CSA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的总结性研究很多, 但是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比较少, 目前涉及较多的是信任问题、融资问题、政府责任问题方面的研究, 而关于CSA的生产和运作、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沟通、消费习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较少。本文就信任问题、融资问题、政府责任问题三大方面做了系统性的整合,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希望能对CSA模式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摘要：近年来CSA模式在我国发展迅速, 并引起多方的关注, 文章从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价值、模式划分、参与者、存在问题等方面对近年学者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研究进行了较详细的综述, 以期对我国CSA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文献综述 篇3

摘要：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掀起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浪潮，尽管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美好，实际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成功率仅三成。研究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管理对指导我们企业成功参与海外经营至关重要，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不同阶段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海外并购；风险管理；文献综述

1.绪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外并购已成为企业拓宽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途径，而发达国家企业因市场成熟更早的参与跨国并购活动，有关国际化经营、海外并购风险的研究也更深入和微观。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海外并购活动趋于频繁，有关海外并购风险管理的研究逐渐成熟，整体看来海外并购风险管理研究从时间序列上看分为三个阶段。

2.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1年到1970年，这一阶段产生了风险管理的概念、性质、内容，且提出了专门的风险管理职能的观点。1921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Knight在其发表的《风险、不确定性及利润》一书中认为风险是由不确定性因素的大小和收益函数的性质所导致的损失，并指出风险是一种可以测定概率的不确定性事情。所罗门.许布纳于 1930年在美国管理协会发起的一项保险问题会议上首次提出风险管理一词。1937年Coase从动因的角度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间进行纵向并购的目的在于实现市场交易的内部化，减少贸易中高昂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交易费用。1956 年的《哈佛商学评论》出现了风险管理的最早文章，拉赛尔.加拉尔建议进一步扩大风险经理人的权限，在企业中应该有专人负责管理风险的全职风险管理者，他们不仅要被动、消极地转嫁的保险功能，还要具有把潜在风险转化、提升为积极因素的事前风险管理功能。Tobin于1969年阐述了著名的价值低估理论，他认为并购公司在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的情况下认为被并购目标存在市场价值被低估的情况时，就会倾向将其并购并等待升值。

3.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风险管理发展迅速；随着海外并购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延伸，海外并购的风险管理理论也出现较大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初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企业并购经验的成熟，海外并购成为一些大型企业进行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布局全球经营网络的有效手段。海外并购风险也来源于风险和海外并购等理论的结合，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延展。1987年Porter以及1990Chakrabarti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并购企业在经营四年后普遍出现业绩下滑的现象，多半数的并购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1992年Anderson认为，随着跨国公司将更多资源投放于海外市场，其市场开拓和竞争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引发风险也不断提高；1992年开始研究者们开始了定性分析以外的定量分析，试图通过引入计量模型，客观的评估并控制风险。1992年Hwang量化测度了一些并购活动的政治风险；之后学者们对具体的指标因子与体系进行了研究，1992年Mille尝试构建了一个能调节多维度问题的国际风险模型 （PEU模型），通过向相关从业人员发放风险感知调查问卷的方法评测评风险，他在1993年设计了包含35个问题的问卷对拉美六国的企业做了评测；1996年BroutherS、Werner等学者基于PEU模型对荷兰448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并修订了新的PEUZ模型，他们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政府政策、宏观经济、资源和基础设施、产品市场和需求、竞争等5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4.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为上世纪 90 年代后，风险管理有了新发展，HaimeS于2007年提出了利用等级全息建模（HHM）的思想进行多层次识别风险的理念，使人们可以全方位地认识各种潜在的风险，并介绍了进行风险过滤的八重法则；2009年JohaathanMun等对各种海外并购的风险进行了蒙特卡罗模拟试验，通过设计风险模拟软件对风险进行量化分析，为测度海外并购的风险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参考方法。

同时在我国提倡“走出去”的大时代背景下，逐渐有部分企业走出国门收购海外企业，参与跨国经营，然而我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的战绩却不尽如人意，屡屡受挫。国内的研究者在借鉴外国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探讨我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识别与控制措施。

2004年叶建木、王洪运指出跨国并购会形成一条风险链，贯穿于并购决策、融资支付及整合三个阶段，分别是决策风险、融资风险和整合风险。海外并购企业首先要支付并购费用，接着是目标企业的买价，最后是增量投入资金，资金的使用贯穿始末，而且只有量的要求和结构上的要求同时得到满足，才能避免风险的发生。2006年汤谷良、胡佳超主要是从财务视角来分析海外并购风险。分为四类：并购动机风险、融资风险、业绩规划风险和制度风险。在每一类风险中都结合典型的海外并购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并且结合数据，从财务能力和管控制度等方面入手透视财务风险。2009年林源指出在中国海外并购20多年的历史中，道路异常艰辛，主要是面临很多风险，必须加以管控进行规避。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分析，分为外部环境风险和企业内部风险，前者有国家风险、法律风险、利率、汇率风险和产业风险；后者包括决策风险、融资风险和整合风险。最后强调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都要着手构建海外并购风险管控体系来防范这些风险。2010年李杰指出海外并购的主要风险有政治法律风险、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并购整合风险。其中，财务风险集中体现在并购支付方式与融资方式的选择两个环节。企业应遵循资金成本最小化和风险最低化的原则，选择合理的对价方式，实施并购支付对价。同时，并购企业要根据自身获得流动性的能力，对并购支付方式进行合理设计，满足收购双方的需要，降低并购成本和风险。2010年郭雪平指出在面对海外并购的严酷现实的同时要正视面临的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认识风险、机会风险、运营风险、客户风险、战略风险等。在诸多风险中，作者强调最突出的是法律风险，详细论述了法律风险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像信息披露风险、法律专业化操作风险、融资风险、财务风险和反收购风险等都有所体现，最终提出对策。李玉梅、桑百川于2010年指出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表现为在规模、并购主体、动因、领域和并购区域的变化，海外并购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和整合风险。尽管国内学者在风险识别与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的研究上已比较成熟但是在风险的测评与应对措施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结论

总体而言，现阶段风险管理的研究冲破原有理论对风险的狭隘理解和认识，进入整体化风险管理阶段，把风险看做一个整体来研究解决的是风险对企业的整体影响，是站在整个公司角度的风险管理，也称为全面风险管理，主要关注风险的对冲目的以及对整个公司价值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引出了风险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方向。其核心思想是：公司的风险来自很多方面，最终是所有风险联合对公司产生影响，公司只有从整体角度进行的风险管理才最有效。风险管理既包括了针对各个风险因子的风险管理活动，又开始从整个组织机构战略管理的角度，将各个风险因子整合在一起，从而进行全面风险管理活动。（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本课题得到贵州大学创新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21）支助

参考文献：

[1]黄昶生，王言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与对策研究[J]. 理论探讨. 2011（05） ：12-16.

[2]李哲.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风险与对策[J]. 黑龙江对外经贸. 2011（07）：8-10.

[3]王杏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原因与对策分析[J]. 广东经济. 2011（06）：20-23.

社区矫正论文文献综述 篇4

陈小京在《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在我国的完善研究》中写到，从公众到刑事司法部门，普遍认为要控制和打击罪犯，监禁刑是最好的选择。公众看不见罪犯从而获得安全感，司法部门害怕承担责任而尽量少用或根本不用社区矫正措施

黄爱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环境下的中国社区矫正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社区矫正是刑法观念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她认为我国刑法观念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中国传统观念一直以来认为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罪犯，受刑越痛苦似乎越能接近行刑的目的，在此理念的影响下，我国当前刑法当中规定的管制、监外执行制度，司法人员在适用过程中慎之又慎，实际操作的很少。并且，在本篇文章中还提到我国司法官员还存在“行刑就是关押”, “只有严刑才能稳定”等观念，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执行监禁才能达到社会稳定、改造罪犯的目的。由于这样的理念的普遍存在，利用社区对罪犯进行改造和教育在司法人员的头脑中还存在一定的抵触，以致于社区矫正的实践操作无法有效推进。

二、与社区矫正有关的法律问题

杨方泉在《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中认为，我国不存在法律层面的社区矫正立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难以满足矫正工作的需要，并与原有的法律制度存在矛盾，试点地区的矫正工作缺少有力的法律保障。他还认为我国社区矫正不存在专设性的矫正机构，试点地区的联合执法模式导致了权责的不明和矫正质量的不佳，抽调组成的矫正小组缺乏合法的身份和权威，工作人员临时性、欠缺专业性。

王顺安在《社区矫正法律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层面上主要存在下面三个问题：第一是社区矫正机构主题的合法性地位没有确立，按照我国的法律，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社区矫正机构由于不是公安机关，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并且，他还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主体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明确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是社区矫正内容没有具体化，操作性不强，属于我国社区矫正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只有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但在这些社区矫正的适用刑种中，具体规定的内容不明确，没有具体的标准，操作性不强。第三是我国于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影响，存在很多缺陷，如适用范围比较狭窄，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行刑新理念的出现，《监狱法》已经不适合我国的行刑的发展趋势。

三、有学者关于社区矫正在我国执行方式的问题

陈鹏所写的《中外社区执行方式的比较研究》认为我国的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由公安机关执行，缓刑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假释由公安机关监督；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其执行机关是居住地公安机关，基层组织或原单位协助配合。总而言之，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公安机关有着众多的职能、刑事侦查与治安保卫等任务繁重，且警力分布严重不足，既容易使刑罚执行以及考察、监督流于形式，也不可能像专门矫正机构那样去从事专业性的矫正工作。同时，由犯罪侦查部门去执行刑罚也不利于刑罚执行公正性的获得。

刘茜在《我国社区矫正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过于简单，他在文章中写道属于我国社区矫治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有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这五种，但是我国却没有明确规定对这些符合条件可以采取社区矫正方式执行刑罚的罪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社区矫正方式，实践中对这些人采用的监管方式也基本相同，一些基层管理部门甚至沿用监狱的登记表格进行管理。刘茜认为要取得良好的矫正效果，需要因人而异地设计矫正方案，需考虑罪犯的犯罪类型、犯罪特点、前科纪录等，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素质、工作量及矫正工作人员的数量都有较高要求，但是由于各地条件制约，个性化的矫正方案在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中尚不多见。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从执行环境、执行方式上都与监狱矫正不同，社区矫正的方案也应当与监狱的矫正方案区别开来，因此，为便于实践操作，应当创新设计具有个性化社区矫正方案的制度。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相关的好的方案来执行社区矫正。并且，在结束矫正之后，目前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按社区服刑人员的重犯率来评判，但由于重犯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响，仅通过这个指标来评价矫正效果恐怕有些牵强。

四、关于矫正队伍的问题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文献综述 篇5

（一）、单位制：走入历史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管理的产物，单位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以行政性、封闭性、单一性为特征。单位制的形成具有历史背景，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但也带来了制度性的后果，造就了总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变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流动也迅速加剧，导致单位制渐渐走上崩溃的边缘，失去历史的舞台。

（二）、街居制：身陷困境

前文已提到，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对社会的管理以单位制管理为主，以基层地区管理为辅。地区管理主要是通过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行政建制的组织来开展工作，通称为街居制。街居体系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变化，但一直扮演着政府的“脚”的角色，简单地被动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在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街居制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越来越不符合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社区制：浮出水面

在社会学史上，“社区”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在滕尼斯那里，“社区”这个概念表示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于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在此之后，“社区”这一概念被各国学者加以引申和扩展，但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范畴。在中国大陆，“社区”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被引进，而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始于1986年。当时，民政部为推进城市社会福利工作改革，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并将后者区别于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办的社会福利，就另起了一个名字，称之为“社区服务”，由此引入了社区概念。1991年民政部为了开拓民政工作又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1998年国务院的政府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意在推动社区建设在全国的发展。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由此带来了社区建设在全国城市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地对“社区”概念的理解并不十分清楚，因而在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差异。社区建设的本身包含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本文关注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而言，从原来的单位制、街居制向社区制过渡，首先要在指导思想和理念上对“社区制”的本义有个清楚的认识。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变迁。

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在社区建设观念上不明确。

当前，城市政府在社区管理观念上，依然停留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行政组织包打天下的层面上，不敢、不愿、不能将社会性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下放或转移给其他社会组织，也没有鼓励、扶植、发展群众自我管理和服务组织的意识和观念。因而政府对在社区建设和发展上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事，并没有完全分清楚，以致容易用行政的办法办的事，政府就抓在手上；社区内不好办的事，有些本应由政府办的，政府反而不去办，推向社区自治组织。由于政府机构不了解民情，有时又求政绩，因而即使政府为社区居民办了事，也未必能得到居民的认可。

（二）、政府对社区的宏观管理不到位。

长期以来，政府对社区的管理一直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名义上民政部门承担着宏观管理的职责，但由于民政的工作地位决定了它在此项工作中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这绝不是因为民政不努力，而是因为民政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建设几乎处于一种无序纷乱的状态。而各管理部门都过分强调自身的管理权威和利益，造成社区整体上管理无序，没有统一的管理目标，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对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和任务作明确的界定，没有谁对社区的管理负全责，没有谁对社区管理该负的责任做出裁决和进行监督。往往出现有利的事情大家干，无利可图的则无人问津，有权的不干，无权的不能干或想干却干不了，责、权、利严重脱节，常常造成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职责不清引起的社区管理职能得不到落实。就宜昌市、区两级政府来讲，虽然成立了社区建设领导小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设机构，领导小组成员都是市、区政府领导兼任，并没有在政府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协调和处理各职能部门在社区的具体矛盾，从而造成各管理部门对社区管理的作用不是形成合力，而是相互摩擦、相互制约甚至对立，不利于社区的管理、建设和发展。

（三）、街道办与社区居委会形成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宜昌市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从字面上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提法只承认市、区“两级政府”，把“街道办”视为一级“管理”机构，而非一级“政府”，但作为“第三级管理”的“街道办”在现实中却行使了大量的政府职能，成为事实上的一级政府。在社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街道办由“虚政府”变成“实政府”，成了社区管理事实上的唯一主体，而处于街道办行政领导之下的社区居委会就成了街道办的“跑腿儿”。街道办对各行政职能部门分派的各种工作任务，均下派到社区居委会去落实，社区居委会成为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再加上街道办的财政拨款是社区服务的主要资源，有些居委会中的大部分干部是由街道招聘的等因素，使居委会的人事和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街道办，街道办与社区居委会之间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自主性、独立性大打折扣。

（四）、社区居委会承担了过多的行政部门职能，社区自身职责不明确。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工作重心下移，许多政府的专业管理部门都把社区作为一级基层政权看待，一些职能部门借动员社区资源为名，将自身业务尽其所能地转嫁给社区居委会承担。据部分社区居委会的统计，社区承担的职能有１１７项之多，绝大部分来自上级部门，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很多部门还硬性规定了明确的考核指标，使居委会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目标责任制。还有些政府部门把不想管、不好管的事推给居委会，而把资金、设施等留在自己手中，出现问题时，他们却充当监督和检查居委会的角色。有的街办甚至向居委会下达了大量的招商引资任务。社区居委会忙于应付上级的各种工作任务及考核，对于社区自

治、社区内事务却思考甚少，造成社区自身管理职责不清，定位不明。如许多社区居委会对许多新建住宅小区的社区建设缺少知情权，对小区物业管理部门联系不够，对一些辖区单位尤其是自我封闭的条条管理的单位了解甚少，社区居民委员会对这些小区管理缺乏必要的手段，有的便放弃了对小区事务的管理，使小区内普遍形成了社会管理方面的“真空”，社区居委会应该到位的管理却没有到位。

三、理顺关系，构建城市社区管理新体制

（一）、加强社区规范化立法

就目前来看，国家应根据新的形势加强立法工作，逐步制定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专门法律和相关法律，并增强其可操作性，使社区建设有法可依。一是确定社区组织的法律定位和职能定位。二是以法律或规章等形式，明确社区内各权利主体的活动。三是通过立法的途径，制定《社区自治法》，以及与社区自治的其它相关法律，如《社区服务法》、《社会保障法》等。四是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明确社区自治的法律地位、自治章程或规定的效力、产生程序，以及自治组织的权限、工作程序等。

（二）、建立协调统一的宏观管理组织

当前社区管理中的宏观管理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主要原因是覆盖各职能部门的管理层级出现虚位。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建立起填补这一虚位的管理层级，使其有效发挥对各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和统一作用。这一管理层级的基本模型结构应具备以下特征：１、机构的阶位应当高于所有被协调的层级；２、机构可以是协调性的非常设机构，但是其日常办公部门应当固定，并设在党委或政府机关内；３、机构的职能主要为组织、协调、规划、制定政策和监督。就宜昌市实际来说，应在市、区两级建立社区建设指导协调委员会，由同级政府牵头抓总，各类涉及社区建设的条条部门和上级驻城区大单位负责人参加。其主要职责是规划社区建设目标，确定社区建设重大事项，协调社区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克服条块分离的弊端，形成社区建设的合力。

（三）、科学界定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责

就我国当前的国情而言，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但同时其能力作用也是有限的。政府作为社区建设的推动主体，应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发挥好启动、组织协调和宏观指导三个作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做到“让位、归位、到位”。让位：做到简政放权，从大量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将一些服务职能交给或归还给社会、社区去做。政府仅仅需要承担社区建设启动者这一重任，积极做好社区建设的规划，制定必要的扶持鼓励政策以及发动宣传工作。归位：做到把政府部门的精力用在研究社区建设发展的方针政策上来，采取有效措施，指导、支持和帮助社区开展工作，培植社区的造血功能，加强对社区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发动引导广大居民和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到位：要做到认真履行宏观管理职能，尽职尽责地保证管理到位，指导、协调到位，财力支撑到位。主要是制定、完善有利于社区建设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引导社区中介组织的有序、健康运作，公正、合法地保障社区成员的公共权益等等。而政府一般不宜直接参与社区建设的具体实施活动。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建设实施的主体，它的职能是代表当地居民利益，在辖区内依法行使综合管理各项社会事务的权力，其基本职责应包括以下四项：

一、是社区自治职责。社区有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自主决定社区内部各项事务的职责，主要包括：民主选举、社区决策、日常管理、财务自主、内部监督等。

二、是社区协管职责。按照小政府、大社会和“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则，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将那些政府管不过来、需要社区协助管理的行政事务转移给社区，由社区协助政府进行管理。同时应根据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对一些协管工作应实行“费随事转”。

三、是社区服务职责。组织开展面向社区居民的各种社区服务和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发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业，完善对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和困难群体的服务网络，发展志愿者队伍，开展群众性的互助、互济活动。搞好社区环境的净化、优化、美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教育居民增强社区意识、参与意识，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四、是社区监督职责。社区代表居民对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监督评议，对物业公司的管理和服务进行监督，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建议。

（四）、加强街道办对社区的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在街道办对社区管理上，要实现街道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要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协调、指导和服务的方向转变，从以条为主、条块分割向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转变。要着力于理顺条块关系，把行政部门的条的专业管理和街道办事处的块的综合管理相结合。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和政府有关社区建设的决定和工作部署；研究制定街道范围内的社区建设规划和工作计划；发动、组织辖区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开展社区建设工作，发挥其对社区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作用。

我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文献综述 篇6

行政管理

0990202035 刘亚飞

一、行政区划的概念

1、行政区划（regionalism）是国家结构体系的一种安排，国家或地区根据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的需要，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口、民族、文化、风俗等客观因素，按照一定的原则，将一个国家（小国除外）的领土划分成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置对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摘自《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浅析》作者：周毅 余蕊 《法制与社会》2008.5）

二、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划的现状

1、我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2、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市辖区、特区和林区）、乡（民族乡、镇、街道办事处）等五级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摘自《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浅析》作者：周毅 余蕊 《法制与社会》2008.5）

三、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所面临的困境

1、行政区划的层级过多，行政管理的幅度偏小，行政区划类型混淆。（摘自《当前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困境及路径分析》作者：韦朋余

《改革与开发》2008年第7期）

2、省级规模过大，管理层级过多，设置不规范，行政区划不尽科学。（摘自《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浅析》作者：周毅 余蕊 《法制与社会》2008.5）

3、行政管理层次过多、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政区规模不合理、同一政区间规模差异悬殊，不利于统一规范管理，部分行政区划不规范，内部管理体制不顺。（摘自《关于行政区划改革的战略思考》作者：刘纯志

《决策参考》2005年第5期）

（《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问题与对策》 作者：刘华）

4、省级政区范围偏大,悬殊较大;管理幅度不均,管理层次多且乱;行政区域边界犬牙交错,破坏了自然经济区域的完整;与市场经济平等竞争、自由联合、互利共赢的宗旨相悖;对部分大城市的特殊地位重视程度不够。（摘自《关于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考》作者：王宏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5月）

5、人民的知情、参与、决策和监督权利没有得到尊重；行政区划管理层级过多，管理幅度偏小；行政区与经济区高度重合，无法满足新型工业化合城市化发展要求；行政区边界划分标准的单一化。（摘自《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作者：李金龙 张娟 王宝元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6、行政区划层级设置与现行宪法存在不一致之处；现有行政区划设置的个体间差异较大；省级以下行政区划调整过于频繁，缺乏统一和长期的规划；中国现行行政区划的管理层次多而乱，管理范围小且差异悬殊；在基层政区层面，国民待遇问题及居民自治问题尚未解决。（《浅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 作者：杜丽菲 郭小兰 何海军）

（《试论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价值》作者：李金龙

郑宇梅）

7、管理地域广，规模差距大；经济区域被省辖区分割；直辖市偏少；省级政府工作超负荷运转；制约政府机构精简；影响效率，增加成本。（摘自《我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模式选择》作者：周大伟

刘武）

四、行政区划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1、政府职能转变的挑战，改革运行手段的挑战，社会制约因素的挑战。（摘自《当前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困境及路径分析》作者：韦朋余

《改革与开发》2008年第7期）

2、现行宪政制度对当前行政区划设置调整产生一定阻碍。（摘自《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浅析》作者：周毅 余蕊 《法制与社会》2008.5）

3、当前行政机构设置与行政管理模式的制约，目前地方经济布局的地域构成特点的制约，长期省籍建制下所形成的地域观念的制约。（摘自《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难点探析》作者：郑为汕

《理论探索》2003年第6期）

五、对行政区划改革的建议

1、以新公共服务和扁平化组织理论为指导、转变政府职能，增加省级行政区划数量、缩小省级行政区划规模，实行“扩权强县”，扩大县一级地方政府的相关权力。（摘自《当前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困境及路径分析》作者：韦朋余

《改革与开发》2008年第7期）

增设几个省级行政单位。（摘自《改革地方行政区划和设置的建议》作者：张银喜 《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5期）

2、调整规模，减少层级，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统一规范，合理设置，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浪费，两级自治：地方自治体和社区自治体。（摘自《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浅析》作者：周毅 余蕊 《法制与社会》2008.5）（《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问题与对策》 作者：刘华）

3、创新市制是现阶段我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重点，跨省区域治理是我国省级政权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摘自《关于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考》作者：王宏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5月）

4、适当减少我国行政区划的行政层级,逐步实现由目前的四级制过渡到三级制；建立健全有关行政区划的法律制度,保障法律的切实执行；合理处理行政区划调整与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和尊重民意的关系；科学、合理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区域的行政管理体制。（摘自《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我国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作者：李金龙 胡均民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试论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价值》作者：李金龙

郑宇梅）

5、创新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战略规划和法治建设，提升发展的可持续性；适度调整行政区划层级与幅度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创新城市型行政区划体制，实现城乡分治协调发展；建立功能性区域分工合作机制，推动跨区联动发展。（摘自《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作者：李金龙 张娟 王宝元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6、划小省区、增设一级行政区划；减少区划层级、精简机构，提高管理效率；规范行政区划名称；打破政区分割对区域经济的约束。（《浅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 作者：杜丽菲 郭小兰 何海军）

7、“分省增省式改革”将增大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可能引起诸多矛盾，加大地区差距。主张省级行政区划改革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持社会公正，提高地区竞争力，为国家整体改革服务，要以完善现有制度为主。（摘自《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新思考》作者：顾爱华

袁准

《探索与争鸣》）

8、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调整经济布局；加快城市化进程，完善以城市为核心的辐射网络；逐步完善行政机构的改革；实施渐进式改革。（摘自《省级行政区划改革问题研究》作者：郑为汕

《理论与探索》2002年第6期）

9、“增市”模式，“虚省”模式，“分省”模式，“多元化”模式。（摘自《我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模式选择》作者：周大伟

刘武）

10、实行市县脱钩；撤销地区行政公署，实行无治所的派出专员制；虚化自治州的行政建制；弱化市辖区建制；实行行政单位首长的工资、待遇与其行政业绩挂钩制。（摘自《我国行政区划体制现状及改革构想》作者：宫桂芝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文献综述 篇7

我国的学院制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 1929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又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从此, 学院制在我国开始发展。1952年以后, 受计划经济等因素影响, 我国开始以苏联为模式进行调整, 取消学院, 建立校系两级管理模式, 培养专门人才。到20世纪80年代, 学院制再次回归, 90年代大批高校的合并与整合使学院制改革进入高峰时期。

1 对高校学院制管理的研究现状

我国对学院制研究的浪潮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末被掀起, 经查阅和研究相关文献, 了解到我国学术界对学院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探讨学院制的内涵、建院原则以及必要性

“内涵在逻辑上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 也就是概念的内容”。因此, 对内涵的探讨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前提。对于什么是学院制的问题, 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例如严燕认为“学院制是大学以学院为实体性主体和管理重心, 凸显培养人才和发展学科等职能目标的内部组织结构形式和管理模式”[1]。此外, 李泽从行政和学术权力的运作视角、学科群体的发展视角、分权和集权的管理视角三方面对学院制的内涵进行了分析[2]。总之, 学院制不只是增设一层管理机构, 而是要实现责权利对等, 提高管理效率, 推动学科发展, 提升高校整体实力。

学术界对学院设置原则的研究也是“智者见智, 仁者见仁”。总体来说, 关于学院设置原则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张俭民认为“应该遵循以学科群组建学院、管理重心下移至学科、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有机结合的原则”[3]。何小江提出了“有利于组织学科力量, 搞好学科建设, 提高学科水平;有利于校级管理层摆脱事务, 强化宏观决策功能, 提高决策水平;有利于分解目标责任, 调动院系积极性, 提高管理水平的原则;有利于简政放权, 理顺关系, 合理配置资源, 提高办学效益的原则”[4]。同时, 也有学者提出了情景性原则[5]。即, 学院的设置要根据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总之, 学院设置的原则主要从学科建设、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资源分配以及实际情况等几方面考虑。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掀起学院制改革有其内外部的必要性。从外部因素来说, 一方面, 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加全面的高素质人才, 在计划经济和校系两级管理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快, 我国与国外大学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 国外的大学一般都采用学院制管理, 我国校系两级管理体制成为了与国际顺利接轨的阻碍之一。从内部因素来说在于: (1) 学科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 要求整合学科资源, 拓宽专业口径, 以推动学科发展和促进新的学科生长点; (2)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校系两级管理模式使校一级的管理幅度过大, 从而加大了校级管理负担, 降低了管理效率; (3) 以学科建院增强学科交流, 培养复合型人才; (4) 提高学校声誉, 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 (5) 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现行校系两级模式, 使各系分而治之, 每个系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人员和教学设施, 浪费现象明显。

1.2 对学院制的组织模式的探讨

首先, 学者们对我国学院的建院方式进行了介绍, 通过分析与整合, 我国高校学院的建院方式大致分为5种: (1) 由系直接升格为院; (2) 以学科组建学院; (3) 按产业或行业的集合设置学院; (4) 与地方政府或企业联合共建学院; (5) 与国外知名大学共建学院[6]。学校的管理模式则主要包括3种: (1) 校—院—系三级管理模式, 即校下设院, 由院对系进行直接管理; (2) 校—系两级管理模式, 即只设校系两级管理机构, 系下设教研室和教研所; (3) 混合管理模式, 即前两种管理模式都存在[7]。同时, 曾令初认为“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把不同系科、专业和不同部门的力量联结起来的有效组织模式为矩阵结构的组织模式”[8]。

1.3 对学院制职能、权力配置以及运行机制的探讨

在对实施学院制各层机构的职能进行论述时, 学者们普遍认为:学校应该作为决策中心, 负责学校总体的规划和发展;学院应该作为管理中心, 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系和科研所、室应该成为质量中心, 主管教学和科研。此外, 学校还要负责监督和协调, 保证学院的工作有条不紊和教学、科研质量的稳步提升。

关于对权力配置的论述主要集中于2方面: (1) 学校、学院和系三个主体的权力分配, 在保证管理重心下移的同时, 权力重心也要下移, 实现权责统一; (2)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协调与制衡。此外, 很多学者对实行学院制应具体采用的财务机制、动力机制、教学科研机制、协调机制等也做了研究。

1.4 对国外大学学院制的研究

学院制最初从欧洲兴起, 后来才广泛传播到各地, 并形成了6种典型的学院制模式。学院制在我国的兴起时间晚、实施时间短、经验不足, 目前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因此, 剖析、学习和借鉴国外大学的学院制成为了促进我国学院制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 对国外学院制研究的文献中, 主要介绍了国外学院制的兴起、发展及现状, 且集中于对英国牛津、剑桥模式进行深入剖析, 如王晓宇、周常明[9]和张谦[10]对牛津大学的学院制特点进行了研究。而对其他几种典型模式, 则一般只做了宏观的或“蜻蜓点水式”的介绍。

2 结语

经过近30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我国的学院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仍然存在学院设置不科学、权力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学院制改革作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对其的研究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1]严燕.学院制的内涵与学院设置[J].教育研究, 2005 (10) :76.

[2]李泽, 曹迎霞.试论我国大学学院制的科学内涵和实行学院制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J].吉林教育科学·高考研究, 1999 (2) :4-5.

[3]张俭民.学科发展的学院制管理模式选择[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7 (4) :150-151.

[4]何小江.南昌大学校院系三级管理的尝试及体会[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1997 (2) :14-15, 52.

[5]李北群, 徐月红.对我国再度兴起学院制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 2008 (1) :35.

[6]苏朝晖.大学学院制管理模式的建立[J].教育发展研究, 2000 (1) :24.

[7]刘德宇, 刘浩.当前应大力推进地方院校学院制改革[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 :90.

[8]曾令初.大学学院制建立原则的理论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1997 (2) :50-56.

[9]王晓宇, 周常明.牛津大学学院制若干问题探讨[J].教育评论, 2011 (4) :149-152.

重塑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主体角色 篇8

【摘要】 以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在分析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主体应然角色定位和对我国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重塑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主体角色几点思考。

【关键词】 社区;社区治理;管理主体;主体角色

一、社区的内涵

社区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通用的范畴,它是19世纪末期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来自拉丁语,本意为关系密切的伙伴和共同体,1871年英国学者H.S梅因出版的《东方村落社区》一书,首先使用了社区这个名称,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J.Tonnies)在他所著《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英文版译为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社区”这个概念。滕尼斯将gemeinschaft解释为一种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20世纪30年代初,费孝通等一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系统介绍和引入西方社会学经典著作时,把英文“community”译为社区”。

尽管国外学者对社区概念的理解和表述各不相同,但普遍认同地域、社会互动和共同联系为社区构成要素。我国学术界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也进行了城市社区建设方面的大量研究,从我国社区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在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多种社区定义,尽管对社区的表达从形式上来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就其表达的本质来看是极其相似的。下面列举了一些我国学者对“社区”这个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种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形成的社会联合。“社区就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发生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形成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实体。”“社区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多种社会关系的结合;根据一套规则和制度,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活动,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

二、我国的社区管理主体

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社区管理体制是“单位制”和“街居制”的结合。结合我国社区管理实践,社区管理主体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组织,如区政府及其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一类是企业组织,如物业管理公司;还有一类是介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间的中介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和非营利组织。街道办事处是存在于社区的政治性组织,是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是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街道党工委是区、不设区的市委的派出机关,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起核心作用。街道办事处在社区层面上作为政府组织接受市、区政府的委派管理社区公共事务。

居民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根据1982年宪法和1989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是“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组织”。理论上属于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管理辖区内的公共事务,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工作,抓好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社区服务三项工作任务。负责宣传政府法律和政策,保护居民的合法权益,调解居民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以及将居民的意见和要求传达给政府。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采用的单位福利制度的影响,“单位”成了我国特有的社区管理主体之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单位不但提供职工的住房,把单位人的生、老、病、死等相关事务都纳入了自己管理的范围内,单位提供职工的住房和职工的所有社会福利和保障。

正因为如此,单位实际上扮演着社区管理者的角色。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过度和逐步转型,单位制得以解体,职工的住房制度的改革以及房地产的大力发展使得大量商品住宅小区的出现,我国的社区管理主体出现了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除了传统的街道办、居委会依然强势外,“单位”的作用正在逐步被削弱。与此同时,居民的参与意识开始觉醒,自发的居民自治组织一业主委员也开始出现了,非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逐步参与城市社区的建设上来。由于顺应了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新兴管理主体的出现势必对原有的社区权力格局造成一定的冲击,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旧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改革的要求。

三、理论分析工具——治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相继出现了管理危机,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西方各国都在探索社会治理理论,治理就成了当代的一种社会思潮。由于研究的需要和不一样的研究背景,关于治理的含义,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形式上有着较大差异的见解,究其实质来看却大同小异。采取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该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统治相比在内涵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统治强调主体的唯一性,治理却认为主体应该是多元的。无庸质疑,政府在整个社会管理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组织不再是是行驶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权力中心和最高权威,政府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唯一管理主体和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管理主体还应该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等第三部门。

其次,在传统的统治意义上,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行政权力实现的,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常常被忽视而处于从属地位;与之相对应,治理理论则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优先地位而不应该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性干预来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治理理论不仅看到了“市场失灵”更看到了“政府失败”的严重后果。正因为如此,治理理论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次,统治观念认为政府是万能的,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掌握足够的信息来做出最佳的决策。与之相反,治理理论则认为,政府同样具有很大的弱点和缺陷,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是由自然人组成,自然人同样也是经济人,具有利己的本能和冲动,自然人同样也会犯错误,由自然人组成的政府诚然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政府机构预算的最大化是官员的目标。政府并不一定就代表公民的利益,如果将所有期望都寄托与政府是十分危险,以公民社会为中心、分权与参与的多元治理才是明智的选择。

四、我国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应然角色

管理者的角色是指一个管理者在管理组织中应该做什么及怎么做,即应该履行哪些职责。正如一个演员在一场电影中扮演着一个或少数几个角色一样,一个管理者在管理组织中必然扮演一个或者少数几个角色。认识管理者的角色定位,管理者才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提高自己的哪些相关素质;管理者也才能有针对性地给每一个管理者提出素质要求。管理学家一直在探讨和界定管理者的角色定位问题,著名的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提出的一般管理者角色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

亨利·明茨伯格看来,管理者在管理组织中总是扮演三大类角色,即人际关系方面的角色;信息方面的角色;决策方面的角色。城市社区治理的三大角色即政府、自治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中,自治组织主要组织和领导居民开展社会自治。非营利组织主要致力于社会服务和管理,政府应该是处于两者之间,站在更高的层次上通过政策调节、法律制定和财政扶持来实现宏观调控和管理。下面主要来进行探讨政府、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三个方面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应然角色定位:

1.政府组织的应然角色。政府主要职能是制定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城市社区发展的政策和相关法律及法规,对城市社区的发展提供财政上的支持政策指导,政府要负责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和考核,以制度和政策以及奖励等办法来增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者,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主张根据情况的不同,政府有时要比较深入的介入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当社区公共秩序紊乱或破败的社区有赖复兴时,政府应该积极的介入,以便动员公民的参与,以便使社区获得必要的物质和财力支持。当社区秩序被建立起来并能够良好运转时,政府则应当撤除自己的直接干预,转而对社区实行较为宏观、间接的调控。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政治性组织,其主要有管理职能、指导职能、协调职能、服务职能和监督职能。街道办事处受区政府的委托,行使基层社会的管理职能。这些职能主要有行政性管理,如治安管理、市政建设管理、民政福利管理等;自治性管理,主要通过指导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实施居民组织管理;法治性管理,主要受区政府有关部门执法主体的委托,行使部分执法管理。

2.社区自治组织的应然角色。居民委员会的应然角色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居民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居民开展社会自治,通过组织居民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等途径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和社区各类体育活动,吸引广大社区居民参与居民委员会举办的各类活动,激发居民的社区活动参与意识,增强居民的社区责任感和归属感。

其次,居民委员会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既是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又是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居民委员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基层政府及它们的派出机关指导下,努力协助政府开展工作,架起了党和政府与广大居民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社区居民委员会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路线、法规传达给广大居民,又把居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及时、准确地反映给人民政府,使党和政府能够通过居民委员会及时地倾听到群众的呼声,也使居民群众能够通过居民委员会了解、掌握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居民委员会在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方面发挥着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再次,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是联系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桥梁与纽带。居民委员会是居民利益表达、利益实现的自治组织,城市居民一方面可以通过居民委员会的途径来向政府、非政府组织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各种建议;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传达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政府的工作计划等。居民委员会可以将居民的需求反馈给非营利组织,监督评测其服务。通过社区自治组织加强社区居民与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了解和沟通,建立起相互信任、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

3.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社区建设中的作用。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社区建设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非营利组织可以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层次需求,提供人性化服务。一方面市场组织由于受到利益的驱动,关心的是成本效益,不可能提供低价格和无偿的服务;另一方面政府虽然可以向居民提供无偿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由于政府部门对居民的需求往往反应相对滞后且效率低下,非营利组织恰好弥补了两者的缺陷,在社区服务的提供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非营利组织所承担,通常是企业因无利可图而不愿去做,政府则因能力有限而无力去做的工作或者在同样的条件下,由非政府组织来做会比由政府机构去做更有效率和社会效益。非营利组织能从社区居民的需要出发更好地、更有效的满足不同群体和不同层次居民的个性化的需求,非营利组织是重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

第二,非营利组织有利于减轻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中的负担。在城市社区建设中,非营利组织的积极参与大大弥补了政府资源的不足。政府为了提供自身的效能,常常通过委托代理等方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剥离给非营利组织去承担,这样大大减轻了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中的负担,提高了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

五、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现状分析

1.街道办事处职能超载。我国目前的社区管理与建设实践中,主要采取以街道办事处为核心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原则上只能履行一部分行政职能,在城市社区事务管理的管理过程中, 街道办事处“政社不分”的状况大量存在,街道办事处仍然承担着过多的行政管理职能,工作量过大,经常处于疲于应付状态,承担着大量的城市管理任务,其中包括城市治安、市容卫生、文化教育、劳动就业等。其后果是既未能够明显减轻政府的社会管理负担,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应有的社会管理职能,致使社区成员越来越高的物质文化生活要求难以得到满足,也没有从更深层次上提高广大居民民主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我国目前的街居体系不仅承接了单位解体剥离出来的职能,还增加了很多新的管理领域。街道办事处不仅要承担行政功能还要承担很多的社会功能,甚至有些街区还承担部分经济功能,街道办事处的职能严重超载。

2.街道办事处功能混淆。在社区管理实践中,我国城市社区主要采取的是以街道办事处为核心的政府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本来只应该履行十分有限的行政管理职能,但在当前的社区管理中,不少街道办事处逐渐成为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综合性机构,几乎包揽了社区的所有公共事务。由于政府财政拨款标准偏低,街道办事处为筹足社区管理的基本费用,满足街道工作人员不断增长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需要,日常行政管理事务中的收费项目层出不穷,行政执法中乱罚款屡见不鲜,甚至直接创办经济实体,其运作方式同企业无本质区别。

3.街道办事处职权有限、条块分割。街道办事处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法定地位和权力来承接区政府的一些日常事务,在城市管理的具体实践当中,街道办事处不仅在财政和人员编制上受制于上级政府,没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和完全的行政管理权。街道办事处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客观上要求它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具有协调辖区内不同级别、不同规模、不同隶属关系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不同层次的居民群众的能力,“单位体制”的长期存在、对“条条”管理的过分强调以及街道立法的严重滞后等原因,都使街道办事处普遍存在着“责大权小”的问题。实际上由于条块分割矛盾的存在,使得这个组织难以对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企事业单位的资源作用、社会团体的中介作用和居民委群众的作用进行有效地协调、无法动员社区内各种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街道办事处代表政府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的带有强制性行政色彩的“政府工作目标责任书”制度,也使得社区居民委员会难以实现真正的“自治”。

4.居委会管理职能“缺位”与“越位”。居委会的一些相关领导如居民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就应该由居民选举产生,不能由政府任命,可是在城市社区管理实践中却恰恰相反,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形式上是由居民选举产生的,街道办事处对居民委员会的选举结果能施加较大的影响。由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社会职能分化程度不高,居委会所担负的职责、所发挥的作用与之大相径庭,它集自治管理、行政管理、社会服务、经营管理于一身的全能性组织。在实际运作中,居民委员会却成为了街道办事处的手和脚,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业务性工作,忽略了其居民自治职能,成为了准政府组织,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就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

5.居民委员会工作方式行政化。事实上居民委员会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其日常工作不得不服从街道的安排,也陷入了繁杂的具体事务之中,这不但造成基层社区管理的超负荷运转,减低了管理效能,有悖于居委会成立的初衷。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委员会表现出对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的全方位依赖,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相对独立的关系,而是全面依附的关系。政府全面主导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使社区居民委员会日益与社会脱离,日益与社区居民脱离,成为代表政府管理社会的力量,正在逐渐或完全失去其自治性,而成为行政性的组织。街道办事处常常依据自己的考核标准来考核和评价居民委员会的成员,达不到政府标准的就免除其工作职务,这样就使得居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完全是按照街道办事处的意图来行事,严重缺乏其本身应该有的自治性。

6.居民委员会依赖政府财政。居民委员会之所以成为上级政府的附属物,最为关键一点,就是居民委员会的日常开支主要是以来上级政府的划拨,不是由国家单独拿专项资金来支持居民委员会的发展。从目前来看,由于社区居委会基本没有经济收入,其办公经费和成员的工资、补助基本上全部由街道办事处来承担。在财源上受到街道的牵制,居委会就不得不依赖与街道办事处,听从街道的指挥,这样就使得居民委员会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

7.居民委员会与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关系尚未厘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是对社区居委会性质的明确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条对居委会任务的规定中却涉及了大量协助政府办理的事情(如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这实际在法律上又把居委会当作城市行政管理的一个层级的倾向。与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等的关系界定不清,给居委会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将居委会当作其事务的操作层和落实层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

8.非营利组织过分依赖政府部门。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非营利组织的建立来看,有一些非营利组织是通过政府的一些只能部门直接转变过来,这样的非营利组织的活动方式甚至管理体制严重受到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影响,还尚未走出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9.资金短缺阻碍非营利组织发展。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明显障碍就是资金短缺的问题,资金是非营利组织开展社区活动不可或缺的资源,我国非营利益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源于政府的资助、企业的支持和公众的捐助。这些资金相对于非营利组织活动的开展又是相当有限,我国的公益捐款人均不到一块钱,美国的公益捐款人均为460美元,美国的人均捐款占GDP的2.1%,我国只占GDP的0.01%。

10.非营利组织法制化程度不高。就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登记管理体制而言,其特点表现为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多数社区非营利组织处于自发、自由活动状态,未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缺少必要的监督,对注册资金的要求更是阻碍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不健全的繁殖率环境是当前制约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需要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重建来营造一个有利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法律政策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态度越是积极和大度,就越能够抓住时机,减少损失,推动非营利组织走向与政府之间实现合作与互动的良治之道。

六、重塑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主体角色的几点思考

1.转变政府职能,明晰街道办事处职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同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结合政府机构改革,要合理界定政府权力与社区权力的边界。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区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它主要发挥指导、协调和服务功能。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是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拥有社区自治权和对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权,履行管理辖区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职能。街道办事处应回收本应由其承担的却已转移给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工作,下放一部分社会管理权给居民委员会。

2.明确界定居民委员会的职责。首先将居委会原先的议决权和执行权分离,居委会只作为议事和决策机构,由居民选举产生,成员兼职且是义务的;其次成立社区工作站,作为专门的执行机构,为居民提供服务。居委会的改革关键的问题是:能否为居民的参与提供广泛而畅通的渠道;能否真正整合和体现社区居民的意志;能否真正起到沟通政府与社区居民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政府部门可以对居委会承担的事务进行分类,属于自治事务的,由居委会自行负责;属于行政事务的,政府可以与其签订协议,实行行政代理,不需要另外成立专门的行政代理机构,在现阶段居委会可以通过承担部分行政事务提高自治的能力。

3.加强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建设力度。在居委会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一定要有较为明确的职责权限划分,这些关系的厘定可以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进行框架性的界定,在地方法规中进行具体的界定。在城市居委会组织法中进一步明朗化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经费来源问题,使居委会的收入相对的稳定化和独立化。我国当前的民主法制进程虽然发展很快,就总体情况来说,还是落后于发达国家,需要立法来规范和管理的领域还有很多,要针对城市社区制定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循序渐进的工作。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限制了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的发挥当务之急是修改现行法律,尽快出台《社区法》规定:社区居民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决定社区自治组织的设立与否,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公共事务上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协商合作,不得以任何借口直接干预社区内部事务。

4.厘清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加强非营利组织自身建设。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伙伴关系而不是行政依赖关系,是协商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是平等合作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的关系。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才能保持一个持续的良性互动过程。非营利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是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管理,树立人本观念,建立民主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以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的资金支持和社会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发展和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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