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共8篇）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 篇1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起步很晚，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内学者才开始关注民族地区旅游。

一、民族地区旅游研究分期

通过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历程和历年来所发表的有关民族地区旅游论文数量、内容等因素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学界关于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起步期(1987年至1992年)，渐进期(1993年至2000年)、调适期(2001年至2004年)，繁盛期(2005年以后)。

1． 起步期。从1987年到1992年，研究多以经济服务为目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民族地区旅游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一期间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的一些战略思想。

2． 渐进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各地再一次掀起经济发展热潮。一些民族地区积极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民族旅游资源开发。民族地区旅游研究主要关注了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市场(旅游者)以及旅游影响等三方面内容。其中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研究领域拓展到了资源开发、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精品线路等)和旅游商品开发(旅游区纪念品和工艺品等)。

3． 调适期。2001年至2004年由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过热，部分地区在发展旅游业时不注意调研，缺乏科学规划，造成旅游资源重复建设，旅游产品商业化、庸俗化，旅游产业整体质量下降等严重后果。同时，伴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衰退、破坏成为我们面l临的严峻事实。过热的旅游业对自然、生态、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暴露。这一时期学者们以理性的态度，下到田野做实地调研，运用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4． 繁盛期。2005年以后，民族地区旅游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以极大地热情投入到民族地区旅游研究当中，民俗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领域渗透到了旅游研究的各个方面，出现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现象。同时，专项旅游课题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 了区域经济、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并立的局面。

二、民族地区旅游研究主要范式

1．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范式。

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宏观地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可行性，倡导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提出了全局的和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战略的设想。后来又提出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进行调研分析，提出了建立科学合理的开发机制、加强民族地区旅游理论研究、培育旅游人才、树立民族地区旅游形象等宏观开发措施。这些论述由于没有深入旅游地区实地作长期细致的调研，缺乏田野实证资料作支撑，讨论略显空泛，没有可操作性。早期民俗学和社会学都表现出了这种宏观性的研究。

2． 社会科学的微观研究范式。

由于宏观研究无法解决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一些实际问题，一些学者对民族地区旅游作了一些微观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观点，通过对民族地区旅游事项的详细调查，为宏观理论找出实证。这种将微观考察和宏观视野相结合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民族地区旅游研究中的空泛议论、缺少实证依据的局限。但是，这种以实践验证理论的研究范式，容易将研究引向理论极端，而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少有实用性。

3． 人文主义的微观研究范式。以微观个案人手，运用各学科理论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的介入，一些原属于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广泛用来研究民族地区旅游。民族地区旅游个案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从村落进入，运用学科方法作详细而整体的调查分析，以丰富的和典型的实 例来揭示实际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思考和检验前人的观点，进而尝试提出具体解决方法。

三、民族地区旅游研究成果综述

1． 旅游与区域经济开发。

第一，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意义及开发战略研究。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需要。早期学者多从经济开发的角度来看待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认为旅游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李竹青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 中分析了旅游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旅游资源是我国民族地区普遍的优势资源；旅游业以其低重心启动经济的先导性和高度关联的辐射带动功能，而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廖日裕和曾大伟在《略论把旅游业纳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提出了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的战略思想。吴昌考、李培林、张佑林等对中南、川西北、云南、湘西等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战略开发作了有益的探讨。

第二，区域旅游开发研究。突出了区域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核心价值，强调了区域民族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了政府在区域民族旅游开发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区域协作的战略思想。李竹青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把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分为13个重点地区。2001年，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五” 计划和2015年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L3 明确提出了中国区域旅游(西北、西南、北方、东南四个片区)发展大思路。随后，学者们在此框架下，进行了区域旅游的研究，提出民族文化圈、经济圈等跨行政区的区域旅游研究，如林岚对闽东南畲族旅游“文化圈” 的重建构想，云南省社科联课题组对“泛珠三角” 区域旅游合作背景下的云南旅游资源开发的探讨。

第三，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方面，从旅游资源的分类、开发、利用和保护上着手，重点依据区域资源特点，进行旅游业现状分析和评价，论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措施。其中黄少辉对海南少数民族专项旅游开发的研究，徐飞雄关于湖南民族风情旅游资源特点及开发的研究，管宁生对云南丽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 等具有典型性。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措施：如统筹规划，突出特色，建立科学合理的开发机制和立体的开发风格；加强民族地区旅游理论研究；培育旅游人才和树立民族地区旅游形象等。另一方面，对民族地区旅游产品的研究和设计，包括旅游路线设计和旅游商品开发设计。首先，一些易为旅游者所直接感受的旅游产品— — “民俗风情游”、“民俗村” 等类似产品— — 完美展示少数民族风情。金颖若指出“集市旅游” 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新形式，《梁敏关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节日与旅游经济结合模式的初探》，对这类旅游产品开发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层面开发旅游产品。在发扬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保持民族特色和满足现代旅游审美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有机结合点。积极发掘各种民族风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宗教信仰、人物掌故等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使它们更具浓郁的民族性、地方性、区域性而展现在游人面前。李坚的《现代审美心理与民族舞蹈文化传统》、金毅的《论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作了此方面的研究。再次，旅游商品开发作为民族地区旅游的象征符号，既要强调民族文化特性，还要对旅游商品市场进行调查、分析和预测。

2． 旅游与民族文化开发保护。

第一，民族地区文化开发新路的探索。学者们认为，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应该实施集中开发“亮点” 和高起点、新思路的发展战略； 突出文化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大力营造民族文化旅游的氛围和加强区域协作以求得优势共享。较为成功的案例是云南丽江，周智生以云南丽江为例，指出类似丽江的诸多西部多民族交错聚居区在文化旅游二次创业过程中突出自身区域主体民族文__化特色的同时，必须要重视非主体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让各民族社区参与能力的塑造和培育都能在旅游开发中得到协调发展。孙九霞分析了节日在原生地直接展示和在异地进行移植性的集中开发，认为丧失节日民俗的民族由于旅游开发的需要而重新建构。

第二，旅游中的民族文化保护。薛群慧的《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探析》和马晓京的《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再认识》等都曾论述了旅游对旅游地的影响问题。刘红梅在《关于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几点思考》中提出“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的民族文化保护措施，明确保护对象，正确分析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体系，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周星从1997年开始对黔东南的苗族民俗旅游村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的《旅游产业给少数民族社会带来了什么》02]专门论述了贵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游。他除了对如何开发和建设旅游村寨、旅游村所要具备的条件、民俗文化展示的逻辑等给予了独到的关注外，还提出对旅游带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如传统复兴、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意识等。

3． 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第一，关于旅游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误区的探讨。吴晓萍在《浅析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某些限制性因素》中指出，民族地区旅游业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民族旅游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都受到了威胁和破坏。李曦辉在《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认为，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收效不大的原因是体制、利益和结构三方面的深层制约。第二，生态旅游开发的有效探索。刘玉安等人以石河子地区为例，介绍了生态旅游的出现、内涵及发展，认为生态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业。谢杰和李幼妮论证了我国西部地区绿色旅游生态景观战略，建议景观建设首先应该从保护和发展原生态人手，结合西部地区的发展绿色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优势，完善生态景观。和勇在《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 — 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为例》中认为，生态旅游产品应该是文化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民族地区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应该认识自然生态的文化因素，重视保护民族文化资源。邓光奇进行了民族地区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对旅游与环境的理论基础、旅游与环境关系和环境问题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借鉴国外经验，提出我国旅游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体对策和发展生态旅游的原则，并对生态旅游前景作了预测。

第三，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实践。民族生态博物馆是把少数民族自然、社会和文化进行整体保护、传承和研究的生态博物馆。1998年，我国和挪威政府联合在贵州省六枝梭嘎乡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李波对这个生态博物馆作了民族与生态社会研究。刘艳以贵州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对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适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的新思路，即将地方生态博物馆与文化旅游的发展相结合，同时注入民间资本，由社区居民来管理社区文化、解释自己的文化并选择其发展的方向，从而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实现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笔者从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的发展轨迹、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地区在旅游产业发展中，一方面经受着商业化、表演化、异文化植入等文化冲击，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正固守着自己的传统，极力展示文化的多样性。在任何情况下，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要避免走弯路，必须树立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全方位的协调发展观，努力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李竹青．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2] 廖日裕，曾大伟．略论把旅游业纳入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J]．民族研究，1989(1)．

[3] 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五”计划和2015一年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

[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4] 黄少辉．开展海南岛少数民族专项旅游[J]．热带地理，1989(3)．

[5] 徐飞雄．我国少数民族风情旅游资源特点及开发：试以湖南省为例[J]．经济地理，1990(3)．

[6] 管宁生．云南丽江纳西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6(3)．

[7] 金颖若．集市旅游—— 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新形式[J]．贵州民族研究，2003(3)．

[8] 梁敏．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节日与旅游经济结合模式初探—— 以理塘县“八·一”国际赛马节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9] 周智生．多元文化资源整合与区域文化旅游创新发展—— 以云南丽江为例

[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1)．

[10]孙九霞．节日符号在民族旅游开发中的运用及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

[11]刘红梅．关于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几点思考[J]．开发研究，2004(3)．

[12]周星．旅游产业给少数民族社会带来了什么[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5)．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 篇2

一、民族地区旅游研究分期

通过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历程和历年来所发表的有关民族地区旅游论文数量、内容等因素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学界关于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起步期(1987年至1992年),渐进期(1993年至2000年)、调适期(2001年至2004年),繁盛期(2005年以后)。

1.起步期。

从1987年到1992年,研究多以经济服务为目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民族地区旅游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一期间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的一些战略思想。

2.渐进期。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各地再一次掀起经济发展热潮。一些民族地区积极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民族旅游资源开发。民族地区旅游研究主要关注了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市场(旅游者)以及旅游影响等三方面内容。其中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研究领域拓展到了资源开发、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精品线路等)和旅游商品开发(旅游区纪念品和工艺品等)。

3.调适期。

2001年至2004年由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过热,部分地区在发展旅游业时不注意调研,缺乏科学规划,造成旅游资源重复建设,旅游产品商业化、庸俗化,旅游产业整体质量下降等严重后果。同时,伴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衰退、破坏成为我们面临的严峻事实。过热的旅游业对自然、生态、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暴露。这一时期学者们以理性的态度,下到田野做实地调研,运用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4.繁盛期。

2005年以后,民族地区旅游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以极大地热情投入到民族地区旅游研究当中,民俗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领域渗透到了旅游研究的各个方面,出现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现象。同时,专项旅游课题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区域经济、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并立的局面。

二、民族地区旅游研究主要范式

1.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范式。

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宏观地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可行性,倡导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提出了全局的和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战略的设想。后来又提出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进行调研分析,提出了建立科学合理的开发机制、加强民族地区旅游理论研究、培育旅游人才、树立民族地区旅游形象等宏观开发措施。这些论述由于没有深入旅游地区实地作长期细致的调研,缺乏田野实证资料作支撑,讨论略显空泛,没有可操作性。早期民俗学和社会学都表现出了这种宏观性的研究。

2.社会科学的微观研究范式。

由于宏观研究无法解决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一些实际问题,一些学者对民族地区旅游作了一些微观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观点,通过对民族地区旅游事项的详细调查,为宏观理论找出实证。这种将微观考察和宏观视野相结合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民族地区旅游研究中的空泛议论、缺少实证依据的局限。但是,这种以实践验证理论的研究范式,容易将研究引向理论极端,而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少有实用性。

3.人文主义的微观研究范式。

以微观个案入手,运用各学科理论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的介入,一些原属于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广泛用来研究民族地区旅游。民族地区旅游个案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从村落进入,运用学科方法作详细而整体的调查分析,以丰富的和典型的实例来揭示实际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思考和检验前人的观点,进而尝试提出具体解决方法。

三、民族地区旅游研究成果综述

1.旅游与区域经济开发。

第一,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意义及开发战略研究。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需要。早期学者多从经济开发的角度来看待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认为旅游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李竹青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1]中分析了旅游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旅游资源是我国民族地区普遍的优势资源;旅游业以其低重心启动经济的先导性和高度关联的辐射带动功能,而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廖日裕和曾大伟在《略论把旅游业纳入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2]一文提出了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的战略思想。吴昌考、李培林、张佑林等对中南、川西北、云南、湘西等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战略开发作了有益的探讨。第二,区域旅游开发研究。突出了区域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核心价值,强调了区域民族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了政府在区域民族旅游开发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区域协作的战略思想。李竹青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把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分为13个重点地区。2001年,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五”计划和2015年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3]明确提出了中国区域旅游(西北、西南、北方、东南四个片区)发展大思路。随后,学者们在此框架下,进行了区域旅游的研究,提出民族文化圈、经济圈等跨行政区的区域旅游研究,如林岚对闽东南畲族旅游“文化圈”的重建构想,云南省社科联课题组对“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背景下的云南旅游资源开发的探讨。第三,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方面,从旅游资源的分类、开发、利用和保护上着手,重点依据区域资源特点,进行旅游业现状分析和评价,论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措施。其中黄少辉对海南少数民族专项旅游开发的研究,[4]徐飞雄关于湖南民族风情旅游资源特点及开发的研究,[5]管宁生对云南丽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6]等具有典型性。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措施:如统筹规划,突出特色,建立科学合理的开发机制和立体的开发风格;加强民族地区旅游理论研究;培育旅游人才和树立民族地区旅游形象等。另一方面,对民族地区旅游产品的研究和设计,包括旅游路线设计和旅游商品开发设计。首先,一些易为旅游者所直接感受的旅游产品——“民俗风情游”、“民俗村”等类似产品——完美展示少数民族风情。金颖若指出“集市旅游”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新形式,[7]梁敏关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节日与旅游经济结合模式的初探,[8]对这类旅游产品开发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层面开发旅游产品。在发扬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保持民族特色和满足现代旅游审美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有机结合点。积极发掘各种民族风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宗教信仰、人物掌故等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使它们更具浓郁的民族性、地方性、区域性而展现在游人面前。李坚的《现代审美心理与民族舞蹈文化传统》、金毅的《论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作了此方面的研究。再次,旅游商品开发作为民族地区旅游的象征符号,既要强调民族文化特性,还要对旅游商品市场进行调查、分析和预测。

2.旅游与民族文化开发保护。

第一,民族地区文化开发新路的探索。学者们认为,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应该实施集中开发“亮点”和高起点、新思路的发展战略;突出文化的民族与地域特色;大力营造民族文化旅游的氛围和加强区域协作以求得优势共享。较为成功的案例是云南丽江,周智生以云南丽江为例,[9]指出类似丽江的诸多西部多民族交错聚居区在文化旅游二次创业过程中突出自身区域主体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必须要重视非主体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让各民族社区参与能力的塑造和培育都能在旅游开发中得到协调发展。孙九霞分析了节日在原生地直接展示和在异地进行移植性的集中开发,认为丧失节日民俗的民族由于旅游开发的需要而重新建构。[10]第二,旅游中的民族文化保护。薛群慧的《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探析》和马晓京的《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再认识》等都曾论述了旅游对旅游地的影响问题。刘红梅在《关于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几点思考》[11]中提出“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民族文化保护措施,明确保护对象,正确分析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体系,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周星从1997年开始对黔东南的苗族民俗旅游村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的《旅游产业给少数民族社会带来了什么》[12]专门论述了贵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游。他除了对如何开发和建设旅游村寨、旅游村所要具备的条件、民俗文化展示的逻辑等给予了独到的关注外,还提出对旅游带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如传统复兴、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意识等。

3.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

第一,关于旅游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误区的探讨。吴晓萍在《浅析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某些限制性因素》中指出,民族地区旅游业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民族旅游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都受到了威胁和破坏。李曦辉在《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认为,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收效不大的原因是体制、利益和结构三方面的深层制约。第二,生态旅游开发的有效探索。刘玉安等人以石河子地区为例,介绍了生态旅游的出现、内涵及发展,认为生态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业。谢杰和李幼妮论证了我国西部地区绿色旅游生态景观战略,建议景观建设首先应该从保护和发展原生态入手,结合西部地区的发展绿色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优势,完善生态景观。和勇在《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为例》中认为, 生态旅游产品应该是文化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民族地区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应该认识自然生态的文化因素,重视保护民族文化资源。邓光奇进行了民族地区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对旅游与环境的理论基础、旅游与环境关系和环境问题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借鉴国外经验,提出我国旅游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体对策和发展生态旅游的原则,并对生态旅游前景作了预测。第三,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实践。民族生态博物馆是把少数民族自然、社会和文化进行整体保护、传承和研究的生态博物馆。1998年,我国和挪威政府联合在贵州省六枝梭嘎乡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李波对这个生态博物馆作了民族与生态社会研究。刘艳以贵州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对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适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的新思路,即将地方生态博物馆与文化旅游的发展相结合,同时注入民间资本,由社区居民来管理社区文化、解释自己的文化并选择其发展的方向,从而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实现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综述 篇3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力度主战场的转移和全域旅游的兴起以及“十三五”规划背景下大众旅游发展理念的推动，少数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旅游者对其兴趣浓厚，倍加青睐，国内外学者们纷纷探讨了适合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道路。归纳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通过总结他们集中探讨的问题，为我国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

1、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内容

1.1 民族村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民族村寨旅游概念、资源特点、产品类型、政策选择、利益保障机制、困境与对策、背景与动力等。罗永常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主要存在民族文化认同感失落等四个问题，提出四项对策：确立社会性的旅游发展观；确立参与式发展理念；摒弃媚俗观；做好规划，加强市场论证和产品促销，提高管理水平[1]；总结民族村寨旅游主要特点：吸引物和活动空间的乡村性、民族性、地方性和民间性、文化交融性、参与性、层次性、环保性[2]。总体而言，民族村寨旅游理论的探讨当前还处于初步的、零散的阶段，民族村寨理论研究进展比较缓慢，研究量不够充分、质不够高，理论建构不够系统。

1.2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是最近几年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中的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孙九霞提出了中国社区参与旅游的理想模式：政府主导﹢社区主体﹢企业经营﹢第三方力量介入﹢法制规范[3]；罗永常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策略：参与旅游活动，参与地方名特产品和手工艺产品开发，参与传统产品深度开发[4][5][6]。

1.3 民族村寨旅游业影响和感知研究

民族村寨旅游业影响和感知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钟洁等认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效应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实证研究成果相对丰富[7]；吴忠军等提出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方式[8]；唐雪琼等研究了哈尼族长街宴在旅游情景下的文化适应与重构[9].

2、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评述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比较成熟。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不是很深入，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是有关民族旅游方面的。与此联系密切的是有关乡村旅游的研究，国外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文献主要是关于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乡村旅游中的居民感知和态度问题以及乡村文化旅游研究。特别是关于乡村文化旅游的研究，对于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内外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由于概念界定的差异及其他一些原因，研究内容有所差别。但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比较关注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道路和民族村寨旅游对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并倡导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这些观点及论断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总体看来，现有对民族旅游村寨问题的有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特别是2003年以后的研究成果尤多，文献资料丰富，研究切入点和视角也各不相同。大多数研究是从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单学科理论角度出发，尤其从社会、文化、经济等多角度入手，并普遍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旅游开发政策选择、资源开发利用、旅游产品设计及规划、旅游经济的影响分析、旅游开发模式、旅游营销模式、旅游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及旅游效应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问题。

3、对今后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研究重点和方向的建议

第一，我们应该运用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村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户的生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可持续生计理论，并改变了以往多从社会学学科角度出发对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可持续生计展开研究的状况，因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会是一种创新。

第二，从研究对象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向。并对其家庭的生活进行不断地深入研究。

第三，扩大研究空间范围，即增加对云南、西藏、青海等民族地区典型民族旅游村寨的选点，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研究，使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更为丰富。

第四，应深入探讨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在现有生计经济模式和各相关经济利益主体博弈行为下的参与及受益状况。

第五，应增加对我国少数民族旅游村寨农户面临的风险因素分析，如自然灾害因素、市场风险因素等方面的风险分析，以减少民族旅游村寨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可避免的因素，增强农户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抗御抗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罗永常.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 . 贵州民族研究，2003，（2）：102 - 107.

[2]罗永常. 试论民族村寨旅游的特征与开发原则[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6）：60 - 62.

[3]孙九霞.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4]罗永常.文化经济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J]. 思想战线，2006，（4）：96 - 101.

[5]罗永常.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J]. 旅游学刊，2006，（10）：45 - 48.

[6]罗永常. 关于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几个问题[J]. 贵州社会科学，2006，（3）：47 - 49.

[7]钟洁、陈飙、杨桂华. 中国民族村寨旅游效应研究概述 [J] . 贵州民族研究，2005，（5）：85 - 90.

[8]吴忠军、张瑾. 旅游业发展对山地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为例[J] . 经济地理，2008，（5）：891 - 896.

[9]唐雪琼、钱俊希、陈岚雪. 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适应与重构———基于哈尼族长街宴演变的分析[J] . 地理研究，2011，（5）：835 - 844.

作者简介：

刘学斌（1993—）男，汉族，河北张家口人，云南民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

张朋（1992—）男，汉族，山东青岛人，云南民族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政府治理。

杨悦莹，（1992-）女，汉族，湖南湘潭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研究生。

陈包（1991-），男，土家族，贵州沿河人，云南民族大学旅游管理研究生，主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 篇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对农村土地的需求随之膨胀，涉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土地征用需求量日益扩大。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许多问题，其关键在于补偿标准偏低、配套补偿措施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基于法律、制度安排等角度对我国现行的少数民族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找到并提出解决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土地征用 补偿机制

一、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的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征用征收农村土地的现象越来越频繁，需要对农民进行补偿的情况也相应增多，土地的征用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不可估量，对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机制问题的研究是势在必行的。在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内蒙古、重庆市等地）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是基于法律、制度安排等角度来考虑，具体如下：

第一，虽然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进行调整，但是所有的法律法规仅仅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且我国幅员辽阔，法律法规赋予了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制定本地地方法律法规的权限，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进行征地补偿时给出的标准也在实践中就产生了许多纠纷。

第二，近些年来,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素的存在, 土地征用机制出现突出的非合理性。合理征收利用土地资源, 保持农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已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一个极为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第三，我国的农村集体组织以村委会的形式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以致当村民委员会的决议出现了明显对某部分成员不公的现象时，该部分成员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帮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2]理，那么也丧失了最后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的机会。尤其在少数民族聚集区中，[1]

如此现象极易引起民族矛盾、民族不团结现象，甚至有可能上升到国家政治问题，引起不可预见的影响，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问题势在必行。

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的主要问题

2.1.征地补偿法律体系具有单一性

我国尚无专门的《土地征用补偿法》，土地征用由《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来调整，但未规定应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缺乏可操作性。

虽然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进行调整，但是所有的法律法规仅仅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且我国幅员辽阔，法律法规赋予了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制定本地地方法律法规的权限，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进行征地补偿时给出的标准也在实践中就产生了许多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 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该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订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3]

从以上的的法律法规不难看出，对于征地补偿都是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我国的农村集体组织以村委会的形式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以致当村民委员会的决议出现了明显对某部分成员不公的现象时，该部分成员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帮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那么也丧失了最后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的机会。[4]

另外，在《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建设，需要

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法律规定了征用土地的前提是国家为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的界定法律却没有明确的给出。这就给某些人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和借口。而农民的素质普遍不高，法律维权意识也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更给了钻法律漏洞的人可趁之机。即使是用正当借口征用土地，其手续繁琐复杂，可参与性差，这也使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被坑骗的几率大增。

土地管理法第47 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到10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到6倍。

即使没有遇到上面两种情况的坑害这种低标准的一次性买断使得农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侵害。鉴于征用买断的土地大多都有增值，而农民本身在其中的获利甚至不足10%。

更令人忧心的是，上述3种情况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甚至常常全都存在。这更充分的体现了我国土地补偿的不合理性。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怀是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而土地赔偿制度的缺陷却从根本上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上，我国自古作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这种法律和制度上的缺陷是动摇国本的，必须引起重视。

2.2.征地补偿分配方式不合理

一是平均分配，即不考虑土地承包关系，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均分配。二是分类分配，即结合土地承包关系，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分类，有土地承包关系的在享受土地补偿费的同时，也享受安置补助费；无土地承包关系的，只享受安置补助费。

三是按居分配，即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为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常住村民享受全额分配，非常住村民不享受或部分享受分配。

四是简易分配，即谁承包土地，土地征用款就归谁所有。

五是按权分配，即按照土地权属分配，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用于公益事业或用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安置补助费归征地农民所有。

从近年来的各地土地征用款分配纠纷来看，以上每种分配方式，都占一定比例。平均分配与《土地承包法》抵触，直接损害了土地承包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承包人上访不断。分类分配，由于各地掌握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所占比例的尺度各有不同，也带来了很多的矛盾和纠纷。[6]

2.3.部分集体成员资格不予认可，补偿标准失准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具有生产性收益，且具有非生产性收益。目前，个别地方在征地过程中，存在着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尤其是在部分地区，对农民的补偿又被层层截留，农民所得甚少，部分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作为一[5]

个利益群体，农民虽人数众多，但在农村土地征地制度安排上处于不利地位。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风俗习惯差别较大，各地对于部分人员的成员资格认定的情况不一样，比如：入赘女婿、超生子女、丧偶或离婚妇女、养子女等是否属于本集体成员，各地做法不尽相同。在对该部分人员采取了与其他集体成员不同的待遇，完全不予补偿或降低补偿标准，从而损害了该部分人员的利益。

除此之外，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随之引起物价上涨，各地的征地补偿标准多年没有变动，征地的货币补偿值普遍偏低，就会造成给予农民的补偿过低，而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丧失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经济来源。部分地方给予农民征地补偿款还不够农民在该土地上一年的经营收入高，必然引起农民抵制征地，暴力抗拒征地，例如南宁市良庆镇村民在补偿新法颁布前，农民因补偿过低不肯出让土地的例子，特别是部分地方领导在处理征地事件时态度蛮横，强制征地，采用非法手段，导致农民越级上访或群体上访事件增多。

三、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问题的对策建议

3.1.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些常委委员建议，应尽快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根据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和新情况，进一步修订完善土地法，国务院也应当制定、修订和晚上相关的配套法规体系和土地赔偿的标准，使土地征用工作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常委委员们指出，目前在实施土地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贯彻土地征用补偿法的意义宣传不够，公众的知晓度不高，参与度不强。二是，土地征用需要补偿还没有变成大多数公众的自觉行动。三是，一些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土地征用补偿还只是停留在为了单纯的完成征用目标，没有同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紧密结合。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应能对征地补偿掌握权威司法解释：

(一)权威。所有“解读”均由亲自起草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 院法官撰写，并经有关庭室负责人审定，最能体现司法解释的要旨，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从而保证司法解释不被误读、曲解、歧解，亦免“隔靴搔痒”或“泛泛而论不得要领”。

(二)全面。“解读”的对象应涵盖最高人民法院自2004年公布的所有司法解释，并收录对审判工作有指导、参考意义的司法文件。

3.2.严格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程序

应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将土地征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坚决克服随意突破、调整、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象。同时，应加强对土地征占的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合法性调查、审批和监督程序，杜绝少征多占、滥征滥用等违法行为，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听证制度，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做好土地征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保证土地征用的合法性及公平性。

3.3.规范政府的征用行为

土地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偏失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了公共目的而强制取得其他民事主体的土地并给以补偿的一种行为,是政府的强制购买。具体到我国,土地征用是指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转移,是指国家为了社[8][7]

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批准。

一、在政府征用土地过程中，要保障农民权益，首先要规范政府土地行为，将土地征用严格控制在公共利益限定的范围内，使征地权的行使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共交通、公共卫生医疗、灾害防治、科学文化教育、环境保护、公共水源及水利、森林保护等非赢利性项目的用地，实行土地征用并做到公平补偿；对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项目用地，要打破政府垄断土地征用的坚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控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农村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二、应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在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土地的生产性收益，而且要考虑土地的非生产性收益；不仅要考虑土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而且要考虑土地资源的总价值。应严格实行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登记制度，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听证会，使征地方案及补偿标准与被征地农民见面，实行“阳光操作”，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10][9]

三、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减少土地征用的阻力。有条件的县（市、区）可以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因土地征用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建立有效约束机制，进一步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民承包经营权，明确农民的农地部分所有者主体的资格。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在加强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等基础上，将农民组织起来，使农民在土地征用中能够直接表达与他们人口比例相对称的意见，把农民真正置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之中，让各种公共服务更加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参考文献

[1][6]陈磊，《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2011年03期

马新民《现行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立法存在的缺陷及完善》[J]乡镇经济 , Rural Economy,2007年04期

[2]郭洁，《土地征用补偿法律问题探析》，[J]当代法学，2002年08期

[3][7]于文波《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若干法律问题探讨》[J]法制与社会 , Legal System and Society, 2009年10期

朱仁友《土地征用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4][5][8]靳慧芳《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刍议》[N]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 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0年01期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 篇5

弥泉乡位于常宁市西南高寒山区，距城区35公里，距衡阳市85公里。总面积60平方公里，辖4个行政村。现有瑶族居民873人，由于境内资源匮乏，自然条件艰苦，加之未享受民族政策支持，该乡瑶族居民生产生活困难。瑶民是否生活富裕、经济发展，不仅关系到弥泉乡整体经济的发展，而且关乎和谐稳定的大局。因此，发展瑶族文化旅游，既是保护少数文化传统的有效途径，更是促进该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弥泉乡瑶族居民总体特征

（一）总人数比重大。弥泉乡地处偏远高寒山区，与郴州桂阳搭界，管辖四个行政村，弥泉乡现有瑶族居民873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9.1%，约为全市瑶族总人口的1/3，是瑶族人口总数、比例均居衡阳市第二位的林区乡。

（二）多以散居为主。弥泉乡65平方公里的土地范围内，仅有2512人，可谓地广人稀。境内汉族居民多以聚集在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的位置。而瑶族居民分布更散，一般以组为单位，每个村都有少量瑶民居住，如双河村有2个组、农林和更生村分别有一个组，与外界交流少，普遍较贫困。

二、弥泉乡瑶族居民生活现状分析

（一）生产资料缺乏，收入低。一缺生产资料。据统计，2012年，弥泉乡瑶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300元，连全市人均纯收入的1/4都不到。如该乡农林村为省级贫困村，贫困面达70%以上。弥泉乡人均耕地面积为0.36亩，约为全市人均耕地面积的44%。人均水田面积0.14亩，仅为全市人均水田面积的1／5。2007年实施移民安居工程后，部分瑶民搬迁至山下，土地等生产资料紧缺，甚至日常蔬菜都要花钱买。二是缺产业支撑。弥泉乡下辖一个国有林场，绝大部分瑶民以林木种植和销售为经济来源，收入渠道单一。全乡无工业企业，无产业支撑，基本上靠财政补贴和林业收入维持运转，财政相当困难。村级集体经济更是一穷二白。三是缺经济来源。2012年全市人均纯收入为 9568元，该乡人均纯收入2970元，而瑶民的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2300元，连全市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都不到。瑶民以种植林木为主要收入来源。文化素质偏低，在就业方面存

在较大困难，外出打工竞争力小，一般从事产业链低端的工作，可替代性强，收入微薄。有些瑶民过度依赖政府的扶持，等、靠、要思想严重。

（二）文化素质较低，就业难。一是适龄劳动力素质偏低。大部分瑶民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90%以上的人只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有些70后的瑶民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二是下一代教育状况堪忧。该乡共有两个小学，无初中。更生小学共有18名学生，其中12名为瑶族；初中生总共13个，瑶族学生4个。这些学生要到15公里以外的罗桥就读。迄今为止，该乡史上无一瑶族高中毕业生。三是教育条件恶劣。农林村原本有一个小学，教学楼因年久失修倒塌，该村的学生只能到附近的双河村、罗桥镇、板桥镇就读。经济的落后导致受教育程度的偏低，素质低下反过来制约经济的发展，瑶民经济和教育陷入恶性循环。

（三）医疗条件较差，保障少。长期居住在高寒山区，瑶民普遍患有风湿、关节炎等疾病，加上医疗条件较差，就医困难。一无定点医疗机构。瑶民散居各村。只有双河村一个设备简单的医务室，解决伤风感冒类病症，其他三个村均无定点医疗机构。瑶民只能到乡卫生院，甚至较远的罗桥、板桥、洋泉镇就医。二无职业医生。只有双河村有一名从业医生，但无医师执照，是传统的“赤脚医生”。三无医护人员。四个村无一专业医护人员，唯一的医生既当医师又当护工。四是瑶民参合率低。由于思想观念落后，仍然存在部分瑶民不愿办理农村合作医疗的现象。

（四）基础设施薄弱。目前，虽然弥塔公路已经实现通车，但该乡村组公路建设滞后，且仅有1个村开通了每天一趟朝8晚6的班车，瑶民出行仍不方便。大部分村没有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其中有2个村处于信号盲区。所有村均未安装自来水，都属农村分散式供水工程，设施简陋，水质监测设施缺乏。用电主要来自桂阳、罗桥等地的小水电站，没有纳入全市统一电网。

三、弥泉乡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必要性

弥泉乡是衡阳市仅有的两个瑶民集中居住地之一，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拼图。该乡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全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从统筹区域均衡发展和促进民族团结的要求看，加快弥泉乡发展势在必行。发展瑶族文化旅游，是助推该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

（一）有利于发挥旅游资源优势。一是林业资源丰富。该乡现有林业用地面积4583公顷，木材蓄积量6.7万立方米，年可采伐量900立方米以上，楠竹600万根，可采伐60万根。生态公益林面积5.8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居全省前列。目前农林村建有一个“松清果业”柿子种植基地，包括大果樱桃、核桃、板栗等，规模达1000亩。二是动植物种类繁多。拥有植物168科，580种。俗话说，百草都是药。瑶族同胞世代久居深山，尝遍百草，研制出了能治疗风湿、肝炎、肿瘤等多种疾病的民族中成药——瑶药。它既是瑶族同胞强身健体的法宝，又是民族医药中的一朵奇葩，值得发扬光大。三是水利资源充足。境内溪水潺潺，瀑布飞泻，有大小溪流5条，现建有6座水电站。猴子滩瀑布，罗桥水库等水体资源遍布。

（二）有利于促进民族区域均衡发展。近几年，塔山瑶族乡享受到的民族政策扶持力度较大。各级政府先后投入1200万元，建成3各集中移民区，完成乡内移民545户；投入228万元，建成2所寄宿制学校，完成乡卫生院维修和5个村卫生室建设；投入265万元，新建1个旅游宾馆；投入57万元，新建8个茶园，建成了1850亩产业基地；建好60口沼气池，扶持发展了15户养羊大户。弥泉瑶胞和塔山瑶民同根同源，从全市一盘棋的角度出发，实现两个乡镇的资源共享、组团开发，有利于促进我市民族区域均衡发展。

（三）有利于顺应瑶胞加速发展愿望。2012年弥泉乡瑶族人均纯收入2970元，不到全市人均的四分之一。近几年，看到塔山面貌巨变，弥泉乡的瑶胞们充满羡慕，思富求进、加快发展的愿望更强烈。发展瑶族文化旅游，促进经济发展，是当地百姓和瑶胞共同翘首期盼多年、深得人心支持、众望所归之举。更能提振他们的发展信心，激发其加快改变家园落后面貌的巨大动能。

四、弥泉乡发展瑶族文化旅游的对策措施

当代著名策划家王志刚说：“未来中国的竞争是文化板块竞争，谁能把握住每个板块后面的文化，谁就能把握竞争的主动权。”未来旅游业将是常宁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以瑶族文化特色是其中独特的旅游资源。打好“民族牌”，奏响“民生曲”，树立 “文化立乡、旅游兴乡、引资活乡、产业富乡”的发展思路。

（一）打造两张金质名片。弥泉的名字本身就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原生态的生态环境是最大的卖点。弥泉乡地处衡阳市西南方，五岭山系余脉，位于三市（郴州、永州、衡阳）四县（新田、桂阳、祁阳、常宁）交界处，主峰天堂山海拔达1265米。这里杉竹万顷，流泉飞瀑，空气清新，被誉为 “林的海洋、鸟的天堂、水的源头、云的故乡、天然氧吧、避暑山庄”。弥泉乡优质旅游资源集中，且含金量较高。2009年国家正式批准成立天堂山国家森林公园。2011年，弥泉乡被评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是常宁目前仅有的5家“国字号”旅游资源之一。应加大宣传攻势，唱响两张“国字号”名片。

（二）整合瑶族旅游资源。瑶族文化是历史留给瑶乡人们的一份厚礼，瑶族谈笑、服饰、文化、语言、山歌都是人无我有、独特稀缺的旅游资源。“上刀山过火海”、“瑶族谈笑”等特色项目都别有一番风味。但目前还处于养在深闺、未被开发的初始状态，尚未形成瑶族特色旅游产品。只要经过精心打造包装，将原生态环境和瑶族独特的人文资源在一起进行旅游开发，把资源转化为资本，从而使瑶族文化在“传承、保护与开发”中达到“双赢”的效果。借助“民族牌”，突出民族特色，实现整体营销，促进生态旅游资源与民族文化品牌的深度融合，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在的经济优势。

（三）实现片区联合开发。从湘鄂赣皖联手推介长江中游城市群来看，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独木难成林。从弥泉的实际出发，将来和塔山瑶族合作，整合旅游资源是常宁市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通过大山区连片资源整合、区域协作，以点带面、以线连片，实现山区瑶族居民整体脱贫。

（四）大力发展关联产业。做活以瑶族文化为核心，其他相关产业共同发展这篇文章。建立特种水果基地、反季节蔬菜基地、经济林木种植、万亩花海、茶产业基地、瑶药生产基地、冬毛猪、麋鹿、梅花鹿养殖。引进生态型龙头企业，探索以公司+农户+基地的模式。大力发展生态林业，加强生态公益林建设和保护力度。楠竹加工环节转向以旅游工艺品为主。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从农家乐、避暑山庄、水上乐园入手，发展旅游休闲产业和餐饮产业，整体带动交通、通讯、商业、文化等多种产业的发展。

（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广泛开展招商引资，通过旅游推介会等平台主动招商，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创新招商方式，采用BOT或BT的招商模式，将旅游资源交予投资商经营开发，降低投资商成本，在一定的期限再将景点收归地方经

营。将旅游招商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以国家投入新农村的专项建设资金作为杠杆，加快景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打造景区招商的硬环境。

我国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民风 篇6

北京中医药大学 刘皓

男女平等问题关乎民族未来的存亡。这个观点已经成为世界范畴的共识，并且从一种道德观的人是发展为法律的条款和政府的行为。在讨论促进男女平等问题时，就必须要了解与其相对的性别偏好问题。性别偏好是指家庭中长辈对子女性别上的偏好。一般认为，性别偏好应当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的个人喜好某种性别的儿童，向吃饭口味，是个人选择，无可厚非；而在父权主义家庭制度中，极端的儿子偏好成为一种群体心理固结，反映出妇女在家庭中低下的地位，是性别歧视的体现，是落后的社会现象。在我国，由于受到父系氏族的影响，重男轻女现象十分明显，跟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男女性别比例是119.58:100，超过了正常的103:100，我国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为123:100，所以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的男女平等一直是重要任务。而在农村少数民族农村聚集地，在相对城市较落后且发展缓慢的地域，同时由于他们有着不同的村规民约和民俗民风，男女平等问题或许就会以一种民族理念或是民族传统而改变。为了反映村规民约及民俗民风对男女平等现状的影响，并研究分析其不同民族、不同风俗对男女平等问题看法的差异和原因。我国少数民族人数较少而且多居住在偏远的山区，同时居住的比较分散，民族习俗又很多，所以对农村少数民族的调研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对四川省丹巴县嘉绒藏族、北川羌族、云南省兰坪县普米族、香格里拉迪庆藏族、丽江纳西族等五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普通调查，其中对四川省丹巴县三木札村嘉绒藏族这个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农村干部、农村医务人员和群众。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男女性别比例和男女平等的法律观念等方面的情况较以往有所改善，在人口问题上，村民们基本都很拥护计划生育政策，坚持以三个为上限，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基本不会超生；通过调查，发现村中出生儿的男女性别比例不到1，也就是说女孩的数量大于男孩，处于我国男女性别比的优势地区；对于生男生女的问题上，少数老一辈人仍然保持着重男轻女的旧思想观念，但不会去主动强制影响年轻一代，而年轻一代的村民基本都是持有无所谓的态度，部分村民也有纯粹的个人喜好影响，所以可以说男女平等的法律观念在这些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普及的较好。现将具体状况报告如下：

部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基本现况

在五个少数民族地区中，由于北川县还在重建中，无法进行深入的调研；香格里拉和丽江由于受到旅游业的影响，经济水平较高，生活趋于普通化；云南省兰坪县普米族地区和四川省丹巴县嘉绒藏族地区情况类似，都是地处相较落后的农村偏远山区，交通不发达、依靠原始的农牧业为生活来源、人均经济低于国家农村平均标准。所以我们尤其对这两个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出两个地区对性别偏好问题上除了个人喜好外，并没有特出的父权制或母权制。调查结果分析可分为村里孩子男女比例调查、村民对出生人口性别偏好调查、村中干部男女比例调查、村中家里财政支出权调查等几个方面。由于两个地区环境和情况类似，所以接下来我将只呈现在四川省丹巴县三木札村嘉绒藏族地区的调研数据与结果。我们在三木札村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分为三类，环境背景方面、子女性别偏好方面和村中男女掌权方面。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村子的人口状况，包括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村民对政策的想法和村里的人口情况等方面。根据当地有关部门的农村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家一户最多可以生三个孩子，其中如有残疾子女，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允许再生。当地村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是“鼓励生一个，计划生两个，最多生三个”，三木札村里有将近40%的家庭有三个孩子，超过60%的家庭只有两个孩子，村民一般不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其主要原因是“爬山路险峻，容易出事，只有一个孩子不保险”。

随后我们分别对这个地区的村中孩子男女性别比例做了一个整群调查，将孩子按照18岁以下和在校学生的规格分成了两个整群，调查男女性别比例情况。通过走访同干部和对村民的抽样调查，得出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如下：18岁以下孩子男女性别比例为104:193，在校学生男女性别比例为62:136。如图所示：

18岁以下男 在校学生男*** 18岁以下女 在校学生女 丹巴县三木札村

对此现象，我们对结果做了下分析：1.当地女孩多男孩少。2.在校生男女性别比例要小于18岁以下孩子的男女比例。之后我们分别对这两种情况做了调查。提出了一个疑问：女多男少的原因。有两个可能性：1.可能是由于想要男孩，而第一胎、第二胎都生了女孩，所以继续生第三胎，才导致女多男少的现状，典型的父权制；2.可能是村民们并没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只是由于环境因素造成女孩生的比男孩多，一种正常的现象。

之后我们带着疑问对当地村民对进行了男女性别偏好问题的调查：如果只能要一个孩子，您喜欢男孩还是女孩？1.男孩；2.女孩；3.无所谓，都一样。调查人群为10—72岁之间，总人数143人，调查结果比例如图所示：

男女性别偏好问卷调查结果13%15%72%无所谓，都一样 女孩 男孩

由图可知，只有13%的调查对象选择了男孩，结果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对此村书记和部分村民为我们解答了原因：“因为现在村里的年轻男女都可以出去打工挣钱，干的活、挣得钱也都差不多，也就没有什么不平等的……女孩要比男孩乖得多，知道收拾家务、做饭，男孩就知道淘气……还有就是男孩长大结婚后还要家里盖新房，女孩就不用……总之就是觉得女孩好养活”，所以这可能就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女孩的原因吧。在此看来，经济收入方面男女价值平等促进了男女社会性别平等，经济平衡可以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对于男女性别平等的看法。

对于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校生男女性别比例要小于18岁以下孩子男女比例”的原因，我们对部分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展开了抽样调查。他们告诉我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女孩学习好”，而没有牵涉到任何性别偏好问题。由于村里环境与经济的影响，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出去”，不论男孩女孩，只要学习成绩跟得上都会尽量去供，如果经济无法支持所有孩子的学费，就会供给学习最好的孩子来继续上学。而且他们还说：大部分男孩初中结束后，如果成绩不理想就直接出去打工了，不再上学了。由此可以看出，在教育方面，女孩并不像以前那样处于劣势，不再受到重男轻女的旧思想束缚，而是男女平等，以成绩来衡量，说明女孩在教育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自古至今，大到政府机构，小到家庭的支出方面，我国女子掌权的机会都很少，绝大部分都是以男子为主，权力的倾向预示着男子的地位的尊贵；古代除了女皇时期，王宫里几乎都是佳丽（女）三千，家中也是三妻四妾的，这也从正面反应了男尊女卑；在近代，“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思想也在潜意识的质疑和控制着女子的权利，所谓无权就几乎等于没有社会地位。这些都能反映出中国潜在的重男轻女的现象。为此，我们考虑到权利的直属也会从侧面直接的反映出村中男女性别平等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对村里的男女掌权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分为两个方面：村干部的男女性别比例情况与原因和家里财政支出权的直属与原因。

在三木札村，村长是男的、村书记是女的。在这里出现了女子掌权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村民对性别的偏好还是很小的。村民们告诉我们：因为现在村里女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都具有很强的办事能力，能够很好并且很合理的管理好村子。下面是我在该村照的两张事项安排的照片。

村书记在村中的小黑板上写的

之后我们也询问了村书记关于村中男女工作能力的问题，村书记回答说：“由于现在上学的孩子比较多了，孩子们接受了相同的教育，同样也就具有近乎相同的能力，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工作环境所拥有的工作特点不同而已„„”。根据村书记的话，可以分析出，教育会直接影响男女的工作能力问题，而工作能力影响着社会权力的直属问题，也就是说教育影响着男女性别平等的看法。

同时我们对村里近百户的村民进行了普查，调查当地的村民家中财政支出权的直属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的支出权代表着一个家庭的生活掌控大权，所以我觉得财政的支出权的直属也同样是反映着村民们性别偏好的问题。我们总共调查了村里的99个家庭和外村的7个家庭，106个家庭中103个家庭的财政支出权由母亲掌控，只有3个家庭的财政支出权由父亲掌握。同时由我们得知村中男的很多都外出打工，很容易出现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并且这会对财政支出权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还调查了这些家庭的男女掌权情况。比例如图所示：

家中财政支出权10%4%女主内男主外男主内女主外内外都是男人管内外女人全管路过73%3%6%7%母亲父亲97%

在调查的同时，我们对这些结果也咨询了原因。村民们告诉我们：由于大多数男子结婚后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一年才会回来一两次，所以婚后女子掌家、主内的比率比较高，而且村中支持如果女的有能力主外的话，就可以内外全主，而男的如果有时间顾家的话也可以内外全主，只是社会和家庭的分工不同而已；村中女的管理财政支出权的占绝大多数，因为很多的家庭里男的在挣钱的同时很难再抽出时间顾家，所以是由女的主内并且计划着家里的生活收支，同时就会把家庭的财政支出大权也交由女的掌管。这也说明了虽然家庭和社会的分工不同，但是各有千秋，伯仲之间，最后通过对该地区以及其他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我们发现：男女平等的法律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在生活与社会活动方面也全面的表现了出来，并且村民们的对男女性别的理解与看法可以说已经是高度认识了。但是对此我并没有停止调研，因为我觉得这个现象也可能是受到了环境、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造成的，因为这些地区受到的周围影响是很大的，很多的东西都被汉族“同化”了，我觉得这不能完全的体现出这个民族原有的思想，只能说是现在的综合思想，所以我为了继续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我对更高更远的地区年龄段更大的人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出现了较强烈的反差，由于时间问题，我只对其中的部分村民进行了抽样调查。

在三木札村附近，由于处于山地，按照高低海拔的不同分为了地势较平缓的一队，处于海拔2千米左右，也是我们先前调研的主要地区；地势较高的二队，处于海拔3500米左右，山路险峻并且居住的比较分散，在此处我调查了10户左右的村民；地处山顶和后山的三队，处于海拔5千米左右，山路及其漫长并且危险，家族之间居住的比较集中，在此处我调查了5户左右的村民。在对二队和三队的15户家庭里的不同年龄段的成员进行了调查后，我发现：年轻一代的人男女平等的观念比较好，教育程度比较高，都愿意走出大山，但是文化保留程度比较低；老一辈人依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很看重家族的香火传递，教育水平比较低，同时他们也是民族文化保留较好的一部分人群，和子女不同的是他们不愿意走出去而是习惯了在山里的生活，但是对于子女的观念和看法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老一辈的人从来不会指指点点，即使是有不如意的也只是放在心里，不言不语。下面我将呈现给大家一队、二队、三队不同地段男女性别比例、重男轻女现象和教育程度的调查结果的比较图： 120%100%80%60%40%20%0%男孩比重重男轻女小学程度初中程度高中程度

至此，对于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的村民的调查结果都已经呈现出来了，对于这些地区的男女比例、性别偏好、教育、掌权等等的问题几乎都达到了男女平等的和谐现象，但是居住在相较偏远的比较保守的老一辈人却是依旧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旧思想现象。在这些调查结果的面前，我出现了很多的疑问：为什么年轻一代或是受环境影响较大的地区的男女平等观念比较强？为什么老一辈人到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会有很大的反差？什么影响着他们对男女平等问题的看法？对此，我展开了综合分析。

一队二队三队综合分析少数民族思想中的男女平等问题

通过对男女性别比重、村民的性别偏好问题、权利直属问题等多方面的调查来看，重男轻女或是男尊女卑的现象或是观念早已经不存在或是说随着旧思想销声匿迹了。那究竟是什么影响着男女性别平等问题呢？我个人总结为法律观念、民俗民风、旧思想、教育、经济趋向等五大方面的影响。

1、法律观念的影响

在什么时候都不得不承认法律的“魅力”是很大的，法律的影响不能说是法律具有完全的强制性，但是众所周知如果触犯法律就会是犯罪。在我国法律法规方面对男女平等问题有着十分明确的规定，例如：我国《宪法》第48条第1款就男女平等问题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还有《劳动法》中的“同工同酬”；《婚姻法》中的“结婚、离婚方面，教育抚养子女方面、夫妻共同财产方面等都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继承法》中的“继承权男女平等”；《义务教育法》中“适龄儿童的同等受教育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选举法》“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民法通则》“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以及《民事诉讼法》中“同等的诉讼权利”等等。可是我们知道，“规定是死的，思想是活的”，虽然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不能从思想中完全扼杀旧时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女性朋友们可以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这至少可以减少甚至是杜绝封建社会中那种“夫妻间男为女主，丈夫可以对妻子进行随意的打骂休弃”的现象，现在来讲那也是违法的、是犯罪的。法律的规定不仅仅是让女性在家庭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并且在社会的地位和经济方面女性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从建国初期19％的女性就业率到现在47％的女性就业率，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提高女性的价值，促进社会的平等。所以说这种法律的影响是从国家政府机关出发通过法律的硬性规定和政府的大力宣传，对女性进行保护，维护女性应有的权利，恢复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女性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价值，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男女性别平等。但是我觉得法律毕竟是法律，只能硬性的规定却不能根治我们的思想问题。

2、民俗民风的影响

我们一共走访了五个少数民族地区，分别是嘉绒藏族、普米族、迪庆藏族、羌族和纳西族。通过对当地的生活习惯的了解、民俗民风的调查以及礼仪禁忌的规定，我发现除了纳西族外其它的四个少数民族都没有出现过思想上或是行为上的性别偏好问题（主观的性别偏好除外），但是在普米族却是有着一种简单的禁忌，似乎从潜意识中出现性别偏好问题。纳西族是由当地的土著人和羌族的分支互相发生了“民族同化”，而出现的民族，由于当地的土著人维系着母系氏族母权制的传统，所以纳西族至今为止仍然也存在着重女轻男、女尊男卑的习俗，她们说如果家里生了女孩就张灯结彩，并且受到亲朋好友的祝福，而生了男孩的就没有这些，一种现今我国为数不多的母权制民族体制。普米族，我们在云南省兰坪县普米族的龙潭村展开过短暂的深入调查，我们对当地的村民调查过性别偏好问题和男女性比例情况，调研结果显示这里并不存在男女偏好问题，但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禁忌却让我发现了不同之处，在普米族，每家都有一个火塘，普米族禁忌规定“女人和小孩不许从火塘前面经过”，我当时觉得这可能是普米族人的潜意识中还是有重男轻女的现象的，但是通过调查发现他们并不会在意初生儿的男女性别情况，而是生男生女都一样疼爱，所以最后我知道这只是千百年来流传的民族习惯而已。至此，对我们调查的五个少数民族来说，纳西族有着传统的母权制的习俗，同时也可以说纳西族的民俗民风完全影响着她们重女轻男的观念，这也是我们调查中唯一一个可以看得出少数民族民俗民风对男女性别偏好的影响。刨除沿袭着母权制的纳西族来看（毕竟是少数），其它四个少数民族民俗民风对男女性别平等观念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影响；从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看，可以说是没有特别的男女偏爱观念，也没有关于男女不平等的规定，就比如说规定什么“生男有赏”或“生女光荣”之类的。同时调研之前我还从网上和书中查阅了一些少数民族民俗民风和性别偏好的关系，我发现，但从民俗民风的角度看，除了母系氏族的民族外，就没有特别的规定这关于男女性别问题的民俗，如果说深究的话，只能是像普米族那样有着一些对于男女的禁忌，但是可能是民族文化的原因，在很多的少数民族不仅有关于女性的一些禁忌，也有关于男子的禁忌，因此这些禁忌方面不足够说明他们的民俗民风对性别偏好有影响。所以可以说绝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民俗民风没有对男女性别问题有任何规定，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是根据多天的调查，我发现这些少数民族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旧思想中普遍都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和传宗接代、传递香火非男不可的观点。

3、关于旧思想的分析

根据调查的结果显示52%左右的老一辈人（爷爷奶奶辈）都存在着重男轻女和传递香火的观念，但是根据对少数民族民俗民风的调查，我并没有发现他们的风俗中有关于什么家族香火之类的文字，那么他们的这种传递家族香火的概念从何而来？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翻阅，我找到了答案。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三从四法”等名词都是从古代汉族文化中找寻到的，并且古代汉族文化中讲“不出丁为大患”，而且这也从来不说男子的原因，首先是女子的原因，其次找风水的原因。所谓传宗接代其实也是源于汉族的民族文化。“宗，家族也”，而说到家族就必须要提到古代家族的祖坟和祠堂，而关于祖坟和祠堂的概念也是源于汉族文化（就比如藏民们都天葬、火葬了，也就没有什么祖坟或是祠堂了，他们会有佛堂，但那是朝拜的地方，不同于祠堂），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或是有幸拜访到一些家族的祠堂，我们就不难发现两个特点：一是祠堂中的灵位要以持续不断的香火来供奉，经常需要打理，在特殊的日子还要拜祭；二是祠堂中供奉的灵位都是家族中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男子的，没有女子的灵位。原因就是因为在古代汉族文化中觉得只有男子才有传宗接代的功能，而传递香火一词的就是由此得来的，因为要继续祠堂里的香火（灵位），所以一代里必须至少有一个男丁来传递，如果没有男丁就会选择从别人家过继，或是找上门女婿来继续传递香火，所以就自然而然会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和传递香火的概念。而少数民族的这些传递香火和重男轻女的观念很多的都是由古代战争时期汉族人的入侵与统治对少数民族造成的“民族同化”的影响，同时延续了下去，所以在今天少数民族才会出现这种名副其实的重男轻女和传递香火的概念，而并不是本民族原有的民俗民风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知道了，旧思想中重男轻女和传递香火的概念都是由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民族同化”所形成的后果，而并非少数民族民族特色。

4、教育的影响

首先我们通过调查结果了解到了在这些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的教育覆盖程度：以三木札村为例，小学生99%，初中生80&，高中生20%，大学生全村就只有2个。现在由于九年义务教育和少数民族补助的原因，教育的普及度明显升高。而教育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了学习新文化新知识上，也在另外的两个方面影响着男女平等的问题：一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二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了解了在当今社会，不再是以简单的人力劳动力为主要生产力，而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提出的“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在学习了相同的科学技术之后，男女的社会经济价值与社会工作能力其实几乎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以科学技术为主的当今社会环境下，男女是平等的；在医学的角度来看，从现代医学出发，我们了解到了“基因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这就推翻了旧思想中只有男子才能传宗接代的观念，并且医学上解释说“孩子必须同时要拥有父母双方的基因”，也就是说只有男子是不行的，虽然从现代医学讲男孩的基因是XY，Y只能来自于父亲，但是出生儿的男女性别是通过孕育环境的酸碱程度的不同来控制的，这个只能依靠母亲来掌握，所以说出生儿是要靠父母共同作用才能完成的，而且父母双方对孩子的分工不同，孩子的智商来自于母亲多点，性格像父亲多点，所以要知道要想孩子聪明还要靠母亲的智商，并不是旧思想中所说的只有男的才能掌控子女的说法。所以说在教育方面，我们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也在学习新文化新思想，而对于不科学的旧思想就会逐渐的被时代淘汰，男女性别偏好问题也会逐渐的消失，从科学与医学的角度讲，男女平等。

5、经济趋向的影响

经济水平对性别平等观念的影响问题的根源要追溯到我**系氏族与父系氏族时期。母系氏族时期母权制的婚姻秩序,对偶婚制下的从妻而居的传统,所以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男士，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渐加速,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的生产部门中逐渐占据主导的地位,于是母权制自然过渡为父权制.父系氏族公社逐渐形成了.从此,以父权为中心的个体家庭成为与氏族对抗的力量,原始社会逐渐趋于解体.男子依靠经济上的优势,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必然要求按照父系计算世系、继承财产,为一夫一妻制所取代.在一夫一妻制下,妇女的劳动局限在家庭之内,以家庭劳动和家庭副业为主,女子在家庭经济中退居于从属地位.之后由于几千年来农牧业一直是主要生产力，男性的社会统治地位也持续了几千年。而在现代，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在科技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的时候，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也渐渐被确定，因此在我国发达地区，学习科学技术就成为了必要的功课，而在学习方面男女的能付出的劳动力价值是相等的，也就不会出现男女侧重问题；但在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仍然是以最简单的人力劳动力为主要的生产力，所以就依然会出现重男轻女的现象。而今天，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第一生产力，要想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就必须要学习科学技术，而从学习角度上看，男女的社会经济劳动力价值基本相等，并且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在我国比较发达的地区就基本不会出现男女性别偏好的问题；在我国相较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虽然仍然以人力劳动力为主，但是父母的思想基本都是希望孩子走出去、去学习新的东西、有更好的发展，而不是继续着他们的人力劳动力——农耕、放牧，所以在这些地区，人民的思想同样也是要发展科学技术，以学习新文化、新技术为主，因此就很少会出现性别偏好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要劳动力的需求不同就会影响社会性别偏好问题。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男女的性别优势是不同的，在社会主要生产力改变的同时，就会引起男女性别侧重问题的产生。而在现在的经济利益和趋向来看，男女是平等的。

暑期实践调查结果给我的反思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经过这次为期半个多月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感触颇多。在与那里的百姓的交谈、共同生活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很多的疑问，引发我不断的思考，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的热情，希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去帮助他们。同样的这次调研时我也发现了当地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家长们为了孩子未来有很好的发展都希望孩子能够走出去，想法是好的，但是目标是盲目的，我曾经采访过很多的孩子，她们都想上大学、都想走出去，但是问到她们以后想上哪个大学、做什么的时候，她们就不知道了；当我问到家长的时候，她们告诉我说“只要能过走出去，就会比现在的生活好”，可是当我再问他们会不会担心子女都出去了，而自己民族的文化没有接班人的问题时，他们婉转的告诉我说“不会的，学习、走出去是好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80年代，我们的父母强烈的想让我们出国“深造”一样，“出国吧，在国外生活总是好的”一种盲目的思想，可在当时这在我们看来那是留过洋的人，回来后怎么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好歹也是个“华侨”，再能没事说上一两句英语就好像是国宝级人物。但是现在我们再来看，其实从海外学成而归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尽成了那些“流浪”而回、却还在趾高气扬的“海龟”。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个盲目追逐的时期，才会明白其中的故事，而现在他们也要经历。有的时候我总觉得这种盲目的追逐像是“邯郸学步”，就是因为没有发现自身的特点，又没有完全了解外面的世界，就会觉得外面一切都是好的，就盲目的学来学去，最后反而丢失了自我。所以我希望可以有人帮助他们发现他们的民族特点、教会他们读懂外面的世界，以致于不要再像我们一样走过一段漫长而又盲目的时代。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会选择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因为一个流行元素而盲目的去追求，等到筋疲力尽的那天，你会发现其实很荒唐，回过头来才发现其实原来的这边可能会更好。只是遗憾当时没有人告诉自己，而浪费了大把的时间。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 篇7

1. 智慧旅游成为旅游发展趋势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3G、4G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 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概念逐渐被引入到旅游业中, 国外的专家学者们开始重视信息技术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 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旅游活动中, 产生了“智慧旅游”的概念。随着智慧旅游信息技术日渐成熟和完善, 有关政策环境的日益优化, 智慧旅游正在渐行渐近, 已经成为了我国各地旅游建设的重点和理论研究的前沿。

2. 智慧旅游推动民族旅游发展

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过程中, 应促进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 保护民族文化和环境资源开发。这是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带有普识性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依靠智慧旅游、借助信息化契机是实现民族地区旅游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通过对民族地区智慧旅游的发展研究, 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压力、民族文化商业化引起的游客表层体验和民族文化保护等问题下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探讨民族旅游的优化升级策略, 促进民族旅游实现高效、优质和可持续发展。

二、智慧旅游的提出

1. 智慧旅游概念及核心内涵

从2011年开始有马勇等多位学者尝试定义智慧旅游, 其中有张凌云等综合评述了多位学者提出的概念, 指出了多种概念表述的不足之处;李云鹏等将国内智慧旅游的概念分成7个类别, 不仅从信息化的角度定义智慧旅游, 分析了智慧旅游的本质、内涵和外延。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文将智慧旅游解读为:

(1) 智慧旅游依托新型的技术, 主要是物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创新性应用带来了智慧旅游的变革, 基于这些技术才能更好地发展智慧旅游;

(2) 智慧旅游首先是信息服务, 能够让旅游者在旅游活动的全过程随时、随地、随需, 多媒介获取到无处不在的旅游信息服务, 更科学、灵活地制订、变更旅游计划, 使得有限地旅游资源和旅游服务能够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获得更满意的旅游体验;

(3) 智慧旅游的主体不仅在于游客, 还关乎于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者, 他们通过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信息服务掌握旅游者在旅游活动全过程的数据形成“大数据”, 同时旅游目的地居民同样可以享受智慧旅游所带来的利益共享;

(4) 智慧旅游以提升旅游服务、改善旅游体验、创新旅游管理、优化旅游资源利用为目标, 其意义在于实现旅游业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升级。

2. 智慧旅游国内外发展现状

(1) 国外发展情况

国外从20世纪初就开始对智慧旅游进行相关研究, 对于智慧旅游更多地在于实践与应用, 多侧重于对技术层面的应用研究。比如新加坡“智慧国2015计划”实施了一站式注册服务, 推出了“我行有我, 新加坡”平台、韩国“I Tour Seoul”系统基于智能手机平台开发了移动旅游信息服务平台、比利时“标识都市”项目、英、德、日开发的“智能导游”、北美“游客自助导航”已广泛应用。

(2) 国内研究状况

在中国知网以“智慧旅游”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631条相关文献, 从搜索结果可以看到, 国内关于智慧旅游的研究始于2011年并且呈现趋势增长 (如下图) , 由于国家旅游局将2014年命名为“智慧旅游年”, 有关智慧旅游的文献在2015年达到了峰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CNKI学术总库数据整理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关于智慧旅游概念的讨论、智慧旅游的框架体系、智慧技术的研究、智慧旅游在特定区域、不同主体、景区、酒店等企业的应用研究、智慧旅游的评价体系及其影响等几大方面的研究。在应用方面国内旅游业也越来越呈现出智慧旅游的特征, 许多城市都在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北京市“智慧旅游便利游”建设了网络虚拟旅游系统、自助导游讲解系统以及城市自助导览三大系统, 南京市推出了智慧旅游互动式体验终端等六大项目, 同时也有很多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企业加快进行智慧企业建设。

三、民族地区优化升级与智慧旅游的融合

1.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

(1) 粗放式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

旅游开发的功利性太强, 不注重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文化效益, 长期传统粗放的发展模式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导致民族地区处于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社会经济的两难状态。

(2) 民族文化流失严重

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的灵魂与核心, 然而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实践中为迎合游客体验将民族文化的展现导引到商品化, 舞台化, 雷同化, 格式化, 庸俗化等方向上, 这样的过度开发使得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根基开始动摇, 出现民族文化被同化, 甚至消失。民族地区旅游业要想实现持续发展, 必须要注重对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3) 产品开发相对单一, 旅游体验深度和丰富度不够

民族旅游因其文化资源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对游客吸引力强, 但是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均是千篇一律进行民族建筑、民俗文化展示、民族歌舞表演、民族工艺品营销、民族美食体验, 旅游资源与产品设计单一, 体验方式简单, 在旅游开发初期能够吸引游客眼球。但是随着产品周期的发展及游客体验需求的增加, 旅游开发创新动力不足, 导致游客在游玩后的缺乏明显的感知差异, 难以吸引游客的二次消费, 在旅游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民族旅游日趋弱势。

2. 民族地区转型升级与智慧旅游的融合

(1) 民族智慧旅游理论研究及实践发展状况

在中国知网以“智慧旅游”和“民族”主题词为进行搜索仅得到10余条相关文献, 大部分文献均从智慧旅游在民族旅游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专家学者们探讨了贵州、阿坝、甘孜、恩施等民族地区智慧旅游的发展。同时, 通过百度、中国民族宗教网等网页搜索得出在新疆柯尔克孜族、阿克苏地区、贵州、甘肃甘南、敦煌、云南文山州等民族地区开展了丰富的智慧旅游实践,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喀什和云南怒江的智慧旅游平台。

(2) 智慧旅游与民族地区旅游优化升级的关系

从民族地区智慧旅游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情况来看, 智慧旅游为民族地区旅游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力量。

一方面智慧旅游适应民族地区旅游优化升级的需求, 智慧旅游作为旅游业与现代信息产业融合的一种新形态, 是提升旅游业素质的关键环节。旅游在线服务、网络营销、网上预订、网上支付等业务的迅速展开、信息和网络技术日趋成熟、智慧旅游发展态势良好已成为旅游转型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民族智慧旅游发展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 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与时俱进。

另一方面智慧旅游为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提供了新的力量, 民族旅游智慧化系统可以根据游客需求主动为游客提供符合其需求的目的地;民族旅游管理智慧化可使得管理部门更全面、快捷地了解游客的需求和建议以及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动态等内容,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详细、全面的分析, 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和管理;同时还可以实现网上营销, 使得有更多的游客主动参与乡村旅游的传播和营销, 进一步为民族旅游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

四、基于智慧旅游下民族地区旅游优化升级路径研究

随着智慧旅游相关技术的逐渐成熟和完善, 政策环境的日益优化, 以及实践者和研究者们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 民族地区智慧旅游发展的机遇已经到来。依靠智慧旅游, 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 对民族旅游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设计, 将信息化渗透到民族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 服务于游客、政府、旅游企业等利益相关者, 实现民族地区旅游持续发展。

1. 完成智慧旅游总体规划, 完善顶层设计

在全国建设智慧旅游的新形势背景下, 民族旅游应抓住机遇, 构建智慧旅游体系 (图2) , 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优化升级, 着力打造一个旅游信息集成与处理平台, 统筹协调管理本地区的民族旅游。同时在旅游信息集成与处理平台下, 还将重点建设四个智慧平台:智慧管理平台、智慧营销平台、智慧服务平台、资源与文化保护平台, 来解决民族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着重从基础设施、构建智慧化体验旅游、资源与文化保护四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智慧旅游引导民族地区的优化升级。

2. 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

相比其他地区旅游, 民族旅游基础设施较薄弱, 旅游道路及交通、旅游食宿、游客服务中心、景区设施设备、旅游安全防范等设施是有待进一步整体规划和完善。落脚到智慧旅游发展, 应重视信息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加大网络的覆盖面, 改良通信设备, 要能够实现快速、便捷地把图像、视频、音频、动画等文件信息传递给游客, 真正让游客满意。民族地区还应体现自身的特色, 如在建设智能导游、民族住宿等应结合各民族村寨的特色及活动内容, 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智慧旅游基础设施。

3. 构建智慧化体验旅游

信息时代的旅游者更渴望得到个性化、专业化、优质化的服务, 民族地区应当吸引企业积极参与智慧旅游建设, 利用智能营销平台和智慧服务平台增设顾客体验途径, 比如智能导游软件, 利用以VR技术为基础, 让游客通过声光与影像体验景点;设计路线规划系统, 通过交互路线规划工具, 量身定做旅行方案等。旅游企业要积极地运用智能化设备设施及其他信息技术手段, 如自助导览服务、智能解说系统、私人定制和服务终端等, 创新服务提供方式, 提供优质服务, 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

4. 以智慧旅游引导资源和文化保护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复杂脆弱, 民族文化和民俗消失严重, 在开发和保护的夹缝中生态经济矛盾突出。在智慧旅游体系的建设中, 通过物联网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传感器等信息设备实施监测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 对生态环境、污染源、污染排放实施有效监控, 对古村落群、古建筑实施有效的监测和保护;通过安全保障监控构建旅游信息预警服务, 对游客承载进行预估和预警, 避免旅游高峰期游客人数大大超过景区承载力, 践行智慧化理念。以信息技术构建多形式的民族文化展现形式, 比如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既能形成游客的虚拟体验, 通过不同类型的智慧旅游技术增强游客的体验, 可以有效避免民俗文化的过度商业化、表演化, 同时也能更好地呈现和再现民族传统文化与民俗。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特点和优势, 在解析智慧旅游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如何将民族地区优化升级与智慧旅游的融合, 构建了民族地区智慧旅游体系, 并重点从从信息化基础设施、民族地区旅游体验、资源与文化保护等内容阐述如何通过智慧化进行创新变革。在研究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 对于子系统如何进一步落地实现并没有具体研究, 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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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 篇8

[关键词]民族地区；旅游创意产业；耦合发展；张家界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3—0042—07

一、引言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是理论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民族地区一般地处边远地区，具有奇特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因此，旅游产业成为很多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但是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挑战，如消费者需求日趋个性化、多样化，旅游活动参与性逐渐增强，环境资源压力日益加大等，加上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企业之间竞争的日益加剧，旅游发展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因此，需要积极探索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战略。

在此背景下，民族文化等无形资产已经成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如何解决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更好地开发文化旅游资源，是发展民族旅游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学术界，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西方旅游学者主要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讨论了旅游对文化传统的影响(smilh，1989)、旅游商品开发的原真性(cohen，1988)、旅游与文化展示以及民族工艺品开发的关系(Taylor，2001)、旅游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Mckereher＆Cros，2002)等问题。我国学者结合典型的民族区域就文化保护开发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包括：(1)探索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形态，先后提出了民俗博物馆、民族文化村、生态博物馆(余青，吴必虎，2001)等开发模式；(2)引入“文化生态”思想，提出“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理念(刘少和，2004)，民族民俗文化构成“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资源”，对解决旅游活动与旅游地文化资源、文化环境的矛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3)旅游工艺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研究，提出对民间手工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发掘和再利用，并要坚持民族文化保护开发的原真性原则(宗晓莲，2005)；(4)研究利益相关者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中的作用，包括政府在区域民族旅游开发中发挥主导作用(蒙丽珍，2003)、提高文化旅游者的素质(金方梅，2003)等；(5)在区域层面上研究民族文化的营销和区域协作的战略思想(张河清，2005)。

以往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全方位探索，为实践界提供了有益思路和帮助。本文在探讨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认为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积极发展旅游创意产业，这是既能保护民族文化又能促进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近年来，我们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实践界开始大胆探索旅游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如《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等实景演出，以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张家界飞机穿飞天门洞，以及蓬蓬勃勃发展的旅游创意产品等等。但遗憾的是，少有文献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相关研究仅见冯学钢(2006)探索了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前景与对策。本文试图以张家界为例讨论中国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和创意产业的耦合发展。

二、国内外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趋势

1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将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发挥出产业的功能。知识经济和体验经济时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创意产业提到重要的战略地位，1994年，澳大利亚提出“创意国家”文化战略，1997年，英国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随后世界诸多国家都积极发展创意产业，将其作为现代经济新的增长点。许多国家和地区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13个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

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认识到当前是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地位的最佳时机。自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号召后，我国迅速掀起了一阵从政府到民间、从学界到商界广泛响应的文化产业热。“创意产业”也因强调创意、迎合“新经济”发展的时尚表达，成为各地优惠扶持的重要产业。东部沿海地区及一些发达城市开始大力发展创意产业，许多城市纷纷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意产业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区域发展新动力。各界都对创意产业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并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召开了“中国首届创意产业国际论坛”、“首届中国创意产业大会”。

2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呈现融合的趋势

在当今世界，创意产业已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旅游产业的体验性和参与性特征，以及显著的产业连带效应，使其能够与文化创意产业完美融合。旅游创意产业在国外已经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关注。新西兰于2003年发起了全国性的组织——“创意旅游新西兰(Creative TourismNewZealand，简称CTNZ)”，该组织认为“创意旅游”自旅游开发之初就已存在，只是近年来这一概念才被提出。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Tourism and Leisure Education，ATLAS)执行委员格利戈·理查德(Greg Richards)是这一概念的发起者之一，并于2007年12月出版专著《旅游、创意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建立了创意城市网络(cmative Cities Network)，且2006年给出了“创意旅游”的定义，并于2008年9月举办了关于旅游创意的主题会议。在实践界也有诸多地区或城市开始发展旅游创意产业，如南非约翰内斯堡将旅游业和创意产业——当地最重要的两个产业——联合发展，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国内，对旅游创意的关注与近年来创意产业的兴起几乎是同步的。在绍兴召开的“2006江浙沪旅游市场论坛”上，旅游专家呼吁“旅游卖的不是资源而是创意”，还有学者撰文呼唤“以文化创意提高民俗旅游的开发水平”。2007年11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主题即为“北京旅游，创意无限”，文化旅游展区被划分为

旅游商品设计创意、旅游书画、旅游景点和老字号、传统手工艺现场制作区和旅游文艺演出区等区域。文化创意思想渗透到旅游业各个领域和分支，无论是广告、动漫、时尚与时装设计等现代创意产业，还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手工艺品、表演艺术等传统创意产业，都能够与旅游业相结合，并产生强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动漫及影视作品催生了卡通之旅、影视之旅；文化表演拓展了文化旅游市场；时尚与工艺设计使旅游地文化得以物化，并提升旅游纪念品的品质和吸引力等。

在“坚持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积极鼓励文化产业与旅游、休闲等产业的联动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导思想下，我国一些民族地区涌现了很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关联互动的典范，如利用民歌策划的《印象刘三姐》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节目，以特殊的气候与风物为背景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择取丽江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意象并以舞蹈诗画的形式加以表现的《丽水金沙》等。

三、民族地区发展旅游创意产业优势分析

文化资源不仅具有商业价值、经济价值属性，更具有社会价值属性。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以文化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为基础，不立足于经济价值而空谈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无现实意义的，且缺乏可操作性。大力开发民族民间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将民族文化基因注入到现代产品中去，构建文化生态与经济生态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水平整体提高的有力举措，也是保护文化和发展民族旅游的最佳选择。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无比绚烂丰富，数不胜数的经典艺术符号具有相当强大的文化感染力。以丰富绚烂的民族文化为资源库，利用旅游创意产业这一业态形式，把自在的民族艺术，培育成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艺术产品，能够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发挥巨大作用。

1以创意思想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的意义

(1)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结合能创造巨大经济效益

文化创意的经济属性强调把文化转化为经济价值过程的价值增值。以创意产业模式开发旅游产品，是一种低能耗、高产出的新型绿色产业形式，能够增加旅游产业的艺术和文化元素，从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附加价值和观念价值，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推进旅游事业可持续发展，进而有利于推动目的地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经济进步。

创意产品包括以概念形态存在的无形创意资本和以实体形态存在的有形创意资本。有形的创意资本具有与该实物相对应的经济价值，又因为这种实物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容，它便具有了财富意义上的增值，这种财富价值进一步推动了经济价值的提升；无形的创意资本，如音乐、文学的积累、现存的文化风俗和信念的积累等，尽管它们有着广泛的文化价值，但却不具有实物形式的经济价值。一旦有关这些无形创意资本的服务流通起来，便会产生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2)保护文化旅游资源并促进文化的复兴

创意以文化为加工对象，赋予历史文化某种新的内涵或艺术想象力。开发旅游创意产品首先要进行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整理，对古老悠久的传统人文和自然积淀进行保护和开发，同时以新的理念挖掘整合人文和自然资源，赋之以新的概念和生命力。因此，发展旅游创意产业，能够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有效地保护文化旅游资源。

站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视角发展旅游创意产业，可以依托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市场的建设，实现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和规模化，促进文化“保护一开发一再保护”的良性循环。因此，以民族地区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为素材发展旅游创意产业，也有助于区域文化的繁荣和复兴，进而有利于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文化创新道路，从而提高我国文化创新力。

(3)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旅游创意以文化元素尤其是民族文化为素材，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进地区社会建设。发展旅游创意产业，就是根据区域资源特色，创意并打造产业、行业投资亮点，吸引外部各种资源要素的流入，美化与活化区域环境，改善生态居住环境，提供就业，吸引高端人才等。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结合，可以提高旅游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加旅游收入，促进民族地区旅游竞争力，进而提高区域整体实力。因此，民族地区发展旅游创意产业，是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实现各民族文化“共同参与”和“共同享有”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2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旅游创意产业的基础

(1)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的民族文化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东方文化所蕴含的意境、幽远的韵味千百年来长盛不衰，并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成为世界文明源流中最富生命力和延续性的一脉。广大西部地区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民间文化保存完好。以民族文化为载体的旅游创意产业，必将因此获得强大的竞争力。

(2)雄厚的人力基础和创意人才

文化创意产业产出的是精神产品，出售的是智慧，更多依靠受到良好教育、高素质的创意人才。中国人向来以智慧著称，民间建筑、民间歌舞、民间工艺、民间饮食等民族民间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和代际的传承流传至今，很多身怀这些绝活绝技的民间艺人有待发掘，在经过甄选和系统的专业培训之后，将为文化创意产业带来庞大的人力基础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智力支持。

四、民族地区旅游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1民族地区旅游创意产业的特殊性

旅游创意产业的根本属性是文化属性，其生命力来自创意产品的文化异质性。而少数民族地区创意产品的文化，是根植于本地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经过长期历史积淀逐渐形成的，是各个民族的生产劳动、风土人情、道德观念、宗教信仰、节庆活动等的综合反映。在当今信息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民族文化仍是难以跨越空间进行传递的。即便一些体现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元素被移植到其他地区，如一些民族歌舞表演、民族民俗建筑微缩景观，但真正能够满足旅游者对旅游活动文化内涵的追求、并能够保持持续的吸引力的，还是植根于本地的原汁原味的文化资源。民族文化的这种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决定了当这种文化作为创意元素被用来进行旅游创意产业的开发时，需要高度依赖本地人的创造力和本地独特的发展环境。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在西部边远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其企业生产规模较小，且相对分散，企业家创业、创新环境不够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地区不能发挥后发优势，在某些领域后来居上。民族地区现代高科技技术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较为匮乏，然而该地区蕴含了丰富的本地化的民族文化，并拥有承载这些文化、掌握区域传统工艺技术的创意阶层。而且，民族工艺的劳动力替代性极弱、且成本较低，这些使民族地区发展旅游创意产业具备垄断性的特有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可能成

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重大机遇。如果少数民族地区能够跳出传统思维，立足本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大胆利用区内外人才、技术优势，一定能够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上大有作为。我国云南丽江、湖南湘西等地区近年来大胆实践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

2旅游创意产业集群：民族地区旅游创意产业发展模式选择

民族地区旅游创意产业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的地域植根性和当前民族地区经济规模较小、较散的现状，决定了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应采取集群发展模式。旅游创意产品的开发是建立在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民俗文化的调研需要从宏观的大文化背景、微观的民间文化背景和历史的时间背景着手进行。所有这些都依赖于能够准确把握本地文脉的创意人才，创意者在创意产业集群中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创造这些产品的旅游创意产业在民族地区形成聚集，企业间形成密切联系的本地生产网络，以便有机地发挥当地的文化资源和创意人才优势，通过合作与交流促进创新。

创意产业集群是有创造力的人的集聚，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不等同于传统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它更注重商业的能力而不是纯粹的文化输出。培育旅游创意产业群，需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商业环境。创意集群中有非营利企业、文化机构、艺术场所、媒体中心，并且同时进行着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各行为主体需要一个便于信息传递和自由进行文化创意活动的内部环境，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无障碍的外部发展环境。因为，民族文化的本地性不等于当地的旅游创意产业封闭发展，而是要与外界进行充分联系，从而获得互补性的信息和资源。

3民族地区旅游创意产业集群运行机制

发展旅游创意产业，目的是为了实现旅游与文化的紧密结合，通过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旅游创意产业集群运行机制至少包括4个层面：

(1)思想认识上：树立整体主义发展观，充分认识旅游和文化的互动性。民俗文化资源的独特性是旅游创意的物质和精神载体，挖掘、寻找并提炼和升华文脉，才能够为旅游产品注入鲜活的灵魂和持久的生命力。因此，文化保护与文化开发的相互依赖，坚持走“文化资源的挖掘——商品开发(经济效益)——展示(社会效益)——交流(社会效益)——再次深入挖掘开发”的旅游文化产业可持续之路，力图形成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互促、互补、互兴的格局。

(2)产品开发上：利用本地旅游资源，结合旅游市场需求特征，积极挖掘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元素，开发特色旅游创意产品。通过旅游创意产品传播民族文化，做到利用文化产业和创意手段促进旅游与创意产业的结合，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附加价值和观念价值。

(3)企业组织层面上：基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旅游文化创意企业应立足于高端价值链，即产品的构思与设计、产业链的构建。利用区内外人力智力资源，加强联盟，共同开发民族文化资源。通过旅游企业和文化创意企业的空间集聚实现资源共用、信息共享、知识外溢等外部规模效应。

(4)政策操作层面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旅游创意产业产品市场，鼓励企业创新，培育旅游创意产业人才和文化企业家。改善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环境，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旅游创意产业发展园区，促进企业聚集，培育旅游创意产业群，形成产业创新网络。

五、民族地区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策略——以张家界旅游创意产业为例

1张家界旅游创意产业发展基础

(1)旅游业发展迅猛，产业基础强大

张家界市因旅游立市，靠旅游兴市。建市以来，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年均递增12.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旅游经济已成为张家界市的主导经济，远远高出市内其他经济产业的发展速度，而且带动着全市经济总量的迅速壮大。

从2000年开始，为充分利用旅游在张家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动力作用，政府开始实施旅游带动战略，尤其关注旅游购物品业的发展。随着旅游的持续快速发展，张家界市的产业结构和旅游商品(旅游工艺品)结构日趋合理，旅游企业数量逐渐增多，规模日益壮大。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04年底企业数目已经由2000年的75家增加到156家，其中，年销售收入11300万元以上的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就有20家，旅游商品企业总产值从2000年的1.1亿元达到2004年的4.87亿元，年平均增长35％以上。

旅游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旅游商品品种不断丰富，出现一些知名品牌。一大批从事旅游商品开发的骨干企业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培植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企业和拳头产品，还进一步推动了旅游商品产品结构的合理化，产品不断体现出艺术化、科技化，附加值得到极大的提高。

(2)少数民族风情浓郁，资源基础坚实

张家界属大湘西区域，而大湘西区域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相当丰富，且少数民族聚居程度较高，汉化程度相对较小，至今仍保持着古朴、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富有民族特色的娱乐习俗(见表1)。大湘西地区古老神秘的民族文化为张家界发展旅游创意产业提供了高新奇度和高体验性的创意元素。

(3)先行旅游创意活动积累了经验

虽然创意产业在我国近年来才逐渐兴起，对于旅游创意产业也更多的是处于初步的关注和探讨阶段，但是张家界旅游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并已经开始在旅游创意产业发展道路上迈出脚步。尝试性的旅游创意活动，为今后张家界发展旅游创意产业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如张家界还利用事件营销方式开拓旅游市场，塑造了许多成功案例，获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又如1999“穿越天门”张家界世界特技飞行大奖赛、黄龙洞标志景点钟乳石“定海神针”亿元保险、2004张家界全国跳伞锦标赛等。张家界土家风情园开园之际打造了两个新闻事件(造最高吊脚楼和千人表演毛古斯舞蹈两个吉尼斯纪录、2004年列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

民族文化展演是旅游创意产业的重要形式之一。被评为“2006全国民族文化十大品牌”的张家界土家民族风情园，占地80余亩，总投资7500万元，是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融合，集旅游观光、文艺表演、奇珍展览、住宿、餐饮、娱乐、购物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服务企业。项目建筑有土家族特色，吊脚楼气势如虹，目前开发出的“土风苗韵”演艺产品，也取得良好成效。

2张家界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策略

(1)充分挖掘和整理区域文化

文化是创意产业的内在属性和核心动力(Florida，2002；厉无畏，2006；胡晓鹏，2006；)，同时，文化也是旅游产业的灵魂，因此，在发展区域旅游创意产业时首要的任务就是整理和挖掘本区域、本民族的特色文化资源。笔者认为，除了要加强在现有

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历史文化村寨调查、勘探和文献整理外，还应该注意改变工作方式，引导民营资本投入到整理和挖掘区域文化工作中去，建立“谁投资、谁受益”的机制。

(2)着力开发本民族、本地域旅游创意产品

在此基础上实施精品定制和大宗商品批量相结合，促进龙头企业集中设计和本地农户手工生产，兼顾本地手工生产和外地机械协助等策略。张家界旅游创意产业重点发展的领域有：(1)土家文化演艺产业，充分利用张家界已有世界品牌优势，整合现有资源，加强土家建筑群落、民风民俗展示、文艺演出和民族艺术精品制作表演和展示；(2)土家文化研发设计产业，构建美术院校、商品协会、生产企业密切合作的旅游商品研发体系，逐步建立起集特色化、系列化、品牌化、规模化于一体的旅游商品研发、设计、创意、制作架构；(3)旅游商品创意产业，进一步加强砂石(岩)画产业、土家织绣、民族服饰、木雕工艺、竹藤棕工艺等文化和创意元素。

(3)加强区域创意产品创新体系建设

区域创新系统，是指一个地区内有关部门和机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创新的网络。张家界旅游创意产品创新体系建设，就要致力于构建3个主体系统和3个支撑系统。3个主体系统：①由本地龙头企业、本地外地的科研机构和中国土家博物馆等机构为主构成的知识创新系统，它是技术创新的源泉；②以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系统，它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是张家界旅游商品经济发展的依托；③由各种科技推广和中介机构组成的创新技术扩散系统。它在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中起到重要作用。3个支撑体系：①创新人才培育系统；②由政府机构行使主要职能、促进创新的政策与管理系统；③包括科教投入、信息情报、技术市场和各种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支撑服务系统。

(4)空间布局聚集化

通过项目牵动，建立文化旅游产业基地，构建布局科学、结构合理的产业发展空间载体，构建文化生态与经济生态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实现聚集效益，应该成为张家界利用旅游发展创意产业的重点工作之一。根据张家界旅游资源分布和产业基础现状，应充分利用武陵源景区游客资源，大力发展以演艺业、雕刻和竹艺制品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建成武陵源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商品展示区；将永定区打造成张家界高端土家文化创意研发中心。在这一过程中要加强张家界商贸流通、信息服务等服务业配套，构建专业化的物流中心，以保证旅游创意产品的物质流动。

(5)改善本地商业环境，培育创业环境

完善市场机制，推动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的良性循环。鼓励建立本地和外地研发网络。举办和参加专业会展，构建市场网络，建立销售平台。树立全员营销思想，共同建设区域品牌。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产业物流基地，保证产业的流通体系顺畅，建立物流和信息网络与区外景区和博览会的联动，以制作过程和成果展示带动产品销售；加强执法力度，把保护知识产权落到实处。

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大量的经营管理人才外，更加需要文化研究、创作人才。因此，要在大力加强利用外部智力的基础上，培养本民族、本区域的文化人才和创意人才。设立产品研发种子基金和人才培育计划，与周边的高等院校，如吉首大学、怀化学院等大学合作，采取包括开办讲座和培训班、成立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等形式培养创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