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精选8篇）

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篇1

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摘要：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地区，不仅与周边一些国家的民族比邻，有些民族甚至跨国而居，随着多元文化与一体化的冲突加剧，变现为民族和宗教引起的冲突影响到国家稳定。本文从分析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及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等民族冲突问题的社会影响到分析民族问题的原因，最后对中华民族政策做出评价。

关键字：民族冲突

社会影响

民族政策

团结平等

引言

拉萨事件、新疆乌鲁木齐事件等暴力恐怖时间后，人们意识到中国存在民族问题，于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民族分裂活动密切联系，使西藏，新疆等地城镇成为社会骚乱的常发地，使北京等城市成为恐怖袭击的可能目标，而且已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中国的民族问题发展到了今天，已成为中央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必须正视和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关联到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利益。建国以来宣讲的传统民族理论，民族平等，区域自治，共同繁荣的口号和目标与我们面对的显示社会的民族隔阂有明显举例，建国六十年后的今天，似乎民族问题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时的情况任在恶化。民族分裂和民族情绪需要高压措施予以震慑，以军队和金钱的大量投资解决不了实际的名族矛盾和现实问题。

一、民族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

民族问题特殊的、破坏性极强的表现形式、争端焦点对政府的致命性及其政治背景复杂性，导致它对我国社会政治发展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对我国政治都有强烈的震荡作用。

1、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民族冲突严重的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不断滋事生非，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比如，2011年7月18日12时许，18名暴徒按照预先计划冲入纳尔巴格派出所，手持斧头、砍刀、匕首、汽油燃烧瓶和爆炸装置等，疯狂进行打、砸、烧、杀，杀害一名联防队员和两名办事群众，杀伤两名无辜群众，劫持六名人质，在派出所楼顶悬挂极端宗教旗帜，纵火焚烧派出所。

2009年7月5日晚上，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此次事件中，造成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被毁车辆达260部，其中190部公交车，50多部民用车；受损门面房203间，民房14间，总过火面积达到56850平方米，全市共有220多处纵火点，有两栋楼房被烧毁。

继7.5事件后在新疆发生的民族分裂分子有预谋、有组织策划制造的公然扰乱社会秩序、制造恐怖气氛的重大恶性案件新疆针刺事件。就在乌鲁木齐的街头人气渐增，商场生意渐好，社会气氛逐渐走出“7·5”事件阴霾时，一些民族分裂分子用一个小针头在群众中间制造出大恐慌，妄图挑起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激起全城市民的愤慨。

这些极大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和混乱不安。

2、危害生命、践踏人权

民族冲突形式或手段的血腥性，造成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无辜生命被残害，人权被肆意践踏。随便翻阅一下每场大规模民族冲突的统计数据，简直让人触目惊心。

2009年7月5日晚上，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此次事件中，造成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2014年7月28日凌晨，莎车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造成数十名维汉族群众伤亡。2014年5月22日，7时50分许，有2辆无牌汽车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一早市冲撞群众，此后2辆车发生爆炸起火，造成31人死亡，90余人受伤。2012年2月28日上午，阿布都克热木·马木提在其家中召集恐怖组织成员，确定实施暴力恐怖行动，当日下午18时许，带领恐怖组织成员到达叶城县幸福路步行街，持刀、斧疯狂砍杀无辜群众，当场致13人死亡，16人受伤。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左右，在云南省昆明市昆明火车站发生的一起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

3、威胁国家安全，冲击国家统治

民族分离主义者公然搞分裂活动，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极大挑战。民族冲突过程中，稍微处理不好，一则会使国家主权受损，另则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或集团浑水摸鱼，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比如2009年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随着真实信息的披露和媒体报道的深入，“7·5”事件真相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7·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场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处理好民族问题就是保障国家主权完整，保证国家安全。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一地区把民族分裂叫嚣得过热，可能成为民族分裂的带头羊，引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国家安全危机四伏。

二、出现民族冲突的原因

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由政策因素、结构性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因素、文化和认知因素构成。

政策因素是指中国现行的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也是民族冲突的最根本的原因。所谓的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中国现在的民族政策是比较失败的。

结构性因素包括弱势政府、对族群安全的关注以及族群地缘因素。

弱势政府是指一些政府天生软弱。例如，许多诞生于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是殖民者扶持建构的，缺乏政治合法性，因而难以名正言顺地对领土实行有效的管辖。另外，地方性腐败、行政管理能力不强、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政府变得越来越软弱。当政府组织衰弱时，暴力冲突就随之而来。

对族群安全的关注也源于政府的软弱。当政府衰弱的时候，国家里的各个族群就感到必须加强自我保护，他们担心其他族群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但问题是，如果一个族群在采取措施进行自我保护，就可能对其他族群造成威胁，这会促使邻近的族群也采取措施以减少自身受到的威胁——这就是安全困境。

政治因素包含歧视性政治制度、排他性国家意识形态、族际政治和精英政治几个方面。

许多人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发生内部冲突，很大程度上与政治体系的类型和公平有关。封闭的专制体系存在时间长了，会使一些族群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另一些族群的利益被践踏。即使是在比较民主的体制里，如果一些族群在政府、军队、警察、政党以及其他政治机构中没能获得足够的代表席位，不满也会产生，时间长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政府经常使用暴力、压制手段或政府正处于转型中，那么国内冲突就很可能发生。

排他性国家意识形态包括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强调公民身份的神圣化、个人机会的均等、公民化的教育、集体行动等，因此在国内事务上通常会忽视或侵蚀少数族群基于文化特殊性的权益，倾向于国家对少数群体采取同化政策。就其本质而言，公民民族主义依赖已建构起来的法律制度去确保公民权利的实现。相反，族群民族主义不依赖制度而是依赖文化，它主要强调本族群的文化特殊性，强调对本族群利益的维护高于一切，强调族群成员对族群内部事务的自主性，挑战多族群共存的国家，并在极端条件下形成分裂主义势力。

面对经济机会的不公平、占有资源的不平等、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等，受歧视的社会成员将其视为不公平和不合法。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人、一些地区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导致发展差距扩大。

文化和认知因素，包含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对历史的错误认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包括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使用和教授少数民族语言时所受到的法律和政治上的限制，以及对宗教自由的限制。

此外，民族冲突的原因还包括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易受蛊惑，所以一些人只能从事较为低级的工作，不满因此而生。加之敌对中国势力的干涉支持及不法分子伙同各方的分裂势力，妄图分裂中国。少数极端分子挂念陈旧，支持独立。比如新疆居住有很多少数民族，大部分人都安居乐业，但有少数的极端分子，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固执的认为是汉族群众侵占了他们的领土。

三、由民族冲突评价我国民族政策

我国的民族政策一再强调平等问题。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注意群体真正的平等问题。当你给某一个群体的成员给予集体性照顾的时候，这就是对其他群体成员的不平等。从长远来看，任何以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都是不平等的政策。但是，当一个群体曾长期处在被歧视的地位，现在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歧视，帮助这个群体达到有平等竞争的能力，在政策转换后的一个过渡时期内，实施以历史上的被歧视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很可能是必要的。至于这个过渡时期的长短，就看我们政策扶助的具体效果如何。以美国为例，如果过了一两代人之后，很多黑人通过了“肯定性行动”的优惠政策进入了一流大学，甚至可以当上议员、市长、大法官、国务卿、总统，黑人已经进入很多政府机构，出现了一个一定规模的黑人中产阶级，这时候有些白人就会提出，黑人的地位已经得到显著的改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对黑人在政策上给予特殊照顾？大学入学时为什么黑人有特殊名额，可以降分录取？当黑人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出来之后，主流社会的白人对这种优惠政策的反弹就会逐渐加强，认为这是“逆向歧视”，侵犯了白人作为美国公民的平等竞争权利。在白人中出现这种声音是很自然的，因为群体优惠政策确实是不平等的政策。但是过了一代两代人之后，年轻的一代白人看到的社会现象是黑人在享受政策优惠，这些年轻一代就未必理解和接受。所以我觉得群体优惠政策只能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政策，在实行了一到两代人之后，就会遇到多数族群年轻一代的反弹。

中国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实行许多年了，实际社会效果却不怎么样。在刚刚解放的时候，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实行优惠政策是应该的，我们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在教育和经济等方面发展起来，让青少年学生进入好的学校，在各方面逐步具有竞争能力。但是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这些优惠政策实施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应当进行反思。

这样一种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是不是真正起到了帮助发展的作用，也需要对客观结果进行检验。比如在新疆，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中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例如2011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公布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用民族语言参加高考的少数民族学生的理科一本录取线比汉族低120分，而且数学录取分数线只有34分，大家知道150分是满分，90分是及格，同时文科一本的总分录取线比汉族低80分，数学录取分数线是31分。这样的录取分数线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动力是否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既然这么低的成绩就能够进入大学，他们为什么在小学和中学阶段要那么努力学习呢？而且，在新疆的大学里维吾尔族学生跟汉族学生分班授课，维族班的录取成绩这么低，整个大学期间维族班的教学进度、考试难度必须照顾班里大多数学生，因此即使有一些数学成绩非常优秀的维吾尔族学生，他在这样一个班内的学习也要受大多数人的拖累。这样，当他们毕业的时候，维族班和汉族班的差距会十分明显。因此高考降分录取的政策并没有把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动力调动起来，而且对他们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实际也有影响。

此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原来政治纲领中的联邦制相比，是个重要的改变，但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效果怎么样，还需要深入去调查研究。从历史上来看，民族区域自治的思路和作法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例如在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当时日本投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曾被伪满洲国统治，从1931到1945年伪满洲国统治了14年，培养了一批蒙古族精英，这些人是受日本人影响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东北地区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客观上非常需要团结内蒙古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为了更好地团结当地的蒙古族精英和普通民众来共同对付国民党，在当时的情况下，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另外1951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签订了17条协议，如果当时在协议里没有关于西藏实行区域自治的承诺，这个17条协议也很难签订。以这两个为例，一个是1947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一个是1951年在17条协议中承诺西藏的区域自治，这两件事对于解放战争的进展与加快全国和平统一进程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符合当时国情，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其他地区是不是需要建立这么多的自治地方，还可以具体进行讨论。

我们党和政府以及第一代领导人在当时对于处理民族问题是缺乏经验的，许多作法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不要依据后来的实践效果去简单地指责他们。因此，我们过去在历史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我们宝贵的实践经验，摸着石头往前走，不能说后来我们调整了制度，就很简单地说前面做的都是错的。现在我主张要反思六十年来我国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制度方面的一些实践，也不是要简单否定过去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提出应当要认真地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科学精神，对我们在历史走过的道路做一个系统和理性的回顾，哪些制度做得比较成功？ 哪些制度和政策实行得不那么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不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样的反思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2]朱伦:《民族自治与共治》，《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3]刘毅：《化解民族冲突的策略-民族接触与相互依存》，《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1期

[4]杨仁厚：《论民族冲突的影响、原因和消除—民族政治学的观点》，《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5]陈云卿：《论民族冲突形势的解决》，《管理科学文摘》2010年第6期

[6]张践：《“文明冲突论”新解—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中华民族报》2009年第4期

[7]徐桂兰：《从多元磨合到整合—以广西贺州民族关系为例》，《学术论坛》2009年第1期

[8]杨冬云：《解释民族冲突的三种理论图式》，《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 [9]杨仁厚：《中华民族冲突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10]时宏远：《民族冲突的根源、发展及前景》，《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篇2

一、汇源收购案

汇源是一家拥有巨大市场份额和极高品牌价值的企业, 且经营良好, 在这种情况下被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的外资品牌收购, 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这种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思考。

其一,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用意何在?可口可乐以高于市值三倍的价格收购汇源, 这笔看起来“不划算”的买卖, 背后有着深刻的用意。可口可乐看重的不是短期利益, 而是汇源的品牌价值, 以及它的巨大市场份额。汇源是中国第一大纯果汁饮料企业, 收购汇源后, 可口可乐在中国果汁市场最大的敌手, 变成自己麾下的一支生力军, 可口可乐进一步取得中国果汁饮料市场的控制权, 控制操纵饮料市场, 从而降低自有品牌的成本, 由此带来的利益可想而知。

其二, 汇源为何在占据国内果汁饮料市场份额第一的情况下出卖?可口可乐开出的高价显然很具有诱惑, 但这应该不是汇源出卖的全部原因。如果我们社会上对本土品牌的尊重更多一些, 对他们的扶持和帮助更多一些, 使这些品牌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价值认同以及财富价值实现, 使他们感到背后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关注和支持, 他们还会不会卖掉公司?

其三, 汇源收购案对我国民族品牌、消费者利益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将受到损害。收购完成后, 可口可乐将变得更加强大, 在中国的饮料市场形成一家独大的格局, 在这样一个垄断或接近于垄断的经营者面前, 我国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将被大大压缩, 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大大降低, 消费者的口味和付费都将受可口可乐控制。

民族品牌面临消亡的危险。按照以往的经验, 跨国公司对中国品牌要么在竞争中击垮, 要么进行收购。在控制了中国品牌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之后, 跨国公司就会利用自己的控股决策权, 蓄意把中国品牌安排在低档产品上, 或干脆弃之不用, 同时大力培育外方品牌, 一段时间之后, 中国品牌就会逐渐淡出消费者的视野。虽然可口可乐现在要保留“汇源”品牌, 但“汇源”消亡的命运很难避免。品牌被消灭后, 我国产品就将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而失去在产业链高端参与竞争的资格。

社会将遭受损失。众所周知, 对同样规模的企业而言, 外资企业的税收远远低于国内企业, 抗震救灾也让国人明白, 外企的社会责任更是远远不能和国内企业相比,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 能挺身而出承担责任的, 永远是国内企业。汇源被收购, 大量税金将流失, 其它方面的损失更将是巨大的。

二、由汇源收购案重新审视外资对我国品牌企业的并购

汇源作为一个企业被可口可乐并购, 并不能对中国整体经济造成冲击,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 如果中国没有了像汇源这样具有自主品牌和巨大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如果中国民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那么中国经济未来在全球化中的竞争中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在汇源之前, 中国民族品牌被外资并购的案例已经发生了很多, 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是, 为什么一个又一个民族品牌成长起来之后, 不是倒下了, 就是被收购了?外资并购是我国经济腾飞的“助推器”, 还是使民族品牌沦陷的“魔鬼”?外资并购对我国民族品牌的生存是否构成了威胁?该如何保护我们的民族品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理性地分析, 并趋利避害, 理性地加以解决。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跨国并购的浪潮席卷全球。外资并购曾是我国重要的引资方式, 国内企业通过嫁接外资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增长,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有利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外资并购带来的产权交易可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效率, 从而提高盈利能力, 增强国际竞争力。通过参与并购, 中国企业可以解决资金缺口, 增强国际竞争力,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此外, 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研发能力、先进的技术、庞大的营销网络、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 通过外资并购, 国内企业可以引进知识资本, 促进我国企业战略重组和技术升级。

在看到外资并购对我国企业发展有利方面的同时,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在有些领域外资已经对我国民族品牌和民族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外资通过并购等途径进入国内一些发展前景良好的行业, 形成对重点企业的布局, 以牟取非常利润, 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 而是要颠覆我们的民族品牌, 试图控制我们的经济。外资并购导致了许多民族品牌消失的事情频繁发生, 一些行业甚至已被外资占据垄断地位。

全球化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经济竞争的新形式, 而“品牌”则是竞争的核心力量。没有自己的品牌, 就只能一方面为别人做“贴牌”加工, 赚一点血汗钱, 另一方面, 又要用高昂的价格去购买别人的“名牌”, 这种双重盘剥的结果, 就是自己永远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

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为了吸引外资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对外资只追求数量而缺乏对质量的要求。如今,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越来越走向成熟, 应该更加注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三、我国民族品牌成长的不利因素

民族品牌的建设不是单个企业的责任, 而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 要靠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及广大消费者的共同关心, 形成合力。但目前中国品牌成长路上却存在着几大阻碍。

盲目迷信国外品牌, 对民族品牌关注不够。在我国现阶段, 社会各阶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资、外企和外国品牌的盲目崇拜, 对国内产品和品牌却缺乏足够的信任, 由此也就产生了对民族品牌缺乏应有的支持。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 日本为了培育民族品牌, 政府经常举办设计大赛和其它活动来培养国民的审美意识, 提高消费者在品牌方面的知识和需求, 这种做法也促使企业家更加迫切地去提升自己的品牌, 品牌的创造和需求极大促使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品牌。

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 竞争不规则对民族品牌的成长极为不利。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和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 大品牌面对的往往是一个无序、不公平甚至是扭曲的市场竞争环境。品牌企业潜心于正面竞争, 但是形形色色的对手随时可能在背后实施不规则竞争, 由于缺乏有效的法规惩戒与道德约束, 这些不规则竞争往往会给知名品牌造成巨大损失。

知识产权保护不利。首先, 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的情况下, 品牌企业的商标经常遭到冒牌、仿制以及其它方式的侵权。其次是对企业技术机密的侵犯。技术人员或高层人员跳槽, 往往也同时使企业技术或其它知识产权受到严重侵害。

对民族品牌的保护力度不够。相比一些外国的做法, 我们的政策对民族品牌保护显得远远不够。美国为了防止民族品牌的流失, 制定了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 对内有《购买美国产品法》, 规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除特殊情况外, 必须购买本国产品, 工程和相关服务也必须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对外有著名的“301条款”, 按照条款, 美国可以对任何损害本国商业利益的国家进行贸易制裁, 从而为美国本土品牌提供庇护。

四、我国民族品牌发展的策略

如前所言, 民族品牌的发展需要社会、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提高品牌意识。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无形资产。但是不少企业品牌意识淡薄, 急功近利, 为了引资不惜无偿出让品牌, 不注意保护和提升自己的品牌。新的竞争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品牌意识并善于运用知识产权、专利权与商标权保护品牌。一方面, 要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它包括三个方面:创新力、学习力和文化力, 壮大自身, 创造竞争对手难以超越的竞争优势。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提高我国民族品牌管理创新能力, 不让民族品牌沦陷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 实施企业集团化战略, 增强抵御外资并购和维护民族品牌的能力。在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 以市场为导向, 逐步实现战略联盟和企业的规模经济, 组建大企业集团, 形成强有力的联合舰队。这样, 在国际竞争和国际并购中就能处于有利地位, 就能在并购中确保对我国民族企业的控股权, 保持民族品牌独立使用权。

政府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政府应积极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 对外资并购民族品牌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 首先, 加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通过立法明确外资恶意并购或行业垄断的定义, 严格限定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条件, 这样即可以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定, 又能维护国家利益;既能充分吸引外资, 又能控制跨国并购的负面结果出现。其次, 设立外资并购审查机构, 规范并购程序。要把个别企业的并购案置于行业发展的战略视角下考虑, 建立和完善审核外资并购的程序和规则, 确定合理收购的价格体系与评估体系, 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 明确外商可以参与并购的产业领域, 加强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 对发现已有并购中存在的外资恶意并购行为, 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分拆或撤销, 修改不合理的合同, 防止外资并购危害国家及产业安全。在并购中, 外企并购项目必须经过这一审查机构审批方可, 这样才可以真正防止民族品牌被外资恶意收购。第三, 按照法律法规和规则程序对跨国并购进行必要的评估、审查和干预, 对国内龙头企业的出售或扩股进行必要的管理和调控。政府还可以采取一些保护性收购, 再将其出售给国内有能力的企业或经营者, 从而保证民族品牌不会消失。第四, 加强外资并购的事后监督, 对外资并购后进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实时监控。一方面, 建立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定期报告制度, 规定并购后的外资企业必须向相关部门报告其并购后的经营状况、产品销售情况、市场占有率等, 并就有关的质询向负责审查的部门做出回答;另一方面, 要定期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进行市场占有状况评估, 确定是否存在垄断, 是否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隐患。

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篇3

关键词：民族声乐 唱法 跨界

随着社会和谐的推进和时代的进步，新时期出现了一个新鲜的词“跨界”，跨界更多的是指不同唱法的融会贯通，体现的是演唱方式的多元化和审美的多元化。说起跨界，我们的“民歌第一人”宋祖英曾经说过：“我一直提出民歌也流行的口号，现在的民歌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民歌，中国民族声乐应该走向国际，让它不仅是民族的，还是创新的、发展的、时尚的、国际的。一直以来，我四处开唱，走向体育场，就是希望民歌能走出音乐厅，融入大众。只有这样，民歌才有更多发展空间，路才会更广。”她与周杰伦联袂合作的歌曲《辣妹子》，就是典型的跨界演唱，曾引起很大的轰动，这首作品经过重新配器之后，两个不同风格领域的歌手站在一起表演，这种全新的方式让观众感觉新鲜好听、耳目一新，影响了很多年轻人。本文要讲的跨界，不仅是流行音乐与民族声乐的跨界，还有民族与美声、美声与流行，甚至民、美、通的跨界。民族声乐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再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都体现的是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

一、以彭丽媛为代表的现代民族唱法

现代民族唱法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彭丽媛，我国民族声乐的代表，很值得我们学习。她是我们新时期现代民族唱法的代表人物。她的很多歌曲都被观众所熟知，代表作有《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你塞北的雪》、《我们是黄河泰山》等，都是时代的标志。彭丽媛的演唱音色明亮、风格独特、韵味精致。她在结合美声唱法的基础上，取各家之长，并加以探索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一辈所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彭丽媛的演唱不仅有很深厚的文化内涵，还有扎实的戏曲功底，她的歌唱风格和表演形式也很多样化，不仅参演了许多著名的歌剧《党的女儿》、《木兰诗篇》、《悲怆的黎明》等，还参与制作中国的歌剧事业《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并在一些经典唱段中留下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演唱。作为国家民族唱法的代表人物，彭丽媛经常去别的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与友好访问，在与世界交流对话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二、原生态的兴起

原生态唱法就是用最“原始”、最自然的声音演唱民族歌曲，是当今很流行的一种唱法，它的出现缓解了在当今舞台上出现的声音总是类似辨识度不高的情况，它的淳朴的声音勾起了人们对自然的回归，这种音乐有“自然美”。2006年的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原声态作为比赛中单独的一组唱法以最传统的文化形态方式展示着它原始的、丰厚的文化内涵，之后逐渐并被大众所认识和熟知。使得人们对民族唱法产生全新的理解，给广大观众一股清新之风。原生态唱法是民族声乐多元化的一部分，民族唱法的一个分支。

一首山西的民歌《桃花红杏花白》在山西民间艺术家刘改鱼老师的演唱下，地道的山西民歌韵味立即显现出来。还有一位山西籍羊倌歌手石占明，山西民歌《开花调》在他的润腔演唱下，有股地道的“民风”，听他的声音仿佛在听人与自然间在亲切地对话，声音中彰显着朴素，把民族特色表现得恰到好处。另外，王二妮、阿宝就是典型的当代原生态歌手，他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与他们独特的原生态嗓音和最自然的歌唱表演有很大关系。这些民歌和原生态歌手共同构成了当代兴起的原生态唱法现状，施展了其独特魅力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原生态唱法作为当今民族声乐舞台上的一大亮点，从某个侧面可以看出民族民间音乐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

三、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结合

美声传入中国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随着外国专家的来华和我国留学生的回归，我国的美声学习渐渐开始，学习它的科学发声方法、新的教学理念等等。现代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不断的学习借鉴美声唱法，它们在呼吸、气息、喉头、共鸣方面的技法训练逐步统一。

美声与民族的融合使得民族声乐更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逐步形成带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的中国民族声乐体系。美声传入中国后，逐渐受民族唱法的影响和我国大众的审美评价，出现了“民美”倾向。有些歌唱家把美声和民族唱法之间的结合游刃有余，如：歌唱家李双江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船工号子》、《人家的船儿桨成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歌曲，他都能运用“中西结合”的演唱技巧，完美表现。他的高音悠扬漂亮，还被人们称为“来自东方的威胁”。此外，李谷一老师演唱的《绒花》也是典型的用民族唱法加入了美声发声技巧的原理。

四、“民通”唱法体现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

当代中国的民族声乐向着多元的发展趋势还表现在一种新唱法的出现——“民通”，即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的结合。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都是新世纪新兴起来的。民族和通俗他们各有千秋，民族唱法注重民族风格，民族韵味浓厚，通俗唱法是使用简单自然的声音，音乐语言通俗易懂、易于传唱，比较轻松自然。

除了民通还有民美、美通、民美通等跨界唱法，其中山西籍青年歌唱家谭晶，她将民族唱法、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相结合，运用逻辑化的新音乐思维，把各种唱法融会贯通并将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地域的音乐和文化的优缺点经过取舍，形成了自己的唱法，人们称之为“谭式唱法”，也称谭晶跨界唱法，她的大气，时尚，民、美、通的巧妙融合，这种多元化的唱法引起了各年龄层次大众的强烈共鸣。

声乐界的“跨界风格”正是体现的民族声乐“和而不同”的思想。跨界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生活化”“平民化”，代表了一个新的审美观念。不管是“谭式唱法”，还是有“中西合璧的夜莺”之称的吴碧霞，或者是高雅与通俗的结合等等，这些作为音乐符号，不断地引领着中国民族唱法的方向，和而不同。无论什么样的演唱方法，都有共同和差异，而差异性则是在共同性的基础之上得以体现的，这些差异都是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产生的，是顺应当代世界多元化格局的形势，都是我国民族声乐走向多元化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姚小兰.试论当今中国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

[2]孟新洋.我国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的思考[J].音乐创作，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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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素娥.“游离”与“扎根”-由“现代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唱法”问题引发的思考[J].中国音乐，2006，（02）.

[5]陈思思.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及其探索——兼论当代歌坛的新民歌现象[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1年.

[6]孙音.论中国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唱法[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

[7]程雪迎.中国民族声乐教学之探究——从山东籍歌唱家彭丽媛演唱的声乐作品 探究民族声乐教学[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

[8]郑宝华.中国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之比较研究[J].中国音乐，2005，（01）.

[9]姜会敏.从新民歌的发展看民族声乐多元化的构建[D].昆明：云南艺术学院，2009年.

[10]刘瑛.试论民通唱法[D].武汉：武汉音乐学院，2007年.

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篇4

张东辉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所，讲师，100872）

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共58.6万，占全市人口的4.3%（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全市18个区县都有少数民族居住，城近郊区是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并且在一些区县、村镇形成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点。在作为各民族聚居地的国际大都市北京，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不仅仅是单方面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更是对汉族学生的教育，增强他们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尊重意识，消除各民族间存在的歧视与偏见，使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共同获得跨文化学习和交往的能力。2008年9-10月笔者作为民族教育学者参与了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民委举办的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的评选活动，走访了北京市12个区县的16所中小学，2010年3-4月笔者又参与了北京市新疆内地高中班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总结调研，深入到6所开办新疆班的学校里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经验的座谈。本文正是基于实地调查和亲身参与的基础上写成的。

民族团结教育是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持国家长远稳定为出发点的，符合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与国际的教育发展趋势接轨。北京市的民族团结教育不仅在民族学校里开展，而且在普通非民族学校里进行，这种做法符合“多元文化教育是对所有学生进行的教育”这一理念，也符合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的现状与分布特点。目前北京市的民族团结教育在不同的学校开展得各有特色，各具所长，各学校能够从实际出发，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总体来看，北京市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学校可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民族学校，如地处牛街社区的回民小学、回民中学，地处马甸回族聚居区的海淀区民族小学等，第二类是普通中小学，但是近年来以民族教育为特色，如56中，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第三类是承办新疆、西藏内高班的学校，如北京潞河中学，北京西藏中学等。这三类学校虽然历史传统、办学条件、学生类型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每个学校都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坚持以民族教育为办学特色，探索和实践如何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学生服务，如何建立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老师之间的融洽关系，更重要的是如何使民族团结的理念深入到每个师生的心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校园文化：在办学条件的硬件设施上，各个学校均能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饮食习惯，回族学生较多的学校多设有清真食堂，或备有清真餐，如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宣武回民小学，回民中学等。潞河中学为了新疆班的学生吃上家乡的囊特意从新疆请来了厨师，北京西藏中学为了每周让藏族学生喝三次酥油茶特意买了一个单缸洗衣机为学生制作酥油茶。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各校均有反映民族团结教育的窗口、走廊、展板等，如西城民族小学虽然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只有11%，但是每个班级都以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命名，并有师生共同设计的反映该少数民族的班徽、班歌等。宣武回民小学制作了一个中国地图，各个省份都插有代表该地区主要少数民族的小人，其教学楼的走廊里贴有师生自己制作的京剧脸谱、陶塑、剪纸等民族工艺作品。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图书馆里有较多的有关民族知识、民族风俗习惯方面的书籍，西藏中学教学楼的建筑风格就是按照藏族的特色建的，并且在学校各种标牌上都写着汉、藏两种语言，让我们大开眼界。

2． 教学活动：各个学校都能在教学中渗透民族团结教育，在上课过程中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百花园思想，如我们观察的宣武回民小学的美术课就是让学生在掌握了基本的美术图形以后，来画中国各少数民族服装上的图案，每个学生都是一个民族的代表。海淀民族小学的音乐课上老师带领3年级的小朋友学唱蒙古风情的《我是草原小牧民》歌曲，并且教小朋友跳蒙古舞、西藏中学的政治课上老师讲授“中华民族精神”时特意与今年的四川汶川地震相结合，提到重灾区羌族藏族自治县北川等地，并强调只有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四川才能渡过难关。而潞河中学的政治课更是通过预科班里的新疆学生表演一个又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品将“宽容”的中华民族精神传递给他们。

3． 课外活动：大多数学校都有围绕少数民族文化，如服饰、舞蹈、音乐、节日和饮食习惯等设计的校本课程。更值得注目的是各学校的民族体育项目开发得非常好，如西城区民族小学的课间活动有蹴球、跳皮筋、抖空竹等多项小组活动，在56中学我们观看了该校的校本课程---融合了蒙族打马扬鞭等动作的课间操，并且观看了一场激烈的珍珠球比赛，海淀民族小学我们观看了一场学生表演的精彩的民族音乐盛会，在回民小学我们有幸观看了全国冠军该校体育老师关老师带领下的学生表演鞠球。北京市中小学里以其特有的资源优势开发的民族体育项目不仅对保存和发扬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民族体育也成为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使汉族学生和各少数民族学生亲身参与和体验几千年来在我国繁衍生息的各民族人民中间喜闻乐见的活动。

民族团结教育的反思

一位校长在访谈中讲到：“民族团结教育与学校质量全面提升的关系怎样有机的处理好，我们还存在困惑，有待进一步学习和实践”。这位校长的困惑不是个体或个别学校的困惑，而是民族团结教育在北京市、乃至在中国发展的瓶颈。摆在各中小学面前的问题与挑战是：今后怎么样开展和推进民族团结教育？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如何处理少数民族与主流民族的关系？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都融入到国家一体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去又可以保留各个民族不同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在经历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趋同，增强了相互依赖和全球共同体思想。全球化向各个民族传递着这样的信念：本土是落后的，传统的，全球化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部落和社会逐渐从愚昧、野蛮走向文明社会的过程。因而全球化常常是以去本土化为代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教育的开展必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既要使各少数民族的孩子习得主流文化和科学知识，把他们培养成具有现代意识和融入国家一体生活的公民，又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遗产和族群意识。

怎么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美国教育对世界的贡献是提出了“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美国教育人类学家葛元德(Carol Grand)对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是这样阐述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基于针对所有人的多样性力量、社会公正以及不同生活选择基础上的人性概念。”英国学者林茨（James Lynch）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有三个主要目标：1。积极地发展文化的多样性；2。维护社会的平等与团结；3。实现社会公正。另外林茨还认为全球多元文化教育应达到以下八个目标：1。处理好人际关系；2。避免人类冲突；3。消除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偏见和歧视；4。解决如何评估人类成功的价值；5。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6。协调人类环境和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7。探讨如何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素质；8。探讨如何发展移民素质。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总目标是使社会差异与社会一体化过程处于平衡和发展之中。美国著名学者班克斯(James Banks)进一步推动了多元文化教育进入学校课程，他提出了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模式：1）贡献模式；2）民族添加模式；3）转换模式；4）社会行动模式。

我国在民族教育领域长期提倡的是多元一体教育，目的是在尊重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促进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进而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其基本思想精髓是“和而不同”。虽然世界各个国家因着民族构成和历史渊源不同，其民族教育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但是我国学者万明钢、王鉴认为：我国也应该大力倡导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因为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世界民族教育的发展趋势，它有助于解决少数民族的边缘化与社会隔离问题。我国的多元一体教育思想应是国际的多元文化教育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著名民族教育专家哈经雄、滕星认为：多元文化的目的，就是以尊重不同文化为出发点，在各集团平等的基础上，为促进不同文化集团间的相互理解，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一种共同平等的“异文化间教育”。这一理念应该成为今后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的指导方向。

北京市的民族教育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族的师生在首都北京这个大家庭里的团结共处，但是北京市民族教育工作的一个普遍特点是侧重于外显物，即学校的政策文本、会议材料、课程读本、校园建设等显性方面，而忽略对民族价值观和民族性等隐性文化的探讨，这种做法并不能让学生真正对“异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具体体现在:

1.大多数学校淡化本校学生自身的民族属性，而抽象地谈56个民族和谐共处。校园文化建设和教学活动中并不重视学生自身是什么民族的，也不结合学生自己的民族背景和文化特征来讨论切身的经历，更多的是一视同仁的教授民族知识。比如回族学生在课堂上被分配学习纳西族的文化，蒙古族的学生被分配学习藏族的文化等等，这种做法虽然表面看起来对各民族学生都平等，但是很难使学生反思自身的文化，从自身的亲身体验中学习和理解和谐共处的真正含义。虽然民族示范校里的学生普遍被认为民族知识丰富，但是多元文化教育应该是超越知识性的学习，让学生真正从心里接受和尊重来自“异文化”的人，而学校里的其他民族学生正是他们消除偏见和误解的活生生的例子。因而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应该进行面对面的文化交流，而不是只和书本上的知识交流。

2.大多数学校的民族教育侧重于对少数民族歌舞、服饰、饮食习惯、体育项目等外在生活的了解，忽视对该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区的生活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传统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尤其是没能重视不同民族学生家庭背景上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分歧，使得多元文化教育难免流于表面。比如有些来自西藏的学生对于西藏历史的理解与学校历史课本的讲解不一样，类似这样的问题似乎没有引起学校的重视。

3.缺乏对少数民族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培养：民族团结是建立在各民族学生深切认同本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基础上的。但是在笔者走访的这些学校中，只有一所学校的老师提到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她指出：班里的一个朝鲜族学生最开始不能认同自己的民族，以为自己是汉族人，但是由于老师允许并鼓励她学习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她开始认同自己朝鲜族的民族身份，并且主动和爸爸学习朝鲜语，还给班里的学生每个人都起了朝语名字。她的父母为此非常感谢学校的民族教育，因为这样的民族教育使学生在融入北京的主流文化中也能够保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4.缺少对民族语言的关注和双语教学。虽然双语教学是一个广存争议的做法，但是对于内高班的学生（来自新疆、西藏）却非常现实。内高班的学生受其原有教育基础和母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北京上学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语言关。语言不通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各科知识的学习，也妨碍了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另外，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剥夺了语言权力，文化也就失去了载体。但是北京内高班的学生基本没有或很少有学习民族语言的机会。这虽然会使他们较快地掌握汉语，但是考虑到这些学生将来要回到新疆、西藏民族地区服务自己的家乡建设，丧失民族语言交流的能力将是一大损失。

民族教育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下不能片面强调少数民族自我文化的意识，更不能成为阻止他们融入国家主流文化和国际社会的因素。但是民族教育并不是就此失去了活力，而是应该成为针对所有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跨文化交往能力将成为每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新一代人参与社会生活须具备的基本能力。这也许就可以解决北京市中小学在如何协调民族教育与学校质量全面提升方面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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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篇5

从布依鲁克乡生态建设的实践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生态建设

生态家园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泽普县布依鲁克乡坚持把生态家园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走了一条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的更加高效的生态家园建设之路.其实践证明,生态扶贫战略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生态建设的.必然选择.

作 者：段晓梅 作者单位：中共泽普县委党校,新疆,泽普,844800刊 名：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英文刊名：CHINA BUSINESS(JINGJI LILUN YANJIU)年，卷(期)：“”(22)分类号：X3关键词：泽普县 布依鲁克乡 生态家园建设 生态扶贫

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篇6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对农村土地的需求随之膨胀，涉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土地征用需求量日益扩大。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许多问题，其关键在于补偿标准偏低、配套补偿措施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基于法律、制度安排等角度对我国现行的少数民族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找到并提出解决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土地征用 补偿机制

一、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的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征用征收农村土地的现象越来越频繁，需要对农民进行补偿的情况也相应增多，土地的征用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不可估量，对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机制问题的研究是势在必行的。在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内蒙古、重庆市等地）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是基于法律、制度安排等角度来考虑，具体如下：

第一，虽然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进行调整，但是所有的法律法规仅仅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且我国幅员辽阔，法律法规赋予了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制定本地地方法律法规的权限，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进行征地补偿时给出的标准也在实践中就产生了许多纠纷。

第二，近些年来,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素的存在, 土地征用机制出现突出的非合理性。合理征收利用土地资源, 保持农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已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一个极为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第三，我国的农村集体组织以村委会的形式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以致当村民委员会的决议出现了明显对某部分成员不公的现象时，该部分成员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帮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2]理，那么也丧失了最后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的机会。尤其在少数民族聚集区中，[1]

如此现象极易引起民族矛盾、民族不团结现象，甚至有可能上升到国家政治问题，引起不可预见的影响，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问题势在必行。

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的主要问题

2.1.征地补偿法律体系具有单一性

我国尚无专门的《土地征用补偿法》，土地征用由《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来调整，但未规定应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缺乏可操作性。

虽然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进行调整，但是所有的法律法规仅仅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且我国幅员辽阔，法律法规赋予了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制定本地地方法律法规的权限，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进行征地补偿时给出的标准也在实践中就产生了许多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 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该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订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3]

从以上的的法律法规不难看出，对于征地补偿都是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我国的农村集体组织以村委会的形式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以致当村民委员会的决议出现了明显对某部分成员不公的现象时，该部分成员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帮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那么也丧失了最后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的机会。[4]

另外，在《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建设，需要

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法律规定了征用土地的前提是国家为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的界定法律却没有明确的给出。这就给某些人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和借口。而农民的素质普遍不高，法律维权意识也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更给了钻法律漏洞的人可趁之机。即使是用正当借口征用土地，其手续繁琐复杂，可参与性差，这也使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被坑骗的几率大增。

土地管理法第47 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到10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到6倍。

即使没有遇到上面两种情况的坑害这种低标准的一次性买断使得农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侵害。鉴于征用买断的土地大多都有增值，而农民本身在其中的获利甚至不足10%。

更令人忧心的是，上述3种情况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甚至常常全都存在。这更充分的体现了我国土地补偿的不合理性。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怀是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而土地赔偿制度的缺陷却从根本上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上，我国自古作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这种法律和制度上的缺陷是动摇国本的，必须引起重视。

2.2.征地补偿分配方式不合理

一是平均分配，即不考虑土地承包关系，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均分配。二是分类分配，即结合土地承包关系，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分类，有土地承包关系的在享受土地补偿费的同时，也享受安置补助费；无土地承包关系的，只享受安置补助费。

三是按居分配，即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为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常住村民享受全额分配，非常住村民不享受或部分享受分配。

四是简易分配，即谁承包土地，土地征用款就归谁所有。

五是按权分配，即按照土地权属分配，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用于公益事业或用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安置补助费归征地农民所有。

从近年来的各地土地征用款分配纠纷来看，以上每种分配方式，都占一定比例。平均分配与《土地承包法》抵触，直接损害了土地承包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承包人上访不断。分类分配，由于各地掌握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所占比例的尺度各有不同，也带来了很多的矛盾和纠纷。[6]

2.3.部分集体成员资格不予认可，补偿标准失准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具有生产性收益，且具有非生产性收益。目前，个别地方在征地过程中，存在着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尤其是在部分地区，对农民的补偿又被层层截留，农民所得甚少，部分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作为一[5]

个利益群体，农民虽人数众多，但在农村土地征地制度安排上处于不利地位。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风俗习惯差别较大，各地对于部分人员的成员资格认定的情况不一样，比如：入赘女婿、超生子女、丧偶或离婚妇女、养子女等是否属于本集体成员，各地做法不尽相同。在对该部分人员采取了与其他集体成员不同的待遇，完全不予补偿或降低补偿标准，从而损害了该部分人员的利益。

除此之外，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随之引起物价上涨，各地的征地补偿标准多年没有变动，征地的货币补偿值普遍偏低，就会造成给予农民的补偿过低，而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丧失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经济来源。部分地方给予农民征地补偿款还不够农民在该土地上一年的经营收入高，必然引起农民抵制征地，暴力抗拒征地，例如南宁市良庆镇村民在补偿新法颁布前，农民因补偿过低不肯出让土地的例子，特别是部分地方领导在处理征地事件时态度蛮横，强制征地，采用非法手段，导致农民越级上访或群体上访事件增多。

三、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问题的对策建议

3.1.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些常委委员建议，应尽快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根据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和新情况，进一步修订完善土地法，国务院也应当制定、修订和晚上相关的配套法规体系和土地赔偿的标准，使土地征用工作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常委委员们指出，目前在实施土地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贯彻土地征用补偿法的意义宣传不够，公众的知晓度不高，参与度不强。二是，土地征用需要补偿还没有变成大多数公众的自觉行动。三是，一些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土地征用补偿还只是停留在为了单纯的完成征用目标，没有同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紧密结合。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应能对征地补偿掌握权威司法解释：

(一)权威。所有“解读”均由亲自起草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 院法官撰写，并经有关庭室负责人审定，最能体现司法解释的要旨，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从而保证司法解释不被误读、曲解、歧解，亦免“隔靴搔痒”或“泛泛而论不得要领”。

(二)全面。“解读”的对象应涵盖最高人民法院自2004年公布的所有司法解释，并收录对审判工作有指导、参考意义的司法文件。

3.2.严格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程序

应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将土地征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坚决克服随意突破、调整、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象。同时，应加强对土地征占的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合法性调查、审批和监督程序，杜绝少征多占、滥征滥用等违法行为，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听证制度，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做好土地征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保证土地征用的合法性及公平性。

3.3.规范政府的征用行为

土地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偏失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了公共目的而强制取得其他民事主体的土地并给以补偿的一种行为,是政府的强制购买。具体到我国,土地征用是指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转移,是指国家为了社[8][7]

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批准。

一、在政府征用土地过程中，要保障农民权益，首先要规范政府土地行为，将土地征用严格控制在公共利益限定的范围内，使征地权的行使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共交通、公共卫生医疗、灾害防治、科学文化教育、环境保护、公共水源及水利、森林保护等非赢利性项目的用地，实行土地征用并做到公平补偿；对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项目用地，要打破政府垄断土地征用的坚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控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农村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二、应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在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土地的生产性收益，而且要考虑土地的非生产性收益；不仅要考虑土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而且要考虑土地资源的总价值。应严格实行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登记制度，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听证会，使征地方案及补偿标准与被征地农民见面，实行“阳光操作”，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10][9]

三、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减少土地征用的阻力。有条件的县（市、区）可以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因土地征用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建立有效约束机制，进一步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民承包经营权，明确农民的农地部分所有者主体的资格。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在加强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等基础上，将农民组织起来，使农民在土地征用中能够直接表达与他们人口比例相对称的意见，把农民真正置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之中，让各种公共服务更加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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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篇7

一、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的历时性回顾与评价

(一) 一五时期至1978年财政体制在民族地区实践之评价

自“一五”计划始到1978年的很长历史时期内, 我国长期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模式。但出于对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的考虑, 从1950年代开始, 国家对民族聚居区实行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差别化财税政策。

1952年, 国家在编制五年计划总体战略部署的同时, 充分考虑到民族聚居区的实际情况, 并在《中央关于民族地区的五年计划的若干原则性意见》中做出了专门的说明:“各省、自治区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要全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在制定计划时既要照顾到少数民族的要求和愿望, 又必须充分估计各民族当前的发展阶段特点和各种不同情况, 必须根据可能实现的条件, 切忌提空洞难以实现的计划”。这一原则性意见表明, 民族地区发展要考虑其自身特点和利益, 要有利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 并且这一原则性意见在1953年11月政务院在《关于编造1954年预算草案的指示》中得到具体体现。1954年预算草案的指示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区 (当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总称) 在财政上应有一定范围的自治权。其财政管理在中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 暂采取各该自治区统收统支办法。除关税、盐税和国营企业外, 所有在该自治区之一切收入均归其统收, 而该自治区的一切支出, 亦由其统支。统收统支有余者, 上缴中央;不足者, 由中央补助”。这项规定使得民族地区的固定收入, 除了地方税收之外, 又增加了固定比例分成收入 (包括工商营业税和工商所得税) 和调剂分成收入 (包括商品流通税、货物税) , 扩大了收入范围。1955年国家财政开始设置实施至今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补助费政策。另外, 民族自治地方按上年支出决算数 (不包括基建拨款和流动资金) 再加5%的机动金, 自治区按支出总额的5% (一般省为3%) 、自治州为4% (专区为2%) 、自治县为3%设置预备费, 国家预算每年安排一笔少数民族补助费, 作为其特殊性开支专款, 这使得民族区拥有比一般省市地方更大的收入来源和机动财力。

“二五”计划时期, 国家试行财政与工业和商业体制相配套、适当扩大地方企业财政权限的改革思路。与此同时, 经过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财政部的长期酝酿、草拟了体现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权限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该办法于1958年6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7次会议原则批准, 同年6月13日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公布执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立法形式出现的、专门针对于民族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办法, 该办法既贯彻了国家财政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基本原则, 又体现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精神, 初步奠定了我国民族地区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该办法规定, 中央分别核定自治区的收支, 收大于支, 定额上缴;支大于收, 中央补助。为适应自治州、自治县经济文化发展, 中央政府对管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计算支出基数时, 在全省的支出总额以外, 对自治州的支出基数增加7%到8%, 对自治县的支出基数增加4%到5%作为特殊照顾。收支项目和上解数额, 一定五年不变。但上级补助数额可以按照民族自治地方每年建设事业费的需要予以变动。这些一系列政策安排, 进一步扩大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管理权限, 增加了机动财力。但其中的有些条款, 由于国家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出现重大问题, 未完全实现。为此, 中央于1961、1962年分别批转《西北地区民族工作会议报告》和《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报告》, 试图纠正“大跃进”以来民族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 重申和维系了一贯相对稳定的国家民族财政政策。

作为对1958年正式执行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的政策响应, 1963年12月, 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国家民委《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草案) 》, 该草案对《暂行办法》做出了完整具体的规定, 明确了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有别与其他地区的财政预算管理办法。《规定 (草案) 》决定:“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国家税收法令时, 对于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奖励的, 可以减税或者免税。必要的时候, 可以根据税法的基本原则, 结合本地区的特点, 制定本自治区的税收征管办法, 报国务院执行”。还决定从1964年起实行“核定收支、总额计算, 多余上缴, 不足补助, 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 并在这一年开始实施针对民族地区的财政“三项照顾”政策 (即从1963年起, 国家对边远山区、边远牧区的民贸企业, 在自有资金、利润留成、价格补贴等三方面实行照顾政策) 和财政超收分成、全额留用的政策。这些规定、政策的颁布和执行, 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由于“文革”的影响, 国家有关民族经济政策无法很好地贯彻落实,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被破坏和践踏。据统计, 从1949到1965年, 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以上, 但“文革”十年期间, 年均增长率降低到4.6%。1975年《宪法》竟然删除了1954年《宪法》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规定, 特别删除了自治权的具体规定。就民族地区而言, 国家实施的差别化政策措施, 基本上采取了“能维持的维持、能执行的执行”的原则。从1968年起, 国家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办法, 对民族地区财政支出需要的资金给予专项照顾, 并视民族地区的支出需要, 尽量给予必要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 “文革”后期的1977年, 国家设置了实施至今的、主要用于6个边境省区发展生产、文教和卫生事业的边疆建设事业补助费政策和1988年停止执行的、主要用于修建边防公路、电信和某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边疆建设专项补助投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族地区对财政资金的需求。

(二) 20世纪80年代财政体制在民族地区实践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 国家在实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同时, 对民族地区仍采取差别化财税政策, 但总的趋势是民族财政体制的特殊性在逐渐消失。中央对民族地区的补助数额由“一年一定”改为“一定五年不变”, 除增收部分全部留给地方外, 中央还对民族八省区实行每年递增10%的定额补助制度。但具体情况是, 由于中央财政十分吃紧, 国家决定在1986、1987年对民族省区定额补助递增10%减为5%, 1988年则全部取消定额补助递增比例, 将每年递增10%改按1987年递增10%后的补助数额固定下来, 每年给予定额补助。但这项政策在1988年被取消执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950年国家实行的使得民族地区拥有比一般省市地方更大的收入来源和机动财力的民族机动金、预备费政策, 在1980年实行财政包干体制以后, 国家把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包括民族机动金、预备费各项特殊照顾一并打入包干基数, 不再单独逐年核拨, 这种做法影响了民族地区的财力。不仅如此, 从1987年开始, 中央财政要求地方财政支出压缩10%借给中央财政, 同时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全局观点, 体谅中央的困难,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这是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整体落后于汉族发达地区、国家对民族地区能源和资源无偿或低价调出使得民族地区利益受损的背景下做出的。停止递增10%的补助和压缩10%借给中央财政的“双压”政策, 极大地影响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另外, 从1986年起国家设扶贫贴息贷款和以工贷赈资金, 其中很大部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80至1987年间, 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补助数额累计数额达500多亿元。至1991年, 中央财政对民族八省区体制补助数额达800多亿元, 对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 国家对开发民族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 也制定了相关利益照顾政策, 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通过并于1996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采矿产资源, 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 做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 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统一规划, 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矿产资源, 优先合理开发利用。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 规定中央与其他地方的分成比例为5:5, 与民族自治区的分成比例是4:6。总体来说, 这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措施安排, 在法律层面上确保了民族地区一定的自主权利和收益优先权利, 但由于可执行性差等多方面原因, 不能很好保证民族地区资源收益权的实现。

总之,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由于国家奉行有利于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实行有利于东部地区发展的贸易分工模式、财政分配模式和资源开发方式, 导致民族地区面临着财税制度供给严重不足、资金大量外流、极度不合理的贸易分工模式等诸多不利局面。而前述国家对于民族地区的差别化财税政策措施, 也由于当时政府机构改革、物价因素等多重因素的侵蚀, 致使大量补助款项被抵消, 使得民族地区财政日趋困难。

二、从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践看民族地区财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作为对于利益分配关系深刻调整的巨大变革, 1994年分税分级财政体制, 尽管在改革初始要求在保证既得利益的同时, “利益分配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但从分配结果来看, 除了对原有的民族地区的补助和专项拨款等临时性政策予以保留之外, 基本上没有给予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实行差别化财政体制机制的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 (草案) 》的说明中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实行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民族自治地方按照国家财政体制, 通过国家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享受上级财政的照顾”。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 无论是在地方固定项目的划分方面, 抑或是在共享税的分成比例上, 还是税收增长返还系数的确定上, 民族自治地方都与其它省市同等对待。这种有悖于分税制“利益分配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基本原则的改革思路和做法, 对民族地区财政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

由于分税制改革中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合理、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并最终催生出“财权上收、事权下卸”等阶段性弊端。就民族地区而言, 不但大量外溢性事权诸如基础教育、扶贫、沙漠治理等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 而“下卸”由民族地方政府来承担, 而且民族地方政府还要代理一部分中央事权, 如边界防务、民族团结、宗教稳定、民族文化保护以及反“三股势力”等等。这些代理事权干系国家民族整体利益, 有很强的全国范围受益属性, 有的上级政府以转移支付方式满足经费需要, 更多的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固定支出, 属于典型的地方政府“隐性代理性事权”。这既违背了《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中属于中央事务并由中央财政全额安排的规定, 也不符合事权划分的受益原则和事权财权相匹配的要求,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 更是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且不论民族地区财政还要承担发达地区早已经通过工业原始积累解决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天保工程等历史上由于财力所限而未能承担起的公共支出任务, 历史欠账叠加, 矛盾错综复杂, 庞大的事权与现行财权和相应的财力极其不对称。

(二) 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由于转移支付规模太少、转移支付目标模糊、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以及对既得利益的妥协等深层次因素的掣肘, 不仅很难熨平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区域的财力差异, 反而对区域间财政能力起着逆向调节效应。“增量调整”的改革路径和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安排应该具有的特殊性在制度上模糊化处理, 短期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财政困难的窘况,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造成根本性障碍。

为兑现既定的承诺, 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 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 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办法规定, 民族优惠性转移支付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在享受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同时, 还额外获得的照顾性转移支付。由于各民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再加上各自财政困难程度也不同, 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办法分档次确定了从4%到12%不等的转移支付补助系数。这些照顾政策使民族地区在一定时期内, 得到了相对较多的转移支付,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窘境。但以1995年到2000年全国财政转移支付补助为例的分析表明, 至少有两方面的不足或问题存在:

一是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数额不足且比例在下降。1995年, 国家财政拨付20.71亿元的转移支付财力, 虽然民族八省区分得了10.81亿元, 占到了转移支付总额的52.2%, 但同期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分别达到2337.55亿元和2470.62亿元。到1996年, 民族八省区所占转移支付总额34.65亿元的34.5%, 1997、1998年所占总额的比重有所下降, 分别为总额50.21亿元、60.54亿元的32.2%、31.4%。此后随着国家整体财力的迅猛增长, 逐步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性转移支付力度。但就是这一时期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不到位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未及时跟进, 使得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财政状况严重恶化。二是受人口规模、密度相同的行政区域其财政供养人数也应相同的理论假设影响, 民族地区内在的自然因素 (如人口、面积、漫长的边界线) 和人口结构因素 (如少数民族占多数且分布不均衡) , 在计算标准财政供养人口时没有给予充分考虑, 导致民族地区标准财政供养人口被少算, 地方财力和现实财政能力被低估。以1999年转移支付额为例, 1999年财政转移支付达到75亿元, 约占全国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0.78%, 占全国标准财政收入与标准财政支出差额的0.06, 其中, 客观因素约占0.04, 民族政策性因素只占到0.02。

自2000年起, 由于民族地区财政困难不断加剧, 中央加大对民族地区 (包括民族省区和非民族省区的民族自治州) 的转移支付力度, 并特设专门性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并对资金来源做出原则规定:一是预算安排, 即中央财政在2000年安排的少数民族转移支付资金10亿元的基础上, 以后每年按中央分享的增值税收入增长率递增;二是将对8个民族省区和非民族省区的民族自治州增值税的75%部分收入, 采用环比办法, 将每年增值税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的80%转移支付给民族地区, 由中央专项转移支付 (实际是增量返还) 给民族地区。到2000年中央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性转移支付额达到85亿元, 到2006年增加到155.63亿元, 年均增长44.2%。这两种转移支付方式虽然体现出对民族地区特殊的照顾, 具有财力均等化意义, 但由于数额过小, 均等化效应有限。2000年上述两种转移支付合计110亿元, 仅占当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的2.4%, 而其他不具有均等化意义的转移支付所占比例高达97.6%, 这些巨额财政资金以基数返还的方式流到了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由于财政基数低、讨价还价水平不高等因素, 只能得到水平很低的返还。2003年以后, 我国逐步形成了以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为主要形式、较为完整的转移支付体系, 该制度的发展历程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体系具有渐进补充、并逐步具有形式优化、体制性优惠弱化的特点。也就是说, 在简化并统一的转移支付制度, 在统一公式下通过转移支付系数的变化来体现对民族地区的倾斜政策。这种逐步简化并统一的演变过程避免了民族政策性转移支付和客观因素转移支付之间的脱节, 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增加财政收入, 但同时也使得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安排应该具有的特殊性在制度上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因此, 在现行财政分配体制和分配模式下, 短期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财政困难的窘况。以下对2006年转移支付总体分配情况的分析, 会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2006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为12697亿元, 其中超过1/3是要按照来源地原则无条件返还给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另外1/3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由中央各部委逐级下拨, 使本来用于特定政策目标的专项转移支付, 逐步转变为相关部委以地方政府固化的利益, 在政策目标发生变化或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后, 对应的资金安排常常不能随之进行调整, 出现专项资金财力化的倾向。这在民族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剩余的1/3是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资金即一般转移支付, 主要是2002年实施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后的收入。中央均衡区域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大小, 取决于每年从企业所得税分享到的增量收入的多少。截止2005年, 这部分资金规模达到1100亿元, 绝对规模太小限制了中央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能力。

总之, 现行财政体制和“存量不变, 增量调节”的财政资金分配模式, 已使公共财政的改革难以为改革事项推进提供必需的资源。作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篇, 分税制与转移支付既是一个分步走的过程, 又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因此调整财政分配模式, 加大转移支付改革力度, 调整转移支付结构, 保证随着中央财力的不断提高, 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 以缓和民族地区财政窘境, 增强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保障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的资金需求。

三、构建有利于民族地区的财政体制应坚持的原则取向

(一)

法治原则。在法治的理性轨道和框架内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是解决和治理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为此, 必须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基本法为指针, 充分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 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加快制定具体配套政策措施和实施意见, 探寻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治理新机制, 消解国家制度、法律和政策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格局与政治过程支配性意义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具有局部性、补充性的紧张和鸿沟, 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保障财政自治的有序运行。

(二)

共同繁荣原则。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而共同繁荣发展在当前的核心要义, “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胡锦涛总书记还总结到:“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才能具有强大动力, 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才能具有坚实基础。抓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 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 就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小断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党十七大也指出:“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 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财政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 而政治不过就是决定公共品提供即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机制。西部开发在行政规制之下进行、忽略了西部是边陲、贫困、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即成事实, 已经偏离了西部开发的本义。基于公共财政视角考虑, 当务之急是坚持两个“共同”原则, 通过财政分配模式和分配机制的调整, 探索分税制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各项具体制度和有效实现形式, 制定切实有效的真正有利于民族地区全面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以推动区域间、族群间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三)

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基于公共财政理性的考虑, 也就是要减少和消除现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而不能获得与其它社会群体平等的权利, 也就是要保障全国国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身份的不同, 都有权利享受最低标准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这是一个社会基于平等和公正的理念而应有的承诺。从公共财政政策优先顺序安排来看, 可能的选择是, 以调整现行财税体制中有损于民族地区和当地居民利益的政策, 让民族地区的发展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分配平台上得以进行为基本前提, 通过规定全国基础教育目标最低标准、规定全国基本卫生服务和设施最低标准、规定全国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最低标准 (包括生活清洁用水、住户用电、公路等级) 、规定农村社会保障最低标准 (包括贫困人口率最高标准和社会保障覆盖面最低标准等) 等方式, 充分发挥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建立有效的区际、族际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均衡机制, 通过财政分配机制的调整和加强政府提供公共品能力等手段, 平衡区域之间、族群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四、构建有利于民族地区的财政体制机制及其政策要义

(一)

利益分享和争端协商机制。利益公平分享是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一项重要内容, 利益反差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及其地区与汉族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反差。这是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所影响的利益共享机制滞后与资源开发利益分配不协调所决定的, 因此需要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实现资源开发利益共享, 为民族关系和谐奠定利益基础。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套信息渠道畅通、利益各方平等参与、风险规避的分享与争端协商机制。以主体功能区建设为例, 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区域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承担保护生态多样性的同时, 是以减少民族地区土地面积和少数民族生态资源和环境容量为前提的, 是以降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标为代价的, 而相应的、持续的利益补偿机制和制度安排未能跟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 使得西部开发政策具有多重偿债性质。通过理性建立区际、族际利益争端解决机制, 对经济社会全局中失衡的、矛盾积累较充分的、对全局制约最大的一级进行积极补偿, 实现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经济协调发展, 就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在此机制建立完善过程中, 中央政府尽可能保持中立和超脱, 不和地方争利益争权利。同时, 赋予较大的政治资源提高民族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 使其在决策中具有平等表达权利和平等参与权利。具体政策安排上, 要积极探索矿产资源开发经营的新模式、新体制, 在资源开发体制上应以各民族省区参与开发经营的模式替代国家全部垄断经营的模式, 增加资源税征收的地方留成比例;在资源开发补偿方面, 着力探索产权参与分享机制, 努力减少原有的只强调存量性的一次补偿对地方政府和居民长远发展造成的影响。

(二)

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要根据不同地区内不同的资源、人口、经济、环境总量来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与考核标准, 让生态脆弱的民族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生态而非经济发展的责任。以主体功能区建设为例, 生态功能区意味着民族地区资源配置方式选择权的损失, 限制了当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空间, 这种机会成本的损失必须得到受益者的合理补偿, 生态保护和建设者才会在经济上得到激励。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更多地需要财税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相配合。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应包括: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适宜于国家对实现补偿功能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牺牲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生态建设和保护投资政策, 以实现功能区因满足更高的生态环境要求而付出的额外建设和保护的投资成本。比如青海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甘肃黄河上游重要水源补给功能区生态工程建设等;地方同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适宜用于跨省界中型流域、城市饮用水源地和辖区小流域的生态补偿。另外适时征收生态税和生态专项基金, 制订税收优惠、扶贫和发展援助政策, 对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限制、禁止开发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 以税收优惠、扶贫和发展援助作为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辅助手段, 补偿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当然,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要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配套进行。

(三) 民族财税政策创新机制。研究表明,

从澶渊之盟看民族融合 篇8

不同的民族，各有专长；如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必能共同发展，走向安定富足。经过长期共存，最后融为一体，这是人类共同走向世界大同最理想的道路。只可惜，历史上的战争是太多了，两个民族之间能够和平融合的好事是太少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有些人把“融合”这个词用错了，他们把通过战争来征服与吞并别的民族也称为“融合”。其实征服与吞并是强迫的联合、混合，而不是自愿的和平的融合。没有长时期的融合，达不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即使通过吞并建立起一个大帝国，一旦天下有变，就会土崩瓦解。

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两个民族经过长期和谐共处最后融为一体的真实事例?虽然史书上无此记载，但这样的事例是有的：那就是在距今千年以前，北方的辽人(契丹族人)通过长期汉化，最后成为北方汉人。

在元代官员所管的户口登记簿上，把全国的臣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也就是中亚与东欧各族人，第三等为汉人也就是北方汉人，第四等为南人也就是南方汉人以及南方各少数民族)。其中已经找不到辽人或者契丹人的称呼，因为辽人(契丹人)已经基本上融入北方汉人之中，不复存在。这种情况，在官私史书，如《新元史·氏族志》、陶宗仪《辍耕录》、王光鲁《元史备忘录》上，都有记载。

一、辽人的汉化与宋辽矛盾的激化

汉唐两代在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长城上下许多要塞，使之有效地制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宋王朝建立的时候就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事。五代时期，中原大乱，辽人已先建国。长城要塞、燕云地区，先后落入辽国之手，宋人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在辽国统治下，既有辽人，又有汉人。辽国设北院官管辽人，南院官管汉人。由于辽强宋弱，辽国官员又能从两国经济交流中得到好处，所以他们不怕宋人。对于汉文化的输入抱鼓励态度，让汉人、辽人自由贸易，自由交往。

在辽国官方的提倡下，汉人文化，包括伦理道德、丧葬习俗、岁时风尚、饮食服饰，都在辽国社会广泛流传，逐渐拉近了两个民族的距离。“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既大家服装相似，言语相通，在官署里，人们已经分不清谁是辽官，谁是宋官；在市集中，人们已经认不出谁是辽国商人，谁是宋国商人。经过辽国的长期对外开放，就打下了以后辽人汉化的稳固基础。

北宋时代都当过宰相又都办过对辽外交的两位名臣——韩琦与富弼都认为辽国学习中华文化成绩惊人。韩琦说：“契丹(指辽国)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东服高丽，西臣元吴(东边的高丽和西边的西夏都臣服于他们)。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越来越兴旺)。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从高层的文化事业到日常生活习惯，全都学会了中国人的一套)。”

富弼的说法更为彻底：“(契丹也就是辽国)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相同)，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我们有的东西，他们都学会了；他所有的劲兵骁将，我们赶不上他)。”

辽国的当权者为什么欢迎汉文化?因为他们国家的发展一直受惠于汉文化。在过去他们只是一群游牧部落，用不用汉文化关系不大；但在他们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需要同时治理几百万人的游牧民族(包括辽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与几百万人的农业民族(主要是汉人)的时候，不学习汉文化是不行的。他们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的韩、刘、马、赵四大家族，使这些家族的父子兄弟世代为官。在五代乱世，中原大乱，常常打得千里无人烟之时，这些家族反而觉得依附辽国皇族，生存更有保障，也就安心在辽国生活下去。这就是说，辽国在建国之初，就重用汉人知识分子，采用汉文化即中华文化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统治机构来。因此，宋辽两国的统治机构颇有相似之处。

既然宋辽两国的政府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既然辽人也不断地汉化，那么，宋辽两国是不是可以和谐相处?那也不是。因为从公元960年赵宋建国开始，到公元1005年两国签订澶渊之盟为止，在这四十来年中间，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断发生磨擦，在外交上一直不能处于正常状态。

赵匡胤在军事上是个内行，懂得以宋的步卒迎战辽的骑兵，是占不了便宜的，所以暂不用兵，考虑迁都到襟山带河的西京洛阳去，以地利补充军事上的弱势；还计划储存一大批金帛，想用赎买的经济手段赎回燕云失地。公元976年冬，赵光义继位后，宋王朝的政策大变，积极谋划对辽用兵。赵光义比赵匡胤小12岁，是个依靠父兄庇护长大的年青人，从未带过兵，在军事上是个大外行。他倚仗自己带的兵多，贸然发动战争，下旨攻辽，而且自任统帅。他为了表示自己是内行，出征时向将领们颁发阵图，要大家按图布阵。将士们无不担忧，知道在这个大外行的瞎指挥之下，必然凶多吉少。

公元979年，赵光义第一次伐辽，亲统大军围攻幽州，围攻半月，幽州纹风不动；辽军突然反攻，宋军立即崩溃。赵光义身为统帅，居然把几十万大军丢下不顾，自己率先逃命，屁股上中了两箭，不能乘马，换上驴车落荒而逃。伐辽大军全军覆没。公元986年，赵光义趁辽国皇帝病死，萧太后(萧绰)以少妇当国之机，再度伐辽。因为上次负伤逃命的记忆犹新，他保老命要紧，不敢再冒险了。在第二次北伐中赵光义不到前线，在后方遥控指挥，只按图纸行动，喊进则进，喊退则退，明知不对，绝对服从，结果让大军陷入移兵就粮、在敌前撤退的险境，被少数辽军铁骑冲垮。还没有和敌人交手，成千上万的士兵就被挤死、踹死、逼到河里淹死，在敌军面前出尽了洋相。赵光义两次伐辽，两次大败，从此兵连祸结，边境上再也没有太平日子可过。他自己威信扫地。从此龟缩在京城里，再也不敢谈北伐与收复失地的事。他第一次北伐时屁股上受的箭伤，一直都医不好，年年都要发病，最后还是因为箭伤的大发作而在病床上活活痛死。

二 多年的敌国打成了兄弟之邦

两国要想和平共处，需要以实力为后盾。在辽强宋弱的形势得不到根本改变之前，宋国想和辽国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你不想打他，他偏偏要打你，你有

什么办法!自己没有实力，就很难维持和平的局面。

其实，拿当时两国总的国力相比较，辽并非绝对的强，宋也不是绝对的弱；只不过是赵光义两次伐辽，丢尽了面子，所以“弱宋”的名声在外。其实，辽是强而不富，宋是弱而不贫；辽是武力强大而经济、文化落后，宋虽然武力不行而经济、文化先进。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宋的国力已经逐渐增强。如果有个机会让双方较量一下，宋国只要振作精神，上下一心，虽不一定能打垮辽国，双方打个平手是可能的。公元1004年辽国大举南侵，这样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这年秋天，辽国的当权人物、年青的萧太后带着她的儿子小皇帝耶律隆绪、统军大将萧挞凛率领全国精兵20万人倾巢南犯。他们根本没有把宋军看在眼里，来势汹汹，从边境上一直向南猛进，直逼黄河北岸。

紧急军报送进皇宫。这时在位的宋真宗赵恒召开御前会议，向群臣询问对策。大臣王钦若是江西人。他主张皇帝暂避到金陵；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他主张皇帝暂避到成都。只有新上任的青年宰相寇準力排众议，主张迎敌。他说：“我能往，寇亦能往!为今之计，只有御驾亲征，上下一心，才能保住江山社稷。稍有退缩，人心瓦解，根基一动，天下还保得住吗?”听了这一番义正词严的建言，赵恒精神一振，决心御驾亲征。

当年11月，宋廷下旨御驾亲征。皇帝车驾从京城开封出发，直趋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阳)，迎击辽军。此时天气严寒，雪花飞舞。在大军抵达澶州南城之时，赵恒遥望北岸的辽军营帐连绵不断，军容很盛，就想驻跸南城，暂不过河。寇準以为不可，站出来大声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不安，这不是取胜之道。”他用眼色向殿前都指挥使(首都卫戍司令)高琼示意。高琼点头表示理解，旋左手扶住御辇，右手拔出寒光逼人的佩剑，大喝一声“起!”即指挥御辇直上浮桥，向着澶州北城前进。辇夫不敢怠慢，抬起御辇迅速登上城楼。当皇帝的御盖在城楼出现，大宋的黄龙旗迎风招展，呼呼作响之时，将士们欢声雷动。《宋史纪事本末·契丹盟好》一节中记载说：“帝遂渡河御北门城楼，召诸将抚慰，远近望见御盖，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

这次御驾亲征的消息传开，皇帝的车驾还未到达，澶州前线的将士已经立了一个大功。有一天，一名叫做张瑰的军士正守着一张床子弩，监视前方阵地。忽见辽军营里走出几个将官视察阵地，其中有个穿黄袍的，指手画脚，看来是个大头头。于是就把床子弩的方向调整好了，对准此人。要是在平时，将士们为怕负责，行动之前，还得层层请示。这时张瑰听说皇帝已经御驾亲征，心情舒畅，顾虑全消，瞄准对象，把开关奋力一扳，呼哧一声，多箭齐发，辽军将官立刻倒下好几个。那个黄袍将官也在其中。事后得知，此人就是辽国的全军统帅萧挞凛。双方大战还未开始，辽军统帅已被宋军一箭毙命，其士气受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辽军初到之时，萧太后本想倚仗自己的军威，逼退宋军，强占中原锦绣河山。后来听说寇準说服了赵恒，宣布御驾亲征，知道讹诈不成，只好挥军力战。但在澶州北城城下激战数日，毫无进展，才知道今非昔比，宋军实力确有提高。为了避免深入敌境，师老兵疲，归路被切断，萧太后只好放下架子，亲自宴请宋使，秘密谈和。按照寇準的计划，必须辽军全部撤出宋境，承认交还燕云十六州的失地，宋廷才能允和。否则，宋军将对辽国长期用兵，长期封锁，逼得辽国在经济上走向崩溃。但赵恒不同意，他事事都听寇準的，惟有这件事不肯听，害怕长期打下去，风险太大；一旦打了败仗，前途不堪设想。寇準和他力争多次，还是说服不了他，最后只好稍作让步。寇準不怕为国牺牲，也敢承担责任。他顾虑的是赵恒一旦撤了他的职，换了个没有骨气的人去主持谈判，国家就会吃亏，百姓就会受害，于是只好忍痛让步，同意谈和。经过谈判，双方于1005年1月签订“澶渊之盟”(澶州亦名澶渊郡)。“澶渊之盟”的内容，实质上不过两条：

一、双方结为兄弟之邦，宋帝为兄，辽帝为弟，宋帝尊萧太后为叔母。两国恢复邦交，互通庆吊。文书往来互称南北朝，宋称南朝，辽称北朝，双方平等。

二、宋每年送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这次和约，除了每年还要送辽国三十万银绢这条尾巴之外，基本上算是一个平等条约。这比将近70年前后晋石敬瑭拜倒在辽主耶律德光的脚下，尊称对方为父(自称“儿皇帝”)，真不知好了多少倍。至于每年要交银绢三十万，说起来不大好听，有向夷狄进贡的意味，所以被许多爱国人士所反对；但在宋朝的皇帝看来，国家每年财政收入数千万两，三十万银绢与之相比，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这与打起仗来，军费动辄数百万两相比，实在是便宜多了。

当中原大乱之时，在辽国的管辖之下，两国百万边民和平共处。辽国官员鼓励汉人从事农业生产、百工技艺，采取保护态度。辽人也乐于向汉人学习生产技术，相处融洽。和平时期，自然一片兴旺。但是两国政府一动刀兵，立刻杀得血雨腥风而生灵涂炭。因此，不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与认可，太平日子是过不安稳的。澶渊之盟签订以后，表示辽人、汉人和谐相处的意愿已经得到双方政府的认可，所以基础坚实，能够长期维持。纵观中外历史，只有百年战争，未闻百年和约；而澶渊之盟从公元100s年订立，竟能维持一百一十多年，堪称史上奇迹。

三民族融合对双方都有好处

真正的民族融合对双方都有好处。例如我们北方的游牧民族常常失于粗野，南方的农业民族常常失于文弱，融合之后进行互补，都能趋向完美，这一点在妇女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看辽国无论公主也好，皇后也好，几乎都是扫眉才子，而且文武双全。她们出生于白山黑水之间，其族源出于鲜卑，都有天生的白皮肤。当时南方的美人大都出在江南或西蜀，三寸金莲，弱不禁风；哪像辽国的公主、皇后，从小就练出一身马上功夫，既婀娜，又矫健，都像今天的运动员，是千里草原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辽国上层人物倾心汉化，苦读汉文，宫廷里说话都用汉语，就像近代俄国宫廷里都说法语一样，但他们毕竟是游牧民族，男子不能不以锻炼弓马为主；在学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方面，贵族妇女更占上风些。拿汉人来说，一百个才子中也难找—个女才子；但是在辽国，竟以女才子居多。汉人中的女性，因为要受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精神约束与时间限制，不能放手学习；辽国妇女则有更大的自由，没有什么人为的约束管得了她们。辽人王鼎编纂了一本诗文集，名《焚椒录》，都是辽人用汉文写的，其中名声最大的女诗人叫做萧观音。她就是签订澶渊之盟的萧太后(萧绰)的儿媳妇。

在上层人物鼓励之下，辽人迅速汉化。民间汉辽通婚，辽人改汉姓的越来越多。宋辽两国的皇室也互相遣使聘问，来往得十分亲热。从公元1005年到1121年这116年之间，两国遣使贺生辰的，宋140次，辽135次，总共275次。两国遣使贺正旦的，宋139次，辽140次，总共279次。两国遣使祭吊的，宋46次，辽43次。总共89次。辽兴宗耶律宗真勤学绘画，曾经自绘肖像送给宋仁宗赵祯，并希望宋仁宗回赠真容。仁宗真容送到时，辽兴宗已去世；辽国皇室竟把仁宗真容和祖先肖像挂在一起，世代礼拜。辽道宗耶律洪基曾经许下心愿：“若人世真有轮回，愿后世生于中国(宋朝治理的地方)。”既然两国皇室亲热到这种程度，辽人逐渐地就与北方汉人融为一体，一点也不奇怪。正如史学家姚从吾先生所说：“(两族)相安既久……(辽人)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这是不同民族和谐相处最后融为—体的最正常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