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精选7篇）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篇1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以南通市虹桥新村社区为例

摘要：社区居民参与问题是社区建设中深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然而当前社区居民参与的有效性不强已成为制约和影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现状的分析，概括出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关键词：社区建设，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

一、引言

社区建设是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城市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广泛的社区参与。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居民积极参与，帮助居民锻炼、提高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的能力与水平。居民参与是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的主体，社区自治是居民参与的高级形式，也是居民参与的制度保障条件之一。然而现阶段我国的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质量较低已成为制约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参与的有效性，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且迫切的问题。

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现状

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他们的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生命力，是实现社区建设目标的根本动力。但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中，普遍存在着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居民社区参与不足主要表现为：

1、总体参与率不高。在对南通市虹桥新村社区的调查中，我对社区居民参与状况进行了调查，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讲解和社区居民的反映可以看出大多数人不愿参与社区事务。大多数人没有为公共服务的意识，只注重自身及家庭的事物；大多数人认为参加社区活动没有意义甚至是浪费时间；大多数人不能持久的参与社区建设，只是迫于面子象征性的参加一两次社区组织的相关活动。

2、参与人群分布不平衡。分布不平衡是指不同年龄、收入、文化程度、居住区域的人的参与率有很大不同。从年龄层次看，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人员是一老一少，“老”就是离退休的老同志以及没有工作的老年人,“少”就是放了寒暑假的中小学生。据社区工作人员统计，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中将近70%的人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占10%左右，中青年只占20% ,而且如果没有单位的组织参与，中青年的比例会更低。社区开展的活动也有意识的向这部分人群侧重，比如组织老年秧歌队、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为放假的中小学生开办辅导班等。从收入、文化程度来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参与率越低，这一点在中国大陆比较“畸形”，理论上这一类人应该有较高的参与度，因为他们应该认识到社区参与的重要意义。

3、居民社区参与的程度不深。参与程度不同，反映了参与者对社区活动的不同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对社区活动的贡献。由虹桥新村社区可以推及到中国大陆大部分社区，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参与较低层次社区事务的运作，这一点还不完全做到，而较高层次的决策和管理则更少有人问津。社区内大量事务仍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以行政的方式来完成，居民难以主动介入。即使介入，也多为参与街道、居委会的自治活动，而不是参与社区事务的立项和组织等过程中的决策。这使得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显得被动，难以激发出社区认同感，难以提高参与程度和频度。

4、参与形式单一，渠道不通畅。目前社区参与也还多局限于传统上的执行性参与，即在决策之后被动员去执行，也就是社区居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动员、劝诱、说服下参与社区管理机构业已形成决定的事项，比如开会听取居委会或街道有关本社区工作的通报、部署等，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强有效的法律约束和利益刺激，也很少有人参加。

总之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现状不容乐观。

三、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原因分析

居民参与不足是社区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方面的缺陷，有都市社会基本特征的影响，有个人层面的原因，而原有观念、行为模式的束缚也不容忽视。

1、“单位人意识”的淡化与“社区人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单位对其成员全面关照，不仅依照规定向其成员支付工资，而且提供各种福利。这种福利不仅惠及单位成员本身，而且扩散至单位成员的未就业的老、幼、病、残的家庭成员，从而使单位成员对工作单位高度依赖。由于单位掌握了成员及其家属生存、发展的所有资源，因而成员对工作单位也全面、高度地依赖，有了问题和困难找单位成为单位成员解决其面临问题的共同模式。这种个人对单位的全面依附性，造成了个人强烈的单位人意识和单位参与意识，使得人们普遍习惯于是单位的人，而不是社区的人。改革开放使这一状况逐渐改变，但长期以来单位本位所形成的参与机制和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因而居民社区参与意识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

2、社区行政化严重，使居民难以成为社区参与主体的角色。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形成政企、政事、政社不分，政府包揽一切，使居委会这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组织”事实上成了政府的下属机构。在进行居委会干部选举时，候选人的名单由街道办事处确定，而选举过程也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居民大多不了解居委会干部候选人的情况，又因为缺少发言权而对选举漠不关心。这样，就形成了由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小组的层层管理系统。而这一系统虽然有其井然有序和有效地贯彻上级意图的优点，但是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全面管束下，居民一方面缺少参与社区事务决策和管理的途径，另一方面他们也形成了事无巨细都直接找政府、寻求政府帮助、等待政府安排的习惯，缺乏主动参与的观念和热情。

3、社区服务中人才、资金问题的困扰。社区服务的正常开展离不开人才和资金的供给和利用。目前我国的社区服务人员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专职性的服务人员，他们是社区服务的骨干力量；二是兼职性服务人员，他们是社区服务的主体力量；三是义务性的服务人员，他们是社区服务的基础力量。应该说，这支队伍为社区服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不容忽视的是，就总体而言，这支队伍目前尚处于粗放式、追求数量与外延扩张的发展阶段，其服务项目的内涵、质量及事业化技能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其次，社区工作需要大量资金。我国城市街道一级社区资金的来源是以街道自筹为主、政府拨款为辅，加上少部分社会赞助。虹桥新村社区的主任深有感慨的对我们说，他们想搞好社区，就是缺钱，搞硬件建设要钱，请各类人才要钱，服务社区居民更要钱，而国家的补贴很少，他们很难。在南通这个比较发达的城市是这样，那些中西部城市中社区建设的资金短缺就更严重了。

四、改善居民参与现状的对策思考

继续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如何突破种种制约居民社区参与的瓶颈，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就成为下一阶段社区建设的关键所在。

第一、培育社区意识是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根本。社区毕竟不同于家庭、单位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缺乏血缘联系和感情纽带以及直接的利益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主要还靠文化认同，在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的感觉，共同管理。这就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和认同；通过在社区环境、卫生医疗、治安、文化教育等事项的决策上，充分与社区居民协商、沟通，征求意见发挥居民积极主动性，培养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满意度；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降低职工对单位的依存度，强化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系。通过以上措施，使居民感到社区与他的利益息息相关，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时，自然就会萌生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和期望。

第二、着力加强居民参与的制度建设。把居民参与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便捷有效的居民参与机制。一是构建居民的参与平台，应以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法定性平台为主，以社区志愿者队、服务队等非法定性平台为辅。二是逐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积极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使社区居民切实享有对社区自治组织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加强社区建设与居民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和参与渠道的通畅。三是在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分别建立“民意调查”、“居民议事会”等制度，加强与社区居民的交流与沟通，赢得居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四是实施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政务、财务、服务等内容全部公开，建立社区居民直接评议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制度。

第三、建立专业化的社区工作队伍，增收节支，突破人才与资金的瓶颈效应。不仅应有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还应有一支专业化的社区服务队伍。当前，可以针对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干部队伍普遍存在文化素质偏低、年龄偏大、工作方法陈旧、难以激发居民参与热情的实际状况，对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两级干部进行普及性的在职培训和上岗培训，加快培养一批有较强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在居委会选举中，要把那些热心社区工作、文化素质高、有能力的入选进居委会中来。

社区所属的资金，国外以自筹经费为辅、外筹经费为主，而国内则恰好相反，国家的拨款不多。因此，一方面要尽量节约经费开支；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街道财力，改变居委会以创收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现状，将区级财政收入中街道经济上交的财税收入返还街道，将市、区两级用于绿化、环卫方面经费拨到街道，实行“条费块转”，新建办事处和居委会两年内由区财政增拨经费用于社区建设。此外，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鼓励对社区建设事业捐赠，不仅要在精神层面上对捐赠者进行褒扬，而且可以在税收政策上予以倾斜；二是可以考虑发行“社区建设彩票”，所得资金可专项用于所在区域的社区建设；三是政府对有重要意义的社区活动给予一定的引导性投入，以动员更多的社区资源投入。

五、结语

综合以上各点分析，针对我国当前城市社区中居民参与不足的问题，深刻把握其产生的原因，努力探索合适的解决方法，才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正真意义上加快城市社区建设的水平，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参考文献：

1、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陈雅丽，《城市社区发展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J ]，科学·经济·社会

3、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篇2

关键词：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现状思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滞后于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比较薄弱,大力加强和完善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居民素质和文明程度显得十分紧迫。在这一背景下,社区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单元而存在,不仅突破了原有的“地域”概念,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而且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扮演着基础性的一线角色。现有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方式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面对流动人口、下岗职工、老龄工作、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各种问题,城市居民委员会在管理和服务上力不从心,存在着责权利不统一、职责任务不明确、管辖范围过小、人员老化、工作条件差等问题;从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推进社区建设,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吸引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赋予社区居委会足够的财权,赋予居民足够的监督权,真正建立居民与社区建设之间必然的、经常的、制度性关联,保证社区居民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在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既能满足个人利益诉求,又能增进社区居民的共同福祉,不失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办法。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际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娄底市娄星区大科街道办事处大科社区这一个案的深入研究,探索当前我国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问题及成因,并从体制建设、完善服务、培育意识、拓宽渠道及强化监督等方面探索提升居民参与的方法。

1 娄底市大科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现状分析

1.1 大科社区建设情况简介

娄底市娄星区大科街道办事处大科社区成立于2001年,辖区面积19.54平方公里,辖区楼房400余栋,建筑面积200万平方米。现有居民4390户、15365人,居民以区直机关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为主,人群素质较高,生活宽裕,精神生活需求高,是我市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涌现出的新兴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

1.2 大科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现状

随着大科社区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居民参与的内容呈现多样化发展,居民参的空间呈现跨领域拓展。在原有的以个人方式参与文体活动的基础上,社区居民通过居委会换届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等方式,开始在政治领域有所涉及;在社区党组织的支持下,社区居民根据个人爱好逐步组建多样化的群众文化团体,根据个人特长积极参与各类型志愿者队伍;按照社区居委会设置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居民民主推荐产生楼栋长、楼道长等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等,也都成为大科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方式。在将志愿者渗透到社区的各个工作岗位,将志愿精神渗透到社区的各个工作岗位,为居民自我服务提供了渠道,有效凝聚起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力量。大科社区注重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增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成立了乐百家艺术团、书法协会等,发展会员500余人。通过大众文体活动,传播社区文明风尚,扩大社区影响力,共举办各类文艺演出13场次,组织各类居民文体活动28次,带动居民5000余人次参与。现已组建“2+1”党员医疗服务队伍、“夕阳红袖章”志愿队、“扶贫帮困献爱心”、“关爱下一代”等党员志愿者队伍,在在职党员中设立了党员奉献岗,开展了区级党代表进社区、单位党建进社区、党员奉献进社区等活动,充分发挥了社区党员在服务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1.3 大科社区建设居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尽管大科社区属于我市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新型城市社区,在居民构成、基础设施、政府支持等方面拥有其他社区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在居民参与方面仍然存在着当前我国社区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社区功能的充分发挥。

(1)参与主体的有限性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者的数量有限。调查显示,能够长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仅限于少数文娱艺术爱好者或社会困难群体。二是,参与者的构成不平衡。既体现在参与者年龄方面的不平衡,如青少年、老年人参与比重偏高;又体现在参与者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的不平衡,即参与程度与经济、文化状况成反相关。

(2)参与领域的片面性

大科社区居委会通过社区体制改革、发展社区文化、联系商户服务、与驻区单位合作、开展志愿服务等途径,尽可能拓展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但真正的能够引起居民参与意愿,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也仅限于声乐舞蹈、书法绘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活动,而诸如行使选举权利、开展社区服务、参与决策议事等领域则鲜有涉及。

(3)参与方式的被动性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渠道单一,多由居委会为完成上级任务、迎接领导检查而设置的少数活动载体,据调查显示,大科社区月均迎接各级检查、评比、验收活动6次左右,社区原本就有限的室内活动场所也只有在迎检时才面向居民开放,为体现活动场所的有效利用,往往临时通知少数居民临时应景,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只有二选一的有限选择权,却无法根据个人需求、兴趣爱好自行组织参与;二是,行政色彩浓厚,尽管大科社区较早的开展了“居站分设”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但在目前社区范围内开展的各类居民参与的活动中,60%以上的活动如科普进社区、法制宣传、党员承诺服务、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等,并非完全出于社区居民的主动发起和热情参与,而更多的是在居委会的动员、说服下进行的被动式参与,这类活动多以完成上级安排为初衷,没有合理的解决行政推动力和居民内生动力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居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1.4 大科社区建设居民参与存在问题形成的原因

综观当前我国社区建设现状,结合大科社区建设实际,可以发现居民参与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历史传统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定格国家管理模式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历史传承在民族血液中的这种冷漠意识,导致即便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特质。导致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较低,也就直接造成公民对社区建设的参与热情不高,成为当前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2)政府角色定位

“要达到社区善治,必须整合社区内所有资源,充分发掘和利用社区所有资本,社区治理就是政府支持、社区自治组织的自主管理运作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

在我国,实现社区的良好治理,首要的是准确定位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应有角色,这是决定我国社区未来发展方向的根本性问题,也是转变长期以来政府包办社会这一历史现象的关键环节。而目前政府仍然介入过多,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越位,导致了居民参与的缺位,并阻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同时影响了社区组织的正常发展。

(3)社区管理体制

现阶段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多是以街道办事处为主体、以社区居委会为依托的垂直化行政模式,街道办事处作为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上级政府行使各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在行使选举权的过程中,由于不熟悉、不关心、图省事等现象的存在,选举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社区居委会从产生之日起即缺乏在社区居民中间的认同感和信任度;而本应在社区服务中发挥支撑作用的社区组织,也由于缺乏相应的组织引导和政策支持而迟迟未能发育成长起来,从而阻断了居民与社区之间本应千丝万缕的沟通、互动渠道,未能形成居民个人利益与社区公共利益之间的应有联系,使居民普遍对社区居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存在淡漠甚至反感的情绪。

(4)参与成效不佳

随着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居民对于组织社区文化、娱乐、科教、健身等活动的呼声逐步提高,参与意识也不断增强。但在社区目前的发展程度下,社区内可供居民利用、共享的资源是较为有限的,在实际运作中,居委会负责人并未遵循竞选承诺积极开展社区建设、服务居民等工作,而更多地投入到迎接上级检查、发动居民配合行政活动等政绩工程上来,同时居民希望参与的社区重大事物的决策、管理和监督的事项却未能获得参与机会,这一矛盾的存在进一步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5)现代生活方式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劳动力因素的个人流动越来越频繁,居民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程度较低,难以发现共同互通的兴趣爱好或共同诉求,而在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社区居民往往也难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区事务中;在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居民更倾向于通过物业公司解决,而很少考虑到居住小区所属的社区居委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主动性。

2 针对城市社区建设居民参与度提升的思路

通过对大科社区建设居民参与实践的现实分析,结合当前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的普遍问题,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提升居民参与度:一是,从管理体制上,理顺政府、居委会、居民之间的关系,为居民参与扫除体制障碍;二是,从社区服务上,完善社区作为居民生活共同体的应有功能,提升社区对于居民利益的满足能力;三是,从政府和社区两个层面主动采取措施,营造良好氛围,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四是,拓宽、通畅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领域和渠道,降低居民参与成本,便于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权;五是赋予居民监督社区建设的主体地位,从而保障其参与权、表达权、管理权、监督权落到实处,吸引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实践中来。

2.1 培育居民参与意识

一是,在政府层面,应加大宣传力度。如支持社区居委会、文体活动队伍等社区组织,开展“我爱我家”等为主题的社区文娱晚会、组织“邻里文化节”联谊活动等,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逐步加大社区科普宣传力度,使居民在潜移默化中,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是以什么为发展方向的;更进一步开展“参与式”教育,从社区成员的利益需求出发,鼓励其参与到事务决策、组织、监督等一系列环节中来,培养居民的社会活动意识。二是,在社区层面,应强化信息互通。在实际工作中,尽管我国早已推行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并在政府信息公开等方面不断加大推进力度,但真正落实到社区一级仍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如公开范围随意性较大、公开层次有限,公开的居民没兴趣,居民想了解的又未公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对社区建设状况的参与积极性。

2.2 健全社区管理体制

当前,社区日益成为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聚集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的支撑点,赋予了社区建设更加复杂、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从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入手,加快理顺社区管理体制,整合社会资源,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社区建设领导体制,完善以社区党组织为主导、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各类中介组织积极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我认为,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明确职责权限。要求建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职能部门则应承担起相关公共服务的提供责任,不再将社区作为下设机构进行管理,从而使居委会从繁杂的上级任务、应付检查等事项中解脱出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居委会的自治权限,包括人事选免、财务管理、服务提供、社区事务等方面,真正做到“费随事转、权随责走”。

二是,赋予居委会独立的权力。从我国学术界研究的情况看,对社区自治比较通行的解释是: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习惯于通过民主协商来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过程。。一方面从治权来讲,应当严格遵循《规划》和《意见》的要求,实现社区居民委员会通过居民直选的方式产生,同时根据《规划》提出的“凡城区、街道层面能办理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不能再向社区延伸;凡属于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社区组织”等,为社区居委会“松绑”,使其回归到“自治”的本质属性上来。另一方面从财权来看,当前社区自治机制迟迟不能建立的一项重要原因在于社区经费完全依赖政府投入,社区不掌握财务自主权,因此应当探索政府拨付、社区经营、社会捐赠等于一体的社区建设经费来源渠道,建立独立财务核算机制,居委会享有财务自主支配权,并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财力摊派;为实现社区自治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三是,培育完善的社区组织体系。发展社区组织,将社区居民参与的个人形培育以社区党组织为主导、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的社区组织体系,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填补行政权力空白的主导作用,建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驻区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资源共享、社区共建事项;整合社区离退休党员、驻区单位在职党员等社区资源,建立包括网格化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公益性社区志愿者队伍、经营性社区服务组织等在内的社区组织体系,发挥社区组织在引导居民参与、承担社区建设事务、提供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3 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随着居民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多元化日益增长,利益关联度已成为决定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我们以居民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发挥政府在规划制定、政策引导、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整合社区资源,培育社区资本,建立完善以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为指导、以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专业服务机构为依托的社区服务体系,确保社区服务的公益性和便民利民特点,增强社区服务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类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社会组织,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发挥多元主体在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完善社区服务基础设施。以社区办公设施为依托,每个社区配备一个综合性社区服务站,其资金来源应以政府投入为主。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区组织配合、居民积极参与的公共服务网络,向全体居民提供就业、社保、养老、医疗、邮政、综治、文教、社会福利等服务项目;健全社区志愿组织登记管理办法,鼓励社区党员带头参与志愿服务,引导驻区单位开展邻里互助、承诺服务、社会捐赠等公益性活动,推动驻区单位服务设施向社区开放的社会化进程。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普遍面临的“养老难”问题,采取社区照顾的养老方式,开办社区养老服务公司,提供餐饮、公共卫生、上门护理和养生保健等服务项目,在方便居民养老的同时,增加了社区就业岗位,带动社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为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纵深空间。

建立社区服务专业人才队伍。一是,按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要求,把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当地人才发展规划,研究制定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发展计划,鼓励、吸引优秀人才向社区流动。二是,挖掘社区内部资源,鼓励居民、商户自发组成社区组织,开展互帮互助、结对帮扶或微利、公益性社区服务项目,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服务;三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社区工作者,建立人才激励机制,落实工作、保险、补贴等福利待遇,加强社区工作者的培训教育;四是,突出社区服务人才吸纳的针对性,结合社区服务项目的设置,分门别类的开展教育、医疗、养老、健身等方面人才的吸纳与培训工作,提升服务社区的综合能力。

健全社区服务保障机制。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对社区服务项目的设立提供土地、税收、场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注入社区服务事业;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加强财政预算类资金倾斜力度,设立社区服务专项资金,推动社区服务资金筹集渠道的多元化,在政府承担公共设施、社区工作运转经费等社区建设基本费用的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等投资兴办社区服务事业;三是,健全体制机制,将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年度目标考核,严格奖惩,对于如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予以奖励,对于未能达到资金数额、投入方向、使用效率等规定指标的,一票否决。

2.4 拓宽居民参与渠道

根据公民参与阶梯论,当前我国居民参与正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过程中,即由官方操纵的动员型参与向信息沟通、组织形成的象征性参与转变,能否顺利实现这一转变过程,对于我国基层组织自治能力的培育和完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应当因势利导,营造良好的参与环境,拓宽参与渠道,使居民参与由单一、低层次、不平衡向多元化、高层次、同步发展的良性状态转变。

目前我国居民参与主要限于文体娱乐、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一般性社区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参与者的有限性和不平衡性。因此,政府和社区党组织应当从满足居民利益和兴趣爱好出发,支持社区居委会探索开拓权益性参与和政治性参与领域,将居民参与的触角拓展到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才能够形成长期、稳定、积极的居民参与状态。

扩大居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在发动居民参与居委会、驻区单位,或其他社区组织开展的社区建设活动的同时,注重居民知情权、决策权的维护和实现。通过实行联络员制度、建立信息公开平台、组织听证会、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定期举行民意测评等途径,让居民参与社区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的重大事项商议,扩大居民的知情、决策、监督的范围和权力,由居民根据其意愿自主协商确定参与的项目、方式和实现途径,从而将居民的意愿注入社区发展的路径中来,引导社区建设向符合居民利益的方向上来。

2.5 强化监督考核机制

监督权是居民作为社区建设主体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居民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的前提条件。“现在的公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新技术和媒体发展带来了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些加深了人们对拥有更大的民主自治的需要。我们必须通过下放权力,使政府更为开放和反应更为迅捷,来满足这种需要。”

特别是在行政部门的影响力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居民组成社区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同时,还应具有足够的、实际的监督权才能真正行使社区治理的权力,并有效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真正从符合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一是,建立社区建设成效的居民考核机制。探索建立驻区单位社区建设责任评价体系,推动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可以针对公共服务提供者、居委会等自治组织、社区工作者、志愿服务队伍等社区建设主体,设定不同标准、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考核细则,居民享有通过居民代表大会或居民小组等参与细则的制定、实施的权利,从而真正将居民(或其组织形式)提升到与其他社区建设主体就平等的对话平台上来,增强居民对社区发展方向的影响力。

二是,建立社区建设的网络监督平台。随着互联网在普通市民层面的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草根阶层习惯于通过网络,参与到国家政策制定、重大事件评论、社会舆论引导的过程中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以此为借鉴,我们可以尝试在社区层面建立居民互通有无、畅所欲言、参社议事的平台,网络的匿名性特征,更加便于社区居民可以不必有所顾忌的参与到对社区决策、执行等环节中来,通过网络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形成社区范围内的民意舆论,从而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等自治组织形成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将居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纳入议事日程,确保社区规划、计划的制定、执行始终围绕着实现居民利益展开。

三是,建立健全社区监督体系。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物业服务纠纷,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成立以社区居委会干部、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居民小组组长、警卫室干警、离退休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为主体的社区监督团体;依托网格化管理,建立居民小组长—楼栋长—楼道长—居民代表的社区监督员队伍,在收集传递居民意愿诉求的同时,对相关部门、单位等责任主体的答复、办理情况进行督促监督,并确定专人负责,确保所有情况能够直接反映至当地党委组织部或纪检部门,且保障监督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社区监督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发展正处于由完全的政府推动向居民逐步参与治理转变。尽管最终的方向是社区自治,但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政府仍应成为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的主导力量,有所不同的是,主导的领域、主导的方式应随着我国社区发展的进程实现转型,着重发挥在规划引导、资金支持、制度保障等方面的作用,同时扶持社区组织的成长壮大,承担起行政力量退出后余留的职能空白。在推动社区自治、实现居民广泛参与的征程上,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还有更切合实际、更具可操作性的诸多政策措施需要予以配套推进。在所有动员居民参与的措施中,最为重要的应当是建立居民与社区发展的利益关联机制,需要更加重视居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和程序设计,这是实现居民广泛的、实质性参与的关键所在,也是提升我国基层民主自治能力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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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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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蒙婷婷,符盈.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参与现状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7(7).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篇3

关键词：社区居民；体育活动

中图分类号：F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09)35-0129-02

1研究目的

城市社区体育的崛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群众体育发展史中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现代社区服务不断完善，社区体育也不断发展和壮大。近年来，中国社区体育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文章试图通过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现状与需求进行分析，以间接了解当前中国社区体育开展的效果及需要加强和改进的重点，进而为进一步深化中国社区体育工作提供参考。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活动为研究目标，选取上海、北京、温州、天津、太原、湖北、安徽、内蒙古、福建等部分省市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访谈、观察及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以上省市社区居民体育活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与态度

体育动机与态度既是参与者主观出发点，也是客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料表明，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主要表现在健身、健心两个方面，其中尤以健身为主。据崔丽丽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社区参加体育活动的人群中高达80％以上的居民是为了“强身健体、防病治病”；高维岭等人对安徽省城市社区居民健身动机的调查中，对“健康长寿”一项的选择比例最高，占到72.03％。表明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生活质量有了高的追求，对自身健康水平的关爱程度也明显提高。“社会交往”成为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第二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说明人们对体育社会功能的认识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说明现代社会发展给人类提供物质财富的同时，人们对面对面交流机会的渴望随着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虽然“全民健身计划”在全国已得到普遍推广。但居民健身态度还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模糊。温州市民中知道并清楚健身意义的仅占调查人数的9.66％，57.86％的人不具体了解，32.47％的人回答不了解。内蒙古地区居民对社区体育的认识水平，有39.5％的居民认识处于一般，不太清楚的占29％，不清楚的占183.％。说明除了人们的主观意识不足外，有关部门对体育的宣传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持续度都有所欠缺，進而影响到了体育的大众化普及甚至是体育产业的市场化运作。

3.2社区居民体育活动场所

健身场所直接影响着健身者的健身动机、健身时间、健身方法及健身效应等方面。因此选择和保证良好的健身场所是开展和完善社区体育的重要因素。居民参与体育活动场所与所在社区的地理环境、特征等有很大关系，就近活动是居民选择活动场所的一个基本标准。

资料显示，街头公共场所、公园、社区空地、本单位设施依然是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时占比例最高的选择。显然，因陋就简选择体育活动场所是目前中国城市居民进行体育活动时的一大特点。另外，目前中国以政府投资为主渠道的体育系统的场馆无论从客观数量上还是居民就近选择上都还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健身需求，同时现有的体育资源因其没有充分有效地开放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造成了有限体育资源的浪费。

3.3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的形式、时间、频率及成员特点

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形式主要表现为3种：一为利用早晚进行健身活动的日常型；二为以家庭为单位，在节假日进行健身活动的假日型；第三种就是参加有组织的社区体育竞赛。从参加时间和频率来看，各地活动时间多集中在0.5h—1.5h为主，频率从每周0～7次不等，没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就参与对象而言，居民参与体育活动以离退休的中老年人居多，而青年人较少，表现出年龄结构失衡，如天津晨练者中，中老年人占73.2％，青年只占26.8％；晚练者中，中老年人占77.9％，青年只占22.1％。在温州市民高达70.9％的不进行体育锻炼人群中，中青年人(26-45)是锻炼最少的人群。武汉市体育人口年龄结构呈马鞍型，青少年与老年群体人口比例显著高于中青年人群。从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性别来看，内蒙古、北京、天津、太原等地女性参与者所占比例高达60％甚至更多，呈现出较大的性别失衡。这一情况在全国各地较为普遍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不同年龄人群闲暇时间的差别较大外，社区内缺乏适应不同社会群体需要的体育活动，社区居民对活动内容缺乏必要的选择性也是其中之一。相对于中年人社会、家庭双重压力的重担影响其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分配外，青年人自己独特的体育需要在现有的以保健为主要内容的社区体育活动中，难以得到满足。

3.4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内容

从研究资料来看，中国社区居民日常型体育活动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健身娱乐性，竞技性相对较弱。内容的选择多为健身操、太极拳、武术、体育舞蹈、跑步、球类全民健身路径及棋艺等体育项目，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①传统体育项目较多且在民间有相当的基础和普及性；②以非器械类为主，大多数项目均不需要特殊的器械；③场地要求较低，易于开展，一般不需要专门的活动场地；④技巧难度较低，易于开展；⑤运动量较小，动作平缓，尤其适合老年人进行；⑥群体性活动较多；⑦花钱不多。比较经济实惠。

3.5制约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

资料表明，影响中国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依次是没时间锻炼(武汉市居民高达71.2％)、没场地设施、参加体育锻炼时缺乏技术指导、家庭经费困难等问题。其中，造成没时间锻炼的因素也很多，比如说工作繁忙、压力大、易疲劳、家务繁忙等等，这些问题在中国普遍存在，却也因此成了很多人不愿参加体育活动的借口，而事实上，哪怕只有十几分钟的晨练，即使起不到明显的健身效果，也会给参与者神清气爽的一天。再者参与体育活动也是积极消除疲劳的一种有效手段，只是我们的大部分人虽然对自己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从意识上增加了，但其行为上却依然处于“有病医治、无病不防”的阶段。再加上现有体育场地设施的不方便最终造成了社区居民对参与体育健身的不以为然。

参加体育锻炼时缺乏技术指导也是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对参与体育活动缺乏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科学的技术指导，就不可能科学的锻炼效果，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体育健身的认可程度。这一点除了与中国社区体育指导员的数量本身不足有关外，与中国现有社区体育指导员的素质普遍较低也有很大关系。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1)中国城市杜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健身和健心，但更主要表现在健身。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对参与体育活动的态度模糊，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体参与意识的缺乏和体育宣传力度的不足。就近活动是社区居民选择活动场所的一个基本标准，因陋就简选择体育活动场所是目前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进行体育活动时的一大特点。

(2)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成员构成体现出一定的年龄和性别失衡。总体表现为离退休的中老年人比例高于青年人，女性高于男性。体育活动设施总体数量不足和有效利用率不高以及缺乏技术指导依然是制约中国社区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一大因素。

4.2建议

(1)加强城市社区内健身服务设施的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就近锻炼和健身的场所。同时定期地培训与考核社区体育指导员。提高社区居民健身锻炼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2)依照方便、实用、就简原则设置成人体质测试站，可以为居民随时做健康状况检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完善医疗保健指导等社区服务内容，同时有利于加强居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兴趣。

(3)加强社区组织对社区内居民体育活动的引导和组织，最终形成“家庭健身活动、各晨晚练点健身活动、社区单位体育赛事、社区体育单项赛事、杜区大型综合运动会”5位一体的健身活动格局，营造“天天健身、月月赛事、季季活动、年年高潮”的健身氛围。开展全民健身周活动，组建社区单项运动队，为繁荣社区文化体育活动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篇4

摘要：贵州省依据资源禀赋和扶贫工作实践率先提出了旅游扶贫发展模式。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建立了多个旅游扶贫项目，比较典型的社区参与分配模式包括“政府+旅游公司+农民旅游协会+旅行社”的天龙模式、社区居民为主导“工分制”分配的郎德模式、政府主导分配的西江苗寨模式。贵州省旅游扶贫项目多为政府主导，有研究发现部分项目除统计意义外实际中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并不大，针对这一问题可以考虑从市场主导、提高贫困人口参与能力、加强对社区居民的组织等方面加以解决。

关键词：社区居民;旅游扶贫;分配模式

贵州省整体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又是我国扶贫开发重点地区之一，针对旅游业的特点和旅游资源情况贵州率先提出了旅游扶贫发展模式。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建立了多个旅游扶贫景区，鉴于不同扶贫景区的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多样化的贫困居民参与分配形式，在多样化的分配方式中。探索出一个能够使贫困人口受益进而达到预期扶贫效果的社区参与分配模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政府+旅游公司+农民旅游协会+旅行社”的天龙模式

天龙人陈云首先意识到屯堡文化的旅游价值和其隐含的乡村旅游商机，在镇政府的帮助下利用自己多年的积蓄，进行了天龙旅游开发的可行性研究和并从商业运作角度提出了计划书。经过多方努力在政府支持和协调下，由陈云、郑汝成及吴比等于5月共同筹资一百万元组建了“天龙旅游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并与天龙镇政府签订了50年的承包经营合同。后来为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和发展民族民俗旅游的积极性，探索出了政府支持、旅游为主体公司实施具体运作、农民旅游协会参与产品开发、旅行社组织客源的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使天龙屯堡乡村旅游业得以成功启动并获得发展。社区居民自愿组织旅游协会再以协会的形式参与到景区发展中来，旅游协会的建立既避免了众多社区居民分散、交易成本高昂的弊端，又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参与到旅游扶贫项目中去，并成为保护居民分配权的重要组织形式。

二、社区居民为主导“工分制”分配的郎德模式

1982年省文化厅发现并开始关注郎德上寨的历史文化与村寨景观，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其民族村寨的`文化和景观特点得到进一步认同，1986年成为民族村寨重点保护对象并予以保护性资助和开发。经过村寨环境整治开发后，其优美环境和历史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考察。在分配方式上一开始由游客直接给与参加表演的村民现金，民俗表演比如拦路酒、芦笙和歌舞由村委会组织。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参与集体接待与歌舞表演的村民由务农为主要收入逐渐转变为获取旅游表演收入。还有村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餐饮和住宿经营满足旅客的食宿需求来获取收入。也有村民通过向游客出售本地农副产品及民族手工艺品获得旅游收入。为了维护景区的旅游经营活动秩序，由村委会组织成立了接待小组，主要负责与游客、旅行社接洽组织村民进行民俗表演。其主要职能是为参加表演的村民进行工分登记、计算和分红：确定演出价格和时间：维护旅游景区卫生和秩序。社区居民在政府支持下以村委会为主要组织形式，参与旅游表演和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取报酬，形成了社区自发组织旅游经营与利用工分分配的郎德模式。

三、政府主导分配的西江苗寨模式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篇5

为了响应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的号召，2013年暑假，我对城市居民收入的相关情况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我没有选取一个小区的居民进行调查，因为我觉得处在同一个小区的人们生活水平相差不会过大，反而失去了抽样调查的意义，因此我选择了一家普通的公司，然后随机的选了他们中的10名职工做了这次的调查。

从这次调查的数据整体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收入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有了一些提高的，而随着收入的增加，支出也是不出所料的有所增加，我从这10份调查表中随机选了三个家庭，做出了如下的图表：

由图表不难看出，这些家庭的收入都是增长的，不同家庭收入不同，增长的幅度也不同，我觉得居民经济条件还是和社会经济有极大联系的。因此，为了提高我们居民的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

而根据消费函数理论，收入增长快慢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需求增长快慢。通过利用实证分析，居民消费与收入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0.99以上；同时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也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达0.995，表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需求，而居民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我从调查表中中随意挑选出了一组家庭，对他们的三年的消费都进行了图表分析

明显可以看出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占很大比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品支出所占的比例变小了，也就是我们平常经济学术语中的恩格尔系数变小了，也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从这三幅饼状图中还可以看出教育在家庭支出中也占了不小的一部分，这样的支出无疑是极有必要的，教育投资是很明智的投资。

另外从调查表中可以发现居民的住房条件也是相差挺大的，单单这10人中，就有人的住宅面积为200平方，而有人的住宅面积仅为几十平米，这样的差距也不得不提醒我们贫富差距过大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而通过上学期对于经济学的一些学习再结合网上的一些资料，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来得到一定的缓解。

（一）完善税收制度

1．统一城乡税制。

2．强化直接税地位。

3．调整税费格局。进一步强化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主体地位，把一些公共领域的、明显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如社会保障费、教育费附加等）改为征税，强化政府运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二）优化税种结构

1．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改革营业税，提高垄断行业和高消费行业营业税税率；调整资源税定额，调节资源开发利用收入差距。

2．优化收益税结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规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清理简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增强企业所得税对收入的分配调节功能；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

3．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税和赠与税，建立起科学、合理、有效的收入分配调控体系。

（四）加强税收征管 1．充分运用计算机网络取得税收情报、掌握税源变化情况、监控征管过程，最大限度地防止因信息不灵和执法不公造成的征管不到位、越位或错位，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严格按照税制设计意图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

2．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目前个人所得税税源主要集中在个体私营大户、垄断行业、中介机构及技术服务业人员，要加强对这些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收入分配情况的监控。

3．加大处罚力度。加大对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和打击力度，为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营造良好的环境。

另外再结合其他地区现行的一些政策，我总结了下面几个建议：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构成了国民经济的循环，而居民收入却贯穿于整个循环当中。从生产看，居民收入在本质上是劳动者的生产要素价格；从消费看，居民收入是消费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要使收入分配既体现效率优先，又兼顾社会公平，成为经济增长的“推进器”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器”。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疏通消费环节；二是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一）疏通消费环节

疏通消费环节是促使居民收入有效释放、加快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1、改善消费环境。建议国家对汽车、住房等消费应给予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减轻居民购房、购车过程中的税费负担，并考虑对居民购房、购车支出实行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同时提倡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大力推广信贷消费。目前消费升级的重点应放在新型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拓宽通信、旅游和教育消费等市场空间，挖掘计算机、汽车等新型消费品市场潜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快水、电、路和电视接收与转播设备、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和集贸市场建设，扩大传统和新型家电产品市场，开拓交通通信和文化教育娱乐等消费市场。

2、重视政策引导。2002年，农民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分别比人均收入低0.5个和2.7个百分点，说明城乡居民消费预期偏低。因此，必须加强政策引导，采取各种措施，增强社会的承受能力，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

（二）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强调对价值创造的激励；在再分配领域要通过公共支出、税收和价格等综合手段进行调整，强调分配的相对平等，使人们能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平稳发展。

1、把解决就业作为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必须把解决就业问题作为今后发展战略的最重要选择之一。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助力度。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一方面必须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着力保证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基本建立起一个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权利和义务相适应、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3、要建立规范的、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收入分配制度。

4、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5、进一步改革税收制度，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加强个所得税的征收管理。要进一步规范政府分配行为，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趋向合理。

6、拓宽和保护居民要素收入的渠道和权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其中财产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因此，积极拓宽居民的收入来源渠道，承认并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改变传统的分配观念，鼓励劳动者在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的同时，将自己的消费剩余转化为资产，并获取其带来的合法收益；劳动者不仅可以参与人工成本的分配，而且也可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资产权利、管理才能等的贡献度，参与对利润的分配。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广州市某区18~69岁,居住时间累计超过6个月的居民。

1.2 抽样方法

根据《2005年广州市成人慢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方案》的要求,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梅花、建设2条行政街道。在梅花街随机抽取东兴南、共和西、梅花村3个居委会,建设街随机抽取黄华南、二马路、旧北园3个居委会,从每个居委会随机抽取95户居民,每户居民抽取生日最接近21日的1名18~69岁成员。

1.3 调查方法

调查员为各街道社区卫生防保人员,经统一培训后采用《广州市成人慢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问卷》进行面对面询问调查,调查分为现场调查和入户调查,调查项目包括一般情况、吸烟状况、戒烟情况等。

1.4 评价标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条约》定义,吸烟:累计吸烟≥100支;开始吸烟年龄:吸第一口烟时的周岁年龄;现吸烟:累计吸烟≥100支,现在仍在吸烟;戒烟:以前吸烟,现在已经不吸。

1.5 统计分析方法

数据利用Access2000软件双录入,EPIinfo 2002核对,SPSS 13.0软件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此次共调查570人,男性218人,占38.2%;女性352人,占61.8%;平均年龄45.0岁;职业前五位为未就业人员(20.7%),离退休人员(19.5%),办事员和有关人员(15.1%),商业、服务业人员(13.3%),其他劳动者(9.3%)。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上为主,占68.6%。

2.2 不同性别、年龄人群吸烟率和现吸烟率

2.2.1 吸烟率

总吸烟率为26.5%,吸烟率男性(63.8%)高于女性(3.4%),有显著性差异(χ2=251.81,P=0.000)。男性吸烟率有随年龄逐渐上升趋势,在50~组(76.5%)达顶峰,60~组(57.1%)有所下降,男性不同年龄组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3.08,P=0.011);女性各年龄组吸烟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

2.2.2 现吸烟率

人群现吸烟率为19.8%,现吸烟率男性(48.2%)高于女性(2.3%),具有显著性差异(χ2=178.39,P=0.000)。男性现吸烟率,从18~组(31.0%)开始随年龄逐渐上升,在40~组(62.9%)达顶峰,不同年龄组现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20.05,P=0.000);女性不同年龄组现吸烟率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3 不同特征人群吸烟率和现吸烟率情况

不同婚姻状况吸烟率无显著性差异;现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1.04,P=0.012),其中未婚组现吸烟率(29.6%)最高。不同职业人群吸烟率(χ2=29.38,P=0.001)和现吸烟率(χ2=27.37,P=0.001)均有显著性差异。吸烟率和现吸烟率军人均最高,其次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最低是学生。不同文化程度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0.97,P=0.027),其中初中组吸烟率(32.1%)最高;各组现吸烟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不同家庭月收入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4.64,P=0.023),其中1 000~2 999组吸烟率(25.1%)最高;不同组现吸烟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

2.4 开始吸烟年龄

符合吸烟者定义的151人中,开始吸烟年龄最小为5岁,最大为55岁,平均20.5岁,标准差为7.103,P25-75为17~23岁,说明50%的人是在17~23岁之间开始吸烟。(表3)

2.5 现吸烟人群吸烟量

现在吸烟人群平均每周吸烟量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50~组达顶峰。不同职业人群中,吸烟量最大的职业是军人(195支)、但人数只有1人,不能代表人群吸烟情况,其次为离退休人员(120.5支)。(表4)

2.6 烟龄与每周吸烟量的关系

烟龄最短为一年以内,最长为50年,平均24.8年。对现在仍在吸烟的109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烟龄和近来每周吸烟量成正相关关系(r=0.418,P<0.05),说明吸烟的烟龄越长,吸烟量越大,成瘾性越明显。进一步计算出平均每周吸烟量与烟龄之间的回归方程为:平均每周吸烟量(支数)=43.863+2.197×烟龄(年)(P<0.05)。

2.7 戒烟情况

符合吸烟者定义中总戒烟率为25.2%。按性别分层,男性戒烟率从18~组(31.6%)开始下降,40~组(13.3%)到最低点后上升,到60~组戒烟率最高(56.3%),各年龄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戒烟率最高为40~和60~组(2组均为33.3%),各组戒烟率无统计学意义,女性吸烟者较少,不一定能反映人群戒烟率。(表5)

不同文化程度戒烟率由高到低的顺序为初中(27.9%)、高中或中专(26.4%)、小学以下(20.0%)、大专或以上(19.2%)。

3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该区人群吸烟率为26.5%,现吸烟率为19.8%,低于全国平均吸烟水平[3]。男性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均显著高于女性(P<0.005)。本区女性吸烟率低于全国女性吸烟率(4.22%)[4]。男性吸烟率和现吸烟率都有随年龄组逐渐升高的趋势,50~组的吸烟率(76.5%)和40~组的现吸烟率(60.8%)最高。因此,40~60岁的男性人群为控烟的重点对象。此年龄段吸烟人群的有如下特点:吸烟的烟龄较长,他们是比较顽固的烟民;此年龄段人群年龄较大,是许多慢性病高发的年龄;一般在家庭中地位较高,比较难受其他家庭成员约束;家庭成员较多,易造成他们的被动吸烟,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少年儿童还易造成坏影响。以上几个特征都反映对其控烟的难度和重要性。女性的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均较低,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8~组吸烟率(6.9%)和现在吸烟率(3.4%)在各年龄组中分别占第一和第二位,说明女性青年的吸烟状况仍然值得关注。

94.0%的人在30岁以前开始吸烟,50%的人是在17~23岁青少年时期开始吸烟并养成吸烟习惯的。该年龄段是产生吸烟行为的高危时期,与青少年的好奇心理、参加工作、扩大社交范围的需求有关。有关研究表明:1/3~1/2青少年尝试吸烟后会养成吸烟的习惯并成瘾[5],而且此年龄段人群在家庭中也刚好是40~60岁重点吸烟人群的子女,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而吸第一支烟。因此,控烟关键是从青少年开始,也要注意加强对家庭各成员的宣传,减少诱导青少年吸烟的环境因素。

男性戒烟率40~组以下逐渐下降,40~组上才逐渐上升,到60~组达最高。年轻者戒烟率呈下降趋势,也可能是由于他们正值30岁左右,为创业阶段,因工作和社交需要。烟龄和近来每周吸烟量成正相关关系,说明吸烟开始时间越早,烟龄越长,越容易成瘾,以后的吸烟量越大,对健康的危害也越大。

综合以上吸烟开始年龄、重点吸烟人群、各年龄组戒烟情况和烟龄等因素,可以分析出本区控烟的重点和关键。可能由于青少年的好奇、家庭的影响、社交和工作等需要,多数人在20岁左右开始并养成吸烟的习惯。在三四十岁间,由于事业的逐步发展,社交圈子的扩大,人际关系的需要,主动戒烟机会减少和可能性下降。同时,吸烟时间越长,成瘾性越大,危害越大。资料也显示,年长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结核与吸烟显著相关[6]。因此,在50岁以后,可能由于事业、人际关系也基本上定型,而身体状况开始下降,吸烟对身体的危害逐渐出现才开始被动戒烟。因此,控烟的重点是40岁以上人群,而在广州市商业、信息发达的环境下控烟的关键是在校学生特别是对高中、中专(或高中、中专毕业)和大学学生进行控烟宣传教育,防止青少年吸第一支烟。同时通过街道居委会对家庭进行整体的控烟宣传,在家庭中互相监督,防止青少年受到家庭成员的不良影响而吸烟,也减少青少年的被动吸烟。有研究显示,青少年参与宣传戒烟活动可以减少其自身吸烟行为[7]。这样通过点面结合的方法才能更好地达到控烟的目标。

摘要：目的了解广州某区18～69岁居民的吸烟状况,探讨吸烟与慢性疾病的关系,为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区内2条行政街道,每条行政街道随机抽取3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随机抽取95户居民,每户居民抽取1名成员,对其进行现场和入户的问卷调查。结果(1)人群吸烟率为26.5%,现吸烟率为19.8%。男性吸烟率和现吸烟率均显著高于女性(P<0.05),男性不同年龄组及不同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收入人群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男性不同年龄组及不同婚姻状况、职业现吸烟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2)50%的居民吸烟开始年龄为17～23岁。(3)烟龄和近来每周吸烟量呈正相关关系,计算平均每周吸烟量与烟龄之间的回归方程为:平均每周吸烟量(支数)=43.863+2.197×烟龄(年)。结论吸烟成瘾性、危害性大,控烟措施应该既要广泛宣传又要抓住重点人群,控烟问题任重道远。

关键词：吸烟,戒烟,吸烟率,流行病学

参考文献

[1]Broundtland.Stat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Conference on Chil-dren and Tobacco[R].Geneva:WHO,1999.18.

[2]PetoR,LopezAD,BorehamJ,etal.Mortality from tobaccoin developed countries:indirect estimate from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Lancet1992,239;1268-1278.

[3]杨功焕,主编.1996年全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7.

[4]李洪珍.妇女吸烟的流行趋势与对策.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1997.14[4]:160-162.

[5]WHO.Fact.Sheet197.Tobacco Use by Children A Paediatric Diseases[R].Geneva:WHO,1998.

[6]王大礼.广州荔湾区1818名40岁以上居民吸烟及健康.状况的调查广州医学院学报,2004,32[2]:83-86.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篇7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辽宁省14个地区的城市居民参与十二运的消费需求为主要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等方法, 通过学术期刊网和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查阅了相关消费方面资料, 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然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发放问卷1600份, 收回问卷1580份, 回收率为98.75%, 有效问卷为1531份, 有效率为96.89%。并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运用Excell2003和SPSS12.00软件进行统计与处理。

2、结果与分析

2.1 辽宁省城市居民参与十二运消费的娱乐需求

娱乐需求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需求, 这与自我实现的需求处于同一层次, 是人类自我实现在娱乐活动中的体现。并且娱乐是人追求快乐、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天性。可以说, 娱乐需求也是人本能的一种需要[1]。而旅游、购物、与朋友聚会、观看赛事等都成为了人们娱乐的一种手段。因而在举行大型赛会时, 人们也会安排和利用好这些机会, 进行旅游或是其他类的休闲活动。

由表1调查显示:辽宁省城市居民在参与十二运过程中, 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是观看比赛, 占70%多, 当然还是观看本地的比赛为主。其次是品尝当地特色小吃, 占到总调查人数的28.61%;由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辽宁省各市居民最关心的仍是本地赛区的比赛, 换言之, 各赛区最主要的观众来源正是本地居民。而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观看本地赛事无论是在时间上、经济上还是场馆附近交通状况的熟悉程度上等都占有很大的优势。而这种便利条件使得实现观看本地区赛事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总之在十二运期间, 居民最主要的消费集中于观看比赛的娱乐需要, 这可能是由于全运会最为全国范围内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 其比赛是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而这种观赏性有恰恰刺激了群众的消费动机。

2.2 辽宁省城市居民参与十二运消费的交往需求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 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种中介, 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综合。简单说, 交往的方式是多元化的, 是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实现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观看体育赛事已经悄然成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一种手段。

从表2可以看出, 在十二运期间, 城市居民最希望与自己的孩子一同观看比赛, 这一比例占到了调查总人数的40.63%;其次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去观看比赛, 占总人数的36.38%;再次有35.53%的人希望与朋友一同观看比赛。人们希望同孩子一同观看比赛的原因可能是希望利用观看比赛的机会一方面增加孩子的见识, 增长其体育知识, 激发其体育热情, 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亲情关系是推动家长消费者进行针对十二运的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而36.38%的人选择自已一个人观看比赛, 这可能是由于日常生活压力日益增大, 而压力的来源一方面来自于工作, 另一方面来自于家庭, 而独自一个人利用闲暇时间观看比赛是一种舒缓压力、放松心情的方法和途径。此外, 有35.53%的人选择和朋友一同观看比赛, 这可能是由于平日工作的繁忙, 使得人们少有时间和朋友之间进行沟通和交往, 因此利用观看比赛的机会与朋友之间加强交往也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

3、结论与建议

3.1、影响辽宁省城市居民参与十二运消费的娱乐需求中, 前三位的分别是观看本地区赛事、品尝当地特色小吃和观看其他赛区比赛。针对居民观看比赛需要强烈的现象, 主办方应注重提高赛事品质, 保证赛事质量, 同时各赛区应该做好充分, 合理分配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比赛门票比例, 发展城市交通, 特别是要保持赛场周边地区交通的通畅;其次, 各地区应该注重发展本地区特色小吃, 加强对小吃摊位的管理, 设立小吃一条街等旅游景点, 一方面可以方便群众消费, 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促进本地餐饮、旅游业的发展。

3.2、影响辽宁省城市居民参与十二运消费的交往需求中, 前三位的因素分别是孩子、个人和朋友。针对幼儿和青少年体育比赛观众人数较多的情况, 承办地应为赛场设置专门的幼儿通道、体育知识宣传板等方便幼儿和青少年观看比赛的设施。同时应注意维持赛场秩序, 避免观众由于情绪激动等原因造成的赛场秩序混乱的局面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秦金亮.消费过程的系统动态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 1998 (04) :21-23.

[2]王一多, 赵勤.现代心理学本能理论评述[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4 (05) :3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