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精选11篇）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1

我国已经在各地逐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一定的工作经验, 但是由于我国自建国后在刑罚执行的方式上始终是以监禁刑为刑事处罚的核心方式, 而且开展社区矫正制度的时间还很短暂, 所以不可避免的在建立和实行该项制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所以本文将从建立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开展等方面提出几点个人见解。

1 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就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 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对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 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人员不送进监狱, 而是送进社区, 这实际上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已经实现, 但以前不称为社区矫正, 它是由公安机关执行。目前正在改革试点的社区是由司法助理员、公安民警、法庭的法官、退休老教师、心理学专家等成立的社区矫正机构负责。自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 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经在18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全面展开。为了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要求, 有必要继续积极开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

2 社区矫正的意义。

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1有利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制度,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不仅有利于落实党的改造罪犯政策, 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 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更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推行社区矫正工作, 是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 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社会稳定、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举措, 是充分运用社会机制, 整合社会资源, 加强对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及监外执行等各类对象管理和改造的一条重要途径。2.2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 充分利用社会各方力量, 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维护社会稳定。合理配置资源, 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让不至于危害社会的罪犯改造社会化, 使其认罪服法, 弃恶从善, 使其人格重新社会化, 顺利回归社会, 更能够为被社区矫正对象今后的工作安置创造条件, 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的后顾之忧。2.3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 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 增强刑罚效能, 降低行刑成本, 减少监狱的人财物负担和减少国家对监狱的经济投入, 用非监禁行刑的方式, 可以降低监禁行刑的成本, 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 使监狱能够集中财力、警力、物力去矫正那些恶习较深、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特别是那些极端不配合改造的少数罪犯。

3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存在着不少问题。3.1在法律规定上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还不够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分为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 在决定主体上不存在问题, 但是在执行主体上,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现行《刑法》第85、76条规定:“在假释考验期限内, 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 “在缓刑考验期内, 由公安机关考察, 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事诉讼法》第217、214、218条规定,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 由公安机关执行”, “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 执行机关应当对其严格管理监督, 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 “缓刑罪犯, 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考察”, “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 若罪犯在假释中违反规定, 由“公安机关提请法院审核裁定”。可以看到, 公安机关是非监禁刑的主要执行机关。而我国的公安机关长期处于与违法犯罪做斗争的第一线, 我国又是人口大国, 犯罪发案率比较高, 导致公安机关警力一直比较紧张, 万人警察比在国际上处于比较低下的水平, 所以公安机关无法做到对非监禁刑罪犯刑罚的长期跟踪执行;而负有矫正犯罪之责的基层司法行政机关, 由于不属于公安机关, 执行刑罚就不符合法律规定, 这就造成对于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管理上有人想管无权管, 有人有权无力管的矛盾, 这不利于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3.2非监禁刑适用少。就目前来说, 从刑罚种类上以及司法实践中我们仍然采用的是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 非监禁刑的适用率非常低。从当前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 社区刑罚制度已被各国广泛使用。据统计, 2000年, 加拿大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最高, 达到79.76%;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也都在70%以上;英国、日本超过50%;韩国和俄罗斯比例较低, 但也分别为45.90%和44.48%.[1]而我国长期的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以及1980年代初以来连续多次的“严打”整治斗争, 致使人们对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 同时由于在社区监督管理机制上的不健全和措施不落实等问题, 使法院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控制较紧, 因而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近年来我国缓刑假释的比例只占所有服刑人员的17%。[1]以上海为例, 上海每年假释的比例约占在押犯人数的1%左右, 缓刑的比例近几年有所增长, 但仍不到刑事处罚人数的10%。[2]3.3社区矫正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够高。实行社区矫正制度关键在于“人”, 也就是由谁来具体实行制度。社区矫正制度能不能正确、顺利、高效、有序的实行, 除了制度本身的是否完善, 社区矫正队伍是否具有高素质也决定着该制度的成败。社会矫正的工作职责有两个:一是对罪犯进行监督;二是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社区矫正人员肩负改造服刑人员的社会重任, 如果没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衡量, 矫正效果就难以保证。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时, 一般都要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化、制度化、有序化。而我国在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上和从业人员的数量上都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此外, 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社区矫正的制度建立和实行。主要制约因素有:一是在观念认识上, 人们对社区矫正的认识还存在着认识偏差;二是在法律体系方面, 非监禁刑和社区矫正在国家的刑罚体系中的地位还不高;三是从维护司法人权方面来看, 对犯罪人的法定权利仍没有予以充分重视。

4 有关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

4.1人民法院的作用。人民法院要严格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 依法充分使用非监禁刑刑罚措施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在判处非监禁刑、减刑、假释工作中, 可以征求有关社区矫正组织的意见, 并在宣判、宣告后, 将判决书、裁定书抄送有关社区矫正组织。4.2人民检察院的作用。人民检察院要加强法律监督, 完善刑罚执行监督程序, 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4.3司法行政机关的作用。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 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监狱管理机关要依法准确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措施, 对符合假释条件的人员要及时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假释, 并积极协助社区矫正组织的工作。

摘要：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我国各地逐步开展, 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但是由于我国自建国后在刑罚执行的方式上始终是以监禁刑为刑事处罚的核心方式, 开展社区矫正制度的时间还很短暂, 所以不可避免的在建立和实行该项制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本文旨在总结社区矫正相关知识, 就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如何开展进行了深度思考。

关键词：社区矫正,非监禁刑,开展

参考文献

[1]谢庆.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进入实验期[J].法律服务实报, 2003, 7, 25.[1]谢庆.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进入实验期[J].法律服务实报, 2003, 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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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仲玺.监狱人民警察专业知识与技能[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8.[3]刘仲玺.监狱人民警察专业知识与技能[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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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大勋, 王爽.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5]李大勋, 王爽.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2

司法局

社区矫正是指将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在教育矫正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五类人员与传统的“罪犯”有着很大不同，他们是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是一个特殊又很重要的社会群体，因此，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是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抓手，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

一、目前维扬区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存在的困难

我区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已经有五年多，在实践上取得了初步成效，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在工作中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制约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希望能尽快得到根本性解决。

（一）社区矫正工作缺乏法律地位的强力支撑。

一是法律效力不高。司法行政部门对社区矫正对象进

行教育管理，需有国家明确的授权，才能行使执法权。当前维扬区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主要依据两个“办法”，一是根据司法部颁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司发通[2004] 88号)，二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

1检察院、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公安厅等部门联合颁发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苏司通[2008]9号）。这两个文件的性质属于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而且其中规定的社区矫正许多措施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具有刑罚的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第1款和第八条第4项的规定，涉及到犯罪与刑罚的事项，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加以规范。因此根据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规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八十八条所确定的权限，这两个文件与上位法存在冲突，需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二是执法主体不明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四条规定：“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机关应当对其严格管理监督，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对于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对于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期满，应当由执行机关通知本人，并向有关群众公开宣布解除管制或者恢复政治权利。”据此可以看出，在我国的法律文本里，只有公安机关才对社区矫正五类对象拥有执法权，现在的司法行政部门是不具备执法权限的。

（二）社区矫正对象惩处机制缺乏有效的手段。

一是社区管理不到位和群众监督意识的淡薄。社区矫正

对象主要在社区服刑，社区承担着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的职责，掌握矫正对象的行踪，了解矫正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社区往往管理不到位、群众往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监督意识淡薄，矫正对象在社区内经常无人管理和监督。

二是缺乏最终有效的制裁手段。一些矫正对象认为只要不进高墙就万事大吉，头脑中没有认识到自己还是被监管的罪犯。尤其是剥权类罪犯，由于没有了自由刑的限制，更是不服从管理，这种人随时有违法犯罪的可能，但在其确实发生犯罪事实之前，我们工作人员对其束手无策，法律的严肃性和震慑力受到挑战。

（三）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和编制未能实质改变。

一是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不足。社区矫正工作主要由司法行政部门及其隶属的基层机构负责，只有建立一支由国家公职人员组成的专业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才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和高效性。但目前最基层的司法行政机构－－司法所的现状不容乐观，“1人所”、“2人所”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司法所工作人员除了负责社区矫正，还要承担人民调解、法制宣传、依法治理、安置帮教、法律服务等多项业务工作。随着矫正对象数量的逐渐增加，司法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责任越来越大，编制不足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而且目前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不具备执法身份，不符合刑罚执行工作的基本要求。

二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矫正人员缺少，矫正效果不明

显。随着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发挥作用愈显重要。目前，我区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的招聘体系和工作机制已初步形成，但在工资待遇、考核、奖惩等方面的规定还有欠缺。社会志愿者，特别是专业心理矫正人员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具有的专业性、社会性是其他社区矫正工作者无法比拟的，而我区社区矫正志愿者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未有相关制度予以规定，尚未形成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机制。

二、创新工作措施，促进工作开展

我们要以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为核心，积极创新社区矫正管理机制和手段，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切实维护社区稳定，具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建立健全三位一体的社区矫正网络。

建立健全广泛吸纳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的立体社区矫正网络，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根本和基础。社区矫正网络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主体，具体来说就是，司法局组织实施，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一整套矫正执行机关，这些机构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第二级是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协助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为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矫正等方面的专业协助，如与企业建立公益劳动基地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与心理咨询专门机构合作，定期为矫正对象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等，他们不是矫正机关的组成部分，但通过协议的方

式与矫正机关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第三级是具有社会责任感自愿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无偿服务的社会志愿者。只有组建起这三级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强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区矫正网络。要在第一级组织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二、三级组织的作用。要特别注意培育村级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在监控服刑人员行动上的便利作用，为司法所将工作重心从监控转向教育和矫正提供条件。

（二）积极宣传社区矫正工作，扩大社会的影响度

利用各种媒体和载体，全面、准确、及时地宣传社区

矫正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取得的良好效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我们在扬州市电视台播放了社区矫正对象公益劳动的情景，让群众直观、生动了解社区矫正；与扬州市广播电台合作，设立法律服务热线，宣传社区矫正工作，与社会大众互动。

（三）理顺管理体制，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执法主体地位。目前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地区，主要实行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的多部门参与，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的管理体制。但在实际工作中，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部门较多，解决问题的主要是靠司法行政部门单独去工作，而一些重大问题也只靠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去协商个案解决。这种方式是必要的，但绝不是长久之计。从目前看，应该尽早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执法主体地位，从而使公安行政机关不再担负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工作职责，同时要尽早立法以确定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各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程序，改

变现行个案处理的协商工作方式。

（四）不断完善社区矫正三支队伍的建设。

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社区矫正志愿者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三支队伍，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保障。一是要不断调整充实司法所人员，确保乡镇（街道）司法所至少有3 名以上工作人员。二是招募成立由专家、学者、大学生、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名社区矫正矫正志愿者队伍，为每名社区矫正对象配备了1名以上志愿者。今年在此基础上，招募成立大学生村官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既壮大了队伍，又优化了结构，进一步打牢工作基础。三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面向社会招聘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作为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的辅助力量，实现每个乡镇（街道）都至少有1名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3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在立法和制度尚存空白，基层小區矫正机关的合法身份得不到确认的情况下，不完善的小區矫正在基层小區中被盲目的效仿、超前施行。有可能使小區矫正流于形式，给小區矫正的实施和推广带来负面影响。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到位，可能使小區矫正不能落到实处，而导致罪犯感觉不到刑罚的惩罚性进而重新犯罪。公众认为犯罪已失去控制。产生不安全感，受害人所受到的创伤尚未被弥补和救济，罪犯仿佛已逍遥法外，使法律的严肃和公正受到质疑和误解，损害真正的社会和谐。

一、小區矫正的现状分析

经过几年的努力，小區矫正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得到了社会的初步认同，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區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下面就小區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分别进行阐述：

(一)立法有规定但不具操作性

自2003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小區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小區矫正工作一直处于试行阶段，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小區矫正纳入法律，但如何操作没有详解，只是原则的纳入。由于小區矫正具体实施的立法还没有，很多设想和功能都难以实现。小區矫正工作的宗旨是“管理、帮助、教育”，但在教育、管理方面却难有作为。

(二)基层小區矫正机关缺乏专业技能

作为非监禁人员的管理机构，其人员配备至少应有熟知刑法和刑罚理论的专业法律人员，熟悉服刑人员的基本心态和管理模式，负责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还应有心理咨询和矫正人员负责解决其心理问题。事实上，心理不健全是导致违法犯罪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有效的调整服刑人员的心理状态，使其正视社会与自我的关系、是使其自觉接受改造，不致重新犯罪的关键。按照西方小區矫正方式的实践，小區矫正的一线工作人员多是小區和社会的志愿人员，他们来自小區。并不代表政府，较容易与小區服刑人员进行沟通，较少引起服刑人员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有利于他们的改造。

(三)非监禁刑罚的管理方式及手段的极度缺乏

服刑人员在判决和假释前承诺接受的监管和改造形同虚设。监管和监督基本上是每月一次的思想汇报：集中教育一年没有几次；改造和劳动几乎是纸上谈兵，甚至短期的脱管也难于发现。而想要改变现状，除了需要法律的基本规定外，经费成为无法逾越的一道门坎。对小區服刑人员的有效监管教育需要准备必要的场所：其小區劳动需要分类管理并进行必要的培训：劳动和工作需要给付合理的报酬，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保险和保障，还要有适合的劳动和工作场所等。

(四)矫正对象的户口、就业问题难以得到保证

2000年前后，只要是服刑人员公安派出所都注销户口，释放后凭释放证上户口，这是我们所说的“口袋户口”。有些被判无期、有期徒刑十年或二十年的罪犯，假释或保外就医，就存在无法解决户籍的问题，由此带来低保等实际困难缺乏解决的路径，由于城市的拆迁改造，原户籍地址不存在，家庭破裂、夫妻离婚或父母搬家，不与其联系等各种因素造成此类人员无户口、无住址，就业、保险等无身份证明。回归社会后居无定所，户籍地不见人，居住地不了解，两头脱管，极可能导致其与不良人员联系，形成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矫正对象在社会上找到较为固定的工作，能够有基本生活保障是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其重新犯罪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在就业矛盾突出的现在，这也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矫正对象或游手好闲，或在马路边上摆摊设点，造成市容城管部门难于管理。近年来企业改制，造成下岗失业人员居多，对社会服刑人员没有过渡性安置体系，只能提供用工信息，难于解决根本问题，加上有些矫正对象好逸恶劳，没资本，没学历，没一技之长。导致就业问题十分突出。

(五)检察机关监督职权有限

检察机关监督职权的有限性，容易产生“寻租”空间，不利于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保护。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审查仅仅依据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而且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主要是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监督手段并不具有强制性，又由于小區矫正中公安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齐抓共管，造成了检察机关监督对象的不明确，使得检察监督力度在小區矫正中的严重不足。这样就为小區矫正中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徇私枉法，变相为不符合小區矫正的人员采取小區矫正措施提供便利，制造“寻租”空间，滋生腐败问题。“寻租”空间产生的同时，也使那些本来符合小區矫正的人员得不到小區矫正的机会，造成对小區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损害。

二、小區矫正的完善措施

(一)出台专门的法律。使小區矫正具有可操作性

《刑法修正案(八)》将小區矫正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下来，然而，具体实施还面临诸多问题，法律只是将几类人员纳入小區矫正，但小區矫正的具体实施方法，如运作机制，机构的设置，完善处置措施加大考验力度、评估小區矫正的成效等制度均无刚性的、详尽的规定。小區矫正工作还处在摸索实验阶段，各自探索，无法可循。没有健全的规定就没有完善的落实，也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因此。迫切需要出台小區矫正法，使小區矫正工作得到刚性的法律保障。应当通过小區矫正法的制定对司法行政机关的执法地位给予肯定，并力争使公安机关退出小區矫正体系，将小區矫正的执法权与执行权统一归于司法行政机关，使小區矫正的管理机关职责明晰，提高其执法的权威性，从而提高小區矫正的效率。同时，应对检察机关在小區矫正中的法律地位给予明确，完善检察机关监督的程序保障，规定其拥有哪些权力，应尽哪些义务，通过何种途径行使权力等。通过规范立法，实现小區矫正工作“四个统一”。即法律措施的统一、制度的统一、执行机构的统一和权责利的统一。

(二)加强部门协作，共同做好小區矫正工作

小區矫正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检察、审判、刑罚执行、小區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各个层面，需要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因为小區矫正人员接受小區矫正时往往面临户口、居住、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如果不能及时协调各相关部门进行帮助或者解决，很可能导致其再犯罪或者非正常上访。因此，公安、检察、法院除了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外，还应当加强与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协调，通过建立长效机制而不是个别案例的解决，使那些符合条件的小區矫正对象享有低保、职业培训等权利，对接受小區服刑人员就业的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通过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使小區矫正对象面临的困难真正得到解决。

(三)明确检察职能，强化小區矫正检察监督

小區矫正工作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等多个执法部门。因此，检察机关应对小區矫正的各个重点环节进行监督，防止“寻租”空间的存在。首先，小區矫正中的交付执行环节。检察机关应当对罪犯交付执行小區矫正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合法进行监督，防止非法交付执行的出现。其次，小區矫正中执行措施的变更环节。针对执行机关在罪犯矫正期间违反法律或者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因滥用权力导致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损害。再次，小區矫正中的执行终止环节。检察机关应当对矫正物件矫正期满解除刑罚措施，恢复政治权利这一环节进行监督，防止违规操作，制造“寻租”空间。最后，对小區矫正执行机关进行监督。加大职务犯罪的查办力度，注重小區矫正工作中渎职、贪污等犯罪的查办和打击。通过加大查办力度，整肃小區矫正队伍，对矫正执行机关是否有效落实日常监督管理措施以及是否出现矫正对象脱管漏管问题进行有力监督。

(四)考虑被害人一方的利益

增强社区矫正效果的对策分析 篇4

世界范围量刑的趋轻趋缓和非监禁刑的大量适用, 加上中国刑法学者的推动, 社区矫正制度已得到我国法律的确认。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所谓社区矫正, 就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也就是说, 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 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

二、社区矫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 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不高

目前, 我国刑法采用的是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 尽管规定了非监禁刑执行方式及相应配套措施, 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使用, 社会上也普遍存在“刑罚就是关押”, “只有严刑才能稳定”, “罪犯改造是监狱的责任”等落后观念。因此, 社区矫正在实际中使用还不是很普遍。在西方各国大量实行社区矫正犯罪的当今时代, 我国适用社区矫正的面极有限, 为扩大社区矫正造声势, 创造条件仍然很有必要。

2. 对罪犯的人权保障不到位

以假释为例, 假释制度是指罪犯经过一定时间的教育改造, 认为自己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 主观恶意已降到最低, 有权申请获得假释, 当其假释申请被驳回, 亦有权利获知不予假释的理由。但是目前我国没有在制度上、法律上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另外, 在社区矫正条件下, 服刑人的哪些人身自由应当受到限制必须以法定形式做出明示。罪犯因为其犯罪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 丧失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和一定的政治权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时丧失了诸如生存权等其他权利, 漠视这些权利或不依法定程序剥夺这些权利是对犯罪人人权严重的侵犯, 同样应为法律所禁止。

3. 缺乏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

首先, 社区矫正人员肩负改造服刑人员的社会重任, 如果没有专门的职业资格培训, 矫正效果就难以保证。尽管为了弥补专业素养的缺乏, 部分地方探索了矫正人员在上岗前接受相关专业培训的制度, 但通过这种速成班不可能培养出专业的矫正人员。其次, 由于矫正工作要求在尊重社区服刑人员意愿的基础上, 为其安排专门的志愿者, 而目前合格的社区矫正志愿者也非常紧缺。最后, 社区工作中缺乏高素质的心理专家, 社区服刑人员需要及时且制度化的心理辅导, 帮助他们建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心理专家的缺乏使社区矫正中非常重要的“心理矫正”一环举步维艰。

三、在管制执行中增强矫正效果的对策分析

1. 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和监督管理

一方面, 需要完善教育矫正措施和方法, 加强对在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 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公益劳动, 增强其认罪悔罪意识, 提高社会责任感。加强心理矫正工作, 采取多种形式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正, 促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另一方面, 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不同犯罪类型和风险等级, 探索分类矫正方法, 依法执行社区服刑人员报到、会客、请销假、迁居、政治权利行使限制等管控措施, 避免发生脱管、漏管, 防止重新违法犯罪。

2. 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困扶助

司法实践表明, 大量服刑人员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容乐观, 这就需要司法部门积极协调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 将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为符合条件的农村籍社区服刑人员落实责任田。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 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提高就业谋生能力, 帮助其解决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3. 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 推进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

建立社区矫正经费的全额保障制度, 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经费、行政运行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等纳入财政年度预算, 并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 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动态增长机制。此外还要加强建章立制工作,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社区矫正工作实际, 建立社区服刑人员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制度, 统一社区矫正工作的文书格式, 加强档案管理, 确保国家刑罚依法规范执行。

4. 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

首先,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探索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 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建立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 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 确保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其次, 还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的聘用、管理、考核、激励机制, 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培训, 提高队伍综合素质。

随着社区矫正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取得成效, 更具人性化和科学化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正逐步走向完善。我们应着眼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高度, 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不断探索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

摘要：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状况, 反映了国家刑事法制建设文明程度, 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制度尚属起步阶段, 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和探索。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就如何增强社区矫正的效果进行论述, 以期有益于该制度的实践。

关键词：社区矫正,存在问题,对策分析

参考文献

社区矫正人员管理要求 篇5

一、认罪服法，增强法制观念，不重新犯罪。遵守《社区矫正对象行为规范》，尊重社区矫正管理人员，严格服从司法所的监督管理，积极参加司法所组织的各项活动。

二、每周向司法所电话汇报活动情况一次；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

三、每月上交1份书面思想汇报（汇报一月工作、学习、家庭、劳动情况）,接收矫正第一个月上交2份，思想汇报必须本人送达司法所。每月到司法所矫正工作办公室报到一次。每月接受个别谈话至少一次。每月接收社区矫正机构家访会少一次或者接受相应学习。

四、每月参加集中教育学习活动不少于8小时；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公共道德、法律常识、时事政策等教育学习活动。第一个月不少于12小时。

五、有劳动能力的，每月参加社区服务不少于8小时。第一个月不少于12小时。

六、将活动区域限定在行政区辖区内.因为工作、生活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本市（区）的，应当认真遵守请销假制度，做到有事外出请假，返回后及时销假。

七、矫正人员发生通讯方式变化、居所变化、工作变化、家庭重大变故、生活困难、心理状况不佳以及接触对其矫正产生不利影响人员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及时报告。

八、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变更居住地，需要变更居住地的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由司法所行政机关作出决定。

九、保外就医的矫正人员应当每个月向司法所报告本人身体情况，每三个月向司法所提交病情复查情况。

十、对于人民法院禁止令确定需经批准才能进入的特定区域或者场所，矫正人员需要进入的要经过司法机关批准并通知检察院。

十一、主动接受监护人和社区群众的监督。

十二、努力学习政治、法律和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

十三、遵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讲究文明礼貌。

十四、不搞江湖义气，不拉帮结派，不仗势欺人；不参与赌博、酗酒、偷窃、打架斗殴、传阅反动淫秽书刊以及其他违法活动；不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谈论案情，交流犯罪经验，传播作案手段。

十五、到解除矫正期限上交材料：矫正期当月思想汇报、整个矫正期的思想汇报总结、解除矫正申请书（格式参照发放样本）。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6

监地联合矫正彰显刑罚威严

如何做到社区矫正人员不脱管、不漏管，尽力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地方怎样携手监狱，调动社会资源和各方积极性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这是以高星火局长为首的领导班子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自2011年以来，司法局多次赴沙洋各监狱调研，与监狱服刑人员直接交流，听取监狱民警工作汇报，召开监地联合帮教工作研讨会，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开展可行性研究和反复论证，一份监地联合帮教协议书终于浮出水面，在钟祥市委市政府及湖北沙洋熊望台监狱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钟祥市司法局与沙洋熊望台监狱共同约定，通过创新联合帮教机制和教育管理手段，资源共享、密切配合，实现社区矫正与监狱矫正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为监地双方矫正教育管理工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司法局创新和丰富社区矫正教育形式提供了重要载体，标志该市社区矫正教育活动的开展进入了基地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参观了监狱服刑人员学习、改造现场，看到高墙电网，真切感受到监狱执法的公正与严格，内心十分震撼。我一定更加珍惜社区矫正机会，积极改造，回报社会。”钟祥市社区矫正人员周某在接受现场教育后如实地说。周某作为赴熊望台监狱首批接受教育的26名社区矫正人员之一，一起实地参观了监狱服刑人员的生活、劳动和学习现场，听取高墙内外服刑人员“现身说法”。通过身临其境的教育，广大矫正对象深刻体会到了高墙内外的巨大反差，强化了社区矫正对象的在刑意识，监狱服刑人员也更加深刻体会到了自由的珍贵，从而促进社區矫正对象和监狱服刑人员更加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认真接受矫正教育和监狱改造。

该局从2011年开始，把监狱力量向社区矫正工作引入，规定该市每一名前来报到的社区矫正人员，由到该局挂职的监狱司法警察（1人由市委组织部任命为副局长，1人挂任市社矫办副主任）着装谈话，向社区矫正人员当场宣告法律文书内容，宣读社区矫正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等，推行社区矫正人员日常记实管理等工作机制，免费发放《致钟祥市社区矫正人员及家属的一封信》、《社区矫正人员服刑指南》、《社区矫正工作宣传手册》等资料，对违反社区矫正规定且情节较轻的矫正人员，及时采取传唤、训诫教育等措施，形成震慑力，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强制性。

社会携手矫正感受关心温暖

在局领导班子的带动影响下，全市各司法所现已形成了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综合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参与社区矫正的浓厚氛围。

郢中司法所经多方奔走呼吁，两年时间里先后为19名社区矫正人员和4名刑释解教人员申请办理了低保、提供工作岗位或让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司法所长雷继祥用真情实感帮教的感人事迹在郢中街办被传为佳话；他还联合中学、职校开展文化教育和技术辅导等帮教活动，组织社区矫正人员进学校“现身说法”，促进社区矫正人员改造和回归；与法庭、派出所等单位密切联系，对因拆迁、就业等原因需暂时脱离原籍监管的社区矫正对象加强跟踪管理。旧口司法所积极争取政策扶持，支持和鼓励社区矫正对象就近自主创业，其中有13人年收入过万元，该镇刘湖村原党支部副书记、村主任吴某（女）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思想情绪波动大，感觉无脸见人，在社矫正办主任赵平海耐心劝解和细致帮教下，她年纯收入8万余元，吴某也被评为“湖北省社区矫正对象改造积极分子”。 柴湖司法所加强与财政、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协调，通过帮助推荐就业、办理低保医保、落实责任田等形式，解决社区矫正人员生活、医疗等方面的困难，为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消除诱发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的客观因素，使他们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减少对社会的抵触，激发其悔过自新、自觉接受矫正的积极性，引起了省司法厅领导的高度重视。像司法所这样聚集社会力量帮扶困难家庭、以真情帮教感化社区矫正人员，加速社区矫正人员再社会化进程的例子在该市已不再算是新鲜事。

司法局还借助社会力量，组织动员青年志愿者、离退休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与社区矫正人员结对子，开展电话交谈、网络交流、家庭走访、心理咨询“一帮一”、“多帮一”等帮教活动，凸显人性化管理服务理念，强化社区矫正人员认罪悔罪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矫正对象真正感受到党和社会的关心和温暖，促进矫正对象成功转化，走上新生之路。

异地托管矫正一个也不能少

司法局还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思路，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具体情况，积极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对象异地托管机制和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分级矫正办法，制定矫正方案，确立矫正目标、内容和方法，提高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还没有建立社区矫正人员全国范围异地托管体系的特殊背景下，石牌司法所依托外出流动党支部管理社区矫正人员，在外出党支部建立社区矫正工作站，由该流动党支部书记、豆制品行业协会会长及矫正对象亲属组成帮教小组跟踪管理、教育与服务，实行一日一记载、一周一汇报、一月一学习、一月一劳动、一季一小结，并将社区矫正对象生产、生活情况及时反馈司法所。石牌司法所在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中坚决做到“三结合、五走访”，即集中教育与公益劳动相结合、心理矫治与行为矫正相结合、及时掌握信息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做到接收走访、家庭出现纠纷走访、生活困难走访、重大节日走访、社区矫正对象疾病走访，落实“三见面”（司法人员与社区矫正人员见面、社区（村）主任与社区矫正人员见面、工作人员与矫正人员亲属见面）的工作制度，及时了解社区矫正对象思想动态，帮助解决其实际问题。

钟祥市探索依托外出流动党支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不仅未出现一人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反而涌现出了一批致富能手与“护法使者”。该市石牌曹咀村李某与石牌镇真武村亢某同在兰州经营豆制品生意，去年8月3日凌晨，两人因争摊位，在城关市场手持利刃对恃时，被正送豆制品到该市场的社区矫正人员亢某某撞见，亢某某立即大喊一声，令双方将刀放下，并说：“现在是法治社会，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商量，我就是因争摊位一刀将别人砍伤了，现在还在服刑，这样的事千万干不得啊！”在他的说理下，双方主动放下凶器，达成和解，及时避免了一起恶性事件的发生。

钟祥市依托外出流动党支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大大提高了外出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有效遏制了脱管、失控现象，现正逐步形成一套适合社区矫正人员外出务工、就业、学习的矫正管理和工作新模式，它的内涵和外延还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拓展。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办副主任姜正文到石牌司法所检查指导社区矫正工作时对该做法十分赞赏，并指出要做好总结推广。

心理咨询矫正顺利融入社会

在今年2月份召开的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又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钟祥市司法局将举全局之力，争创全省一流“心理咨询室”。司法局还聘请该市人民医院心理医生担任局首席心理咨询师，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犯罪类型等因素，科学制定相应的矫正方案和教育措施，开展矫正对象风险评估、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帮助社区矫正人员顺利回归并融入社会。在此基础上，该局已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司法行政干警今年还将分期分批跟班实习，并以乡镇为单位，在全市广泛开展社区矫正人员团体心理咨询活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矫治。

钟祥市司法局通过开展监地联合帮教，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一切积极因素，完善社区矫正对象异地托管机制，运用心理咨询、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困难扶助和公益劳动等综合矫正手段，着力构建社区矫正工作长效机制，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的的做法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被称作社区矫正“钟祥模式”。

社区矫正工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做好新形势下的社区矫正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和司法部党组关于政法干警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高昂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全国、省、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创新，努力探索和形成钟祥社区矫正工作的特色，为湖北省乃至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奉献出钟祥的经验。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7

社区矫正是一个外来语, 它是西方国家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在此之前, 我国没有在相关的工作或者文件中使用“社区矫正”这个名称。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中, 有许多关于“社区矫正”方面的内容或表述, 比如假释、缓刑、管制等。一般而言,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两种完全对应的行刑方式, 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日常生活中, 由国家机关或相关组织,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帮助他们矫正其犯罪心理、不正确认识、错误行为等, 从而有利于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换一种说法就是, “社区矫正”是在相关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国家机关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全面整合多方面力量, 对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不严重的罪犯进行相关教育和改造工作。从试点工作的对象来看, 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 可以进行社区矫正情形的包括几种开展罪犯:1.被判处管制的, 但情节轻微;2.被宣告缓刑的, 符合相关缓刑条件;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如需保外就医、妇女怀孕等情景;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 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对于1、2、4、5类服刑人员进行社区矫正, 体现了法严、从紧的法制精神;对于3类服刑人员进行社区矫正, 体现了我国刑罚执行中的以人为本精神。对于那些罪行较轻或者却有悔改之意的社区矫正对象, 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罪犯, 并且仍然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犯罪分子, 适用于社区矫正, 这也是社区矫正在公众中可以得到理解的原因。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严格来说是从2003年开始启动。2003年9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 (称“两院两部”) 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决定我国开始启动社区矫正工作, 并决定北京、上海、江苏等6省、市为首批试点地区。2005年, “两院两部”联合发文, 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8个省 (区、市) 。到2007年,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在全国24个省 (区、市) 的102个地 (市) 展开。2009年随着《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出台, 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铺开。

各试点省市通过近十年的试点,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贵州省丹寨县的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 是2010年下半年才开始, 工作尚处于摸索阶段。

作为人民法院, 如何积极参与、配合其他机关和部门开展好社区矫正工作是亟待我们思考的问题。从社区矫正的对象看, 都是法院做出生效判决裁定的罪犯。也就是说, 社区矫正工作源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那么,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 法院应该是处于“主导”的地位。这里的“主导”是指“主要导入”的意思。

由于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刚刚起步, 作为工作部门之一, 人民法院应该怎样做才能开展好社区矫正工作本人认为:

首先, 必须在思想上明确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行社区矫正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也是现实的需要。未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前, 被人民法院做出的缓刑、假释、管制、暂予监外执行及剥夺政治权利的判决和裁定、决定的罪犯, 都交由住地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执行。但是由于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和衔接机制的不健全, 导致部分被监管对象在服刑期内处于脱管状态。这就使国家对这部分监外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不能实现, 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所以组织一支专门的队伍来对这部分人进行监管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主导”的法院应积极配合。

其次, 要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 并认真履行职责, 积极配合开展工作。根据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的这一特定身份, 结合社区矫正工作的特征, 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职责主要是:依法对刑事被告人、罪犯适用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罚和非监禁刑罚执行措施;依法对社区服刑人员适用减刑、假释, 撤销缓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等。对于非法监禁的被告人, 在审理过程中可以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 并及时将有关法律法文书送达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 并抄送罪犯居住地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具体情况和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回访考察活动。由于受重刑传统思想的影响, 我国法院对假释、缓刑适用偏低。而据了解, 其他国家对于假释、缓刑的适应非常普遍。据一项研究统计显示:2000年,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罪犯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比例达到全部被判处刑罚者的70%以上, 其中新加坡76.15%、法国72.63%、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美国70.25%, 即使是适用率比较低的俄罗斯和韩国也分别有44.48%、45.90%、达到一半以上的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或者假释处理。统计资料显示:中国被判缓刑和假释的比率相对要少一些, 各地使用标准差异也很大。部分法院适用缓刑的比率相对少, 有些甚至基本上不适用缓刑。而假释作为缓解自由刑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刑罚变更措施, 是一项很好的变更措施, 应该加大这方面的考量。

现在全国已经全面实行社区矫正, 今后人民法院在量刑时要彻底转变思想观念, 要从减少社会对立面, 节约司法成本等方面考虑, 对能够适用轻缓刑罚的罪犯, 大胆判处轻缓刑, 交由社区进行矫正。

第三, 密切与相关工作部门的沟通和联系, 不断总结工作经验教训, 实现工作成效。社区矫正工作是由公、检、法、司及社区组织和志愿者共同协作开展, 主要工作由司法局负责。作为工作部门, 法院要与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密切配合, 定期不定期分析社区矫正工作, 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研究解决。密切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不断总结工作经验, 对工作经验及时进行总结推广, 把工作做到获取更大的实效上来。加强制度管人, 加大人性化管理力度, 各部门之间要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工作, 要使协调工作和研究解决问题形成制度化、常态化。利用现代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学进行。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和沟通方面, 要体现效率、质量和有效的实施。提高办事效率, 提高工作成效, 加强创新思维, 加大工作进展力度, 有力协调和配合各组织的相互工作, 积累工作经验, 加强工作效率, 让社区矫正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最终取得实效。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8

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曾明确提出我国要逐步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自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建设及社会功能的议题日益大众化、普及化,“社会”作为区别于政府的另一重要主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服务民生、促进和谐的重任。社区是构成城市社会的细胞,又是众多家庭的集合,在我国和谐社会、民主制度的建设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社区矫正作为西方刑罚制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产物,自然有着其制度的优越性和价值的普及性。互联网,自它产生之日起,便以技术改变着世界; 现如今,更是成为时代的骄子,与越来越多的行业存在互惠的节点。“互联网+ ”横空出世后,它独特的价值定位正推动着我国各个行业的转型和升级,这也势必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和创新提供便利条件和平台支持。本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扶持和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以及“互联网+ ”的大背景下,以徐州市泉山区为立足点,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当前社区矫正的落实情况和社区矫正实施所面临的现状做初步了解和大致判断,提出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落实效率的措施和解决当前社区矫正面临困境的方法,为我国刑罚体系改革和创新尽绵薄之力。

2 社区矫正概述

正如笔者在引言所提,社区矫正是刑罚制度跟随人类社会演进的衍生品,严格意义上说,社区矫正自诞生到目前只有百年有余,很多方式方法仍然处于研究期,存在变化的空间; 中国最早兴起社区矫正之说,也只是在20 世纪80 年代,目前尚处于社区矫正制度积极探索期和局部试验期。综合以上原因,国内外学者对社区矫正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笔者在此列举三种与本课题相关性较强的观点。其一,2003年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发布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该 《通知》对社区矫正给予了系统定义。笔者根据自身理解并整理为,社区矫正是区别于监狱矫正的行刑方式,具体指将在城市社区中对社区矫正人员( 与监狱中的罪犯对应) 进行教育改造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其中有专门国家机关( 司法局等) 及社会力量( 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志愿者) 的共同参与,目的是在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惩罚的同时加以必要的身心教育,使其尽快回归社会。其二,很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应该将社区矫正定义为刑罚执行方式,而不仅仅是非监禁刑执行方式。因为 “社区矫正”与“非监禁刑”有内涵上的区别,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它与监狱矫正相对应; 而非监禁刑是刑种概念,与其相对的是监禁刑。在现实行刑过程中,被判处监禁刑的罪犯经过法定程序的审核,也可以通过社区矫正来完成刑罚,比如部分犯罪情节较轻的有期徒刑罪犯,如果在监狱矫正期间内表现突出,在刑罚执行一定期限后,可以对其采取社区矫正。其三,不应该将社区矫正仅仅看成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或非监禁刑执行方式,其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此观点还将矫正人员的社会保护、教育改造以及再社会化等内容加入到社区矫正的概念中,由此社区矫正是一种具有矫正和社会保障性质的社区社会工作。

由于三种观点研究者视角不同,所以见解有所差异。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它从宏观上对社区矫正的概念和性质进行了较为准确到位的表述,其余两种观点是对它的细化和补充。第二种观点大胆地将社区矫正扩展为 “刑罚执行方式”,使笔者耳目一新; 第三种观点的概念延伸,使社区矫正与社会保障等产生联系,契合了国家发展社会工作的主题。

3 价值剖析

社区矫正能够成为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主要刑罚方式,不仅仅因为它是刑罚制度演进的产物,更在于其自身有着巨大的价值蕴含和鲜明的优越性。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虽尚处于探索期和试点期,但凭借我国雄厚的经济基础、突飞猛进的科技手段及政府方兴未艾的改革势头,必会使社区矫正在我国 “大有可为”。本部分对 “互联网+ 社区矫正”的价值剖析,实质上是对这一概念架构是否具有可行性的理论推演,对本课题的后续研究及社区矫正 “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3. 1 社区矫正的公正性

何谓公正? 很多人习惯将其拆分为公平和正义两词,笔者认为如果将公正简单地认为是公平正义的缩写,就会使我们对公正的认识模糊不清,是思维不作为的表现。许超认为,“公正”由 “公”和 “正”结合而成,是对事物分配状态的一种描述,它并不必然表现为善价值［1］。

第一,社区矫正具有惩罚性。从报应论的视角来看,犯罪是一种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恶行,而刑罚是对罪犯还报的必要的恶。社区矫正不管形式千变万化,其归根结底是一种刑罚方式,完成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惩罚是它的 “第一要义”。首先,社区矫正限制矫正人员的活动空间。在社区矫正期间,社区矫正人员虽然离开了监狱的监禁,但其日常活动必须处于所在社区工作人员(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简称,余文中均采用简称) 的监管下,更没有擅自离开社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社区矫正没有背离自由刑的原则。其次,社区矫正人员的物质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剥夺。在社区内,其要按照相关标准从事体力劳动,而他们的劳动报酬所得除了要支付社区矫正活动的费用外,还要作为对被害人赔偿的一种方式。最后,社区矫正评价的负面性。社区矫正人员虽然没有受到监狱中罪犯那样的惩罚,但由于限制自由、剥夺物质利益等措施及 “社区矫正人员”标签仍然是带有否定性的负面评价,对其心理和精神带来一定程度的惩罚。

第二,社区矫正具有双赢性。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作为刑罚的价值不仅表现为惩罚性,更在于其有示范效应。刑罚不仅可以完成将恶人绳之以法的任务,还可以彰显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正义和 “杀鸡以儆猴”的负向激励作用。所以,社区矫正是具有过程和目的双向导向的刑罚活动。对于社区矫正人员恰当的惩罚,不仅使其认识到法律的威严和不可侵犯性,还可以使社区居民体会到犯罪必然导致惩罚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激励社会公众弃恶扬善,也使 “图谋不轨者”不敢有以身试法的念头。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在矫正平台和理念上实现了创新,达到了过程和目的的双赢。

3. 2 社区矫正的安全性

理念层次的价值需要基础的机制来运行,在社区矫正诸多价值中,安全性价值虽然处于较低层次,但却是公正、效率等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前提。笔者认为,这也是社区矫正在我国试点及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

第一,社区矫正具有适用性。监狱并不比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因此也不具备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特征,其更似是一种公共资源,有限性是它的 “致命伤”。监狱是我国自由刑法执行的重要机构和场所,需要在良好的内外部条件有条不紊地运行下,才能更好地完成监禁刑罚的目标。社区矫正恰好分散了刑罚人员,有效地缓解了监狱的压力。比如,可通过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方式,将罪犯由监狱转移至社区。这具体体现为,2006 年,北京市监狱关押人数从2003 年12 月底的15423 人减少到2006 年年底的13199 人,减少了14%［2］; 其中绝大部分是分流到社区矫正。

第二,社区矫正具有控制性。首先,社区矫正工作日趋专业化。众所周知,我国素有重刑主义的传统,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应论也曾甚嚣尘上。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刑罚执行社会化已成大势所趋。目前,我国已有专门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区矫正管理局,其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这也是司法机关在公安机关缺位地段的重要补位。其次,社区矫正发展呈现网络化。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理念转变的产物,确切地说,它是由国家垄断刑罚渐变为国家和社会 “双主体”共同参与刑罚、预防犯罪的产物。相对于监狱矫正,社区矫正拥有更广泛的预防犯罪渠道,民间组织、志愿者、家庭、朋友等社会力量的参与,推动了社区矫正的网络化发展。

3. 3 互联网的效率性

如果说社区矫正以其公正性、安全性等价值理念先声夺人的话,那互联网的高效率也是有目共睹,相比前者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效率可以看成矫正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即花费较少的矫正资源来达到社区矫正人员较高的矫正效果。如果社区矫正只是达到了公正、安全的价值要求,而忽略了效率问题,那社区矫正的发展将永远是 “纸上谈兵”。互联网时代下,运用网络手段来进行大数据汇总、云操作计算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那么,互联网对于落实和改善社区矫正的效率有重要意义。

第一,互联网具有节约性。近些年来,网络化治理、电子政务等技术手段开始融入到行政改革的措施中; 这是因为互联网具有减少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作用。同样,互联网也能将这些优点传导给社区矫正工作。首先,互联网监控手段和设施,可以减少人力成本; 如监控设施、电子手环等可以替代传统的人为监管。其次,互联网可以减少管理层次,提高管理范围;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是以省、市、县、乡镇、社区5 层逐级开展的,实施电子化办公后,可以尝试省、县、社区三级管理,也有利于国家从更高的层次统筹社区矫正工作。

第二,互联网具有共享性。其一,共享性有利于社区、司法局、民间组织等矫正主体共同分享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各个社区建设的包含社区矫正人员的基本信息、矫正情况等内容的数据库可以互通有无,实现瞬时共享。其二,信息的不失真性和准确性。传统传播手段的信息准确程度与传递层次、范围成反比,即传播层次越多、范围越广,其信息失真度越高; 而互联网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其三,互联网共享性推动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跨地域矫正、联合矫正等形式的产生。当前社区矫正大部分实行的是属地矫正,这与我国频繁的人口流动的国情日益不符,许多原先是农民工的社区矫正人员回到家乡矫正的机会成本太大。网络化治理理念借助技术手段可以实现跨地域矫正或联合矫正。

第三,互联网具有监督性。首先,互联网使自媒体时代的产生成为了可能。微博、微信、新闻网站等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在时空上的限制,形成了即时传播,即时所得舆论空间,表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3］。其次,互联网时代下,各个组织纷纷进行业绩公开、权利清单等信息公开改革。这也有利于司法机关、民间组织、社区相互监督,使社区矫正在阳光下进行。

4 结论

社区矫正对于我国刑罚制度而言,毕竟属于舶来品。毋庸置疑,虽然它有着传统刑罚所难以比拟的鲜明的优越性和深层次的价值蕴含,但若短时间融入到我国的刑罚体系中,必然会经历水土不服的过程。这就需要我国继续加深和扩大此领域的研究,通过完善司法制度、行政制度、立法制度及户籍制度等一揽子工程,为刑罚制度改革做好顶层设计。同时,我们要利用好互联网时代所给予的资源,古人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毫无疑问,互联网是这个时代最佳的 “器”,灵活巧妙地运用此 “器”,势必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和创新提供便利条件和平台支持。然而对于 “互联网+ 社区矫正”这一新架构,我们还要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地思考和改善,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任何东西都无权逃避这种批评……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所作的自由和公开的审查的东西,才配享受理性的尊崇［4］。但愿本课题组的努力能够为我国今后社区矫正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才不辜负这个时代。

摘要：社区矫正是与监狱刑罚相对应的新型行刑方式,它作为非监禁刑罚的一种,因有着巨大的价值蕴含和鲜明的优越性正成为世界各国刑罚体制改革的方向。互联网以其独特的价值定位,与越来越多的行业存在互惠的节点。目前,我国尚且处于社区矫正制度积极探索期和局部试验期,本课题组通过对“互联网+社区矫正”架构的研究,试图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区矫正人员,价值,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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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9

一、社区矫正的成本—效益分析理论概述

所谓社区矫正, 也叫社区矫治, 是指将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区内, 由专门的政府机构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法定的期限内, 矫正这些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比较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经济决策方法, 常用于政府部门为了寻求在投资决策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 从而评估需要量化社会效益的公共事业项目的价值。具体而言, 社区矫正成本是指国家和社会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对罪犯的刑罚和矫正目的而对每个罪犯实际投入各种资源的总量。社区矫正效益是指通过对罪犯执行刑罚而产生的有益于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所以, 通过比较两者的成本和效益, 从而评估社区矫正项目的价值。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 是一种需要由国家来提供的公共产品, 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同时, 政府作为“理性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 也会面临着如何将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问题, 而成本——效益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一般而言, 在有约束条件的限制下, 实现最优化的供求点应该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的水平。所以, 社区矫正也应该遵循这个规律, 国家对此的投资原则应当是:最后一笔实施社区矫正的花费所得到的边际效益恰好等于为支出此项开支的运作所需缴纳的税金。如果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 说明供过于求, 成本投入过剩, 矫正措施干预过度, 应予以减少;如果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效益, 说明最佳效益尚未实现, 立法执法的投入不足, 应该扩大成本的投入, 如图所示。

注:边际成本曲线MSC表示, 随着犯罪的减少, 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逐渐增加。而边际效益曲线MSB表示, 随着犯罪的减少, 所得到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少。D点表示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的均衡点。

二、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的成本——效益对比

如果将刑罚的投入看做成本, 刑罚的成果看做效益, 那么, 刑罚每年改造的效率=每年的成果÷每年的收入=总成果÷年限÷每年投入 (E=G÷Y÷C) 。监狱矫正和社区矫正最明显的产出都是将罪犯改造为一个“新的生命力”, 将之设为总成果G。而由于监狱和社区矫正对罪犯的改造力度不同, 其改造成功的年限也就不同, 分别设为Y监和Y社。那么监狱和社区矫正的改造效率为E监和E社, 每年的改造投入为C监和C社。所以E监=G÷C监÷Y监, E社=G÷C社÷Y社。所以, 为了对比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的改造效率, 我们构造的模型为:

E监/E社= (C社/C监) · (Y社/Y监)

如果E监/E社>1, 说明监狱的效率高, 应当选择监狱作为执行方式;如果E监/E社<1, 说明社区矫正的效率高, 应当选择社区矫正作为执行方式。

1.监禁矫正的成本——效益分析

在监禁矫正模式下, 成本可以具体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包括: (1) 监狱折旧费用, 如固定资产的投入折旧; (2) 监狱运作的费用, 主要有狱政设施投入、罪犯改造经费投入、罪犯生活费投入、罪犯劳动所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的投入及其他专项经费投入等; (3) 政府人工费用, 主要有监狱工作人员的报酬、培训等费用。第二部分为间接成本, 它包括: (1) 管理成本, 它是由监禁矫正中政府对其内部行刑部门的利益进行协调而产生的成本; (2) 不确定成本, 罪犯长期与社会隔绝产生心理障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所付出的成本; (3) 行刑的错误成本, 对罪犯的刑罚执行错误所付出的成本, 既包括对犯罪人的物质赔偿, 也包括因行刑错误导致的公众对国家司法的不信任。行刑的错误成本也有高低之分, 较重刑罚的错误成本要高于较轻刑罚的错误成本。

监禁矫正的刑罚收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 威慑犯罪;通过对已然犯罪分子进行处罚, 从而威慑将要犯罪的人。 (2) 惩罚犯罪;通过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 从而对他所实施的犯罪进行有效的惩罚。 (3) 改造犯罪;通过在监禁期间实施的一系列改造计划从而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4) 剥夺罪犯的权利。当一个罪犯判刑之后, 他就不可能对监狱外的其他人进行犯罪。

2.社区矫正的成本——效益分析

在社区矫正模式下, 我们把对罪犯矫正的成本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直接成本, 主要包括: (1) 办公成本, 即社区工作者购置办公用房及设备的费用; (2) 政府委托费, 政府委托专业的社会工作社团对罪犯进行帮教和服务工作的费用; (3) 政府人工费, 司法行政机关人员费用;第二部分为间接成本, 主要包括志愿者投入、社区捐赠。

社区矫正的刑罚收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 罪犯免受监禁矫正环境的消极影响, 并利用社区和社会的资源开展有关的改造活动, 形成一对一的有针对性的改造。其次, 社区矫正并没有切断犯罪人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 这样既能够进行正常的学习和工作创造价值, 也能摆脱“监狱人”的标签, 更好的融入社会。

根据上面对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所需的各成本与效益的具体项目分类, 我们从政府角度分析来看, C社的成本相对于C监而言, 减少了监狱的折旧费用和运作费用等政府的财政支出。据学者的有关统计, 社区矫正一般花费不会超过监禁费用的20%。所以C社/C监≈0.15。而对于两者的改造年限而言, 一般社区矫正的对象是被判处监禁刑三年以下的罪犯, 社区矫正的时间是介于0～5年之间, 所以社区矫正需要更长的改造年限, 但大体相差不大, 所以大致可以将Y监/Y社比值设定为在1～2之间。根据前面构造的模型, 可以得到E监/E社的值大体在0.15到0.3左右, 是小于1的, 也就是说社区矫正从政府角度而言是一种比监狱矫正更具有效率的刑罚执行方式。这个只是大概的一个估算, 西方国家由于实施社区矫正形式的非监禁刑时间已经比较长, 所以由他们的实证研究看, 社区矫正的成本也是较监禁矫正的成本更低 (见表1)

三、对中国目前实施的社区矫正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社区矫正相对监禁矫正具有更高的效率, 那么中国引进社区矫正就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 实施它也就成为了必然。但是社区矫正毕竟是一种“舶来品”, 在中国进行本土化推行也就需要结合中国特有的国情。10年的实践, 中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如何?是否符合经济学的最优化的考量呢?

1.对投入社区矫正的成本进行分析

社区矫正的有效实施, 必须包括三个方面的直接成本投入。 (1) 办公成本, 即社区工作者购置办公用房及设备的费用; (2) 政府委托费, 政府委托专业的社会工作社团对罪犯进行帮教和服务工作的费用; (3) 政府人工费, 也就是司法行政机关人员费用;还包括社会志愿者、社区捐赠等间接成本。

首先, 从办公成本与政府人工费用来看;它是实施社区矫正的基本保障, 包括基本设施以及相关专业人员的招聘。目前, 各省市社区矫正组织构成一般都是采取成立以党委、政府领导挂帅的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或领导小组, 在司法行政机关下设办公室, 具体工作职能由基层工作管理部门或者监狱、劳教、刑释解教人员管理部门承担的方式。所以最终的工作落实在基层司法所, 而司法所的办公经费都是来源于地方财政, 财政投入多, 社区矫正工作落实的就好, 财政投入少, 各项工作只能疲于应对。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 因为地方财政投入不足, 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只有1人, 多的也只有2～4人, 办公用房简陋不堪, 大多数还没有配备微机等基本的办公设施, 同时他们还需承担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等十几项其他工作, 所以无暇顾及社区矫正工作。

其次, 从委托社会工作社团对罪犯的帮教和服务工作的成本来看。这是政府为了弥补“政府失灵”, 而采用的将公共产品由完全垄断转为与社会组织共同承担的一种提供方式。这个方面中国的现状又是如何呢?上海的做法是从公安、监狱系统选派的干警和向社会招聘的人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北京的做法是“政法委统一领导, 司法局组织实施, 政法各部门协作配合, 司法所具体执行”, 专业矫正人员包括司法所干部和抽调的监狱干警和社会志愿者。天津的做法是司法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 监狱局向各区派驻1～2名监狱警察协助司法局开展工作。各街道成立社区矫正工作站, 成员由责任民警、居委会治保主任、群众代表等组成。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的社区矫正服务仍然主要是由政府垄断提供, 虽然在后期也建立了如“北京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上海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等社会组织, 但是毕竟是少数, 而且它的性质也还是隶属于政府, 行政化色彩浓厚, 独立性不强, 根本不能发挥与政府共同投入资源, 共同承担风险, 共同分享收益的职能, 也就不能节省政府的相关成本。

最后, 从社会投入的成本来看。社区矫正投入的直接成本大部分是由政府财政来解决, 还有一部分间接成本是需要社会志愿者以及社区捐赠来实现。社会志愿者是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 主要包括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高等院校高年级学生, 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的人员等。有学者做过一个关于对社区矫正了解程度的调查研究, 其中只有13.7%比较了解, 而68.3%的人听说过但不了解, 17.4%的人没有听说过。所以目前存在的状况是只有少部分专家学者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 而广大公众对于社区矫正的了解程度还不是很够, 同时因为“重刑思想”根深蒂固, 以及对服刑人员危险性的担忧也让他们对社区矫正服务漠不关心。

所以, 由前面各项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表2的总结。中国目前社区矫正的各项成本投入都严重不足, 而且存在地区不均衡的现象。

2.对社区矫正取得的效益进行分析

刑罚执行方式的效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个是惩罚改造犯罪人, 一个是预防犯罪。但是, 不论是监禁矫正还是社区矫正, 体现矫正效益的直观方式都是再犯率的降低与否。

目前, 社区矫正, 是由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专业社工以及社区志愿者组成多元化的工作主体, 通过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分级, 并制定“一对一”的帮扶计划, 从而帮助解决他们在就业、生活、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使之得到更好的改造并适应社会。根据上海市社区矫正办公室的统计, 2004年, 上海市社区矫正对象期满后一年内重新犯罪率为0.67%, 2005年为0.70%:而根据上海市连续七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监狱矫正对象刑满释放后一年内的重犯率平均为3.2%。

所以, 由前面的相关表述及图表显示, 我国目前在社区矫正的效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使得再犯罪率得到有效的降低。

四、中国社区矫正实现最优化的几点策略

在将中国社区矫正实施的现状与实现最优化模型结合进行分析, 发现中国目前所处的状态应该是在D点左边, 也就是边际效益高于边际成本, 成本投入不足, 效益不明显。所以, 为了实现社区矫正的最优化目标, 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加大成本的投入。

一方面, 要加大政府财政支出的投入。社区矫正可以节省成本, 但是并不代表就不需要成本。要改善现状, 就需要改变由地方财政自筹资金方式, 改为由中央财政提供社区矫正专项经费, 保障社区矫正的基本物质需要和专业人员的培养, 特别是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 额外的经费补助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 要结合高科技的发展, 提高社区矫正相关设备的配备, 比如手机定位系统随时了解矫正对象的行踪, 减轻矫正主体的工作。

另一方面, 要加大社会成本的投入。社会成本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加大社会服务组织等第三部门的投入, 一个是提高志愿者的参与度。对于社会组织的投入, 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服务组织等是具有行政隶属性与无竞争性, 从而造成无效率性。要改变这样的现状, 就需要建立更多的社工组织参与改造罪犯的工作之中, 或者采用吸引已有的社团组织参与竞标的方式, 来产生激励机制, 制造工作压力, 从而提高社工组织的服务质量, 增强组织本身的生命力。而对于志愿者的参与, 加大宣传力度是主要方式。比如社区矫正的相关执法主体可以主动与各大高校建立联系, 比如可以采用设立实习基地, 暑期实践基地等方式, 招募一些在校社会学、心里学、法学相关学科的大学生广泛参与到社区矫正的工作之中。同时, 在服刑人员社区内也可以联合居委会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 让大家都参与其中, 让服刑人员感受周围对他的关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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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10

一、社区矫正工作各环节职务犯罪的表现

(一) 社会调查评估环节

从调查评估结果对案件裁判的影响来看, 假释和保外就医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对案件结果有着直接影响, 是循私舞弊与贿赂犯罪发生的高危区域。通常表现为可能被裁定假释或被决定保外就医的罪犯家属、亲友, 向具有调查评估权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行贿, 或通过亲友关系向执法人员施加影响, 使其循私做出有利于裁定假释和决定保外就医的评估结论。

(二) 日常执法环节

社区矫正日常执法环节繁多, 职务犯罪表现形式以玩忽职守罪为主, 多见漏管、脱管。此外, 日常执法环节的玩忽职守行为还包括:社区矫正工作记录造假, 导致教育、社区服务等监管措施形同虚设, 影响教育监管质量等。

(三) 司法奖惩环节

许多经济犯罪类的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刑罚过程中仍从事商业活动, 但其罪犯身份令其限制较多, 故而他们急于通过减刑尽早结束考验期。

二、相对于一般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 易发性

社区矫正执法活动绝大部分发生于社区乡里, 执法人员也大多出自本乡本土, 与当地生活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与社区矫正人员之间存在亲友关系。执法人员利用职权适当“照顾”亲友、同乡、同窗等关系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二) 隐蔽性

与监禁刑执行过程中发生的警察职务犯罪不同, 非监禁刑执行中的职务犯罪更具隐蔽性, 非监禁刑罪犯刑期或考验期一般较短 (五年以下至一个月) , 职务犯罪过程周期也相应较短, 查处较为困难。值得注意的是, 此类犯罪还经常用亲友邻里关系进行掩护, 令纪检监察措施难以查实。

(三) 社会危害性易被忽视

鉴于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生活, 表面上与普通公民并无二致, 相当部分的社区矫正人员在刑意识淡薄, 而矫正工作者的刑罚执行意识也普遍缺失, 有些人甚至触犯刑律而不自知。

(四) 犯罪主体的复杂性。

三、产生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制度成因

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产生, 不应简单归结为执法人员个人的道德因素, 许多个人意志以外的制度原因对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产生施加了重要影响。

(一) 社区矫正日常工作机构职能设置不明

司法所作为接受条块双重领导下的司法行政机关派出机构, 一方面, 需要承担人民调解等多项职能, 而社区矫正仅是诸多职能之一;另一方面, 司法所还必须执行镇、街道一级政府交办的各类事务, 如维稳等, 成为尴尬的“两面人”。

(二) 执法人员身份意识模糊

社区矫正职能的赋予, 使得司法行政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 从原先的“保障服务者”转变为到“刑罚执行者”。很难想象, 一名基层司法行政干部上午以人民调解员的身份调处民事纠纷, 下午便要转为严肃的社区矫正执法官员, 这并非只是简单的硬币两面, 更多的带来身份意识的错乱。

(三) 法律监督机制尚不成熟

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的业务职能庞杂, 许多业务内容具有相当的专业性, 并且各业务条线之间分属完全不同的法律门类, 实践中从事纪检监督的人员很难面面俱知, 其监督行为往往显得“不内行”。

四、预防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路径

对社区矫正职务犯罪加以预防, 除了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职业素养和操守外, 主要应从解决制度缺陷这一困局入手。

(一) 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 明确其职能定位。

设立社区矫正管理局, 领导本区域内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提升矫正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专业优势, 解决长期以来机构职能设置不明的弊端。有助于社区矫正机构和执法人员集中精力, 尽职尽责地完成法律赋予的工作。同时建立“社区矫正官”职业体系, 应当参照国外社区矫正官制度,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官职业体系, 对现有的队伍进行重新洗牌和大换血, 防止出现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代行职权。

(二) 改变社区矫正以行政区域管理的格局, 采用跨行政区划的“司法管辖区”模式。

将毗邻的多个镇、街道合并为“司法管辖区”, 在管辖区内设立社区矫正管理所 (站) , 将原有的司法所矫正工作职能剥离, 由社区矫正管理所 (站) 行使。

(三) 建立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行刑回避与异地委任。

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应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实行“行刑回避”制度, 同时还需要异地委任制度加以辅助完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不得在自己经常居住的市、县担任社区矫正执法工作, 应安排其到相邻的市、县任职。异地委任将大大提升行刑回避的可操作性, 促进社区矫正执法的公正性。

(四) 建立重大事项集体评议制。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11

目前, 上海市司法局已建立起社区矫正智能化管理平台, 三级系统管理权限使得市、区县、街道能有效地融合分管与统管, 宝山区只需通过网络运营商专线连接, 运用专门的移动应用终端, 即可实现区域监管、定位信息交互、警示告知、档案管理、工作记载、权限管理、数据分析等基本功能。与网络运营商的专线连接用以获取定位信息, 与地图相结合可以同时监控所有矫正对象的历史路径, 并提供实时主动定位功能。定位系统向平台提供所有矫正对象的定位信息, 平台可根据矫正对象的关注度来制定不同的定时定位策略。

短信平台依托短信网关, 可实时与矫正对象进行信息沟通与确认。短信网关将负责发送和接收平台与矫正对象间的各种通知及反馈信息。各级管理平台可以有针对性地及时通过短信通知矫正对象注意事宜并可要求即时反馈。

双模网络提供矫正专职干部与矫正对象间的通话或视频通话, 可专门建立集团网, 将所有人员编入网内, 按短号编号直接免费通话。对于需要重点管控的矫正对象, 可专门配备可视终端, 必要时通过网络的支持与矫正对象进行视频通话, 进一步提升管理和应急处理能力, 防止人机分离的现象发生。矫正专职干部能很方便地通过移动应用终端与所管辖范围内的矫正对象进行免费语音通话。

网络运营商提供的网络功能, 矫正对象的移动应用终端号均加入网络运营商建立的集团网。需重点管控的矫正对象提供视频通话这一辅助手段, 加强管理强度。

2 总体架构

2.1 区域监管

2.1.1 自动跟踪定位

自动跟踪定位是区域监管的核心矫正所在。利用在后台持续自动运行的监控程序, 根据被跟踪矫正对象的安全等级的不同, 间隔不同的时间对其进行跟踪定位, 以确定其是否处于指定的活动区域内。正常情况下, 人工干预的成本将到最低。

2.1.2 随机实时定位

提供实时的单个和多个矫正对象位置的查询, 并在电子地图上显示出来。当鼠标移动到对象上的时候自动显示更详细的信息。

2.1.3 越界告警显示

当矫正对象离开了指定的活动范围之后, 系统会将越界的时间、位置显示在电子地图上。例如下图显示矫正对象越界的位置, 同时绘制出活动区域的范围, 可以直观地显示出矫正对象越界的情况。同时及时地将越界的信息传递给相应的矫正工作者, 让其能及时地处理越界情况。

2.1.4 历史轨迹显示

显示选定时间内矫正对象的活动轨迹, 用不通过的数字标号显示出其先后顺序。

2.1.5 人机分离抽查

随机抽查矫正对象移动应用终端是否随身携带, 以保障定位的有效性。定位抽查的方式分为以下三种:

(1) 电话抽查:矫正工作者与矫正对象直接通电话, 利用对矫正对象的熟悉性确保其没有人机分离。

(2) 短信抽查:在一时无法和矫正对象通话的情况下, 可以发送短信让其回复矫正工作者的电话。

(3) 视频抽查:利用具体拍照功能的移动应用终端, 让矫正对象自拍一段视频上传到平台。

2.2 信息交互

利用CDMA语音以及数据业务提供多种方式多种类型的信息交互。

2.2.1 交互方式

(1) 内部语音。利用集团综合虚拟网, 大幅降低矫正对象和管理者通话资费, 让双方畅所欲言, 尽情沟通。

(2) 短信消息。利用平台方面的群发消息, 接收到来自矫正对象的上报的短信, 反馈其查询的短信。

(3) WAP页面浏览。提供较短信更多的信息量的内容查询, 提供了在线交流的窗口。

2.2.2 信息类型

(1) 通知消息。集中学习、公益劳动、抽查回复等通知消息。

(2) 告警信息。当出现违规情况的时候, 通知当事的矫正对象以及其矫正工作者, 以便及时采取对应的措施。

(3) 实用信息。适合矫正对象的就业信息, 针对矫正对象的政策法规。

(4) 个人信息。矫正对象可以通过平台查询到自己一些动态的信息, 例如以往的积分情况。

2.3 系统平台与智能终端

(1) 平台:上海市社区矫正管理平台由市司法局统一建设, 各区司法局不再建设区级平台。业务使用对象为全市社区矫正管理工作人员。宝山区司法局可以直接利用其平台。

(2) 终端类型:MOTO XT681, 海信E350两款智能终端。

(3) 终端套餐及应用:社区矫正管理平台由上海市司法局委托上海电信与司法矫正平台开发商合作, 将平台功能延伸到电信定制移动应用终端中, 通过电信的CDMA EVDO网络与平台相连, 实现平台应用功能。宝山电信局为客户提供司法E通行业应用。根据用户需求先后办理了120个执法终端 (选择57元畅聊套餐) 和57个管理终端 (选择159元畅聊套餐) , 同时为用户定制矫正智能化管理平台, 实现以下功能:区域监管、自动跟踪定位、随机实时定位、越界告警显示、历史轨迹显示、人机分离抽查。

2.4 项目成果与项目收益

项目目前已发展177个套餐, 预计年底达到280个。实现年业务收入12万余元, 预计项目规模将达到19万余元的年移动行业客户收入。该项目填补了宝山区在司法E通行业应用项目方面的空白, 将中国电信天翼CDMA2000与客户的实际应用相结合, 实现了信息化与社会管理智能化的创新。

3 案例总结

该项目的建设实现了区县司法机构的社区矫正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 达到了司法局建设项目的初衷:

(1) 增强管理的规范性和高效性——通过平台应用, 既规范了管理人员的日常管理行为, 同时也提高了管理效率;

(2) 应急状态的快速响应——突发事件下, 通过平台定位功能, 可迅速锁定社区矫正人员;

(3) 快速灵活的管理方式——通过无线网络, 可快速灵活地使用管理平台, 提升了工作效率。

项目的成功合作, 使上海电信宝山局与区司法局建立了双赢的合作关系, 增加了中国电信天翼移动业务的知名度与行业推广应用。

摘要：上海市司法局组建社区矫正智能化管理平台, 三级管理系统加大对矫正对象的信息化管理, 实施矫正辅导, 达到区域监管、定位信息交互、警示告知、档案管理、工作记载、权限管理、数据分析等基本功能。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宝山局应用固网专线优势, 结合CDMA2000移动网络应用, 成功为区县级司法单位进行矫正对象的信息化管理, 达到良好的行业应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