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教育（精选11篇）
社区矫正教育 篇1
当今世界, 行刑的基本发展趋势是刑罚趋向缓和。社区矫正代表了这种趋势, 社区矫正教育开展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矫正的效果和质量, 我们需要总结经验, 探讨研究有效的教育矫正方法, 以期提高矫正教育效果。
一、当前矫正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一) “教育”与“帮扶”工作性质认识不清
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还处于初始阶段, 由于缺乏足够的认识, 人们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和内容还存在一定的误区, 因此实践中,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往往较多的沿用了安置帮教工作的日常做法, 侧重于“帮扶”, 而在“教育”上力度不够, 这就在性质上弱化了司法行政部门在社区矫正方面的工作职能, 也使个别的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 在刑意识不强, 加之社区矫正法律体系不够完整, 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矫正教育工作的推进。
( 二) 社区矫正教育主体过于单薄, 教育手段不够丰富
社区矫正是一项涉及党委、政府多个部门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绝不是单靠司法行政系统就可以完成的, 没有各部门的齐抓共管, 协力配合, 很难起到预期的矫正效果, 没有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 社区矫正工作也不可能顺利进行。但是目前来看, 虽然在实践中, 司法行政部门邀请了公安、监狱、心理咨询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展矫正教育, 但是日常教育的主体仍然多以司法所单一主体为主, 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也仅限于集中学习教育, 由于缺少人员配置, 所以个别教育、分类教育的开展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阻碍了教育矫治的效果。
( 三) 教育矫正制度缺乏系统性配套规范, 教育缺乏强制力
目前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文件只有两院两部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在这部文件里仅对社区教育矫正应当包含的内容做了概括性的规定, 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规范, 有些地方虽然制定了教育矫正细则, 但仅只作为一个章节规定, 没有完整的体系进行细化规范。由于缺乏教育矫正的法律依据, 所以使得实践中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 使其成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一种可有可无的活动。
二、教育矫正方法的完善对策
( 一) 把握阶段性, 明确教育重点育
二是矫正教育, 教育内容具体包括: 法制教育、思想文化教育、行为矫正教育、心教育矫正的内容要根据服刑人员的具体情况, 司法所应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的不同矫正期限, 结合社区服刑人员的动态表现, 分阶段开展集中教育和个别教育。矫正教育应该分三个阶段教育: 一是入矫教育, 教育的内容主要以认罪服法、社区矫正告知教育、心理健康教理辅导。三是矫正期满教育, 教育的内容一般包括: 期满总结教育、思想教育、心理辅导、安置帮教工作衔接教育。各阶段进行针对性的教育, 可以强化教育矫正效果, 教育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犯罪心理和行为, 帮助他们提高法制观念, 早日回归社会, 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如此, 分阶段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内容的设计, 有利于提高教育矫正质量。
( 二) 改进矫正方式, 丰富教育手段
改进现阶段矫正手段单一、效果不显著的现状, 做到四个结合。一是个别教育与分类集体教育相结合, 既坚持针对服刑人员的个性心理特征开展个别教育, 又针对同一犯罪类型服刑人员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教育。二是专职教育与兼职教育相结合, 矫正工作者作为执行主体, 是专职矫正人员, 对矫正全过程进行统筹规划, 制定矫正方案, 确定阶段矫正目标; 兼职是指与矫正机关达成合作关系的专业机构、社区组织和社会志愿者阶段性地参与矫正工作。三是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 在坚持法规、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 尽快建立起从接收到解矫前阶段全面的心理辅导和诊疗机制, 包括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定期进行心理测试、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矫正。四是课堂式教育与互动式教育相结合, 在矫正工作者采取主动的谈话教育、课堂教育之外, 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教育, 使服刑人员参与进来, 通过直观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通过他人的肯定和认同增强服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
( 三) 完善社区矫正相关立法, 明确教育矫正内容和主体
针对实践中由于法律依据不足, 教育矫正监督管理措施弱化的情况, 应在立法中对社区矫正教育中的强制性规范作出专门的规定。如作为教育矫正重要措施的社区服务, 应属于刑罚执行范畴的事务, 现有的法律文件中, 还没有一部授权社区矫正机构强制性地对社区服刑人员安排社区服务, 因此, 如果以系统完备的立法方式明确相应教育矫治的内容, 就可以保证社区矫正教育工作的严肃性, 强化服刑人员遵守教育矫正的意识和主动配合参与教育活动的能动性, 从根本上实现教育矫正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余红格.论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D].昆明理工大学, 2010.
[2]刘武俊.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社会力量专论[J].中国司法, 2012.43.
社区矫正教育 篇2
我国开展社区矫正的原因是什么?
（三）实施社区矫正可以减少狱内交叉感染
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宜昌市；提出建议
社区矫正制度并非我国的首创，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西方国家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目的是以非监禁的方式实行对罪犯人格的改造，其体现了对罪犯的人道化和社会化的矫正精神，社区矫正比监狱矫正有着更大的优越性，因此已成为了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行刑方式，也是世界各国刑罚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离形成完善的制度还有很大距离，再加上我国国情复杂、群众对社区矫正制度不了解等因素，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发展迅速，但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自2003年“两院两部”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湖北省作为全国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开始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宜昌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于2005年1月31日，于伍家岗、西陵区等地率先试点，宜昌市是全省首批7个社区矫正试点之一，自试点以来，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截至2013年8月底，全市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率远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社区矫正工作考核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
（一）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健全
宜昌市严格按照2012年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市司法局负责指导全市的司法行政工作，成立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专项指导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各区司法局负责本辖区的司法行政事务，自2013年4月10日宜都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成立以来，各县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逐步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本辖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直接由当地司法所负责。另一方面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也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宜昌市司法局于2012年底制定了《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操作规范》，比较全方位有重点地指导了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目前司法局正在大力推行“E”通信息平台的发展，通过发放定位手机获取服刑人员GPS位置的形式大大加强了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管理，通过“E”通平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能够实时了解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具体位置，检查矫正人员是否有越境脱管的现象，并且可以对社区矫正人员通过短信电话高效率地下派工作和任务。
（二）宜昌市社区矫正对象的规模比较大。
截至2014年2月，宜昌市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累计一共8346人，解除服刑人员一共5670人，现有的服刑人员一共2676人。在现有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中，主要以男性为主并集中在18-45岁，其中汉族、农村户口、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例偏高。在性别层面上，男性有2404人，女性有272人，男性在社区矫正对象比例上达到89.8%；在年龄层面上（如图1所示），未成年人数为71人，十八到四十五周岁的有1811人，四十六到六十周岁的有693人，六十周岁以上的有101人，十八到四十五周岁的人占的比例为67.7%，未成年人占的比例为3%，未成年人的比例相对较少；在户籍层面上，城镇户口的矫正对象有747人，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有1929人，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占总矫正对象的72%，几乎是城镇户口比例的两倍。
二、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虽然各方面的工作取得比较良好的成绩，但由于国内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还不是很完善，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各方面上都需要自己来摸索和探究，再加上宜昌是一个二线城市，经济发展不充分，地区的发展差别较大，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在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依然不少。针对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关于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中的不足。
（一）社区矫正工作缺乏相关经费支持。
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保障制度建设上还是走在全省各地的前列的，截至2013年底，全市13个县（市、区）已有12个县（市、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共计74万余元。但是在经费的问题上还是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经费的数量太少，部分地区的社区矫正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投入仍然不足，许多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经费明显缺乏，经费的缺少也导致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偏低，影响了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第二，经费的分配不合理，区域的经费额差别较大，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区经费较充裕，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费则相对缺乏，社区矫正经费的分配和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二）社区工作人员短缺且素质参差不齐。
新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而制度的工作队伍建设尤为重要，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非监禁的新兴行刑制度，因其工作的性质而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高，一般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有着广泛的教育学、心理、法学等专业背景。宜昌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发展较快，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短缺严重，据了解，目前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共有200多人，这与全市一共2600多名的现有社区矫正人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这200多名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还包括众多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人员，这说明实际上工作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面临着较大的人手压力。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跟不上，现在工作在一线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都只经过简单的培训，没有进行过专业知识的学习。
（三）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不足。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行刑方式，相对于传统的监狱矫正，它是直接把对犯人的矫正搬进了居民的社区，所以如果不做好社区矫正制度的宣传工作，将可能引起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误会。所以社区矫正的宣传普法工作相当重要。宜昌市从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已经有八个年头，但社区矫正对广大的群众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词，几乎接近80%的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社区矫正，而同样也高达83%的人表示社区服刑人员会影响社区的安全，这些数据都很明显表明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充分或者宣传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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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完善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对社区矫正经费投入和创新经费保障制度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推进，经费投入与需求的矛盾问题就越来越突出，所以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经费的投入和创新发展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现有的社区矫正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政府的预算，而问题就恰恰出现在这里，因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注定了各地社区矫正经费水平的不一样，而且我国社区矫正还明显地存在着不发达地区的社区矫正对象占的比例较多的现象，所以针对这点，我国就有学者提出了实行“省级财政经费为主，县级财政经费为辅”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也就是说在社区矫正经费的组成中，主要的经费由省级财政部门提供，次要的经费由当地县级的财政部门提供。
（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增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素质
社区矫正工作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来看，社区矫正队伍的建设主要存在数量少、质量不高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社区矫正工作尚未形成良好完善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制度。对此，笔者以宜昌为例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统一社会工作者的招聘标准，提高工作者的待遇和工资水平，提高工作者的地位。第二，加强对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积极鼓励和引导工作者参加心理咨询师等证件的培训和考试，加强与当地高校的联系，促进工作者的再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社区矫正机构应增加对参加培训人员的补贴；第三是鼓励社会人士的参与，增加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数量。
（三）大力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
一个新的制度的实行必须要有群众基础，如果一个新的制度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就好像一棵新生的树没有扎根的土壤一样。在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似乎还不为群众所了解，甚至还有所误解，这固然与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实行时间较短有关，但更多的是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做得不足。针对这点，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需要做到全方位、多层次和有针对性。多以活动的形式展开社区矫正的宣传，除了一般的常规宣传外，还可以定期组织一些群众普法活动，请律师或大学教师为社区群众做普法的专题讲座，还可以以传单、法制小册子的形式挨家挨户地派发宣传。
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由于实行时间较短，且本身的国情复杂，故在实践中问题层出不穷，除上述的经费、队伍建设、宣传等现时比较突出的问题外，社区矫正还存在着立法不够健全、矫正对象评估机制不完善、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重视不够等众多问题。笔者认为，现时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应该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大力并坚持推进现在的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发掘未发现的问题，努力探讨和完善各项制度，笔者也相信，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建设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拥有自己的成熟的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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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崔会如. 我国社区矫正立法述评.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报. 2013.03
[6] 王慧慧. 对社区矫正理论基础的比较研究. 2013.
作者简介：林晓军（1992-），男，广东阳江人，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学生。
李琼俐（1994-），女，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学生。
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教育 篇4
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 也是司法所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之一。司法所接收本户籍地矫正对象, 予以登记, 宣告执行社区矫正, 建立档案, 告知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和社区矫正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 并发放《社区矫正对象须知》。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 由户籍地司法所办理入矫手续后, 根据委托管理的规定, 委托其经常居住地司法所管理。
一注重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教育
除了利用每月一次的书面思想汇报和集中教育以外, 根据矫正对象年龄、犯罪性质、性格特点的不同, 在集中教育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忽略的地方, 确立每周一为“谈心日”, 社区矫正人员主动打电话汇报自己的相关情况。谈心谈话以关心、激励社区矫正对象为目标, 工作人员与矫正对象之间通过真挚的感情交流解决思想问题。并且鼓励他们珍惜目前相对宽松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 多学习法律法规, 积极参加公益劳动, 要遵纪守法, 诚实劳动, 做知法、懂法的公民。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谈话教育, 要认真做好记录, 并根据谈话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 及时修订矫正个案, 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
通过定期与社区矫正对象谈话, 了解他们的悔罪态度、工作与生活情况, 强化社区矫正人员的自我教育, 从而悔过自新。
二坚持思想教育不放松
针对青少年情绪易波动, 思想较为幼稚的特点, 把住矫正对象的思想关, 开展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教育活动, 加强思想矫正。严格管理不放松, 严格要求他们执行社区矫正的各项管理制度, 按时报到、按时思想汇报、按时参加公益劳动, 自觉遵守矫正纪律, 自觉接受社区矫正。坚持警示教育不放松, 积极开展以案说法等警示教育活动, 组织青少年矫正对象旁听案件审理, 为其敲响警钟, 预防重新犯罪。坚持鼓励学习、就业指导不放松。针对青少年矫正对象在学习、就业中遇到的困难, 积极与有关部门加强协调, 确保为其提供学习、就业机会, 使其尽快能够走向社会, 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生活情况和思想状况, 切实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帮教工作, 做到从思想上引导人、生活上关心人。
三增强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对象的学法、懂法、守法意识, 增强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稳步、有序地开展, 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取得实效, 司法所要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法制集中宣传教育活动, 组织矫正者们集中观看社区警示教育片, 还要对社区矫正日常每月报到制度、思想汇报制度、请假制度、集中学习、公益劳动、考核评议等方面作全面讲解, 并与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应遵守各项规定, 认真执行各项制度, 做到及时汇报、按时报到, 外出一定要经过批准, 在今后的日子里要积极改造, 配合司法所工作人员做好矫正工作。司法所还要与社区矫正对象签订公益劳动报到和重大节假日纪律告知书, 要求他们主动联系社区, 常怀感恩之心, 珍惜在社区服刑的机会, 摒弃不良行为和恶习, 多做公益劳动, 争取早日解除社区矫正, 顺利回归社会。通过集中学习培训, 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对象的综合法制意识, 营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建设。
四建立心灵疏导机制
成立心灵疏导工作室, 接收社区矫正人员, 为矫正对象进行过心理测试, 对需重点关注对象开展个案心理辅导, 使一批被矫治对象顺利回归到健康轨道。
工作室可聘请国家二级心理师对社区矫正人员做心理测试和心理疏导, 重点对存在有暴力倾向的社区矫正人员和未成年人 (武校学生) 进行心理测评, 逐人建立心理档案, 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并依托心理咨询室和心理咨询专业工作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不同成长轨迹、心理状况和社会危害程度逐人进行科学评估, 通过心理测试和心理疏导, 可以全面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素质、思想动态和身体健康指数等具体情况。有利于矫正人员更好地了解自己、加强自省, 有利于司法所根据矫正人员的特点制定教育改造方案, 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矫正、完善自我、健全人格、融入社会。工作人员通过综合分析结果为矫正对象制定相应的心理疏导计划, 使服刑人员以健康心态平稳渡过服刑期, 对回归社会的服刑人员, 进行定期跟踪回访, 积累经验, 帮助他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健康的心理观。
打好“社区矫正”实践基础 篇5
社区矫正是适应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民主法制建设需要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探索，它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且不适应监禁的罪犯针对性地实施矫正措施，并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有效地教育改造罪犯、防止罪犯重新犯罪，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不和谐因素。中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处于试行阶段，这需要我们不断解决问题、加强工作，为建立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打好实践基础。
实现社会和谐，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既要妥善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又要不断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
社区矫正是适应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民主法制建设需要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探索，是司法体制和工作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中国“宽严相济”和“给予出路”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应监禁的罪犯针对性地实施矫正措施，有利于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犯进行有效地教育改造，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从而防止罪犯重新犯罪，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不和谐因素。
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要求积极推行社区矫正工作，就是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何为“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在监狱执行的‘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它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的对象为五种罪犯：一是被判处管制的罪犯；二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三是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四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五是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社区矫正是伴随人类进步、时代发展形成的“善”的制度，是一种由专门机关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刑罚执行方式。
推行社区矫正制度，是中国刑罚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创新。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人员进行社区矫正，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罪犯和轻刑犯罪人员的转化效果，更好地降低其重新犯罪率。
中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还处在试行阶段，相关法律还没有出台，所以在思想认识、部门配合、具体操作上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解决社区矫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断加强社区矫正工作。
打好实践基础
当前，一些同志认为“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在实际工作中还会产生畏难情绪。对此，我们需要组织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帮助他们辩证认识依法办事与改革创新的关系，端正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政法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这需要我们在既有工作模式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推进政法工作体制和机制改革，并进一步以改革实践来推动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几项重大改革，如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是通过先实践后立法来实现的，倘若拘泥于先立法后改革，那么很多事情都无法做成。
党在领导人民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实际工作中往往是试点先行，待到实践经验成熟了，再将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社区矫正工作也不例外。所以，在目前的工作中，我们需要不断积累成功的经验，为建立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打好实践基础。
加强协作配合
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综合性强，需要政法各部门的配合与协作。加强协作配合，能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条件。
人民法院要正确理解刑事立法的规定和精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增强对依法适用非监禁刑的信心，对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刑事被告人依法处以非监禁刑，为社区矫正工作创造基础条件；人民检察机关要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公正实施，防止在矫正工作中出现司法腐败的现象；公安机关要依法对违反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查找脱管的社区矫正对象，对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对象及时依法处理；司法行政机关要组织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对矫正对象的教育矫正，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促使其较稳妥地融入社会。
结合试点地区的实践，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如何保持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社会资源利用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虽然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在数量上是巨大的，甚至是无限的，但是，社会资源只是一种外部资源，特别是社会力量更多的是一种自愿行为，容易受到一些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显然，社会资源一旦出现问题，作为工作载体的社区矫正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寻找和利用社会资源上，要进一步增加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发掘社区内外部资源，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
二是如何保证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效性。队伍建设、阵地设施、工作机制完善等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长效性的重要基础，各试点地区都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内容，以便科学合理分工，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保证工作的有效性。
三是如何保证整个工作的延续性。从多数试点地区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情况来看，管理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自身综合素质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因素。各试点地区要认真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接替和接力，形成一定的制度，从而保证整个工作的延续性。
四是如何提高矯正工作的实效性。就目前来看，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大多身兼数职、缺乏专业背景，往往擅长管理和说教，而极其缺乏适合矫正心理需要的个性化服务能力。因此，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五大体系”提质
一是建立制度体系。建立一套完整、合理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体系，是深化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和保证，也是深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目标。
二是建立安全保证体系。建立定期排查制度、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测评制度、矫正对象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制度等，做到安全隐患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
三是建立方法体系。使法制教育、公益劳动、思想掌控、行为矫正、心理矫正、考评奖惩、帮教安置等矫正工作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四是建立评估体系。科学评估，是科学决策的依据，建立评估体系可先开展《刑事案件被告人审前调查评估》的相关工作，探索《对矫正对象综合状态评估》，为实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分类分级管理奠定基础。
评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程度评估，通过对具体工作过程进行监测，了解工作内容、方式、性质、影响因素、问题等，对项目贯彻实施的情况进行评价；另一种是结果评估，对项目的作用和影响进行评估，通常采用的是实验评估法，即选择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实验前和实验后的测验，从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测验结果中确认某个项目是否有效。
五是建立工作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化和专业化，并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经费落实到位。
责任编辑：杨芳
社区矫正教育 篇6
2003年7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做了明确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6个省市的部分地区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两高”、“两部”又颁布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 将社区矫正试点范围扩大到了全国的18个省 (区、市) 。
社区矫正是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的一种司法制度, 它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欧美国家产生, 目前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社区矫正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而我国的社区矫正还处于试点之中, 在前一阶段的试点过程中, 很多地区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和经验, 然而试点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大部分试点地区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并未与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区别对待, 特别是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以及生理特点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欠缺。
我国民法规定, 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为未成年人。我国刑法规定,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所以本文中所指的未成年人为十四到十八周岁的人。
社区矫正中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对于处在社区矫正之中、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罪人, 整合社会、家庭、学校等各种教育资源, 对其犯罪心理和不良行为进行矫正、对其成长给与帮助的教育活动。
二、社区矫正中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一) 前提是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中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是社区矫正。处在社区矫正中的未成年人毕竟是曾经犯过罪的人, 虽然对于未成年人的改造我们应该秉承“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但是在实践中不能一味地强调对未成年人的帮助, 也不应忽视惩罚的重要性, 让未成年犯罪人在惩罚中感受痛苦反思自己的罪行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方法。社区矫正的惩罚作用主要体现在:未成年犯罪人必须服从监督和管理, 他们的人身自由也要受到一定限制, 不能行使某些权利, 必须履行某些义务, 比如参加学习、接受教育、定期报告活动情况。
(二) 对象是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罪人
社区矫正中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罪人, 对于罪行较严重的不适用社区矫正制度。未成年人处于生理、心理两方面逐渐由不成熟趋向于成熟的时期, 性格的可塑性强, 富有很强的潜在发展能力, 如果能够给与其恰当的教育, 他们被改造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 在对他们的矫正中教育者要多对他们进行思想开导, 多给与鼓励和帮助。教育者要根据未成年人心理特征, 运用相关的社会工作理念, 尊重未成年人, 肯定他们的地位, 让他们重拾信心, 同时根据社区中犯罪未成年人的各种特点, 运用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帮助有问题的未成年人矫正其不良行为和心理。使未成年人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 重新认识自己。
(三) 性质是刑罚执行方式
社区矫正中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是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 但非监禁刑也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 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社区矫正刑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对社区矫正中的未成年犯罪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在目的和方法与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不同。其教育目的首先是要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不良行为和心理, 防止他们再犯罪。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则具有更多的强迫性。
三、社区矫正中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一) 制度的不规范削弱了教育的实效性
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 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显得越来越突出。现行试点文件只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任务进行了原则性规定;而在社区矫正的运作程序方面, 只提到公、检、法和司法行政机关如何分工, 各自负责哪些工作, 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流程、各个阶段如何有序衔接、如何确定管辖范围等却没有具体规定。特别是关于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方面。针对其特殊性进行何种教育、在何处进行教育、教育的具体实施者是谁, 对不同的主体进行多长时间的教育现行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制度的不规范造成教育者在工作中比较盲目, 工作缺乏效率。
(二) 经费投入的不足影响了教育者的积极性
由于社区矫正还处在试点阶段, 经费投入的不足导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普遍偏低, 而他们是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力量。以第一批参加试点的上海市为例, 在扣除公积金、养老金等四金后, 大专及以下学历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 本科以上学历的工资也仅为2000多元。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这样的工资标准实在难以令人满意, 甚至于满足起码的生活需求都成问题。这使得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逐渐丧失, 很多高学历、高能力的能够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大量流失。其他试点城市的情况同样也不容乐观。
(三) 重刑的传统导致了教育内容的片面性
我国自古就有重刑的传统, 广大老百姓嫉恶如仇, 整个社会对未成年犯罪人在思想上比较排斥。这导致我们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的目标基本停留在防止其再犯罪, 因此教育的内容更多的是偏重于法制教育以及社会公德教育, 往往忽略了对未成年犯罪人心理的改造, 也很少注意到对其进行知识和技能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注意到未成年人的犯罪有众多的原因, 包括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 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同样是受害者, 我们首先要从思想上接纳他们, 关爱和帮助他们, 给予他们更加完整有效的教育。
(四) 社区建设的相对滞后破坏了教育体系的完整性
社区是进行一定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领域。我国的社区建设相对滞后, 很多社区都没有完整的组织结构, 社区结构比较松散, 社区居民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对犯罪人在社区进行矫正往往比较排斥, 而真正的社区矫正不仅仅是将犯罪人放在社区中进行矫正, 而更应该是由社区来对犯罪人进行矫正, 应该有更多社区居民的关心和参与。由于社区矫正最重要的教育环境———社区建设的滞后, 使得社区矫正最重要的一个主体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 破坏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主体的完整性。
(五) 教育者的非专业化使教育缺乏针对性
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是由基层司法所、街道干部和部分从公安机关抽调的民警组成。基层司法所尽管建制齐全但人员数量少, 对地区治安状况特别是社区的情况了解不多, 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可以发动的社会资源也十分有限;街道干部虽然已基本属地化, 多由本社区居民担任, 但一般来说他们年龄相对偏大, 难以与未成年人有效沟通, 而从公安机关抽调的民警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工作热情和能力都难以保证。开展对未成年犯罪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面对的是一些行为有过错、心理有问题、人格有缺失的孩子, 仅仅是对其进行常规管理如开展面对面的个别谈话教育的难度就非常大。从事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社区矫正工作, 是一项集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等多学科知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工作。工作人员素质良莠不齐, 已严重影响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社区矫正中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
(一) 以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为依托
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还很不完善, 没有一套健全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应该将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正式写入《刑法》中, 以解决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缺失问题。社区矫正法规要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监督管理措施、保障体系、工作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职责、权利和义务, 执法监督, 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并根据实际再制定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条例, 增强社区矫正法的可操作性。除了修订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之外, 还应该制定一部《青少年刑法》和《青少年犯社区矫正法》等法律和法规进一步来界定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制度。在这些法律和法规中应当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刑罚种类和适用范围;适当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放宽减刑和假释的条件;对于未成年人的累犯应该区别对待;增加未成年犯前科消灭制度等相关制度。
(二) 加强经费保障
政府应加强社区矫正的经费投入, 还可建立社会捐资和捐助体系, 多渠道引入社会资金, 加强社区矫正经费的保障。有了资金的保证, 我们才能对现有问题进行一系列改进。在教育主体上, 一方面增加现有社区矫正教育工作者的待遇, 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另一方面给予其更多的培训, 以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另外要招募更多的具有各方面相关知识的专业教育人员, 充实社区矫正队伍。在教育环境和方法上, 要改善用于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的各种设施和设备, 引进各种先进教育方法, 多种教育方式相配合, 给予犯罪未成年人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
(三) 建立合理的教育内容体系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社区矫正的任务”第2条中规定:“通过多种形式, 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 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 使他们悔过自新, 弃恶从善, 成为守法公民。”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但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矫正和知识以及技能教育也绝不能够忽视。有调查资料显示, 在未成年犯中闲散未成年人比例高达61.2%。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往往会面临失学与未来就业问题。所以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中要注意加强未成年人的自身能力, 确确实实地让他们学会一定的生存技能,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活动, 提高对未来的信心, 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
(四) 形成多主体的教育合力
在教育过程中应注意发挥不同教育主体的作用, 相互配合, 产生合力。专门部门要加强队伍建设, 招收各种相关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充实教育队伍, 提高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有未成年犯罪人就读的学校应注意提高教师素质, 协调师生关系, 保证未成年犯罪人能在一个平等互助、充满关爱的环境中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另外应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工作, 建立健全教育者的聘用、管理、考核、激励机制, 提高教育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水平。家庭是未成年犯罪人主要的生活场所, 父母应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对未成年人投入更多的感情, 多了解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展的规律, 多学习相关的教育知识, 以期给予未成年人更多的关爱和正确的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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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教育 篇7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孟建柱在2014年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上总结道:“10年来, 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初步确立, 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完善, 机构和队伍得到加强, 社会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 取得了很好的监管教育帮扶效果。”[1]多年来, 广西崇左市和全国一道共同积极探索, 积累了大量的社区矫正工作经验, 特别是2012年该地区司法行政系统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年”活动, 使该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促进该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 广西崇左市社区矫正工作并未形成完善的工作体系, 仍然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 尤其是没有建立适合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工作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决定。秦宜智同志在2014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着重提出了:“拟推动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等部委出台加强专门教育的政策文件, 进一步加强对有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教育矫治工作。”[2]的特殊要求。可见, 建立科学规范的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工作体系对于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发展刻不容缓。同时, 这也应成为广西崇左市社区矫正工作的首要任务。
2 广西崇左市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困境
2.1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标准的统一化困境
经调查, 广西崇左市制定了《崇左市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社区矫正工作流程图》和《社区矫正档案》, 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的完善以及流程的规范。但在这些规章制度当中, 未能将未成年人视为特殊保护群体同成年人教育矫治区分开来, 形成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广西崇左市确立扶绥县为“社区矫正规范年”试点单位, 突出了该县的示范作用, 但在具体的经验改进、分享和借鉴方面未能及时给出具体的指导和推广, 以强化该地区以点带面的能效。为了提升该地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该地曾组织司法行政人员到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进行“五项活动”专题培训, 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但是仍缺少对从业人员的日常化和系统化培训, 对于从业人员的上岗考核和中期考核也缺少量化指标。
2.2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目标的个体化困境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直接目标是通过教育与管理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及行为进行矫治, 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 促进未成年人再社会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广西崇左市通过多种方式方法对矫正对象进行教育和管理。到目前为止, 该地区的管理工作已初成体系, 如该地区施行的分级管理与考核奖惩制度都已成功纳入其管理模式当中。对于矫正对象的教育工作, 该地也进行过多种尝试, 如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到各地讲解法律法规并通过激励等手段促进矫正对象的思想转变。但该地区仍然忽略了对矫正对象, 尤其是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矫正群体的针对性教育和人性化教育, 使教育目标的实现受到影响。除此之外,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目标还要能够培养社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增强社区公民的法律意识, 这一方面的工作也有待加强。
2.3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手段的信息化困境
广西崇左市按照《关于全面做好全国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 最大程度的发挥信息管理系统的作用, 促进该地区社区矫正信息管理工作的标准化和现代化, 取得了良好成效。此外, 该地区还针对地方实际, 推出了现代化社区矫正工作手机定位系统——“司法E通”——并将该系统应用到凭祥县、龙州县、宁明县、大新县和天等县的实际工作当中, 加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但该地区的其他社区矫正工作, 尤其是教育矫治对象教育工作的信息化潜力有待挖掘, 相关宣传活动工作的信息化程度也有待提高。除此之外, 该地区的信息化应用范围比较局限, 未能形成良好的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服务网络, 使教育矫治手段的信息化水平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3 广西崇左市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模式创新
3.1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标准统一化
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出台独立的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法律。作为市 (县) 级地区, 要认真领悟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精神, 充分重视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工作。以该地司法行政机关为主导, 建立法定的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项目, 通过项目保障为该项工作争取更多的资源。尝试将工作经验同现有的社区矫正法律法规相结合, 制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规范。同时, 完善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工作施行的监督体系, 确保相关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相关工作落到实处。除此之外, 要搭建市内各县的工作交流平台, 通过指导促进各县相互示范, 共同进步。
3.2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主体全民化
目前, 广西崇左市的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主体主要为该地区的司法行政部门。教育矫治主体范围的限制大大影响了其工作效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 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3]因此, 在此项工作中也应充分团结全体公民的力量, 以凝聚当地政府、社会团体、个体家庭、志愿者等组织和个人的教育矫治合力, 同时培养全体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增强其法律意识。有关部门要以宣传为主导, 结合交流、互助等方式, 消除公众对教育矫治对象的歧视与误解, 解除教育矫治对象的心理障碍和隔阂, 营造和谐友善的社区助人氛围。
3.3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服务人性化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过程强调改造性和恢复性的统一。也就是说教育矫治不仅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惩罚, 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因此, 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矫治理念, 在管理中融入服务, 在教育中融入关怀。有针对性的建立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动态档案, 全面记录教育矫治对象的实际情况, 包括其家庭经济、社会关系、教育水平等方面的状况, 动态掌握教育矫治对象的心理及行为变化并结合未成年人教育规律为矫治对象提供相应的服务与帮助。应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成立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专职机构, 建立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帮扶机制, 设立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专职人员。
3.4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手段信息化
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手段信息化应用于教育矫治工作者和教育矫治对象两个方面。一方面, 可以通过电脑网络对教育矫治工作者进行常态化培训和阶段性评估, 以此提高其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 保证其工作完成质量。另一方面, 可通过电脑网络和移动终端对教育矫治对象进行教育矫治。如:通过订阅系统推送教育信息和服务信息;通过学习系统检测学习成果和思想动态;通过社交系统开设网上诊所, 实现在线疑难解答等。除此之外, 应建立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专业网站, 以此加强该地区同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如:分享示范性案例;互换工作学习心得;讨论重难点矫治对象教育措施等。
据统计, 2013年广西崇左市18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为约为7.6%, 约低于前三年平均犯罪率的8.73%。虽然该项指标呈下降趋势, 但是, 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依旧高, 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工作仍然严峻。课题组抽取了1500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对象,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 10.6%的人表示身边出现过未成年人犯罪情况, 其中, 大部分家庭环境比较差、所受教育程度较低、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大。近年来, 广西崇左市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工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做出了众多有益探索, 不仅加强了百姓对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认识和支持 (在调查范围内, 79.5%的人对崇左市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工作有基本认识;65.7%对崇左市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表示赞同, 并能够接受配合;45.2%的人对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效果持认同态度。) , 也对该地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创新意义重大。但仍然存在着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标准统一化、目标个体化以及手段信息化的重重困境。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提出了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标准统一化、主体全民化、服务人性化和手段信息化的对策与建议。希望以此为契机, 抛砖引玉, 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摘要：制度创新是保障社会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作为社区矫正的重点和难点为司法制度创新和改革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社区矫正,未成年人,教育矫治
参考文献
[1]孟建柱.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高教育矫正工作水平促进社区服刑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G/OL].http://www.legalinfo.gov.cn/index/content/2014-05/27/content_5553163.ht m, 2014-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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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档案制度初探 篇8
一、社区矫正档案的内容
社区矫正档案是针对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社区矫正工作的启动、实施过程及终结交接的全方位文字、图片记录的载体。目前各地在推行社区矫正过程中主要是根据自身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理解和摸索来开展社区矫正档案建设工作, 笔者在综合安徽、山东、黑龙江等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档案暂行规定基础上, 尝试概括社区矫正档案应当包括内容, 主要有:
(1) 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资料, 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及社会关系调查记录、住房、收入状况、健康、个人技能状况调查记录、违法犯罪情况陈述。 (2) 作为社区矫正启动依据的法律文书, 包括管制、缓刑、单处剥夺政治权利人员的判决书、起诉书副本、结案登记表、执行通知书;假释人员的原判法律文书、假释裁定书、罪犯出监鉴定表;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的判决、裁定书、起诉书副本、结案登记表、执行通知书、暂予监外执行审批表、具保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人员的原判法律文书、出监鉴定表。 (3) 社区矫正启动、实施过程、终结记录, 包括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社区矫正宣告书、矫正对象登记表、矫正对象心理测评报告书、矫正对象谈话记录、社区矫正监管协议书、监管人情况反馈登记簿、社区矫正志愿者帮教协议书、矫正方案、矫正对象汇报纪录、矫正对象公益劳动记录、日常管理情况记录、矫正对象异动管理情况表、矫正对象奖励意见书、矫正对象惩处意见书、矫正对象考察表、矫正对象季度考察鉴定表、矫正对象计分考核记载表、社区矫正工作者走访情况登记、年度鉴定表、提请减刑意见书、矫正对象会客审批表、矫正对象迁居审批表、社区矫正期满鉴定书、社区矫正期满宣告书。 (4) 申请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文件资料, 包括申请低保、申请住房、医疗救助、申请就业培训、结业帮扶方面资料, 矫正对象领取救助款项和物资的记录。 (5) 其他应归档的材料, 包括解除管制通知书、假释考验期满证明书、恢复政治权利证明书、缓刑期满证明书、矫正对象死亡证明、法医鉴定等有关材料。 (6) 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及人员的重要资料, 包括社区矫正工作的规章制度、矫正工作计划、工作会议记录、工作进展情况报告、表决结果、社区矫正结对帮扶记录、有关单位和人员出具的与社区矫正对象有重大影响的文字材料及其他重要资料。
二、社区矫正档案的特点
社区矫正档案除了具有档案的一般属性, 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 从所有权上看, 社区矫正档案是一类国家档案, 它关系到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社会身份等方面的刑事处遇, 是国家司法权力的执行、专政职能的实现的重要象征。
第二, 从创制者来看, 社区矫正档案由负责社区矫正的司法行政工作机构负责建立, 并同时吸收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社会团体及社会组织、志愿人员来共同参与其充实、归集、整理等项工作。
第三, 从性质上看, 社区矫正档案首先是一种司法档案, 同我们常见的司法裁判文书、仲裁机关文告等具备同等的性能;其次, 由于社区矫正活动和以往的刑罚执行有着很大的区别, 带有鲜明的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性质, 这一点决定了社区矫正档案同时带有民政档案的属性, 通观社区矫正档案, 当中不但有管理、惩罚、改造社区矫正对象方面的原始文书和活动记录、也不乏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帮助、保护、提供社会福利渠道的信息,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 社区矫正对象这类较为特殊的群体也能享有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和符合其自身特点的社会照顾, 此时社区矫正档案的属性还将进一步扩展, 具备社会保障档案的属性。
第四, 从保存和涉密角度看, 社区矫正档案当中保存着大量的司法行政机关、公安局、法院的创制的文书、还记录着上述机关的决策、讨论、谈话等内容、当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原件和孤本, 具有很强的不可再现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 社区矫正档案当中的很多内容涉及社区矫正对象的刑事法律义务和应当受到法律尊重和保护的隐私权等民事权利, 除按法定手续调取、利用, 是不应也不宜向外公开的, 因此社区矫正档案应当是一种永久档案, 并且符合涉密档案的要求, 当然, 这一点还需要通过有关的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加以确认。
三、社区矫正档案的建立和管理状况
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的启动,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也相继开始了社区矫正档案的建设工作。总结各地的做法, 社区矫正档案建设主要包括入矫建档、充实维护档案和结档转移。在入矫建档阶段, 一般要求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收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决定或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的决定、其他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转递的法律文书后, 开始为矫正对象建立正式档案, 原则上要做到一人一档。黑龙江省还要求乡镇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要为矫正对象建立副档。待到社区矫正对象按期解除矫正时, 再将正副档案合一, 归入正式档案集中统一保存[2]。
在日常的档案管理中, 各地采取了不同的规范要求, 如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司法所执行矫正档案的同步整理, 严格按照矫正工作流程的规定, 将每一次与矫正人员的谈话, 每一次组织的劳动, 每一次进行的奖罚都及时记录在案, 保证档案内容的完整, 要求社区矫正档案从书写格到内容, 从纸张到装订都要比照其他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在档案的立卷整理阶段, 各地借鉴行政机关档案的模板, 设计了档案盒封面、档案盒盒脊、档案目录封面、内目表、归档章式样等, 规定了档案的排序原则、装裱要求。在结档转移方面, 各地规定解除矫正后或矫正对象死亡、或出现矫正对象无法继续接受矫正情况时, 应将社区矫正档案整理完备, 按规定时间向县级以上国家档案机关移交。当矫正对象矫正地址变更时, 档案应随社区矫正对象移交到变更地的司法所。当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收监执行的, 将档案复印件移交给侦查、监狱机关。
同时, 由于社区矫正体制刚刚确立、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的人员、经费普遍紧张, 档案意识不强等原因, 有些地方的社区矫正档案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材料收集不齐全、归档不及时、文件排列混乱、目录和卷宗封面、备考表填写不全, 装卷不整齐, 书写不工整以及丢失原始文件、不归档等情况, 在档案的移交、保管和查询利用上也不规范, 和其他国家档案相比, 社区矫正档案的质量尚待提高。
四、社区矫正档案制度的完善
无论是站在社区矫正的立场还是档案工作的角度, 社区矫正档案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完善社区矫正档案制度, 笔者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首先, 应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档案的作用。社区矫正档案把矫正对象与司法行政机关、社会帮扶力量联系在一起, 把处置犯罪、教育改造、感化更生、重返社会等环节衔接起来, 通过建立和完善社区档案, 可以直观、可信地观察了解社区矫正的成效, 并能防止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的独特功能, 因此,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 应当坚持“一要见人, 二要见矫正档案”的原则, 高度重视档案建设。
其次, 要从法制、财政、人才等方面做好社区矫正档案的基础工作, 当前, 社区矫正工作还没有全国性的立法来规范, 社区矫正档案方面更是缺乏法律指导, 各地社区矫正机构大多是按照省级司法行政机关下发的规范性行政文件来执行, 应当在总结社区矫正档案建设的经验基础上, 根据档案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刑事诉讼法等法规的精神, 由司法部联合其他国家机关制定社区矫正档案方面的行政规章, 明确社区矫正档案管理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 并提供较为充足的经费、场地、设施支持, 同时要培训和培养既懂法律和社区工作, 又具备档案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专门人才。
最后, 要加强社区矫正档案的信息化水平。随着整个社会的剧烈变迁和行政、司法事务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社区矫正档案应当站在更高的建设起点, 加速向信息化方式转变, 当前应争取实现电子计算机管理社区矫正档案, 有条件的社区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和通讯技术, 将矫正对象的指掌纹、笔迹、照片、表现记录等信息加以采集, 并将通讯设备对矫正对象的区域监管、警示活动实时记录下来, 形成多维、动态的档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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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的社区矫正 篇9
2003年7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将社区矫正定义为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 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此外还确定了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六个省 (直辖市) 为第一批试点省市, 从而拉开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序幕。截止2007年9月底, 我国试点工作已在25个省 (区、市) 的130个市 (州) 、672个县 (区、市) 、5865个街道 (乡镇) 展开。共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4.1万人, 解除矫正5.4万人, 现有社区服刑人员8.7万人。
诚然, 社区矫正在我国推行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与国外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目前, 我国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专项法律, 只是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各试点地区大多以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和地方发布的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为指导文件, 对日常工作进行规范和管理。在这点上与国外的差距非常大, 如美国明尼苏达州早在1973年就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社区矫正法》。到现在, 美国关于社区矫正法律已经非常完善且内容翔实。
1.2 适用对象和执行状况不尽人意
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适用的对象主要是:①被宣告缓刑的罪犯②被判处管制的罪犯③被裁定假释的罪犯④经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⑤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 并应在社会上执行其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
这说明我国适用的是狭义的社区矫正对象。非监禁刑与监禁刑相比, 后者在现行刑罚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1.3 机构设置上有待改进
当下, 我国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 公安机关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考察。也就是说执法权在公安部门, 而工作权在司法局下属的司法所。
双主体并存的设置易出现各机构工作不易协调, 互相推诿扯皮, 工作流于形式等问题。
2 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的特点
虽然我国有关社区矫正的本质、措施、实施方法等方面都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但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上的社区矫正仍有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社区矫正的特点。下面将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2.1 工作理念上体现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下的人文关怀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 是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运用社区力量对罪犯进行矫治。目的是减少重新犯罪率并降低刑罚成本, 实现社会和国家最大化的预防犯罪。
当前, 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区矫正正是司法和谐的体现, 切合社会主义刑罚“治病救人”的理念。一方面通过矫正对罪犯进行有效地教育管理, 消除仇恨心理, 提高改造质量, 降低再犯率;另一方面对社区服刑人员予以人文关怀, 解决他们生活、就业上的困难, 保证顺利回归社会。
2.2 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适度分离的社区矫正组织体系
如前所述, 我国试点省市形成了执法主体、工作主体适度分离的社区矫正组织体系。这种组织体系需要执法主体、工作主体以及相关部分的职能分工和协作配合。它为社区矫正模式的选择提供了较大的试验空间。
现阶段我国之所以会采用这种双主体适度分离的组织体系, 是因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因地制宜, 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这样才会形成科学化、特色化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
2.3 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的特点
社区矫正从2003年开始试点至今, 一直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直辖市, 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模式“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
2.3.1 北京模式的特点
(1) 方式上行政色彩较浓, 以司法为主导。
北京市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 由公检法司等为成员单位。在基层主要通过司法所来管理。
(2) 人员配置上的特色制度—社区矫正协管员。
社区矫正协管员是在街道、乡镇协助司法所负责辅助性的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1名协管员管理5名社区矫正对象和15名刑释解教人员。这样可以比较好的缓解司法所人员不足的压力。
(3) 工作手法上的特色制度—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
分类管理是指根据矫正对象的的人身危险型和回归社会趋向, 将其分为A、B、C三类。从A到C, 人身危险性逐渐增大大, 回归社会逐渐变差。一旦类别确定, 矫正工作人员将严格按照分类对他们进行管理, 在报到的间隔时间、活动范围的大小、劳动时间长短等方面区别对待。
分阶段教育制度是将整个矫正过程分成初始教育、常规教育和解矫前教育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是针对接受社区矫正2个月的人员展开, 目的在于消除自卑心理、生存危机感和逆反心理。常规教育在接受矫正半年后至解矫前两个月开展, 目标是增强法律意识, 培养健康心理, 增强社会生存能力。解矫前教育是针对解除矫正前3个月的服刑人员展开的教育, 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作最后的准备。
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制度是“以人为本, 教育在先, 区别对待, 积极稳妥”的原则的具体体现。对于及时准确得发现社区服刑人员的深层心理问题, 有针对性的开展矫正工作, 具有很显著的借鉴参考作用。
2.3.2 上海模式的特点
(1) 运作方式上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力量, 以政府购买服务、团体运作、专业化为其特色。
上海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全面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市社会矫正工作。 除此之外, “上海模式”组建了专门的民间社团组织—“新航”社会服务总站。社团自主运作, 政府出资购买服务, 隶属于社团的专业社工承担专业服务。
(2) 人员配置上强调社会参与。
上海模式的矫正队伍由政府选聘和社会招聘构成, 二者比例为1:50。前者从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抽调;后者则从社会公开招聘, 在正式上岗前要进行集中封闭式培训。
(3) 富有特色的工作方法—三大板块五大基地。
所谓三大板块, 即日常管理、教育学习、公益劳动。五大基地就是针对公益劳动提供的基地, 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爱国教育基地、公益劳动基地、技能培训基地和推荐就业基地。通过多种多样的教育和活动, 最大限度的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行为恶习, 最终顺利回归社会。
(4) 高校参与。
上海市社区矫正办公室与上海政法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在人员培训、具体矫正措施等方面密切配合, 为上海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3 对我国未来社区矫正工作的畅想
自试点以来, 不少学者已经对社区矫正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透彻地研究, 并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策略。笔者认为, 只有将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同我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才能促进我国社区矫正更好地发展。
3.1 更新刑法观念, 树立宽容、尊重、接纳的理念
社区矫正在我国之所以发展比较缓慢, 是因为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人民大众长期以来受重刑主义和报应观念的影响。对于将罪犯置于自己生活的社区无法理解。因此, 要使社区矫正在我国枝繁叶茂, 必须引导公众转变刑罚观念, 以更加宽容的心态尊重、接纳社区服刑人员。
3.2 完善专项立法
3.2.1 制定统一的《社区矫正法》
社区矫正毕竟在我国推行时间不长, 经验也不够丰富。现在制定统一的《社区矫正法》是不现实的。但目前可以制定一些地方性的暂行条例, 再慢慢过度。
3.2.2 建立缓刑犯、假释犯身前人格调查制度
所谓审前人格调查制度即在法院判刑前, 由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 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评估, 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 供法院判刑时参考。
3.2.3 适当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
社区矫正的对象不应仅仅限定在前述的五类, 凡是罪行轻微、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都可以纳入进来。
3.3 设立专门化的社区矫正机构, 配备专业化的矫正人员
笔者认为, 社区矫正机构专门化可以通过在司法部下设监狱管理局和社区矫正管理局, 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内部也设置相应机构的方式来实现。而人员专业化包括两层含义:①专门的社区矫正人员, 即司法助理员、抽调的监狱劳教警察。②社会志愿者。社会志愿者可以从社会上招聘, 经考核通过方可上岗。
3.4 体现地方差异, 尊重地区特色
中国是个地域辽阔、习俗各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国家。因此, 我们在对待社区矫正问题上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而是尊重地区差异, 以期出现“百花齐放”的地方模式。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刑罚执行方式, 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但在我国历史并不长。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上的社区矫正, 在试点阶段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 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主要从我国社区矫正现状入手, 对其特点进行分析, 并对未来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社区矫正,特点,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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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构想 篇10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区刑；社区矫正立法
中图分类号：DF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2）02-0030-05
教育刑实施以来，行刑实践证明，监狱在封闭的环境里执行刑罚惩罚教育罪犯，始终存在着影响行刑效果的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不可克服的悖论就是封闭性措施与自由目的之间的矛盾。因此，各国仍在继续探索执行刑罚惩罚改造罪犯更加有效的行刑方式，为何不在开放的社区环境里执行刑罚惩罚改造罪犯呢？由此社区矫正就应运而生。
一、社区矫正的开展：设置社区刑、社区矫正立法的实践基础
2002年8月北京市密云县开展了罪犯社区矫正实践探索。2002年8月，上海市在徐汇区、普陀区和闸北区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阐明了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论述了社区矫正的基本内容，对在一些地区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较为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概念、原则、目的、任务、适用范围、管教办法、法律依据及法律监督，以及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人员及其职责，还有社区服刑人员的接收、社区矫正措施、社区矫正终止，向社区矫正规范化、统一化、标准化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2004年6月28日至29日，在开展社区矫正试点一周年之际，北京在怀柔雁栖湖召开社区矫正工作交流研讨会。从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发展规划来看，司法部研究决定，下一步准备将试点省份在原来6个的基础上再增加12个，扩展到18个。由此可见，社区矫正不是一项短期试点的工作，而是一项宏大的司法体制与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工程，其前景广阔。
2005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该通知指出，2003年以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议精神，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6个社区矫正试点省（市）积极探索，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为进一步推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经研究决定，将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等12个省（区、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由此，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扩大到18个省（市、区），包含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中部部分省份以及不够发达的西部省（市、区），以便更全面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之路，广泛地积累经验，为全国性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有助于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2008年12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发[2008]19号）明确要求，完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服刑地变更的条件和裁定程序，对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明确指示。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按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行宽缓处理，尽量教育挽救，增加社会和谐。打击犯罪、改造罪犯的目的是为了遏制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也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重要目标。司法行政、公安机关特别是监管场所要把教育人、改造人放在第一位，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真正使犯罪人员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对于不收监关押的，要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管理、教育、矫治机制，强化社会教育改造罪犯的功能，真正在社会上、家庭中把他们教育改造好。
2009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对全面试行社区矫正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主要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对于贯彻落实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部署，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发展，对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应设置社区刑
从2002年上海推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到现在全国正式施行社区矫正。毫无疑问，社区矫正是指在开放型社会环境内对特定罪犯的刑罚执行活动，这样的表述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社区矫正的特定罪犯通常包括管制犯、缓刑犯、假释犯、暂予监外执行犯、剥夺政治权利犯五类罪犯，但社区矫正的法律定性是什么呢？
（一）社区矫正的法律定性
综合实际情况来看，社区是人们在社会上从事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活动的地理空间，矫正是指改正、纠正的活动；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社区矫正是指在开放型社会环境内对特定罪犯的刑罚执行活动，严格意义上讲，社区矫正，既不是刑罚种类，又不是刑罚执行方式，而是指行刑场所。现行《刑法》第三章刑罚中，第一节规定了刑罚的种类，从第二节到第八节依次细列了刑罚种类，分别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没有“社区矫正”字样的表述规定。可见，“社区矫正”不是刑罚种类。
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的规定来看，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由监狱执行，不论是由公安机关执行，还是由监狱执行，均属于行刑机关在封闭的监禁环境里行刑，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对死刑立即执行外的自由刑的常规执行方式。现行《刑法》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中第五节规定了缓刑、第七节规定了假释，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编执行中，第214条至第216条规定了监外执行，第217条规定了缓刑的执行，第221条规定了假释的执行；《监狱法》第三章刑罚的执行中，第三节规定了监外执行，第四节规定了假释的执行。三部法典中均没有社区矫正的规定。可见，缓刑是常规行刑方式的行刑前变更执行方式，假释、监外执行同属于常规行刑方式的行刑中变更执行方式，变更执行方式的结果表现为“把在封闭的监禁环境里行刑改变成在开放的自由社区环境里行刑”，社区矫正也不是刑罚执行方式。
那么，社区矫正的法律定性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刑罚是源概念，那么刑罚执行方式就是上游概念，刑罚执行场所就是中游概念，刑罚执行活动就是下游概念。从法理和实践上讲，刑罚是应对犯罪的法定措施，判决的刑罚必须要执行，执行方式有常规执行方式、变更执行方式两种，而执行方式必然引出执行场所，这是行刑必不可少的空间环境，行刑活动必须在具体确定的行刑空间环境里展开。从刑事法律规定、刑事司法实践上看，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是在封闭式的场所——监狱执行的，管制是在开放式场所——社区执行的；作为常规行刑方式的变更执行方式，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将刑罚的执行场所由封闭的监狱变更为开放的社区。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其中第2、13、17条明确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此，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地位，这对于把“依法治国”贯彻落实到“依法行刑”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确保实施的社区矫正依法进行有重大意义。可见，在我国的刑事法律、刑罚执行实践中，社区矫正定性是在行刑活动的层面上，属于社区矫正的初级形式范畴；就现在来看，在刑罚范畴内，社区矫正就是下游概念。综合各国的情况来看，社区矫正可谓是“四位一体”，既是刑罚种类——社区刑，行刑方式——开放式，又是行刑场所——在社区，还是行刑活动——社区矫正。
而我国目前所作的，仅仅是在处理1983年劳改工作从公安部划归司法部的历史遗留问题，当时监狱工作虽划归到司法部的门下，但并没有涉及“管制的执行以及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变更执行工作”。从此以后，由于公安机关的警力不足、经费紧张、没有专门的编制，使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工作大打折扣，几乎成为纸上谈兵——只能落实在材料汇总的层面上，而管制的判决数更是微乎其微，因而谈不上规模执行的问题。我们今天所倡导和实践的社区矫正，从本质内容上看，仅仅是在规范、强化“管制的执行以及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变更执行工作”，所以说是在处理1983年监狱工作从公安部划归司法部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应设置社区刑
社区刑是从短期监禁刑的替代措施演变而来的，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社区服务始于1966年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主要是针对不能支付交通罚款的交通违规者适用。社会劳动或者称为劳动、社会劳动、社区劳动、强制劳动等，是指强制犯罪人在社会上无偿劳动的刑罚措施。英国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社区服务”的刑种，即法官可以判令犯罪人在社会上无偿劳动，以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整个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更加实用主义化并奉行经济节俭原则，1986年欧洲理事会发表了以“监禁刑的替代措施”为题的报告。很多欧洲国家都在为刑事司法机器过度耗费了税收和监狱收容能力极度短缺而头痛，为了克服刑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欧洲各国分别采取了相应措施，社会服务刑就是其中之一。丹麦1982年推行社会服务判决，取代短期监禁刑；在1992年对《刑法典》补充增加了专门规定“社会服务”的章节。芬兰1990年12月4日通过法令把社会服务确定为刑罚体系的一部分，试行期三年，1996年12月1日颁布法令正式把社会服务确定为刑罚方法。现在，社区刑是欧美国家惩治轻微犯罪的罪犯较为普遍的刑罚措施。社区刑制下，犯罪人在社区志愿者的帮助下，无偿地从事一些工作，例如保养草坪、检修保养公共设施、美化环境、帮助养老院的老人等，或者从事与他们个人技能相适应的社区服务项目。
虽然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活动地位，但由于缺失源头概念——刑罚种类、上游概念——行刑方式、中游概念——行刑场所，不免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困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律定性应从源头上考虑解决，应设置社区刑。所谓社区刑，简而言之，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是指在社区对罪犯进行监管、教育、劳动的刑罚种类。设置社区刑是正本清源之举，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实践中，有些部门作了有益的探索尝试。2001年8月22日《北京晚报》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向17岁的黎明（化名）发出了中国第一道“社会服务令”。社会服务令中写道：“黎明，我院已收到石家应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移送审查起诉你涉嫌盗窃一案。因你犯罪时未满18周岁，犯罪情节轻微，为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失足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现指令你到居委会进行无偿社会服务。”在社会服务令生效以后，黎明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一居委会，以“社会志愿者”的身份进行了100小时的补偿、无薪社会服务。服务的内容主要是帮助居委会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此外还为居委会办暑期足球培训班，当教练做指导。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自从2003年以来向部分未成年犯发出“社会服务令”，已有21名罪犯到老年护理院充任“义工”。这种方法对于黎明的改过自新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保障实务部门“依法办事”、“依法行刑”，应在刑罚结构体系内，改造管制和拘役两种刑罚措施，设置社区刑。设置社区刑，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结构，也是我国的刑罚体系适应国际社会轻刑化、社会化发展的需要。我国现行的刑罚体系是以死刑、徒刑为主体的结构体系，刑罚种类相对单一、难以适应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设置社区刑，不仅可以改变这种刑罚结构体系不科学的状况，尽可能有较多的刑罚类型满足罪行相适应原则的需求，而且对于一些不需要判处死刑、徒刑且不需要关押的罪犯，留在社会上接受刑罚惩罚改造。
社区刑有利于教育改造罪犯，可以使服刑罪犯避免监狱化的弊端，增强罪犯的社会责任感和自尊心，有利于促使罪犯的悔罪和改造。社区刑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的交叉感染，有利于加速罪犯的改造；可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教育改造罪犯，化解社会矛盾。犯罪人在服刑的同时不离开家庭，不离开平常工作、生活和学习的环境，既能继续自己的工作或者学业，又能履行抚养或者赡养义务，与社会保持联系，使犯罪人有机会获得家庭和其他社区资源等人际支持系统的帮助，从而顺利适应社会。社区刑有利于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应，社区刑的执行以不关押罪犯的方式进行，不需要监禁场所和设施及其费用，也不需要专门监管费用，可以为国家节约开支，而且可以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
三、社区矫正立法的构想
现在，我国举国上下都在倡导实践“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工程，要求各行各业都要依法办事。行刑工作更应如此，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也不例外，各项司法改革均应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这样才能彰显法律的严肃性，而不能“破法”行刑、“违法”改革，因为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会引起争议，影响法律的严肃性、统一性，司法机关有“违法执法”的嫌疑。例如，2004年1月14日，辽宁省普兰店市法院对一位在专卖店抢手机构成抢夺罪的在校中专生，不是判处刑罚，而是判处“到该市某社区无偿劳动”，在当地引起争议。该法院副院长孙德俊解释说：“在量刑上，我们细化和延伸了《刑法》中关于管制方面的有关条款，判处他到社区服务改造。”但是，有关专家对此做法提出质疑，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可以判处犯罪人到社区服务以抵消刑期的规定，因此，普兰店法院的判决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为规范现在的试点工作、为将来的社区矫正积累立法经验，首先，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立法授权的决定》，授权试点省市的人大制定有关地方性法规；其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试点省市的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定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这样，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具有了立法依据，做到了程序合法与实体合法并举，符合“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经过一定时间的试点工作，立法条件成熟时，再考虑社区矫止的立法问题。现在，社区矫止立法取得重大突破。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其中第2、13、17条明确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此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地位，必将推动社区矫正相关制度及队伍建设的配套立法完善。在2011年3月召开的全国社区矫正座谈会上，司法部领导明确指出社区矫正的一系列配套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立法进程的提速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已迈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一）国外的社区矫正立法
实行社区矫正的国家，不仅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有社区刑种类和执行制度，而且也有专门的社区矫正立法，还有包括社区矫正的综合性的刑罚执行法。专门的社区矫正的法律，是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性法律规范。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州，在1973年通过了《社区矫正法》，到1996年美国有28个州通过了社区矫正或类似于社区矫正的地方性法规。单独的社区矫正法规，是针对某一社区矫正对象或措施的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如日本《缓刑执行保护观察法》，新西兰的《假释法》。
从国外社区矫正的法律规定来看，社区矫正立法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和相兼容性，兼有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行刑法的内容。社区矫正立法因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的国体不同而有所区别，联邦制国家的社区矫正立法形式较为灵活多样，而单一制国家的社区矫正立法则较为固定单一。社区矫正立法因国情而异，英国在2000年颁布的《刑事审判法》中规定了社区矫正的内容，而美国则由各州来制定社区矫正法律规范。社区矫正立法呈现出国际法化的发展态势，不仅联合国制定的一些刑事司法规则包含有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如联合国《囚犯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监禁替代措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及《少年司法最低限度规则》，而且不同地区的成员国缔结的一些条约和规则也包含有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如欧盟的《欧洲社区制裁与措施规则》等。
（二）关于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
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可考虑从微观、宏观两个方面来解决。在微观上，应将管制、拘役这两种刑罚措施改造成社区刑，以生命刑、自由刑、社区刑重构我国刑罚体系的主刑部分，以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作为连接社区刑与自由刑、生命刑的双向通道，并规定刑种易科制、判决前的犯罪人调查制。宏观上，社区矫正立法有两种不同的出台形式，第一种是独立成典的“社区矫正法”，第二种是包含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法”。
第一，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内容。社区矫正立法不论采取何种出台形式，其内容都是具体明确的，应该涵盖以下七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则”，内容包括社区矫正的概念、目标、任务、基本原则、相关机构的职责和其他一般性规定。第二部分“社区矫正对象”，内容包括适用社区矫正的各类罪犯，应明确地规定可以或者应当适用社区矫正的犯罪人种类。第三部分“社区矫正机构”，内容包括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机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机构、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机构及其不同的具体职能，应该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来源等。第四部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规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职权和职责、任职资格等内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另一类是非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包括准专业人员、志愿人员等。第五部分“社区矫正工作程序”，内容包括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程序以及各种相关的法律程序或者手续等。第六部分“社区矫正的监督管理”，主要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监督管理内容，包括日常管理、调查、监督、奖惩等工作事项。第七部分“社区矫正的教育矫正”，主要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教育矫正内容，包括日常生活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职业教育、心理教育、心理矫治等工作事项。第八部分“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主要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社会工作内容，不仅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直接工作方法，也包括社会行政等间接工作方法。
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仅仅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初级阶段，实际上是在解决1983年监狱工作划归司法部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不断发展完善过渡到集刑罚种类、行刑方式、行刑场所“三位一体”的社区矫正的高级阶段。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既要顺应当今世界行刑的发展趋势，也不能急于求成，更不应急功近利，而应稳步推行，纳入到法制轨道上来依法进行，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方略”的要求。
第二，关于“刑罚执行法”创制。就主刑的执行情况来看，我国的刑罚执行机关多元化，行刑工作杂乱不统一，法律规范分散。死刑立即执行由法院承担，死刑立即执行的法律规范分散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大部分有期徒刑的执行由监狱负责，相关的执行法律规范规定在《监狱法》里；现在，社区矫正的立法又摆上了立法议事日程。就行刑的立法现状而言，分散的立法模式看起来方便，但总体上把握则显得零乱，不好操作。考虑到刑事法律体系完善，实体法——刑法、程序法——刑事诉讼法、执行法——刑罚执行法的对等、协调、递进的逻辑顺序完备，应制定《刑罚执行法》。从整体、宏观、长远来看，制定统一的刑罚执行法，并将行刑权集中由司法行政部门行使，应是我国行刑法制发展的方向。制定《刑罚执行法》有利于构筑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有助于统一和完善刑罚执行工作，克服刑事法律之间的脱节与矛盾，有效地解决刑罚执行工作不统一带来的种种弊端。
社区矫正基本问题研究 篇11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罚执行对应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 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
社区矫正是在近代西方国家兴起的一项制度。从国际社会发展趋势来看, 刑罚制度经历了由肉刑到监禁刑, 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阶段。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行刑人道化和行刑个别化是国际刑罚的发展方向。社区矫正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非监禁刑在我国虽古已有之, 但与当代西方的非监禁刑的行刑理念与制度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 社区矫正制度的引进, 适应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 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刑罚体系。
二、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 刑罚经济性理论
所谓的刑罚的经济性是指以最小的刑罚成本达到最大的刑罚效益。其中刑罚成本是指国家动用刑罚所必然支付的费用, 而刑罚的效益是指国家通过动用刑罚成本因此而所获得的惩罚与预防犯罪的效果。[2]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犯罪总数剧增, 传统的监禁刑所需的监狱、执法人员、罪犯生活费等刑罚成本的增加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与之相比, 作为非监禁刑的刑罚成本要低得多。从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实证研究看, 由于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社会资源, 社区矫正的成本远较监狱矫正的成本低。[3]
在我国, 据司法部统计实施社区矫正的经济成本大致仅是监禁刑成本的10%—25%, 而对犯罪人的矫正效果却比较明显。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在矫正期间重新犯罪的仅占接受矫正人数的0.18%。[4]
(二) 犯罪标签理论
犯罪标签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行为本身的内在性质, 而是取决于社会的解释方式。犯罪是社会贴上标签的结果, 在此标签下, 给犯罪人带来的心理上的耻辱印记和外界对犯罪人评价的降低, 使行为人逐步对标签的自我认同, 强化标签形象, 进而再次实施犯罪。社区矫正将犯罪人放到其居住的社区中执行, 使其不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 可以同周围的人一样融入家庭、社会中, 从而具有归属感, 恢复他们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老布出狱后因难以融入时下的社会生活最终选择自杀的情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禁刑的弊端。
(三) 刑罚的人道化趋势
人类刑罚的历史从以死刑和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过渡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再过渡到以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再过渡到以非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 这一过程就是刑罚人道化思想发展的结果。社区矫正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三、对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 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
作为规范意义上的社区矫正源于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将社区矫正上升为法律术语, 201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第258条对社区矫正做出规定。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作为衔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的暂时规定, 在执行社区矫正规定上具有重要意义, 是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重要举措, 但其仅仅具有“司法解释”的地位, 而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及诉讼和仲裁制度等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加以规范。因此, 制定一部《社区矫正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从长远发展来看, 整合《社区矫正法》和《监狱法》, 制定一部刑事执行法, 应纳入我国立法工作日程。同时,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 民族多样, 城乡及区域差别很大, 笔者建议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的规定, 允许根据特殊情况作出变通和补充性规定。这样可有效预防这一“舶来品”的“水土不服”。
(二) 对社区矫正人员现状的思考
1. 社区矫正人员受到社区排斥问题
正如前文所言, 社区矫正是个“舶来品”, 要让这个外来物在我国本土文化上生根发芽, 就必须考虑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在我国, 社区矫正人员虽说社会危害性较其他监禁犯罪人小, 但因同样有着犯罪人的身份, 很多人对这些在社区接受矫正的犯罪人常常避而远之, 甚至有时在背后指指点点,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彼此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 街头巷议使得被矫治人员及家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使得社区矫正人员难以真正融入正常的社区生活之中。据相关调查显示:社区矫正人员普遍感到街坊邻居及小区里的人不怎么与其说话, 常带着歧视的眼光看待。而社区矫正人员本身也不愿经常“抛头露面”。[5]
究其根源, 此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受到“面子”这一传统文化的影响。身背“犯罪”标签的社区矫正人员在这种特有的文化背景下,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的排斥, 其结果阻碍了他们融入社会的进程, 降低了他们再社会化的效果, 甚至会产生对社会的抵触及反感情绪。最终使社区矫正制度预设的功效化为泡影。因此, 社会对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解和接受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社区矫正的基石。因而加大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 更新传统文化观念, 纠正民众对犯罪人的偏见和误解显得尤为重要。在宣传时要充分考虑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的优缺点, 根据不同受众的媒体习惯有针对性地宣传普及社区矫正知识及理念。
2. 社区矫正人员就业排斥的法律制度问题
从事劳动, 获取报酬是一个人在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社区矫正人员由于被贴上“犯罪”的标签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常常受到排斥。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是产生该问题的制度因素。在《劳动合同法》中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而作为负刑事责任的社区矫正人员, 用人单位当然可以不予录用或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又如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我们不难想象在就业形势本就严峻的社会中, 社区矫正人员将现实受刑情况告知用人单位的结果, 刑法的该项制度规定无形中将社区矫正人员与社会隔离开来。而《公务员法》第24条的规定、《教师法》第14条的规定更是从法律上将社区矫正人员排斥在外。德国犯罪学家施奈德曾说:“一成不变和几乎是无法取消的烙印会牢牢地把犯罪人封闭在犯罪生涯里, 于是他再也看不到摆脱的希望。”[6]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社会, 这些法律制度上的限制无异于剥夺了社区矫正人员的生存机会和生存质量, 从而强化了再次犯罪的心理和对犯罪行为的认同。
对于有“前科”的人的职业禁止或限制, 阻碍了社区矫正制度目标的实现, 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不断完善现行法律制度中不合理之处, 适度放宽特殊职业的限制条件, 建立劳动力市场就业公平竞争机制, 促进社区矫正人员在社会化, 更好地发挥社区矫正制度的应有的功效。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社区矫正制度对我国而言是一个新生事物, 带有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 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有体制、文化、社会观念的制约, 这就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 使该制度在我国得以更好的发展和完善。
摘要：社区矫正是西方国家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因其为犯罪人回归社会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途径, 有着监禁刑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被现代各民主国家所推崇。社区矫正制度顺应了国际社会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和行刑人道化的发展趋势, 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需要不断地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 加大宣传力度, 使这一制度更好地为公众所接受;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 解决好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问题。
关键词：社区矫正,立法保障,社会排斥
参考文献
[1]骆群.弱势的镜像: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排斥研究[M].1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3.
[2]SatyanshuMukherjee&Adam Graycar, Crime and Justi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2nd ed. (Annandale, NSW:Hawkins Press, 1997) , p.97.
[3]谢文凯.浅议社区矫正制度[J].法制与经济, 2012, 5 (312) .
[4]周永胜.论社区矫正的法理基础[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2, 4, 10 (2) .
[5]尹婕.我国社区矫正之障碍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