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镇社区矫正工作信息

北镇社区矫正工作信息（共11篇）

北镇社区矫正工作信息 篇1

保华镇社区矫正工作信息

（第一期）

保华镇社区矫正办公室2013年6月20日

保华镇社区矫正办公室认真解决矫正人员的就 业 问 题

社区矫正工作是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是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步骤。为进一步开展好社区矫正工作，促进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使其在社会面上服务社会，从而全面推进保华镇社区矫正工作，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要求，保华镇社区矫正办公室坚决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念，认真分析社区矫正对象的自身素质情况，根据其掌握的技术，研究了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问题，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联系了部份企业落实了黎朝辅、龙翔、徐军、周绍武、郭正伟等五个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问题，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能够更加密切的配合社区矫正工作，认真矫正，信心百倍的步入社会。

北镇社区矫正工作信息 篇2

一、社区矫正利大于弊

社区矫正的出现, 就像其他新兴事物一样受到了争议。支持者认为社区矫正有利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也表明了中国的刑罚制度正走向恢复性司法的理性阶段。而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社区矫正并不能真正改造犯罪人, 相反因为没有严厉的惩罚和警戒可能会导致一些犯罪人再一次重新违法犯罪。

我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错, 但无论什么事情总有正反两面, 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 关键是看好和坏的比例如何, 正面效益多的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去做。社区矫正工作我始终认为利弊共存但利大于弊。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制度规定属于社区矫正范畴的目前主要是管制、缓刑、假释、剥权、暂予监外执行这五类。我们不难发现这五类人员总结起来有2个共同点, 一是社会危害性不大。暴力型等犯罪是不适合社区矫正的。二是刑期相对都较短 (除假释和剥权) 。实刑基本都是三年以下, 短则数月, 如果除去审判前的羁押在看守所的时间, 刑期就更短了。不利的因素是司法工作人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无疑增加工作量, 但是, 工作经费政府有一定的保障;另外, 司法行政干警身着便装教育、管理、矫正服刑人员, 弱化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

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实行社区矫正, 以教育帮助教育为主, 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 首先能够最大限度挽救这些因偶然或其他原因而犯罪的失足对象, 避免了他们因为被关押在监狱而产生交叉感染等问题。其次, 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的发展, 罪犯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 监狱基本都是处于很拥挤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影响监内犯人的改造质量。况且每1名犯人的一年的开销费用也是很可观的, 有人曾开玩笑说关押1名犯人1年的费用都可以培养1名研究生了, 这说明了监内行刑的成本太高, 现在社区矫正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可以有效的节约社会成本。三是对这些特定的服刑人员在社区内实施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和教育, 保证教育改造的质量, 并且有利于他们的顺利回归并且减轻他们及家庭成员的精神、经济等负担, 归根结底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二、社区矫正存在问题

首先, 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可能还不是很成熟。现在还没有专门的关于社区矫正的单行法律法规来支撑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刑罚修正案 (八) 将社区矫正纳入范畴, 但仅仅是为社区矫正正名, 社区矫正应当由哪个机关来执行等实际问题并没有提及到。虽然每个省市可能都会出台当地的一些社区矫正的规定来规范各自的社区矫正工作, 但是立法上不能予以保障的话, 我对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前景还是心存担忧的。

其次, 目前的现状是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 而日常管理却是由司法行政部门来承担。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在日常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司法行政部门的地位比较尴尬。这对于司法行政部门日常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也带来诸多问题。一是司法所没有强硬的管理措施来管理社区矫正对象, 非要依托公安部门的配合才行。公安机关虽然是执法主体, 但由于其主要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作为重点工作, 因此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很难花更多的精力在社区矫正工作上。

再次, 由于已经有实行社区矫正, 某些程度也会滋生腐败。本来应该进监狱的人因为自身人脉或者家庭经济等原因再犯罪后通过走后门等方式寻求监外执行, 社区矫正从形式上来说跟监内服刑有着本质的区别。我还曾听闻一些罪犯判处缓刑后在缓刑期间重新违法犯罪又判处缓刑的案例。如何防止因社区矫正腐败的发生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最后, 我还要提一点的就是缓刑、假释前的征求意见。这个事情本来是很好的, 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就有些走样了。监狱方面在这块做得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基本上所有待假释的人员一定会征询户籍地或实际居住地司法所和社区的意见。法院宣判缓刑前征询意见, 就我所在辖区的情况, 基本上很少有征询意见的。不知道其他地区的情况是怎样。更有甚者, 是一些当事人拿着意见征询表来征求意见, 说谁谁谁让我来的, 使司法行政部门非常尴尬和被动。我不知道相关部门相关人员是怎么考虑的, 但这样的处事方式我觉得非常欠妥。一来失去了征询意见的意义, 二来如果司法所下基层了解情况后出具不予接受的意见, 当事人迁怒于司法所工作人员或者采取报复等过激行为这就更不好了。

三、社区矫正工作展望

我们国家的社区矫正工作即将要全面开展, 如何能切实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值得我们深思。社区矫正的施行有那么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优点同时也存在了一些不足。如何去粕取精, 去芜存精, 积极地借鉴他国的优秀经验, 总结出我们自己适合中国本土的社区矫正经验并推广开来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展望“十二五”, 展望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 我衷心的希望属于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法的到来。这也是我觉得社区矫正工作当下重中之中的事情。只有立法上有保障了即明确工作主体、赋予了职责权利、保障了日常工作所必须的人力物力等等, 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才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健康发展下去。

欧美的社区矫正历经百年, 我们的社区矫正才刚刚起步。虽然可能在经验和内容等各方面存在许多不足, 但是我相信凭着我们无数的司法行政工作者的默默执着奉献, 一定会让社区矫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出不一样的花朵。“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等将上下而求索”。

摘要：本文从一名普通基层司法工作者的视角提炼并分析了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利和弊。首先认定利弊并存但利大于弊的事实, 肯定了社区矫正工作积极的现实意义。然后提出了现行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提出了对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展望, 殷切希望社区矫正的相关立法尽快出台, 以支撑我国社区矫正工作, 使其得以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健康发展。

浅析信息化条件下社区矫正教育 篇3

关键词：信息化；社区矫正；矫正教育

一、社区矫正教育的现状

目前，社区矫正实践中的学习教育多采用集中教育方式，即要求社区服刑人员在规定时间到司法所或矫正中心等机构接受统一授课教育。其在实践中暴露出若干问题，一是集中教育授课固定的时间安排与社区服刑人员工作时间可能会产生冲突；二是由于绝大多数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人手不足，更缺少具有更高专业素质要求的专业授课人员，实践中很难按照要求保质保量的开展集中教育学习，大部分情况下在每月進行一次集中教育后，其余要求的学习时间只能通过安排矫正对象自学等形式进行，学习质量及教育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三是由于矫正对象犯罪类型庞杂，当前基层司法所无法对其进行分类专门教育，只能安排进行统一矫正教育，导致矫正对象很难通过笼统的教育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深刻认识，无法真正实现社区矫正制度的恢复性价值。

二、社区矫正教育的意义

总体而言，社区服刑人员的学习教育贯穿于整个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中对矫正对象的教育活动正是实现其恢复性价值的关键途径，也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手段，良好、完善的社区矫正学习教育符合刑法社会化的趋势，有利于实现社区矫正制度建立的宗旨。

三、信息化条件下实施矫正教育

社区矫正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数量及相关素质限制、无法对不同矫正对象实施针对性教育、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人员腐败包庇矫正对象等无法保证矫正教育质量的现象。在符合社区矫正的现有法律制度下，在信息化条件下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网上教育，通过开发社区矫正学习教育平台，将学习教育变为网络和实体相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通过对社会各界与各地司法所优秀教育资源的线上整合分享，建立分类学习视频数据库，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开展针对性教育，对社区服刑人员灵活地开展网上教育与普通的集中学习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活动，解决基层司法所法律教育人力资源不足问题，实现授课“拿来主义”，有效减少各地司法所工作量，提升授课质量，通过对不同矫正对象进行专门教育进而有效提升教育效果。

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教育学习中，通过学习计时、随机拍照、不定期对教育内容进行测试等方式，能够足额保证学习时间，杜绝了各地人为操作降低学习时间与质量的现象，真正达到教育学习的目的，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完成矫正，顺利回归社会。

四、信息化条件下矫正教育的价值

1.理论价值

信息化条件下的社区矫正教育是对中国社区矫正教育学习工作方式的丰富，也是对现有的社区矫正实践的改革创新。同时，可以减少基层司法所人力物力投入、合理整合全国优秀资源、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专门针对性教育、有效减少矫正教育运行中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等。

2.应用价值

社会发展的趋势决定了刑罚制度进入了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比例会不断上升，中国的社区矫正正在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贯穿于社区矫正实践全过程的教育学习对于社区矫正的完成显得尤为重要。而基层司法所的规模有限，对工作人员的数量及相关素质要求较高，现实中无法做到对矫正对象的足额保质教育，且没有条件对其进行分类专门针对性教育，教育过程中因为人为操作空间大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也令人忧虑。

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通过整合国内外相关教育资源、对各地上传资源进行统一规制合理共享，以犯罪事由及罪行恶劣程度为基础分类方法，建立针对不同类型矫正对象的完善的社区矫正分类资源库，配合相关线下教育对社区矫正教育学习活动进行积极正面的互动，有效节约各地司法所运行成本，提高对罪犯进行矫正教育的质量与效率，必将成为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实践与发展的创造性改革方向。

五、结语

在社区服刑人员管理中，借助信息化手段提高管控能力，促进社区矫正教育工作向规范化、智能化、高效化方向发展，充分利用管理平台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管，扎实推进社区矫正教育信息化建设步伐，使服刑人员能够得到有收获、有转变有进步的矫正教育，这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也符合当下社区矫正成为现代法制重要手段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王磊.我国社区矫正教育的模式探索[D].曲阜师范大学，2009.

[2]杨清艳，叶茹娜.矫正教育提升社区矫正质量[J].人民调解，2013，07：37-39.

[3]金碧华.社区矫正对象的个性化教育[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56-60.

[4]张荣艳.社区矫正教育方法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30：92-93.

[5]刘念.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中的介入困境及专业教育反思[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4，04：67-74+99.

[6]卓丽华.中外社区矫正比较与我国社区矫正的完善[D].四川大学，2007.

作者简介：

杨眉，女，（1988～），江西省铅山县人，法学本科学士，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德州市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 篇4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 德州市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管理系统)是为提高全市社区矫正信息化监管水平、实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有效管控、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脱漏管和再犯罪、促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而建立的管理平台。为规范信息管理系统的使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信息管理系统由市司法局、县(市、区)司法局和司法所三级进行分级管理。各级应当落实专职管理人员，明确相应的工作职责。

第三条 县(市、区)司法局及下属各司法所工作人员使用的信息管理系统用户名由市局统一设定。登陆密码必须严格保密，密码外泄应立即更换新密码。

第四条 县(市、区)司法局及下属各司法所，应指定专人负责使用管理系统。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操作信息管理系统。

第五条 信息管理系统只用于社区矫正工作或经批准的司法 行政工作的有关内容。

第六条 司法所工作人员应在社区服刑人员办理入矫手续的三个工作日内，将其基础信息录入到信息管理系统中。基础信息包括社区服刑人员基本信息、个人简历、主要犯罪事实、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同案犯以及帮教小组、矫正方案等内容。

第七条 司法所工作人员录入社区服刑人员信息时，应上传下列材料：

(一)管制和缓刑：社区服刑人员照片、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社区矫正宣告书；

(二)假释：社区服刑人员照片、刑事判决书、假释裁定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社区矫正宣告书；

(三)剥夺政治权利：社区服刑人员照片、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刑满释放通知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社区矫正宣告书；

(四)暂予监外执行：社区服刑人员照片、刑事判决书、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或通知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社区矫正宣告书。

第八条 社区矫正日常管理活动中所产生的信息，如日常报到、集中教育、公益劳动和矫正终止等，应当按照信息管理系统的要求，在信息产生的三个工作日内录入系统。

第九条 严管级、请假外出、新入矫三个月内的在册社区服刑人员及其他重点人员，应当实施手机定位监控。

县(市、区)司法局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可以将其他人员纳入手机定位监控范围。

第十条 司法所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手机定位监控的，应将其基本信息上报县(市、区)司法局，由社区矫正科统一办理。第十一条 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手机定位，应由其本人签订接受手机定位监管承诺书，明确监管要求。

第十二条 司法所对实施手机定位监控的社区服刑人员，应每日进行定位监控，抽查人机分离情况，查看其历史轨迹，掌握实时动态。

第十三条 实施手机定位监控的社区服刑人员不按规定开机、有意造成人机分离、接到指令未在1小时内作出回应的，视作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按有关规定予以相应处罚。

第十四条 县(市、区)司法局应每日抽查社区服刑人员活动区域和手机使用情况，每周抽查司法所使用管理系统和定位监控情况。

第十五条 实施定位监控的社区服刑人员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经县(市、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负责人审批，办理手机定位解除手续：

(一)矫正期满解除社区矫正的；(二)被裁定收监执行的；

(三)涉嫌再犯罪被刑事拘留或逮捕的；

(四)办理迁居手续，到本区、县(市)外居住的；(五)死亡的；

(六)其他原因需要解除定位监控的。

第十六条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信息管理系统和社区服刑人员相关信息应严格保密。违反工作纪律和有关规定的，根据有关规定予以相应的处分。

第十七条 信息管理系统使用情况纳入考核范围，作为年终先进评选依据之一。

第十八条 社区服刑人员的纸质档案管理，按照《德州市社区矫正对象档案管理暂行规定》要求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德州市司法局负责解释。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接受手机定位承诺书

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的有关规定，本人在社区服刑期间自愿接受手机定位监督管理，承诺做到以下事项：

1、随身携带手机，杜绝人机分离；

2、手机始终保持通信畅通状态；

3、自觉接受定位监控，收到越界警告后立即返回规定活动区域；

4、接到司法局、司法所或管理系统告知后，在1小时内作出回复；

5、妥善保管手机，及时充电、充足话费；

6、手机出现故障不能及时修复的，应及时向司法所报告，并在2天内修复；

7、手机遗失、人为损坏导致无法继续使用的，由本人重新购置；

8、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

承诺人 年 月 日

社区矫正工作 篇5

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是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举措,是中央提出的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经中央批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从2003年开始,2005年扩大试点,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覆盖面稳步扩大,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1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88万余人,累计解除矫正48.2万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40万人,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0.2%左右。在试点试行工作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等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相互支持配合。各地普遍建立完善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三项工作任务,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确保了试点试行工作的扎实推进。试点试行成功经验表明,中央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决策是正确的,社区矫正工作适应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形势和需要,契合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是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

社区矫正准备工作 篇6

积极做好社区矫正事前准备工作

随着各项准备工作的不断完备，我市集中、统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已经指日可待。由于**地区两劳释解人员多，矫正对象数量也位居前列，所以是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的重点区域之

一。这两项工作是司法所的基本业务之一，事关辖区的和谐稳定。为了扎实做好工作，**所怀着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超前谋划，未雨绸缪，利用两周的时间深入社区调查了解刑释解教人员及社区矫正对象的现状，翔实掌握现有两劳人员、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事前准备工作，为工作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

一、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的关系

这两项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今天的矫正对象就是明天的帮教对象，二者互为依托，彼此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展开必将对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规范化形成一个很有力的促动。

二、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矫正对象调查核实情况

****区现有人口近3万，辖五个社区，其中**社区、**社区楼房居多，居民条件相对较好。**社区所辖人口最多，为楼房区与平房区杂居。**与**两社区为平房区，居民生活条件较差，同时也是两劳释解人员的集中区。我们采取看档案、问情况的方法逐一排查，要求社区提供情况必须真实，杜绝弄虚作假。经历

时两周时间的排查，达到了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的目的。

经核实汇总后，基本情况如下：

我地区现有刑释解教人员66人，其中刑满释放64人，解除教养2人。社区矫正对象13人。各社区具体情况如下：

****社区：刑释解教人员人 ****社区：刑释解教人员人（其中解除教养1人），社

区矫正对象：

****社区：刑释解教人员 ****社区：刑释解教人员人 ****社区：刑释解教人员1人），社区矫正对象5人

刑释解教人员都建立了帮教档案，做到一人一档，记录准确规范。这些人员绝大部分以打工为生，无固定工作，也有个别人在社会闲逛，从事护矿等高危工作。

三、下步工作打算

社区矫正工作尚未展开，就安置帮教工作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可行的帮教手段不足，我们的想法是从中介机构或广告宣传等处搜集尽可能多的招工信息提供给这些帮教对象，促进就业率；与劳动部门协商，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力争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针对确有困难的释解人员争得领导的理解和民政部门的支持，力所能及的发放临时救助，最大限度的解决这些人的燃眉之急。通过这些做法，让他们感受到政府的关心与温暖，做到“安身、暖心、富民，”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

北镇社区矫正工作信息 篇7

社区矫正是中央提出的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是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举措。

加强领导, 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社区矫正工作是新时期赋予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课题, 随着《办法》的贯彻实施, 社区矫正工作将面临着监管安全的严峻考验, 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以及执法队伍建设的重大课题, 未来我区司法行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为此, 我区不断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区四套班子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精心部署。一是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汇报, 研究部署, 要求坚持“积极稳妥、依法规范、协调配合、质量为本”的工作原则, 以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作为工作核心, 努力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二是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任组长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综治办、公检法、民政、财政、工商等17个部门组成;三是制定下发了《河西区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 明确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思想、适用范围、任务以及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四是召开了公检法司四长会, 研究部署了公安河西分局与司法局进行社区矫正工作交接的具体事宜;五是召开了全区社区矫正工作推动大会, 就我区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积极探索, 建立“3-4-5”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社区矫正承担着依法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适应性扶助3项任务, 要求各执法环节无缝衔接、管控过程无脱管漏管、重新违法犯罪率低于0.1%。实现这些目标, 探索一个健全完善的具有河西特色的工作体系是重要的前提和保证。为此, 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之上, 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支持下, 在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 我们初步形成了区委、区政府领导, 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组织实施, 公检法司相互协作, 各部门密切配合,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化工作格局和三级矫正组织、四支队伍、“五位一体”矫正小组的“3-4-5”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注重协作, 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 公检法司等部门分别承担着相应的工作职能, 我区公检法司充分发挥配合紧密的优良传统, 在完善办公室定期议事制度、信息沟通制度、工作通报制度、定期联合督导检查制度等各项工作制度的同时, 注重把握工作规律, 加强协作机制建设, 不断推进了我区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发展。

一是建立与各司法所紧密衔接的社区矫正人员衔接机制。我区根据不同的矫正类别完善了社区矫正人员衔接制度。二是建立公安机关共同参与的接矫解矫现场宣告制度。根据《实施办法》社区矫正的主体变更之后, 我局与公安河西分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 各公安派出所仍派员参与社区矫正现场宣告, 分管民警仍与司法所工作人员一道作为社区矫正工作小组的成员, 发挥公安机关的震慑作用, 配合各街司法所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管。三是与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完善调查评估衔接制度。区司法局与区法院多次就审前调查评估工作的委托、调查事项、庭审程序等具体环节进行研究和磋商, 联合制订了《河西区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 (试行) 》, 由人民法院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对被告人进行审前调查评估, 就被告人的平时表现、家庭状况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供人民法院在量刑时作为证据予以采纳。四是区检察院建立社区矫正工作全程监督制度。区人民检察院对我区社区矫正交付与接收、监管与矫正、变更与终止等环节的全程监督, 建立了定期检察与随时检察、日常监督与专项检察相结合的监督方式,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

严格管理, 努力提升社区矫正执法能力和水平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 司法局承担着调查评估、审批、予以警告、提出各项执法建议、组织教育学习、开展适应性帮扶、办理接收、解除矫正、协调检查评估等15项职责, 各司法所承担着矫正宣告、成立矫正小组、日常监管、组织教育公益劳动、帮扶等九项日常管理工作。区司法局和各司法所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 担负着社区矫正的重要任务。为此, 我们不断加强基础建设, 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管理手段, 努力形成科学的管理模式, 全面提升我区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北镇社区矫正工作信息 篇8

关键词：标签理论；社区矫正；去标签化

收稿日期：2010-09-28

作者简介：李雪（1977-），女，黑龙江双城人，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与精神健康。

社区作为一种因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互动群体，是人们生活世界的重要场景，也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道德经验的源泉。个体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社区中度过，通过社区，个体不仅满足自己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而且，也通过习得社区内通行的规范、传统、以及互动的价值观进行社会交往，满足自己进行社会参与、社会管理以及寻求社会支持的需要。因此，社区在为个体提供社会化环境和社会资源、培养个体对群体规范的认同、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亲密联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帮助越轨者再社会化的工作中，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将越轨者置于社区的环境内，利用社区资源对其进行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其目的就是通过多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发挥良性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效力，提高越轨人适应社会生活环境的能力，帮助他们复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如何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一个宽容、接纳的环境，发挥社区对个体的“同化”作用，使其完全融入社区，是社区矫正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社会工作者其他的工作内容如救助儿童、照顾老人、帮扶残障人士等困难群体相比，社区矫正往往因为案主本身的特殊性，而在社会资源获取如社区居民支持等方面遭遇更大困难，尤其是一些曾经危害四邻或具有较大负面影响的案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歧视、排斥以及标签对待，而这种来自于社会的拒绝、抛弃和标定，不仅会打击案主的自尊和自新的积极性，而且还会促使案主接受这种环境的否定性评价，从而产生与标签相一致的角色行为，也就是社会学中的标签理论现象。因此，对于社区矫正工作者来说，对案主主观意识的矫正还仅仅是一面，而对于于个体周围环境的调整和规范，尤其是去除大家对案主的“标签”态度，减少社会环境对案主的负面影响，则是促进矫正案主回归正常角色和正常生活的重要另外一面。

一、标签理论的启示

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也称“标定理论”，最初是由谭纳邦（F. Tannenbaum）1938年在其著作《犯罪与社会》提出的，认为犯罪行为是在行为者接受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被“标签”后才形成的。后来发展成为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中探讨越轨行为的社会成因的互动理论。代表人物为莱蒙特（E.Lemert）和贝克尔（H.Becker）。

与心理学及其他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标签理论强调的是越轨行为的发生不是行为者自身的原因、也不是由周围的社会环境引起的，但却是由社会环境界定的。也就是说，某种行为之所以是问题行为，是因为社会给他贴上了一个问题“标签”，越轨者就是“被成功赋予这种标签的人”。而行为者即便是偶尔或无意中触犯规则，在被标签标定后，也会对相应的社会情境做出适应性的行为，成为一名真正的越轨者。如一个偶尔吸毒的人在被大家认定是吸毒者时，即便他抗议这只是偶然，但这个标签还是会迅速取代其他社会角色（如教师身份，热心人等），而招致批评、孤立、嘲讽、歧视，甚至在就业、婚姻等大的方面遭遇困難。而一个人长期受到环境的这种标定与暗示，也会“破罐子破摔”，适应性地将自己归属为标签所指向的吸毒者的群体，成为真正的吸毒者。

1．“标签化”的形成过程分析：主观的定义何以产生客观的后果

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判断和评价，“标签”与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是基于人们对某种特定群体的角色地位和生活方式的一种“主观定义”，比如说对同性恋者、吸毒者的认知态度等等，人们可能并不十分了解这类特定群体，但却“基于某种偏见，凭想象对特定群体作出的判断，并没有什么系统的事实依据”，[1](P.206)而这种想象往往会成为有依据的事实，也就是说“主观定义”也会产生“客观的后果”。这种主观标签现实化的过程，也是标签理论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

莱蒙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触犯规则，如说谎、偷东西等，都是初级越轨者（primary deviant），即偶尔违反规则的行为，但并未对个人的心理形象和社会角色扮演发生持续的影响。之所以没能在越轨者这个角色上继续发展下去，是因为没有被环境“标签化”，而那些不幸被标签了的人，则因为社会反应的强化，如对其生活进行排斥、限定、人际孤立、以及更多的负面关注等等，导致了累次越轨行为（secondary deviant），也就是行为者开始以越轨者的角色来认识他们的行为和自我观念，构筑他的全部生活，并融入越轨群体，学习怎样在采取越轨行动时最少惹麻烦，以及从群体中获得情感的和社会的支持，成为真正的越轨者。因此，越轨者的产生，其实也就是以越轨角色为目标再次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轨者“把他人的观点自觉地反映到自己的行为上来”。[2](P.380)也就是说，标签的意义，其实也就是给越轨者提供了一个“目标模板”，限定并“模塑”了越轨者的角色地位和生活方式，越轨者“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只能按照符合这种否定标签的态度去行动”。[2](P.38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标签理论也就是演绎了的“托马斯定理”和默顿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境去行动,结果虚幻的假设演变成了真实的结果。

2．权力的弱势：什么人容易被标签

既然越轨者缘起于界定，是社会反应、也就是被标签化的结果，而与越轨行为本身的道德内涵无关，那么，对于同一件事比如说赌博来说，为什么在某个时期某个地点是合法的，而在其他地点其他时间是非法的，也就是说为什么社会反应选择了某些人或事件进行标签，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事件或人？标签理论认为，这种标签的选择性和相对性，反映了规则制定背后的权力关系：占主流地位的强势者制定某些规则，违反规则即构成越轨，同时，将违反规则或不符合规则要求的人贴上“标签”，标定其为“局外人”。弱势群体更容易被标签，不是因为弱势群体更容易犯错，而是因为规则是“局内人”制定的，二者权力的不对等，决定了规则本身就不利于弱势群体。而且规则不仅被差异地制定，也被差异地执行。如刑事司法系统更容易关注穷人、流浪者、有前科的人等等。即使是强势者犯了错，也会得到袒护，社会学者将这种越轨行为称之为“精英越轨”，如垄断，贪污等。[3](P.181)

标签理论成功地解释了标签化与越轨行为产生之间因果联系，也使我们看到了越轨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它把越轨解释为一些人成功地将另外一些人标定为越轨者的过程，使得人们在研究越轨行为时，不只是越轨者自身寻找原因，同时也归责于影响越轨者的负面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虽然标签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如它忽视了越轨者的主观过程、不能解释初次越轨原因等，但在帮助我们客观准确地理解并规范越轨行为方面还是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二、社区矫正中的“去标签化”

由于“标签”所指向的大多是具有许多不良品质的角色身份，因此，去标签化其实就是去除社会环境对越轨者的这种身份认定的过程。与来自于邻里、朋友或家庭的非正式的标签相比，社区矫正的案主头上的“标签”是经过司法机关这种权威性组织明确的“罪犯”（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社会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而在社会环境尤其是社区居民对案主的角色认知中以及案主的“自我概念”中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标签是被正式贴上的，是经过“堕落典礼”（degradation ceremony）这种仪式的。[4](P.220)这种特征反常到如此显著的程度，无疑会成为案主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面临的巨大交往障碍。

通过情境界定，帮助案主建构正常的角色身份

戈夫曼认为，人们在与具有某种“耻辱标记”的人进行社会交往时，最大的互动障碍其实来自于对双方能否胜任正常角色的判断。如正常人能够胜任正常角色，而具有耻辱标记的人被假定为不能胜任正常的角色，而要改变人们的看法，去除“耻辱标记”，“除非他们能够证明他们是胜任的”“是能够和其他人正常的互动，或者能够体验全部人类所具有的各类需求、兴趣和情感。借此来克服他人的消极否定”[2](P.426)因此，要克服耻辱标记带来的一定限制，“根本的问题在于设计一种作为正常的和可以胜任的人的身份”。[2](P.427)贝克尔也认为，“越轨者的身份常常成为他的主要身份（master status），一种居支配地位且限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身份，而这个身份也导致越轨者成为一个不同于我们大家的人，他不能或不愿意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行动”[4](P.220)，也就是说，要帮助矫正案主去除周围环境的标签化认知態度，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帮助案主建构正常的角色身份。而既然社会反应的“情境定义”是模塑个体的重要手段，个体在减少这种模塑对他的不利影响时，往往也必须从情境界定入手。

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一般是建立在对对方的一定的整体印象和类型化知识基础之上的，比如说，对方是医生，医生代表了哪类品质、那种人，在交往时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这种对对方角色的认知，是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彼此身份认同和保持正常交往的重要手段。而对社区矫正对象来说，社区居民对他的角色认知，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如较高侵犯性、品性不端、不正常等偏见和刻板化印象，而要改变这种认知态度，帮助案主在社区内建立正面的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居民和案主共处的机会，在社区推广去除偏见、友好接纳、帮助矫正的观念，实施社区动员、整合资源，创造机会让社区成员可以从不同的活动中去认识和接触矫正案主，去除标签化认知，相信案主也能够胜任正常的社会角色，是社会的一员，有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价值，有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权利。同时，也要帮助案主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正确认识他人的消极评价，有意识地抵制负面标签的影响。

2．增权：对案主自我意识、交往技巧、权力资源的提升

增权（Empowerment）是社会工作领域提倡的重要价值观念和工作方法之一。虽然增权的概念的界定是有异议的，但基本上，“增权被描述成一个目标、一个过程和一种介入方式”[5]。目标在于通过社会工作者和矫正案主的共同参与和运用一系列的方法手段，“增加个人、人际或政治权力，以便个人、家庭或社区可以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处境”[5]，减少被耻辱标定化的群体或其成员因由负面评价造成的无权。

对社区矫正工作案主的增权，大致可以从个人层面、人际层面、政治层面三个部分来进行。首先是对案主个人自我意识和心理状态的提升。社会的负向标签和否定评价，使得案主往往具有较强的自卑意识，容易接受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看法，认为自己是低下的、无能的，“不能意识到自己应有的人格尊严和社会权利，也看不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价值”[6](P.19)，因此，社区工作者必须通过一些介入方法，如帮助案主克服自卑意识、鼓励案主参与，接受案主对问题的定义，提高案主对自我能力的认识等来帮助案主提升自我效能。其次是人际层面，要帮助案主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平等关系，并确认自己能够与他人进行正常的交往，同时传授一些具体的如沟通、相处、行动的技巧等等。在政治层面，要提升案主对于权力的意识，鼓励案主积极争取权力及其相关资源，倡导和争取资源的重新分配。

综上所述，对于社区矫正案主的去标签化过程，其实也就是改变社会环境对案主的偏见、歧视、排斥，帮助案主重新胜任正常的角色身份、争取相应的权力和资源的过程。通过正向的情境界定和增权，不仅有利于增加社区居民与案主互相了解与积极互动的机会，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矫正工作，而且有利于预防案主再次越轨，使其真正复归到社会中来。

参考文献

[1]埃伦•内廷等著，刘继同等译.社会工作宏观实务[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2]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3]蔡文辉.社会学理论[M].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社，1979.

[4]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十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3，（5）.

[6]高鉴国.中国社区工作者手册[Z].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社区矫正工作总结 篇9

社区矫正工作总结

社区矫正工作总结

一、基本情况

我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自今年4月17日正式启动以来，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各成员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有力配合和大力支持下，各级社区矫正组织克服困难、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截止7月9日，已完成交接工作，于7月10日起转入正常接收，步入常态化管理的轨道。目前，全区已经累计接收各类矫正对象92名，已经解矫8名，新接收26名。其间缓刑63人；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19人；假释6人；暂予监外执行的2人；管制2人。我们的主

要做法和体会是：

一、精心组织，规范运作，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前提

自社区矫正工作全面推行以来，区司法局作为牵头部门，按照两办转发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要求，全面组织开展工作。

调查摸底、理清思路。今年3月，我们指导各街道、慈城镇，对各辖区内现有的五类矫正对象进行地深入细致排查，3月底进行了汇总。与此同时，局长亲自带队，多次走访宁波市社区矫正试点单位鄞州区司法局，咨询社区矫正工作难点和经验。在全区社区矫正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前，我们通过走访街道、慈城镇，及相关部门进行交流听取意见，积极赢取各单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并在指导思想上、工作经费、人员配备、办公场所的落实等方面形成共识，初步理清了工作思路。为社区矫工作的全面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章立制，规范运作。为了规范社区矫

正试点工作，在起草《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同时，制作出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根据市里要求的三个阶段，结合我们江北实际将工作任务细化到每一天。以区委办文件形式下发了《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与分工、工作原则及目标、工作范围及任务，实施步骤、工作内容、工作制度及工作流程。并建立了例会、请示报告、档案统计、教育培训和奖惩考核六项制度。同时我们在档案建设上下功夫，统一印制各类登记表、社区矫正人员登记名册及帮教志愿者名册。在排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社区矫正对象人户分离，针对这一现象，及时研究，结合我区实际，参照试点单位制定了《关于人户分离的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日后的规范运行。

指导督促，深入推进。为了加强指导，由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牵头聘请了宁波大学法学院资深心理学教授组成江北区

社区矫正法律事务和心理学专家咨询指导组。同时为了推进工作，区司法局多次到区法院、公安局、检察院等部门，就社区矫正工作的运作和衔接，争取成员单位支持，深入推进。并坚持工作重心下移，从“排找困难，强化指导”入手，区司法局多次深入到各街道、慈城镇，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排找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指导各街道、慈城镇做好矫正基础性工作。

4月17号下午。我区召开了全区社区矫正工作动员大会，区政府分管领导作了动员报告，区司法局、区人民法院、区检察院、公安局江北分局分别部署工作。为我区全面推行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求真务实，坚实基础，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运行的关键

我区把求实效作为工作目标，注重基础，大胆实践，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运行。

领导重视，组织健全。为加强社区

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我们分别向分管领导、分管部门、区常务会汇报情况，主动上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已便获得最大的支持。同时，成立了江北区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并按委员会统一要求，人事部门本着急事急办的原则，报请并同意，通过内部调整，成立了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科。财政部门按照需求，落实社区矫正工作启动经费和人头经费；公、检、法三部门全力协助配合，为确保社区矫正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各街道、慈城镇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明确由街道、镇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担任组长。各街道、镇结合工作任务，将民政、教育部门列入领导小组成员。各司法所落实了相对专一的工作人员，全面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日常管理。

加大宣传，营造声势。社区矫正是公共治理的重要方面，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广泛宣传，提高人们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认识，转变观念，是做

好这项工作的基础。为此，我们在全面推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初期，就着手编制印发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学习资料和宣传册，其中《社区矫正工作指南》共印册，《社区矫正工作资料汇编》共印500册，同时从省里购买了《社区矫正实务》《浙江省社区矫正工作资料汇编》60多册。确保区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成员及各街道、镇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村、社区干部、社区矫正工作帮教志愿者以有社会服刑人员的单位负责人人手一份。同时，充分利用我区《新江北》报刊及广播电视台这一新闻阵地。发布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专访报导，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大活动及时予于宣传。各街道、镇充分利用宣传厨窗、板报栏和横幅等广泛宣传。从而动员社会各界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汲取经验，强化培训。为了避免在工作中走弯路，局领导亲自带队多次走访兄弟单位。在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启动后，又组织各街道司法所分管领导与司

法所所长一同，到我市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单位学习参观，听取经验，翻阅档案。在社区矫正工作者上岗之前，我们组织司法所所长、社区矫正工作专门负责人和内勤进行岗前培训二天。聘请了区法院专业人士，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考核、档案建立等知识进行了系统讲解。同时，各街道、镇分别集中组织社区矫正工作帮教志愿者进行相关知识培训，提高了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严把三关，是做好社区矫正起步工作的保障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可鉴见的经验有限，大多数工作还是要靠自己边实践、边探索、边提高，为了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我们严把工作环节。

把好移交关。首先是社区矫正对象相关材料的移交。为了确保衔接工作准确无误，我们采取了由公安局江北分局相关部门收齐整理后，统一移交给区司

法局的形式。公安机关按照工作要求，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档案进行整理补缺，做到档案不补齐不移交，人档不对号不移交，对象下落不明不移交。在接收材料时，我们按照事先印制的各类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所需材料名细表，一一对照，查看是否有缺失。其材料做到了百分百合格，全部一次性过关，通过签字确认移交。再由我局基层科分别移送给各司法所，确保材料齐全。其次在社区矫正工作的移交型式上，我们对会议流程、相关材料，做了统一规定，并多次组织人员到场进行指导，确保交接会议不图形式走过场。同时各街道、镇现场会结束后，按计划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加了第一次集中政治学习。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宣讲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与义务，治安处罚法有关内容及请消假、会客、搬迁等相关制度。全区8个街道、镇在移交、学习过程中都平稳有序，社区矫正对象积极配合，表示自觉接受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

把好首次谈话关。做好首次谈话有利于矫正对象感受社会化教育，促使他们摆正位置，调整心态，认真接受教育和改造，所以我们一直很重视第一次与社区矫正人员的谈话工作。在各种会议和培训班上多次强调，并对首次谈话的参加人员、谈话内容以及所做事项都进行了详细规定，统一印制下发了谈话笔录格式。各街道、慈城镇都由司法所为主、公安派出所配合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首次谈话，了解掌握矫正对象的家庭、工作、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思想动态，工作人员向社区矫正对象发放《社区矫正人员须知》，宣讲在实施社区矫正期间，应当遵守的有关规定和管理制度，重点强调违反有关规定和管理制度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把好重大事项汇报关。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始前，我们就详细制定了六项制度，其中一条就是“请示报告制度”即“对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及时上报，遇紧急情况要边处置边报告”。各街道、慈城

镇认真执行，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汇报，共同探讨，及时采取措施。

四、因地制宜，注重特色，是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方法的基础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要求各街道、镇要坚持标准、注重发挥优势，彰显特色，不断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方法。

就地取材，共驻共建。为了充分发挥地方和学校各自的地域优势和人才优势，整合资源，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与宁波大学法学院签订地校法制共建协议，率先在孔浦街道开展了“法律人在行动”活动。首先我们聘请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讲师组成社区矫正工作法律事务和心理学专家咨询组，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研究有关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及心理问题，探讨、提出立法建议。其次，我们聘请了在校大学生为社区矫正工作帮教志愿者，深入到村、社区，提供司法协助。一来较好地

解决了社区法律专业工作者紧缺的难题，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输入新鲜血液；二来为大学生学以致用提供一个实践场地。充分发挥大学的学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实现共建单位的双赢。做到因地制宜，抓出各自的工作特色，努力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配合有力，齐抓共管。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完全的社会环境中实施，必须依托社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我们通过建立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慈城镇、庄桥洪塘街道与当地敬老院建立公益劳动基地，其中庄桥并自制了矫正对象考勤卡。中马、文教、白沙、孔浦等街道鼓励社会有识之士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动员包括村居、企业、楼道、村民小组等各方力量参与到对矫正对象的管理教育中来。以社区老人养老场所为社区矫正人员的公益劳动地点，中马街道还两名矫正人员自源出资帮助贫困学生。截止目前，我们聘请了100余名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工作计划 篇10

为强化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保证社区工作计划的顺利开展,根据《沭阳县社区矫正工作工作要点》，并结合我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乡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研究解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二、乡司法所在矫正对象办理手续时。对矫正对象进行第一次谈话，告知其权利、义务，宣布社区矫正执行中的学习、教育、奖惩、公益劳动等各项规定，并发放《社区矫正对象须知》。

三、在矫正对象办理登记手续后7日内，乡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与有监管能力的矫正对象近家属或其原单位、村(居)委会签订矫正监督协议。

四、每月的20日监督人必须向司法所报告矫正对象上个月的生产、生活及日常表现情况。

五、每周五上午矫正对象必须向司法所报告上周的活动情况，可电话汇报，司法所做好记录。

六、每月的25日矫正对象必须到司法所汇报一次，递交书面情况汇报，司法所工作人员并对矫正对象进行一月一次的谈话教育。

七、每个月司法所工作人员将尽可能地走访矫正对象家庭、单位或村（居）委会，了解掌握矫正对象的情况。

八、每月26-28日司法所对矫正对象综合考核一次，考核结果填入《社区矫正对象考核表》。

九、乡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6个月召开一次评议会，并请检察机关派员参加，对矫正对象进行综合评议作出鉴定。

十、司法所工作人员在矫正对象矫正期满前一个月，指导矫正对象进行自我总结，填写《社区矫正期满鉴定表》。

十一、每月28日按时报送社区矫正数据信息及其它相关信息。

十二、有劳动能力的矫正对象，在每月10、20和月末进行一次公益劳动，时间不少于3小时。

****司法所

北镇社区矫正工作信息 篇11

一、社区检察部门开展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职能定位

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从公安机关调整为社区矫正机构，使街镇司法所成为最主要的社区矫正执法力量。同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些都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自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在总结我国传统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基础上，已初步建立了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并逐步探索建立融教育矫正、监督管理与社会适应性帮扶为一体的新型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也需要对社区矫正监督机制作相应调整和完善，通过派驻社区检察室承担此项职能，有利于检察机关弥补对基层司法所监督的空白，发挥检察室贴近一线的平台优势，在人员配备、工作方法等方面强化对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

目前本市各社区检察室均配1-2名社区矫正监督专职干部负责管辖司法所的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各区县院社区检察科由专人负责全区县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汇总和分析，市检察院社区处设专职岗位开展全市社区矫正监督业务指导和协调，已形成市、区县、街镇三级社区检察部门对应社区矫正机构的分层监督模式。2014年5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会上高检院李如林副检察长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检察机构，特别是要加强基层检察院的机构建设”，从全国来看，上海的社区矫正监督，从职能定位、机构设置、监督模式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具有较鲜明的工作特色，已初步实现了高检院提出的“建立和完善派驻基层检察室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对接联动机制”、建立“承担社区矫正检察任务的专门机构”的工作要求。

二、社区检察部门对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模式和工作做法

目前全市共设立社区检察室43个，已实现对全市17个区县218个街镇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监督全覆盖。总体来看，我市社区矫正对象已从2012年的6000余人增加到目前的8500人左右，同时随着劳教制度取消及速裁机制的推行，预计我市监外服刑人数仍将持续高位运行，这对本市社区矫正及法律监督工作的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与时俱进。

（一）对外搭建监督配合平台

一是搭建联系平台，加强监督机制建设。市院社区检察部门注重与市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工作联系，在市级层面建立社区矫正监督协作机制，会签双方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支持配合的若干意见，旨在通过制发工作意见，固定检察监督方式方法，促进社区矫正监督的规范有效。同时各区县院社区检察部门与同级社区矫正部门已普遍建立起联席会议、情况通报、联组学习等工作机制，通过常态化的工作互通联系，深化监督工作。

二是搭建数据交换平台，多层次开展底数核对。依托社区矫正对象信息交换工作机制，全市各级社区检察部门及时掌握本地区社区矫正对象底数和交付执行情况，通过多层次底数核对，从源头预防和减少脱漏管。目前，各派驻社区检察室通过日常巡检工作，对街镇司法所进行常态监督，及时核对进入和终止社区矫正的人数；社区检察科与区县司法局于每月25日核对在册社区矫正人数，及时排查和纠正脱漏管；市院社区处和本市法院、监狱、公安机关与市矫正办形成每季度核对全市各类社区矫正对象人数机制，通过对判、交、送、接、管各环节数据的综合比对，发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衔接中出现的问题。

三是搭建信息化共享平台，推进实时动态监督。信息化动态监督是社区矫正及监督工作发展的方向，目前在全市各区县已成立或试运行的社区矫正中心，社区检察部门已接入区域社区矫正管理系统数据浏览终端，提高了对社区矫正底数核对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市院社区处与市矫正办正结合各自业务软件的研发和升级，探索建立市级层面的社区矫正数据共享系统，以实现对全市社区矫正执法情况的动态掌握和同步监督。

（二）内部建立“三位一体”监督机制

一是逐人建档开展日常巡检。社区检察室对管辖内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一人一档制度，通过开展社区矫正执法一线现场检察、文书审查、约见谈话、台账核查等工作，检察日常监管和矫治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并将监督措施与结果记入检察档案，实现对监督工作的动态管理。在开展日常巡检的同时，突出对监外执行重点对象的刑罚执行监督，2014年初，市院社区处通过对重新犯罪、社区矫正机构风险分级等情况的分析，并经过在部分区县的比例测算，下发了《关于对监外执行重点对象刑罚执行加强监督的通知》，明确将：1.被社区矫正机构纳入一级矫正的社区矫正对象；2.经常居住地不在列管地的监外执行对象；3.涉毒罪犯（依照《刑法》第六章第七节定罪量刑的罪犯）；4. 因同一性质犯罪行为被处两次以上（含两次）刑罚的监外执行对象等四类对象列为社区矫正重控对象，在日常巡检中要求逐人参加列管宣告、约见谈话，强化检察措施，并重点检察其集中教育、公益劳动、矫正档案及奖惩情况，及时预防和纠正监外执行对象漏管脱管，控制重新犯罪率。

二是常见多发问题重点检察。重点检察主要是围绕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判执交接、列管宣告、外出请假、教育劳动、期满解除等重要环节中的常见多发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检察监督，重点查明社区矫正的衔接、监管、检察监督等各环节上存在的衔接疏漏、监管不严等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如在判执交接环节，针对日常检察中发现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执行不到位、列管地核实不准确、执行文书送达不规范而导致延期宣告多发的问题，加强与社区矫正职能部门的底数核对和文书核查工作。如静安区院与区司法局、区法院会签了《关于社区矫正判执交接工作的若干规定》，通过建立被告人保证和承诺责任制度、明确区司法局指定列管的期限、探索核实列管地听证会制度等方法，解决因司法行政机关对法院确定的列管地有异议而互相推诿不予列管的问题，自文件会签以来，区域内再未发生过因居住地争议引发的社区矫正人员脱漏管情况，总体运行情况较好。又如在宣告纳管环节，针对部分地区派出所参与社区矫正宣告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率较低等问题，黄浦、徐汇社区检察部门重点关注此类情形，统计民警参与率，向分局法制办进行通报，并针对公安机关配合社区矫正工作意识上、警力安排上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并且把专项检察后公安机关采纳意见、整改情况作为日常重点监督事项。通过检察，黄浦、徐汇两区建立了社区矫正宣告前向民警预通知制度，徐汇更是将通知纳入了信息化管理的网络平台，即将宣告时间预先输入信息管理平台系统，由系统自动向列管地派出所民警手机发送通知短信。目前，两区均做到社区矫正宣告执行地民警全参与，保障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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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突出问题专项检察。围绕社区矫正活动及监督工作重点及发现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检察，力求通过专项检察反映并解决影响社区矫正规范运行的一类问题。2011年以来在全市层面，已开展“监外执行对象脱漏管”专项检察和“社区矫正人员监管矫正措施落实情况”专项检察，通过深入查找脱漏管症结，排查监管矫正措施不到位而形成重新违法犯罪风险的隐患，提出了落实社会调查制度、强化被告人承诺保证义务、提升矫治针对性等建议，并促进建立全市社区矫正信息联动平台。同时，各区县院结合本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特点，针对执法中的典型性、普遍性问题开展专项检察。2013年，全市各区县院社区检察部门共开展“交付执行衔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列管宣告程序规范性”等主题的专项检察12个，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社区矫正执行的规范性。2014-2015年，市院社区处连续两年与上海市社区矫正部门共同部署，针对当前暂予监外执行在法规规定的合理性、统一性和操作的规范性都有所欠缺，且容易受到法外因素干扰，暴露出很多执法难点的问题，由两家单位共同制文，联合开展“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查”活动，重点检察判执交接、监内监外衔接的交付执行和收监执行环节。检查发现暂予监外执行存在执行标准不一、特殊对象（流浪人员、精神病人、艾滋病人、未成年子女唯一监护人等）暂予监外执行管理及收监困难、暂予监外执行对象重新犯罪收监难等问题，各级社区检察部门将根据问题的典型性和严重性，按照个别问题口头纠正、严重问题发文纠正、一类问题汇总通报的形式，跟踪检察纠正情况，并注重在更高层面推动一类问题的协调和解决。

三、关于我市社区矫正及监督工作的设想与思考

社区检察室通过下沉工作平台、充实监督力量、深化监督措施，改变了传统社区矫正监督主要依靠对数据、查文书的模式，使刑事诉讼末端监督得以强化。但同时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快速发展，对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和实效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需要我们深化认识，转变观念，通过认真做好检察环节的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推动社区矫正整体水平的提高，服务新型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和社会科学治理。

一是积极转变观念，应对新形势对社区矫正监督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时指出：“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做好新形势下的社区矫正工作指明了方向，也对检察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在思想意识方面，针对行刑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劳教制度取消及速裁机制可能带来的社区矫正对象增多的趋势，需要社区检察部门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转变工作观念，变被动检察核对为主动推进制度完善，实现在观念和监督方式上的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经过试点试行已具备了较好的工作基础，《社区矫正法》已经列入立法规划，进一步全面推开社区矫正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的工作机遇，在市级层面积极推动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进上海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在自身建设方面，针对上海社区矫正工作在矫正中心建设、专职社工队伍建设等方面全国领先的状况，需要检察机关在相应机构设置上给予进一步的适应和匹配，健全三级对应的监督模式，实现在监督方法上的进一步对接和深入；同时针对我市社区矫正机构在队伍结构上的充实和制度建设上的需求，也需要社区检察部门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人员能力和相关配套建设，全方位补强监督力量上的欠缺与不足。

二是深入开展监督，切实提升一类问题监督水平和成效。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于2003年开始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六省市试点，2005年进一步扩大试点省份，2009年全国全面试行，各地普遍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指导管理，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工作发展较快。但同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困难和难题，需要社区检察部门在工作中予以关注和推进解决。一方面立足职能，注重一类问题的提炼剖析。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快速发展，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不尽完善，执行主体变更后相应职权承接不清，基层司法所执法力量不足，相关单位协作配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日趋突出。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预防和减少脱漏管、个案纠正就能解决，更需要社区检察部门在检察监督的过程中发挥深入基层、专门化监督的职能优势，及时发现并剖析一类问题的形成原因及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善用载体，促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有序。如针对实时定位监控缺乏制度规范、我市暂予监外执行监管标准不统一、社区矫正执行中止的条件及做法不一致等问题，需要社区检察部门加强同司法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沟通协作，依托社区矫正联席会议、监外执行工作领导小组等平台，运用情况通报、监督白皮书等载体推进一类问题的解决，在市级层面促进相关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实现监督广度与深度的良性循环和有机统一，同时通过经验方法的积累和总结，为本市及全国的相关立法工作及制度构建提供案例和参考。

三是创新工作方法，提高社区矫正的监管水平和技术含量。现代的社会管理方式和司法理念，都致力于通过创新且相对合理的制度尝试，寻求一种更有效率和更有益于适应社会的社会化行刑方式，这也要求我们在社区矫正执行及监督工作中，不断更新观念及监管方式，提高社区矫正及监督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方面推动社区矫正管理科技化。实时定位监控作为一项创新的技术手段，对于增强社区矫正人员服刑意识、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效率、深化刑罚执行效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但相较于部分省市（如浙江）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实时定位监控高达70%的覆盖率，我市在此项工作中依然存在较大的顾虑，尚未形成规范性的做法。结合今年人大代表关于实时定位监控措施的书面意见，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实时定位监控工作力度，通过探索建立社区矫正计分管理制度，制订多层次的奖惩规则等方式，加强对实时定位监控使用中违规行为的界定和管理，弥补当前实时定位监控适用及奖惩措施上的制度空白，使之成为社区矫正执行中可用有效的监管方式和教育手段。另一方面推进社区矫正数据共享信息化。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不仅是其刑事判决、执行变更的依据，也是其在社区服刑考察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对其的奖惩手段及制订个性化的帮教措施，但随着执法主体的转变，对于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前科劣迹、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等信息，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沟通不畅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亟需通过信息化建设打破沟通壁垒。建议在市委政法委领导下，积极推进本市公、检、法、司监外执行工作数据平台建设，形成社区矫正的大数据管理和大格局监管，在根本上解决各职能部门间信息沟通不畅、协调配合不顺的问题，增强社区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张曦、金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