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案例分析(精选8篇)
社区矫正案例分析 篇1
社区矫正对象个案分析
一、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9年9月18日 文化程度:小学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情况:妻子蒙春莲,夫妻双方均为农民,大儿子姚仁宝,在广东打工,小儿子姚愿来,还在上学
家庭地址:龙胜县乐江乡西腰村
犯罪及处罚情况:2015年4月9日姚建贤因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通道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二、背景资料 1.家庭背景: 姚建贤膝下二子共4人,大儿子已成家。姚建贤现与其妻子儿子一起居住生活,家庭关系比较融洽。
2.生活经历及主要社会关系:
姚建贤家住农村,生活较为拮据,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为主2014年8月14日姚建贤因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依通道人民法院判处管制1年。
三、矫正对象问题研究与诊断
(一)对象的性格:
姚建贤的性格外向,易急躁急躁,鲁莽,行事草率,容易冲动。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因此,与受他人雇佣,去砍伐红豆杉。
(二)对象的心理:
姚建贤犯罪已受到法律制裁,回来接受社区矫正,自认低人一等的姚建贤所想所思羞于向亲朋故友交流。甚
四、风险评估
姚建贤的犯罪性质,应属文化知识极其低下法律意识极其淡薄的犯罪行为。现能够被判缓刑,说明姚建贤的悔罪态度较好,现已不至于危害社会,只要我们以平等的观念对待姚建贤,接纳他,尊重他的性格,以个别化,人性化的观念对其开展矫正工作。相信经过一定时间,花上一定的功夫,齐抓共管,姚建贤是能够矫正好的。
五、矫正介入与方案(一)介入理念
姚建贤文化低下,知识贫乏以及他本人的暴躁性格,行事鲁莽草率,这些因素对他的犯罪有着一定的催生作用。因此,从信任他,接纳他,尊重他的价值和尊严,让他主动对我们敞开心扉,需要对其恶习劣根进行综合治理,有针对的对姚建贤进行个别化,人性化,社会化的服务,做到因人施教。
(二)矫正思路与方案
1、建立档案与签订合同,实施目标管理。
2、充分运用社会资源,借助社会力量。
从姚建贤犯罪的性质,矫正的期限难度,收效等方面综合考虑,为姚建贤选派了一名社区矫正人员。志愿者采取访谈,疏导,激励等方式对姚建贤开展了 “几帮一”的帮教。
3、亲情感化,攻心为上。我们邀请其亲属给他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的鼓励,通过对其进行心理疏导,亲情感化,定能收到成效。
六、矫正措施与分析
1、制定全年的集中教育学习计划,进行目标控制。
2、每月对姚建贤等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教育学习,以学习法律为主要内容。每次授课后组织对象们进行讨论,双方互动,当日消化。
3、每月组织姚建贤进行公益劳动旨在培养和确立其为社会服务,为他人服务的观念。
4、要求姚建贤每月按时交一份思想汇报,内容可以是多方面的,重点是反映自己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情况。
5、每月至少姚建贤谈话1次,谈话前事先构思好谈话的目的,内容,方式,并提前两三天通知姚建贤,用和风细雨般的语言来打动他、触动他。并有目的地让姚建贤表达情绪,进行宣泄,在思想和情绪的交流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6、引导其关心、关爱他人,多做好事,服务他人,服务社会
7、组织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增加他的社会参与度和促进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同时增强他的社会责任感。
七、矫正效果
通过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工作,矫正收到的效果比较明显,姚建贤能够自愿接受社区矫正,自觉遵守矫正中的规章制度,主动服从日常行为的管理,具体表现在:
1.姚建贤的精神已振作起来,自卑的心理已基本消除,心态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姚建贤的性格也有所改变,以前遇事暴躁,语粗声高,态度恶劣的状况基本得到遏制。也能较好的控制住,把握住自己的感情,稳的住自己的心态,大有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意味。
3.自觉参加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活动积极性较高,表现在集中学习时认真听讲,互动中联系思想实际及时消化,按时交自己的思想汇报,自觉参加公益劳动,表现出在劳动中积极主动。初步确立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思想。
社区矫正案例分析 篇2
1 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就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 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对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 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人员不送进监狱, 而是送进社区, 这实际上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已经实现, 但以前不称为社区矫正, 它是由公安机关执行。目前正在改革试点的社区是由司法助理员、公安民警、法庭的法官、退休老教师、心理学专家等成立的社区矫正机构负责。自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 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经在18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全面展开。为了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要求, 有必要继续积极开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
2 社区矫正的意义。
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1有利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制度,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不仅有利于落实党的改造罪犯政策, 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 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更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推行社区矫正工作, 是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 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社会稳定、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举措, 是充分运用社会机制, 整合社会资源, 加强对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及监外执行等各类对象管理和改造的一条重要途径。2.2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 充分利用社会各方力量, 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维护社会稳定。合理配置资源, 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让不至于危害社会的罪犯改造社会化, 使其认罪服法, 弃恶从善, 使其人格重新社会化, 顺利回归社会, 更能够为被社区矫正对象今后的工作安置创造条件, 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的后顾之忧。2.3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 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 增强刑罚效能, 降低行刑成本, 减少监狱的人财物负担和减少国家对监狱的经济投入, 用非监禁行刑的方式, 可以降低监禁行刑的成本, 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 使监狱能够集中财力、警力、物力去矫正那些恶习较深、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特别是那些极端不配合改造的少数罪犯。
3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存在着不少问题。3.1在法律规定上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还不够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分为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 在决定主体上不存在问题, 但是在执行主体上,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现行《刑法》第85、76条规定:“在假释考验期限内, 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 “在缓刑考验期内, 由公安机关考察, 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事诉讼法》第217、214、218条规定,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 由公安机关执行”, “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 执行机关应当对其严格管理监督, 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 “缓刑罪犯, 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考察”, “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 若罪犯在假释中违反规定, 由“公安机关提请法院审核裁定”。可以看到, 公安机关是非监禁刑的主要执行机关。而我国的公安机关长期处于与违法犯罪做斗争的第一线, 我国又是人口大国, 犯罪发案率比较高, 导致公安机关警力一直比较紧张, 万人警察比在国际上处于比较低下的水平, 所以公安机关无法做到对非监禁刑罪犯刑罚的长期跟踪执行;而负有矫正犯罪之责的基层司法行政机关, 由于不属于公安机关, 执行刑罚就不符合法律规定, 这就造成对于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管理上有人想管无权管, 有人有权无力管的矛盾, 这不利于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3.2非监禁刑适用少。就目前来说, 从刑罚种类上以及司法实践中我们仍然采用的是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 非监禁刑的适用率非常低。从当前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 社区刑罚制度已被各国广泛使用。据统计, 2000年, 加拿大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最高, 达到79.76%;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也都在70%以上;英国、日本超过50%;韩国和俄罗斯比例较低, 但也分别为45.90%和44.48%.[1]而我国长期的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以及1980年代初以来连续多次的“严打”整治斗争, 致使人们对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 同时由于在社区监督管理机制上的不健全和措施不落实等问题, 使法院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控制较紧, 因而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近年来我国缓刑假释的比例只占所有服刑人员的17%。[1]以上海为例, 上海每年假释的比例约占在押犯人数的1%左右, 缓刑的比例近几年有所增长, 但仍不到刑事处罚人数的10%。[2]3.3社区矫正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够高。实行社区矫正制度关键在于“人”, 也就是由谁来具体实行制度。社区矫正制度能不能正确、顺利、高效、有序的实行, 除了制度本身的是否完善, 社区矫正队伍是否具有高素质也决定着该制度的成败。社会矫正的工作职责有两个:一是对罪犯进行监督;二是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社区矫正人员肩负改造服刑人员的社会重任, 如果没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衡量, 矫正效果就难以保证。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时, 一般都要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化、制度化、有序化。而我国在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上和从业人员的数量上都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此外, 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社区矫正的制度建立和实行。主要制约因素有:一是在观念认识上, 人们对社区矫正的认识还存在着认识偏差;二是在法律体系方面, 非监禁刑和社区矫正在国家的刑罚体系中的地位还不高;三是从维护司法人权方面来看, 对犯罪人的法定权利仍没有予以充分重视。
4 有关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
4.1人民法院的作用。人民法院要严格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 依法充分使用非监禁刑刑罚措施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在判处非监禁刑、减刑、假释工作中, 可以征求有关社区矫正组织的意见, 并在宣判、宣告后, 将判决书、裁定书抄送有关社区矫正组织。4.2人民检察院的作用。人民检察院要加强法律监督, 完善刑罚执行监督程序, 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4.3司法行政机关的作用。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 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监狱管理机关要依法准确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措施, 对符合假释条件的人员要及时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假释, 并积极协助社区矫正组织的工作。
摘要: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我国各地逐步开展, 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但是由于我国自建国后在刑罚执行的方式上始终是以监禁刑为刑事处罚的核心方式, 开展社区矫正制度的时间还很短暂, 所以不可避免的在建立和实行该项制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本文旨在总结社区矫正相关知识, 就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如何开展进行了深度思考。
关键词:社区矫正,非监禁刑,开展
参考文献
[1]谢庆.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进入实验期[J].法律服务实报, 2003, 7, 25.[1]谢庆.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进入实验期[J].法律服务实报, 2003, 7, 25.
[2]刘强.上海社区矫正的发展与评价[D].上海:上海大学法学院.[2]刘强.上海社区矫正的发展与评价[D].上海:上海大学法学院.
[3]刘仲玺.监狱人民警察专业知识与技能[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8.[3]刘仲玺.监狱人民警察专业知识与技能[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8.
[4]樊凤林.刑罚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217.[4]樊凤林.刑罚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217.
关于社区矫正制度的法理分析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制度;法理学;分析研究
社区矫正制度,其是针对不适于监禁处罚(其包括不适合及不再适合)的犯人,对其采取社区矫正手段实施处罚的刑法体系。由于其归类于刑法范畴,因此需专业政府机构联合有资质的社会部门进行共同运作,确保于矫正期限内,受罚者可借由社区矫正导正自身思想偏差及认知错误,并对自身的违法行为进行悔罪,从而保证法律处罚与法律纠正发挥积极功效,实现监外教育引导职能。社区矫正制度的诞生目的本在于免除监内处罚致使恶性认知滋生所引起的法律矫正效果下降,借由民本理论思想,保证以人为本的有效落实,就不适于监禁处罚犯罪者实施社区矫正,令其接触并认知社会正向思考,了然自身错误严重性,从而于社会协助下,导正错误认知,了解法律权威,从而改造自身缺点,悔过犯罪行为,最终确保司法改造效果逐步凸显。综合以上内容可知,社区矫正制度作为社会与司法机构巧妙合作所打造的惩罚手段,其意在借由社会感化辅助教育改造,从而提升犯罪者悔过改造效果,令其刑满释放后积极投入于社会活动中,并为社会正向发展付出自身力量。
一、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特征
社区矫正制度是引导不适于监禁处罚的犯罪者积极改造的重要手段。认真分析当前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特征可知,其本身囊括特性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惩罚性。作为刑法惩罚手段中重要的一环,社区矫正其本身便是刑法惩罚的手段之一,其借由社区矫正这一途径,通过管理与监督被矫正者的社区服务,并限制其人身自由与相应法律权利来实现监外惩罚效果。其二、非监禁刑。虽然社区矫正是刑法惩罚手段的重要内容,然而其有别于监狱惩罚的重点在于其本身具有非监禁性,因此不用受监狱禁锢自由,拥有相对的自由权利。由此可见,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员并未受过多服刑不良影响影响,令其积极接触社会正确思想,可有助于其更好的回归社会,作用社会,回报社会。其三、社区参与性。社区矫正制度的根本性质便是社区的处罚参与。虽然犯罪者其犯罪行为应由个人承担,然而其犯罪行为的滋生却与环境脱不开关系。对此,社区参与到犯罪行为的处罚之上,不但可矫正犯罪者的犯罪行为,同时也能令相关社区引以为戒,作为社会法制宣传工作,积极走访关怀问题单位,从而协助有关部门防微杜渐,推动和谐社会的稳定建设。其四、针对性。社区矫正制度的诞生基础在于对不适于监狱监管犯人的社区矫正,该基础注定了社区矫正制度其本身具有極强的针对性。故此,实施社区矫正的过程中,适合进行社区矫正的犯罪者普遍应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意不高、社会危害性低微等条件。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制度所规定的社区矫正行为,其基本特征的概括分析主要围绕于犯罪者的犯罪行为与犯罪动机之上,具备非主观故意且犯罪结果影响不恶劣,犯罪情结轻微的非适于监禁处罚犯罪者,对其进行社区参与的社区矫正,确保惩罚同时的非监禁性引导行为,并确保其于服刑期满后可更高效的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将可更好地实现社区矫正制度的制定价值。
二、社区矫正制度执行优势
熟悉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特征后不难发现,其矫正制度的协力组织包括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是全社会参与犯罪处罚及犯罪疏导的典型体现。然而,不遗余力的推动多部门通力合作,其所起到的犯罪处罚及犯罪疏导成效是否尽如人意,便是衡量其推行作用的重要考量。就此,细致分析社区矫正制度的执行优势不难看出,社区矫正对敦促犯罪者犯罪认知及行为改造具有较为良好的引导效果,其便是多方合作的价值体现之一。参与社会矫正的犯罪人员,在其与社区内部服刑的过程中,将会受到来自社会及社区的充分帮助与支持,并敦促其有效参与到社会服务之中,从未逐步接受社会中正确的认知引导,便于其更好了解社会,更好感受社会支持。相对的,不与服刑人员同处一室,也避免了其接受负面的错误思想,免于其教养改造成果不佳现象产生。由此可见,接触正确思想,规避错误思想,是社区矫正制度所要营造的社会氛围,从而更便于引导犯罪人员认知并认可社会,进而心甘情愿的改正错误,回归社会。与此同时,社会矫正制度的有效开展,可更便于不适于监禁惩罚的犯罪群体融入到社会服务之中,借由限制其相应权利,赋予其相对自由,从而令其即能有效接受处罚,又可不脱离社会基本活动,并且可令其无需背井离乡,既保证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又体现出法律的民主与自由。借由社区矫正制度,犯罪者在改造自身思想认知的同时,也将左右周遭人们的思想认知,令其更积极,更配合社会制度引导,从而尽量稳定社会建设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环境构筑。当然,将不适于进行监禁处罚的轻微犯交由社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有效节约国家司法成本,协助司法机构规划司法资源,进而投入到更需要司法资源的场所。众所周知,监狱监管所需投入的司法资源来自于安全监管与合理处置,同时也包括了监狱生活的正常开支,将不适于监狱监管的轻微犯罪者返回社区进行矫正监管,可大大减轻司法开支压力。相对的,社区除日常监管以外,不用负担犯罪者其他经济开支,可大大减少经济投入,从而便于更好的利用相应资源,投入其他需要场合。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制度落实应用可有效引导犯罪者改造、促进社会稳定、节约司法资源浪费,对我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三、社区矫正制度尚存不足
(一)立法科学性有待完善
社区矫正虽然拥有诸多优良之处,然而于我国立法制度中,社区矫正制度立法阶段的水平还有着加大的进步空间,其立法的技术支持还有待完善。这主要包括现有法律条文中的语言、措辞的恰当使用与准确性,以及其界定标准与衡量尺度的正确掌握。目前,于我国应用社区矫正,其立法的科学性仍需进一步完善,即使于《刑法修正案(八)》中将刑法第三十八条中原第二款作为第三款修改为:“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然而其对社区矫正的具体应用范围及应用内容却并未进行进一步规定,纵使《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为相关执法依据,却仍显刑法支持力度不足,界定科学欠佳等现实情况。如此司法漏洞,将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从而降低社区矫正制度应用价值,造成社会危害加重。
(二)观念革新认知有待加强
依法治国成为我国基本国策以来,法律法规执行逐渐于人们心中占据了较为主要的地位,然而,人们的逐渐尊重法律法规的惩戒作用的过程中,传统思想中的重罚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司法机关为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往往根据法律规定进行较为严重的法律制裁,希望就此惩戒违法者,并同时警示世人。然而,随着民主化思想逐渐加深,社会法度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平衡性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重罚并非是最好的处罚手段,恩威并施,刚柔并济方是正确引导社会发展的最终说短。然而就我国现行法律而言,社区矫正职能并未得到充分认可,众多犯罪惩罚仍然以司法审判与监狱惩罚为主,劳动教养仍然是法律惩戒犯罪者的重要手段。因此,若要实现社区矫正的科学应用,率先应从革新司法审判观念开始,若司法审判认知无法革新,社区矫正将永远仅是一纸空文。
(三)执法人员专业素养缺乏
社区矫正是不适于监禁惩罚引导的犯罪者重要的教育改造手段,社区矫正结构的建立包括了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社会机构三方,而在整个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审判结果、执法监督责任及社区引导作用的科学性,决定了社区矫正的应用作用与应用价值。故此,执法人员专业素养的重要性凸显而出。然而,纵观当前司法体系建设,即使司法机构拥有相对专业的坚定能力与审判认知,然而执法机构是否可有效监督,社会机构能否科学引导,仍然是社区矫正可否科学开展的重要关键。就我国依法治国开展情况而言,社区机构若想达到监督引导作用,还需要不断的完善法律法规知识,培育专业人员素养,才能真正实现社区引导作用。相对的,执法机关与社区的沟通建设,司法机关的法律培训落实等也都存在相应问题。法律知识不健全,专业素养不达标,目前是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困难的重要问题所在。
(四)社区矫正形式系统性不足
我国目前社区矫正虽然拥有相应的明文规定,并将其以公益劳动、个人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引导及社区帮扶为主要矫正形式,然而其真正落于实处的引导手段却并未构成系统的互助模式,从而使各单一引导体系之间无法形成科学的互动关系,最终令社区矫正形式系统性欠佳。因此注重各引导体系功能作用,合理應用其职能型,才是现代社区矫正形式系统建立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完善规划
(一)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法律规章
社区矫正制度法律规章可确保社区矫正制度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因此其本身的不完善与不成熟将大大降低社区矫正制度的应用效果。根据我国当前依法治国政策,有效发觉并且认知社区矫正制度法律规章支持中的不科学,是确社区矫正制度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仰赖《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已经有了较为喜人的卓越进步。然而其在核定适用人群、执行具体内容上还有待刑法确定来提高执行力,只有更精准更科学的辞藻与判定内容,才能保证社区矫正制度的权威性,并将社区矫正制度相关机构的法律地位给予明确与肯定,保证其在执行中有法可依,借助法律的靠山来增加自己执法的权利与调节的力度。就当今社会发展而言,法律对于群体的束缚力十分巨大,因此借由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将可更好的敦促社会矫正参与犯人更好的改正认知错误,悔过所犯罪行,从而更好投身于今后的社会活动中。
(二)革新转变刑罚处置观念
转变刑法处置标准,率先应了解犯罪者犯罪动机,针对其犯罪动机进行相关法律判罚,不但凸显了法律的公正性与严谨性,同时也将突显法律的民主性与引导性。然而,了解了犯罪者的犯罪动机及其犯罪危害,如何行之有效的判定其是否符合社会矫正需求,则要通过思想观念的转变与科学宣传的应用。就此,社区作为社会宣传的主要组织,其不但应承担起社区矫正职能,更要转变凡罪重罚思想,以科学界定犯罪行为,合理理解判罚标准为主要宣传内容,从社会基层转变社会群体对违法犯罪行为界定的认知,从而更科学的构筑科学界定社会基础,以便司法审判过程中有效分辨社会矫正处罚与监狱刑事处罚之间关系。
(三)提升社区矫正制度执行队伍素养
执行队伍素养建设是提高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手段,社区矫正由于其非监禁性与社区参与性,致使其惩罚性与针对性的拿捏应用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权衡与应用。因此,社区矫正的执法队伍需要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与执法手段,才能保证社区矫正的执法公正,并起到良好的惩罚及引导效果。故此,针对执行队伍的选拔与培养,其首先应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法律公正及惩罚目的,以“公平执法”为基本原则,确保社区矫正制度的公信力与公平性。其次,其应熟悉并了解社区工作及社区矫正形式内容,从而积极协调与配合社区矫正行为,令其成为推动且协助社区发展,而并非阻碍与桎梏社区稳定的重要手段。综上所述,保证社区矫正执行队伍的专业素养,可有效提升社区矫正行为的社区价值。因此,针对社区矫正服务执行人员,因借由合理培训、严格考核、定期考察、实施培训等手段来实现其社区矫正制度的知识深化与新政理解,从而使矫正行为科学公平、公开公正,实现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落实开展,有效进步发展,进而加强社区矫正制度的社会公信力与权威性。
(四)系统化社区矫正形式
社区矫正形式需要相辅相成才能发挥其引导效力,实现其矫正作用。对此,借由各单一系统矫正手段,将其科学的系统规划后,便可有效实现社区矫正的引导科学。对此针对不同情况的犯罪者,进行系统的心理辅导,并将辅导结果反馈于社区进行总括,有效提供给相应机关进行系统处理。相对的公益劳动监管机构根据犯罪者的公益活动态度情况亦可借由社区总括进行记录,便于就此衡量犯罪者心理,进行针对性处理与科学性引导。终上所述,社区矫正的系统构建需以社区为基础,各方面协调合作共同建设,从而保证社区矫正形式科学稳定,敦促犯罪者积极教育改造。
综上所述,社区矫正制度就其开展性而言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可有效保证法律的公平性与民主性,然而,若想使其发挥科学作用,法律、认知、素养、方法四个角度共同优化方可实现。故此,推动社区矫正制度科学构建,实现其不适于监禁刑罚犯罪者引导教育改造作用,是当前社区矫正落实的重点所在。
参考文献:
[1]邵严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对武汉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证调查》,《暨南学报》,2013年第06期.
社区矫正人员案例[模版] 篇4
社区矫正人员顾某心理疏导分析
xx镇社区矫正对象顾某,男,xxxx年x月x日出生于山东省xx县,汉族,初中文化,xx县xx镇某村人,住本村。因盗窃罪于2012年1月17日被xxxx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社区矫正期限为自2012年1月28日至2015年1月27日止。顾某性格孤僻固执,初中还未毕业就已流窜社会,并结交了不少不良少年。他的家庭很贫困,这让他自卑又仇视社会,缺乏与人沟通加上法律意识淡薄,使他最终伙同“朋友”实施了盗窃行为。
社区矫正人员顾某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到xx县xx司法所报到。工作人员对他的印象很深刻,当时他眼睛里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冷漠、怀疑、敌视的目光。当询问他话时,他也默不作声,都是他的父亲代他回答。工作人员意识到需要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在社区矫正实践工作中我们发现:社区矫正人员往往因自身犯罪带来的工作与家庭变故、亲人的冷落、社区服刑的压力、犯罪的内疚感、对社区服刑的不适应等因素,都会引起其心理问题,对这些心理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矫正,不仅不利于对他们的矫正和转化,还会影响到其情绪和行为,有的甚至还可能引发一些不良的突发事件,从而影响矫正管理的顺利实施。针对顾某的情况,工作人员没有将其作为一名犯罪分子对待,而是与其平等对话。通过为其提供心理咨询,提供倾听其心声的平台,全面了解他的心理特点,让他的情绪得到宣泄,释放心理压力,缓解心理矛盾。顾某从最初的只是听不说话到态度慢慢的转变也开始简单的聊几句。这种以谈家常的形式在自由轻松的气氛下进行让顾某与工作人员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谈话,初步消除了他是罪犯面受训斥、歧视的顾虑,让其感受到社区矫正工作人性化管理的模式,消除其抵触情绪,心甘情愿接受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针对性的对其制定了矫正方案:
1、按照社区矫正管理规定要求其每月定期参加劳动;每月上交思想汇报;定期对其进行走访;统一组织学习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等重要的法律法规等措施了解、掌握该对象的表现和实际情况,督促其遵纪守法、遵守矫正规定。
2、成立由家人、村委委员组成的监管帮教小组。借助亲情的力量加强帮教效果。如果发现对象在生活中存在难题,矫正机构在职责范围内积极帮其解决问题,帮助对象适应社会。
3、注重心理疏导,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对其主观心态上的纠正,从主观方面尽量降低再犯的可能性。同时我们本着尊重他、接纳他、关心他的工作理念,让他消散对社会的仇视心理,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告诉他他的人生还很长,一定要走对方向。并对其进行心理咨询辅导:
(1)采用个别谈话教育、治疗。通过谈话,了解矫正人员个人成长、发展中的问题,现实生活状况、人际关系中的问题以及生活态度,做好矫正人员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2)运用心理测验。通过运用不同心理测验对其的气质类型、性格特点、自控能力以及智力能力等作出分析和评价,并建立重点人群心理档案,制定矫治方案。测量结束后,对照评分标准分别对两部分的测量结果进行评分、统计。在综合分析评定的基础上,拟定矫正方案,审核确定后执行。
4、就业引导与扶持,鼓励他自食其力。
对其提供就业帮扶,帮助其到劳动保障部门查找合适的空岗职位,帮助其适应社会、再社会化,则能使上述效果长时间的保持下去,达到矫正的根本目的。
通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心理疏导和行为指导后,顾某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仅能按时签到,而且主动要求矫正所为他安排公益劳动,开始定期来所学习,定期写思想汇报,定期电话汇报。通过沟通交流顾某说想开个店铺,他的家庭很贫困,他要自食其力,报答父母。工作人员对他的想法很是支持,并鼓励他一步一步地努力。于是小顾就只身一人到市区开始摆摊位营生,并计划攒够钱在xx镇开个小店铺。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很难想象那个充满对社会敌视的莽撞青年能改变这么显著。现在的小顾不仅多次向我们表示要认真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还在各方面都表现积极,积极参加矫正科组织的各种活动,吃苦耐劳,多次获得加分奖励。
通过顾某的案例使我们总结到:
1、要尊重社区矫正对象人格,平等对待。社区矫正对象心理大多较敏感,有自卑、自闭心理、偏激等,平等对待易于使社区矫正人员放松心里戒备,才能更好的进行沟通。
2、社区矫正要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每个矫正对象的情况各异,要全面掌握矫正对象的家庭、生活及工作情况,制定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坚持以人为本,以情感人的原则,尽可能为矫正对象排忧解难;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灵活的形式,调动矫正对象的积极性,提高矫正对象适应社会,自谋出路的能力,使他们早日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工作者警示案例 篇5
路某自6月份参加工作以来,编制属于武安市西土山乡文化宣传服务中心人员,参与乡镇综合治理工作,工作期间2013年4月2日、2014年3月25日、2014年8月19日路某在接收韩某、刘某、李某某三名社区矫正人员的回执上签字。
2013年4月24日,假释犯裴某1到武安市司法局西土山乡司法所报到,被告人路某接收后,在社区矫正人员报到回执上签字盖章,假释犯裴某1正式接受社区矫正期限至2015年4月23日。在假释犯裴某1社区矫正期间,被告人路某未按《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教,未及时发现假释犯裴某1长期离开居住地等情况,造成裴某1长时间处于脱管状态。直到2014年12月份,被告人路某才向武安市司法局书面报告假释犯裴某1的相关情况,并补写了裴某1的社区矫正虚假档案材料。
在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间,假释犯裴某1流窜至涉县实施盗窃,共参与作案19起,涉案价值14万余元。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判决,以被告人裴某1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与前罪没有执行的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15000元,假释犯裴某1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判决现已生效。
有关证据材料:
1、书证
(1)9月26日武安市人民法院武刑初字第422号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人裴某1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5000元;
(2)2015年12月22日涉县人民法院(2015)涉刑初字第00150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裴某1因在涉县犯盗窃罪作案19起,涉案价值14万余元,与前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15000元;
(3)邯郸监狱对裴某1进行评估调查的委托函及调查笔录三份、武安市司法局调查评估意见书证实裴某1符合假释条件;
(4)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邯市刑执字第96号刑事裁定书,对裴某1予以假释,考验期:2013年3月28日至2015年4月23日;
(5)武安市司法局社区矫正人员报到情况通知单及交办回执证实,社区矫正人员裴某1矫正时间2013年4月24日,司法所负责人签字:路某;
(6)2013年4月2日、2014年3月25日、2014年8月19日路某签韩某、刘某、李某某三名社区矫正人员交办回执;
(7)武安市司法局关于假释罪犯裴某1重新犯罪的情况说明证实:路某系西土山乡负责人,2013年4月23日接收假释犯裴某1后对其进行了监管教育,3个月后假释犯裴某1脱离监管,2014年12月份路某向司法局书面报告裴某1的情况;
(8)现任司法所所长韩创新证明,其2014年11月任司法所长,路某向其交接社区矫正人员11人无档案,不包括裴某1;
(9)武安市司法局主体证明,路某2012年6月至2014年11月兼武安市司法局西土乡司法所负责人;
(10)被告人路某户籍证明证实,路某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11)2014年12月17日被告人路某亲笔书写关于裴某1重新犯罪问题的情况说明证实:路某承认自己208月到西土山乡政府工作,2012年6月至2014年11月兼西土山乡司法所负责人;
(12)武安市司法局2014年12月17日询问笔录证实,路某是司法所代管人员,裴某1到司法所报道后,其定期监管了3个月,后来联系不上了,因为自己长期到北京信访值班,2014年11月份才向司法局报告裴某1的情况。
2.证人证言
(1)证人裴某2证言:其村有一个叫裴某1的人,武安市西土山乡司法所没有通知其村委会成立矫正小组,司法所没有和村委会签订过矫正责任书,司法所没有到其村对裴某1进行实地核查、通讯联络、信息化核查等措施,没有到其村调查裴某1社区服务、参加社区活动情况和日常表现,没有将裴某1脱离监管的后果通知村委会。
(2)证人裴某1证言:其是在2012年12月份提出假释申请的,2013年4月16日假释出狱。假释后4月19日到武安市司法局报到,司法局给了其一份手续,当天到乡司法所报到,一名30多岁的男性工作人员接待了自己,并给了一个手机号,告诉每两个星期给他手机上发一次短信,每一个月打一次电话,后来其没有发过短信只打过一次电话,司法所的人也没有来找过。其从来没有在司法所学习过,司法所工作人员也没有告诉其要遵守哪些规定。其离开武安到涉县后没有向乡司法所报告,因为当时司法所只是告诉其出省的时候要汇报。矫正期间,没有向司法所汇报活动和表现,因为不知道要汇报,没有到司法所接受学习、劳动和思想汇报。司法所的人员从来没有到过其家,也没有给其打过电话。没有对其进行手机定位,其把手机号告诉他们了,没有交过手机定位费,没有成立帮教小组,社区矫正期间离开武安到涉县十几次,没有进行汇报,司法所工作人员没有给其建档。如果他们对其进行管教、帮教,其就不可能再重新犯罪。
(3)证人武某证言:其在武安市司法局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和综合治理工作。路某在2012年6月至2014年11月在武安市西土乡司法所负责人。
(4)证人郭某证言:其在武安市司法局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和安置帮教工作。路某在2012年6月至2014年11月任武安市西土乡司法所负责人。
3、路某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路某供述:年底郭爱和负责乡司法所工作,11月郭爱和因病去世,2014年11月份以后,韩创祥负责西土山乡司法所工作,任乡司法所所长。月至2014年11月份期间,没有专人负责,司法方面如果有事,由乡时任党委书记邓明兴或时任主管领导温金良安排人员办理,有时候是其,有时候是综合治理办公室其他人员。其没有负责过西土山乡的司法所工作,在2014年11月份以前,其听从乡领导安排参与过乡司法所工作,在2013年的时候接收过一个叫裴某1社区矫正人员,并在他的社区矫正报到手续上签过其名字。这是上级领导安排其做的,不是武安市司法局安排的就是我们乡领导安排的。其接收完社区矫正人员裴某1后,只告诉他按司法局的要求做好,不明白的地方找武安市司法局,其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没有为裴某1建档,这项工作不属于其管。事后,制作过一份社区矫正人员裴某1档案假材料。其没有对他成立帮教小组,没有告诉裴某1要定期向乡司法所报到,报告遵纪守法、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和义务劳动。裴某1在社区矫正期间,没有定期报到过,其只是在签字时见过裴某1一次,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没有告诉裴某1离开居住地在7日以内的,要报经乡司法所批准。没有对裴某1进行过任何告知。其当时只是对裴某1你有什么事可以去问武安市司法局,其对社区矫正这方面工作不了解。2014年10月份左右,武安市司法局基层科工作人员打电话七才知道裴某1又重新犯罪了。是因为其当时在裴某1到乡司法所报到的手续上签过字,所以武安市司法局工作人员才给其打电话说裴某1重新犯罪这事的。
法院认为,被告人路某作为行使社区矫正管理工作的人员,在接受假释犯裴某1社区矫正期间,未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导致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实施盗窃犯罪19起,财产损失14万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辩称其不是司法所负责人,其本人亲笔书写的情况说明不属实,经查,路某在乡综治办工作期间,实际签收了多人的社区矫正手续,可以证实被告人路某实际行使了社区矫正的职责。量刑时考虑被告人的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假释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为可以不对其进行刑事处罚。判决路某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其刑事处罚。
原山东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司法所干部刘某滥用职权案
年5月,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西高寨村村民张某乙因犯抢夺罪、盗窃罪被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2013年7月30日被山东省济宁市中级法院裁定假释释放,假释考验期自2013年7月30日起至2014年10月21日止。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张某乙出狱后到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司法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根据规定该所确立了社区矫正小组,由张某乙父亲张某甲、社区干部朱某、司法所干部刘某组成,负责对张某乙进行监督、教育、帮助,并与司法所签订了社区矫正责任书。2013年8月至12月,张某乙均能按时到司法所报到谈话,自2014年1月后,张某乙均不能按时到司法所报到谈话,刘某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自己便制作了谈话记录,模仿张某乙笔迹在谈话记录中签名。2014年2月9日,社区矫正人员张某乙因未经批准擅自外出,经多次催促,仍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居住地报到,只在3月份,到司法所参加过一次集体学习。李村镇司法所经报牡丹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同意,决定给予张某乙警告,张某乙的矫正类别由之前的“普管”改为“严管”.后经多次催促,查找,张某乙仍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到司法所报到,李村镇司法所再次提出警告。由于被告人刘某的疏于管理,张某乙于2014年1月至4月间,单独或伙同他人先后窜至到山东省鄄城县、菏泽市牡丹区等地多次实施盗窃,涉案盗窃金额103660元。
证据材料:
一、证人证言
(一)证人张某甲证言证实张某乙是其儿子,因盗窃被判刑,在监狱服刑三年多提前释放后,李村镇司法所长刘某通过村干部让其带张某乙到司法所报到,并让其在一些文书上摁手印。刘某安排让张某乙每月到司法所报到一次,张某乙是否去报到不知道,后刘某给其打电话找过张某乙,其给张某乙没打通电话。
(二)证人张某乙证言证实2013年7月,其在微湖监狱服刑被假释后,到李村镇司法所报到,司法所的人给其谈话,并要求每月去报到一次。2014年1月之前每月均去报到,之后没再去报到过,直到2014年3月集体学习才去了一次司法所。期间没收到过警告处罚,司法所的人也没告诉过其警告处罚。
(三)证人朱某证言证实2013年5月,张某乙被假释之前,张某乙父亲张某甲曾让其带他到李村镇司法所办手续,同年8月,张某乙被假释后,张某甲再次让自己带其和张某乙到李村镇司法所办理矫正手续。张某乙起初按时去司法所报到,几个月后,刘某打电话说张某乙有一个多月未到司法所报到,让其帮忙通知。
(四)证人赵某乙证言证实牡丹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及司法所在社区矫正管理方面的职责、依据。李村镇司法所未向其提请过治安处罚、撤销缓刑或假释的建议,关于张某乙脱离监管的事未向其汇报过。
(五)证人王某甲证言证实2014年4月8日左右,其家一辆电动轿车在家属院被盗。4月底,鄄城县城区派出所给其打电话说偷电轿的小偷被抓了,让去鄄城城区派出所了解情况。其到鄄城城区派出所后,民警做了一份笔录,说该电轿已被小偷卖掉,至今没追回,偷车的是从监狱出来的假释人员,假释期还没结束,还在接受矫正和监督,在假释期内又犯罪了。
(六)证人张某丙证言证实2014年3月16日下午,在鄄城县十二中家属院其居住的单元楼下,其家的电动车被偷。后没多长时间,偷其车的小偷被抓住,但其被盗的电动车至今没被追回。
(七)证人郭某证言证实2014年4月9号下午3点左右,借其姐姐家的电动三轮车在鄄城镇大李楼村娘家门南边被盗。
(八)证人王某乙证言证实2014年4月13日14时左右,其在“阳光顾景园”小区装修房子,房门没关,其在里屋转了一圈出来后发现包没有了,包里有现金3000多元,农行卡2张,身份证1张,购物卡1张,大概总价值3200多元。后派出所的人打电话说偷包的人抓住了,把包退还了,退赃时退给一部分钱。
(九)证人马某证言证实2014年4月8日下午,其下班回来把摩托车放在“国际舜城”小区楼道内,为了防止被盗,特意锁上了摩托车把锁,还在摩托车的后轮上锁了一把U型锁。第二天上午8时30分,发现摩托车不见了,当天下午在小区保安处调取了监控,发现摩托车是晚上11点多被两个人偷走的。过了一段时间后,派出所的打电话说摩托车找到了,其去派出所领回了摩托车。
(十)证人李某甲证言证实2014年4月12日晚8点左右,其去鄄城县“民生”小区朋友家串门,放在楼下的电动车被盗。后电动车没找到,但法院退赃时给了1000元钱。
(十一)证人李某乙证言证实2014年1月17日19时许,放在小区楼下单元楼门口的电动车被偷走,当时锁了电机锁。后通过看小区监控录像,发现当时来了三个人,不但偷了其家的电动车,13号楼也被偷一辆电动车,小区同时丢了两辆电动车。
二、书证
(一)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发破案经过证实该案由牡丹区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发现,2016年1月19日牡丹区人民检察院通知刘某到检察院接受调查,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
(二)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西城派出所出具的刘某户籍证明。
(三)中国共产党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刘某6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同年8月1日进入李村中学任教学,12月1日通过招考公务员进入李村镇政府工作,206月任李村镇司法所所长。
(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司法厅关于印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通知及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山东省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规范》、《山东省社区矫正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五)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2010)鄄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证实2010年5月12日,张某乙因犯抢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因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的刑事判决书。
(六)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罪犯出监鉴定表,罪犯出监评估表,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高寨行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村干部朱某出具的保证书,张某乙及其父亲出具的保证书及张某乙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
(七)山东省微湖监狱假释证明书,假释人员通知书。
(八)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表。
(九)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社区矫正办公室社区矫正宣告书,社区矫正责任书。
(十)牡丹区司法局李村司法所社区矫正人员张某乙签到表。
(十一)李村镇社区矫正人员谈话记录。
(十二)社区矫正人员警告审批表、违反社区矫正规定警告决定书存根。
(十三)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2014)鄄少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书。
(十四)张某乙等人于2014年涉嫌盗窃电动三轮车的侦查卷宗。
三、供述和辩解
刘某供述证实2013年7月30日张某乙到司法所报到后,依法成立了包括其在内的社区矫正小组,并对张某乙进行了宣告,起初确定张某乙的监管类别为普管,按规定要求每半月到司法所报到一次,但其平时掌握的是一个月报到一次。2014年2月10日以前,张某乙均每月到司法所报到一次,司法所于2月11日对张某乙警告处罚,并由普管改为严管,之后直到2014年3月24日,张某乙才到司法所签到,脱离监管一个多月。按规定应给予警告处罚,报请同级司法局向同级公安机关和法院给予治安处罚以及撤销假释的建议,但其未按规定向相关机关提出上述建议。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的社区矫正工作中未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导致辖区内被监管对象脱离监管重新犯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刘某提出的其行为与张某乙盗窃行为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直接的因果关系,末造成重大损失,依法应宣告被告人刘某无罪意见。经查,被告人刘某发现所负责的社区矫正人员脱离监管一个多月,应建议收监而未建议,属滥用职权行为,张某乙的盗窃行为与被告人的滥用职权行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上述意见,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人刘某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判决刘某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原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昱中司法所所长玩忽职守案
被告人方某某于12月29日至案发前担任黄山市屯溪区昱中司法所所长,负责司法所的全面工作。
2014年1月4日,朱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社区矫正期限为2014年1月15日至年1月14日,由昱中司法所负责朱某的社区矫正监管工作,昱中司法所工作人员曹某担任责任人。
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期间,朱某未履行相关请假手续,私自离开屯溪区至外省数十次,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从事传销犯罪活动,并于2016年1月28日被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撤销前罪缓刑部分,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七千元。
昱中司法所在负责朱某社区矫正工作期间,被告人方某某及曹某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未按照《实施办法》、《实施细则》的工作要求,实际成立矫正小组,定期至朱某的家庭、所在单位、居住社区去了解、核实其思想动态及现实表现,并在走访登记簿、访谈笔录、周报告记录簿、社区矫正小组会议记录、监督人情况反馈登记簿、集中教育学习签到簿等社区矫正档案材料上进行虚假记录,用于应付上级有关部门检查。对朱某长期怠于监管,致使朱某重新犯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另查:
一、被告人方某某于2016年5月18日主动至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检察院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玩忽职守的主要事实。
二、2013年6月至2015年4月期间,被告人方某某被中共黄山市屯溪区委组织部抽调至屯溪酒厂地块从事拆迁工作。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方某某在从事拆迁工作同时亦兼顾本职工作。
相关证据:
一、书证
1.中共黄山市屯溪区委组织部《关于汪武生等同志工作职务的通知》(屯组干字()48号)、干部履历表、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证明被告人方某某的基本身份信息,于2012月29日经区委决定提名任昱中司法所所长的事实。
2.《实施办法》、《实施细则》,证明被告人方某某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应当履行的工作职责。
3.不动产登记信息、房屋买卖合同,证明朱某于2009年7月将位于黄山市屯溪区滨江东路263号建工小区×幢×××室房屋出售给戴斌,后戴斌又于2010年9月将该房屋出售给何世兰的事实。
4.朱某乘车记录,证明2014年5月至2015年6月期间,朱某私自离开黄山市屯溪区至南京市达十余次的事实。
5.朱某社区矫正执行档案、社区矫正工作档案,系侦查机关依法向黄山市屯溪区司法局及昱中司法所调取,证明朱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处缓刑及在昱中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的基本情况,无朱某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相关记载。结合方某某、曹某、朱某、赵某、王某2、詹某、王某3对上述档案内相关材料的辨认,证明该档案内矫正小组会议记录、社区矫正工作者走访登记簿、访谈笔录、社区矫正对象周报告记录簿、集中教育学习签到簿等相关材料均存在虚假记录情形,昱中司法所实际未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建立矫正小组、走访、报告、组织教育学习及公益劳动等制度,也未客观如实记载社区矫正对象朱某现实表现的事实。
6.朱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材料,证明被告人朱某于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至南京市浦口区,经他人介绍加入传销组织,从事传销活动。2016年1月,朱某被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刑罚的事实。
7.安徽省司法所综合管理系统报告记录、昱中司法所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加集中教育学习、公益劳动相关材料、社区矫正对象朱某月度汇报表,证明昱中司法所积极组织及参与社区矫正对象教育学习及公益劳动活动的事实。
8.黄山市华天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2014年酒厂拆迁地块工作人员安排表、屯溪区2015年拆迁项目安排计划表、2015年酒厂地块拆迁工作周计划倒排表、《关于重新确定各拆迁地块区直单位抽调人员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屯组字(2013)94号)、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二份,证明2013年6月至2015年4月期间,被告人方某某经中共黄山市屯溪区委组织部抽调,至屯溪酒厂地块从事拆迁工作。同时,相关文件要求,抽调拆迁人员原则上不参与原单位日常工作,但鼓励在不影响拆迁工作前提下适当兼顾本职工作的事实。
二、证人证言
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2014年上半年,其介绍朱某加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自愿连锁经营业”的传销活动,朱某购买了21份“份额”,后陆续介绍朋友加入该组织并购买“份额”.朱某加入该组织后会不定期来南京,每次都会待几天,现其与朱某均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刑的事实。
2.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其因犯信用卡诈骗罪于2014年1月4日被本院判处缓刑,并于同年1月22日至昱中司法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期间:(1)其从未向昱中司法所电话报告过;(2)其向昱中司法所工作人员隐瞒自己的真实居住地,该所工作人员未对其真实居住地进行核实,也未至其家庭、单位及所在社区走访;(3)其至昱中司法所参加学习、劳动或思想汇报时,该所工作人员会拿空白访谈笔录让其签名,方某某有时也在场,笔录上记载地点在其家中均不属实;(4)其矫正档案内的教育学习及社区服务活动签到簿存在多次实际未参加事后补签情形;(5)其多次未经审批私自离开黄山市至外省市,主要去南京市从事传销活动,有几次司法所知情,工作人员也给其打过电话让其尽快返回屯溪,但事后并未按照规定给予其相应处罚,致使其思想懈怠,没有将私自外出当回事。其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主观上没有重视,另一方面是昱中司法所对其管理松懈,未按照社区矫正相关规定对其亲属进行走访,核实其真实居住地和工作单位,也未对其私自外出行为给予处罚的事实。
3.证人赵某的证言,该证人系昱中司法所司法助理员,证明方某某是昱中司法所所长,负责司法所全面工作,其与曹某负责所内社区矫正具体工作。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主要依据《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朱某在其所接受社区矫正,责任人是曹某,朱某部分访谈笔录、社区矫正对象周报告记录簿由其在方某某默许下作了虚假记录,社区矫正对象集中教育学习及公益劳动活动也并非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开展,朱某并非每次都参加所里组织的学习和劳动。其负责社区矫正对象手机定位时曾有一两次监控到朱某有越界情形并向方某某汇报。司法所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管不够规范,未严格执行走访、电话汇报、教育学习等相关制度,但为了应付检查做虚假台账资料,方某某对此知情。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朱某不会有机会私自外出,重新犯罪的事实。
4.证人王某2的证言,该证人系朱某的妻子,证明朱某于2010年左右将屯溪区建工小区的房屋出售,租住在屯溪区阳湖镇。2014年至2015年期间,朱某在南京市浦口区又租赁房屋从事传销活动。其在黄山家中时未听说司法所工作人员至家中走访过,也没有对其和儿子进行走访。其并不知道自己是朱某社区矫正小组成员,也未参加过矫正小组会议的事实。
5.证人方某、刘某的证言,证明其在昱中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矫正期限是2013年12月至2016年12月。2015年新任所长来之前,该司法所对社区矫正对象在电话报告、组织教育学习、公益劳动、走访等方面要求相对宽松的事实。
6.证人詹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10月至2015年5月期间,其在屯溪区昱中街道柏树社区工作。其不认识朱某,对自己担任朱某社区矫正小组成员不知情,也未参加过矫正小组会议,相关社区矫正资料上的签字均不是其本人签署。当时柏树社区并未实际参与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司法所工作人员也未就矫正对象朱某至柏树社区走访的事实。
7.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明其于2008年开始至屯溪区昱中街道柏树社区工作。其不认识朱某,对自己担任朱某社区矫正小组成员及社区矫正监督人不知情,相关社区矫正资料上的签字均不是其本人签署,司法所工作人员也未就矫正对象朱某至柏树社区走访的事实。
8.证人陈某的证言,该证人系黄山市屯溪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工作人员,证明司法局接收法院的执行材料后会根据规定要求社区矫正对象至指定司法所报到。司法所接收矫正对象后,根据相关工作要求要对矫正对象家庭进行走访,核实其居住地。朱某于2014年至其局报到,后在昱中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的事实。
三、方某某的供述与辩解
1.其于201月至昱中司法所担任所长,负责司法所全面工作。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主要依据《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2.朱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屯溪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于2014年1月22日至其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3.其未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走访朱某的家庭、单位,督促朱某履行电话报告和参加教育学习、公益劳动义务,也未对朱某私自外出、变更居住地、不参加教育学习、公益劳动等行为予以处罚,同时为了应付上级部门检查,在朱某的走访登记簿、访谈笔录、周报告记录簿等社区矫正档案上作虚假记录,未在该矫正对象的季度考察表上如实记载其不正常行为表现,致使朱某隐瞒其真实居所、职业及家庭情况,在社区矫正期间多次私自外出并重新犯罪。4.2013年6月至2015年4月期间,其被屯溪区委组织部抽调至屯溪酒厂地块从事拆迁工作。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其在不影响拆迁工作前提下仍兼顾本职工作。5.2016年5月18日13时52分至14时26分询问笔录一份,证实方某某于2016年5月18日主动至侦查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对朱某日常监管不力的事实。
四、同案犯曹某的供述和辩解,证明:1.其于2012年初被调至昱中司法所担任司法助理员,负责所内社区矫正文书档案整理、部分社区矫正人员日常管理等工作,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主要依据《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2.朱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于2014年1月22日至其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其是朱某的矫正责任人。3.其对朱某的社区矫正日常监管做得不到位,未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要求开展社区矫正监管、考察工作,同时为了应付上级部门检查,在朱某社区矫正档案中的走访登记簿、访谈笔录、周报告记录簿、集中教育学习签到簿等材料上做虚假记录,致使朱某在社区矫正期间脱漏管,多次外出从事传销犯罪活动。所长方某某对上述情况均知情并默许,同时要求其按照检查、考核要求补做部分虚假社区矫正台账资料的事实。
五、审讯视频资料,证明被告人方某某接受讯问的过程,不存在被刑讯逼供或诱供情形,与被告人方某某的供述印证一致。
方某某提出的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而非社区矫正监管工作的辩解意见。经查,《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主要履行以下职责:……(四)落实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监管措施,负责社区矫正人员日常表现的记录和考核,对社区矫正人员日常行为进行监督、考察;……本院认为,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基层组织机构,根据上述规定,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该日常工作包含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监管、监督和考察工作,故公诉机关指控“昱中司法所负责朱某的社区矫正监管工作”并无不当,被告人该辩解意见,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的履职行为存在过失,但未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且该履职行为与朱某重新犯罪的危害后果之间没有刑法意义上因果关系的辩护意见。
经查,在案方某某的任职文件、不动产登记信息、房屋买卖合同、朱某乘车记录、朱某社区矫正执行档案、社区矫正工作档案、朱某重新犯罪案件材料等书证、证人朱某、赵某、王某2、詹某、王某3等人的证言、同案犯曹某的供述与被告人朱某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方某某作为昱中司法所所长,负责该所的全面工作,在落实对社区矫正人员朱某的日常监管、考察过程中,因未严格按照《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定期至朱某的家庭、所在单位及居住社区进行走访,落实朱某每周电话报告一次及每月参加八小时以上教育学习、社区服务的要求,对其违反规定外出的行为亦未给予相应处罚,同时为应付上级检查在相关社区矫正档案上进行虚假记录,致使朱某隐瞒其真实居住地,在社区矫正期间多次离开居住地至外省未被发现或有效制止,进而从事传销犯罪活动。
法院认为,辩护人提出“即使昱中司法所没有伪造社区矫正档案,也不能保证朱某不会再次犯罪”的观点在逻辑本身上并无错误,但被告人方某某的职责关键在于严格按照社区矫正相关规定落实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监管和考察,同时如实记载社区矫正人员的现实表现,从而使被矫正人员从心理上受到教育和矫正、从行为上受到约束和管理。而方某某违反社区矫正工作规定,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使社区矫正人员朱某在日常行为上没有受到约束和管理,在心理上也未受到教育和矫正,为其再次犯罪提供时间和空间便利,并最终导致朱某至外地重新犯罪。故其过失履职行为与朱某重新犯罪的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本案中,因被告人方某某及所在司法所疏于监管,致使罪犯朱某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重新犯罪,被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刑罚,不仅严重侵犯公民的财产所有权,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同时损害司法行政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依法应认定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综上,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与事实及法律不符,依法不予采纳。
缓刑犯唐红勇社区矫正典型案例 篇6
一、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
唐红勇,男,1977年12月25日出生,初中文化程度,已婚,农民,住花加拉嘎乡
双井村。
2011年10月11日8时许,唐红勇驾驶未注册登记的北方奔驰牌自卸货车,沿巴林左旗林东镇契丹大街第二车道自东向西行驶至新建的巴林左旗公安局西侧交叉路口向右转时,与同方向在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耿今朝驾驶的蒙DWS651号两轮摩托发生碰撞,致耿今朝受伤。经法医鉴定,耿今朝右下肢损伤已构成重伤,经巴林左旗交警大队认定唐红勇承担
次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案发后,被告人唐红勇的亲属已一次性赔偿被害人耿今朝医疗费等经济损失费250000元,取得了被害人和亲属的谅解,法院判处唐红勇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执行。
二、矫正对象的社会背景资料
唐红勇生在农村,文化低,父母是农民。长大后务农,虽已长大成人,但对交通法规了解的很少,驾驶的车没有牌照,但造成交通事故后,认罪态度较好,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医疗费等经济损失,得到法院从轻判决。
三、主要问题陈述
唐某被判刑后,能主动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并且服从管理,遵守纪律,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及教育培训,但是他的思想压力很大,意志消沉,主要表现在:
1、唐某本人对自己造成他人伤害非常后悔。给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心里压力很
大。
2、事情发生后,唐某本人深受打击,思想负担很重。
四、矫正过程及问题分析、诊断
1、工作初期
工作理念: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者在与唐某初次接触后,针对唐某思想负担过重,循循善诱,正确看待其罪行,对其平等对待,不存歧视,让其消除对社区矫正工作防御、戒备
心理。分析与诊断:唐某无意识犯罪,给家庭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思想反差明显,一时间不能适应。其次他人造成伤害有一种负罪感,以一名罪犯角色接受社区矫正管理,内心恐慌。过程:唐某第一次来所报到,是因为派出所告知他要接受社区矫正管理,他自己主动来到司法所,态度很好,一再表示要认真接受社区矫正教育,遵纪守法,好好接受改造。对于工作人员的询问和告知的有关社区矫正事宜,表示服从。工作人员没有将其作为一名犯罪分子对待,而是与其平等对话,以谈家常的形式了解其家庭情况、生活工作情况,让唐某与工作人员的接触、谈话在自由轻松的气氛下进行,初步消除了姬某是罪犯面受训斥、歧视的顾虑,让其感受到社区矫正工作人性化管理的模式,消除其抵触情绪,心甘情愿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理念:针对唐某家庭经济困难,对他造成的生活悲观,意志消沉情绪,对其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
分析、诊断:唐某本人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懊悔。由于对交通法规不懂,造成了对他人的伤害和自己的经济损失思想负担很重,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
过程:工作人员在知道他的事情后,经常对其进行开导,引用一些在面临严重打击后振作精神重新做人的矫正对象个案的典型事例开导他,分析其家庭的现实状况,劝说其要振作精神,树立信心,作为家庭的顶梁柱为其家庭其他成员撑起一片天空。在开导劝说的当中,工作人员也适时地对他进行政治理论教育,促进他树立正确的人生面和世界观,摒弃悲观厌世的情绪。工作初期效果:通过工作人员循序渐进,以情感召,以法服人的工作方针,唐某对我们充分信任,并能推心置腹地主动与我们交流沟通,十分配合我们的工作。并且他思想上有了重要转变,不再表现出自卑,生活态度认真,工作热情提高。
2、工作中期
工作理念:针对唐某好胜心强,急于还债的心里,鼓励其大胆发挥特长,遵守法
律,努力挣钱。
分析、诊断:唐某多年从事建筑行业,对业务精通,在朋友诚邀下加入达其嘎铁路建设工程队,这对其偿还家庭债务找到了出路。
过程:在唐某接受社区矫正后,工作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对其进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及社区矫正工作相关知识的教育。在接受教育后,多次向我们表示要认真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我们了解其心思后,激励他充分发挥才智,在工作上努力进取,按规定争取早
日解除矫正。效果:通过工作者的正确引导,唐某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得到了工友的一致好
评,其劳动态度得到了的肯定。
3、工作后期
唐某在接受社区矫正管理以来,服从管理,遵纪守法,积极参加公益劳动,认真接受思想教育,思想觉悟明显提高,在接受社区矫正过程中,他逐步拾回了信心,树立了重
新做人的勇气,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
五、评估与反思
1、要尊重社区矫正对象人格,平等对待,不存歧视。社区矫正对象虽然是违法犯罪人员,但有部分人员素质不高,自尊心极强,放松了警惕才导致犯罪,其主观恶性不大,并且在犯罪后都有悔过心理,因此我们不能将其等同恶性很大的罪犯看待,心存歧视,恶意训斥,践踏人格。这样容易造成对象自卑、自闭心理,阻碍沟通,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2、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社区矫正工作人性化管理。要及时并充分掌握矫正对象的家庭、生活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积极有利因素,坚持以人为本,以情感人的原则,尽可能为矫正对象排忧解难;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调动矫正对象的积极性,提高矫正对
象适应社会,自谋出路的能力。
我们应该通过大量的反面教材和普法知识宣传,教育、改变、引导社区服刑人员珍惜党和政府给的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早日回归社
社区矫正案例分析 篇7
一、社区矫正的成本—效益分析理论概述
所谓社区矫正, 也叫社区矫治, 是指将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区内, 由专门的政府机构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法定的期限内, 矫正这些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比较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经济决策方法, 常用于政府部门为了寻求在投资决策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 从而评估需要量化社会效益的公共事业项目的价值。具体而言, 社区矫正成本是指国家和社会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对罪犯的刑罚和矫正目的而对每个罪犯实际投入各种资源的总量。社区矫正效益是指通过对罪犯执行刑罚而产生的有益于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所以, 通过比较两者的成本和效益, 从而评估社区矫正项目的价值。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 是一种需要由国家来提供的公共产品, 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同时, 政府作为“理性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 也会面临着如何将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问题, 而成本——效益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一般而言, 在有约束条件的限制下, 实现最优化的供求点应该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的水平。所以, 社区矫正也应该遵循这个规律, 国家对此的投资原则应当是:最后一笔实施社区矫正的花费所得到的边际效益恰好等于为支出此项开支的运作所需缴纳的税金。如果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 说明供过于求, 成本投入过剩, 矫正措施干预过度, 应予以减少;如果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效益, 说明最佳效益尚未实现, 立法执法的投入不足, 应该扩大成本的投入, 如图所示。
注:边际成本曲线MSC表示, 随着犯罪的减少, 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逐渐增加。而边际效益曲线MSB表示, 随着犯罪的减少, 所得到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少。D点表示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的均衡点。
二、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的成本——效益对比
如果将刑罚的投入看做成本, 刑罚的成果看做效益, 那么, 刑罚每年改造的效率=每年的成果÷每年的收入=总成果÷年限÷每年投入 (E=G÷Y÷C) 。监狱矫正和社区矫正最明显的产出都是将罪犯改造为一个“新的生命力”, 将之设为总成果G。而由于监狱和社区矫正对罪犯的改造力度不同, 其改造成功的年限也就不同, 分别设为Y监和Y社。那么监狱和社区矫正的改造效率为E监和E社, 每年的改造投入为C监和C社。所以E监=G÷C监÷Y监, E社=G÷C社÷Y社。所以, 为了对比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的改造效率, 我们构造的模型为:
E监/E社= (C社/C监) · (Y社/Y监)
如果E监/E社>1, 说明监狱的效率高, 应当选择监狱作为执行方式;如果E监/E社<1, 说明社区矫正的效率高, 应当选择社区矫正作为执行方式。
1.监禁矫正的成本——效益分析
在监禁矫正模式下, 成本可以具体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包括: (1) 监狱折旧费用, 如固定资产的投入折旧; (2) 监狱运作的费用, 主要有狱政设施投入、罪犯改造经费投入、罪犯生活费投入、罪犯劳动所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的投入及其他专项经费投入等; (3) 政府人工费用, 主要有监狱工作人员的报酬、培训等费用。第二部分为间接成本, 它包括: (1) 管理成本, 它是由监禁矫正中政府对其内部行刑部门的利益进行协调而产生的成本; (2) 不确定成本, 罪犯长期与社会隔绝产生心理障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所付出的成本; (3) 行刑的错误成本, 对罪犯的刑罚执行错误所付出的成本, 既包括对犯罪人的物质赔偿, 也包括因行刑错误导致的公众对国家司法的不信任。行刑的错误成本也有高低之分, 较重刑罚的错误成本要高于较轻刑罚的错误成本。
监禁矫正的刑罚收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 威慑犯罪;通过对已然犯罪分子进行处罚, 从而威慑将要犯罪的人。 (2) 惩罚犯罪;通过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 从而对他所实施的犯罪进行有效的惩罚。 (3) 改造犯罪;通过在监禁期间实施的一系列改造计划从而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4) 剥夺罪犯的权利。当一个罪犯判刑之后, 他就不可能对监狱外的其他人进行犯罪。
2.社区矫正的成本——效益分析
在社区矫正模式下, 我们把对罪犯矫正的成本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直接成本, 主要包括: (1) 办公成本, 即社区工作者购置办公用房及设备的费用; (2) 政府委托费, 政府委托专业的社会工作社团对罪犯进行帮教和服务工作的费用; (3) 政府人工费, 司法行政机关人员费用;第二部分为间接成本, 主要包括志愿者投入、社区捐赠。
社区矫正的刑罚收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 罪犯免受监禁矫正环境的消极影响, 并利用社区和社会的资源开展有关的改造活动, 形成一对一的有针对性的改造。其次, 社区矫正并没有切断犯罪人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 这样既能够进行正常的学习和工作创造价值, 也能摆脱“监狱人”的标签, 更好的融入社会。
根据上面对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所需的各成本与效益的具体项目分类, 我们从政府角度分析来看, C社的成本相对于C监而言, 减少了监狱的折旧费用和运作费用等政府的财政支出。据学者的有关统计, 社区矫正一般花费不会超过监禁费用的20%。所以C社/C监≈0.15。而对于两者的改造年限而言, 一般社区矫正的对象是被判处监禁刑三年以下的罪犯, 社区矫正的时间是介于0~5年之间, 所以社区矫正需要更长的改造年限, 但大体相差不大, 所以大致可以将Y监/Y社比值设定为在1~2之间。根据前面构造的模型, 可以得到E监/E社的值大体在0.15到0.3左右, 是小于1的, 也就是说社区矫正从政府角度而言是一种比监狱矫正更具有效率的刑罚执行方式。这个只是大概的一个估算, 西方国家由于实施社区矫正形式的非监禁刑时间已经比较长, 所以由他们的实证研究看, 社区矫正的成本也是较监禁矫正的成本更低 (见表1)
三、对中国目前实施的社区矫正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社区矫正相对监禁矫正具有更高的效率, 那么中国引进社区矫正就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 实施它也就成为了必然。但是社区矫正毕竟是一种“舶来品”, 在中国进行本土化推行也就需要结合中国特有的国情。10年的实践, 中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如何?是否符合经济学的最优化的考量呢?
1.对投入社区矫正的成本进行分析
社区矫正的有效实施, 必须包括三个方面的直接成本投入。 (1) 办公成本, 即社区工作者购置办公用房及设备的费用; (2) 政府委托费, 政府委托专业的社会工作社团对罪犯进行帮教和服务工作的费用; (3) 政府人工费, 也就是司法行政机关人员费用;还包括社会志愿者、社区捐赠等间接成本。
首先, 从办公成本与政府人工费用来看;它是实施社区矫正的基本保障, 包括基本设施以及相关专业人员的招聘。目前, 各省市社区矫正组织构成一般都是采取成立以党委、政府领导挂帅的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或领导小组, 在司法行政机关下设办公室, 具体工作职能由基层工作管理部门或者监狱、劳教、刑释解教人员管理部门承担的方式。所以最终的工作落实在基层司法所, 而司法所的办公经费都是来源于地方财政, 财政投入多, 社区矫正工作落实的就好, 财政投入少, 各项工作只能疲于应对。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 因为地方财政投入不足, 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只有1人, 多的也只有2~4人, 办公用房简陋不堪, 大多数还没有配备微机等基本的办公设施, 同时他们还需承担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等十几项其他工作, 所以无暇顾及社区矫正工作。
其次, 从委托社会工作社团对罪犯的帮教和服务工作的成本来看。这是政府为了弥补“政府失灵”, 而采用的将公共产品由完全垄断转为与社会组织共同承担的一种提供方式。这个方面中国的现状又是如何呢?上海的做法是从公安、监狱系统选派的干警和向社会招聘的人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北京的做法是“政法委统一领导, 司法局组织实施, 政法各部门协作配合, 司法所具体执行”, 专业矫正人员包括司法所干部和抽调的监狱干警和社会志愿者。天津的做法是司法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 监狱局向各区派驻1~2名监狱警察协助司法局开展工作。各街道成立社区矫正工作站, 成员由责任民警、居委会治保主任、群众代表等组成。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的社区矫正服务仍然主要是由政府垄断提供, 虽然在后期也建立了如“北京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上海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等社会组织, 但是毕竟是少数, 而且它的性质也还是隶属于政府, 行政化色彩浓厚, 独立性不强, 根本不能发挥与政府共同投入资源, 共同承担风险, 共同分享收益的职能, 也就不能节省政府的相关成本。
最后, 从社会投入的成本来看。社区矫正投入的直接成本大部分是由政府财政来解决, 还有一部分间接成本是需要社会志愿者以及社区捐赠来实现。社会志愿者是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 主要包括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高等院校高年级学生, 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的人员等。有学者做过一个关于对社区矫正了解程度的调查研究, 其中只有13.7%比较了解, 而68.3%的人听说过但不了解, 17.4%的人没有听说过。所以目前存在的状况是只有少部分专家学者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 而广大公众对于社区矫正的了解程度还不是很够, 同时因为“重刑思想”根深蒂固, 以及对服刑人员危险性的担忧也让他们对社区矫正服务漠不关心。
所以, 由前面各项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表2的总结。中国目前社区矫正的各项成本投入都严重不足, 而且存在地区不均衡的现象。
2.对社区矫正取得的效益进行分析
刑罚执行方式的效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个是惩罚改造犯罪人, 一个是预防犯罪。但是, 不论是监禁矫正还是社区矫正, 体现矫正效益的直观方式都是再犯率的降低与否。
目前, 社区矫正, 是由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专业社工以及社区志愿者组成多元化的工作主体, 通过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分级, 并制定“一对一”的帮扶计划, 从而帮助解决他们在就业、生活、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使之得到更好的改造并适应社会。根据上海市社区矫正办公室的统计, 2004年, 上海市社区矫正对象期满后一年内重新犯罪率为0.67%, 2005年为0.70%:而根据上海市连续七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监狱矫正对象刑满释放后一年内的重犯率平均为3.2%。
所以, 由前面的相关表述及图表显示, 我国目前在社区矫正的效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使得再犯罪率得到有效的降低。
四、中国社区矫正实现最优化的几点策略
在将中国社区矫正实施的现状与实现最优化模型结合进行分析, 发现中国目前所处的状态应该是在D点左边, 也就是边际效益高于边际成本, 成本投入不足, 效益不明显。所以, 为了实现社区矫正的最优化目标, 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加大成本的投入。
一方面, 要加大政府财政支出的投入。社区矫正可以节省成本, 但是并不代表就不需要成本。要改善现状, 就需要改变由地方财政自筹资金方式, 改为由中央财政提供社区矫正专项经费, 保障社区矫正的基本物质需要和专业人员的培养, 特别是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 额外的经费补助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 要结合高科技的发展, 提高社区矫正相关设备的配备, 比如手机定位系统随时了解矫正对象的行踪, 减轻矫正主体的工作。
另一方面, 要加大社会成本的投入。社会成本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加大社会服务组织等第三部门的投入, 一个是提高志愿者的参与度。对于社会组织的投入, 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服务组织等是具有行政隶属性与无竞争性, 从而造成无效率性。要改变这样的现状, 就需要建立更多的社工组织参与改造罪犯的工作之中, 或者采用吸引已有的社团组织参与竞标的方式, 来产生激励机制, 制造工作压力, 从而提高社工组织的服务质量, 增强组织本身的生命力。而对于志愿者的参与, 加大宣传力度是主要方式。比如社区矫正的相关执法主体可以主动与各大高校建立联系, 比如可以采用设立实习基地, 暑期实践基地等方式, 招募一些在校社会学、心里学、法学相关学科的大学生广泛参与到社区矫正的工作之中。同时, 在服刑人员社区内也可以联合居委会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 让大家都参与其中, 让服刑人员感受周围对他的关爱。
参考文献
[1]张凯, 姚宏科.社区矫正分析[J].中国刑事法, 2009, (9) .
[2]刘江华.试论我国监狱罪犯矫正成本及效益[J].湖北社会科学, 2003, (2) .
[3]冯玉军.论法律均衡[J].西北师大学报, 2000, (4) .
[4]王志红.社区矫正之效益分析——基于经济学成本——效益的分析[J].生产力研究, 2009, (18) .
[5]王顺安.社区矫正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6]孙辉.罪犯的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模式比较——以上海市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 2007, (7) .
[7]胡虎林.社区矫正实务[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8]汤肃天.社区矫正与矫正质量的提高[J].当代法学, 2004, (4) .
论基层社区矫正工作 篇8
关键词 社区矫正 主体体现 不足和完善
中国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历经 8 年试点之后,于 2011年2月25日,被正式写进刑法,标志着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发展实现了新突破。然而,从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试点的实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执行机制实质上是公、检、法、司、民政等职能部门组成的统一管理机制,社会力量的参与比较少,因而对社区服务中心这种性质的社会组织在矫正中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微乎其微。因此,本文拟通过对社区矫正工作推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剖析,思考和探讨改革的方向及推进措施,以期加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一、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现状及问题
社区矫正工作是在市政法委的统一领导下,以各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矫正组织”为中心开展的。向下主要是市级司法局下设的社区矫正与帮教安置处管理矫正工作,最后就是区(县)的司法局和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应该说,法律制定者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其中不乏问题的存在,主要表现在司法所成为实质意义上矫正工作具体执行主体所带来的问题。随着工作要求的提高、工作范围的扩大、工作职能的增加加上本身建设还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又承担起社区矫正的职能后,目前司法所的机构建设对于要完整、准确和有效地履行非监禁刑罚执行的职能,确保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准确性、有效性及其公信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是司法所工作人员配置问题。一方面结构不尽合理、素质参差不齐,存在文化程度偏低、法律专业素质不高的问题。另一方面工作人员力量配备不足,而且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编制混乱。有公务员身份的,有事业编制的,也有临时聘用的人员。二是司法所的基础建设尚未到位。办公用房紧张,必需的执法装备如执法用车、警戒具、通讯器材缺乏保障。三是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不到位。根据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由上下配套解决,事实是往往上面的经费到位了,下面的配套经费却迟迟没有着落。四是司法所执行矫正与其工作任务在性质上存在冲突。其自身负责的工作主要是法律服务类的,而社区矫正则是刑罚执行。由司法所执行社区矫正,则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就拥有了执法权,这就与法律规定相矛盾了。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因主体存在诸多问题,势必会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带来阻力,因而需要对此进行改良和完善。
二、 不足与完善
社会工作在中国刚刚起步,社会工作专业认可度不高,因而社会工作者在进行专业服务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首先,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立法。对于社区矫正,从多国的立法实践看,多以立法或者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如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法》,澳大利亚《矫正服务令》,我国香港《社会服务令》、《感化(缓刑)令》,台湾地区《更生保护法》等。对于我国,首先应当借鉴成功经验,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尽快进行相关立法工作,确立矫正执行机构、矫正工作者的权力与责任。
其次,与相关部门合作过程中的问题。社区矫正的实施理念与社会工作具有统一性,主要表现在理念、功能和过程上。从社会工作专业自身的理念来看,社会工作者强调问题的社会性。如果社会工作者的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其在这一过程中职责界定不清,可能很难取得相关部门的协助。这就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其权力和地位,明确职责,加强各部门的配合与协作。
再次,加强司法所建设,健全社区矫正组织机构。应当通过加强司法所的建设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一是理顺司法所的管理体制,明确在三种模式司法所存在的现阶段,业务指导和人员管理各有侧重的管理体制,逐渐过渡,最终统一形成一种模式。二是统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身份,进行专业考核、择优录用、定编定岗,统一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同时要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增强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执法能力、水平,以期更好地落实社区矫正这项刑事政策。三是对社区矫正经费的拨付应在县一级财政经费预算中专门给予列支,规定不得挪作它用,并进行检查监督。四是加强司法所的基础建设,地方政府应全力以赴支持这项工作,在办公用房、交通工具、技术装备等方面加大投入,不要让司法所成为一个空壳。
除此之外,要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可以通过网络、报刊、广播、电视等一切新闻媒体,让社会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目的、意义,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会影响力,提高社会对这项工作的认可度。在保障社区矫正制度化的同时,获得社会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
三、结语
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展开才刚刚起步,道路曲折、困难重重毋庸置疑,但毕竟已走过9年的路程,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坚持不懈,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实际,假以时日,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一定会不断走向完善、成熟。
【社区矫正案例分析】推荐阅读: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分析07-17
社区矫正工作典型案例06-20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07-14
社区矫正对象姚某个案分析07-27
社区矫正对象JH个案分析08-20
大羊司法所社区矫正个案案例07-03
社区矫正教育07-07
社区矫正制度08-24
社区矫正试题06-09
社区矫正机构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