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犯罪学意义

社区矫正的犯罪学意义（共8篇）

社区矫正的犯罪学意义 篇1

一、社区矫正现状分析

2011年以来, 山东省成武县共有社区矫正人员730人。其中, 缓刑犯503人, 占社区矫正人数69%, 暂予监外执行罪犯24人, 假释犯149人, 管制39人。成武县检察院共办理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案件19案25人, 其中审查批捕13案15人, 占近三年所有受理案件总数的2.53%, 在社区矫正期间重新犯罪的占5.9%, 其中社区矫正中缓刑比例占到97.2%。

(一) 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的主体特征

1. 男性在再犯罪人员中占绝大比例。

成武县检察院办理的社区矫正重新犯罪案件均为男性。

2.20-36岁的人员重新犯罪突出。

在年龄分布中, 近三年社区矫正重新犯罪人员在各个年龄段中的比重最高的是22-30岁, 共18人 (占72%) , 其次是30-36岁, 共7人 (占28%) ;从整个社区矫正人数来看, 若以10年为一个年龄跨度区间, 则25岁以后的社区矫正重新犯罪人员所占比重随其年龄增加而依次减小, 也就是说, 随着犯罪人员的年龄增大, 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递减。

3.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重新犯罪不容忽视。

近三年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所占比重变化不大, 均为2人。其中出现了未成年人连续两次接受社区矫正, 然后再次犯罪的案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以盗窃和故意伤害等多发性犯罪为主。

4. 文化程度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犯罪主体学历多为初中以下, 半途辍学者居多, 法律意识淡薄;在犯罪形式上具有盲目性和冲动性, 作案动机和目的简单、单纯, 多数属于突发性、激情性犯罪。

(二) 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的行为特点

1. 多数重新犯罪前后罪均为同一个罪名。

在19件案件中, 其中16件前后均为同一罪名, 占84.2%, 涉及盗窃、诈骗、寻衅滋事等罪名, 其中故意伤害案件最多, 19起案件中, 故意伤害案件多达7起, 犯罪的暴力程度也不断加剧。

2. 团伙作案现象普遍。

在19起案件中, 团伙作案达到7件, 占36.8%, 均为团伙中的一人或数人在监外执行期间又犯罪, 共同犯罪比例较高的特点, 说明社区矫正重新犯罪人更易于形成犯罪团体, 反社会的倾向更强。

3. 侵犯财产型和暴力型犯罪居高不下。

在成武县检察院近三年办理的19起案件中, 故意伤害、毁坏财物罪和抢劫等侵财性犯罪12件19人, 占案件63.2%, 故意伤害 (8人) 、抢劫 (2人) 、故意毁坏财物 (4人) 、抢夺 (2人) 、强奸 (2人) 、非法拘禁 (1人) 。说明社区矫正重新犯罪人员的人身危险性较大, 主观恶性较强, 目的性更强。

二、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 主观原因

1. 犯罪心理难以矫正。

个人的生活期望值过高, 又无技术特长, 回归社会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没有稳定的收入, 本身已经形成不良嗜好, 比如吸毒、赌博。一旦生活需求达不到满足, 就容易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

2. 缺乏服刑意识, 对社区矫正工作存在抵触情绪。

社区矫正对象, 如管制、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服刑意识淡薄, 不服从司法人员对其监管和教育, 不能很好地完成社区矫正规定的任务, 更不会认真反思自己的犯罪行为。特别是一些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 父母溺爱孩子, 视社区矫正为有意刁难, 千方百计逃避社区矫正。

3. 文化素质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不少矫正人员自身素质差, 价值观扭曲, 形成了不良的人际关系和好逸恶劳的恶习, 他们对社会好的方面不容易接受, 但对社会不良风气容易接纳, 讲求“江湖义气”, 视法律为无物。

(二) 客观原因

1. 社区矫正实体和程序上存在缺陷。

从实体上看, 社区矫正缺少法律保障的强制措施。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 对于违反社区矫正的人员给予警告、治安处罚和撤销缓刑假释等惩罚措施, 但在实践中对于部分矫正对象不报到, 不服从监管、大错不犯、小错不断, 仅仅靠矫正工作者耐心说服教育并不能解决问题。虽然有警告、记过的规定, 但均为荣誉罚, 强制力和威慑力不足;虽然也有治安处罚、收监等规定, 但具体操作时仍面临环节过多、效率不高等实际问题。从程序上看, 社区矫正欠缺程序保障。一是接管机制问题, 人民法院作出监外执行判决或裁定后, 要求罪犯自行前往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报到, 相关法律文书一般通过邮寄送达或者让罪犯自己带回, 这在客观上出现了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 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二是刑事自诉案件的缓刑判决, 人民法院不将判决书副本送达检察机关, 致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掌握的缓刑犯底数不一致, 给监管工作和执行工作带来不便。

2. 落实监管制度主动性不够。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对社区矫正人员实行帮教制度。但在实践中执行机关和帮教组织履行职责不到位, 造成脱管。以成武县为例, 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机关是成武县公安局, 具体工作一般是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个别执行机关由于精力不足, 或者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管理不愿意接手或者不能严格履行监管职责。一些派出所还没有建立规范的监外执行罪犯考察制度, 档案不齐全, 考察无记录, 形式上备案, 实质上不管理、不考察, 没有依法建立监督考察和帮教组织。由于监管工作不到位, 加之一些监外服刑罪犯长期外出打工经商, 其去向和表现无法掌握, 造成教育和改造工作不落实。

3. 基层司法力量薄弱。

就成武县而言, 社区矫正人员数量逐年增加, 人少事多矛盾凸显, 法院判决宣告缓刑的罪犯越来越多且考验期一般较长, 成武县下辖12乡镇和一个开发区, 仅有15名司法工作人员, 全县的372名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工作仅靠这15名司法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每天疲于完成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教育、帮扶安置任务, 很难持续跟踪和全面落实对特定对象的监管, 工作很难做细做深。另外, 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力量不足:一是基层自治组织未充分发挥作用;二是社会志愿者严重缺位且发挥作用有限, 社会团体、社会志愿者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法律、心理、教育以及犯罪等专业知识, 社区矫正专业人才欠缺。

三、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对策

(一) 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力度

首先, 扩大基层司法工作人员队伍。在人员编制上作出安排, 通过招录、选拔、培训, 可考虑在政法编制不足的情况下, 适当增加司法行政部门的地方事业编制, 特别是社区矫正工作急需的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专业型人才, 增强专业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抓好业务培训, 采取经常性培训与集中脱产培训相结合、内部培训与外部经验交流相结合、理论培训与业务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使工作人员更加熟悉社区矫正的手段和办法。其次, 扩大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 提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深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 及时发布社区矫正工作信息, 进一步将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律师等吸收为社区矫正志愿者, 充分发挥工会、团委、妇联等社会团体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 完善志愿者津贴制度, 合理、必要的津贴有助于保护志愿者的公益热情。最后, 实行社区矫正绩效奖金制度, 将社区矫正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根据年终综合评比结果划分若干等级进行发放, 进一步完善司法局岗位责任制, 强调问责, 严卡流程关, 定期组织上级部门检查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 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

(二) 创新工作模式, 加强监管力度

社区矫正工作中, 监管工作是重中之重。因此, 建议相关部门建立完善相关制度, 进一步规范监管工作:一是建立社区矫正担保制度。社区矫正组织在接收社区服刑人员时, 要求其交纳一定的保证金或提供担保人, 明确担保人责任, 一旦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或不按规定接受矫正教育, 保证金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或给予担保人相应的处罚。社区服刑人员如果表现良好, 遵守相关规定, 则于考验期满时退还保证金。二是建立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救助金制度。对生活水平低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 与普通公民一样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确保贫困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三是注重帮教, 帮助无家可归的罪犯开始新的生活。司法机关协调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为农村籍社区矫正人员落实责任田, 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帮助他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回归社会。

(三) 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破解工作难题

首先, 在规范交付执行方面, 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交付执行的运行机制:一是进一步明确交付执行的细则规定, 如详细规定需要送交的法律文书内容、送达具体时间等。二是完善社区矫正惩罚措施, 提高社区矫正的威慑力。补充和修订现有的刑事法律, 增加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中接受处罚的方法和措施, 以对违反社区矫正规定、有重新犯罪可能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预防性措施, 防止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通过在执行、立法和司法的改进, 完善社区矫正的惩罚机制, 增强社区矫正刑事执罚的威慑力, 保障社区的安全。三是建立异地社区矫正《审前调查报告》。人民法院、监狱等要切实做好异地监外执行庭前审查工作, 对不在本地执行的监外执行罪犯, 原则上送回原籍进行社区矫正, 对不回原籍进行社区矫正的, 要确定有固定的工作或居所, 且能提供担保和填写《愿意进行社区矫正承诺书》, 确保能遵守相关规定和按时报到, 才能送交暂居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其次, 社区矫正工作涉及的职能部门、协作单位众多, 相关部门和单位必须在依法履职尽责的同时, 紧密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 共同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深入、有效开展。

摘要：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 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 其根本价值具有双重性, 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社区矫正的直接目的在于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社会化的教育, 使其在不与社会相脱离的情况下矫正其行为恶习, 以达到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 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时有发生, 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前期刑罚改造功能和后期社会预防的不成功, 严重影响社区矫正价值的实现, 笔者对山东省成武县近三年社区矫正重新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对其特点和原因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社区矫正,重新犯罪,刑罚

参考文献

[1]崔会如.我国社区矫正组织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法律适用, 2011, 08.

[2]任华哲.社区矫正中重新犯罪的风险与控制刍议[J].理论月刊, 2011, 08.

社区矫正的犯罪学意义 篇2

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流动人口社区服刑人员理应接受同等的社区矫正管理，如果因其特殊状况而导致法律适用不公，可能会加剧社会对立，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但不可忽略的是，流口社区矫正对象自身的特殊性提醒我们应该在遵循社区矫正总体方向的前提下为其制定个性化、实效化的矫正方案，应当通过规范管理帮扶措施、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径，保障流口矫正对象平等地获得社区矫正管理处遇。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已经七年，在实践中一般是采取居住地管理，但存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根据实践和国外先进做法，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流口矫正对象的衔接

对于那些被判处接受社区矫正，并适宜回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的，可以由判决机关或者原服刑监所遣送其回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对于不便遣送原籍服刑，而在所在城市无工作岗位、无生活来源、无固定居所的“三无”流口矫正对象，可以将其安置在特定的场所居住，在为其提供生活帮助的同时，便于对其进行监督和矫正。为此，可借鉴西方一些国家“中途之家”的做法。所谓中途之家，是指设置于社区专门的出狱人（包括假释人员）保护机构。其作用在于运用社会资源协助刚出狱的刑释人员与社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使其逐渐适应自由的社会，成为健康而自信的成员。尤其对那些出狱后无家可归的人员，中途之家可以为其提供临时的食宿条件，避免其流落街头。1964年国际中途之家协会(international halfway association)成立，促进了中途之家的蓬勃发展。以加拿大为例，1968年，加拿大矫正局在蒙特利尔建立了第一所中途之家，供假释犯人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矫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也被称之为社区矫正中心），并且与163所私营的中途之家签订了合同。我国应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着手构建中国的中途之家，使其成为具教育、咨询、救济、辅导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出狱人及特定社区矫正对象的救助机构，从而解决流口社区矫正对象因难以监管而影响社区矫正适用的问题。

二、流口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纵深发展时期，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资源都正在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调整和配置，加上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决定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必须外出经商或打工才能维持生计。如果限制矫正对象外出经商或打工，实际上就是限制他们的生路，必然影响其正常的生活。因此，2008年1月出台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中对矫正对象请假作了相关规定，反映了我省在对待“社区矫正对象有就业、经商、就学、就医、探亲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户籍地（经常居住地）的”，采取了人性化的规定，其中请假时间分为6个月以内和6个月以外两个档次，“6个月以上、未导致经常居住地变更的，户籍地（经常居住地）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委托暂住地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管理”，而实际情况是，矫正对象请假时间在6个月以下的居多，如果只规定流入地社区矫正组织“协助、配合”，那势必使大量流动矫正对象处于脱管失控状态。因此，建议通过修改现行相关法律，取消原来不准外出经商或打工的制度，在全国范围（至少在社区矫正示范区域）内建立流动矫正对象异地托管机制，而不仅限于6个月以上人员。在流入地社区矫正机关同意代管的情况下，原则上允许主动到社区矫正机关报到，并经过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关接受过渡矫正教育（如期限为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后表现积极的对象，外出经商、打工、就医、就学等，同时严格履行审批制度，对拒不到矫正机关报到、或虽报到但消极对待矫正的对象，则一律不批假，以维护法律权威。

三、流口矫正对象帮扶解困

流动人口矫正对象绝大多数存在“无业，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问题，成为此类人员重新犯罪的潜在诱因。对此，实践中启用“双结合”模式，对流口矫正对象中的困难群体实施“物质和精神双重救济”，公、检、法、司四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建立流口矫正对象信息互联平台，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乡镇、街道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者的配备和指导，保证各项制度和措施的落实，采用人性化的改造教育理念搭起“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使他们真正融入到无户籍地域之分的和谐环境中，以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的社会效能，另外必须加大扶助力度，切实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开展就业服务系列活动，组织劳务输出输入和特别职业培训计划。进一步强化就业服务功能，提供免费高效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政策咨询等服务，促进在当地企业或公共基础建设项目中实现转移就业。

开展流动人口社区矫正，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清醒认识到开展对流动人口矫正对象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探索流动

人口矫正对象社区矫正新路径，大力推进流动人口矫正对象异地托管机制建设，形成全社会内社区矫正工作齐抓共管局面，使社区矫正更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产生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流动人口对促进不同地域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比较严重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如何对此类社区服刑人员科学、合理、有效地使用社区矫正方法，对有效预防重新犯罪，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流动人口社区服刑人员理应接受同等的社区矫正管理，如果因其特殊状况而导致法律适用不公，可能会加剧社会对立，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但不可忽略的是，流口社区矫正对象自身的特殊性提醒我们应该在遵循社区矫正总体方向的前提下为其制定个性化、实效化的矫正方案，应当通过规范管理帮扶措施、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径，保障流口矫正对象平等地获得社区矫正管理处遇。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已经七年，在实践中一般是采取居住地管理，但存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根据实践和国外先进做法，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流口矫正对象的衔接

对于那些被判处接受社区矫正，并适宜回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的，可以由判决机关或者原服刑监所遣送其回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对于不便遣送原籍服刑，而在所在城市无工作岗位、无生活来源、无固定居所的“三无”流口矫正对象，可以将其安置在特定的场所居住，在为其提供生活帮助的同时，便于对其进行监督和矫正。为此，可借鉴西方一些国家“中途之家”的做法。所谓中途之家，是指设置于社区专门的出狱人（包括假释人员）保护机构。其作用在于运用社会资源协助刚出狱的刑释人员与社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使其逐渐适应自由的社会，成为健康而自信的成员。尤其对那些出狱后无家可归的人员，中途之家可以为其提供临时的食宿条件，避免其流落街头。1964年国际中途之家协会(international halfway association)成立，促进了中途之家的蓬勃发展。以加拿大为例，1968年，加拿大矫正局在蒙特利尔建立了第一所中途之家，供假释犯人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矫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也被称之为社区矫正中心），并且与163所私营的中途之家签订了合同。我国应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着手构建中国的中途之家，使其成为具教育、咨询、救济、辅导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出狱人及特定社区矫正对象的救助机构，从而解决流口社区矫正对象因难以监管而影响社区矫正适用的问题。

二、流口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纵深发展时期，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资源都正在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调整和配置，加上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决定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必须外出经商或打工才能维持生计。如果限制矫正对象外出经商或打工，实际上就是限制他们的生路，必然影响其正常的生活。因此，2008年1月出台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中对矫正对象请假作了相关规定，反映了我省在对待“社区矫正对象有就业、经商、就学、就医、探亲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户籍地（经常居住地）的”，采取了人性化的规定，其中请假时间分为6个月以内和6个月以外两个档次，“6个月以上、未导致经常居住地变更的，户籍地（经常居住地）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委托暂住地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管理”，而实际情况是，矫正对象请假时间在6个月以下的居多，如果只规定流入地社区矫正组织“协助、配合”，那势必使大量流动矫正对象处于脱管失控状态。因此，建议通过修改现行相关法律，取消原来不准外出经商或打工的制度，在全国范围（至少在社区矫正示范区域）内建立流动矫正对象异地托管机制，而不仅限于6个月以上人员。在流入地社区矫正机关同意代管的情况下，原则上允许主动到社区矫正机关报到，并经过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关接受过渡矫正教育（如期限为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后表现积极的对象，外出经商、打工、就医、就学等，同时严格履行审批制度，对拒不到矫正机关报到、或虽报到但消极对待矫正的对象，则一律不批假，以维护法律权威。

三、流口矫正对象帮扶解困

流动人口矫正对象绝大多数存在“无业，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问题，成为此类人员重新犯罪的潜在诱因。对此，实践中启用“双结合”模式，对流口矫正对象中的困难群体实施“物质和精神双重救济”，公、检、法、司四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建立流口矫正对象信息互联平台，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乡镇、街道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者的配备和指导，保证各项制度和措施的落实，采用人性化的改造教育理念搭起“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使他们真正融入到无户籍地域之分的和谐环境中，以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的社会效能，另外必须加大扶助力度，切实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开展就业服务系列活动，组织劳务输出输入和特别职业培训计划。进一步强化就业服务功能，提供免费高效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政策咨询等服务，促进在当地企业或公共基础建设项目中实现转移就业。

论社区矫正在青少年犯罪中的运用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青少年犯罪；矫正犯罪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62-01

随着刑罚文明的不断发展，从同态复仇到报应刑再发展到矫正刑，体现了刑罚人道化的发展趋势。与“严打”政策与重刑主义思想相比，刑罚轻缓化要求在量刑规范化的前提下加强对特殊主体的权益的保护以及刑罚执行的轻缓化，更加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刑罚效益，促进犯罪人的改造和再社会化。社区矫治则正好符合刑罚轻刑化的趋势。

一、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有待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是：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罪犯。关于社区矫正的规定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之中，缺乏系统性、普遍性、完整性的立法规定，未能与我国青少年犯罪处置方式完好地衔接。伴随着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中流动青少年的数量亦呈现出上升趋势，对于这一部分青少年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以至于主要在城市社区适用的社区矫正很难适用于此类违法犯罪的青少年。

其次，社区发展层次不平衡。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城市社区发展水平也不尽一致。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中西部城市，有些地区尚处在传统的社区阶段，社区矫正的专业人员、设施配置相对匮乏。

最后，由于缺乏专门的矫正机构和专业人员，某些地区由司法所负责矫正工作，而司法所人手却配备不足，身兼数职。工作人员未经过专门的培训缺乏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知识。且矫正小组成员一般由社会性强的志愿者组成，在没有未成年犯罪人信息保密责任条款的约束下，会导致未成年犯罪人的信息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二、青少年犯罪的成因

（一）家庭因素。我国现阶段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主要有这几个方面：（1）家庭功能不健全。离异家庭与单亲家庭等家庭结构破损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容易产生心理不健全的现象，从而做出越轨行为。（2）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家暴、宠溺、放纵等教育方式，不利于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塑造。（3）家长行为不检点会给孩子树立不正确的榜样。

（二）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早在19世纪，被誉为美国儿童心理学之父的霍尔就与其学生博哈农对独生子女进行了统计研究，并提出了“独生子女本身就是一种疾病”的著名论断。[1]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容易形成心理偏差，此为导致其犯罪出现越轨行为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我国目前“二孩政策”的放开，这一现行可能会有所缓和。

（三）社会因素。信息时代的发展，使青少年接受各类思想和观念的渠道越来越广，青少年自身辨析能力较弱，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未完全成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形成，如若流向社会，便容易误入歧途。由于学校一直以来看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导致“好学生”与“差学生”的两极分化现象出现。我们的青少年首先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这应该是底线，是最基本的，其次才是根据青少年自身的能力学习科学知识去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做贡献。[2]

三、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完善

（一）加强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工作。我国现阶段对青少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缺少统一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要构建完整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必须通过立法，制定专门的关于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内容包含对青少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界定，处罚的方式、程序，处罚执行的主体，执行的监督主体等相关规定，使青少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需要规范社区矫正的内容，由青少年社区矫正机构专门管理失足青少年的矫正工作，并成立专业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小组。

（二）扩大青少年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包括：纠集他人结伙滋事，扰乱治安；多次攔截殴打他人或者强行索要他人财物；携带管制刀具，屡教不改；传播淫秽的读物或者音像制品等；进行淫乱或者色情、卖淫活动；多次偷窃；参与赌博，屡教不改；吸食、注射毒品等。这类行为主观恶性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尚不足以判处刑事处罚，但是却很容易滑向犯罪的深渊，所以对此类青少年进行社区矫正以达到预防犯罪、教育改造显得尤为必要。

（三）重视对青少年的个案矫正。传统监禁刑的惩罚矫正措施单一，针对性不强，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一定程度上增强其报复社会、违法犯罪的心理。社区矫正则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其工作人员针对每一个违法犯罪青少年，结合其违法犯罪的不同情况及其性格、心理等因素，制定针对性较强的矫正方案，对于加快其回归社会也是极其有利的。

（四）借鉴国外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经验。西方实行社区矫正较早的国家矫正措施相对完善。其中中途之家（half way house）颇具特色，它是指帮助犯罪人和刑释人员克服危机、提高环境适应能力的一种过渡性住宿式社区矫正机构。[3]通过咨询、提供文化和职业培训等方式，帮助犯罪人化解危机、解决心理问题，提高其就业和谋生的能力，从而预防其重新犯罪。[4]北京朝阳区于2008年7月建立的 “中途之家”，致力于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克服生存困难、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从而达到矫正犯罪、预防再犯的目的。

四、结语

社区矫正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这是监禁刑罚所不具备的，刑罚的目的是为了将社会中人格不健全、不能正常进行社会生活的犯罪者再社会化，这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对于失足青少年来说，实行社区矫正则更利于其重塑价值观、回归社会、远离犯罪，从而达到刑罚矫治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宋浩波，靳高风.犯罪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506.

[2]姜晨智.论青少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问题与对策[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3：34.

[3]董颖.青少年犯罪新论[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0：310.

[4]郭建安，郑霞泽主编.社区矫正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83.

健全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矫正 篇4

现代社区矫正制度源于二战后出现的新社会防卫论, 刑罚个别化是其重要的理论支撑。刑罚个别化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当属社区矫正制度, 而且由于未成年人其犯罪原因及特征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性, 再加之其生理、心理仍处于成长发育中, 尚不成熟, 社区矫正制度理应将他们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同时, 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的相关规定, 少年司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少年犯, 而且也适用于年纪较轻的成年人犯罪。这就意味着社区矫正不仅非常适用未成年人, 更适用于刚成年的青年人。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角度看, 社区矫正不仅适用于青少年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 而且还应当适用于青少年轻微偏差行为, 惟有如此, 才能对存在行为偏差的青少年严加管教, 达到防微杜渐的效果, 实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 社区矫正制度的有关内容首次出现在《刑法修正案 (八) 》之中, 从此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了社区矫正的身影, 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社区矫正措施的实施有了相应的法律依据, 这无疑是我国现代法治体系的一大进步。但是, 在制度构建方面, 刑法修正案的相关内容仍有很大欠缺, 亦没有根据未成年犯的特殊性, 将这类特殊人群的社区矫正与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区分开来, 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所以, 在我国当前青少年偏差行为日益严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 针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需求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对于防控未成年人犯罪, 防治青少年偏差行为, 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虽然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有了初步的法律依据, 做到了基本的有法可依, 但是, 未将针对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制度与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制度作出明确区分, 没有制定统一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法, 这使得我国针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仍然需要从零散的法律法规中寻找依据, 而欠缺统一的法律依据。

其次, 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缺乏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实践中, 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大多是由公、检、法等职能部门直接从事, 尽管这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违法犯罪情况有详细了解, 跟相应的犯罪人接触频繁, 熟悉这些人的特点、犯罪的背景、原因, 但是, 这些工作人员的身份比较特殊, 反而容易引起未成年犯的抵触心理, 不利于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 由于这些机关各自的业务工作已经非常繁重, 再把精力分到社区矫正方面, 就会更加力不从心。至于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 一些地方吸纳心理医生, 甚至大学生从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但是, 这些人员欠缺专业的理论知识, 并未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系统的把握, 其本身的专业素质也参差不齐, 从实际上看来不能较好地实现社区矫正的目的。

再次, 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措施方面, 种类比较单一并且流于形式化、表面化。比如一些普法宣传教育、社区服务活动、工读学校参观等, 并未真正使未成年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

第四, 社会各界的配合性不强。参与单位多为团委和妇联, 很多社区基于各方面利益的考虑,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配合度不高;作为未成年犯学习、成长的最重要场所, 学校应当承担更多的任务, 却也没有积极参与;一些未成年犯的家庭不积极配合, 甚至有些家长排斥矫正措施的实施, 这些问题都极大地阻碍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

从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来看, 有必要借鉴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先进经验, 构建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并逐步使之完善, 使之适应与青少年犯罪作斗争的需求。论者认为, 大体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 加强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项立法。有法可依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放眼世界, 关于少年犯罪和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都存在专门立法。而我国在社区矫正立法方面仍存在欠缺, 没有区别对待成年罪犯和未成年犯。故此, 我们有必要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予以专门立法, 使我们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做到有法可依, 而且要使这项法律是完整的、统一的法律体系。

其次, 健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机构体系, 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未成年犯矫正工作中, 不应当由公安机关承担过多的职责, 因为在实践中, 公安机关承担着繁重的社会治安任务, 而且作为国家行政机关, 公安机关不适合从事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 否则, 将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从事具体的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相关家庭应积极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去, 家庭要扮演社区矫正的重要角色, 家长要积极配合矫正工作, 主动学习对未成年人开展教育的科学方法, 为未成年犯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在学校教育方面, 积极与相关学校沟通协调, 使未成年犯不至于真的“一失足成千古恨”, 避免出现没有学校接纳失足少年的情形发生, 以至于心理更加扭曲。与此同时, 还要培养专业的工作人员, 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需求。非专业人员的失误很容易令矫正措施的努力前功尽弃。因此, 对基层法律服工作者要开展周期性的相关学科知识技能的培训, 使他们能够及时充电, 补充社区矫正工作所亟需的相关知识, 以适应工作需求。此外, 还有必要完善相关制度, 使志愿者能够积极参与到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中来, 充分利用志愿者们自身已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 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注入新生力量。

再次, 丰富社区矫正措施, 关注矫正效果。结合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 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设置多样化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措施, 例如社会服务令、职业技能训练令、家庭监禁令、训诫、保护观察等等。与此同时, 还要注重对未成年犯的心理治疗, 由专门的心理矫治机构对未成年犯进行心理健康的干预和矫治, 在这项工作中尤其要注重对未成年犯的隐私的保护,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总之, 应当使社区矫正的服务工作更细致, 真正为青少年回归社会考虑, 细化服务内容, 不仅要对其进行法制的宣讲教育, 更要加强生活知识、职业知识技能的培训, 使失足青少年能够尽快地适应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他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问题时, 要提供切实的帮助, 避免他们因为生活困难而重新犯罪。

社区矫正的犯罪学意义 篇5

作的几点思考

犯罪和重新犯罪的问题，是一种与人类文明发展相生相伴的正常的社会现象，就象跳蚤附身于动物身体、老鼠寄生于人类环境一样，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痼疾。因此，对犯罪及重新犯罪的预防，已成为世界性的课题。任何国家，不会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或者因为民主理念的不同就会天然享有豁免权。即对重新犯罪问题，任何国家先天都不能免疫，要依靠的是后天的防疫，来减少、避免这样的风险、减轻或者降低这样的社会危险。

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体制，实践证明是对预测、预防犯罪，减少、减轻重新犯罪的行之有效的好的方法。通过我们对重新犯罪危险性进行正确、准确的预测和评估，通过我们主动、积极地做好防控工作，特别是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我们在一定层度上减少了犯罪，保持了治安环境持续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

我国行刑制度和方式发展新形势下，关于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的风险和相关的分析，从基层实际工作的思维出发，供专家参考。

一、关于重新犯罪的概念

关于重新犯罪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有法律专业性的理解和民众常识性的理解。在民众词典中，普通人的思维里，凡是过去犯过罪的，现在又犯了新罪的，都是重新犯罪，这样的理解同时也是广义的理解。虽然目前国际国内对重新犯罪的法律概念并无权威性的界定，但在我国，一般都是以刑法中累犯的概念来界定重新犯罪的标准的，同时，1985年1月中央政法委批准的司法部《关于调查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重新犯罪、违法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提到的重新犯罪的政策性规定，也是我们的参考基准。总体上，我国的重新犯罪，应该是指因实施犯罪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的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一定期限内（五年）再一次实施的犯罪行为。这里不包括服刑期间（包括监狱服刑和监外执行两种情形）的再犯罪，也没有犯罪次数限制。同时不包括罚金、没收财产、管制、拘役、缓刑等刑罚执行方式，以及判决时余刑不够一年的有期徒刑。

随着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和深化，特别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引入和推行，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问题也就自然走向了前台，笔者认为，对传统的重新犯罪人员的界定，应当相对扩大。所以，重新犯罪人员应当包括刑释、解教和解矫三类人员。

二、关于社区矫正的定位

关于社区矫正的概念，本是西方的泊来品。把这一法律概念和行刑方式的引入，在理论上本身尚在争议和探讨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所以，社区矫正实质上就是一种行刑的方式。

从社区矫正的概念入手我们就可以看出，社区矫正首先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是与监狱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活动，是在非监禁状态下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因此，社区矫正的性质就是刑罚执行活动。作为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而且是在社区中实施的刑事执法活动。

社区矫正的目标就应当定位在为了预防重新犯罪，教育矫正对象进行自我改善，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只重管理执法而忽视教育感化，强调行刑而忽略犯罪人的自我完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同时也说明了社区矫正与预防犯罪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关于预防犯罪的概念

预防犯罪或者叫犯罪预防也是一个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管理系统中的根本性和战略性的议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与普通人的安全利益直接联系的话题。

关于预防犯罪的概念，从专家的观点看，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观点就是指一般的对犯罪可能的事先预防，具体而言，就是指为消灭犯罪原因，防止犯罪发生而采取的各种社会管理、组织和建设的措施。是对犯罪的事先预防，也叫罪前预防。广义的观点是指把犯罪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和防止犯罪发生的各种措施的总和。不仅包括罪前预防，还包括以打击为主的罪中预防和感化矫治为主的罪后预防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预防措施。一句话，预防犯罪就是为防止犯罪发生而采取、实施的一些列措施的总和。

犯罪预防也是我国为维护社会秩序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的指导方针。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也是目标和任务。是我国犯罪预防体系的特殊形式。

犯罪预防是包括社会预防、心理预防、治安预防、刑罚预防四个方面的系统工程。因此，从社区矫正的定位和目的上看，实质上就是刑罚预防的完善和补充。是预防犯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实践趋势上看，社区矫正预防已是预防、遏制和减少犯罪的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

四、关于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风险评估

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使破坏或损失的概率不会出现，或者说智慧的认知下作出理性的判断，继而采取及时而有效的防范措施，那么风险就可能带来机会。由此进一步延伸的意义，不仅仅是规避了风险，可能还会带来比例不等的收益，有时风险越大，回报越高、机会越大。这就是对风险的评估。因此，如何判断风险、选择风险、规避风险继而运用风险，在风险中寻求机会创造收益，意义更加深远而重大。

关于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风险，主要是指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在其非监禁人身自由的情形下，存在的可能重新犯罪，继续危害社会的概然性层度和不确定因素，从实践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类的风险。

第一类风险是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限内，不接受、服从社区矫正的管理，违反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导致收监执行的风险；

第二类风险是矫正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内，实施新的犯罪，危害社会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矫正对象在矫正期满后，没有收到矫正教育的效果，重新犯罪的风险。

收监执行的风险还可能包括在社区矫正期限间，矫正对

象被发现有新的犯罪而被起诉、判决，最后合并执行的情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对这几类风险的存在，如何认识发现，并准确评估和加紧控制，这就是本文探讨的主题了。

目前的矫正实践，对矫正对象重新犯罪风险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依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和根据司法人员的办案经验的初始状态。诚然，经验是宝贵的，但也是有限的。而且正因为经验过多的惨杂了个人的主观性，因而也是不可靠的。因此，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能有相对客观，准确可信的科学的评估方法来指导，并作为工具来使用。

关于对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风险评估，从理论上也属于行为预测学的内容。根据行为预测的原理，尽管制约人们的某种社会行为的因素很多，相互间关系错综复杂，但只要我们通过调查一大批该种社会行为表现不同者的个人及其周边环境的特点，然后，经过统计、对比、分析，我们从中就能发现、寻找到制约其该种行为的影响因素，了解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层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设计出构建定量的预测公式，从而对该种行为是否会发生，进行准确的预测。

五、关于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成因及分析

社区矫正人员与刑释解教人员出现重新犯罪的问题，从实践中来看，有相近似的一面，但从人员性质和犯罪层度轻重及受教育、惩罚的程度上看，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现象又有其特殊性。

刑释、解教、解矫人员的重新犯罪，有其明显的共性。在此，我把专家对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研究成果做一个总体的归纳。

客观影响因素

1、管理改造质量的高低对重新犯罪率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

2、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给人们带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变化，使刑释解教人员因无所适从而显得茫然无助，最终心理失衡、行为失范；

3、回归当地治安状况差，原先的犯罪诱因依然存在，造成的刑释解教人员犯罪人格未难得到根本的改变，重返社会后极易故态复萌；

4、家庭和社会关爱不力，帮教工作相对滞后，社会偏见长期存在，刑释解教人员精神无依、生活窘迫、就业困难，弃旧图新的愿望难以实现。

主观个性因素

1、个人的生活期望值过高，又无技术特长，缺乏谋生手段，回归社会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稳定的经济收入。在个人期望不能实现时，特别是畸形消费，入不敷出的情形下，导致心里失衡，人格变态；

2、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自身综合素质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他们对社会好的方面不容易发现和

接受，对不良社会现象却很敏感且容易接纳，讲江湖义气，为所谓的朋友两肋插刀，一旦有社会违法犯罪人员引诱、威逼，就可能导致其重新犯罪。

3、个人缺乏家庭关爱，遭受社会岐视，刺激个人性格中恶的一面澎涨，在失去理智、冲动情况下可能导致重新犯罪。

社会理念因素

1、社会的控制政策。在我国，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者“不得报考国家公务员，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不能获得律师执业资格”。这可视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一种正式的合法化的社会控制，它其实是一种资格刑，是自由刑的延续。其合法性已经遭到了专家的置疑。

2、社会的集体岐视。刑释解教人员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是较低的：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身份不可能提供太多的机会；另一方面，活动的组织者或参与者不愿意接纳他们，在有限的社会活动中，最能表态社会基本立场的是，刑释解教人员在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项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力时，尤其是被选举权的实现，在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在法律强调的是规范和秩序，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的政治氛围下，在社会的集体孤立下，刑释解教人员的社会技能进一步丧失，自然会生成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困难，职业范围狭窄，工资水平低的社会事实，造成了

控制犯罪的目的制造了产生犯罪的结果的悖论。在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问题上，上述的理论是有充分的实践指导意义的。比如矫正质量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重新犯罪率的高低的观点等。但总体上，社区矫正仍是有其相对特殊性的一面的。

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结构缺陷和家庭教育失调是重新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犹其表现在青少年的犯罪和重新犯罪的问题上。家长的溺爱是导致重新犯罪的一个非常的因素。在社区矫正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单亲家庭的孩子或者父母长期外出打工的孩子，容易走向犯罪道路，这是家庭结构缺陷的直接导致。但是，在矫正过程中，一些父母溺爱子女，怕丢面子，视社区矫正管理为有意刁难，甚至帮助子女对抗或者软对抗管理，这样的家庭环境导致的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比率是很高的。

2、社区矫正缺失直接的强制性措施，没有达到惩罚教育的效果，这也是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一个原因

社区矫正工作既已定位在是刑罚执行活动，但是，实践中执行的一些制度、规定，缺失最重要的强制措施。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教育都不是万能的，没有强制性措

施保障的矫正，肯定是不全面的。同时，没有强制性措施也不能显示出法律的严肃和尊严。

虽然在理论上，我们的矫正工作中，有权对矫正人员进行警告、记过、治安处罚、收监执行等措施，但是，在实践中仍然显得是空乏无力的。首先，在执法主体上不明确，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不修定的情形下，司法行政机关只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我们仍然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底气先天不足，难以显示执法的威严。其次，以打分为基础的考核，形式上有效，实质上是虚设，特别是表现在记分的标准，在设计上，个人感性的评价，大于可考量的实质内容，在客观效果上，要求偏低。其三，在矫正对象不服从管理的问题上，实践中根本行之有效的方法，面对实践中碰到的千古百怪的难题，我们的工作往往显得因无所措从而被动，有时，硬不起来，又软不下去。比如，公益劳动的组织，矫正对象拒不参加的，我们唯一的威胁性措施，就是扣分，没有立杆见效的办法，这与国外，由法官直接判决履行一定的劳动量，交社区监督执行来相比，显然效果是不同的。还有，对驳权对象的管理，要求他们与其他缓刑、假释人员同等管理，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在做不到的情况下，还不如不做。

3、社区矫正工作矫正矫心的方法水平参差不齐，没有达到社区矫正教育的目的，继而发生重新犯罪。

社区矫正教育的本意就是让矫正人员纠正错误，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矫正因犯罪给社会和个人留下的阴影，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所以，矫正工作贵在矫心。在实践中，我们要求为每一个矫正对象，都量身定制一套矫正方案，但由于我们矫正工作人员本身的专业、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在心理矫正的方式方法上各有千秋，因而难以保证最佳的社会效果。

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心理矫正，是社区矫正工作一项全新的探索，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要根据每一个社区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不同心理，制定个性化的辅导方案，帮助、引导其自我调节精神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和进行心理重建，这对我们社区矫正的工作队伍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素质，并向专业化、高标准的方向发展。

帮教矫心，这不仅仅是我们在工作中对矫正对象要有耐心、细心和诚心的问题，还要求我们要做好一个“助动者”的角色，帮助他们寻找问题的根源，引导、帮助他们重新选择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式和方法，确保达到今后遇到类似问题时，能自我调节，从容面对的效果。“爱心——尊重——信赖——沟通——改变”，构成了矫治矫正的丰

富内涵。实践对我们社区矫正司法工作人员提出了新课题，而显然，我们的理念和理论，以及专业技能显然没有达到这一要求。

为了预防重新犯罪，我们必须了解、研究重新犯罪的成因。从实践中看，虽然，刑释解教人员与社区矫正人员在重新犯罪的问题上，有同质相近的一面，但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更有其特殊性的另一面。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更多的表现在特殊群体（如青少年）的重新犯罪问题，更多的表现在社区矫正的管理教育方式和方法的问题上，体现在社区矫正的社会效果上，因而更应当值得我们警惕和重视。

六、关于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分类预防及对策 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主要有五类。被判处管制的人员、被判处缓刑的人员、被人民法院裁定假释的人员、被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及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这五类对象在犯罪性质、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管制和缓刑一般适用于轻型犯罪，社会危害性不大，相应的人身危险性也较小；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主要是生理原因在社区内服刑，将他们等同于健康的人来实行矫正，在操作时会有诸多不便，如无法参加公益劳动等；被裁定假释的罪犯，相当一部分曾是重刑犯，虽接受过监禁矫正，但潜在的人身危险性还是有的；被剥夺政治权利而在社区内服刑的罪犯，有 的是附加剥夺，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重犯，有的是轻犯，情况也较复杂。

为了预防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切实提升矫正质量，深化矫正效果，各地都在探索对矫正对象实施科学、规范、有效的分类、分级管理。但是在分类的依据和标准上，实践中因缺乏统一而百花齐放，各显神通。

有的是根据管理人群的特点来明确重点对象，如：有不服判决和管教行为、有重新犯罪倾向和有脱管现象的人员；因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人员；未成年人。针对重点对象，落实、进行重点管理。

有的是根据不同的刑种进行区别管理。如：（1）对于被判处管制和被宣告缓刑这类矫正对象，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社会危害性也较小，在制度的设置上可相比其他类别予以宽松，给这类矫正对象更多的自由度来适应社会、回归社会。（2）对被裁定假释的矫正对象，由于其所犯罪行较重，虽然在监狱里表现较好，但仍存在潜在的人身危险性，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加强监管。（3）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矫正对象，根据目前社区矫正有关规定，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脯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和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这三种罪犯，本身生理上存在问题，行动不便，让其每月到司法所报到，参加公益劳动，显然是不可行的，对于这

类对象，可以减少矫正活动，加强互动，司法所则需加强与矫正对象的联系，坚持开展走访活动等。（4）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矫正对象，有的是附加剥夺，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重犯，有的是轻犯，依据主观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可参照进行管理。

还有的是根据每个罪犯的不同特点，自由掌握城乡情况、经济状况来加之区别管理，实行宽严相济的方法。还有的就是直接针对目前司法所人员少、职能多的现实情况，直接对矫正人员采取分阶段的教育方式，以减少工作量的方法来进行分类管理。

上述的这一些列分类方式，无不烙印了人为主观的痕迹，都没有形成一套有科学依据的客观评估体系。

实践证明，对矫正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很有必要，但是，如何对矫正对象实行规范化的分类，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只有从预防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角度入手，在认真剖析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根源的基础上，制定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着重从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两方面进行评估，根据得分的危险性指数，再进行分级管理，才能正确处理好矫正与教育的关系，刑罚执行与人性化管理的关系，达到社区矫正的最好的社会目标。

所以，对策就是要从预防矫正对象重新犯罪而对社区服

刑人员进行分类管理的制度。这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努力。

1、建立一个社区服刑人员的综合评估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作为矫正对象判前评估及制定矫正方案、实施矫正强制措施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实践已走到了理论研究的前面。

2、明确重点管理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灵活运用管理形式，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我们司法所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长期在基层服务群众，积累了丰富的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的工作经验）造就了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人性化管理上，做得很好。我们为矫正对象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对未成年犯罪人员教育感化，促他们走上自新之路，针对未成年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其它情形，有针对性的分类管理，分级考核，以及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等等做法，都是实施矫正工作最好的方法和手段，都是人性的措施，这已经不是我们实践中的难题和困惑了。

3、尽快解决司法行政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定位问题，赋予刑事处罚的执行权力，并根据实际工作的需求细化、强

化、实用化一些具体的执行措施，让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人员得到法律的保障，让社区服刑人员认识到刑事处罚的法律严肃性。

在基层工作的司法所人员，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矫正服刑人员不服从管理怎么办的问题，坦率的讲，现行的规定对一些在监狱管理教育过的驳权人员、刑罚强制性意识认识不足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以及故意抗拒管理的矫正对象，刑事处罚的威慑力很不够，甚至显得很不直接，很空洞。在矫正服刑人员违反矫正规定如何处理的问题上，赋予司法所一定的强制传唤、强制禁闭包括警具的使用权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要比等事态严重后再由公安机关治安拘留、重新犯罪后再报人民法院收监执行的效果要明显且见效多多。所以，在大方向上，我们做不到倒不如不做，要做就要做好。

社区矫正虽然是行刑社会化和人性化的体现，但它毕竟包含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虽然惩罚的严厉性远远低于死刑和监禁刑，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它的惩罚功能。只有在这种大背景下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人性化，因此，我们根据犯罪人个体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监督，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或承担必要经济责任，本来就是必要的。绝不能出现完全由着矫正对象的意愿行事或根本不考虑矫正对象实际的情况。

总结以上的理论分析，结合我们的工作实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社区矫正工作中，在社区服刑的人员当中客观上

社区矫正的犯罪学意义 篇6

关键词：社区矫正；恢复性司法；受害人参与

一、问题引入：我国现行社区矫正模式存在问题分析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随着行刑社会化理论的发展，社区矫正在世界各国被普遍采用。2011年，我国颁布了《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正式写入刑法，使得“社区矫正”一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刑法条文的规定中。这是对社区矫正在我国试行七年以来积极意义的重要肯定，在刑事立法精神上呼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对于我国刑事法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审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其存在以下问题：

（1）群众思想上有顾虑和障碍。我国传统的司法矫正更多的是具有惩罚、封闭、威慑的色彩，在多数人的思维观念中（包括司法工作人员），认为只有让罪犯进监狱才是对罪犯真正的惩罚，担心罪犯在社区内服刑，不能体现对其犯罪行为的惩罚，且容易造成罪犯管理失控或者得不到良好教育改造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2）被害人被排除在社区矫正之外。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实施情况来看，矫正工作只围绕犯罪人进行，受害人被排除在社区矫正之外，缺乏与犯罪人进行沟通对话的平台，这就造成犯罪者没有机会了解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受害人及其家庭造成了何种影响，无法真正从内心上去悔悟自己所犯下的犯罪行为。受害人也无法了解犯罪者为何走上犯罪道，及其改造的过程及效果，就谈不上对犯罪人的原谅，不利于社区秩序的恢复。

（3）社会资源参与程度不足。尽管两高、两部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要求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社区矫正活动。但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在当前社区矫正模式中，国家专门机关和工作人员在矫正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学者等参与程度和作用都相当有限，缺乏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特征和内在需求的专门矫正机构和专业人员。

二、解决思路：引入恢复性司法理论

社区矫正是对传统司法模式的弊端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行刑罚结构模式反思的结果，但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基于“实现修复社会正义”及“重塑社会和谐”的现代司法价值理念，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思考，因此有必要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

（一）恢复性司法理念概念及特征分析

恢复性司法是指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国际上对恢复性司法较为通行的定义是：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处理犯罪后果的过程及其对未来的意义。

恢复性司法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适用较早。美、加的最初形式是被害人——加害人和解计划，其方式通过专门组织的工作，促使受害人和犯罪者形成对话关系，加害者承担责任，修复受损关系，恢复原有社区秩序。

（二）恢复性司法理念与社区矫正理念具有理论共通之处——人的社会化

社区矫正模式与传统的监禁刑处罚模式相比，具有其突出的优势：它克服了监禁刑与社会脱离的缺陷，有利于矫正对象顺利回归到社会。人是群体性、社会性动物，必须参与到有组织的社会中去，而社会是一个有一定数量的人类个体共通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的良性运作离不开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人只能与其他个体及其社会共处，并不断学习社会文化，才能适应、参与和创造社会生活。

三、道路选择：受害人参与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

（1）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被害人在理论及法律设计上存在的困境：如果赋予其被害人的地位，没有相关法律条款，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又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如果不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对其是直接的受害人的现实不公，与保障人权的法治目标不符。恢复性司法一方面强调司法机关的参与，另一方面又注重改革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使被害人利益得到保障。

（2）将被害人引进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的可行性分析。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新兴的司法理念，受传统司法理念的影响，在我国刑事审判活动中适用恢复性司法理念，还存在着诸如观念转变及本土移植等问题，但由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的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中引入被害人却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四、结语

社区矫正是建立在对传统司法理念和司法模式的反思，以及对现代以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结构的批判的结果。其产生是国家新司法理念潮流的结果，从其诞生之日起，注定了其司法理念要紧跟国际先进的刑事司法潮流。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司法理念，其主张通过受害者与罪犯之间的对话从而修复受损害的社会关系，在社区矫正中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功能，并在许多国家的未成人犯罪社区矫正中广泛应用。对于其理念的采用及采纳受害人参与未成人犯罪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在我国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土壤，也符合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法律原则和指导思想。所以在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并将受害人吸收进社区矫正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

社区矫正的犯罪学意义 篇7

一、社区矫正工作各环节职务犯罪的表现

(一) 社会调查评估环节

从调查评估结果对案件裁判的影响来看, 假释和保外就医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对案件结果有着直接影响, 是循私舞弊与贿赂犯罪发生的高危区域。通常表现为可能被裁定假释或被决定保外就医的罪犯家属、亲友, 向具有调查评估权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行贿, 或通过亲友关系向执法人员施加影响, 使其循私做出有利于裁定假释和决定保外就医的评估结论。

(二) 日常执法环节

社区矫正日常执法环节繁多, 职务犯罪表现形式以玩忽职守罪为主, 多见漏管、脱管。此外, 日常执法环节的玩忽职守行为还包括:社区矫正工作记录造假, 导致教育、社区服务等监管措施形同虚设, 影响教育监管质量等。

(三) 司法奖惩环节

许多经济犯罪类的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刑罚过程中仍从事商业活动, 但其罪犯身份令其限制较多, 故而他们急于通过减刑尽早结束考验期。

二、相对于一般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 易发性

社区矫正执法活动绝大部分发生于社区乡里, 执法人员也大多出自本乡本土, 与当地生活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与社区矫正人员之间存在亲友关系。执法人员利用职权适当“照顾”亲友、同乡、同窗等关系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二) 隐蔽性

与监禁刑执行过程中发生的警察职务犯罪不同, 非监禁刑执行中的职务犯罪更具隐蔽性, 非监禁刑罪犯刑期或考验期一般较短 (五年以下至一个月) , 职务犯罪过程周期也相应较短, 查处较为困难。值得注意的是, 此类犯罪还经常用亲友邻里关系进行掩护, 令纪检监察措施难以查实。

(三) 社会危害性易被忽视

鉴于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生活, 表面上与普通公民并无二致, 相当部分的社区矫正人员在刑意识淡薄, 而矫正工作者的刑罚执行意识也普遍缺失, 有些人甚至触犯刑律而不自知。

(四) 犯罪主体的复杂性。

三、产生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制度成因

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产生, 不应简单归结为执法人员个人的道德因素, 许多个人意志以外的制度原因对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产生施加了重要影响。

(一) 社区矫正日常工作机构职能设置不明

司法所作为接受条块双重领导下的司法行政机关派出机构, 一方面, 需要承担人民调解等多项职能, 而社区矫正仅是诸多职能之一;另一方面, 司法所还必须执行镇、街道一级政府交办的各类事务, 如维稳等, 成为尴尬的“两面人”。

(二) 执法人员身份意识模糊

社区矫正职能的赋予, 使得司法行政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 从原先的“保障服务者”转变为到“刑罚执行者”。很难想象, 一名基层司法行政干部上午以人民调解员的身份调处民事纠纷, 下午便要转为严肃的社区矫正执法官员, 这并非只是简单的硬币两面, 更多的带来身份意识的错乱。

(三) 法律监督机制尚不成熟

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的业务职能庞杂, 许多业务内容具有相当的专业性, 并且各业务条线之间分属完全不同的法律门类, 实践中从事纪检监督的人员很难面面俱知, 其监督行为往往显得“不内行”。

四、预防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路径

对社区矫正职务犯罪加以预防, 除了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职业素养和操守外, 主要应从解决制度缺陷这一困局入手。

(一) 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 明确其职能定位。

设立社区矫正管理局, 领导本区域内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提升矫正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专业优势, 解决长期以来机构职能设置不明的弊端。有助于社区矫正机构和执法人员集中精力, 尽职尽责地完成法律赋予的工作。同时建立“社区矫正官”职业体系, 应当参照国外社区矫正官制度,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官职业体系, 对现有的队伍进行重新洗牌和大换血, 防止出现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代行职权。

(二) 改变社区矫正以行政区域管理的格局, 采用跨行政区划的“司法管辖区”模式。

将毗邻的多个镇、街道合并为“司法管辖区”, 在管辖区内设立社区矫正管理所 (站) , 将原有的司法所矫正工作职能剥离, 由社区矫正管理所 (站) 行使。

(三) 建立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行刑回避与异地委任。

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应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实行“行刑回避”制度, 同时还需要异地委任制度加以辅助完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不得在自己经常居住的市、县担任社区矫正执法工作, 应安排其到相邻的市、县任职。异地委任将大大提升行刑回避的可操作性, 促进社区矫正执法的公正性。

(四) 建立重大事项集体评议制。

社区矫正的犯罪学意义 篇8

一、社区矫正过程中被矫正人员重新犯罪主要原因

(一) 审判机关在在判决、裁定时裁量失误, 不当量刑

审判机关未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和家庭背景条件。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社区矫正主要适用对象为:1、被判处管制的;2、被宣告缓刑的;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 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 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1) 符合上述情况, 对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 应作为重点对象, 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 实施社区矫正。目前, 我国刑法执行领域一直提倡保障人权, 甚至被简单诠释为“能不关就不关, 能判社区矫正就判社区矫正”, 此种环境下, 一些判决机关按图索骥, 忽略了主观恶性的考量。

此外, 社区矫正人员是在其所在社区服刑改造, 虽有监管部门和社区组织从旁教育改造, 但主要靠主观对犯罪的认识, 如果犯罪人员对犯罪情节恶意持否定、对抗、歪曲的态度, 即使对其采取了社区矫正的措施, 在实践过程中很难感化, 为社会的安定埋下定时炸弹。

(二) 社会歧视与个人因素的结合, 刺激部分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 就业机会少, 生活圈子窄, 对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者的歧视与偏见根深蒂固。大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来自农村, 文化水平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无技术特长, 在就业机会紧缺的环境和社会歧视偏见下, 原本不多的就业机会丧失殆尽。此外, 部分社区服刑人员系农村留守人员,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自身就近进城务工现象较普遍, 所在社区、家庭日常关爱和疏导难以到位。多种因素导致其一旦有其他违法犯罪人员引诱、唆使就很可能重新犯罪。

(三) 基层监督机关力量薄弱, 社区矫正措施缺乏直接的刑罚执行震慑力, 矫正效果不明显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实施以来, 基层司法机关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监管、教育、帮扶工作, 但监管人员人少、水平参差不齐、教育场地缺乏、经费不足、教育方式单一等现象普遍存在。教育流于形式, 很难达到促使社区服刑人员真正认真改造、走向新生的目标。加之社区矫正中, 司法机关以强化思想教育为主, 没有较强的刑罚执行强制措施,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矫正的警示教育功能和刑罚执行震慑力。

二、完善社区矫正相关制度, 防止重新再犯罪

(一) 多部门联动, 完善工作机制, 形成监管工作合力, 强化裁判和风险评估机制, 实施社区矫正有的放矢

对符合判处社区服刑人员, 裁判机关在判处刑罚之前, 除了考量其客观情节外, 应当将其在犯罪后羁押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以及法庭上认罪态度等表现纳入是否采取社区矫正的考量范围, 对犯后不认罪、不悔罪, 在羁押期间屡次违犯相关规定的, 慎用社区矫正措施。同时, 司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基层社区需制定和实施科学有效的社区服刑人员评估机制, 提前介入裁判前社会调查, 让裁判机关作出科学判决或者裁定。当社区服刑人员真正进入社会服刑改造后, 负有监管责任的各部门强化监管措施, 降低社区服刑人员在服刑过程中再犯风险, 确保不脱管、不漏管。

(二)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充分发挥社区关怀和家庭关爱和给予社区服刑人员关心和帮助

社区组织日常关心和亲情的鼓励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改造起了不可替代的帮扶促进作用。社区服刑人员服刑时间约1-5年, 期间相关基层组织要多走访, 保持日常联系, 帮助他们克服生活困难, 在就业、社保、低保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和救济。首先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生计问题, 才能使其自醒自悟, 努力工作, 逐渐回归社会。

(三) 加强基层社区矫正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各社区矫正单位的组织、指导和协调作用, 强化社区矫正过程中刑罚执行震慑力, 威慑犯罪企图

社区矫正工作是事关社会稳定和谐的大局。应进一步加强基层社区矫正组织的硬件和人员建设, 配备齐全的场地、器材和高素质法律人才。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加强情况通报、信息交流, 协调快速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对可能或者已经出现的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情况及时掌握, 建立应急机制, 及时采用相关救济和打击措施, 科学的做到宽严相济方针政策, 有效预防或打击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现象。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