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部门

检察部门（精选12篇）

检察部门 篇1

2009年11月《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 (试行) 》施行后, 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 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将“检察建议”这一监督方式正式写入法律, 为民行检察部门运用检察建议进行法律监督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①同时,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抗诉权的限制, ②使得开展多元化监督成为检察监督工作的发展趋势, 检察建议必然成为民行检察监督最重要的手段。但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检察建议的规定不具体, 缺乏操作性, 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重视程度不够, 甚至部分法院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 导致民行检察部门在开展检察建议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建议在民行检察监督中的作用。为了加强检察建议的质效,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在对近五年 (2009年—2013年) 开展检察建议工作进行系统调研的基础上, 就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 以使检察建议能够在日后民行检察工作中发挥更加有效的监督作用。

一、近五年来检察建议工作的基本情况

近五年来, 盐城市民行检察部门共发出各类检察建议775件, 采纳681件。其中建议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检察建议, 发出245件, 采纳167件, 采纳率68%;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存在的违法情形或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提出的检察建议, 发出53件, 采纳53件, 采纳率100%;对法院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执行检察建议, 发出451件, 采纳435件, 采纳率96%;其他督促履行职责类、改进工作类检察建议等工作性检察建议, 发出18件, 采纳8件, 采纳率44%。

二、目前检察建议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 检察建议采纳率不理想, 监督效果欠佳

最高检对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程序作出了比抗诉程序更为严格的规定, 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必须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 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③部分基层检察院为规范监督程序, 提高检察建议的权威性, 对发出的其他类型检察建议也作出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但目前, 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更多取决于法院单方面的态度, 缺少法律保障, 再审检察建议对法院的约束力明显不如抗诉。

1.实践中存在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不予回复的现象。部分法院对检察建议的重视程度不够, 接受监督的积极性不高, 对收到的再审检察建议和其他检察建议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复检察机关, 既不与检察机关主动沟通, 又不给检察机关回函, 最后不了了之。④还有部分法院在收到检察建议后, 仅口头与检察机关沟通, 作口头答复, 不符合《若干意见》中规定的书面回复形式。如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检察院办理的于某因与高某、卞某健康权纠纷一案, 该案件审查终结后, 于2013年2月21日对该案作出响检民再建〔2013〕7号民事行政检察再审检察建议书, 并于2013年2月27日向响水县人民法院送达了再审检察建议书, 法院签收后未及时对该建议书作出处理并给予回复。2013年9月9日响水县检察院依据《若干意见》以及《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 (试行) 》的规定, 向响水县人民法院发出响检民 (行) 〔2013〕014号检察建议书, 建议法院对本院响检民再建〔2013〕7号民事行政检察再审检察建议作出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在收到本建议后一个月内书面回复本院, 响水县人民法院仍未予回复。

2.检察建议采纳率不理想。再审检察建议不必然启动再审程序, 而是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需要再审。⑤对于再审检察建议案件, 人民法院是由审监庭或立案二庭审查, 既充当立案庭, 又充当审判庭的角色, 往往越过程序性审查, 直接审查案件实体问题, 进而判断案件是否能够采纳, 没有区分采纳及再审结果两个步骤进行审查。对一些明显有错误的案件, 人民法院出于对考核和维持既判力的考虑, 往往也不采纳再审检察建议, 而是采取不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体外循环方式进行调解处理或者以院长发现提交法院审委会讨论自行进入再审程序。如赵某与盐城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 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7月31日向滨海县人民法院发出滨检民建再 (2013) 1号再审检察建议, 滨海县人民法院未在3个月内回复检察院。2013年11月5日, 滨海县人民法院作出 (2013) 滨商监字第0003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书载明“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 该调解书确有错误, 应予再审。”该案是经检察院调查收集固定了相关证据后, 向法院发出的再审检察建议, 法院不采纳也未提及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 而直接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方式启动了再审程序, 严重打击了检察人员的办案积极性, 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权威。

(二) 检察建议运行机制不规范

《若干意见》及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检察建议的文书格式、接收机关及跟踪监督机制均未有规定。关于文书格式, 因缺乏统一的文书格式, 导致实践中做法不一, 文书制作上的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检察建议的权威性。关于接收机关, 目前在法院和检察院之间未能形成完整的衔接机制, 实践中检察机关发出的再审检察建议送达法院后, 法院内部立案庭与审监庭之间存在相互推诿的现象。其他检察建议发出后缺少明确的接收机关, 部分人民法院是由立案庭统一接收检察建议, 分流到审监庭、执行局、办公室等部门, 但是否回复和整改情况无法跟踪。关于跟踪监督机制问题, 遇到法院或其他单位对检察建议不予回复或不予采纳, 检察机关便无其他跟踪监督手段, 使检察建议的监督难以落到实处。对一些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和工作性检察建议, 即使进行了回复, 也大多流于形式, 提出的整改措施不具体不可行, 或实践中不落实, 使得检察建议达不到预期的监督效果。对于这种被“采纳”的检察建议, 实际整改情况如何, 监督效果如何, 检察机关缺少跟踪监督的机制和手段。如我们提出的工作性建议, 法院立案庭受理后分给职能庭, 职能庭又将此分给原办案承办人, 承办人将此置之一边, 既不向检察院回复, 也不向庭长和分管院长汇报, 根本达不到监督的效果。

(三) 各地各类检察建议工作发展不平衡

目前, 各地检察建议工作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从检察建议的类型来看, 运用较多的仍然是再审检察建议, 审判活动监督检察建议、工作性检察建议发出较少, 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发出数量可观, 但质量不高。执行监督是民行检察多元化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 主要手段为检察建议。但目前执行监督工作还未能深入, 发出的检察建议多为监督虚假诉讼而延伸出来的中止执行检察建议, 对执行活动中存在的深层次的违法行为未能充分履行监督职责。从地区分布来看, 大部分基层院民行部门都积极运用检察建议作为监督手段, 但也有少数基层院民行部门检察建议发出数量较少, 未能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 加之法院对检察建议采纳率不高, 致检察机关发再审检察建议积极性不高。

三、完善民行检察部门检察建议工作的相关建议

(一) 增强文书说理性, 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

质量是案件的生命线。办案过程中, 如果不讲求办案质量, 片面追求发出检察建议的数量, 监督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 也是提高检察建议权威性的重要手段。一是增强检察建议的说理性。严格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 做到证据分析透彻、法理阐述深入、逻辑论证严谨, 准确指出违法情形, 提出的建议意见切实可行, 力争使所发出的检察建议有理、有据、有节。二是规范办案程序。参照办理抗诉或者提抗案件的有关规定, 严格规范内部办案程序, 在受理、审查、集体讨论、拟稿、签发、送达等各个环节严格执行程序。三是加强业务水平。有针对性的开展形式多样的岗位练兵和业务培训活动, 加强办案工作流程培训, 完善受理程序、法律文书说理等制度, 进一步提高民行检察干警的法律监督能力。

(二) 加强沟通交流, 建立检察建议工作的衔接机制

一是要加强与人民法院常态化的交流沟通。交流对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学习体会, 新民诉法仍未明确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 从维护司法公正的角度出发, 尽量消除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监督的抵触心理, 谋求在执法思想上的求同存异。二是建立检法两院检察建议工作的衔接机制。针对检察建议工作, 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 力争形成会签文件, 以文件的形式明确检法两院间的衔接程序。建议由省院与省高院以联合发文或会议纪要的方式, 对检察建议工作的流程和衔接机制进行统一规范, 指导全市范围内的基层检察院、基层法院。以防检察建议如泥牛入海, 流于形式。三是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后, 检察机关民行部门要与法院相关承办人保持联系, 及时沟通, 全面掌握案件在法院审查的进展情况。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回复的或拒不整改的, 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督促法院及时回复并作出整改。⑥对于人民法院长时间不回复检察建议, 或者对正确的检察建议拒不采纳的, 可以向人大、政法委、上级法院、上级检察院等领导部门通报, 同时人大、政法委有关部门督促法院给予答复。对于采纳的检察建议, 也要不定期抽查回访, 以确保建议落到实处。

(三) 平衡各项工作, 提高各项建议的数量和质量

各基层院应因地制宜, 积极挖掘本地工作的特色和亮点, 充分发挥各地各项检察建议工作的优越性, 争创品牌。同时应注意不能盲目追求数量, 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确保每一件检察建议都有法可依、有理可循。市院要做好带头工作, 积极指导各基层院开展民行检察工作, 对各地检察建议的得力做法要及时总结, 并加以推广宣传, 使全市民行检察部门的检察建议工作更加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谈剑秋, 邵怡.新民诉法背景下民事检察建议的运用与制度完善[J].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4.1.

[2]刘铁流.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实施情况调研[J].人民检察, 2011 (2) .

检察部门 篇2

我叫，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法学学士。衷心感谢你们给予我这次难得的机会，让我汇报工作以来，在这块丰饶的土地上，曾经作过和正在努力的探索和追求，接受领导和同事们的检阅、指导。

我有一股拼命工作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工作起来雷厉风行，踏踏实实。不管在什么岗位，不管干什么工作，从不讲价钱，从不计得失，干一行，爱一行，只求把工作做好，再做好，做得更好。6年前，我从业务部门来到人手紧缺的政治处，从事清苦的文字工作。就当时来讲，我除了承担教育培训、宣传工作外，还要协助政工综合、党建、老干部、专项活动、创建工作等临时的工作，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每年除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外，还编发各类信息40余期，各类总结、汇报材料50余份。今年4月，我有幸成为开发区检察院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员，由于人员少，任务重，我几乎承担了全院的所有文字工作，包括文秘、政研、检察宣传等多项工作，对于此，我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地工作者、奉献者。

我有严于律己、诚信待人的优良品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注重加强个人修养，以“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为信条，严格要求自己，尊敬领导，团结同志，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意见。我始终觉得同志的批评，是对我进步的关心；同志的意见，是对我工作的支持。工作中难免有矛盾、有冲突，我必须坦诚相待，真心面对，必须受得了委屈，容得下误会，耐得住猜疑，经得起考验。同志们不理解，说明我工作还没有做到位；同志们有意见，说明我努力得还不够。我只有主动地融入到同志当中，与大家一起，集中精力，齐心协力，才能把工作干好。正因为这样，我才得到了大家广泛的支持，工作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丰富的工作经历给了我锻炼，也给了我知识和能力。从检14年来，我先后在反渎局、政治处、办公室等部门从事检察业务及综合服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我从《检察日报》社买来书籍，潜心钻研，默默耕耘，写作水平不断提高，不断从新闻视角捕捉新人新事、好人好事，树立了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年以来，共在各类新闻媒体上发表文章500余篇，其中国家级媒体占300余篇。

我认为作为副科长，既要参与决策，又要忠实地执行决策。在检察工作中，要事业第一，工作第一，不怕吃亏，不怕吃苦，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工作中要多请示，多汇报，多沟通，多承担责任，甘当马前卒。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特别是遇到棘手的事和难以处理的事，不躲藏，不避让，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当自身工作与大局工作发生矛盾时，要服从大局，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多沟通，多让步，多协调。心平气和，善解人意。处逆境冷静思索，遇难题耐心化解。

今天，我参加副科长的岗位竞争，您或许会认为我太年轻。是的，在检察战线上，我还算个新兵；站在你们面前，我还不够成熟。不过，换种思维，年轻也是生机，也是希望。“不以一时之得意，自夸其能；更不以一时之失意，自坠其志”，无论今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一如既往地扎扎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如果承蒙领导和同志们信任，让我走上责任更大的工作岗位，我一定用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勤学、苦干、自律、创新，为开发区检察院的发展，为人民的检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检察部门 篇3

关键词: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刑事立案监督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6—0137—02

一、加强对内部自侦部门立案监督的意义

1.加强对内部自侦部门的立案监是全面完善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客观需要。检察机关对内部自侦部门的刑事立案监督,《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仅在第170条有所涉及,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作为自诉案件向人民法院起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一种间接的立案监督方式。而《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以下简称《刑诉法规则》)中也只是在第328条概括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或审查起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决定立案监督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实践中做为检察机关重要职能部门的自侦机关,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有关自侦案件的立案、侦查、提起公诉等很多方面便存在着很多隐性的弊端。而自侦部门办案质量不高,也直接影响了检察机关的社会公信力。

2.加强对内部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是提高检察机关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必然要求。首先,作为反腐败主要力量的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除遇到权力的阻拦,还有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引发检察队伍自身腐败,使一些应当立案的职务犯罪案件不能立案,或者大案化小,小案化了。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通报了一些恶意滥用检察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案件,严重违法违纪的检察人员呈上升趋势,从一个侧面说明,检察机关对内部自侦部门的刑事立案监督,应该成为检察體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除了有案不立等徇私枉法的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还有一些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问题,更应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检察机关办案时往往注重收集有罪证据和罪重证据,忽视收集无罪和罪轻证据,导致一些可立可不立的案件勉强立案,质量不高,更由于检察经费的普遍短缺,实践中,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出于利益驱动,以刑事立案插手经济纠纷,或用刑事手段解决民事纠纷,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这也是检察体制改革中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方面。

二、当前检察机关对内部自侦部门立案监督存在的问题

目前,检察机关对内部自侦部门的刑事立案监督,除了《刑诉法》170条、《刑诉法规则》328条的有关规定,《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也规定人民监督员对某些职务犯罪案件可以提出意见,另外,各种执法大检查和纪检部门也在对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比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检察机关对内部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制度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检察机关对内部自侦案件的立案监督存在以下不足:

1.检察机关对内部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有相当一部分是纪检部门查处违纪违法干警时发现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各类执法大检查中偶然发现并纠正的。

2.检察机关现行对自侦部门的刑事立案监督,基本上还停留在对案件犯罪事实和犯罪定性的差错纠正上,即主要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徇私舞弊造成的人情案、关系案和金钱案进行监督。目标是打击犯罪为主,而对于内部自侦部门受利益驱动的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问题,基本上没有受到重视,显然在“保护当事人利益”和“打击犯罪”二者之间只有后者成为监督的重点。

3.检察机关对内部自侦部门的刑事立案监督,只是停留在对违法违纪干警责任追究的惩处上,属于检察纪律的范畴,同“刑事立案监督制度”这一法律范畴(下转311页)(上接137页)是有所区别的。当然,这与有关法律规定的笼统概括有关。因此,建立科学的具有约束力和制约力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内部自侦部门办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4.检察机关对内部自侦部门的刑事立案监督,只注重实体监督,而没有在程序上进行监督,如《检察院组织法》中规定,重大案件可由检委会审查,这样的审查只是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和罪名的认定。

三、完善检察机关内部自侦部门刑事立案监督构想

1.进一步完善有关刑事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以《刑诉法》第87条、第18条相关规定,制定《立案监督法》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履行刑事立案监督的原则、范围、程序等,包括对内部自侦部门和对法院刑事自诉案件的刑事立案监督,在市级以上检察部门设专门的刑事立案监督机构,重点监督内部自侦部门的职务犯罪刑事案件。

2.建立专门内部监督机构。应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文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刑事案件进行指导、监督,并在市级以上检察院设立专门的类似公安机关督查大队或法院审判监督庭的机构,专门负责涉及检察机关内部自侦部门的刑事立案监督,以区别于作为处理日常违纪事项的各级纪检部门,并由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为市级以上检察机关的一个常设业务处室。

3.应建立全方位的检察机关内部自侦部门立案监督体系。(1)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定期审查本院自侦部门案件,包括立案或不立案案件,侦查程序是否合法,特别是撤销案件或当事人申诉、辩解不服立案的情况,检委会都要认真复核。(2)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应切实加强人民监督员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参与决定检察机关内部自侦案件立案或不立案的法律地位等等。(3)建立举报人反馈制度,应以“举报中心”为主要机构,纪检部门为辅,对举报人质疑检察机关不立案的书面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并限期答复解决检察机关不立案的法律事由并对举报人质疑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情况是否属实做出书面答复。(4)积极探索扩大案件线索的途径。通过新闻媒介、网络信息、街头巷议,加强对检察机关内部自侦案件的监督。

检察机关设置独立未检部门的探析 篇4

一是推进司法改革的需要。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工作部署提出, 要适应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特殊需要, 逐步改革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检察机关建立专门未成年人办案部门, 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 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 能够有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二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4周岁到16周岁的人犯罪。处于此阶段的未成年人, 身体发育虽已健全, 但是心智尚不成熟, 易受外界的影响, 可塑性较强。而且, 现在独生子女较多, 对一个孩子犯罪的处理, 往往会影响三个家庭的命运。沿用成年人案件的审查方式, 既不能很好地适应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也不能突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主题。在全社会呼吁加大对未成年保护力度的前提下, 需要构建符合当代未成年人特点的检察制度。

三是打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全国检察机关每年受理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占受理捕、诉犯罪嫌疑人总数的9%左右。2010年批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 不满16周岁犯罪嫌疑人的比例为16.99%, 而2007年至2009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2.8%、14.42%和16.22%, 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①而且, 犯罪呈现出暴力化、成人化、智能化、低龄化和团伙作案等突出的特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陈国庆透漏, 检察机关批捕、起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占到全部案件总数的10%左右, 而且还有逐步上升的趋势。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趋势, 要求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和科学性, 要求检察机关必须配备一支专业化的高素质队伍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分析、研究、惩治、预防和维权。

四是适应世界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未成年人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独立的机构来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如美国设有专门的少年法院、德国实行少年署和少年法院双规平行制度, 日本以少年法庭为主要处理机构, 瑞典则以儿童福利局为主导、少年法院为辅。国际社会也制定了专门的公约来保障未成年权益。我国已经加入了《少年权利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标准规则》 (又称《北京规则》) 等国际公约。其中, 《北京规则》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订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 并授权建立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总之, “各国少年犯审理机构都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征和犯罪特点, 采取与普通审理机构相区别的审理原则、程序和方法”②。

二、设置独立未检部门的可行性分析

一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早在1991年, 《未成年人保护法》就规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未成人案件。同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中指出“人民检察院应根据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特点和需要, 逐步建立专门机构”。1992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认真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今、明两年, 各地应在刑检部门内, 建立和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 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 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 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2007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指出“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专门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2010年, 由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六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 各级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注意工作各环节的衔接和配合, 高检院和省级检察院应当设立指导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根据实际需要, 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改革,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二是有少年法庭的设置可以参考。华东政法大学姚建龙教授曾言“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展在总体上落后于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发展”③。这是因为, 早在1984年, 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 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虽说这只是附属于刑庭的少年案件合议庭, 但却是未成年人案件独立办理的开端。到了1988年, 少年法庭独立建制, 成为少年庭。1990年底, 全国少年法庭已经达到2400余个。而到了1998年底, 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从目前的情况看, 少年法庭几乎已经遍布了全国的法院系统, 不设立独立的少年法庭, 成为了例外现象。相对于法院系统而言, 检察系统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设置则比较滞后。为理顺司法体系, 做好检法工作衔接, 建立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门机构是必然趋势。

三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上海是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排头兵,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设置比较健全。1986年,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就在起诉科内成立了“少年案件起诉组”, 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工作。历时五年后, 该院在“少年案件起诉组”的基础上, 成立了有独立编制的少年案件起诉科。1994年, 长宁区检察院正式成立了集未成年人案件批捕、起诉、考察、预防等工作于一体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 并制定了一系列特色的办案制度。开启了中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先河。2010年1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成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 这是中国首个省级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至此, 上海市三级检察机关都成立了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天津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起步虽晚, 但是发展迅速。2006年初, 天津市检察院选择河西区检察院进行了捕、诉、防一体化办案模式试点。该院从批捕科和公诉科抽调人员, 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室”, 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犯罪预防和矫治帮教工作。2007年和2008年, 天津市和平区检察院、河北区检察院分别成立了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 推行捕、诉、防一体化的工作模式, 极大地推进了未成年刑事检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2007年, 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于世平还向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作了《关于全市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报告》, 成立独立未成年刑事检察部门引起了人大代表们的高度重视。

三、独立未检部门的机构设置

(一) 我国刑事检察工作专业化的现状

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专业化, 更有利于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据统计, 2011较2007年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下降了24.9%, 许多未成年人因得到及时的帮教, 重新回归了社会。应该说, 全国检察系统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专业化功不可没。目前, 我国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形成了四种组织模式:一是成立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 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二是成立由侦查监督、公诉等部门参加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办公室等机构, 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或者统筹协调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三是在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内部成立专门的办案组或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四是在管辖范围不大、交通便捷的市, 指定一个基层院办理全市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安徽、河南、辽宁等地的一些市级检察院, 试行将辖区内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统一指定一个基层检察院办理。

后三种模式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时候, 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是无论有侦监、公诉设立办案机构或是成立办案组, 只是单一地负责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 难以整合资源并形成合力, 造成未成年人案件的转办机制在整个检察工作流程中的脱节;二是从事未成年检察工作的检察人员往往还需要承担其他的工作, 任务繁重、精力分散, 难以承担起教育、挽救、预防等职责;三是指定一个院办理, 只限于案件极少的地方, 而且更重于犯罪的打击, 无法进行有效的犯罪预防和帮教工作。

(二) 设置独立未检部门

截止到今年2月份底, “全国已经成立了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298个。其中, 上海市三级检察机关, 河北省院及11个地级院、64个基层院、甘肃省院都成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 (科) 。此外, 各地共成立没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303个、专门办案组1434个。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于2011年11月, 在公诉厅成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指导处。”④

但是, 在全国3649个检察院中, 有独立编制的只占总数的8%左右。这固然有案件数量方面的原因, 更有编制批准方面的原因。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会同中央编委共同下发文件, 明确检察机关设置独立未见部门的必要性、职能定位、工作职责。另外, 作为检察机关内设部门, 未检部门在行政级别上应与其他业务部门处于平行的位置, 一般只需要当地同级编办批准就可以成立。因此, 同级检察机关应加强同当地党委、政府以及编办的沟通联系, 争取支持, 尽早成立独立的未检部门。

(三) 职能定位

未成年刑事检察部门的职能应该是多元。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全国各地的做法并不完全一样。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和司法改革的成果, 处于探索阶段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应该是集审查逮捕、提请诉讼、诉讼监督和维权预防于一体, 既有惩罚犯罪的审控功能, 又有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维权的司法过程;既有复权司法的呵护原点, 又有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因此, 未成年刑事检察部门的职能应定于检察环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犯罪嫌疑人的跟踪帮教以及青少年的维权预防,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维护司法权威。

(四) 人员配备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与其特定的身心发育状况、生理心理特点密切相关, 这就需要一支既懂检察业务, 又熟悉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和维权预防工作。专人办理有利于提高办理该类案件的专业性, 有利于提高办案的效率, 有利于提高感化教育的效果。因此, 在检察官的选配方面, 应选择那些既懂侦查监督、公诉等检察业务, 又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有较高政治素养、法律素养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复合型人才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在人员配备方面, 以4到6人为宜, 当然可以根据案件数量的多少和人口的分布状况, 适当增减。同时, 检察系统还应建立交流培训机制, 使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向规范化、专业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

注释

1《检察机关积极探索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办案制度》, 载http://qndj.qianlong.com千龙网, 2012年6月9日登陆。

2刘建寅, 陈广慧.《我国应建立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 载中国法院网, 登录时间2012年6月10日。

3《视频特稿: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案将转办由来》, 载http://news.sohu.com/20070226/n248350216.shtml, 2012年6月12日登陆。

基层检察部门书记员现状调研报告 篇5

一、基层检察院书记员的现状分析

相对于法官、检察官而言，作为同样从事法律实务的书记员却很少被人冠以职业的称谓。在大多人的眼中，书记员只是一个阶段，而非一种职业。在这里，书记员职业化的属性遭到了广泛地漠视。不仅如此，对于在各级检察机关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书记员群体，至今仍未有一套相应的管理办法出台。而关于检察机关书记员工作的法律规定也相当匮乏，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第27条第一款中有所提及：“各级人民检察院设书记员若干人；书记员办理案件的记录工作和有关事项。”

针对这一状况，目前大多数检察机关的书记员管理模式均是参照检察官的标准加以规范和执行的。它们的做法基本相同：首先，对书记员实行分散管理，将其放置于批捕、起诉、反贪、渎侦、控申、民行等各业务部门乃至综合部门，并由各部门的负责人管理书记员日常工作和事务；其次，将书记员作为助理检察员、检察员的后备人才库，将其晋升方向明确地指向检察官序列，书记员岗位只不过是进入检察官队伍的一个过渡性的阶段，从而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书记员工作的暂时性；再次，检察机关书记员没有自己独立的职务序列，并且书记员职务实行“一刀切”，其队伍内部也没有再划分等级。

而现实中，检察机关书记员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案件材料的保管、装订和归档工作，制作并处理各类公文以及在检察员的指导下参与案件的调查取证并对各类证据进行分类保管等。这显然与检察官的工作性质、内容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地总结出一套适合书记员群体的管理体制，将这群体的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而妄想生搬硬套检察官的管理、运作体制便可一劳永逸的态度，也势必会遭遇种种尴尬，凸现一些问题。

二、目前书记员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应当承认，原有的检察机关书记员管理、运行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对检察工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随着检察工作改革的日益深入，原来旧的模式已不能适应如今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面对。

首先，检察官与书记员权责不清、人员布局不合理，影响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随着近几年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各基层检察院办案人员承办案件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大。在原来人员配置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检察官与书记员严格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进行工作则变得愈发困难，角色的错位也就在所难免。有些检察官便不得已要承担部分原本属于书记员工作范畴的事务，从而造成人力资源的相对浪费。而同时，一些书记员也不得不勉强应付某些自身难以胜任的检察官的工作。这样一来，原本存在于检察官与书记员之间明确的工作划分便朦胧起来，同时两者之间的权责归属也愈发模糊，所以出现了有些起诉部门的检察官只是阅阅卷就出庭，其他一切工作均由书记员代为完成的怪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如此，办理案件的质量和工作的效率就很难得到保证，而且案件一旦出了纰漏，也很难归责。

其次，检察官与书记员之间缺乏监督制约，不利于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机关内部也同样需要监督。检察官与书记员之间，应当建立一种良好的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检察官作为案件的主要负责人，书记员对其的监督制约应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而在原有模式下，检察官与书记员之间是一种行政命令与被动执行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书记员很难发挥监督制约作用。再加之分散于各业务科室的书记员在相应检察官长期的传、帮、带的作用下，检察官与书记员之间会产生一定的私人感情方面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种所谓的 “师徒”关系，这样使得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不同程度地被削弱。而这种依附关系的产生也会使得工作中个人感情的过多掺杂，从而造成执法过程中监督不利，影响司法公正，更有甚者会出现因为某些共同利益而发生违法违纪现象。

再次，书记员工作的积极性难以发挥，队伍的稳定性无法保障

检察机关内部对于书记员的具体职责，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规定。书记员一般跟随检察官办案，听从检察官的指挥，工作内容完全由检察官安排决定，其自身价值难以体现。加之，在当前的体制下，书记员往往将自己的职位视作是担任检察官前“不得已”的过渡，而将目标和晋升的方向锁定在助理检察员、检察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检察机关工作，拥有检察官的称号无疑体现了自身较高的法律素质，另一方面，从物质上讲，检察官根据《检察官法》而享有相应的职级、职称待遇，而书记员则没有相应的规范化的职级评定和待遇。所以，造成了书记员难以安于本职工作，思想极不稳定，容易失去钻研工作的动力，专业素质、专业技能也很难得以提高。现实中，大多数书记员只重视法律业务的学习，为向助理检察员晋升打好基础，而忽视记录、归档等书记员基本素质的训练，难以为检察工作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所以，虽然理论上大家都清楚书记员工作的重要性，但实际中书记员的工作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书记员们得不到真正独立的、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因而缺乏安定感，无法激起工作热情，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也正是由于传统体制下对书记员工作“暂时性”的根深蒂固的理解，使得这一群体失去了自身应有的活力，并逐渐演变为检察官的“后备人才库”。目前，大多数检察院均是从书记员中选任检察官，此举使得很多刚刚熟悉书记员业务的同志离开了这一岗位。我们应当认识到，书记员工作与检察官工作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而从书记员中选择检察官也势必会带来检察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时也会给书记员业务水平的提高和队伍的稳定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显然，传统的书记员管理体制在实践中已捉襟见肘，并很大程度上有碍检察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所以，改革势在必行。

三、书记员职业化模式构想

建立适合自身运作的书记员管理体制，不仅需要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同时也需要广征博引，借鉴先进的理论和经验。国外的书记员管理体制中大多都实行书记员终身制度，不存在向检察官过渡的问题；还有不少国家通过在各级检察院内单独设立由全体书记员而组成的工作部门来构建书记员管理体制，并同时在这一部门设立书记长统管书记员工作。

笔者认为，借鉴这些做法，在我国实行书记员职业化、专业化是适时可行的。对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关于检务人员分类管理的思路，我们可以尝试建立独立的检察书记员序列，考虑到书记员是辅助检察官工作的，书记员最低职级的设立可以低于检察官最低职级一级，并且可以根据书记员职务的特点设立相应的职级：如助理书记员、书记员、副主任书记员、主任书记员、书记长。并实行书记员职务终身制，根据其工作实绩、工龄变化、学历层次等按序晋升，对于工作业绩突出的可以破格提升职级。同时，针对现在书记员分散管理的局面，可以实行书记员统一管理制度。在各级人民检察院内设立书记员办公室，作为书记员的主管部门，其地位与其他内设机构平行。书记员办公室对书记员实行“集中管理和分散使用相结合”的方式。所谓“集中管理”就是，书记员隶属书记员办公室，书记员办公室对书记员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考核，统一培训。所谓“分散使用”就是，按照检察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书记员岗位设置，把书记员分为若干小组分配到各业务科室协助检察官做好各项法律辅助性工作。如此以来，不仅保持了传统体制下的优势，即书记员仍遍布于各科室从事业务工作，保证检察工作的方便、快捷、高效。同时，也摒弃了原有模式下的弊端，书记员只对书记长负责，而无需依附于检察官，书记员同检察官的工作关系从以往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转变为辅助性合作关系。

当然，建立高效、良好的运作管理体制，也必须有相应的配套制度加以保障。否则，书记员职业化进程也只能流于形式。

首先，应当积极推进书记员队伍的合理化建设。针对现有书记员过少的情况，对书记员队伍进行适当地扩大，使书记员能够胜任繁重的工作，并保证工作质量。以往检察机关在招收书记员的时候，常会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人当作未来的检察官加以培养，因此进人的标准相对较高，如现在招收的一般都是政法类院校大学毕业生。这样做，固然能使检察机关吸纳到人才，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人才的“高消费”。因为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让这些人固于书记员的职位，显然不切实际。因此，笔者认为，书记员的任用工作应该实行不同的标准：一方面，设置少数的书记员职位，将其定位于向检察官过渡的职位性质，这些职位可从高校优秀人才中选拔；另一方面，将更多的书记员职位固定，按书记员工作的特点，从大中专院校或者社会上进行招聘，以期达到稳定书记员队伍基数的效果。因为对这部分人来说，检察官的职务为他们所难以胜任，因此他们也就能比较安心地从事书记员工作。而事实上，书记员也只有静下心来，才谈的上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

检察部门 篇6

开展“五进”活动是以“深入反腐败，大家来预防”为主题的专题预防职务犯罪活动。“进机关”，是要着力提高国家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能力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从政意识、法治思维水平。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联系配合，共同开展重点领域、行业的职务犯罪预防活动，积极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进企业”，是要着力促进企业依法经营、廉洁从业。配合国有企业改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等改革措施的实施，加强预防工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障和服务非公经济发展，努力营造诚信有序、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把预防职务犯罪纳入企业文化建设、融入企业管理之中，推动企业廉洁体系建设。“进乡村”，是要着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围绕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中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积极防范非法占用农用地和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职务犯罪。协助农村基层组织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促进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进乡村活动，切实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引导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推动农村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学校”，是要着力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配合教育部《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的意见》的实施，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共青团紧密协作，针对青少年的心理特点，积极主动协助学校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预防职务犯罪学法用法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思想道德实践。加大对学校教学用品和资料采购、工程建设、招生等环节的预防职务犯罪力度，推进师德建设，组织和引导学校开展依法治理活动。“进社区”，是要着力促进和谐社区建设。推动建立社区居民學法制度，通过建立社区法制宣传橱窗、预防职务犯罪联络员、开展公益法制讲座、居民法制论坛活动等，普及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知识，推广预防文化，宣传预防理念，在家庭和社区倡导清廉家风和文明风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廉洁观念，加强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政状况的社会监督，提高社会公众参与预防职务犯罪，同职务犯罪作斗争的自觉性。

二、开展“五进”活动的方法和步骤

1.明确工作目标，制定详细推进落实方案。一是成立领导小组，领导专题预防工作有序开展。高检院下发通知后，上海市院成立了以许佩琴副检察长为组长的“五进”专题预防工作领导小组，并依托上海检察机关预防咨询指导委员会，指导“五进”工作有序开展。二是确定工作目标，明确专题预防工作的方向。即通过开展“五进”活动，深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预防工作，从源头解决几个上海地区职务犯罪易发多发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大宣传力度扩大预防工作的社会影响，形成预防工作的群众阵线和社会化格局。三是制定工作计划，细化量化专题预防工作任务。根据高检院的活动方案和通知要求，结合上海实际，制定了《上海检察机关关于开展“五进”专题预防工作的计划》，对工作措施、工作目标和时间节点等作了细化和量化。四是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五进”专题预防工作。借助上海市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预防咨询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预防处处务会等形式，定期专题研究部署“五进”工作。五是建立工作机制，落实推进具体工作。建立了预防处总负责，联络宣传科牵头，各科室协同推进，全市预防条线联动的工作机制，以此落实推进“五进”专题预防的各项具体工作。

2.搭建工作平台，培育“五进”特色预防工作。一是建立与市级机关的定期会商机制，在国家机关中探索职务犯罪预测预警防控机制。比如，先后与上海市建交委、市人保局等国家机关探索监理行业、就业计划等方面的职务犯罪预测预警防控机制。二是搭建检企研合作平台，在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推进预防成果转化机制。比如，与上海社科院、东航集团的“科技+制度+文化”专项预防成果已直接转化为东航集团内部的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范。三是建立现场工作室，为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人才提供法律服务。比如，在金山廊下现代农业园区建立法律服务站，结合农村和农业工作特点开门送法，为广大农村干部、农业专家和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四是联手教育主管部门，推进预防教育进学校、进党校。先后与组织部门、党校（行政学院）、教育主管部门，开展“预防教育进党校”、“廉洁文化进校园”专项活动，并实现市区两级全覆盖。五是利用社区检察室平台，开展基层、基础预防工作。借助全市各基层院社区检察室的窗口作用，组建廉政联络员、预防志愿者等社区（社工）队伍，开展预防咨询、法制教育、廉政宣传等基层、基础预防工作。

三、开展“五进”活动取得初步成效

1.突出重点环节，依托专业小组形成工作成果。一是以中介组织职务犯罪为突破口，依托行政与社会管理预防专业小组开展专门调研，促成上海海关系统报关环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的建立。二是以“科技+制度”为突破口，由国有企业预防专业小组推进实施，促成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建设并推广了市级医院PMC基建项目管理平台。三是以农业财政资金和城镇化为重点，涉农和城镇化预防专业小组开展深入研究，形成预警防控报告并借助年度综合报告等载体，得到市委主要领导批示并推动农业财政资金管理的规范。四是以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为重点，科教文卫预防专业小组联合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高校开展联合调研，推动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的公开透明。五是以社区和基层为着眼点，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研究专业小组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重要论断，着手研究预防职务犯罪如何在基层、基础工作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用好预防资源，提供公益服务扩大社会影响。一是提供法制宣讲和培训服务。成立了由检察长、反贪局长、反渎局长、预防处（科）长和资深检察官共42名成员组成的上海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宣讲团，为机关、企业、乡村、学校、社区提供法制宣讲和培训服务。去年共宣讲70多次，受众1万余人。二是提供警示教育基地参观服务。加强对全市检察机关14个警示教育基地的管理，免费供社会各界参观学习。仅上海市院的警示教育基地，一年来就接待社会各界参观学习400多批次13000余人次。三是编制和发放系列预防书籍和防贪手册。先后编制（出版）了《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警示与预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警示与预防》、《专家型人才职务犯罪案例汇编》、《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例汇编》等预防书籍和工程建设领域、国有企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系列预防手册，免费向机关、企业、乡村、学校、社区发放5万余册。四是为专家型人才提供专项法律服务。通过开展法律咨询、举办法律讲座、开通服务热线、召开专题座谈会、提供法律指引和预防资料等多种方式长期为5000多名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重大项目的科技、经济、信息、教育、航天、航空、航运、医疗、卫生、农业等方面的专家型人才提供法律服务。五是向社会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服务。制作并发放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手册，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宣传月活动，规范查询流程，简化查询手续，提供便民服务。去年以来共接受查询6.5万余次，发现有行贿记录的单位和个人28次。

3.拓展宣传载体，构建具有上海城市特点的廉政文化。一是不断推进和拓展廉政公益广告宣传渠道。与相关联席单位合作，已推进廉政公益广告“进地铁”、“进机场”、“进商圈”、“进楼宇”、“进电视”、“进网站”、“进铁路”、“进游轮”、“进码头”等，实现廉政公益广告“海陆空”全覆盖，并每季度更换一次内容。二是策划开展廉政公益海报“五进”巡展活动。将在去年廉政公益海报评选活动中征集到的优秀海报作品制成2.4×1的标准展板，从去年8月份开始，在市政府、中国商飞公司、大学城、海洋装备岛、现代农业园、社区楼宇等全市18个点巡展，每地展示一周。三是定期免费发送廉政公益彩信。联手市经信委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向国家干部、企业高管和专家型人才定期制发廉政彩信，在重大节假日提示廉政风险。四是探索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微电影创作评选活动。在大学园区、大型国有企业、部分国家机关探索创作预防微电影，并与预防职务犯罪专刊编辑部、上海师范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等机构探索开展微电影征集评选活动。五是依托民生栏目推出预防职务犯罪专题电视节目。与上海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民生栏目《百家心——阿庆讲故事》合作，制作并推出时长37分钟的预防职务犯罪专题电视节目《检察官日记》，第一集已于去年9月26日晚在上海电视台娱乐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检察部门 篇7

3项重点工作与检察工作密不可分。3项重点工作中,社会矛盾化解是根本。检察机关无论是履行批捕起诉职能,强化法律监督职能,还是深入查办职务犯罪,妥善处理涉检信访,都必须全面正确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妥善处理敏感案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利益冲突明显加剧,刑事犯罪高发,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数量增加,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艰巨而繁重。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2 侦查监督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能

侦查监督部门具有两方面职能,既要依法打击犯罪,监督纠正违法,又要结合侦查监督职能,做好疏导、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和预防犯罪工作。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侦查监督部门提出的新要求。

2.1 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为重点,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滋生和诱发犯罪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各种深层次的矛盾还会进一步显现,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围绕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围绕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打击重点,严厉打击社会危害性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扰乱和破坏经济建设的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积极参加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督促有关单位完善治安防控机制。

2.2 以化解社会矛盾、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为重点,促进社会和谐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快速办理轻微型刑事案件的意见,广西宁明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依此建立了公检法三机关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机制,使一大批轻微刑事案件得到及时处理,为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侦查监督部门开展不逮捕说理工作,对化解社会矛盾作了一些有益尝试。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释疑解惑,切实解决涉法涉诉、涉法上访中的问题,达到息诉罢访目的,力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3 以强化立案监督为重点,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追求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尺度。侦监部门应进一步加大侦查监督工作力度,将人民群众反映的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执法、司法不公问题作为侦查监督的重点,坚决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执法问题,不断拓宽立案监督领域,使有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充分发挥维护公平正义的屏障作用。

2.4 以强化侦查活动监督为重点,切实做到依法文明执法

侦查监督部门要切实、及时地查处侦查机关执法违法的情形,切实纠正在办案过程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反办案程序的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使执法行为规范、文明,严格依法文明执法;建立起有效的侦查活动监督调查机制,使违法办案者受到应有的惩戒,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增强人们的法律信仰。

由此可见,侦查监督部门的法定职能和追求目标,是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相一致的。然而,社会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积极应对社会矛盾变化的新形势。

3 侦查监督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探索

3.1 在认识层面,确立科学的现代执法理念,为全面开展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提供理论标准

3.1.1 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观念

转变“重实体,轻程序”观念,正确认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及其与实体法同等至高无上的权威,严格遵守办案程序,自觉将其职权置于程序的制约和监督下,杜绝办案中的主观随意性,严禁为了追求实体真实而牺牲、减损程序公正性。必须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重,以程序公正规范执法行为,加强对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的监督、纠正及责任追究力度,防止权力的滥用,努力实现司法公正。

3.1.2 树立保障人权观念

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以人权宪政内涵,要求全方位地发挥保障人权功能。在诉讼中,必须尊重和保障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并给予其公正的对待。对侦查司法人员侵犯人权的行为,要及时予以制止、纠正,情节严重的,还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保障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和被侵犯时的有效救济渠道,增强司法决定的可接受性。

3.2 在制度和机制层面,以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备和机制的完善最大限度化解矛盾

侦查监督部门的三大职责是审查批捕、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侦监部门较少直接面对矛盾,但是其3项职能履行的好坏,影响到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矛盾化解工作的效果。具体来说,侦监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和逮捕措施的适用上。

3.2.1 立案监督是侦查监督工作的重点也是亮点

从控申部门移送的立案监督案件,大多是合法权益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因为矛盾得不到解决或因为侦查机关没有立案侦查而到检察机关控申部门或其他信访单位、部门进行检举、控告和申诉的案件。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矛盾已经处于一定的激化状态,更加需要小心处理。侦监部门应当高度重视这类立案监督案件,要与控申部门建立科学、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和线索移送的工作机制。对于已经移送此类案件的线索,要形成专人办理的工作制度,严格依法审查。该立案监督的要立案监督,对于符合立案侦查条件的,依照法定程序监督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及时向控告人反馈信息,并且要全程跟踪监督案件进展情况。对于不符合立案侦查条件的,要协同控申部门做好控告人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向控告人说法、明理,使控告人真心接受处理结果,绝不留矛盾隐患。

3.2.2 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

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慎重适用逮捕措施,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明确要求。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犯罪都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有很多犯罪是由于邻里纠纷、财产纠纷等导致。比如,因一般债权债务纠纷而引发的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等过失性犯罪案件等,在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并已经赔偿了被害人医药费用、财产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下,不采用逮捕措施可能更有利于缓和、化解矛盾。逮捕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不分轻重一律适用,不利于区别对待,犯罪行为人也可能因为交叉感染变成一个与社会对抗的人,有悖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的原则。因此,侦监部门要围绕慎用逮捕措施这一目标创新工作机制。一方面要推进办案专业化,建立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简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因羁押时间过长带来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要转变“构罪皆捕”的传统思想,尝试制定“有逮捕必要”条件的具体标准,提高承办人对“有逮捕必要”条件正确理解和把握的能力,以在逮捕措施的适用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和不和谐因素。

3.3 在能力层面,提高侦查监督工作人员素质,加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

队伍建设是做好侦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保证。适应新形势对侦查监督工作的高要求,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加强能力建设,塑造高素质、专业化、精英化的侦查监督检察官队伍。通过强化侦查监督,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3.3.1 提高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是一项基础能力。现代社会发展迅速,新领域、新事物不断出现,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这就要求法律监督工作者要不断学习,不断扩充自身的知识层面,随着监督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各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要着力打造学习型部门,不仅要加强法律知识学习,还要学习当前与侦查监督工作相关的行政管理知识、经济知识等。此外,要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在业务所涉及的领域进行深入的钻研和探索。

3.3.2 提高推进侦查监督改革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它是多种智力因素和能力品质在新的层面上融为一体、相互制约、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一种合力。它不仅需要知识和才干,而且需要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侦查监督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要敢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保证侦查监督改革的不断推进。

3.3.3 提高快速处理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应变能力

增强应变能力就是增强检察人员不断应对复杂局面、有效化解风险、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的能力。侦查监督工作处于刑事诉讼的交汇点,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引发各类社会问题。增强应变力,就是要使检察人员在复杂的环境中能沉着应对,驾驭全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牢牢掌握局面的控制权,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摘要：化解社会矛盾是我国政法机关当前的3项重点工作之一。检察机关是社会矛盾化解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能、检察权的运行原则和追求目标是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一致的。侦查监督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部门必须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检察部门 篇8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 是指检察机关为保证侦查机关依法、客观、全面地取证, 按照出庭公诉的要求, 准确、及时追诉犯罪, 以适时、适度为原则对搜集、固定、补充、保全证据、补正证据瑕疵、排除非法证据提出意见和建议, 并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检察活动。[1]它包括对个案侦查活动的具体引导和对类案侦查活动的一般引导两大类。具体引导的实现方式包括:提前介入、参加侦查机关重大案件的讨论、参与现场勘验、讯问、询问以及其他侦查活动、退回补充侦查、纠正取证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等;一般引导的实现方式包括:召开侦诉联席会议、执法办案和案例研讨会、与侦查机关共同制定证据规格和证明标准等。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加强公诉工作的必然要求。虽然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法律依据尚不明确, 但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检察机关批捕部门、起诉部门加强工作联系的通知》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的决定〉的通知》中强调了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必要性, 并将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作为加强公诉工作的重要举措, 从而为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检察机关坚持对重大案件适时介入侦查, 依法引导取证活动并按照出庭公诉的要求, 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和完善证据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第二,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强化控诉职能的重要手段。控诉、辩护、审判是构成现代刑事诉讼构造模式的三大职能, 尽管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 却不是独立的诉讼职能, 而是从属于控诉职能, 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共同组成控诉犯罪的控方。侦查是公诉的准备和前提, 公诉是案件侦查终结的法律处理。[2]侦查是收集、固定刑事证据的活动, 起诉是审查、运用刑事证据的活动, 二者紧密联系, 必须保持思想和行动的一致, 共同完成指控犯罪的控诉职能。目前, 我国理论界也提出, 要将我国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从实践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 从而适时介入侦查, 引导侦查取证, 强化侦查监督。

第三,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履行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公诉部门在引导侦查过程中的法律监督职责主要是刑事证据监督, 担负着排除非法证据、审查证明标准等职责。证据是诉讼的基础, 也是诉讼的灵魂, 刑事诉讼活动主要是围绕证据进行的, [3]因此公诉部门在侦查阶段加强证据监督, 就抓住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高案件质量的着力点。

二、现行体制下的侦诉关系的现状

我国实行的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侦诉关系。侦查部门和公诉部门承担不同职责, 各自独立、互不隶属, 但又互通情况、互相支持, 共同完成追诉犯罪的控诉任务。但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 相关法律、规定不细致, 缺乏操作性, 影响了侦诉关系的落实。《刑事诉讼法》要求侦查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要配合公诉机关的工作, 如积极完成被公诉机关退回补充侦查案件的处理, 但对于如何处理的细则, 法律没有规定, 这导致一些部门可以消极应付甚至直接撤案了之。同时没有形成公诉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取证的机制, 致使很多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工作无法有效完成。

另一方面, 公诉机关和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相脱离, 造成侦诉配合不够默契, 影响控诉犯罪效果。为保证案件侦查的质量特别是收集、固定到足够满足起诉要求的证据材料, 侦查机关在侦查中接受公诉机关的指导或者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但在我国的侦诉关系模式下, 公诉机关一般不直接参与到侦查活动中, 审查起诉工作具有先天的滞后性和被动性。而且, 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过程, 案件事实、证据处于未确定的状态。随着诉讼的发展, 案件的事实证据会发生变化。因此, 在案件事实证据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新的证据时, 就会造成公诉不力情况的出现。

三、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的构建

现行体制下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共同组成控诉犯罪的控方。为了切实提高指控犯罪能力, 实现“大控方”战略, [4]建立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具有现实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 探索建立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机制

一是坚持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原则。检查机关公诉部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应当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依法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依法、适时、适度的原则。二是明确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时间和范围。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一般应当在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后进行。引导侦查的范围应集中在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范围内, 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等。明确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案件, 可以提前介入, 侦查机关应当予以配合。三是确定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程序和方式。明确规定公诉部门案件承办人在侦查阶段有权参与的侦查活动和提出建议的范围, 如参与勘验、检验、讨论案件;参与讯问、询问;建议对证据的复核、复验;建议补充证据、补正证据瑕疵、排除非法证据;监督取证活动等, 并将《介入侦查通知函》、《案件初审报告》作为公诉介入、引导取证程序启动的主要法律文书。

(二) 积极推进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制度化建设

一是明确以公诉为核心, 科学划分公诉、侦监、侦查机关即“侦捕诉”的职责分工。公诉部门应当在检察引导侦查的大格局下发挥核心作用,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检察引导侦查的主体内容, 检察引导侦查是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外部体现。二是探索对新类型案件的引导。新类型犯罪案件的性质认定较难, 犯罪构成的事实要素不易确定, 各种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据和证明标准尚无先例可循, 庭审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也难以预测。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将检察机关运用法律的优势与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优势相结合, 以检察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引导侦查取证活动依法进行, 有效处理新类型案件中的法律适用和证据认定问题。三是实行专业化引导侦查模式。[5]由公诉部门实行案件分类对口引导侦查, 这样既可提高引导侦查工作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又能保持法律监督地位的相对独立性。

四、建立公诉介入侦查取证机制的保障体系

由于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建立尚属在探索中, 在机制的实际运行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 因此应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切实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

(一) 构建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

为更好地体现公诉介入、引导侦查取证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切实增强侦诉之间的协调、配合和沟通, 确保联动工作的正常运作, 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侦诉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联动工作的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通过联席会议, 双方可以就办案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复杂、疑难的个案进行讨论和研究, 交流意见和看法, 妥善解决分歧、统一思想, 达成共识。同时通报刑事立案、侦查、预审、审查起诉等工作情况, 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提出解决办法。从而建立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的良好、合理关系, 形成指控犯罪的合力。

(二) 建立公诉部门与侦监部门的介入侦查取证的联动机制

由于检察机关的侦监部门也有引导侦查的职责, 因而在引导侦查工作中就产生了捕诉的分工和联动问题。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以出庭公诉需要为标准, 但在实践中, 侦监引导侦查则更容易得到侦查机关的重视和配合。因此还应从以下三方面改善“捕诉两部门”在引导侦查工作中的分工配合。一是明确适用案件范围的分工。公诉部门引导侦查应当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为主, 而其他案件的引导侦查工作可由侦监部门承担。二是明确工作内容的分工。公诉部门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引导取证、补充证据和提高证据质量上, 而侦监部门的工作重点则应放在对取证方法、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的监督上。[6]三是加强引导侦查的配合。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引导侦查工作中应当尽量采用公诉部门和侦监部门在立案以后、逮捕之前就共同介入的工作模式, 以争取最佳效果。

(三) 提高公诉部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能力

目前对公诉部门办案人员的能力要求主要侧重于审查、运用刑事证据和出庭支持公诉方面, 而对如何收集、固定刑事证据, 引导侦查能力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致使公诉引导侦查实践中, 引导取证的建议和意见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还不够强。因此, 公诉部门在加强审查、运用刑事证据的同时, 也要着重加强收集、固定刑事证据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可以在引导侦查取证过程中, 增加公诉部门办案人员实际参与侦查活动的机会, 使公诉干警对侦查业务具备直观感受和直接经验。另一方面在以参与案件讨论的形式引导侦查活动的同时, 可以增加公诉办案人员参加侦查方案制定、到侦查现场参与证据收集的机会。总之, 要加强公诉部门办案人员与侦查部门办案人员之间的业务学习和交流, 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发挥好公诉部门介入侦查、引导侦查, 强化指控犯罪的能力。

摘要：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在追诉犯罪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不仅是加强公诉工作的必然要求, 也是完善侦诉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为了有效解决现行侦诉关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从探索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建立, 推进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制度化建设, 建立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保障体系入手, 与侦查部门形成了指控犯罪的战斗堡垒, 进一步提升了检察机关有效指控犯罪, 维护法律公平正义, 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能力。

关键词：侦诉关系,公诉引导侦查取证,联席会议制度

参考文献

[1]张铁军.引导侦查是改革我国检警关系的重要途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2, (1) .

[2]郝银钟.刑事公诉权原理[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219.

[3]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法律出版社, 2003:264.

[4]龙宗智.评检警一体化——兼论我国的检警关系[J].法学研究, 2002, (2) .

[5]宋英辉, 李忠诚.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52.

检察部门 篇9

关键词：检察机关,调查权,法律监督

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要依法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就必须及时发现违法进而纠正违法。然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如果不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 让其对检察权所及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调查, 以便了解事实真相, 那么发现违法并纠正违法无异于纸上谈兵。我国现有的法律仅仅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纠正违法, 却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如何发现违法、调查违法, 进而认定、纠正违法。法律不能仅仅赋予检察机关形式上的纠正违法权, 还要赋予检察机关对监督对象的调查权, 这对于有效地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进而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并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的必要性

(一) 调查权是发现违法的先决条件

法律监督职责的有效履行要求检察机关积极主动的去发现违法。法律监督是检察权行使的目的, 调查权是检察权的基础, 检察机关如果不配置调查权, 那就像一颗没有根须的大树, 不但无法继续生长, 而且随时都会倒塌;没有调查权, 法律监督对违法现象就会失明, 就做不好法律监督。因此, 只有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 才能保证监督行为的及时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二) 发现违法是法律监督有效性的保证

法律监督的根本任务是纠正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所提出的监督意见要想具有说服力, 就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撑。有力而充分的证据是监督的保障。因此, 要保证法律监督及时有效地进行, 检察机关就必须拥有调查权, 这样才能及时准确的发现违法事实的存在, 并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监督意见具有客观存在的事实基础, 从而纠正违法实现司法公正。

二、我国检察机关调查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 立法层面:我国法律没有把调查权作为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

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立案监督案件, 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 发出《立案通知书》时, 应当将有关证明应该立案的材料同时移送公安机关。但该条款未具体规定立案监督调查实施的条件、方式、措施等方面, 致使立案监督调查工作难以有效进行。

(二) 实践层面:基层检察机关不同程度地在使用调查权

虽然我国未在立法层面上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 但是各地检察机关为维护法制统一和公平正义, 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 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调查权进行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2006年9月25日,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印发试行了《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与侦查活动监督调查办法 (试行) 》。该办法规定, 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的14种违法侦查行为进行调查, 并规定了调查的范围、程序及方式方法, 而且调查结果要落实在《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上。该办法对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提高刑事立案与侦查活动监督质量有重要的意义, 在实践上为确立检察机关的调查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另外, 在实践中, 为加强刑事立案监督, 检察机关到公安机关审查治安案件处理中有无以罚代刑等违法现象的存在, 审查劳教案件中有无刑事案件的存在;对公安机关报捕案件中的“另案处理”犯罪嫌疑人是否真的另案处理进行审查;在看守所、监狱等监管场所, 通过与犯罪嫌疑人、在押犯谈话, 发现有无违法犯罪问题等等。“有些调查需要有衔接机制, 公安要提供材料, 但一些关键的环节需要到实地自己调查, 如有必要, 还将进行独立的法医鉴定、研究评判等等”。慕平说, 此举能更好地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作用。

(三) 调查权的欠缺使法律监督弱化

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需要必要的权力保障, 这些权力至少包括知情权、质询权和纠正权。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权力,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才是完整的。现实中探索实行的这些调查行为, 只能依靠检察机关与相关机关之间通过“协调会”、“联席会”等方式解决, 既无法律权威, 又常常陷于被动, 从而导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弱化, 使违法犯罪现象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这与宪法的要求和现代法治的要求差距太远, 更不符合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所发挥作用的期待。

三、关于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权的设想

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是检察机关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先决条件, 然而,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因此, 调查权必须遵守法治原则、公正原则、合理原则、强制性原则, 并合法合理的行使,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行。

(一) 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的方式

从调查的方式上看, 检察机关的调查权包括案件受理权、直接调查权和间接调查权。

1. 案件受理权

案件受理权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违法行为的控告、检举、举报、投诉的线索、材料, 以及接受其他机关调查终结后移送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权力。案件受理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受理是发现违法进而启动调查程序的重要途径, 也是检察机关广泛搜集违法事实信息和线索的重要途径, 从而为查明是否实际存在违法行为打下基础。

2. 直接调查权

直接调查权是指检察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违法行为的控告、检举、举报、投诉的线索、材料以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在认为可能有违法行为时, 亲自运用调查手段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以便确认是否存在违法事实、是否需要提请有关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直接调查权不仅包括对法律规定由检察机关直接管辖的刑事案件直接进行立案和侦查的权利, 而且包括对法律监督范围内的其他案件直接进行调查的权力以及在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内了解有关情况的权力 (即知情权) 。

3. 间接调查权

间接调查权是从调查权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能。由于刑事案件发案数量与检察机关人员、经费之间的巨大反差, 以及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复杂性和专门性, 检察机关在客观上不可能对每个刑事案件都直接进行侦查, 所以有必要将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交由其他侦查机关来进行。

间接调查权的行使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立法, 由国家制定法律, 明确规定某些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由专门的侦查机关进行。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一般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军队内部的刑事案件由军队保卫部门侦查;监狱内发生的刑事案件由监狱侦查。二是通过移交, 由检察机关将需要侦察的案件直接交有关机关侦查。如《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并且认为有犯罪行为时, 应当依照法律程序立案侦查, 或者交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这里的“交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对检察机关来说, 实际上就是间接调查权的运用。

(二) 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的手段

从调查的手段上看, 调查权可以分为一般调查权和强制调查权。一般调查权是采用一般性的调查方法来调查违法行为是否存在的情况。强制调查权是采用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进行专门性调查的情况。在直接调查中, 检察机关当然应当具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在间接调查中, 检察机关并不亲自进行调查, 但对于其他侦察机关在调查中所采取的强制措施, 应当具有控制权。因为这种侦查活动是直接为检察权的有效行使服务的, 强制措施的使用直接关系到侦查结果及侦查目的的实现, 同时也涉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相关权利尤其是公民的人身权利, 因而应当严格控制其使用, 并保证使用的合法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在侦查权转移的情况下, 强制措施的使用, 自然应当由原权利主体来审查和控制。

(三) 法律应明确规定被调查者的法定义务

调查权作为一种权力, 与被调查者的法定义务紧密相连。为了保证检察机关及时发现违法情况, 顺利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法律应明确规定被调查者向检察机关如实反映违法情况的义务。目前, 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案件知情者的作证义务, 但是任何法律都未规定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后果。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调查权的过程中难以得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 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检察机关及时有效地发现犯罪。

参考文献

[1]张智辉.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2]蒋伟亮, 张先昌.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监督——多维视野下的法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3]石少侠.检察前沿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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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娉, 孙景山.完善立案监督制度的几点思考.中国检察官, 2006, (四) .

[7]黄一超, 李浩.强化刑事立案监督的若干问题探讨.政治与法律, 2001, (三) .

检察部门 篇10

(一) 律师参与案件前置给自侦工作带来的挑战

一是对自侦办案干警思维观念的挑战:对于基层检察干警, 接受新的事物和信息比较迟缓, 办案模式和办案思维长期已经形成一种定式习惯, 对于律师介入的前置性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以往的办案经验而言, 在讯问初期, 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比较脆弱, 是最佳突破时机, 我们过去成功办理的案件, 大都是抓住这一最佳突破期而成功告破的。例如, 我院近期办理的兴安盟国土资源局王某某等人行贿案件中, 同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在被讯问初期, 报有强烈的侥幸心理, 交待问题避重就轻, 有的设法逃避罪责, 但是我们办案干警针对具体案情和各自的性格特征, 充分运用审讯谋略, 在12小时内一举突破了案情, 使其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是对掌控侦查结果的挑战:以往办案中, 办案干警根据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 对侦查结果有个完全的掌控。而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受委托律师有权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参与诉讼了解犯罪嫌疑人涉案情况, 可以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罪轻罪重证言并存的局面。这必然会影响自侦部门对案件侦查进程及侦查结果的掌控。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基层自侦工作的挑战

一是对基层院自侦办案模式的影响。在传统的“重口供、重实体、轻程序”的办案模式中, 基层院办案方法大都还停留在审讯突破上, 方法较单一, 侦查人员习惯于“以供到证”, 往往单纯寄希望于12小时口供突破上, 通过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进而获取相应证据。特别是“一对一”的行受贿案件, 以往办案中, 只要有行受贿人双方证言和口供, 就认为证据确实充分了。而一旦出现受贿犯罪嫌疑人翻供, 行贿人的直接证词便成为孤证, 甚至, 即使受贿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 而行贿人不予承认或翻供的话, 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单方供述也会成为孤证。这类案件如果没有坚实的初查材料为基础, 极有可能因为证据的缺失和瑕疵在审判时而不予采信。另外, 办案实践中, 基层院办案人员对于新型犯罪的准确把握能力有所欠缺, 有时往往因为某个笔录缺少必备的一两句与犯罪构成紧密相关的话, 导致一份笔录重复调取, 或根本无法再用的直接后果。在侦查过程中, 也存在个别办案干警过度关注实体内容而忽视办案的程序要求。

二是对基层院目标考核工作的影响。检验基层院的工作靠上级院的年度检察实绩考核考评体系进行, 目前就上级院自侦对口部门对基层院的考核机制而言, 具体考评项目包括立案数;起诉数;有罪判决数;起诉职务犯罪大案要案数等。主要实行的是“分类考核, 量化计分”的办法, 立案后作撤案或不诉就要扣相当大比例的分值。刑诉法修正案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益保护, 而侦查工作的对抗性加大和证据变化的必然性, 势必有一部份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因证据问题而撤案和不诉, 一旦出现此类情况, 自侦全年工作几乎全盘否定, 进而影响到全院的整体排名。

二、应对新刑诉法, 基层检察院反贪部门应做好四个准备

(一) 加强自侦队伍的学习和实战培训

一方面, 新刑诉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从现在起到新法施行还有一段时间, 基层院自侦部门干警一定要抓住这段学习掌握新法的宝贵时间, 通过个人学习、座谈交流、培训讲座等各种有效途径, 全面透彻学习新刑诉法的条文内容以及精髓, 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 保证到新法施行时已将法条了然于心, 并且做到融会贯通。另一方面, 要加大对自侦队伍的实战培训力度, 要精选一批既有侦查经验又有理论功底的干警组建侦查预审队, 着重提高审讯技能, 全面提高掌控侦查局面的能力, 形成团队的工作合力。

(二) 办案重心提前, 重视初查, 经营线索

古言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面对新的挑战, 基层院自侦干警要切实加强自身调查取证的能力。在侦查阶段, 为了让案子立得起, 诉得出, 加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 使得初查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自侦部门就必须转变思路, 不能过多地依赖侦查阶段的调查工作, 而要将工作前移, 只有做好线索的筛选和评估,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 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 才能应对辩护律师的介入和犯罪嫌疑人、证人可能出现的证据反复问题。初查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成败, 要在案件办理之初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 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 进而果断立案, 怀着必胜信心从容进行立案后侦查。

(三) 充分利用各种侦查技术措施

检察部门 篇11

摘要：2013年1月1日起新民诉法开始施行，而新民诉对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相关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对于新民诉下我国民事行政检察部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一系列的论证与阐释。

关键词：新民诉；行政检察部门；机遇和挑战

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民事检察机关的职能影响

（一）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权

新民诉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根据现行民诉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法院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审判过程就是国家法律的实施过程。实践当中审判权力容易膨胀，因此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重点。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中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正体现了对审判过程的监督，是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监督的当然内容。在新民诉法实施前，检察机关对审判、执行人员的一般违法行为无法监督，并且这些违法行为还有着极为特别的隐藏属性——与审判行为相伴生，又被合议制、审判委员会制度所掩盖。因此伴随新民诉法的实施，检察机关将对审判活动不仅监督裁判结果的监督；还要针对承办法官个人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

（二）检察监督领域扩大化——扩大到执行领域

新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这一条也大大拓宽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范围。众所周知民事案件的执行过程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执行难、执行慢、执行乱”等现象，既给当事人正当权益的维护造成了不便，又损害了司法权威。而各地检察机关近年来面对大量有关执行的申诉，缺由于没有明确法律支持，办理这类案件时无法可依。此次修正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法律监督，有助于整顿执行秩序，解决执行惯有问题。

（三）检察监督的范围扩大完善化——纳入调解

新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检察监督现实化

修改后民诉法明确将检察建议例为检察机关监督手段，检察建议这种监督手段在以往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签文件中曾经提到过，但是实际执行时很多法院并不采纳。新民诉法充分吸收了近年检察机关开展再审检察建议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加强了同级监督，有利于提高监督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二、新《民事诉讼法》实行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面临的机遇、挑战

（一） 民事行政检察部门面临的机遇

机遇一：为民行抗诉提供了更多法定条件。修改后的民诉法将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扩大为民事判决、裁定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案件的监督。民事执行案件的监督，及对法院违法行为的监督。范围极大的拓展了监督空间。解决了以前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实行监督过于狭窄的问题，扩大了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受案的范围和条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案源问题。

机遇二：增强了当事人到检察机关申诉的信心，扩大了检察机关民行监督的影响。民行检察部门通过抗诉的形式对人民法院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监督，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一个案件申诉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抗诉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不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再审，往往会挫伤当事人到检察机关申诉的积极性。修改后的民诉法增强了当事人到检察机关申诉的积极性，扩大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的影响。

機遇三：为民行检察队伍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建设一支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民行检察队伍是修改后的民诉法实行后的当务之急。作为监督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这支队伍，必须熟悉和精通这部新法，同时我们检察机关与之相适应的一些部门规章也面临修改、补充和完善，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必须建立一支精通法律，熟悉业务的民行检察队伍，新法实施前后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部门都在认真组织学习和组织人员培训，通过学习和培训，一些符合新时期民行检察需要的人员将会脱颖而出。随着新法的实施，也将促使民行检察部门的干警不断加强学习，积极探索，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为民行检察队伍的建设提供了新的良好机遇。

（二） 民事行政检察部门面临的挑战

挑战一：转变观念，将监督延伸到民事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个完整的诉讼活动从起诉和受理开始到执行终结为止，包含有许多环节，监督人民法院违法执行、违法调解等方面也是今后监督的一个重点。以前我们对违法执行仅限于监督“乱执行”这一点，今后应加大对“不执行”案件监督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影响群众生活，影响地方稳定的“不执行”案件的监督力度。对那些被执行人明明有执行能力，但由于个别执行人员拿了人家的好处后不作为，能执行的案件也不依法执行的，要查清不作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坚决予以监督。

挑战二：提高素质，稳定队伍。新《民事诉讼法》将于明年1月1日施行，民行检察部门的干警应当认真学习这部新法，努力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水平，以适应新法施行后工作实践的现实需要，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找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我们每个民行干警的业务素质。

挑战三：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寻找最佳对策。新《民事诉讼法》实行后，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又将面临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解决的难题将会不断出现，发现问题和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我们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今后我们将把如何适应新法，如何使新法为我所用作为研究的重点，用调研成果推动民行工作更上一层楼。针对新民诉法实施后检察机关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找出解决的方法，以促进民行工作持续深入发展，为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奠定坚实的基础。（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竹青：“浅谈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开展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新西部》2009年第5期。

检察部门 篇12

“监管”,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监视管理, 监督管理。案件监管, 通俗地讲, 就是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相关人员和组织办案活动的监督管理过程。检察机关的案件监督管理是一项涉及检察业务整体和司法办案全过程的综合性、全局性工作, 贯穿于司法办案全过程。既包括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案件的管理、检察长对全院案件的管理、各业务部门对本部门案件的纵向的条线管理, 也包括行使综合性业务管理职能的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对全院案件的横向的集中监管, 这种纵横结合的案件监管模式共同构成了案件监督管理体系。而目前各级检察机关基本都是以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对全院案件的横向的集中监管为主要的案件监管模式。本文也将以案件监督管理部门的案件监管工作为视角, 探析如何健全检察机关案件监管机制。

一、案件监管机制现状

案件监管机制一般是指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的, 为保证案件办理质量, 实现公正司法、规范司法之目标, 对检察业务流程监管、案件质量监督、发案情况分析反馈等案件管理活动进行制度化设计而形成的案件监管体系。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已经推行创设了案件监督管理部门, 案件监督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实行统一受理、流程监控、案后评查、统计分析、信息查询、综合考评等, 对办案期限、办案程序、办案质量等进行管理、监督、预警, 规范执法行为, 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而目前案件监管机制有好的方面, 也存在一定不完善的地方。

(一) 三大系统的使用规定支撑案件监管

目前检察机关涉及的案件流转、信息流转主要依靠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案件信息公开系统以及统计系统这三大系统完成, 这三大系统各自的使用规定正是最基础的案件办理、案件流转等工作所必须遵循的规范。如果承办人一旦违反三大系统的使用规定则不可避免地违反了案件办理和流转的规定, 案件监管主体即凭借这些规定做出监管问题通报。

(二) 案件监管机制不断创新

各级人民检察院在日常工作中, 结合案件监督管理工作, 不断地因地制宜创新监管机制, 一方面结合机制缺乏的情况, 直接建立案件监管的新机制;另一方面则是对上级院的规定进行细化, 制定符合本级检察院案件监管工作的机制, 更好地开展了案件监管工作。

(三) 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定仍有不足

一是自上而下的统一标准仍然缺乏, 例如缺乏统一的案件质量标准, 存在不同检察院各自制定案件质量保准, 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 案件质量评查不规范等问题。二是有些规定过于原则, 可操作性不强, 虽然自上而下有了统一规定,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无法遵循统一规定得到解决。三是有些机制规定过于滞后。有些规定并没有在法律修改后及时加以修订, 导致实际工作的开展有规定却无法依照执行。

(四) 案件监管机制执行不到位

在实际工作中, 作为内部规定的案件监管机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到位现象, 由于是内部监管机制, 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执行难、被执行对象拖延推诿等情况, 导致案件监管工作并不能按照制度的规定得到开展, 在确保案件办理质量、提升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方面打了折扣。

二、健全案件监管机制的途径

机制是指事物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建立一种机制, 既要明确组织职能和岗位职责要求, 又要有保障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所以, 检察机关健全案件监管机制, 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细化各业务部门的职权配置, 另一方面要有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内部规章制度为保障。

(一) 坚持程序监管与实体监管并重的原则制定案件监管机制

案件监管既要从案件源头做好案卡登记填录、案件分类流转、案件受理和审核等案件程序监管工作, 也要通过案件质量评查、文书审查等方式对案件办理的实体情况展开监管, 尤其不能只重视案件形式, 而忽略案件实体质量的问题, 必须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着手制定案件监管机制。

(二) 明确监管方式, 健全监管启动机制

现实工作中, 案件监管的方式各地区、各级检察机关都各有特点, 并不完全一致, 是以,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自上而下建立统一的案件监管方式, 健全监管机制。可以健全平台电子监管, 利用信息化进行实时案件流程监管;可以健全文书备案审查, 通过关键文书的备案审查, 了解案件是否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可以健全案件考评、案件专项检查、案件现场督查、案件执法情况回访机制, 明确案件监管方式, 做到案件监管开展合法依规。

(三) 依托三大电子系统, 健全案件监管网络动态巡查机制

依托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案件信息公开系统以及统计系统三大系统所具有的功能及特点, 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开展案件流程动态巡查。监管人员通过对案件电子卷宗、电子文书等的实时审查, 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处理。同时充分利用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和统计系统及时巡查案件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检察机关应充分利用电子数据, 建立案件监管工作日志, 健全网络动态巡查机制。

(四) 整合内部资源, 引进外部力量, 健全案件质量评查机制

一是整合内部力量, 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案件评查组织。例如以设立案件质量评查委员会的方式, 从全院抽调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过硬的干警作为案件质量评查委员会委员, 在案件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日常案件质量评查的基础上, 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全院案件质量评查。采用承办人自查、案管员交叉评查与案件质量评查小组集中评查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案件质量多层面评查。二是通过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参与等形式, 在确保案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 引进外部监督力量, 建立外部监督机制。通过外部力量对“本地区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 涉及民众民生的热点案件, 社会矛盾比较激化的案件, 领导交办、督办案件”等案件进行案件监管和案件质量评查, 提升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公信力。三是建立健全案件质量评查统一标准, 通过统一标准做到各级案件监督管理部门监管案件有据, 通报问题有力, 进而确保案件质量。

(五) 明确监管职能, 健全责任追究机制

改变原有各业务部门设置独立内勤的状况, 将各部门内勤统一纳入案件监督管理部门管理, 明确监管职能, 通过各部门内勤的分工来实现对全院各类案件的实时、动态、专业监管。通过内勤的统一管理, 将内勤作为案件监督管理部门与各业务部门的纽带, 就案件办理职责、案件监管职责、案件信息公开职责、涉案财物处理职责、统计职责、辩护与代理工作责任等纳入案件监管范畴, 健全各项责任追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