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自侦

检察自侦（共6篇）

检察自侦 篇1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要求侦查、起诉和辩护等各个环节都要围绕审判开展, 判决结果的形成完全依赖于法庭。这对我国司法体制中长久以来形成的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将产生重大影响。而检察自侦工作更是在侦诉一体模式的呵护下长大, 面对以审判为中心制度的推进, 自侦工作在今后的刑事诉讼中势必面临更多困难与挑战。

一、以审判为中心对检察自侦工作提出新要求

以审判为中心, 是指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下, 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审和裁决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要求和标准进行, 确保案件质量, 防止错案的发生。

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审判在公诉案件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中心地位, 只有经过审判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二是在审判中, 庭审成为决定性环节, 特别是重在第一审的法庭审理。2015年2月, 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 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 必须尊重司法规律, 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实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意见》较为详细的阐述了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 确立了审判的中心地位。

在依法治国大前提下的司法制度改革, 正式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相对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侦查部门在未来的工作中势必要面临的更多的问题与挑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 直接言词原则将被提倡和强化, 被告人的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鉴定意见等将最大化的在庭审中做出, 并且庭审的裁决将以庭审中直接得到并认可的言词和认定的其他证据综合判定。简而言之, “案件的事实认定要在法庭上形成, 证据要在法庭上查明、确认”。经过多年的执法规范化建设, 虽然非法取证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传统的“由供到证”、“立案即定案”的侦查模式还是很难避免侦查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存在非法行为。

二、新形势下检察自侦工作面临的困境

(一) 以侦查为中心积习的影响

我国刑诉法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就权力分配而言, 公检法权力平等, 不存在审判权高于侦查权或者侦查权高于审判权一说。但在司法实践中, 侦查权过于膨胀, “立案即定案”、“口供至上”、“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思维和侦查模式仍然影响较大。在法庭审理阶段, 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法庭调查模式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笔录仍然是法庭审理的基础, 法官在庭审中的审查成为对侦查证据的再次确认。在这种背景下, 侦查员办案过程中往往具有较强的追诉倾向, 容易形成“涉案人员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内心确认, 因而容易在取证过程中突破强迫性讯问和说服性讯问的合理边界, 滋生非法证据。证据的瑕疵将导致在庭审阶段形成非常被动的局面。

(二) 言词证据的不稳定性将更加凸显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中, 侦查阶段据以定案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相关的传闻证据, 在庭审中将重新面临质证。理想的案件庭审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下的, 即被告人如实供述, 证人如实作证, 由此得出的裁判结果是最接近自然事实的。而在现实的庭审现场, 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言词证据本身客观性较差, 而且当事人由于心理的变化, 当庭做出不同于侦查阶段陈述可能性极大。被告人为了规避法律的惩罚, 在对案件的事实进行陈述时往往倾向于利己方面, 而证人在法庭供述时, 可能受到威胁、利诱等因素的影响, 做出虚假证言。由此导致当庭审查的结果往往有别于案件的自然事实。

(三) 公诉部门将强化对自侦工作的规制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 庭审中的控辩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加强, 证据的审查也必将更加严格, 庭审成为定罪量刑的主要和决定阶段。这就必然迫使公诉部门进一步提高公诉质量, 强化其对侦查部门的引导和规制功能。检察自侦部门与公诉部门同属于检察机关, 公诉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最后一道关口, 必将最大限度地确保进入审判程序的证据具有完备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不但审查起诉环节将加大对证据的甄别和非法证据的排除力度, 甚至提前介入侦查, 引导侦查工作的开展和取证。在庭审阶段, 侦查员、鉴定人都有可能被要求出庭接受询问, 以“情况说明”的证明方式已不适应新的庭审要求。

三、检察自侦工作前景探析

(一) 强化证据意识, 确保证据的稳定性

职务犯罪侦查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是侦查工作的现实需求, 也是避免侦查过程中滋生非法证据、提高办案质量的重要途径。基于检察自侦工作的特点, 初查阶段是立案前的必经程序。为此, 实行精细化的初查是案件成功的重要基础。在初查过程中以收集和固定物证、书证为主, 以获取言词证据为辅, 在不惊动嫌疑人的前提下, 审慎地搞好外围调查工作, 客观、细致、全面地收集证据。在取证过程中自觉树立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识, 坚决杜绝“毒树之果”, 注意法律文书的使用, 确保证据获取的合法性。对直接影响立案、定罪以及可能影响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证据及时收集和固定。在传唤嫌疑人后, 贯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这既是确保讯问过程的合法性的有效途径, 又是对侦查人员的有效保护。

(二) 强化技术侦查等证据采集手段, 做实做牢证据链

现阶段形势下, 侦辩的对抗性愈来愈强, 而职务犯罪手段却愈加隐蔽化, 以传统方式发现犯罪线索和获取证据的难度加大。侦查人员应在思维上拓展空间, 目光不应仅局限于口供、书证、证人证言等传统证据形式,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技术优势, 结合现实和虚拟空间, 全方位, 多角度调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 及时高效的固定证据, 通过对获取信息的分析梳理有价值的信息。例如, 现在智能手机被普遍使用, 通过对嫌疑人的手机分析我们就能获得大量的信息。通过手机银行, 第三方支付平台, 股票软件, 购物软件等可以发现嫌疑人的财产信息, 通过手机中的关系网络, 如微信、QQ等可以了解嫌疑人的社会关系及联系对象, 通过旅行软件、打车软件、导航软件以及手机自身的定位功能等, 能获取嫌疑人行动轨迹。这样就能更全面的掌握嫌疑人的信息, 为案件侦破提供帮助。

(三) 提升侦查人员素质, 积极应对出庭等新挑战

自侦部门应有针对性的培养不同方向人才, 例如财会、金融、外汇、证券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方面, 以确保及时高效的获取证据, 避免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依靠获取嫌疑人的口供来突破案件。

参考文献

[1]樊崇义.“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目标和实现路径[N].人民法院报, 2015-1-14.

[2]陈光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几个问题[N].人民法院报, 2015-1-21.

检察自侦 篇2

证人保护工作规定(试行)

第一章保护范围和内容

第一条

本规定中所需保护的证人是指:

(一)在本院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被要求提供证据的人员;

(二)在本院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将被要求提供证据的人员;

(三)在本院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已经提供了证据的人员;

(四)与(一)至(三)项所述证人有近亲属关系而需要提供保护的人员;

(五)基于其他必要理由而需要提供保护的其他人员。

第二条

本院保护证人如下权利:

(一)防范和消除证人的人身安全因作证而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暴力伤害或威胁;

(二)防范和消除证人的财产利益因作证而受到或可能受到损害或破坏;

(三)防范和消除证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因作证而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

第二章保护方式和措施

第三条

本院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下列方式开展证人保护 1

工作:

(一)本院在法定权限内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保护;

(二)与公安机关协调,由公安机关采取相应措施实施保护;

(三)与法院协调,由法院采取相应措施实施保护;

(四)与证人的生活、工作相关的有关机构或单位协调,要求给予配合保护。

第四条

本院保障证人的诉讼权利不受妨害。

(一)保障证人享有接受合法调查的权利。办案人员向证人收集证据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二)办案人员向证人调查取证时,应当充分告知证人如实地提供证据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要负的法律责任;

(三)保障证人对其所提供的证言记录材料享有阅读权、补充权和改正权;

(四)办案人员询问不满18周岁的证人时,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五)证人在作证中所作的不利于本人的陈述而需追究刑事责任时,依法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五条

本院保障证人享有客观充分地作证的条件。

(一)证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选择作证的时间和地点;

(二)证人作证完毕后,办案人员应当为证人安全返回住所或居所提供条件;

(三)办案人员不得对证人采取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羁押或变相羁押证人;

(五)本院保障证人不受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其他案件关系人对其依法作证行为进行干扰;

(六)本院保障证人依法作证行为不受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案件关系人以任何形式进行的干扰。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干扰证人作证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六条

本院对证人的作证内容和身份予以保密。

(一)除法律规定的条件外,办案人员不得披露有关信息资料;

(二)证人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作证行为的,可以依法隐匿证人的身份、住址等真实情况,并以适当的方式移送法庭备查;

(三)基于保护需要,可以允许证人以视听资料等方式提供证言;

(四)受委托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查阅案件材料时,本院可以根据需要隐匿证人的姓名和住址等身份资料;

(五)本院在进行案件宣传报道时,不在媒体披露可能损害证

人声誉或不利于其人身安全的内容或事项。

第七条

本院保障证人人身的安全。

(一)对于因作证而人身安全已经受到或即将受到重大暴力伤害或威胁的证人,可以实行临时性人身保护;

(二)对于因作证而生命已经受到或即将受到严重暴力伤害或威胁的证人,可以实行24小时保护;

(三)本院鼓励证人亲临法庭作证,并防范出庭的证人免受不当干扰和侵害;

(四)对证人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以及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作伪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建议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五)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八条

本院保障证人的财产权益不因作证而受到损害。

(一)证人的财产利益因作证而受到损害或破坏时,本院在证人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时提供法律帮助;

(二)对于严重损害或破坏证人重大财产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建议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三)证人因作证而支付的必要的交通、食宿等费用的,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补偿。

第九条

本院防范证人的其他合法权益不因作证而受到侵害。

(一)防范证人的名誉和荣誉权不因作证而受到侵害;

(二)防范证人的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救济等权利不因作证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害;

(三)防范证人不因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而受到有关单位或个人的歧视。

第三章保护程序的启动与终止

第十条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案件承办人认为证人因作证已经或可能导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职权启动保护程序。第十一条

证人因作证已经或可能导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提出保护申请。经本院审查认为申请理由成立的，也可以启动保护程序。

第十二条

经本院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专门设立证人保护小组直接承担证人保护工作：

（一）证人的人身安全因作证而已经受到或即将受到重大暴力伤害或威胁的；

（二）证人的重大财产利益因作证而受到或即将受到严重损害或破坏的；

（三）证人的其他重大合法权益因作证而受到或即将受到严重侵害的；

（四）根据案件需要由证人保护小组采取保护的其他情形。第十三条

证人保护小组由案件承办人和司法警察共同组成。案件承办人指挥司法警察开展证人保护的具体工作。

第十四条

证人保护小组启动保护证人工作程序前，可以与该证人签订《证人保护计划书》，明确双方所应承担的权利义务，保护的范围、内容和措施以及保护程序的启动与终止条件等。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人保护工作程序可以终止：

（一）自侦案件诉讼程序终结的；

（二）证人主动提出终止保护工作的；

（三）完成《证人保护计划书》所列内容的；

（四）对证人合法权益侵害的危险性确已排除的；

（五）证人未能履行作证义务的；

检察自侦 篇3

１．建立健全檢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

首先，从采取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以及侦查行为的直接目的性来看，公安机关为主体的一般犯罪侦查活动与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并无实质差别。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同样可以采取搜查、扣押、检查、讯问等侦查措施和逮捕、拘留、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其侦查行为同样具有极强的行为目的性——即力求查明案件事实。因此，如果没有像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制约体系，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同样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甚至是案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同时，对于逮捕、起诉或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都有权自行作出，如果没有良好的监督和制约体系，放纵犯罪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则更易发生。

其次，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通常为职务犯罪案件，缺乏具体的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不是某一具体的公民、法人或单位，因此，侦查行为往往会缺乏外部直接的制约和督促。同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自侦案件往往实行内部制约的方式来防止违法行为，保证办案质量。但自侦部门、侦监部门、公诉部门等毕竟同属一个检察院，经常会相互询问、交流，碍于情面或先入为主的情况有可能发生，监督的力度难以保证。即使检察机关内部能够做到很好的制约，但对于犯罪嫌疑人和社会公众而言，明显缺乏透明性，正所谓“正义还需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因此，对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内部监督制约体系予以明确实属必要。

2.我国自侦案件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对自侦案件的监督,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监督相比,自侦案件的监督受重视程度、工作力度还不够,在监督的程序、方法、手段上也存在不少问题。总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2.1监督的拘束力有限

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尚缺乏保障性措施,从而导致职务犯罪侦查缺乏权威性。现行法律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拒绝接受监督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导致对自侦案件的监督拘束力有限。

2.2监督的形式化严重

检察机关对于自侦案件的监督,不仅在监督时间上存在滞后性,而且在监督方式上多采用书面监督,主要依靠审查侦查卷宗的形式进行,使得自侦部门侦查活动虽名义上接受侦查监督部门的约束和制约,但事实上却游离于侦查监督之外。

2.3内部制约缺乏刚性

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更准确地说是检察机关的一种内部自律,从实质上看并不是监督。对于我国的检察机关而言,一个急需解决的机制性问题就是如何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实现对自侦案件的有效督促和限制。

3.对自侦案件监督机制的改革完善

3.1加强对受理线索和初查活动的监督

具体而言，就是实现受理线索与案件初查相分离，举报中心与侦查部门要各尽其能，各司其职，这是有效实现受理线索和初查活动监督的关键，是检察机关内部办案制约的重要一环，其目的是在自侦案件受案环节与查案环节之间实现相互监督制约。

3.2加强对自侦案件立案活动的监督

应按照检察权运行的环节和特点，对自侦案件立案活动的程序性监督由侦监部门、控申部门共同负责。监督范围包括已经立案的情况、该立案而不立案或不该立案而立案的情况，以及立案活动的全过程。自侦部门应对已经立案的，将立案情况和简要案情通知侦监部门，以便侦监部门开展监督。对不立案侦查的，要建立不立案线索反馈复核评估制度。

3.3加强对自侦部门侦查活动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0条规定是侦监、公诉等侦监部门对自侦活动实行监督的重要依据，但要真正实现检察机关监督制约制度的完善，侦监、公诉等侦监部门就要结合案件侦查工作的特点，充分履行监督职责，积极开展多形式的监督活动：一是建立健全侦捕侦诉一体化机制，由侦监、公诉部门通过提前介入自侦案件侦查活动，达到既相互监督又适时引导侦查活动的目的。二是监督审讯等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着重监督侦查人员是否履行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的告知义务，是否具有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三是注重对决定逮捕的审查，侦查部门在侦查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先由侦查部门提出提请逮捕意见，再经侦监部门审查并提出是否决定逮捕或退回补充侦查的意见，并报请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尤其对逮捕决定的执行情况，侦查部门要及时反馈给侦监部门，以便加强监督。四是注重对其他强制措施适用中的审查。着重审查逮捕措施以外的其他强制措施的决定、执行、变更、撤销情况，从中发现和纠正违法行为。五是注重对撤案决定的审查。侦查部门应将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及时通知侦监、公诉等侦监部门，侦监、公诉等部门经审查认为撤销案件有错误的，应及时报请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从而确保自侦活动的规范和完善。

3.4加强对审查批捕、起诉环节的监督

侦查部门对于侦监部门的不逮捕决定、撤销案件建议有异议的，可以书面要求侦监部门复议，侦监部门在收到复议意见书后应及时作出答复。侦监、公诉等侦监部门变更有关强制措施（时也应事先征求侦查部门的意见。公诉部门对侦查部门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后分别提出起诉、不起诉或撤销案件、退回补充侦查、补充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等意见和建议，报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批准或决定。侦查部门对侦监、公诉等侦监部门审查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提请侦监、公诉等侦监部门复议，侦监、公诉等侦监部门也应及时答复，认为有错误的，应报检委会研究决定。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判决后，公诉部门应及时将法院的判决书送达侦查部门；侦查部门认为法院判决存在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等严重问题的，可以向公诉部门提出要求抗诉的建议。对于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批捕决定、不起诉决定、撤销案件或追缴财物决定的申诉等，控申部门应当受理，进行复查。复查决定经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批准或决定后，有关部门必须执行。

3.5注重对同步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运用，加强对自侦案件侦讯活动的监督

为全方位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客观、真实地反映、记载和固定侦查部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活动情况，应制定自侦案件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等规范性制度。技术部门应利用先进的视听技术对自侦案件的审讯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以此监督侦查人员依法开展侦查、审讯、固证等活动，对是否有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等行为及时予以纠正，由此形成的规范、完整、合法的侦讯视听资料证据归档备案，并将其作为出庭公诉时的多媒体示证依据，同时对可能出现的被告人、证人当庭翻供等现象予以防范和杜绝。

检察自侦 篇4

(一) 律师参与案件前置给自侦工作带来的挑战

一是对自侦办案干警思维观念的挑战:对于基层检察干警, 接受新的事物和信息比较迟缓, 办案模式和办案思维长期已经形成一种定式习惯, 对于律师介入的前置性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以往的办案经验而言, 在讯问初期, 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比较脆弱, 是最佳突破时机, 我们过去成功办理的案件, 大都是抓住这一最佳突破期而成功告破的。例如, 我院近期办理的兴安盟国土资源局王某某等人行贿案件中, 同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在被讯问初期, 报有强烈的侥幸心理, 交待问题避重就轻, 有的设法逃避罪责, 但是我们办案干警针对具体案情和各自的性格特征, 充分运用审讯谋略, 在12小时内一举突破了案情, 使其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是对掌控侦查结果的挑战:以往办案中, 办案干警根据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 对侦查结果有个完全的掌控。而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受委托律师有权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参与诉讼了解犯罪嫌疑人涉案情况, 可以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罪轻罪重证言并存的局面。这必然会影响自侦部门对案件侦查进程及侦查结果的掌控。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基层自侦工作的挑战

一是对基层院自侦办案模式的影响。在传统的“重口供、重实体、轻程序”的办案模式中, 基层院办案方法大都还停留在审讯突破上, 方法较单一, 侦查人员习惯于“以供到证”, 往往单纯寄希望于12小时口供突破上, 通过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进而获取相应证据。特别是“一对一”的行受贿案件, 以往办案中, 只要有行受贿人双方证言和口供, 就认为证据确实充分了。而一旦出现受贿犯罪嫌疑人翻供, 行贿人的直接证词便成为孤证, 甚至, 即使受贿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 而行贿人不予承认或翻供的话, 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单方供述也会成为孤证。这类案件如果没有坚实的初查材料为基础, 极有可能因为证据的缺失和瑕疵在审判时而不予采信。另外, 办案实践中, 基层院办案人员对于新型犯罪的准确把握能力有所欠缺, 有时往往因为某个笔录缺少必备的一两句与犯罪构成紧密相关的话, 导致一份笔录重复调取, 或根本无法再用的直接后果。在侦查过程中, 也存在个别办案干警过度关注实体内容而忽视办案的程序要求。

二是对基层院目标考核工作的影响。检验基层院的工作靠上级院的年度检察实绩考核考评体系进行, 目前就上级院自侦对口部门对基层院的考核机制而言, 具体考评项目包括立案数;起诉数;有罪判决数;起诉职务犯罪大案要案数等。主要实行的是“分类考核, 量化计分”的办法, 立案后作撤案或不诉就要扣相当大比例的分值。刑诉法修正案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益保护, 而侦查工作的对抗性加大和证据变化的必然性, 势必有一部份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因证据问题而撤案和不诉, 一旦出现此类情况, 自侦全年工作几乎全盘否定, 进而影响到全院的整体排名。

二、应对新刑诉法, 基层检察院反贪部门应做好四个准备

(一) 加强自侦队伍的学习和实战培训

一方面, 新刑诉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从现在起到新法施行还有一段时间, 基层院自侦部门干警一定要抓住这段学习掌握新法的宝贵时间, 通过个人学习、座谈交流、培训讲座等各种有效途径, 全面透彻学习新刑诉法的条文内容以及精髓, 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 保证到新法施行时已将法条了然于心, 并且做到融会贯通。另一方面, 要加大对自侦队伍的实战培训力度, 要精选一批既有侦查经验又有理论功底的干警组建侦查预审队, 着重提高审讯技能, 全面提高掌控侦查局面的能力, 形成团队的工作合力。

(二) 办案重心提前, 重视初查, 经营线索

古言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面对新的挑战, 基层院自侦干警要切实加强自身调查取证的能力。在侦查阶段, 为了让案子立得起, 诉得出, 加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 使得初查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自侦部门就必须转变思路, 不能过多地依赖侦查阶段的调查工作, 而要将工作前移, 只有做好线索的筛选和评估,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 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 才能应对辩护律师的介入和犯罪嫌疑人、证人可能出现的证据反复问题。初查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成败, 要在案件办理之初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 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 进而果断立案, 怀着必胜信心从容进行立案后侦查。

(三) 充分利用各种侦查技术措施

检察自侦 篇5

（一）、视听资料能起到固定证据的作用，因视听资料是以录音、录像所反映的声音形象、电子计算机 所贮存的资料、其他科技设备所

提供的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固定性有较强。在侦查中，如将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情况、证人作证的陈述情况录音固定下来，为突破其他犯罪嫌疑人和构建完整的证据链 条体系做好准备工作。如我院在查办民族局局长李丛生的单位受贿、受贿十八万元大案中，就是通过制作 李丛生与证人之间的谈话电话录音来固定证据，并使与其它证据之间形成链条，在审庭举证时，李丛生哑 口无语低头认罪。

（二）、为审讯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提供“炮弹”。新的刑事诉讼实施后，对侦查程 序方面作了严格要求，并充分体现了人权保障，允许犯罪嫌疑人要求在侦查阶段获得法律帮助，所以贪污 贿赂犯罪嫌疑人怀有强烈的侥幸逃罪心理，常言道：“死猪不怕开水烫”。这种抵赖心理它往往表现为：态 度强硬、无理狡辩、强词夺理、拖延时间、避重就轻、拒不认罪等，致使侦查工作陷入僵局。此时，作为 侦查人员应当根据各种不同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不同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在适当的时候抓紧机会抛 出一些能对其心理产生重大影响的视听资料，作为突破其心理防线的“炮弹”，打破其逃罪的梦想，促使其 认罪伏法。例如，办理烟草专卖局局长葛培敏贪污举报金一案，其文化素质高，从事在行政执法工作多年，熟悉国家政策、法律，善于钻法律空子，作案手段十分高明，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性质和后果有明确认识，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且因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职权，社会关系网络复杂，案件查处的干扰和阻力大。在 第一次较量时，葛就十分嚣张的说，“你们找我应当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我不认识举报人，你们有证据就 抓我”，“拘传法定时间只有12小时，否则放人，如你们没办手续侵犯人权我还要告你们”等话。当时，我院 虽掌握其一定的犯罪证据，但仍证据不够确凿充分，经深思熟虑决定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就先让其回

家过年放松他的警惕，同时重新调整侦查方向，从视听资料入手，通过电信部门调取葛本人的通信资料中，从资料中发现在领举报金前后时间里，有几个手机与葛联络较为频繁，其中有一个号码与举报人在银行开 户领取举报金时留下的通信手机号码相一致，经查实这个手机号码不是别人而是葛的同胞弟弟，为了进一 步证实犯罪对手机开户登记资料和银行开户资料、取款传票作了书法鉴定，鉴定结果是同一人书写，案件 真象大白。我们作出传讯通知，在审讯问其家庭情况，提到其弟并问最近有无来往时，葛抵抗的防线全线 崩溃，沉默哭泣后开口说，“你们办手续吧，我认罪。”在如实交待自己犯

犯罪的同时还提供了一起重大的案 件线索。

（三）、防止犯罪嫌疑人作虚假的陈述、证人作虚假的证言。在侦查贪污贿赂案件的司法活动中，要选 择适当的时间、机会，公开录制讯问犯罪嫌疑人与证人之间的通信录音，在录音时向其讲清楚隐瞒犯罪事 实作虚假的供述和欺骗司法办案人员要负的法律责任，促使其端正态度，有利于防止假口供的出现。在依 法制作证人的电话录音时也向证人交待明白其作证是法律赋予的义务，不能说假话，作出虚假的证言，他 讲的话要负法律责任。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加固全案的证据系统的证明力。例如办理丁当信用社 主任李成业的受贿赂一案中，李成业因涉嫌受贿被我院采取强制措施时，交待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 事实，侦查人员向证人韦某调查取证时，由于证人生怕声誉上影响没有如实提供证词，我们责令李成业用 手机与韦某通话，依法录制双方的谈话内容，李成业通话时短短一句话：“我们的事我已向检察机关交待”，便促使韦某如实提供李成业的受贿过程。

（四）通过视听资料，确定追逃、取证方向。侦查部门查办案件如遇到跨区域的犯罪案件是最为头疼 的事情，这类往往涉案金额大，涉及人员广取证难，如犯罪分子负案在逃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反贪污受 贿侦查部门，如何利用现有视听资源进行追逃，如何缩短办案时间和办案效率是摆我们面前的大问题。要 解决这些问题，要求侦查人员纵观全案牢牢抓住重要的线索不放。如我们在办理卢立明挪用80多万元案件 中，卢以催款为由外逃已有将近半年，我院受理此案后，为了寻找其隐藏的住所对其家庭、其单位经理的 电话进行时时监视。实行监视一个多月以来，由于狡猾的卢关掉其原用的手机、柯机而改用 IP 电话或公共

电话，并从广州、佛山、北海、百色、南宁等不同地方打入，无法确定其隐藏处，然而侦查人员并不气馁 继续监视，奇迹终于出现，在同一时间段里卢从南宁打入的两个电话，从电信部门查询后得知卢使用的是 公共电话，这两处电话位于安吉路津头信用社的附近，侦查人员判断其就隐藏处之一，决定立刻组织力量 到该处调查追捕，经周密的部署，在当地检察院的配合下，在津头附近的小卖店将其捕获归案。此案在某 意义上说已经破了案，但由于本案涉案人员多、区域也广，大量的取证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短时间 里迅速彻底地查明案情。我们根据卢立明本人提供的和搜查时收集到的视听资料分类综合，通过资料记载 和手机柯机储存的通信号码进行分类后，有计划的依事、依地、依人进行分类调查。

这种方法很有效，使 这宗重大复杂的案件在短几个月时间内查清并顺利地移送起诉。

检察自侦 篇6

一、辩护律师会见权修改的主要内容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第37条对委托辩护律师和律师会见权的规定，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更明确、更早

新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和旧法比较，在“讯问”这个词的后面去掉了一个“后”字，使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更加明确，同时赋予了律师真正能在侦查活动一开始就介入到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权利。

（二）律师会见程序更简化、更容易

新法规定，一般案件，律师凭“三证”（执业证书、律所证明、犯罪嫌疑人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且看守所要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新规定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侦查过程中律师会见需要侦查机关批准，而且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上述规定表明：一是今后绝大部分案件律师会见无需批准；二是对于三类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只在侦查环节需要侦查机关批准；三是“如果看守所没有接到侦查机关关于这三类案件的事先通知，不能以自己认为属于这三类案件为由拒绝律师会见”[1]。

（三）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更自由

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目的是使被羁押、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向律师陈述案情或者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充分寻求到律师的法律帮助，使其诉讼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二、辩护律师会见权的修改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一）保障律师会见权是硬任务

1.过去自侦部门有时利用法律规定中的“后”字做文章，拖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辩护人的时间，等到固定好嫌疑人的笔录、收集到主要证据以后，再履行告知义务，往往到侦查活动快结束的时候，律师才能见到犯罪嫌疑人。新法修改后，自侦部门必须在初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履行告知义务，不能再拖延告知的时间。

2.过去看守所有时拖延安排会见的时间，使律师真正见到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往往很晚。但是，新法规定除了“三类案件”，看守所必须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如果违反法律规定，阻碍辩护律师行使会见权，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将面临被律师申诉控告的后果。

（二）获取证据难是大问题

1.有罪供述难。新法的规定使得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概率会增加，出现前后供述不稳定的情况。比如贪污受贿犯罪，通过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明白赃款去向在构成犯罪中的作用，如果赃款用于公务活动就不是占为己有，就可以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犯罪嫌疑人明白这样的道理后，就可能推翻原来已经据为己有的供述，编造用于公务活动的种种理由，使案件难以认定。过去检察机关撤销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就常有这种情况发生。

2.口供印证难。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关联案件，各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分别会见各自当事人后，律师之间可能就案件事实进行沟通。律师再次会见时，可能有意无意地把有关情况透露给犯罪嫌疑人，而检察机关又无法监听得到。

3.调查取证难。由于律师的提前介入，可能导致证人不实事求是作证，有时关键证人的一句话就能使案件化掉。比如对于受贿款存到犯罪嫌疑人个人账户中这样一个事实，犯罪嫌疑人可能狡辩是单位领导让他以个人名义存的公款。律师介入后，则可能有意无意地把嫌疑人的辩解透露给有关领导，假如该领导为了保该犯罪嫌疑人也说是公款，是他让该嫌疑人以个人名义存的，案件就难以认定。自侦部门为了弄清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必须从各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索取新的证据，甚至是他人作伪证的证据，取证的难度大大增加。

三、自侦工作应对辩护律师会见权修改的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充实、丰富和发展了侦查阶段辩方的权利，要求检察机关各诉讼环节都要听取辩护人意见，在审判阶段还增设了庭前会议程序等等。诸多新规定体现了控辩双方“友好的、敌对的合作关系”2，针对这种新型控辩关系，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必须在尊重并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前提下，结合侦查工作特点采取应对措施。

（一）从对抗视角出发的应对办法

1.功夫下在初查上。为避免律师介入侦查活动给侦查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检察机关要改变以往重侦查轻初查的观念，前移办案重心，把初查作为攻坚任务，在线索初查上花大力气、投入大量精力。提高初查的证据标准，做到孤证不立案，证据链条八分熟再立案，力争达到立案后即使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事实，在“零口供”的情况下也能确保案件立得住、诉得出、判得了。

2.重点放在讯问上。案件立案后，讯问就成为重中之重。一是第一次讯问是关键。要提高重视程度，做好详细计划，制定讯问策略，明确哪个事实问哪个事实不问，确定先问什么后问什么，选择是外围突击还是直接切中要害；二是律师会见后再提审很必要。对于社会阅历比较深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来说，会见时律师的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他就能明白其中的含义，然后想办法规避法律。因此，律师会见以后侦查人员马上提审犯罪嫌疑人，可以发现口供的变化，通过分析口供变化的原因以及对案件走势的影响，再重新部署侦查策略；三是取证配合讯问少不了。要调整侦查审讯模式，改变审是审证是证的传统做法，在审讯的同时，由另一组办案人员根据口供情况取证，用证据印证口供的真伪，扣紧定案的证据链条。

3.细节体现在取证程序上。侦查人员要注意取证程序上的细节问题，诸如取证人数不能少于两人，两份或多分笔录在取证时间上要错开，笔录要让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签字，侦查人员要在笔录上签字，询问证人必须个别进行，搜查要有搜查证，搜查笔录要有见证人签字等等。

（二）从合作视角出发的应对办法

1.正确行使批准律师会见权。根据新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45条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范围的规定，律师会见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这是法律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利。正确行使律师会见批准权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律师会见的时间上，不能用批准权加以限制。对于符合会见要求的，不能拖延批准第一次会见的时间。对于不宜马上批准会见的，不能在整个侦查过程中拒绝律师会见的要求，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实现；二是在律师要求会见的次数上，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对于辩护律师会见后又多次提出会见要求的，自侦部门有权根据侦查工作的进展程度决定是否批准，在不影响侦查工作的前提下，准许律师会见；三是在需要批准的案件范围上，不能做扩大解释。如不能把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的案件纳入限制会见的范围，侵犯辩护律师的合法诉权。

2.认真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新刑诉法第159条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自侦部门应当重视辩护律师的意见。听取律师的意见，要重点听取以下内容：一是听有没有无罪证据，比如赃款去向不清、主体身份不明、客观行为不属于犯罪情形等；二是听有没有罪轻的证据，主要是有没有检举立功、投案自首、犯罪未遂、中止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情节的证据，也包括辩护律师提出的属于性质较轻犯罪的意见；三是听有没有请求变更强制措施的要求和理由，对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要经过审查、调查，然后做出决定。

3.与律协建立合作机制。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要与律师协会建立长效的合作工作机制，明确律师会见、调查取证的要求，明确律师履行无罪、罪轻证据告知的义务，明确检察官听取律师意见的责任，明确检察机关批准律师会见的具体规定，使自侦案件的侦查工作能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罪轻的人不被重罚。

注释：

[1]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8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