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反贪史精华所在（精选5篇）
中国古代反贪史精华所在 篇1
皇帝的“中央巡视组”： 中国古代反贪史精华所在
2014-07-16 00:56:58 巡视组是当今热门名词，中央每开展一轮巡视工作，都有一批省部级高官落马。可见巡视工作的效果非同寻常。官方媒体指出“建立巡视制度并开展巡视工作，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一项创举”，网络舆论中更有人认为巡视组是现代版的监察御史，视其为解决贪腐的灵丹妙药。
古代御史制度高度依附于中央权力，或者说皇帝的权力。明清两代,御史监察制度达到成熟阶段 孔子的“中国梦”，是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社会，为人君”要“止于仁”，“为人臣”要止于敬”，这样才不会“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但君臣相得只是理想状态，更多时候，皇帝只认为自己是仁君，不相信臣子都会爱岗敬业、清正廉洁。汉代选拔官员以“孝廉”为标准，但乡间很快就有“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的民谣打“孝廉”的脸。
朱元璋严刑治贪，扬言“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官员贪污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还是未能阻止明王朝驶上腐化的快车道。
历史学者吴晗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此话固然不假，但是五千年的贪污史也是五千年的反贪史，中国人还是发明了许多反腐惩贪的制度，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御史的监督职能逐渐强化。秦灭六国后，更是建立起从中央御史大夫到地方监郡御史的全套监察系统。
御史监察制度在明清两代达到成熟阶段，明朝永乐元年，皇帝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监察御史在都察院任职时为内差，外出巡视称外差。以所巡事项命名的，分为清军御史、提学御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今日的“专项巡视”。
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称之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约等同今日的“常规巡视”。明代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朝制度沿袭明朝，没有太大变化。御史查谁、不查谁皇帝说了算 包公是市井百姓“青天大老爷”情结的现实折射，传说中，他能智斩作歹国戚、刀铡负心郎君，却从没反过贪。
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名人海瑞，倒是做过右佥都御史这样的监察官员，可惜反贪事迹依然乏善可陈。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
钱沣的一生与乾隆相始终。他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入仕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死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亲眼目睹了这个时代的繁华极盛和隐藏在背后的腐败丛生。
作为监察御史的钱沣，出道第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买“监生”学历。勒尔谨提出，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了。
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朝廷连忙派大臣和、阿桂赴甘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连绵不断，军队行动至为困难，才让皇帝起了疑。
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56人，史称“甘肃捐监冒赈案”。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安能不知，七八年来竟然隐瞒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
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
此案以当年二月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钱沣会同和、刘墉等大臣前往山东查办。
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的钱粮账目，确定全省亏缺达200万两。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同查案的和斗勇，甚至要微服出行，亲手截住为和与国泰送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住了和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以绳之于法。
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
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御史往往沦为
党争工具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情似水”。但是在清末，当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御史也变了质。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作乱，一批军功官僚崛起，结成湘、淮等派系互相提携的集团。进士出身的御史言官阶层，对没有正经功名却盘踞总督、巡抚高位的军功官僚自然心怀怨念。在这种环境下，名为“清流”的御史言官群体逐渐形成壮大。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力主避战的李鸿章成为“清流”的眼中钉、肉中刺。战事不利，翰林院35名翰林联名折参李鸿章，说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要求予以罢免，提出“故李鸿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民生休戚，大有关系”，后来的状元企业家张謇更是说“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当战局无法支持清廷派人议和之时，监察御史安维竣上奏折称“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日夜望倭寇之来”，直指李鸿章有叛国的野心，甚至说他“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甚至说“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御史言官在履行职责，甚至不只是派系斗争，而是界限分明的站队表态了。甲午战争战局危急时，“清流”领袖翁同龢跑去见李鸿章，问以兵舰等事，李鸿章怒目而视，说：“翁师傅您总理财政，平时我请求拨款买军舰，总被您驳回，这时候问军舰有什么用？”
翁同龢回答自己是尽本分而已，事情这么急，为什么不多请几次款？李鸿章答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可见，当御史的特权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惩腐治贪、整纲饬纪，而是要治政敌于死地。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皇权专断之下，即使得宠权臣李鸿章，也对御史言官的交相弹奏心有余悸，更不用提普通大臣了。监督他人的御史
自己贪腐又能如何？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如果御史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不得因私受谒等，其中伙食标准是日廪五升，一菜一鱼。交通工具先是骑驴，明宣宗时可以骑马。御史与地方官员如何相见、如何对拜作揖等都有细文。
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都规定，风宪官贪赃，比其余官加二等治罪，并且受赃的类型十分广泛，包括受财、索财、借贷人财物、买卖多取价利、受赠送等。但是，你有你的严明律法，我有我的鲸吞之术。
天启年间，著名的阉党崔呈秀巡按淮扬，对大强盗“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对地方大恶“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不应荐者，多以贿荐。”他倒是明码实价，但当地士民民怨鼎沸：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按御史，未尝有呈秀之贪污者。”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在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被遣戍卫所或被贬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但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
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
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代，除了用锦衣卫、东厂之类层叠监视，无它妙法。（据《新周刊》）
中国古代反贪史精华所在 篇2
以往舞蹈史书多以宫廷 (或统治阶层) 舞蹈为主线来叙述中国古代舞蹈的发展进程, 但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思考, 中华民族民间歌舞才是真正推动整个舞蹈历史向前发展延续的主导者, 可以说民间舞蹈是舞蹈艺术自古以来存在及发展的“源”, 历代宫廷舞蹈是其“流”, “源”的发展不断给“流”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动力, 二者在自身的不断传承发展中又相互借鉴吸收。
一、古代民间舞蹈与宫廷乐舞在发展中的相互关系
民间舞蹈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文化成果, 是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源泉”, 宫廷舞蹈是从历代民间舞蹈中提取精华、经加工后专为统治阶层服务的舞蹈形式, 它是舞蹈史发展的“主流”, 民间舞蹈与宫廷乐舞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 即一种在朝代更迭中纵向继承与横向发展的关系。
总觉得全是自家人, 可靠知根知底。这种家族式的公司往往容易形成集权。决策权和管理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 没有人约束, 没有人监督, 容易出现决策失误, 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而权利却更加集中, 缺乏约束机制, 企业内部缺乏民主气氛, 这使企业决策风险加大, 很难做到企业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所以说, 完善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将是民营中小钢铁企业, 同时也是更多的中小企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是公司的内控问题。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 之所以没有被媒体所关注, 是因为民企自身的监管不到位, 没有把问题暴露出来。内部监管缺乏制度保证, 这是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使有的企业制定了相应的制度, 要么制度条文要求过严, 无法执行;要么制度条文过于宽泛, 操作性差, 都会导致实际操作中的无法执行或执行不到位。民企在内部监管上, 迫切需要建立起适合自身的制度体系和流程体系, 比如说财务体系中的会计, 在一般情况下, 处理每项经济业务的全过程, 或者在全过程的某几个重要环节都规定要由两个部门或两个以上部门、两名或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分工负责, 起到相互控制的作用。如材料物资的需求计划、采购、检验、保管、领用应相对分离;销售与发货、收款工作要分开;同时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依法监管内控运行体系等等等等。在这些方面, 民营企业可以借鉴国有钢铁企业的行政监察机制和审计系统, 从他们的完善的体系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公司内控体系、
第三是企业文化的树立。现阶段很多的民营企业还停留在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就是单纯的雇佣关系上, 有稍微先进一点的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多搞几次运动会活动这类的, 活跃活跃企业员工的情绪。其实一谈到企业的文化建设, 民营企业的目光可以放得长远一点, 逐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是指企业实践中, 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久远的舞蹈史, 就会发现民间乐舞与宫廷乐舞其实很早就有了概念上的分野。中国最初的“乐”是融合了诗歌、音乐、舞蹈的综合艺术形式。作为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即国风, 为周朝各诸侯国和地方的乐曲, 大部分是民歌;“雅”是正的意思, 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 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 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颂”则是宫廷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从《诗经》对风、雅、颂的划分界定,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对“乐”的不同层面的认识。
周代的制礼作乐, 进一步分化了作为正声的雅乐与作为民风的俗乐。由于强调“乐与政通”, 对应着“分封诸侯”政治制度中严格的等级观念, 周代的礼乐处处体现着儒学礼教的乐舞理念, “礼”不仅让“乐”承载了政治教化的功能, 也为“乐”的正统设置了禁区与界限。但是民间的俗乐与宫廷的雅乐并非就此泾渭分明, 反而在互相的交流中交替起伏发展着, 而且民间乐舞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例如周代礼乐中著名的《六代舞》、《六小舞》就是在民间舞蹈的基础上编制的。而春秋时期, 西周为强化统治而建立起来的礼乐制度却日益僵化, 随着西周王权的崩溃而“礼崩乐坏”。清新活泼、充满生机的民间舞迅速兴盛起来, 以至于魏文侯恭而敬之地听古乐会睡觉, 而听民间的郑卫之音却津津有味不知疲倦。
此后在中国的舞蹈历史流程中, 我们都能清晰地发现这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一条就是作为雅乐的宫廷舞蹈, 另一条就是作为俗乐的民间舞蹈。然而令人称道的是, “雅”与“俗”, “朝”与“野”的这两条线索之间构成了一种良好默契的互动关系。宫
念。经营准则、经营作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的总和。企业文化体现了企业的精神, 是企业凝聚力的核心。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管理理论, 它强调管理中的软要素, 其核心涵义是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建设, 可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理念文化等三个方面入手。物质文化建设 (表层文化) , 包括生产资料文化、产品文化、环境文化, 如:品牌、包装、厂容厂貌等。行为文化建设 (中层文化) , 主要是对企业的人、财、物、事的各种动的和静的状态都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 如:行为、公关、服务等。理念文化建设 (深层文化) , 包括变革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战略观念, 还有民主意识、思维方式、经营管理思想, 具体表现在劳动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方式方面。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培育有鲜明个性和丰富内涵的企业精神, 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内在潜力。
综上所述, 民营钢铁企业的发展需要走很长一段时间, 单靠民营企业的一臂之力略显淡薄。在钢铁行业重组并购的过程中, 民营企业可以寻求与国有钢铁企业的合并以达到长期发展的目的。比如说在宝钢与沙钢的合作过程中, 双方主要在技术与管理, 产品与市场, 资源与物流方面展开广泛的战略协同, 宝钢向沙钢输出技术和管理, 提升双方的市场竞争力;宝钢同时又从沙钢那里在市场中形成的独特的竞争优势, 实现合作共赢。这无不是宝钢所代表的国有大型钢铁企业的资本和技术管理优势, 以及沙钢所代表的民营企业灵活的市场反应能力的结合。就像宝钢董事长徐乐江在公开场所表示:“未来的实践成果会证明, 双方的战略合作是正确的, 是为中国钢铁企业探索出新的合作模式和发展道路。”
廷舞蹈以及后来大量的表演性舞蹈都来源于民间舞蹈, 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借鉴民间舞蹈的形式, 吸取民间舞蹈的养分, 整合民间舞蹈的元素。可以说民间舞蹈是一条不竭的源泉, 向民间舞蹈学习也是宫廷舞蹈和表演性艺术舞蹈重要的方式和基础。当然宫廷舞蹈反过来也会对民间舞蹈形成影响, 例如唐朝衰败之后宫廷艺人流落民间, 直接促进了唐朝以后民间舞蹈的发展, 由此可见宫廷乐舞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进入民间继续一种特殊的传承。
二、民间舞蹈和宫廷乐舞在本体继承发展中的差异
古代民间舞蹈与宫廷乐舞由于其产生背景、发展条件以及受众的不同, 必然带来它们在舞蹈目的、内容、形式, 舞者、传承方式等方面所存在的多种差异,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沿着自身不同的轨迹前进。
(一) 民间舞蹈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 根茎深深地扎入
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枝叶郁郁葱葱地呼吸在民间文化生活的空气里。古代民间舞蹈的目的是满足广大群众自我情感的需要, 内容为反映人民劳动生活实情, 传授生产技术, 形式简单, 舞蹈者为各民族男女老少, 并由各民族群众在民间经口传身授代代传承下来。例如魏晋时期, 由于战乱不断, 人们习武风气很盛, 也直接影响了乐舞艺术, 民间流传的《狮舞》盛行, 舞蹈动作灵活矫健, 带有武术气息。
宫廷乐舞主要出现在中国古代王朝的祭祀、朝贺、宴享典礼中, 目的是为少数统治阶层服务的工具, 内容按统治阶层的审美要求特定, 形式结构复杂, 舞蹈者为专职艺人或统治阶层内部人员, 传承由宫廷专职艺人在宫廷内传承。还以《狮舞》为例, 到了唐代, 被宫廷加工改造后, 摇身变为了气势宏大的《太平乐》被归为宫廷燕乐——“立部伎”中。
(二) 民间舞蹈的产生、发展与人民精神特征、历史传统文
化、生存自然环境, 社会经济的变化、民族内部认同感, 以及创新能力、文化传承的使命感等因素有着紧密联系。因此民间舞蹈的发展具有自然稳定、缓慢、持续、不轻易改变或消失, 能跟随时代变更而长久传承的生命力, 所以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许多民间舞蹈经历了千百年的代代相传至今还在民间流行。长期流传的自娱性舞蹈《踏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这种形式的舞蹈起源于原始社会各氏族成员参与的自娱性歌舞, 诗经中就有对春秋时民间“踏歌”的描述, 而今已成为各少数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民间娱乐活动, 正所谓“一舞跳千年, 千年跳一舞”。
宫廷乐舞是统治阶层为特定目的而从民族民间舞中选择或量身创作的宫廷乐舞, 创作者或是统治者本人或是宫廷内专职艺人。因此宫廷乐舞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受历代统治阶层的主观意志影响, 宫廷乐舞的传承和发展会因政权的更替而改变或消失, 其延续具有不确定性。但宫廷乐舞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表演技巧, 每个时期会产生一些有代表性的乐舞经典作品被载入史册或描写进文学作品中, 为文人墨客所推崇, 让我们今天仍可以从古代的文字资料上想象其优美的舞姿造型。例如诗人白居易在观赏了唐代歌舞大曲《霓裳羽衣》后, 不得不感叹道“千歌百舞不可数, 就中最爱《霓裳》舞”。
三、民间舞蹈与宫廷乐舞共同促进下的中国古代舞蹈发展高潮
(一) 民间娱神与宫廷维权祭祀乐舞的发展
原始社会时期, 在原始宗教自然崇拜下, 民间产生了娱神祭祀舞, 民间祭祀娱神舞的目的是求得各种神灵保佑丰收, 达到人神沟通的手段, 是民族原始宗教的产物。到了两周时代, 祭祀活动兴盛而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统治阶层为巩固统治政权推行以礼制乐, 通过这一重大举措, 对上古氏族祭祀乐舞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 不但树立了周朝的权威, 也表达了对祖先的敬畏之心。祭祀舞产生于民间, 发展兴盛在宫廷, 这是民间舞蹈与宫廷乐舞的第一次交融。
(二) 民间舞蹈交流与宫廷吸纳迎来的古代乐舞鼎盛
1. 魏晋南北朝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以大动荡、大交流、大转
换为时代强音, 民族大迁徙促使民族民间舞蹈交流频繁。该时期战乱频起、社会动荡, 在长期的政权争战兼并中, 北方各民族大迁徙, 西域与中原的乐舞文化交流广泛。北魏太武帝争战后带回了西域疏勒和安国的伎乐, 此后北周武帝迎娶突厥女儿为皇后, 新娘带来了由康国、龟兹等地杰出音乐舞蹈艺人组成的庞大表演团队。这时期的宫廷宴会上的各民族民间乐舞, 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宫廷乐舞中, 受到人们喜爱。
2. 唐代政权稳定, 经济发展, 统治阶层喜爱并重视乐舞,
宫廷乐舞大量吸纳各民族民间歌舞, 如果我们把唐代宫廷乐舞看作是一座山的巅峰, 那么唐代民间活动中的自娱之舞则是山的基石。其实, 即使被屡屡提及的宫廷乐舞, 原本也是各个地域内各个民族的土风之舞。当宫廷乐舞活动被载入史册时, 这些被记载下来的“宫廷乐舞”仍旧以非常活跃的姿态在民间存活着、发展着。例如, 《柘枝舞》开始引进于西域, 后在此基础上汉化改进, 传承下来, 后又流到民间, 现民间表演的双人莲花舞, 由二女童先藏于闭合的莲花中, 花开后出而舞蹈的表演形式就由其演变而来。
(三) 民间舞蹈在瓦舍勾栏的多元发展与宫廷乐舞的民族民间倾向
宋代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给舞蹈带来影响, 舞蹈中出现故事情节、人物形象, 舞蹈的形式结构发生变化, 歌、舞、念、答的结合, 创造了中国独具特色的艺术美, 产生出戏曲艺术。古代舞蹈的动作、造型、技巧、训练体系和独特的技法规律, 美学要求, 是戏曲构成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舞蹈在塑造人物、表现情感等方面, 以其独特的魅力, 为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段与风格特色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戏曲中有大量载歌载舞, 甚至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剧目, 如《林冲夜奔》、《三叉口》、《钟馗嫁妹》、《雁荡山》等。此外在元、明、清时期, 民族民间舞蹈在歌、舞、念、答的基础上又吸收进杂技, 产生了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各种花灯歌舞。如著名的东北秧歌, 有人物、情节还有高跷技巧。
瓦舍勾栏促进民族民间舞蹈快速多元的发展。宋代瓦舍勾栏的出现使民间歌舞有了固定的表演场地, 民族民间专职艺人增加, 技艺水平明显提高, 由经过专业训练的艺人组成民间专业表演团体, 推动民间舞蹈艺术快速发展。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民族民间舞蹈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线索, 已经成为中国传统舞蹈文化当中异常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宫廷舞蹈的发展在宋代以后转向了综合性和小型化的戏曲舞台艺术, 并演变为附属其中的组成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宫廷舞蹈历史传承的“断层”, 因此有着相对完整呈现与流传途径的民间舞蹈遗产, 就成为了延续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活化石”。
四、结语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舞蹈艺术犹如天空中繁星集聚的银河, 璀璨而夺目。历代民间舞蹈之“源”与宫廷乐舞之“流”各具特色, 尽显不同风彩, 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几千年的古代舞蹈艺术画卷。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舞蹈的朝野之分、雅俗之分并不是绝对的分离, 而是分中有合, 合中有分。民间舞蹈在自身的发展之中始终隐含着向上层伸延的趋向与缠绕不清的关系。宫廷舞蹈也始终在民间舞蹈的滋养下发展、变化。两者之间这种良好的互为依存、相互影响的交织关系是非常独特的, 这也是一种不同层面上的、含有特殊意义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此, 用于平先生的话来做最后的诠释:“在一个共时态的文化视野中, ‘民俗’和‘雅士’是对立的两极;而从历时态的视角来看, 俗文化又往往是雅文化的先声, 雅文化则是俗文化的趋向”。
摘要：本文以中国古代舞蹈史的发展为线索, 从民间舞蹈与宫廷乐舞在不同时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讨中国古代舞蹈的继承与发展, 两者共同谱写出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舞蹈历史篇章。
关键词：宫廷舞蹈,民间舞蹈,继承,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王克芬著, 江东译.中华舞蹈图史[M].台北:文津出版社, 2002.
[3]冯双白, 王宁宁, 刘晓真.图说中国舞蹈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中国古代反贪史精华所在 篇3
官方媒体指出“建立巡视制度并开展巡视工作，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一项创举”，网络舆论中更有人认为巡视组是现代版的监察御史，视其为解决贪腐的灵丹妙药。
古代御史制度高度依附于中央权力，或者说皇帝的权力。但无论哪个朝代，那些来自监察院，被称为御史，或者在戏剧里被称为八府巡按的监察官员，都很难真正解决贪腐问题。
御史制度是中国五千年反贪史的精华所在
孔子的“中国梦”，是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社会，“为人君”要“止于仁”，“为人臣”要“止于敬”，这样才不会“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但，君臣相得只是理想状态，更多时候，皇帝只认为自己是仁君，却不相信臣子都会爱岗敬业、清正廉洁。汉代选拔官员以“孝廉”为标准，但乡间很快就有“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的民谣打孝廉的脸。
朱元璋严刑治贪，扬言“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官员贪污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还是未能刹住明王朝驶上腐化的快车道。
历史学者吴晗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此话固然不假，但是五千年的贪污史也是五千年的反贪史，中国人还是发明了许多反腐惩贪的制度，监察御史制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法制史学者张晋藩认为，“御史”原本源于史官，原本是从事记言记事、掌管法令图籍的秘书工作。从春秋时代开始，御史的监督职能逐渐强化，到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各国普遍设置的监察官员。秦灭六国后，更是建立起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郡御史全套监察系统。
汉武帝时代，为了监督各郡太守、诸侯国相等“二千石长吏”，将京畿之外的各郡、国分为十三个州部，设秩六百石的刺史来“周行郡国，省察治状”并“刺举不法”。这种以低级官员巡视监督高级官员的做法，两千多年来形式虽然多有变化，但内核精神薪火相传，成为中国监察制度的一大特色。
御史监察制度在明清两代达到成熟，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皇帝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监察御史在都察院任职时为内差，外出巡视则称外差。以所巡事项命名的，分为清军御史、提学御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今日的“专项巡视”。
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则称之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约略等同今日的“常规巡视”。明代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朝制度沿袭明朝，没有太大变化。
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被封为八府巡按，貌似威风八面，实际上就是一省的巡按御史，像广东这样有十个府的省，御史还是“十府巡按”。但不管巡多少个府，御史官秩很低，仅为七品，跟知县同级，可说将汉代刺史制度“以卑察尊”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御史固然能查办贪官，但查谁、不查谁还得皇帝说了算
包公是市井百姓“青天大老爷”情结的现实折射，在传说中，他能智斩作歹国戚、刀铡负心郎君，却从没反过贪。
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名人海瑞，倒是做过右佥都御史这样的监察官员，可惜反贪事迹依然乏善可陈。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
钱沣的一生与乾隆一朝相始终。他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入仕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死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亲眼目睹了这个时代的繁华极盛，和隐藏在背后的腐败丛生。
作为监察御史的钱沣，出道第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钱沣刚刚从翰林院散馆（翰林院考试）的时候。
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买“监生”的学历。但勒尔谨提出，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了。
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朝廷连忙派大臣和珅、阿桂赴甘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连绵不断，军队行动至为困难，才让皇帝起了疑。
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56人，史称“甘肃捐监冒赈案”。
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安能不知，而七八年来竟然隐瞒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
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
此案源于当年二月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钱沣会同和珅、刘墉等大臣前往山东查办。
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的钱粮账目，确定全省亏缺达200万两。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珅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同查案的和珅斗勇，甚至要微服出行，亲手截住为和珅与国泰送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住了和珅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以绳之于法，双双送命。
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珅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珅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endprint
民间传说，和珅因惧怕钱沣查到自己的头上，借后者升为军机章京的机会，屡以繁重公务相委派，终于将其活活累死。而钱沣死后，家人才发现他枕头底下藏有弹劾和珅的奏章草稿。
这与其说是百姓对惩治贪官的期待，不如说是对皇权之下御史对查处受宠贪官有心无力的同情。
官员拉帮结派，御史往往沦为党争工具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清似水”。但是在清末，当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御史也变了质。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事，一批军功官僚因而崛起，结成湘、淮等派系互相提携的集团。进士出身的御史言官阶层，对没有正经功名却盘踞总督、巡抚高位的军功官僚自然心怀怨念。在这种环境下，名为“清流”的御史言官群体逐渐形成壮大。
这个团体，以“李鸿藻为青牛头（青牛为清流谐音），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其余还有“四谏”“十朋”等种种分类，从同治到光绪年间，薪火相传，日益壮大。他们弹劾的范围上至军机大臣，下至知府知县，尤其认为“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吏嬉，民滋不安”，特别予以“关照”。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淮系领袖李鸿章。
光绪五年（1879年），清朝全权大臣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丧权辱国，李鸿章认为俄国实力远胜清国，一旦废约势必变本加厉，从而主张对该条约隐忍接受、徐图补救。
此议一出，就遭到清流的阻击。后任右副都御史的黄体芳弹劾李鸿章“将帅之臣，恝国事如此，怯强敌如此，亦与白面书生何异”，还不忘补上一句“李鸿章以汉臣拜首揆，为五十年来所仅见”，提醒清朝皇族多加提防，实乃诛心之语。
六年之后，中法战争以议和告终，黄体芳继续攻击李鸿章“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乃至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力主避战的李鸿章更成为清流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战事不利，翰林院35名翰林联名折参李鸿章，说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要求予以罢免，提出“故李鸿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民生休戚，大有关系”，后来的状元企业家张謇更是说“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当战局无法支持，清廷派人议和之时，监察御史安维竣上奏折称“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日夜望倭寇之来”，直指李鸿章有叛国的野心，甚至说他“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甚至说“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御史言官在履行职责，甚至不只是派系斗争，而是界限分明的站队表态了。甲午战争战局危急时，清流领袖翁同龢跑去见李鸿章，问以兵舰等事，李鸿章怒目而视，说翁师傅您总理财政，平时我请求拨款买军舰，总被您驳回，这时候问军舰有什么用？
翁同龢回答自己是尽本分而已，事情这么急，为什么不多请几次款？李鸿章答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可见，当御史但言无论的特权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惩腐治贪、整纲饬纪，而是要治政敌于死地。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皇权专断之下，即使得宠权臣如李鸿章，也对御史言官的交相弹奏心有余悸，更不用提普通大臣了。
监督他人的御史，自己贪腐又能如何？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谒等等，其中伙食标准是日廪五升，一菜一鱼。交通工具先是骑驴，宣宗朝开始方可骑马。御史与地方官员如何相见、如何对拜作揖等都有细文，这些规定多为清朝所继承。
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都规定，风宪官贪赃，比其余官加二等治罪，并且受赃的类型十分广泛，包括受财、索财、借贷人财物、买卖多取价利、受赠送等。但是，你有你的严明律法，我有我的鲸吞之术。
天启年间，著名的阉党崔呈秀巡按淮扬，对大强盗，“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对地方大恶，“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不应荐者，多以贿荐。”他倒是明码实价，但当地士民民怨鼎沸：“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按御史，未尝有呈秀之贪污者。”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贮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巡察云南御史苏酇也“贪肆赃盈巨万”。在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遣戍卫所或免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却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
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登峰造极。御史史范最为彪悍，巡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装入私囊；而后又兼摄巡盐课，他利用这份肥差又把前任贮库的二十余万两赃银收入囊中。他还为吏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事发之后，首辅薛国观极力庇护，但证据确凿，无合法来源财产太多，实在说不清楚，最后下狱“瘐死”（因伤病死于狱中）。史范的“瘐死”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眼熟？
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
中国古代诗歌史三字经 篇4
我中华，诗国度，宝藏多，历史久。
诗源头，乃歌谣，无记载，不可考。
春秋时，诗经成，风雅颂，赋比兴;
其国风，属精华，咏爱情，赞劳动;
其影响，深且远，诗言志，乃诗观。
战国时，楚辞兴;奠基人，乃屈原;
代表作，数离骚;浪漫风，兹为源。
汉诗歌，乐府盛，承诗经，写生活;
叙事诗，成就高，陌上桑，孔雀飞。
到汉末，五言兴，文人诗，气候成;
梁萧统，编文选，十九首，列其中;
语浅近，诗境清，字千金，获好评。
建安诗，有七子，五言诗，初繁荣，
情慷慨，风骨雄。
论成就，推曹植，骨气高，辞采茂。
正始诗，数阮嵇;阮籍巧，影响大;
嵇康直，身遭杀。
西晋诗，少伟篇，惟左思，独不群，
咏史诗，批门阀。
到东晋，陶渊明，咏理想，抒苦衷，
田园诗，为先锋，语平淡，意境醇，
情景理，浑天成。
南朝宋，谢灵运，山水诗，第一人。
南北朝，民歌兴，南西洲，情缠绵;
北木兰，佳话传。
文人诗，数鲍眺，学民歌，求创新。
南朝末，宫体盛，诗风艳，成就小，
惟庾信，集大成。
唐宋元，诗鼎盛，诗词曲，三足鼎。
初唐诗，四杰出，改宫体，功劳著。
至盛唐，现高峰，李杜诗，耀群星。
李太白，称诗仙，性傲岸，诗浪漫，
想象奇，无人比。
诗圣出，杜工部，承诗经，著诗史;
感身世，忧黎民，惊风雨，泣鬼神。
山田派，有王孟，诗如画，隐士风。
高岑昌，造边塞，气势雄，声情悲。
中唐诗，趋多元：韩孟险，元白易，
禹锡深，李贺鬼。
到晚唐，小李杜，爱情篇，为典范。
温韦诗，花间艳，善佳句，传万年。
宋代诗，重理趣，苏黄篇，叹观止。
南宋时，杨万里，诚斋体，重机趣。
论成就，数陆游，为盟主，当无愧。
词源隋，唐代兴，两宋盛，词家众。
五代词，数后主;虞美人，传千古。
宋代词，分两派：豪放门，苏辛领;
婉约派，柳李撑。
南宋词，多爱国，辛弃疾，演主角。
姜白石，精音律，扬州慢，乃佳篇。
元曲俗，惹人爱，尤小令，最出彩。
前三家，关马张;后三家，张乔睢。
元代诗，创新差，杨维桢，开铁崖。
金元词，渐衰败，元好问，颇有才，
萨都剌，也不赖。
明代诗，有起色，高启诗，最豪迈。
前七子，梦阳领;后七子，攀龙带。
清初诗，三大家，吴伟业，创梅村。
康熙朝，六才子，王朱赵，颇有名。
清代词，有中兴，陈朱纳，三大家。
陈维崧，效苏辛，才卓著，开阳羡;
朱彝尊，崇姜夔，标清空，创浙西;
纳兰词，尚李煜，小令体，最突出。
龚自珍，诗风奇，大视野，富哲理。
戊戌时，诗革命，黄遵宪，为首领，
丘康梁，来响应，齐呐喊，有血性。
中国古代反贪史精华所在 篇5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10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2）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一）文学批评史的梳理与归纳。约50%
（二）批评理论的理解、运用。约50%
4）题型结构
a：简答题：2小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b:分析论述题：2小题，每小题30分，共60分。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考试目标
1.通过掌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来旁通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
2.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决定作用。
3.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学批评理论之民族传统与风格意义。
考试内容
（一）先秦文学批评与诸子学说。
（二）两汉文学批评与儒家经学。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老庄玄学。
（四）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与佛禅学说。
（五）两宋文学批评与程朱理学。
（六）元明文学批评与陆王心学。
（七）清代文学批评与考据朴学。
（八）进代文学批评与西方科学。
三、主要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