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侦查信息化研究

反贪侦查信息化研究（通用10篇）

反贪侦查信息化研究 篇1

中央非常重视反腐工作, 要求地方各级加大反腐案件办理力度, 始终把惩治腐败当作工作中重点。新刑诉法刚刚实施不久, 再加上近年来腐败类案件逐渐向信息化、科技化发展, 这些都给反贪污侦查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挑战。在新形势下, 加强反贪侦查的信息化水平, 是检察人员履行职责、提高检察机关工作水平的必由之路。

一、反贪侦查信息化的概念

从侦查角度看, 其目标是当代反贪侦查信息化应该与职务犯罪侦查所需要的程度相适应, 侦查人员利用相关信息资源, 通过信息技术手段,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 完成反贪侦查工作。反贪侦查信息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即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政策以及侦查信息方面人才。信息技术主要指信息数据的采集、分析、共享等现代计算机技术, 它可以为信息网络平台提供横向、纵向、高效的技术保障;信息资源是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基础, 主要指全面高效的信息数据平台和数据库;信息政策关系着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合法性, 主要指相关的机制或者规定;信息人才是侦查信息化的实践操作者, 主要指精通信息通信网络技术的专业类技术人才。

二、反贪侦查信息化的重要性

科技技术既是第一生产力, 也是第一侦查力。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传统的反贪侦查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唯有依靠科技才能使我们的反贪侦查工作适应时代步伐。首先, 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和服务大局的服务意识, 需要反贪侦查信息化的支持。我们反贪侦查人员只有站在侦查信息化、现代化的前沿, 才能赢得新形势下的反腐斗争的胜利。其次, 反贪侦查信息化可以实现侦查方式转变, 为反贪侦查工作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再次, 反贪侦查信息化是推进执法规范化、司法保障更加人权化的必然要求。最后, 反贪侦查信息化是推进侦查制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三、反贪侦查信息化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反贪侦查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加大新技术装备的投入, 但是反贪侦查工作还未能完全适合贪污贿赂工作的侦查工作, 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瑕疵。反贪机制不够系统、深刻, 信息化人才缺失以及信息化应用不力等等问题还比较严重。在司法实践中, 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着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 反贪侦查信息化理念和意识落后

在反贪侦查的工作人员中, 仍有一些人员思想守旧, 被传统侦查理念所束缚和影响, 信息来源闭塞、信息利用意识弱、对新时期的装备认识落后且对当代信息化的高科技成果接受程度低。这部分群体对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内容、范围和意义认识不足, 认为侦查信息化就是简单的将工作中的相关文件电子化、配置几台现代化侦查装备, 反贪侦查信息化理念和意识落后。

(二) 信息化人才和机构缺失, 信息技术水平不高

在政策上, 没有明文规定我国检察院要设置专门负责侦查信息化工作的机构, 故此, 大部分基层检察院都是反贪部门内勤兼职, 没有专门负责信息化的机构, 对反贪侦查信息化工作的认识不到位, 运用水平更是不高。当前我国检察院缺乏既精通信息化技术又懂侦查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以至于在反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侦查人员不懂得发挥出信息技术和先进装备的作用, 而专门技术人员又涉及案件较少, 欠缺侦查方面的知识, 对获得的信息仅停留在程式化的技术分析层面, 将科技手段转化为有利于侦查活动的能力不强。

(三) 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工作机制建设滞后, 有力的理论指导缺乏

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工作机制基础是以相关信息资源作为依托, 信息内容全面、高效、共享程度高的数据信息平台。信息资源渠道建设的不畅通, 将直接影响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信息化设备的现代化, 信息化硬件设施的资金投入是基础, 这些工作仅仅靠单一的检察院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大部分基层检察院都受经费和人才等方面因素制约, 信息化侦查硬件配备不足、应用能力不强, 很多都成了应对检查的形象工程。要形成联动一体化、信息化侦查模式, 需要强有力的工作机制做指导, 规范一致的信息化人才保障、建设保障以及管理应用等方面的保障。

四、完善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几点建议

反贪侦查信息化是当代反贪侦查方式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在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建设中, 侦查部门应与相关单位积极协调沟通并建立相应的信息共享机制, 联网方式上首选专线联网并以数据拷贝做补充。为更好的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科技, 特殊侦查装备共享机制的建立、信息化人才的解决、装备不足等问题的解决是必要支持。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 牢固信息引导侦查理念, 强化信息引导侦查、科技支持侦查的意识

观念以及思路决定出路, 在反贪侦查实践中, 信息指导侦查的观念还相对欠缺, 侦查工作的自觉程度低, 所以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观念层面的问题, 检查机关的领导、侦查人员应更新理念, 改变传统的侦查模式, 强化科技就是生产力的信息侦查意识, 培养善于利用科技手段获取相关信息的良好职业习惯, 善于利用先进的硬件设备发现问题并解决侦查过程中的难题, 提高侦查的工作效率。

(二) 完善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工作机构, 培养侦查复合型人才

侦查活动的信息化不是短期间内可以完成的, 是一项系统工程, 侦查人员的队伍建设是该项工程取得成功的关键。本文认为, 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建设应当作为关乎检察机关整体工作的一项来重视, 对此, 上级检察机关应当有明确的政策定位, 明确应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工作, 确立相关责任人员负责反贪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工作。检察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应做好信息需求的协调工作, 避免那个部门用, 那个部门建, 各自为政的局面, 造成资金和设备的浪费。同时要重视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对现有侦查人员应有针对性的定期进行培训, 培养其信息分析和现代装备的适用能力, 提升反贪侦查队伍的整体素质。此外, 也要重视反贪侦查信息技术人员的职级、待遇等现实问题, 做到该项事业吸引人才。

(三) 重视理论研究, 健全机制建设

机制是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的保障。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需要针对机制、队伍、管理、应用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解决, 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规范和制度。反贪信息化建设需要检察机关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沟通, 各部门应形成合力, 上下联动, 整体推进, 避免各自为战。首先, 在政策层面上, 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其次, 上级检察院应负责工作机制的建立和整个系统的完善。日常工作以会议纪要、文件会签的形式下放各下级单位, 下级单位应积极配合, 遵照执行。再次, 政府各部门也要发挥作用, 做好协作机制的建设。主要领导积极参与, 召开协作单位负责人会议或者与检察院相关部门直接建立协作, 整体推进, 解决反贪侦查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 在装备建设上, 应立足于长远目标、统一规划和布局, 加强现代化装备共享。

(四) 提升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应用能力

应用能力是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在反贪侦查信息化的过程中应坚持服务办案, 重点应用, 在实践应用中见实效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 侦查人员应依据相关信息技术手段, 在法律的框架内积极探索, 解放思想, 简化审批程序, 切实提高反贪侦查的效率。

摘要：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贪污贿赂犯罪也逐渐向信息化、科技化的趋势发展, 且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和手段都在不断提高。这些都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的巨大的挑战。科技既是第一生产力, 也是第一侦查力。反贪侦查工作越来越注重“信息引导侦查, 技术支撑侦查”的侦查理念。本文从侦查信息化的概念、重要性入手, 提出当代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继而提出完善反贪侦查信息化相关建议。

关键词：贪污贿赂,侦查,信息化

参考文献

[1]谢佑平.新<刑事诉讼法>述评:以历史为视角[J].中国司法, 2012 (6) .

[2]何家弘.职务犯罪侦查的信息化[J].人民检察, 2011 (5) .

[3]邓发强.加强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建设推进侦查模式转变的思考[J].人民检察官, 2011 (15) .

[4]王建民.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07.

反贪侦查信息化研究 篇2

一、律师介入侦查的法律规定

律师介入反贪工作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明确了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第二，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其余案件律师都可以自由会见在押或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且不被监听；第三，反贪部门在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聽取律师意见并附卷。

二、反贪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在保障人权理论的不断推动下，刑事辩护职能不断得到加强。只有保障辩护方权利的实现，才有助于进一步实现保障人权.

（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辩护律师执业对于律师本身的价值主要是律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法律手段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同时律师的执业特点是传递自由、公正以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正能量。

（三）有利于保证诉讼程序顺利进行

在反贪部门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与检察机关侦查部门较强的对抗心理使检察机关侦查部门与犯罪嫌疑人无法进行完全的沟通了解。辩护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可以利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就案件情况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犯罪嫌疑人可以从律师那里获取法律咨询和帮助，如了解有关刑事诉讼期间的规定，案件的主要证据来源，自己所涉嫌的罪名和可能被判处的刑罚等，犯罪嫌疑人有了律师的帮助和案件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积极配合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案件侦查工作，保证了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三、辩护律师介入反贪侦查阶段的存在问题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使辩护律师制度在民主与政治上前进了一大步，不仅对辩护律师的权利作了较全面的规定，还为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在某些权利内容操作程序方面仍然不明确，给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带来一定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宪法》对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缺失

《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按照法律逻辑，接下来的规定“公民在依法被刑拘或逮捕的情况下，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与辩护。”但是宪法并未对此进行规定。对于辩护权仅在第125条提及，且仅仅规定了在审判阶段[1]。

（二）辩护律师知情权范围需进一步明确

从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明显的职权主义，这就导致律师难以充分发挥刑事诉讼职能。比如从阅卷权来看它指的是突出侦查机关的作用，限制律师充分了解案件详细情节。由于立法没有明确规定阅卷的范围。

（三）律师权利救济程序需要进一步明确

辩护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会见权、阅卷权等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虽然明确了申诉、控告的救济方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以至于难以得到救济。在代为申诉、控告方面，律师进行申诉和控告，检察院也应当进行审查。但仔细分析检察院既有侦查权又有检察权，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故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而且一些规定还不明确，例如审查期间是否中止侦查，审查时间是否应计入办案时间，是否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等，这些问题均需要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进一步的规定。[2]

四、反贪工作中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对策研究

（一）以积极的心态认识并应对有关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新规定

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其诉讼地位与侦查部门是平等的。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和辩护律师双方应该也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律师的代理、辩护活动，还是检察自侦工作，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都是司法活动的有机组成，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增加律师的权利救济规定

增加律师的权利救济就是说辩护律师的行使权力一旦受到公安司法机关的剥夺、限制或拒绝，辩护律师可以申请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律师的救济途径不尽相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二是现代刑事司法审判的要求。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应当与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协商、制定工作制度，在修改后刑诉法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程序规则，进一步完善律师权利救济制度。

（三）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依法保障律师会见权

一方面反贪部门应主动与公安机关、看守所沟通，探寻新形势下如何在依法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并使案件审讯活动顺利进行。对于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或者监视居住的，反贪部门要敢用善用但不滥用辩护律师会见许可权，特别是对案情有较大发展价值、有形成串案可能的，应该充分行使会见许可权。对于普通自侦案件，在依法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同时，反贪部门要与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建立相关信息反馈渠道，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委托律师、律师是否与其会见等基本情况。

五、结语

《刑事诉讼法》有关反贪工作侦查阶段对辩护律师会见权的新规定，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可以更好地促进检察机关进一步规范自身执法行为，树立公正执法的观念，提高公正执法水平。在反贪工作实践中，片面强调打击犯罪、忽视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律师介入侦查，改变了反贪部门在侦查中原有的优势地位，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应将其作为提升侦查水平和增强侦查队伍整体素质的机遇，积极应对，切实转变执法观念和办案风格，侦查人员要转变观念，认识到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与侦查人员的地位是平等的，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使反贪部门侦查工作在新形势下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叶.《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研究》.第27页.

浅析反贪侦查的信息化 篇3

一、电子证据的定义

信息时代下, 电子数据文件已经是信息传递、信息交换的主要载体。电子证据已经成为了证据的一种法定证据形式, 在立法和实务中都得到了认可, 但是对电子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还缺乏纲领性、系统系的注解。

通俗的讲, 电子证据就是以电子化技术手段表现出来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所谓电子化技术, 即由介质、磁性物、光学设备、计算机内存或类似设备生成、发送、接收、存储信息的存在形式。在信息时代,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我们既不能穷尽当前用以反映事物客观发生过程的手段, 更无法预知未来技术, 所以对电子证据的定义尚处于发展阶段。本人认为电子证据应该囊括文字、图形、数字、影音及复合文件等反映事物客观发生过程的各类资料。

关于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问题,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争议, 争议各方先后提出了“视听资料论”、“物证论”、“书证论”、“独立证据论”等观点学说。其实就目前法律规定的各种法定证据来看, 哪种证据类型都不能完全与其它类型分离开来, 所以一味的讨论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本身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本人认为应该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是因为只有将电子证据单列, 才能更好的适应其特点, 规范取证程序, 发挥其证据作用。也就是说, 我们将电子证据单独列为证据种类并不是为了解决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问题, 而是为了更好的体现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二、电子证据特征

电子证据之所以能够单独列为一种证据形式, 就是因为其有传统证据类型所不具备的特征。从实践中看, 电子证据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 电子证据具有易变性。电子证据是通过电子化技术手段表现出来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而电子化技术又具有虚拟、快速、易消逝、易修改等突出特点, 所以电子证据在生成、存储及传输的过程中很容易被伪造、篡改、破坏, 并且不通过专业的计算机知识很难察觉和识别该伪造、篡改。

(二) 电子证据表现形式多样。电子证据最终需要通过其他载体反映出来, 其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不仅可以直观地表现为一般的文本、图像、音视频以及其他复合形式, 还可以表现为以电子形式对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记录。

(三) 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性。电子证据实际上是一些按特定规则处理生成的数据信息, 它的产生、存储和传送都离不开电子技术和电子设备的支持。只有通过相应的技术设备才能使其从存储状态转化为人的视听觉所能感知的状态, 电子证据的调取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实现。

三、电子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讨论证据问题不能回避的话题, 证据规则包含了证据资格规则和证明力规则两个方面的内容。证据资格规则又包含了证据形式规则和证据属性规则, 证据属性规则这是从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角度对证据资格进行的考量。证明力则是指可以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所起作用的程度。

依据证据规则来看, 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证明力大小取决于确实性与充分性。对电子证据来说, 关联性同传统证据差别并不大, 但客观性与合法性成为了判断电子证据可采性的关键, 确实性则成为了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关键。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都需借助相应的技术设备, 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数据出现改变或失真, 另外电子设备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易受攻击, 电子数据遭致修改又难以察觉。因此, 电子证据的提取、展示、保存都应该具有严格的程序和相应的技术设备, 从而保证其证据作用的发挥。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 侦查人员提取电子证据前, 都要对目标设备周边的干扰设备、储存介质、网络设备等进行物理隔离, 并切断远程控制, 用专门设备提取涉案计算机硬盘、移动磁介质、光盘等信息资料。提取证据时, 要确保对目标资料的原始数据不产生任何改动和破坏, 以保证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在取证过程中, 应在对案件有关的数据和资料不进行任何改动或损坏的前提下进行备份, 记录备份的时间、地点、数据来源、提取过程、使用方法、备份人及见证人名单并签名。所有的检查和分析工作应该在备份件上进行, 以保证原始证据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在提取电子证据还要详细记录取证全程, 将电子证据从获取生成之后到提交法庭作为审判依据的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进行记录和说明。尤其对提取、验证、转化等过程的关键操作、重新封存等主要步骤应当多角度录像。

浅谈如何加强反贪侦查能力建设 篇4

[关键词]新律师法;影响;侦查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完善,人民群众对执法机关公正执法、文明办案的期望越来越高。检察机关如何在当前的执法环境下做好反腐败工作,如何更新观念,调整工作策略,成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一个重要课题。检察机关应当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思路,从提高反贪侦查能力的角度出发,迎难而上,破解难题,把反贪工作水平推向新的台阶。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

一、影响反贪侦查办案效果的因素

(一)新律师法的实施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借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从该条文可以看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后,而新律师法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讯问”之后少了一个“后”字,表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得知自己在刑事诉讼中“嫌疑人”的身份时,就有权得到律师的帮助。二是会见的内容方面得到扩大。新律师法规定的会见内容是“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扩大了律师对嫌疑人帮助范围,嫌疑人如果对所托律师足够信任,可以向律师坦承所涉案的全部事实。三是律师会见的保障方面。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它强化了律师依法独立办理法律事务,不受非法限制和干预。律师在会见过程中,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直接干预;不得被秘密录音,间接干预。新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修改后的律师法对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和取证权进行了完善和强化,势必促使侦查工作进一步走向透明、公开,增加办案的不确定因素,增大收集、固定证据的难度,这对我们原先的侦查观念、侦查方式、侦查能力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讯问的难度增大。律师在侦查中的提前介入,对嫌疑人来说,能够有效地减少检察机关威慑性所带来的恐惧,降低对犯罪事实拒绝供述可能带来的影响的顾虑,不排除零口供的案件大量增加的可能。二是同案人之间串供的可能性增大。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嫌疑人的同时,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相应增加。三是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将缩短。四是成案率将降低、无罪判决率可能上升。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取证质量的提高,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公诉人的指控和法官的裁判,案件不能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案件将可能增加。

(二)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落后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仍显不足。一方面,现行的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措施和手段有限,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另一方面,反贪侦查中的科技含量普遍较低,没有跟上应对贪污贿赂犯罪新形势的要求,反贪办案仍停留在传统落后的办案手段和方式上,习惯用先获取嫌疑人口供再收集证据的模式,对“科技强侦”在思想观念上、经费投入上、实际应用上都存在不到位的问题。与公安部门相比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还有较大的差距。另外,侦查一体化的实际运用还不够普及。

(三)举报线索减少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響

群众举报逐年减少、反贪案源减少,有价值的线索不多。群众在反腐败方面的意识还不够强,普遍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一方面,知道腐败实情的人多数与犯罪嫌疑人属利益共同体,不想举报或不敢举报。另一方面,多年来反贪部门不断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净化了腐败的土壤,同时国家重视了机制创新建设和监督体系建设,大幅度降低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率。近年来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受案数量下滑。有的举报质量不高,初查难以成案。

(四)犯罪嫌疑人心理素质的提高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在办理案件的时候,我们都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素质作评估,以便对症下药,提高审讯效率。以前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年龄大党性强的犯罪嫌疑人,一开始接触就如实交代问题,甚至将我们未掌握的问题也坦白了。近年来这种情况没有了,而更多的情形是侥幸、对抗的心理,即便交代也是步步为营式的。多年来,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在不断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涉嫌犯罪的人也在不断探讨和研究案例,每发生一起案件都是他们的镜子,或与内行人分析或与律师交流,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的技巧。随着社会的变化,学历高综合素质高,懂法律的犯罪嫌疑人不断增多。犯罪嫌疑人心理素质的提高增加了讯问时突破的难度。

二、从多角度提高反贪侦查能力

(一)更新观念,转变思路

律师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积极适应、认真执行法律规定,而不能怨天尤人、消极抵触。同时也要看到,律师法修订实施为我们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查办贪污贿赂案件工作的要求,提升自身业务水平、规范执法办案行为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应当着重在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逐渐强化由证到供的侦查思维模式。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必须在执法理念、策略和方式上进行更大的转变。

(二)强化案件的初查工作

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我们可适当将侦查重心前移,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对证据不足、不到位的,慎重使用风险决策,降低案件风险。实践中对案件线索必须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准确把握初查、立案时机,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做好查案的基础性工作。对经过初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要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决策,做好与立案侦查的衔接工作,为下一步的立案和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案件查处的质量与效率,更能有效降低查处案件的风险度。

(三)注重首次讯问

首次讯问开展顺利与否决定了后期侦查工作的开展,因此要高度重视对首次讯问的策划,通过强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的运用以及灵活把握强制措施的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在初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掌握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对于讯问的目的与要求、步骤与重点、策略与方法、时间与地点的选择、怎样解决讯问中可能出现的僵局和紧急情况等,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正确把握嫌疑人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制定恰当的讯问方案,充分运用说服教育、情感影响、使用证据、利用矛盾等讯问的方法和手段,适时运用侦查谋略,对嫌疑人加压或减压,不断强化侦查人员自身心理对抗的能力,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把握时机、以奇制胜,以便尽快地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四)灵活适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

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强制措施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不仅可以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还有深挖犯罪、促进侦查工作纵深发展的特殊效果。讯问、搜查、查询、冻结等侦查措施是实现侦查目的,收集调取证据,及时有效查明犯罪的根本手段和途径。但这并不代表采取强制措施是每个案件必经的程序,每一个侦查措施都必须要在查办案件时使用。对于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运用不应过于死板和程式化,应该从有利于侦查工作角度,与其他侦查措施有机组合,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适当灵活运用。对于那些畏刑心理严重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主动如实交代,认罪态度好,罪行不是十分严重的,可以考虑不采取强制措施或采取较为缓和的强制措施。另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有效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营造一种氛围,何时采取何种措施,均应围绕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来决定。

(五)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和固定证据,减少对口供的依赖

口供作为一种直接的定案证据,对定案有重大影响,但口供的不稳定性和善变性,也一直是侦查实务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工作,不断提高收集口供以外其他证据的能力,综合运用法律规定的各种措施和手段,在不同的地点、范围内,组织力量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调查对象或案件事实同时进行取证,充分收集证据材料,综合审查判断各证据的关联性,及时补充完善证据,用声像、文字等证据形式予以固定,有效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将其本身所具有固定和补强证明力的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

(六)注重办案效率,快侦快结

要彻底转变侦查神秘化的观念,坚决摈弃车轮、人海战术,在扎实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整合侦查资源,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在当前社会形势下,开放、对抗性的侦查模式将以快慢来决定胜负,因此,侦查力量的投入将加大,办案的节奏将加快,才能保持檢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才能有效地遏制同案的嫌疑人串供,找到相关的证人收集证言,防止转移赃款赃物,否则侦查力量和资源优势将因为效率的低下而消失。因此,要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模式,转化为复合型、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将外围取证、审讯、技术、侦查一体化,合理地结合起来,用系统论来统筹侦查工作,实现侦查的快速化。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节约侦查成本,更能有效遏制侦查中可能出现的跑风漏气和嫌疑人串供、翻供现象。

(七)指挥决策形式由稳当型向风险型转变

在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有时间允许指挥人员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条件下的稳当型决策,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么放弃侦查,放弃战机,要么依据职业判断做出风险型决策,这无疑对侦查指挥人员的决策和运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八)努力提高侦查人员综合素质

侦查人员的素质决定案件的质量和初查的成案率,尤其是案件的突破审讯,侦查人员的素质更为关键。审讯讲究的是心理的较量,优秀的侦查人员应具备较强的心理素质,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问话要有震慑力和诱惑力。形象要有鲜明的个性,高大威猛的外形更具威慑力。在反贪部门的用人方面就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另外,加强侦查人员的培训也是提高侦查人员综合素质重要途径。例如组织到刑侦学院封闭学习,聘请香港专业人士授课,组织观摩自侦案件的开庭审讯等培训模式。多使用侦查一体化办案,也可以达到相互交流,提高基层检察院办案水平的目的。

大数据时代反贪侦查模式探讨 篇5

关键词：大数据,侦查,信息

一、信息引导侦查的概念范畴

(一) 关于信息的解读

1. 信息与情报。

情报是指推动用户当前事业的信息选择传递, 在信息引导侦查的概念表述上, 学界通常将“信息”同于“情报”, 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情报引导侦查”、“情报信息主导侦查”, 也有人将信息情报整合为一体定义为检察机关通过公开或秘密手段收集的可用于反贪侦查工作的相关情况和资料的总称。笔者认为, 信息是作为一种传递的媒介, 更多侧重的是其媒介性, 而情报则是作为一种获取涉案有用信息的手段或过程。

2.“信息”与“信息化”。

信息引导侦查中的信息, 不仅仅只是名词意义上的, 还应当包括为充分发挥其作为媒介传递而进行的有用的一系列活动, 就反贪侦查活动而言, 如何获取对案件事实有用的信息比信息本身更为重要, 而获取有用信息的一个重要手段就包括利用信息化手段。

综上所述, 信息的概念应当分三个层次理解, 一是名词意义上的作为媒介、本身可以传递性“信息”;二是中间层次即为了获取对案件事实有用的信息而进行的信息搜集活动, 即“情报”的概念;三是深入层次, 是以技术为支撑的信息获取方式或信息获取模式, 即利用各种技术手段获取的信息以及活动, 突出强调反贪侦查的信息化。

(二) 关于“引导”的概念

反贪侦查活动是反贪侦查人员不断发现案件信息, 并对案件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并达到尽可能还原案件事实的侦查过程。所谓的“引导”, 是指在信息与反贪侦查活动之间搭建一个桥梁, 通过这个桥梁, 反贪侦查活动可以有效的整合各个信息。这种反贪侦查思维模式有别于传统的“由供到证”、“由证到供”的思维模式, 在这种侦查思维模式中, 信息将起到核心作用, 反贪机关以获取的信息为基础, 将侦查活动信息化, 将信息应用化, 以此来实现反贪侦查活动的主动性、智能性。

二、“信息引导侦查”的新型反贪侦查模式的构建

(一) 建立案件线索信息化管理机制

在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 反贪案件情报线索一直是制约反贪侦查活动的“瓶颈”因素, 只有建立反贪案件线索的信息化管理机制, 才能在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是拓宽案件情报线索的获取途径, 加强与纪检、公安等部门的联系, 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微博微信等公开媒体形式收集反贪案件情报线索。二是专人管理反贪案件情报线索, 并由专人负责对情报线索进行筛选、去伪存真、及时更新反贪情报线索。三是对反贪案件情报线索进行合理评估并有效利用有价值的线索, 加大初查力度, 深挖案中案、窝串案, 从而提高成案率。

(二) 有针对性地建立反贪侦查情报信息系统

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主要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开展反贪侦查活动。因此侦查信息系统应侧重于收集重点行业、重点部门及国有企业中掌握财、权、物的领导及其工作人员的相关信息, 通过各种途经获取这些行业中存在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情况, 及时建立反贪侦查情报信息系统。

(三) 加强反贪侦查信息化平台建设, 实现跨行业信息共享

由反贪工作人员携带相关法律文书去银行、公安、工商等部门进行查询或调查取证的传统侦查方式, 所需时间较长, 效率较低。为适应大数据的发展潮流, 反贪侦查信息化平台的建设, 可以参考公安机关以金盾系统为基石的全国刑事犯罪情报信息系统, 借鉴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中的信息化建设的有益经验, 简化侦查信息查询审批程序, 扩大查询权限, 与公安、银行、房产等部门信息联网, 让各级自侦部门可以有效的收集职务犯罪嫌疑人各类信息, 实现跨行业信息共享。

重点要加强与相关单位的配合协作, 通过定期更新、设立绿色查询通道等方式构建以下信息库:一是犯罪嫌疑人主体身份信息库, 即与公安系统进行协作, 建立职务犯罪案件主体身份信息库, 包括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及其家庭成员情况。二是资金流向信息库, 即以银行、证券等金融部门为依托, 建立涉案款项交易明细的快速查询系统, 并对大额涉案款项的流向进行监控。三是车辆、房产信息库, 联合房产、交通等部门, 对所拥有的房产、车辆进行登记, 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行踪轨迹。

(四) 强化应用, 保障侦查装备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侦查装备保障了侦查活动的质量, 节约了司法资源, 提高了办案效率。在大数据背景下, 应不断加大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投入, 不断开发和完善侦查信息数据库, 研发或引进一些适合自身实际并能满足大数据时代下侦查活动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如话单分析软件、测谎仪等) , 实现对各个办案环节的全程监控。

三、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反贪侦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转变传统反贪侦查模式, 应以反贪侦查情报信息为基石, 加大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 保障侦查装备的信息化, 从而做到保障人权, 惩治犯罪。

参考文献

[1]郝宏奎.中国社会转型期侦查工作的演进轨迹[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6 (01) .

浅谈如何加强反贪侦查能力建设 篇6

一、影响反贪侦查办案效果的因素

(一) 新律师法的实施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受委托的律师凭借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被监听。从该条文可以看出,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后, 而新律师法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讯问”之后少了一个“后”字, 表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得知自己在刑事诉讼中“嫌疑人”的身份时, 就有权得到律师的帮助。二是会见的内容方面得到扩大。新律师法规定的会见内容是“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扩大了律师对嫌疑人帮助范围, 嫌疑人如果对所托律师足够信任, 可以向律师坦承所涉案的全部事实。三是律师会见的保障方面。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它强化了律师依法独立办理法律事务, 不受非法限制和干预。律师在会见过程中, 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 直接干预;不得被秘密录音, 间接干预。新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 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 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 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修改后的律师法对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和取证权进行了完善和强化, 势必促使侦查工作进一步走向透明、公开, 增加办案的不确定因素, 增大收集、固定证据的难度, 这对我们原先的侦查观念、侦查方式、侦查能力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讯问的难度增大。律师在侦查中的提前介入, 对嫌疑人来说, 能够有效地减少检察机关威慑性所带来的恐惧, 降低对犯罪事实拒绝供述可能带来的影响的顾虑, 不排除零口供的案件大量增加的可能。二是同案人之间串供的可能性增大。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 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嫌疑人的同时, 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 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 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 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 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相应增加。三是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将缩短。四是成案率将降低、无罪判决率可能上升。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 取证质量的提高, 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公诉人的指控和法官的裁判, 案件不能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案件将可能增加。

(二) 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落后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仍显不足。一方面, 现行的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措施和手段有限, 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另一方面, 反贪侦查中的科技含量普遍较低, 没有跟上应对贪污贿赂犯罪新形势的要求, 反贪办案仍停留在传统落后的办案手段和方式上, 习惯用先获取嫌疑人口供再收集证据的模式, 对“科技强侦”在思想观念上、经费投入上、实际应用上都存在不到位的问题。与公安部门相比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还有较大的差距。另外, 侦查一体化的实际运用还不够普及。

(三) 举报线索减少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群众举报逐年减少、反贪案源减少, 有价值的线索不多。群众在反腐败方面的意识还不够强, 普遍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一方面, 知道腐败实情的人多数与犯罪嫌疑人属利益共同体, 不想举报或不敢举报。另一方面, 多年来反贪部门不断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净化了腐败的土壤, 同时国家重视了机制创新建设和监督体系建设, 大幅度降低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率。近年来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受案数量下滑。有的举报质量不高, 初查难以成案。

(四) 犯罪嫌疑人心理素质的提高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在办理案件的时候, 我们都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素质作评估, 以便对症下药, 提高审讯效率。以前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年龄大党性强的犯罪嫌疑人, 一开始接触就如实交代问题, 甚至将我们未掌握的问题也坦白了。近年来这种情况没有了, 而更多的情形是侥幸、对抗的心理, 即便交代也是步步为营式的。多年来, 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在不断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 涉嫌犯罪的人也在不断探讨和研究案例, 每发生一起案件都是他们的镜子, 或与内行人分析或与律师交流, 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 和反侦查的技巧。随着社会的变化, 学历高综合素质高, 懂法律的犯罪嫌疑人不断增多。犯罪嫌疑人心理素质的提高增加了讯问时突破的难度。

二、从多角度提高反贪侦查能力

(一) 更新观念, 转变思路

律师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积极适应、认真执行法律规定, 而不能怨天尤人、消极抵触。同时也要看到, 律师法修订实施为我们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查办贪污贿赂案件工作的要求, 提升自身业务水平、规范执法办案行为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应当着重在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 逐渐强化由证到供的侦查思维模式。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必须在执法理念、策略和方式上进行更大的转变。

(二) 强化案件的初查工作

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 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新律师法实施, 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 我们可适当将侦查重心前移, 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 对证据不足、不到位的, 慎重使用风险决策, 降低案件风险。实践中对案件线索必须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 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 准确把握初查、立案时机, 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 做好查案的基础性工作。对经过初查, 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 要抓住有利时机, 果断决策, 做好与立案侦查的衔接工作, 为下一步的立案和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案件查处的质量与效率, 更能有效降低查处案件的风险度。

(三) 注重首次讯问

首次讯问开展顺利与否决定了后期侦查工作的开展, 因此要高度重视对首次讯问的策划, 通过强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的运用以及灵活把握强制措施的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在初查的基础上, 尽可能多地掌握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对于讯问的目的与要求、步骤与重点、策略与方法、时间与地点的选择、怎样解决讯问中可能出现的僵局和紧急情况等, 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正确把握嫌疑人的心理状态, 有的放矢地制定恰当的讯问方案, 充分运用说服教育、情感影响、使用证据、利用矛盾等讯问的方法和手段, 适时运用侦查谋略, 对嫌疑人加压或减压, 不断强化侦查人员自身心理对抗的能力, 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 把握时机、以奇制胜, 以便尽快地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四) 灵活适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

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 强制措施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不仅可以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而且还有深挖犯罪、促进侦查工作纵深发展的特殊效果。讯问、搜查、查询、冻结等侦查措施是实现侦查目的, 收集调取证据, 及时有效查明犯罪的根本手段和途径。但这并不代表采取强制措施是每个案件必经的程序, 每一个侦查措施都必须要在查办案件时使用。对于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运用不应过于死板和程式化, 应该从有利于侦查工作角度, 与其他侦查措施有机组合, 当宽则宽, 当严则严, 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适当灵活运用。对于那些畏刑心理严重的犯罪嫌疑人, 如果主动如实交代, 认罪态度好, 罪行不是十分严重的, 可以考虑不采取强制措施或采取较为缓和的强制措施。另外, 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有效运用, 在一定程度上会营造一种氛围, 何时采取何种措施, 均应围绕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来决定。

(五) 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和固定证据, 减少对口供的依赖

口供作为一种直接的定案证据, 对定案有重大影响, 但口供的不稳定性和善变性, 也一直是侦查实务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 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工作, 不断提高收集口供以外其他证据的能力, 综合运用法律规定的各种措施和手段, 在不同的地点、范围内, 组织力量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调查对象或案件事实同时进行取证, 充分收集证据材料, 综合审查判断各证据的关联性, 及时补充完善证据, 用声像、文字等证据形式予以固定, 有效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将其本身所具有固定和补强证明力的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 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

(六) 注重办案效率, 快侦快结

要彻底转变侦查神秘化的观念, 坚决摈弃车轮、人海战术, 在扎实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 整合侦查资源, 集中优势兵力, 速战速决。在当前社会形势下, 开放、对抗性的侦查模式将以快慢来决定胜负, 因此, 侦查力量的投入将加大, 办案的节奏将加快, 才能保持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 才能有效地遏制同案的嫌疑人串供, 找到相关的证人收集证言, 防止转移赃款赃物, 否则侦查力量和资源优势将因为效率的低下而消失。因此, 要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模式, 转化为复合型、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 将外围取证、审讯、技术、侦查一体化, 合理地结合起来, 用系统论来统筹侦查工作, 实现侦查的快速化。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 节约侦查成本, 更能有效遏制侦查中可能出现的跑风漏气和嫌疑人串供、翻供现象。

(七) 指挥决策形式由稳当型向风险型转变

在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情况下, 已经不可能有时间允许指挥人员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条件下的稳当型决策, 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么放弃侦查, 放弃战机, 要么依据职业判断做出风险型决策, 这无疑对侦查指挥人员的决策和运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八) 努力提高侦查人员综合素质

反贪侦查信息化研究 篇7

此次刑诉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赋予辩护律师更大的辩护空间;使犯罪嫌疑人有了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并规范了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的制度;更加明确了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权利等。而在这几个方面的修改中, 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影响最大的就是在辩护方面,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辩护律师更大的辩护空间, 使反贪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于辩护制度的修改情况

首先, 辩护律师介入的时间点提前。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而旧的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 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只能聘请律师以获得法律咨询和帮助。而辩护人不仅能够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还能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

其次, 辩护律师可以凭有效证件不受约束地会见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相比于旧刑诉法的规定, 新刑诉法的规定具体、明确、硬性, 完全不需要通过侦查机关的批准和知晓。

再次, 律师可以在不被监听情况下的无障碍会见。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相比于旧刑诉法“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 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心理放松, 辩护律师能充分问自己所想了解的案件内容。

二、关于辩护制度的新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的辩护制度的修改, 对于反贪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

(一) 侦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辩护制度的修改, 造成反贪侦查人员在侦查中, 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 同时还有辩护律师。律师在自由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 可以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 为犯罪嫌疑人找出应对侦查人员的办法。律师可以在同犯罪嫌疑人的谈话中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从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专业的意见, 指出笔录中对于犯罪嫌疑人不利的供述和辩解, 并向其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这会使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几率大大增加, 也使侦查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

(二) 取证的阻力进一步加大

在侦查阶段, 辩护人的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同步进行, 而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这就有可能形成证实犯罪成立和否定犯罪并存的局面, 从而会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同时, 在自侦案件中, 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 证人会迫于嫌疑人家属的压力或在一些律师暗示下, 躲避侦查部门, 避证、逃证或拒不作证;也可能在作证后出现证言反复或做伪证, 这样对侦查工作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另外, 由于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是利益共同体, 其自行收集调取的证据并不会向反贪部门公开, 这导致了反贪部门与律师双方对案件证据信息的知悉具有不对称性。如果律师调取的证据超出反贪部门的视野, 势必会影响反贪部门对案件的侦查进程及其侦查结果的掌控。

(三) 不能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形成足够的心理压力

由于辩护律师没有障碍地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使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通讯”并没有被阻隔。这样并不会给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造成足够的心理压力, 还使犯罪嫌疑人能够随时明确案件的进展情况、侦查人员的取证情况以及外界对于案件的关注情况等。并且可能在律师的提醒及“鼓励”下, 充分运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 以逃避法律制裁。这对于贿赂犯罪的影响十分重大。贿赂犯罪一般主要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佐证。在贿赂案件中, 如果辩护律师没有障碍地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那么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之间就可以毫无阻碍的串供、翻供。

(四) 现有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机制面临强大的挑战

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发案规律正从单一化向多元化演变, 查处窝串案已经成为目前反贪部门最有效的办案方法。对于窝串案、案中案的顺利查办, 关键就是涉案线索、涉案信息的保密。但是在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 显然会打破以往涉案线索、涉案信息由反贪部门独享的封闭局面。律师很可能会比侦查人员先行接触相关涉案人, 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惊动同案嫌疑人、重要证人等, 从而打乱反贪部门的整体部署, 导致案件的深挖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三、反贪部门的应对措施

新刑诉法的施行, 对侦查人员如何应对律师的提前介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对反贪部门侦查人员的能力要求大大提升。

首先, 要加强学习, 积极迎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广大反贪部门干警一定要抓住施行前的这段时间学习掌握新法的内容, 做到融会贯通。只有在思想和学习上达到了新刑诉法的要求, 才能在今后操作层面中, 在办案实践中, 做到严格遵照执行。同时, 通过加强岗位技能培训、全员培训等方式提升反贪队伍整体素质, 提高反贪干警的侦查取证能力, 以适应新执法环境下反贪侦查工作的需求。

其次, 将办案重心前移, 扎实做好初查工作。初查是立案的前提, 初查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贪污贿赂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智能性和复杂性, 加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 使得初查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初查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成败。在初查阶段, 由于律师还未介入, 对办案尚不能造成干扰。因此反贪部门要按照全面、细致、准确的标准, 有效运用各种侦查手段, 尽可能查清有关的犯罪事实及调取案件外围的大部分证据, 做好初查的基础性工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 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 才能应对辩护律师的介入和犯罪嫌疑人、证人可能出现的证据反复问题。要在案件办理之初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 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只有这样才能在立案后的侦查活动中占据主动地位, 才能为立案后的侦查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还要重视首次讯问, 争取固定住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使其无法翻供。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仍为反贪部门发动, 此时律师仍未介入, 反贪部门占据主动权。反贪部门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差, 把握好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恐惧、慌乱和无助的心理, 借助初查阶段掌握的证据材料, 运用审讯策略和技巧, 促使犯罪嫌疑人完成试探摸底、对抗相持、矛盾动摇和供述罪行四个心理转变, 力争在规定的时间内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获取有效口供。

再次, 要正确处理与律师之间的关系。辩护律师介入侦查, 改变了反贪部门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原有的优势地位, 是刑事诉讼法平衡控辩双方力量的结果, 能够促使侦查机关更全面地掌握和收集证据, 拓展侦查思路, 从而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反贪部门要认识到, 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 在诉讼过程中与侦查人员的地位是平等的, 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所以要转变观念,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积极研究应对方法, 适应侦查工作的新需求。检察人员可以利用律师及相关人员的反侦查活动, 获取再生证据。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反侦查活动, 一旦这些反侦查活动能被查明, 并以证据的形式被侦查人员固定下来, 就足以否定靠反侦查活动确定起来的伪证, 和其它犯罪证据合并形成坚实的证实犯罪的证据锁链, 从而达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目的。检察人员还可以从辩护律师的沟通交流中获取有效的侦查信息。犯罪嫌疑人对于自己的辩护律师是充分信任的, 检察人员可以通过同辩护律师的沟通交流, 证据交换等形式, 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 从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辩护律师的陈述中, 发现侦查信息和线索。在保障事实的前提下, 由律师出面做思想工作, 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争取宽大处理, 从而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另外要处理好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律师的合作关系, 促使其能够积极听取我们检察机关的意见, 提出要求其行业自律的建议, 提升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对少数律师的违规违纪行为, 及时通报, 对个别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 及时依法处理。并且, 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加强对律师依法执业的管理和教育, 提高律师职业道德素质, 规范律师执业行为, 防止律师滥用执业权利。

最后, 严格执行刑诉法和高检院规定的执法规范要求, 在每次讯问时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应对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最有效、最简单的应对措施, 这样不仅能证实我们侦查行为及所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合法性, 对侦查人员进行保护, 而且还在应对犯罪嫌疑人无理翻供、串供时, 有重大的作用。另外在对犯罪嫌疑人住所、办公室、人身进行搜查, 或者对核心证人进行取证时, 也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才能保证侦查人员更好地收集、固定证据。

参考文献

[1]杨群.强制辩护制度探究[J].新余学院学报, 2012, (02) .

[2]周强.人权保障的实践探索——人权西行散记[J].人权, 2012, (01) [3“]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提高对办案执法要求.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03-20/3756239.shtml.

[4]高原.论辩护律师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意义[J].河南农业, 2012, (02) .

[5]尚菲, 卢佳.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12, (01) .

[6]乔金茹.辩护律师介入刑事审判后程序的法理思考[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01) .

[7]周浚哲.刑事诉讼庭前审查律师辩护权研究[J].福建法学, 2012, (01) ;陈瑞华.刑事辩护的几个理论问题[J].当代法学, 2012, (01) .

[8]陈利红.辩护律师调查难原因剖析[J].前沿, 2012, (08) .

反贪侦查信息化研究 篇8

早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写入了宪法。人权入宪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法制化。人权入宪确立了人权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给检察机关的执法观念提出新要求, 要求转变以往陈旧的侦查观念, 在办案中强化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树立人权保护观念以实现新形势下侦查观念的转变。

侦查观念的转变就是要树立人权保护观念, 严格规范办案, 克服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 树立程序法、实体法并重的思想。在办案中强化程序意识、证据意识。重点要做到以下两点, 其核心是以人为本, 依法办事。

1、强化程序意识

查办案件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严格按照程序法办案。采取和变更强制措施要严格把握条件;办案中要严格遵守各种时限的规定。我们注重提高侦查人员在一定时间内突破案件的能力;但是更要注重把主要精力放在12小时以外, 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证据的收集上;放在注重运用科技手段和运用谋略获取证据上。只有这样在正式接触犯罪嫌疑人时, 才会做到心中有数, 占据主动性;才会避免因在一定时间内突破不了案件而搞刑讯逼供或者过分依赖口供而用引供、诱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也能改变靠长时间传唤、监视居住限制人身自由突破口供的违规做法。查办的每一个案件要程序合法, 使获取的证据客观、充分并且合乎法律在程序上的规定而更具有证据效力, 让人们信服。

2、强化证据意识

要求我们收集、获取证据要客观、全面、公正。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和罪重证据, 同时还要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证据和罪轻证据。要改变以往注重由供到证的侦查思路, 转变到由证到供的思路上来;收集证据不过分依赖口供, 侦查重心不以获取口供为主, 要在收集、固定口供以外的客观证据上下功夫, 靠事实说话, 靠证据说话, 不要搞主观臆断和有罪推定。在实际办案中证据意识强化了, 案件质量也会有保障, 还会避免或减少错案的发生。

总之, 侦查观念的转变就是要树立新的执法观念。

在执法过程中, 既要惩罚犯罪, 也要尊重和保护人权, 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做到依法惩罚犯罪和依法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二、反贪初查应坚持的几条基本原则

反贪初查作为贪污贿赂等犯罪立案侦查前的初步调查活动, 是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重要一环, 其工作质量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案件查办的成败。

1、线索专控, 严格保密

即强调严格控制知情面, 无论是举报的材料, 还是在案件查办的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 都必须严格保密, 缩小知情人的范围。线索专控不仅体现在对检察院外部人的保密, 而且在检察院、反贪局内部也要注意减少知情人的范围, 健全案件汇报制度。对于大案要案的线索, 尽可能减少逐级上报的环节, 必要时直接向检察长汇报。

2、抓住时机, 快速出击

案件是动态发展的, 这要求侦查人员在“快”字上做文章。初查时间拖得越长, 泄密的可能性就越大, 侦查人员要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紧迫感, 快速初查, 及时立案。

3、秘密调查与公开调查相结合

由于贪污贿赂犯罪往往是“一对一”联系, 且涉案人员往往社会关系复杂, 这就造成了反贪初查调查难、取证难, 办案阻力大的困难。而秘密调查正是可以从最大程度上克服这些困难。当然, 公开调查作为一种调查方式也是必要补充, 对于单靠秘密调查不能突破的案件, 则可以采用公开调查作为辅助手段, 最终达到好的初查效果。

4、依法办事, 立案准确

初查的最终结果是是否立案, 而立案的标准是《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说与其他诉讼阶段比较而言初查对证据的要求较低。但是, 初查不是目的, 同样可以达到立案的标准的初查结果, 其证据质量的高低可以对后继阶段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 全面初查原则要求侦查人员将视线后移, 保证证据质量, 为下一步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要在熟知案情的基础上, 坚持科学的讯问方法

贪污贿赂案的讯问方法, 要实事求是, 讲原则重证据, 因案而异, 因人而异。在具体办案中, 应掌握犯罪嫌犯人普遍特点, 有针对性使用讯问方法, 只有采用科学的讯问方法, 才能及时予以认定, 以达到讯问目的。

1、对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体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

有些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社会阅历较深, 知识面较广, 文化程度较高, 他们知法懂法, 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反侦查能力, 属于智能型犯罪。因此, 讯问工作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于2008年10月28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重新修订颁布, 于2009年5月1日起施行。对照98年消防法, 新消防法有了诸多新精神、新规定、新内容, 但也存在一些瑕疵, 仍需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大胆探索、研究。笔者从实体、形式及不足等三个方面逐一梳理成条, 以供各位领导和战友交流参考。

一、实体变化

1、消防工作制度发生变化。“消防安全责任制”是现行消防法规定的“防火安全责任制”的继承和发展, 一字之变, 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了责任制的内容, 是对“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新的消防工作原则的概括和归纳。消防安全关系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实践证明, 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各行各业以及每个人在消防安全方面各尽其责, 才能使每个单位、每个家庭乃至每个人的消防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整体抗御火灾的能力, 维护公共安全,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2、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 公安机关及其消防机构, 教育、量才能突破;有些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经验丰富, 思想准备充分, 他们的心理控制能力较强, 在接受讯问时表情比较自如, 会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付讯问有思想准备, 只交待一些表面的事情, 而拒绝交待实质的犯罪行为, 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有些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态度较强硬, 开口就说我没有经济问题, 你们拿出证据怎么处罚我都行, 有的毁灭涂改账目、有的转移赃物、有的千方百计堵塞漏洞。态度强硬, 拒不交待, 因此使讯问工作受到了阻碍。对此, 办案人员必须知晓, 以便采取相应对策。

2、全面熟知案情, 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讯问方法。

(1) 认真分析案情, 在讯问之前熟悉案情, 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不同特征的犯罪嫌疑人, 对选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 新闻、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都有消防宣传教育职责, 形成大宣传格

3、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验收发生变化。

建立了建设工程消防备案制、抽查制。一是在设计阶段, 除消防法第11条规定的工程外, 建设单位应当自依法取得施工许可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二是在验收阶段, 除消防法第11条规定的工程外, 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仅对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承担审核、验收职能。加重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质量责任。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 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

4、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制度发生变化。

(1) 增加了新研制的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技术鉴定制度和合格消防产品公布制度。 (2) 消防产品监督检查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一家负责准突破口, 以此逐渐扩大战果。一是一案中数罪的主要罪及要案问题。二是数额大、情节严重, 我们已掌握一些证据问题。三是数额不大, 但直接关系同案犯、涉及重大线索问题。四是在口供与证据之间, 前后口供之间同案犯之间的重点、弱点、易于攻破问题, 选准突破口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进一步了解。

(2) 选择恰当的时间、适宜环境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规律。

准确把握讯问的时机, 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较量, 也是一场比意志比智慧的战斗。不同的讯问时间和地点, 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是不一样的, 如晚上突然讯问比白天效果好, 晚上讯问时, 犯罪嫌疑人容易产生错觉, 他们一般有错误的认为, 讯问一般都白天进行, 晚上突然进行讯问一定是掌握改为由质监、工商、消防三家负责。

5、明确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装修、装饰和疏散的技术要求。

人员密集场所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 使用不燃、难燃材料。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加强农村消防工作。

一是政府加强领导, 加强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建立、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二是特殊时期的消防宣传教育、消防安全检查职责。三是指导、帮助、支持基层组织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

7、建立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制度。

国家鼓励、引导“两类”场所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8、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职能发生变化。

新消防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是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的专业力量, 发挥骨干作用。

按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

9、专职消防队验收制度发生变化。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验收改为由当地消防机构验收。

1 0、监督检查。

一是明确地方政府的消防工作检查考核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 对了他的犯罪事实。所以犯罪嫌疑人常有心虚之感, 为我们的审讯提供了成功率较高的机会。

(3)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适当出示犯罪证据。

反贪侦查信息化研究 篇9

关键词：反贪；侦查；规范

严格规范司法行为、深化司法规范化建设，是保证司法公正、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司法规范化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突出强调发挥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正司法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我国司法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总体上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是相适应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利案、人情案等问题。”对于反贪侦查工作来说，同样面临规范执法或者执法规范化问题。规范反贪侦查行为，严格取证规则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力保障，如果反贪部门不规范办案，甚至在办案中出现违法违纪问题，就会影响办案的质量和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查办案件越多就越被动，因此加强反贪侦查工作规范化，有利于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升反腐败斗争的公信力和实际成效。

一、严格办案流程

进一步加强队建制模式下的机制建设，为有效发挥队建制作用提供规范性指导。如，结合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刑诉法、刑诉规则，全面梳理办案流程，制定《反贪办案流程图》、《反贪工作程序分解图》、《反贪局业务工作督办单》、《反贪局综合工作督办单》等系列文件，在突出侦查队在办案过程中主体性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对案件线索评估、初查、立案、做其他处理等环节进行全程跟踪，细化工作要求、具化办案责任、强化内部监管，规范执法办案的每一工作环节。

如要严格按照《同步录音录像规则》的规定操作，保证图像显示符合要求，图像和声音清晰，操作程序和相关说明规范。对于录制过程中发生中断，特别是因技术故障等客观原因未录音录像的，应当在讯问笔录和录制说明中说明原因，并由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办案人员的讯问行为要规范，讯问笔录应当与录音录像内容相一致，讯问笔录与录音录像内容有重大实质性差异的，该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以案件质量为抓手，在侦查取证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人权意识，严格执行证据规定。建立内部证据审查制度，成立相关的证据审查组，把案件证据的提取、固定、审查、补强、排除等流程用制度形成标准化的体系，将原来只在公诉环节进行的案件证据审查前移，减少后期反贪案件数量、质量双流失的风险。强化协作意识，健全与侦监、公诉、法院工作协调协作机制，加快案件流转速度，确保案件质量与判决；高度重视办案安全，严格看审分离，落实到人，把办案安全作为反贪工作的生命线工程，确保不发生办案安全事故。

二、全面整治司法不规范问题

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为契机，全面整治司法不规范问题。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特权思想、霸道作风、违规使用警车、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滥用强制措施、违法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阻碍律师会见、不严格执行同步录音录像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以往监视居住措施在检察机关办案实践中运用不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和取保候审在适用条件、实际效果上都差不多，但它的执行难度大，作用时间短，还经常出现“监视不住”的尴尬情形。按照刑诉法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但因公安机关人员缺乏，导致这项措施的执行实际上还是由检察机关为主来执行。而检察机关本身法警和办案人员有限，长期监视犯罪嫌疑人，稍有不慎，有可能出现自杀或逃跑等安全问题。刑诉法第73条第3款赋予了被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因此，在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过程中，办案检察机关也要对办案机关是否保证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进行监督，以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规范法律文书制作

案件承办人从受理案件起，就应当认真收集有关诉讼文书、工作文书、证据材料和其他案卷材料。终结后应及时整理，检查案卷材料是否齐全、完整，是否符合要求。这是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对案件承办人员的统一要求。反贪部门作为检察机关具有侦查权的重要部门，其案卷材料的收集、案卷的装订直接反映了侦查人员办案水平的高低、侦查行为的规范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但是，当前基层检察院的反贪部门的卷宗却存在更多司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这都直接影响着案件的顺利进行，进而影响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的确立。

要依照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内的文书模板拟制文书，不得擅自修改格式、内容。侦查过程中的初查、立案、讯问起止时间、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等重大时间节点一定要在法律文书中准确体现，不能随意修改、涂抹或者相互矛盾，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上要真实体现，确保线上线下正确统一。各个环节的法律文书表述均应准确无误，不能出现时间与数字不对应等常识性错误。检察机关出具提押证，纪委出面谈话的，提押证要备书和说明，不允许在卷宗里只出现提押文书而没有讯问笔录的情况。提押证必须入卷，如果原件在看守所，检察卷内必须有情况说明。

要注重取得犯罪嫌疑人的自书材料和讯问材料，推行讯问材料、同步录音录像、亲笔供词、悔过书“四证同步”制度证实好侦查人员没有对其采取非法取证。要做好辩护人在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后没有提出侦查人员非法取证和确保犯罪嫌疑人没有向律师提出遭受非法取证的证明。

四、落实涉案财物管理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涉案扣押财物管理规定》、《涉案扣押财物内部监督制度》、《涉案扣押财物出入库管理办法》等制度，对涉案扣押款物严格实行规范化管理，并坚持在提升干警规范管理和监督意识上下工夫，不断提升涉案扣押财物管理的规范化水平。严格落实最高检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按照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款物与保管涉案财物相分离的原则，办案部门负责对涉案财物依法进行查封、扣押、冻结、处理，并对依照规定不移送案件管理部门或者不存入唯一合规账户的涉案财物进行管理。案件管理部门负责对办案部门和其他办案机关移送的涉案物品进行保管，并依照有关规定对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款物工作进行监督管理。计划财务装备部门负责对存入唯一合规账户的扣押款项进行管理。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对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款物工作进行监督。

建立涉案财物流动纸质及电子台账，在受理案件时，详细登记涉案财物名称、型号、规格、数量、质量等特性，对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与案件进行统一编号，台账由案管办、监察室、办公室各执一份，共同把好涉案财物流转关。要求涉案财物出库必须由相应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分管检察长同意，再由案管部门审核监管，纪检监察部门核查相关行为是否合法、程序是否规范，最后经由办公室核实各项手续完备后对接公安和法院的涉案财物管理人，实现了由传统的单一案物集中管理向集成流程监控管理的转变。采取“备份留存”的模式进行管理，在涉案款物性质允许的情况下对财务凭证、物证进行复印存档，对实物物证进行拍照存档，对电子物证进行复制存档，并将涉案财物的备份版加以印章识别后交由相应办案部门办案使用，简化物证调取程序，最大限度的减少物证在各个部门流通时的人为因素的瑕疵和破坏。

参考文献：

[1]周朝飞，杨铭.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严格执行高检院“八项禁令”[N].西部法制报，2015-10-17（001）.

[2]记者王建庆通讯员郑志伟.凉州区检察院反贪局规范文明安全执法行为[N].甘肃法制报，2008-10-20（A02）.

[3]李伟，方琪.秦都区检察院反贪局2010年工作再创佳绩[N].咸阳日报，2010-12-18（A02）.

[4]通讯员红旗齐歌.在全市开展向市检察院反贪局学习活动[N].驻马店日报，2008-05-19（005）.

[5]卓烨烨.反贪侦查工作面临的困境和出路[J].法制与社会，2009（33）.

[6]本刊编辑部.强化侦查工作严惩职务犯罪[J].人民检察，2002（07）.

[7]朱志刚.强化内部监督，创侦查工作“双优”[J].法制与社会，2011（13）.

反贪侦查信息化研究 篇10

一、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的积极意义

(一) 有利于转变侦查方式, 提升案件质量

在以往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 侦查机关往往是采用封闭、隔断的方式进行外围取证以获得案件的证据。这种“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弊端在于对口供过分依赖, 而口供的易推翻性导致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出现大量的翻供现象, 影响了案件的正常推进。新《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到侦查阶段, 可以推动传统的侦查方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变。

(二) 有利于避免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现象的出现

新《刑事诉讼法》的一大亮点是确立了人权保障原则, 在侦查阶段, 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 对反贪侦查工作进行监督, 这就迫使反贪办案人员提升自身在办案过程中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人权保护意识, 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反诉讼法的行为必然会随之减少。此外, 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会提升犯罪嫌疑人保护自己合法的诉讼权利的意识, 这也间接防止了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现象的出现。

二、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的挑战

新刑诉法赋予了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相应的辩护权利, 这给现阶段的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 讯问突破难度加大

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往往发生在一对一的环境里, 没有直接被害人提供证据与可供勘察的犯罪现场, 因此口供成为整个证据链的核心, 在这种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下, 如果不能取得口供上的突破, 职务犯罪成案较少。辩护律师介入侦查会增强犯罪嫌疑人的对抗意识, 在12个小时的讯问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往往会采用沉默或者模棱两可的回答方式与讯问人员进行对抗, 即使在第一次讯问过程中已经做出供述, 在之后与辩护律师的会见中, 通过听取律师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专业意见, 也会出现动摇认罪的心理导致翻供、悔供。

(二) 深挖犯罪工作阻力增大

职务犯罪中窝案、串案较多, 特别是在受贿案件中涉案人员群体化现象比较突出。在侦查过程中如果保密意识不够, 可能惊动暂未被查处的涉案人员。甚至有些律师提前接触一些涉案人员, 将了解的案件信息通报或帮助其与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 增加了办案人员深挖犯罪工作的难度。

(三) 调查取证难度增大

新刑诉法规定, 辩护律师可以与侦查机关同步调查取证, 且二者取证的对象相同, 但取证目的却恰恰相反, 这样就会出现二者对证人证言激烈争夺的局面, 使调查取证难度增大。同时, 辩护律师有权到侦查机关阅卷, 对于侦查机关掌握的全部证据都可以接触, 但是侦查机关却在起诉之前无从了解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材料, 控辩双方存在着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等。

三、反贪工作应对律师提前介入侦查的举措

(一) 侦查模式要适应新的诉讼要求

要实现侦查工作方式的转变, 侦查方式要从粗放向精细转变, 把侦查工作的重心由获取口供转向全面收集证据, 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的转变。要重视收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客观证据, 对电子证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尽快熟悉并掌握, 首先掌握犯罪的外围证据, 再与犯罪人接触, 用其供述来印证之前获取的证据,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二) 侦查中心前移, 重视线索初查

初查是侦查机关在立案前所做的调查、审查工作, 初查工作对案件线索能否立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要应对反贪工作中的新挑战, 就必须更加重视初查工作。在律师介入案件前, 充分利用6个月的初查期, 巧妙利用各种侦查手段及秘密侦查技术, 全面收集证据材料, 为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掌握主动权奠定基础。

(三) 强化证据意识, 提升证明能力

辩护律师介入侦查阶段使得犯罪嫌疑人翻供、反复的现象增多, 这就使得侦查人员不得过分依赖口供, 而应强化外围证据收集力度, 在贪污贿赂职务犯罪呈现出智能化特点的背景下, 应注重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和掌握。此外, 要做好言辞证据固定工作, 做好同步录音录像, 提高讯问笔录质量, 防止其翻供。在案件侦查过程中, 面对原生证据被破坏的情况, 应当注重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证人毁灭伪造证据、订立攻守同盟等再生证据, 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四) 提高侦查效率, 实现快侦快结

侦查部门在完成对案件的初查, 掌握一定的证据材料后, 应迅速立案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 出其不意, 攻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增强讯问效果。进入侦查阶段后, 由于辩护律师的提前介入使得侦查信息和方向不再处于保密状态, 同案人很可能通过律师了解案件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 这要求侦查人员提高侦查效率, 在犯罪嫌疑人、同案人、证人等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伪造证据之前侦结案件, 移送审查起诉。

(五) 提高侦查人员素质

要应对律师提前介入侦查带来的挑战, 侦查人员还必须从自身能力着手, 通过强化业务培训和实践锻炼等方式, 不断提高自身的侦查能力和业务素养。同时也应丰富自身知识结构, 积极学习会计、财物、金融等相关业务知识, 提升办案水平。此外, 侦查人员应进一步转变观念, 摆脱过去时间战、车轮战的侦查思维, 注重讯问技巧、侦查策略、心理战术等的运用, 提高侦查技能。

参考文献

[1]任海新, 王昌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反侦查活动再生证据的收集与利用[J].反贪工作指导, 201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