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监督者

审判监督者（精选12篇）

审判监督者 篇1

审判监督程序也称再审程序, 是我国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程序, 现拟对其基本制度加以阐述以明确最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的积极意义。

1 最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

民事再审事由, 被视为打开审监程序之门的钥匙。民事裁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 即具有强制执行力, 不容轻易加以变更。但是, 在一些特定情形下, 如果对于判决存在的重大错误, 不加以纠正, 则有违正义之举。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法定的这类“重大错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再审事由成立即应裁定进入再审程序。1991年颁布实施的民诉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已被司法实践证明存在诸多缺陷。如“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期限和审查方式规定不明确”, 致使许多应及时再审的案件长期得不到审查;“由原审法院进行审查、纠错”, 客观上导致了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公正性的质疑。综合了实务与理论界的各方建议, 我国于2003年12月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纳入立法案。

对于哪些情形应当再审, 一直是解决“再审难”的重要环节。基于此, 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细化了法定再审事由, 被各界普遍认为这是立法修正的亮点。民诉法列举了十三项外加一款的再审事由, 在很大程度上让当事人明白了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行使申请再审权利。但是这些事由的表述中仍然存在不尽明确的地方。法定事由中一些关键词如“新的证据”、“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管辖错误”等, 这些概念在司法实践把握上, 仍然存在争议和歧义。

因此, “此次修正民事诉讼法并不是对审判监督程序作详细、系统的修改, 为确保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审判监督程序部分的顺利实施, 使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进一步落到实处, 有必要尽快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细化, 增强可操作性, 减少适用中的分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可操作性将明显增强。

2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审判监督程序, 是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依法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时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法。审判监督程序是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以及人民法院径行新审判的程序。所以, 审判监督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 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

2.1 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第一, 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每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 只是案件诉讼中的一种特别程序。

第二, 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提起案件再审的, 有人民法院提起, 有当事人申请, 也有人民检察院抗诉。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

第三, 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并且发现确有错误的, 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

2.2 审判监督程序与上诉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 提起的主体、时间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 而审判监督程序, 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审判监督程序。从时间上说, 上诉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超过上诉期限, 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 而在审判监督程序中, 当事人也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 但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人民检察院发动再审, 则不受时间的限制。

其次, 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上诉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审判监督程序不具有审级的性质, 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第三, 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 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 必须有法律规定的事由才能提起再审。

2.3 再审案件的审判

第一, 裁定原判决中止执行。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 而人民法院尚未立案决定再审的案件, 一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停止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 但是, 对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 如情况紧急, 可以先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但在口头通知后五日内, 必须发出裁定书。

第二, 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 应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3 原民诉法关于审监程序的规定存在的问

题

3.1 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申请再审”是1991年民诉法全新启用的概念, 其本意在于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法定权利。然而, 当事人对审判监督程序的选择与利用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 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

3.2 案件的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

影响司法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是裁判的公正和稳定。从再审的内在制度价值来看, 若一味追求所谓的裁判公正, 而不顾程序过程的公正性及裁判的确定性, 随时推翻法院已作出的生效裁判, 这非但不能强化和维系司法的权威性, 反而会削弱甚至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3.3 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

由于生效裁判种类、内容和审级制度不同, 其是否可以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应有所不同。但是, 原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并不够明确、具体, 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理睬, 法院则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

3.4 审级安排不合理, 原法院不应再审本级

法院自身存在再审条件的局限性, 由原审法院自行再审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纠正下一级法院错误的裁决, 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实际运行中要远比原审法院要顺畅得多。由上一级法院再审能最大化地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 无论再审结果如何, 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

3.5 未审先定, 本末倒置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将导致专横。

我国再审制度赋予法院过大的提起再审权, 以原裁判有错误为惟一条件, 别无其他实体要件限制。这一方面等于先定后审, 不符合程序中立性的诉讼原则;另一方面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无客观具体的标准, 全凭法官的主观判断, 是诱发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的重要制度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共43条, 以修改后的民诉法为基本依据, 结合人民法院审监工作实际, 对人民法院在审监程序中如何正确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申请再审受理、再审事由的审查、再审审理等内容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解释和规定, 进一步将再审法定事由予以细化, 增强了可操作性, 有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 有利于提高审判监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完善了我国审判监督制度, 对于解决“申请再审难”、促进审判监督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审判监督者 篇2

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这是我国政治制度和司法体制的一个特点。近年来人大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出现了一些新的举措，突出的一点就是加强了对人民法院办理具体案件的监督。有的地方还推出了“人大监审团制度”[1]，开展“个案监督年”等活动。这种个案监督是否合法，它对人民法院公正审判具有怎样的作用?本文拟从保障审判公正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并对人大监督工作的改进提出一些建议。

一、个案监督的现状及评析

(一)个案监督的现状

近年来许多地方的人大都在推行个案监督，其中的确有一些成功的事例，但是也有许多不尽人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地个案监督的迅速发展，人大监督个案的负面影响正在更多地暴露出来，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普遍关注。

个案监督不是一个法律明确规定的称谓，对其具体内容，法学理论界和实际部门之间在理解上、不同地方的人大在操作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概括地说，我国目前的个案监督，根据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可以总结为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行为、所办错案或可能出现的错案，采取的一些具体监督措施。在实践中，人大的个案监督又以对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居多。

1.关于监督的对象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的《关于对审判、检察工作中重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草案中，从题目上表明了监督的对象是审判、检察工作中的“重大违法案件”。实践中许多地方人大监督的范围则十分宽泛，监督的范围涵盖了审判、检察工作中的违法行为和造成的错案。对错案的认定标准，一般并无具体的规定，属于人大自己因时因事认定的内容。

2.关于监督的提起，通过以下方式确定监督的具体案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诉、控告、检举或者以其他方式反映的案件;人大代表所提出的案件;上级机关交办或领导批示重点督办的案件;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反映或者要求监督的案件。但在实践中由于条件限制，不可能对所有案件都全部过问，主要是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案件和领导批示、交办的案件。

3.关于监督的具体实施，采取以下形式：将案件转交被监督机关，限期办理并报告结果;责成被监督机关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或工作委员会汇报案情;调卷审查;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对有关机关提出询问、质询。

此外，某些地方还采取一些特殊的做法，组织人员较全面地审查、评议已决案件;有的地方人大通过新闻媒体公示，在当地设若干点接待公众对法院的投诉，并要求法院限时作出复查和答复，等等[2].4.关于监督的.主体：各地的监督实践中基本上没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个案监督的，主要是由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实行监督。人大内部的监督主体多而无序，形成了多头监督的局面。

5.关于监督的一般程序：由于没有统一规范，具体的监督方法和程序不一而足。在监督过程中，对不认真执行《个案监督通知书》，对监督的案件久拖不办的，向被监督人民法院提出质询。

(二)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法院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所以，各级人大对同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拥有法定的监督权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人大对法院的审判，有没有个案监督权呢?

根据《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权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评议并表决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2.对法院的人事任免权;3.宪法实施监督权;4.质询权，即在各级人大会议期间或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代表有权通过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质询案，受质询法院必须作出答复;5.对特定问题组织调查并作出决议权;6.特赦权;7.对人大代表逮捕和刑事审判的许可权，即人民法院逮捕或审判(刑事)人大代表须经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许可。

在以上七种监督权力中，只有后四种与具体案件的处理有关。其中，特赦权和对人大代表逮捕和审判许可权只适用于特定身份人员的特定事项，并不是个案监督关注的焦点。至于质询权和特定问题组织调查权，在实践中的确被许多地方人大引为进行个案监督的依据。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篇3

关键词：民事诉讼；审判监督；法院

一、现行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概述

1.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民事再审程序，其可以定义为：人民法院发现认定事实或者法律适用确有错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重新审判的程序。

2.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审判监督程序不是独立的诉讼审级，也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之路，只是纠错程序。相比于一审、二审，审判监督程序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1）提请主体法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及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主体是特定的机关和人员，具体有：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有审判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及案件当事人。

（2）事后监督性。审判监督的价值在于事后纠错，由法定机关行使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权的同时保障当事人合法的诉讼权利。有利于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及时发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问题，提高司法质量。

（3）对象特殊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书具有强制性和稳定性，任何人都无权改变，当事人必须依法执行该生效的裁决。只有当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或者当事人依法申请再审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才能对该判决、裁定或调解再次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4）时间严格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时限的规定与其他程序不同，除当事人申请再审须在裁判、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外，无论是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还是人民检察院基于审判监督权提起抗诉，都不存在时间性的限制，只要符合法定的再审条件，任何时间都可提起再审。

二、人民法院作为再审主体存在的问题

人民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时，带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人民法院在整个程序中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审判权凌驾于当事人的诉权之上。正是由于这种权力与权利严重失调，诉权对审判权几乎起不到任何监督与制约的作用，当事人的诉权沦为法院为追求某些利益的牺牲品。

1.法院启动再审无时间限制

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法律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做出了明确的时间限制，以法院、检察院为主体提请再审程序并没有时间限制，这就使得再审案件范围宽泛，毫无原则可言。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任何时期发现生效判决确有错误的都可以启动再审程序，这严重背离民事既判力理论。既判力是指已经生效民事判决裁判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主张，而且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进行争议，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既判力的意义在于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不加限制的反复适用再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使人民法院确定判决的权威遭到严重挑战，使得两审终审制度名存实亡，已经严重背离立法原意。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出现一些再审案件存在着所谓程序合法，实体公正，但实际是老问题没解决掉，新问题又出现，执行效果很不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院裁判的既判力的同时，也造成当事人不必要的损失。

2.再审指导理念存在偏差

由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可知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是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确有错误。长期以来，不仅仅是在民事诉讼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我国审判监督机制的重要指导思想，内涵在于凡生效裁判确有错误，都应当予以纠正。不可否认，“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对于法院提高办案质量，充分体现了实体公正，尤其强调了个案的实体公正。但是，追求“绝对的公正”，过于强调法院的客观公正性，忽视了司法的被动性、中立性和诉讼公正的相对性。同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理念亦与国际上公认的民事诉讼理念相悖。法律上将“有错必纠”作为民事再审程序发起的直接事由，对再审启动时间不作限制，允许再审主体多元并存，对于什么是错案，错案的范围如何确定，始终未达成一个明确、具体、合理的标准，致使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不断遭到破坏，不仅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也无法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不利于维护正常的诉讼秩序。

3.有违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

处分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国民事诉讼中的特有原则之一，是贯彻私法自治原则的必然结果，其核心是当事人对自己享有的权利的自由支配和处置。处分原则存在的价值在于通过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处分，通过行使权利或者放弃权利来达到对权力的适当限制，贯彻这一原则于司法中就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就行干预，防止其权力过分膨胀。

但是，在我国法院可以依职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与处分原则背道而驰。当事人是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直接利害人，但是民诉法对当事人提起再审程序进行了严格限制，有申请不一定有再审，相反，法院提起却是那么轻松。当事人在再审中的处分权被弱化，而法院在再审中职权却被强化。那么此时，就不用谈权利制约权力了，而是权力指导权利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过更极端的情况，法院处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某一案件启动再审，但是案件当事人不同意再审，法院往往不顾及当事人利益而予以再审，这不仅是对处分原则的背离更是对人权的赤裸裸的践踏。

4.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根据我国司法制度的设计，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而非领导关系，下级法院在独立审判案件，不需要依靠上级人民法院的直接领导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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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法院院长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上级法院可以直接对案件进行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在此情况下启动再审，无论是在法院内部还是上下级之间，都带有强烈行的政色彩，与司法独立原则背道而驰。在法院内部，具体案件承办法院只需服从于法律，法官的审判工作不受法院内部其他组织特别是庭长、院长的干涉。审判工作的核心在于是法官凭自己对事实的了解和所认知的法律，排除任何外来干预作出判决。在法院外部，上下级法院的监督通过当事人的上诉实现，即通过二审制约下级法院。下级法院做出的裁判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规定的程序完成的，下级法院并没有参与这一过程，对案件事实更是一无所知。特别是在指令再审的时候，下级法院必然会揣摩上级法院的意思，下级法院的独立地位丧失殆尽。

三、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

在法院层面完善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应当确立依法纠错为原则，对法院启动再审进行是适当限制，加强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建立一当事人为中心的再审制度。

1.转变指导思想

废除“有错必纠”的指导理念，树立以“依法科学纠错”为核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客观世界是可知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正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设计才采取这种有错必纠的理念，但是忽略了认识的过程是无限的，要收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片面追求真相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再审要对案件事实重新查明属于对过去事实的再次认定，是客观事实转化为当事人和法官主观认识的事实。司法实践中，法院做出裁判所依据的是合法证据证明的事实和依照法律推定的事实即“法律事实”，并非“客观事实”。“实事求是”所要求的标准很难达到。因此，必须转变再审指导思想，在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思想的同时，充分考虑客观条件，确定科学依法纠错的理念。

2.适当限制人民法院再审启动权

司法权具有被动性，要求绝对的中立性，赋予法院启动再审严重背离司法的被动性和不告不理原则。司法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坚持正当平等的原则，同时，双方当事人处于平等地位，不告不理原则以起诉作为审判的前提，民事案件必须有原告人提出诉讼请求，法院才能开始进行审判活动，而法院启动的再审则表现为法院同一方当事人共同对抗另一方，明显超出司法中立之意。严格按照法律明确规定的再审程序及再审改判标准来规范再审案件的启动和再审案件的改判，同时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但是，完全剔除法院的再审启动权也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因此，结合现阶段国情，可对法院为主体启动再审作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据以作出生效裁判的依据被法定机关撤销或变更，当事人因不知情而没有申请再审，为保证裁判的公正性和法律的权威性，法院可启动再审程序重新裁判；二是生效裁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检察机关怠于行使法定职权，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法院有责任主动启动再审程序予以审查并纠正。针对一般的程序行为违法不允许提起再审，这种违法完全可以加强内部监督，更多从建立内部约束机制予以预防和处理，当然，对有的审判组织未依法组成；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构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违反有关回避规定；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未经传票传唤而缺席判决的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属再审之列。

同时，对法院启动再审做出明确的时间限制，改变现行的法院随时可以启动再审的规定，可以采纳当前法律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时间的规定。以法院为主体提起的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和调解发生法律效力后2年内提出。超过了2年期限的，即丧失了申请再审的权利，即使申请再审的理由再充分，也不能引起再审程序。

3.完善监督机制，确保司法独立

司法审判过程是一个追求理性的“公平”和“正义”的过程，即便永恒的正义和公平是不存在的，但是可以由一个全社会公认的机构予以定位和确认，这个机构就是司法机关，而司法机关也就成为不偏不倚的中立者和裁判者。独立行使司法职权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从谈起。

司法的独立总是建立在清正廉明的法官，完善的程序及良善的法律为基础之上的。原本宪法赋予人大监督司法权的权力贯彻在实践造成的结果是人大打着监督的名义明目张胆的干预司法，这是完全超出立法原意的。法院工作收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是应有之意，但这种过度监督影响到司法独立就是权力滥用。应当纠正目前人大要求法院督办，要求判前汇报或协商的方式，从以下两个层次实施法律监督：①针对个别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人大应当组织专门人员旁听案件庭审全过程，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并且及时关注判决结果。②通过与人民法院建立信访联系，定期通报信访信息等方式实施监督。③人大可以采取定期听取法院报告的形式对法院审判工作进行监督，立足于整个司法体制的運行，从宏观环境而不是个案出发去监督法院。

四、结语

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根植于我国当下的法治土壤，程序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以法院为视角，分析了人民法院在启动再审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方案。

论民众监督司法审判的路径 篇4

人大监督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由此, 可以看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从其本质特征上来看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机构, 人大行使监督权在本质意义上是指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权力、司法审判权力的监督, 我国的司法机关所掌握的权力, 归根结底是人大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机构赋予的, 即可以说司法权源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是群众意志的产物,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司法权不可能凌驾于民众之上, 成为脱离民众的存在。加强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体现出司法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原则,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公共权力运作的基本规则。司法权作为一种权力, 在行使过程中有必要受到监督。人大对司法的监督, 一是要依照法律规定进行, 监督权作为一种权力形式, 也应该在法律的制约下行使。否则, 监督权有可能会转变为不恰当的简单粗暴的干涉, 那对于我国加快推进司法独立的进程是有妨碍的,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下, 对于监督权的行使还欠缺相关的法律制度规定。这就要求, 在实践中应该加快推进监督方面的立法。从宪法的相关条文来看“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其中并不包括人大这一权力机关, 但是否就可以说, 人大可以随意的对司法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和干涉, 目前来看是没有根据的。2005年5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人大在司法监督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集体行使监督职权, 坚持不包办代替, 对司法机关的工作既监督又支持, 不代行审判权、检察权和行政执法权等原则。另一方面加强人大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监督要健全人大监督司法组织, 为实施监督提供组织保障, 同时应该配备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从事具体工作, 具体组织执法检查、执法调查、听取法院工作汇报。

新闻舆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和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 但是从广义上来看, 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媒体也应该属于社会舆论监督的范畴, 但是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最为民众所熟知的信息传播方式又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舆论有着显著的区别。新闻媒体的言论往往具有针对性强, 论述深刻, 观点理性的特征, 这与一般社会舆论具有分散性, 表面化的特征不同, 有些学者往往单独地讨论新闻媒体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或者是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没有看到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社会舆论从本质意义上来说, 其实就是民众思想的表达, 所反映的就是一种民意, 即也是人民监督司法机关工作的一种途径, 新闻舆论监督最大程度上代表民意。什么是民意?民意就是全体社会民众形成的集体意志。“公意总是着眼于公共利益, 而众意则是着眼于私利, 它只是个体意志的总和”。民意是笼统的概念, 在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过程中, 会形成不同的观点派别, 各种观点各不相同, 甚至各自秉持自己的价值观而相互对立。但这并不妨碍司法的进步, 相反会更有力地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司法运行的良性发展。而“舆论监督通常借助于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公开性和及时性, 通过揭露、批评等手段聚集人们的注意力, 造成舆论强势, 从而迫使被监督者接受社会规范。”并且, 随着网络的普及, 许多新的网络传播模式, 诸如微博, 论坛等已日益成为民众参与监督司法工作的新的手段和途径。相对于传统的新闻媒体, 网络所架构的传播平台更容易被民众所熟悉和利用, 从而成为一种全新的, 范围和影响力都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如果说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属于官方制约的信息传播方式, 那么网络平台的开放则使民众的意愿得到了更为充分和更为自由的表达, 虽然相较于新闻媒体来说, 网络上的舆论还是具有不成熟、非理性、分散性等缺点, 但是在信息化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舆论正在通过一种全新的、更加普及的方式去影响着司法工作的开展。具体来说, 舆论监督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作用, 往往是通过对案件的相关报道, 讨论来实现的, 这就推动了司法审判的公开化运行。司法权必须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防止其腐化, 而司法的公开性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舆论监督的强化可大大减少其暗箱操作的几率, 使得司法腐败难以遁形。而且媒体的舆论监督是保障公众知情权最便捷的途径, 所谓知情权指的是公众享有通过公开、合法的途径和方式了解政府工作情况及各领域、方面信息的权利。享有知情权的公众有权要求政府公开有关信息, 并享有在法定范围内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知情权的重要性体现在人们首先要了解情况, 才能去参与、行使民主权利, 所以说我们不能将司法审判活动封闭起来, 不让民众了解和充分地参与到司法审判活动中去, 这样不仅不利于审判工作的开展, 而且往往还会使司法机关忽视民众的需求, 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群众性的个体监督, 在这里所提到群众性的个体监督,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似乎是有矛盾和冲突的, 因为既然是群众性, 应该代表的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群体, 而个体往往指着是单个的人。其实, 这里所提到的群众性的个体监督主要包含了两项内容, 一是人民陪审员监督, 一是当事人监督。从数量上看, 无论是人民陪审员, 还是当事人指的可能指的就是一个人或者数个人, 属于单个的个体, 或者几个个体。但是要是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 我国在司法审判中确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本质上是把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群众参与司法审判工作的象征。人民陪审员在实际审判中可能只会以个体的名义发表意见, 但是其象征性还是表达了一种民众监督司法审判工作的用意。而当事人监督, 指的是司法审判中, 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依法对审判机关的法官的审判活动或者与审判活动密切相关的其它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监督,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当事人可以通过控告、举报、上诉、申诉等方式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这里的当事人可以理解为某一案件的当事人, 但是如果放大来看, 当事人参与司法审判也是作为民众群体的一员去参与司法审判活动的, 既有参与, 也有监督, 毕竟普通群众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 他们参与司法活动并不明显或者说不是那么的近距离, 而当事人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参与者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参与司法审判活动, 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群众参与司法活动, 监督司法活动的微观代表。所以给予当事人监督以群众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群众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单一的监督途径不能够确保司法权力, 特别是司法审判权在有效的监督体系下运行, 要想真正将人民监督司法工作落到实处, 还是需要将几种监督路径有效的结合起来, 并且,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尤其是科学技术手段的日益更新, 新的侦查, 审判手段也会出现改变, 民众监督司法工作的手段和路径也必将呈现多样化、技术化、多层次, 全方位等特点。

摘要：司法是国家行为, 它被公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 “两院”无论在司法审判、法律监督、司法改革、还是队伍建设方面,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告状难”、“申诉难”、“执行难”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现象还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 少数执法者违法违纪、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现象还时有发生。如何能够公正司法, 使司法权力能够真正做到为民所用, 司法机关能够真正成为人民权利的捍卫者、保护者,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能够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多渠道、多角度地开展监督工作。

关键词：司法公正,人大监督,新闻监督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2]张鑫玲.寻找对立统一的平衡点—摆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J].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3) .

从审判独立看检察监督 篇5

从审判独立看检察监督

【律师事务所】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

【作者姓名】赵梦

【摘要】在我国，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存在既矛盾又共生的关系，基于审判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原则，为确保审判独立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笔者建议检察监督只能限于法官个人的违法行为、违纪行为以及道德品行等情况,而不能涉及到法官对案件所做出的裁判。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范畴,不应作为监督对象。

【关键词】检察监督审判独立

在我国，检察监督是由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秩序监督、刑罚执行监督以及民事审判及行政诉讼监督组成的，形成了我国现有的检察机关司法监督制度。而与此同时，审判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原则，它与检察监督之间又存在着矛盾。本文是对两者的浅显思考。

首先来看检察监督，在检察监督制度中侦查监督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监督机关对刑事侦查行为实施的法律控制。

就对侦查活动进行而言，这是由于侦查活动其本身具有对物和人的强制性，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活动可能对公民的正常活动和各种权利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其侦查方式和结果直接作用于审判，对能否有效且合法地追究惩治犯罪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就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的在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分为：刑事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前者是在侦查权的发动以侦查次序的开启上实施的监督，若丧失这种监督在电影《第一滴血》中由史泰隆扮演的主角无辜被当地的警察拘留、审查，就是很好的例证。后者刑事侦查活动简单，是就立案后的侦查过程实施罚款监督。对本文而言，侦查监督因其还未进入审判阶段，所以其与审判独立之间没有实质上的联系，但因其方式和结果直接作用于审判，在此也不能对其忽视。简言之，侦查监督在检察机关司法监督制度中有很重要的作用。

按照逻辑流程下面应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监督，但由于其和审判独立有最直接的联系，因此下面先介绍刑罚执行监督。把其放到与民事审判及行政诉讼监督一起进行讨论。刑罚执行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机关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活动，实行的法律监督。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4条中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据此可知，刑罚执行监督是对法院判决结果合法实施的保障。它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至此，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制度中与审判独立之间有着真正联系的是问中已经提及的刑事审判程序监督和民事审判及行政诉讼监督。说这两者与审判独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就必须先了解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它经历了从政治思想原则到宪法原则,再到司法审判活动准则的演变过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调整着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与立法、行政机关等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确认司法审判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和法院组织制度的基础;作为一项司法审判活动准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活动受到来自外在的不当干预、影响和控制,使法院的司法审判真正成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屏障。可以这样说,没有审判独立,就没有现代

意义上的司法审判制度。审判独立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审判的权力方面的理解,就是“审判权独立”,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居于不依赖也不受行政权、立法权干预的独立地位。强调国家权力的分立和分工,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其它任何机关不得行使。二是从审判的裁判方面来理解,就是“法官独立”。在诉讼中,法官审核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做出裁判,仅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自主地进行,不受任何其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干预和影响。在特定具体事件之审理程序终结或确定以后,就其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或裁判内容当否,不允许对法官进行批评、调查或追究责任。,审判独立除制约和防止政府集权专制以外,它是社会正义,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审判权作为审理和裁决诉讼案件的国家权力,其行使不应受到任何外在权力的任何干涉,一旦审判独立受到影响或威胁,其结果必然是损害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就将影响这种权力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因此,审判独立必然要求排除任何权力,任何机关的干预和影响。审判权独立本身隐含着司法公正,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也就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外在表征。检察院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其实质就是以检察权(或监督权)对法院的审判权进行干预,目的是通过这种干预影响法院的裁判。作为一项司法审判原则，审判独立旨在确保法院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防止法官的审判受到来自外界的非法干涉，使法院审判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审判独立，司法公正就失去了保障。具体何谓“审判独立”，各国理解并非完全相同。从目前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西方各国，包括前苏联、东欧各国都将审判独立理解为法官与审判员独立审判。以我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认为：审判独立乃法院独立。我国法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由此可见，对“审判独立”的理解，我国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基础之上的，它注意和强调法院组织内部集体的智慧和作用。

从对审判独立的论述中我们就可以其本身和检察监督之间的联系。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检察监督却存在着相应的困境。根据行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享有抗诉职能，即检察机关对于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裁判，发现符合特定情形的，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起抗诉的职能。由此观之，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抗诉职能的理论依据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应当说，我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抗诉职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最近十几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检法两家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认识分歧与实践冲突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出现步履维艰的局面。因此，对其予以重构已是迫在眉睫。我们认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的基本出路应当是在保留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抗诉职能的前提下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范围等予以适当收缩。如在民事审判及行政诉讼监督中对再审案件的处理结果,检察院和法院两家因认识不同时常也陷入难以缓解的冲突之中,检察院对维持原裁判的审理结果再次抗诉,法院又予以维持,直到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若这种冲突不应最终由法院来裁决，而是由有些人提出的引入一个中立的裁判即当最高法院驳回最高检察院的意见后,检察机关应当有权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可这就完全否定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和终局裁决权。因看到抗诉权和审判权的冲突而暴露出来的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提出“废除民事抗诉权是一种明智的抉择”。但是独立审判和对审判权的监督本身是一对矛盾,所以在对法官进行监督时,往往会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法官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公众有权要求法官公正行事,正确审理和裁判;另一方面,法官的独立性也不应受到侵害。于是,有人认为对法官的监督是荒谬的,是自相矛盾的。西方的杰弗逊有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对审判的行使者，也就是法官若不加以约束，那么很难保证法官的权利不被滥用。

因此对审判的监督只能限于法官个人的违法行为、违纪行为以及道德品行等情况,而不

能涉及到法官对案件所做出的裁判。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范畴,不应作为监督对象。所以，首先，应当加强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这是监督的基本前提，这也有赖于法官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其次,调整监督对象,改变现行的对错误裁判的监督,将监督对象聚焦于法官的违法、违纪及其他不当行为,把对错误裁判的纠正归于法院自身的上诉、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来实现和完成。最后,在将监督对象集中于法官个人行为以后,把监督与司法惩戒制度结合起来,对违法、违纪及其他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不良行为均作为监督和惩戒的对象。

总之，从审判独立的角度看检察监督有一种特别的效果，由于两者天生的对立，使得双方相互制约，在这种制约中使两者可以在矛盾中共同发展完善，最终使我们的法制得以更加完备的建立。

作者：赵梦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探析 篇6

关键词：检察院；检察权；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2）02-0073-04

一、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概述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是与检察权同步确立并历经变迁的，是检察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检察院对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保障。

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之始，在最初的人民检察机关的组织条例中，对新中国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责做了最早的规定，这就是代表国家和公益，参与民事和行政诉讼。

在经历了破坏与重建后，现行的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在内容上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权力来源、理论基础依然一脉相承。检察机关在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中一直处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是独立的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平行的政权序列，占有十分重要的宪法地位。检察院是1982年宪法授权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1979年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2007年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并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在20余年的检察院法律监督实践与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法检两家各自对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问题都出台过多个意见、批复，至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可以说是法检两家作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正视多年来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的有益的协商与探索。

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以及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属于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国家法制统一与正确实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于对检察院制度本身的质疑以及对于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担忧，曾出现对于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存废在理论层面的广泛争论。至今，经过长期的制度运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的实际效果部分打消了主张废除者的疑虑，对该制度的价值的正面评价逐渐增加，学界以及实务界也越来越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理念采取统一步调，重视对这一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的研究与探索。

二、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的特点

现行的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是以宪法、宪法性法律、法律为依据，以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为监督对象，以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国家法制统一为目的，以抗诉及检察建议为途径的监督制度。其特点如下：

（1）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项以宪法授权为依据的公权力，是针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性权力，体现了权力制约的宪政理念。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总体监督下，更注重于对法院审判权的专业性的个案监督，该监督权注重于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确保当事人在审判活动中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和平等对待。

（2）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种个案监督与总体监督相结合的权力。有观点将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等同于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抗诉的权力，认为检察院只能以对个案的审判工作提出抗诉的途径实现监督权。而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解，检察院除了抗诉外还可以就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不适用再审程序的，提出检察建议，其范围可以包括小到不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小的工作瑕疵，大到某辖区内某一类型案件出现的大规模同案不同判情况或某一工作制度的改进等。这也是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

（3）檢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力，不具有终局性和实体性，是用一种程序性的制约权来实现实体的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且其最终要服从于有权机关的终局裁判，由此才可以避免法律监督权的特殊化，避免其因为失去制约而成为一种没有界线、凌驾于其他各项权力之上的绝对权力。因此，从理论上看检察院通过检察监督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没有制度空间的。

三、检察院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从建立以来就偏于原则性，在实践操作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尽管在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对许多困扰司法工作人员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这虽是一个有益的进步，但依然是以解决个别问题为出发点，并非系统的制度建设，且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在期盼可能的立法的同时，笔者提出一些目前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讨论。

（一）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法律地位问题

检察院是民事抗诉案件的启动者，这在法律上毫无疑问。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法院裁定提起再审后，检察院在再审中的法律地位，有怎样的权利、义务。从目前的法律实践来看，检察院在向法院送达抗诉书及抗诉卷宗后，唯一承担的工作就是在再审案件开庭时应法院的通知，派员出席庭审，宣读抗诉书，而后申请退庭，等待法院送达再审结案的文书，并不实质上参与庭审与诉讼的其他过程。这长期以来几乎可以被看成是法检两家的默契，检察院避免了干预法院审判权的嫌疑，而法院也减少了安排检察院参与诉讼的麻烦，因为检察院与法院都对检察院在民事诉讼结构中究竟处于怎样的法律地位，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怎样安排庭审感到茫然。

《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抗诉案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检察人员出席法庭的任务是：（一）宣读抗诉书；（二）对人民检察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包括有利于和不利于申诉人的证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予以说明。检察人员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应当待庭审结束或者休庭之后，向检察长报告，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提出检察建议。”

这是目前对检察院参加庭审最具體的规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抗诉案件应开庭审理，不能书面审理，法院应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检察院应派员出庭，检察院是抗诉案件不可或缺的参与者。（2）检察人员在庭审中应宣读抗诉书，也就是作为抗诉案件的启动者要对抗诉的理由予以说明。（3）检察人员要对自己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的提问予以说明，作为诉讼的参与者有举证的责任，并参加到质证环节，有回答当事人提问的义务。（4）检察院依然负有监督法院庭审活动的责任。对于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有各种学说，如：国家监诉人说、国家公益人说、诉讼当事人说、国家诉讼人说、民事公诉人说、检察员说等，都是对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特性有所侧重而定义。从检察院的根本立场来看，检察院并非申诉人的代理人，其关注的是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监督，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一国家公益为核心价值，甚至不是以某一个当事人得到公正判决为核心目的的。因此，在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院的地位更接近于国家监诉人，有限地介入诉讼，更多情况下只履行程序性义务如宣读抗诉书，大部分的责任还在于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

但我们也应注意，检察院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默契的退庭到检察院在今后庭审中可能更多地留在法庭参与庭审。那么对于被申诉人对抗诉理由的质疑，检察员是否要予以回答，这可能将导致不限于法庭调查的质证阶段，而深入到辩论阶段，会不会形成检察院、申诉人一起与被申诉人辩论的局面，都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同时不得不提出的是，在检察院试图在诉讼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出庭人员的实际情况。目前的情况是，与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对等级别的检察院对申诉立案审查，审查后认为确有错误的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有第179条第1款第（1）至（5）项规定的情形的，接受抗诉的法院可以交下一级法院再审，也就是实务中的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在这种情况下，正好可以达成作出原审判决的法院再审案件，而进行实体审查的检察院派员出庭，而派出的人员也必然是担任本案审查工作的人员。然而在第179条第1款第（6）至（13）项以及第2款规定的情形下，接受抗诉的法院只能自行审理，对等出庭的检察人员则来自真正进行了实体审查的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其出庭效果在宣读抗诉书时尚可，而深入诉讼就很难保证。

在司法实务中，检察院在民事抗诉再审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还需要法检两家在摩擦与协调中不断探索、发展、完善。

（二）再审检察建议应慎用

再审检察建议是检察建议的一种运用，是检察院在发现应当再审的情形后，向同级法院也就是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该法院对该案提起再审。而法院提审的方式为本院院长发现。

依据《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本意见第5条、第65条规定的情形的判决、裁定、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通知当事人。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这种制度设计的合法性首先就存在疑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按民事诉讼法的表述，如果检察院发现有应当提起再审的情形的，应当提出抗诉，井没有留出检察院选择检察建议的空间。民事诉讼法规定为“应当提出抗诉”其实也是对检察院履行抗诉责任的一种约束，并不能由检察院自行变通。所以这种制度安排本身的合法性就值得商榷。

再从《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的规定看，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可见检察建议的关注点在于制度完善、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服务等层面，而不是针对个案监督。特别是有抗诉途径的情况下，还以检察建议针对个案建议法院再审，是欠妥的。

那么再审检察建议在实践中是否有必要性呢？从检察建议书的内容看，检察院意见明确，认为有确定的应提起再审的情形，所以建议法院提起再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不直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呢？有一种解释认为，因为案件事实清楚明确，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浪费时间，程序复杂，不如直接检察建议，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提出检察建议按程序也要上检委会，同样是复杂的，而且即便是检察院的工作简单了，法院的工作量却加大了。很多法官在拿到检察建议书后感觉是在替检察院做审查工作，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时检察院放弃对轻松可以提高抗诉成功率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提起抗诉而改为检察建议，是不合常理的，即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会是主流。另一种解释认为，因为检察建议再审的案件普遍是涉及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有困难或者法律适用有重大争议的案件，检察院以民行处办案人员为个位数的检察官应对多达400余种案由的民事案件的审查工作，又缺乏民事审判实务工作经验，再加上调查权上的限制，遇到事实查明困难的案件，证据认定有疑问的案件，或者法律适用有重大疑难的案件，很难特别肯定地认定是否应当提起再审，而贸然提起抗诉不但不够严肃，同时也可能影响抗诉成功率，所以才选择了再审检察建议的折中方式。本人认为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在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院以程序瑕疵或以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抗诉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涉及事实认定问题的抗诉成功率则较低。这涉及到检察院审查民事案件本身就有一定难度，而且在审查过程中作为监督者一方似乎也不便与法院过深入地交换意见，所以再审检察建议就成了一种沟通手段，但这种沟通手段的成本实在是过高了。

再审检察建议的操作性如何呢？就实务中的再审检察建议情况看，法院收到建议书后，要从调卷工作开始做起，书面审查。约见当事人，开展调查工作，以及必需的逐级汇报等繁复程序，如果要提起再审还要上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但依《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的规定，法院只有三个月的审查时间，就必须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检察院，这基本是不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不得不令人对其操作性提出质疑，而面对规定非执行不可的同时，也最终会直接影响法院接受再审检察建议的可能性。

综合分析以上因素，建议检察院在实务中一定要慎用再审检察建议，不要作为针对个案监督的常规手段使用。

（三）检察院抗诉存在的问题

1.检察院审查申诉案件应有侧重

检察院在审查申诉案件时，要审查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情形，该条文规定的情形虽多，但不外以下几个大类：（1）证据等原因导致的事实认定问题；（2）法律适用问题；（3）诉讼程序问题；（4）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其中法律适用问题、程序问题和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是检察院抗诉成功率较高的几类问题，也是检察院应当着重审查的问题。

首先，法律适用错误，很可能不是个案问题，因为在纷繁复杂的民事案件中，法院不同的辖区甚至同一辖区不同的审判庭对同一类问题的判断都有差异，从而导致同案不同判。对此法院内部也经常开内部协调会议，就这类问题协调统一，以至下发内部文件，以期达到司法统一的效果。但尽管如此也只能是事后的弥补，也可能统一的认识有不尽合理之处，也可能并没有达到统一的效果，检察院的监督就很必要。

其次，程序违法问题。例如送达问题，这可以说是基层法院的一项制度困境，怎样才算是穷尽了送达手段，才可以公告送达，实践中很难明确，送达的具体方式、手段也不统一。而且送达的成本不是用金钱衡量的，这是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审判工作的法官们的肩头几乎不能再承受之重。但无论如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必须保护，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必须纠正，程序正义必须维护。也正是在包括检察院在内的多方监督部门的纠正下，某些法院已经开始建立专门的送达机构，将这项工作从每一位法官的审判工作中剥离开来，专门化、系统化、程序化。我们希望可以在将来看到其成果显现。但这种探索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检察院监督的效果。

再次，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这是检察院必须重点监督的问题，虽极为少见，但确是检察院责无旁贷的工作范围，无需论述。

最后，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证据等原因导致的事实认定问题的审查。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项就规定“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3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等此类问题，申诉人提交“新证据”或提交诉讼后才形成的鉴定书等证明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但这并不是法院在审判工作中的错误导致的，而且目前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对于所谓“新证据”都是采取扩大化解释的思路，关注点已经不在于是否属于新证据，而在于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是有新证据的同时还有法律适用或程序问题而导致的复合型抗诉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检察院单纯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就缺少了对法院监督的意义，作为检察院的立场就偏移了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初衷。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首先建议申诉人向有权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通过法院自行提审的方式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如果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裁定予以驳回，而检察院认为应当再审的，这可以看做检察院认为法院在申诉复查中存在错误而介入，以对原审提起抗诉的方式监督了法院的审判工作，是合适的。同时，虽然对于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不能抗诉，但通过检察建议等手段依然可以履行监督职责。

2.检察院抗诉的期限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而对于检察院申请抗诉的期限却没有规定。

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如果没有时效的限制，在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多年，经生效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状态已经持续多年的情形下，仍允许当事人通过再审程序动摇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改变已持续存在并可能在此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状态，既不利于维护司法裁判的稳定和权威，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检察院的抗诉权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一致的，也应该有时效性，这是司法效率与秩序稳定的要求。而检察院抗诉权的时效无限性导致了《民事诉讼法》第184条形同虚设，当事人在超过了法院接受再审申请的期限后，自然会向检察院申请抗诉，从而规避法律。所以为了维护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应当将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期间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相统一。

必须说明的是，检察院接受当事人的申诉是不应受到限制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所以，检察院接到申诉后必须认真查清事实，但是接受申诉后处理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抗诉。

认为规定了提起抗诉的期间就是对检察院监督权的限制甚至侵犯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上文已经否定了将抗诉等同于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认识，抗诉只是监督的方式之一，不能提起抗诉并不等于不能进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而且站在民事诉讼的整体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制衡也是很正常的。检察院的检察权本身也并不是无限制的，与法院审判权的协调是必须考虑的。从结果看，即便是因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存在错误，造成了错判，也还有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制度，以及对法院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的追究。目前对渎职侵权的追究已是检察院工作的重点之一。在这些制度不断完善、衔接上的空白不断被弥补的前提下，将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期间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相统一，不但在理論上应当，在实践中也必成为可行。

四、制度发展方向及逐渐凸现的问题

加强刑事审判监督能力之思考 篇7

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现状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 刑事审判监督职能主要由公诉人承担。随着刑事审判程序中控辩对抗的加强, 公诉人置身于控诉激烈对抗的旋涡之中。身处如此情势之中, 一个身兼二任的公诉人难以超脱出来, 适时、合法、合理地行使一个法律监督者的职能。这在客观上弱化了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由此在司法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行使存在以下问题:

(一) 刑事审判监督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进行法律监督, 但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法律规定过于笼统, 特别是程序性监督上, 在其监督方式、监督时间及监督的效力上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9条的规定并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是立即提出还是庭审后提出纠正意见, 以及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纠正意见应该怎样办。

针对上述立法缺陷, “六院、部、委”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4条对程序违法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也是不分情况地规定了一个笼统的时间。但在实际工作中, 刑事诉讼千变万化, 虽有统一的司法程序, 各个案件的处理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 形形色色的案件各有特点, 如果不分违法轻重, 不分对案件结果影响程度, 统一在庭审后提出, 这样在树立审判权威的同时, 也就弱化了审判监督者的权威。并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5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度的情况, 在庭后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可见对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是否有违法行为, 其最终的评判标准掌握在审判机关自己手中, 而不是以法律为标准, 更不是以法律监督机关说了算。由于上述立法缺陷, 导致司法实践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对其行为自作解释, 各行其是, 相互之间缺乏说服力, 从而影响监督效果。

(二) 监督意识片面, 缺乏全面、系统监督理念

刑事审判监督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 既包括对实体问题处理的监督, 也包括对程序问题的监督, 而在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 开展得并不全面。

1. 重实体监督, 轻程序监督

“重实体监督, 轻程序监督”是中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的“重实体, 轻程序”观念的产物。实体与程序是刑事审判的两个重要方面, 不可偏废。程序法的作用不仅限于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而且体现着民主和公正。

2. 片面监督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或重罪判轻刑的情形

只监督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或重罪判轻刑的情形, 相反的情况则不监督, 这会导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仅如此, 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与国家检察机关的形象。

3. 抗诉几乎成为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的唯一途径

随着中国《刑事诉讼法》对控诉职能的加强, 检察机关的精力集中于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对抗, 无暇对审判活动给予充分的注意。同时, 也存在担心监督不准, 僵化与审判机关的关系而不利于达到公诉目的, 因而不敢理直气壮地开展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由此, 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监督形式上单一化, 抗诉几乎成为唯一的监督手段, 而其他监督途径则流于形式。

二、加强公诉环节刑事审判监督能力采取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 在公诉环节加强刑事审判监督能力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 完善刑事立法, 健全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程序, 增强操作性

当前, 制约审判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立法上不完善, 在完善立法的工作中, 应将审判监督作为一个重点, 强化监督权的效力和权威。

审判监督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程序性, 如果程序权自身的力度不够, 则根本起不到监督作用。从立法上明确对审判机关庭审活动的监督, 不能拘于一个模式, 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实体性决定、判决, 一般都有其一定的渊源, 作为监督机关的代表, 没有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不宜由检察官直接向审判机关提出意见, 一般情况应在庭审后经过一定的程序向审判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或提出抗诉等其他决定。但对于程序性问题来说, 对于庭审违法行为, 如果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审判和正确判决, 可于庭审后提出, 以维护法庭权威。但对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和正确判决、裁定的严重违法情形, 应由公诉人当庭向合议庭提出纠正意见, 对于有违法依据支撑的违法事实, 合议庭应当采纳, 能够立即纠正的立即纠正, 对不能立即纠正的, 公诉人应当建议休庭, 待问题解决后再决定开庭审理时间, 对于公诉人当庭提出的纠正违法建议, 事后应由检察机关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二) 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关系

1. 要敢于监督

对于刑事审判监督工作, 监督机关必须采取积极态度。要坚持原则, 摒弃感情观念, 该纠正的要敢于纠正, 该监督的要监督。一是要切实提高检察官“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切实维护法律的公正与权威”的职业信念教育。克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不如没有事的思想;二是要切实树立“办案是载体, 监督是目的”的观念, 克服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倾向。克服认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威不够, 当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意见时, 被监督的人民法院既不提出异议, 也不纠正的观念。只有敢于监督, 大胆监督, 才能开创刑事审判监督的新局面。

2. 要善于监督

公诉部门有了积极的态度后要注意实干与巧干相结合才能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做好。

(1) 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监督, 增强监督效果。一是强化程序监督。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监督倾向。要重点审查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有剥夺限制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行为。在审判监督工作中注意加强对被告人诉讼权益的保障;二是强化对一审量刑畸重案件的抗诉。针对在刑事抗诉中存在对法院量刑畸重的案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情况, 要注意拓宽抗诉思路, 转变抗诉策略, 对量刑畸轻、畸重案件同时监督, 全面发挥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 (2) 创新监督方式, 加大监督力度。一是立足用足用好现有监督手段。在监督中要从维护司法公正出发, 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 及时纠正各种违法行为。除运用检察建议、提出抗诉等监督手段外, 要继续坚持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机制, 通过提前介入、联席会议、列席审判委员会等方式实施有效监督, 实现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的有机结合;二是加强审判监督。进一步突出刑事抗诉的审判监督作用, 我们要借鉴抗诉工作的成功做法, 提高其他监督工作的规范性, 增强监督实效, 扩大监督工作的影响力;三是加强公诉一体化建设, 注意整合内部监督力量, 进一步完善协调配合机制。通过判决、裁定审查备案制度, 查找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 确定监督重点。

3. 加强公诉队伍的建设, 提高业务技能和监督水平

(1) 俗话说:“打铁要靠自身硬”, 只有过硬的本领, 才能正确指出别人的毛病, 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如别人, 自己在办案中不注意诉讼程序, 对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 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等都不知道, 那又如何监督别人? (2) 加强公诉人员的练兵工作, 主要方法有加强业务学习, 建立“学习型”科室, 人人参加学习, 形成学习的氛围, 使每一公诉人从学习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从而更好地增强监督的能力;注意总结工作经验, 有计划地举行监督技巧研讨会, 加强上级院对下级院的指导和兄弟院间之间的经验交流, 互相促进, 学习提高。

摘要：目前, 中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存在审判权过于集中, 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的突出问题, 必须完善刑事立法, 健全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程序, 增强操作性以及正确处理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关系。

关于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分析 篇8

要想及时准确的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当中所存在的审判监督程序所具备的本质属性做好把握, 这应该先要了解审判监督程序当中必须具备的基本性特征:

一是所存在的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当中所做出的规定, 在第十条当中:人民法院在对案件的审判过程当中实施两终审判制。从这可以看出, 如果对于案件实施两审终审的话, 这就会对终审的审理基本程序进行显示, 这样就会让整个案件走入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 而如果整个案件的执行阶段已经完结之后, 整个案件也就不复存在。可是, 不管案件是在执行的过程还是在最终的终结执行完毕, 如果在其中发现存在着错误在那些已经生效的裁定或者是判决当中, 在这时候审判机关则应该按照程序所规定的内容来提审或者是再审, 在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审判监督程序发生。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发生这种程序, 只有在错误的裁定和判决生效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这种审判监督程序, 从客观实际上来看, 这种程序只是发生较少数的案件。开始这一程序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请影响。

二是审判监督程序所审理的对象为那些裁定和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从刑事诉讼法第208条所做的规定:“当裁定或者是判决所发生效力的时间和第一审人们法院所规定的裁定或者是判决所定法定的抗诉或者是上诉期限相比已经超过时限, 并且由最高人们法院所核准的死刑判决和死刑缓期两年。而在对于审理对象进行确定的过程中, 必须立足于案件所显现的表现形式, 而不应该受到案件的内在本质内容来进行决定。在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该程序的审理对象为裁定和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而这也并不意味着裁定和判决任何法律效力都可以作为审理对象, 其对象为法律效力发生, 可是裁定和判决有错误。

三是法定的人员以及机关作为对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基本主体。只有人民法院的院长、上级的人们法院和检察院才能够具备对于案件审判监督程序能够提起再审的资格。对于裁定和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那么能够向法院和检察院提出相应的申诉请求的则是当事人、近亲属或者是法定代理人。而立足于其本质来时候, 这也仅仅是能够做到再审引起的来源之一, 对其本身来说, 这也不是再审的主体, 从而不能够引起相应的审判监督程序, 这也就不能够对于继续执行判决裁定进行阻止。

四是对于提起再审的相应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受到时间限制的约束。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上面关于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所做出的规定, 这样提起再审的相应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受到时间限制的约束, 当处于执行过程或者是已经执行完毕的裁定和判决, 主要出现错误发生在事实认定或者是法律适用, 提起再审可以在任何时间。

五是在再审程序和监督程序上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并没有明确划分。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 并没有区分监督程序和再审程序, 而刑事诉讼法对其规定只是为一种审判监督程序。而这可以促进司法机关能够掌握正确, 这也对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便利条件, 这也能够提供方便在人民法院在法律和实施全面审查过程当中对于原来的裁判错误, 以此从而能够对于错误做到彻底纠正。这主要是因为从客观情况来看, 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面的错误经常是交织在一起, 而硬生生的断开划分显然做不到, 从这可以清晰的了解到, 在我国的相关规定显得比较科学和合理。

总的来说, 在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程序来实施救济已经生效的裁定和判决, 对其设立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的主流诉讼理论来看, 对审判监督程序所建立的最终目标, 这就必须要在程序当中积极贯彻有错必纠、不枉不纵及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以便能够做到刑事诉讼法所具备的任务从而最大限度的进行实现。而为了做到对于原审生效判断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应等方面所造成的错误做到积极有效的纠正, 以便能够追求实体裁判结论之下的正确, 而我国的法院和监察机关都应该做到随时能够对再审程序提起。而这个理论从客观实际上也是对于中国审判监督程序所必须遵守的主要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2]原宏, 郑玉萍.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策略探析[J].法制与社会, 2009 (06) .

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之探讨 篇9

案例二:2007年的一天, 被告人刘某某窥见被害人黄某某在家中洗澡, 即爬窗进入房间, 强行将被害人抱起放在床上, 意图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但因被害人反抗而未能得逞。被告人刘某某因犯强奸罪 (未遂)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两名被告人的罪名是相同的, 犯罪动机、犯罪事实、犯罪情节以及犯罪后果都是基本相似的, 从法理上说, 对他们判决的刑罚也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甚至案例一的被告人因在强奸过程中致被害人受轻微伤而刑罚应该更重一些) , 但事实上却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应当说这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 法院的判决确实经常存在着量刑轻重不一的现象。从以上两个案例引发开来, 笔者下面想就目前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法官在裁判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太大。我国刑法对各类犯罪的刑罚量刑幅度作了明确的规定, 表面上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 而实际上法官却可在量刑幅度内随意的支配自己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被告人有一些从轻、减轻情节, 法官更可以在量刑幅度以外行使自由裁量权。虽然法律规定, 人民检察院有抗诉的权利, 但往往因为抗诉条件相当苛刻而无法行使。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以上情形一般难以监督, 往往只能口头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至于法官听不听, 听得进多少, 都是无法定量的, 这无形中也失去了法律监督这一有效利器。若对拥有如此大自由裁量权的法官没有任何制约或监督机制, 仅仅依靠法官自身的约束来确保公正司法, 笔者认为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 下级法院与上级法院关系过于密切, 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判决。宪法规定, 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也就是说, 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此外, 刑事诉讼法还规定, 我国的刑事审判实行两审终审制。基于以上规定, 下级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一遇到一些复杂疑难案件, 或者与检察院在处理上意见相左的案件, 往往向上级法院请示。而上级法院基于以上密切关系, 一般都倾向于下级法院的意见。然后下级法院将上级法院的意见当作尚方宝剑示意给检察院, 检察院得知后一般会因为既然是上级法院的意见, 即使坚持也无济于事而放弃自己的意见, 使刑事审判监督流于形式。

(三) 刑事案件抗诉成功率低, 效果不明显, 极大地打击了检察院进行刑事抗诉的积极性。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实行监督, 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应当依法提出抗诉。而对于如何理解“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作了相关规定。但从现今司法实践来看, 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刑事案件少之又少, 而抗诉成功的例子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有:一是检察院内部有人认为, 要和法院搞好关系, 才能顺利开展工作, 能不抗诉的尽量不抗诉;也有人认为, 抗诉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而成功的几率却不高, 倒不如不提算了。因此, 检察机关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想监督等问题。二是法院内部存在着“护短”的现象, 认为下级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有些问题是自家内部的“家丑”, 不可轻易外扬, 能护着就护着, 不想轻易改判下级法院的判决裁定。

(四) 在庭审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符合程序甚至违法的情形时监督难以到位。如辩护律师在庭审时搞证据偷袭, 主审法官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 从而造成公诉人被动的情形出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出庭公诉人不能当庭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最后公诉人不得不采取在庭后提出延期审理, 最终延长了整个诉讼程序的时间。这既降低了诉讼效率, 也影响了监督的时效性。

(五) 现行法律对某些方面的审判监督规定的较为原则, 缺乏实践操作性。这体现在一些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不健全,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审判监督工作深入开展。如法院组织法对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所做的规定等等。

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之举措

我国宪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也就是说,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诉讼监督它存在于诉讼活动的始终, 不仅包括对诉讼结果的监督, 而且也包括对诉讼过程的监督。

目前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刑事审判活动呢?不外乎有以下步骤和途径:1.出席法庭。派员出席法庭是检察院开展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主要途径。2.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法院组织法规定, 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3.审查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应当依法提出抗诉。4.检察院通过受理申诉发现法院的不当判决和裁定。应该说, 以上四种途径对于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或由于不够全面, 或由于规定得不够具体等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还要有以下举措:

(一) 在立法上完善。1.确立三审终审制。现今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 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其中改判权的运用, 虽然及时纠正了许许多多的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 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 特别是对提高办案效率, 改变建国初期因滥用三审制而造成的诉累,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 二审终审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已初显端倪。如出现前文所提到的上下级法院关系而导致监督渠道不畅, 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等问题, 确立三审终审制便可较为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当然, 我国设立的三审终审制决不能全盘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 而应是一种特别的三审终审制, 即有限度的三审终审制。“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61条所列的轻微犯罪案件经第二审判决者, 不得上诉于第三审法院。如却有违反法令的情况, 可提起非常上诉;如漏审足以影响判决的重要证据, 可声明再审, 但不得提起第三审上诉。”[1]“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 检察官不服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而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的, 叫‘上诉’”[2]。笔者认为, 我国的三审终审制可参照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制度, 以三审终审为原则, 二审终审为例外。当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作出的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 (主要是一些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确有错误的可提起二审甚至三审抗诉, 进而在立法上割裂上下级法院之间密切关系, 促进执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2.修改、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 (1) 规范庭审制度, 如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检察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庭审时或庭审后提出。 (2) 两高院要根据各地的实际共同制定细化量刑标准的规定。如可以以两家的名义下发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 以及利用电子科技开发具体的量刑软件供各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以及法院刑事审判人员使用等等, 并经常监督指导, 以减轻量刑的随意性。3.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基层检察院以抗诉权, 使其可直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抗诉。这样既减轻了上一级检察院的工作压力, 也简化了程序, 从而提高了抗诉的工作效率。4.具体规范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相关制度, 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使这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二) 在检察机关内部机制上完善。1.加强意识, 更新观念。检察人员要有忧患意识, 要用好审判监督这一党和人民赋予的有力武器, 要采取抗诉和非抗诉监督等多种方式对人民法院的审判进行有效监督。对于原则性的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判决或裁定, 检察机关当然要采用抗诉的方式进行监督, 绝不能随意放过;而对于一些并非原则性错误的裁判或审判行为, 检察机关则应采用非抗诉的监督方式, 将纠正违法与检察建议相结合。诸如给法院发检察意见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等, 不能因可能效果不明显就马虎了事。积极探索量刑建议制度。“要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依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 在庭审中就被告人的量刑幅度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3]2.检察机关要加大惩治力度, 严厉惩处触犯刑律的审判人员。坚持把诉讼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 依法严肃查处审判人员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 绝不姑息。3.检察机关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提高检察人员的诉讼监督能力。要结合实际广泛开展业务研讨、办案交流和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 培养和提高检察人员勇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勇气和能力。

(四) 从检察机关外部联系机制上完善。1.检察机关要加强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沟通与联系。要充分利用人大对两院工作实行监督这一利器, 及时将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困难向人大汇报, 努力争取人大对检察工作特别是审判监督工作的支持;2.检察机关应主动与法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联合制定相关的工作机制。对于存在明显错判的案件或明显违法的审判行为, 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追究该责任法官的违纪责任。而对于那些廉洁奉公、品行兼优、审判业绩突出的法官, 检察机关则应建议法院予以嘉奖, 激励他们继续发扬廉洁奉公、依法办案的精神;3.加大推行阳光检务力度。检察机关要将有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利用各种媒体广为宣传, 使之家喻户晓, 广为人知。4.全力培养公民寻求检察机关救济的法律意识。这关系到能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监督氛围和监督意识。只有在全社会都已形成了良好的法律监督意识, 审判监督理念深入民心, 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才能最终树立起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威。

摘要：刑事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本文试从立法上、检察机关内部机制以及外部联系机制上探讨如何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

关键词：刑事审判监督机制,立法,内部机制,外部联系

参考文献

[1][2]孙大有.海峡两岸检察制度比较.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10, (一) :214, 230.

审判监督者 篇10

关键词：独立审判,新闻媒体,舆论监督

司法独立从本质意义上说是作为我国司法机关之一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进行审判, 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司法独立是民主化社会的重要标志, 也代表着社会在制度化层面上进行运行, 它表明“司法机关只遵循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 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司法独立”是现代西方社会普遍采用的一项分权制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传统社会就没有“司法独立”的观念。虽然中国古代的司法权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行政权力, 但是司法独立的思想一直不间断地出现于一些社会学家、思想家的言论和著作中。建国以后, 宪法更是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但很遗憾的是由于受到具体国情的限制, 司法机关的工作, 特别是法院审理案件时, 往往会受到案件以外因素的影响, 从而影响公正审判。舆论的监督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开放, 以及群众维权意识的加强, 也正在显现出其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力。关于舆论监督对司法活动影响力的强化到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目前在专家学者中还存在分歧。笔者认为, 在处理媒体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关系时要掌握好一个平衡点, 把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 形成合力。

首先我们应该使媒体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工作的影响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不能肆意地以舆论监督的自由性来干涉司法审判工作的独立性, 从而影响司法机关的公正判决, 但是我们也不能以确保司法独立为借口来随意地对新闻舆论的自由横加干涉, 甚至是完全将新闻舆论监督排除于司法审判活动。我们还要看到舆论监督的主体不是媒体, 更重要的是民众。“新闻媒体不只是报道有关审判的信息, 而且还要使审判过程被广泛的公众监督和批评, 使法官严守职责, 使个人和社会获益, 使公众相信正义由此获得。”司法的独立其首要意义是在于保证司法的公正, 也可以说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维护司法独立性、保证司法公正不能只顾着排除外在势力对司法活动的影响而使得司法活动只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这种情况极易造成司法活动由于处在一种无监督的环境下而滋生腐败和审判权利的滥用, 最终反过来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

确保司法的独立和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其实本质上并不矛盾, 恰恰相反, 通过长时间的司法实践活动我们可以发现, 对司法活动进行合理的监督、积极扩展民众参与监督司法的途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司法的独立。前面我们提到, 目前的司法审判活动免不了会受到行政方面权力的干涉, 民众积极地参与司法活动可以让原来只有少数群体获知的信息向广大民众公开, 使民众对于司法活动的了解增多。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意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更加自律, 并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 努力实现司法的公正。大众传媒的曝光、民众予以的关注, 可以保持司法活动的公开透明, 同时由于民众加强了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了解, 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加强司法公信力。由于获取了民众的支持, 司法审判工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行政权力的干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由于目前我国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水平还不高, 对于一些社会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还不能完全站在理性的角度上去甄别, 由此所形成的民意并不一定就具有正确的导向性。“公意永远是公正的, 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但“并不能由此推论说, 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当然, 在这里我们应该理解为是部分民众由于错误的认知而形成的错误并不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民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 但部分民众却往往会受到错误信息的欺骗, 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对司法活动的干扰。司法审判活动受到非理性的干预, 会给法官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导致难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且, 随着网络的普及, 信息的传播相较于以往更加方便和快捷, 且信息量的激增往往会使公众在甄别和筛选网络信息时存在难度, 再加上一些社会媒体及各别民众不负责任的言论, 往往会误导公众, 从而影响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既要确保司法的独立性, 又要正确地对司法活动展开监督, 当我们无法合理地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的时候, 矛盾和冲突往往就会生成。另外, 我们还要看到的一点是, 尽管新闻媒体强调新闻报道要全面、准确、客观、公正, 但“用事实说话”的报道方式又使得新闻媒体的倾向性不可避免, 新闻媒体的报道出于对民众接受程度的考虑, 往往会以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旨归, 而民众的思想道德观点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慢慢形成的并且逐渐内化为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评判标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新闻媒体以公众当下道德观念为判断标准的倾向与司法判断以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为基础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正因为新闻媒体引发舆论, 而舆论的导向往往又会对司法审判中的定罪量刑造成影响, 这种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也会给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特别是当舆论的走向与以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为基础的司法判断产生冲突时。

由此, 想要确保司法独立, 就必须使新闻舆论监督司法活动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这种规范不是简单地限制, 而是要让新闻媒体正确评估舆论可能会对司法审判活动所造成的影响, 一方面要真实地将信息传达给公众, 另一方面要有一种理性而又审慎的态度去引导公众, 从而避免出现给正常的司法活动带来干扰的情况。

综上所述, 民众参与监督司法的路径有很多种, 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我们不能片地就理解为是对司法权独立性的干涉, 而是要看到司法权还是由广大民众赋予的, 司法公正离不开司法独立, 但司法活动本身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并且在当前法制尚有待健全的环境下, 借助媒体的民众意愿表达为保护弱势群体提供了有力的救助手段。当然, 如果民众意愿太过强大, 反过来也会侵蚀司法的独立。由于民众具有情绪性、从众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在日常生活中, 为达某种目的, 雇上几百或几千人每人10块钱加一顿饭, 去法院门口坐上一天以示“民愤极大”, 这样的事情并非传说。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民众参与监督司法, 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提高民众自身的法律素养, 促使民众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审慎的态度去看待司法工作;另一方面还需要司法机关本身不断健全制度管理, 为民众监督司法不断地创新方式和途径, 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事实也证明, 只有“人民的权力越实在, 权力的行使才越健康, 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就越快”。因此, 笔者认为, 推动司法审判独立和民众监督司法审判活动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如果能够在两者之间做好协调工作, 同时加以制度上的保障和规范, 我国的司法工作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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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冀祥德, 黄敏.民愤与司法公正[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6 (04) .

审判监督者 篇11

关键词：审判中心 审判活动监督 庭审 抗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刑事诉讼一次重大变革，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司法实践中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格局，确立庭审作为诉讼的中心地位。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担负着重要职责，不仅要依法履行出庭公诉，直接参与庭审活动等诉讼职能，同时还要依法对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近年来，理论界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活动监督权颇有质疑，有的认为要淡化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1]，以突出审判机关的核心地位，还有的认为应不再延展与充实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功能，使其实际被虚置，以防止对诉讼合理性的损害[2]。在推进审判为中心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审判活动监督是否与这项改革相冲突，审判活动监督应该弱化还是强化，应该如何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完善相关法律程序，成为绕不过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宏观考察：检察机关审判活动监督职能与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不矛盾

推进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其基本要求是侦查、起诉等审前程序作为开启审判程序的准备阶段，所有活动必需围绕审判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而展开，法官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依据证据裁判规则作出裁判[3]。其根本目的是要使各办案部门重视庭审的决定性作用，严格证据标准，落实规则要求，确保案件质量，从而有效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4]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无论从目的、作用还是价值取向来看，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不矛盾，反而是维护审判权威、更好的突出审判中心地位的重要手段。

第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排斥审判活动监督。庭审活动除了起主导作用的审判人员外，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应当按照刑事诉讼规则履行职责、发挥作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只是对刑事诉讼重点、诉讼程序的调整和重新布局，没有改变宪法和诉讼法确定的职权配置格局，也没有否定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行使诉讼监督权的权力基础。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活动中既承担出庭公诉，支持公诉主张的职责，又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这是法律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刑事诉讼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审判为中心诉讼模式并无矛盾。

第二，检察机关的审判活动监督权的“目的和作用在于监督审判机关严格执行法律，维护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5]，有利于维护审判权威。在庭审过程中，检察机关出席法庭，在依法履行公诉职能的同时，代表国家对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这是国家法律监督权的重要体现。对审判活动中出现的违法审判行为，检察机关及时提出监督意见，可以有效避免法官的擅断，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审判活动正常进行，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审判权威。

第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活动监督提供了契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这其中就包含刑事审判活动监督。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中，审判中心地位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违法审判行为出现的频率及其危险性将会大幅增大，检察机关审判活动监督的作用性更加凸显，应当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确保中央确定的改革任务落实到位。

二、模式选择：审判活动监督不宜采用“诉监分置”模式

当前，法学理论界对刑事审判活动应当如何进行，也有争议。有的学者主张将检察机关公诉职能和审判监督职能交由检察机关的不同部门来行使[6]，还有的认为应当在法庭上专设检察官的监督席位，并将其与公诉人加以区分[7]。总之，就是要改革公诉部门控诉、监督职能合一的“诉监一体模式”，将追诉职能和监督职能进行分割，由检察机关的不同机构或不同人员分别行使，构建刑事审判法律监督的“诉监分置模式”。[8]笔者认为，从我国刑事诉讼权力结构，以及刑事诉讼规律来看，检察机关审判活动监督不宜采取“诉监分置模式”。

第一，采取“诉监分置模式”与检察机关审判活动监督属性和公诉属性的不可分割性相冲突。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并不是纯粹的公诉机关。定位的不同决定了所处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如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公诉机关，那么检察机关就应以公诉甚至指控犯罪来统领其他各种职能，如发生矛盾，应服从并服务于追诉犯罪这一目标。相反，如果将检察机关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那么检察机关就应以法律监督来统领所有职能，在履行公诉职能时，检察机关应秉承中立立场，认真履行客观公正义务，既依法追诉犯罪，让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又切实保障人权，确保犯罪分子罚当其罪。显然，后者才是我国《宪法》设立检察机关并赋予其公诉以及其他各项法律监督职能的本意。公诉权和审判活动监督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权力行使的两面，具有不可分割性，应当统一行使。在出庭法庭过程中，公诉人只有统筹协调好公诉与监督双重职能，才能更加有效维护刑事诉讼的客观公正。

第二，采取“诉讼分置模式”不符合刑事诉讼司法规律。检察机关集指控犯罪与法律监督于一身的司法制度设计，是符合权力配置规律的产物，使控诉和诉讼监督两种职能互促共进。[9]从权力运行场域来看，公诉权需要公诉人出席法庭，举证、示证并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论来实现；审判活动监督也需要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针对审判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及时提出监督意见。这两项活动的过程具有同一性，无法割裂。从权力行使的主体看，按照司法亲历性的原则，只有出席法庭的人才最有可能发现审判中的违法行为，也才能履行好审判活动监督职责。从对外表现形式看，检察机关无论指派哪个部门检察人员出席法庭，对于法官以及各诉讼参与人来说，均是代表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履行职责。公诉人出席法庭完全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再单独设置审判活动监督岗位，完全是一种司法资源的浪费，不符合集约化的司法理念。

第三，采取“诉监分置分值模式”不具有可操作性。其一，庭审案件是公诉人在之前审查阶段办理过的，其对案件的事实、证据、争议点以及法律适用情况最为了解。而履行刑事审判活动的检察官之前对案件并不了解，若想履行好此项职责，只能再次对案件进行审查，无疑是一种重复劳动。其二，审判阶段许多违法行为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且与公诉活动密不可分，只有公诉人才能发觉这些违法行为，其他人不易察觉，也无法想象其能提出更高质量的监督意见。其三，即使发现了审判违法活动，是由公诉人提出休庭还是审判监督检察官提出休庭？若二者认识不一致，那么究竟应该以谁为准，这些问题均无法解决。其四，检察机关长期存在着业务饱和与办案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的矛盾，按照“诉监分置分值模式”的要求，检察机关又要配备相当数量的检察官及书记员，人力资源将会更加捉襟见肘。

综上，无论是从诉讼效率、监督效果还是现有条件来看，“诉监分置分值模式”很难在实践中兑现，现行“诉监一体模式”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三、程序应对：增设程序性抗诉，提高监督刚性

当前，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活动监督确实存在监督不力、过于强调配合而忽视监督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法律程序设置的不合理以及一些检察人员的司法理念、职业能力和素养达不到要求造成的。从法律层面看，一是按照法律规定，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程序的行为，只能在庭后提出纠正意见，这种事后监督方式不利于及时纠正庭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难以保证庭审活动的公正。二是对检察机关庭审后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法院只有认为正确的才予以采纳。在法院不予认可或置之不理时，检察机关如何采取进一步监督手段无明文规定，使得监督成为一种形式上的监督。从公诉人层面看，许多公诉人对于一身兼二职的职责定位不准，业务能力和水平亟待提升。笔者认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必须要完善审判活动监督的法律程序，大力提升公诉人的司法理念和司法能力，以增强监督实效，确保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的实现。

第一，赋予检察机关出庭检察人员的当庭抗告权，变事发后监督为事中监督。庭审过程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不仅直接侵害各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直接危害刑事司法实体公正的实现。比如，剥夺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等违法行为，必须要在庭审过程中及时纠正，否则其所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将会因缺乏看得见的正义而丧失权威性。为此，应当赋予公诉人当庭抗议权，当发现审判人员存在审判违法行为，若不及时纠正将会危及司法公正并且可以及时法庭及时纠正时，可以当庭提出抗告，请求法庭改正；若不被采纳，公诉人可以建议休庭。当然，对于可以事后监督纠正的违法行为，可以在庭审结束后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做到既兼顾审判活动的公平正义又兼顾司法效率，促进刑事审判活动监督与司法高效的平衡。

第二，增设程序性抗诉程序。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提起抗诉，这里的“确有错误”既应当包括实体上的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也应当包括诉讼程序上的确有错误。但是现实中，这种抗诉很少采用，很多程序上的违法行为都是庭审后以纠正违法的形式予以监督。因此，在赋予检察机关出庭检察人员当庭抗告权的基础上，建议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77条规定的违反管辖规定；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定审理和送达期限的；法庭组成不合法等违法行为纳入程序性抗诉范围，并加以区分：对于一般违法行为可以通过事后纠正违法的形式进行监督，对于违法情节严重、影响审判公正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从而保证司法程序公正独立价值的实现。

第三，加强公诉人业务素质能力建设。公诉人应当端正司法理念，对一身兼二职的定位有正确理解和把握，不断提高能力水平。一方面，要对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案件的关联性、取得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全面、细致、严格审查，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并在法庭上提高交叉讯问能力和当庭应变能力，通过扎实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辩，履行好对犯罪的追诉职能。另一方面，强化公诉人作为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从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监督国家权力正当行使、保护诉讼当事人及参与人的权利角度去履行监督职能，对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及时监督纠正，确保刑事审判活动的公正。要坚决避免为了胜诉而主动迎合法官或者以监督者自居，不主动配合庭审活动的两种错误倾向。检察机关也应当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取消以胜诉率、无罪判决率为标准的业务考核机制，对公诉工作进行科学考核和评价，从而实现提高公诉质量与强化法律监督双重职能的目的，确保检察机关更好地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注释：

[1]参见张兆松：《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角色的转换》，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

[2]参见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视角下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

[3]参见王守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带来深刻影响》，载《检察日报》2014年11月10日。

[4]同[3]。

[5]李乐平：《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困境与对策》，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1期。

[6]参见杨玉俊、胡春健：《刑事审判监督制度之完善》，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7]参见向泽选：《刑事审判监督机制论》，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

[8]韩炳勋：《刑事审判监督不宜采“诉监分置”模式》，载《检察日报》2012年4月11日。

完善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构想 篇12

关键词：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构想

刑事审判监督是我国法律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内容。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刑事审判监督包括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 如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狭义的刑事审判监督, 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授予的监督权限以及法定程序, 对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人员审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惩罚犯罪的司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制约和督促, 是保证审判机关正确行使权力、严格依法办案, 防止权力滥用,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有效实施的保证。监督在刑事审判中有预防价值和纠错价值。就预防价值而言, 在意识形态上, 由于监督在刑事审判中的存在, 强化了刑事司法人员公正的司法观念与严格执法的意识, 达到对审判中的违法、枉法裁判行为的防微杜渐的实际效果。而纠错价值既体现在审判过程中, 也体现在刑事判决作出后。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 随时就审判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行为, 及时提出监督意见;判决作出后, 如发现裁判有误, 可直接提出抗诉或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因此, 刑事审判监督是进行程序救济, 纠正错误判决, 维护实体公正最为直接的方式, 也是其纠错价值的直接体现。 (1) 然而, 由于法律在“检察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双向权衡中, 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设计为一种程序性的监督。要使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既要在立法上作出相应的规定, 也要继续推进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制度改革, 提高检察干警的监督意识和能力, 保障检察机关的各项监督措施得以落实。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来加以完善。

(一) 完善相关立法

1.制定配套的刑事审判监督规定。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 制定有具体内容、范围、程序、方法和法律后果的具体条款和操作办法, 使总体性原则与具体规定相衔接、配套, 以保障监督的效力。如明确法律监督范围, 对刑事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刑事上诉案件的监督作出明确规定, 并加强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监督;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将对刑事审判监督明确分为对庭审前的监督、庭审中的监督和庭审后的监督, 规定庭审中出现的违反公开审判原则, 违反回避制度, 剥夺聋哑人、未成年人等诉讼权利的程序性违法时, 公诉人有权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提出休庭建议, 并在休庭期间提出纠正意见, 不能一概将提出监督意见的时间规定在庭审程序结束后。

2.增强审判监督的刚性立法。列宁指出:“保证法律实施, 第一是对法律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是对不执行法律加以惩办”。因此, 为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效力, 应当从刑事审判监督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入手, 在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同时, 增强检察机关纠正违法意见的法律强制性和执行力。如可以规定, “对于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 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予以纠正, 并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纠正的, 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关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 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发出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的检察建议” (2) 。

3.明确审判监督的抗诉标准。为增强刑事实体监督的实效性, 应当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统一监督标准, 将抗诉程序启动的事由具体化。

4.缩小审判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建议通过修改刑法或作出司法解释, 对某些概括性强、伸缩性大, 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加以界定的较模糊概念规范化、具体化, 对各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科学规定, 缩小审判机关自由裁量空间。如从立法上明确适用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适用轻缓刑罚的具体情形, 尽量减少以罚代刑的现象出现;对现行刑法量刑规定中普遍存在的刑种、刑度档次多、跨度大, 又不够具体明确的情形加以细化完善, 便于检、法两家操作和监督;对刑法中所有“情节严重”、“情节较轻”、“情节特别严重”等情形, 由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作出司法解释, 以防止理解和适用上的错误。

5.加强司法解释的统一协调。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加强对司法解释的指导、协调与监督, 避免司法机关理解和解释法律时可能出现的不一致, 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和司法公正。

(二) 创新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制度

1.健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机制。一是发挥检察机关的体制优势。“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针对抗诉启动难度大、程序复杂等问题, 应建立‘基层———地市——省级’三级联动抗诉体系。” (3) 基层院所在地通常为案件发生地和侦结地, 获取证据一般较省、地市院迅速, 在发现新证据时, 基层院应及时向省、地市院报告, 并妥善做好新证据的收集、保存和固定工作。省级院应加大对地市院提请抗诉工作的支持力度。二是建立与人民法院的协调机制。加强“两院”之间多层次的沟通联系, 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 互相通报工作情况, 共同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进一步协调解决办理抗诉案件调卷难等问题, 保证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依法顺利进行。

2.推行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和审判机关的量刑权是在不同轨道运行的两种权力, 量刑建议权的存在与行使并不构成对审判机关量刑权的侵犯。” (4) 检察官通过合理适用自由裁量权, 将法律规定的量刑内容公开化, 可以防止法官暗箱操作, 对法官裁量刑罚起到制约作用, 促进法院判决的公正性, 是实现审判监督的有效的途径。同时, 在提出量刑建议时, 把判决的结果预备式地提前公之于众, 控辩双方对刑罚上的争议问题提前展示, 能够起到沟通各方不同意见的作用, 从而减少判决后的上诉、抗诉和申诉, 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因此, 检察官量刑建议权有必要进一步明确, 检察官应依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 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提出量刑建议并简要阐明理由, 将量刑监督予以前置, 避免同罪异罚, 罪责刑不相适应。

3.探索实行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刑事再审检察建议是检察建议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是指在刑事检察监督工作中, 检察机关发现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裁判确有错误, 但不属于抗诉范围或不宜以提出抗诉的方式纠正的, 以检察建议书的形式建议人民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的一种监督方式。司法实践证明, 刑事再审对强化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权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建议将再审检察建议纳入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作为人民检察院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救济手段, 即在刑诉法第205条第3款之后增加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本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 依法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建议人民法院院长依照本条第1款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审理案件” (5) 。

4.完善审判监督纠正违法制度。检察机关对检察权所及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调查, 以便了解事实真相, 是行使检察权的先决条件。法律虽然只规定就审判活动的违法行为可以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抗诉, 但是并不等于说检察机关就不能进行调查。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就有原则性规定, 如该规则第39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调查、审阅案卷、受理申诉等活动, 监督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是纠正违法和抗诉的基础性工作, 是保持检察权的完整性、有效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的必需。由于检察机关调查诉讼违法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正在进行的诉讼活动依法进行, 而不是进行责任追究, 因而除需要抗诉的案件外, 一般应在诉讼过程中开展调查。如果接到控告、投诉或者举报时, 诉讼活动已经结束, 则应分别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对于控告、举报司法人员有严重违反法定审判程序行为的, 或者被控告、举报的违法行为可能导致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出现重大错误, 需要确定是否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符合抗诉条件的应依法抗诉。对于司法人员可能涉嫌职务犯罪的, 应当依法进行初查或者立案侦查。“但是由于违法调查机制涉及有关机关和部门接受监督的义务和配合的义务, 仅仅由地方检察机关的规范性文件来规定显然层级过低, 且有违法之嫌, 因此应该由法律加以规定完善。” (6) 此外就是建立建议更换办案人制度。在调查中发现有关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渎职行为且不适宜继续办案的, 及时向办案单位提出更换办案人意见, 并督促落实更换措施。建议更换办案人员作为纠正违法的一种辅助手段, 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使纠正违法更为彻底。

(三) 提高检察干警刑事审判法律监督能力

1.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意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审判活动依法行使监督权, 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 也是维护司法公正义不容辞的职责。公诉人要切实增强监督意识, 更新监督理念, 做到敢于监督, 善于监督, 监督到位, 树立刑事审判监督权威。在具体办案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 严格依法办案, 坚持指控犯罪和审判监督并重, 全面履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职能;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 既加强对刑事判决、裁定的监督, 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 又加强对审判活动中违法情况的监督, 保证审判程序的公正;坚持协调配合与监督制约并重, 既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又加强与人民法院的相互配合;既敢于依法监督, 又讲求监督的方式、方法, 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2.提高刑事审判监督能力。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是专业性强、专业素质要求高的一项业务。刑事审判监督在立法、机制和方法上的不断完善, 其落脚点仍然在于需要一支政治素质高、法律知识精、执法能力强的检察公诉队伍付诸实施。因此, 要依法履行好刑事审判监督职责, 必须提高法律监督能力, 加强公诉队伍建设, 针对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特点, 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 组织开展庭审观摩、案例研讨、业务竞赛、与律师抗辩比赛等多种形式的训练, 着力增强检察人员执行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能力, 发现司法不公问题的能力, 审查刑事抗诉案件的能力, 监督庭审活动的能力和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同时要切实推进大规模检察教育培训, 加强专门人才队伍建设, 聘请法学专家、检察业务骨干和法官、律师授课等, 大力培养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业务专家和业务骨干, 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2].杨玉俊, 胡春健“.刑事审判监督制度之完善”.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5, (5) .

[3].向泽选“.刑事审判监督的制度缺陷与完善”.国家检察官学报, 2006, (4) :58-62.

[4].刘方.秦弢“.加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的理性思考”.人民检察, 2004, (10) :50.

[5].卢乐云“.公诉工作科学发展实现之路”.中国检察官, 2009, (4) .

[6].刘骏“.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相关法律问题”.网址:http://blog.sina.com.cn/heiyaohuliujun, 2009年8月20日

[7].万春“.关于完善诉讼违法调查权的几个问题”.检察日报, 2009-1-16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