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监督制度

廉政监督制度（共12篇）

廉政监督制度 篇1

对于企业应如何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的有效落实, 笔者认为, 应从健全制度、全员参与、强化监督、绩效考核4个方面展开工作。图为某企业安全培训后的安全考核。 (图片由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提供)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最基本的一项制度, 对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至关重要。对于企业应如何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的有效落实, 笔者认为, 应从健全制度、全员参与、强化监督、绩效考核4个方面展开工作。

第一,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企业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时, 必须根据“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以及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明确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岗位操作人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安全生产所应负的责任。简单来说, 就是要把安全生产责任明确到每个人。企业、部门、班组都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渐具体细化, 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 全员参与。企业应通过逐级签订岗位安全承诺书和安全生产责任状, 明确各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虽然常说“安全第一”, 但在一些企业、一些班组, 安全生产工作仍未引起全体员工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一些年龄偏大, 学历偏低的老员工, 虽然工作经验丰富, 但对一些安全培训、考核往往存在抵触情绪, 总觉得用处不大, 认为他们工作了几十年, 并没出什么安全事故。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是万万要不得的。安全生产工作需要全员参与, 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管理层有管理层的责任, 一线员工有一线员工的责任,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只有保证每个岗位都安全了, 才能谈及整个班组、整个部门乃至整个企业的安全。

第三, 强化同级、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监督, 共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在安全生产工作中, 有些员工的安全意识比较低, 时而有意无意地违章作业, 例如, 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安全操作规程、没有看到违章操作的危害性而违章作业;因为经验主义或者争时间抢进度而忘记安全操作规程;因为精神疲倦或者工作之外的烦心事导致注意力分散而顾不上安全操作规程等。这时, 就需要强化同级、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监督, 共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当然, 相互监督并不是目的, 只是确保企业安全生产的一种手段。

第四, 推行安全生产责任绩效考核制度。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最终要分解落实到每个班组、每个岗位。企业应通过推行安全生产责任绩效考核制度, 实行岗位安全绩效与个人工资挂钩, 每月、每季、每年严格考核, 奖罚分明, 以推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的有效落实。

廉政监督制度 篇2

一、严格遵守政治纪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市委市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政令畅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二、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实行党风廉政建设分级负责制、报告制、责任目标考核制和责任追究制。

三、严格执行廉洁从政、述职述廉制度。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若干准则》、《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定期召开领导班子、党员民主生活会，查找问题，健全制度，有效防范不廉洁行为的发生。

四、严格禁止收受“红包”和贵重礼品。不准接受直接管理和服务对象、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及企业主的现金、有价证券等。

五、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不准利用职务和岗位之便为配偶、子女、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违反规定插手建设工程招标活动；不准参加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不准私自从事盈利活动。

六、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对经查实的违纪违规行为，视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廉政谈话、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情况特别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诉讼监督制度探析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监督；控诉职能；二元论

一、刑事诉讼监督的概念

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将刑事诉讼监督权明确作为检察机关一项法律监督权。人民检察机关应该合法履行刑事诉讼监督权，对刑事诉讼监督权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从而维护刑事的司法公正在我国的诉讼监督权中包括立案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民事审判和刑罚执行监督权等，而其中的刑事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的核心，也是影响刑事诉讼监督工作开展的必要环节。

二、刑事诉讼监督的特征

1.专门性

刑事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实施的一种专门性监督，监督主体专属于检察机关，监督客体仅限于侦查机关、人民法院和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虽然侦查机关、人民法院和刑罚执行机关同时也要接受来自外部的人大监督、群众监督、新闻媒体监督等，但这些监督与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具有明显的差异。人大监督“在国家的监督体制中具有最高的地位和法律效力”，而检察机关的监督只是国家监督体制的组成部分。其他一般社会主体的监督，如人民群众的监督，就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属于民主权利的行使。这种监督，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不受程序性规制，也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与之相反，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情况提出纠正意见，必然产生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法律效果；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必然引起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行审理。因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按照法律的规定要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这是法律监督与其他监督的显着区别之一。只有检察机关才是刑事诉讼监督的唯一法定主体，且是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监督的专门机关。

2.有限性

刑事诉讼监督的范围是有限的，检察机关只能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于法律规定的监督对象，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并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监督，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监督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检察机关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监督权，特别是不能任意对法律没有规定的对象、行为或事项进行监督。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监督职能具体包括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等。相对而言，当前诉讼监督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如何“扩权”，而是如何把现有的监督职权落到实处。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尽量减少控诉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在活动范围上的重合之处，诉讼监督的重点不必过多地放在审判活动的过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检察机关已经作为国家原告人的身份自始至终地参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规律已经发挥了监督意义上的作用，而且也要尊重法院的诉讼指挥权及其本身的自律机制。诉讼监督的重点应当放在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和非审判性活动，如公安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法院的立案以及刑罚执行等。同时，对检察机关刑事再审抗诉权的行使应当在时限和次数上加以适当限制为宜。

3.程序性

在刑事诉讼监督法律关系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人民法院和刑罚执行机关之间地位平等，在职能与组织体制上相互独立，是一种同级监督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诉讼监督主要是一种程序性权力，依法启动有关部门对违法情况进行纠正的程序而已，“诉讼中的违法情况是否得以纠正，最终还是要由其他有关机关决定”。特别是审判监督权的行使，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或纠正违法通知后，是否纠正及如何纠正，都由法院独立作出决定，“这种权力只不过像运动员发现裁判有误或不公而提出异议的权力，而绝不是什么‘裁判权’”。“法律监督也并不存在‘法官之上的法官’，或‘法院之上还有个监督者’的问题，它仅仅是平行机构之间的一种提醒和防错机制”，因而不具有终局性或实体性。另一方面，诉讼监督本身亦受严格、规范的程序规制，这也是诉讼监督与其他监督的主要区别之一。

4.补救性

基于诉讼制约关系，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在客观上亦具有控制诉讼权力的功能，与诉讼监督的功能在旨趣上大体相同，二者具有契合性。具体来说，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不仅仅是刑事侦查权的分工问题，而是一种对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或疏于履行职务进行司法弹劾的制度安排。公诉权的制约功能体现在：一是公诉制约侦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如果作出不起诉决定，则体现了对侦查结果的否定和诉讼程序的控制；如果作出起诉决定，则表明对侦查结果的认可和诉讼程序的推动。二是公诉制约审判。公诉的提起即限定了刑事审判的范围，法院只能就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及其被告人与犯罪事实进行审判。同时，对诉讼程序及诉讼结果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毕竟先有诉讼、后有监督，只有当有关诉讼违法行为出现之后，检察机关才能依法进行监督。而且，诉讼监督是一种单向性的权力，不同于诉讼制约的“三角形”构造，一经决定便将产生程序性的强制力，引发有关诉讼事项重新处理的程序。其中，再审抗诉也不可避免地会对个案裁判的既定力和稳定性带来间接的影响。因此，诉讼监督的行使应当保持理性，凡是应当通过诉讼制约手段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动用监督手段；凡是可以运用较小力度的监督手段如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发出检察建议等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必动用较大力度的监督手段如抗诉等，以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共同维护司法权威。

廉政监督制度 篇4

我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于浙江省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后陈村处于武义县城乡结合部, 全村347户888人, 是个远近闻名的产粮村和富裕村。2000年以来, 后陈村集体收入主要来自于出租黄沙沙场和修建金丽温高速公路得到的土地补偿款。随着城市的扩展, 特别是后陈村被纳入武义县经济开发区范围后, 该村先后有1100多亩农地被征用, 村集体土地征用款高达1900多万元。村集体财产的迅速增长, 一方面增强了村民与村集体的利益关联性, 引起了村民对村级事务的高度关切;另一方面村民对村务、财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诉求空前高涨, 对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 管好用好经营好村集体财产, 逐渐成为后陈村村民普遍关注的村务 (财务) 大事和自觉行动。然而, 后陈村长期以来形成的村务 (财务) 管理不透明, 村级财务不公开、重大决策不民主未能很好地解决, 村干部违法乱纪事件频频发生;同时, 村民的“民主监督”缺乏有效的组织载体, 而上级政府的监管又鞭长莫及。在2002年至2003年之间, 后陈村两任村支书“前腐后继”相继落马。面对后陈村日益严重的治理危机, 白洋街道党工委采用“空降干部”的办法, 于2004年1月6日派遣后陈村籍的街道工办副主任胡文法回村兼任党支部书记, 负责治理后陈村的乱象。随后, 县委、县府又选择了处于治理危机的后陈村作为实施村级民主监督创新的试点村。2004年4月至6月, 县委办、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农业局、民政局、白洋街道相关人员认真梳理了后陈村各项管理制度, 草拟出《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两个讨论稿, 广泛征求村民及社会各界意见。6月16日, 后陈村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 制定并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选举办法》。6月18日, 在以胡文法为组长的选举委员会主持下, 经过村民代表民主选举, 后陈村产生了全国首个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的、由3名监督委员会委员组成的“第三驾马车”——村务监督委员会。同日,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至此, 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性内容的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正式诞生, 并成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成功的制度创新的范例。

这项制度创新, 解决了农村民主选举后监督缺位、乏力的问题, 解决了村两委干部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探索出了一条保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的新途径。基于“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杰出贡献, 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于2005年10月入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2007年6月, 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又授予武义“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创新奖”。2009年底, 浙江省3万余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在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基层农村“全覆盖”的同时, 浙江省政府进行了省级层面的制度建设;2010 年7月, 浙江省颁布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 (试行) 》, 2011 年1月出台《关于认真做好2011年村务监督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 2011年3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1]

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机制创新和运行绩效

1.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机制创新

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为例,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标志性内容是“一个机构、两项制度”。

一个机构即是村务监督委员会。它是在原有村级组织基础上增设的专门的村务监督机构。与以前的村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相比, 其创新在于:以前的村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隶属于村委会, 组长通常由村支委兼任, 而后陈村的监委会, 是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的一个独立组织。

两项制度即是《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主要对村集体资产管理、集体土地征用费管理、集体项目收益和分配管理、集体建设工程投资管理、财务管理、村干部报酬管理、村计划生育管理、村民房管理、村户口变动管理、非经济合作社人员待遇、溪滩沙石管理、村公墓管理、外来人口管理、低保对象确定、救济款发放管理、印章和会议记录管理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管理制度明确划分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三者在村务中的决策权和管理权, 并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是对村级民主监督作出的制度安排, 尤其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产生和组成、职能和义务等作了明确规定, 并把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和村干部述职考核制度等纳入民主监督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一, 监委会候选人是非村两委的成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监委会成员除了党支部召开的党务会议外, 村里其他一切会议都有权参加, 它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直接对村民代表大会负责。第二,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坚持党的领导, 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村级各项管理制度情况进行监督;列席涉及群众利益的重要村务会议;对村财务公示清单和报账前的凭证进行审核;建议村委会就有关问题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作出的决定或决策提出废止建议, 村委会须就具体事项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决定;协助街道党委对村两委成员进行年终考评;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 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意见, 提请村党支部, 报上级党委、政府后, 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可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 以书面形式建议村委会进行听证, 如果村委会7日内没有正当理由不作出听证决定或解释, 有权向街道办事处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第三,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义务主要有:支持村两委正常工作, 及时消除村民对村两委工作的误解;定期、不定期向村党支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报告村务监督工作情况;及时向村党支部、村委会反映村民对村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联系村民, 广泛听取意见, 履行监督职责。

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体制机制上的重大创新, 有效促进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农村的落实。其制度创新主要在于创新和完善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系。[2]众所周知, 一个有效运作的制度往往是一系列具有有机联系的制度元素联结起来的闭合系统, 它具体包括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以及救济制度。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以及通过建立《村务管理制度》、《村务监督制度》, 使得村务管理中的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救济制度相互配套, 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第一, 创新和完善了村民自治治理结构。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后, 突破了过去村“两委”制, 完善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议事机构、村民委员会为管理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 创新实现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村民自治体制机制, 让村民能真正参与村务民主管理中。第二, 创新和完善了农村基层组织监督机制, 保障村民依法行使对村级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村监会”与村委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村监会”主动介入、全程参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利用质询、述职等方式对村委会执行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 议决事项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 发现拒不执行、以权谋私等不正当行为, 进行劝诫, 并向村党组织报告或向街道办事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情节严重的可提出罢免动议。“村监会”的这种监督就使原来村委会的同体监督向异体监督转变, 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转变, 由单纯的财务监督向村务监督转变, 垂直监督向水平监督转变。[3]

2.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运行绩效

从2004年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到目前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全覆盖”, 经过六、七年的运行, 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现实和潜在的绩效。

(1)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沟通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有利于村务管理的良好运作和村庄秩序的重建。据统计, 自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实施后, 后陈村连续6年保持“零上访、零投诉、零违纪、零违规收入”的纪录。浙江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农村干部的信访举报呈整体下降趋势, 2009年同比下降6.71%, 2010年又下降了15.5%。

(2) 确保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以及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等一系列财务管理配套制度, 使集体资产的运作有章可循, 有制可依, 严格杜绝了集体资产流失的现象。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后六年来, 村务监督委员会先后对4000余张金额共计2400万余元的财务发票进行了审核和公开, 审核纠正不规范票据42笔, 拒付不合理开支3.8万元, 为全村增收节支480多万元。

(3) 改善和融洽了干群关系。

过去因为基层监督缺位乏力, 有的地方民主选举后,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成为摆设, 村民自治往往成为“村官”自治。监委会建立后, 使权力有了制衡, 推动了村干部的领导方法向民主的、法制的、服务的方式转变, 消除了村民对村务活动的各种猜疑和不信任, 村民积极支持村两委工作, 增强了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 融洽了干群关系。后陈村村委主任陈忠武说:“以前村干部怕干事, 村民总怀疑你从中得多少好处, 有了监委会, 村里一切事都在监督下进行, 就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干事放心了, 听到的赞扬也多了, 一些过去上访告状的村民如今还主动提出要为村干部加工资, 心里感到很温暖”。[4]

(4) 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畅通了民意表达的渠道, 每一个村民都获得了涉及自身利益的村务管理工作的话语权, 他们的需要和意见可以直接通过监委会反映到村两委干部手中, 再反馈到本人。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村民直接有序的政治参与, 为村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使得村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得到具体的落实, 从而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

(5) 为全国农村建立新型的基层民主监督制度提供了样本和示范效应。

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成功实践, 为全国各地的村级民主探索和国家立法提供了借鉴。继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后, 重庆市武隆县首次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河北省承德市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汪家庄镇成立。[5]尤为重要的是, 2010年10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或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 负责村民主理财, 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

三、几点启示

1.群众的创新精神是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

实践已经证明, 对民主政治中的新生事物, 要充分发挥基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民主参与要求。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 正是村民群众由于民主意识的加强、对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的担忧和参与村级财务运作的强烈愿望而产生的, 村民是推动农村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

2.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是农村创新制度成功运行的关键

在我国基层农村, 如果不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 制度创新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政权力量导向有助于村民自治, 农村的自治能力就会大幅提升。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一项新生制度安排, 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并推行的, 政府为制度变迁提供了主要动力。

3.一项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要在实践中为参与各方所接受并推行开来, 制度的设计必须能够增进参与各方的利益, 产生一种共赢的博弈结局

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产生共赢博弈结局的比较精巧的制度设计。后陈村的制度设计者力图通过保证村务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的相对分离和相互制约, 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村干部“不能腐败”和“不敢腐败”, 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农村社会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社民, 徐首红, 颜新文.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力抓手——浙江深入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纪实[J].中国监察, 2011, (08) .

(2) 邱荣根.村民自治中民主监督的制度创新——基于浙江武义县试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案例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论文, 2006.

(3) 张桃荣.议事监督委员会:村民自治决策与监督新机制——成都市龙泉驿区若干乡镇的调查”[J].党政干部学刊, 2009, (08) .

(4) 谢云挺.监委会:浙江农村出现“第三架马车”[J].记者观察, 2005, (04) .

网吧监督员监督制度 篇5

为贯彻落实全省志愿者网吧社会监督工作，进一步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充分发挥“五老”志愿者的作用，切实加强对网吧管理的社会监督，逐步使网吧监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现制定网吧监督员管理制度如下：

一、网吧监督员准入条件

1、人员应能自觉自愿地参加网吧监督，有一定的活动时间。

2、人员的身体必须健康且能参加正常活动，原则上年龄在50至70周岁之间的“五老”志愿者。

3、必须是就地就近的常住人员，不跨社区监督。

4、有责任感和工作责任心，在社区有一定的威望，对青少年有关爱之心。

5、有一定的法律法规常识，能自觉遵纪守法。

二、网吧监督员任务职责

“五老”网吧监督员在社区党政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并接受各级关工委的指导,其任务职责是:

1、巡察网吧中网络的内容，监督网吧不得出现和传播淫秽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

2、监督网吧不得接纳未成年人，协助网吧工作人员劝阻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3、对发现无证无照经营的“黑网吧”，应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或社区关工委。

4、向上级反映网吧经营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存在问题，提出建议。

三、网吧监督员考核机制

1、网吧监督员采取聘任制，原则上每年聘任一次。要求在每年的10月1日前，由社区关工委考核推荐（书面名册），街道关工委审核把关（盖章），区关工委综合报送（盖章），区文体局聘任上岗（发工作牌）。对新调整补充的“五老”人员，社区、街道关工委应及时组

织上岗培训，做好工作交接。区文体局、区关工委每年应组织“五老”网吧监督员进行一次集中培训。

2、发生以下情况的应及时调整退出网吧监督队伍：

（1）因家庭事务等原因无法按要求参加对网吧监督的，或因监督不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2）对年龄偏大的，或因身体条件不适应继续参与网吧监督的。

（3）因居住地发生变化、路途较远不便对网吧监督的。

（4）监督人员自身发生违纪违法行为不适合对网吧监督的。

四、“五老”网吧监督工作基本要求

原则上以社区关工委网吧监督小组为单位，有组织地开展对网吧巡察监督，可采取两人结伴或小组行动的方式，不提倡监督员单独或深夜开展网吧巡察。其基本要求：

1、不定期地巡察网吧。监督员每周应安排一定的时间，持“工作牌”到网吧进行巡察监督。

2、做好登记、统计。每位监督员应做好巡察网吧的登记、统计，对发现的问题和好的经验应及时登记、统计。

3、定期汇报情况。监督员每月中旬向社区关工委汇报情况一次，社区、街道关工委每月25日前逐级向街道、区关工委汇报情况一次。

检察院侦查监督制度初探 篇6

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发掘案件事实，追查犯罪嫌疑人为目的的一系列职权活动和强制措施，而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制约较少、救济较难、司法化水平最低的阶段。为了抑制侦查活动中过于膨胀的侦查权力，规范侦查活动，避免错案，国家制定了侦查监督制度，其目的在于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至于侦查机关的权力滥用，但是在现实中出现了一些立法者无法预估的情况，侦查监督制度的监督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司法改革中，应当在进一步完善制度的同时，重新塑造侦查监督权，以更好的规制侦查机关的越权行为。

一、现状分析

侦查监督体现在检察院对于侦查部门的侦查行为和侦查结果都负有审查义务，既审查程序上的瑕疵，也审查实体上的适当性。所以，侦查监督的本质就是否定侦查活动的错误内容，法律监督机关的权威性在侦查环节即体现于此。在实践中，侦查监督的作用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立案环节中，对于立案适当性的监督。（2）侦查环节中，对于刑事强制措施实施状况的监督。（3）侦查结束阶段，对于刑事诉讼活动走向的把控，具体体现为确定是否继续对犯罪嫌疑人追诉。①本文着重分析侦查环节方面的监督和侦查阶段结束的监督，并对国内公开发布的一些数据进行解读。

基于已有成果的数据②，可以得出几个有意思的结论：

（一）侦查程序监督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一个从1995年至2005年，跨越十年的数据统计显示，侦查监督的数量连年下降。这背后反映了社会背景的变迁，案件数量的爆炸性增长是为主因，复杂的社会变化和法定期限的规定，带来极大的侦查压力，为追求实体真相不得不放宽程序压力，从而引发如今被广为诟病的“重实体，轻程序”思想。

（二）侦查结果监督效果较为突出

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不予批捕，检察机关不予批捕所占的比率一直处于高位，这与社会化媒体营造的形象不同，相当一部分案件都被检察院纠正，大批的犯罪嫌疑人不被逮捕。其次是不予起诉，最终被排除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外的案件依然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不予批捕和不予起诉是侦查监督部门对于侦查部门侦查行为的实质性否定，充分体现了侦监部门的法律监督作用。

二、侦监制度功能弱化分析

侦查监督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对侦查行为的规制，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然而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侦监制度并未完全发挥出法律预设的功能，其原因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规范层面上，侦查监督手段较弱

从立法关于侦查机关与侦查监督机关的规定来看，侦查监督机关缺乏权威的监督手段和相应的制裁措施。体现如下：

1.侦监机关的侦查监督材料来源单一。侦监机关对于案件的监督只能来源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而“对于侦查机关的消极侦查和不作为，缺少监督制约机制，导致案件质量得不到保证，甚至案件流失严重”③。

2.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的监督不足。侦查机关在侦查程序中可以使用包括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多种强制性措施，但是侦监部门对于这些行为难以有效监督，对于其中的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行为，无法采取及时性手段。

3.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极为薄弱。由于监督主体缺乏强制力，以及监督环节的自我封闭，自侦案件的监督制度虚化，以至于职务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被侵害的案件时有报道。在立法层面，侦监部门的监督手段依旧不足，这对于侦查监督权威的塑造有极大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实践中侦查监督的效果，进而损害法律的有效实施。

（二）实践层面上，侦查活动脱离于侦查监督

在实践中，侦查监督活动往往依赖于案卷审查。在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国家，检察院的监督依赖于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文书材料与证据材料都被保存在侦查卷宗之内，检察院之后的所有与刑事诉讼活动有关的工作皆立足于此，不管是中断刑事诉讼活动还是继续刑事诉讼，检察院对于案件的判断全部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所有案件材料。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将现代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理解成是“以侦查案卷为中心的审查起诉”。④

然而，阅卷方式下的侦查监督制度有着不小的问题。首先，单纯依靠阅卷很难掌握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无法全面获知案件情况，无法准确地判断逮捕必要性；其次，通过阅卷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主要依赖于检察官的职业水准，无法做到兼听则明，这对现实中检察官参差不齐的水平构成了挑战；再次，单纯以阅卷作为主要的侦查监督工作方式，无法避免案卷形成过程中侦查机关的不当手段的发挥，毕竟，作为案卷材料的制作者，侦查机关不可能将自己的所有不当行为记载于卷宗，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侦查监督工作的难度所在。

对侦查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实施强制措施的恣意行为，现有的侦监制度难以制约。依据我国现有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侦查机关只有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逮捕的时候需要经检察院的批准，而其他强制措施，例如拘传，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行为，只需要本部门上级机关批准即可实施，侦监部门无法及时提出异议。而侦查机关在刑事强制措施之外，还有着另一种恣意。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同时拥有着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对于错误的侦查行为，比如抓错了犯罪嫌疑人，可以罚款、劳教等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左手交到右手，从而避开了侦监部门的监督。对于侦查机关这些撤案行为，检察机关并无相应的措施予以监管。由此产生的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问题，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三、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对策

（一）树立共识：检察院是目前中国行使侦查监督权的最合适的司法机关

有学者建议我国应仿效英美法系国家赋予法院以司法审查权，以法院为中心建立侦监制度，以法院天然的中立性更好的控制侦查行为。此学说有一定道理，然而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是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已经确认的，具有合宪性的天然优势。在宪法未修政体未变的前提下，应当着重对现有制度进行修改、充实，而不是轻言替换。一项替代制度的产生是因为比先前制度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同时不付出更多的成本。检察控制论确实产生了许多问题，但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法院控制论能够避免检察控制论导致的问题，同时又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基于改革成本的考虑，我们应当接受检察机关作为中国行使侦查监督权的最合适的司法机关。

（二）在实践中明确侦查监督机关的地位

侦查机关是发掘案件事实的最重要的主体，但是这不能成为削弱检察院侦查监督地位的理由。检察控制论要求在审前程序中确立检察院的核心地位，以权力制约权力，赋予侦查行为外部性监督。

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以及宪法和新刑诉的人权保障条款，侦监制度的改革，必须树立检察院的权威，由检察院负责从侦查行为到侦查结果全方位的监督，真正实现侦查监督的实际效果，确保错误的侦查行为得到纠正。

（三）开发侦监信息来源，确保检察院充分了解侦查活动的全貌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活动中最不透明的阶段，最易造成犯罪嫌疑人权利丧失。同时，被污染的卷宗材料，也有可能模糊案件事实，使得刑事诉讼打击犯罪的目的难以实现。因此，从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角度出发，作为唯一可以有效规制侦查机关行为的部门，检察院应当扩大侦监信息的来源，不能仅仅依赖于侦查机关提供的卷宗材料，同时也要建立強制措施通报机制，确保检察院及时知晓侦查活动的进程，甚至在易发生错案的案件领域中，检察院可以派员参与侦查活动，侦查机关负有配合义务，使得侦查活动全程置于侦查监督之下。（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核心观点源自于《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11月，第28卷，第6期，作者：左卫民，赵开年，四川大学法学院

②数据转引自《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11月，第28卷，第6期，作者：左卫民，赵开年，四川大学法学院

③《审查逮捕后至移送起诉前侦查监督机制之构建》，《人民检察》 2012年第 4 期；作者：李乐平，吴小强；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廉政监督制度 篇7

一、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范围的定位

人民监督员制度从监督性质上看, 首先是权利监督。属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 表达的是一种民意。其次, 属于社会监督。人民监督员来自社会各种岗位,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其产生具有广泛的民主性, 其表达的意见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评价。因此, 检察机关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实际上就是让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人员的办案过程, 确保检察人员依法办案, 让社会来评价检察机关执法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 让整个检察权纳入被监督的范围。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检察机关通过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 让公民参与或监督检察机关司法决定的思路是正确的, 但这一思路不应该只局限在自己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上, 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展, 在取得经验和实效的基础上,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将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范围扩大到普通案件上, 体现程序公正的要求。” (1)

因此,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的确定, 应当是对整个检察权的一种权利监督和社会监督。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监督范围的无限扩大, 必须既要考虑到监督实效, 确保监督不流于形式, 又要使监督针对检察权行使中容易发生问题的案件和情形, 避免重复监督和资源浪费, 还要兼顾“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双重价值的总体平衡。

二、人民监督员制度范围确定的原则

(一) 监督实效性原则

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立的目的不是要求人民监督员参与到案件的整个诉讼活动中, 以专业法律人士的角度辅助检察人员办案, 而只是以一般民众的是非观和认识水平来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的事实认定和证据的真实性加以判断, 以保证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实效性, 使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体现社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社会正义观, 避免国家检察权的滥用和消极行使。因此, 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实效性原则, 要求保证人民监督员在能力范围内能够将监督落到实处, 避免由于力所不及而导致监督流于形式。

(二) 监督效益性原则

检察机关行使的职权范围十分广泛, 环节也十分具体和繁多, 如果事无巨细均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 导致监督范围无限扩大, 不仅会牵涉检察机关和人民监督员双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而且可能同时与其他权力监督交叉重复, 带来较高的诉讼成本和资源浪费, 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因此, 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效益性原则要求监督范围不能漫无边际地扩大, 必须限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特别是对具有终结诉讼程序的撤销案件、不起诉等实践中极易发生问题的情形和环节进行监督, 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 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三) 监督平衡性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 “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是最终的价值体现和总体平衡。只有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 才能确保这种平衡, 无论检察权的滥用还是消极行使都会导致“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失衡, 或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或者放纵犯罪, 危及社会安全稳定。因此, 人民监督员监督平衡性原则, 要求监督范围的确定必须能够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和消极使用, 确保“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总体平衡, 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价值, 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三、目前监督范围的缺陷和完善监督范围的建议

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规定 (试行) 》所规定的“三类案件”、“五种情形”监督范围, 笔者认为, 目前监督范围的缺陷主要在于:一是监督范围偏窄, 导致在整个检察权行使中, 一些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没有被纳入监督范围;二是已被纳入监督范围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案件技术难度强, 不具备可监督性, 而且与其他监督制度重复监督, 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三是从“三类案件”、“五种情形”的内容看, 比较侧重“保障人权”, 在把握“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平衡的原则上有失衡之嫌。

(一) 针对“三类案件”, 应当从三个方面作出调整

1. 不应当将“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的案件列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

从人民监督员制度范围确定的原则的角度看:一是该监督有悖“监督实效性”原则。审查逮捕是专业性十分强的检察业务, 即使专业检察人员也经常出现一些难以做出判断的情形。法律水平一般的人民监督员对审查逮捕进行监督只能使监督流于形式而无法真正取得实效。二是该监督有悖“监督效益性”原则。从实体上看,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扩大了“错捕”案件的范围, 对“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为”而造成“错捕”案件的责任人员明确规定了责任追究;职务犯罪案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制度的实施, 也为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的正确行使增设了又一道监督屏障。因此, 在这一环节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显得多此一举。三是从监督的法律关系及产生结果上看, 不服逮捕决定的案件是在检察机关已经作出决定后再进入监督程序的, 这时侦查部门根据逮捕决定已经进入了下一个诉讼程序。如果强行占用决定逮捕时间, 那么在法律上的关系就是犯罪嫌疑人对检察机关将要作出的逮捕决定不服, 而不是犯罪嫌疑人对逮捕决定不服;如果占用侦查部门的时间, 且监督有效, 就可能会产生检察机关对同一个案件先后作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 从而使得侦查部门已经开始了的诉讼程序产生混乱, 同时影响了检察机关作出逮捕决定的权威性。 (2)

2. 除原监督范围规定的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外, 应将普通刑事案件的拟不起诉案件纳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

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和职务犯罪案件, 公诉权的行使是否正确,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而对不起诉的普通刑事案件, 由于公安机关的制约刚性不强, 以及被不起诉人、被害人的救济意识不强, 实践中通常会终结诉讼程序、产生终局性的处理结果。如果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 在行使过程中容易被滥用。从检察人员违法违纪的统计情况看, 利用不起诉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时有发生, 违反了司法公正, 损坏了检察机关的权威。因此, 应当将普通刑事案件的不起诉环节纳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

3. 将普通刑事案件应当监督立案而不监督的、将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及普通刑事案件应当抗诉而不抗诉的案件纳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有监督立案的职责, 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提出或提请抗诉的职责。为防止检察机关消极使用检察权, 以更好地“控制犯罪”, 可以将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立案而不监督的、应当抗诉而不抗诉的案件列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由于此类案件属于检察机关不作为范畴, 不易被人民监督员发现和掌握, 但依然具有可监督性, 不违反监督的实效性原则。在具体监督制度中, 应进一步明确强化检务公开的措施办法, 例如, 将可提请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内容和提请程序以及人民监督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向社会公布, 加强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社会认知度, 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强化此类案件监督。

(二) 针对“五种情形”, 应当将“不当处理涉案款物”纳入监督范围

“五种情形”是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 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将“五种情形”纳入监督范围旨在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的自身执法行为, 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 以更好地维护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发案单位、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不服检察机关对涉案款物的处理决定情形, 由于涉案款物的处理是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监督的行政性行为, 容易被检察机关滥用, 导致该发还的不发还, 该上缴的不上缴, 从而侵犯发案单位、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因此, 将职务犯罪案件发案单位、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不服检察机关对涉案款物的处理决定情形也应当纳入监督的范围。

摘要：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能否取得最终成功, 其监督范围的合理确定尤为重要。范围过大, 容易造成司法资源浪费, 不符合司法经济原则;范围过小, 难以取得监督实效。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 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范围应在遵守监督的实效性、效益性和平衡性的原则下合理确定, 以保证人民监督员制度取得预期效果。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范围,监督原则,完善

参考文献

[1].陈平.浅析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http://www.studa.net/sifazhidu/091020/1530271.html.

[2].周长平, 刘长青.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问题刍议.http://chinalnn.com/Html/Article/Class77/Class79_167569.html.

党内监督制度重在执行 篇8

从党内监督制度的执行现状看, 许多科学的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与党内监督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相比, 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更为突出。党内监督制度在执行环节存在着不自觉、不优化、不规范现象, 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主、客体主观上的不自觉。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主体主要是指处于监督地位的人或组织, 主要是回答谁来执行监督制度的问题。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客体是指监督对象, 主要回答如何保证被监督对象执行党内监督制度的问题。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主体主观上的不自觉主要是党员监督意识的淡漠, 具体表现为“不愿监督”、“不懂监督”、“不敢监督”和“不会监督”四个方面。一是少数党员、干部对党员监督权利缺乏深层次认识, 对党内监督采取漠然态度, 即“不愿监督”;二是执行主体对党内监督本质和党内监督规律缺乏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 以致“不懂监督”;三是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章党纪特别是党内监督法规制度的学习不深入、对党内监督的方针、任务、内容与方式缺乏了解, 导致在实践中不懂得监督什么, 如何监督,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等, 即“不敢监督”和“不会监督”等。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客体主观上的不自觉就是指部分特别是党的地方和基层党内监督制度执行客体, 面对相关科学监督制度设计安排时, 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相关制度进行取舍和变通, 集中表现为在执行制度上采取实用态度, 即按照各自的“算盘”, 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 反之就变味。这方面以部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甚。少数领导干部自恃大权在握, 把党内监督制度当摆设, 在局部形成了“上级顾不上执行、同级不愿执行、下级不敢执行”的尴尬局面。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运行环境不优化。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需要良好的运行环境。这里主要从监督制度的执行体制和执行意识两个方面来阐述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运行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党内监督制度的执行体制方面, 主要是通过对党代会、全委会及常委会三者关系以及纪检委和党委会的关系来加以剖析其中问题。党章规定, 第一,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 都选举产生。”也就是说,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权力是由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党员授予的。第二, 每一级领导机关中的全委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党委会由全委会产生等等, 这也是后者对前者的层层授予。第三, 就地方党委内部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来讲, 全委会选举委员和书记、副书记, 也就是说, 书记和副书记与其他常委一样是由全委会授权的, 并不是委员的权力由书记授予的, 所以, 党的代表大会与全委会、常委会之间是权力授受、领导和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 党内监督制度的执行机制应该是:党代会监督党委会, 党委会监督常委会, 其中, 党代会在同级党委组织中拥有最高监督权。但是, 这种执行权的委托和受托关系或者说授受关系在一些地方的实际运行中颠倒而形成一种“倒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这就导致越往上层党内监督制度执行效果越递减的问题。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意识和制度执行力、公信力密切相关, 后者是通过监督主体的制度执行意识这一重要途径体现出来。制定和执行制度的是人, 人的素质如何, 直接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完善和执行。因此, 注重党内监督制定和执行的同时, 还必须注意提高党员的监督制度执行意识, 从而使制度的“硬件”到“软件”两个方面都能得到保障。在执行制度中,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者往往具有如下心理因素:一是认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怕把人际关系搞僵, 影响班子团结;二是害怕受到打击报复;三是害怕牵扯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四是担心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 因为现实生活中, 严格执行制度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好的评价;五是认为个别人违反制度是小事, 不会对事业造成大的影响, 因而不能从小处着眼, 防微杜渐, 习惯于下不为例, 迁就思想较重等等, 从而导致制度难以执行下去。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程序上的不规范。现实中很多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程序处于无序状态。造成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规范的程序性制度规定是保障制度得到有效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在制度制定上存在的注重实体性、忽视程序性, 注重原则性、忽视操作性等诸多问题, 是导致制度无法执行的重要因素。就目前而言, 党内监督制度总体上还没有一套独立的、完整的操作性比较强的专门执行程序。多数监督制度没有配套的执行程序, 即使在过去已经实行的一些制度中有一些程序性规定, 也多散见于实体性制度之中, 不系统、不具体、可操作性较差是其共有特征。另一方面就是制度执行程序的配套性制度差, 没有执行程序的保障措施, 导致执行制度不到位的问题十分突出。再就是部分监督制度的执行不够到位的问题。有些监督制度执行时侧重于静态监督和事后监督, 而事前、事中的动态性预防和警示相对较为薄弱。如对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 大多属于离任审计, 对领导干部主动进行任前、任期内审计做得不够。离任审计中, 由于先离任、后审计的运作程序及审计结果与干部管理使用的各个环节结合不够紧密, 从而造成审计查证难、处理难, 离任者与接任者的责任难以区分。

二、党内监督制度有效执行是党的先进性和团结统一的象征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环节的重要性, 不仅体现在不断推进党内监督制度化的进程中, 更要体现“从严治党”的一贯要求上, 还要表现在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那样, “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 不管谁违反, 都要受到纪律处分, 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 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当前要严格执行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 对有章不循的要严肃地批评, 限期纠正, 情节严重的要执行纪律。”

1.激活监督主体, 构筑党内监督制度执行保障体系。党内监督制度执行保障制度体系应包括建立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制度、制度执行的考核制度和制度执行的追究制度等, 这些都是保障制度有效执行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执行责任追究制度。所谓领导干部党内监督制度执行责任追究制度, 就是根据管人与管事相结合的原则, 明确上级对下级执行制度的监督责任, 明确党政一把手对班子成员执行制度的监督责任, 并制定责任追究办法, 对发现下级存在的问题不制止、不采取措施、也不举报的要追究领导责任, 对疏于管理致使下级发生严重错误并导致重大损失的, 上级领导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并受到相应的处分。凡是监督制度, 都须制定监督执行责任的相关规定, 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专职监督机关和人员的监督责任追究制度, 对监督不力, 监督不公, 监督失察的责任者予以惩处, 从而杜绝有制度无人执行的现象。任何一项制度, 如果没有对不执行者的相应的处罚, 这一制度很难得到有效的遵守。因此, 一定要建立执行这些制度的保障制度, 要具体规定对各种不执行情况的相应的处罚标准, 对于严重对抗制度执行的领导, 要给予撤职处分;对于严重对抗制度执行的单位, 须追究其领导的责任。从责任追究的具体运作方面, 针对各层次主、客体应负的责任规定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责任追究的实质性内容, 以此增强党内监督的强制性和党内监督制度的刚性。譬如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1997年旧条例的基础上, 从指导思想、执行程序、适用对象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对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期限、方式和应当办理的相关手续等事项, 以及对不按规定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行为如何追究责任均做出了具体规定。制度执行工作的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 明确了责任主体、责任内容、责任分工、考核方式、责任追究的具体内容, 确保各项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有关各方可据此制定关于违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所规定的十项监督制度的责任追究和党纪处理实施细则, 明确界定对不执行或不正确执行党内监督制度的将如何予以追究, 对不遵守党内监督制度、不自觉接受监督的视情节做出严肃处理。此外, 党内监督制度执行责任制的建立还应和对各级党组织执行制度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制度结合起来。严格责任考核, 加强监督检查, 及时发现制度执行中的偏差, 促进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

2.严格规范程序, 创设党内监督制度执行运作机制。针对执行制度中存在的主观上的不自觉和客观上的不规范问题, 研究制度的执行程序, 以严格的执行程序和系统、规范的制度为保证, 依法实施党内监督, 十分必要。加快程序立法建设步伐。要像《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等程序性规定那样, 使十项监督制度在程序上有章可循, 变党内监督为刚性监督。如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的执行程序。各级纪委及监察机关分别对同级党委和政府该项制度贯彻的监督应贯穿于该制度运行的全过程, 纪委及监察机关监督不是对具体决策内容正确与否作评判, 而是对决策的程度做出评判。包括:一是决策之前议题的确定。主要监督两个方面的问题:即确定议题是否为重大问题和应列为重大问题是否被确定为重大问题, 提交集体讨论。二是会议的议题是否提前一定时间通知到与会者, 以防止临时动议, 使与会者不能充分酝酿, 准备意见。三是会议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否能够充分表达每个成员的真实意见。四是对会议决定的实施, 分工是否明确, 贯彻是否得力。如果纪委和监察机关对同级党委、政府决策程序有异议, 可以提议改正之, 如果同级党委、政府不接受建议和意见, 纪委和监察机关有权对同级党委、政府所作的决策予以否决并报上级纪委批准。同时建立对纪委监察机关监督责任的追惩制, 追究其失察行为的责任。还有党员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笔者建议, 可因地制宜制定《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暂行办法》一类名称的配套制度执行程序, 明确和细化如理想信念动摇、能力不强、工作业绩差、健康原因等不胜任现职的若干标准, 制定组织考察考核、广泛征求意见、提出调整方案、做出调整决定、个别谈话等严格的执行程序, 对不胜任者采取改任、病休、降职、辞职、免职等措施, 拓宽党员领导干部“能者上、庸者下”的渠道, 以保证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刚性。

3.发扬党内民主, 营造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良好环境。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党内监督体制的优化。关于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监督体制, 一个基点就是加大各级纪委权力, 提高其地位, 使其有权监督党内任何人以保证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首先, 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各级纪委向同级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与同级党委具有平等地位, 或是设想由党代会产生党委员、执委会、纪委会并各司其职, 即党委会负责决策, 执委会负责执行, 纪委负责监督, 共同向代表大会负责, 做到职责明确、职能分立, 地位平等, 相互制约, 提高纪委地位, 使其能更好行使执行监督制度的权力。其次, 纪委系统实行垂直领导或特派制, 不受同级党委领导。各级纪委的人事权、财务权由上级纪委负责, 提高地方纪委的地位, 同时实行纪委干部异地任职和定期交流制度, 以有利于加强对同级党委及领导干部执行制度的监督。最后, 适当扩大纪委的职权, 建立健全各级纪委对党内监督制度相关执行部门的质询、评价、否决机制, 把纪委的职能延伸到对党内事务, 尤其是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监督上来。党内监督制度执行中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对各类监督主体监督职责的明确规定, 同时也是全面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重要切入点。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要求对党内权力关系进行调整。《党内监督条例》中对党内监督主体设定时, 突出强调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作用, 就是这种调整的重要体现。按照党的传统组织体系, 选出常委的委员会对常委的监督是有限的。现在《党内监督条例》对政治局委员、常委如何执行监督制度都做出明确规定。如此强调委员会的作用的确是很大的进步。只有调整权力结构, 平衡权力关系, 各种制度的正常运行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监督才能真正有效。《党内监督条例》还强调了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 除了具有普通党员的监督责任和权利外, 还可以按照规定, 以党代表的身份行使监督权, 对其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反映所在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建议。

4.拓宽监督渠道, 强化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内外互动功能。在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促进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党外制度体系, 是保障党内监督制度有效执行的重要途径。一般认为, 党外监督制度按其地位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机关监督制度, 它包括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制度等;另一类是社会监督制度, 它包括民主党派监督、社会团体监督、公民个人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制度等。在制定和执行党内监督制度过程中, 既要就党内监督制度本身做工作, 又要进一步把党内监督制度与党外监督制度相结合, 形成制度合力。在制定和执行党内监督制度的同时, 加强和改善党外监督制度, 也可以促进党员监督制度的制定, 进而提高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水平。建立健全促进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党外制度体系, 其理想的监督制度体系应是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制度等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制度执行体系。这样强有力的监督制度体系的构建, 有利于保证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此外, 还有近些年来各级党组织在党内监督制度执行实践中所建立的如执法执纪联席会议制度、干部审计制度和协同办案制度等都是符合监督制度执行规律的成功探索。这些制度有利于规范各监督主体之间关系, 整合监督资源, 发挥整体效能, 从而充分发挥纪检机关的监督执纪功能。基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制度执行中的监督作用, 建议建立以纪委牵头、各监督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总之, 要加强党内监督, 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 同时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 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形成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坚强合力。

综上所述, 党内监督制度的执行是党内监督制度建立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党内监督制度的制定是基础, 那么其执行就是关键,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制度监督”理念的确立, 比起“人治性”的监督方式和途径, 可以说是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但是, 离开这些科学制度的有效执行, “制度监督”的口号毫无意义。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 制度不执行, 比没有制度危害还要大, 可见制度的执行是制度建设的核心环节。在保障党内监督制度制定的科学性的同时, 必须强调严格执行制度这个关键性问题。在制度制定阶段要注重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充分发挥制度本身应有的效用自然是制度执行阶段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显示出“制度监督”的威力和绩效。

摘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 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建设。党内监督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和约束力, 关键在于其应用和执行。在制定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制度, 是实现党内监督的目的、增强党内监督制度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必然要求, 更是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临场监督执行死刑制度浅析 篇9

一、概述

修改前后的刑诉法均笼统地规定了检察机关临场监督执行死刑这一制度, 刑诉规则则更加明确了检察机关临场监督执行死刑的具体部门、监督内容及相关程序。根据刑诉规则的规定, 临场监督执行死刑的主体是监所检察部门, 这一规定改变了以往由公诉部门和监所部门联合监督执行的局面, 将临场监督执行死刑的主体确定为一个部门, 确保了死刑执行监督主体的统一。

此外, 刑诉规则还规定了临场监督执行死刑的内容和程序, 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在交付执行前, 监所检察部门应核实执行法院是否收到核准死刑判决或者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核实本院是否收到临场监督执行死刑通知;全面熟悉案情, 必要时应向公诉部门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查明法院是否对死刑罪犯告知权利、通知家属会见;依法监督执行死刑的场所、方式等是否合法;发现有不应当立即执行情形的, 应当建议立即停止执行。 (2) 在执行过程中, 监所检察人员应对交付执行的安全进行监督, 重点审查执行方案是否合法合理, 实地察看执行场地安全设施是否完备;对死刑执行人员和其他参与人进行监督;根据需要进行拍照、录像;行刑前, 发现可能有错误, 或者死刑罪犯有检举揭发重大犯罪行为的, 应当建议立即暂停执行。 (3) 执行完毕, 监所检察人员应重点检查罪犯是否确已死亡;监督人民法院办理罪犯的遗书、遗言笔录、罪犯尸体等相关事项;做好死刑执行临场监督笔录、签名后入卷归档;发现和通知纠正执行死刑活动中的违法情况。

二、我国临场监督执行死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 刑罚执行监督在我国仍处于薄弱环节, 同样, 对于死刑执行的临场监督, 由于检察人员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等原因、实践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第一, 由于检察人员对死刑执行监督重视不够, 遇到阻力后不愿监督、不善监督, 死刑执行中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纠正, 侵犯死刑罪犯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第二, 现阶段, 检察人员往往侧重对死刑执行阶段的监督, 忽视对执行前和执行后的监督, 如在死刑执行前, 对于亲属与罪犯的会见的时间、地点、场所等缺乏有力的监督;在死刑执行完毕后, 对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处置缺乏监督。

第三, 检察人员缺乏合作意识, 不注重与其它部门的沟通配合, 监督方式单一。监所检察人员虽具有监督的权力, 但由于不是办案部门, 很难了解、掌握案件的具体情况, 往往因缺乏信息渠道对执行中的违法行为未能掌握, 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完善临场监督执行死刑的重要举措

(一) 转变观念, 努力提升检察人员素质

临场监督执行死刑工作的有效开展首先应着眼于检察人员监督意识的转变和提高。检察人员要充分认识到临场监督死刑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 牢固树立实体与程序、判决与执行并重的思想, 重视对死刑执行工作的监督, 确保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此外, 检察人员还应不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熟悉临场监督执行死刑的内容及程序, 提升自己业务素质, 提高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二) 拓展范围, 延伸死刑执行监督触角

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死刑执行实行临场监督, 虽使用“临场”这一表述, 但并不意味着只对死刑执行时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对死刑执行的监督是一种完整的全方位的监督。针对目前实践中侧重于对死刑执行过程的监督, 检察机关还应加强以下方面的监督:第一, 对罪犯与亲属的会见场所是否安全、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第二, 对死刑执行人员予以监督, 对执行人员的身份、平时表现等情况进行考察和验证;第三, 对法院处理罪犯遗体、遗书、遗言等进行监督;第四, 对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利用进行监督。

(三) 注重配合, 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协调合作机制

监所检察部门应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联系, 注重协调配合, 以保障死刑执行监督的顺利有效进行。首先, 监所检察部门必要时应在死刑执行前向公诉部门了解案件有关情况, 进一步查明核实执行死刑是否正确适当;其次, 临场监督人员应当检查罪犯是否确已死亡。对此, 监所检察人员可以加强与技术部门的沟通, 邀请法医参加临场监督, 对罪犯是否死亡进行鉴定。

参考文献

[1]王桂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72.

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刍议 篇10

行政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行政活动所进行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法律监督权作为检察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实现途径是诉讼监督,实践中各级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对与诉讼相关的各项活动进行监督来实现法律监督权,如刑事审判监督、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等等。而对行政权的监督在检察机关的整体业务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

从行政权的特点来看,需要进行行政检察监督。行政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其具有授权性、强制性、自由裁量性及易膨胀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行政权力容易出现滥用和腐败,而且一经出现将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对行政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

行政检察监督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有利于促进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

二、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状

(一)现状及存在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对行政检察监督并无具体明确的规定,仅有的相关规定也是零散的分布在三大诉讼法之中,因此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范围、制度等等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与缺失,严重的影响了我国行政检察监督活动的发展。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同时还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生效判决提起抗诉。因此,从现行规定来看,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而达到对行政诉讼活动监督的目的。其具有间接性和事后性。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大多是通过对行政诉讼监督来进行的,这就导致了行政检察监督具有事后性、单一性、间接性等特点,其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二)原因分析

1. 立法不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同时立法分散,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散见于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缺乏可操作性。

2. 制度缺失

我国并未形成完善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范围、程序等问题均没有统一的规范性要求,这就导致了实践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各有不同。

3. 检察机关行政检察监督角色弱化

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中都存在着重刑事、轻行政的司法理念,再加上行政诉讼法中对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主要体现为行政诉讼监督,严重制约了行政检察监督的全面发展。同时由于检察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在某些程度上对检察机关的独立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行政检察监督流于形式的现象也不乏存在。

三、国外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比较分析

(一)英美法系

英国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主要是通过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来制约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根据英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有权提起此类行政诉讼的主体为总检察长以及得到总检察长授权的个人和地方组织。①

美国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既可以通过以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参加诉讼活动的方式来实现,又可以通过由检察机关介入到公民的平等权利受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诉讼中的方式来实现。与英国相比,其行政检察监督范围较为宽泛,其联邦总检察长同样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同时还设置了特别检察官,以提高行政诉讼活动的有效性。

(二)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主要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

在法国,检察官负责转交所有行政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有争议的文件,这就使得检察官有条件可以了解到几乎所有行政诉讼案件的内情,并参与到其中,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程序和实体进行审查,提出并陈述自己的意见。②

在德国,通过公益代表人制度来实现行政检察监督。公益代表人可以代表州或州政府参加在高级行政法院和行政法院内的普通或指定案件,以维护公共利益。

(三)比较分析

通过分析研究,不难发现虽然英美法系国家及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其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范围相比较或狭窄或宽泛,主体或单一或多样,各具特色。但其相互之间仍然存在共通之处。那就是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首先都认可并切实存在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并且从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这就说明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四、构建行政检察监督的制度几点构想

(一)完善行政检察监督相关立法

由于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同时立法分散,使得行政检察监督的定位不明确,学界及实践中均对行政检察监督存在一定的争议,也使得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活动缺乏明确而有效的法律依据。因此,在立法层面对行政检察监督予以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在立法层面对行政检察监督做出界定,明确何为行政检察监督。其次,应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内容、范围、方式等做出明确的制度设计,指导如何实现行政检察监督。最后,还应对与行政检察监督相关的配套机制加以完善,保障行政检察监督的有效运行。

(二)强化检察机关行政检察监督职能

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状与长期以来在检察机关中存在的重刑事、轻行政的司法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加上行政诉讼法中对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主要体现为行政诉讼监督,严重制约了行政检察监督的全面发展。因此,行政检察监督最首要的是完善相关立法,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不断加强学习,提高整体素质,培养出专业的行政检察监督人才,以保证严格依法履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可以借鉴国外行政检察监督制度中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方法,西为中用。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制度等。

另外由于现行检察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在某些程度上对检察机关的独立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行政检察监督流于形式的现象不乏存在。针对此问题,我国正在进行的检察体制改革给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改革后,我国的各级检察机关将实现垂直管理,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地方行政对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干预,更有利于行政检察监督活动的公平、独立、合法、高效。

(三)构建行政检察监督制度

行政检察监督是必要的,同时应该是有限的,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不然就会使得行政检察监督职权容易出现滥用,影响行政机关正常的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检察监督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范围、方式等进行。1.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③

(1)法定性原则。依法治国要求我们必须依法行使各项权力,行政权力的行使如此,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更应如此。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检察权也是公权力的一种,其行使亦应遵循法定性的监督原则,严格依法进行行政检察监督,不可越权、滥权。

(2)有效性原则。我国现有的制度中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方式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虽然这些监督方式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的监督方式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范围内能够起到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因此,在实施行政监督的时候应考虑最有效的方式,不能为了监督而监督,应遵循私力救济优先,这样既能防止行政检察监督被滥用,又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工作量。

(3)有限性原则。从权力分工制约的角度来看,行政权与检察权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行政检察监督是一种平等权力之间的监督。行政权虽易被滥用,但其效率性、能动性是国家权力中最强的。行政检察监督应遵循有限性的原则,不能影响正常的行政权的行使,只有在符合法定的范围和条件时才能进行。

2. 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理论上存在着一些争议,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检察监督就是行政诉讼监督,此种观点将行政检察监督简单的等同于行政诉讼监督。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检察监督应包括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和对特定行政行为的监督两部分。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检察监督既包括对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又包括对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其中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

上述三种观点关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是由小而大的,相比较而言第一种观点将行政检察监督等同于行政诉讼监督,这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状比较符合,但在实践中已经显示出了其不足之处,在理论上也否定了行政检察监督的全面性。第三种观点,将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扩大到包含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在内,抽象行政行为有其特殊性,对其的监督更应该由立法部门及人大部门来进行监督。而第二种观点在我国当前的实践中来看是最为切实可行的。笔者同样认为行政检察监督应包括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和对特定行政行为的监督两部分。对行政诉讼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与行政诉讼相关活动所进行的监督。而对特定行政行为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特定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其中可以包括对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也可以包括对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缺乏必要行政相对人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等。

3. 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1)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最为常用的一种监督方式,其具有灵活、方便、高效的特点。当然,这种方式因不具有强制性只适用于针对违法程度较轻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情形。④同时也可以考虑将检察建议作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

(2)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刚性要强于检察建议,当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制发了该文书时,行政机关应按纠正违法通知书中的要求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告知检察机关。⑤这种方式更容易引起行政机关的重视,其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确已违法的情形。

(3)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是在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但又缺乏必要行政相对人作为主体提起诉讼的时候,由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公诉人,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提请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审判的活动。由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公诉人,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进行对抗,更有利于行政公益诉讼双方的平等。同时,检察机关因其特殊的地位和诉讼专业性,能够更有效的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当然,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加以严格地限制。

(4)行政抗诉权。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同时还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生效判决提起抗诉。因此,从现行规定来看,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而达到对行政诉讼活动监督的目的。其具有间接性和事后性,但依然是行政检察监督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一方面,在新的相关立法尚未制定完善之前,其已属法定的监督方式,另一方面行政抗诉在实践中也开展的较为广泛,有着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行政抗诉权,应考虑赋予检察机关对相应行政诉讼案件的阅卷权以及调查权,使得行政检察监督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1]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

[2]尤光付.中外监督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

[3]石书伟.行政监督原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4]王玄玮.论检察权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19(3):75-82.

[5]李乐平,陈永坚.行政检察监督权研究[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28(6).

[6]涂强.论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困境与出路[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6):27-30.

制度加科技，医院基建廉政出新招 篇11

2012年3月20日的建工锦江大酒店会议室，一片人头攒动、生气勃勃的景象。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禇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高永昌、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诸葛立荣、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陈敏生，以及市建交委、发改委、国资委、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医学院等专家、学者共6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市级医院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预测预警机制》这一课题展开热烈而深刻的讨论。

困境：加快医院基建背后的现实矛盾

医院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之需，历来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关注。据统计，从2001年至2011年，十年间，上海的就医人数已从8000万猛增至1.9亿之多，如此庞大的增量，给原本就有限的上海医疗系统带来了严重的负荷和巨大的压力，有的医院甚至出现了床位不足，病人不得不躺在地上就医的窘境。因此，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医院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无论数量、规模还是投资金额，都呈现出急速增长的趋势，医院基建行业的发展日益蓬勃，项目的实施和运营模式也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然而，医院系统毕竟缺乏工程建设的专业人才，工程建设又历来是职务犯罪的高危领域，其主体多元、环节繁多、关系复杂、资金密集、廉政风险和安全风险高度集中，这些特征给整个医院工程建设的规范运作、科学管理带来很大的难度和挑战。一方面要加速发展，保障民生；另一方面又要监督制约，预防建设过程中的犯罪问题，对于以救死扶伤为职责的医院来说，难免有些顾此失彼。

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前沿阵地，上海医疗系统的检察预防工作一直做得有声有色，十年间，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协助指导下，围绕“工程优质、干部优秀”的主题，开展了以宣传教育为先导、制度建设为根本、主题活动为载体的多种形式的创“双优”活动，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廉政风险防范的精神以及上海市政府《關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建筑市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的要求，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等单位，于2011年成立了《关于在市级医院工程建设领域探索建立廉政风险预警防范机制》的专项课题小组，着力从源头防控腐败的滋生，深化制度建设，争取将医院基建行业的职务犯罪扼杀在摇篮里。经过一年的深入调研、五易其稿，课题小组终于在近期完成了阶段性成果。

新招：制度加科技孕育廉政新生

有人曾把廉政建设比作“高速公路”，每一个被监管对象就如同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在这条“高速公路”上，维持制度这一“交通规则”的是“电子警察”——计算机程序。遵守制度“规则”，你可以自由、高效行驶；而一旦“违章”，实时监控的“电子警察”会即刻发出警告，在制止错误的同时，也防止出现更大的问题。

以制约权力为目的，以科学制度为前提，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防范风险为基础，不断增强反腐倡廉工作的科技含量，用无情的电脑取代有情的人脑，用网络的透明公开、标准严密、客观公正的特点，来保证制度的执行力和有效性，这就是“制度加科技”，上海市近年来探索有效防治腐败的一种新模式。

“我们课题的目标就是实现制度加科技的理念，将制度建设的成果转化到电脑上，实现计算机操作，从而解决从纸面到实质运用的问题”，课题组老钱告诉记者，“这个计算机软件平台的开发和运用，是完成整个课题成果转化的关键所在。今后，市级医院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都将由计算机提供风险预测、风险产生原因和违法可能造成的后果等多项提示，并落实到每个岗位的具体个人，只有岗位负责人确认了各风险点并规范操作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程序，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职务犯罪的可能性。同时，一旦发现违法犯罪问题，也能为调查和追责提供极大的便利。”

根据这套系统，如今后某市级医院基本建设进入到工程招投标环节，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一个提示页面，将工程招投标环节可能出现的所有违法犯罪现象一一罗列，从而达到警示和督促的作用。只有项目负责人仔细阅读相关预警提示并一步步确认签名后，整个工程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

上海不久前刚刚开通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就是一次制度加科技的典型示范。通过计算机平台将检察院、建交委、财政局的数据进行对接，从而实现行贿犯罪档案全国联网，数据共享，大大简化了查询程序，节约了社会成本。

市级医院工程建设风险预测预警机制，同样是一次制度加科技的很好尝试，为了保证制度的强制实施，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早日出台将是课题成果转化的关键一环。当然，现阶段课题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大量的情报要去收集、归纳、整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前景是美好和不可限量的，比起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医院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预测预警机制有着更大的发展和操作空间。据悉，新开发的软件目前已处于测试阶段，不久将在新华医院、肺科医院、市六医院和仁济医院率先试点实行。课题组也告诉记者，他们更为远大的目标，是把这个成果推广到市级医院基建领域以外的其他工程建设项目，最后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模板，服务更多的人。

历程：风险排摸，听取基层声音

要完成如此庞杂的风险预测报告，前期的数据调研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所在。课题组从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小组成员曾先后走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财经大学以及建工集团等学校和单位进行交流学习，从中汲取了大量养分，获得了许多好的工作经验和思路。

2011年初，课题组率先在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工程部开展课题试点工作，对工程建设领域高发、易发的思想道德、制度机制、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外部环境五大风险点进行排摸调研，并确立了岗位职责风险和业务流程风险作为重点排摸对象。他们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新华医院工程部所有重点岗位、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工作人员（包括基层员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排摸调查，目的就是搞清楚基层群众在想些什么，关注些什么，从而一来有利于基层员工做到自我发现，自我警觉；二来有利于通过对调查数据的量化分析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料，为下一步的研究打好基础。不仅如此，课题组还深入代建单位即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进行调研，掌握各部门的岗位职责、风险点和代建流程，充分利用杨浦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对医院工程建设领域相关案例的分析资源，知悉工程建设在哪个阶段风险点较高，在哪个阶段更容易发生职务犯罪行为。

当然，一年的调查研究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课题组也经历过不少挫折和无奈。对于预防职务犯罪，社会层面总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人就曾经关于廉政风险预测预警的有效性对课题组提出过质疑，认为社会上存在着太多的有法不依、规避法律的情况，很多基建工程往往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擅自行事，潜规则泛滥，今后能否严格按照预测预警制度操作令人担忧。可这些难题都没有动摇课题组完成目标的决心，“如果因为没人遵守法律，就不去制定，那是我们的失职。正因为人心难测，我们才更需要一套好的制度机制来约束这些人情世故，不是吗？”老钱善良的面容下流露着果敢和坚定。

业绩：十年申康，零职务犯罪

在这份长达23页的书面讨论稿背后，无疑凝结着课题组成员的智慧与心血，而这其中，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为课题的顺利推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2001年5月成立至今，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下属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已经走过了近十一个春夏秋冬。200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将老百姓集中反映的医院环境“脏、乱、差”、设施落后、设备陈旧、拥挤不堪等三封信访件批传给市卫生局，要求借鉴上海城市建设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医院现代化发展需求为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走出一条上海医疗卫生系统基本建设规范化、专业化管理的新模式。自此，从“十·五”规划开始，为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市级医院基本建设任务，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应运而生。

十年来，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以代建制管理为契機，共承担市级医院代建、代管工程项目68项，总建筑面积约233万平方米，总投资金额149.8亿元人民币，有37项工程项目先后获得“鲁班奖”、“国家优质银奖”、“白玉兰奖”等荣誉称号。而这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卫建中心十年来所有代建的工程项目中，至今未发现一起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职务犯罪案件。

2012年是市级医院基本建设进入“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同时又是“十一·五”建设项目全面实施的一年，面对建设项目数量多、规模大、社会关注度高的实际情况，作为工程建设的管理者，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将在过去的辉煌上更上一层楼，改变过去无法持续深化的传统管理方式，继而从制度上下工夫，创新社会管理，形成一套可持续操作的制度机制。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陈方说道：我们要很好地归纳总结十年来开展创“双优”工作的成功经验，在传承好传统，延续好做法的基础上，努力使创“双优”工作上台阶。这次《市级医院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预测预警机制》课题的提出，正是我们主动出击，真正从源头上使工程建设管理人员引起警觉的有力措施。只有从教育、制度、监督入手，从过去人管理人的旧观念中转变过来，进一步营造科技加制度的现代管理理念，申康中心才能更理性、更科学、更有约束力地管理好市级医院的基本建设，才能在未来继续创造无职务犯罪的辉煌成就。

部分课题论证会

与会专家、学者观点

要从医院的角度或医院筹建的角度去落实下面各个风险的发生。以往，我们的廉政风险可以是针对建设主管部门的管理人员，可以是针对建设方的人员，也可以针对承包商的管理人员，也可以针对其他各个方面的管理人员，而这个课题主要注重的是医院或者是医院的筹建单位的廉政风险预防，医院这一块可以再强调一点。

——同济大学工程管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欣

预测预警机制要发生效果，必须挖掘如何解决个人责任心的缺失和物质欲望过度强烈的问题，必须解决人情社会、人情观对基建工程建设的影响问题，必须解决权力的制约问题。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

廉政风险预测预警机制的建设应以制约权力为关键，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以优化管理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具体操作流程是：1、风险点的排查；2、规范制度；3、流程再造；4、以科技为支撑

——市国资委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处处长：金伟

能不能将诸多风险点进行罗列，对廉政风险点做一些判定，即一级的风险、两级的风险、三级的风险。对风险点进行一些分级和分类，这样能对重点、高危等级的廉政风险采取相应的行为有所不一样。

——市建交委建筑市场监管处处长：曾明

这个报告是很有指向性的，它不是搞一个调查研究就结束了。我们拿了这份报告，回去会有一个成果转化，报告所研究出来的理论、原则、方法，要转化成我们下面的一个个政策、制度和措施。在转化的时候，还要借两个力：一是要借外部审计的力量，把它纳入法制化管理，规范操作，提高效率；二是借法律方面的力量。只有取得外界的帮助，才能进一步提升我们对工程建设领域管理的效益，使我们的建设达到预期目标。

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 篇12

关键词：宪法,监督,复合,制度完善

一、宪法的监督制度

宪法的监督制度, 又称为违宪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制度或司法复核制度, 宪法实施的监督保障制度、宪法诉讼制度等。宪法实施的监督制度, 是指根据宪法规定产生的有权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国家的法律文件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的合宪性的制度体系。建立该制度的基础在于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各项建设中所具有的和应该起到的作用, 目的在于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 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为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宪法实施的监督一般应包括三个因素, 即监督主体、客体和内容。

(一) 监督的主体

根据不同国家的实践可以归纳为三种主体:一是由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在实行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确立这种制度。二是由司法机关行使监督权, 即司法机关通过审查具体案件, 或以其他方式审查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 美国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三是由特定专门机关行使监督权, 这类国家大约有40多个, 且都为大陆法系国家, 这种专门机关被大多数国家称为宪法法院, 个别国家称之为宪法委员会。

(二) 监督的客体和内容

监督的客体即监督谁的问题, 根据法学界对法律监督客体的认识的共同之处, “法律监督客体的重点, 应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公务活动。”监督的内容一般则被总结为三点:一是审查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二是审查处理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在议行合一的国家, 国家机关的权限可能由于划分不细致而发生争议和冲突, 冲突双方或是企图扩大各自的权职范围, 或是放弃自己的职权, 这两种情况都是违反宪法精神的, 如果宪法规定或有关部法律的规定不明确的话, 那么就应该采取立法措施来弥补, 否则宪法监督机关必须做出裁决以理顺有关机关之间的关系。三是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合宪性。

(三) 监督的主要方式和程序

不同国家的不同监督体制导致监督方式和程序的差异。在此我们进行简要的归纳的描述。一是事先审查, 其表现为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 由特定专门机关对其内容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如果发现有关内容违宪, 则宣布其无效并不得公布实行。二是事后审查, 这是对业已生效的法律法令展开的审查, 在这种程序中, 必须由机关或特定的个人提起宪法诉讼, 由宪法法院或有关法院审理判决。三是附带性审查和抽象审查。在普通法院审理具体案件时附带性的审查有关法律, 即为附带性违宪审查。而宪法法院并不以发生的具体案件为前提案件。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机关和人员的请求下, 可以抽象地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四是多审终审和一审终审。在普通法院审查制下, 违宪审查案件实行多审终审制。大多数国家并未明确规定只有最高法院才有违宪审查权, 但可以从判例推论出下级法院也拥有违宪审查权, 而最高法院握有终审权。在宪法法院审查制下, 宪法法院是唯一的审查机关。因其不具有一般司法权, 实践中其一审就是终审。五是关于判决或裁决的效力。有两种情况, 在普通法院审查制度下, 法院审理的是涉及到某案件的具体法律的合宪性或违宪性。如果法院认为该法律违宪, 法院可以拒绝将其适用于所审理的案件, 但无权撤消或改变该法律。因此, 判决只对当事人有效, 即只有个别效力。在实行普通法院制的国家, 除日本外, 个别效力结合“遵循先例”原则, 使法院的判决具有一般效力或普遍效力了。因而, 这种区分对这类国家的实践来说也是相对。而在实行宪法法院审查制的大陆法国家, 裁决往往具有一般效力, 可以因此撤消某一被认为违宪的法律或法律之一部分。

二、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

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是宪法学者1981年以来关注较多的论题之一。为此, 也展开过严肃认真的讨论, 并形成了若干如何完善该制度的理论性建议。

(一) 宪法监督的历史发展

1954年宪法作了如此规定:全国人民大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的职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决议。这种规定过于简单, 同时也没有因此而确立监督的具体程序。后来, 极“左”思想盛行, 宪法原由遭到了践踏, 违宪行为也未得到制止和纠正, 甚至连宪法本身也被抛弃在一边了。

1975年宪法对宪法实施的监督干脆只字未提。“文革”期间, 由“四人帮”炮制的“公安六条”甚至凌驾于宪法之上, 把中央机关的权力集中于“文革小组”, 把地方机关的权力一律归之于“革命委员会”。一切无所谓违宪合宪, 公民的宪法权力遭到肆意践踏, 人权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

1978年宪法恢复了由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省、自治区, 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 由于该宪法本身不尽完善, 况且也没有具体制度来落实有关条文, 要求全国人大经常性地履行监督权, 这不切实际, 也没法办到。所以, 这种规定形同虚设。不久, 该宪法为1982年宪法所取代。

(二) 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

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 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同时, 宪法还规定了国家权利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应形成的监督机制, 以保证权力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 行政规章等内容受到严格的合宪法性审查控制, 以保证不与宪法相抵触。

根据宪法, 宪法监督制度内容和运行机制表现如下:

第一, 宪法序言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确认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此外,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有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以上规定共同确立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最高地位, 确立了宪法不可侵犯的原则, 为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奠定了基础。

第二, 宪法第62条第2款规定, 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第67条第1款又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由此, 宪法确立了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的主导地位。

第三, 宪法进一步明确, 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 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决定和命令;有权撤消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 (即人民代表大会) 指定的同宪法, 法律和行政法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而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7条的规定, 全国人大设立的各专门委员会分别审查相关领域的法律文件的合宪性, 相对于前几部宪法来说, 这无疑是迈向法律监督专门化的重要一步, 也具体落实了由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对宪法行使监督权的行使。

第四, 宪法第99条规定, 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在本行政区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具体而言,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消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又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撤消下一级人大的不适当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和第39条对此作了更详细规定。

第五, 法律文件的“备案”和“报批”制度也是宪法实施监督的重要一环。宪法第100条规定, 省、直辖市的人大和它们的常委会,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而第116条另外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制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三、改革完善现行宪法实施监督制度

现行宪法实施已二十余年, 宪法监督工作还不尽如人意。为此, 宪法学者们对中国应采用何种类型的宪法监督制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 主要表现为如下主张:

第一, 如下过渡性办法, 即在最高权力机关内设专门机构监督宪法, 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设立宪法监督机构。

第二, 在目前国家政治体制内建立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在此, 在现有的体制内是指在最高人民法院内设立宪法审判庭, 或另行组建宪法权力保护法院。

第三, 建立一元多轨的宪法监督体制, 即:在加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的同时,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专门宪法监督委员会或宪法法院, 并适当确立对违宪的普通司法审查。具体可参照前罗马尼亚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以及前南斯拉夫和波兰的宪法法院。

第四, 建立德国式的宪法法院。该宪法法院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 并仅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但法院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不作为全国人大的构成环节。

第五, 在坚持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体制的前提下, 设立隶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专门机构。第五种意见为宪法学界的多数意见, 但在该专门机构的性质和地位问题上, 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要最大限度地吸收以上方案的积极因素并避免其消极因素, 必须把宪法监督权分为最终决定权和强制性建议权, 分别由立法机关和专门机关行使, 这两个机关构成宪法监督主体 (复合宪法监督主体) , 其中立法机关行使最终决定权, 专门机关行使强制性建议权。立法机关与专门机关共同行使宪法监督权的复合体制符合宪法监督机构专门化的趋势。宪法监督机关的专门化, 就是由专门机关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工作。因为从技术层面上讲, 专门机关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宪法诉讼案件, 能够适应宪法问题专业性, 技术性强的特点, 也可以准确及时地为权利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济和保证裁决的相对独立性, 公正性, 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平衡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实体。立法机关与专门机关相结合复合宪法监督体制不仅具有以上优点, 而且复合宪法监督体制下立法机关与专门机关的制衡关系还避免了专门机关固有的缺陷和不足。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中专门机关的强制性建议权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性权力, 在这一权力形式之下, 专门机关提交的建议案, 立法机关必须无条件地列入立法机关的议程并付诸表决, 如果立法机关不能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 (普通法律通过时只需二分之一以上多数) 否决建议案, 建议案将自动生效。一般来说, 强制性建议权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 建议性。专门机关向立法机关提交的建议案并不立即发生效力, 该项建议案是否则生效有待于立法机关的认定。其次, 强制性。专门机关提交至立法机关的建议案, 立法机关必须列入议事日程, 并交付表决如果不能达到一定的比例否决该建议案, 该建议案就自动生效。再次, 强制性建议权的适用对象是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基于篇幅的限制, 关于复合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模式的基本内容如宪法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标准、程序、效力等在次, 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胡锦江.宪法诉讼制度若干问题比较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4.

[2]、许崇德, 胡锦光.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若干建议述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汤唯, 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M].北大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