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及其现实意义（精选3篇）

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篇1

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

及其现实意义

何 涛

中国古代的政治，具有较高程度的完善性特点。其政治思想、政治机构设置及其结构，使中国具有相对长期同时也是相对稳定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中，廉政思想和廉政制度的绵延、发展，丰富了我国的政治思想宝库，搜检这方面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数千年的中国旧官僚政治中大凡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新兴阶级或王朝前期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对古代廉政思想及其实践，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

在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的提出和建立，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廉政观念开始萌芽，最初表现为“重民”、“仁政”、“尚贤”等与廉政有关的政治思想以及用“君子”、“小人”、“礼”、“义”、“信”、“忠”、“仁”、“正”、“俭”、“廉”、“勤”等规范对统治集团成员的从政道德修养进行品分评价。在这方面，墨家是最早把“廉”作为重要德性提出来的学派，认为君子之德有廉、义、爱、哀“四行” ；法家则较早地把廉德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管子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者，政之本也。” 作为立国的四维之一，廉政，是维系政权兴衰存亡的生命线，这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大凡新兴阶级或王朝前期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求属下官吏廉洁自律，奉法尽职；而大多数的执政者尤其是坐享其成的统治者，往往是虑不及此，故奢侈荒淫，政治黑暗，法纪松弛，官场腐化。政治廉洁或是政治腐败，必然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世风崇尚节俭或奢靡，亦会直接影响着一个政权的兴旺或衰落。诚如《汉书》所言：“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亦如《晋书》所日：“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以廉为本”的思想。

首先，要求官吏以廉洁作为从政的志向之一。早在古代氏族公社时期，一位叫皋陶的氏族首领就提出“九德”，作为当时公职人员所应遵守的德目，其中之一就是“简而廉”。据《周礼》记载，周公规定从六个方面对官吏进行考核：“一日廉善，二日廉能，三日廉敬，四日廉正，五日廉法，六日廉辨。”这也是较早的考核官吏方面的廉政措施。孔子主张： “欲而不贪”，“见得思义”。孟子则明确提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居官七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正以处心，廉以律己”。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廉洁自律具体表现为三种不同的道德境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也说：“为官长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一个官员在为官居仕的过程中，必须从廉政出发，方可勤政。

其次，廉政之德要求官吏奉公守法，不失一念。《西山政训》中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道理是这么讲，绝对没错。然而，从古到今，要求每一位官员真正能够做到“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进不失廉，退不失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得到、做得好的事。这正如揭奚斯所说：“夫今之所谓善政者，亦日廉而已矣。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惟廉则欲必寡，欲寡必公，公则不匮。然天下皆知廉之为贵也，而莫知为之。” 当今之世，亦是如此，否则，何来“五十九岁现象”之说? 最后，官吏的廉政之德，在内容上不单是包括律己奉公，而且包括能“养民”，给人民带来“丰财”。清初进步思想家唐甄将廉政范畴赋以功利主义的政治内容，他说：“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 ‘若廉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实归于己，幽忧隐痛伏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赏哉!”又说：“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 这就将廉政的目的在内容上作了拓展，同时也昭示了廉政对富国强民，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古代，廉政对各级官员来说，绝不仅是一种从政道德方面的要求，而且是官僚政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从秦汉开始，历代执政者为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不断汲取和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廉政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的途径。汉代的陆贾在其《新语·至法篇》中曾向刘邦提出“廉鄙异科”的政治建议。北宋改革家、政治家王安石提出的廉政方略“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是为了达到廉政的目的，改革俸禄制度，以纪律加强对官员的约束，并用法律手段惩治贪官污吏。这三个方面都突破了单纯依靠道德规范搞廉政建设的局限性。它通过有软有硬、有予有夺、有恩有威的规章和法制，力图把廉政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正是由于历史上诸多“王安石”的努力，古代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制度才得以逐步健全和 完备。历代王朝政权，在政治体制上还专门设置了察廉之官。《通典》官制中有廉访使、廉使之类官名，宋代改走马承受官，为廉访使者，元代置肃政廉访使者，分察各道，明清改为提刑按察使。从实际效果来看，察廉官的活动对历代王朝各级官吏的操行确实起到了重大的威慑作用。在我国古代，为廉政制度的贯彻执行，还有一套奖惩办法做保证。《国语》日：“赏善罚奸，国之宪法。”古代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也说：“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在我国古代，对贪赃枉法官吏的处罚也是相当严厉的。如汉代法律规定，贪污者、受贿者、私自挪用官钱者，皆处“弃市”，即死刑；《唐律》规定，受贿罪“一尺杖～ 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大明律》规定，官吏“贪六十两银者割其首级”，官吏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处绞刑；受财而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永不再用”。所以，《汉书·贾谊传》中说：“廉耻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在对贪污腐败之徒严惩的同时，要对“清官”、“廉吏”进行一番褒奖，以励廉风。守廉洁的士大夫称为“廉士”，对于“廉士”、“廉吏”，或颁布特诏，褒扬勉励；或特许“奏事不名，入殿不趋”；或恩准丧事逾制破格，恤典格外从优；或画像立祠，宣示于众，以彰有德，等等，让其作为楷模典范，流芳百世，而且赐廪养亲、赐金银、赐宴，甚至优先晋阶、增秩、赐爵等。如在明朝万历年 间，首辅张居正引荐以清廉著称的二十五名官员，俱由皇帝亲自特加奖赏，各赐金银若干并赐宴款勉。

廉政之风的倡导和实行，必然要求执政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朝有矜节之士，则野无贪冒之人。”《论语·颜渊》说：“子日：正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实践证明，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历代执政者之所以强调官吏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廉制贪，其本身也是执政者赢得民心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在社会可供分配财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级官员少贪一点，就意味着当时的老百姓就能多得一点。这“一点”具体体现了老百姓的切身经济利益和“实惠”。这就是古往今来，“清官”以及“清官戏”为什么会经久不衰，并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广泛拥戴、深得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代丰富而深刻的廉政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的表述阶段，停留在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口头上和奏折中。那些有作为、有见识的执政者和那些中下层清廉官吏将这些思想、理论付诸于实践，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并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二、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制度建设

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的分权制衡理论的出现，在职官设置上，形成权力的分散与相互制约，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从统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无不体现着古老的分权制衡 思想，虽然其所针对的只是普通官员而并非专制君主，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它对于加强古代吏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推动的了古代的廉政建设。

其次，古代中国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监察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

第三，选拔官员特别重视官员的德行操守，以促进廉政。孔子提出“ 举贤才”的思想；孟子认为实现“仁政”有赖于选贤，“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汉统治者认为选官应以德才兼备作为标准，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 治国之器，国之针药”，汉代选拔官吏以荐举和考试相结合，实行察举制度；隋唐直至清末选官以科举为正途，但科举中有“孝梯廉让”科，任人提倡“清廉守节”。

第四，严惩贪污、受贿性质的犯罪，以促进官吏为政清廉。历史上许多思想家也提出了重典治吏的思想，尤以法家为盛。战国时李埋在其编纂的《法经》六篇中，规定有承相犀首受金、借假不廉等惩治读职罪的法条。明初，朱元璋订《大浩》四编，规定对守财不枉法者也处以凌迟，还自创“ 剥皮实草”之刑，凡犯赃满六十两以上官吏，捉至“ 皮场庙”剥皮，皮剥下后填上稻草，摆于官府公座旁，以诫后继官员。

三、正确评价古代廉政思想。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为：通过改善统治政策和规范统治集团成员的政治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政权自身调节的能力，促使吏治有所改善、政治相对清明，从而有利于阶级矛盾趋向缓和，为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古代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还表现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善了古代政治道德环境，在有关廉政的法制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共同作用下，涌现出了一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优秀的政治品质和高尚的操守气节的清官廉吏。忠贞耿直、屡屡犯颜直谏的唐代魏征；执法铁面无私的宋代包拯；敢于抗言上疏的明代海瑞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

首先，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保障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监察制度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为了维护封建特权、皇权，封建统治者不愿将其监察制度规范化、法制化。

其次，在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常常遭到各种干扰和破坏，使其难以充分发挥促进廉政建设的实际效用。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现实，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稳定的法治秩序。新王朝建立之初，鉴于旧王朝灭亡的教训，往往重视对吏治的整顿，各项廉政思想或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继任的统治者对于吏治的管理明显比其祖辈放松了很多，直至自身也让农民起义推翻。

四、古代廉政思想对当前中国廉政建设的借鉴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治国安邦方略中，重视吏治、提倡廉政和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古代一些比较清醒的统治者和官员，身体力行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要让官员清醒的认识到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赋予。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最根本的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官员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官员的行为要对人民负责，改变以往的根深蒂固的“官老爷”思想的影响，让官员真正作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当人民主权的思想根植在每一个官员的心中，腐败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其次，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想通过高薪养廉的方式只会增加反腐败的成本而对于廉政建设起不到多大作用。虽然在治理腐败过程中道德的约束力有限，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美德对于预防腐败的发生肯定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第三，“举贤任能”，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权的基础“对整饬官风”保证封建政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近年来揭露的腐败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凡落马的官员均与情妇、金钱有着必然的联系，重视官员的德行操守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

2009年3月15日

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篇2

一、诸葛亮的廉政思想与倡廉风范

诸葛亮的许多治蜀措施都体现了廉洁精神,其许多行为也堪称倡廉之风范。综观其廉政思想与实践,其中最为突出者是以下五点。

1. 廉洁奉公,以身作则。

汉以来,厚葬重殓之风盛行,达官贵人们甚至稍有资产的人们均不惜重金葬殡死者,有人竟倾尽全力来举办丧事。诸葛亮坚决反对这种奢侈之风,主张殡仪从简,并在这一点上身体力行。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临终“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客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1]20。一位丞相,死后仅用旧衣装殓,所挖墓穴,只够放下一具棺材,不造墓室,亦不放置任何陪葬器物,确实是以自己的廉之践行来开倡社会简朴俭约风气的。笔者每每读到《诸葛亮集·自表后主》“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1]13这段文字时,心灵总能得到一次净化。心灵震颤的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了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的忠贞之情与清廉品性。

2. 开源节流,安民为本。

蜀汉建国初期,曾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严重短缺,诸葛亮立刻颁布禁酒令,宣布“酿酒者有刑”,以节约粮食;并且压缩军队和官府编制,以节约财政支出。在这两方面措施的基础之上,诸葛亮又派赵云带领部署在赤岸屯田,令军队同居民一道耕作,使得“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这些正确的决策,使得蜀国粮食连年丰收,军队粮草供应充足,百姓安居乐业。既造福于民,又壮大了国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 知人善任,举贤求安。

有人将诸葛亮的用人之道归结为六方面: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在选拔人才之时,诸葛亮能够做到:多方考察、反复考察,任用那些真正廉洁而正直的人。在考查官员时,诸葛亮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从志向、应变、见识、勇敢、品性、廉洁、诚信七个方面来对人进行了解和考察,这是一种较为全面公正的考核官员之方法。总之,诸葛亮选拔人才与考察官员的方法,在蜀国收到了良好成效,培养了一批品格高尚的官员,也使得清正廉洁蔚然成风。

4. 以法倡廉,赏罚严明。

诸葛亮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民失其职”。对没有“五害”的官员大加奖赏,反之,对犯有“五害”的官员要严惩不贷。据《三国志·蜀书》记载,建兴十五年,蜀汉蜀郡一位县长朱游“被上官诬劾,以逋设官谷,当论重罪”。县主薄功曹常播“诣狱讼争,身受数十杖,肥肤刻烂,毒痛惨至,更历三狱,幽闭二年有余”。这次反贪案件,说明蜀汉在诸葛亮严法惩治腐败的影响下,反贪刑法是十分严厉的。

5. 诫子有方,清廉传家。

诸葛亮亦不忘以清正廉洁激励带动、严格教育子侄,把清廉作为传家之宝。他写下了著名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至远。……淫慢则不能励精,险燥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1]28强调要从小注重培养道德情操,勤奋学习,不放纵自己,更不要虚度光阴。为了历练子侄,诸葛亮让他们到艰苦的前线去押运物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十分艰苦。在诸葛亮的正确教育之下,诸葛乔、诸葛瞻成长很快,诸葛瞻后任蜀国首辅大臣,为官清正,深得百姓的爱戴。

二、诸葛亮廉政思想与倡廉风范的主要特征

1. 强调为官者必须廉政爱民。

诸葛亮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进入了成熟而稳定的封建社会,同时亦是一个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他敏锐地看到了人民的安定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意识到政治上是否清明成了维系封建政权兴衰存亡的关键。因此,诸葛亮的廉政吏治思想中,特别强调以廉为本,对官员的清廉有严格的要求。同时,诸葛亮关注民生,积极实行惠民政策。官吏在清正廉洁的基础上还要恤民爱民,只有“使民心不乱”[1]64,才能保证政局的稳定。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上下和睦,百姓安乐”[1]101,因而诸葛亮一方面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另一方面约束豪强地主,不使他们过分压榨小农,并尽量减少军费支出,这些思想对安定人民生活、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德法并举是反腐倡廉的核心策略。

诸葛亮对于反腐倡廉策略的选择上,并没有采用单一的徒善或徒法的方式,而是将德法并举作为其廉政策略的主旋律。诸葛亮一向重视礼法制度的建设,认为礼法制度不能仅仅成为约束人民和显示统治者权威的工具,而是应该使老百姓理解和认同礼义制度,让他们自觉地遵守,要使外在的制度规范内化在百姓的心中,首要的途径就是教化。决不能不教而杀,更不能让礼义法度成为残害人民的罪恶工具。

3. 诸葛亮廉政思想在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具有典范性。

高建新先生在《新时期反腐倡廉思想论纲》一书中将中国传统的廉政经验与惩腐策略归结为两条:倡导封建官吏必须以廉为本,德法并举是中国传统反腐策略的主旋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的廉政思想与实践恰恰是这一经验与策略的典型范例。另外,蜀汉国的廉政之风在诸葛亮廉洁自律思想的教化影响下成为历史的典范,诸葛亮治蜀取得的业绩与他的廉政思想是分不开的,其廉政思想内容丰富而精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其廉政思想的哲理名言也成了后世治国、齐家、修身的座右铭,被代代传诵。

三、诸葛亮廉政思想与倡廉风范的现实启示

剖析诸葛亮廉政方略,从中我们可以揭示许多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思想精髓,对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有着现实的启迪意义。

1. 一定要大力提拔清正廉洁的官员。

人才的选用是国家命运攸关的大事,选才授任必须谨慎公正。目前,我们党正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斗争,这是得民心、顺应民意的重大良策。但是,如果各级领导不能在用人问题上把好关,就可能导致腐败分子混入党内,导致反腐败斗争无功而返。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我们应借鉴诸葛亮选拔人才的公正思想,用人不考虑对方是否顺自己的心、合自己的意,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真正地做到知人善任。

2. 一定要加强官德建设,注重官员行为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诸葛亮的廉政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廉政离不开良好道德的修养和优秀品德的培养。很难想像,一个道德品质不好的当权者会有廉政的行为,可以说,道德是当权者廉政的根本。廉洁奉公是对官员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党和国家的一切官员,应以诸葛亮为廉洁榜样,坚决不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各级公共管理者的素质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必须加强对官员德行的建设,避免父母官成为害民贼。而且,我们不能忽视官员行为对社会整体风气的影响。官员的思想品质、行为举止会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官风的败坏会加速社会风气的浑浊,官风清廉则会极大地净化社会风气。

3. 一定要注重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监察。

七条“知人”之道与“五害”考察法,既是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又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诸葛亮这种比较客观公正地考核官员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另外,惩治腐败,促进廉政建设,监督是关键。我们要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用廉政监督法律法规来保证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来约束官员的行为,防范于未然。

4. 一定要建立健全反腐肃贪相关法律法规。

社会主义的法律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而廉政法律法规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政策依据和法制保障。依靠法制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首先必须要有法可依。我国现行廉政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建立和健全廉政法律法规体系。同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亦是廉政建设法制化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不严法重惩腐败,就难以起到震慑作用,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惩戒效果。对于贪贿行为,尤其是对贪污腐败、收贿受贿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依法办事、严法惩戒,绝不姑息养奸、遗虎为患。

参考文献

[1]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张连科,管淑珍.校注.诸葛亮文译注[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3]夏赞忠.中国廉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4]高建新,申长秀.新时期反腐倡廉思想论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晋宏忠.试论诸葛亮廉政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6).

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篇3

关键词：德治思想；保廉制度；廉政法律文化

一、序言

德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成果，廉政文化和一系列保廉制度都深受其影响，而吏治清明对维护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德治思想维护的是封建集权主义的君主统治，带有不可逾越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但是德治思想和廉政法律制度仍值得学习、继承和发扬，因此笔者将对德治思想和传统廉政制度进行分析和总结。

二、德治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德治思想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继承了夏商时期“君权神授”思想，也深刻认识到夏商两朝皆因暴政而亡，提出了“德政”主张，要求君王和官吏要勤政爱民，这是德治思想的开端。春秋时期，孔子继承西周礼制，提出“仁、礼”的概念。孔子认为，统治者有仁德才能获得民心。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了“仁政”的主张，强调上位者必须是仁者，施行仁政，要以德来教化民众。汉武帝时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大儒董仲舒主张“德主刑辅”，此后历代的思想家延续儒家的政治主张，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严惩贪腐。

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官吏集团以身作则，清正廉洁，这就要求为官者要在心里确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并以此指导自身的言行，这就要求有一套严格官吏选拔制度，同时还要建立严格的官吏管理制度，通过奖惩，确保官吏队伍的廉洁性。

三、古代廉政法律制度

（一）中国古代官吏管理制度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历史上的盛世之治，无不与当时优秀的能臣良相有关，在长期的治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一系列选官任吏制度，成为我国古代廉政法律文化的瑰宝。

秦汉时期，形成了以察举、考试为主体的，以荐举、征召、军功等为辅的官吏选拔制度。察举制即由皇帝发布诏令和举荐科目，由中央和地方长官举荐人才，被举荐者通过相应考试，担任官吏的制度。对于察举不当者以失职、连坐论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承两汉选官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九品中正制，即由有识才之能的官员担任其原籍州郡的“中正”，将辖区内的人才按照品行才能划分为九个等级，层层上报，授官时结合“品”、“状”加以任用的制度。自隋唐以后直至明清，科举制度则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即不经由荐举，自愿报名考试，经不同科目和不同级别的考试，由主管机构根据考试成绩，选拔官吏的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为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運转而服务的。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察官的主要职责。监察制度始于秦朝，此后的历朝历代在中央和地方均设有督察机构，监察机构一般直属皇帝，在官僚系统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考绩制度是一项基本的人事管理制度，主要目的是奖勤罚懒、褒廉惩贪，秦代实行的是“五善”、“五失”的考核制度。两汉时期则是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考核标准。唐代发展出一套比较完善的考绩制度，官吏考绩权统归吏部，对于三品以上的官员考核由皇帝亲自主持进行，主要考察“德”、“行”两个方面，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宋代有了专门考绩机关审官院和考课院，审官院、考课院分别负责考绩京官、地方官，宋代最主要的官吏考绩法是“四善四最法”。明朝的考绩制度有自己的特色，分两种方式：“考满”与“考察”，两种方式都是在一定年限考察官吏任期内工作状况，区分优劣，重在惩治不法官吏。清朝的考绩分两大类：京察与大计，分别针对京官、地方官吏进行考察。

任官回避制度指的是在任命官员时，为了避免亲友邻里的请托徇情而制定的限制条例。这一制度草创于西汉武帝时期，最著名的是“三互法”，其中就有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的规定。唐朝规定禁止官吏出任其原籍州县官员及邻县官员。北宋时正式规定任职须回避原籍。明代形成了地理回避、亲属回避、师生回避、拣选回避、科场回避和审判回避一套完整体系。

（二）历朝保廉的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的治国方针强调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以法律为后盾，因为仅靠道德觉悟驱使官员廉洁从政过于理想化。因此，封建统治者们都十分重视廉政法律制定，为防止官场贪腐，制定了严密的法律和严酷的刑罚，惩治贪官，震慑百官。

早在秦朝，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处以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北魏时，把官吏贪污受贿、枉法断事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赦之罪，实际上开了唐宋及以后贪赃罪“遇赦不赦”的先河。以唐朝为例，主管官员受贿绢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即处绞刑；唐律还规定间接接受财物也要处刑，在任的官员和离职卸任的官员接受辖区内吏民馈赠的食物，都要以受贿论处，且一律不准使用上请减免的规定。

此外，官吏贪赃的刑罚也重于平民，古代的立法对于盗贼均施以重刑，但官员贪腐的刑事责任远比盗贼为更重。在秦朝时，官员贪赃受贿，不仅本人处以死刑，还要株连三族。汉代官员贪赃枉法，要处以弃市之刑。唐朝对于被判刑的贪官遇赦不赦。明代对贪腐官员多处以挑筋去指、剁指、断手、剥皮等酷刑，严惩贪腐官员。

四、结论

德治思想对封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策略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仁政”、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思想是产生廉政文化、制度的重要原因，进而形成了我国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的吏治建设和极具特色的制度文化，虽然这些制度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但也不能否认这些制度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保证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骨血，从中提炼出来的优秀制度会更易“吸收”，因此，对古代廉政制度的研究，一定会给现今的反腐工作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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