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的管理思想

西方古代的管理思想（精选8篇）

西方古代的管理思想 篇1

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与西方法治精神的异同

[摘要]：中国古代法家在以“性恶论”的为前提的管理思想，与以人性假设中X理论重于Y理论为基础的西方法治精神存在着不谋而合的地方，然而由于地理位置、时代背景、民族情结和人文特点等的差异导致两者在内容实质上具有很大的差异。西方法治在对于全体民众更加的民主、平等，西方法治精神代表人类的正义、良知和文明，而法家通常不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法家管理思想在监督执行与考评环节存在问题。

[关键词]：法家管理思想；西方法治精神；人性假设；性恶论

中国式管理因中国经济的腾飞；因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经竞争并表现不俗而倍受关注，国人中早就有人清醒地意识到，厚重流长的中华文化，内藏至理哲学，在二十一世纪里，中国思想哲学逐渐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哲学思想尤以先秦诸子为其根源。

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而这就是他们用生命来坚持、用鲜血来维护的——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

公元前353年古希腊哲学大师柏拉图晚年在其《法律国》 中明确提出了法治国，作为一种未来国家理想方案之一。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著述《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治，并对法治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现代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从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行政角度，阐述了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多层含义。

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西方法治思想各种流派：自然的法治理想、合法性的法治模式、全面正义的法治模式等等。纵观历史至今，西方有关法治的概念和学说，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法治的含义。然而始终如一的是其所坚持的精神——西方法治精神。

比较两者，我们发现：法家的管理思想针对社会认识、人的认识、人的管理，与西方法治精神中的一些管理思想不谋而合。曾经有人说：倘若中国历史上不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的话，中国可能早就在十三、四世纪前就进入了工业革命。何来今日的西方文明，可历史终归是历史，不可逆转。

那有着不同历史渊源的两种管理思想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呢？下面将从人性假设和内容实质两方面进行比较：

一、人性假设

无论是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还是西方法治精神，它们同样都强调法治，然而他们所强调的法治的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

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是以“好利恶害”人性论为其思想根源。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西方法治的思想根源有二，其一是人性恶论，其二是天赋人权论。即人本质上都是自私的，都会倾向于满足自己而不顾及他人，这一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君主、总统与平民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人都享有上天赋予的同样的权利。因此在一个人人自私同时也是人人平等的社会里，只能由全体民众意志统一形成的法律来治理社会，所以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它划分社会主体的权利界限，它授予和约束政府的权力。

可以得出，在人性论中两者都是以“性恶论”为其根源，在细微之处有所不同，西方法治精神更强调全体子民的平等，即使管理者也没有特权，强调人权，而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更加强调管理者的权威。

二、内容实质

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民族情结和不同的人文特点，这些将注定了其内容实质上存在着差异。

法家管理思想的内容实质是：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强调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实现最高的社会理想。

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法家思想重视实际的管理，反对依赖空洞、不切实际的所谓忠信概念，以及主观的道德规范。法家认为人不是靠自觉就可以遵守法律的，主张使用具体的、客观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以期确保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上都必须达到最高的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目标甚至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的惩罚。以法律高于一切为主旨，强调雷厉风行的作风与严肃无情、激烈强制的手段。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管理的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实现最高的社会理想。

西方法治精神的内容实质是：在一个政府与个人平等的社会或者国家中，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或者政府、组织都在法律之下遵照法律行事，而这个法律是全体民众的意思，是全体民众自由意志相互妥协的结果，代表人类的正义、良知和文明。

西方法治精神除了强调法律的强制性、平等性外，更注重民主，法律是大家定的，而不是少数管理者定的，这也是它与中国古代法家管理思想最大的差异。

由于时代的背景不同，导致两者的不同的命运，在西方法治给其带来文明和发展的今天，而法家管理思想却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也不能实现，然而我们可以从中比较，发出我们对当今我国法治思考，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任重而道远！

西方古代的管理思想 篇2

古代中国的“人治”法律思想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儒家的追求就是治理国家的人都是理想化的圣人,统治阶级也认为那些自幼学习圣人的经典并通过科举考试的人达到了一定的道德高度。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设计政治体制的时候,都首先假设为官员是一个君子,这都是从人的“性善论”观点出发的。虽然法家也有人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但那是不具有支配地位的。孔子和孟子的主要思想都是通过君主的贤明从而达到社会的大治,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学子的毕生追求。儒家的性善论和法家的性恶论殊途同归,对立于人治之中,而不同于西方以单一的性恶论说构成法治的哲学基础,是因为儒家和法家的思想都是从现实的政治统治出发并为政治统治所服务的。

中国古代的学子要想在科举制度上获得成功是需要很大的财产和物质投入的,而这些需要整个家族的支持。而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一旦考中并授予官职,其必须要对其整个家族进行实质性的物质回报。中国古代的官制是缺乏制约的,一个地方治理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官者的品德和能力,而在整个官场潜规则的支配下,历史上很少出现像海瑞那样的清官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探讨西方的“法治”思想的时候,我倾向于把西方的“法治”定性为一个中性的概念。“法治”更多的强调按规则办事,使人的权力不至于凌驾于法律之上。西方的法治构架是,即使让一个道德低下的人去做官员,但是由于种种的约束,这个官员不至于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但是古代西方是一种多元化的统治,“法治”也并不是一种实然的状态,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

西方的思想家较早地对法治思想展开了论述,这使得法治思想得以贯穿整个西方发展的历史。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思想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其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其先进性。“比如“法治”能够实现其“治权”在全体公民之手,是为了公众利益的统治。同时亚里士多德也对作为法治的法展开论述:法治之法首先必须是良法,法治之法不限于成文法,还有习惯法”①。

二、古代中国的“无讼”的价值追求与西方的正义价值追求

无讼的价值观念主要是统治阶级所提倡的,而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提出无讼的价值观念,是因为中国的皇族以及士大夫阶层认为普通的民众是没有能力与其相争的,而统治阶级的内部自有他们的一套统治规则来确保秩序的和谐。统治阶级是希望老百姓甘于做顺民,不给他们的统治带来过多的麻烦。

梁治平先生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认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好古②。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在宣扬”无讼”的价值观念的时候必须要论述,以前曾经所经历的美好时代就是这样的。我们总是要把自己的理想说成是已过去的事实,以便为它找到有说服力的根据。就像西方有乌托邦,而我们有自己的尧舜禹时代。但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像西方一样,有人能够提出超前的观点,(比如柏拉图提出国家的治理原则就是一个正义的问题。而正义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个人品德的正义,另一种是国家正义或统治者的正义③),这又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了。

范忠信先生在其《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对于“无讼”的法律思想进行了本质的揭露。中国古代“无讼”的秩序对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特别是东方式的家长式专制)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无讼”的历史,也许就是官僚、权贵欺凌卑贱者而后者又不敢抗争的历史④。

西方关于正义的法律观念由来已久,虽然“正义”的法律观在西方存在着重要的地位,但并不能认为正义在西方社会存在支配的地位,更不会认为正义的阳光已经普照西方的每一寸土地,“正义”的法律观念只是西方的一种追求。

西方的法律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而法律思想又主要受古希腊的影响。古希腊是由许多的城邦所组成。古希腊的城邦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连接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而形成的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古希腊的文明是一种海洋文明,由于土地缺乏和贫瘠限制粮食生产,但是古希腊地区可以栽培经济作物和饲养牲畜。人们的生活主要依靠海外贸易、出海捕捞,而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更是锻炼了古希腊人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人格。同时古希腊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比较频繁和激烈的。而这些冲突的解决必须依靠一个永恒的价值标准,而且这些矛盾必须予以尽快解决,冲突的尽快解决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行。而这个永恒的标准就是正义,只有正义得到一次次的伸张,才能使整个社会在一个有序的状态下运行⑤。

西方的正义法律观念要求建立在人人平等自由的追求之上,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应当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秩序。但是这也只是西方理想的正义,社会中真实的一面还有待于我们去发掘。

摘要：古代中西方的法律思想根源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以及法律价值追求,两者是有很大差异的。本文对古代中国的“人治”法律思想以及西方的“法治”法律思想展开论述,并探究古代中国在诉讼中的“无讼”价值追求与西方的“正义”价值追求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人治,法治,无讼

注释

1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39.

2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9.

4范忠信.情理法与中国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1.

西方古代的管理思想 篇3

关键字：儒家；道家；古希腊，和谐；世界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23-02

建设和谐世界是人类的崇高理想，也是国际关系的最高境界。和谐世界的理论从产生到发展无不渗透和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虽然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对和谐世界的理论人们依旧进行着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因此，在人类社会长期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和谐世界的理论也随之得到丰富和进一步完善。

一、古代中国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和探索

中国古代关于和谐世界的思想“最初源自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自然哲学的领悟”[1]，涉及的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到人与人的和谐，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

先秦的道家思想在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方面，常常把自然界理解为是由阴阳共同起作用的统一体，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既被看作是最高的存在，也被看作是万物之源，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的本质与自然界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和谐。由此，便进一步把自然秩序扩展到了社会秩序方面，并使人融入其中，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2]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也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世界和谐的追求。庄子生活于战乱不断的东周战国时期，他鲜明的意识到旧制度将会崩溃瓦解而代之以新的社会和新制度，但他却不是以一种积极地态度来面对这种大的社会变革，而是以“不物于物”的态度要求返回最原始的远古社会中去，在他所追求的那种原始社会中“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这种“返古”的思想明显是逆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庄子的这种思想是倒退的，然而他却表达了一种对美好的、和谐的世界状态的诉求，对于当代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冲突和不和谐，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依旧有着值得借鉴的内容。

孔子虽没有明确的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但是其“大同思想”实质上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的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在孔子看来，社会安定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富的平均，物同一体，没有贫富差距，人们才能和睦相处，才可以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后来，在儒家重要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将理想的大同世界描述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从这一经典描述可以看出，“大同世界”可以说是一种人际关系和谐的世界。在国家关系方面，我国历来奉行“以和为贵”的准则来处理氏族部落或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孔子提出了“近者悦，远者来”的观点，反对武力和战争，这也是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体现。按照这种观点，古代中国和周围其他邻国形成了朝贡的关系，以此方式来维护和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以及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思维方式以及传统文化的差异，使东西方所构想的和谐世界的理念不同，但都体现着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对美好世界的不懈追求，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延续的思想脉络。

二、古希腊时期“和谐世界”的内涵

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是最先提出有关和谐世界理念的哲学家。柏拉图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当雅典战败时，他把失败归结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在后来的长期考察中，柏拉图又对斯巴达体制产生了兴趣。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柏拉图描绘了一个以善的理念为基础和目标的和谐世界的前景。他认为“善的理念”本身就是真理，也只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引下才能认识真理即善的理念本身，因此，只有建立在善的理念之下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会实现。“善的理念”的核心是正义，正义就是至善。因此，柏拉图认为以“正义”为基础而建立的“理想国”必然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

那么，如何才能掌握至善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只有具有知识的哲人才能真正掌握善的理念。智慧不是由忙于体力劳动的平民或奴隶而产生的，而是由那些不必为物质生活而担忧的有充足的闲暇时间的人们而产生的，这正是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思想。在“哲学王”治理下的国家才是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如果每个人能够按“哲学王”的要求各司其职，那么就可以建立起安定和谐的“理想国”。

当欧洲进入中世纪时期，关于和谐世界的理念披上了宗教神学的外衣。基督教教父克雷芒、奥古斯丁等人提出了宗教世界主义的论断，其宗旨是要说明上帝对全人类实施普世性的恩惠，认为基督教的救赎普及全人类。特别是奥古斯丁认为历史的终极是“上帝治国在人间的实现”的思想，对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古代西方朴素的和谐思想，既是其思辨哲学、理性主义对所表现出来的对和谐世界诉求，又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下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虽然对和谐世界这一美好理想的追求是古代中西方各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目标，但无论从其出发点还是思考路径来看又都存在着东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大多由对自然界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分析和感悟中所产生的对和谐世界这一美好理想的追求。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在对理想的和谐世界的描绘中，除了具有现实的经验基础之外，还带有很强烈的思辨理性的特点，这也正反应出了中西文化在思想方面的差异。

参考文献：

[1]吴振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难题研究》[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房广顺.《马克思主义和谐世界建设论》[M]，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及启示 篇4

（20 12—20 13学年第 二 学期）

课号： 017K06AA1课程名称： 西方管理思想史改卷教师：学号： 123010047姓名：何佳丽得分：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及启示

何佳丽

（宁波大学商学院，宁波315211）

摘要：管理思想一个企业的灵魂，随着管理实践而发展。管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却早已在人们的生活中存在。伴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进步而发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圣贤和时代精英们各抒其才，都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管理思想。正是因为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现代管理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营养。

关键词：管理思想；差异；启示

一、引言

东西方的文化不同，其管理思想也存在着差异：东方管理学是由苏东水教授创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是他的精髓所在，其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各学派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符合了现代科学发展观的管理思想；而西方管理学则是由管理科学、行为科学以及权变管理思想等建立起来的现代管理学思想，重点在于提高生产率，根据市场以及宏观大环境创造更高的利润。

二、东方的管理思想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优秀管理文化为主要内容，既包括着《易经》，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和兵家等传统优秀管理文化，同时也吸收了佛家管理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可谓是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髓深刻。主要表现在：强调以人为管理的中心的人本思想、强调处理问题的最好方式是中庸、形成以家为生活及日常活动的中的关系导向、在战略思想上善于运用计谋为交往中心。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他有两种人性假设，即是善与恶的两种假设。儒家思想对与组织有着独特的见解，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侧重于组织的影响力，其管理的本质是一种以道德为引导, 借助相应的礼节来加以规范的行为，即是行“中庸之道”、“ 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理”。儒家的管理思想在于

采取的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礼”作为外在的管理规则。

（二）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思想中隐含的管理规律是由阴阳相互作用而形成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即循环律、成长律、得失律、时间律、调节律、容忍律。这些规律对管理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次，老子的柔性管理和无为管理，无为管理是指管理必须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无为，就是不要勉强地去干那些悖于自然的事,悖于规律的事,而是要顺乎自然，它的另一个含义是不要干预过多。在道学中最为精练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无为”。道家的无为而治是管理上的一个高境界。

（三）法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核心的管理思想是“法治”, 即认为只有以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为标准, 以赏罚为手段, 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韩非主张“立法为教，反对人治”，只有 实行法治, 才能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行。

（四）佛学的管理思想

佛家的宗旨是“普渡众生”，即是企业管理的宗旨，企业管理的宗旨可以是“服务众生”，从而促进“普渡众生”。不同的是，佛家用宗教形式去做，企事业单位用实业、业务产品、服务等去做，众生互相服务，互相促进，最终走向“普渡”的彼岸，可以理解为走向文明的和谐社会，超越“苦海”而进入大同世界。

三、西方的管理思想

（一）早期管理思想

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人的本性使然，资本主义的人性基础是利己主义，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着一本性的支配和控制。经济人假设的意义在于注意到了人的需求以及需求可能带来的激励作用，注意到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由于工人具有获收益的需求，给予一定量的工资激励，可以引导工人更加努力工作。进而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 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 的著名学说。这一学说为后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二）科学管理理论

科学管理理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时间和动作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实行标准化任务管理的思想，这种标准化的工作方式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意义重大，至今仍在流水线上被广泛使用。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弗里德里克·泰罗，他通过观察分析研究搬运工在工作中的每一个动作和劳动时间，总结出搬运作业的合理动作。他要求工人严格按照他总结的动作进行搬运作业，消除错误和无效的动作、慢动作，并结合工资激励，使得搬运作业的效率大大提高。后来。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中提出了“泰罗制”，即对工人工作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科学的分析，形成标准化的作业流程，挑选具备能力的工人从事该种工作，并对在标准作业时间完成的超额工作增加工资，对无法在标准作业时间完成额定工作则罚减工资。

（三）行为科学理论

在霍桑实验的影响下, 逐步拉开了管理学界研究人性的序幕。以人的需求与动机研究为出发点，马斯洛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人类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要归为五大类, 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此理论只说明了需要与激励之间存在关系, 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激励方法, 而且也忽略了工作与工作环境之间的关系。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是对需要层次论的有益补充, 它明确地提出了激励工作的方向在于工作本身。这一理论不仅使对人性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同时它也表明管理工作者应按人性本身内在的特点和规律来寻求激励方法与管理方法。

（四）现代管理理论

随着时代的进步，西方管理学对人力资源越来越重视。比如现代管理学就认为，包括基层工人在内的企业所有员工都要进行决策，区别在于不同阶层的企业员工决策的领域不同，即使是下层人员也要就日常生产计划和每天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做出决策。这是对人性价值一种更为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出现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明白企业的成功不仅仅依靠企业家，而更多地依靠的是全员共同努力。管理人假设也同时激发了人对于自身价值新的认识。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

（一）在总体管理思想方面：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儒家思想中在将国富民乐定为治国之目标，同时高度重视仁的作用，孔子的理想国是一个富裕、安乐、仁爱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东方的思想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一面。西方管理理论主要是企业利润最大化服务的，试图通过调和劳资双方的矛盾使双方都能获利。因此，它虽倡导人本管理、工人自治，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企业的目标之一，它的利益导向性是鲜明的，资产阶段性质也是十分明显的。

（二）在管理领域方面体现的思想在于：西方文化侧重于独立个体，反映在管理领域，形成了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两个特点。西方企业追求利润，以提高企业效率为本质，讲究实用性。东方文化侧重于组织，东方特色的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为核心、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与人生。

（三）在管理本质方面体现的思想：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差别在于西方管理突出个

人主义、权力级差小；东方管理文化则体现权力级差大、风险回避，缺乏平等、民主，缺少冒险精神等。东方管理学者在认识管理本质的过程中，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主要强调整体性，忽略个性发展，强调民本，忽视人的独立人格。而西方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制度管理、规范管理和条例管理，追求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

（四）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体现的思想：东方是由封建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个社会主义，在思想上难免会出现一些保守、陈旧的管理方法，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体现的思想难免有些落后，东方管理学所推崇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等思想，蕴涵着以实现人性为重点管理思想。西方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益与将剩余转变为资本的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外在的激励措施或个人内在的享乐的主观意图形成其独自的管理思想。

五、启示

（一）在竞争的指导思想上提倡双赢。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实质是一部以强凌弱的向外掠夺的历史。而东方的智慧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因为在竞争各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和谐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所以，以中国东方的智慧所形成的管理思想, 在今后国际间的交往中将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西方管理理念相互渗透, 东方受西方竞争意识的影响, 西方受东方以和为贵、中庸之道的影响，双方都在改变自身的习惯性的思维和理念。

（二）在人的行为方面提倡树立全球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西方的管理偏重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 认为应该是怎样做，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东方的管理智慧强调，人是属于社会的，尤其在中国，人人都是属于家庭的, 人在许多时候和许多方面，不是规章也不是理智告诉他怎样做，他才怎样做的；而是道德、人的道德观念，在其人生的长河中所树立起来的道德，对人的行为、思想和态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而中国的东方文化对道德的塑造有着特殊的功效。在今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建立一个全球规范的道德观和价值乃是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

（三）在组织分工的基础上，满足人的心理需要。在工作方面, 西方偏重于工作职责的管理。认为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如果职贵不分明，没有明确的分工，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的。但是在新的环境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更加追求其心理的需要，而中国东方的文化，为满足人的心里需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东方文化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义的作用，这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上的信赖关系，是一种心理的托 付，是人们在紧张的竞争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因此东方文化将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工作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将是在原来关系上的一个大飞跃。

六、总结

东西方两种思想是互补且兼容的，人类不仅需要西方理性的思想，也同样需要东方非理性的思想，理性思想把人类带进了科学化，而非理性却给人类增添了感情的色彩，更加富有人情味，只有把两者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的进行管理，更好的为企业带来收益。

参考文献：

[1]苏东水,赵晓康.论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现代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

[2]纪宝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苏涛.关于管理本质的思考.东方管理学派的探索[ J].当代财经, 2000(12)

[4]朱明伟.中国管理文化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0

[5]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6]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亚当·斯密.国富论[M].商务印书馆,1972

[8]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西方管理思想史读后感 篇5

郭咸纲教授所著《西方管理思想史》是一部对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和发展的研究中的经典著作。全书共分六篇，从早期的管理思想开始，经过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一直到当代管理思想，对西方管理思想从产生、发展到繁荣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个科学的梳理和分析。书中也提到了管理理论发展的线索和研究方法，并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前景和领域作了分析与展望。

学了几年的管理，越来越发现管理学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自从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组织，管理便出现了。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管理的实践一直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直到近代，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才出现，管理学才作为一门学科正式产生。当然，这是有着其显著的社会经济背景，如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公司制度在美国的确立，企业的规模、数量不断扩大等等。

西方管理理论自产生以后，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经济组织的的演变与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组织的演变为管理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而管理研究的进展又为新型组织的巩固提供了支持和保证。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管理思想和理论演进与发展的根本动力。

由于企业或行政等组织的经营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从实践中得出管理理论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甚至繁杂性。所以在管理理论中没有那一个理论一手遮天、独霸天下，它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甚至一度出现管理学的“丛林”现象。管理学的理论流派多彩纷呈，理论也各不相同。管理学从产生到现在有代表性的理论不下几十种，在加上一些不入主流的，就更是不胜枚举了。导致对管理作一概念上的界定都无法产生一致的定义。比如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等等，但我仍然比较推崇孔茨的定义：管理就是在正式的组织化群体中通过别人做事情的艺术，也是创造一种环境使这种组织化的群体里的人们以个体或协作的方式实现群体目标的艺术，同时也是排除绩效障碍的艺术以及在有效地达成目标的过程中保证最优效率的艺术。

尽管管理思想源远流长、繁杂多样，我们仍然可以抽丝剥茧，探寻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同时，股份制的企业制度促成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出现。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企业家们开始把注意力从技术转移到管理上来。“管理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代表性的就是1910年福特发明流水线的批量生产方式；斯隆创立广泛适应的事业部制；特别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走向成熟并普遍推广，使管理理论成为一门科学，成为管理学产生的标志。

按照时间顺序，下面出场的是吉尔布雷斯夫妇的动作研究。动作研究的目的是制定出合理的动作模式，采用合理的工作方法，改善工具和环境，以提高生产效率。接下来

韦伯的组织理论暂居潮流。他的理想行政组织可以分做三层：其中最高领导层相当于高层管理层，行政官员相当于中级管理层，一般人员相当于基层管理层。韦伯还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利为基础，才能实现其目标，只有权利才能变混乱为有序。与泰勒、韦伯并成为古典管理理论的先驱的是法约尔。他的一般管理理论直到现在一直散发着光芒，尤其是他的14条管理原则，一直都是管理的通行准则，是企业维系长期有效竞争的平台。1933年，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正式形成。他领导的霍桑实验，其研究结果否定了传统理论对人的假设，表明了工人不是被动的孤立的个体，他们的行为不仅受工资的刺激，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因素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1938年，巴纳德的系统组织理论形成。协作系统是有相互协作的许多人组成的个人可以对是否参与某一协作系统作出选择，这取决与个人的动机包括目标、愿望和推动力，组织则通过其影响和控制的职能来有意识地协调和改变个人的行为和动机。1943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一经提出便影响深远。他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种。需要是天生的、内在的，而且是按先后顺序发展的，满足了的需要不再成为激励的因素。团体动力学是卢因与1944年提出的。这里的团体是指非正式组织。团体三个要素：一是活动；二是相互影响；三是情绪。团体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各种力的“力场”。团体成员认为其他人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时，就产生了社会惰化效应。1960年，麦格雷戈的著作《企业的人性方面》出版，标准着“X理论-Y理论”的成型。他把传统管理观点成为X理论，即“胡萝卜加大棒”式的软硬兼施的思维方式。Y理论把人们当作成熟的成年人看待。实施方法有：分权与授权，参与式和协商式管理，扩大工作范围等。布莱克和莫顿的管理方格理论是一种研究企业领导方式及其有效性的理论。他们指出：在对生产关心的领导方式和对人关心的生产方式之间，可以有使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相互结合的多种领导方式。1965年，亚当斯提出公平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当一个人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合理，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1965年，菲德勒的权变管理思想认为没有固定的最优领导方式，应当根据领导者的个性及其面临的组织环境之不同，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领导方式可分为任务导向型和人际关系型。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最好的领导形态，企业领导者必须具有适应力，自行适应变化的情景。1966年，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面世。满意因素多来自于工作任务本身，不满意因素多来自周围环境，也称之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他还提出了最简单的激励方式“踢一脚（KITA）”，工作内容丰富化才能有效地利用在人力资源。同年，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理论认为个人成就需要思想，作为领导者可以通过后天教育培养下属的成就感而使其获得激励，从而提高组织效率。三种重要的动机或需要：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亲和需要。要创造一种组织环境，使人们有机会取得成就，对成就的人给予报偿。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影响他人。德鲁克的有效管理者理论也是管理思想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理论。他认

为：管理者的效率往往是决定组织工作效率的关键因素；并不是高级管理人员才是管理者，所有的负责行动和决策而又是有助于提高机构的工作效能的人，都应该想管理者一样工作和思考。管理者要富有成效地工作需养成五个习惯：正确地统筹时间，注重获取成果，把工作建立在优势基础上，集中精力，做有效的决策。1977年，西蒙的管理决策学派在管理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是一个过程，决策的核心是选优，只能满足“令人满意的”决策。决策常依据事实、价值、环境和条件，对信息要求准确、及时、适用、经济。经理角色学派是7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一个管理学派，他以对经理所担任的角色的分析为中心来考察经理的职务和工作，以求提高管理效率，以明次伯格为代表。经理人所担任的角色有人际方面的如挂名首脑、领导者、联络者，有信息方面的如监听者、传播者、发言人，有决策方面的如企业家、故障排除者、谈判者等。1981年，大内的Z理论名噪一时。他把那种既结合自己的特点，有利用日本管理方法而形成的新型企业称之为Z企业，把这两者兼而有之的管理方法，归纳为Z理论。Z型文化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其中包括长期雇佣、信任以及亲密的个人关系。1985年左右，波特的竞争战略研究已渐成型。决定行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是行业的吸引力，以下五种力量决定行业的盈利能力：新侵入者、供方力量、替代者、行业内竞争、买方力量。五种力量的抗衡中，蕴含着三种成功型战略思想：总成本领先、差别化、专一化。沙因是组织文化研究方面的权威，他率先提出了关于文化本质的概念，对于文化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对文化的形成、文化的转化过程提出了独创的见解。组织文化有物质层、支持价值观层、基本的潜意识假定层组成。文化的五个维度是：自然和人的关系、现实和真实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人类活动的本质、人际关系本质。到了20世纪90年代，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腾空出世。所谓学习型组织是，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要建成学习型组织需要进行五项修炼：系统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近些年，哈默的企业再造理论甚嚣尘上。企业再造是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根本的再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以显著提高企业的效率。企业流程再造是企业内部的一场革命，这一过程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业务流程在再造的核心目标是再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目标是把企业由职能导向型转变成流程导向型。

西方管理思想发展至今，已逾百年，不少思想至今仍光芒万丈。但它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细细探索，不难发现，它有着这样的演变趋势。比如更注重知识、知识结构的测量，更注重快速应变，全球战略、实施跨文化管理等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我见 篇6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可谓是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世界的管理学领域上也可谓是独树一帜。我仅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和深刻内涵上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特点

1、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具有刚柔性

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具体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2、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具有一定的变通性。

春秋时期的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就是对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 “不留今”是告诉我们不要被眼前的现实所迷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不思进取； “与时变”告诉我们的是要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世间没有万能的钥匙，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凡事有计划必有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在处理管理工作中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变通对待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只知道用以前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绝对无法做好管理工作的。

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具有和谐性。

“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美好而又充满生机的社会。“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 “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

1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啊！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

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周总理当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一国两制”的提出和成功的实施都是基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

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深刻内涵

1、以德为先

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充分强调了“德”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还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指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德治的作用推崇备至。以“德”进行调节和管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渗透着浓厚的道德精神。管子提出把“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四标准。

“以德为先”就是管理者要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使被管理者在其道德威望影响下很自然地达到管理的良好状态。同时，人际关系也通过人的道德伦理来加以调节的。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 “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对人才的一种极大的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无功者受禄，那么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那么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得不到重用。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说，以德为先是中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最典型特征。以“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为核心价值观的这种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爱人”、“贵民”、“重民”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达成了一个共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许多人习惯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认为“德治”就是“人

治”，认定无章法可循； “法治”有法可依。其实，在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治”可以理解为 “人治”。不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离不开人，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也是如此：法毕竟是由人制订的，要人去贯彻执行、要人去遵守。我们知道，人的素质、教育和文明程度是现代法制社会得以有效运行、实现有序化的前提。儒家“德治”是人类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为此，我们应该在现代管理过程中认真研究、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以德为先管理思想中的亲密原则，即“爱人”、“敬人”、“忠恕”等。

2、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对我们中国人为人做事的影响一直是久而深远的。中庸之道，它是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它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中割舍不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至今还在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该句出自孔子之言，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美德，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普通的老百姓缺乏这种美德已经很久了。“中庸”在《论语》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次，仅仅从这句话确实我们是看不出它的明确含义的。不过，后人根据《论语》 中记述的孔子相关的言行，对它的含义做出了较为明晰的解释。宋代学者朱熹认为： “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也就是说： “中”就是不要太过分，也不要达不到，而“庸”，就是指一种平平常常的状态。“中庸”，就是要求人们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选取或者把握一个中道，并可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加以实践。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平均，而是要取得事物之间的平衡、均衡。孔子认为只有中正（适度）才最有利于事物客观发展需要，因而才是理想的合理状态。“中庸”讲的是人之根本，强调我们做人的艺术和做事的方法。如何让各种各样的人去掉差异而只取共同，即让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关键要在无我的前提下讲究情景真理。例如，我们可以用极其尊重的方式提出对权威观点的挑战，既达到了陈述自己观点的目的，同时又将对人的尊重推向极致，使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易于接受。

3、以和为贵

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协调”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和谐管理状态。后来历代儒家也都肯定并十分重视“和” 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儒家思想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管家治国的 基本原则，“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也是一种“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和为贵”《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都是对以和为理想之最高目标的阐释。也是我们管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4、无为而治

在汉代刚建立的时候，为了促进本朝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朝的管理者就采用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让人民休养生息，国家逐步繁荣强大起来。“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儒家提出“无为而治”，并认为这种“无为而治”是“以德为政”，以道德的手段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君主应实行“象征性管理”，只搞好个人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一以驭百，坐以待劳”，垂衣裳而天下治。《老子》中也提出无为而治，而且把“无为”视为最高治国境界。认为“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上不管，实际却是无所不管，否则，如果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君主就不是处在“无”中而是处在“有”中，就会被局限在“局部”之中。老子的“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要求不以个人主观的欲望来破坏自然的发展。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处处顺应自然的规律，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无为”不但不是教我们什么都不去做，相反对干的要求还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谨慎和严格的。对领导人而言，“无为”还包含着领导方法方面的要求。作为领导方法，“无为”就是要求领导者要善抓大事，抓主要矛盾，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而不要事无大小都亲力亲为。这样，分工协作、权责分明、各展其长、各尽其力，领导者能把整体的以及各部分的工作都能做得井井有条，取得最佳效果，也就做到了 “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用相当简化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体现了从不同角

度来调节人与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调节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是对管理者的要求。管理者必须不考虑个人的得失，然后才能有个人的利益。这也是“无为”的一个方面，即管理者不刻意地去行个人的作为。

5、以人为本

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 记载： “重我民”、“施实得于民” ；孔子主张富民、教民，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笔者认为，只有在管理工作中充分考虑到了人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才能真正的做好管理。

结束语: 管理是一把双刃剑,管理的好了，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焕发生机，管理的不好，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萎靡不振，甚至死亡。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务实》一书中也曾讲过： “管理的根深植于文化、社会、价值、传统、风俗、信念、政府与制度中”、“管理越能利用社会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日本学者村山孚说得好： “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在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外国的新奇概念和奥妙的数学公式才是科学。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同样是实现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宏大源流。”正确剖析、反思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形成我国管理科学的民族特色，让我国管理思想供世人共享，促进社会更和谐的发展！

岑朋飞

工商管理一班

西方古代的管理思想 篇7

从《科学管理原理》 (Taylor, 1911) 发表至今, 管理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发展历程。百年的发展使得管理学成为一个颇让人感兴趣的领域。学术界大量的理论观点不断涌现, 著名的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 (2013) 更是把管理视为改变世界的力量。但是, 管理学研究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领域, 由于缺乏清晰的理论构架、统一的研究范式和系统的知识积累, 对管理学的批评仍不绝于耳。

管理研究和管理理论构建的问题由来已久, 并且愈演愈烈。为了以后能够更加透彻地分析管理学研究的症结所在和未来的发展道路, 本文批判性地回顾了西方主要人性假设的观点, 并指出管理学研究虽然选择以人性假设为基础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始终没有把握人性的根本所在, 而这也正是造成当今管理学研究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 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经济的, 享乐主义哲学和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经济学理论是这一人性假设的主要思想来源。反映到组织中的员工行为上, 这一假设认为:第一, 员工主要是受经济刺激的激励, 他们会做任何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大经济收益的事情;第二, 由于经济刺激是由组织控制的, 员工从本质上来说是被组织操纵、驱动和控制的被动接受者;第三, 感情从定义上来说是非理性的, 因此, 必须阻止它干扰个体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评估;第四, 组织能够而且必须按使员工情感中立并得以控制的方式进行设计, 这样它才能控制员工不可预测的个人特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严苛的科学管理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科学的计件工资制也使得员工的收入日益增长。科学管理所带来的企业和工人的“双丰收”着实解决了美国工业革命初期工厂内的主要矛盾。正因如此, 科学管理受到了几乎所有企业家的追捧, 并被奉为提升企业绩效的一剂良方。但是, 看似“科学”的管理方式解决了效率与技术的问题, 却忽略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员工之间的合作和沟通等诸多社会性问题。19世纪末的美国, 正值由企业家创立和管理的小公司向大规模、一体化的企业转变之际, 不断提高的技术、持续成长的市场将管理者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效率和生产上。而工人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一种劳动工具, 和机器一样, 企业主只关心如何使员工更加有效率地生产。因此, 对于当时的企业主来说, 激励仅仅是为了满足员工的需求, 保证他们更努力地工作, 而当时员工最主要的需求就是金钱。

理性经济人假设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正确的, 经济方面的需求直到现在也是人们比较主要的需求之一, 而且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管理也解决了当时工厂内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问题。但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认定人天生懒惰, 实质上是一种遗传决定论。首先, 它并不认为人是可以发展的、可以改变的, 而是认为天生的懒惰会跟随人的一生, 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其次, 视人为物或把人仅当作经济动物, 注重金钱对人的刺激而忽视了人的其他属性。理性经济人假设看见了人们对于金钱的需求, 却也只看见了人们的经济需求;注重物质性管理价值, 而忽视精神管理价值。满足了人们的经济需求, 当然会获得工人们劳动努力程度的提高, 但是同样的道理, 没有满足工人们其他方面的需求也会让企业受到相应的损失。总的来说, 这个时代的管理实践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但也带来了人的极端异化。

2 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假设的思想源于霍桑实验的研究启示。埃尔顿·梅奥等人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工人们带到工作中的社交需要只有在非正式组织中才能得到表达, 而在这些非正式组织中产生的情感和规范又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绩效、生产水平以及产品质量。据此, 梅奥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人假设:一是社交需要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激励因素, 而人际关系则是形成认同感的主要因素;二是从工业革命延续过来的机械化, 使工作丧失了它内在的意义, 这些意义现在必须在工作所形成的社交关系中寻找;三是相对于管理激励和控制, 员工更易对同伴群体的社交因素做出反应;四是员工对管理的反应达到了什么程度, 取决于管理者对下属的归属、接纳、认同感需要满足的程度。

霍桑实验开创性地将多种资源第一次用来研究组织中的人, 从而抗衡了科学管理时代对技术和效率的普遍强调。当研究者们并没有发现预期中的照明度与产量之间的直接关系时, 他们并没有简单地放弃实验, 而是考虑到了工人的心理因素, 并拉开了所谓的“人际关系”运动的序幕。

对霍桑研究的批评意见认为,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 霍桑研究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 得出的许多结论并不是源自既有的证据。无论如何, 在那个时代, 霍桑实验的研究者们是富有智慧的掘金者。科学管理的神话并没有让他们停止思考, 他们通过对关于工作之基础因素的假设进行检验, 而不是任由它们继续获得人们的认可, 并且系统地论证了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质。仅仅因为这个原因, 霍桑研究对人际关系方法的兴起和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就无法被忽视。社会人假设成功打破了科学管理时代技术决定一切的神话, 并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经济利益对人的绝对激励作用, 但是却过分强调了人的社会需求对管理的作用, 轻视合理的理性逻辑的作用。也就是说, 社会人假设发现了人的社会性的一面, 却过分夸大了社会性对于人和组织的影响。虽然梅奥等人并没有完全否定之前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 但是也没有很好地将两种人性假设结合起来。可以说在发展人性假设的道路上, 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比, 社会人对人性的设定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3 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是由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来的。该假设认为, 人是自主的、勤奋的,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指的是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 表现自己的才能, 只有人的潜能发挥出来, 人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

自我实现人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讲, 体现了对人性假设的根本性突破, 人类自我实现的属性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推崇。但是, 马斯洛 (1943) 的理论本身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将人们的需求分为5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而人们都是从底层需要开始, 只有较低一层的需要得到满足才会产生高一层次的需要。而这种层次分明的分类则是马斯洛理论的最大缺陷, 他并没有考虑人类需要的整体性和各类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

4 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是沙因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他们认为, 长期的研究证明:无论是经济人、社会人还是自我实现人的假设, 都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也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该理论认为人是复杂人, 既有经济人的一面, 也有社会人的一面, 同时还有自我实现人的一面。在此基础上, 以威廉·大内为代表的管理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既能突出管理方式的灵活性, 又能体现被管理者个性的差异性的权变理论, 即“Z理论”。

关于复杂人假设, 应当承认, 复杂人假设和权变理论含有辩证法的因素, 它强调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 针对不同的人采取灵活机动的管理措施, 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而, 其在方法论方面有些不足:复杂假设以生活现实中人们的个性与行为表现作为人性的内容, 这本身就把本属哲学层次的人性问题降低到了心理层次的个性方面, 这必然导致只见人们的差异, 忽略了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最根本的属性。沙因 (2008) 认为无论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还是自我实现人假设都过于简单、概括, 只单纯描述了“复杂”的人性的某一个方面, 因此一种人性假设的提出往往在解决了它所针对的问题的同时却产生了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西方管理史上出现的4种主要人性假设的回顾与分析, 可以看出, 每一种人性假设都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 对于所在年代的组织内部的突出问题都提供了良好的解决办法, 并且随着社会、组织以及研究的不断发展, 对于人的认识也趋于完整和深入, 但是各种人性观的提出从本质上说都犯了一种低级归纳主义的错误。这种从现象出发试图给人性贴上唯一“标签”的做法实际上仍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描述, 而非真正寻找到现象背后真正的驱动力和人性的本质。归纳主义的逻辑在于通过对有限的、各种条件下的某类现象的观察, 得出一致的结果, 并把这种结果推导到更一般、广泛的该类别所有现象当中。通过这种归纳方式, 我们获得了知识上的进步, 超越了前提所蕴含的内容。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应用归纳的方式也是为了增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也是为了发现现象背后的真理, 所以西方种种人性假设所犯的错误我们称之为“低级归纳主义”错误。因为这种归纳式的总结, 并没有向着人性背后真正的实体和机制探寻, 而是在现象层面不断堆积与丰富。沙因 (2008) 终于第一次注意到了人的复杂性, 权变理论也在其复杂人假设基础上建立并推广开来。但是, 沙因并没有对于人的复杂性给出真正的答案。人为什么是复杂的?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这就是沙因的答案。

似乎有一种为以上所有人性假设辩护的观点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世界没有永恒的真理, 我们正是在不断演进的知识中了解世界的。当然, 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但是, 在当今组织人性假设发展的历程中, 这种“连环替代”式的假设并不会最终引领我们揭开人性神秘的面纱。理论是现象背后的实体或过程, 只有朝向这个实体或过程的科学探索才能带来真理。于是, 种种人性假设的提出更像是一种“归纳主义”的游戏, 谁的观察更多、归纳得更全面就会提出更“完整”的人性, 却始终没有人尝试触及种种人性之根本。

摘要：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管理学研究如今已步履维艰, 国内外众多学者在对传统人性假设批评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人性观, 却始终没有摆脱“低级归纳主义”的桎梏, 仍然没能达到对人性的真正理解, 最终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文分别对4种传统人性假设进行了批判性的回顾, 为以后管理学研究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人性假设,理性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

参考文献

[1]高良谋, 高静美.管理学的价值性困境:回顾, 争鸣与评论[J].管理世界, 2011 (1) :145-167.

[2][英]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M].闾佳,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西方古代的管理思想 篇8

关键词：弟子规 儒家 西方 管理思想

1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人本主义

《弟子规》中有：“待婢仆 身贵端 虽贵端 慈而宽 势服人 心不然 理服人 方无言”意思是主人要爱护与平等对待仆人，主人是一家之主，延伸到现代企业，就是老板与管理者。儒家思想从组织的角度来关心人、爱护人，维护人的生存权利，根本目的是维持组织的稳定性。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人本化，把企业的成长与员工的成长看得同样重要。美国轰动一时的《掌握人性的管理》提出激发员工的管理黄金准则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该如何待人。恰恰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思想。中国企业家胡小林先生带头学习《弟子规》后，以人为本，赢得员工一致爱戴。

2 儒家的“仁”与西方现代管理的“关怀”相通

《弟子规》中有：“凡是人 皆须爱 天同覆 地同载”。 意思是对天地万物都有仁爱之心。“ 仁” 是儒家人本哲学的中心概念。孔子解释是“爱人”，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由此推而广之去爱别人，甚至去爱物类。管理者都对员工关心和爱护，员工也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过去的人事管理职能以“控制”为主，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则以“关怀”为主，力求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同时，企业对外也有仁爱之心，就会乐于从事慈善事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东方首富李嘉诚先生的仁爱致富与西方首富比尔盖茨的利润分享的经验同为一理。

3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学习

《弟子规》中有：“但力行 不学文 任己见 昧理真”，说明了一个人学习的重要。又有“读书法 有三到 心眼口 信皆要 方读此 勿慕彼 此未终 彼勿起 宽为限 紧用功 工夫到 滞塞通 心有疑 随札记 就人问 求确义”，讲解了学习的方法。《论语》首篇第一句话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与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建设“学习型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很多企业鼓励员工继续教育，企业大学也不断涌现。例如，首钢第二炼钢厂组织职工网上学习、网上考试、网上攻关、网上管理、网上交流等方法，使职工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4 儒家“道之以德” 与西方“以德治企”相通

儒家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弟子规》是一本道德教育读物，很多地方体现了德育重要。“首孝弟 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是道德总纲。细述很多，比如“物虽小 勿私藏 用人物 须明求 倘不问 即为偷 ”“无心非 名为错 有心非 名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倘掩饰 增一辜”“彼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闲管”“人有短 切莫揭 人有私 切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之 愈思勉”。“己有能 勿自私 人所能 勿轻訾 勿谄富 勿骄贫 勿厌故 勿喜新 ”“能亲仁 无限好 德日进 过日少 不亲仁 无限害 小人进 百事坏”“恩欲报 怨欲忘 报怨短 报恩长”。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思想也强调“以德治企”和企业文化建设。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受东方传统伦理思想和管理观念影响，西方管理学界正经历着一次由“科学管理”和“行为管理”向“伦理管理”的重大变革。领导要有德行才能服众，员工要德才兼备才会重用。

5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信用

孔子认为为政的要素有三：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弟子规》中有：“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妄 奚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惟其是 勿佞巧 奸巧语 秽污词 市井气 切戒之”，意思是说话要重信用，才能被人信任。这与现代企业文化所倡导的经营理念相一致。信用是个人与企业最大的无形资产。企业的诚信经营，首先表现在经营方针的正确，即儒家所说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为己任。再次就是要“守信”。安然破产事件就是反面典型。美国安然能源公司，曾经居世界500强第7位，2000年营业规模过千亿元。可是，能源巨人几乎在一瞬间倒塌了，原因在于安然公司隐瞒关键财务报表，掩盖经营危机。

6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慎重细节

《弟子规》中有：“见未真 勿轻言 知未的 勿轻传 事非宜 勿轻诺 茍轻诺 进退错” 意思是说话与承诺都要谨慎。“冠必正 纽必结 袜与履 俱紧切 置冠服 有定位 勿乱顿 致污秽” 意思是举止要端正。西方管理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同理。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重视细节，获得成功。比如，海尔的OEC管理法，即Overall（全方位）、Every（每人、每天、每件事）、Control&Clear;（控制和清理）简称“日事日毕，日清日高”。1995年2月巴林银行倒闭就是反例。巴林银行的倒闭是由于该行在新加坡的期货公司交易形成巨额亏损引发的。由于前台首期交易员（而且是后台结算主管）里森业务熟练，被视为有才干的人，对其委以重任，却疏于监管，甚至当问题暴露出来后，管理层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事态逐渐扩大，导致银行的倒闭。

参考文献：

[1]黄灿.《弟子规》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1.

[2]李月彬，李竞雪，安然.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弟子规》[J].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3（02）.

[3]郑秀芬.《弟子规》中的儒家文化传统及现代价值[J].新闻爱好者，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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