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民族（精选10篇）
边境民族 篇1
1 以工业促进农业
以工业促进农业, 其内涵是指采取多种形式给予农村、农业发展及农民以支持和保护, 促进农业从落后的、原始的形态向先进的、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进而促进云南省边境民族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保证边境民族地区的粮食安全, 有利于改善边境民族地区的农村环境, 也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推进农村的城镇化进程。
1.1 构建城乡一体化市场体系
1.1.1 提供城乡市场一体化发展平台
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引导, 促进农村市场、交通设施等建设, 为城乡的交流提供便利。对于城市市场的规划, 应该从多种角度考虑, 结合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 避免盲目建设。云南省是高原多山区, 政府因地制宜, 科学制定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目标, 突出重点, 进一步提升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
根据我国工业促进农业战略实施的需要, 调整云南省宏观经济政策和各地区农业发展政策, 制定科学化及结构化的工业促进农业的合理政策, 使相关的政策法规法律化, 以确保云南省工业促进农业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行。我省以工促农的政策促进的目的在于改善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在云南省国民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进而提高农业的发展能力和潜力, 大力增加农民收入, 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业发展的可持续型及环境的优化与改善。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围绕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要求, 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 按照“做大产业、做强载体、做优品质、做响品牌、做美环境”的总体思路, 突出重点, 打造亮点。
1.1.2 开发民族特色产业, 发展市场客体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自然条件特殊, 民族文化丰富, 可以深度挖掘和开发民族特色资源, 发展民族特色产业。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发展特色农产品, 实行纵向一体化战略, 在特色农产品价值链上下游进行延伸。如云南地区的核桃、澳洲坚果, 都已形成产业,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是发展民族食品和工艺品。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民族文化丰富且浓郁, 有许多的民族特色食品和工艺品。可以将其发展为产业, 促进经济发展。三是发展民族旅游业。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地貌特殊, 造就了许多地理奇观。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可以和周边城市的旅游胜地展开合作,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1.1.3 打破城乡贸易壁垒, 培育市场主体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 是以农民为主市场主体。缺乏专业人才, 思想观念落后, 市场意识不强, 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 培育农村新型市场主体是实现城乡商品市场交流的重要步骤。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 提高农民的技术技能, 培育农产品经营大户, 发展、引入一批潜力大的特色农业企业, 改变市场主体构成, 打破城乡贸易壁垒。此外, 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 加强城乡商品流通上的交流, 从城市引进满足农村居民需求的产品, 增强农村群体的购买力, 促进农村商品市场的发展, 从而推进城乡商品市场一体化。
1.2 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1.2.1 完善政策体系, 加大资金、项目扶持力度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科技体系, 贯彻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专利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法律法规, 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科技投入力度, 同时加大科技执法力度, 提高干部科技法制意识, 并根据科技发展形势的需要, 不断完善支持科技发展的政策体系。
进一步扶持科技项目。建议降低对边疆地区科技项目的申报条件, 在国家、省、州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上给予倾斜和优惠。帮助协调国家及省内知名科研院所到边疆地区立项目、建基地, 在开发利用边疆贫困地区优势资源的同时, 提升科技在边疆贫困地区的显示度。
进一步解决资金投入问题。省级有关部门要建立相应的资金扶持政策措施, 对边疆民族地区予以倾斜。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加强金融与科技合作, 引导金融信贷向科技项目倾斜, 建立科技与金融合作机制, 发挥财政贴息的作用, 加大对科技项目财政贴息的规模。积极鼓励边疆民族地区企业开展科研创新活动。
1.2.2 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劳动者素质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基础薄弱, 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紧缺, 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加大对边境民族地区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农村实用人才以及地区带头人的培养力度, 以引进高素质、高学历人才为重点, 全方位吸收国内外专业的优秀人才, 积极鼓励以各种灵活方式引进人才。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企事业单位采取短期聘用、技术攻关、经营管理、项目咨询、企业顾问等灵活方式引进智力。加大现有人才的培养和再教育力度, 加速造就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
1.2.3 加强技术创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要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 有计划、有重点、有规律地引进和推广一些关新技术、新成果, 并加强对引进和推广的新技术、新成果的消化、吸收与应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创造和产业化示范基地, 逐步培育成云南省科技成果推广示范体系。加强对农业技术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引导, 充分有效的发挥科技中介服务等机构的作用, 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联系, 促进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
2 以城市带动乡村
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 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式, 实施相应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建设措施、道德文明等发展手段, 能够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进而形成工业促进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良性循环, 进一步推动城市带动乡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目前,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已进入重要转变阶段, 以城市与工业发展为动力、利用外部资源促进农业发展, 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工农差距, 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与良性循环, 避免出现拖累现代化进程的乡村危机。
2.1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作为云南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有利于强化整合中心城市与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的金融资源, 大力推动滇中经济圈、瑞丽等边境 (跨境) 经济区、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园区经济、县域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 实现有效结合, 推动云南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进人民币在周边的区域化和可以自由兑换的进程, 通过加强与周边各个国家金融交流与发展, 全面提升云南省边境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和贸易投资的便利和便捷化程度, 全面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印度经济走廊以及湄公河次区域建设, 把云南建成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重要经济增长极。进而也成为云南省边境民族地区大开放的重要经济增长极。
2.2 推进新农村建设
推动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和体现, 统筹城乡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宏观环境和条件。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实质, 就是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目前云南省边境民族地区城乡差距持续扩大, 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和最尖锐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主要是统筹考虑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发展事业、劳动力的就业、商品和其他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 尤其是着力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和保障力度, 国家财政资金应通过政府或金融市场重点向农村等偏远且发展落后的边境民族地区倾斜, 进而加快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与快速发展, 缩小城乡之间的过大差距,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2.2.1 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途径, 促进农民增收
做好农村产业和劳务经济“两篇文章”, 促进边境民族地区农民持续增收。在农业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 积极鼓励和促进边境地区或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相对发达的地区转移, 大力推动和促进劳务经济的做强、做大。
政府应通过资金的注入、政策的倾斜、税收的优惠等各种有利方式促进边境民族地区的发展, 重点扶持具有本地区特色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乡镇及农户个人企业, 最终实现农民、政府、企业共赢的局面。乡镇企业具有人力资源优势, 在调查中, 当问及“如果到离家远一点的城市打工月收入是1500 元, 而在你们乡/镇上, 有一份辛苦程度差不多的工作, 月收入是1000元, 您更想选择哪里”时, 在347个受访者中, 有25.4%的村民选择到城市打工, 有54.8%的村民选择到乡镇上务工, 后者的比例是前者的2倍多。即便是收入只有城市务工的2/3, 村民大部分还是希望首选离家近的地方谋生, 这也从侧面说明乡镇企业对人力资源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同时人力资源也为乡镇企业有利发挥成本优势提供了可能。
2.2.2 多渠道整合资金,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建设长期陷入 “资金短缺—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滞后—生产生活成本高—农民贫—缺乏教育—缺乏人才—缺乏产业—财政收入低—资金短缺”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 在短期内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首先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建设, 促进民生的改善、加大扶持产业的发展, 有利促进农民增收。在中长期, 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实施科教兴边、人才固边政策。
结合实际, 整合资源, 支持边境民族地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民生, 努力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 积极有效的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 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鼓励企业和协会等社会团体积极兴办农村社会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 继续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浓厚的和谐与发展的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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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民族 篇2
基督教跨界民族为个案
【作者简介】高志英，女，纳西族，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专门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后，主要致力于云南“藏彝走廊”多民族、怒江流域跨境民族的族群源流、族群关系、族群文化互动与变迁研究。
本文为2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南边疆跨境人口流动研究”（项目编号：13JJD850007）中期成果。【摘要】满足文化诉求是人类共性，也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之一。跨界民族因其特殊的分布格局与族群、国籍身份，其文化诉求，包括宗教诉求中就显现出跨境互动与共享的特殊性。伴随信仰主体的跨境流动，还存在着宗教仪式、宗教文化产品等等的跨境流动。本文以跨居中缅两国的信仰基督教信众为个案，探讨跨界民族宗教诉求及其实践的特殊性，并关注对边疆稳定、国家安全的影响。【关键词】跨界民族；宗教诉求；边疆稳定；国家安全
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原因，在中缅边界两侧及其延伸地带广泛分布的哈尼、拉祜、傈僳、景颇、阿昌、怒、佤、独龙、德昂、布朗、勒墨（白族支系）等跨界民族，在近代缅甸沦为英殖民地的背景下先后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些跨界民族尽管跨中、缅两国（甚至多国）而居，但因其共同的族源、相邻的地缘、相同的风俗习惯、相同的语言文字、相同的宗教信仰，彼此间一直存在着跨境交流互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已成为一种基于文化诉求的以跨境文化互动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文化传统，宗教诉求及其宗教跨境流动亦然。这种文化传统在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带来的跨境（教职人员、信众、宗教仪式、宗教用品等）流动也更加频繁。对于跨界民族宗教诉求与跨境流动的系统梳理，有助于推进跨界民族宗教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基督教传播初期的跨境互生
从当下云南基督教信仰的跨界民族分布格局看，从怒江州南下，经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至西双版纳等地，已形成一个跨越中缅边境的基督教文化带。这个“基督教文化带”与中缅边境线（4060公里）相始终，即在缅甸一侧也同样形成一个相对应的“基督教文化带”。考察其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中缅两国跨界民族基督教跨境互生与流动的过程。
据记载，中缅边境地区的傈僳与景颇的基督教，主要是由缅甸传播而来，再通过这两个民族传播到分布于同一区域，文化传统相似的其他民族中。1885年缅甸沦为英殖民地，便利了西方基督教在缅非南传佛教、非汉传佛教与非伊斯兰教信仰的，如景颇（克钦）、傈僳等民族中的传播。就中缅北界跨界民族信仰基督教历程而言，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培养的景颇、傈僳传教士在这些跨界民族中的跨越族际边界的宗教传播。
1887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李约纳（Albert J.Lyon）在八莫开办克钦教会学校，开始在克钦族中基督教。1890年美传教士欧·汉森(O.Hanson)夫妇开始在八莫着手景颇文创制工作。1892年美传教士杰依斯(Grorge.J.Geis)来到八莫，翌年到密支那传教并开办克钦学校。1893年欧·汉森夫妇完成克钦文字方案，促进了克钦族基督教的发展，在八莫设立缅甸浸礼会总会，并先后建立了密支那、罗孔、孙不拉蚌、贵开、雷哲、木巴坝等6个分会。这为基督教以缅北为核心，向中缅边境景颇（克钦）、傈僳地区的推进奠定了基础。此后，一大批西方传教士与其培养的缅、中景颇（克钦）传道员频频往返于中缅边境地区传播基督教。
1914年，缅甸木巴坝教会派英籍牧师英格郎与缅籍克钦族牧师毛糯至瑞丽县弄岛乡曼甲寨传教，开启了缅甸教会向中国景颇地区推进的历史。次年，英籍牧师韩线随克钦族传道员孙腊三到勐秀乡户兰寨传教，之后传入户瓦、勐典、邦达等寨。1916年，英格郎与德毛糯在户育乡等戛寨传教，再到勐秀乡高丽寨传教。第二年，缅籍克钦族传道员明度、李老大、张老大等相继在龙陵景颇族中传教。1918年，缅甸洋人街教会派缅籍克钦族牧师糯东到盈江县盏西传教，同年发展到陇川县广宋寨。同期，美籍牧师司拉珊陆受木巴坝教会派遣，辗转瑞丽、陇川和盈江山区传教。1920年，缅甸八莫教会派克钦传教士勒増腊到盏西传教。1926年，八莫教会由派克钦传教士雷斯布伦约到盈江县龙盆乡传教。1930年，陇川景颇族传道员司拉宗崩和郭陆公从缅返回原籍吕良传教。1933年八莫教会又派3名克钦牧师到潞西县遮放镇弄丘寨传教。1946年，瑞丽县户育乡曼冒山官早堵从木巴坝教会学校毕业回乡传教。因拓展传教工作需要，陇川等地基督教负责人司拉弄山向八莫教会求助，教会指示其以办学促进传教。至1947年5月前，木巴坝、洋人街及八莫教会均在陇川、瑞丽和盈江等县自由发展教徒，这些地区的教会也不断派人到缅甸教会学校学习。瑞丽送往缅甸教会学校深造的学生有23人，毕业后回乡传教的有19人。其中，等戛寨木然被选送到缅深造10余年，1955年毕业于圣经大学，并由缅甸教会直接任命为瑞丽县教会负责人。1958年，陇川县广山有4名景颇青年在缅甸贵开教会学校学习。中缅两地外国传教士与本土教牧人员的合力，使彼此的基督教快速发展。
1949年春，八莫总会召开数千人参加的教牧人员扩大会议，决定潞西、瑞丽、盈江、盈江、陇川、莲山、梁河6设治局（俗称“边六县”）的教会，统一由陇川县广山海洋教会司拉山负责。是年3月23日，海洋教会酝酿筹建“中国景颇族办事处。”这一年，德宏全州有教堂30余座，信徒6000多人，教牧人员数十人。到1957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教堂有90座，教徒9633人，其中景颇6060人，傈僳3488人。傈僳族信仰基督教，有的是因为与景颇族同处于一个村寨，或者相邻地区，受景颇族影响而信仰了基督教；有的则是直接受来自缅甸的傈僳基督教会的影响。而缅甸傈僳基督教会与缅甸克钦基督教会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彼此间关系密切，由此还影响到保山（主要是腾冲）、怒江、临沧的傈僳族。
1898年，杰依斯在密支马肯地方的克钦族中传播基督教时，就以克钦语跟当地傈僳交流、接触。1902年，杰依斯首次为一对傈僳夫妇受洗，傈僳族信仰基督教由此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有更多的傈僳人接受了基督教，并搬迁到马肯，建立傈僳村寨。1911年，克钦教会应杰依斯请求，派一位留学印度神学院的克伦族传道员巴叔（Ba Thaw）来协助杰依斯，专门负责傈僳的基督教工作。之前一年，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昆明总会的英国牧师傅能仁（J.O.Fraser）从上海、新加坡取道缅甸仰光、曼德勒、八莫进入滇西，首先在交通方便，并已开辟中英（缅甸）海关的腾冲县的古永、明光等傈僳村寨传教，之后在与腾冲相邻的木城坡、苏典等地傈僳族中传教。1912年，缅甸浸信会派巴叔到盈江苏典乡邦别村看望傅能仁。之后，两人对傅用拉丁字母创制的BPd傈僳文字进行改进，于1919年定案。其间，沿边境一线的腾冲、盈江、陇川、潞西等县的傈僳族地区的基督教快速发展。其中，傅能仁长期住宿并学习傈僳语的邦别村傈僳族孔伍于1924年去缅甸克钦教会学校读书，5年后毕业回乡，边教书边传教一直到1958年，培养了一大批傈僳、景颇基督教人才。为此，外国传教士于1931年封其为盈江县第一个基督教牧师。
1921年，潞西县木城坡傈僳传道员胡保罗受英国牧师麦克西主持的八莫基督教内地会派遣，到临沧市耿马县的贺永山传教。1922—1926年，因被英内地会派来接替傅能仁在木城坡的工作的杨思惠(A.B.Coore）夫妇的努力，木城坡的信众达1300多人，有44个教堂；同一区域内的拉祜族信教的也有112户五六百人。杨还派出一批傈僳教牧人员到有傈僳居住的泸水等地传教。1927年，杨思惠夫妇转到耿马福音山后，福音山总堂先后在耿马与镇康、临沧的21个（其中有3个村寨1960年划界后属于缅甸）村寨建盖教堂，发展教徒，还保送胡保罗、亚比斯、根地那等傈僳教徒到缅甸深造，贺永山也从此改为“福音山”，还派出一批傈僳传教士沿怒江北上到中国傈僳族人口最多的怒江地区传教。他们到怒江州南端的泸水县上江乡傈僳村寨时，被碧江县傈僳同胞邀请到碧江传教，进而又被福贡傈僳同胞邀请到福贡传教。次年，杨思惠夫妇也随之北上泸水，次年到碧江傈僳与怒族中发展基督教，泸水的教会工作则由美牧师杨志英（Mr.John Kuhn）接替。杨志英开办麻栗坪教会学校影响甚广，还有来自缅甸靠近中国泸水、腾冲等边境沿线的傈僳族。而杨思慧夫妇与本地教牧人员一起创办的里吾底教会学校，学员中不仅有傈僳信徒，也有怒族信徒，而且都共同使用傈僳文《圣经》与赞美诗。到1949年，源自傅能仁经由缅甸入境，并在其发展过程中由缅甸克伦族传道员巴叔起了重要作用的内地会就有12559名信众，主要是碧江县与泸水两县的傈僳族与怒族。
上述景颇、傈僳、怒、拉祜（同时还影响到同一区域的德昂、阿昌等族）基督教的发展，首先与一群流动于中缅两国的传教士有关。德宏各教会学校每年均选送优秀生到缅甸南坎、育敏、贵概、木巴坝、昔董、八莫、密支那、仰光等地深造，毕业后返回家乡成为教会骨干。1953年，仅盈江县西山区就有180多名青年男女在缅甸读书。他们当中以景颇族为主，其次是傈僳族。之前留学缅甸的著名教牧人员比比皆是，如木巴坝教会克钦人德毛冬是最早从缅甸来中国景颇地区传教的传教士。他于1907年来到与缅接壤的瑞丽嘎寨村传教，并自此往返中缅边境达30年之久。又如司拉三，祖籍盈江盏西乡，生于缅北邦虎寨（距陇川县广山寨约22公里）。曾在八莫受教会学校教育7年，1946年受洋人街教会指派到广山教会学校执教，1949年初被八莫教会任命为广山总会会长。司拉宗崩是陇川县吕良蛮蚌寨人，1892年赴缅参加英雇佣军，1914年再次到缅参加英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英皇授予的十字骑士勋章。1916年入教，1921年任随军传道员。1929年先后在八莫教会学校和密支那教会学校深造，并被八莫浸礼会按立为传道员，1930年带美浸信会的郭陆公返乡传教。巴叔是缅甸克伦族人，1911年受由美国牧师约旦打创办的缅甸克钦族浸礼会委派到密支那马开村傈僳族中传教，之后与傅能仁一起长期致力于创制傈僳文，翻译《圣经》与《赞美诗》，在中缅傈僳和克钦中传经布道40多年，最后于1968年在马肯村去世时，丧事皆由傈僳族教会来操办，参加追掉会的傈僳族信众有2300多人。孔五是盈江县邦别村孔家寨人，12岁入教，跟从傅能仁与巴叔学习傈僳文。1920年傅能仁与巴托刚研创傈僳文草案时，专程到孔家寨，与孔五共同研究修改方案，并由其增补d－、l－等字母，使草案成为定稿。1924年教会保送他赴缅甸昔董教会学校深造，于1929年毕业返回孔家寨创办教堂与学校，因其精通傈僳文，熟悉缅文、景颇文与英文，在教会学校推行半工半读，使傈僳信众人数大增。
上述基督教从英美等国到缅甸，再从缅甸到中缅边境的保山（主要是腾冲与龙陵）、德宏的景颇、傈僳、拉祜，进而北上传播到怒江傈僳、怒族中。从教牧人员而言，从英美等西方传教士、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到德宏、保山、临沧等地傈僳传教士，进而到怒江傈僳传教士，最后发展到怒族教士；加上基督会与神召会在怒江地区的发展，形成一幅基督教从缅甸到中缅边境的景颇、拉祜、傈僳与怒、独龙等族中的传播图。最终，怒江成为傈僳基督教发展的重镇，到1949年，怒江沿“边四县”都有基督教会分布，贡山有信众2913人，福贡有6390人，碧江有8759人，泸水有3800人，占当时怒江总人口68000多人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有些跨界民族中的基督教，却是从中方边境地区传播到缅甸。据傈僳传道员司提凡回忆：
1941年，在（《圣经》）培训班上选立我（司提凡）做神的仆人，莫尔斯（J.Russell Morse）把我原名江里麦改为司提凡，派我到缅甸恰古洛和来麦都等地传福音，建立教会。1941年6月16日到而来缅甸迪理娃谷，那一次与我同去的还有5个同工，我们到7个教会（同把名教会、本斋教会、称娃土教会、肖娃土教会、迪理娃土教会、挖柯瓦教会、枯补得教会）巡回传道。1941年信徒增加了很多，受洗的人很多，仅瓦柯瓦教会就受洗50人。
马道民在福贡为了培训教牧人员，在一些村寨办培训班。经过培训后的教牧人员，有的可以独立传教，还时常派他们出境（当时属中缅未定界）传教。1949年回国，马道民与其手下杨雨楼、王师母、贝牧师，与莫尔斯等汇集于缅北，在阔腊丕、腊波、土王打、戛门底等地开辟教区。
基督会与神召会传教范围从中国到缅甸的推进，背后仍然是英美教会支持之故。因此，无论是从缅到中，或是中到缅，都不过是英美教会掌控的基督教会在缅甸或中国立足后跨国界扩大传教范围而已，因而与两地（国）同一民族的基督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南段的拉祜、佤和哈尼等族地区的浸信会，解放前受缅甸浸信会景栋总会控制。总之，在1960年中缅划界之前，西方传教士与中缅上述各族传教士自由、频繁往返于两国间传教，彼此既有隶属关系，又相互促进。就傈僳而言，“基本形成了哪里有傈僳族居住，哪里就有信仰基督教的信徒”的情状。其他中缅跨境非南传上座部佛教、伊斯兰教、汉朝佛教的民族亦然。可以说，跨民族、跨国界信仰并共享同一种宗教信仰，已成为中缅北界跨界民族的文化共性与文化传统。
二、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运动时期基督教在中缅两国的空间位移
1949年至1959年间，中缅边境地区从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人民政府，然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民主补课”一系列政治运动，各族教会因教徒大量迁缅而出现空间大位移。大致可从解放前后与1960年前后两个阶段来叙述：
1949年，永文生（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指使张元培、陈定新、张明达等人成立“四大民族同盟”（即拉祜族、佤族、傣族、哈尼族的武装，反对汉人和共产党策动反革命叛乱。平叛中，除个别人投降外，大部分逃出国，同时骗走群众1000余人。
1949年前夕，莫尔斯对他的前途不妙早有预感，他把牧师的权力交给丹珠的斯蒂华（司提凡）。1953年，掌握贡山基督教大权的瓜斯派乔欧到缅甸探路和联系，至1954年，瓜斯即带起丹当教堂附近的教徒逃往缅甸至拉达果，都是些年轻力壮的人和无孩子、老人的教徒。
1949年，马道民从福贡县古泉村翻山出境，带去一批傈僳族教牧人员，在境外开辟教区。
1958年大跃进，（福贡）在“左”的口号影响下，不顾及边疆和民族特点，大搞乱批、乱斗、乱捕，被逮捕的“密鲁扒”（长老）9人，“密支扒”（执事）60人，“马扒”（传教士）17人，教徒158人；外逃的“密鲁扒”6人，“密支扒”37人，“马扒”13人，“王肯苦扒”（礼拜长）2人，教徒577人。当年，福贡县边民外流1027户，2968人。1959年，群众外流542户，149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2%。1960年，群众外流222户，500人。1961年，群众外流49户，98人。1970年10月14日，利沙底公社泥嘎登小队，除不便行走的两个老人外，全村12户，47人全部外流。
1951年，（泸水县）外籍牧师被驱逐出境，信徒思想有所波动。1952年教牧人员亚丽达古、提摩提吾被捕入狱，教会会长路坷约出境，使广大教牧人员和信众的思想更加低沉。随后一段时间里教会活动受到限制，处于停顿状态。1958年，教会会长马可、杨约拿等被捕入狱，教会活动被迫完全停止，部分信徒转入暗信活动。1959年，在“大跃进”中强迫命令，乱批乱斗成了风潮，群众十分恐慌，从2月底至年底，全县外流人员达986人。
1957年下半年后，碧江与全国一样掀起了生产大跃进运动。由于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上，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想利用大跃进形势彻底摧毁教会组织，消灭宗教，在宗教工作上采取辩论、斗争、没收教会财产，烧毁《圣经》，改教堂为集体食堂、仓库、工厂、贸易、学校等办法。从1958年至1960年教堂被占68所，倒塌5所。这样，信徒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产生了隔阂，与非教徒群众也不和睦。劳动休息时，教徒在一边，非教徒群众在一边，造成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等现象。产生了不安定的现象，许多信徒和群众的思想外倾，闻声纷纷逃往缅甸。1958年后进行民主补课，在民主补课中却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地将传道员、执事等宗教爱国人士列为打击对象，采取捕、斗、关的手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到1960碧江的民族宗教爱国人士在押和劳改的有45人其中死2人。错误地打击了50%以上的民族宗教界人士，教徒和群众每年都有部分外逃。据统计，从1958年至1960年两年间共外逃2496人，其中教徒1182人，占总外逃人数的65.7%。
1958年，全州（德宏州）教牧人员大部分外流，仅陇川教牧人员（含教徒骨干）外流31人，教徒外流98户629人，退教26户129人。三项合计，占全县教徒总数的25%。年底，盈江县苏典乡大寨一夜外流129人，13个教会负责人中有9个随之外流。1966年5月撤销州、县、人民政府宗教侨务科，州、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随之解体。年底，全州各地红卫兵破“四旧”、烧《圣经》、毁教堂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导致教牧人员和教徒大批外流。
上述可知，1949年政治制度变革，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使信徒思想波动而迁徙缅甸。之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教徒不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其中潜逃缅甸者不少，从而使中缅跨界民族的基督教分布出现了位移。以傈僳族为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国进入缅甸的很多牧师，到缅甸后都成了教会里的骨干。因此，缅甸傈僳4个教会的前身均在中国。
从那（1957、58年）以后，傈僳族的信徒和全中国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一样同受苦难。首先是聚会祭拜遭禁止，基督的书刊被没收。后来许多信徒与家庭分离，被送去改造，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处死。一个个很年轻的傈僳族教会接受了火的洗礼，而成千的傈僳人逃到缅甸和泰国、印度、菲律宾等国家。不管他们逃到哪里，哪里就有基督教的种子在那发芽、长大、开花、结果。
杨志英从1935年至1938年曾在密支那古母浸礼会传过教，曾跟泸水傈僳族牧师说过，到缅甸后可以参加浸礼会组织。于是，从泸水出境的路开约（祝路曲，泸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耳地友、小马可等牧师皆加入了古母浸礼会；从潞西木城坡出去的旺友毕、旺陆康和腊马可牧师，到密支那后也加入了该浸礼会；1958年从碧江出去的怒族教牧人员桑摩依、耳银，以及从里吾底出境的邓付益（士汉里发）、仁付夺（士大卫）、言付相（纳他尼）教士，也加入了克钦浸礼会。傈僳在浸礼会内与克钦和睦相处20年后，向克钦浸礼会总部提出要分出去成立傈僳族浸礼会的要求。经总部同意，在1976年成立了缅甸傈僳族浸礼会。从地域范围，跨越了克钦邦、掸邦与马德里省的抹谷、孟密等地方，信众有10万多人，原负责人是旦尼里（正）、四哈里发（副）。旺旦尼里是耿马福音山教会旺约秀大牧师之子；四哈里发是从碧江里吾底出去的闷那色教会牧师。旺约秀牧师带着众多乡亲信徒离开家乡后到了缅泰边境的南付壳村，建立了南付壳村傈僳教会，当时其子旺旦尼里只有7岁。
缅北一带的傈僳族神召会是福贡神召会的创始人马道民和杨雨楼出境后在壳腊配建立的，后逐步迁移和发展到密支那市。随其后相继出境的腊务村阿邓
四、鸡中罗村阿邓言、上帕阿开迪，腊竹底比也敏、门能村阿巴拉哈等教牧骨干，也都加入了缅甸神召会。旺阿友是总部的二号人物，其祖父是福贡上帕镇达友村人。参加神召会的信徒除了傈僳外，还有缅族、克钦族和钦族，总共10万人。
1950年从贡山出境的莫尔斯一家，在缅北戛门底建立了传教基地，后来司提凡、批离、约翰等傈僳牧师跟随他们到了木兰施底，在莫尔斯门下供职。这些人在莫尔斯一家离开缅甸去泰北后，成了缅甸基督会的骨干成员。
上述缅甸傈僳族的基督会、神召会、浸礼会和内地会4个组织，虽名称不同，信仰基点不同，管理方式不同，但都共同使用傈僳文（老傈僳文）《新旧约全书》与傈僳文《赞美诗歌曲》本。而且，从教牧人员到信众大多是1949年以后中国宗教空白期迁到此者及其后人，从族源、地缘、血缘、姻缘，以及教缘等方面，都与中国的同一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跨境流动
云南跨界民族对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早、最为明显的反应之一，可能就是宗教信仰的自发恢复。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怒江州）宗教活动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参与基督教活动的人数日益增多, 形成了直线上升的趋势, 从1980年的21441人，增加到1986年的58266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腾冲县）基督教由秘密转向公开。1980年，边境沿线新增教徒464人，占教徒总数的80%。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申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基督教活动正常开展。到1989年底统计，全区开放的基督教堂183所，活动点23个，分布于思茅、普洱、镇远、江城、澜沧、孟连等县的38个乡（镇）、417个自然村，有教牧人员360人，教徒16780名，参加活动的2万余人。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境内有神学修养的传道员与宗教读物极度缺乏，这给了缅甸基督教教会以“宗教渗透”之机。
1978年，宗教活动逐渐恢复。1979年，境外教会巴斯诺、木然诺牧师等到盈江县铜璧关、龙盆、十八岔一带传教，带来《圣经》、《赞美诗》和基督教彩画一箩分送信徒，并送十八岔教会十字架旗帜一面。1980年境外教会派马拉
四、张
八、张大等5人入境，先后到盈江县盏西乡弄坡寨、岗勐乡拱别寨及弄璋乡暮空寨等地传教。境内原神召会教徒余开正、麻
四、麻顺才等人也积极配合其行动。
1980年2月，司拉山赴陇川参加“木瑙纵歌”节后在广山病逝，缅甸洋人街教会会长木日诺牧师等到广山主持司拉山安葬仪式。12月31日至1月2日，广山基督教会在广山举行隆重集会，由洋人街教会会长木日诺牧师和丁仁诺土牧师主持宗教仪式。会中散发《圣经》20余部，洗礼了一批新教徒，酝酿组建了广山教会7人领导小组负责管理陇川、瑞丽一带教务，并由广山寨景颇族早迈任组长。此外，在举行集会的前后一段时间内，还搞教徒登记，并向教徒颁发铅印的“入教证明书”。1981年3月，八莫教会派遣缅籍克钦族女传道员岳木东到广山传教，并举办“圣经讲习办”，发展多人入教，后被陇川县政府有关部门劝其出境，但不久她又与广山寨人结婚，并定居广山。1982年6月，密支那教会派遣3名缅籍克钦族传道员（2女1男）到盈江县新城乡回龙寨传教。他们以办学为名，召集40余名青少年学习景颇文，并大力向其宣传基督教。1982年6月，木巴坝教会派遣缅籍克钦族传道员麻念到瑞丽勐秀乡雷弄寨传教。
1984年以来，曾十多次有缅甸传教士到（怒江州泸水县）上江、片马、六库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县内也有少数信徒出境受训，回国后为缅方推销宗教宣传用品（经书和赞美诗）录音磁带及散布缅传教士观点等。县内宗教界情况也较为复杂，1989年以来，有个别教牧人员擅自让从缅甸受训回国的信徒到阿尼布、上江、称杆、六库镇的东方红、蚂蝗箐等地传教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中国傈僳等族传教士频繁往返于中缅等国民族同胞中传教。
丰××，贡山达拉底村傈僳族。1981年开始信主，次年8月洗礼。1983年至1985年，跟从缅甸根底神学院毕业的同村老教徒约翰学习傈僳文，过后当传道员。1986年到缅甸国柯布得基督教培训中心学习一个月，1988年在葡萄县门拉底教堂培训两个月。1988年10月回到贡山，继续当传道员。1989年又到缅甸里根底神学院学习半年，然后到帕嘎玉石厂挖玉石，1990年6月又回到根底神学院学习半年。1990年8月在密支那结婚，过后又读书。1991年1月至5月在家里种地，6月开始又到里根底神学院读书，到1991年12月结业。过后，在缅甸当传道员，一直到2003年12月18日在密支那毕里亚神学院按立为牧师。能够用傈僳、汉、缅、英等语言传道，已加入缅甸国籍，但长期在中、缅、泰等国传道，奔波在上述这些信教地区。
类似于丰××这样往返于中缅两国学习、传播基督教的傈僳、怒、景颇族传教士笔者碰到多人。欧尼西母，1953年出生于泸水称杆人，1958年随父母到缅甸，1974年至1982年在密支那浸信会神学院当老师，1983年回国，在陇川创办县基督教培训中心，任校长。20世纪90年代末，福贡傈僳青年木春华因对缅甸傈僳族基督教感兴趣，就跟随一个回乡探亲的老乡从腾冲到密支那。圣经学院毕业后，担任密支那一个傈僳村子的“马扒”（傈僳语，牧师），正致力于筹资建盖教堂。而出境到密支那等地学习圣经后，回国在家乡教会里担任重要角色的“马扒”也不少。笔者2013年暑期在德宏边境傈僳村寨调查，接触到从缅来此参加圣经培训班的傈僳、景颇人多个，而将中国印刷的《圣经》等出售、赠送给缅甸民族同胞的的中国傈僳、景颇、拉祜等族教牧人员也不少。在中缅边境两侧，每走进一个教堂，可以碰到跨境而来参加宗教活动的教牧人员与信徒；走进信徒家庭，同样可以看到产自中缅两国的基督教读物与媒体。
四、讨论与思考：宗教诉求与跨境流动
纵观20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中缅跨界民族中的传播与发展，实际上是通过基督教的跨境流动而实现的。而且，首先是传教士的跨境流动，从早期的外国传教士，到之后的跨界民族自己的传教士，无论是传教，或是学习神学知识，都存在着双方或多或少，或频繁或稀少的跨境流动。与此同时，伴随教牧人员与信徒的跨境流动（其中不少是为主持或参加宗教仪式），还带来了宗教用品的流动，如跨界民族文字的《圣经》、《赞美诗》、《圣经知识读本》，以及为教堂唱诗伴奏的吉他、电子琴、电其他等乐器，以及录音磁带、CD、DVD等。总之，经过百年的发展，基于中缅基督教信仰跨界民族的族源、地缘、教缘所导致的跨境宗教流动已成为其文化传统之一，从而凸显出其基督教发展中的明显的地域与民族特色。
但不可否认的是，宗教的跨境流动，根本上是跨界民族的宗教诉求所致的。前人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发展的研究，有的从信仰主体的文化传统考虑，有的从信仰主体的社会发展程度角度探讨，有的则以信仰主体所处社会环境来研究，也有的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找原因。总括起来，不外乎就是基督教在中缅跨界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信仰主体一种强烈的宗教诉求——其背后就是社会、信仰主体与传播者的交互作用，而使外国传教士与本民族传教士在这些跨界民族当中找到了传播的“宗教市场”。既然是“市场”，就意味着通过市场场域而发生场域内外的人的流动、物的流动。具体而言，即是宗教的跨境流动。
边境民族 篇3
关键词：民族文化；渗透；反渗透；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1
就目前而言，我們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国家文化主权领域既没有受到来自缅甸的重大文化威胁，即便有些影响也没有给国家和边民造成危害。
多年来，临沧边民与缅甸边民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境内和境外的同种民族交往特别密切，类似讨亲嫁娶的风俗和传统节日的过法都基本相同。他们相互通婚，各种重大节日活动以及宗教活动都相互宴请，白天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晚上一起吹芦笙敲木鼓打歌对唱。
因为境外的缅甸种植罂粟，生产毒品，同时还开办赌场，其黄、赌、毒现象普遍存在，再加美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谍报组织在境外的边境城市尚有一定的活动，或多或少会对我国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国家文化主权带来一定的威胁和危害。
为确保我国境内文化安全，满足境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采取各种方式抵御腐朽文化渗透。2006年12月，镇康县与缅甸果敢县共同举办了“中缅边境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节”，耿马县与相邻缅甸边民共同举办“中缅友谊歌会”，通过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双方边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双方边民生活的安定繁荣，抵御了黄赌毒等腐朽文化的渗透。
由于临沧地处边疆，国境线长，境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派别组织、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国际组织及境外势力共同存在，使黄色的、淫秽的、腐朽的、反动的、毒品的多种丑恶的东西不时在边境一线传播和蔓延。据市扫黄打非办的统计，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四年间，沧源、耿马、镇康三个边境县就查缴境外流入的黄色淫秽音像制品2630（片/盒），收缴宣扬迷信、鬼神和邪教的书刊、画册260多本以及境外所谓“圣人”的画像、经书等一批具有反动内容，宗教色彩的煽动性、诱惑性宣传品。此外，设在境外的各种类型的赌博活动愈演愈烈，对我边境及内地均造成很大影响。
现就临沧边境民族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问题提出以下几条建议，谨供参考。
一、提高对边境地区民族文化渗透与反渗透的认识
边境民族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织部分，是国家稳定，边疆安宁的精神前提，事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党的纯洁性、先进性，维护边境地区的精神阵地不受外来不良文化的渗透，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也是培育热爱祖国、热爱边疆、热爱人民，巩固中国民族凝聚力。反对外来文化侵略，维护国家安全不可动摇的底线，务必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使国家的文化安全得到有效的保护。
二、加强边境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抢救和保护
对边境地区民族文化遗产应从整体上认识，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以及城乡一体化、文化渗透加剧的情况下，传统民间文化面临着毁灭。传统的、多样的民族民间文化受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外来文化的强势撞击，其结果决不仅仅意味着个别文化片段的毁灭，而是意味着整个多样性文化生存空间的改变，如果不能从整体上对这一生存空间加以关注、科学分析和合理有效的保护，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那么，任何个别维护都会变得苍白无力。因此，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重视各民族间的文化艺术创造，并促进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发展，保护特色，应该是各级党委、政府不可忘记的责任。
三、加强边境一线的文化管理
加强边境一线文化部门的组织机构，管理队伍的思想纪律、作风和设施建设。加强边境地区各项文化建设工作的管理，是应对文化渗透与反渗透工作的重要一环。文化部门承担着建设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国家和边境文化安全的重要职责，但边境地区文化部门的管理编制不足，管理设备不足，尤其是文化市场、新闻出版市场、文化稽查方面的编制较少，力量薄弱，以边境文化反渗透的需要不相适应。因此建议增加边境地区文化管理部门的编制。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稽查、“扫黄打非”的队伍建设，帮助解决管理检测设备，加强队伍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四、加强边境地区各项事业的投入和建设
一是加强边境民族地区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加强边境民族地区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资金，加大边境民族地区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所涉镇康、耿马和沧源三个边境县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应该完善设备设施，增加工作人员编制，改善办公条件，使边境线上的公益性文化场所成为代表国家形象公众场所。同时加强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和乡村文艺演出队伍建设，用中国先进文化占领我们的文化阵地，在自觉自愿的行动中，抵制外来不良文化的渗透。
二是加强国门文化形象工程建设。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云南实施桥头堡建设和固边睦邻示范带建设的战略机遇，积极争取资金，分别在孟定、沧源和南伞三个口岸建设三个集民族文化展览、民族歌舞展演、民族手工艺展示为一体的国门文化活动中心。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工程，中心一旦建成，既可以满足边境地区民族群众以及境外边民的文化需求，又可展示中国文化形象，还可有效抵制外来不良文化的侵害。
边境民族 篇4
一、参加远程教育然后提升自我
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 存在着教师严重缺编的实际困难, 所以老师尤其是语文和数学课的老师想参加脱产学习和去外地参观是不现实的, 就连五年一次的继续教育也不得不放在寒暑假进行。这时参加远程教育, 无疑是一种一举双得的事情, 远程教育是老师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的途径和外地教师交流切磋的平台;还可以提高学历和能力。本人于2011 春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班的学习, 感到受益匪浅。后来又申请加入了中国教师研修网, 成为一名网络教研员。
二、崇拜老师然后才能爱上学习
《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解读指出:建立民主、平等、亲和、可信任的师生关系, 是教师开展有效教育、教学的前提和基础, 即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汉语理解能力差, 数学底子薄, 学习兴趣自然跟不上, 班里的学困生更是感觉不到学习成功的快感。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要以自己幽默睿智的语言、丰富多彩的知识、公平公正的管理、独特高尚的人格魅力, 为学生树立光辉的典范, 学生不知不觉的就会默默效仿, 潜移默化中达到教育的效果。
三、了解学生然后才能教好学生
教师要“目中有人”, 以“育人”为提升自己专业水平的出发点, 将学生的发展作为自己专业实践的终极追求。尊重学生、了解学生、研究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生观。这就要求我们了解少数民族的学生。他们需要学习什么, 我们就要教什么;他们需要被肯定、被接纳, 我们就要努力去挖掘他们的闪观点, 哪怕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 也可以提升他们学习的动力。
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全面了解不同民族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需要, 根据“学情”有的放矢地进行备课。教学进度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为了赶上进度而置学生的发展于不顾, 是不可行的。
四、研究教材然后才能活用教材
我们不要沦为教材的奴隶, 而应该使教材成为我们的工具, 不管是人教版、苏教版、还是北师大版, 只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都可以拿来借鉴。同时针对教材中的某些局限性灵活地处理, 大胆地改造, 从而加大探索力度, 降低思维难度, 增加教学趣味, 提升教学效率, 使教学资源更加优化, 为学生服务。
每位教师在备课时都应该认真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 学生是否具备了学习新知识所必需基础?如果没有怎么办?
第二, 教材哪些内容与生活实际脱节, 脱节的知识又该怎么处理?
第三, 教材哪些内容会引发兴趣, 成为课堂的兴奋点?如果全部内容都很枯燥又该怎么办?
上述问题可在教学前进行了解, 然后再去备课。有备而来的上课才能想学生所想, 急学生所急, 使学生在一堂课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
五、联系实际然后才能有效练习
数学来源于生活, 而又高于现实生活。教师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环境, 例如学生会很郁闷为什们教材里所有的例题和习题提到的人物都是汉族的, 为什么没有塔吉克族和维吾尔族呢?我们要利用这种民族尊严和荣誉感, 适时地引入民族团结教育, 同时可以编一些符合学生生活习惯的习题, 把教材内容与“数学现实”有机的结合起来, 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 消除了学生对数学知识的陌生感, 不仅有利于理解问题情境中的数学问题, 而且更有利于使学生体验到生活中数学无处不在, 同时增强了数学的应用意识, 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情境创设绝不是简单的文本重现, 而是教师与学生对文本的新认识、新创造。
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 小学数学教师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学生崇拜的对象、模仿的榜样, 从而让学生爱上学习;教师在确定教学设计时应充分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包括学生的认知水平、能力水平和存在的问题, 抓住关键, 找准切入点, 立足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发展;要立足于学生的学习需要和成长发展需要, 备课充分考虑如何以学科知识为依托联系本地区、本民族、本学校的实际, 充分挖掘学科知识的意义, 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发展, 在此基础上力图改革, 创新符合实际的教法, 课堂练习应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他们才能真正愿意练习, 自主学习。
边境民族 篇5
关键词：边境民族地区教师教育观念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原本思想落后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受到越来越多教育思想的冲击，其教育观念正逐渐发生变化。中小学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导致教师教学行为的变革。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教学行为的变革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是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研究意义重大。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来自广西边陲——凭祥市，全市总面积650.3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万，有壮、汉、苗、京、侗、傣、布依等17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2.7%，在广西沿边的8个行政县（市、区）中颇具代表性。本文的教师教育观念是指教师在从事教育工作中形成的一种观念群[1]，它包括教师的教育目的观、教学观、学生观、学习观等。
一、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教育观念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调查对象
接受问卷调查的教师有231位，分别来自凭祥市高级中学、夏石中学、凭祥市一小和二小、夏石一小。其中，中学教师108位；小学教师123位。
（二）调查内容及结果分析
1.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目的观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教育目的观指人们期望教育达到的效果。研究教师的教育目的观将有益于我们了解教师的行为和态度。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在呈现的这四种教育目的观中，前面两种教育目的观的分歧较小，认同比例都达到93%以上；后两种偏向传统的教育目的观分歧较大，特别是第四种教育目的观。第三种教育目的观的认同率没有达到87.9%，选择不确定和不认同的教师占一定比例；第四种教育目的观甚至没有达到50%，这说明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仍有很大一部分对传统的教育目的观持认可的态度。
2.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學教师的教学观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教学观指教师通过对教学行为、活动和现象等的理解和形成的认识。了解教师的教学观有助于对教师教学行为的管理和改进。
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141.1%144.2%110.0%14.3%10.4%教学中以教定学和以学定教同等重要，关键是兼顾三维目标。128.1%150.2%114.3%15.6%11.7%从以上呈现的五种教学观来看，对第一种教学观和第三种教学观教师的分歧比较大，特别是第一种教学观，认同率为34.6%，不认同率也高达45.9%。对第四种教学观和第五种教学观的看法也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两种教学观的认同率都过半，但是选择不确定和不认同的也有10.0%以上。这说明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对这几种教学观存在一些分歧。每一种教学观都有相当一部分教师选择不确定，说明相当大一部分教师教学观仍存在模糊的状况，或者还存在怀疑和矛盾，处于新、旧教学观的过度时期。也就是说，教师们虽然接触到了新的教学观，但是旧有的教学观还是在部分教师们的头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学生观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学生观指教师对学生的基本认识和看法。了解教师的学生观有助于教师树立现代的学生观，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更好的开展教学活动。
4.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学习观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学习观指教师对学习的看法，是学习活动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学习观能有效的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学习，达到共同进步，实现教学相长。
第四种学习观，有92.2%的教师认同，不认同的教师很少，6.9%的教师选择了不确定。余下的四种学习观的数据分布差异相对较小，而且选择不确定的比例都在10.0%以上，说明教师们对这几个观点的看法分歧大。总体来说，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学习观差异比较大，教师们的学习观是处于不断转变的阶段。教师们认识和学习到越来越多新的学习观，其原有的学习观受到冲击，对于新鲜的事物还处在抗争与接受的矛盾阶段。
二、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教育观念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以上调查显示，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目的观、教学观、学生观、学习观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冲突。现结合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以及新课程改革推进情况等方面探讨教师形成教育观念冲突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偏远，信息易滞后、失真
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区，交通不方便。闭塞的交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地区和外界的信息交流。因边境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较偏远，信息的传输需要一定的时间，教师在信息接收方面存在滞后性；同时，信息传输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也因信息发送者、接受者以及传送的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而面临信息失真的问题。有时教师即使接收到了信息，但不一定是真实、可靠的信息，这不仅在现实中制约了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更严重的是将误导教师形成错误的教育观念，造成教师教育观的混乱。调查显示的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部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观念更新较缓慢，教师教育观念正处于矛盾、挣扎、抗争等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以及信息滞后和失真引起的。
（二）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大部分的人居住在农村，采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相对比较困难，生产观念比较落后。经济文化的落后，必然导致人们教育观念的落后。受当地经济文化的影响，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的教育观念往往奉行一种得过且过的教育观。教师们通常安于现状，满足于自己现在的教育方式、方法，对新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学习兴趣不高；一些教师还是采用应试教育的那一套做法，只要学生考试的成绩不差就可以了；甚至对于部分教师来说，教师职业只是一种谋生的工具，而不是当做自己要为之奋斗的事业。如果要谈到改变，长期根植于教师头脑中的落后教育观念往往就会跳出来，像既得利益者一样维护原有观念，与新观念形成抵触，有时候甚至是斗争的情形。
（三）新课程改革强势推进，迫使教师做出改变
边境民族 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体育事业,体育运动
广西中越边境是我国与越南交界的特殊地段, 是我国居住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 也是老、少、边、山、穷的西部地区之一。这一地区山脉延绵, 居住着壮、傣、布依、苗、瑶、彝、哈尼、拉祜、仡佬、京、回、布朗等11个少数民族, 它们有着丰富的资源和灿烂的民俗文化, 也蕴藏着许多具有民族风情、地方特色、乡土气息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例如壮族的抛绣球、赛龙舟, 苗族的芦笙舞, 京族的竹竿舞、花棍舞、“捉活鸭”、“摸鸭蛋”, 瑶族的唱山歌、长鼓舞、演耕作戏、打陀螺、舞狮子, 哈尼族的荡秋千、摔跤, 拉祜族的芦笙舞等。这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既体现民族的勇敢、勤劳、聪慧的内在个性, 又是民族乐观主义浪漫情调的外在渲染, 即可增加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友谊, 又可作为中越边境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民族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支撑, 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研究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总结其宝贵经验, 是一项功在当代的千秋大业。如何提升和推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以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 已成为广大体育工作者急需研究的课题, 我们要及时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这一战略机遇及与越南交界这一特殊地理环境优势, 加快对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开发研究, 对中越边境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生存现状
(一) 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丰富。
广西中越边境有着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约145个项目, 如壮族抛绣球、板鞋舞、多耶、高脚竞速、打铜鼓、舞狮子、打扁担、赛龙舟, 瑶族打腰鼓、射弩、长鼓舞、打陀螺、舞狮子, 苗族的芦笙踩堂、侗族的抢花炮、京族的跳竹竿、花棍舞、“捉活鸭”、“摸鸭蛋”, 彝族的打磨秋, 哈尼族的荡秋千、摔跤等, 有直接表现生产、生活的, 有反映军事武技的, 有纪念祖先或英雄人物的, 有表现庆贺丰收和胜利的, 有满足群众文化娱乐需要的, 也有反映宗教祭祀甚至是迷信活动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常与音乐、舞蹈相交融, 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有的项目属于一个民族, 后由于民族间的交流而为多民族所共同继承和发展, 如抢花炮、抛绣球、跳芦笙等。其中抢花炮在1991年全国第四届民族运动会上获得第一、二名的好成绩。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 开展较为普遍、影响较大的有34个, 主要分布于柳州市、河池市、桂林市辖县、南宁市、崇左市、百色市及钦州市、防城港市和梧州、贺州市的部分县, 遍布广西区内。但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 目前绝大多数都未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旅游项目来开发, 即使是被人们熟知的打铜鼓、抛绣球、抢花炮、芦笙踩堂、狮子上金山等广西传统“名牌”项目也是融入少数民族民俗民习风情表演, 只是对它们的文化性和观赏性进行开发, 忽视了这些项目所蕴涵的重要的且极具商业价值的参与性。开发的不足同时也意味着广西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市场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二) 广西中越边境旅游资源丰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已由自然观光、山水旅游开始向健身康复、娱乐、休闲旅游转变。良好的旅游资源环境是搞好体育旅游的前提和基础, 是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必要搭档。广西旅游业发展迅速, 在民族聚居区域内, 众多的自然景观是广西独特的旅游资源。在广西成功地举办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桂林山水旅游节”、“北海国际珍珠节”等, 通过举办这些盛会, 提高了广西在国际和国内的知名度, 吸引了中外大批商人, 游客到广西来观光旅游, 广西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人文景观给中外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4年起每年11月又在南宁市举办“中国——东盟国际博览会”, 这为广西的旅游产业和少数民族体育产业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发展契机, 也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结合提供了一个良好条件。
(三)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大、中、小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展。
近几年来, 随着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获得了重视, 除了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之外, 各省市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会也此起彼伏。如南宁、柳州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 自1985年举办南宁市第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来, 己成功举办了9届。运动会共设置珍珠球、毽球、投绣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打陀螺、射弩和技击等项目 (8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 , 柳州市到今年为止已举行了二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参与比赛的运动员大多为大、中学校的学生。调查显示见表1, 目前, 民族传统体育在我区的在大、中、小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 政府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重视不够, 缺乏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法规制度。
对于发展政策的制定, 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政府的参与和投入是关键, 同时还应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比如, 开展舞龙、舞狮等集体表演项目, 服装和器材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如果政府不能投入资金, 那么这些项目的开展以及保存就面临很大的困境。政府要制定出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法制、法规和政策, 保持社会投资力量的积极性规范性和促进体育市场的良性发展。只有通过政府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通力合作, 政府应与民间协同配合有宏观和微观、现在和未来的全面考虑, 共同建立和完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法律和法规, 才能使民族传统体育再上一个新台阶。
(五)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匮乏, 缺乏专业的人员。
社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人才是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驱动力, 也就是所谓的“龙眼”。广西中越边境民族传统体育开发现状与预期效果存在较大的差距, 这个差距主要不是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和环境的差距, 不是开发的程度不够, 而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的匾乏和人才培养机制的不畅。忽略了对民族传统体育事业所需要的大量体育实务人才, 如民族传统体育高级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以及高级民族传统体育经营管理人才和民族传统体育社会工作者。
(六)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和传播。
广西中越边境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 中越边境的民族体育文化受群山环抱和边境交界的自然、地域环境及落后经济基础所制约, 造成中越边境信息不灵通, 经济落后, 严重制约了其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另外, 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改革开放的影响, 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 中越边境的壮族、京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很多地方都被汉化。由于中越边境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除壮族外) , 大量的传统体育文化没有史料记载, 同时受到现代体育的冲击, 许多民间传统体育被人们疏忽和遗忘, 濒临着消亡的危机。
二、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策略
(一) 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向全球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全球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正在日益冲破传统民族国家的界限, 在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展开的客观现象和历史趋势。经济是文化发展的条件, 文化是经济的反映,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之时, 世界各种文化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全球化趋势。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差异, 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认同和作出不同侧重点的价值选择。全球化的文化将是一个以时代文化为主体, 以多种民族文化相融合, 具有多元色彩的, 功能互补的文化有机体, 决不是出现单一的文化模式。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只有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 才能在立足世界。
(二) 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保持并突出其民族文化特色。
每个民族要想在现代社会寻求发展, 就不可以拒绝现代生产方式和保证其基本运作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经济全球化将任何一个民族卷入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 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由民族性向世界性转化。但是, 它不可能使一个民族完全失去其民族性和民族特色, 而是使其封闭性受到破坏而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性。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庆少数传统体育在经济和体育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 只有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质, 借助重庆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巨大阵地, 建设自己的乌江流域体育文化走廊, 开发本民族特色传统体育项目, 又融入现代体育的共性, 才能不会被淘汰, 才能实现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快速发展。
(三) 依托广西的丰富旅游资源, 发展民族体育文化。
中越边境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气势磅礴的德天跨国瀑布、独特飘逸的通灵大峡谷、猴群聚集的龙虎山、异国风情与壮乡韵味共存的越南边界集市、风景如画的“十里山水画廊”, 这些散发着迷人的原生态韵味和神秘的边关风情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的旅游爱好者涉足中越边境。依托现有风景名胜区部署开发一些地区性, 民族性突出的体育旅游活动, 形成突出的优势和较大的吸引力。如广西民族村, 结合民俗文化旅游村进一步开发利用。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村的建立可把广西旅游资源中的两大优势—恬静山水和民族文化相结合, 以满足游人“重返大自然”的渴求, 也可克服当前风景区城镇化倾向, 增加分流渠道, 最大限度利用资源。其基本做法是以自然和人文景观不错的村寨为基础, 将自然和人文景观与民族特色融于一村一寨, 使本地民族文化内在神韵达到神形兼备。当然民族体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因为它集中体现出民族文化的诸多方面。乡村民族旅游村的构建应尽量保持原貌, 突出特色, 集多种功能, 并注重参与性, 民族体育活动在其中也充当主角, 消除游人在异地的心理差距和陌生感, 是民俗文化与游人者同在相伴。
(四) 利用少数民族节日开展民族体育活动, 推动广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和旅游业发展。
广西少数民族众多, 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 少数民族节日一年四季都有, 且各个民族的节日活动各具特点, 而在节庆期间少数民族歌舞和民族传统体育是两项重要的庆祝活动内容, 少数民族体育竞技比赛和表演更是节日中的重头戏。如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南宁、柳州、百色地区壮族歌节, 主要有抛绣球、舞狮子、打扁担、打鼓榔、师公舞;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日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芦竹节, 主要有拉鼓、爬坡杆、跳芦笙、苗族武术;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三江侗族县福绿乡侗族花炮节, 主要有芦笙踩堂、抢花炮、打鼓仗;每年农历10月16日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盘王节, 主要有长鼓舞、跳盘王、穿火圈、上刀山、过火链;每年农历5月29日都安、马山、南丹等县的瑶族达努节, 主要有打铜鼓、催工舞、舞春牛、推竹杠、射弩、拉排带;每年农历4月8日龙胜各族自治县苗族的瑶族红衣节, 主要有打长鼓、打红竹杠、跳竹杠、推竹杠、旗舞, 等等。这些民族节日上都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对中外游客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 举办好这些节日活动, 对推动广西旅游产业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 设立健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制度。
比赛是训练一个阶段效果的检验, 同时还可以促进训练效果。广西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制定一套完善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制度。在时间和项目上能够相对稳定。如在基层定期举行地市、县一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以此促进全区各地民族体育工作的开展和交流, 并有效提高少数民族体育运动水平。通过层层选拔, 将优秀的运动员选送到区队, 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我国的赛制基本上是围绕奥运会、亚运会、国际单项锦标赛以及世界杯开展的。近几年的赛制改革已经逐渐与国际接轨。因而科学的赛制, 既可以提高我国少数族体育竞技水平、教练员的业务水平、运动员的技战术水还可扩大少数民育项目影响。
(六) 培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高级专业人才和各级学校成立专业的训练队伍。
广西具有体育院系的高校承担着培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高级专业人才的重任。目前, 广西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开办有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健系也开办了民族传统体育方向, 在专业课中已开出了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但涉及的项目还是很有限的, 而且在民族传统理论和竞赛裁判规则方面也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为了培养出更多更专业的民族传统体育高级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以及高级民族传统体育经营管理人才和民族传统体育社会工作者, 各级各类体育院系还得加大力度。另外, 各级学校组建专业的少数民族体育训练队, 其目的是提高专业运动员技术水平的同时, 带动更多的学生自觉参与体育锻炼,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如组建满族珍珠球队, 既能增强师生参与少数民族体育的意识, 又能提高学生在省、市、县级少数民族运动会中的竞赛能力。在每年一次的学校运动会上, 应该安排一些少数民族体育项目, 使全校师生在欣赏较高水平的表演和竞赛过程中, 进一步了解少数民族体育项目。
(七) 培养民族、体育、文化一体化资源。
任何一种事物的生存和发展都应该按照生态、和谐的方式进行, 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除需要政府、媒体、商家的大力支持外, 更需要一个能够充分展示的平台, 这样才能加强各个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 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 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相处。因此, 广西中越边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应在生态的标准下, 实现民族、体育、文化的和谐一致发展。
参考文献
[1].广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EB/0L].http://www.gxipn.gov.cn/Article/Details/2865
[2].蒋心萍.广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内涵[J].体育科技, 2004
边境民族 篇7
通常, 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 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 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公共服务溢出效应主要是指边境地区政府对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 对境外的居民也产生了正的外在性影响。国内关于公共服务溢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基于地方财政支出或具有公共物品溢出效应的外国直接投资, 以及国内区域间、省际间公共服务产生的溢出效应。陈永正等学者基于天然保护林工程的建构对西部大型公共产品溢出效应进行分析, 指出西部地区在提供全局性公共产品时, 其自身所投入的潜在成本与其所获得的收益并不相符, 而中部、东部地区作为主要受益者却并不需要为其享受的收益进行相应的支付。李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公共服务的空间溢出效应与要素流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并发现溢出的公共服务能够提高要素的收益率, 同时可以促进市场在空间上的聚集及流动。
国内公共服务供给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多局限于基于财政支出及知识技术性的溢出, 但鲜有学者基于跨境因素对公共服务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本文将以云南河口县、德宏州为研究对象, 以当地医疗公共服务供给为视角, 对近几年公共服务对境外地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弱化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一、边境地区医疗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基本概况
截至2014年, 河口县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76家 (其中:县直医疗卫生单位5家, 乡镇卫生院8家, 民营医院1家, 个体诊所28家, 村卫生室28家, 县计生服务站1家, 乡计生服务所5家) 。全县医疗卫生机构在编人员共613人,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574人 (含乡村医生53人) , 拥有高级职称的在职人员仅9人。全县医疗机构实际开放床位791张, 全县每千人拥有病床7.49张, 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6.37人, 每床拥有卫生技术人员0.85人, 医生护士比例为1:4。但在2003-2013年间, 河口县通过公开招聘共引进卫生技术人才172人, 目前在岗的只有120人, 其中引进的医学本科生17人, 目前仅留下5人。2014年县医院共流失30名卫生技术人员。卫生专业人才存在“进不来, 留不住”的问题, 各医疗单位缺乏学科带头人、专业技术人员 (1) 。
在云南省德宏州, 州人民医院是德宏州规模最大的公立医院, 主要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公共服务。全院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设病床400张, 在职工作人员达536人,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429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21人, 中级技术职称162人。医院科室设置齐全, 二级分科合理, 技术骨干呈梯次结构。全院年门诊量最高年达32万人次, 年出院病人9134人次, 年手术人次2690台次, 技术辐射州内外8个县市及缅甸东北部地区。2013年德宏州人民医院被省级卫生组织评为“三甲乙等”医院 (2) 。
二、边境地区医疗公共服务溢出效应及影响
(一) 边境地区医疗公共服务供给溢出效应的现状
河口县与德宏州地处中越与中缅边境的特殊地理位置而造成了其表现在医疗公共服务供需方面的特殊性。跨境民族特征是特殊性的主要表现之一。
由于内陆边境地区与邻国间陆路交通的通达性, 以及前些年较为宽松的边境往来政策, 使得边境地区的中越与中缅两国人民往来甚为频繁。境外地区由于医疗水平较差, 来我国境内医院进行看病的境外居民较多, 但由于近年受境外国家当地医疗政策的影响, 来我国境内看病的境外居民越来越少。2012年之前, 越南每年约有几万人次来河口县人民医院看病寻医, 其中来中医科就诊的越南患者最多。2010年时越南人来河口县医院就诊人数达到高峰。但自2011年以来, 来河口就医的越南患者明显下降, 大量的越南患者选择留在老街医院。尽管在河口县医院其他门诊减少的情况下, 中医科仍然有部分越南患者来就医。但总的来说, 门诊越南患者数仍然在不断减少。如表1所示, 2013年门诊越南患者3297人, 2014年仅有769人。
资料来源:河口县卫生局
相比于河口县地区医疗公共服务正溢出效应逐年弱化的现状, 地处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对缅甸境内的病患提供医疗服务的现象越来越多。德宏州人民医院成为地处中缅边境的境外缅甸居民看病的主要去处, 由于德宏州人民医院医疗条件好, 虽然州人民医院并不在瑞丽等边境地区, 但缅甸病人来德宏州就医的病人数在逐年增加。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1993年, 这里有147位缅甸病人, 在2013年, 这里有1286位缅甸病人。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20年2内0, 1病5人年的第数量11增加期到中了旬10刊倍左右。
资料来源:德宏州人民医院
图1境外病人数年增长图
(二) 边境地区医疗公共服务供给溢出效应的影响
在边境地区, 医疗公共服务供给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分为正溢出效应的增强与正溢出效应的弱化两种情况。在河口县医疗公共服务供给中所表现出的即是正溢出效应的弱化现象。在河口县, 正溢出效应的弱化表现为越南患者来河口人们医院就诊人数的减少,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境外居民对本地医疗公共资源的占有, 缓解了河口县居民就医困难的压力。对于河口县医院而言, 越南患者门诊人数及住院人数的大量减少致使县医院的门诊及住院收入甚不如以往。这对于医院自身医疗设备的更新、卫生技术人员的招纳等自身医疗建设能力的提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老街省人民来说, 越南医疗政策及老街医疗条件的改善, 使得他们自身选择医疗服务的自主性更胜以往。对于老街省人民医院而言, 其自身医疗条件的大幅改善使得其自身对于境外互助医疗模式的需求逐渐减少, 同时也为医院增加了大量的门诊及住院患者。
而德宏州医疗公共服务供给的溢出效应表现为正溢出效应的增强现象, 在德宏州, 正溢出效应的增强体现在德宏州人民医院接受的缅甸患者数逐年增加。然后由于缅甸患者欠费金额的不断增加, 给德宏州人民医院增加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另外, 缅甸患者数的增加无疑占用了德宏州人民的公共医疗资源, 造成当地居民医疗公共服务就医的压力;对于边境缅甸人民来说, 由于德宏州的医疗条件较本国边境地区更为优越, 选择我国境内的医院医治, 治疗效果更好。同时, 境外居民与我国境内居民共享医疗公共资源, 也是两国边境地区居民友好关系的一种表现。
三、医疗公共服务正溢出效应的弱化因素分析
对于边境地区医疗公共服务溢出效应的两种表现现状, 我们应促进正溢出效应的增强现象, 减少正溢出效应的弱化现象。为此, 我们对正溢出效应弱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造成近年来边境地区医疗公共服务溢出效应弱化的影响因素有:
(一) 越南对边境地区采用惠民政策, 削弱了我国医疗服务的吸引力
越南政府对于边境地区的全方面建设给予相当的政策倾斜, 这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有相应的政策体现。在医疗公共服务领域, 越南每年在边境地区的医疗公共服务支出达到5500万美元, 边境境地区人民可以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政策, 如看小病免费、拿药免及输液免费, 并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大病住院个人承担20%, 国家承担80%。[3]而近两年越南医保政策在之前的基本医疗保障政策的基础上加以改善, 现在越南6岁以下、60岁以上人民和山区百姓看病都免收住院费。
另外, 在医疗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设方面, 越南政府不断增加老街的医疗支出, 建成了老街省人民医院新区医院, 其占地由260亩, 采用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另有大批留德、留法的高学历医生队伍。这使得无论是在建设规模, 还是内部硬件设施甚至是医疗技术上都远远的超过了河口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条件。
(二) 缅甸病人欠费现象严重
缅甸边境地区医疗条件差, 当地人有病就来德宏州医院看病。如果病情不严重, 缅甸人是能支付医药费。但是, 住院费用高, 大多缅甸病人开始还缴费, 当病情恶化后, 高昂的医疗费用他们承担不起。家属也因没钱就不敢来医院照顾了。大多数这样的缅甸病人, 收入低, 不会说汉语, 也不知道家在哪里。如表3所示, 从2007年至2013年, 先后有26位缅甸病人欠费约40万人民币。
虽然缅甸病人欠费, 德宏州州医院的医生还是为其持续治疗, 但是却给州医院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 影响了医院今后对缅甸病人的治疗。
资料来源:德宏州医疗
(三) 边境地区医疗服务供给总体能力弱
隔河对岸的越南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在不断增强的同时, 云南边境地区在医疗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物与人的供需失衡问题。
首先, 医疗设施建设投入不足, 资金缺口大。体现在区域卫生方面的资源匮乏。一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较弱, 乡镇卫生院不足一半的医疗卫生资源承担着全县57.4%农业人口的基本医疗、妇幼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另外农村卫生技术仅占全县的41.58%, 基层卫生院人才缺乏、技术水平低、服务设施落后的矛盾十分突出。二是农垦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缺乏, 农垦系统医疗机构刚完成移交地方管理工作, 医疗设备老化陈旧, 城乡之间、各农场之间医疗卫生资源分布尚不合理, 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医需要。三是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滞后。
其次, 高级医疗人才匮乏。医疗人才是提高当地医疗公共服务2建0设15水平年的第关1键1要期素。中由旬于刊乡村医生的薪酬待遇相比城市医时生待遇代 (存在总的第差距60以6及期边) 境工作环境的恶劣, 导致当地出现医疗T留i不m住e人s才的现象。而边境地区对医疗人才的强烈需求与医生的严重稀缺的矛盾愈发突出。
四、加强医疗公共服务正溢出效应的对策
(一) 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政策优惠力度
尽管国家和省州对边境地区也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如实施“兴边富民”工程, 对边境沿线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等等。但我们感到, 与越南相比, 无论是在经费投入力度上, 还是在政策的倾斜优惠方面, 都存在一定差距。因此, 应对边境地区居民实施优惠政策, 在教育、医疗服务方面予以倾斜, 加大补贴力度。同时, 加强对当地医疗卫生的资金投入, 提高公共医疗服务质量。这不仅能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又能保证边境的稳定和安宁, 对促进我国的国际形象也有积极意义。
(二) 加强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国家应出台支持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人才建设的优惠政策, 大力引进和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对于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 应着力实施农村定向培养全科医生规划和招聘执业医师计划, 加大基层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培训工作。完善政策措施、吸引优秀人才服务基层。
(三) 加强边境地区县级公立医院能力建设
边境地区大多为云南省重要的陆路口岸, 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提高边境地区医疗公共服务供给, 对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及两国友好关系的维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 应着力建设县级人民医院, 重点支持对外合作交流的综合医院, 以扩大医疗卫生服务对境外国家如越南、缅甸的影响, 推进边境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国际化进程。
(四) 建立卫生医疗风险基金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 给病人看病是医生的天职, 即使是无力支付的病人。为了不加剧当地医院的负担, 更好地宣扬人道主义精神, 应统筹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 建立卫生医疗风险基金。对于看不起病的病人, 无论本国人或外国人, 进行人道主义医疗救助, 这对于提高边境地区医疗服务水平, 稳定边境地区, 加强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具有积极的作用。
五、结语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 边境民族地区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稳定中所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我国内陆边境地区开始逐步实施“软治理”与“硬治理”相结合的模式, 这对维护国家稳定及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4。而医疗公共服务的正溢出效应正是当下我国边境地区“软治理”模式的一部分, 在医疗供给方面, 我们必须加大边境民族自治地方医疗公共服务的投入, 提高服务质量, 不断强化医疗公共服务的正溢出效应, 扩大我国医疗公共服务供给对境外居民的影响力, 不断促进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课题组.西部大型公共产品溢出效应分析——以天然林保护工程为例构建测算指标体系[J].经济学家, 2007 (6) .
[2]李晶.公共服务的空间溢出效应与要素流动[D].湖南大学, 2009.
[3]李岽.越南边境民族政策对我国云南中越交界地区跨境民族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
边境民族 篇8
金平县隶属于云南省红河州, 南部与越南接壤, 边境线为467公里, 是集边境、山区、贫困、多民族、原战区为一体特困农业小县, 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占很大的比重。随着现代社会全方面发展进步, 农村过剩劳动力迅速显现, 它们或是通过发展二、三产业“就地转移”, 或是“离土离乡”流动到城市谋取就业。但是, 由于金平县农业人口的庞大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不足, 以及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有限等等因素, 农业和农村中仍然滞留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因此, 如何进一步加快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转移, 使他们“洗脚上田”后实现就业, 已成为金平党委政府关心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1 金平县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据统计, 全县37.65万人中, 有劳动力25.78万人, 富余劳动力8万余人, 且县城新成长的劳动力和一大批失业人员需要安置,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关系长期存在, 而经济发达地区急需大量劳动力, 客观上为劳动力向外转移创造了条件。从1994年开始, 金平县就有组织地向上海、广东、昆明转移劳动力。至2013年底止, 全县转移劳动力达38617人, 其中自发性转移8946人。仅2013年就有组织地向昆明、广东等地转移了40批1053人。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已实现劳动收入5800余万元, 有516人已提拔为中层管理人员或当上了小老板。事实证明, 抓好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减轻就业压力, 维护社会稳定;外出务工者可以增加家庭收入, 增强自身劳动技能、提高素质、开阔眼界、了解市场, 并为返乡创业积累资金、创造条件。
2 金平县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农村青年思想观念落后, 存在小农意识, 小富即安, 怕冒风险, 缺乏投资意识和创业精神
对效益农业心存顾虑, 抱观望的心理, 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不仅是谋生的手段、积累资金的方式, 更是走向市场、在市场磨炼中长见识、学技术、转观念的重要途径, 外出务工的观念还仅仅停留在打工攒钱的认识水平上, 对于年初外出打工, 年末积点盈余回家过年的循环感到满足, 这两种观念造成部分农村青年不能主动地, 有意识地参与到创大业中去。还有少部分农村青年存在着享乐主义, 眼高手低, 不肯吃苦, 不愿或不敢走出家门去创业, 也制约了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转移。
2.2 农村青年文化、技术等素质依然较低
农村青年的文化、技术的素质是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金平县的农村青年扩大了知识面, 提高了综合素质, 但是受文化程度和成长环境的制约, 金平县农村青年的整体素质依然较低, 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抗衡的能力不强。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不同素质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决定不同的就业方式和转移方式, 文化素质高的劳动力在转移中可以担当技术重任, 绩效相对较高;而文化素质低的大多只能从事一些手工、体力工作和简单的再生产操作, 科技意识、管理意识、市场意识仍然很缺乏, 转移就业难度较大, 既收入偏低, 又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他们自身的发展, “技术型”专业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金平县农村青年劳动力就业的最直接因素。
2.3 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流动性较强
一方面大部分农村青年对土地的依赖明显减少, 不愿从事简单的农业劳作, 不再安份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向往城镇生活, 实现自身价值, 但由于城乡价值观念、收入差距悬殊、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进城门槛的限制条件等户籍制度壁垒尚未完全取消, 使得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落户城镇显得不现实。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制约与城乡居民间社会福利及保障不平等, 使得农村青年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造成了农村青年的心理落差, 从而又不能完全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心理, 就出现了“正月背起行囊, 年底回到家乡”的现象, 农村青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大多只能以所谓“流动人口”或“两栖部队”的形态存在。
2.4 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存在着盲目性
青年农民外出就业仍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为主。据调查, 2013年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政府或有关部门有组织转移的占30.8%, 比例仍然偏低, 即使加上约三分之一通过亲友介绍方式进行转移的以外, 以自发方式盲目转移的比重仍在30%以上。目前农民外出就业以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为主。在转移方式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其次是青年农民在转移就业过程中还存在着往往为了短期务工效益而盲目择业, 盲目跳槽的现象, 缺乏长远目光, 不能做到干一门、钻一门、精一门, 为自身的长远发展打基础。而在我县有所成就的青年农民中最大的体会就是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干了一门、深钻一门, 处处做个有心人, 学习经验、收集信息,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待条件成熟实现自己从就业到创业的转变。
2.5 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的服务体系滞后
农村青年缺信息、少资金制约了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第一是政策的宣传服务不到位, 农村青年了解不够, 服务农村青年创业的针对性不强;第二是缺乏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农村青年原始积累少, 信贷支持农村青年量小面狭, 受惠青年少, 限制了农村青年创业;第三是信息不畅, 尚未形成农村信息服务网络, 大多数农村青年也未掌握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同时在人才中介机构, 劳动力中介市场中也存在着供求信息和用人信息不丰富、供求双方信息不够对称、一些信息甚至失真等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造成农村青年对劳动力中介所能提供的服务期望值不高,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带亲、邻带邻成为外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 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
3 加快金平县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和建议
3.1 强化宣传引导, 鼓励农村青年积极外出务工
帮助农村青年增强外出务工的致富意识, 是做好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基础。目前, 一些农村青年仍有怕离家、怕吃苦、怕冒险的保守思想和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加快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首先要解决观念更新问题。要充分典型示范效应, 广泛宣传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意义, 在全社会形成“外出务工光荣, 劳务输出快富”的浓厚氛围, 促进农村青年思想大解放, 观念大转变, 激发农村青年跨出家门、创业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使其在务工实践中“赚了票子, 换了脑子”。在初高中毕业生中, 进行树立“三十六行, 行行出状员”、“罗马道路千万条”等思想教育。积极外出务工, 在外出务工实践中去增强致富技能、增长阅历、积累经验, 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是双手赢得机遇和前途。
3.2 强化信息平台建设, 加速劳动力转移信息收集交换
金平县经济尚不发达, 但劳动力资源丰富, 整体上富余劳动力较多, 供大于求的现象十分突出, 实现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 必须十分重视信息的作用。一是掌握劳动力资源状况, 对全县劳动力资源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把这些资源整理归档, 存入计算机, 并建立起劳动力资源信息库。二是加强信息员队伍建设, 选配了一批业务好素质高的专职信息员, 他们利用信函、上网收集各地的用工信息。聘请各企业劳资人员为兼职信息员, 并制定了信息员职责、任务、以及奖惩制度, 利用他们的优势广泛收集用工信息, 与省、州境外劳务中心联系, 争取越南等国际劳务信息;与友邻地区互传信息, 共享信息。
3.3 强化劳务技能培训, 提高金平青年外出就业市场竞争力
提高金平青年外出就业竞争力, 是做好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点。当前, 缺乏劳动技能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要紧紧抓住职业教育市场化和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契机, 扶持、创办、挂靠一批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逐步调整农村教育思路, 探索“9年义务教育+1年义务技能培训”, 为金平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培养更多的合格劳动者;努力拓展技能培训渠道, 利用现有农村职业学校、乡镇成教中心、青年中心、党校等教育培训资源, 在全县农村青年中开展“青年学百技”等技术培训活动, 广泛开展农村青年职业技能培训;想方设法筹集资金, 合力解决农村青年的培训经费。探索“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委托培训”途径, 把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 提高劳动力转移成功率。
3.4 强化中介作用, 规范劳务市场
建立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市场化的运行机制, 是做好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关键。青年劳务中介服务机构, 是推进青年劳动力转移工作市场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目前,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不完善, 导致一些人找不到岗位, 一些岗位又招不到人。牵线搭桥, 为青年提供中介服务, 帮助青年实现就业和再就业, 是促进青年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现实需求。逐步形成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劳动力转移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青年劳务提供信息发布、职业指导、供需见面等多方面的有效服务。大力培育农村青年劳务经纪人, 鼓励和引导农村青年、创业能人带头搞劳动力转移, 积极举办职业中介经纪人培训班, 帮助他们掌握劳动力市场和劳务输出的法律法规, 获取劳务中介职业资格证书, 创办劳务中介机构。
3.5 强化服务手段, 加强对外出务工青年的跟踪管理
以流动的农民工为重点, 以外出务工青年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在外出务工人员中定期地开展调查, 采取建设热线电话、专用电子邮箱等方式, 了解外出务工青年的愿望和需求, 从而开展针对性的服务工作。以维护权益为要务, 却实为青年劳动力转移者提供政策法律保障。各级政府要与政法系统、行政执法部门、劳动仲裁机构建立工作联系机制, 充分发挥“优秀青少年维权岗”、青少年维权中心的职能作用, 与公安、司法、劳动保障等部门联合成立综合性服务机构, 成立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援助中心, 维护务工青年合法权益。对掌握一技之长、有愿望回乡创业的青年给予积极鼓励, 并联系有关金融等有关部门予以扶持, 使外出务工人员进有希望, 退有发展。
3.6 加大资金投入
安排专项资金扶持劳动力转移, 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农村青年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农民个人在创业中的先天不足, 而首要的就是资金积累不足, 无力进行规模投资, 因此要对一部分有志创业的农村青年的提供信贷帮助, 简化信贷程序。对大部分农村青年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办理各种证明、证书开设劳务输出绿色通道, 简化办事程序, 降低办证费用。对在劳动力转移中成绩卓越、有突出贡献的农村青年给予一定的资金等物质方面的奖励。
参考文献
[1]康文杰.加快福建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J].福建论坛, 2005 (04) .
[2]喻名峰.我国进城农民工就业平等权实现机制研究[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07 (02) .
边境民族 篇9
云南边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它包含了8个州市, 其中5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 包括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怒江僳僳族自治州, 外加普洱、临沧和保山三个市。普洱市下辖1个市辖区和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临沧市下辖1个市辖区和7个县, 其中包括了双江、耿马、沧源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保山市虽然没有少数民族自治县, 但是它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有13个世居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保山市总人口的10%左右。
云南边疆是云南乃至全国范围内贫困状况比较突出的区域。云南共有7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而这8个边疆州市就包含了其中的38个。云南的8个边疆州市包含了与外国接壤的25个边境县 (市) , 其中有9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县。由于特殊的地理与民族众多的原因, 云南25个边境县 (市) 的基层农村社区呈现出以下两个主要特征:生活环境封闭, 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较少;在同一区域内, 民族种类越多, 贫困程度就越深。
云南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生活的少数民族有十多个, 除少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民族如傣族外, 它们基本上都属于特困少数民族;而且, 除个别民族如普米族外, 这些特困少数民族往往跨境而居, 它们同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的一些民族属于同族同宗, 沿国境线相邻而居, 其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相同或相近, 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是一个集山区、民族、贫困、跨境为一体的特殊区域。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属于石山熔岩地区, 多山、少平地, 水资源的分布很不平衡, 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这些地区土地贫瘠, 干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 地方病高发, 农作物产量极低, 农民仅仅是依靠广种薄收来尽量维持温饱。由于远离经济中心, 导致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商品化率低, 劳动参与率低, 医疗、教育、交通条件落后。简言之, 在各种致贫因素的叠加影响下,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之一。
二、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边境社会稳定的关系
2009年7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此后, 加快桥头堡建设, 把云南建成中国沿边开放经济区已经成为云南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对推进中国陆上开放、提升沿边开发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 突出了云南在国家对外开发战略中的前沿性作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处于桥头堡战略的最前沿地区, 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绝大多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跨国境线而居的特点, 决定了解决好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问题是影响边境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现代地缘政治中的领土纠纷、边境冲突无不与跨境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中国西南地区贫困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 同时还是中国“禁毒防艾”工作的重点所在, 也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尤其是中南半岛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随着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的不断增多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 有的国际组织利用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机会, 通过宗教、救济、扶贫等手段, 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渗透, 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通过多年的扶贫开发, 条件较好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但是, 对于大多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来说, 单纯的扶贫开发无法帮助他们真正脱贫, 只有较为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进而提高他们的教育文化水平, 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国内外的大量历史事实证明, 跨境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强弱是关系到边境地区社会稳定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之所以认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地理条件所限, 山高坡
陡, 交通闭塞, 信息也不够通畅, 大多数民族群众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世代居住生活的大山, 别说县城, 连乡政府所在地都未曾去过。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中老年人不懂汉语, 他们对云南内地乃至整个中国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 对国家的认同感是相对脆弱的, 外部因素的改变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看法和判断。此外, 这些少数民族往往跨境而居, 它们同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的一些民族属于同族同宗, 其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相同或相近, 平时通过边境贸易或人员往来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彼此之间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和教育条件落后、农民收入低下、农村贫困率高的局面不得到切实改善的话, 只会更加削弱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本就不是很强的国家认同感, 进而影响到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
2.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当一部分参与毒品犯罪的人
员都是因为生活极端贫困, 在经不住金钱诱惑的情况下走上毒品犯罪之路的。因此,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中国西南地区贫困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 还是中国“禁毒防艾”工作的重点所在。因为地理的原因,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穷容易引发毒品犯罪问题, 一些群众因急于摆脱贫困而受境外贩毒集团的引诱去贩卖、运输毒品, 或者因贫穷颓废而吸毒;而毒品问题也会引发贫穷, 吸毒会使众多家庭的仅有的一点财产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此, 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贫穷与毒品形成了恶性循环。从这一点来看,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实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作为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广大贫困农民的生活困难问题的社会保障制度,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边境的社会稳定当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维护边境社会稳定视角下完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策略分析
由于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境外各国的社会保障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建立和完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 对于维护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1]。对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手段之一, 其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最低收入支持计划, 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旨在保障最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 同时也是政府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减少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既要保证农村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 又要考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 力求在公平与效率间达到适度的平衡。鉴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就要从维护边境社会稳定视角下探讨完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策略:
1. 要准确界定低保对象。目前, 中国农村的贫困性质已经
由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逐渐过渡到分散性、个体性贫困, 针对贫困县、贫困村的瞄准机制已经难以甄别区域内低收入群体的微观个体差异。在理论上, 这种转变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覆盖更多的低收入群体, 使农村低保资源直接地流向需要得到帮助的家庭[2]。所以, 为了提高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 使有限的低保资金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 就必须客观、精确地确定低保对象的标准和范围, 同时杜绝管理不规范的现象, 仔细甄别低收入群体。
2. 在完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现有
的资金负担模式时, 还要充分考虑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口比重、地方政府负担能力等因素, 在资金的配套拨付上体现向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的原则, 通过加大省级财政支持的力度, 降低少数民族地区州 (市) 、县 (市) 财政负担比例或总量控制的办法, 及时保障少数民族地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到位, 缩短资金的到位周期, 使保障对象及时、足额地享受到应有的保障待遇。
3. 为了提高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低保资金的使用
效率, 必须对农村低保对象实施动态管理, 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范围, 并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 及时按程序办理停发、减发或增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手续。实行动态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低保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但因为农村低保对象的认定本身就存在一定困难, 对其进行鉴定甄别并进行调整的动态管理过程就更显得难上加难了, 何况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本身由于受地理条件所限, 山高坡陡, 交通闭塞, 信息也不够通畅。但是, 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提高农村低保资金的使用效率。
4. 鉴于目前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
比较多, 单靠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难以完全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因此,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与扶贫开发、促进就业以及其他农村社会救济制度相结合,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有能力的贫困农村居民生产自救, 率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为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为早日实现把云南建设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战略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唐新民.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318.
边境民族 篇10
一、送教上门，倾斜农村，直接提供优质培训
“援助项目”由教育部专项支持，委托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分别对口内蒙古、宁夏、贵州，采取“送培到省”“送教上门”的集中培训方式，对以农村学校教师为重点的3000名骨干教师进行50学时的培训。
二、整合资源，优化队伍，组成高水平师资团队
充分发挥部属师范大学的师资和教学资源优势，面向全国选聘专家和一线中小学优秀教师组成专家团队，其中，中小学特级教师和优秀教师占到70%。东北师范大学先后派出60余名专家和优秀教师参加培训授课和专业研讨活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教授做首场报告。陕西师范大学从北京等地遴选70余位熟悉中小学教学的课改专家和中小学一线优秀教师，组成了课标组专家、学科专家、一线教学名师“三结合”的培训专家团队。西南大学组织60名教师和教学辅助人员组成培训团队，教学辅助人员和专家密切配合，加强与学员的交流，得到学员的普遍赞赏。
三、科学设计，创新方法，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
本着“按需施训，量身定制”的原则，三所师范大学先期分别前往受援省区实地调研。通过座谈、访谈、问卷调查、文献查阅等多种形式，深入全面地了解受援省区教育发展现状和中小学教学的实际问题，制订培训方案。培训以课程模块设计为主，突出强调解决一线教师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识与学科结合、前沿与现实结合，使培训贴近教师、贴近课堂、贴近实际。针对不同模块课程，广泛采用案例教学、交流反思、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教师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东北师范大学采取“实践+反思”的培训模式，关注教师亲身体验感悟。陕西师范大学设计包括学术沙龙、案例解析、同课异构、现场研讨、对话交流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注重教师参与，让学员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进行学习。西南大学在培训之前开展“破冰”活动，帮助学员消除陌生感，形成小组团队文化和良好的学习氛围，培训中始终贯穿参与式培训理念，采用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头脑风暴和模拟训练等多种方法。来自贵州凯里的一名初中英语教师在培训后座谈时表示：“这次国家级培训既有专家讲座，又有高水平教研员的亲自指点，更有特级教师、一线教师的课堂示范，以及和专家面对面的对话，这些培训让我们大开眼界!”
四、效果显著，示范引领，推动教师培训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促进了边境民族地区教师观念的转变和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帮助内蒙古、宁夏和贵州三省区广大农村教师更新了教育教学观念，改进了教育教学方法，增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意识，切实提高了实施新课程的能力和水平。问卷调查显示，各受援省份对本次培训的总体满意率达到了93%以上。不少学员称这次培训是“雪中送炭”，是“及时雨”，“收获特别大”“非常满意”。二是为边境民族地区教师培训做出了示范。本次培训突出教师实际教育教学问题的主线，将理论讲授与案例教学、参与式教学、互动答疑有机结合，在培训理念、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方法、培训组织管理等方面为广大边境民族地区教师培训做出了示范。各受援省区将结合本地实际，采取有力措施，创新培训模式，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教师培训深入持续发展。第三，促进高师院校理论联系实践，更好地为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和教师培训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