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P犯罪证据研究

VOIP犯罪证据研究（通用6篇）

VOIP犯罪证据研究 篇1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 对司法机关依法全面客观收集和运用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等明确了标准, 为规范司法行为和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有力保障, 也为案件办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中,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办产生了巨大影响。自规定实施一年以来, 已经有几个省市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中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伴随着这些案例的出现, 暴露出职务犯罪案件侦办中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若干新问题。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考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the exclusionary rule) 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 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公约所采纳, 通常指执法人员及其授权的人员通过非法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中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和探索一直在逐渐深入。1988年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我国宪法中明确了人权保障条款, 刑诉法中也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彻底否定态度, 但对非法证据的范围和程序一直没有明确回答, 直到两个证据规定实施, 我国对该规则作出了相对明确的专门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确立了两个规则, 一是实体性规则, 主要是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外延进行了界定;二是确立了程序性规则,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定了操作规程, 包括审查程序、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进行了规定。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办中出现的新问题

(一)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不明晰, 概念不明确, 束缚案件侦办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规定非法言词证据包括两种, 一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二是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何为“非法”的规定存在技术性瑕疵。主要有以下几个概念没有明确: (1) 威胁、引诱。规定中没有明确文字表述其是否为非法证据的形式。 (2) 规定中非法证据形式列举项目外的“等”“其他非法手段”未明确外延。英美法系国家对程序违法性采纳列举式规定, 对列举未尽的事项, 可由法官根据规定加以裁量。《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对此只有几项简单列举, 外延不明确, 没有具体标准。 (3) 规定中没有明确界定讯问技巧中的施压与威胁的关系, 宣讲政策与引诱、诱供的关系。实践中, 讯问过程不可能完全平和式的谈话和说教, 以前采用的侦查谋略、言语施压、攻心策略等, 到底与威胁引诱和欺骗的界限如何把握, 十分模糊, 给侦查人员造成巨大困惑, 严重束缚了办案人员的手脚。 (4) 长时间讯问、询问的性质不明确。规定中没有明确长时间讯问、询问的证据是否要排除, 以及具体多长时间才由量变到质变, 以非法证据形式排除。

以上的概念不明确, 导致两个后果, 一是司法实践中操作难度增大, 被告会抓住以上列举的模糊概念尝试借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逃避法律制裁, 由于司法机关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庭审中常因此处于被动地位;二是给侦查人员造成困惑, 导致侦查办案受到严重束缚, 询问、讯问工作日趋平和, 宁肯不突破, 也不愿冒进采用激烈语言以避免稍稍过“度”, 口供成为非法证据被排除, 以致讯问中不敢施压, 严重影响到案件突破率, 尤其是行受贿案件, 受影响更为严重。

(二) 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权利被滥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规定了启动程序采取的是被告人提出为主, 法庭主动提出为辅的方式, 即被告人在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 或者在庭审中, 或者在法庭辩论结束前, 均可以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 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条件, 没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也就是说, 规定对被告人提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申请时间、次数等没有明确限制, 对二审程序中提出同一理由启动非法证据排除也没有制约性规定, 检察机关相对只能被动应付, 或者在条件满足下建议延期审理。职务犯罪案件很大一部分为高智商犯罪, 被告人反侦查能力强, 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为救命稻草, 将其看做全面翻供的工具, 在侥幸心理的唆使下, 会产生“有枣没枣打一竿”的心态, 肆意滥用权利, 寻求最后的机会;还有一些被告人故意利用该程序, 在庭前、庭审中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下, 随意翻供, 以受到刑讯逼供等理由要求启动程序, 打乱司法程序节奏, 扰乱正常秩序, 博得外界和媒体同情, 为自己寻找出路。对于被告人这种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又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予以制约, 由此导致权利滥用。

(三) 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规定模糊、缺乏操作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规定, 法庭决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 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 应当停止对案件实体的审理, 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进行当庭调查。但规定中对程序的具体流程却语焉不详, 质证结束后是否应该当庭对证据的合法性作出裁定也没有明确规定, 容易导致案件庭审过程拖沓, 操作秩序混乱, 弱化了打击职务犯罪案件的效果。到目前为止, 我国出现的案例中已发生类似情况, 在一例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中, 就出现了7个小时的庭审中有5个小时在进行证据的合法性审查的现象, 造成极大的诉讼成本浪费, 致使案件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不规范导致案件侦办处于被动

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要求做到“三全”, 即“全面、全部、全程”, 目的是为了防止刑讯逼供、保障人权, 更重要的是可以固定证据, 防止翻供翻证, 在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 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全程录像的调取证明讯问的合法性, 因此, 在当前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中至关重要。但是目前现状是大多数侦查人员都是在突破口供后进行讯问同录, 或者只是在综合讯问、审查逮捕、移送起诉等关键点上进行讯问同录, “三全”难以真正实现。加上检察机关技术人员少, 经费不足、各地同录系统建设标准不统一等原因, 不能保证讯问同录工作正常开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分配给被告人一方, 采取有限责任原则, 程序启动后, 明确应由控诉方对被告人庭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 因此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后, 一旦侦查人员不能提供全程录像, 或者提供的录像不全程, 有瑕疵, 就被被告人所利用, 处于被动地位。例如, 从犯罪嫌疑人提押到讯问开始的真空期, 往往会忽略录像, 如果被提出在此间隔内有刑讯逼供行为, 如何证明成为问题。此外,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有两个问题没有明确, 一是没有对全程录像的证据种类做明确规定;二是如果律师或被告人提出长时间播放全部录像司法机关能否拒绝。以上问题的不明确, 造成没有录像的证据即为“非法”的尴尬境地。

(五)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给检察机关带来挑战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给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带来了挑战。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即是在实体诉讼中, 插入了一个审查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程序合法之诉, 在英美的诉讼制度中, 称为诉中诉、案中案, 这个诉讼有其明显的特点, 一是本案的被告称为原告, 二是侦查员成为被告, 三是法庭成为程序裁判的主体, 四是诉讼标的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侦查人员则应该承担应诉的责任。 (1) 司法实践中,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程序还处于探索阶段, 流程还不清晰,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对该制度规定也相对模糊, 参考性不强, 易使庭审过程混乱。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侦查人员由于缺乏庭审经验, 被询问时不能做出有力应答;二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没有明确被告人是否可以询问侦查人员, 质证程序也相对模糊, 执行过程中被告人对侦查人员常常口无遮拦, 肆意污蔑指责, 无理取闹, 甚至恶语相加, 侦查人员心理受到挫伤;三是法官控庭能力不强, 或者担心媒体炒作, 害怕背上“不充分给予被告人权利”的包袱, 不及时制止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无理质问, 导致庭审效果不好;四是侦查人员从幕后到走到台前, 增加了侦查人员被报复陷害的可能性, 对保持侦查队伍稳定性以及反腐工作深入开展影响较大。

三、职务犯罪案件侦办中应对新问题的措施及立法完善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因此, 在完善规定的过程中, 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考虑中国司法体制的特点, 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国外制度和概念。

(一)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立法, 明确基本概念

一是应明确“引诱, 欺骗”取得的证据是否要排除, 对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在此, 引诱和欺骗应该理解为证据的非法获取方式, 《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 (2) 两高司法解释也有明确规定, (3) 可见, 引诱和欺骗作为非法证据取得的方式符合立法本意。二是应明确“等”“非法手段”的外延, 从字面表述分析, “等”“非法手段”应为文字表述的“刑讯

(1) 湖北黄石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智受贿案, 湖北省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受贿案, 河南省高级法院审理的原银河证券党委书记肖时庆受贿案中, 均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逼供、暴力、威胁”手段之外的非法方法, 应该作出相对明确的列举, 避免造成操作上的模糊。三是应明确非法手段和讯问谋略技巧的区别。建议从立法角度将非法手段和谋略技巧的“度”予以明确。笔者认为, 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侦查谋略中, 侦查人员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等性与犯罪嫌疑人进行的博弈, 不是建立在捏造事实的基础上的欺骗, 技巧中的教育施压, 讲明的后果也应该是能根据法律法规和实际案件发展的预见性的必然结果, 是利用犯罪嫌疑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使其警醒;如果以法律预期不能达到的结果攻心, 则是威胁。由此推而广之, 二者区别的关键是侦查人员采取的方法本身是否合乎法律, 合乎道德的底线。当然, 其中的度很难把握, 建议通过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四是明确长时间讯问的性质, 多长时间的讯问属于变相刑讯逼供, 目前争议很大, 被告人也往往会利用这一点寻求证据的排除机会, 建议尽快明确。

(二) 对滥用启动非法排除程序权利的限制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程序审查优先原则, 即在庭审的任何一个阶段, 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合法性受到合理质疑时, 法庭就优先审查程序问题, 暂时中止审理实体问题, 这是我国立法的突破, 但也给被告人可乘之机, 导致其肆意滥用启动程序的权力, 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只能被动应诉。建议规定增加对被告人和辩护人启动该程序的限制性规定, 笔者认为, 提出启动程序一方一定要提供线索或相关证据, 且这种线索或提供的证据需要达到审判人员或者检察人员对取证的合法性存在合理怀疑的程度, 这种程度, 也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到可操作的程度, 另外是增加滥用该启动程序权力的惩罚性条款, 否则,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势必会沦为被告人开脱罪责的手段, 导致程序被任意启动, 无疑是对正常审判程序的粗暴践踏。

(三) 探索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前审查制度

司法实践中,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时间较长, 影响了实体诉讼庭审效果, 建议探索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调查在庭前先行完成, 可以有效节约诉讼资源, 也避免了侦查人员公开曝光。这里有必要借鉴美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展示制度, 完善中国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即诉讼双方在庭审之前互相告知所掌握的证据, 原理在于使双方对案件庭审由充分准备, 防止在庭审中突然出现未经双方了解的证据而影响庭审的正常进行,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有实际意义, 一方面在证据展示制度中, 辩方可以提前更全面地发现控方证据中是否存在非法证据, 更重要的是可以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庭前启动, 在庭审前就裁定证据的合法性, 使实体诉讼得以正常运行。此外, 在当前实体诉讼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诉讼同庭审理的前提下, 建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裁定作出时间, 规定证据合法性的裁定要在当庭作出, 再进行实体审查, 否则, 一会影响庭审效果, 二会导致证据合法性未经裁定, 实体审查的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 实践中出现的案例中, 该问题已经凸显。

(四) 规范全程录音录像行为, 明确录音录像资料法律属性。

司法实践中,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后, 录音录像资料往往成为认定证据非法与否的关键, 一旦录音录像资料出现瑕疵, 侦查机关即处于被动, 被告人或者律师便抓住不放, 以此作为指责、诬陷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 意图借以开脱罪责。目前司法机关在录音录像的适用方法、程序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机制, 资料本身未纳入法定证据形式之中, 法律属性尚不明确, 实践中, 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又难以做到“三全”, 一旦启动程序, 比较被动。因此, 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一定要规范执法, 文明执法, 严格执行全程录音录像规定, 对询问重要证人, 搜查、扣押赃证物的过程也应全程同录, 从根本上杜绝证据被质疑。此外, 建议两高与全国人大尽快以刑事立法刑事或者司法解释刑事明确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属性。笔者认为, 在目前没有明确的前提下, 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种类应该根据其作用区别认定:如果是作为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 与纸质笔录一同证明供述和辩解内容, 那么录音录像的性质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如果以其固定的讯问过程的信息来证明讯问过程是否合法, 则其属于视听资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在法庭审理播放的录音录像资料, 从性质上应该属于视听资料, 因为其是用来证明侦查讯问过程的合法性的。

(五) 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程序, 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应对能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确规定了在其他相关证据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 侦查人员必要时须出庭作证, 这是我国首次明文规定侦查人员由出庭作证的义务, 由讯问人员变为“被讯问对象”。这给侦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更加注重言词证据以外的其他证据收集, 注重讯问询问活动的文明规范, 注重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的一致性, 注重出庭时面对律师、法官发问应答时的语言方式技巧。此外,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性质、对出庭的侦查人员发问的程序、发问权利的行使主体都没有没有做明确规定, 导致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规范, 建议有关部门作出相关解释, 避免执行混乱。笔者认为,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协助公诉人公诉, 证明其侦查行为合法、讯问笔录有效, 以应对辩方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请求, 是对公诉人指控职务犯罪的辅助与支持;从性质上来看, 侦查人员不应该完全等同于一般证人, 应该对发问主体, 尤其是被告人的发问权利做一定的限制性规定, 发问内容也应该明确限定在取证合法性这一范围内, 对于超范围的发问, 应该赋予侦查人员拒绝回答或者向法庭提出拒绝回答的权利, 这是结合中国司法实践现状和特点, 有效避免辩方肆意发问、无端指责侦查人员的必要措施。

VOIP犯罪证据研究 篇2

一、两种不同的观点

公安机关对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在立案前, 会依法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现场进行初步勘查, 该初查活动是否具备合法性? 理论学界和公安一线部门对初查是否合法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 一) 理论学界的观点

理论学界认为公安机关的初步勘查不是法定的侦查活动, 其认为初查活动是立案前的一般性调查, 是公安机关决定立案或者不立案的一种审查活动。[1]其认为诉讼活动中, 程序的开始是立案, 立案是每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案件的起始步骤。当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确定犯罪事实存在, 经立案之后才能对违法犯罪案件进行侦查、起诉及审判。且他们认为立案前的初查活动不但包括对涉嫌犯罪现场进行一般性调查而且还包括对特殊案件进行现场勘查、尸检等专门性调查, 但所有的初查活动目的是为立案提供材料, 涉嫌犯罪现场的初查属于立案前审查工作的范畴, 并不是法定意义上的侦查。

( 二) 公安一线部门的观点

公安机关一线部门认为初查是合法的侦查活动。其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规都对现场勘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 勘验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 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2]另外, 公安机关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该规定对犯罪现场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规定。[3]

上述法律法规皆在说明初查活动是合法的, 无论立案前的初查还是立案后的侦查都是刑事诉讼活动中重要的侦查措施, 都是依法的并且是合法的。

二、欧美国家对初查行为在法律上的规定

欧美国家法律规定的立案程序和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在法律上对立案程序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他们国家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就是警察机构侦查活动的开始。在英国, 警察接到民众报案后就可以对所报案件进行侦查。[4]在美国, 在案件的被害人、案件的知情人或者获悉犯罪情况的警官向主管官员控告某个犯罪行为的实施后, 就对该刑事犯罪开始侦查。[4]当然也有的国家要求在案件侦查之前, 办理立案侦查的相关手续, 但是并没有把立案程序规定为独立的诉讼阶段。比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 警察机构接到有关犯罪的控告或者由其主动获取犯罪信息的时候, 应当立即在专门的登记本上登记, 之后开始对涉嫌犯罪的案件进行侦查。[5]

欧美国家的法律规定了案件侦查的条件, 而不是立案的条件。因此, 从英美法系等国家的法律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初查是侦查活动的一部分, 是合法的。

三、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行为的合法性分析

我们不禁要问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需要结合我国公安实践来进行认识。公安机关办案人员通过对知情人、被害人等进行调查访问或者对涉嫌犯罪现场进行勘验检查, 发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发生了犯罪事实, 并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之下,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应当迅速的作出立案决定。初查的目的不仅是为立案提供材料支持, 而且是证明是否发生犯罪。初查收集到的证据为立案后的侦查活动提供了方向, 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都是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一项侦查活动。因此, 理论学界把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现场的初查定性成是公安机关在立案前所进行的一般性的调查, 是一项简单的审查活动, 不是合法的侦查行为。这是片面的, 是不合理的。在整个诉讼活动中, 初查行为符合刑事诉讼行为的基本特征, 也具有诉讼活动的性质。

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公安实践, 涉嫌犯罪现场的初查应当赋予法律效力, 关键是初查活动中依法获得的证据当具有证据能力。

四、通过不同方面分析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

在我国对证据的审查必须严格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审查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能力, 主要是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不同方面进行, 其中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是工作中最主要的内容。[6]笔者将根据审查的三个不同方面来分析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

( 一) 初查证据具有客观性

证据被采纳的基本条件是所审查的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 客观性包含两个要素: 内容和形式。内容的客观性要求证据材料必须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 这里所说的真实不是猜测或者编造出来的“真实”; 形式的客观性要求所提供的证据能以某种形式被人们感知, 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被审查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 不具有客观性的证据不具备证据能力。初查是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举报、控告材料后对涉嫌案件的现场或者人员进行初步勘查检验。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犯罪现场提取到的能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 例如作案工具或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证等。初查证据从内容上来说是对报案、举报、控告材料的客观真实的真实反映, 从形式上来说是具体的能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物证, 能被人们所感知。如上所述, 客观性的两个要素都能在初查证据中体现, 因此初查证据具备客观性。

( 二) 初查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

案件的审判必须建立在合法的证据链之上, 这就要求与案件有关的证据相互之间应当具有关联性。这就要求证据不但要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 而且证据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 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是对案件立案, 而初查活动是为立案服务的,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对报案、举报、控告材料展开调查, 在初查中收集到的证据能够证明犯罪现场确有犯罪事实发生、某犯罪嫌疑人有重大犯罪嫌疑、犯罪的行为与后果在刑法上具有因果关系、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等, 初查所收集的证据拥有实质上的证明意义,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也以此来对报案、举报、控告的材料进行立案。在立案后,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对案件进行侦查的时候, 是在原有的现场进行勘查检验和收集证据, 而侦查活动是建立在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活动基础之上, 初查证据之间是环环相扣的且能证明犯罪事实, 所以初查证据具有关联性。

( 三) 初查证据具有合法性

证据合法是证据被采纳最主要的标准, 证据合法的前提是证据必须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 合法的内容包括主体合法、形式合法和程序合法。根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则, 要绝对的排除非法证据, 不过有一些证据通过转化使之合法后也可以被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有明确规定, 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6]当然在诉讼活动中, 也有些证据可以通过转化使其合法, 如补签姓名、依法重新取证等方式, 经查实, 若该证据具备合法性则予以采纳。[6]在案件的起诉和审判阶段中, 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受到争议的关键就是初查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 反对者否定初查证据证据能力是因为他们认为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初查制度, 而认为初查证据没有证据能力。

笔者认为, 法无禁止即合法,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初查制度, 但也没有明确的否定初查制度。从公安实践来看, 初查行为不但具有刑事诉讼活动的性质, 而且符合刑事诉讼行为的基本特征。所以笔者认为初查行为是合法的, 初查活动中依法收集的证据也是合法的, 经查属实的初查证据具有证据能力。

五、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总结

任何案件的办理都是围绕证据而进行的司法证明的过程。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都是警察取证的重要环节, 都会对刑事案件的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初查行为不但具有刑事诉讼活动的性质, 而且符合刑事诉讼行为的基本特征。所以初查行为是合法的, 依法在涉嫌犯罪现场获得的初查证据, 经查证属实, 当具备证据能力。

六、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思考

初查证据在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受到争议的关键原因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其合法, 所以在今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 有必要明确规定初查的程序、方式。并将可适用的范围扩大为所有因案件材料无法判断是否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理由如下:

( 一) 根据欧美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 初查是侦查的组成部分, 不是立案的组成部分, 初查是侦查的基础, 具有刑事诉讼性质, 初查活动及初查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另外, 我们发现初查这一活动并不是我国独创的, 所以有必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 借鉴外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初查程序及方式是合法的。

( 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决定》的说明中, 提出全面依法治国, 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这就要求广大司法工作者, 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去执法, 尽可能的减少错案, 冤案发生。而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 初查是立案的基础, 初查结果的错误都会导致错案, 包括错误立案和错误不立案, 不管出现哪种错案, 带来的后果都非常严重。若因初查结果的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立案, 会导致与案件没有关系的人被刑事拘留或者逮捕, 严重的甚至被错误起诉和判决。若因初查结果的错误而导致该立案缺没有立案, 则放纵了犯罪, 使得本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逃避了刑事处罚。[6]初查的目的不仅是使公安机关判明报案、举报、控告的材料是否符合立案条件而准确立案, 而且还为后续的侦查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初查活动为公安机关提高办案的准确性以及防止错案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 有必要法定初查程序和方式, 以便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更加符合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

摘要：公安机关在对涉嫌犯罪案件立案前, 会依法对涉嫌犯罪现场进行初步调查, 理论学界和公安一线部门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步调查获取证据的证据能力等问题存在模糊认识。通过对涉嫌犯罪现场初查行为及初查证据的法律性质分析, 初查是为案件立案提供证据支持, 它与立案后的侦查, 在法律性质上都是一项侦查活动。初查证据, 经查证属实后, 应具有证据能力。

关键词：涉嫌犯罪现场,初查,初查证据,证据能力

参考文献

[1]杨宗辉, 王均平.侦查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2.

[2]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犯罪现场勘查教程[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0.

[3]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现场勘查基础训练手册[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7.

[4]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5]周欣.中外刑事侦查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VOIP犯罪证据研究 篇3

关键词：贿赂犯罪,证据规则

一、贿赂犯罪引用特殊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一) 司法机关的证据责任与其收集受贿犯罪证据能力缺陷之间存在冲突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在刑事诉讼中, 除法律有明确规定的特定情况下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负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外, 一般都由司法机关负担举证责任。据此, 受贿犯罪的举证责任由司法机关负担。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以下缺陷:首先, 一般刑事案件都有证人、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予以证实, 而受贿犯罪恰恰缺乏这两个主要的有罪证据来源, 客观上造成司法机关取证能力受限。其次, 以言词证据为主的特点, 决定了受贿犯罪取证对行贿人和受贿人交代的依赖, 司法机关只能通过查证和逻辑推理确认其口供的真伪, 以至对有的受贿案件只能退而求其次, 以滥用职权等其他渎职罪名起诉, 甚至撤销案件。产生放纵犯罪的负面影响, 不利于更好的打击经济犯罪, 尤其是贿赂型经济犯罪。

(二) 受贿犯罪证据特点与现行证明标准和要求的冲突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关于刑事犯罪证明标准和要求的规定比较粗疏, 更没有针对受贿等具体罪名的特殊证据标准和要求, 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是采用普通刑事犯罪的证据标准和要求。受贿犯罪证据的特点决定其难以达到上述标准和要求。

二、“行贿人限制免责”规则

贿赂犯罪是一种典型的隐蔽型犯罪。在侦查实践中, 其具有难发现、难取证、难判决等特点。虽然行贿、受贿罪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对应犯, 但是他们往往是同时存在, 彼此呼应的。目前我国刑法把行贿和受贿同时列为非法行为。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 我们经常把行贿者和受贿者一同办理, 一起纳入司法审查程序, 这就使行贿者和受贿者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 他们往往会订立攻守同盟, 一同抵抗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这就大大增加我们突破贿赂犯罪的难度, 易形成行贿、受贿证据“一对一”的情况, 不能形成一条完整统一的证据锁链。因此, 适当放宽对行贿者的惩罚力度已成当务之急, 必要时可以引用其他国家的行贿“刑事免责”制度。当然, 根据我国的目前立法、司法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适用“行贿人限制免责”论。

“行贿人限制免责”是指在贿赂案件中, 以免除行贿人刑事责任为原则, 但是对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和主体适用条件、涉案金额应当予以限制。首先在适用条件上, 该理论适用于因行贿人出于积极主动的态度, 主动与司法机关配合检举受贿人的受贿行为的情况。对于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或是通过讯问侦查出来的贿赂事实, 不能免除行贿人的刑事责任, 但是可以减轻对其处罚。如果一味免除处罚, 司法机关势必要丧失对案件侦查的主动权。其次, 行贿人的积极态度要由始至终, 贯穿到整个诉讼程序过程中, 即从案件的侦查到案件的审判, 以保证案件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对于中途翻供的行贿人不能适用“免责”规则。再次, 行贿人提供的证据必须是控诉证据。即行贿人要做出有利于控方的证言。第四, 就是对行贿金额的限制。目前,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行贿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的起刑点是1万元。笔者认为, 可以将追究行贿罪的起刑点提高到5万元, 从立法上放宽对行贿立案的标准, 减轻对涉案金额不大的行贿人处罚力度。在适用的主体方面, 司法机关在对行贿人的处理结果上享有最终的决定权。这种决定权是要在坚持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实施的。在贿赂案件中, 行贿人的证言是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重要证据。因此, 应当由检察机关把握主动权。立法机关应当赋予检察机关这种决定权。这种“行贿人限制免责”是一种特殊的证据使用规则, 通过对行贿人的减轻或免除处罚, 争取行贿人同司法机关合作, 提高贿赂犯罪的侦破质量、更有力打击受贿犯罪、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廉洁性。这种理论提出是必要的。

三、“强制作证”规则

在处理好行贿人难作证、不作证的基础上, 我们还应对贿赂案件的证据收集加以巩固。在“一对一”的证据锁链形成的前提下, 对周围证据的发现和巩固仍很重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 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证据的种类一共包括七种, 而在贿赂案件中的证据没有被害人陈述、勘验笔录等非常关键的证据。证据的缺乏对案件的认定是非常不利。因此, 我们应当扩大对证据收集的范围, 突破对一般刑事案件的证据规则, 才能对贿赂案件顺利侦破、起诉、审判。使犯罪分子得到应用的惩罚。一般的刑事案件对证人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他们只享有作证的义务, 如果其拒绝作证, 法律也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对贿赂案件中的证人, 我们在向其收集证据的过程中, 可以在手段上带有强制性。手段的强制性应当有别于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强制措施。对待证人可以适用关于询问的强制性规定, 即证人在接受询问时要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时间要控制在12小时之内, 对于交通不便的证人, 侦查机关要有专门的侦查人员负责接送, 以保证证人的人身安全。对于接受询问的证人我们限期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询问。询问地点应当体现出人性化的布局, 设置专门的询问室。在询问的过程中要有别于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 对待证人的态度要和善、不能使用不文明、不规范的语言。不得使用暴力、恐吓的手段逼取证言。这里所讲的证人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证人应当与案件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如果强制所有的证人作证有悖于立法精神, 同时也有侵犯人权之嫌。笔者认为有利害关系人应包括行贿人的近亲属、受贿人的近亲属、有行贿可能的单位、个人、特定地点的关系人。

四、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一般的刑事案件, 侦查机关承担举证的义务, 其主要是对控诉证据的收集。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化, 被告人逐渐取得“沉默权”。在贿赂案件中, 易形成只有行贿人单方证据, 而缺少受贿人的供述, 受贿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明责任已经成为必要。在这种情况下, 举证责任就发生了转移, 由控方采集、提供证据转变为由被告提供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如果受贿人不能说明其财物的合法来源, 且有行贿人加以证实都可以推定其涉嫌受贿罪。此时, 证明责任发生的转移即民法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英国是最早实行贿赂推定的国家。通过受贿人的举证, 减少了侦查机关的取证成本, 可以使诉讼程序得以顺利进行。

毒品犯罪证据调查难点及建议 篇4

毒品犯罪危害重大, 可是证据调查困难重重, 这是与其犯罪特点分不开的。深度了解毒品犯罪的特点, 对于更好的把握毒品犯罪的趋势及针对其特点开展侦查对策是极其重要的, 通过综合分析, 现总结毒品犯罪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一) 毒品犯罪的隐蔽性强、武装化程度高

随着这么多年来, 毒品犯罪活动的侦破, 可以清晰的看到, 犯罪分子目前采用的贩毒手段十分隐秘, 人体内藏毒、货物夹层内藏毒、汽车轮胎藏毒等等匪夷所思又极其隐秘的手段层出不穷。可以说, 犯罪分子为了贩毒的隐秘性无所不用其极。例如, 有时犯罪分子会用糖果纸包装块状毒品伪装成糖果, 另外, 因为快递对于所寄物品检查的不是特别严格, 犯罪分子在经过对毒品精致包装的基础上会利用邮寄的方式交易毒品, 如果把包裹包装的十分精致, 很容易混淆视听, 逃过侦查人员的法眼。

(二) 毒品犯罪的涉案地域广阔

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引起毒品犯罪的全球化, 国内外信息互通、交易和资金的往来都为毒品犯罪的国际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这种跨国、跨境犯罪, 也为侦查工作带来困难。我们熟知的海洛因来源于罂粟, 在毒品犯罪巨大利益的驱使下, 罂粟这种适合各地种植的植物被大范围的种植, 在毒品源头上呈现出全球化趋势。根据近年来我国破获的重大毒品犯罪案件来看, 境内的海洛因多来源于“金三角”地区。

(三) 毒品犯罪的集团活跃、犯罪专业化趋势明显

从近些年收集到的毒品案件分析, 大型的犯罪活动几乎都是犯罪集团所为, 而且从犯罪组织到犯罪方法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趋势。这种集团化的犯罪主体, 人员众多, 分工明确, 组织专业, 犯罪规划详细。除了犯罪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化以外, 就犯罪手段而言, 为了做到隐秘性, 大都事先设置好暗号或对接语, 往往选择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作为毒品交易的地点以及用其他的专业化手法从事犯罪活动。

二、毒品犯罪取证难点及建议

(一) 毒品犯罪取证难点

毒品犯罪侦破难, 很大原因是证据的收集不到位, 难以形成有力的证据链条, 使得即使抓获或者明知犯罪嫌疑人, 可因证据不足, 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或起诉后法院不予支持的案例很常见。

1. 因毒品犯罪特点导致的取证难

(1) 证据存在相对单一性。毒品犯罪的证据不同于其他刑事犯罪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其证据形式十分单一, 一般来说就是毒品物证本身及相关证人证言, 缺乏其他证据印证。如果没有现场缴获毒品物证, 一旦犯罪嫌疑人当庭翻供, 会使公诉人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2) 证据存在易损坏性。毒品犯罪的证据形式相对单一, 主要是毒品物质本身以及相关的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在与侦查人员的狡猾斗争中反侦查能力也在提高, 使得毒品犯罪的证据很容易遭到破坏。如交易地点具有隐蔽性, 所选场所往往远离闹市, 地处人迹罕至偏远地区, 并且交易时经常会有专门的犯罪分子在外放风, 一旦发现异常, 犯罪分子会迅速的隐藏或者销毁毒品, 使证据难以获取。对于证人证言, 犯罪嫌疑人会选择偏远地区以免被人发现。如果犯罪嫌疑人会抓获, 为防止其泄露犯罪活动, 犯罪嫌疑人会自杀或者其他同伙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其灭口, 使得证言很难获得。

(3) 证据推定力存在偏弱性。一般的刑事犯罪而言, 开展侦查往往是“由案到人”的顺序开展的, 但是毒品犯罪的侦查逻辑与此恰恰相反, 往往是先发现吸毒人员或场所, 逐步侦破整个案件。案件中, 要是只获取了毒品这一单一的直接犯罪证据, 我们很难对毒品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或者说犯罪内容进行定性, 只能把他们纳入到非法持有毒品罪这一兜底条款中。

2. 查人员主观方面导致的取证难

除了上述三点毒品犯罪证据的特点导致取证困难外, 目前侦查人员取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加剧了证据的薄弱性:

(1) 犯罪现场勘查不够细致。是实地勘验不够细致。因为毒品犯罪不同于其他的刑事犯罪, 其犯罪现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犯罪分子选择交易场所往往随机而定, 这就为侦查人员勘查现场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场访问和现场勘查工作不做或者不够细致, 往往会导致诸如证人证言、现场指纹、照片、犯罪分子的DNA等重要的证据无法提取, 如果犯罪分子一旦拒不认罪, 就无法证明毒品为谁持有、毒品交易环节等重要的犯罪活动内容, 这些间接证据或者印证证据的收集不足, 不仅会使得诉讼程序进行出现阻碍, 而且对于案件的定性和犯罪量刑都可能失之偏颇。实际上, 即使犯罪现场再隐秘, 周围人员也有可能会知晓一些犯罪情况, 如犯罪分子的出入、有毒废水废气的排放等等。

(2) 毒品鉴定证明力不足。毒品鉴定在毒品案件的定性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鉴定工作的粗细与否对于案件的定性、量刑都起着决定作用。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 如此重要的问题却没受到足够的重视, 如鉴定结论中往往是仅做出“含甲基苯丙胺成分”或者“含海洛因成分”, 这种单纯的定性鉴定对于法院准确定罪量刑造成很大的困难。尤其是毒品成分的高低对于刑种、刑期长短起着决定作用, 这种非定量的检测方法, 会使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3) 由于相关证据收集不足, 降格处理事件常发。照我国刑法规定, 可以把毒品犯罪分成两种, 即数额犯和行为犯。数额犯是指只有犯罪活动涉及的毒品数量达到一定的数额才会被刑事处罚, 行为犯是指只要从事了某些犯罪行为, 不管涉案数额是多少, 都要进行刑事处罚。因为这种成罪机理和量刑的不同, 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例如在一些毒品行为犯罪过程中, 只要不是被侦查人员现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总是会狡辩称自己持有毒品是为了满足自己吸食, 并非用于其他犯罪。在此情形下, 因没有足够的相关证据证明, 往往会对犯罪分子降格处理。

三、毒品犯罪取证难的建议

(一) 对物证、书证的收集, 强化证据收集的全面性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推动, 控辩双方在案件中的对抗将更加激烈, 而要使公诉部门立于不败之地, 在侦查环节来讲, 就要求侦查人员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一定要树立诉讼观念, 将证据意识贯穿案件始终。在法治观念日益坚固的今天, 要使的犯罪嫌疑人俯首认罪, 提高侦查人员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 在努力破获案件的基础上, 必须要有程序执法, 证据为先的观念, 证实的任何犯罪行为都要有证据的支持。犯罪现场作为犯罪活动重要组成部门, 必然或多或少承载着“犯罪痕迹”, 因此, 侦查人员应加强犯罪现场的勘查, 注意收集提取毒品、毒资、计量工具、毒品犯罪记录等证据, 保存好物证、书证。

(二) 检察机关加强引导, 强化证据的合法性和充分性

刑诉法修改后, 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确立下来, 随着《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 在司法实践中, 质疑证据的合法性似乎成为无罪辩护的主流。因毒品犯罪案件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被害人, 存在着证据种类“先天不足”的弊端, 根据往年司法实践, 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最主要的关键证据就是缴获的毒品这一物证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为避免因侦查人员“打击犯罪为首”的观念作祟, 而出现“刑讯逼供”或者特情证据的不当使用, 在一些重大毒品犯罪案件的办理上, 检察机关应提前介入, 加强对提出证据的引导, 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充分性, 避免类似“辛普森案”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程小白, 翟丰主编.新编侦查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试论刑事犯罪现场的证据采集 篇5

一、有形物证的侦查

有形物证是指能够以其外部特征, 物质属性、所处位置以及状态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客观存在的物品、物质或痕迹。有形物证的客观性较强, 相对容易查实, 在证明活动中不仅应用广泛, 而且有其他证据不能替代的作用。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有时会引起的现场物质环境的变化, 这些变化往往可以直接传递犯罪信息, 从而加快案件的侦破。侦查人员对于刑事犯罪现场证据要认真进行收集与分析, 不能轻信证据的表面现象, 更不能被假相所迷惑, 要凭借足够的耐心, 综合利用标示法、记录法、遮盖法、转移法、板桥法、提取法等多种方法保护痕迹物品, 同时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核实, 坚持谨慎性原则, 不放过任何的疑点, 进而做出正确的决定或判断, 为破案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 分析犯罪现场特殊物证

侦查人员通常借助肉眼观察, 以及放大镜、实体显微镜等工具对于刑事犯罪现场的证据进行采集, 并采用科学技术手段或笔录、绘图、摄影等方法加以提取、包装、固定和妥善保存, 将证据信息转变成破案线索, 同时更好的还原犯罪现场, 增加破案的效能。同时, 新时期的侦查人员还要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技术, 应用专门技术设备, 如激光、空间、红外线、X射线、遥感技术等先进技术, 与现场的其他证据相统一, 进而帮助案件的侦破。

1.贵重物品

刑事犯罪有盗窃、诈骗、抢夺、走私、偷税等多种, 犯罪现场的贵重物品如果丢失, 侦查人员则可以提出盗窃、诈骗、抢夺等作案假设, 判断犯罪分子的社会特征条件, 同时结合犯罪现场的其他证据, 进一步设定该刑事犯罪的性质。

2.特殊物品

(1) 血迹。血迹是刑事犯罪案件常见的物证之一, 在刑事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侦查人员通过提取现场遗留的血迹, 可以为侦查指明方向。首先, 由于人死亡以后的DNA内切酶会发生变化, 并且呈现一定的规律, 侦查技术人员通过对于死者DNA的检验, 可以判定死者死亡时间, 同时通过分析犯罪现场血迹的分布形态、血迹与尸体的关系、血迹与犯罪行为的关系, 侦查人员还可以判定现场是否为第一案发现场、确定他杀或者自杀以及犯罪者的作案工具与作案手段, 进而对于犯罪嫌疑人进行认定。

(2) 指纹。指纹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 指纹识别是科学时代的产物, 涉及图像处理、模式识别、计算机、传感器等多项领域, 是较为先进的生物识别技术之一。在犯罪现场的侦查过程中, 指纹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证据, 是侦查和确认犯罪嫌疑人最直接、最可靠、最准确的方法, 也是极具法律效力的验证手段。指纹识别系统通过特殊的光电转换设备和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 对活体指纹进行采集、分析和比对, 可以迅速、准确地鉴别出个人身份。在现场侦查过程中, 侦查人员对于犯罪现场遗留的指纹痕迹进行提取与检验, 在与公安部门的公民指纹存储系统进行核对, 进而判断作案人的身份。

(3) 关联物品。关联物品是指证明犯罪嫌疑人与受害者关系的物品, 是一种可以证明案情的客观实在。例如:犯罪嫌疑人与受害者的合照、书信往来、礼物交换等。侦查人员通过对于关联物品的侦查分析和审查, 可以设定作案人对现场及被害人的熟悉程度, 大大提高破案的成功率。

(4) 其他痕迹。在犯罪现场, 往往还会出现手印、足印、气味、毛发、衣物纤维、体液等其他痕迹, 是作案人进入过现场的证据, 侦查人员要依照法定方法、手段细心的进行收集与保存, 及时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案发现场的状态, 进而作为有效的证据, 揭露和证实犯罪。

3.视听证据

视听证据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高科技设备所提供的信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证据, 它具有直观性、连续性、稳定性强、精确度高等特点, 具有其他物证不可替代的优点。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首次将视听资料列为法定证据之一, 从而在立法上确认了视听证据的法律地位。侦查人员在使用、审查、审理视听证据时应该进行一定的甄别, 防止编辑、剪辑、删除、复制、拼接视听资料对于案件的误导, 保证视听证据的客观性。

(二) 查找犯罪现场消失物品

犯罪现场的证据采集是一项专业要求高、技术性强、难度大且复杂的工作。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前、犯罪过程中或者犯罪后, 极力对现场进行伪装和破坏, 迷惑和阻碍案后侦查工作的进行。很多犯罪嫌疑人作案后通过带走现场某些特定物品来避免某些证据的遗留, 这些被带走的物品往往是破案的关键, 因此侦查人员必须要核查现场原始状态, 对与犯罪现场有关的人员进行确认性访问, 仔细核对现场物品, 及时找出可能被犯罪嫌疑人带走的物品, 为接下来的诉讼提供证据。

二、心理证据的侦查

随着犯罪嫌疑人作案水平的不断提高, 犯罪现场的有形物证也在逐渐减少, 侦查工作也越来越困难。心理证据是指犯罪行为作用于犯罪现场空间而引起的一切能揭示犯罪心理的现象和状态。它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有形物质、意识痕迹之中, 形成一个抽象的关系链。通过对心理证据的分析, 侦查人员可以更好的找出作案线索, 通过合理地分析, 可以发掘更多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最终达到破案的目的。但是心理证据也同时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因此侦查人员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与观察力, 及时发现现场可以反映心理痕迹的物品, 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 重建作案现场, 完成案件的侦破。

三、结论

任何事件现场都是事件行为人活动作用的结果, 犯罪现场上遗留的各种证据都可以反映犯罪嫌疑人的动机以及实际作案的情况。刑事犯罪现场的证据采集刑事侦查中的关键突破点, 因此侦查人员要按按法定程序进行现场的证据采集, 坚持“公正执法、文明办案”的理念, 应用观察法、比较研究法、检测法、实验法等多种方法进行侦查, 同时不断的学习电子计算机、扫描仪、录音、照相、录像等多种科学技术, 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 综合利用和分析犯罪的现场证据, 得出案件结果, 进而保证侦查结论的准确性, 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梅中玲.指纹识别技术及其应用[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8 (02) .

[2]裴煜.犯罪现场概念之反思与重构[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1 (03) .

[3]谢林洁.浅谈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J].经济视角 (中旬) , 2011 (05) .

食品安全犯罪的证据问题与对策 篇6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造成执法机关取证难

食品安全犯罪是指食品在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存、销售、监管等相关领域里一切违反有关食品安全法规, 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目前, 食品安全隐患较大, 隐蔽犯罪比较严重, 打击不力的主要原因是执法机关取证困难。其原因有四个方面:

1、食品生产加工是一个复杂的生化过程和物理变化过程, 为取证提出非常高的要求。一是食品材料源头污染严重。农药化肥的滥用及工业污染造成食品原材料含有毒有害物质, 农产品、禽畜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高、。二是食品生产、生产、加工环节忽视卫生安全, 造成食品含有毒有害物质。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 给证据进行收集和固定带来技术上的困难。

2、食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新工艺, 应用不合格的新原料, 添加有毒物质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给取证提出新的要求。添加工业色素和“毒胶囊”事件中, 如果没有记者的曝光, 人们很难想到它所用的生产工艺及原材料。通过这些案例, 侦破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应提高技术侦查手段。

3、食品生产主体多, 生产者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较低, 不作生产、经营登记给取证增添困难。食品安全行为涉及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 生产销售主体有农户、个体工商户、企业, 主体多元化, 科学素质、道德素质、安全意识、法律意识参差不齐。农户、个体工商户在生产、销售、仓储、运输环节一般不作登记, 企业即使有登记, 在企业完成财物计算后一般及时销毁, 不会留下罪证。案发后, 涉案企业有反侦查能力, 一般会销毁证据。

4、执法者之间配合不力, 贻误取证时机。行政机关在查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执法过程中, 预见性不高, 收集固定证据的意识不强, 对可能构成犯罪的案件没有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造成公安机关不能及时介入侦查, 丧失最佳取证时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证据提出新的要求

今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证据提出新的要求, 不得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 对侦查机关的非法证据应依法排除。司法实践中, 侦查机关应当加强客观证据的收取, 减少对口供的依赖。这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收集提出较高的我要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更加重视客观证据取证。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需要对食品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进出口等环节的违法行为进行取证, 同时需要对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进行取证。在司法实践中, 对销售环节的取证是比较困难的。如聂某某等非法宰杀病死猪肉一案, 案发后侦查机关调取上游商家的和下游买家的证据就十分困难, 下游买家不会自证其罪。又如任某某使用工业亚硝酸钠腌制“腊猪肉”一案, 需要对“腊猪肉”查封、保存、及时送省级卫生部门的指定机关鉴定, 依据鉴定才能认定任某某的是否构成犯罪。

2、对主观方面犯罪的证据要求更高。犯罪的主观故意是是认定有罪的主要依据依据之一, 因此调取犯罪主观是故意证据十分重要。如在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中, 主观上是否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销售, 是定罪的必要条件。另外, 工人是否明知在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而积极参与, 是认定共同犯罪的必要条件。如聂某某等非法宰杀病死猪肉一案中, 对明知非法宰杀销售病死猪肉积极参与的涉案工人将按共犯处理。因此, 认真调取主观犯意方面的证据, 是区分主犯和从犯、有罪和无罪的关键证据, 不能只注重口供, 要加强证人证言和相应物证书证的提取。

3、对食品的鉴定意见要求更高。刑法及司法解释中规定食品安全鉴定作出特殊规定, 食品安全鉴定需要省级部门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是认定有毒、有害食品依据, 又是认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据。今年某高校几百名学生就餐后发生食物中毒, 危害后果发生了, 需要查明危害后果产生的原因, 就需要对涉案食品作相应的鉴定。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确定力是定罪的关键依据, 既要经得起庭审的置疑, 又要经得起科学和历史的检验。因此, 在此类案件审理中对鉴定意见的要求很高, 鉴定人员必要时应当出庭释疑。

4、对食品安全的刑事犯罪标准提出明确要求。目前, 刑法修正案 (八) 对食品安全犯罪作出新的规定, 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没有定罪量刑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标准是什么, 食品中含哪些重金属元素及达到含量以上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由于没有规定标准, 鉴定没有依据, 取证没有目的, 打击食品犯罪像搞运动, 媒体一“轰”, 老百姓谈食色变, 审判机关审判压力增加。某县工商局查封一批硫磺熏制的半成品竹笋, 因保管不力已变质, 在媒体曝光后, 司法机关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不仅需要科学的鉴定意见, 还需要有定罪量刑的标准, 才能认定。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应有明显的界限和标准的, 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有量和质区分, 制定刑事立案定罪标准, 是罪行相适应的需要, 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因此, 设定刑事立案定罪标准十分必要。

三、问题分析及对策

1、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刑事立案标准和统一定罪证据标准。一是在现有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刑事立案定罪标准。现在, 食品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是否构成犯罪, 是鉴定机构在下结论, 依据的标准不具有合法性和公允性, 造成很多被判刑的罪犯不服判决。二是定罪证据的标准不统一。由于证据和鉴定的原因, 公检法对定罪证据的标准看法不一,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担心把人抓了定不了罪, 法院担心证据不足把罪给判了。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问题上, 针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特殊性, 应加强司法解释, 形成统一的证据标准, 为提高办案质量提供依据。

2、加强技术侦查, 增添多种侦查手段。利用高科技, 建立食品安全犯罪防控体系和预警机制, 及时预警、发现、收集和固定证据, 是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手段。充分利用技术侦查手段, 收集食品安全犯罪的证据, 为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提供有力支持。

3、加强宣传食品安全工作, 各级政府建立举报有奖和关键证人奖励制度, 增强全民对食品安全监督意识。加强食品的安全防范教育, 提高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识。要经常性地通过各种媒体发布食品安全信息, 宣传食品安全法律知识, 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等。应尝试把食品安全纳入全民教育、义务教育的范畴, 要让全民知晓食品安全常识。各级政府要建立食品安全基金, 一是用于奖励举报人和关键证人, 二是应急处理群体中毒事件的发生。

4、建立专业性强的综合执法队伍, 及时固定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证据。建立食品安全“110”报案立案系统, 一旦得到举报, 由公安、食品监督等部门的联合执法队伍及时赶到案发现场, 及时固定和收集证据, 对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有权对其治安处罚, 其他行政部门在此基础上作出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不采用其他行政机关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方试。公安机关办案取证经验和技术侦查手段比其他机关强, 公安机关从立案开始介入有利于案件查处, 毒胶囊事件, 中央政法委明确要求公安局立即进入侦查。有些地方公安机关自动介入侦查明显过缓。

5、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 建立食品安诚信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要求食品生产、加工、检测、仓储、运输、销售、进出口等环节责任人应做好原材料、添加物质来源和产品去向登记以及检测登记。平时, 行政执法部门应加大对这些环节的检查力度, 对没有诚信登记的应当处罚, 对生产销售者诚信登记应当备份保存, 为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做好证据上的准备。《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 (修订草案) 》提出北京市建立统一食品安全追溯信息平台, 根据信用程度, 实行食品生产经营者分类分级管理, 设置行业禁入规定。

6、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行严格责任制度。一是对违反食品安全规定尚未构成犯罪的食品生产销售者实行双罚制, 增加人身罚。对违反食品安全法强制性规定尚未构成犯罪的可以对其治安拘留。由于违法者危害的是公共安全, 对其采取治安拘留符合法律规定。二是食品生产销售者实行无过错责任。出现食品安全侵权问题, 食品生产销售者承担的是严格责任, 即无过错责任。三是食品生产销售者违反诚信登记应依法处罚。四是对构成犯罪实行双罚制, 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 并实行禁止令, 责任人终身不得从事投资或者经营食品。法院可以在判决中禁止食品犯罪者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