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品格（通用12篇）
阅读品格 篇1
一本好书, 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虽然不敢苟同一本好书的力量如此巨大, 但也确信好书在一个人树立信仰、追求理想、转变观念、净化心灵等多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是, 现代的中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所普遍缺乏的正是对于好书的阅读。没有这样的阅读, 学生的精神世界往往就会变得狭窄和贫乏, 从而缺乏学习的动力和愿望。
少年期和青年早期是人生理想形成的时期。因此, 要使那些杰出人物形象进入少年和青年的理智和心灵,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就酷爱阅读书籍, 并且学会在阅读过程中认识自己, 那么这将对孩子一生成长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谈到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学生谈到书籍对他的影响时说的话:“我内心感到惭愧……起初使我震惊的只是主人公的功绩, 但是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个思想:我自己是怎样的人呢?老师布置在两星期内写一篇作文, 可我总是拖拉, 直到交作文的限期到了才动手写……我感到愤恨自己。难道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吗?……在人们面前, 我感到好像大家都看穿了我。我下决心不做懦夫懒汉, 而要成为真正的人。又布置作文了。我一回到家里, 就发愤当天把它写成。第二天一早起床, 把作文理清。我想让人们在我身上看到一个比过去表现得好的人……”。
“教师的任务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学生的任务是千学万学, 学做真人。”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这样说过。学做真人, 即学生求学阶段里首先要学会做“真人”, 要有端正的态度, 健康的思想、健全的人格、纯洁的灵魂。可是一些现代中学生由于在上学的年代里缺乏阅读好书, 或他的阅读仅局限于一些庸俗的武侠小说、无聊的漫画等低劣作品, 就会造成智力兴趣很贫乏, 他们在中学毕业后的精神生活狭窄和内心空虚。而这些正是青少年当中许多不健康的现象:吸烟、酗酒、流氓行为等等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这样, 学校方面就要善于培养年轻人的理智和情感, 要激发学生自觉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 自觉地养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而阅读好书无疑是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健全人格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那么又如何做到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多读好书呢?首先学校要尽力创设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加大藏书量, 向学生开放图书室、设置阅览室, 给学生们展开阅读创造条件。其次, 教师们就应该尽可能多地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阅读。在作业上要少而精, 以便学生们从繁多的作业中抽出时间来阅读。教师甚至可以每周拿出一节课来让学生们统一阅读, 不必害怕学生把整块时间用在读书上面, 因为端正学习的态度, 提高学习的效率远比做过多的作业要好得多。语文课堂上还可以适时朗读优秀的文艺作品片段或全文, 起到深入理解课文, 升华个人感情的作用。再有, 要鼓励学生们自己主动去读好书、爱好书。让孩子们少买零食, 多有几本名著。不比穿衣, 比比谁的藏书多, 谁读得书多。在学生们中间展开读好书讲故事、我读名著说收获, 说说我最崇拜的英雄等活动, 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
让好书真正成为学生们精神的营养品, 让社会有更多优秀的建设者吧!
阅读品格 篇2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无法把这个物质的生命延长到我们理想的程度，那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如何提高这有限的生命的历程的质量，人的生命通过为他人、为社会服务而从有限到无限。
要懂得珍惜。要珍惜生活给予我们的每一点赐予。珍惜每一寸光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要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花在学习上，多读一本书，多学一点东西，多了解一点世界。花在工作上，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真正做到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要珍惜一粒米、一寸布，一张纸，一枝铅笔。我们享受的每一份服务，我们使用的每一件物品，都凝聚着多少人辛勤劳动的汗水。我们吃饭时只看到雪白的大米，却看不到农民在烈日的暴晒下赤脚在泥水的田里耕种；我们用精美的铅笔学习写字，却不知道制造一枝铅笔从伐木工人到油漆包装送到文具店，要经过多少人的劳动。因此要懂得惜福。要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人海茫茫，能回首相聚是缘分。要珍惜别人对自己的每一份关爱，懂得尊重别人，感受别人，体恤别人。
要有悲悯情怀。人生在世，要心存感激，有一颗感恩的心。小时候，我们离不开别人的养育，吃着母亲的奶水长大；长大了，也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吃着别人生产的粮食，穿着别人缝制的衣服，住着别人建造的房子；生病了，还要别人照顾，也是别人教我们读书写字。我们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别人。所以，要敬重别人，包容别人。常怀一颗慈悲的心去帮助别人。帮助了别人，自己的心灵也会得到慰藉，境界也会得到升华“与人玫瑰，手留余香。”
要有面对苦难的意志和勇气。人一生下来的啼哭就预示着人生就要经历种种磨难。关键是要敢于面对苦难，有直面苦难的信心和勇气。地藏菩萨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把为了别人而承受苦难看作是自己的`荣耀和责任。只有这样，一个人在真正忍受磨难的时候，就会忘记磨难，人世间的好多重要的事情，正是通过忍受磨难才能感悟，所谓“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一个人只有敢于并勇于承受磨难，才能锻炼成无所不克的意志，才能不断增长道德勇气，以至可以无畏地直面死亡。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王*明说：“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只有进入无我之境，才能超然物欲之诱，“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从而自始至终干干净净地做人，走完人生的旅程，这就是生命的品格。
题目：
1、作者认为生命的品格是什么？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作者说：“无论什么人都要有一个明白的头脑，把人生想透彻。”那么，作者认为有意义的人生应该做到哪些方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文章中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句话，有何作用？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读了这篇文章，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试联系自身实际来谈谈。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1、自始至终、干干净净地做人，走完人生的旅程。
2、要提高有限的生命历程的质量，使有限的人生旅途更有意义；必须要懂得珍惜；要有悲悯情怀；要有面对苦难的意志和勇气；要干干净净地做人。
3、引用名言说明一个人只有勇于承受磨难，才能锻炼成无所不克的意志，才能不断增长道德勇气，以至可以无畏地直面死亡，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勇于承受磨难的意义。
科学的独立品格 篇3
这里所说的“社会的科学力量”是一个二律背反。科学是“社会的”，必然受社会的制约并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决不是某种为了增加安全感的饰词。任何一种严肃的考察都不能不承认科学的这种社会品格。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更重要的是科学作为科学的自主力量，它“相对独立地推动科学自身的发展与变化”的力量，它的独立品格。不错，这种独立是相对的，不能超越于社会范围之外；但又毕竟是独立的：不仅独立于社会政治结构(并不直接从属于政治需要)，而且独立于社会生产结构(并不一定直接完成生产任务)。在最近十年中，同步于历史的前进运动，大体上也是科学日益显示它的这种品格的过程。红洲的这本《引论》，就是从这个过程中结晶出来的。
科学的独立品格，按照我的理解，首先在于它通过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其次是这种结构所导致的独立的社会结构，而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沉淀为社会心理结构中的独立人格。我不敢奢望以此来概括《引论》的全貌，我只是阐发我自己的体会。因此，我无权要求本书作者对这里所叙述的任何一个论点负责。
科学的知识结构
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力。科学不生产钢铁和粮食，它生产概念、定律和理论系统。因此，科学不仅是人类试图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并驾驭自然力这种总的努力的一部分，而且是人类试图从认识上摆脱束缚、从精神上驾驭自然的一种努力。如果说，人类的生产劳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是一种本质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那么，科学便是整个社会生产中最自由、最自觉的部分，是人类自觉性的集中表现。
科学要发挥这种自觉的作用，就必须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中提炼出来，形成自己独立的结构，获得自己独立的存在。在一些古代文明中，也包括在中国文明中，已经有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其中已包括丰富的科学因素。但它们溶解于生产之中，最多只能是一些潜在形态的科学。只有在古希腊文明中，科学通过对绝对知识的追求，通过逻辑演绎结构的建造而超越于直接生产过程，从而最初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品格。中世纪教会的统治曾经使科学沦为神学的俘虏，它又一次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直到文艺复兴，通过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问世，“自然科学宣布了它的独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它再一次从浑沌的生产经验中离析出其中的形式要素来，凝结成为假说-演绎的逻辑结构。科学只有付出“脱离生产”的代价，才有可能从更高层面上对社会生产发挥整体的而不是零打碎敲的作用。科学同生产的分化，到处都是人类进化历史中的重大步骤。
科学这种独立的知识结构，使人类进一步从一般动物界提升起来：他不再赤手空拳地站在冷漠无情而又满怀敌意的自然界面前。他创造了一个横亘在他同自然界之间的中介物，一个横亘在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之间的独特的中介世界。这是精神同物质交会的结果：它包含图书情报、实验装备等物质要素，但这只不过是精神的物化形态；它也包含概念、定律、理论等精神要素，但这也是物质的精神表现。二者“性别”不同，却都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产儿。科学不是精神之父的纯粹创造，这种先验唯心论观点取消了科学的客观性。科学也不是自然之母的单性生殖，这种机械反映论倾向则否定了科学的某种主观性。二者从不同的两极出发，最后都抹煞了科学的独立品格。按照《引论》作者的巧妙构思，这都可以用“二极管模型”来描述：不管是把科学认识过程看作阳极(精神)主动而板极(物质)受动，还是反过来板极发射而阳极接受，都把这个过程简单化了。“三极管模型”可以部分弥补这个缺陷。它表明，在精神到物质的行程中还有一个居间的“栅极”，人们通过这个中间机构来调控自己的活动，过滤来自对极的信息，并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放大或缩小的加工。显然，这道栅栏尽管必须适应物质世界中的风云变幻，必须根据来自那边的反馈而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但又毕竟是一种精神建构物。在这个包括全部人类文明的广袤的中介国土上，它是“阳性”的，更接近于精神世界。
从这一方面看，“栅极”的类比就不那么完美了。这道栅栏决不是用僵硬的铜丝编成的。作者说得好，这是一种“柔性结构”，一个“思维势场”。“场”的类比是富于想象力的，这意味着某种波-粒子的二象互补结构。它可以凝聚为粒子态的“知识细胞”(概念)或“知识纤维”，也可以硬化为更大范围的“知识幔层”(理论系统)，但它的基态仍然是一个弥散的、躁动的、振荡的、变动不居的波场，一个波涛翻滚的“智力海洋”。正是思维的这种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易变性，才意味着最大的创造潜力，最广泛的发展可能。这是科学真正的生命之源。科学总是在探索着，寻觅着，追求着，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满于既成。任何硬化的实体形态都是暂时的，易逝的，随时都会回归到弥散状态，集结新的势能而重新塑造自己，重新探求方向。
不错，就算它是一个汪洋大海吧，也仍然是整个地球的一部分，不能超越于地球重力和磁场的作用范围。科学同样不能超越于它所属的母系统，不能脱离人类适应环境、求得生存这个总目标。在这一方面，科学作为人同自然之间的一种中介，也是人类驾驭自然、争得自由、实现这个总目标的一种手段。当我们说科学是一种社会生产力或者一种文化系统时，就是就它的这一总目标而言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系统总是包含不同的层级。对于更大的母系统来说，子系统固然只是一种手段，而对于这个子系统本身来说，它又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又有母目标以下的子目标。在这里，手段变成了目的。每个子系统为了充分发挥自己这部分的作用，总是力求把手段上升为目的。这种转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但是当人类的各种求生手段逐步转化为独立目标而构成一个广袤的中介世界即文化世界时，却准确地标记了人类与一般动物界分离的程度，标记了人类进化的高度。
科学的独立目标就是建构和维护自己的这种知识结构。这决定了它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定向：它追求纯粹知识——这是科学自从古希腊以来一脉相承的传统。诚然，后世对这种“纯粹知识”的理解一直在变化。今天我们已放弃了古代那种绝对知识的奢望，我们也修改了近代单纯从经验世界中获致可靠知识的理想。现代人更倾向于把科学看作一定的思维框架同经验材料的综合结构。但是不管怎样，贯穿这整个过程的主线始终是对某种可靠的纯粹知识的追求，原则上不顾政治的干预或生产的吁求。一旦形成了结构，它首先服从于从自己的深层所释放出来的“结合能”，从思维势场中所迸发出来的对知识的渴望。它锲而不舍地走自己的路，划出自己的运动轨迹，不管外界的干扰曾使这条轨迹出现过多少曲折和停顿。它从一个采掘场地转移到另一个场地，从一个世界中心迁徒到另一个中心，无一不是科学沿着自己的价值定向、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而选择的。
科学的这种知识品格，是它的全部独立品格的内在根据。
科学的社会结构
如果说，古代科学由于它的知识结构本身的依赖性，它的社会结构的轮廓还不是很清晰，那么，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情况就不同了：出现了“科学家”(英国的scientists和法国的savant)的专门称号，并结成了相对独立的科学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与世隔绝的小社会，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尚习俗，自己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它不是政治社群或集团。当然，二者也有联系：不仅许多科学家都关心政治的风云变幻，还要发表政治见解，而且，在这两个社群之间也有一些居间的联结机构，例如政府的科学智囊团之类。但是，科学社群作为独立的社会集团，却不以取得和加强政治权力为自己的活动目的。它别有自己的追求。它一旦放弃了这种追求，也就丧失了自己的本质。混淆这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曾经是许多历史悲剧的根源。
科学社群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形式来保证自己的目标。红州用了充分的篇幅来回顾这段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这首先是学会组织。十七世纪最早出现了英国皇家学会。其前身其实只是一个并无定形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其成员完全出于共同的兴趣而定期集会于学院、酒馆或者家庭之中。后来皇家学会把这种兴趣用章程固定下来，规定自己的任务是“增进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和一切有用的技艺……以了解自然界或技艺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并记录对于原因的理智解释”(《学会章程草案》)。它要求科学自由，要求不参与政治的独立性。据一位研究皇家学会史的权威说：“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希望呼吸较为自由的空气，并且互相安静地交谈，而不参与那个沉闷时代的各种情绪激动的狂热。”(托马斯·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十九世纪英国另一个影响巨大的“科学促进协会”还由它的第一任书记出面声明：它的目的是“使国民更加重视科学的目标，并排除一切阻碍科学进步的绊脚石”。
学会组织的出现，增强了科学社群的粘稠度。其成员之间的交往强化了它所特有的价值准则和精神气质。它有自己特有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科学家不应为了任何科学以外的动机而篡改和伪造实验数据或历史事实，不应在任何情况下违心地改变自己的学术见解。科学家必须听从自己的科学良心的呼唤，否则将受到科学道德的谴责。显然，这同政治伦理价值是不完全一样的。此外，科学为了保证自己的目标的实现，还鼓励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鼓励对传统或权威的批判，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培植了对不同观点的宽容态度。这同一个政治集团往往更需要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更倾向于排除妨碍这种行动的异端见解，也是很不一样的。这两个社群之间的这种社会性格上的差异，可能在任何已知历史条件下都是存在的，尽管表现的形式大相径庭。
当然，学会并不是科学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各种“硬度”不同的组织，包括那种现代科学中所谓“大科学”的高度硬性的组织。不能忽视从这种结构中所爆发出来的集团力。它也同军事组织或生产组织一样，服从于整体大于各部分总和的规律。“大科学”的出现，说明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在一个时期内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已经成熟并迫切需要的课题。谁敢低估例如电子计算机的制成、原子弹的研制(撇开伦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回旋加速器建成等等的科学贡献呢？
但我还是要强调，科学的社会结构同它的知识结构相对应，也是柔性的。科学社群可以硬化为学会，或者更硬的学院或学派，但它的基态仍然是各个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他们的自我追求，他们寻觅自己目标的随机的探索活动。它的更为经常的组织形式是学者之间的对话和通信，是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是在报刊上的交流和批判性讨论，是短期合作和交换讲学，如此等等。只有保持科学社群足够的柔韧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大的激发科学家的创造性，更多地索取它的组织结构的特殊馈赠。把政治集团或军事组织的某些曾经行之有效的原则机械地搬用于科学的社会结构之中，必然会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把集体力量仅仅看成是那种类军事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力量，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甚至在谈到工业生产中的这种力量时也强调：“单纯的社会接触，也会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引起竞争心，成为生活精神的适当刺激，并由此增进各人的劳动效能。”(《资本论》第一卷)如果在一种高度组织的现代工业生产中还需要这种竞争的刺激，那么在科学的精神生产中就更不待言了。科学社群的内部竞争，与商品经济的市场竞争之间具有某种共同性。我国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往往忽略或者回避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近代科学是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同兴起的，二者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某种同构性。在商品交换市场上，双方都以独立人格参加随机的供求，他们力求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并人人平等地服从于谁也无法预知的变化莫测的市场价格。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经济运动形式。它并非先天注定的罪恶渊薮，尽管其中确实发生过许多罪恶。近代科学大体上也是按照这种活动模式发展起来的。当科学从经院哲学中独立出来，科学家也以独立生产者的身份出现于商品市场上。他的产品必须为这个市场所接受并获得一定的评价，以证明它含有凝结着这位卖主的聪明睿智的内在价值。也同一切商品生产一样，他必须在竞争的压力下缩短自己用于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而且——不管你会多么吃惊——他还类似于一切投机商人，冒的风险愈大，收获就愈多。这个市场上竞争的严酷性，丝毫不下于物质商品市场。如果你对这一点仍有怀疑，以为这简直是亵渎神圣，我建议你读读遗传基因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J.DWar-son)所著《双螺旋》一书，它以惊人的坦率揭露了科学家在这种竞争中曾经采用一些什么样的令人咋舌的手段。也许随着社会的进化，这些手段将受到更高的道德准则的约束。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是：竞争压力一直是一种不可取代的创造性的启动器，它能够把隐匿在心灵深处的才智与狡诈统统调动起来，投入这个市场，使这种随机的混乱运动涌现出最大的组织性来。
这里我想提醒读者小心区分“组织性”这个字的不同用法。现代系统论中所说的组织性(organization)是判然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用法的。科学社群所要求的组织性，显然在于它的充满活力的自由竞争之中，也即随机探索和冒险活动中的有序性，混沌之中的信息量。
现代社会趋向于打破单向垂直的社会结构模式，不断地横向分化出一些相对独立的中间组织、中间机构来。科学社群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这种多维的独立发展，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新的活力。
科学的心理结构
红州引用了贝尔纳的一段话：“维持和发展科学的主要责任，必然要落到科学家自身，因为只有他们才懂得这种工作的性质和前进的方法。”用爱因斯坦式的谐谑来说：只有穿鞋子的人才知道鞋子在哪里夹脚。对于科学的命运，科学家责无旁贷。科学能否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归根到底在于科学家是否具有一种独立心态和独立人格。
这不是太苛求于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文弱书生了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难道不是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吗？一五五三年当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时候，教会烧死了他。一六○○年当布鲁诺正在发展日心悦并论证宇宙无限论的时候，异端裁判所也燃起了这把罪恶之火。根据《引论》所引用的材料，西班牙有位名叫托尔奎马达的裁判所所长竟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烧死了四千人。上帝保佑，他烧毁了多少秀木，烧死了多少塞尔维特和布鲁诺啊！难道我们不应当首先要这些刽子手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制度负责吗？难道我们不应当用诅咒的毒火让那些托尔奎马达们永远龟缩在阴暗的炼狱里受煎熬吗？
是的，即使我们搜遍所有的辞典，也未必找得出合适的辞句来拯救这位克尽厥职的所长的邪恶的灵魂，以及他形形色色的遗孽们。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说，这并不足以减轻科学家自己的责任，他们的神圣的历史责任。应当说，塞尔维特和布鲁诺是完成了这种责任的。他们尽管把发现血液循环和论证日心学说的责任交给了几十年以后的哈维和伽利略，但是他们却用他们的躯体燃起了思想自由和科学独立的火光，照亮了以后几个世纪科学发展的道路。何况，我们还不能不承认，历史毕竟前进了：托尔奎马达死了，火刑场不见了。随着科学自由的扩大，科学家的历史的以及道义的责任也加重了。他不能总是诿过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不能只停留于谴责托尔奎马达的阴魂。他也需要反躬自省：我自己有无足够的道德勇气来承担历史赋予我的责任？没有科学上觉醒的独立人格，科学的独立品格也就落空了。
每一种历史的使命都要求一批献身者。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出现过“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对于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增殖资本，扩大再生产。发展科学的历史使命也召唤一批“人格化的科学”或“科学人”。他们体现着科学自我扩张的冲动。爱因斯坦曾经描述，他们投身科学的动机有二，消极的“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积极的动机则“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描画出一幅简化的易于理解的世界图象，试图用他的这个宇宙来代替并征服经验世界”，以获致在喧嚣拥挤的尘寰中所享受不到的纯净空气和宁静景色(《探索的动机》)。简单地说吧，他逃避现实，追求自我，寄情于自己建构的宇宙之中。也正因此，他阅世不深，天真未泯，独立不羁，乖僻孤介，对于人间荣华看得比较淡泊。上苍似乎专门派遣这样一批人降临世间发展科学的。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但在科学社群中确实也不乏接近的典型。爱因斯坦就是一个。他深信“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论科学》)。他把自己看作“孤独的旅客”，“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自己的国家、家庭、朋友甚至情人”(《我的世界观》)。他终生追求科学的自由，不仅社会所容许的“外在的自由”，更重要的还有那种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束缚的“内心的自由”(《自由和科学》)。他深信，科学的极乐在于求索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感到并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很牢靠，也不能肯定自己的道路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七十岁生日时的心情》)。当科学本身侵犯了人的独立性，他甚至宁愿当小贩而不当科学家。他在一个广阔的扇面上展现了一位科学家的独立人格的许多侧面。
这不是说，科学社群都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科学的庙堂”中，如爱因斯坦所说，这种人总是少数。其中多数人或者追求才智上的满足，或者谋求现实的功利。他们进入这个庙堂全属机遇。当环境变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弃学而当官、经商或者作电影演员。科学不是他们的目的，只是达到另外的、可能也同样值得尊重的目的的手段。他们中间并不乏才智超群而且人格高尚之士，对科学也有不可缺少的卓越贡献。甚至正由于他们的功利的追求，才填满了从理论科学到实用技术之间的连续光谱。没有他们，科学的庙堂就要坍塌。但尽管如此，这所庙堂的顶梁柱仍然是第一种人：他们支撑了科学的独立存在，规定了科学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以为从事科学就是一种最高尚的职业，这种理想化的科学人格也未必就是我们所向往的最高的理想人格。人完全被“科学化”了，成为单纯实现科学目标的“科学机器”，成了人所创造的科学的零件，这也是一种异化。现代科学的过分专业化所造就的所谓“无知的专家”、“有学问的白痴”，已引起了一些思想家的严重不安。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一位科学家真的达到了对自己所处时代、所属民族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作为一个人，他是否还能保持那种献身科学的激情呢？就说爱因斯坦吧，正是他，以最大的社会责任感投入为和平、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时代潮流。他并没有超越于他的时代。我们最高的理想人格应当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是摆脱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束缚的自由的人。“科学人”的理想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但这又是迈向这种理想人格的一个中间步骤。当人从狭小的本我欲求中、从名缰利索中解脱出来而投身于纯粹科学的追求时，他就获致了一种精神上的升华；当他通过科学而摆脱了政治依附甚至人身依附的地位，不再是“物美价廉”的工具或者政治赌赛的筹码，他也获得了某种独立的社会价值。他付出了依附于科学的代价，却摆脱了更大的依附。他借助于科学的独立而获取了人作为人的部分独立性。这不是完全的独立。但是，离开这种切实的中间步骤，最高的理想人格就只能是虚无飘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炷爝火，甚至干脆就是欺骗世人的鬼火。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没有分化出独立的科学结构来，天文历算、百工技艺不是直接属于“官学”，也是首先为宫廷官府服务。从业者也相应地充当太史令、太医令、尚方令等官职，难以形成知识分子的中间社群及其独立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士－大夫”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个人修身养性、十年寒窗都是为了“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范仲淹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进退都不忘政治的庙堂。这表现了知识分子为社会责任所驱使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但也带来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君王的庙堂原则上不容许另外一个科学的庙堂与之并列，因而也不可能出现爱因斯坦那种类型的独立人格。鲁迅曾说到中国不乏忠君死节的烈士，却很少为自己的学说献身的勇士，可能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一种表现。
因此，建立科学所必需的心理结构，培植这种独立的科学人格，可能是我们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前提。
西方近代科学从颁布自己的独立宣言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科学在自己的生长发育期中，也象生物进化中一种新的物种的形成一样，需要一个同环境隔离的时期。这导致一种从科学的内部因素寻求科学能力源泉的“内部论”(internalism)。十九世纪以来日臻成熟的近代科学开始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联系，这又为另一种“外部论”(externalism)科学观提供了依据，并使“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最初结胎。更加晚近的倾向则试图把这两个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视科学为一种在一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独立发展的力量——红洲的“社会的科学力量”这个短语，正是覆盖了这一段丰富的历史过程。由此出发，人们更倾向于把上述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看作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即“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internal and externalapproaches)。红洲所构想的“科学能力”，显然也是这种总的潮流中的一种尝试。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去追随某些西方作者的思路。我们的科学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同西方恰恰相反。我们的传统本来就没有为“内部论”提供土壤。二十年前开始的那场灾难又推出了某种漫画形式的“外部论”。它强迫科学去直接提高工业产量，直接推行某种政策，把那种本来不无合理性的“外部论”丑化为一种后来所谓“代替论”或“取消论”。因此，当噩梦消逝的时候，首先必须把科学从那种淹没一切的政治魔法中解放出来，从而也把科学劳动者作为生产劳动者从贱民地位中解放出来。今天，历史又迅速推到一个新的层面上，要求把科学进一步从一般物质生产中独立出来，以深入挖掘它内在的自我运动的源泉，并同时提出科学劳动者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劳动者所负有的特殊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同西方走过的路径相反，这是一个从“外部论”转向“内部论”的过程，这就要补“内部方法”之课，要强调被我们的传统所一直忽略了的科学的独立品格。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作者在广泛考虑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联系的同时，却又着重研究了科学的内在结构和内在动力的原因所在。
阅读品格 篇4
一、课堂向课外拓展, 培养创新品格
学生在课堂内学到的东西总是有限的, 满足不了自己对知识的渴求。因此, 教师需及时把学生的学习由课内引向课外, 将阅读学习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沟通课堂内外, 充分利用学校、家庭、社会等教育资源开展阅读活动, 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 增加阅读的机会, 拓展思维, 培养创新品格。采取的形式主要有:
1. 展示自我的作业。
给学生布置展示性质的阅读作业, 诸如向学生展示, 向教师展示, 向家长展示, 向社会展示等。如组织学生读书后, 自办收获性质的手抄报, 在班内举办手抄报比赛, 邀请家长参加评选。
2. 锻炼自我的“游戏”。
(1) 个人“游戏”, 如读、诵儿歌等; (2) 同学间“游戏”, 如表演课本剧。例如在学习《春雨的色彩》, 我和学生把课文内容编成课本剧, 让同学们以表演的形式展示出来, 既锻炼了他们的阅读能力, 拓展了思维, 又锻炼了他们的表演能力, 培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创新品格。
二、课本向读物拓展, 培养创新品格
学生的认知水平、阅读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 课本内容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读书欲望。这时, 教师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做好课外读物的引荐工作。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征推荐一些适合他们阅读的报刊和优秀图书, 如低年级学生可推荐一些图文并茂的儿歌、童话、小故事等, 学生从中汲取知识, 提高能力, 拓展思维, 培养创新品格。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 以教材为范例, 启迪阅读方法。
低年级学生的阅读实践具有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即很强的模仿性。因此, 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要以教材为范例, 抓住课文内容, 深钻细研, 充分掌握课文的情感因素, 运用阅读技巧高水平范读, 给学生树立读书的榜样。同时要把“勾、画、批、注、记”等阅读行为展示给学生, 以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总之, 对教材阅读内容的处理, 要起到范例的作用, 达到启迪学生阅读方法的目的。
2. 适应学生特点, 推荐读物。
低年级学生年龄小, 适合看的读物较少。因此, 教师要根据学生特点, 推荐一些符合学生身心发展情况和教育教学要求的报刊和读物。推荐读物的原则是以健康为前提, 以趣味为中心。推荐的契机可以是因为课文中的一段话, 可以是因为讨论一个问题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也可以是为了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总之, 有丰富的书可供阅读, 是实现学生大阅读的物质基础, 因为学生尚不具备足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 所以就特别需要教师搞好推荐读物的工作, 前文提到的组建班级图书角, 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3. 充分激励, 持之以恒。
低年级学生由于受年龄、心理、阅历等条件的制约, 培养一种习惯, 特别是像阅读这样需要较高自我约束能力的习惯, 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尤其需要教师持之以恒地不断地激励、强化。在此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学生个人的阅读感受, 给学生充分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 展示自己的机会, 让学生体验到尽可能多的成功感, 成就感。因为只有强烈的内部驱动力, 才能推动学生积极的阅读持之以恒地发展下去, 而成功感是产成内部驱动力的最佳因素。
三、阅读向生活拓展, 培养创新品格
生活化是教材阅读内容最突出的特征。低年级实验教材所选内容贴近儿童生活, 文质兼美, 内涵丰富, 便于学生学习、运用, 为由课内向生活拓展, 培养学生创新品格提供了上佳凭借。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努力使课堂生活化。
教师要充分发挥传统和现代媒体的作用, 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教育资源, 努力使课堂阅读教学生活化, 不唯内容如此, 而且形式也要努力生活化。从内容上讲, 教师要尽可能的使课文内容直观、形象、动感, 以展示生活的原貌;从形式上讲, 教师要通过摹声、摹形、表演、实践等方法, 尽可能让学生体验文章内容所描述的生活。
2. 利用阅读指导生活。
实验教材所选入的阅读内容, 具有很突出的生活化特点, 其对于学生观察、思维、实践乃至生活审美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教师要充分利用之, 在阅读教学中渗透生活教育。
3. 凭借生活充实阅读。
实验教材的阅读内容源于学生生活的每一方面, 学生如果能把生活和阅读相联系, 必然会极大地促进阅读的效益。所以, 作为教师, 在指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 一定要凭借学生的生活来充实阅读教学。
傅斯年的人文品格阅读答案 篇5
16.意思：中国知识分子(1分)要坚持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秩序(1分);表现在：①他最佩服有气节历史人物(最佩服诸葛亮、文天祥、顾炎武、王夫之)，以先贤节操自励;③把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赶下台;④不聘用媚颜事敌的伪教授(每点1分，共4分)
17.①注重气节(第一段);
②平易近人(第三段“与当地的书店老板成了朋友”，第四段“与司机或工友下象棋”);③嫉恶如仇(第五段，不聘用媚颜事敌的伪教授);④
好客友爱善良(第六段，向邻居借钱招待客人，卖书周济同仁);⑤替他人着想(第八段，给胡适当校长铺平道路，难事自己来做)(注意概念“做人”，做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答对一点1分，两点两分，三点4分，四点6分)
18.做出选择(1分)，认识正确(2分)，谈感悟真切，有道理(2分)，语言简洁通顺(1分)
示例一：我最认可“最有学问”(1分);他被称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胡适也赞扬“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谈认识，2分)他读书极为用功，以读书为乐，这告诉我们，知识学问源于学习，如果体会到书中的乐趣，以书为友，学习将更为轻松有趣，更容易提高效率。(谈感悟，2分)(语言简洁通顺1分)
文人品格 学者风范 篇6
他走了，走得那么超然，甚至骨灰也不愿留下。然而，他那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那淡泊名利、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却始终为人们所敬仰、慨叹。
他，就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官一彪。
对学术：孜孜无悔
上官一彪的履历并不复杂。他生于1942年1月12日，山西省阳城县人。1964年从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到北京日报社担任编辑、记者、评论员。1979年，他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此走上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道路。在北京市社科院，他历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科研组织处处长、情报研究所所长、管理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作为一个学者，“执著”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品质之一。上官一彪就是个非常执著的人，他对待工作极其认真，做学问锲而不舍，想清楚了的问题，谁也别想改变他的观点，而且他颇长于在理论层面上进行辩论，用自己的观点努力说服别人。
这种执著，从他改名一事也可略见一斑。“上官一彪”这个名字，乍一听像个横刀立马、威风八面的大将军。用当今的标准看，这是一个很有特点、很酷的名字。但他把名字改为“上进”，这不仅是为了让人容易记、容易叫，同时也是用这二字自励，要求自己在社科领域潜心探寻，奋进不息。
一个人要做到学富五车，不太容易；要做到有独立的思想和品格，不人云亦云，更非易事。因为这不仅要求一个人善于独立思考，还必须具有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勇气。上官一彪是个长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同许多学者一样，上官一彪不善交游，平时沉默寡言。在同事、朋友的印象中，他只说经过思考的话，不说未经思考的话，也不说别人的话。
正是这种执著探寻和独立思考的品质，成就了上官一彪对社会科学的卓越贡献。
1980年，正当我国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阴霾，迈出改革开放步伐之际，上官一彪从我国国情出发，以其对经济社会的独到思考，颇为前瞻性地提出了“政企分离”“还产于民”“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主张。他认为：“20多年来，我们是按照苏联那套国家所有制的模式来改造我国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国家所有制经济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行政长官管理一切、决定一切。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掌握行政权力的长官越来越成为实际的所有者，劳动群众越来越丧失主人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福利，共同富裕起来，反而相对穷困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极大限制，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阻碍。官办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必须逐步还产于民。”他提出：“在改革官办体制、逐步还产于民的条件下，各企业的内在经济动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范围内的分工才能充分发展；以市场调节为桥梁的商品经济联系才能自由展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能真正形成。”
此后，他又陆续提出了“改革现有的行政经济体制才能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等观点。他认为，“发展市场经济是现代生产力的必然要求，这是不以社会制度的性质为转移的时代要求。”
这些观点，对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科学性、合理性，也已被时代发展所证明。
在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上官一彪的许多观点也极为精辟。他提出，人类文明是由“物质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次构成的“社会的文明”，其中由“经济文明、人际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的“社会文明”，特别是直接规范社会生活的制度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环节。他认为，制度文明就是解放人本身。人的解放一方面导致人力解放，从而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导致人心解放，从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抓住了制度文明，就抓住了社会文明，就抓住了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问题的钥匙。这些观点对于今日我们建设和谐社会，都仍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上官一彪认为，以“还产于民、还权于民、还政于民”为基本内容的“产权、民权、政权三权体制改革”，是把行政公有制转变为公民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体制现代化的主体工程。
他还提出，“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从早期行政主体式社会主义走向公民主体式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
这一系列的新颖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探讨。2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上官一彪的多项成果获北京市、北京市社科院和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卓著贡献，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地位。
对人生：超然无惑
上官一彪受人崇敬，不仅在于他在学术上的艰辛探索和卓越成就，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和独特的处世态度。
做人与处世，首先在于如何理解“人”、感悟“人”。上官一彪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人，对“人”有着入木三分的感悟。他对“人”曾有过这样精彩的描述：
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生命，因为他是宇宙自然的最高结晶，是宇宙最美丽的花朵——心灵生命；
人又是世界上很渺小的生命，因为他是在浩瀚的宇宙空间中仅存在于地球或类地球这样一个或极少个行星上的微小生命。
人是世界上最高明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具有心灵智慧，能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提升创新水平和精神境界的自主生命；
人又是世界上很愚昧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够因困难而丧气，因强力而低头，为回避现实而把人间臆造成天国、把思想家推崇为教祖，把客观世界内在的阴阳动力想象为万能神灵，并顶礼膜拜在它们脚下的屈从生命。
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把自爱推广到爱人、亲人、友人、世人，从而为他人奉献仁义生命；
人又是世界上极狡恶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用自爱压倒和破坏爱情、亲情、友情、人情，还能用假仁假义骗害他人的无情生命。
人是世界上最团结友爱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懂得团结才有力量、才有共同的胜利，因而能够互相信任、以诚相待，互相尊重、以恭相待，互相谦让、以礼相待，互相体谅、以善相待，互相爱护、以友相待的文明生命；
人又是世界上恶斗纷争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够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用最科学最残忍的手段，争权、争名、争利的野蛮生命。
人是世界上最开明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够传承文明的传新生命；
人又是世界上最顽固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够传承腐朽的守旧生命。
……
这些论述，是对整体意义上的“人”的分析感悟。对作为个体的“人”，上官一彪同样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个人既重又轻。
个人是重要的，因为他是人类的一个代表——人；个人又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仅仅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
个人是重要的，因为他是不可少的家庭成员，少则无，无则空，家人失之而痛不可控；个人又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是少不少、无不无、空不空的社会成员，虽然已逝其人可作为世人惋惜、怀念、评价的对象，但很难成为世人痛不可控的对象。
个人是重要的，因为他的人格、经验、思想、心灵是可以在文明传承中多多少少存续下去的；个人又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的肉体是易逝易朽的。
个人有凡伟之分。
能做前人不知做，今人不会做，后人不再做的新事大事者是伟人。他因在历史上扮演了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的角色，而成了社会发展链条中某一环节的代表人物；
只能做前人已知做，今人已会做，后人仍需做的凡事者是凡人。他在历史上扮演“贯彻执行”的角色，而只能成为社会发展链条中某一环节的组成分子。
个人有观演之分。
社会舞台有经济舞台、社交舞台、政治舞台、文化舞台之分。自有人类以来，谁都是演员，谁都要演戏；谁都是观众，谁都要看戏。
在政治舞台上演戏者，有权有责，主导社会，建功立业，风光无限，但有主次正反、伴奏帮腔、锣鼓捧场之分；
在政治舞台下看戏者，无权有责，审析研究，品头论足，褒贬扬抑，但有明白懵懂、内行外行、高深浅薄之分。
上官一彪把自己定位为“政治观众”，一个虽关心政治，但却不想上台演戏，只想台下看戏的观众，一个专职的政治观众。这里的“政治”，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狭义的时事政治、人事沉浮。他所说的政治，是指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简单地说是阶级阶层关系及其变化。所谓的“政治观众”，并非抱政治冷淡主义的、不够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而是应当具有一定审析判别力和预测力，能够看清演员所扮政治角色之正反、新旧、进退、好赖、高低，能够揭示台上戏的政治戏路和政治走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他给自己确立的人生观是：“做真善美新之事，为仁正智勇之人。”
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善良而不愚，自主而不恶；平等相交而不卑，是非分明而不亢。”
他崇敬的人格楷模是马克思，因为：“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恩格斯语)
上官一彪在学术上的最大心愿，就是撰写一部《走向现代社会主义——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专著，系统阐释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96年，就在专著写作刚刚开始之际，他患了高血压，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导论、第一章和第二章。1999年夏，他又患上了脑栓塞和颈动脉堵塞病，所以一直延误至2002年退休，始终未能完成专著的写作。
退休后，上官一彪不想轻轻松松享受生活。然而，2002年他患了冠心病，2003年又患了严重贫血，2004年2月发现患了晚期胃癌和转移肝癌。接二连三的重疾，使他夙愿难偿。
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念头。重新写一本专著是不可能了，他想编辑一本文选，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作一番整理，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价值。2005年间，上官一彪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只要扛得住，就编辑、修改，生怕浪费一分钟。
他的辛勤努力加上同事、朋友、家人等各方帮助，2005年7月，在上官一彪去世前的一个多星期，70万字的论著《走向现代社会主义》终于问世。
对亲友：大爱无言
上官一彪是个严谨的学者，言语不多，但他的内心世界，其实丰富多彩。
上官一彪生活简朴，但他对爱人、亲人充满了关爱。在上官一彪心中，爱人师萍是他最亲爱的人。他深深知道，没有妻子在事业上和生活上对他的全力支持，他不可能有现在的成绩。
2004年2月19日，上官一彪检查出患了胃癌。他自感时日不多，一边忍着病痛，一边对自己的人生作了深入的回顾、总结。2月26日，病中的他写下了一篇《我的告别》，一份交家人留存，一份交给单位党组织，作为一次思想汇报。在这篇近万言的告别书中，上官一彪讲述了“我的追求”“我的角色”“我的成绩”“我的心言”，也交代了“我的后事”。之所以写这篇《我的告别》，用意是“趁此离世尚有时日之际，特写此文与爱人、亲人、友人、世人告别，免得以后来不及。谨以此文寄情人间。”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上官一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在《我的告别》中，有一段他对师萍说的感人肺腑的话，他说：
死者是生者的悲哀。在恩爱夫妻中，先死者幸福，后死者痛苦。生前，我得到了你无微不至的照顾，死后，又得到了你无尽的痛别和思念，这是我今生今世莫大的幸福。对于你给予我的包括爱情在内的高天深海般的恩情，今生今世难以报答，我只能把这种天海恩情永远铭记于自己“在天之灵”。我走了，心里放不下的主要是你。……虽然认识你的人都觉得你是女子中的强者，但只有我和女儿知道你的情感承受力不强，应当努力改变心境。我走了，绝不是天塌下来，无心生存了。为了自己的安康，为了我“在天之灵”的安宁，为了女儿及其家人的工作安心和生活幸福，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一定重新活跃起来、快乐起来，要重新开辟生活之路。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不可替代的。……总之，你要重新快乐和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和最大的幸福，也是对我“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
在上官一彪看来，在家庭中，死人活人，活人更重要；前人后人，后人更重要；本人家人，家人更重要。因此，他再三叮嘱两个女儿文青和昱青：
你们有你们的事业和家庭。对于你妈未来的生活，你们尊重她本人的意愿，给予必要的照顾，但不予干涉。除了分心照顾你妈外，更要兢兢业业搞好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特别是照顾好教育好下一代。你们姐妹之间要一如既往，互重互爱，互信互谅。对亲朋好友要热情、关心，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上官一彪非常珍视亲情、友情。他并不因自己的死亡而痛心，让他心痛的是，再也见不到爱妻、爱女，见不到兄弟亲友，见不到他心爱的小孙孙，见不到心相通、志相投的同事、朋友和同学。“除此之外，我死而无憾。”他说。
读着这些充满真情的文字，想到平日里上官一彪的沉默寡言，人们不仅深深感受到“大爱无言”四个字的含义。
如何面对死亡，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的终极体现。
上官一彪对死亡看得是如此平静。他认为：
生活是生命从降生到死亡的实现和展现过程。……生命是有限的，但生活是充实的。我的一生也是如此。……我死了，但我的心灵却经过一生的学习、探究、反思、磨砺而积变，而孕育成熟，诞生出了充实的新界心灵。
我告别，我自贺：
降生阳城地，坦荡走人间。度量人生路，死亡不是边。
凡人平凡死，信念无终天。来去虽有日，幸福比神仙。
我告别，我自乐：
人间朽人少，人间新人多。人间最美好，人间永向前。
不在亦在，在亦不在。我去了，但我的心永远和爱人、亲人、友人、世人在一起，永远和人世问一切真善美新在一起。
我心祝中华祖国应时改制，与时俱进，尽快挣脱旧时官产制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羁绊和藩篱，彻底走出古代，走上现代和未来的康庄大道!
心祝中华民族因此大福大幸!子孙后代因此大福大幸!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还如此豁达、大度、乐观，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界啊！
2005年7月27日，上官一彪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对自己的后事，他生前就有过交代。他认为，人死是身心分离，心留人间，身归自然。火化后的骨灰已属自然，不应人为。他要求家人对他的骨灰务必做到不取、不留、不葬，不要以骨灰作为纪念对象。记住嘱咐，忆起亲情，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追悼仪式尽量简单。他喜欢音乐，在他离世之前，他自选并特制了一个CD乐曲光盘，里面刻录了一组他喜爱的乐曲。这些乐曲包括：
l.揖别——走出古代（电影曲：《出埃及记》）。他认为这首乐曲虽包含着人类因走出古代而付出的艰辛和痛苦的代价，但却充满了走向现代和未来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念，与他的人生信念正相一致。
2.忆情——依依相别（约翰·威廉姆斯：《辛德勒的名单》节选）
3.忆梦——梦萦魂绕（约翰·威廉姆斯：《辛德勒的名单》）
4.忆昔——往事不在（波隆贝斯库：《叙事曲》节选）
5.寄情——倾诉心曲（爱尔兰古曲：《伦敦德里小调》）
6.寄愿——好人平安（萨拉萨蒂：《吉卜赛之歌》节选）
7.寄福——后人幸福（廖胜京：《红河山歌》）
上官一彪喜欢这些曲子，因为它们充满了真情无私的爱。他对亲人的最后一个请求，就是希望他们将这些曲子在追悼仪式上播放。他不希望亲人留下他的骨灰，只希望他们留下这些自定的乐曲，作为精神上的纪念。
家人、同事遵照他的遗嘱，追悼仪式举办得庄重而又简朴。
上官一彪走了，但那一首首宛如他生命般的或激昂或深情的乐曲，却长久地萦绕在我们耳边，净化着我们的心灵。
阅读品格 篇7
第一, 教育是爱的教育, 教师要重视自身的德行修养。教师职业的选择首先要热爱教育事业, 对待教育事业有着高度责任感。教师要具有奉献精神, 不计得失, 不逐名利;具有乐业精神, 秉承热爱教育的信念;具有敬业精神, 奉行严谨执教的态度;具有进取精神, 终身学习, 与时俱进。“教师职业的本质特性就是影响人的心灵, 提升人的人格境界”, 教师要发展自己道德智慧的感染力, 真正做到敬业爱岗、为人师表, 才能爱一行, 干好一行。同时, 教师要热爱学生。小学生的心理细微变化十分敏感, 会因为教师对其的喜欢而回报以教师自己的爱, 且因为爱教师, 从而对教师讲授的课程感兴趣, 以饱满的热情学好它。教师点滴的爱, 都会使学生的心灵漾起愉快幸福的涟漪。因而教师何不以宽广的胸怀, 去热爱学生, 尊重学生, 在爱的涟漪中培养出高素质人才。
第二, 教育是健全人格的教育, 教师要自觉养成“独立人格”。高尚的品格情操会给人以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小学生, 他们善于模仿, 他们的眼睛能够捕捉一切最细微的事物。教育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能正其身, 如何正人?”在几十双甚至成百上千双眼睛的监督中, 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推敲, 谨言慎行, 严于律己, 构筑起师德灵魂。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不畏世俗权威, 心如止水, 有着事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 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和气质性格,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做到身教重于言教, 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
第三, 教育是智慧的教育, 教师要始终尊重人的价值, 珍视人的完整性。小学生首先是“人”, 是独立的个体, 有着自己的思想个性, 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去评价, 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潜质。教师要面向全体学生, 对每位学生一视同仁, 尊重学生的人格, 理解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不给学生贴标签, 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学生, 以发展的眼光去发现、鼓励每一位学生的进步, 有爱心、有耐心、有恒心地诲人不倦, 把爱真正播撒给每一个孩子。面对每一个学生的不同之处, 善于去挖掘潜能, 激发起创造力和能动性, 发挥其个性优势, 在学生的成长之路上, 真正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引导者, 成为快乐成长的陪伴者。
第四, 教育是终身学习、不断发展的教育, 教师要不断丰厚自己的文化底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知识激增”的时代,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新知识、新理念层出不穷,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日益深入, 语文课程也处在不断地更新之中, 这促使教师精益求精, 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 其素养高低, 关乎所引导出来的课堂效果。要让学生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始终维持对学习的热情, 需要教师源源不断地带给学生永不停歇的精神力量。而新一代的小学生, 无论在知识面、个人胆识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方面已经迥异于从前, 教师素养不足, 必然影响其自身在学生中的威望。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 成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教师, 一个具有人文精神感染力的教师, 才能游刃有余地把握课堂教学, 将教学知识体系融会贯通, 在教学中做到重点突出, 深入浅出, 才能通过语文教学的熏陶感染, 以更广阔的视角引导学生, 和学生一同走入更为广阔的天地, 从教书匠成长为名师。因此教师应在专业精深的道路上狠下工夫, 在博览群书中积累沉淀, 在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动向中不断更新思想, 始终保持源源不断的“活水”。
木炭的品格 篇8
木炭是由木头在一定的温度下经过长时间的燃烧形成的。它是木头的化身。它经过长时间的大火的“磨砺”, 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一块木头如果被大火“磨砺”的时间太短, 那么会变成一块废料, 如果“磨砺”得时间太长, 那么就将化成一小堆灰烬。
有的人嫌木炭会弄脏自己的衣服, 所以对它很厌烦。我却不一样。虽然它们的外表很平凡, 甚至丑陋, 但内心却很美丽、很特殊。它们不像花儿那样, 把自己美丽的、漂亮的一面表现出来。
一块木炭从开始燃烧, 就在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当人们把它点燃后, 它便竭力给予人们温暖与能量。木炭由乌黑变得全身通红时, 就是它正在努力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它的温度达到了最高, 它的亮度达到了最大, 它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以至于伴随着噼啪之声粉身碎骨, 把自己变成了“白胡子”、“白头发”的“老人”, 这之后, 它才开始冷却。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被人们遗忘在墙角, 甚至扔进垃圾桶里, 化成土地的一部分, 就是这最后的残渣也可以滋润大地, 成为那鲜花茁壮成长的肥料。木炭感到“心满意足”, 因为它已经做到了自己生命的极致;木炭从不要求什么, 只是一心为人们贡献自己……它来源于木头, 燃烧的时间却远远长于木头,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记得有一次出去野餐时, 我们点着木炭, 用它来取暖、照亮。当妈妈问到我以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时, 我看着木炭, 口中不觉答道:我要做一个具有木炭品格的人, 也就是做个给予人温暖的人;做一个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做一个不追求外在美而注重内在美的人。”妈妈点点头, 说:“对!这也是我对你的希望。”
是啊,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身边, 那些甘为人梯的老师, 那些默默工作的清洁工人, 那些奥运会上面带微笑的志愿者, 不都是具有这种品格吗?说着说着, 我们又点燃了一块木炭, 吃了点烤肉。然而我并没有把燃尽了的木炭全部扔掉, 而是细心地存起了一小块, 为的是时时刻刻看着它, 提醒我自己做个具有木炭品格的人。
晋商品格与质量意识 篇9
承晋商创新之精神, 把握大势, 抢占先机。
弘晋商诚信之品格, 仁爱厚道, 慎独自律。
秉晋商担当之义理, 感恩思报, 富民强国。
阔晋商开放之胸襟, 提升境界, 合作共赢。
这是首届世界晋商大会向全世界发布的宣言, 短短五言, 道尽了晋商精神的真谛———诚信、创新和开放。
首届世界晋商大会在龙城的举办, 再一次将世人的目光锁定在“晋商”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专有名词上。附着在晋商身上诚信义利、勤奋节俭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企业都应该持有的操守。
“弘扬晋商精神, 传承晋商文化, 凝聚晋商力量, 重铸晋商辉煌”, 笔者认为, 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疲软不景气、“中国制造”开拓海外市场形势不容乐观、食品安全风险压力不减的情况下, 国内企业需要大力提高质量意识。因此, 学习、继承和弘扬晋商精神, 特别是传承晋商“重质量、守信誉”的诚信品格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古以来, 诚信在铸就晋商辉煌过程中功不可没。晋商的成功, 源于他们身上所固有的优良品质:信义、勤勉。
首先, 吃别人不愿吃的苦, 经别人不愿经的商。吃苦在晋商的发迹中是占第一位的。信义其次, 却是最重要的。晋商没有权势, 他们依靠的是信义和勤勉, 了解顾客需求, 提供顾客所需, 进而一点一滴地积攒着财富。其三, 不乏聪明人。聪明人不是全部, 而是从众多走西口的晋人当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 他们能够敏感地感知顾客乃至商家的需求, 提供方便的服务而把生意做成、做大。
但最重要的仍是诚信。晋商辉煌时期, 茶路从中国南方的福建远达北方的莫斯科, 所有的运输依靠的是船、骡马和骆驼。钱庄的生意做到所有山西人扎堆的地方, 北到俄境、东到朝鲜、南到南洋、西到新疆。这其中, 诚信是晋商安身立命、兴旺发达的根本。
同时, 反观古今中外历史不难发现, 任何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受人尊敬的企业, 都与晋商极力推崇的诚信传统不谋而合。尽管有一些唯利是图的企业侥幸会成功, 但肯定都是暂时的、没有生命力的。
然而,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却有不少企业忽视产品质量, 背弃“诚信”。如今, 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食品安全风险居高不下, 某些领域道德滑坡现象较为严重。《质量发展纲要 (2011-2020年) 》指出:“质量发展是兴国之道、强国之策。”但是, 我国的质量安全形势却十分严峻, 2011年全国质检系统查处的质量违法案件就多达11.14万件。
因此, 推动质量提升, 建设质量强国, 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弘扬晋商“诚信”精神。而企业作为社会主体, 在强化质量安全上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 用晋商“诚信”品质自律。企业是质量进步的生力军, 也是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者。因此, 企业坚守良心底线, 诚信生产, 才会为产品安全做出贡献。
不仅如此, 建设质量强国还需要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让管理者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目前, 我国已成为全球公认的“制造大国”。但是, “中国制造”的整体水平仍滞后于经济增长, 影响质量提升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要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 就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推进质量标准化建设、理顺监管体制机制, 同时还要通过科技创新拥有核心技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中国制造”只有提高品位、提高质量、提高附加值, 才能促进中国企业真正走出国门, 畅销全球市场。
品格, 在活动中锤炼 篇10
我们学校是一所农村学校, 教师结构不均, 年龄偏大, 知识落后。面对这么多的科目, 如何实现新课标对培养学生健全人格这一目标, 我们利用品格教育, 做了一些尝试。
一、主题品格, 打破课程界限, 形成主题课程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意志品格, 还要根据各学科的教学性质、学科特点, 有机地在教学中渗透品格教育, 而品德课是进行品格传递的重要课程, 教师更应该以新课标为依据, 运用教材联系学生实际, 着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 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能力。如, 三年级上册《为我们服务的人》这一单元我们就与品格教育中的“服务”, 整合在一个大的主题“服务”, 在这一主题下又设计了多个活动, 学生通过走访、调查等手段, 知道了周围为我们服务的人有哪些, 他们的工作情况, 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便利。学生在调查中看到了各种职业的差别, 产生了矛盾, 特别是社会上对个别职业的歧视, 我们在后面的活动主题“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他们”中又把品格教育的“尊重”融入其中。利用品格教育中的故事、歌曲等生动的资源, 让品德课丰富了起来。学生在活泼生动的自主学习中深化了品格意识的形成。“我能为大家做什么”就是利用了“服务”品格的设计, 把为他人服务深入到活动教学中, 把感知运用到实践中, 设计了“为身边的人做一件事”“尊重故事会”等活动, 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了, 有为父母做事的, 有为同学、老师做事的等, 学生在这种自我组织、自我参与的活动中从内心就形成了良好的品格。
二、活动品格
依托活动课程,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品格的塑造和品格的培养。如, 三年级上册《幸福家庭伴我成长》这一单元我们就着重体现了品格教育中的“感恩”, 利用品格教育中的《我和苹果树的故事》, 使品德课中单纯的说教变成了生动的故事, 从而引到家庭中的成员及我能为他们做什么。最后我们设计了“感恩”活动, 向自己的家人进行感恩, 学生感恩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和父母说贴心话的, 还有给父母做菜的, 还有给老师送谢师卡的, 这些活动, 激发了学生的心灵, 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品格。在教学《在集体中成长》一单元时, 只说维护集体荣誉, 学生很难理解, 用语言描述也很难达到效果。我们就把品格教育中的“诚实”引入其中, 利用《谁干的》这一故事, 创设情境, 使学生体验, 通过这一情景的教学, 学生很自然地就说出了很多维护集体荣誉的方面。学生品格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
三、环境品格
创设氛围与环境, 潜移默化地渗透品格教育。良好的学校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课堂, 我们学校是一所新建学校, 校园中美化绿化都比较好, 但学生来到新的学校以后, 不注意爱护, 针对这一情况, 我们在学生中开展了“我和花草说悄悄话”“争做护花小使者”活动, 这样学生从内心就产生了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意识, 也培养了学生关爱、负责的品格。在教学楼内, 我们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 对品格故事、文明用语用连环画的形式, 进行宣传, 让学生天天看, 天天讲, 把品格主题歌曲作为班级的班歌, 进行相互传唱。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接受耳濡目染的教育。
四、取得的成效
1.教师的课程理念转变了, 创新意识增强了, 打破了传统课程单一的许多弊端, 变革了课程体系, 创立了综合性课堂文化, 实现了以人为本的新型课程发展。
2.课程目标达成度提高了。过去老师只注重知识与能力的培养, 而忽视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通过整合资源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3.学生的参与度大大提高, 意志品格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教师改变了教学方式, 以一种全新模式, 把教育融入学生自己的活动中去, 学生从中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 同时也促进了良好品格的形成。
4.学生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在各种活动中, 学生从参与到组织, 人人都是主人, 有了自己的主动权, 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诚实守信的品格逐步形成。
5.师生、生生、家校关系和谐发展。通过品格教育, 教师发现了学生的长处, 学生懂得了老师的辛苦, 同学间相互礼让的多了。《亲子、根基》走进家庭, 家长认识到了自己对孩子影响的重要性, 在教育孩子上得到了方法上的指导, 自觉主动地与学校配合了, 拉近了家庭与学校的关系。
史诗品格 中国气派 篇11
在北京的首场演出中，指挥是程晔，乐队与合唱队也主要由江苏省的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等单位承担。剧中人杨广（男高音）由戴玉强饰，萧皇后（女高音）由殷秀梅饰，李渊（男中音）由张海庆饰，宇文化及（男低音）由彭康亮饰，秀秀（民族声乐）由张其萍饰，麻胡子由李想饰。此种声部分配不仅与戏剧人物性格相吻合，而且也满足了听众对大歌剧中不同声部歌唱家出色演唱的期待。剧情通过宣叙调、咏叹调和重唱等多种歌剧音乐体裁起伏错落、相互交织，让主要戏剧人物植根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人物关系中。而大型合唱和交响乐队的戏剧音乐表现，则更突显出该歌剧凝重的复合音响色彩，呈现出浑厚的历史风貌。几位主要歌唱家的演唱在歌剧中都得以精彩展示，乐队与合唱也发挥出了他们的最佳效果。所以演出后我周围的人纷纷赞扬，称这部歌剧“让歌唱家唱得过瘾，指挥家也挥得过瘾，而我们也听得过瘾”。当然，我接触的主要都是专业圈子里朋友们的反应，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但估计，在北京这样文化发达和充满了开放精神的现代国际化大都市中，这部歌剧应该能为很多观众所接受。
以下是我有关这部歌剧音乐的主要分析心得。
唐建平作曲的《运之河》既不像《白毛女》等民族歌剧那样具备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与中国民歌、戏曲的音乐语言、板式结构等一脉相承，也不像20世纪以来先锋派歌剧那样前卫和富于实验性。相对而言，他更多地借鉴了西方大歌剧的写法而“西体中用”，第二幕的江南民歌风演唱和第四幕的宫廷歌舞等，则作为反衬和特定的民族风情画面点缀其间。作曲家的整体音乐构建，采用了交响性的立体思维，音乐的创作也主要立足于戏剧内容在音乐中的准确表达，而并非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或民族风格特色，但仍然获得了史诗品格和中国气派。
一 歌剧音乐的总体结构布局和主导材料贯穿
歌剧《运之河》由一首独立成篇的乐队序曲和五幕歌剧共同构成。其标题分别是：
第一幕：隋帝凯旋，诏告修河；第二幕：江南工地，运河开凿；第三幕：运河通航，隋帝巡游；第四幕：江都行宫，烽烟四起；第五幕：萧后归唐，海晏河清。
（一）序曲——颂歌
序曲的主题取自歌剧第一幕【23-这是一条河】的音乐唱段（见谱例2）——在那场戏中，杨广豪情万丈，振臂一挥，一幅巨大的运河图便从高大的城楼上倾泻而下，随之引出了这支歌。作曲家通过序曲的形式，用管弦乐队为大运河这一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壮举和追梦人书写一首热情洋溢的颂歌，表达了他及当今所有人对中国历史中这种美好精神的肯定。
序曲的结构大体包括主题的原始陈述和展开性发挥两个段落。乐队配器气势恢弘，音乐发展简明扼要。该序曲与第一幕【23-这是一条河】的唱段形成有趣的“器乐抒怀”与“声乐抒怀”的“双呈示”关系，同时也成为歌剧“主题歌”在后面几幕中的继续发挥打下了重要基础，并成为歌剧整体结构贯穿的重要依据。
（二）核心音调、基础动机与作品的音乐语言结构
该歌剧的核心音调取自江苏江都田歌《拔根芦柴花》开始的几个音（见谱例1）
因为隋炀帝诏告开凿大运河即是从江苏那一带开始的。它不仅随着序曲和《主题歌》的一再出现而得以展示，而且还在各幕中通过器乐背景点缀、或作为一种
“通用音乐语言”出现在多个角色的唱段中，从而也增强了不同角色在微观音乐语言方面的统一性。
除【23-这是条河】外，当第47-52小节，皇帝唱（“大运河”）时，合唱队也用这个核心音调的节奏宽放来进行自由模仿。又如在第二幕萧皇后唱【29-他们不该是皮鞭下的奴隶】（歌词：每个河工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有孩子有妻子更有白发爹娘。）和第三幕【44-运河纤夫号子】第20-25小节（歌词：修罢运河腰未直哟，一步一步再拉纤哟。）的高音声部，还包括【48-江南美景】合唱“无字歌”中的第37和第41小节等，也都融进了同一“核心音调”的旋法。特别是在第五幕【83-李渊登基】的合唱背景上，乐队部分还非常明确地再现了来自《拔根芦柴花》的核心材料，并且让它在【84-天下归唐】和【85-天下之水】等混声合唱中，得以多样化发挥和形成高潮。
作曲家曾对我说，《拔根芦柴花》核心材料中的上行大三度音程（do-mi）实际已经成
“梦想动机”，具有了某种象征性意义。伴随着主题歌和其他部分的音乐，多次出现在歌剧中；另一个被称为“命运动机”的材料，取自中国古琴音乐的下五度音程（do-fa），带有一种对命运感叹的语气。它也渗透在各种唱段之中。如第一幕【10-醒来方知是梦]中萧皇后唱词中的“泪流，心更忧”等处、第二幕民女秀秀的唱段【34桥弯弯，水悠悠】（歌词：摇过风，摇过雨，摇过孤苦与悲愁。）和【35-烟雨江南】（歌词：是谁对你下了无情的巫蛊。）处。而在第三幕【47-暮江平不动】的“宫女齐唱”中，“命运动机”则更带有“亡国之音”的征兆了（歌词：“春花满正开”和“潮水带星来”等处）。
（三）主题歌的材料构成和结构贯穿
“修一条河哟，一条梦中的河，这是我此生最大的宏愿。修一条河哟，一条梦中的河，这是我此生最美的宏愿”——这支歌虽然被称为“杨广的咏叹调”，但其基础却比较朴实，接近于民谣风，只是由于第一、二句采用了同名大小调的交替，增添了调式色彩变换，句法上也采用了非方整性结构，并有一定展开，因此又具备了些歌剧音乐的咏唱性特点而已。它先后以不同的演奏演唱形式变形出现在序曲、第一幕、第四幕和第五幕的戏剧发展进程之中，在宏观布局上承担起了重要的推动音乐按既定方向发展和整体结构贯穿作用，故又被称为《主题歌》。
该主题歌的旋律构成中，也凝聚有《拔根芦柴花》的“核心音调”、上行大三度“梦幻动机”、及下行五度的“命运动机”等（见谱例2）。
二 对交响合唱、宣叙调、咏叹调等戏剧音乐体裁的有效把握
（一）合唱的作用
合唱用“浓墨重彩”的手段为歌剧的史诗品格和中国气派营造气氛。如
1.以凯旋、欢呼为主导的混声音响。歌剧开篇写隋炀帝远征归来，作曲家即采用了辉煌的乐队音响和混声合唱为歌剧史诗性的宏大叙事风格奠定了重要基础（见谱例3）。其动机特点为旋律线条上行级进和前短后长的逆分节奏。
类似的音响在第五幕开始处又得以再现（歌词：烽烟平息天下归唐，化剑为犁万民幸甚。）……但此时再现的重要性已不仅仅是宣告“唐”这个新王朝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历史还将沿着“唐承隋制”的主张继续发展下去。作曲家通过乐队与混声合唱音响的再现体现了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继承性统一。同时，由于是“变化再现”，故又增添了许多“换了人间”的含义。这种再现具有总结性意义，并为戏剧进入总高潮和促成歌剧的总体音响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2.横扫与宣泄苦难为主导的混声音响。这种合唱是带有倾轧、压迫、苦难和呼喊的不协和戏剧性音响，以连续的下行半音化线条材料结构为特征。它最初出现在第一幕合唱【7-阵移龙势动】第86-88小节（歌词：虎贲龙骧横扫六合，吾皇武功威镇九州。）此外，在宇文化及唱段【19-唐国公竟将我一代贤君】的第86小节中有所预示。
但它更大篇幅的出现是在第二幕【25-河工大合唱 混声四部】，作为呼喊的音响与劳动号子结合在一起，共同刻画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河工服役形象（见谱例4）。
此种不堪重负的呼号之声，在【32-我们不是畜生】（河工号子）的第9小节处又得以再现。
如果将这部歌剧比作油画，那么合唱与交响乐队的复合音响就是这幅油画的底色。中国油画自然具有中国特色。如果说第一幕隋炀帝胜利凯旋的辉煌音响与第五幕李渊登基“天下归唐”等处，因为都透着中国古代宫廷礼仪音乐的音响气派而代表了中国历史辉煌的话，那么，歌剧中反映民众苦难的呼号与劳动号子，则代表着中国历史残酷的一面。比如，第二幕的【河工号子】与第三幕合唱【44-运河纤夫号子】等也同源。所不同主要是，之前开凿运河的河工，此刻又变成了在运河上拉纤的纤夫。音乐的节奏与呼喊方式，仍然具有典型的中国劳动号子特点。
3.其他合唱性体裁音乐的色彩性布局。其他合唱性体裁的穿插也能满足听众对不同风格、体裁和演唱形式的欣赏需求。诸如第二幕插入的、以讽刺胡麻子等酷吏、监工为主要内容的小合唱、连同它的配器，都带有明显的谐谑性音乐风格特点，写得很辛辣；而第二幕李渊和八王子的男声九重唱与第三幕女性的宫廷歌舞演唱等，又形成刚柔相济的色彩对比、呼应，它们更加灵动地反映了那段历史生活和民情的方方面面。
（二）以咏叹调为代表的戏剧性抒情
宣叙调用以叙述情节、咏叹调用以抒发感情，是西方大歌剧的传统。歌剧咏叹调对于戏剧人物内心的刻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咏叹调写的是否成功也是观察歌剧音乐写作水平的重要方面。
《运之河》有六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作曲家对他们性格的刻画，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剧中也有一些以线性旋律表述为主的抒情性二重唱，如第三幕和和第五幕两次出现的《这一声轻轻的呼唤》以及第四幕出现的《今日有你相随》男女二重唱等，写的也很动情，因此也都有可能放在戏剧性抒情的音乐范围内来加以议论。但限于我个人的精力和文章的篇幅，现只能是挂一漏万。唐建平在节目册的《作曲家创作感言》中写到：“在《一条河颠覆了朕的江山》中，为了刻画杨广无法接受因只顾实现自己伟大壮举而造成无数人间悲剧的悲惨现实，愤怒、呼喊、自问、悲痛和无奈等不同的情绪唱出的21个‘为什么环环相扣宣泄出‘顷刻间乾坤倒转带来的生死撞击，这是我今年来遇到的最为艰难的创作任务，但也是最吸引我快乐投入的一次创作”，所以，我也特别挑选了这支咏叹调为自己分析的重点。来看作曲家在刻画主要戏剧人物方面的功力。
这首长达124小节的咏叹调的创作必须考虑到音乐戏剧发展的动力性和整体结构的统一性两个方面。以下是我对该咏叹调总特点的认识（见【72-一条河载得动千船万船】）。它是一种非常自由的三部性结构：其第一部分（第23-52小节）像是自言自语，突出怀疑和思索；第二部分（第52-101小节）表情激动。音乐在长气息的“紧打慢唱”的戏剧性加工中进入第一次高潮：第三部分（第112-146小节）《主题歌》在合唱声部正式出现：而独唱声部则继续发挥——当独唱声部歌词再现“一条河载得动千船万船”时，二者才殊途同归，并在扩充中将咏叹调推向总高潮。
当我将该咏叹调第一部与第三部分的材料加以比较时，才发现第一部分开头的骨干音“b-g-d-#c-b”，就是咏叹调第三部分合唱队进入时《主题歌》骨干音“be-c-f-be-c”的上五度移位变形。所以，其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呼应再现关系的。但是，由于在第一部分，与《主题歌》有关的音乐材料被作曲家改用了小调而变得色彩暗淡，使它与第三部分的关系已变得模糊不清。加上该咏叹调一直强调的是“调进行”而没有“调再现”，情绪也强调从不含乐队的第一阶段独唱启始、到由乐队和咏叹共同营造的第二部分展开、继而再到有合唱进入的第三阶段等“一气呵成”的连贯性发展过程……这正好说明：时代变了，经典曲式的结构也会随之改变。如果说，在西方古老的正歌剧中，“反始咏叹调”更多照顾的是观众对形式美的需求（即在掌声中让独唱家从开始再唱一遍），那么，在作曲家唐建平的概念里，歌剧咏叹调的结构形态一定要服从于戏剧情节或情绪表达需要，充满动态。在歌剧的整体结构中，它不是“过去时”，而是“进行时”，所以在他的笔下，突破“反始咏叹调”那种封闭式结构形态，代以更为自由的三部曲式也就成为必然。
（三）宣叙调的作用
歌剧的宣叙、朗诵是戏剧性音乐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歌剧要不要采用西式的宣叙调？宣叙调如何能够与中国汉语相结合？以及结合到什么程度等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不少业内人士，并充满了争论。据说对歌剧《运之河》中的宣叙调，评论家们也存在不同看法。为此，我也谈一点个人意见。
歌剧《运之河》的宣叙性音乐语言大体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以西方美声朗诵为基础的所谓“宣叙调”特有的语气、节奏、动作和情绪写作的音乐。多用在杨广、李渊、宇文化及等大人物身上、还包括部分合唱音乐中。其审美取向主要是合乎语言和动作需要的节奏、扎实饱满的音色和音乐语言的整体气势——这类宣叙调在这部歌剧中占有主要地位，它的好处在于确保了歌剧在总体风格、唱法和音色的统一；
第二类语气化音乐语言比较接近中国的说唱或小演唱，主要出现在胡麻子等丑角的语言表述中。该种语言由于强调音乐对逐字逐句的描摹，所以语气性强，中国人听着会比较熟悉，但严肃性较差。它们作为插入性写法不错，但用多了整部歌剧就可能会“变味”，好像突然又不是“西体中用”的大歌剧了；
第三类是在音乐背景上的真正对白，大家听着也不费劲。但在歌剧中用的并不太多，可能是作曲家不想在歌剧的进行中插入过多“话剧配乐”、从而冲淡歌剧自身戏剧性歌唱音响的张力。
这使我联想到被外国人称作“北京歌剧”的京剧（虽然这种称呼并不准确），在那里也有“韵白”、“京白”之分。韵白主要用于大人物，其音乐性的语言线条夸张，观众的审美焦点也在于欣赏这些有身份的人拿腔拿调的整体语气、语势和音韵，倒并不在乎它是不是好懂或贴近生活；而另一种京白则主要用于平民、武夫之类的小人物，用语比较简洁直白，也很好懂。但若有丑角之类的人物出现，京白中那幽默的语态则又会生出另一番情趣……。由此可见，从京剧道白到唐建平大歌剧中的宣叙调，其音乐性的语言表述也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他在歌剧中对宣叙性音乐写作在整体上是成功的。例如，第二幕【24-宇文化及宣召】（见谱例5）的这个宣叙性音乐段落即具有一定代表性。
它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汉语四声的走向来处理每一个字的旋律线条，但整体气势上却达到了冷冰冰的威严和咄咄逼人的口气。其中，节奏的命令性、特别是宣叙音乐线条从“f-#F-g-#g-a”半音上行、步步逼进的音势，都具有音乐自身主导性表现的特点，很适合男低演唱。
其实，我也很希望大歌剧在采用来自西方歌剧宣叙性写法的同时，在要紧的当口（重点的字语间）注意其总体语气与中国语言、语气相结合，但不是“依字行腔”的要求将每个字都“扶正”。这应该是歌剧与说唱的不同，在歌剧中，音乐与词的结合，可以确保自身表现的相对独立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唐建平在歌剧中的所有宣叙调都没有瑕疵，某些可供继续加工修改的细节性、工艺性问题，还有待于他自己理性审视，继续改进。
我们不能苛求一部歌剧会赢得所有观众的喜爱。而且，现今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要求歌剧艺术的多元化发展也已成为新的常态。这两年我国涌现出来的歌剧已经不少，我希望大家都能多一点耐心，让那些有一定基础的、比较好的歌剧能多改几稿，多演几场，哪怕是“十年磨一剑”，我们也应该为中国歌剧的发展打造出几部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来。
《世说新语》中的名士品格 篇12
一.张扬个性追求真情
从《世说新语》中展现的魏晋名士与汉代皓首穷经的儒生已经有天壤之别。非常明显的是,魏晋名士们的种种奇特嗜好都体现出“任诞”之风,这也成为魏晋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些奇形嗜好使他们言行形成了一种放诞色彩,如西晋末年的张翰就发出“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样的名言。放诞之风主要以“竹林七贤”为发端,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嵇康、向秀、阮籍等人。嵇康因不合作而获罪司马氏,向秀在职终日饮酒,阮籍在其母丧期内喝酒吃肉。他们虽然言行放诞,不拘礼法,但是内心真诚坦荡。他们是整个名士群体的代表,也是后来者效仿追逐的对象。
轻视礼法,来源于对真情的执着追求。庄子有云,“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在名士们放任的行为之后,是对于“赤子之心”的追求。如《任诞》七中写道“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礼记》中有规定叔嫂之间不能通问。阮籍却不举礼法,在嫂子回娘家的时候前去道别。当别人责难他时,他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礼法对阮籍来说是虚无的,凡事只满足于内心的欲望,合理又合情。《任诞》八中这样写“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儒家传统上对礼与情的要求是“发乎情而止乎礼”,这也是传统伦理的道德观念。阮籍醉酒后,却睡于邻家美妇侧。阮籍并非不懂礼教,而是他所作所为实属无奈之举,是一种全身之道。以上两则故事都体现出了阮籍超越世俗礼法而追求真情真性的洒脱。
在这一时代,士族们的嗜好也十分怪异。根据《世说新语》所记载,当时的名士有服药、赌博、裸形等爱好。《言语》第十四条记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何平叔是士人服药的发起者,他认为服用五石散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使他精神焕发。魏晋人生于乱世,朝不保夕的动荡时局使他们企图通过服药得以延长生命。这也成为了魏晋正统士人一种特殊的风气。此外,有趣的是竹林七贤占据了《世说新语》任诞一门中的前十五篇,并且内容大多与酒有关,《任诞》第五条记载:“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玄学对于名士们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名士自身对于时代生存方式的厌恶。刘伶的代表作《酒德颂》和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也流露了他们对于正统生活方式的厌恶。从此不难看出,他们放诞的行为是反对世俗纲常,竭力张扬人的自然本性和体现个体价值。
二.从容旷达淡定隐忍
从容旷达是魏晋名士们推重的气魄,名士们大多追求自然之道,主张不为外物累及,洒脱从容的举止风范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雅量》第二十八条记叙了谢安在隐居时的一个故事,谢安与众人出海泛舟游玩,“风起浪涌”时,孙绰等人面色就有些紧张不安,想要回去。只有谢安神情淡定,“吟啸不言”,等到风浪猛烈之时,谢安才从容地说:“如此,将无归”,于是众人才坐船回去。故事结尾褒扬谢安“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这种大义凛然的气度、旷远的心胸令人折服,这表露出东晋名士对于镇定、从容气魄的追求与认可。谢安的这种喜怒不形于色气魄在他出仕后有了更出众的体现。《雅量》第二十九条,桓温“伏甲设馔”,欲杀谢安和王坦之,谢安“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使得桓温“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相较谢安,王坦之的“倒执手板,流汗沾衣”就逊色多了,两人在神情上已是高下立见。正是谢安的喜怒不形于色、老成持重的魄力使他成为了东晋名士的典范。
此外,名士们面对死亡的危险也毫不动容,值得夸赞。《方正》六记载:“夏侯玄既被枉桔,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钾之。玄曰:‘虽复刑馀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面对死亡,嵇康和夏侯玄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惊慌之情,更没有哀告求饶,而是脸色不改,镇定自若。这不仅表现出二人的勇敢无畏,更体现出他们性格中的通脱、旷达,其洒脱的精神在这故事中表露无疑。
但是,如果刻意追求这种风格,就会难免使人觉得做作而且有悖常理。“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雅量》第六)“为性命忍俄顷”仅六字就包涵了丰富的内涵。一个“忍”字道出了镇定的来源,为性命而忍就失去了淡定的内涵。与当年嵇康临刑前抚琴而弹之的气魄比起来,这表现出的镇定便是有失水准。魏晋名士的这种淡定,既具有不怕泰山压顶的大无畏精神,又具有悲悯苍生的大我气度。
三.才学出众机智善辩
《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名士们不仅有着良好的德行、风度,更有着出众的才智。才思敏捷、机智善辩的文人在书中比比皆是,《言语》一门中涉及的最多。根据书中的记录来看,魏晋文人对才智十分重视,并以此有了许多闻名的小故事。用口头方式表现出来的才智称为清谈。魏晋时期清谈之风大盛,唐翼明先生曾对此有过论述,“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进行的一种学术交流活动。”由此可见,清谈成为士人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并且是上层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文学》第53则记载,文人张凭初出茅庐,去拜访刘真长却并未得到重视,但之后他凭借在清谈方面的出色表现终于引起了刘真长的注意,并被请到上座。魏晋时期有不少像张凭这样能言善辩之人,凭借清谈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士人之间的玩笑也充满了乐趣。邓艾口吃,将自己的名字说成了“艾艾”,晋文王就嬉笑他:“卿云‘艾艾’,定是几艾?”邓艾回答:“‘凤兮凤兮’,故是一凤。’”(《言语》17)士人们的日常也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足以体现出文人对于口才的重视。
自然,魏晋名士的品格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概括。不过,我们觉得以上三个方面是魏晋名士非常突出的本质特征,且确与他们的前代士人和以后文人区别很大的地方。我们能够从其中感受到魏晋士人潇洒超脱的心灵世界,可以看到魏晋名士群体对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明显摒弃态度。他们更以极度放诞的言行,叛离固有人生道德和信仰,并且以率真旷达的举止构建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
虽然偏激的心态导致了名士们举止的失衡,但这种对于时代的批判和反思促使他们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他们开始强调生命个体的独立,尊重人生价值,并以追求真情真性的举止流露出自己对于人生新的认知。由此,魏晋的名士群体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全新人生风貌,这便构成了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这种风度在古代社会常为正统所诟病,然而今天我们反观这类流光溢彩的精神风貌,久酿的醇香溢满周围。
摘要：《世说新语》中的名士形象众多,他们的品格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张扬个性,追求真情;第二,从容旷达,淡定隐忍;第三,才学出众,机智善辩。这三方面的品格体现出魏晋名士追求自然本性,尊重个体价值的人生观,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世说新语》,人物形象,名士品格,魏晋风度
注释
1[1]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2[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