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监督机制（共7篇）
道德监督机制 篇1
编辑是出版物的策划者、设计者和生产者, 而出版物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 社会须臾不能离开的一种公共产品。唯其如此, 编辑工作对于推动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编辑职业道德是编辑人员处理与作者、读者、同行及社会各界之间关系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 是编辑人员应有的品格、思想以及处理内外关系的伦理准则 (1) 。伴随学术不端行为的进一步恶化, 编辑职业道德的建设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 加强编辑职业道德监督, 建立健全编辑职业道德监督机制是我国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 编辑职业道德的监督在我国尚未形成有效的机制, 主要表现在监督意识不强, 监督力度不够, 监督体系不完善, 编辑工作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及时被发现、反映和处理等。编辑职业道德监督机制的缺失直接导致编辑职业道德的下滑, 从而造成出版物质量的下降。因此, 健全编辑职业道德监督体系, 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机制, 是出版物健康发展的前提, 是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条件。
建立编辑职业道德的伦理约束机制
职业道德的约束机制是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个基础条件。人们的道德关系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 而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而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的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和人们利益关系的新变化, 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来指导和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行为。出版物编辑存在的职业道德问题的现实也对健全社会主义编辑伦理提出了客观要求。建立职业道德的伦理约束机制, 为编辑提供编辑伦理规范, 引导、规范其行为和编辑活动, 可促进编辑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编辑伦理的实现要靠其主体的内心自律, 也离不开外来规范的约束。
首先, 宏观的行业规范必不可少。改革开放以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一系列新闻出版法律、法规和政策, 如《著作权法》、《出版工作者管理条例》、《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这为编辑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使编辑在职业道德方面有了明确的认识, 从而有的放矢, 加强职业道德自律, 规范自己的编辑行为。其次, 要使规范真正深入人心、落到实处, 还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做保证, 以提高职业道德规范的有效性。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具体的规章制度:1.完善的编辑工作规程, 使编辑明确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 便于协同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2.岗位责任制度, 使编辑明晰自己工作的职责和目标, 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3.切实可行的业绩考核、奖惩制度, 做到奖勤罚懒, 使编辑及时校准自己的行为, 不断地自我完善与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 在编辑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建设中, 既要打破沿袭已久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呆板模式, 又要防止只重经济效益不重社会效益、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偏激模式, 真正形成既重数量更重质量, 既讲经济效益更重社会效益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 才能既激发编辑工作者的工作热情,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又可避免失之偏颇。 (2)
建立健全编辑职业道德的评价机制和评价制度
道德评价就是对每一阶段编辑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 鼓励和褒奖符合编辑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 批评或责罚学术不端行为。编辑职业道德评价机制的作用在于:帮助编辑人员明辨是非, 认清哪些属于违反编辑职业道德的行为, 从而在今后的编辑实践中加以抵制;奖励先进, 给全体编辑从业者以榜样示范的作用, 惩罚违规者, 警示那些企图违规的人;营造良好的职业道德氛围, 通过连续不断的道德评价不断提醒、督促编辑注意自身职业道德品质的培养与提高。
道德评价必须以行之有效的奖惩机制为前提。建立编辑职业道德奖惩机制, 可以保证编辑道德评价的公正性, 每一个出版机构内部都应建立一套完整的、能对编辑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进行评估并据此进行奖惩的制度。任何道德规范的维持都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良知。通过思想教育培养个人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但又是远远不够的, 缺乏规范性和长久稳定性。因此, 必须将抽象的道德规范变为有形的奖惩制度, 使编辑工作者的职业行为时时刻刻都处于有效机制的规范之中。
加强编辑的职业道德建设还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 对编辑进行刚性约束并严格执行。为此, 首先应将编辑道德法制化, 即将对出版行业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的职业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 通过法律来保证实施。编辑自律意识的形成、道德习惯的养成、道德境界的提升, 需要一定程度道德上的强制。道德法制化能够强化道德权威, 促进编辑形成自觉道德行为。其次应将编辑道德政策规章化, 即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设计一种行为引导机制, 明确界定禁止和鼓励的边界, 奖优罚劣, 促使编辑遵守道德规范, 使之成为编辑普遍认同的行为方式。具体来说, 就是通过设置有关制度, 构建赏罚分明的道德机制, 对守德的编辑予以支持和鼓励, 对败德的人给予惩处和谴责, 引导编辑追求美好德行。 (3)
建立完善的编辑职业道德社会监督体系
监督是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监督体系是编辑行为“他律”的反馈机制, 其作用是关注编辑行为选择的动向, 监察编辑行为方式, 及时将编辑在工作中所发生的各种违规行为及其危害揭露出来 (4) 。编辑道德的社会监督体系包括社会舆论监督和媒体监督, 由编辑之外的行业组织或受众来完成。将编辑工作置于监督体系内, 可有效遏制编辑不端行为的发生。
完善的编辑道德社会监督体系的建立, 应该本着信息公开的原则。在社会舆论方面应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出版行业协会、出版社、作者、读者和舆论, 构建全方位、立体层次的社会监督网络, 对编辑工作进行监督, 形成强大合力, 推动编辑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和道德境界的提升。互联网的出现, 使舆论借助大众传媒手段对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评价与监督的功能日益显现。完善社会信息监督揭示系统, 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网络、电视及广播等媒体敏感、公正、影响力大等特点,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让全社会都来监督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行为, 有助于促进出版工作者将外在的规章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5) 可在很大程度上确保编辑职业道德的良性发展。
建立专门的编辑职业道德监督机构
社会监督固然重要, 但毕竟是一种体制外的约束, 它不可能取代体制内的约束, 因此, 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还应建立专门的编辑职业道德监督机构。结合我国出版行业的实际, 应真正建立起一些可由受众、出版界人士、专家组成的中立的编辑监督机构。它们一方面搜集、调查受众对编辑及其活动的反映;另一方面检查、指导编辑工作者的职业行为, 使之符合职业道德要求。通过编辑监督机构, 可对出版工作者的行为进行评价, 并将评议结果公布于众。唯有如此, 才能保证监督机构评价的公正, 真正发挥他律的威慑作用。
另外, 也可以通过设立类似编辑监督机构等组织来对有不端行为或是有此倾向的编辑进行警告、批评, 对比较严重的腐败行径在整个编辑行业内进行通报, 使违规者无法在编辑出版行业再继续从业, 迫使其完全退出编辑出版行业。还应设立编辑出版评议会等机构, 使该机构不只是单纯地对编辑出版业务的差错问题进行评议或者只是对某种程度上的错误进行监督, 还可通过创办针对编辑出版行业的专业性学术批评期刊, 定期对编辑队伍的发展概况进行审议评析, 从理论层面改善编辑业界的自律, 并对编辑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及编辑出版自律信条的发展完善做出评价和建议, 以促进编辑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
注释
1 叶继元:《学术规范通论》,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 潘秀华、郭丽娟、韩胜利等:《从知行背离到知行统一---关于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农林教育版) 》, 2008.10 (2) 。
3 (4) 吴玲:《编辑道德他律及其机制探析》,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06.3 (4) 。
4 (5) 王强、王健:《论科学道德建设》,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23 (4) 。
道德监督机制 篇2
关键词：第三方物流,道德风险,监督机制,博弈
0 引言
在以业务外包为基础的第三方物流运作过程中,由于交易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货主企业(委托方)无法观测到第三方物流企业(代理方)的运作行为和自然状态,只能观测到最终的结果,就可能产生道德风险。针对此问题,申风平、李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罚金越多,监督成本越小,物流企业违约操作的可能性越小。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两方面的改进:本研究中模型的假定是基于双方收益额更能完全体现双方的利益关系,而货主企业在监督的情况下,物流企业无论在违约或是不违约的情况下都承担一定比例的监督成本。通过博弈分析得出:货主企业应将惩罚金和监督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应适当逐步加大固定监督成本的投入,从而获得稳定合作的长期收益。
1 模型假定
模型以签订第三方物流契约的双方之间的博弈为研究对象。即博弈的双方,一方为货主企业,另一方为第三方物流企业。假定该博弈中的物流企业有通过违约操作获利的动机,在博弈中的纯策略选择是“违约操作”和“不违约操作”。与此对应,货主企业在博弈中的纯策略选择是“监督”与“不监督”。
在外包契约是一个完全契约的情况下(货主企业实施监督,只要物流企业存在违约操作就能被发现),假定货主企业和物流企业平均分担物流利润分别为A。选择监督的成本为C C>!0",主要包括聘用专家、组织评审小组或购置相关仪器设备进行监督活动的支出;F F>!0"代表物流企业违约操作被发现时遭受罚款的金额;P P>!0"为违约操作给物流企业带来的额外得益,包括包装和流通加工阶段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行为带来的“成本节约”;D D>!0"代表违约操作给货主企业带来的损失。需要注意的是,D中除了有形损失外,还包括无形损失,如企业品牌声誉在消费者心中地位的下降等,而且这部分无形损失往往比有形损失更严重,因此在数值上一般有D>P。由此得出各博弈方对应不同纯策略组合的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在收益矩阵中,当货主企业不监督,同时物流企业也不违约的情况下,货主企业与物流企业都达到收益最大化,假定此时收益都为A,而当物流企业不违约但货主企业监督的情况下,为保证货主企业的收益,同时限制物流企业的违约操作,此时监督花费的成本C由两企业共同来承担(为了简化模型,假定平均分担成本,即都为C2)。这样如果物流企业不违约的情况下也不希望货主企业监督,从而保证他们利益的一致性。这里要注意的是,当物流企业违约而货主企业监督的情况下,物流企业承担的成本体现在罚金里面。
若F<C 2,只要货主企业监督,则物流企业就选择违约,显然这不符合现实,所以F>C 2成立。同样,若F-C<-D,即F+D<C,即货主企业监督的成本很高,以至于超过了罚金与违约操作给货主企业带来的损失额的和,则该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为A-!D,A+P",即货主企业不监督,物流企业违约操作。显然这是严重违背货主企业的利益的,因而需增大F+D的值。事实上,前文已经指出D值往往是很大的,而且F值作为契约中规定的赔偿额,是可以计算和控制的。由此,一般情况下可以保证F+D>C成立。
2 模型分析
2.1 博弈的均衡解分析
由表1可知:当F+D>C时,该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为此需求解混合策略纳什均衡[2]。为求解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用M1表示货主企业监督的概率,用M2表示货主企业不监督的概率,用N1表示物流企业违约操作的概率,用N2表示物流企业不违约操作的概率。
货主企业的混合策略必须使物流企业选择违约和不违约的期望收益相同。即:M1×(A-F)+M2(A+P)=M1×(A-C /2)+M2×A
由以上结果所得:如果货主企业监督的概率M1超过,则物流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违约操作;如果M1小于,则物流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违约操作;如果M1等于,则物流企业随机选择违约或不违约。
如果物流企业违约操作的概率N1超过,则货主企业的最优选择是监督;如果N1小于,则货主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督;如果N1等于,则货主企业随机选择监督或不监督。
由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即货主企业以的概率监督,物流企业以的概率违约操作。这个均衡可能的合理解释是,在外包物流市场中存在相互竞争的物流企业,在此种情况中,由于物流企业的道德素质差异和行为失德与营运收益关系的认知差异,自然出现比例的物流企业在经营时选择违约操作;货主企业也自然会随之展开对物流企业的监督,并随机监督比例的物流企业操作的情况;另一种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货主企业与物流企业在多次合作中,物流企业在所有的合作次数中以比例的次数选择违约操作,而货主企业在所有的合作次数中随机地以比例的次数来监督物流企业的操作情况。
2.2 对均衡解的进一步分析
该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中,货主企业更关心的是物流企业违约操作的概率和哪些因素有关。我们以从监督成本C、罚金F、损失D和额外收益P等几个因素来考虑:
首先,从可以看出,假定监督成本C与损失D不变,罚金F越大,物流企业违约操作的概率就越小。此外,当监督成本C与罚金F不变时,损失D越大,物流企业违约操作的可能性越小,这可以从如下情形中得出解释:当违约操作带给货主企业的损失越大的时候,货主企业在可能中止合作的同时,选择监督的决心和罚金也会随之加大,如此一来,理性的物流企业选择违约操作的概率反而越低了。同样,假定罚金F、损失D不变,将N1*对C求导得:,又,从而违约概率N1与成本C成正比。一般情况下,监督的成本越大,力度越大,物流企业违约的概率越小,但在本模型中,监督成本C也由物流企业来承担一半,所以在成本加大的情况下,物流企业的收益相应减少,宁愿铤而走险选择违约。因此,如果货主企业监督花费的成本越高,监督的力度越大,反而有可能滋长物流企业的逆反心里而使违约操作的概率上升。
另外,从可以看出,假定违约操作带给物流企业的额外得益P与成本C不变,罚金F越大,货主企业选择监督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可以理解为罚金越大,物流企业往往不愿意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铤而走险,理性的货主企业明白这一点后,选择监督的概率就变得越小了。此外,假定P与F不变,C增大,监督的概率反而越大。这似乎与在前一段中得出的结论相反,其实不然。这里应理解为对监督成本中固定成本的增加,即如果已经投入了很大一部分固定的监督成本,货主企业如果不监督,意味着以前的投入都是浪费。所以,固定成本投入越大,反而监督的概率M1越大。同样,假定F与C不变,将M1*对P求导得:,又F-C 2>0,所以,即监督的概率随违约操作带给物流企业的额外得益P的增加而增加,这可以理解为,违约操作带给物流企业的预期得益越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货主企业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尽管D可能比P大很多),货主企业当然就更有可能选择监督了。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货主企业监督的成本太大,反而滋长物流企业违约操作。监督的成本太小导致力度不够,又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所以,监督的成本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同时,罚金数额的确定对博弈双方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罚金越高,违约的概率越低,所以高额的罚金对风险偏好和风险中性的物流企业的行为有很大约束作用,但是如果罚金过高,反而有可能滋生“风险偏好”的物流企业的投机倾向。
3 规避道德风险的建议
根据上述博弈分析和结论,在外包物流具体运作的时候,货主企业为了规避风险,防止物流企业进行违约操作,应建立监督物流企业表现的评估机制和风险预防机制,督促物流企业照外包合同执行。给出具体建议如下:
3.1 控制一定的惩罚金和监督成本的同时,逐步加大固定的监督成本。
从以上博弈模型分析可知:在监督成本的一部分由物流企业来承担的情况下,货主企业在保证监督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应逐渐加大固定的监督成本的投入,完善固定的监督设施(如电子信息跟踪系统)。同时要对违约操作保证一定量的惩罚金。
3.2 建立开放式交流机制。
从以上博弈中不难看出,合作双方可能因误解而造成道德风险的情况发生,如:货主企业单方面加大固定监督成本,可能让物流企业认为是提高自己的成本,从而进行违约操作;货主企业也可能因为物流企业某方面做的不够,就认为物流企业是违约操作,而采取罚金等规避风险的措施。所以双方应及时进行交流沟通。因此,建立开放式交流机制,使合作双方在一种制度化而又比较轻松的环境下坦诚交流,对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第三方物流道德风险的发生非常重要。美国Kimberly-Clark公司与Interamerican Group建立开放式交流机制,有效地保证了双方十多年第三方物流的成功合作。
3.3 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一方面,通过长期稳定的关系增加了相互了解和交流,从而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长期稳定的合作,货主企业和物流企业之间会形成一种重复博弈的关系。在重复博弈中,物流企业或许可以从短期的欺骗中获得好处,但同时货主企业会采取相应的触发策略,而且从长期看,短期的利益远远小于长期合作带来的利益,短期的违约操作还会造成破坏性的声誉效应。
参考文献
[1]申风平,李昕.基于物流外包的道德风险规避问题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6(2):171-173.
[2]陈瑞华.信息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道德监督机制 篇3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深化, 大多数企业普遍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内部决策机制逐步规范, 内控制度不断完善,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经营管理活动逐渐步入正轨。但是毋庸讳言, 还有一些企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缺乏统一规范化的内部管理制度, 没有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 特别是没有建立起对子公司有效的财务监督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
1、财务监督薄弱
财务部门埋头进行会计核算, 财务管理弱化, 会计核算水平也不高, 会计信息有用性差甚至失真。不少企业没有建立并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管制度, 财务部门监管的面较窄, 重核算, 轻管理:有的企业财务部门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 从而不具备事前监督的条件;有的企业存在体外循环现象, 一些经济业务不在财务监督的范围之内, 财务部门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难以控制和防范财务风险;有的企业子公司的内控制度不健全, 财务管理薄弱, 甚至出现重大经济损失。
2、审计监督乏力
机构不健全, 人员不落实, 职责不清晰。有的没有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 与财务部门、法律部门、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有的虽然设有内审机构, 但工作处于不正常状态, 职能定位有待细化、人员配备亟待加强;有的没有专职人员, 临时抽调相关人员应付差事。内部审计没有起到监督企业内部经济活动, 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管理水平, 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
3、风险意识淡漠
一些企业风险管理意识不强, 不能有效地关注风险、管理风险、化解风险。部分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扩张规模, 依托集团公司信用争取大量的银行授信和贸易融资额度, 过多地从事代理、合作等业务;有的企业违规对外拆借资金、提供担保, 有的为子公司提供超过股权比例的担保额度;有的企业投资股票、基金、期货等高风险行业、高风险业务, 却没有对决策权限、品种选择、投入资金总量、止亏止损线等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 甚至存在个人决策、单人操作, 核算不规范、入账不及时等现象。
二、原因剖析
1、机制和制度层面的缺失
企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有的企业没有赋予财务部门、审计部门参与经营管理决策的权力以及对本部、对子公司 (特别是对参股子公司) 进行监督的权责, 缺乏必要的内部制约机制, 财务监督、审计监督没有落到实处。同时, 企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内部监督制度, 没有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没有形成对业务流程进行牵制、制约、监督的制度体系, 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会计基础工作薄弱, 财务管理职能弱化。
2、执行层面的缺失
一是预算执行不到位。预算流于形式, 没有真正扎实有效地推进企业的精细化管理。一些企业的内部管理不到位, 管理比较粗放;一些企业的制度建设走过场, 写在本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 行动上不扎实, 不严格, 经不起检查;个别企业领导为了小团体或个人利益, 强令财务人员对会计信息、会计账务作出错误的记录和披露, 因而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财务管理工作的混乱。二是投资监督不到位。往往一投了之, 后续管理工作没有跟上, 委派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财务人员, 大多是“走读生”, 没能切实履行职责, 有的甚至几年都没有参加过一次投资企业的会议。对投资的形成过程不了解, 对投资企业营运的情况不知情, 投资与权益不相配比 (主要表现在土地使用权证方面) , 投资收益与承担的风险不相匹配, 等等, 造成有投资无回报, 有的甚至还要承担风险。尤其是境外投资, 缺乏有效的管控措施。一些企业的境外投资长期无人管理, 投资主体不清、资产关系不顺, 监管缺失, 游离于外, 基本处于失控状态。三是风险控制不到位。一些企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 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在对外投资担保、委托理财、进口代理、贸易融资 (如信用证, 银行保函, 垫资合作, ……) 、仓库管理等业务上存在较大的风险。
三、对策建议
1、建立科学、高效的企业内部运营机制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加快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形成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相互制衡, 有效运行的内部运营机制。尤其要建立和完善企业的董事会制度, 构建起科学、民主、透明的决策机制, 实行重大问题“集体决策”, 防止“个人决策”、“一言堂”现象。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和工作效率。引入外部董事制度, 发挥外部董事参与决策和有效制衡的重要作用。并逐步做到董事会与经理层机构分设、人员分开, 董事会的决策权与经理层的执行权相分离。
2、健全财务监督体系, 强化企业内部的财务监督
首先, 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实施严格的企业内部牵制、制约、监督机制, 实现财务监管的全覆盖, 把财务管理中的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与具体的会计核算有效的结合并运用到企业管理中, 使财务管理、财务监督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全过程, 从而有效地控制和防范财务风险。用制度来管理企业, 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和各项运作, 通过内控制度、内控程序来控制、分析、跟踪企业的各项业务活动和管理活动, 监督制度和程序在企业各个环节运行的有效性。在强化激励机制的同时, 硬化约束机制, 并与人员选聘、业绩考核、晋级晋职、薪酬分配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以切实保证财务会计工作的规范性、专业性和独立性。
其次, 规范母、子公司管理体制。以产权制度为纽带, 理顺母、子公司关系, 建立以产权制度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 并形成以产权制度为纽带的财务监管机制, 对子公司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加快集团化财务体系建设, 建立、实施统一的财务会计政策和会计核算体系, 明确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原则、规程、职责和权限。同时, 加强对所属子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工作的监督检查, 要求所属子公司根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的有关规定, 强化财务基础工作, 规范会计核算行为, 提高会计核算水平, 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 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切实提高集团公司的财务控制力, 确保企业的财务会计政策在子公司得到全面地贯彻、执行, 确保企业对子公司的财务监督机制落到实处、切实有效。
再次, 建立风险控制制度。企业应建立辨别、分析、管理风险的机制, 评估企业的风险因素和风险类型。加强对业务流程各个环节的风险管控, 处理好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相互关系, 针对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设立风险控制点, 实施严格的监督检查, 提高对风险的管理能力, 有效防控和化解风险。特别要落实对高风险投资企业、高风险投资业务的监管措施, 完善业务程序和操作办法,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并通过加强预算管理、规范流程控制、财务与业务信息化建设等措施, 进行内部风险监测、分析、控制, 使得企业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与投资融资、业务经营、采购销售等环节相互衔接, 做到信息共享、互相制约、实时控制, 切实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3、发挥内部审计在企业管理中的监督作用
切实加强内部审计监督。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因企制宜, 充实力量, 实现内部审计工作规范化和常态化。强化企业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能, 把内部审计部门作为企业内部监督的重要力量, 赋予内部审计部门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职责。内部审计要对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进行审核和评价, 对企业经济业务流程进行审计监督, 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适当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和评估, 并提出改进性建议。
在条件成熟的企业, 引导企业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领导企业内部审计部门, 批准其年度工作计划, 复核其提交的审计报告, 审核经理层提交董事会审批的财务报告等, 考核其工作业绩。对内部审计及外部审计的工作质量进行评价, 审核企业重大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对其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并提出改进性意见。
4、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步骤, 是以制度规范和约束企业行为的需要。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能够按计划、分年度逐步扎实推进企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部署的落实, 有效避免随意性、非理性和“人治”因素的干扰;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责、权、利相结合, 目标明确, 责任分明, 能够进一步调动各责任部门、各责任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努力增收、节支、创效;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可以量入为出, 特别是确保重点项目的支出, 可以有效的堵塞各种跑、冒、滴、漏,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确保有限的资金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充分发挥预算的导向与控制作用, 有效控制成本费用, 提高经济效益。预算执行是整个预算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 要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的跟踪、审核和监督, 对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及时分析原因并加以纠正。真正实现生产、经营活动事前有预算、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反馈。进行严格考核, 切实提高预算的执行力。
5、加强监督检查, 建立起企业外部财务监督与内部财务约束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要健全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法规制度, 逐步把企业的各项财务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一方面, 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和监督的具体实施办法, 帮助和指导企业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办法, 督促企业落实和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不断提高企业自我管控和自我约束的能力。另一方面, 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企业执行财政财务政策情况的监督检查, 进一步整顿会计工作秩序, 促进企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遏制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并加大处罚的力度, 严肃财经纪律。同时, 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检查, 以切实提高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平和执业质量。
通过健全企业内部运营机制, 努力形成企业内部健全的控制管理体系, 促进企业增强自我管控力和约束力, 营造制度管人、制度管事的企业内部环境, 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摘要：本文揭示了企业内部监督薄弱的现象, 剖析了成因, 提出了构建科学的企业内部运营机制, 健全有效的财务监督体系, 发挥内部审计的重要作用, 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等措施建议。
关键词：企业,内部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1]宁向东.公司治理理论[M].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
[2]张延波.企业集团财务战略与财务政策[M].经济出版社, 2002.
刑事执行监督机制研究 篇4
一、健全刑事执行检察介入机制
介入机制也称为刑事执行监督的启动程序, 就是引起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开始的一个阶段程序。在设定介入机制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刑事执行优先的原则。检察权介入以不妨碍刑事执行的顺利进行为首要原则。二是兼顾检察监督效率的原则。建立科学的介入机制可以有效的提升监督效率, 防止过早参与或者过晚介入而错失监督发现问题和最佳时机。三是被动即时启动的原则。在相关机关、人员要求检察机关对刑事执行工作展开监督时, 检察监督工作就应该即时开始, 而不以检察机关的启动为监督启动动因。
健全刑事执行检察介入机制需要立足于刑事执行监督工作实际作出理性的选择:
( 一) 基于诉讼监督权的定位,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贯穿整个执行程序。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的相互连接的一系列行为, 因此, 对于刑罚执行监督原则上的介入始点是刑罚执行开始, 结束于刑罚执行完毕, 这也符合派驻检察为主的检察方法的设立初衷。
( 二) 基于刑事执行的广泛性,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覆盖所有刑罚种类。刑事执行检察的范围已覆盖整个执行程序。除了传统的对徒刑执行监督以外, 对财产刑、资格刑执行的监督也相应的纳入了监督的范围。
( 三) 基于诉讼监督的实效性, 刑事执行监督应实现同步监督和事后监督并重。要按照监督对象的不同采取以同步监督为主事后监督为辅的监督方式, 具体设计是: 生命刑必须要适当拓宽监督范围, 逐步从同步监督向事前监督延伸。协助加强对可能判处死刑人员管控工作, 强化对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审查力度, 逐步健全完善终止执行机制; 对于监禁刑、资格刑和社区矫正的监督检察要坚持同步监督的改革方向。
二、完善刑事执行检察发现机制
刑事执行检察环节的定位是包含侦查、公诉、审判和法律监督等环节在内的司法系统自身纠错的最后战线。现行的检察发现机制还受制于一定的外在因素, 主要包括: 一是人的因素。刑事执行检察队伍的现状主要表现为“老龄化”和“年轻化”并存, 人员“固化”与“流失”并存。二是制度因素。目前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相关制度规定存在过于原则化的弊病, 程序、方式、步骤、种类以及其他的基本因素缺乏固定的法律形式, 且过于分散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规范也不利于操作和运行。三是配套措施因素。要实现检察监督发现机制的作用还需要一些更加细致的辅助权力的支持, 这些起支持作用的权力是检察监督权的分解的子权力。四是信息渠道因素。信息单向的且具有被动性, 给我们开展刑事执行监督和发现刑罚执行中的相关问题带来了一定难度。
要充分发挥刑事执行检察发现机制的作用, 就需要找到全面提升发现监督能力的合理路径:
( 一) 以规范化和高效化为目标打造新型刑事执行检察队伍。合理安排轮岗交流人员, 充分保障派驻检察队伍新老结合、双向流动。促进业务培训和定期轮岗交流相结合。按照人员流动情况适时安排以提升司法规范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培训计划, 确保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开展的规范化和高效化。
( 二) 建立相对覆盖全面、协调一致、体系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首先, 要开展一次自下而上的法律调研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刑检人员的能动性, 把存在冲突和矛盾的规范性文件“挑拣”出来。其次, 充分发挥上级院的理论优势, 系统性的开展刑事执行检察领域的法律整理工作, 及时整理规范存在重叠、矛盾之处和监督空白, 自上而下的推进整个刑事执行检察规范化进程。
( 三) 完善以监督权力为核心的刑事执行检察权力体系。要充分赋予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参与执行事项审议、决策的程序权力, 赋予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违法行为的调查权, 充分发挥调查取证、参与执行、询问当事人、听证和互联网等先进有效地获取手段作用, 努力丰富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相关配套权力。
( 四) 形成内外双网齐头并进的信息网络平台。要继续发挥近年来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两网一线”建设的优势, 真正实现同步监督; 建立发达的刑事执行信息高速路网。尽快突破技术性壁垒和网络安全屏障; 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积极拓展信息渠道。积极筹建以社会监督力量为主题的自媒体平台, 安排专门人员接收信息互动和反馈, 激发社会公众更加关注刑事执行监督工作, 努力扩展信息来源渠道。
三、强化刑事执行检察纠正机制
基于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各项基础性纠正措施, 宜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和丰富其内涵和外延。
( 一) 强化以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为核心的检察纠正机制的效力。明确刑事执行检察的法律后果, 在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或检察建议后, 有关单位必须在法定时间内予以改正, 并将改进措施反馈给检察机关, 对被监督单位拒不改正造成相应后果的, 检察机关有权启动责任追究程序, 并适当加重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 二) 增加对刑罚变更裁定的抗诉权。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刑罚变更执行裁定没有抗诉权, 大大削弱了刑罚执行监督的力度。因此, 赋予检察机关有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 并必然启动再审程序, 检察机关驻监所检察室接到减刑、假释的裁定书或暂于监外执行决定后, 在法定期限内比照一般刑事案件享有抗诉权。
( 三) 提升检察纠正机制规范化程度。进一步规范检察监督工作, 明确刑事执行检察纠正工作的方式内容与要求。一是在文书样式上强化规范性。事实部分、说理部分、建议部分都要基本符合高检院的统一规定, 做到针对性强, 具有可操作性, 便于被建议单位进行整改和落实。二是建立检察建议督促、落实机制。一方面监督检察建议是否真正落实并可起到督促落实的效果, 另一方面及时发现检察建议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整改。三是探索实行归口统一管理制度。指定预防部门统一管理, 严格开展文稿审核和编号工作, 保障相关检察纠正行为的规范开展。
四、建立刑事执行检察追责机制
有权有责、责权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所有权力设置的一项重要原则。近期,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意见》规定, 检察官必须在司法一线办案, 并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一旦确认发生冤假错案, 将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意见》的发布对建立刑事执行检察追责机制也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构建刑事执行检察追责机制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监督权行使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是其基本品格, 基于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而产生的各种责任也自然的继承了这种因素。二是细化监督流程和职责。比如在监狱的日常监督工作中, 检察人员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 做到什么程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 只有明晰监督职责确定履职程序才能据此确定是否存在追责的情形。
强化自身监督是检察机关的发展之基。我们要履行好检察职责, 建立刑事执行检察追责机制势在必行。要充分明确刑罚执行监督者的义务, 追究随意错误地提出监督纠正意见的法律责任。建立层次分明的责任体系。对于检察人员在检察监督中故意违反有关法律规定, 或者工作严重不负责任, 导致案件实体错误、程序违法以及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行为, 要通过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追究检察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对于检察人员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放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 均应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摘要：刑事执行检察是保证刑罚正确执行和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检察职能之一,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赋予了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更多新增职能。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用, 摒弃以往监督介入相对滞后、检察发现手段有限、纠正违法效果不佳、自我监督不力的诸多问题, 有必要在制度机制上探究刑事检察权优化配置的合理途径, 实现对刑事执行活动的有效制约和监督。
关键词：刑事执行,同步监督,纠正违法,规范化
参考文献
[1]王利荣.刑事执行检察监督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1) .
[2]袁其国.论监所检察“三个维护”有机统一的工作理念[J].人民检察, 2012 (5) .
道德监督机制 篇5
一、目前县支行监督机制运行情况
2006年7月, 经成都分行批复同意, 普洱中支辖内9个县支行实行“集中监督”模式, 即:保持现有纪检监察体制不变, 由县支行一名副行长兼任纪检组长, 设立监察室, 与支行综合管理部门 (办公室) 合署办公, 配备兼职监察室主任1人 (正股级) 。将县支行的内审工作上收到中心支行统一管理, 县支行不再设内审人员。支行监察室在同级党组领导下开展工作, 同时接受中心支行纪检监察室和内审部门的指导。形成了中支统一领导、部门共同参与、支行积极配合、资源有效整合、监督信息共享的全面监督工作格局。
二、取得主要成效
(一) 组织监督力量得到加强, 促进了规章制度不断完善
根据分行党委《关于加强人民银行县支行监督管理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 普洱中支党委高度重视,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了以党委书记、行长为组长, 副行长、纪委书记为副组长, 纪检监察、内审、事后监督、人事、办公室、会计财务、国库等业务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 主要负责与各监督职能部门的联系与沟通, 全面监督例会的组织与准备工作, 督促、落实全面监督例会决定和有关事项, 协调开展综合性监督检查工作。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 纪检监察、人事、内审等部门共同参与, 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的工作机制和协调机制。中支还结合实际, 制定了《县支行监督管理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等内控管理和监督检查制度, 形成了规范严密的内控管理监督制约机制。
(二) 促进了县支行现有人力资源整合, 有效防范了岗位、资金风险
在整合现有人力资源方面, 普洱中支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整合县支行发行库, 撤销了七个县支行发行库, 保留了2个县支行发行库, 采取由中心支行负责聘请临时工集中复点辖内残损人民币;实行金融统计数据集中处理, 成为云南省人行系统首家实施金融统计数据集中处理的中心支行;整合县支行内设机构, 对人员较少的县支行内设机构整合为一个整体, 不设股室, 按县级人民银行业务范围设置15个岗位, 在符合制度的基础上, 分别确定A、B角。通过创新监督机制, 整合监督资源, 改进监督检查方式, 逐步形成了制度、执行、监督并重, 科学、严密、有效的监督管理工作机制, 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县支行人力资源, 实现了人员优化组合, 基本解决了县支行业务量与岗位设置要求不匹配、因人员不足导致基础业务操作违规兼岗顶岗等问题, 有效防范了岗位、资金风险。
(三) 提高了监督检查效率, 业务差错得到有效控制
在强化纪检、监察、内审部门监督检查职能的同时, 切实加强系统业务管理, 充分发挥各业务职能部门的检查监督职责。按照分行关于对所辖县支行每年不少于二次集中检查的要求, 由中支纪检监察部门牵头, 组织内审、事后监督中心等职能部门对国库、会计、发行、保卫等易发案件的要害部门和岗位开展重点检查、集中检查、突击检查及执法监察“四位一体”再监督检查活动, 形成统一行动、成果共享, 避免了重复监督检查, 节约人力物力财力, 提高了监督检查效率。辖内国库、会计、发行等核算差错率大幅下降, 核算质量明显提高。全辖人行系统保持了连续多年无案件、无责任事故、无重大差错和无行政诉讼的良好局面。
(四) 监督资源得到整合, 监督效率和质量得到提高
通过县支行监督机制建设, 建立了中支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支行积极配合, 统筹安排、信息共享的全面监督的工作格局, 形成了重视内控监督、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现行监督机制融合了纪检、事后、内审以及业务部门等有关监督检查职能, 较好克服了人员少、监督任务重的矛盾, 避免了分部门监督的多重监督、重复监督, 达到了“检查一次、规范一次、提高一次”的监督检查效果。同时, 通过监督部门联席会议, 及时通报各部门开展监督检查的情况, 共同分析存在问题根源和整改措施, 实现了监督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 监督成果共享, 提高了监督效率和质量, 有效发挥了监督职能作用。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县支行监督体系和同级监督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县支行内设机构整合后, 给日常监督机制建设带来一定影响, 在内部制度建设、监督上相对原来而言有弱化的一面。另外, 双重领导和双重角色影响监督效能, 虽然赋予了县支行纪检组长和监督人员监督检查权力, 但其工资、组织关系等均在县支行, 存在利益趋同的问题, 加之各种人文环境关系的制约, 实施监督时在观念、人情、隶属关系上难以打破情面而做到认真检查、公正处理, 执法监察难以实现再监督的目的。县支行兼职监察室主任, 还承担着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处理纪检监察工作以外的事务上, 没有更多的精力去主动开展工作和学习纪检业务知识, 存在等待观望, 应付差事。
(二) 辖内纪检监察干部和监督部门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目前辖内普遍存在监督部门人员素质不高, 对监督工作机制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监督工作思路、方法举措等相对滞后, 对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束手无策, 与县支行监督机制建设的工作要求仍有一定差距。由于监督部门人员缺乏对新业务知识的掌握和了解, 在开展专项业务监督检查时, 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是按照传统的检查方式进行, 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后果缺乏必要的提示与预警, 达不到监督效果。另外, 多年来没有发生案件和责任事故, 有的干部产生了松懈和麻痹思想, 缺乏工作主动性, 安于现状。
(三) 客观条件限制
由于普洱是一个典型的少、边、山、穷地区, 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 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点多面广, 交通较为不便, 从而对县支行监督检查工作和每年完成两次全面监督检查任务带来一定困难。
四、加强县支行监督机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 进一步提高监督管理意识, 制定和完善县支行监督机制建设有关制度
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成都分行加强县 (市) 支行监督机制建设指引》, 各级领导要从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责的高度, 认识加强县支行监督机制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辖内各行依据分行《指引》, 结合实际, 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方法和程序, 明确有关人员的监督职责, 加强对重要业务部门、风险易发岗位的经常性、日常化监督, 围绕中心工作, 突出重点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建立和完善《县支行监察室主任、兼职纪检监察审计人员工作制度》, 明确工作职责、任务, 细化县支行监督检查内容、范围、方式和频率, 使监督检查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中支监督部门进一步完善和修订监督部门工作协调、集中检查、监督工作效果评价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对监督检查不到位、管理指导和监督责任不落实的要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
(二) 教育与监督相结合, 以人为本抓好干部职工培训教育
努力提高纪检监察干部和监督人员综合素质, 把一些政治素质高, 熟悉金融业务的骨干充实到监督部门;继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职业道德、法纪法规、反腐倡廉等一系列教育活动, 加强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 特别是要害岗位人员, 增强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感和对岗位的荣誉感, 自觉遵纪守法, 防范道德风险。监督关口前移, 发挥再监督工作的事前预防和事前监督作用, 把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采取多种形式, 加强对基础业务操作人员的培训, 切实解决支行目前基础业务操作人员和顶岗人员的专业知识不够、现场监督检查经验不足的问题。
(三) 理顺关系, 加强信息沟通
正确处理好再监督过程中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完善再监督工作程序, 进一步加强业务监督、内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事后监督的工作联动和协调配合, 完善监督检查联席会议制度, 中支各职能监督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将本部门对县支行进行的系统业务监督检查情况, 通过一定的方式及时向中支纪检监察、内审部门沟通反馈。对发现问题, 通过现场检查反馈、会议纪要和简报等形式, 及时指出, 督促整改。各县支行将开展监督自查情况, 包括存在的问题, 整改措施等及时上报中支纪委。
(四) 不断创新和加强同级监督工作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初探 篇6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是检察机关对立案主体以及立案监督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 它是根据对刑事立案监督的深度进展情况对刑事立案监督进行的分类, 根据该标准, 刑事立案监督可以分为对立案阶段的监督和对立案后侦查阶段的延伸监督。在实践中, 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实效普遍不佳,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的缺失。因此, 探讨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 对提升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实效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 定位的困惑
有些学者认为刑事立案监督权向侦查领域的延伸是对侦查监督权的侵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是紧密衔接的过程,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所起的对立案监督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功能完全可以在侦查监督过程中得以实现,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定位的困惑妨碍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的建构, 也影响了检察机关开展该项工作的积极性。
(二) 立法的缺陷
在立法上首次明确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还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该规则第376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通知立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但该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规范。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以 (2000) 高检捕法第1号文发布了《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 (以下简称《解答》) 第15条和第17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在监督立案后的消极侦查行为和不当撤案行为进行监督的途径和方法, 但由于《解答》的规定有些笼统, 且《解答》仅为指导性规范的属性, 公安机关对此多不予认可。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监督延伸规定的立法缺失, 使得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延伸监督的法律依据不足, 对立案监督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工作也举步维艰。
(三) 知情权缺失
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工作的开展, 同其他诉讼监督工作一样, 都需要有一定的线索、材料来源, 并通过这些线索或材料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达到监督目的。 (1) 对于经监督后立案的案件, 侦查机关处于保密的原因并不会主动告知检察机关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 检察机关也就难以知晓侦查机关是否存在立而不侦、侦而不结、消极应付, 久拖不决, 或者立案后又撤案的情形, 那么也就无法对侦查机关的消极不作为行为或无正当理由撤案行为进行监督,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缺乏知情权, 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四) 监督途径缺失
法律监督需要一定的实现途径, 刑事立案延伸监督也不例外。《刑事诉讼规则》第376条规定虽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通知立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但该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规定具体的监督途径;《解答》第15条、17条虽然规定了跟踪、督促、介入侦查、纠正违法等各种监督途径, 但因该《解答》非为法律规范, 不能成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延伸监督的法律依据。
三、完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的建议
(一) 树立延伸监督意识
当前, 不少干警认为对于立案监督案件, 发出通知立案书后立案监督程序已经终结, 至于侦查机关在立案后如何处理立案监督案件则是侦查机关侦查权的问题, 不再是立案监督的范围。还有干警认为侦查机关立案后, 对其监督则属于侦查活动监督的范畴, 立案监督的使命已经完成。事实上, 这些观点不仅是对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与侦查活动监督关系的误读, 也是凸显了检察机关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意识的匮乏。因此, 检察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到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是刑事立案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服思想上的障碍, 树立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意识。
(二) 明确延伸监督定位
对于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定位的困惑, 笔者认为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是刑事立案监督权向侦查领域的适度延伸, 它是对侦查机关在被监督立案后是否积极作为或有不当撤案行为的监督, 属于对立案后侦查阶段的深度进展情况的跟踪监督, 它与侦查监督可能会存在着部分交叉, 但其本质上还是属于对刑事立案活动的监督, 属于刑事立案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侦查监督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 完善延伸监督立法
1. 确立延伸监督机制
由于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监督延伸机制规定的缺失,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侦查机关在监督立案后立而不侦、侦而不结、消极应付, 久拖不决, 或者立案后撤案的情形, 检察机关缺乏进行监督的明确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开展此项工作难免会畏首畏尾, 底气不足。因此, 要改变此种情形, 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 确立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在被监督立案后的消极侦查、不当撤案行为的监督权。
2. 实行立案监督案件承办人跟踪机制
检察机关应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严格实行承办人跟踪监督机制, 进行延伸监督, 即对检察机关通知侦查机关立案的案件侦查情况进行监督, 适时走访侦查机关, 了解案件进展情况, 提出追查在逃犯罪嫌疑人以及收集、补充、完善证据的建议, 督促侦查机关积极开展侦查工作, 把保证通知的执行视为立案监督工作的重要一环, 密切注意案件的审查批捕、起诉及审判结果, 防止侦查机关在立案后的消极侦查行为或不当撤案行为。
3. 建立重、大、复杂立案监督案件的介入侦查机制
适时介入侦查, 即在重、特大案件发案、立案、侦查阶段, 检察机关派员及时介入, 出席现场勘查;或者在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前参与案件的讨论, 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证据。介入侦查的理论基础在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公诉职能行使的结合, 检察机关从保障案件质量、顺利提起公诉的需要出发, 充分发挥引导侦查的作用, 同时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行为。 (2) 介入侦查机制所起的引导侦查作用, 可以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起到引导督促的作用, 因此可以将介入侦查机制引入到立案监督案件中。对于立案监督的严重犯罪案件、疑难复杂案件以及监督立案后长期没有进展的重大案件, 侦监部门可以派员介入侦查, 了解侦查情况或参见案件讨论, 并提出工作意见, 督促侦查机关积极采取侦查措施, 积极履行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职能。
4. 赋予检察机关知情权、建立撤案备案审查制度
如前文所述, 检察机关缺乏知情权是我国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运行不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后侦查情况的知情权, 增加侦查机关在立案后侦查活动的透明度, 可以从制度上将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日常监督视野, 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发现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和违法行为, 使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从事后监督走向同步监督, 从被动监督走向主动监督, 从个案监督走向常规监督, 也有利于确保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的质量。
贯彻知情权, 保障检察机关全面掌握侦查情况,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建立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是指刑事案件在立案后, 侦查机关又撤销案件的, 侦查机关应当向检察机关及时备案并说明撤案理由, 检察机关在审查侦查机关的撤案理由后, 再做出是否同意侦查机关撤案的决定。如果确属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同意撤销案件, 如果认为撤销案件不当的, 应当通知侦查机关纠正。撤案备案审查制度可以有效的防止侦查机关撤案权的滥用, 又可以防止侦查机关无正当理由撤销监督立案的案件, 确保立案监督决定得以执行。需要强调的是, 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是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活动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 并不是要完全剥夺和取代侦查机关的立案权, 是为了实现同步监督和有效制衡。
(四) 赋予检察机关延伸监督追责权
监督效果的取得,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监督措施的刚性和强制力。而在目前刑事立案措施一般是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理由、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建议立案侦查书等, 但没有规定立案主体不接受监督的强制手段和处罚措施, 立案监督一遇到公安机关拒不执行的情况就显得苍白无力, 使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实际上是一种软权力。 (3) 因此, 必须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措施的刚性和约束力, 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程度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追责权。
1. 停止办案建议权
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在经监督立案后有怠于侦查或不当撤案的行为时, 可以提出口头纠正违法建议或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 对方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拒不改正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侦查机关停止该案侦查人员的办案权, 改由其他人员继续承办该案。
2. 行政处罚与行政纪律处分建议权
人民检察院除纠正违法行为外, 对需要给予违法人员行政处罚、行政纪律处分的, 人民检察院有权向纪检部门或侦查机关提出行政处罚、行政纪律处分的建议, 纪检部门或侦查应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对受行政处分的违法人员, 还应适用《人民警察法》有关降低警衔、取消警衔的决定。
3. 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发现或认为侦查人员涉嫌受贿、徇私舞弊、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放纵包庇犯罪嫌疑人等职务犯罪行为的, 应当直接立案侦查, 依法予以严惩。
摘要：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定位困惑、立法缺陷、知情权和监督途径缺失等问题。应当从延伸监督意识的树立、法律规范的完善等多个层面着手, 建立并逐步完善刑事立案延伸监督机制。
关键词：立案监督,延伸监督
参考文献
①张建设, 王亮斋, 王瑞.撤销案件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华慧网.
②伦朝平等.刑事诉讼监督论.法律出版社, 2007-12, (1) :71.
“行政监督机制”逻辑关系考辩 篇7
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行政监督”的两个行为主体, 一是被监督者, 二是监督者。
一、对被监督者的理解
被监督者, 一般笼统地讲是指政府, 而政府又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这个机构的组成部分叫“机关”, “机构”与“机关”是相对而言的。在一个政府机构中不是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是“被监督者”, 只有其中“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才是“被监督者”, 如县政府的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林业局、农业局、教育体育局等, 这些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包括作为或不作为) 指向或针对的是公民、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对公民、法人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其他行政机关, 如审计局、司法局、监察局等, 它们的行政执法行为不是处理公民、法人之间的关系, 而是监督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是监督者而不是被监督者;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 如市一级的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林业局、农业局、教育体育局等, 要对它的下级即县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 因此也是监督者。
因此, 严格说来, 作为“行政监督对象”的被监督者, 是指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既包括行政机关, 也包括实施行政行为的工作人员。
二、对监督者的理解
从根本上讲, 我国实施行政监督的主体是人民, 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和政府性质所决定的。从具体实施行政监督的主体来看, 则是行政监督体系内的各种政治力量, 如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社会与公民等这些非国家机关主体, 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的监督机关等这些国家机关主体。
在明确监督主体的基础上, 我们再来讨论行政监督机制的问题。怎样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 关键是“建立健全行政监督机制”。这是一个总的指导原则, 不能把它降低到或归结为“监督方式”或“具体做法”之列。
行政监督机制作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思想, 它存在于行政监督的实践形式和具体运行的过程之中, 不是独立于政治实践之外而单独存在或运作的“机制”, 它属于理论原则层面的问题。建立健全行政监督机制, “一靠民主, 二靠法制, 二者缺一不可。具体说来, 发挥人民民主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就要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使人民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运行。加强法制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就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行政监督机制是理论原则, 是进行行政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准则;而行政监督的方式或形式则是具体的实践模式, 是进行行政监督的现实架构和探索。教材在行文的表述上, 也区分“理论”和“实践”, 充分突出了这一逻辑关系, 如“目前我国已经依据宪法和法律, 初步建立起全面的行政监督体系”“我国政府为了方便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建立了信息公开制度和公开办事制度”。这就由此进入到行政监督的政治实践活动中, 开始了对如何贯彻行政监督机制这一理论原则的阐释。
行政监督的实践模式, 即行政监督的方式或形式, 包括“行政监督体系”和“政务公开制度”即“阳光工程”, 它们在充分发挥民主与法制的作用方面, 目标是一致的, 有着共同的追求。这些方式都是有效进行行政监督的、正在发展和完善的政治实践, 教材把它们分而述之的标准在于, 这些监督方式相对于行政监督的对象 (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而言, 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是强制的还是自觉的。
那些外在的、被动的、强制的监督方式, 就是指“行政监督体系”;而内在的、主动的、自觉的监督方式, 则是指政务公开制度即政府的“阳光工程”。
在这两种监督方式中, 被监督者即行政监督的对象始终没有改变, 依然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监督者也没有改变, 依然是被监督者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