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理论（精选7篇）
制约理论 篇1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 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 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继十六大之后再次把权力制约置于权力监督之前, 标志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机制提到了党和国家政治建设的议事日程。尽管社会主义权力制约的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步,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理论误区, 本文将对此做出阐释。
一、权力制约与权力存在相联系误区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根据孟德斯鸠的理论, 只要有权力存在, 在得不到有效制约时就意味着权力异化。这告诉我们, 权力制约是与权力的存在相联系, 是以权力存在为基础。的确, 权力制约以权力存在为基础, 但并不是权力一经出现就开始了权力制约, 相反, 权力制约是权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社会分化引起国家职能的分化, 进而引起权力分化的结果。
在集权制下, 一体化、垂直、单向的权力结构使权力关系表现为简单的忠诚与附庸关系, 不涉及权力制约问题。随着社会分工发展, 人作为“私人”存在, 同时也是“社会”存在。作为“私人”存在, 有着个人自身的利益要求;作为“社会”存在, 其利益要求的实现方式是依靠在社会化生产中以“私人”方式存在的社会成员个体表现出的公共性。这样, 整个社会就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这一社会分化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对应的国家职能亦应发生分化, 国家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是最典型的分化形式。国家统治职能体现国家阶级性, 尽管它在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利益上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性, 但在本质上是维护少数人利益而表现为私人性。管理职能则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本质上是公共的。作为统治职能的私人性和作为管理职能的公共性处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 两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在现代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和法制不完善的进程中, 统治职能不完全是以传统的镇压或专政的刚性方式表现出来, 大都表现出人性化, 有的甚至表现出了较强的协调性;而管理职能因社会事务以几何级数增长有不断扩张的趋势。换言之, 社会愈发展, 社会分化愈剧烈, 国家的职能愈复杂多样。每出现一种职能, 都要求相应的权力与之相伴随。从横向上看国家职能多元化导致权力种类多样化, 使权力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从纵向看, 权力天然的扩张性使各种权力有无限扩张的趋势, 这不仅使权力之间的冲突成为可能, 而且加剧了权力结构的复杂性。这种多元性、扩张性和复杂性的权力结构客观上要求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因此, 权力分化的过程就是权力制约的过程, 限制权力无限扩张的历史就是权力制约不断完善的历史。
二、权力制约与合法律化评判标准误区
权力制约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今天, 人们一方面在探讨权力制约机制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又在探讨和实践各种制约机制的有效性。其中, 具有宪政意蕴的权力运行的合法律化被看作是权力制约有效性的评判标准, 即权力是否在法律框架内运行。这往往形成一个误区, 即法律具有至上性, 并以其至上性决定权力方向、大小和运行机理。事实上, 这是一种将权力与法律关系相混淆的观点。从理论来看, 权力是公民权利的让渡, 法律的价值在于在权利和权力之间划出一道界限, 并要求权力在这一框架内运行。这种在法律——制度范式下, 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评判标准存在两大缺陷:第一, 强调正式规则和正式制度对于权力制约的意义, 那些往往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被忽略;第二, 突出权力制约的哲理性和普适性, 而缺少具体的、语境化的权力制约的针对性。[2]从权力发展的历史看, 权力自产生就开始主导社会价值的分配, 权力主体往往保留强大的国家机器, 通过暴力的手段来保证权力的有效行使, 而这种暴力手段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为降低成本, 法律应运而生, 它一方面证明权力的神圣性, 另一方面担负维持权力运行的廉价工具。换言之, 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是权力有效运行需要的结果。“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 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 凭借这种法律, 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 都拥有比氏族社会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3]这种分离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 受到法律认可和保障, 而法律这时不过是权力的“婢女”。所以, 从权力与法律的这种本质联系中可以看到, 如果停留在法律的框架下寻求权力制约, 虽然实现了合法律化, 但却在某种程度上以迁就权力扩张为代价。因而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运行不能表明权力制约的有效性。
权力制约方案众多, 而制约有效性的评判标准却没有达成共识。从目标上看, 权力制约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防止暴政、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防止国家的重大决策失误。权力制约最明确标准就是权力制约目标的实现程度。
三、权力制约工具普适性与价值的意识形态性误区
权力制约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权力职能分工, 到近代经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不断完善后, 成为指导西方资产阶级进行政权建设的思想体系, 并在实践中形成“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机制。权力制约也因此而被深深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 认为西方的政治理论包括权力制约思想是资本主义民主特有的, 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手段, 将权力制约的工具性误认为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体现, 进而排斥、摒弃包括权力制约在内的民主思想。
从政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 权力制约思想是基于权力自身特性, 遵循权力运动的规律而形成的规范权力运行的理论体系, 是人类对政治权力认识理性化的成果。权力制约作为具有工具性的技术手段, 只涉及政治权力构成形式和合理运作, 与政权的性质、时空差异和意识形态无必然联系。在专制社会, 虽然没有建立权力制约机制, 但并不意味着专制政权不需要制约, 相反正是因为没有建立权力制约机制才使权力为少数人操纵而形成专制政体。在民主社会, 因权力受到限制, 权利才得以保障, 民主精神才得以彰显。从权力制约研究趋势上看, 权力制约的研究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 作为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政治学研究的影响较深, 政治学天然实证化倾向和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的特点也影响权力制约理论研究, 使它呈现过度的技术化而理论性不足, 进而在指导权力制约实践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在防止暴政, 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 防止国家的重大决策失误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即使是权力制约经典模式的美国“三权分立”制, 也因为行政权力膨胀、权力滥用等问题而倍受争议, 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严重滥用现象也迫切要求权力制约。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工具和中性的理论科学,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仅需要资产阶级理论家和资本主义的实践, 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权力运行实践也应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误区
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误区除了因意识形态差异引起以外, 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 认为权力是国家的派生物, 国家的阶级属性决定权力的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是对敌对势力专政和对人民实行民主, 因而, 无产阶级的权力只能强化而不能限制, 这种思想最终酿成“文革”的大灾难。
其实, 作为反映权力运行规律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以分权制衡为核心。近代以来, 西方自由主义者以西方权力运行视角对权力制约机制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的揭示。这是我们思考社会主义与权力制约机理相容与否的基本分析视角。权力分立, 基于国家职能的差异而使权力表现出不同的属性, 不同属性的权力相互独立。权力平等, 基于属性差异的权力间的人格、地位非隶属性和非支配性。权力制衡, 基于平等地位的权力间彼此配合相互牵制。双向制约, 基于权力主体制约关系中的双向互动。权力制约法制化, 基于分权制衡关系的权力运行机理获得法律支持的制约关系。这五个方面概括了西方权力制约的内在机制。邓小平同志指出, 西方国家和我国的国情不同, 因此不能照搬“三权分立”的理论来构建我国的权力结构体系。[4]这肯定了我国权力结构的独特性, 但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就不能借鉴西方权力制约机制的合理内核。在西方权力制约机制的五大原理中, 分权制衡思想几乎全部都在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中表现出来, 并贯彻于我国的各项工作之中。例如, 宪法除了明确规定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司法机关的不同职责外, 还着重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等等。只不过我国是以权力分工代替权力分立, 人民代表大会居核心地位代替权力主体地位平等等。这些内容表明, 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权力制约, 相反, 构建起社会主义权力制约机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拒绝西方的“三权分立”并非要放弃权力制约, 而是强调权力制约与具体国情结合。我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这套制约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制约机制的不同在于, 第一, 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之上的, 它的目的是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第二, 这一制度的原则是分工制约, 而不是西方国家的分权制衡。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国家权力最终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的组织活动原则,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职权上有所分工和制约, 但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并向它负责, 受它监督。这是我国权力结构区别于三权分立的根本, 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
五、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权力监督误区
对资本主义权力制约的批评除了因“三权分立”机制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外, 还因其操作上的形式主义。认为一切操作主义化的权力制约方案都停留在权力运行的表面上做文章, 而没有深入到权力的本质, 是资产阶级愚弄人民的工具。而权力监督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突出强调的与社会主义相对应的权力运行机理。马克思曾高度赞扬巴黎公社创造的、由民主直接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对选民负责, 并且选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这种政权形式是“伟大的创举”, 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权”。所以社会主义只有立足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建立权力监督机制, 而不能建立以分权制衡为核心的权力制约机制。
排除意识形态差异而单纯从运行机理上讲, 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都是以权力分工为前提, 以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权利为目的, 都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两者最大的差异不在于权力主体间的地位是否平等, 而在于权力主体地位是否具有独立性。传统观点强调权力主体地位平等, 认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必须是两个相对平行的行为主体, 监督主体地位是独立和平等的, 而不是依附的、命令和服从关系。”[5]这是将独立性等同于平等性的结果。事实上, 独立的两个权力主体并不一定就是平等的, 如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 虽然不平等但相互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力监督所要求的只是主体之间相互独立而不是平等, 即独立但不一定平等的权力主体之间可以有权力监督。这在美国州政府能够监督制约联邦政府的实践中得到证实。在我国权力运行实践中也存在着大量不平等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力监督主体。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之间相互监督, 实质就是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6]社会主义独立的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就是社会主义的权力制约, 只不过社会主义权力制约从个人权利出发, 更突出强调“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内涵。如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实践中, 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权力制约的基本观点, 主张通过扩大民主权利, 使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和参政议政权, 形成对权力的强有力制约。同时, 列宁认为, 在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中, 只有罢免权才是“真正的监督权”。而资本主义权力制约则从政治权力出发, 更强调权力主体间的制衡和冲突。
由此可见, 社会主义权力监督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权力制约。马克思主义不仅主张权力应该受到制约, 而且是彻底的制约论者。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权利监督方式作充分的揭示和运用, 也不可能给予公民太多的权利施舍, 只能在权力制约权力的框架内思考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的品格, 使它能够超越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 而以“人民当家作主”的监督方式实现人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摘要：在我国权力制约理论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 尽管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共识,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误区:权力制约与权力存在相联系的误区;权力制约与合法律化评判标准误区;权力制约工具普适性与价值的意识形态性误区;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不相容误区;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权力监督误区。
关键词：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理论误区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154
[2].喻中.从“法律-制度范式”到“行为-过程范式”——试论权力制约理论研究中的范式转换[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6, 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4)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72
[4].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41~244
[5].刘笃才.极权与特权[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32
[6].杜力夫.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辨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
制约权力,而不是制约资本 篇2
正如土地本身不可恶，但“地主”被认为是可恶的一样，资本的所有者也被认为比另一些要素（人力、技术等）的所有者更可恶。如果资本所有者（“资本家”）与人力所有者（“工人”）、科技知识所有者（“科学家”）发生关系，通常都被认为是前者“剥削”了后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的确看到资本所有者在与其他要素所有者打交道时往往更强势。但是否总是如此呢？
“占领华尔街”是在抗议“雇员”
最近一些美国民众为了抗议他们认为应当对危机负责的金融界，发动了“占领华尔街”的示威。中国有人很兴奋，认为这是美国人民在抗议“资本主义”。可是很奇怪，美国最著名的那些大资本家，各种排行榜中位居前列的那些最大的富人们，如比尔?盖茨、巴菲特、乔布斯等人，都没有被打扰。如果说美国人不去“占领”这些人的豪宅、企业和其他资产，是因为怕犯法的话，那么美国人甚至没有在他们的门前街道上示威抗议（这是完全合法的）又是为什么呢？非但不去抗议，而且正如早些时候乔布斯去世时感人的悼念浪潮所体现的，美国人一面“占领华尔街”，一面尊重乃至崇敬这些成功的资本家，两者都很投入，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美国人不反感一般的资本，只反感“金融资本”，所以跑到华尔街这条最著名的金融街上来抗议。可是，这些“金融资本”的所有者是谁？谁是可恶的“金融资本家”呢？就拿最遭人恨的那个“金融骗子”麦道夫来说吧，他实际是个搞砸了的金融赌徒，本人债台高筑早已破产，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本”可言了。如果他赌赢了，像巴菲特那样真是个“金融资本家”，大概不会让人如此痛恨。而就算他赌砸了输光了，假如他是拿自己的钱（“资本”）去赌，人们也不过当他是个不良嗜好者，瞧不起他也不至于痛恨他。但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隐瞒资讯欺骗投资者，用股东们的钱去狂赌，结果投机失败坑害了无数的投资者，那当然罪该万死了。
麦道夫固然是尤中之极，华尔街经理人远非都像他那样可恨，但由于人性中存在贪婪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仅是美国的制度）上的某些漏洞确实使得华尔街的一些经理人有机可乘，做出辜负投资者的坏事（诈骗）或蠢事（非理性冒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占领华尔街”实际上表达的正是无数股东们对这些无良经理人的愤怒。
从逻辑上讲，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家”（雇主）雇用脑力或体力所有者（雇员）的制度，那么在华尔街，逻辑上的“金融资本家”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无数投资者（其中不乏真正的富豪，当然中小投资者更多，但肯定不会有“无产者”），而华尔街的经理人则是“雇员”。投资者（股东）们雇用他们为自己理财。但一些无良雇员不但倚仗自己的“一技之长”漫天要价索取极高的工资，而且不负责任地欺骗雇主，以至于糟蹋了雇主的钱财。尤有甚者，当糟蹋曝光、危机发生后，他们不仅逃避责罚，还仍然坚持极高的工资报酬，甚至还把以拯救雇主（股东）的名义从国家那里得到的救济用来给自己支付高工资，确实可恨！所以“占领华尔街”这场股东们抗议经理人、投资者抗议理财者、“资本家”抗议“雇员”的运动能够得到普遍的同情。在这里，真正邪恶的甚至不是“资本家”，当然更不要说“资本”了。
“雇员”为何能欺负“资本家”？
但是，在人们对雇佣关系的通常印象中，还是雇主处于强势地位的多，以至于形成马克思所谓“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关系。按马克思的描绘：在“劳动力”市场上主雇双方似乎是在平等交易，但一旦成交，雇主就昂昂然牵着雇工走，如同牵着一头牛，后者不得不接受“资本的奴役”，平等交易的表象荡然无存了。
的确，无论人们是否接受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解释（即“剩余价值学说”），劳资关系中资方的谈判地位通常都要比劳方优越得多。这是因为：通常在没有“超经济强制”的自由交易中，稀缺要素的拥有者都会比非稀缺要素、过剩要素的拥有者具有更大的谈判优势。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一般地说，资本积累程度低，而劳动力供给充足，资本明显比人力（尤其是体力）更为稀缺，因此在讨价还价中拥有实际上的“定价权”。
但是，正因为这种强势是来自其稀缺性，而非来自资本这种要素形式本身，所以所谓“资本的优势”也不是一定的。某种形式的人力资源如果比资本更为稀缺，其拥有者就会具有比资本更强的谈判能力。例如拥有独特知识与能力的“高级人才”，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未必比资本家低。而前述的金融界是个特殊的市场，金融市场通常都是过剩的资本寻求出路的地方，而“理财专家”的才能要比资本稀缺得多，被认为拥有这种才能的经理人于是便奇货可居，甚至可能把股东即逻辑上的资本家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浪潮正是这种“雇员”剥削“资本家”的结果。
而在金融界以外的一般情况下，普通人力资源不如资本稀缺，其谈判地位就相对虚弱。为此对于拥有稀缺资源的一方所处的强势地位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对弱势一方给予一定的帮助就成为必要，例如借助集体谈判（比如工会）手段，或者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政策对资方进行干预。不过资本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过剩，就会降低它的强势。
众所周知，今天发达国家的劳工地位已非昔比。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即劳工运动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虚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我认为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和劳工权益在现代曾有高度发展，这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积累过多、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去。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完全可以理解。
但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则完全相反。如果说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与劳工权益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
总之，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在逻辑上取决于劳资两种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金融界“经理人欺负股东”招致抗议和其他一般领域劳工需要工会和公共政策保护，都说明对稀缺资源拥有者的强势需要限制。但这种限制在逻辑上是针对稀缺的，而不是针对某一种特定要素如资本的。所以在一般领域通常要限制资本，但在金融界却要保护资本（股东），限制“高级雇员”（经理人）。当然限制也要有分寸，完全把稀缺者与过剩者的谈判地位拉平就等于取消了市场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也是不可能的。
“血和肮脏”源于强权
与资本、人力乃至土地等相比，公权力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而且是绝对稀缺。资本、人力等等要素都有可能“过剩”，而权力是没有过剩之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比总是极少数，越是专制独裁者就越极少，也就越奇货可居。
更重要的是：权力与权力施加对象之间也不是谈判关系，而是超经济强制关系。因此，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中对稀缺资源拥有者的谈判强势都需要限制，那么对权力进行限制就更为必要，而且无论在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本来资本已经因稀缺而拥有谈判优势，而权力还要站在它一边，“官商勾结”打压工农，那当然就会造成最坏的情况。本文开头那句关于马克思的“血和肮脏”的话其实就是指这种情况。
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在《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说的。而在这本书中此前另有“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显然，马克思讲的“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另一类现象，如贩卖奴隶、海盗行径、殖民征服、强制圈地等等。我称之为“抢来本钱做买卖”。
“做买卖”是资本主义，但“抢来本钱”则是古已有之的蛮横现象，本身并非资本主义（甚至不能说是“早期资本主义”），只是这个时期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有人用抢来的本钱“做买卖”，因此与“资本主义”产生了经验联系，但按马克思的说法这也不是“一般规律”。而“所谓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并不是自由交易，而是强权“抢钱”，谓之“血和肮脏”并不为过。问题是：这样的“血和肮脏”直接来源于强权和暴力，它不仅不能说是“资本”的“一般”特征，而且甚至与上面说的资本稀缺性导致它对劳动的优势无关。这种“血和肮脏”也不是什么“形式平等掩盖下的实质不平等”，而根本就是没有丝毫形式平等可言。要减少和消灭这种“血和肮脏”，首先要做的恰恰就是“节制权力”、消灭强权，而不是“节制资本”、消灭交易。是首先实现形式平等，而不是让不受制约的权力打着实质平等的旗号取消形式平等。只有把“节制权力”放在“节制资本”之前，才能让那种从形式到实质、从规则到结果都毫无公平可言的“权抢钱”现象绝迹。
事实上，即便在原始积累时代结束以后，如果政治上仍然处于前宪政的专制状态，节制权力就仍然是优先的任务。关于这一点，不仅倡导“小政府”理念的自由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支持福利国家一般都是在宪政民主化以后的事。列宁当年就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个纲领的讨论中指出：指望权力无限的政府来保护工人是愚蠢的，工人只能反对这样的政府，而保护工人只能靠工人自己，靠工会的力量。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说法。
节制权力而非节制资本
遗憾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充满“血和肮脏”的“原始积累”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还是大行其道。所谓“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就是“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当代版。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不适宜地淡化“官民问题”而凸显“劳资问题”，企业界一些人希望政府压制劳工的“过分要求”，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官式宣传让民企成为体制弊病的替罪羊。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正上演这样一个游戏：两只小熊分饼，都抱怨分得的部分太少。一只狐狸来了说，我来给你们分饼。狐狸先对其中一只小熊说你分到的部分太多，就上去咬了一口，然后一比，又说另一只小熊分到的多了，就又上去咬了一口。这么下去，最后两只小熊都没有分到饼，全被狐狸自己吃了。这故事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负责分饼的狐狸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
如今，在我国越来越大的经济蛋糕中，增加最快的份额既不是劳工所得，也不是企业积累，而是财政与财政预算外的政府收入！无怪乎今年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把饼做大还是公平分饼，哪个更重要固然是个问题，但是偷饼抢饼的人太多对两者都构成威胁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人说：“劳资博弈的结果谁得的多一些都没问题，但劳资都不能说话，而由劳资都无法问责的人来搞‘狐狸分饼’，那么劳资双方都不可能满意。”话虽尖刻，但引人深思。事实上，民主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资博弈以增加弱者的谈判能力是合理的，但我国特色体制下劳资不能博弈、唯有“狐狸分饼”的效果如何是实堪怀疑的。
一份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如今我国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形势下各种物价都在与发达国家趋近，甚至有的已经超过，却只有蓝领劳务价格差距最大，并几乎成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唯一体现。而另一些关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报告也指出，企业对各种负担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劳资任何一方做出牺牲都已非常困难。
制约理论 篇3
由上述三组传统的档案价值观点,已经基本上涵盖了档案的价值形态。但笔者认为,这三组价值形态的着眼点都以“实用”为基础,即便是“长远价值”也只是凭证、情报价值的未来远期表现。可以说,传统的档案价值理论中习惯从“实用”这个单一的静态视角来讨论档案价值,对档案的精神文化价值不够重视,比较忽视档案的文化意义和精神意义。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传统上关于档案价值的研究是档案学中经典论述之一,而且在长期的档案学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指导作用。前辈学人的这一巨大学术贡献功德无量,笔者决无否定之意,只是想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档案价值理论进行力所能及的补充。需要明确的是,档案学从实用出发是正确的。档案的实用价值是人类保存档案的最初动机和第一目的,没有实用价值,档案馆、档案事业就无法在现实中生存,更别说能够存在数千年。对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依然是为了某种实际用途。
但实用也有目的之分,我们目前的“实用”是为了行政机关和研究者等少数人的“实用”,而不是为了社会公众,不是为了给后代留下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的“实用”,更不是基于延续历史、保存文化与社会记忆这个宏大命题的“实用”。这种功利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档案工作思路的封闭和阻塞、档案工作的僵化和局限、档案机构的过分行政化,以及档案效益难以实现。对档案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不仅是对档案属性的一种重新审视与再发掘,也是加快档案工作改革步伐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传统的档案价值表述中,我们没有把档案的文化意义归入价值行列,而是放到档案的作用之中,称为“档案的文化作用”。虽然价值与作用在表述上差别不大,但其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异。
过去的研究中,档案学者对“价值”和“作用”两个概念已经做了明确区分:档案价值关系在社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档案的作用。档案的作用通常是指档案对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从关系属性而言,二者都属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范畴,但价值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作用则是比较具体的。也就是说,“价值”通常是从总体上、抽象的、一般意义上表示档案的有益性、有用性,而“作用”通常是从具体的、个别的意义上表述档案的有益性、有用性,可以看作是价值的进一步表现和扩展。一般来说,价值具有比较稳定的特征,而作用则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需求的变化呈现出多种形式……因此,尽管档案的价值和作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还是应该将二者区分开来,分别进行论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价值是哲学层面,是核心,是内涵;而作用是实践层面,是外在,是外延。因此,把档案在文化方面的有用性归为“作用”,恐怕有所低估。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在传统的三组档案价值形态之外,再加上“档案的文化价值”。档案文化价值是档案价值体系中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利用的领域。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档案的实用价值或现实价值是有限的,但其文化价值却是近乎无限的;当现实价值发挥完毕后,直至档案消亡,其所发挥的主要是文化价值。
因此,档案对于人类的最终价值、最大价值应当是文化价值。从人类保存档案的目的来看,首先当然是满足现实需求,但在这些档案的现实价值消失殆尽或基本消耗完毕之后,为什么还要继续保存?这是因为人们发现其中蕴藏的文化价值依然可以为人所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价值会越来越鲜明,越来越重要,最终成为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哪怕档案载体的自然寿命终结,我们也会千方百计将其中的文化信息进行转移,以便继续流传,这是我们珍视和期望尽可能长久保藏它们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虽然每一份档案都有其文化价值,但档案毕竟不是文物,也不是文献,其文化价值有时是隐形存在的、相对次要的,很多时候并不直接以文化价值服务于人,尤其是形成时间较短的档案,我们更看重其参考、凭证价值和现实而忽略其文化价值。这就需要管理者、研究者和利用者从多维的视角来全面考察档案的价值,构建一个合理的档案价值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制约理论 篇4
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城市，高等院校数量较多，是我国五大高校聚集区域之一。高校担负着培养高等人才的重任，体育教育是是学生接受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合格人才的重要内容。体育理论课程包含于体育教学课程之中，是学生掌握科学健身方法、锻炼等理论知识的主要途径，会对学生的体育实践起到指导作用。经过前期对西安市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程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存在问题较多。而且通过前人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发现，各地高校体育理论课程都存在许多共性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的发展，影响学生体育理论知识的掌握，已不适应现代高等体育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对影响、制约高校体育理论课程的因素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2 西安市普通高校相关领导对体育理论课程制约因素分析
2.1 西安市普通高校相关领导对体育理论课程重视程度不够
高校相关领导对体育理论课程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体育理论课程的设置、时数、内容选择机考核评价等问题，因而，高校相关领导的重视程度是制约体育理论课程教学的首要因素。涉及体育理论课程的相关领导主要是指学校主管体育工作的领导、体育教学单位的领导以及主管体育理论课程教学的负责人，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体育理论课程教学的实施。通过前期的调查发现，目前西安市普通高校相关领导对体育理论课程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这种不够主要首先体现在对体育理论课程在学生掌握体育理论知识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大多领导认为体育理论知识的传授不是高校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体育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实践能力，促进健康的发展即可;其次，还表现于在课时的安排上认为可有可无，按照规定有就行，不考虑必要的课时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必须;第三，因为不重视，使得在对学生的考核上也流于形式，只重视技能实践能力的考核与评价。这些表现综合起来最终导致学校对体育教学重技能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忽视体育理论知识的传授。分析其原因，这种不重视一方面受到对体育教育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体育就是要让学生在操场、体育馆等场所以动为主、出汗即可、会练就行，理论知识不是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国家教育部门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对体育理论课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与要求，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只规定体育理论教学知识的传授学时不得少于体育教学时数的12%，也就是在大学一直二年级开设体育课的4个学期中，体育理论课程只占16学时，平均每学期不会超过4学时，除此较少课时要求外，再无其它规定，这导致相关领导认为每个学期有上一、两节课就行，教什么无所谓。领导的不重视也会导致体育教师对待体育理论课程的认识与态度，他们更喜欢上自己驾轻就熟的技能实践课，对理论课程简单敷衍，不考虑教育质量与教学效果。这种学校相关领导不重视是体育理论课程教学发展受到阻碍的最重要原因，后续一系列的制约因素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调查中也发现，凡是学校相关领导重视的，体育理论课程的教学就相对开展较好。
2.2 体育理论课程课时设置状况不利于学生对体育理论知识的掌握
必要的教学时间能保证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教学时间以课时的方式体现。为保证学生对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掌握，体育理论课程也应保证一定的课时量。目前，按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规定，每学期课时不少于4学时即可，大多高校在实际体育理论课程的安排上基本能达到这一标准，但问题是每学期仅仅4学时对大量的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更谈不上体育理论知识学习的系统化。高校学生从年龄上看已是成人，他们的思维能力、对体育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水平都较高，学习掌握体育理论课程的知识具备优势。体育实践中，前人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实践经验需要以理论知识传授的途径让学生掌握，许多科学锻炼的方法、运动人体、解剖和运动伤害事故的处理、针对个人运动处方的设计等等都需要通过这一途径来向学生传授，这是技能实践课教学难以完成的任务，学生也需要掌握这些知识指导自己的实践，并从中悟出更多健身锻炼的道理。可见，每学期仅仅4学时的时间很难让学生掌握更多的体育理论知识，从而影响到体育教育最终目标的实现。
2.3 体育理论课程教材与教学内容状况缺乏科学的系统性、统一性
教材是教学中的依据性文件，直接影响教学中向学生传授的内容。目前，教材情况影响着学生对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这种影响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普通高校体育教学使用的教材版本较多，各校选择不一，按照教材的来源，主要有自编、省编和统编教材三种。调查中发现，西安市普通高校超过60%选择教材以自编为主，其次为省编和统编，而自编编教材是各校组织教师根据自身实际，编写的用于本校体育教学的教材，这些自编教材因为各高校编写者水平不一、内容体系各自认识不同，是各种版本的教材水平参差、版本多样，缺乏科学的系统性和统一性，即便是省编、统编教材也并非一个版本，所以各校所使用的教材几乎都不一样，而且参与编写者也大都自立纲目，更多参与教师是为评职称而用，使教材缺乏科学性。另一方面，在使用的教材中共性表现为绝大部分内容是在介绍各种运动项目的技术、规则和练习方法，极少涉及体育理论知识，即便有也是一些简单枯燥的体育基本原理、体育发展史、学校体育功能等等，缺乏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学生对此也不感兴趣，影响他们对体育理论知识的掌握，从此也能看出，教材内容仍表现为重技能实践、轻理论。第三，教材的选择并未真正用于实际教学中，很多高校选择给学生发放的教材成为摆设，没有在教学过程中按照教材体系内容授课，各高校体育部门对四个学期的普修课规定有教学大纲，教师必须按照大纲内容与进度授课，而大纲也是教师根据各校自身情况而定，教材没有以大纲为依据，体育理论知识更是任课教师自定，未作统一要求，授课内容与教材几乎无关，教材成了感兴趣学生的“课外书”。
体育理论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缺乏系统性，没有统一的体系影响学生的学习与知识的掌握。实际授课中，大多教师选择“体育的起源”、“体育的本质”、“学校体育目的与任务”等等，这些内容学生感觉较为枯燥、缺乏实用性，也不能激发学习兴趣，教学效果差。还有些高校仅在一个学期就向学生传授了从体育人文社会学知识、运动人体科学知识、运动实践理论，从课时设置看，4学时左右的时间学习如此多的体育理论知识只能是蜻蜓点水，不可能深入系统讲授，学生学起来也自感困难。
可见，缺乏科学、统一、系统的体育理论课教材，教学内容的单调、枯燥，实用性差，制约着高校体育理论课程的教学，影响学生对体育理论知识的掌握。
2.4 高校体育教师知识结构与教学水平不适应体育理论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教师在教学中占据主导作用，其自身的知识结构与教学水平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普通高校的体育教师都经过体育专业院校的专门培养，从现状看，绝大多数体育教师都具备本科学历，随着近些年高校对教师学历水平要求的提高，研究生学历人数也在逐年增加。但学历的提高还不能表现在体育理论课程教学水平的提高上，我国大多体育院校在培养体育教育人才中仍注重技能实践课的教学水平，对体育理论知识的传授水平往往被忽视，体育教师自身在受教育期间接受更多的是一些技能实践课的学习，体育理论知识不被重视，这样的知识结构势必导致他们成为体育教师在教授体育理论课程时受到限制。此外，普通高校一般不配备专门的体育理论课程教师，理论课也由现有的体育教师承担教学任务，而这些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更多承担的是技能实践课的教学任务，长期以来，他们熟悉技能实践课教学过程，对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驾轻就熟，体育教师教学特殊性使他们接触理论课教学少，教室内、讲台上的教学较陌生，高水平理论教授水平的教师不多，不少教师尽量逃避理论课，非上不可也不乏照本宣科者。体育教师这种知识结构与教学水平使体育理论课程教学水平不佳。
2.5 体育理论课程教学形式过于单一，不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体育理论课程教学形式直接影响教学效果与质量，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多样，但目前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程的教学形式仍过于单一，大多数教学采取教师讲授、学生听的满堂灌的形式，这种形式影响着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讨论与互动、多媒体等教学方法手段教学中较少运用。分析原因，主要与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有关，前文已述，体育理论知识的传授没有专门的教师，承担教学任务的仍是普通体育教师，他们更熟悉技能实践课程的教学，体育理论课程教学较少接触，而传统的技能实践课程教学与教室内理论课程的教学有着较大的区别，在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上这些教师对理论课程还较陌生，只能采取传统的讲授方法，致使教学形式过于单一，再加之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强，学生听课过程中感到枯燥、不感兴趣，影响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掌握。
2.6 体育理论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状况导致学生忽视理论知识的学习
良好的体育理论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可以反映教师的教学效果，也可反映学生学习的效果如何，普通高校对体育理论课程的考核评价还不能客观反映这两方面的效果，更谈不上科学的体系。体育理论课程因为课时设置较少、内容缺乏系统性等原因，目前对学生的考核各高校方式不一，大多高校不把理论课程的考核作为体育教学效果考核的重点，要么不专门进行考核、要么采取简单的口试或开卷的做法，而且即便考了，分数在整个体育课的成绩中所占比例也较低。这种考核评价方式仍然体现出重技能实践考核、轻理论知识考核，最终的结果也导致学生不重视理论知识学习，认为理论课可有可无，也使他们在体育理论课程的学习中却发动机，只重视考核严格的技能实践课。
3 结束语
西安市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程教学是体育教学中的薄弱环节，现状不容乐观。对影响体育理论课程教学的制约因素进行研究，目的是让更多的领导、教师、学生能客观充分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能从重视程度、课时设置、教材与教学内容选择、体育教师自身知识结构与教学水平、教学形式、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有所改观，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最终使体育理论课程教学能在学生体育知识与技能掌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顺利实现体育教育的任务与目标。
摘要：通过对影响西安市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程教学因素的深入分析,发现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相关领导重视程度、体育理论课程课时设置、课程教材与教学内容选择、体育教师自身知识结构与教学水平、体育理论课程教学形式及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对体育理论课程教学制约因素进行研究,目的是使体育理论课程教学能在学生体育知识与技能掌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顺利实现体育教育的任务与目标。
关键词：西安市,高校,体育,理论课程,制约因素,研究
参考文献
[1]姜健.陕西省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教学现状的研究[J].新课程研究(职业教育),2007,(9):88-90.
[2]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S].2002.
[3]王丽娟.上海市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程现状的调查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9):90-92.
[4]高亮.学分制下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教学的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4):519-521.
[5]张家彬,刘际友,孙庆祝.对普通高校体育理论课程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11):88-90.
制约理论 篇5
一、正确认识价值规律的内涵——解决轻视第三产业的问题
要放手发展第三产业, 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其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 是正确地评价其地位作用, 并重视它、发展它, 还是忽视它、轻视它, 甚至歧视它、打击它, 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到经济决策和执行当中, 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局面。但是在我国, 轻视第三产业的思想认识并非现在才有的, 而是源远流长。古代, 由于受儒家义利观的深远影响, 长期存在着重农轻商, 乃至抑商的现象。在思想观念上, 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 商业为末业, 强化本末意识;在政策措施上, 统治者通过强化户籍管理, 限制人口流动;限制商人政治权利, 堵仕途之路, 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治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 不许商人染指;对商人的穿衣、建房、乘车作出歧视性规定等等政策措施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 限制商业的发展。
清末, 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威慑和冲击下, 我国的国门被迫打开, 一批仁人志士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 认识到了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 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 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 只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 这种实业救国的理想也未能完全实现。但是, 这种对于工业化的憧憬和向往却深深地影响了后人。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我们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 很长的时期内, 甚至提出了很多超出历史阶段的目标和措施, 如大跃进等等。后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主要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目标, 主要也是工业现代化为主的一个目标。这种对工业化的热情, 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
1981年上半年, 《世界经济导报》接连发表了多篇理论文章, 介绍第三产业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目的就是解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与人们的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同时想开拓更广泛的就业门路。当时北京有一个回城女知青自谋职业, 办了一个“大碗茶”公司, 在天安门卖凉茶, 安排了一批农友就业, 被报纸传为佳话。下半年, 形势大变, 北京一些权威人士严厉批评第三产业的概念“不三不四”、“莫名其妙”、“非驴非马”, 是“渗透着资本主义本质的概念”, 发表多篇文章, 横加贬斥, 之后, 第三产业的概念在报刊上销声匿迹。直到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提出放手发展第三产业和时任的总理发表一系列讲话才发生了改变。1985年4月5日, 国务院同意并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第三产业的概念才开始为人们所认可, 发展第三产业的思想才开始为人们所认识, 但是, 对第三产业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解决就业等初级层面上, 在价值观上还没有充分的予以认识。
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是物化到商品之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流通等环节是不产生价值的, 只是地主和金融、流通等资本家与商品生产的资本家分割剩余价值。多年以来, 我们国家一直把这一理论奉为信条, 轻视第三产业和从业人员服务人员, 认为他们是不创造价值、不创造社会财富的“非生产人员”, 是靠物质生产部门的布施养活的, 因此指责他们“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 而又“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服务人员获得工农生产的“饭”和“衣”, 不是偷来的, 也不是抢来的, 而是向对方提供服务产品为代价的。服务人员一不会种田, 二不会做工, 就如同工人农民一不会教书、二不会治病一样, 是社会分工、各司其职的必然结果, 没有什么理由要加以非议。事实上, 服务人员创造性的劳动不但能够使人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 具有使用价值, 而且从性质上看也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也能创造价值。如餐饮业, 消费者到饭店里吃到可口的饭菜, 经过了加工, 包含着厨师、服务员以及经理等人员的共同劳动, 还包含着他们的脑力劳动, 包含着组织的才能和服务的技巧。如果说价值都是生产蔬菜的农民创造的, 饭店都是在从商品的剩余价值中进行分割, 那么就无法解释同样一盘菜, 在高档饭店里就卖那么高的价格的道理。正如曼昆所说的:“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1]。物品与劳务都是产品, 都是财富, 生产商品与提供服务也都是产业。我们在享受到同样多的商品的情况下, 优良的服务也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满足我们更高的消费需求。比如:在家里就能喝到送上门的牛奶, 看到送上门的报纸, 就能上网、看到好看的电视节目等等。
因此, 要对第三产业真正重视起来, 还是首先要在理论上突破陈旧价值观的束缚, 树立正确的产业观、产品观和财富观, 真正认识到第三产业不但从使用价值上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而且是创造价值的产业;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劳务, 同样也是社会的财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 与从事第一、二产业的人一样, 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从事第三产业并不低贱, 不应受到人国家和社会的忽视、轻视, 更不应该受人歧视。
二、正确认识产业发展的趋势——解决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进行经济决策, 从事经济工作, 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如果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清楚, 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决策, 甚至有可能做出一些逆经济规律而动的决策来。
产业的发展与演变, 自有其内在的规律, 但是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却总为层层经济迷雾所笼罩, 经过了多代经济学人的努力, 才日渐清晰。早在十七世纪,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例 (如海员的收入要比农民的收入要高4倍, 以从事海上运输为主的荷兰要比从事农业的法国富裕等等) 总结出:“制造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 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制造业多得多”的结论, 从而第一个发现了产业间的不同特点。
十八世纪, 英国另一位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也作了类似的论述:“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 进步社会的资本, 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 其次投在工业上, 最后投在国际贸易上。这种顺序是自然的。”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两名词最早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当时把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矿业称为“第一产业”, 把制造业称为“第二产业”。经过研究,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阿伦·格·费希尔认为第一、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 因此他将第一、二产业之外的所有经济活动都称为第三产业, 于1935年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 这个概念的提出, 为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视野, 为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40年, 英国学者科林·克拉克 (继承人) (Cllin Clark) 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提出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克拉克基于他所收集的20多个国家各部门多年的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资料, 验证了配第的观点:“随着经济的发展, 第一产业的就业不断降低, 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增加, 亦即劳动力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转移”,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配第-克拉克定理, 经过了克拉克的充分论证, 足以让人信服,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开始,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致力于对各国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在其著作《现代经济增长分析》、《各国经济增长》中, 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证实了配第-克拉克定理, 而且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了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 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 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和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社会产业无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劳动力结构都在变化, 其变化的一般趋势是, 农业部门的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趋于下降, 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值份额与劳动力份额都趋于上升, 但在这两个部门变化趋势略有不同, 工业部门在产值份额持续上升的同时, 劳动力份额处于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的趋势, 服务业部门在产值份额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的同时, 劳动力份额呈现上升幅度较大的趋势。”这些研究一是从投入结构发展到产出结构;二是使结构变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 有利于对结构变革规律的把握;三是分析了其演变的原因:一是需求诱导;二是对外贸易;三是技术革新。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钱纳里, 基于他对101个国家从1950年到1970年间统计资料所进行的深入研究, 构造出的著名的“世界发展模型”, 由发展模型求出的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化结构”。许多国家就拿着这张表与自己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产业的演变) 过程“是否正常”。我们国家也有许多学者拿着来对照我们改革过程当中经济结构是否出了问题。从其研究中成果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 各个国家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重都在增加;二是经济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中这两个比例更高。
通过上述论述, 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既然根据经济学的分析论证和统计学的统计分析, 可以证明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产业必将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成为拉动GDP的最大产业, 同时也是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这也是各国长期经济发展中显现出来的一个规律, 那么我们国家是不是会因为我们的国情的“特殊”, 其经济的结构变迁就可以不符合上述的规律呢?结论是否定的, 因为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的规律。我们应当正确把握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顺势而为, 自觉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指导我们的工作, 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这也与党的十七报告中提出的“三个转变”中, 要求“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以及“发展现代服务业, 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的要求相一致的。
三、正确认识政府角色定位——解决缺乏支持引导的问题
对于如何发展第三产业, 我国政府在其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既然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会产生对第三产业的需求, 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基础, 那么, 我们只要去全力发展第一和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也就会自然地发展起来;与之相反, 有人则认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不是自发的, 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予以规划、引导和扶持, 特别是在我们国家, 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就更需要政府的规范和引导。这就涉及到一个理论上的古老的争论, 也是经济学发展三百年以来发展的一条线索[4]: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国家干预学说之争。
1. 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
经济自由主义完全以个人欲望的满足为依据, 提出了追求自身最大投资利益的“经济人”假设, 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系统的自由主义学说体系。关于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 亚当·斯密说:“对于私人利润的考虑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投资农业、制造业, 抑或某种批发零售业的唯一动机。”[5]假若劳动、土地或资本在某一行业比另一行业获致较高的报酬, 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将把它们从报酬较少的行业转移到较高的行业。原来供过于求的行业提供的较少报酬引致部分业主向报酬高行业转移, 直到所提供的报酬与其他行业大致相等为止, 而原来供不应求的行业因为新的业主的加入而报酬降低, 直到与其他行业报酬大体相同为止。这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让“看不见的手”, 也就是价值规律来配置市场的资源, 从而把资源引导到最有效率的产业。
而对于政府的作用, 斯密把他定义为“守夜人”的作用。也就是说, 政府发挥作用的目的是如何保证企业和个人的天赋自由权得到充分实现。取消国家的干预, 天赋自由才会得以实现, 社会经济才能有效地运行。他说:“凡是一种学说, 如要对于特定产业, 予以异常的奖励, 违反自然趋势;以社会上过大部分的资本, 拉入这种产业, 又或要对于特定产业, 加以异常的限制, 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产业上的资本, 离去这种产业, 那实际上, 都是颠倒他所要促进的大目的。那只能阻碍社会富强之进步, 不能使它增加。”这种学说, 反对国家的干预, 反对对于特定产业的异常奖励和限制, 主张异常的奖励是在颠倒本来所要促进的目的, 从而主张让资本在不同行业间自由流动。
依此推论, 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 政府无须格外操心, 只需要按照斯密的观点做到维护和平, 建立一个维持严密的执法体制, 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就可以了。
2. 国家干预学说。
对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的理论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这种学说主张, 个人欲望某种程度上要服从社会利益、社会需要。这时候, 国家的角色就不只是“守夜人”了, 而变成了社会经济的调节者、干预者、引导者、管理者。相比之下, 这两种角色有着巨大的反差。
3. 政府在第三产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
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以上两种学说虽然有争论, 但是大家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两种学说的一致性, 即两者都是产生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 即使是国家干预学说, 也只是相对于经济自由主义那种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修正, (由守夜人变为调节者) 它所主张的干预也是一种间接的、宏观的调控措施, 与我们国家过去所实行的那种国家计划完全不同, 也遇到现在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 无论从指导思想、政策措施, 还是调控手段上都有很大不同。
那么, 在我们国家, 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的确定应当考虑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要考虑到我们的目标建立并完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既然是市场经济, 那么国家在制定发展和三产业的政策措施时必须遵循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的要求和规律, 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自我调控机制的作用, 否则, 我们就会背离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已经被过去的实践所否定的老路上去。也就是说, 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 国家只需要做好维持好市场的秩序, 提供公正的司法, 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公共事业这三件事情就可以了。因此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方针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
二是要考虑到我们国家是从计划经济转变过来的, 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没有健全, 许多体制和机制还需要改革完善, 甚至需要攻坚, 这些也不是市场所能扮演的角色。具体需要国家做到:把握发展大局、加强规划引导、深化改革开放、加大政策支持。
(1) 把握发展大局—把握战略, 处理关系
把握战略, 就是要把握推进第三产业发展的大战略。处理关系, 就是要正确处理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指导与市场化、社会化推进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包括一些企业都让我们政府去成立, 去具体运作, 而是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扫除障碍, 搭建平台。
(2) 加强规划引导—找准优势, 合理规划
找准优势, 就是要求政府应当努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而不是完全放任的, 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政策引导作用、排除障碍作用。各地区可以通过对本地区比较优势的找到自己的主导产业 (从静态角度来分析, 指发挥现有的优势) , 也可以通过动态的分析找到自己要优先发展的产业, 从而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不能只注重当前的比较优势的发挥, 还要着眼产业的长远发展。即在国际交往中, 不仅要考虑静态比较优势 (如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本要素比较富裕地区, 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 更要从动态中考虑比较优势转移和发展。合理规划, 就是要合理规划全市应当重点发展哪些产业, 在哪里布局, 怎样去引导 (重点扶持哪些园区) 等等。
(3) 深化改革开放—消除垄断, 扫除障碍
政府应当深化改革, 在市场准入上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扫除障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虽然我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但是目前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政策还不够开放, 许多服务行业都由国有企业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垄断经营, 如铁路、通讯、电力、民航、邮政、金融、城市公用事业等等。从实践的经验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即:凡是越是政企不分, 垄断越严重的行业, 其发展的速度就越慢, 其所提供的服务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的差距就越大。如铁路行业, 目前还是政企不分, 垄断经营, 其发展的速度也最慢。现有铁路运行里程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只有55毫米, 其三十年来也只增长了60%, 与GDP、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翻几番的速度相差很远, 以致于每到节假日铁路总是一票难求。要破除垄断, 需要国家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逐步放开市场准入, 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加大政策扶持—打下基础, 推动起步
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还很薄弱, 第三产业的投入还很少, 基础设施仍很落后, 应当加大投入。建设好第三产业发展所必需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必要的公共设施, 这也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也往往是单个的资本无力完成的, 必须由政府搞好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只有进一步加大投入, 加强政策的扶持, 才能促使我们国家和当地第三产业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摘要：当前人们在理论上对发展第三产业还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认识。具体包括:一是不能正确把握价值规律的内涵, 认为第三产业不能生产价值, 从而存在着轻视第三产业的问题;二是不能正确把握产业发展的趋势, 从而存在着对发展第三产业的自觉性不够, 动力不足的问题;三是不能正确把握政府在发展第三产业中的角色定位, 从而存在着对第三产业扶持引导不够的问题。不从根源上改变这些错误认识, 就不可能出现加快推进第三产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第三产业,理论认识,价值规律,趋势,政府作用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7年
[2]何正斌.经济学300年[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年
[3]牛竹梅: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
制约理论 篇6
(一) 权力制约理论——同步审计的政治学基础
权力与监督, 是近现代政治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我国政治学者林喆认为:“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 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监督是指为保证公共权力在其所担负职权的正当范围内和轨道上运行, 对其进行监察、督促、检查、调节、控制、纠正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社会现象。存在权力的地方就应当有对权力的监督, 任何权力的运行都不能离开监督和制约。
我国的政党制度,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作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拥有重要公共权力——重大经济社会事项决策权。中国的政党权力监督是一种新型的制度。毛泽东提出了人民监督思想,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强调权力监督要走法制化的道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强调健全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确立, 丰富了我国审计监督制度, 有利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因此, 本文认为, 权力制约理论是同步审计的政治学基础。
(二) 宪政理论——同步审计的宪法学基础
所谓宪政, 就是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 是依据宪法进行政治的原理, 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现代政体。具体而言, 宪政就是权力分立、权力制衡、人民决定等制度的综合。对政府加以限制, 是宪政思想区别于其他统治思想的核心 (刘颖斐等, 2007) 。宪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它以宪法为依据, 通过对权力规范的良性构建, 促进民主、法治和秩序, 实现国家良好治理。在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中, 如何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 大多数宪政国家都通过宪法确立国家审计监督制度, 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宪政的核心价值 (谢志华, 2008) 。国家审计作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政治工具, 它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结构中, 监督政府的财政行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可以有效地矫正“政府失灵”行为 (冯均科, 2003) 。正如德国政治学家汉斯所说, 国家审计机关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显然在制衡与牵制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硕, 1990)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就是一种对政府财政权力进行制衡的有效手段, 它能限制并监督政府实施财政权力的范围。
我国1982年宪法确立了我国审计监督制度的宪法地位,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审计监督制度的具体形式之一, 因此也得到了宪法的支撑, 其宪法理论基础得到了很好体现。2006年修订的审计法对经济责任审计作出了明确规定, 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直接的法理依据, 增强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权威性, 是国家审计监督制度宪法权威的具体化。因此, 本文认为, 对政府公共权力限制监督的宪政思想是同步审计的宪法学基础。
(三)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同步审计的经济学基础
受托责任理论也叫委托代理理论, 最早由罗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作为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为理解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是分析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 (彭韶兵等, 2009) 。根据受托责任理论, 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机构或人员, 由于其资源或资金主要由国家或地方提供, 由此便产生了与这些提供资源或资金有关方面的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 就产生了现代国家审计。因此, 有学者认为, 受托经济责任乃现代会计、审计之魂 (蔡春, 2000) , 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乃审计产生、发展的首要前提 (蔡春, 1999) 。审计在本质上是一种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特殊的经济控制, 审计功能存在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和保证被审计对象受托经济责任得以全面有效履行的需要。
可见, 政府审计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是紧密相联的。现代政府审计不仅因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 而且因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 (蔡春等, 2007) 。在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当受托经济责任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到指向受托的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 要求其对任职期内本地区、本部门或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承担经济责任时, 便自然产生了经济责任审计。因此, 经济责任审计本身就是基于特定受托经济责任关系, 针对特定受托经济责任具体内容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审计类型或形式 (蔡春, 2007) 。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不断拓展, 进一步拓宽了审计的领域, 使审计的内容被进一步充实。近年来有些地方审计机关开展的同步审计, 便是很好的例证。由此, 本文认为, 公共受托责任不仅是政府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 也是经济责任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 更是同步审计的理论基础。
二、同步审计的重点内容
(一) 地方党委书记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
依据新颁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省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地方党委书记经济责任审计的侧重点是任期内重大经济事项决策情况和本区域经济监督管理情况, 应主要关注决策、执行、绩效、廉政四个环节。 (1) 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执行情况。主要包括:第一、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制度建立情况。主要关注任职期间是否建立健全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第二、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程序执行情况。重大事项决策是否遵循了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 并分析对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 (2) 重大经济事项推进督察和执行财经法规情况。主要包括:第一, 重大经济事项的推进督察情况, 是否制定重大经济事项推进及考核办法、是否明确重大经济事项推进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是否落实领导分工责任、党委是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重大经济事项推进通报协调会, 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是否积极落实督办机制、是否对推进不力的单位和责任人认真追究责任。第二,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财经法规及有关政策情况。主要关注是否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 制定的地方有关经济政策、招商引资政策、土地征用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有无与国家政策相抵触或者相矛盾的情况。 (3)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绩效情况。重点关注事项包括:第一,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绩效情况。一是对照项目可行性报告, 项目执行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取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项目运行是否正常, 与社会环境是否和谐, 投入产出是否符合预期;三是项目的再融资运作, 能否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并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百姓的利益;四是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变更、调整是否有法可依, 是否影响了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既得利益。第二,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对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影响。如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财政总收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财政总支出、实际利用外资、社会保险覆盖率、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新增就业岗位等工作目标。 (4) 任期内遵守廉政规定的情况。重点关注重大经济事项集体决策制、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制、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公示制等制度的制定执行情况, 任期内个人是否有违反规定领取兼职报酬的问题、有无用公款、公物为本人、亲友谋利及在单位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有无利用职权干预、主导工程项目建设招投标、土地招拍挂, 逃避监督或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决策, 为他人或亲属牟利提供便利, 甚至搞钱权交易等问题。
(二) 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
地方政府行政首长是地方财政预算执行的第一责任人, 对其经济责任审计, 应以全部政府性资金为主线, 围绕经济决策权、经济管理权、经济政策执行和监督权, 沿着财政性资金的走向, 重点关注领导干部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遵守有关经济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 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情况, 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情况等。 (1) 重大经济决策及重大投资项目情况。主要审查地方的重大经济决策是否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2) 执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情况。主要以政府性资金, 特别是财政性资金活动有关内控制度的健全、合法、有效及实施来确定审计重点。 (3) 地方财政收支及管理情况。以财政决算为基础, 以财政性资金收支管理情况为主线开展审计, 审查地方财政预算编制、批复、执行和决算的程序性、合法性、真实性;审查各项收入入库的及时性、足额性;审查有无自行出台政策, 擅自设立政府性基金或收费项目;审查国有资产转让、处置是否符合规定, 有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审查各项财政资金支出的合理、合规和有效性, 重点审计有无预算的支出或退库、虚列支出、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及挤占挪用、搞“形象工程”等问题。 (4) 政府性债权债务管理情况。通过对政府性债权债务的管理情况调查, 分析债务规模、结构、负担率及偿债能力。重点摸清各种政府性投资效益情况、债务资金的结构和使用效果情况、还债资金的筹集情况, 分析负债资金的投向是否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 是否有明显超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 (5) 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选择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可持续发展潜力、财政性资金收支结构等指标开展审计, 重点审核本级财政收入总量、构成、增长情况, 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及任期内年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和人均可用财力, 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审核对农业、水利、交通、城市等基础设施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社会事业投入情况, 分析财政投入的增加数、增长率, 反映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益事业的重视程度;审查有无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现象。
三、同步审计的责任界定与评价
(一) 经济责任的界定
经济责任应包含法律的、管理的、绩效的等方面责任, 它是一种复合责任 (彭韶兵等, 2009) 。依据《规定》,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承担的经济责任, 包括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在同步审计实践中, 应根据审计查证或者认定的事实, 依法依规对其所应承担的责任, 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 (1) 合理区分地方党委书记、地方政府行政首长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地方党委书记和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经济责任, 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共性是两者作为党政“一把手”, 承担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共同的, 上级考核的指标是相同的, 区别在于两者的职责是有分工的, 党委书记侧重于宏观决策、兼顾管理执行, 政府行政首长侧重于组织执行实施、兼顾决策。在实际操作中, 要根据两者在决策、管理、执行中所起的作用和个人遵守财经纪律情况, 采用“谁决策谁负责”、“谁分管谁负责”、“权责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界定、区分各自责任。对党委书记的审计评价侧重于宏观经济战略与决策责任, 如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地区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地区节能减排部署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等;对政府行政首长的审计评价则侧重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执行与管理责任, 如党委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的落实和执行情况、任期内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地方财政收支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组织管理情况等方面。此外, 查出的问题若属于两者共同决策的, 则党委书记、政府行政首长共同负直接责任;属于党委书记应履行的职责而未认真履行的, 则党委书记负直接责任;属于党委书记监督管理不力的, 则党委书记负主管责任;属于政府行政首长执行不力的, 则政府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2) 准确划分不同责任的界限, 合理界定不同经济责任的性质和归属。在审计实践中, 应结合《规定》并把握有关原则, 划分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直接责任与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的关系。第一, 界定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必须在时间范围上划分清楚任期界限, 从而保证准确划分领导干部任期内和非任期内经济责任, 亦即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第二, 界定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对于重大经济事项, 地方党委、政府都要求实行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在认定决策责任时, 必须分清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的责任, 而不能仅仅看其表面现象。对于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造成的失误, 如果是党委会决策的, 虽然是经过集体决策的, 但仍应由党委书记负直接责任, 如果是政府行政首长办公会议决策的, 虽然经过集体决策, 仍应由政府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对于违反决策程序, 独断专行造成决策失误的, 则应由个人负责。第三, 界定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依据《规定》, 正确划分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直接责任, 是指对于其直接经手和分工负责的那部分工作, 其应承担的责任。主管责任是指基于内部管理的分工而由自己直接管理的有关部门, 进而对其负有的相关经济责任。领导责任是指基于内部分工, 自己虽然没有直接管理有关部门, 但由于该部门在财政财务收支及其它经济活动方面存在问题, 进而应负有的相关经济责任。第四, 划分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如国家政策的调整、体制变动、经费指标削减、拨款不到位等被审计人左右不了的客观因素造成的问题, 评价时要做出相应的剔除;如果由于被审计人主观原因造成的, 则应由被审计人个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 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
审计评价, 不仅关系到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 而且直接关系到领导干部的个人声誉, 如何科学、规范地做好审计评价甚为重要。按照《规定》, 审计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依法依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责任制考核目标、行业标准以及其他有效的依据等进行审计评价。 (2) 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依照审计查证或认定的事实, 既肯定主要工作业绩, 也要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 (3) 审计评价与审计内容相统一的原则。在法定职权范围内, 按照规定应该审计什么就评价什么, 审计到什么程度就评价到什么程度。特别强调的是, 不能对没有审计的或者没有审计清楚的事情作出评价。评价结论应当有充分的审计证据支持。
在同步审计实践中, 对地方党委书记和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 除了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评价外, 更应注重评价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对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的评价, 可以客观反映被审计人的管理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绩。审计实践中应主要评价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情况。在具体评价时, 通过对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指标的分析, 评价其任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基础设施投入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 并评估其对今后经济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春:《审计理论结构研究》 (第1版)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制约理论 篇7
任何语篇都受其主题制约和支配, 对词义语境化内涵的理解与解释都必须以反映主题的宏观命题 (Macro-theme) 结构为依据。换句话说, 文本主题应该得到微观命题 (Microtheme) 的说明, 二者之间具有认知关联性 (Relevant) , 我们称其为主题关联性 (Theme-relevant) 。主题与主题关联制约对文本解读有重要意义。
二、主题和主题关联性对语篇翻译的意义
从语义特征看, 主题是语篇底层宏观命题结构 (underlying propositional structure) , 或是“一个语义上与命题等值的概念结构” (Heoey, 1983:4) 。体现主题的宏观命题必须为语篇中所有其他命题所说明, 即宏观命题与微观命题之间必须具有一定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在认知框架内得到维系。Van Dijk (1980:V) 指出, 宏观命题结构与知识的组织有关, 任何语篇的处理如果不考虑信息的宏观组织及其过程都是不合理的。在语篇信息处理中, 处理者能根据给定的主题解释一个话语或话语的一部分。
从语篇生成机制看, 语篇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产物, 是烙有作者个性特征的物化形式, 反映着作者对特定社会生活、人际关系或客观世界等的主观认识方式。这种认识方式反映在语篇内在规定性中, 即任何语篇都有向读者呈现的主题, 一般以抽象概括性的语言或思想或显性或隐性地存在于语篇之中。
可以说, 语篇是主题倾向 (意图) 规约下的产物。语篇在生成过程中, 一旦主题得以确立, 就必然形成以主题倾向为轴心的认知逻辑导向, 从而在语篇线性发展中得到层级性和明晰化体现 (Kaplan, 1972:296;Hoey, 1983:17) 。基于此规律, 语篇的词句都是经过作者带有意图性选择的结果, 并有其内在的认知关联制约性, 即“主题关联性制约” (theme-relevant constraint) 。主题与主题倾向对微观层次词句的关联性制约, 是语篇意义生成的重要特征 (曾利沙, 2005, 2006) 。
三、《朋友》英译文分析
原文:
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 他们的帮助, 他们的鼓励, 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了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
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 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 多量的欢乐, 多量的眼泪分给了我, 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需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 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 有了幸福。我默默的接受了它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 我也没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身上。对于我, 他们太慷慨了。
原译文:
Friends are my saviors.They gave me things which it is beyond my family to give me.Thanks to their fraternal love, assistance and encouragement, I have time and again been saved from falling into an abyss while on its verge.They have been enormously generous towards me.
There was a time when my life was miserable and gloomy.My friends then gave me in large quantities sympathy, love, joy and tears-things essential for existence.It is due to their bountiful free gifts that I also have my share of warmth and happiness in my life.I accepted their kindnesses quietly without ever saying a word of thanks and without ever doing anything in return.In spite of that, my friends never used the epithet self——centered when referring to me.They are only too generous towards me.——from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Prose Writing, Zhang Peiji, P98
1. 宏观主题
《朋友》是巴金1933年6月写于广州的一篇随笔。作者通过自己的经历, 用朴素的语言赞颂人间友情之可贵, 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他的真挚、热情和对友情的重视和珍惜。
“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 要是没有了它, 我们就会死, 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 道德、无私心, 就是人生的花。”——《朋友》 (1936年)
2. 结构分析
第一段:“然而朋友把我救了。”统领如下几点:1) 给了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2) 把我从深渊的边缘救回来, 段落结论a: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
第二段:首先提到自己生活的悲苦与黑暗;其次提到朋友对我的给予, 使我的生活有了温暖和幸福, 而我却未能报答;段落结论b:对于我, 他们太慷慨了。
3. 微观主题
4. 译文评析
(1) “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
原译文:“They give me things which it is beyond my family to give me.”
分析:语篇中“东西”, 笔者认为涵概了朋友对我“物质上的帮助和亲情之外难能可贵的友情和关爱”。可以说, 除了物质上的支助, 更多的应是区别于家庭给予的精神方面的内容。但“things”指具体的事或物, 可数名词的具体性容易分散措词的表现力, 使读者误入岐途, 不能深刻领略到原文主题中“友爱”、“鼓励”等精神财富的力量, 有损全文的美感。笔者认为应将“东西”一词的意义抽象化, 用代词what代替things可能更贴近主题, 更有助于留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
(2) “他们的友爱, 他们的帮助, 他们的鼓励, 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
原译文:“Thanks to their fraternal love, assistance and encouragement, I have time and again been saved from falling into an abyss while on its verge.”
分析:Fraternal:of or characteristic of a brother or brothers;brotherly.
Friendly:like, characteristic of, or suitable for a friend, friends, of friendship;kindly.
既然是“给了家庭所不能给的”, 所以与手足情不同。语篇的主题强调的是朋友的慷慨和家庭不能给的另一种爱, 所以此处用“fraternal”与原文表达的主题不吻合, 宜用friendly代替。
abyss:An unfathomable chasm;a yawning gulf;An immeasurably profound depth or void.
语篇主要阐明的是朋友对“我”的慷慨, 尤指在“我”身处困境时的无私慷慨。由此, 读者不难推断, 文中所指“深渊”, 是比喻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 而英语中“abyss”一词并没有上述外延意义, 宜在其后加上predicaments“困境”以明确语篇的真正内涵。
(3) “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 多量的爱, 多量的欢乐, 多量的眼泪分给了我, 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需的。”
原译文:“My friends then gave me in large quantities sympathy, love, joy and tears——things essential for existence.”
分析:quantity:A specified or indefinite number or amount;A considerable amount or number;An exact amount or number;The measurable, countable, or comparable property or aspect of a thing.
首先, 译文中用“in large quantity”表示“多量”的意思, 而“sympathy”, “love”, “joy”都是抽象名词, 仅用quantity很难深刻地表达出原语篇抽象的韵味。A great deal of, a lot of, much, enormous等词或词组, 在英语里可以用来修饰抽象名词, 表示“多量”的含义, 不仅能突出原文抽象的韵味, 表达效果也较理想。如:“I have a great deal of sympathy for the NO2ID campaign, but this has to be dealt with.”“The people of Belfast have given me a lot of love over the past year and I have a lot of love for them.” (Google News)
其次, “多量的”一词在原文中以排比的形式出现, 强调友爱的珍贵与伟大, 以及作者对友谊的珍视;强烈的排比, 使文本的微观主题更具震撼力。取消排比形式将使译文原有的震撼力大大削弱。基于以上因素, 笔者尝试采用四个并列的动宾结构短语的方式来表达。“同情心”通常不是“给”的, 而是“表现”出来的, 宜用show;爱则可以用give表示“给予”;“欢乐”也并不是单纯的“分给”, 可以通过一些活动“带来”的, 用bring较恰当;而share反映的是朋友在困难中与我“分担”了悲伤。
最后, existence:the act of existing;state or fact of being;continuance of being, life.Living:the means of sustaining life;livelihood;manner of existence.
这里的生存并不是简单地指一种存在的状态, 上文提到的“眼泪”等并不是存在的必需品, 而是指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所以用living更贴近主题。
(4) “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 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 有了幸福。”
原译文:“It is due to their bountiful free gifts that I also have my share of warmth and happiness in my life.”
分析:“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根据语篇主题主要指精神方面的内容, “free gifts”在英语中表示things given willingly without payment, 主要表示具体的接受的别人的赠与物。而givings, 抽象行为名词复数化后转指原动词的行为客体, 即该动词涉及的对象, 指朋友给予我的东西, 包括物质与精神方面的, 故更能体现微观主题。
(5) “我默默地接受了它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 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
原译文:“I accepted their kindness quietly without ever saying a word of thanks and without ever doing anything in return.”
分析:文中所说的“感激”指的是作者肯定朋友所做的一切, 并对于朋友怀有热烈感激之情。appreciation一词在英语中指recognition of the quality, value, significance, or magnitude of people and things;an expression of gratitude。即除了表示谢意外, 还表示对人或事的肯定。文中作者“默默地接受了它们”, 还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赞成与肯定。笔者认为此处用appreciation更贴近语篇的宏观微观主题。而thanks没有前者的外延意义, 只单纯表示谢意, 如:I don’t feel like having coffee, butthank you anyway.
reciprocate:to make a return for something given or done, 既可以指具体意义上的报答, 也可以指抽象意义的。从文中提到的“同情”、“爱”、“欢乐”和“眼泪”所反映的微观主题可以看出, “慷慨”、“施舍”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精神方面的, 因此作者所提到的“报答”除了物质内容,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感恩。而后者除了具体意义上的doing something in return, 还包括mental support等方面。因此, 笔者试用reciprocate替代。
改译:My friends are my saviors.They give me what is beyond my family to give me.It was their friendly love, assistance and encouragement that have time and again saved me from falling into an abyss of predicaments while I was on its verge.They have shown enormous generosity towards me.
There was a time when my life was miserable and gloomy.My friends then showed a great deal of sympathy, gave a lot of love, brought great joy and shared a great amount of the tears, all of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living.It is due to their bountiful givings that I also have my share of warmth and happiness in my life.I accepted their kindness quietly without ever saying a word of appreciation and without ever reciprocating in any way.In spite of that, my friends never used the epithet“self-centered”when referring to me They are only too generous towards me.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语篇翻译过程中, 宏观命题统领微观命题。译文的遣词造句应该与微观命题相关服务于宏观命题的展现, 这样, 译文才会更具逻辑性, 语篇则更具统一性。主题与主题关联性制约影响语篇中关键词的语义生成, 在翻译时, 要从宏观把握, 应观入手, 使译文尽可能紧扣语篇主题, 更忠实于原文情感的表达。
摘要：语篇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产物, 是烙有作者个性特征的物化形式, 反映着作者对特定社会生活、人际关系或客观世界等的主观认识方式。这种认识方式反映在语篇内在规定性中, 即任何语篇都有向读者呈现的主题。在语篇信息处理中, 处理者需根据给定的主题解释一个话语或话语的一部分。本文从主题和主题关联性制约的视角, 以巴金作品《朋友》的英语译文为例, 探讨其对语篇翻译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主题,主题关联性制约,语篇翻译,应用,《朋友》
参考文献
[1]陈忠华等.知识与语篇理解—话语分析认知科学方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181-187.
[2]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94-103.
[3]邵志洪等.2003年TEM8汉译英试卷分析—英汉语义、语用、语篇结构对比分析[J].中国翻译, 2004, (1) :76-78.
[4]曾利沙.论文本的缺省性、增生性与阐释性——兼论描写翻译学研究方法论[J].外语学刊, 2004, (5) :77-81.
[5]Hatim, Basil&Ian Mason.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0:12.
[6]Heoey, M.On the Surface of Discourse[M].London:George Allen&Unwin, 1983:4-17.
[7]Kaplan, Robert,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Language Learning, 16, 1-20, republished in Harold B.Alten&Russul N.Campbell (eds.)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MacGram-Hill International, 1972:296.
[8]Minsky, M.Frame system theory[A].In Johnson-Laird, P.N.&P.C.Wason (eds.) , Thinking:Readings in Cognitive Science[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