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模式

多中心治理模式（精选10篇）

多中心治理模式 篇1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多中心意味着无中心, 对应着单中心, 反对权力的垄断和集中化, 意味着“有许多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它们在竞争关系中相互重视对方的存在, 相互签订各种各样的合约, 并从事合作性活动, 或者利用核心机制来解决冲突”[1] 。多中心治理模式以自主治理为基础, 强调自发秩序和自主治理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同时, 它的制度安排打破了单中心制度中最高权威只有一个的权力格局, 形成了一个由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治理网络, 它意味着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 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 而是存在着包括中央政府单位、各级地方政府单位、各种政府派生实体、各种非政府组织、各种私人机构及公民个人在内的许多决策中心, 它们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 以多种形式共同行使主体性权力。这种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强调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要建立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互相依赖、互相协商、互相合作的关系[2] 。此时, 各个机构拥有的行政权力相互分离、平行行使, 不存在等级节制关系, 它采用网状思维和多边治理模式, 克服和避免单边治理模式, 提倡通过协调方式以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公共问题。

在多中心治理实践与理论的观照下, 高等教育领域逐步产生一种以 “去中心”为基础的治理范式。它的主要特征是非国营化、去中心、自治与市场化[3] 。因为高校作为一种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存在, 必然需要各相关权益主体共同治理, 这就构成了多中心治理结构。这些多中心主体的存在有利于形成合作治理网络, 该网络由政府、高校、社会团体组织等组成。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而言, 加强以社会团体为代表的社会参与更具时代意义。

一、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重要意义

由于对社会参与的理解局限, 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把社会干预和社会参与相混淆的情况, 从而造成对社会参与本质内涵的误解和功能作用的误判。事实上, 社会干预是指外部系统力量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对特定社会组织的发展施加影响, 产生有利于自身利益需求的参与效果的过程。社会干预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变化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产生正面影响的称之为积极干预, 产生负面影响的称之为消极干预。社会参与则是指积极的社会干预, 指为了避免大学因自治而产生的脱离社会实际, 及大学因过于自由放纵而产生的偏执保守而进行的干预与控制。社会参与在高校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弥补“政府失灵”产生的不足, 抑制现代大学治理中的过度“行政化”趋势。

多中心治理制度的核心在于解释了“政府失灵”的内在机制与改善措施, 对社会参与现代大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将高等教育作为纯公共品由政府包办提供, 在大学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渗入政府的“影子”, 既有对人、财、物的直接控制, 又有对专业设置、项目管理、考评激励、合并升格等间接控制, 大学在被“行政化”管理的挣扎与主动加强自身的“行政化”管理中逐步形成了过度“行政化”趋势,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难以协调平衡, 只有通过社会参与才能缓解这一矛盾, 形成政府、学校、社会三方力量的相对均衡, 引导大学从过度“行政化”的漩涡中走出来, 向着现代大学制度的方面迈进。

2.增强“社会智慧”因素, 克服现代大学运行中的过度“自治化”倾向。

现代大学在宏观管理领域的“行政化”趋势影响带动下, 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多重叠加产生共振效应, 政治家治校、教授治校、民主治校呼声日高, 在微观运行领域则逐步呈现出“自治化”倾向, 这种倾向排斥社会参与大学运行管理, 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目标指向进行“自治”, 存在着脱离社会实际、不顾社会需求、限制社会参与的弊端。大学生专业面窄、适应力弱、就业困难、创新乏力等现象就是其具体体现。社会实践是最好的学校, 可以为社会主体提供无限的可能和不竭的智慧源泉。社会参与因其广泛性、群众性、无私性等特征, 在现代大学运行中广泛开展社会参与可以集聚社会方方面面的智慧共同克服现代大学建设中面临的复杂难题, 为现代大学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参与环境, 培育高素质的社会参与主体, 同时, 最大限度地压制局部利益团体对大学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 产生充足的正外部性溢出效应, 使得大学在运行中实现由“竭己之力”而“自治”向“聚众之力”而“共治”的正确方向转变。

3.畅通“信息传导”机制, 消除现代大学发展中的过度“封闭化”弊端。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 整个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大学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要保持生存、稳定和发展, 就必然要和其他系统进行正常的人员、物质、信息的交流, 否则自身难以持续发展, 严重的还会走向停滞、落后甚至灭亡。特别是信息的沟通和交流, 正日益成为制约大学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我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 普遍存在着相对“封闭化”的问题。传统的大学被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科层式管理, 内部系统流动性较弱, 与社会外界的联系渠道单一, 人员成长环境和轨迹单纯, 对外界信息的获取、整合和响应较差, 同时, 也不愿意主动向社会公布信息, 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 不善于应对, 面对内部民主管理压力和诉求, 不善于适应, 在社会外部监督和参与愿望高涨时, 不善于迎合, 没有形成双向互动的“信息传导”机制, 影响了大学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强现代大学社会参与机制建设, 畅通大学与社会的“信息传导”机制, 增强大学对社会参与的响应能力, 让大学回归社会大系统的本位, 才能走出封闭化发展的循环, 在开放式系统的支撑下, 完成自己的使命。

二、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社会参与力量的培育

推进高校多中心治理模式, 必须紧紧围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个核心, 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个高度来审视定位, 确定目标, 完善机制, 使社会参与渗透进大学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同时, 还要切实防止出现打着社会参与的旗号对大学进行社会干预的错误倾向, 使得社会参与真正成为支撑现代大学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

1.加强高等教育管理法制建设, 在依法办学中推动社会参与法制化。

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制定过程中, 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意见, 但无论是社会参与的群体规模、层次深度, 还是社会参与的互动反馈、机制内容都远远不够, 导致现代大学依法办学中社会参与法制化程度仍然较低, 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一是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内容安排中, 要进一步明确社会参与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方法途径, 为社会参与提供法制保障。要把对社会参与的权限划分、机构设置、内容主体、参与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 有的内容还要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 使社会参与在高等教育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具有明确的责任和程序, 为社会参与提供法律前提。二是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 要进一步吸收社会力量参与, 重大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改革创新在实施过程中要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使这一过程成为集中社会智慧和力量共同决策、共同实施的过程, 为社会参与提供良好环境。三是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 要进一步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管理的范围和力度, 让社会参与成为督促现代大学严格依法办学的有效形式和重要力量。

2.构建现代大学运行服务体系, 在自主管理中促进社会参与常态化。

一是要建立重大决策咨询制度。涉及学校发展全局和长远的重大决策, 要在规范的决策程序框架内,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通过发挥董事会、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学生代表、社会力量等的作用, 使得决策咨询制度贯穿于学校各项决策的全过程, 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专业化程度。二是要建立中国特色大学理事会制度。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理事会职能, 将传统的合作型、审议型、决策型理事会进行功能整合, 结合大学目标定位和发展需要, 广泛吸收行业企业、民间团体、NGO组织加入理事会, 使理事会真正成为现代大学自主管理的思想中枢。三是要建立学校与社会的互动响应机制。一方面积极推进高等学校信息公开, 把一切可以公开的信息全部向社会公开, 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议。对社会的反应要有及时有效的响应机制, 使得学校在不断响应社会关切中逐步提升和完善自身发展, 在保持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3.完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方式, 在民主监督中引领社会参与透明化。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必须在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正确处理好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 确保高等教育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二是着眼于学生和教师的全面发展, 高度重视学生和教师的知识系统、能力系统、价值系统的全面发展, 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和教师队伍;三是建立教育质量互动反馈机制, 加强学校、政府与社会的信息互动和良性响应机制建设, 引导社会力量矫正高等教育的发展误区, 为现代大学发展建立培养纠错机制和奋进动力。这就需要大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现代大学民主监督, 在监督中促进高等教育落实提高教育质量的相关政策规定, 推动现代大学坚持以人为本, 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适应经济社会需要作为全部工作的重心和目标, 敞开胸怀接受来自外界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及时报告自身发展中的成绩、不足和困难, 积极培育多样性的社会参与主体、质量监控标准和互动方法途径, 在公开透明中不断深化社会参与的广度、深度和频度, 将社会参与的过程变成既是对现代大学进行民主监督的过程, 激励约束的过程, 也是促进现代大学提高办学质量的过程, 健康发展的过程。

4.学习借鉴西方成熟经验做法, 在吸收创新中实现社会参与现代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后来居上, 除了其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提供的强大支持外, 其拥有相对完善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 尤其是丰富而多样的社会参与组织机构网络体系和运行模式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综观其社会参与模式, 政府间接管理、大学依法自治、社会参与监督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我国高等教育在吸收西方成熟经验做法时, 重要的是结合各自实际进行创新, 努力实现社会参与的现代化。一方面, 政府应主动转变职能, 由全能全包型向有限服务型转变, 由直接管理型向间接影响型转变, 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市场等手段柔性管理, 积极为社会参与让渡“权力空间”, 为大学的发展营造宽松和谐、充满活力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 大学自身要顺应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要求和趋势, 探索建立适应社会参与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吸收更多的社会要素参与学校自治, 通过决策咨询、评估评价、问责监督和外包服务等, 不断提升现代大学的内涵品质。同时, 还要大力发展类似美国的社区学院协会、专业教育评估协会、非赢利教育基金会等中介组织, 鼓励更多的社会中介组织, 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精神, 站在中立的角度对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和高校的依法办学成效进行监督评价, 积极协调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关系, 实现政府间接管理与高校学术自治的有机结合。

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新理论, 在其理论观照下, 高等教育领域逐步产生以“去中心”为基础的治理范式。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社会参与力量的培育包括:加强高等教育管理法制建设, 在依法办学中推动社会参与法制化;构建现代大学运行服务体系, 在自主管理中促进社会参与常态化;完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方式, 在民主监督中引领社会参与透明化;学习借鉴西方成熟经验做法, 在吸收创新中实现社会参与现代化。

关键词：社会参与,多中心治理模式,高校

参考文献

[1][美]埃里诺.奥斯特罗姆.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都市警察服务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2][美]奥斯特罗姆, 帕克斯, 惠特克.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M].毛寿龙,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11-12.

[3]盛冰.高等教育治理:重构政府、高校、社会的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 2003, (3) .

多中心治理模式 篇2

第三届启蒙思想研讨会

暨纪念休谟诞辰300周年学术论坛通知

18世纪启蒙思想作为现代性的源泉，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张力，它所凝聚的一系列思想成就对今天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仍有极高的参考意义。有鉴于此，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连续出版了“启蒙运动经典译丛”和“启蒙运动研究译丛”，并于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举办了两届启蒙运动思想研讨会，获得了圆满成功。为更好促进启蒙思想研究，2011年11月26日至27日，第三届启蒙思想研讨会暨纪念休谟诞辰300周年学术论坛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宾馆四楼会议室阳明厅举办。会议日程安排如下：

11月26日上午9：00-12：00 开幕致辞： 浙江大学副校长 罗卫东

浙大出版社社长 傅 强

第一部分：“启蒙运动经典译丛”的翻译工作

主题发言：王志毅 “启蒙运动经典译丛”的工作情况

马万利 休谟著作翻译漫谈

第二部分：休谟思想及早期启蒙研究

主 持 人：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题发言：张正萍 大卫·休谟是位功利主义者吗？

程奇奇 休谟论知觉的性质

高全喜 说不尽的休谟

周保巍 必然、情欲与自由：现代早期的“勤勉”观念与“勤勉”话语

苏光恩 曼德维尔思想研究 徐 谨 启蒙与蒙蔽

11月26日下午14：00-17：00 第三部分：斯密及启蒙时期思想探究

主 持 人：罗卫东 浙江大学

主题发言：张江伟 《道德情操论》中“相互同情的愉悦”浅释 康子兴 社会的自然史：亚当·斯密论文明社会的起源

孙于惠 麦迪逊与苏格兰启蒙运动

张亚萍 同情共感机制下的语言礼貌现象动因解释

陈正国 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两种反宗教的启蒙策略 第四部分：启蒙运动与中国

主 持 人：韦 森 复旦大学

主题发言：朱宪辰 基于普遍认同的制度延持和变迁

韦 森 哈耶克的自由观

秋 风 多元而节制的启蒙：周易“蒙”卦义疏

11月27日上午9：00-11：30 第五部分：理解和翻译学术经典中的若干问题——以《道德情操论》为例

主 持 人：吕大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题发言：罗卫东

介绍重新翻译《道德情操论》的若干问题

张新超

斯密翻译小组汇总商务版《道德情操论》错误案例分析 范良聪 《道德情操论》affection词义辨析

王长刚 《道德情操论》中God、Deity、Nature等词语辨析

会议主办单位：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的中职学生管理 篇3

摘 要：为探索贵州省中职教育的发展路径，进一步促进贵州省中职院校的发展，加快培养技能型、实用性人才。针对贵州省中职院校学生管理出现的思想观念陈旧、管理主体单一等问题，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和观察法等方法，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下，分析了不同主体在中职院校学生管理中的表现，认为不同的主体在看待职业院校学生管理中，都从各自的角度来进行错误的解读，造成了中职院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一些管理主体负担过重，责任过大，顾此失彼的问题。建议相关管理主体共同努力，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改变单一的管理模式，齐抓共管，共同推动中职院校学生管理的多中心化。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管理中心；管理主体；刚性管理；柔性管理

随着贵州省经济社会和工业的发展，技能型、实用性人才的缺乏越来越成为发展的瓶颈，制约着贵州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梦想。习总书记6月17日考察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时指出：职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要上下共同努力进一步办好。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技能型、实用性人才，贵州省先后提出了“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致富一家”、“精技立业、职教兴黔”等口号，并不断出台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培养技能型、实用性人才，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促进就业率提升。然而，由于发展时间短，贵州省中职教育的发展还存在诸多困境，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学生的管理。

1 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由美国政治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提出，是基于对传统单政府治理模式的批判而形成。它认为政府不应该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单一主体，而是要和利益攸关者，如企业、非营利组织、社区乃至个人等独立的主体要素相互协作，形成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治理模式[1]。总而言之，多中心治理理论摈弃了管理的单中心，倡导管理多中心模式。

现阶段贵州省中职院校学生管理形式单一，管理主体一元化已成为制约贵州省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很多学者也针对中职学生管理进行了学校管理研究、班级管理研究等，但很少从学生管理的整体角度进行多中心、多主体的探讨。事实上，学生的管理，尤其是具有特殊性的中职院校学生管理，不应该由一个管理中心（学校或班级）或者两个管理中心承担，而应该由社会、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班级、家庭、社团、班主任等多个管理中心相互协同，齐抓共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塑造学生的行为，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文将在多中心治理框架下，从多元化的管理主体来研究贵州省中职院校的学生管理。

2 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的中职学生管理主体分析

2.1 中职院校学生管理的环境中心——社会

社会作为中职院校学生管理的环境中心，主要通过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塑造学生的行为，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社会总体环境积极、乐观、向上，学生的人生态度就趋向积极、乐观。反之，学生的人生态度就趋向于悲观，表现出不良的行为举止。

2.2 中职院校学生管理的政策中心——政府

中职教育发展与否；学生管理是否科学、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中职教育政策及资金是否支持。政策的支持可以疏通中職学校教师的晋升渠道，促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理实一体；资金上的支持是提高中职院校教师及职工的待遇及增加教师培训的关键，优秀的教师队伍恰恰是科学、合理管理学生的重要因素。

2.3 中职院校学生的学习中心——学校

学校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成果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因此，学校的重要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他们应当掌握的知识，培养学生融入社会的能力，使青少年获得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动力、热情，培养学生独立健全的人格和鲜明健康的个性等，学校的整体环境及学校的学生管理模式决定了这些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

2.4 中职院校学生管理的日常事务中心——班主任

班级管理是为了实现班级教育目标而实施的维持班级秩序、营造良好班级环境与条件的服务过程[2]，班级管理的质量的好坏对整个班级学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班级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育人过程，班主任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灵活应用教学手段与方法，提升中职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引导其树立职业理念，提升自身素质与能力，最终成为社会需求的综合实践性职业人才。

2.5 中职院校学生管理的支持中心——家庭

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摇篮，孩子成长的支持中心，承载着孩子的情感支持、心理支持、资金支持等。孩子能否成才，家庭的支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孩子没学好是学校的老师没教好，熟不知家长忘记了孩子的教育自己也有责任，老师教的再好，回家看见父母的行动，就把老师教的一股脑的全丢了。老师的行为准则要求做到：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其实这也是对家长的要求，而家长对孩子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

2.6 中职院校学生管理的辅助中心——社团

社团是学校学生自发组织的一种非正式组织，对于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提高学生的实践经验，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3 中职学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贵州省中职院校普遍存在学生成分复杂、综合素质不高、自制能力不强、心理素质不健全和留守少年、单亲家庭孩子多等现实情况，这些情况势必造成中职院校学生管理的困难。同时，在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缺乏正确看待“问题”学生，学生一旦出事，家长很容易将十几年来的教育失败归因于学校的管理不善，教师没有尽职尽责；社会也会从同情弱者的角度指责学校等。相关主体从来不会冷静的思考出现问题的原因、自身在此扮演的角色及自身该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股脑的将责任推给学校，由学校来承担。

4 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的学生管理思路

4.1 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归因观

贵州省中职院校普遍存在学生成分复杂、综合素质不高、自制能力不强、心理素质不健全和留守少年、单亲家庭孩子多等现实情况。改变这种状况不是一蹴而就的，学校姑且对学生负责，但也不能将十几年来的教育失败归因于学校的责任，这种归因观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相关主体应该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归因观。

4.2 营造齐抓共管的氛围，彻底改变学校管理单中心模式

中职学校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扮演其他责任主体的角色来影响、教育学生。因此，學生管理工作应该落实到每一个相关的主体上，打破传统的学生管理模式--学校是学生的唯一管理责任主体，学生没学好是学校的管理不善，教师没有教好。积极营造齐抓共管的氛围，使相关主体形成合力，中职学生的管理工作才能落到实处，收到良好的效果。

4.3 改变单一的管理模式，采用多样化的管理手段

多样化的管理是保证实施效果的重要手段。目前在部分高职院校，采取了 “刚柔相济”、 重在 “柔性” 的管理模式，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所谓 “刚性管理” 是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并利用组织结构、 责权分配来实现由支配到服从的管理。为了实施刚性管理，必须建立起一套系统、科学的管理制度，并附以严格的奖惩措施。这些规章制度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必须人人遵守，无论谁违反及什么原因违反，都无一例外地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相应的处罚。“柔性管理” 是相对于“刚性管理”提出来的。它强调“以人为中心”，依据共同价值观和文化、精神氛围进行的人格化管理。采用非强制性方式，以在学生心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激发每个人的内在潜力、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把组织意志变为个人的自觉行动的管理模式[3]。

5 结论

贵州省中职学校招生难迫使学校对报读的学生不设考查成绩限定，更谈不上对学生基本素质进行筛选，可谓“来者不拒”[4]。这势必增大了中职学生中问题学生的比重，相应的也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单靠学校和老师很难在短短的三年将每一个学生都管好、教好。而教书育人、环境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责任[5]是每一个利益攸关者的责任。因此，中职学生的管理工作应该由社会、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班级、家庭、社团、班主任等多个管理中心相互协同，齐抓共管，共同推动管理模式的转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塑造学生的行为，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35-37.

[2]高伟.中职院校班级管理有效策略探析[J].教育管理，2015年2月.

[3]卢晓霖.浅谈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策略[J].科技资讯，2011年11月.

[4]张洪易.浅谈中职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学咨询，2010年8月.

多中心治理模式 篇4

业委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三驾马车” (李友梅, 2002) 合作治理小区是现行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的主流, 主张构建“多元权力主体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 (王琳, 2006) ”住宅小区治理模式。但在多中心治理框架下, 由于业委会无明确法律地位以及业委会、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 (梅真, 2013) 等治理困境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业主维权运动, 基于此我们结合具体的小区纠纷案例, 发现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协同治理住宅小区的时, 无法很好地协调, 多中心治理导致无中心负责的现实困境。

2 对“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反思

多中心理论是由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奇特罗姆夫妇在波兰学者迈克尔.波兰尼的多中心秩序基础上运用深刻的理论分析和丰富的实证研究共同创立的, 它打破了固有的即以国家和市场来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 将“社会”这一日渐崛起的治理主体引入其中, 作为“第三个中心”。他们是结合在市场治理过程中出现诸如“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等“市场失灵”现象以及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公共政策制定失误或低效率、公共物品提供的高成本或低效率和政府的盲目扩张以及寻租行为等“政府失灵”现象基础上提出的。他在摈弃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基础上构建出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以解决集体行动逻辑。

但是多中心治理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容易陷入“无中心”的倾向。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 在治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物品时, 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制, 主张权力多样化以及分散化。多中心治理是相对于单中心治理模式而言的一种社会秩序和治理结构, 它颠覆了传统单一部门对一件事情的治理方式, 代之以多重权力中心来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治理模式。为了确保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奥斯特罗姆夫妇预设了公共物品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相互监督三个理论困境问题的解决。在处理好这三个问题后, 人们才有可能通过自筹资金与自主合约形式解决一些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但是, 假如没有兼顾到这三个问题, 多中心治理就很容易陷入“无中心”的倾向, 多中心治理的模式也就因此失灵。

3“一体多翼”小区善治模式的构建

3.1 明确业委会在小区治理中的主体核心地位

业委会是一个协调和平衡不同意见和利益冲突的平台, 代表着业主自主管理并保护其物业, 其机构设置和职责也代表了广大业主的要求, 积极监督物业公司使其透明化运行。作为自治组织, 它只能接受政府治理主体的指导和监督, 而非领导和控制, 它的成立制约着开发商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并积极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 并当业主的合法权益受损时, 业委会便可以整合各方力量、统一分散意志, 在小区治理中掌握选择权、监督权、决策权, 争取并保障处于弱势地位业主的权益。在运作过程中, 它将与政府、市场发生各种关系, 但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要以维护业主合法权益为宗旨, 业主自主自治管理为治理模式, 政府、市场、业委会各治理主体之间是相分离又有互动的关系。

3.2 明确政府以及“行政化了的”居委会“掌舵而非划桨”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 把握好权力社会化的节奏尤为关键, 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就必须创造出一种能够制衡国家权力的巨大力量, 社会权力的发展正是这种力量的源泉。政府作为“掌舵者”, 要处理好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就要顺应国家权力社会化的趋势, 不能不放权、假放权、放虚权, 还要把握好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以及自主治理的能力。“服务即为划桨, 可政府并不擅长划桨”, 居委会以及政府相关机构对小区内的事务只做宏观上的把握, 不要参与具体事务的运作。

3.3 明确开发商及物业服务企业服务而非控制的作用

业主本来要请个“管家的”物业服务企业, 没想到他竟成为了“当家的”, 由此导致了很多利益纠葛。业主和物业管理之间本是一种公平的市场契约关系, 物业服务公司充当业主的“管家”, 但二者的关系常常因物业公司的资源优势和组织能力而出现错位, 有的物业公司或多收费、少服务, 或以押金、罚款等不正当手段强制业主服从管理, 从而激化了小区矛盾, 而处于劣势的业主只有采取消极抵抗不合作的方式, 即表现为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 矛盾愈演愈烈。只有聘请专业的市场化运作的物业管理企业, 积极地做好服务工作而非控制、领导, 这样才能减少小区纠纷问题, 维护小区稳定。

摘要：治理主体之间协同治理有利于小区治理的改善, 但越来越多的业主集体运动暴露其不足之处, 基于此我们结合小区治理中的小案例, 发现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协同治理住宅小区时, 由于权责模糊而无法很好地协调, 导致了多中心治理实则无中心负责的困境。根据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理论”以及各住宅小区出现的治理困境的分析发现, 住宅小区治理应向“中心回归”, 建立以代表社会力量的业主委员会为治理主体、代表政府力量的居委会及政府相关部门积极监管、代表市场力量的房地产开发商及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一体多翼”的小区治理体系。

关键词：住宅小区,一体多翼,多中心治理,善治

参考文献

[1]杨玉圣.论小区善治与社会建设创新[J].社会科学论坛, 2014 (01) .

[2]杨玉圣.论小区善治面临的主要矛盾——兼论小区公共事务治理之道[J].政法论坛, 2013 (04) .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多中心治理模式 篇5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一事一议”制度

与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相比，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长期存在着供给水平不高、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为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近年来我国政府除了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来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之外，还采取了市场供给和农民自主供给的办法。例如，农田小型水利设施产权改革，就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私人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农村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事一议”制度，就是通过农村居民的自主供给来自行解决本村范围内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从实践效果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改革收效甚微，农民自主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办法也由于操作上的诸多困难而难以推进。为进一步解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存在的问题，许多学者运用不同理论从多个视角开展了广泛研究，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由于提出了除政府和市场之外供给公共物品的“第三条道路”而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开始被用来分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来研究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题：一是介绍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演变过程并探讨这一理论对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启示[1-3]；二是分析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中的应用问题[4-6]；三是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一些具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如刘海英等[7]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了我国农村水利设施的供给效率问题。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以期为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提供借鉴。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基本内容

“多中心”这一概念是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博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继承了迈克尔·博兰尼的多中心思想，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共同创立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因其公共治理研究的杰出成就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事务治理比较有效的路径是政府治理或通过市场机制引入私人部门来治理，而多中心治理理论打破了这一传统思维，提出在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有效治理方式：一群相互依赖的人构成的群体有可能在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搭便车”和规避责任的诱惑下，通过合作和竞争将自己组织起来，抛弃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或市场治理方式，进行自主治理，从而使所有人共同获益。归纳起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在公共物品供给事务中存在着众多地位平等的参与主体，这些相互独立的主体共同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过程、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拥有独立的官方地位，平等地享有规则制定权和规则执行权，没有任何个人或者群体可以凌驾于其他参与主体或共同规则之上。在多中心治理框架下，各个参与主体共同决定公共事务的治理规则，共同决定生产、分配的办法和原则，并相互监督规则的执行；多个生产者共同参与，提供功能相近、性质相似的公共物品，从而建立起公平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迫使生产者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及时适应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化，社区居民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任何生产者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

第二，多中心治理理论要求政府部门、盈利性组织、公益性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公共物品供给过程和综合应用多种治理手段。传统公共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垄断供给模式，二是市场供给模式。这两种模式实质上都是单中心治理模式，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政府垄断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产品品种单一，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多种偏好，政府预算规模不断扩大，使财政不堪重负，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官员腐败招致居民不满。而市场供给模式中的公共物品生产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可能会导致公共性缺失和公共利益不足的问题。而多中心治理理论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既肯定政府和市场在公共事务处理中的作用，又强调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多种治理方式的运用，既发挥政府部门公共性强、拥有资源多的优势，又利用盈利性组织对消费者的回应性强、管理效率高的优势，同时发挥公益性组织公益性强、专业性强的优势，以及社区居民参与广泛的优势，可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手段，从而实现多个主体对于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

第三，多中心治理理论要求政府部门在公共物品供给事务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并转变管理方式。多中心治理理论虽反对政府部门垄断公共物品供给事务，但并不要求政府部门从公共物品供给领域退出，把公共物品供给责任让渡给民间部门，而是要求政府部门转变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责任与管理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多中心治理模式并没有减轻政府责任，反而加重了政府部门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协调责任。在多中心治理框架下，政府不再扮演唯一的决策者和唯一的公共物品供给者角色，而只是公共物品供给管理中与其他参与主体地位平等的一个主体，更多地扮演着发起人、协调人或者中介者的角色。政府部门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管理方式也从以往的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主要任务不再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制定和直接生产，而是制定多中心治理的宏观制度框架，以及激励和约束参与者行为的规则，同时运用政府部门在社会事务管理中的权威地位和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提供法律、政策依据，整合多种资源参与公共物品供给。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适用性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长期以来采用政府单一供给模式，私人部门、非盈利组织和农民自身参与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低下。根据公共物品供给理论，对于受益范围不同的公共物品应当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对于那些受益范围仅限于本辖区村民的农村公共物品，尤其是公共池塘类农村公共物品，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这一模式能够调动包括政府、私人部门、非盈利组织以及农户所拥有的资源，从而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

首先，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符合农民的需求。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采用的主要是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农民对于公共物品的意愿常常不被政府决策部门了解，政府部门总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因此导致出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一些农民需求较少的公共产品供给较多，如近些年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的一些职业技能培训，由于培训内容不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培训常常流于形式，没有实效；一些地区建设的形象工程徒有其表，没有给农村居民带来实惠。另一方面，一些农民有迫切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例如，农田水利设施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供给不足，影响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和医疗设施落后，导致农村居民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多中心治理模式能够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决策机制，从而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更好地满足农民需求。

其次，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形成农村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机制，能够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供给水平偏低的状态，政府的单一供给模式是导致此种状态的主要原因。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我国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另外，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主要资金来源的制度外筹资渠道也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县、乡政府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能力大为消减，尤其是那些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大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更是难以为继。最近几年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县、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仍然不容乐观。多中心治理模式为私人部门、非盈利组织和农户参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了更为宽松和公平的参与机会，有助于缓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资金匮乏问题。尤其是，对于我国目前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私人部门，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为他们提供新的投资选择，私人部门可以通过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投资，实现既能获取一定利润又能回报社会的投资目的。

第三，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提高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生产、使用的管理水平，提高供给效率。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着公共资金管理混乱、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制度外筹资，这些资金的使用决策缺乏科学性，使用过程缺乏严格的控制监督，导致农民亟需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一些用处不大的公共物品却耗费了大量资金，有些公共资金甚至成了基层干部的小金库，被用于私人开支。多中心治理模式将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更多地下放给农村自主组织和农民个人，使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农村公共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过程中来，把农村居民从公共物品的被动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种身份的统一体，这种身份的转变可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和积极性。由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涉及到农民自身的切身利益，所以农村居民有更高的积极性来管理和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使农村公共资金的使用决策更加透明和科学，从而提高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第四，多中心治理模式为各参与主体的平等合作提供了新路径，有助于提高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决策的民主化程度。要提高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单纯依赖完善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是不够的，还应推动政府部门、私人部门、非盈利组织与农民的平等合作，尊重各类组织和各阶层民众的意见，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以提高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决策中心的下移和分散，使决策和控制在多层次展开，鼓励在自主治理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合作和竞争，在多主体共同治理的基础上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这种治理模式由于决策民主化程度比较高，因而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大多数人意见的决策。此外，多中心治理模式充分考虑了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复杂性、时效性和地域差异性，通过多主体合作处理公共事务问题，能够利用更多的信息和资源，适应性和回应性比较强，在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提供比较符合民众需求的农村公共物品。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局限性

奥斯特罗姆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发现，在摆脱自然状态进入自主治理的过程中，众多参与主体成功达至自主合作治理需要满足以下八项原则：清晰界定分享公共资源的个人或家庭；公共资源的使用状态符合当地的具体实际；制定集体选择规则；实行有效监督；有效制裁越规者；低成本的冲突协调机制；共同认可的组织权；有效的权利制衡机制。[8]只有满足了上述原则，才能够实现多中心治理模式对公共池塘资源进行长期的有效管理。从实践来看，我国的确存在一些通过自主治理成功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案例，如贺雪峰等[9]发现湖北荆门市的一个村庄通过自主治理解决了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配置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在农村地区实行的村级事务“一事一议”制度，实质上就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的困境，表明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水平，以及农村居民自主治理能力的总体情况，与多中心治理理论前提所要求的条件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宏观制度环境制约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现状与多中心治理理论所要求的宏观制度环境有较大差距。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基于对西方国家的观察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其要求各利益相关主体要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和公共事务参与意识，个人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政府官员的行为受到有效约束，决策权能够广泛分散。而我国农村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实行“人治”的管理模式，少数人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并利用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伦理的等各种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化的统治。长期生活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的人们缺乏独立的公民意识，迷信权威，契约观念淡漠，缺乏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识。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尽管我国农民的公民意识、法治观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农民仍然习惯于听从上级权威部门的管理，缺乏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的主动性。

2.微观制度条件制约

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微观制度条件的要求比较高，实践层面操作难度大。首先，分享公共资源的家庭应有清晰的界定。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每年都有大量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就业和生活，农村居民的流动性使村内公共物品的受益群体难以清晰界定。其次，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农村居民对公共资源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而高度依赖性会降低农村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以至于没有足够多的农村居民主动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再次，参与治理的农村居民应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而异质性会导致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有显著差异，以至于难以选择相同或相近的解决方案，不能形成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方案。最后，参与治理的个体应认识到治理公共事务是互利互惠的事情，并积极参与其中，不允许有人是机会主义者，不充许有人“搭便车”。这些微观制度条件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同时存在，导致多中心治理在实践层面存在较大的操作难度。

3.多中心治理模式实际效用制约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权力分布比较分散，容易陷入“无中心”陷阱，导致治理失灵。多中心治理模式缺乏政治中心和政治权威，分散的权力结构会导致多中心模式的失效，如出现决策困难、监督困难等。为了确保多中心治理模式有效发挥作用，需要解决好公共物品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得到解决后，社区中的人们才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制度要求自觉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来。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多中心治理模式很容易陷入“无中心”陷阱。例如，我国许多地方在2006年以来进行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就出现了上述的这种困境：基层政府把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责任推向市场后就撒手不管了；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使用的供给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导致民间资本没有动力供给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对农田水利设施有迫切需要的农户，由于种植规模狭小又无力供给农田水利设施，农户合作供给农田水利设施也存在种种困难。上述种种困境最终导致我国广大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连年滑坡。近几年，我国政府又重新承担起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责任，滑坡状况才得以扭转。

四、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多中心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不能照搬理论或外国模式，必须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中心治理框架。根据上文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在我国目前实行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一事一议”制度的基础上，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来完善当前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在实践中，需要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必须选择合适的农村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的类型不同，适于采用的供给模式也不同。一般而言，公共池塘类型的农村公共物品比较适合于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来供给，因为这类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受益人群一般局限在一个村庄之内，受益范围之内的每一个农户都能够大致平等地分享公共物品带来的便利，如一个村庄范围内的环境卫生、道路、路灯、灌溉设施等。这类公共物品的受益人群容易界定而且比较固定，大家相互比较熟悉，易达成一致意见，决策成本比较低，而且规则执行的监督成本也比较低。另外，这类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资金一般也较少，可通过自主供给模式来提供，基本上不会给农户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二是必须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元治理”作用。目前在我国农村地区，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没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多中心治理容易陷入“无中心”困境，政府要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其他主体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要承担起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发起人、制度设计者、远景目标规划者的任务，使农村公共物品的各利益相关者在良好的制度安排中实现自组织。同时，政府要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积极性，这些主体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农村社区组织、企业、非盈利组织和个人等。政府应当通过适当的财政金融政策鼓励各类组织和个人投资于农村公共物品，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类组织在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相互关系，确保各类主体在自主、平等的框架下共同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三是建立和完善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的自组织能力。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着多种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要求高，也有一定的资金和组织能力，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需要发挥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的作用，并带动普通农户共同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村民委员会要去行政化，由村民自我组建村民委员会，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并赋予其公共物品供给职能。此外，要赋予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话语权，使他们真正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和生产过程中来，提高他们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参与意识和自组织能力，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不断提高。

五、结语

综上，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机制，有助于形成农村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机制，有助于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生产、使用的管理水平，有助于提高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的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治理条件距离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如不恰当地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可能会导致治理失灵。因此，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必须结合我国农村实际，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完善民间组织，提高农村居民的自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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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模式 篇6

多中心一词最早由迈克尔·波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中提出。在这本书中, 迈克

想, 只有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提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水平。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容主要包括统筹城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毋庸置疑, 这“三个文明”在城乡发展中是非常不平衡的。物质文明是基础, 只有在物质文明进步的条件下,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才会相应有所发展。但在现实的农村, 物质文明极度落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更逞论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物质文明落后在相当程度上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的一个反应;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本身就隶属于公共品范畴, 因此, 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要求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

三、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新选择:“双向互动”模式

统筹城乡发展的提出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的思路。循着这一思路, 如何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是摆在我们面前尔·波兰尼区别了组织社会任务的两种秩序:单中心秩序和多中心秩序。单中心秩序是指设计的或者指挥的秩序, 它为终极的权威所协调, 该权威通过一体化的命令结构实施控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由多中心秩序构成公共服务的体制, 她的努力被认为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政府治道变革的方向—由单中心的政治统治走向多中心的自主治理。所谓多中心, 也就是在公共服务产业里, 特指由分级的、上下互动的公共服务产业的参与者构成的一种秩序或者体制。

在公共品供给效率机制的政策选择

的主要问题。总结过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成败得失, 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在战略取向上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以政府投资和制度创新为主, 激励市场主体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三:其一, 公共品本身的属性决定必须由政府支持为主;其二, 废除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障碍是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前提;其三, 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过程激活了市场主体的潜能, 其他市场主体在政府制度规范、激励措施得当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体。

“双向互动”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是对农业集体化经营时期和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农村公共品“自上而下”供给模式的扬弃, 是对“自下而上”模式的合理选择。这一模式本质上要求“自下而上”的决策, 但同时也要求“自上而下”地提供资金支持, 制度支持。因此, 它必然要求政府的介入, 也要求农民的介入, 还要求其他市场主体的介入, 在几股合力作用下, 共同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提高。这一模式既上, 一个市场或一个政府的替代, 都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

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 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均存在失灵问题。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或选择应当是政府与市场的复合调节,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混合竞争生产。其制度选择应该是:公共品特别是混合品的资源配置, 首先应由市场调节和由私人部门来配置, 在市场和私人部门配置失灵时, 再由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来补充。也就是说, 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安排应立足于政府与市场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职能互补, 而不是相互替代。

在难以有效解决政府及其公共部门

具有现实可能性, 也具有必要性。从可能性看, 市场经济造就的各种利益群体随着收入增加, 民主化意识增强, 认识水平的大大提高, 有着主动提供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强烈愿望。从必要性看, 政府依然会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作用, 但这种作用完全不同于集体化经营时期, 也不同于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在新的时期“政府主导”应该体现在“财政高度倾斜, 制度密切跟进, 激励及时完善”。

这一模式在具体操作上应以“少取”、“多予”、“完善”和“创新”为主。“少取”意味着继续加大农村税费改革的力度, 从源头上遏制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多予”则以构建新型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和乡一级财政运转体制, 完善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公共品建设体系为核心, 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来源;“完善”主要体现为强化村级民主制度建设和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创新”要求公共品供给主体多样化, 资金来源多样化和供给形式多样化。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条件下, 把大量的公共品直接生产的职责交给私人部门, 不仅可以将国内的私人资源乃至外国资本引入公共品生产领域, 从而增加公共品的供给量, 缓解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与相对短缺的公共资源所能产出的公共品供需之间的矛盾, 而且还因供给主体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公与私的竞争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构建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基本公共品多中心供给体制

1、政府主导地位的必要性分析

(1) 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无中心”倾向。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合作机制, 多中心的自主治理会产生无中心的倾向。这时治理会变成了一种讨价还价和仲裁调节的过程。政府要发挥其在多中心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 防止无中心状态、无秩序状态的出现。

(2)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按照制度变迁的速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制度变迁可以分为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

我国的农村市场经济改革, 新农村建设都是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的, 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也应该是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所以, 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多中心供给体制的建立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完全改变政府的主导地位, 还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3) 现实原因。由于我国农村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 我国的农村市场经济还不完善, 多中心的供给体制要借助良好的市场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所以, 还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理顺各种关系, 建立各种市场法律法规, 逐步地完善各种制度, 使得多中心体制能顺利地发挥其作用。因此, 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多中心在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要强调政府在多中心体制中仍应发挥主导功能。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的退出和让渡。相反, 政府要发挥其在多中心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因为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有责任在农村基本公共品的提供和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责任促进农村基本公共品的改善和公平分配。所以, 我们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问题。目前, 多中心供给模式应以政府为主导来展开。

2、政府的主导地位分析

(1) 制度构建中的政府主导地位。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市场秩序、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 显然, 在一系列多中心的制度建构与完善中, 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目前, 尤其缺乏的是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品的需求表达机制,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激励机制。

(2) 协调各方关系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多中心体制中多个治理主体之间也会产生冲突。应着手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体系, 特别是加速司法独立的进程。但是, 法律法规体系不可能覆盖社会的各个层面, 并且制度建设有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 对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问题更是如此。所以, 当现有的法律法规解决不了这种冲突时, 就有待于政府的协调处理能力来解决。

(3) 资金供给的政府主导地位。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公共品供给途径、资金筹集方式的多样化。但与广大农村对基本公共品的需求的差距很大。要想缩小这种差距, 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那么中央政府必须加大财政的转移力度, 加大支农力度。所以, 目前我国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多中心供给模式中还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来提供农村基本公共品。

3、建立农村基本公共品多中心供给模式政策建议

(1) 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完善村民自主自理的民主制度。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多中心供给模式是以农村政权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为基础的。要建立有效的农村基本公共品多中心供给模式, 首先必须真正落实村干部的选拔机制, 村干部由本社区农民通过选举产生, 上级政府不能以各种理由干涉选举过程, 更不能随意改变选举结果。其次, 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以村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代表大会为组织依托发挥农民在农村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

(2) 完善农村市场经济建设, 明晰农村基本公共产品产权关系。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是多中心体制有效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契约原则、自由竞争原则、成本效益原则、优胜劣汰原则等等都是多中心体制有效运行的保障。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农村基本公共品的供给多中心化;另一方面多中心模式也只有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有效地运行起来。

产权界定与产权转让的明晰是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产权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只能由政府来界定。政府必须从制度建设着手, 明晰集体与私人产权的界限。只有明晰各类公共品的产权关系, 保证公共品投资者的利益, 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多中心模式也才能真正有效地运行起来。

(3) 进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要建立农村基本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模式, 必须下决心打破二元结构, 其中的关键是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加速人口的流动, 加强小城镇建设, 这样有利于产生人口规模效应, 形成各种农村公共品消费集团;有利于农村各种自治组织的建立;有利于形成农村市场;有利于分担农村基本公共产品的成本及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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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模式 篇7

一般说来,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记忆载体, 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 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特质[1]。而公益文化作为反映精神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和引领的作用, 它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核心价值观, 它应是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服务于社会公众的、人民的、共享的、多样的、先进的、福利性的文化事业。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当前我国已形成以三大城市群、七大城市带、50个大城市圈的多中心城市区域化格局。而这一新型城市化格局的出现, 使得城市间的联系出现了多元化全方位的时空变化, 也使得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开放、平等、共享几乎成了现代城市文化服务需求的代名词, 市民对政府有关城市文化管理与服务方面的诉求也变得更高, 单一的政府提供已很难满足公众的需求;而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使得城市文化在市场化运作方面获得了骄人的成绩, 极大丰富了公共文化产品, 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文化需求。但市场毕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 有市场就必然有竞争, 因而竞争机制就顺理成章地将大多数人排挤在了文化产品的大门外。然而, 人们需要享有文化, 人们想拥有文化, 从而自发的、自娱自乐的、以社会为代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间团体、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当前网络文化的流行, 就是人们对文化诉求的一个典范。政府、市场、社会三方成为了相容交错、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有机体。政府应如何提供服务、市场应如何规制发展、社会应如何管理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似乎可以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探寻到答案。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一词首先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 (1951) 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中提出, 并开创了“多中心”理论分析万事万物的先河。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 对“多中心”理念作出实证贡献, 为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蒂伯特、瓦伦 (1961) 在《大城市地区的政府组织》一文中, 肯定了地方政府单位独立行政的有效性。他们认为, 地方政府管辖单位的治理模式是多中心的政治体制。“多中心”是指许多决策中心, 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 多中心决策之间通过竞争的关系与对方开展多种契约性和合作性事务。

奥氏 (1971) 在《多中心》一文中, 提出民主社会的重要特质是决策权能够广泛分散, 个人有充分的裁量权或者自由。在市场、司法、宪政、政治联盟、公共服务领域行为中存在着多中心结构, 只要没有一组决策者单独能够控制所有决策机构行为, 地方政府的治理就能够在多中心体制下出现。

全球治理委员会 (1995) 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报告中, 界定治理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虽然多中心治理理论还不成熟, 但在实践和各种理论的综合中, 可以将其基本框架描述为:针对社会公共物品和服务所建立的具有网络型结构, 以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等为主体的, 以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和公民多样化的需求为目标的, 以“合作-竞争-合作”为主要方式的管理模型。

二、城市公益文化实施多中心治理的可能性分析

(一) 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形成为公益文化在空间上的多中心治理提供了可能

空间结构多中心化是城镇密集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现象和规律。城市作为公益文化的空间物质载体, 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逐步集聚与高度集中的显著标志 (尤其是现代城市) , 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的主要场所, 已成为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 是前进的主要动力。但每一座城市都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体系, 它与相邻的区域和诸多的城镇都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 每一座城市都是区域城市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多中心城市区域由此形成。在这里, 我们可以将这个多中心城市区域简称为城市群。

从“十一五”开始, 城市群建设已成为我国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从结构上看, 城市群是由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为核心的, 由诸多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共同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托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因此, 城市群是由若干个不同级别 (省、市、地) 的城市和诸多个相同级别的城市共同组成的。也就是说, 一个城市群是由若干个不同级别的、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构 (纵向) 和诸多个相同级别 (横向) 的行政机构共同协调管理的区域。而这些行政机构为公益文化的治理天然地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管理主体, 这些管理主体纵横交错且形成了一个网络式的有诸多结点 (中心点) 的多中心管理机制。城市群的形成为多中心治理在空间上提供了物质载体。

(二) 城市公益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多中心治理方式成为必然

“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理”认为, 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 (20%~30%) , 城市文明就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在社会范围内普及加快, 城市文明辐射力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呈加速增长的态势, 城市文明覆盖的区域大于城市社会区域[2]。普遍认为, 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7.5%, 预计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将达到65%,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的城市化率的发展速度是极快的。根据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理可以断定, 未来我国城市公益文化的发展速度、辐射力度和覆盖范围的发展也必将是飞速的。

文化的快速发展与文化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 文化传播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是它促进了文化的同一性与多元性, 为文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驱动力。文化传播是一个群体的文化要素流向另一个群体, 并被融合进入后者自身文化的过程与结果, 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化集团中的人们从另一个文化集团中借用一定的文化要素的过程。因此, 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所创造的丰富多彩而形式多样的文化成果。文化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区域间的不同。从宏观看我国文化可分为南北两大派系, 从微观看一个城市内的各个区、县因其历史成因不同其推崇的文化核心理念也会不相同。文化的多元化直接导致了公益文化的多元化, 多种不同文化核心理念在一起相互交融发展, 使得多中心治理方式成为必然。

(三) 社会公众的多层次需求成为推动城市公益文化多中心治理发展的内动力

文化是人类基于自身多层次需要而独创的一种主动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3]。公益文化的公益性主要表现为社会公有、社会公享、社会公用三方面, 因此, 公益性就要求要面向社会、面向公众, 为社会民全体公提供平等、均等、无差别化的服务, 其目的就是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而社会效益最大化实现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在最大范围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人类需求的多层次性, 就是要求公益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多种类、多渠道。

目前, 我国城市公益文化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无论是从物质层次还是制度层次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一是从表层 (物质层次) 看, 城市建筑风格千篇一律, 缺少城市个性, 城市文化遗产破坏严重, 图书馆、博物馆少得可怜, 广场、公园、街头艺术雕塑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 交通拥挤, 尘土飞扬, 树木草坪鲜花都成了难得一见的风景。二是从中层 (制度层次) 看, 制度不健全, 规化不长久, 城市文化建设受制于管理者的美学水平与对文化的理解程度, 在公益性文化的范围认知上存在着理论缺陷。公益文化表层与中层的缺失, 更多地唤醒了人们对享有文化、获得文化的渴望, 公共对公益文化的强烈诉求成为多中心治理发展的强大的内动力。

三、城市公益文化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建立

根据奥氏的多中心理论和上述对城市公益文化的分析, 可以确认在城市公益文化服务领域行为中存在着多中心结构, 地方政府对公益文化的治理已在多中心体制下出现了。因此, 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框架下, 可以建立一个有网络型结构的, 以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等为主体的, 以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和公民多样化的需求为目标的, 以“合作-竞争-合作”为主要方式的公益文化服务体系模型。该模型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包括集权、分权和放权等多种管理形式的多元复合模式, 集权、分权和放权多元交叉与并存构成了一个繁杂的、多层次性的、多元化的公益文化服务体系。其具体模式思考如下。

1.城市公益文化物质建设上应坚持以政府服务为主导, 以提高公众对文化活动与管理的参与度为根本, 以市场运营机制为辅助的多主体、多中心模式。

2.城市公益文化的行为建设上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核心, 注重推广广场公园文化、街心文化、社区文化、节庆文化以及影剧院文化等多元化文化活动中心模式的建立。

3.城市公益文化的制度建设上, 确保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加强地区文化的挖掘与研究, 重视自然文化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从空间上搭建出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治理制度体系。

4.城市公益文化的精神建设上, 应注重倡导主流文化, 彰显城市个性, 提高管理者与公民文化素养, 提升民族的文化自觉。

5.城市公益文化的资金来源上, 应加大各级政府的直接拨款与政策优惠, 鼓励企业投入、社会赞助、民间团体和个人共同介入, 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来源的资金渠道。

摘要：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 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特质, 公益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应服务于社会大众。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出现为多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市群的出现使公益文化在空间区域内的多中心治理成为可能, 文化的多元性、社会公众需求的多层次性共同推动着多中心治理方式的发展和公益文化服务体系治理模型的建立。

关键词：城市公益文化,多中心治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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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模式 篇8

高校后勤负责学校的餐饮、物业、水电、住宿、医疗、绿化工程、新建修缮小型工程等, 有的高校后勤工作还包括资产管理和基本建设等工作, 高校后勤系统掌握的经费和资源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已经达到令人可观的程度。

由于高校后勤机关及实体负责的工作涉及众多行业, 发生腐败的环节、领域、方式有着各自的特点, 但是究其规律而言, 主要表现为少数高校负责后勤工作的领导及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以谋取个人或者小团队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需要指出的是, 腐败现象的主体除了高校负责后勤工作的领导, 后勤机关和实体中只要掌握了全部或部分权力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主体, 而且这种主体由于隐藏于后勤工作各个板块的边缘, 平时不出头露面, 矛盾不公开, 容易造成监督失察, 更具隐蔽性。

二、高校后勤腐败原因探究

1. 后勤管理工作自身的复杂性。

从工作面上来说, 现在高校后勤工作负责学校的多方面工作内容跨度大, 专业性强, 加之, 后勤职工队伍整体综合素质薄弱, 所以管好难, 管出水平更难。

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最终目的是把高校后勤推向社会, 以“社会后勤”的身份为学校服务。目前, 高校成立了所谓的“后勤集团”、“后勤公司”等名义上的后勤实体, 这些实体绝大部分并没有取得法人资格, 仍然是学校的一个部门。后勤实体模拟企业化运作, 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内部管理缺乏规范性。而且后勤实体在行政管理上仍属于学校, 行政权力决定后勤资源的调配, 行政权力监督的缺失加剧了原本脆弱的体制管理不稳定[1]。

现在大多数高校实行了“小机关监管大实体”后勤管理模式。在实践过程中, 学校对后勤机关监管较强, 而对后勤实体监管较弱, 主要是依靠后勤机关。虽然小机关和大实体之间虽然有业务上的甲乙方的从属关系, 但是由于二者是平级单位等诸多客观因素, 小机关对大实体的监管主要集中在业务范围内, 管理主要还是依靠其后勤实体自身, 缺少外部监督管理。从监管对象上来说, 需要纳入廉政监管对象的既有工程、大宗采购, 也有零星小额经济活动, 容易产生监管疲劳, 或监管投入产出的效率过于低下。

2. 完善后勤管理制度的高难度性与执行缺失。

制定完善的后勤管理制度需要一些基本条件:一是精通后勤各项管理工作, 熟知与之相关的政策、文件;二是要具有很强的文字功底, 逻辑思维缜密, 这是因为后勤工作与钱、财、物甚至大宗的资产有关, 政策制定必须严密, 如果有漏洞, 将会给学校造成损失;三是现在社会发展很快, 国家各级、各种政策也在发展完善, 这就要求后勤管理制度必须快速跟上进行修订。在后勤管理制度严重缺失的情况下, 还存在着执行力弱化及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严重削弱了制度作为预防腐败的前提和保证的作用, 给了后勤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造成了后勤领域成为高校腐败的高发领域。

3. 受限于边际效益的监管职能。

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总体的素质处于社会较高水平, 具有较强的民主监督的能力, 而且高校纪检、监察、审计等专业监督部门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党派、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广泛的监督渠道基本能够发挥作用[2]。从理论上说, 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的高校完全有能力做好各个环节的监管工作。但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善与运行,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占用学校大量行政资源, 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作效率。从客观上, 即便制度完善, 监管全部到位, 也仍然无法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所以监管职能只能在其合理边际效益内发挥作用。

4. 社会文化因素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 官僚特权思想在社会文化中影响深远, 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对社会风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 一些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也乘虚而入, 对意志薄弱者产生很大的诱惑, 滋长了官僚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信仰沦丧, 贪欲扩张。很多党员干部更是放松了对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 这些思想认识的模糊性与松懈性, 导致高校后勤管理部门当中少数人不能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中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他们就有可能滥用权力, 走上犯罪道路。

三、解决高校后勤腐败问题的对策

在多中心公共治理视域下, 政府、营利组织和第三部门共同构建了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合作网络, 政府、第三部门和营利组织分别处于宏观、中观和微观领域内, 针对高校后勤的特点, 发挥这三个部门角度优势对建立健全高校后勤反腐败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政府部门在反腐工作起着核心主导作用, 健全法制, 有法必依是反腐的根本措施, 还应当针对“高校行政管理结构普遍类似或相同, 高校后勤承担的职能也大体相同”这一特点, 优化推广高校后勤管理的先进体制。公共行政学者们大都相信, 在行政管理领域, 存在着一整套与其他科学相类似的普遍性原理或一般性原理, 行政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它们[3]。发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建成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后勤管理范式, 实现管理经验的普遍共享与高度借鉴。目前, 各高校后勤工作职能大体相当, 但是在具体的二级、三级管理部门处、科室设置, 后勤甲方、乙方职责划分上, 各高校存在较大的自主性, 差别较大。这种差别集中体现了高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管理经验的积累, 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这种“千人千面”的现状也客观反映了各高校对后勤管理工作的思路不同, 反映了各高校对后勤管理工作探索的投入与结果, 正是认识上的深入程度不同, 从管理水平上来说必然存在着差距。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三个推论:一是各高校在后勤管理探索和实践上投入了相当的行政资源;二是各高校后勤管理现状未必就达到最佳;三是大家相互学习与借鉴, 但因机构设置不同而打了折扣。所以发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牵头整合各高校资源, 理顺后勤工作内部关系与结构, 逐步建成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后勤管理模式, 打破各高校后勤机构设置带来的束缚, 实现管理经验的普遍共享与高度借鉴, 从而把隐藏在边缘管理上的漏洞及时补上, 切实提高管理水平。

2. 依托第三部门, 发挥高校后勤行业协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专业特长, 分项委托, 全面完善后勤管理制度建设, 探索并推行先进管理经验, 带动高校后勤整体发展进步。第三部门是社会成员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 它的职能较为单一, 没有复杂的权力层次, 成员之间、组织内部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合作而不是分工。第三部门的自治性、自愿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有组织性的特征使得它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灵活多样, 管理成本低, 运行效率高。高校后勤行业协会及其专业委员会除了做好相关行业的政策、法规和规章的宣传工作, 向政府及相关管理和服务部门反映高校在本行业方面的情况、建议和要求, 以及高校同行的经验和信息交流, 还要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研究制定后勤行业规范、技术标准、质量标准、价格标准, 以提高规范自律水平。目前, 在各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下的高校后勤行业协会已经得到较好的发展, 应当充分发挥其第三部门的优势, 全面完善、及时更新后勤管理制度, 做到有章可循, 有据可依, 有例可援, 并使这一成果得到及时共享。

随着高校后勤改革的深化, 高校后勤也从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化转型, 有力地促进了后勤行业及其行业协会的发展。面对市场化而日益活跃的高校后勤, 行业协会对促进高校后勤行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从行业企业聚集、行业自律以及行业监督等方面的反腐工作中, 行业协会都具有独特优势。

3. 仅依靠法律、制度等外部控制手段遏制腐败成效是有限的, 有效运用道德伦理力量来预防高校后勤领域腐败行为的发生, 是后勤自身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加强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提高道德自律能力、是非辨析能力, 强化良心的作用, 预防心理失衡, 从而达到加强防腐抗变的能力。道德自律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约束运权主体的运权动向。运权主体如果超越道德约束, 其身不正, 纵有威权, 而无道德威信, 其后果:一方面, 其令不行, 不足以为政;另一方面, 滥用权力, 导致腐败。作为高校后勤管理人员要定好道德坐标位置, 崇尚道德风范, 以高层次道德来自我控制、自我约束。

(2) 构建道德自律内在性约束是十分关键重要的, 但必须加强道德的制度化约束、道德的法制化约束、道德的社会权力化约束, 营造良好的行政道德软环境, 通过有效“他律”监督维护, 从内外两方面强化伦理的约束作用。这样不仅警示后勤工作人员达到“不做不能做的事情”的最低要求, 也可以激励后勤员工“从做好工作”到“做得更好”的自我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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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模式 篇9

1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

1.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

公共文化是在一定精神价值、政治意识形态下向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设施和服务, 例如, 图书馆、博物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一种服务是否属于公共服务, 其核心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和使用者的权益。由于公共服务的特性, 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因而企业和私人组织无法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占据更多地位。但是企业和私人组织是市场活力因素的代表, 有着较大的生产能力与市场竞争能力, 在某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某些具体文化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中具备政府没有的专业性和高效性。公共文化服务不能单单归结为纯粹公益性物品和服务, 其属性上的多样性也成为其供给和生产方面的多种可能性选择的前提。

1.2 我国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

在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下, 政府承担着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的主要角色。政府在政策方面支持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供给, 同时也投入相当一部分财力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在公共文化的硬件设施建设方面, 基本适应当下人民对文化服务的需求, 但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 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软件服务方面产生了更高的需求, 造成了政府提供与公众所需的公共文化之间存在差异。

2 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困境和存在问题

2.1 供给困境

一直以来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在供给的过程中同事扮演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安排者。但是, 由于政府的规模和权力过大对人民的生活干预过大, 造成人民缺失了主体自由意志的选择权, 政府的权力过大损害的补给是个人的自由, 以哲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 就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 人民对于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人民应拥有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的选择权, 他们应该被赋予确认和满足共同需求的权力, 减少对搞搞在上的政府的依赖, 更多依靠家庭、邻里、教会、种族、和资源团体, 从而树立社区感。

2.2 单中心体制

单中心体制是形成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单中心体制也就是集权制或分权制。集权制是指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分权制则是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便成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提供者。有学者认为, 分权制在形式上是下放了权力, 放松了集权制, 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分配, 权力依然留在政府的手里, 无法避免垄断现象的发生。中央政府作为权力的中心, 无论是集权制还是分权制都无法使制度的运行更加高效。中央政府作为单一和占据主导地位的供给主体, 当政府财力收到其他因素影响时, 便无法再公共文化上有足够的投入, 影响到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

在自上而下的单中心供给模式中, 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文化产品, 往往由政府掌控, 公民的诉求难以得到实现, 供需之间无法契合, 供给的错位使得政府给的并不一定是百姓需要的, 信息不对称导致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不仅出现结构性的过剩, 同时也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

3 走出困境的合理选择:构建多中心治理体制

3.1 多中心治理理论基础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降治理思潮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 并构成其核心内涵。其治理思想为群众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治理方式, 鼓励社群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和管理, 而不是被动的等待权威部门的赏赐。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 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 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本文理解的“多中心”治理理论, 便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新结构的纽带提倡政府将权力下放到社会、人民, 注入市场的新鲜活力, 与此同时政府的权力也相对弱化, 相反此举可以大大增加在公共文化建设中公民的参与感, 培育和提升公共的自助管理能力。

更深入理解多中心治理, 先要了解到“多中心”一词的含义。公共文化服务这项活动中有三个重要的角色, 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者, 其次是产品和服务的安排者, 最后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明确区分好三者关系之后, “多中心”指公共文化产品或服务中生产者的多元化关系, 亦指多个供给主体。在保服务和产品公共性的前提下, 通过多方的参与者高效率的提供性质相似、特性相近的物品, 打破以往政府垄断的现象, 建立一种积极的竞争机制。在各个生产主体竞争的过程中, 不仅可以筛选留下最具优的供应商, 各个竞争者之间通过竞争进行自我约束, 提高了产业质量也增强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回应性, 并且公民可以根据自我的意愿进行自主选择。

3.2 多中心供给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公共文化服务也是一种公共物品, 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多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范式。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涵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

3.2.1 强调政府是唯一的最主要的责任主体

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的责任意识。政府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表达的主要媒介, 公共文化服务关系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 维护国家稳定和文化的安全。因为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在为社会提供教育、娱乐和文化传承的同时, 也常常传递着特定的价值观和政治意识, 引导人们对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和对国家政策的认同, 毫无疑问政府作为唯一的责任主体, 是任何组织或者是市场上的任何企业都无法代替的。

3.2.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追求多元化

多中心治理的根本是治理主体多元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也是追求多中心模式下一加一大于二的产出效果。是多个主体共同合作, 各尽其能, 提供多中心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决策机制, 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等。

3.2.3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内容多元化

多中心理论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意识, 从主体、内容和供给方式上共同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 结合了多方了力量产出更高的效能, 例如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及个人等。这不同于计划体制时代单一的供给主体, 信息封闭, 生产消耗大, 政府员工精神懈怠散等。

3.3 多中心治理解决问题的途径

3.3.1 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 而且“公共部门所提供的许多服务基本上具有市场的特质”, 这说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不再是政府主导, 也可以由第三部门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或物品, 供给的主体包括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等等。合理选择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可以升级更新以往的基础设施水平, 以适应人口的增长, 满足更为严格的规制要求以及吸引投资有利于发展。

3.3.2 服务方式的多元化

多样化的公私合作方式包括有服务的外包, 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承包给企业去完成。这样一来, 企业部门的管理可以作为一个标杆, 来衡量类似项目的效率, 政府可以通过竞争招标的方式推动行业的发展。特许经营也是一项服务方式, 特许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涉及到公共文化场域的使用, 在开展商业活动时都使用这些公共设施;特许的第二种形式是租赁, 即私营企业用政府的有形资产从事商业活动。民营补缺昂公众感到政府产品或服务无法满足其需要时, 这个过程可以被认为是民间不缺式政府淡出, 民间补缺更多依赖民营部门, 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人民的需求。

3.3.3 筹集建设经费方式多元化

民间投资者和有经验的商业借贷者的参与, 有助于更好的保证一个项目在技术上和财政上的可行性, 可以利用民间资本市场幕布政府资源的不足。在筹集资金方面, 首先必须保证政府的财政预算, 根据历年的经费比较, 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投入要有一定的增长机制, 保障当年公共文化事业经费增长高于当地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利用财政杠杆, 在税收方面实行优惠政策, 开通公开透明的融资渠道。政府还可以设立基金, 将社会力量纳入到共文化服务的资金筹集中。最后政府可以跟企业合作, 某些企业为了加大自身的知名度, 在政府的优惠政策下可以投资非纯公益性物品, 例如文物展览、文化旅游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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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模式 篇10

一、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的内涵与问题界定

1.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的基本内涵

简单的说, 本文所指的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主要是指那些为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业和农村人力资源可持续性开发及发展提供支撑的基础性公共物品与服务, 侧重于农民个体生物有机体的保障、开发和发展。如促进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的义务教育, 促进农民生产技能技术开发与发展的职业教育、培训以及农村社会基本保障等。

2.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与问题

(1) 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总体的有效供给不足。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 我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一直在实行一种非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即城市的公共产品由国家负担, 而农村的公共产品却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因而, 在农村, 许多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之总体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据统计, 1978～1998年, 国家对农业基建的投资为994亿元, 仅占同期各行业基建投资总额的15%;[1]1999年, 在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中,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总额的7.837%;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只占有全国20%的医疗资源。[2]

(2) 供给结构失衡, 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供给相对落后。目前, 我国有些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热衷于提供一些看得见, 摸得着的“硬”公共基础设施。这种供给行为, 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结构失衡, 公共资源大量浪费。[2]而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 恰恰属于“软件”建设, 是促进农业和农村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但从现实来看, 对于农民的教育培训, 无疑远远落后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与治理, 结构性失衡现象比较普遍。

(3) 地区性供给失衡, 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有逐渐向城镇收缩的趋势。一是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基本结构框架下,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和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 农民基本无法享受到多少社会保障, 农民的生命健康与生命的可持续发展被严重忽视。二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资源逐渐城镇化或向城镇收缩。农民子女虽然现在开始享受到了免费义务教育的益处, 但由于学校基本分布在城镇, 其交通费用以及幼小儿童上学的不便利, 依然制约着义务教育公平的实现。而同样一个孩子, 出生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 与出生在甘肃、山东这样的偏远省份或人口大省相比, 考上重点大学的机会则要相差几十倍。[3]这些年来, 滕头村基本没有发生过封建迷信、赌博、打架、偷盗、刑事犯罪等现象, 是远近闻名的“四无”村。 (7) 公共产品的完美供给与治理不仅为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还让村民真正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从滕头村来看, 在浙江众多富裕的村庄里, 村集体是村级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重要甚至是最主要的供给主体。而且, 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 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治理绩效明显要优于政府供给, 村民所享受到的福利亦更高, 村民的幸福指数明显要高于不发达的村庄。

(3) 非政府组织供给主体。非政府组织在浙江主要表现为慈善机构、行业协会和各类农业专业经济协会。慈善机构在浙江已经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已经出台了省级发展规划纲要, 其影响日益加大。而各类农业专业经济协会, 近些年亦实现了蓬勃发展, 并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如慈溪丝瓜络协会产品占有70%的国际市场;台州西兰花农业合作社产品远销日、韩等国, 出口量达3万吨, 占全国出口量的近70%, 创汇3000余万美元, 菜农收入高达1.6亿元。 (8) 农业专业经济协会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 亦培养农民技术人才, 其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非常显著。

(4) 社会捐助。浙江省一些先富群体, 致富不忘回馈社会, 热心公益事业, 他们的热心参与与慷慨捐助, 亦是某些地方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来源。

如在8年间援建百所希望小学的全国希望工程捐款“状元”林圣雄, 从1998年开始, 先后捐资近2亿元, 在西藏、云南、贵州等省份援建了100所希望小学, 帮助近7000名穷孩子圆了求学梦之后。此外, 他还先后捐资1.2亿元, 设立了浙江大学“圣雄奖学助学奖教基金”等多项基金, 这些基金共资助1816名农村贫困学生圆了大学梦。 (9)

所以, 就村域而言, 像林圣雄这样的“超级大鳄”的捐赠, 对于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至少可以在相当大的比例上解决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成为政府供给必要而有益的补充, 甚至为当地“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一定的条件。

2.推行多中心的公共物品决策与参与机制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在浙江省的供给具有多中心的特点, 政府并非供给的唯一主体, 其供给与治理逐渐带上了社会多元化的烙印。因此, 从有效推进公共物品供给与治理的角度出发, 政府还必须大力推进多中心的公共物品决策与参与机制, 整合社会多方力量, 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最佳效果。

(1) 必须明确定位政府在公共产品决策与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多中心体制意味着供给途径与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完全退出和责任的完全让渡。相反, 政府要发挥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有责任促进公共产品品质的改善和公平的分配。

(2) 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改革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 建立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 使多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以表达, 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必然途径。具体做法是, 可在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 由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协商、表决, 保障农民在本社区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话语权”;或通过农业专业经济协会, 通过组织化的途径, 反映广大农民会员的需求偏好。

(3) 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多中心治理机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平等的社会各相关行为主体, 在有效沟通、博弈、协调的基础下, 精诚合作, 形成有效的社会整合, 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化。所以,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途径就是形成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 它既是一个决策参与过程, 也是一个充分沟通、协商、博弈的过程, 对于农民利益的有效表达、政策的完善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治理优化都有重要意义。

五、小结

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之于农村、农业以及农民的重要性不必赘言,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优化供给, 有效满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需求。从浙江省的现有成功经验来看, “强村富民”是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前提;政府重视和有效投入是关键条件, 而管理方式和供给方式的灵活多变则是优化供给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从实践情况来看, 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的社会志愿供给与第三部门供给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多元的立体化供给相辅相成, 基本形成了完善的公共产品供给和治理体系, 这是浙江省公共产品供给相对成功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李羚.公共绩效考验政府服务的质量——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谈起[J].经济体制改革, 2004, (06) .

〔2〕〔3〕周乐, 杨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研究[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