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河治理

中心河治理（精选10篇）

中心河治理 篇1

中心河是赵牛新河流域的一条跨地区主要排水支流, 是东阿县北部的主要排涝河道。河道起源于东阿县陈集乡朱旺山村南, 流经陈集、姚寨、牛店、高集四乡 (镇) , 于高集镇旦镇村东 (中心河中泓里程25+300) 流入德州市。中心河全长39.45km, 流域总面积285.9 km2, 该河道控制东阿境内流域面积211.2km2。

一、中心河现状

中心河河道缓平曲直, 地处黄泛冲积平原, 地势平坦开阔, 但有微倾斜。全区地面倾斜方向基本随河流流向由西南向东北微微倾斜, 地面高程在28.1m到33.2m之间, 地面自然坡降为1/7500～1/10000。由于黄河的多次决口泛滥, 工程区微地貌相对较复杂, 岗、坡、洼相间分布, 高差不大。本工程区主要为缓平坡地和河滩高地微地貌类型。

该河道曾于1971、1976年两次按“64年雨型”排涝、“61年雨型”防洪标准进行全程治理, 1996年, 又对市界以上5km进行了局部治理。经过治理, 对改善区内的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 流域内排水系统基本形成, 中心河设计排涝能力达68m3/s, 设计防洪能力达107.5 m3/s。经过多年的运行, 河道淤积、建筑物退化老化严重, 河道排水能力大幅度降低, 严重河段较设计排涝能力降低50%左右, 工程效益逐年下降。特别是近年来, 曾多次暴雨成灾, 洪涝灾害日益加剧, 边界水事纠纷发生频繁, 已严重制约了本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影响了社会稳定, 流域内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尽快对中心河流域进行治理。

二、设想整治措施

根据平原地区河道的现状及其特点, 有针对性地采取整治措施, 还平原河道以“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的本来面貌, 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

(一) 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是指通过实施工程达到减少河道淤积、促进水体流动、改善水生环境、增强水体自净能力的目的, 包括开展河道清淤、河岸砌护、生物修复及水系沟通等。

1.河道清淤。

河道清淤是平原区河道整治最主要的一个工程措施。通过清除河底富营养化甚至严重污染的淤泥, 一方面可以有效减轻水中的污染, 并且给水底生物创造合适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过水断面, 促进水体流动和交换, 增强水体自净功能。中心河主要采取中间泥浆泵冲淤、两岸挖掘机挖泥。一是采取挖掘机在两岸稳定处利用最大臂长挖掘最远处的淤泥, 逐步挖至岸边, 有序的在岸边挖筑成排泥场, 以利于泥浆泵排泥。二是泥浆泵清除河道中间剩余土方量, 泥浆泵冲淤适合于城镇村庄中小河道, 河面狭小, 便于筑坝拦断后干场施工。泥浆泵施工最大的优点是淤泥清除彻底, 沉积河道中的垃圾可以清理干净, 并且施工质量便于监督。同时, 泥浆泵冲淤产生的泥浆可以还桑肥田。由于河道径流主要来自降雨, 汛期6～9月份径流量占全年径流量的70%以上, 非汛期河道来水多为引黄灌溉水尾水。因此, 河道工程施工应安排在非汛期为宜。

2.建设节制性建筑物。

常年以来, 河道支沟无序排放, 造成含有大量泥沙黄灌尾水大量流入河道内, 使河道泥沙淤积成灾, 为确保黄灌水的有效利用, 减少河道泥沙淤积, 在较大的支沟上建设有效的节制闸, 便于调控。建筑物施工期排水包括初期排水和经常性排水, 初期排水采用抽排方案, 排至支沟。经常性排水采用打砂管井排水方案, 每座建筑物打4眼井, 呈梅花形布置。排水要与周围地形相结合, 找到通畅的排水出路, 以免淹没耕地或村庄。

3.生态修复。

水生植物可以吸收水中和淤泥中的富营养物质和重金属离子等, 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一方面, 要定期清除河中水葫芦等入侵生物, 遏制其生长;另一方面, 应引入本土水生植物, 在水陆交接带, 人工种植一些水芦、野慈姑等湿生植物, 或者种植一些耐水湿环境的木本植物, 如河柳、银叶柳等, 形成一个水生植物群落, 给水中鱼虾等浮游生物的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既可以增强水体自净能力, 并且也美化了环境。

4.水系沟通。

水系沟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 开通原本拦断河道的各类土坝, 使已经被隔断的水系重新沟通, 让河水恢复流动, 水体得以自由交换;另一方面, 清理侵占河道的各类障碍, 使水流通畅。但是, 水系沟通必须从实际出发, 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成本。

5.水土保持。

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 而施工期水土流失重点发生在的区域是河道工程防治区。因此, 本工程水土流失重点防治、监测区域为河道工程防治区。根据各工种的施工工序以及实际情况, 应采取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相结合的防治体系。在工程施工中, 对临时工程及砂石料应及时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根据水土流失强度和总量预测情况, 重点监测时段应安排在汛期和施工高峰期, 重点监测区段为弃土场和大面积的开挖扰动面。施工工程中应加强管理, 增强水土保持意识。在工程建设期间, 由于大面积的工程建设活动, 势必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 但通过合理的水土保持布局及措施, 特别加强重点防护区的防护, 可使工程建设活动引发水土流失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使项目建设区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二) 非工程措施。

非工程措施是指通过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办法, 通过多部门的协作, 加强河道管理和保护力度, 减轻工农业发展对河道水体的破坏, 以达到维护河道水生态、实现河道长治久清的目标。

1.理顺管理机制, 明确管理权限与职责。

河道整治涉及水利、环保、农业、航运等多个行业, 需要各个行业主管部门相互协作。因此, 需要理顺管理机制, 明确各个部门的管理范围、职责和权限, 避免多头管理、权责不清。同时, 需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 使得对河道及其堤岸的保护和管理能够有据可依, 并且长期有效。

2.开展源头治理。

治理好污染源头, 才能保证水清和水生态健康。一方面要加大对城乡生活污水、工业生产污水排放的管控力度, 严厉查处直排、偷排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要完善污水管网体系, 将污水排放纳入污水管网;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 对于牲畜养殖场等以牲畜粪便为主的污水, 可积极引导农民利用其肥田。通过截断各类污水直排的途径, 从而在源头上遏制住对水体的污染。

3.加强河道管理与堤身保护。

做好河道日常管理工作, 是实现河道长治水清的基本要求。一方面, 要加强河道两侧堤岸的管理, 河岸与堤防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内严禁种植根植性作物;对于已经实施清淤的河道, 要加强长效保洁, 及时清除河中的各类生活垃圾和水葫芦、浮萍等易泛滥成灾的入侵水生植物;另一方面, 要严格查处私自占用河道或在河道中设障的违法行为, 尽量避免筑坝拦断河道, 保持水系畅通。

4.加强植被保护, 减少水土流失。

可在河道两侧堤岸进行绿化, 保护堤面免受雨水冲刷, 减少水土流失;进行河岸砌护, 防止船行波冲刷河岸;水岸交接处种植水芦等, 防止堤脚塌损;加强上游矿山开发、工程建设中的水土保护, 裸露山体和地面种草植树, 减少因水土流失造成对下游河道的淤积。

三、结语

平原地区河道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 以工程措施治标, 以非工程措施治本, 多管齐下, 修复水生态, 增强水功能, 最终达到“水清、流畅、景美”的目标, 实现人水和谐, 为当地的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聊城市水利勘测设计院.山东省东阿县中心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2].赵聚国, 叶碎高, 岳春雷.浙江省平原地区河道植物物种调查与筛选[J].浙江水利科技, 2007

论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的多中心治理 篇2

关键词：开放档案信息资源多中心治理

一、多中心治理提出的背景

计划经济时代，自上而下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在我国留下了深刻烙印。单中心治理模式是指治理主体的单中心化，其实质是政府或其授权机构作为单中心的主体，依靠行政资源、强制力量，在宏观决策和微观调节方面对其进行直接管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公众参与意识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模式在实践及理论上的缺陷越来越突出。

与单中心治理模式相对应的是多中心治理模式，其中多中心治理的理念源自公共管理学中的多中心理论，该理论主要指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将相关权力、责任向市场与公民社会转移，在治理体系中，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公民组织一起解决问题，创造社会发展机会以促进善治目标的实现。多中心治理强调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关系，进而形成一个良性运行的网络系统。基于多中心理论，笔者提出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二.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一）理论依据：特殊的公共物品属性

1.公共物品理论。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公共物品是指这样一类产品：无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地散布在整个社区”。他认为，公共物品兼具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方面特征。非竞争性是指一部分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非排他性是指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按照物品使用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双维划分，竞争性和排他性是私人物品具有的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物品具有的特征。同时，在纯粹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还有大量的兼具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属性的混合物品，又被称为准公共物品。另外，公共物品并不完全由自然决定其属性，制度安排也能影响物品的公共性。例如桥梁、公路、天气预报、图书馆、公园等，可以向个人使用者收费，却很少向单个使用者收费；教育、医疗、公交，虽然能由市场很好地供给，但是政府会选择免费或者以较低的费用供给公民。

2.档案信息资源具有复杂多样的公共物品属性特征。对档案信息资源公共属性的界定上，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是档案信息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由于信息的公共属性较为复杂，因此信息资源的公共属性不能一概而论。其中学者李扬新认为，档案信息资源在一般意义上属于公共物品，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主要是一种自然属性，生产上的不排他性更多地是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文燕平提出，信息资源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对信息的消费很容易进行排他，信息资源的公共物品特征是不完整的，而且档案信息资源不应简单地视为一个整体，而应深入考察其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综合上述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笔者认为应该在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不同阶段的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公共物品属性的动态分析。

对档案信息资源的界定，笔者认为在广义上应包括政务信息、科技信息、商业信息、个人信息等。在此概念界定下，应主要分析不同阶段的档案信息资源是否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可以以开放前后作为节点，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作全面分析。首先，开放前的档案信息资源其名义上是公共物品，实际上其信息载体掌握在特定的公共机构手中，除非经所有权人许可，一般人无权使用，是具有排他性的。经许可的档案利用者增加时，公共机构提供的检索、调阅、保护等档案服务成本增加，具有消费竞争性。因此，开放之前的档案信息资源具有明显的私人物品特征。其次，开放之后的档案信息资源，其信息载体仍掌握在特定的公共机构手中，具有排他性，调阅档案实体仍然会增加边际成本，仍属于私人物品。然而，信息内容开放公开后，不能限制其他人使用，便不具有排他性。因为在开放的环境中，特别是当档案信息发布在报纸、网络等大众媒体上时，不能阻止其他人利用档案信息。同时，它也不具有竞争性，因为这时每多一个人利用报纸、网络上的公开档案信息，其成本接近于零。所以开放后的档案信息内容具有纯公共物品属性。从整个过程来看，开放的档案信息资源是兼具纯私人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但在现实中，人们利用开放档案信息资源时，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查验这些档案的原件，就可以确认档案信息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此时，纯公共物品属性会成为主导属性，因为规模利用的是纯公共物品属性，私人物品属性只在极少情况下起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把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看成是纯公共物品，把开放看成是生产供应纯公共物品的过程。开放档案信息资源（以讨论信息内容价值为主）的所有权是也从“名义公共”转变为“实际公共”。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是将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信息内容与具有私人物品特征的信息载体相分离的过程，也是生产纯公共物品的过程。综上，档案信息资源的所有权是多中心的，加之生产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的过程也是多中心的，所以开放档案信息资源应该进行多中心治理。

（二）现实需要：弥补国家档案馆在供应效率上的不足

作为开放档案信息资源主要的提供者（供应者）的国家档案馆，其供给效率仍有待提高。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其他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的提供者，例如机关档案室等积极性不高。二是档案馆与营利性企业不同，它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开放档案信息资源上缺乏应用新技术和实现内部创新的驱动力。三是开放档案信息资源供给部门缺乏预算管理，仅靠政府财政拨款维持运营缺乏持久支撑。四是对开放档案信息资源供给部门的负责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三、进行多中心治理的方案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1.政府是有效供给开放档案信息资源制度的安排者。逐步完善档案信息资源开放的制度及规范。档案开放法律法规的部分条款过于粗放，内容不够具体，执行的可操作性不强，当务之急是要全面细化各种操作层面的规范。一是建立科学的档案信息密级制度；二是完善档案信息资源开放指南和目录制度；三是建立档案信息开放回应制度；四是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五是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2.政府是供给开放档案信息主要资金的提供者。首先是财政支持。供给开放档案信息资源作为一项具有社会效益、有利于全民发展的事业，政府应保障并提供足够的档案事业建设资金。其次是融资支持。考虑到公共财政扶持上存在的局限性，实施多中心供给主体改革，为政府以外的其他档案服务主体提供融资配套支持，并扶持建立公益性基金。

3.政府是供给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的核心生产者。据统计，我国政府部门掌握了80%的社会信息资源，应是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的核心生产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相关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掌握了政府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的公布权，也可以说政府开放档案信息资源供给主要由各级国家档案馆完成，而档案信息资源中现实应用价值更高的部分，在未进入档案馆之前就集中保存在各政府机构的内部档案室中。在多中心理论指导下，这些档案室理应成为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生产的数量和质量。

（二）增加开放实施主体

企业和第三方的参与，会带来公共产品供给整体效率的提高。档案馆可以通过服务外包，引入外部竞争者。支持成立档案专业化服务公司，适应档案服务社会化的需求。专业化企业的存在，为政府的服务外包提供了更多选项，也为档案服务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发挥第三方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义工组织等积极性，尽可能地让他们参与到档案信息资源开放的互动中来。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也可让其主动开放自有的档案信息资源，让档案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其社会作用。

此外，多中心治理强调公民主动参与的重要性，认为治理源于政府与公众的有序互动，政府与公众互动的质量决定了治理的质量。在档案信息资源开放的过程中，公众并不仅仅是消费者，同时也应该是生产者，是多元中心的一极。公众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放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依法监督来实现的。档案部门公开档案信息工作做得是否到位，是否让公众满意，公众都可以根据立法的精神来实施对其的监督。对于公众反映的问题意见，档案部门须予以重视，及时纠正，即使因条件限制不能立刻改正的也要向公众予以说明，争取谅解，使双方之间不产生隔阂及信任危机。

参考文献：

[1]周晓丽，毛寿龙.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及其模式选择[J].江苏社会科学.2008.（1）：90.

协同创新中心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篇3

1 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特性

1. 1 多元性

协同创新中心虽然是由高校牵头组建的创新体,但它与高校传统内部组织,乃至高校本身均有重大不同,最为重要的就是建设主体的差异。当前我国高校仍以公办为主,政府是公办高校唯一的 “股东”,高校必须按照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设置内部组织,开展办学活动。然而,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主体却呈现多元化的特点,除牵头高校以外,还包括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国外创新力量等。按照利益相关者的理论[8],这些建设主体大致可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 牵头高校、主要相同单位及中心的骨干成员) 、重要利益相关者( 其他协同单位和中心的其他成员) 、一般利益相关者( 与中心存在直接和间接联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 。建设主体的多元化直接导致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无论是牵头高校还是协同单位,均不是协同创新中心的唯一所有者,由此形成了各种利益相关者共建共有的局面。

1. 2 冲突性

由于协同创新中心是非单一化组织,其建设主体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将不可避免产生各种内部冲突,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利益诉求冲突。高校积极牵头或参与培育组建协同创新中心,既有获取各级政府与企业经费资助、推动内部机制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意图,也有提高学校地位和办学影响力的目的; 企业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提升在行业中的竞争力,以较少的投资、较低的风险,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政府则旨在通过组织和引导协同创新,提高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增强区域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评价标准冲突。高校、科研院所及科研人员较为重视创新成果的学术水平,企业、政府部门则更强调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评价创新成果的价值。

三是合作方式冲突。高校、科研院所既是学术共同体,又长期依附于行政机关,在分工、合作、协调等方面习惯于行政主导; 企业作为经营性组织,更注重按照市场机制开展合作,强调灵活性和高效性。

当然,上述冲突性并非不可调和,只要共同利益大于个体利益,并建立科学有效的协同机制,终能实现互利共赢。

1. 3 实体性

“2011 计划”启动之初,很多人仍错误地将协同创新中心与以往的产学研联盟,甚至联合攻关的大型科研项目混为一谈。一些高校则将协同创新中心视为向政府和社会争取资源的道具,或临时拼凑,或虚拟化运作。对此,教育部、财政部在其联合发布的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 “协同创新中心是由依托高校和协同单位管理的相对独立的运行实体,在人、财、物等方面按照有关规定享有自主权”[9]。从已获得国家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也可以看到,固定的场地、一定规模的人员、来源稳定的资金、较为完善的制度均是每一个中心的 “标准配置”。同时,各中心还围绕科技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制定了长期发展规划。相对于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和联合攻关项目,协同创新中心既不是联系松散的虚拟组织,更不是为了完成某一具体任务而组建的临时组织,而是软硬件兼备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体性组织。

1. 4 独立性

协同创新中心虽然是国家高等教育宏观政策下的新生事物,并与牵头高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其仍保持较高的独立性: 一方面协同创新中心不同于高校的二级学院、直属系所,对牵头高校没有绝对的隶属关系,其按照自身独立的使命和章程开展科学研究、技术转化、人才培养等创新活动,并根据需要自主设置二级平台或机构; 另一方面协同创新中心具有独立的目标定位,其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为导向,重点研究和解决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与牵头高校及协同单位有很大区别。此外,协同创新中心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机制,不仅在人、财、物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还建立了适应自身发展的任务分工机制、沟通协调机制、信息披露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多元评价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通过系列的机制体制改革,很多协同创新中心已具备一定的造血功能,不再完全依赖建设主体的投入而生存,初步实现了自组织发展。

2 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

尽管协同创新中心与高校及高校的内部组织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高校是协同创新中心最为重要的建设主体,深入了解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及存在的问题,可为构建和完善协同创新中心的内部治理结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1 治理结构的内涵

治理结构原意是指公司治理结构或法人治理结构,即公司权力机构的设置、运行及权力机构之间的法权关系,主要用来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在委托—代理过程中由于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制度性问题[10]。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结构是以产权为前提,明确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权力配置及相互制衡关系的内在制度安排。外部治理结构是以竞争为主线的外在制度安排,包括政府监管机制、法律约束机制、以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主的市场治理机制[11]。由于委托- 代理现象并非仅存于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理论逐渐被引入到对包括高校在内的各种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之中[12]。

2. 2 国外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

根据英国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公布的2014 年世界大学排名,美英两国的高校在前50 位中占据了38 席。美英高校的成功与其相对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教育行政体制属于地方分权制,高等教育的管理权主要集中在各州政府。全美3 500 多所高校中,公办高校所占比例不足一半。不过,无论是公办高校还是私立高校,其内部治理结构基本都包括董事会、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系统和以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等三部分的内容。两种高校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决策机构的董事会的构成上,公办高校中政府人士所占比重较大,私立高校则多由出资人及其代表或工商界人士担任董事。英国主要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等中介机构对高校实施间接治理,以带有官方背景的中间层来协调国家控制与高校自主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美国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英国高校多设有校务委员会,作为形式上的权力机构,“职能主要是仪式性的”。美英两国高校在内部治理上的相同之处就是: 治理主体由多种利益相关者构成,共同治理制度化[13]。

2. 3 我国公办高校的内部治理

在我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此形成了公办高校 “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基本治理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这种治理模式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公办高校的内部治理还有很多亟待改进之处: 一是产权模糊,公办高校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而在实际运行中却无人所有,所有者缺位直接导致出资者产权与法人产权边界不清,难以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而影响到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提高。二是 “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公办高校的内部管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都集中在学校内部人员手中,外部利益相关者非但不能直接参与学校内部治理,而且也无法通过代表人间接行使权力,致使高校 “不断出现因滥用权力而造成的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14]。三是内部权力分布不均衡,公立高校习惯于参照政府的行政模式实施管理,行政主体官僚化,学术主体边缘化,尤其是 “学而优则仕”的 “双肩挑”制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不彰,不仅破坏了高校内部的权力平衡,更为严重的是阻滞了学术生产力的发展,引发高校本质功能的式微。

3 如何构建和完善协同创新中心的内部治理结构

协同创新中心是牵头高校和协同单位按照 “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突出” 的要求培育组建的创新组织,旨在通过集聚创新力量、汇聚创新资源来解决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协同创新中心在组织构成、组织性质、组织功能等方面均不同于高校,如果按照国内公办高校传统的科层制模式实施管理,势必难以实现中心的建设目标。鉴于协同创新中心先天具有的产权多元化特征和事实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可借鉴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来构建和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

3. 1 委托—代理关系: 构建协同创新中心内部治理结构的现实基础

按照奥利弗·哈特的观点,治理问题在一个组织中产生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代理问题,二是交易费用之大使代理问题不可能通过合约解决[15]。协同创新中心作为一个多方共建的实体性组织,其产权属于各方共有。在共有产权下,所有成员都有权分享中心具有的权力,如果对个体成员使用共有权力的监管成本不为零,那么在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所产生的成本就可能由全体成员共同承担; 反之,个体成员所创造的成果也无法排斥共有权力的其他所有者来分享[16]。为避免个别成员“乘便车”,坐享其成,不劳而获,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 一种是所有成员全过程直接参与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与管理; 另一种是由全体成员作为委托方,通过契约的形式选择代理人负责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管理工作。显然,后者比前者更切合实际。但必须注意的是,协同创新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始终与外部社会环境保持物质、信息、能量交换,吸纳人才、资金、设备等各种资源,输出知识、技术、信息等创新成果。在如此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任何契约均不可能面面俱到地预见未来发生的所有问题。如果一定要制定这样的契约,那将是一个浩大且不可能完成的工程,由此产生的成本也是协同创新中心所不能承受的。因此,在委托- 代理关系已经出现,而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建立和完善协同创新中心的内部治理结构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3. 2 共同治理: 协同创新中心内部治理的基本方向

在由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而产生的委托- 代理关系中,作为建设主体的牵头高校和协同单位很容易理所当然地认为: 协同创新中心就是建设主体的中心,建设主体拥有中心的全部权利,中心的治理目标是通过设计有效的激励- 约束机制督促代理人尽力工作,以实现建设主体利益最大化。这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单边治理模式存在3 种风险: 一是代理人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通过隐瞒信息或行动以规避委托人的监督,一旦委托人处于持续信息劣势状态,监督就将大打折扣甚至失灵,使协同创新中心落入 “内部人控制陷阱”; 二是代理人在契约责任和外部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为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可能只关注短期利益,而有意忽视协同创新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致使中心的长期 “收益”为零甚至为负; 三是建设主体利益最大化有可能是通过损害公共利益而实现的,从总的社会成本来看,协同创新中心的创新行为和成果对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有限,甚至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要有效规避上述风险,唯一的途径就是由各方利益相关者对协同创新中心实施共同治理。

从 “2011 计划”三位一体的核心任务和八个方面的机制体制改革可以看到,协同创新中心承载的不仅限于牵头高校和协同单位的利益,还包含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在中心的治理过程中将其他利益相关者排斥在外,他们的权利势必难以得到保障,更无法实现协同创新中心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当然,共同治理也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直接参与其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将可能产生巨大的治理成本,使协同创新中心陷入治理困境。共同治理真正要做的是构建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保障利益相关者权利的治理机制。

3.3三权分立:协同创新中心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

按照公司治理理论,内部治理结构的中心问题就是代理风险问题,即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督促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解决这一问题的通常做法是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由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各司其责、相互制衡。协同创新中心作为非独立法人的实体性组织,虽然组织性质不同于公司法人,但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样面临着代理风险问题[17]。因此,参照公司的治理模式,将三权分立制衡的制度安排引入到协同创新中心的内部治理之中,不仅有助于实现牵头高校与协同单位的利益诉求,而且也有利于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利。

( 1) 决策机构。协同创新中心的决策机构可不拘泥于固定的名称和形式,但需注意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员组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使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均有表达诉求的机会和渠道,尽力避免出现“大股东治理” 或 “内部人控制” 现象; 二是规模适中,人员过多容易导致决策效率低下,过少则难以保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三是议事规则明晰,务求保证决策程序公正。

( 2) 执行机构。协同创新中心的创新活动既不同于企业的经济行为,也不同于高校传统的科学研究,其主要是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知识创新,通过 “知识的整合———知识的再生产———知识的扩散与利用”,解决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因此,协同创新中心的执行机构必须兼具行政与学术的双重领导能力,或者分设行政事务管理机构和学术事务管理机构。

( 3) 监督机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以德、日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公司均设有监事会或具有相应职能的机构,而以美、英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公司则通过增设独立董事的方式来实现监督职能。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内设机构的监督经常会流于形式,决策机构的监督也可能因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收益与监督成本不对称而效果有限。为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协同创新中心在内部治理中一方面可考虑引入第三方机构监督,另一方面应着力加强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构建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

3. 4 制度效率: 协同创新中心内部治理结构的检验标准

内部治理结构既是组织内部权力机构的存在状态,也是规范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制度集合。在现实中,任何一种治理结构均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可能流传百世、经久不衰。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判断一种治理结构能否推动组织健康发展的最佳标准即是制度效率。制度效率主要反映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的对比关系,不仅可以通过交易费用的高低来检验一个制度内部运行效率如何,而且还能藉此评判不同制度的优劣。然而,制度效率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引发制度变迁。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低效率的制度安排经常会长期存在。一旦制度的自发性变迁受阻并严重影响到公共利益,政府、行业组织等外部力量就可能通过强制手段使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取代低效率的制度安排[18]。

对协同创新中心而言,检验其内部治理结构是不是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关键是看其内部治理结构能否合理配置创新资源,能否有效解决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当内部治理结构不能适应协同创新的需求,甚至成为制约协同创新中心发展的障碍时,必须排除干扰和阻挠,及时对相应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创新,以提高制度效率,实现中心的建设宗旨。

4 结语

中心小学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方案 篇4

一、指导思想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构筑全方位、立体型、多层次的教育系统治安防范体系的要求，大力创建平安校园、文明校园活动，使我校师生的安全感进一步增强，为广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工作目标

1、使学校教育秩序稳定，健全学校维持稳定的工作体系，落实领导责任制，不发生破坏社会和谐、学校形象的恶性案件，不发生影响重大的群体事件，不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不发生师生去上级政府滋事、非法聚集、串联等活动。

2、保持在校学生无严重刑事案件发生，加强法制教育、道德教育，降低在校学生轻度违纪事件的发生率，进一步增强师生的安全感。

3、师生各种矛盾纠纷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加强预防工作，把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4、认真学习贯彻《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加强学生行为规范的训练，结合我校实际，使校园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5、健全综治网络和队伍，优化校园周边环境，进一步健全门卫值班制度。

6、进一步搞好学校法制教育，发挥法制副校长的作用，使广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进一步增强。

三、工作措施

1、扎实开展普法教育和依法治教工作以提高青少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法制素质为重点，积极开展法制教育和依法治校工作，发挥法制副校长的作用，不断拓展学校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学校法制教育做到计划、课时、教材、师资“四落实”。

2、深化落实维护学校教育稳定工作本部及下属学校要进一步落实维护学校稳定工作的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及时研究解决维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准确向上级部门报告有关创安维稳的有关信息，做到不瞒报、漏报，对发生事故将从严查处。坚持不懈地开展“校园拒邪教”活动，教育师生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杜绝师生参与赌博和迷信活动。及时妥然处理教师群体中的各类矛盾和学生家长对教育问题的反映，认真落实教师群体师德创优活动中的各项措施。积极发挥家长委员会的监督作用，虚心吸收家长对学校办学的意见和建议。

3、深化整治，发挥党支部的纪检作用，加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学校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教育，加强群众对领导的监督。认真搞好校务公开、政务公开。严格规范教育收费制度，提高学校领导办事透明度，切实保障家长的知情权。

4、强化学校治安防范工作积极开展文明校园、文明办公室创建活动。加强学校内部管理，做好事故的防范工作。设置兼职安全员，进一步健全门卫制度，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出学校，落实来人来访登记制度。经常检查学校各重点防范场所的消防安全设备、防盗报警器，做到人防与技防相结合，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做好学校防抗灾救灾工作，维护学校师生生命及学校财产的安全。

四、工作措施

利用会议、黑板报、校园广播等手段广泛宣传创建平安校园的工作，提高广大教师对创建工作的思想认识。成立学校创建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研究制定具体工作计划。主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每学期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做到学有重点，学有所得。

(2)加强师德教育，搞好教师信用建设工作，加强对师生的诚信教育，进一步改善学校、教师的社会形象。

(3)大力实施“民心工程”，做好“三困生”的结对和帮扶工作，发挥 “帮困助学基金”作用，定期开展送温暖活动。

(4)继续做好学校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定期检查学校安全和综治工作。

(5)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制度，做到规范规范再规范。

(6)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做好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工作。

（7）严禁在学校门口乱搭乱建，学校周边的违章建筑坚决拆除，严禁在学校门口及附近规定的距离内乱停车辆，乱摆摊点。

（8）学校各部门要切实作好治理学校周边环境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关心支持学校的良好氛围，通过综合治理和齐抓共管，确保学校的正常秩序和师生身心健康，确保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万丰中心小学

中心河治理 篇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公司治理与产业政策研究室主任、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她长期从事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以及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工作。

中国经济崛起依赖于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企业。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建立，为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资本融资和发展机会。这一千多家上市公司肩负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任，其公司治理是否健康直接影响他们的经营效率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未来它们之中会产生世界一流公司吗？这是我们的期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四年对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进行系统性量化评估。2015年度的评价结果显示，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平均治理得分为51.1分，最低分21分，最高分77分，分差达56分。带来这种巨大治理水平差距的原因，既有少数公司对监管规则的违规因素，也有多数公司在自主性公司治理改进方面缺少行动的因素。分析一千多家数据库里的公司治理表现，我们发现他们有四个特征。

第一，合规运作为主，自主改进不足，也就是说在信息披露硬性规定方面做得还不错，但是在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的弹性方面，只有少数公司作为改进的手段。这对中小创公司而言还是不足够的，希望更多的公司推出股权激励的方案。

第二，中小板、创业板公司股权分散成为趋势，有明显的实际控制人文化。中小板、创业板是典型的多股合大，第一大持股不大，但是前十大股东合股比例非常高，并且高于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大多数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为自然人，而且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的公司业绩，是优于实际控制人其他类型的。

第三，中小板、创业板董事会建设，形式是大于实质。大多数公司可以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建立形式规范的董事会，但董事会是否能够真正发挥公司治理核心作用，仍然是现阶段这些中小民营上市公司需要改善的领域。他们的专业性、独立性，都有待提高。在信息披露方面，我们发现财务信息已经相当多了，但是非财务信息披露不足。最新的G20 OECD原则，特意强调了上市公司应该多披露非财务信息，比如说公司治理的信息，比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等，这是国际趋势中国公司要紧紧跟上。

第四，完善激勵机制是上市公司内在的要求，有利于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创造力。中小民营企业激励机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上市公司在这方面表现的差距非常大。

中心河治理 篇6

一般说来,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记忆载体, 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 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特质[1]。而公益文化作为反映精神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和引领的作用, 它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核心价值观, 它应是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服务于社会公众的、人民的、共享的、多样的、先进的、福利性的文化事业。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当前我国已形成以三大城市群、七大城市带、50个大城市圈的多中心城市区域化格局。而这一新型城市化格局的出现, 使得城市间的联系出现了多元化全方位的时空变化, 也使得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开放、平等、共享几乎成了现代城市文化服务需求的代名词, 市民对政府有关城市文化管理与服务方面的诉求也变得更高, 单一的政府提供已很难满足公众的需求;而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使得城市文化在市场化运作方面获得了骄人的成绩, 极大丰富了公共文化产品, 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文化需求。但市场毕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 有市场就必然有竞争, 因而竞争机制就顺理成章地将大多数人排挤在了文化产品的大门外。然而, 人们需要享有文化, 人们想拥有文化, 从而自发的、自娱自乐的、以社会为代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间团体、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当前网络文化的流行, 就是人们对文化诉求的一个典范。政府、市场、社会三方成为了相容交错、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有机体。政府应如何提供服务、市场应如何规制发展、社会应如何管理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似乎可以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探寻到答案。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一词首先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 (1951) 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中提出, 并开创了“多中心”理论分析万事万物的先河。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 对“多中心”理念作出实证贡献, 为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蒂伯特、瓦伦 (1961) 在《大城市地区的政府组织》一文中, 肯定了地方政府单位独立行政的有效性。他们认为, 地方政府管辖单位的治理模式是多中心的政治体制。“多中心”是指许多决策中心, 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 多中心决策之间通过竞争的关系与对方开展多种契约性和合作性事务。

奥氏 (1971) 在《多中心》一文中, 提出民主社会的重要特质是决策权能够广泛分散, 个人有充分的裁量权或者自由。在市场、司法、宪政、政治联盟、公共服务领域行为中存在着多中心结构, 只要没有一组决策者单独能够控制所有决策机构行为, 地方政府的治理就能够在多中心体制下出现。

全球治理委员会 (1995) 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报告中, 界定治理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虽然多中心治理理论还不成熟, 但在实践和各种理论的综合中, 可以将其基本框架描述为:针对社会公共物品和服务所建立的具有网络型结构, 以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等为主体的, 以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和公民多样化的需求为目标的, 以“合作-竞争-合作”为主要方式的管理模型。

二、城市公益文化实施多中心治理的可能性分析

(一) 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形成为公益文化在空间上的多中心治理提供了可能

空间结构多中心化是城镇密集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现象和规律。城市作为公益文化的空间物质载体, 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逐步集聚与高度集中的显著标志 (尤其是现代城市) , 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的主要场所, 已成为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 是前进的主要动力。但每一座城市都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体系, 它与相邻的区域和诸多的城镇都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 每一座城市都是区域城市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多中心城市区域由此形成。在这里, 我们可以将这个多中心城市区域简称为城市群。

从“十一五”开始, 城市群建设已成为我国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从结构上看, 城市群是由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为核心的, 由诸多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共同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托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因此, 城市群是由若干个不同级别 (省、市、地) 的城市和诸多个相同级别的城市共同组成的。也就是说, 一个城市群是由若干个不同级别的、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构 (纵向) 和诸多个相同级别 (横向) 的行政机构共同协调管理的区域。而这些行政机构为公益文化的治理天然地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管理主体, 这些管理主体纵横交错且形成了一个网络式的有诸多结点 (中心点) 的多中心管理机制。城市群的形成为多中心治理在空间上提供了物质载体。

(二) 城市公益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多中心治理方式成为必然

“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理”认为, 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 (20%~30%) , 城市文明就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在社会范围内普及加快, 城市文明辐射力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呈加速增长的态势, 城市文明覆盖的区域大于城市社会区域[2]。普遍认为, 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7.5%, 预计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将达到65%,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的城市化率的发展速度是极快的。根据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理可以断定, 未来我国城市公益文化的发展速度、辐射力度和覆盖范围的发展也必将是飞速的。

文化的快速发展与文化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 文化传播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是它促进了文化的同一性与多元性, 为文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驱动力。文化传播是一个群体的文化要素流向另一个群体, 并被融合进入后者自身文化的过程与结果, 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化集团中的人们从另一个文化集团中借用一定的文化要素的过程。因此, 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所创造的丰富多彩而形式多样的文化成果。文化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区域间的不同。从宏观看我国文化可分为南北两大派系, 从微观看一个城市内的各个区、县因其历史成因不同其推崇的文化核心理念也会不相同。文化的多元化直接导致了公益文化的多元化, 多种不同文化核心理念在一起相互交融发展, 使得多中心治理方式成为必然。

(三) 社会公众的多层次需求成为推动城市公益文化多中心治理发展的内动力

文化是人类基于自身多层次需要而独创的一种主动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3]。公益文化的公益性主要表现为社会公有、社会公享、社会公用三方面, 因此, 公益性就要求要面向社会、面向公众, 为社会民全体公提供平等、均等、无差别化的服务, 其目的就是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而社会效益最大化实现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在最大范围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人类需求的多层次性, 就是要求公益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多种类、多渠道。

目前, 我国城市公益文化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无论是从物质层次还是制度层次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一是从表层 (物质层次) 看, 城市建筑风格千篇一律, 缺少城市个性, 城市文化遗产破坏严重, 图书馆、博物馆少得可怜, 广场、公园、街头艺术雕塑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 交通拥挤, 尘土飞扬, 树木草坪鲜花都成了难得一见的风景。二是从中层 (制度层次) 看, 制度不健全, 规化不长久, 城市文化建设受制于管理者的美学水平与对文化的理解程度, 在公益性文化的范围认知上存在着理论缺陷。公益文化表层与中层的缺失, 更多地唤醒了人们对享有文化、获得文化的渴望, 公共对公益文化的强烈诉求成为多中心治理发展的强大的内动力。

三、城市公益文化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建立

根据奥氏的多中心理论和上述对城市公益文化的分析, 可以确认在城市公益文化服务领域行为中存在着多中心结构, 地方政府对公益文化的治理已在多中心体制下出现了。因此, 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框架下, 可以建立一个有网络型结构的, 以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等为主体的, 以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和公民多样化的需求为目标的, 以“合作-竞争-合作”为主要方式的公益文化服务体系模型。该模型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包括集权、分权和放权等多种管理形式的多元复合模式, 集权、分权和放权多元交叉与并存构成了一个繁杂的、多层次性的、多元化的公益文化服务体系。其具体模式思考如下。

1.城市公益文化物质建设上应坚持以政府服务为主导, 以提高公众对文化活动与管理的参与度为根本, 以市场运营机制为辅助的多主体、多中心模式。

2.城市公益文化的行为建设上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核心, 注重推广广场公园文化、街心文化、社区文化、节庆文化以及影剧院文化等多元化文化活动中心模式的建立。

3.城市公益文化的制度建设上, 确保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加强地区文化的挖掘与研究, 重视自然文化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从空间上搭建出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治理制度体系。

4.城市公益文化的精神建设上, 应注重倡导主流文化, 彰显城市个性, 提高管理者与公民文化素养, 提升民族的文化自觉。

5.城市公益文化的资金来源上, 应加大各级政府的直接拨款与政策优惠, 鼓励企业投入、社会赞助、民间团体和个人共同介入, 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来源的资金渠道。

摘要：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 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特质, 公益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应服务于社会大众。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出现为多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市群的出现使公益文化在空间区域内的多中心治理成为可能, 文化的多元性、社会公众需求的多层次性共同推动着多中心治理方式的发展和公益文化服务体系治理模型的建立。

关键词：城市公益文化,多中心治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贺善侃.国际大都市公益文化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0.

[2]牛文元, 刘怡君.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3]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

[4]孙萍.文化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5]陈前虎.多中心城市区域空间协调发展研究——以长三角为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6]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J].东南大学学报, 2009, (12) .

广西体育中心配电系统的谐波治理 篇7

在大型体育场馆中,大量使用的电力电子设备及元器件,其电压及电流波形,不再是完全的正弦波,而是不同程度发生畸变的非正弦波。非正弦波通常是由周期性的电气分量合成的。通过傅立叶级数计算分析方法,可将非正弦波分解成基波分量和具有基波频率整数n(n>1)倍频率的高次分量之和,把除基波分量以外的频率是基波频率整数n(n>1)倍的高次分量统称为谐波。谐波已经成为影响电能质量的主要因素。

1 规范和标准

针对电网中的谐波问题,我国颁布了相关的规范和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标准《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1993),此标准对公用低压电网谐波电压、电流限值做了规定(见表1、表2)。

2 广西体育中心的主要谐波源

仔细分析广西体育中心的电气设备,可以确定谐波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类非线性负荷:

(1)照明设备。

体育场馆中,场地照明使用的大功率功金属卤化物投光灯及镇流器,景观、立面照明大量使用的LED灯及比赛场地内设置的LED大屏幕等为主要谐波源。

(2)动力设备。

建筑物内大量使用的变频空调、整流器等,举办赛事及重大活动时使用的音响、灯光设备等为重要的谐波源。

(3)办公设备。

办公用的计算机、复印机、传真机,举办重大比赛时的转播设备等为重要的谐波源。

(4)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广西体育中心在体育馆、游泳跳水馆和网球中心三个场馆共安装了容量总计为600kW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光伏发电站与城市电网采用并网运行模式,光伏电站将太阳能光伏板感受的低压直流电势,逆变成380V/220V交流电源。有测试表明,有10%的谐波电流注入电网,成为广西体育中心配电系统的又一大谐波源。

3 谐波的危害

谐波的出现将造成电压和电流波形的畸变、电能质量不佳。谐波在电气系统中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谐振

在配电系统中同时使用容性和感性设备,会导致串联或并联谐振而分别呈现特别大或特别小的阻抗,阻抗的变化会剧烈改变配电系统的电流或电压,严重影响系统中的设备。其中,最常见的是并联谐振,如图1(因电阻R远小于容抗和感抗,此处R忽略不计)。根据电路分析原理可得:

式中,Ls为电源电感(上端网络+变压器+线路),C为电容器组容量,R为线性负荷电阻,ω为频率。

当电路情况确定后,Ls、C和R的值是相对固定的,谐波频率ω则是变化的。若存在这样的谐波分量ωn,使得1-Lscωn2→0,则阻抗变得无穷大,就发生谐振。

3.2 损耗增大

如前所述,发生畸变的电流波形可分解成基波分量I1和高次谐波分量之和∑In(n>1),只有通过基波分量I1的作用,有功功率才能传递给负荷,当负荷电流包含谐波时,电流的有效值Irms总是大于基波电流I1的。定义,导出。图2表示谐波畸变的作用,可以看出,随着含有谐波的电流Irms的增加,热损也将急剧上升。

谐波产生的附加损耗是多方面的:对导体而言,谐波电流在它们流过的所有导体都会引起热损耗的增加;对异步电机而言,分析表明,如果一个供电电压总谐波畸变率THDu=10%,会导致异步电机6%的附加损耗;对变压器而言,因为焦耳效应和涡流,变压器中的谐波会引起铜损和铁损增加,这种损耗增加在10%～15%之间;对电容器而言,谐波电流与谐波频率成正比,如果一个供电电压的谐波畸变率THDu=10%,则电容器中电流的安培数是原来的1.19倍,热损是原来的1.192倍,即1.4倍。

3.3 设备过载

当配电系统中含有过量的谐波电流时,可能造成系统中发动机,UPS不间断电源,变压器,异步电动机,电容器和中性线过载。

3.4 对敏感负荷造成干扰

含有过量谐波的电压会对下列敏感负荷的工作造成干扰:(1)温度调节装置;(2)计算机硬件;(3)继电保护装置。

3.5 对经济的影响

谐波通过对电气系统造成影响,进而造成经济上的影响。首先,谐波造成设备、导体附加损耗的增加,势必消耗大量电能,增加费用。其次,谐波造成设备过早老化。第三,谐波造成电网过载,会使用户需要更高的报装容量。第四,谐波造成的误跳闸,引起停电、停产。

4 谐波的治理

谐波治理一般是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设备的特点来进行的。在低压系统中,普遍采用的减小谐波影响的措施有:(1)改变谐波源的接线、配置和工作方式;(2)改善三相不平衡度;(3)加装动态无功补偿装置;(4)加装交流滤波装置;(5)采用有源滤波、无源滤波装置等。针对广西体育中心配电系统谐波的治理,根据其设备的特点,在工程上采取了以下几个治理方法:

4.1 优化系统设计

在广西体育中心的主体育场、体育馆、游泳跳水馆等场馆中,场地照明的大功率金卤投光灯、LED大屏幕和景观亮化照明中大量采用的LED灯构成主要谐波来源,在配电系统设计上,将这些主要的非线性负荷采用专用的变压器为其供电。通过隔离变压器,建立起阻挡谐波向上级电网输送的壁垒(见图3)。

对于未采用单独变压器供电的非线性负荷,尽量将它们组成配置在同一段母线上,就地治理,并考虑其母线尽可能安排在靠近上游的位置(见图4)。

4.2 选择合适的接地系统

若单纯从线缆成本上考虑,TN-C系统显然比TN-S系统更具优势,TN-C系统因中线性N和保护线(PE)合用(PEN线),而更经济。但在稳定的状态下,谐波电流在PEN线中流过,因PEN线存在一定的阻抗,会造成设备间的接地电位稍有不同,这将导致一些敏感设备在工作时出现故障。所以,在设计上采用了TN-S系统,中性线(N线)和保护线(PE线)完全分开,正常情况下,PE线将完全没有电流流过,整个电网中各设备的电位会更加一致。

4.3 采取抑制谐波的无功补偿

在低压系统中,一般谐波设备都消耗无功功率,在设计上,我们统筹考虑供电系统的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可通过在低压电容器中串联电抗器来抑制谐波。(见图5)

从原理上说,随着谐波分量的增加(ω增加),电容器的容抗XC(1/ωC)是变小的,谐波电流很容易被电容器放大并叠加到电容器的补偿电流上,电流的非正常增大,会使绝缘过早老化,甚至因过热引起电容器损坏。如果在电路中串联接入合理的电抗器,电抗器随着谐波频率的增加(ω增加),电抗器的感抗XL(ωL)也会增大,在总的阻抗Z=XL+Xc中,感抗和容抗形成对冲;如果电抗器选择合适的电抗率P,使串联LC补偿回路的调谐频率接近某次谐波频率,形成低阻抗通道,就可将某次谐波电流除去。这样补偿回路就可以在基波条件下呈现出容性阻抗,达到无功补偿的目的。而电路如果呈现出感性阻抗,在谐波条件下是不易出现谐振的,同时,补偿回路还能对谐波进行抑制和部分消除。

在可抑制谐波的无功补偿中,电抗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用P=XL/XC表示(一般为百分数)。图6分别给出了电抗率为12.5%、7%以及5%的情况下电容器配串联电抗器的阻抗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当电抗率为12.5%时,串联LC回路的零阻抗点出现在141Hz处;当频率为150Hz(三次谐波频率)时,LC串联回路是呈感性抗阻状态,不仅不会放大谐波,还能消除和抑制谐波。

根据广西体育中心谐波的情况,其谐波以三次谐波分量为最多,也含有一定数量的5次、7次及其他次数的谐波分量。在工程设计上,我们针对不同的场合,选用电抗率P=12.5%、P=2%及P=4%等无功补偿模块,对谐波进行抑制。

5 结语

十几年前谐波对配电网的影响一般很小,但随着电力电子装置的日益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谐波被注入到了公共电网中,对电能质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大型公共建筑因其庞大的建筑规模和公益性质,理应成为谐波治理的榜样。只有运用法规、经济和技术等多种手段,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谐波,净化电网环境,更好地为民生、为经济服务。

摘要：随着电力电子装置的日益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谐波被注入到了公共电网中,对电能质量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本文以广西体育中心为例,分析了大型体育场馆配电系统的主要谐波来源、构成及其危害,并在工程设计上提出了治理方案。

关键词：广西体育中心,配电系统,谐波

参考文献

[1]GB/T14549—1993,电能质量公共电网谐波[S].

[2]毛红卫.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机电设计及关键技术研究应用[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中心河治理 篇8

9月22日, 中国移动宣布正式启用洛阳信息安全运营中心, 这是我国首个由运营商建立的针对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的集中运营中心, 中心初期设置坐席500个, 也是我国通信运营商中规模最大的不良信息治理团队。

据悉, 2011年, 中国移动累计发现并封堵淫秽色情域名43万余个, 处理客户举报垃圾短信505万余件。尽管不良信息治理已取得一定成效, 但不法分子仍能利用地域差异、系统差别、打时间差等来逃避封堵, 此次中国移动 (洛阳) 信息安全运营中心的建立, 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治理效果。该中心试运行2个月以来, 日均处理疑似不良信息约55万件, 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快速响应机制, 进一步提高了不良信息的治理效率。

点评:垃圾短信, 终于有部门出来治理了, 好事!中国移动早应该有这一举措, 不过, 现在启动也不为迟。这个信息安全中心的启用, 标志着中国移动今后将可实现对不良信息的集中发现、集中研判、集中封堵。这样, 手机用户就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骚扰, 同时也降低了被诈骗的风险。

中心河治理 篇9

流域水资源治理涉及众多的参与者,涵盖了不同的地域、部门和社会角色,并且以水资源治理为导向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涉水网络[1]。流域水资源治理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该涉水网络的治理,涉水网络治理成效与水资源治理成效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网络层面的治理成效与网络服务对象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2]。对流域涉水网络治理的研究,可以揭示网络的外部要素通过网络转化为治理成效的过程,并作为对水资源治理改善的理论基础。

流域涉水网络主要由涉水的政府职能机构、企事业单位、第三方组织等参与者构成。在这些参与者中,存在特殊的一类参与者,它们由于具有较为丰富的权力、交易或者协作资源,对其他的参与组织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涉水网络中也具有更为重要的中心位置,是流域涉水网络中的中心角色。对网络中心角色的治理对于流域涉水网络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一个高效的网络治理显然与这些网络中的中心角色功能发挥密切相关。

2 相关研究的回顾

2.1 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角色

对网络中中心角色的研究始于社会学的相关领域。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的社会学研究指出,构成一个现代社区的社会构型是由许多子群,如家庭、教堂、班级和协会组成的;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另一类子群,即“派系”或“聚类”(Clique),它是一个非正式群体,其中的成员都有一定的群体感和亲密性,并在群体内部建立起某些群体行为规范[3]。在社会学的定义中,派系是一个关系紧密的非亲属群体,在社区结构中,派系的重要作用就相当于非正式群体在霍桑实验中的作用一样。这个概念描述了非正式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特定构型[4]。

在后续的研究中,派系的思想得到深化。研究者认为,可以把派系看成由三个层次所组成:核心(Core),由最经常、最紧密地聚合在一起的人组成;初级圈(Primary Circle),由那些时常共同参与的核心成员、但本身从来也不能构成一个群体的人组成;次级圈(Secondary Circle),由那些仅仅偶尔参与其中、因而“几乎不是其成员”的人组成。在对派系进行层次划分的基础上,研究者继而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派系的低层次成员只有通过本派系的高级核心成员才能接触到其他派系的高级成员[5]。

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指出了派系核心,即一个聚类中的中心角色在社区群众的关键作用。这种以个体为对象的研究后来在组织间关系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扩展,社群的研究概念也扩展至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在一个扩展的社会聚类研究中,则经常使用“小团体”(Subgroup)的概念。小团体就是在一个更宏大的网络中,一小群人关系特别紧密,以至于结合成一个次级团体。小团体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可以比拟成一个个的派系。小团体的状况是一个网络的总体结构指针,而在研究中国人的组织行为时,这又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概念[6]。

关于中心角色与其他角色之间的联结,在格兰诺维特的研究中指出,这种联结主要是指情感、情报和咨询。而在流域涉水网络中,不仅涵盖此类关系,还包括了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的组织之间的报告关系,也包括了那些具有“组织-领导人”浴缸模式中的联结关系(社会网络中的浴缸模型指出在两个组织及其领导人之间存在一种互相转换的关系,即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可能促成组织间的关系,反过来也如此),一个小团体的中心角色即通过这样的关系将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凝聚在自身周围。

2.2 公共治理网络中的中心角色治理

在公共治理网络研究中,对中心角色的关注来自于中心角色的行为对整体网络治理的影响研究。马亮认为,网络内部成员尽管属于网络以下的层面,但也会造成网络绩效的变化[7]。网络内部存在许多不平衡、不均等的现象,使某些组织更为强势和富有权力,他们的状态会对网络绩效产生不可置疑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央集权式的网络中,网络中心成员对于网络绩效至关重要[8]。网络中心成员是否追求网络所指向的目标、是否能够采取合理的治理模式等,都会影响公共网络目标的实现。

Provan指出,网络成员之间构成的“子网”或“网中网”,它们以网络派系(Clique)的形式出现,并会对所处的整个网络的绩效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9]。某种程度上,这些子网的兴衰甚至会决定整体网的运势。

在公共治理网络中,网络成员更多指的是组织而非作为个体的自然人,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在不断地结网,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企业之间也在形成和改变着纷繁复杂的关系及网络。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型社会,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有着特殊的含义[10],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往中,还体现在不同所有制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和协作中。

与公共治理网络中的中心角色研究有关的还有部门利益理论的相关研究。部门利益理论将公共治理网络看成是由不同的部门集团(类似于派系)所组成。公共网络中的部门利益化主要有三种原因促成:一是市场化筹款中部门“有为才有位”的政绩需求冲动;二是政府部门对下属机构(企业或事业单位)人事任命权的绝对控制;三是政府部门具有规制权和执行权[11]。在现有的行政部门主导的公共管理体制下,部门利益集团中的核心往往是由有权的政府机构或者实力强劲的大企业集团担当的,以有权、有实力的机构为中心角色的部门利益集团成为了公共治理网络中的派系,极大地影响了网络治理的成效。

另一类相关的研究是组织邻近的理论。组织邻近是描述组织间紧密程度的一个概念,它的重点在于探究组织间关系强弱背后的原因。从组织合作视角可以将组织间邻近性划分为地理邻近、组织邻近、认知邻近三个维度,它们代表了组织之间在地域、相似的组织制度和文化、认知方法和沟通手段上的紧密程度[12]。邻近性比较高的组织易于形成公共治理网络中的聚类,那些在聚类中具有更大权力、更多邻近性特征的组织,则易于成为中心角色。

图1描述了在公共治理网络中的强弱组织间网络。那些对其他组织具有较强关系的组织,也即聚类中的中心角色,其态度和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网络整体的治理。

3 流域涉水网络中的中心角色分析

流域涉水网络的治理出发点在于网络对参与者态度和行为的调整;在一个组织决策的框架下,参与者态度和行为的调整又是与组织间的关系密切关联的。在流域水资源治理中,涉水网络中的组织间影响是与强关系所指向的对象,即防治网络中的中心角色相关的。流域涉水网络中的中心角色相比于其他参与者而言,拥有更为丰富的资源,往往与那些对其资源有依赖的参与者维持较强的关系,居于一个网络的中心位置,因此,流域涉水网络中的中心角色治理是网络治理的关键。下面将对流域涉水网络中的结构和中心角色类型进行分析,并作为对流域涉水网络治理改善的基础。

3.1 流域涉水网络的结构特征分析

一般而言,在描述一个网络的结构时,需要首先确定网络的边界,但是这一点对于流域涉水网络存在一定的困难。首先是因为网络的规模过于庞大,其次是因为涉水网络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网络,参与者进入和退出网络存在一定的动态性。因此本文对流域涉水网络的结构特征描述,不是以得到一个量化的网络结构图为目的,而是侧重于描述其中的关键组成要素。

3.1.1 流域涉水网络的中心度

在流域涉水网络中,中心度具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局部中心度,即涉水网络中的某节点在邻近的环境中的相对地位,这种分析是对某一具体问题决策研究的基础。另外一种含义是整体中心度,指涉水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的相近性,用测量某个点到其他各个点的距离和来描述。因为涉水网络是建立在传统的水资源管理上的体系,因此在涉水网络中的一些重要节点,如中央及地方政府、企业、环保NGO等第三方组织[13],都可能在局部网甚至是整体网中对网络的功能实现有关键的影响作用。中心度概念在涉水网络分析中,可以解释信息传递、知识共享和实现代表权等问题。

3.1.2 流域涉水网络中的小团体分析

流域涉水网络中小团体的存在是社会分化的自然结果。网络中的小团体主要分为个体间子网络、由报告关系维系的小团体、利益小团体几种。小团体对整体网络的影响分为利弊两个方面。从有利的角度说,小团体是关系密切的节点形成的一种联合,在小团体内部的文化和知识传播比在整体网络内传播更为有效,因此,适当规模的小团体可以起到补充整体网络知识传播的效果。从不利的角度说,小团体的存在也使得网络整体出现结构洞,小团体之间的联系缺乏时可能形成流域治理中的部门利益和区域利益集团现象。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用小团体密度(小团体密度/整体网络密度)表示整体网络中小团体的凝聚程度。小团体的凝聚力如果远超过整体网络,或者小团体之间缺少关系,就会变成小团体之间的争斗和非合作博弈,进而影响整体网络的治理水平。

3.1.3 流域涉水网络的定性结构描述

在流域涉水网络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等、关系的不对等,以水资源治理为导向的关系发展主要集中于局部网络中。涉水网络在整体结构上表现出如图2所示的特征:(1)流域涉水网络由不同的小团体组成,这些小团体具有一个或多个的中心角色,即主要中心角色,在整体网络层面上,由于利益多元化的存在,缺少整体网络的中心角色;(2)在不同的小团体内部,存在次要的中心角色,这些次要中心角色与主要中心角色相联系,另外一方面,次要中心角色与一般的参与者联结;(3)由于实际流域水资源治理中存在的情形更为复杂和多样化,实际的中心角色层次可能会超过两层。

3.2 流域涉水网络中的中心角色类型

流域涉水网络中的中心角色是那些在网络中组织间资源依赖所指向的对象,这些中心角色对其他的组织保持着较强的组织间关系,能够在强关系中传递其影响,促成较高的组织间影响力。同时由于网络的“涉水”特征,因此组织所具有的资源也主要是与水资源治理相关的。下面对流域水资源治理中实际的参与者进行分析,根据其具有的资源与影响力不同,将其中的重要角色划分为主要中心角色和次要中心角色两类,并分别进行说明。

3.2.1 主要中心角色

(1)中央政府与地方省级政府。

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中央政府依然是权力资源禀赋最高的流域水资源治理参与者。另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自主权。在各类行政许可权力不断下放之后,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博弈意愿和能力,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升级政府都构成了主要的流域涉水网络中心角色;此外在现有行政格局中,发改委往往扮演了代表各级政府(省级及以上)经济利益的部门。

(2)中央相关部委。

中央相关部委根据法定授权履行在特定范围内的职责,其中与流域水资源治理密切相关的主要是水利部和环保总局;此外,国土、农业、住建、国资委等部门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另外,目前我国的政府职能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制,这决定了中央部委对那些对口的省级职能机构具有业务上的指导权力,因此它们也是流域涉水网络中重要的主要中心角色。

(3)大型央企。

大型央企是流域水资源治理中的一类重要的参与者,虽然它们不是行政机构,但是由于它们对地方的子公司具有很强的控制力量(这种企业内部的垂直控制力量某种程度上甚至要强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量),因此在网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动员和影响力量。在流域内的涉水企业治理中,地方政府职能机构对这些大型央企往往缺少足够的执法资源,就是因为大型央企是与国家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流域涉水网络中大型央企也是一类主要中心角色。

(4)省级政府职能部门。

省级政府的职能部门是流域水资源治理的实际参与者,它们在流域水资源治理中具有现实的参与意愿和需求。而且目前流域治理中的大部分行政许可权力也是集中在省级政府职能部门这个层级,它们对辖区内的下级政府机构、地市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第三方组织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是一类重要的主要中心角色。

(5)与流域直接接壤的市级政府。

与流域直接接壤的市级政府与流域水资源治理的成效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以太湖流域污染治理为例,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和嘉兴等市与太湖直接接壤,太湖流域污染治理的成本与收益与这些地方政府的经济收益、政绩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些地方政府对流域污染治理就有了更多的关注。而且由于地方市级政府握有较强的经济和行政许可资源,在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中也具有一定的对等资源和独立性,因此可以构成主要中心角色。

(6)流域管理机构。

在国外的流域管理经验中,流域管理机构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对流域水资源具有一定的主导能力。但在我国的流域管理体制中,流域管理机构则只是作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负责流域管理,它更多承担的是协调者的责任。例如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流域管理机构虽然也制定污染物排放总体目标,但是实质性的权力还是分散在各级地方政府中。尽管如此,流域管理机构在涉水网络中仍旧不失为一个主要的中心角色。

3.2.2 次要中心角色

除了构成主要中心角色的几类组织外,还有一些次要中心角色也同样在流域涉水网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1)县区级地方政府。

县区级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中的基层机构(乡镇一级政府由于公共治理的权限不够充分,不能够称完整意义上的政府),既负有经济发展的责任,也具有一定的辖区内水资源治理的行政许可权,但由于它们在流域涉水网络中的层级较低,影响力也较小,只能构成次要中心角色。

(2)县区级政府涉水职能机构。

县区级政府涉水职能机构拥有基本的涉水管理权限,其他社会组织在涉水事务上也主要与县区级涉水职能机构产生关系;而且在这些关系中,县区级职能机构拥有的权力可以较容易地提高社会组织的涉水事务收益,或降低其涉水事务成本。因此县区级涉水职能机构对其他社会组织来说拥有较强的权力资源,这类机构在涉水网络中居于次要中心角色的位置。

(3)大中型企业集团的母公司。

在流域涉水网络中,除了大型央企外,大中型企业集团的母公司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其单个的影响力不及大型的央企,但是由于其数量较多,因此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一般在一个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对下属子公司都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在水资源治理的制度和投入上也易于形成一致的结构和目标,因此这些数量较多的企业集团母公司就构成了流域涉水网络中的次要中心角色。

(4)涉水事业单位。

目前我国正在推行水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城市水管理的职能正越来越多地由改组后的水务集团承担。这些单位兼有事业和企业单位的性质,一方面代表了一定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自身利益。涉水事业单位在污染防治网络中,虽不是主要的决策方,却能够代表诸多的其他利益,并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

(5)供应链中的强势方。

除了行政命令力量外,来自市场交易中的经济利益也是另一类重要的关系力量。实际上,现有的质量、环境、安全等管理体系推广,大多有赖于供应链中的强势方推动。对于企业组织来说,与供应链中组织(尤其客户)的关系是有关自身存亡和发展的因素,因此,必须认真考虑其意愿与要求。一般来说,供应链中的强势方,大多是市场集聚度较高的、占市场一定支配地位的组织,这些组织都可以成为涉水网络中的次要中心角色。

(6)权威的第三方组织。

涉水的权威第三方组织拥有监督、评价的权力和能力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对社会组织有用,同时也对政府机构有用;此外,由于权威的第三方组织往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观点易于为公众所接受,因此它对于汇集广泛的公众意见和力量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所以,权威的第三方组织也成为了涉水网络中的次要中心角色。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现有的流域水资源治理中,第三方组织的作用发挥还面临很多的困难,这也是未来进行流域治理改善的一个方向。

4 基于中心角色治理的流域涉水网络治理建议

总的来说,流域涉水网络中的中心角色治理包括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网络层面的中心角色治理,它的重点是中心角色之间的关系,即网络结构的优化问题;其二是网络成员层面的治理,重点是中心角色的态度与行为调整问题。

4.1 网络层面的中心角色治理

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由于不同层级政府、区域与部门之间存在较多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保护和部门制肘,因此中心角色之间的联结还不充分,以中心角色为主形成的“骨干网络”密度呈现偏低的特征;各中心角色各执资源,合作有限,也难以形成一致决策,例如环保部门和水利部门在环境质量监测时,所用的标准也往往不同。这种中心角色之间的合作稀缺,使得网络的连通性偏低,信息流通不畅,以及协调成本居高不下。

此外,网络中的一些关键的中心角色缺失也是治理中必需解决的问题。涉水网络顺畅运行的必要条件是在网络中能够形成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不同功能中心,并且能够在这些功能中心之间形成制衡与合作,但是关键中心角色缺失则使得涉水网络中的制衡缺位,并影响网络整体的结构。以现有的流域涉水网络而言,因为有政策法律的强力支持,网络中的决策中心已然形成,但是执行、监督和评价的网络中心角色功能却比较弱,这影响了网络中的协作配合和网络的运行效率。

最后,代表用水户和公众的力量未能形成强有力的行业协会或公众利益代表。虽然从一方面说,这种力量的分散使得行政体系易于形成决策,但是从执行和监督的层面来说,网络也缺少了对于排污户和公众的有效影响渠道,缺少了对于决策有效性的监督。从网络结构的角度讲,代表公众利益的机构未能进入主要中心角色,只是勉强以第三方组织身份进入了次要中心角色,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网络治理的效果。

因此,网络层面的中心角色治理重点在于提高中心角色之间的协同合作,实现中心角色功能之间的制衡,以及提高代表公众利益的中心角色在治理中的介入程度,这是中心角色治理的基础。

4.2 网络成员层面的中心角色治理

除了确保在网络层面各中心角色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协同合作与制衡,也要确保这些中心角色的态度与行为符合流域水资源治理的要求。具体来说,中心角色治理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培育、涉水治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

在流域涉水网络中,中心角色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众多参与者,而这种观念恰恰是流域水资源治理的基础和关键,因此要在流域内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必须在涉水网络内形成共同认知。对于中心角色的态度和行为调整,首要的就是对其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培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培育需要通过健全相关的流域涉水法律法规、行政问责制度、激励制度、提高中心角色对于环境与组织的关系等方法进行,若仅仅通过一般的宣传,不足以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必须有这样的制度,即能够把组织的利益与未来发展的收益紧密联结起来,提高组织在未来发展上的收益,并增加组织的违规成本,如此才能够逐步建立起切实可靠的可持续观念。

在涉水网络中,为了控制管理风险,中心角色有要求其他组织采纳其治污制度的倾向,而其他与之联结的参与者也有较强的服从可能。因此,为了在流域水资源治理中建立起可靠的治理制度,不仅要求在流域管理层面上建立网络治理的制度,也要求在组织内部建立规范的涉水治理制度,这一点对于中心角色来说尤其如此。只有中心角色建立了可靠有效的涉水治理制度,其他参与者才可能在制度的建立上进行参照引用,并最终在网络中形成流域水资源治理制度的规范化体系。

摘要：流域水资源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与涉水网络治理有关,涉水网络治理的关键在于对网络中的中心角色进行有效的识别和治理。来自于社会网络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中的相关研究指出,一个网络中的中心角色即是那些在网络中与其他相关方保持强关系的组织。涉水网络中的中心角色因资源禀赋的差异,可以分为主要中心角色和次要中心角色两大类,它们共同构成了流域涉水网络的核心。基于中心角色的流域涉水网络治理需要从网络层面和中心角色层面两方面进行,前者侧重于安排中心角色之间的关系,而后者侧重于规范中心角色的态度和行为。

中心河治理 篇10

1.1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内涵。多中心治理是当今社会管理的主流理论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执行下的单中心秩序相比, 依靠一定法律框架下“多中心之间通过相互协商、配合而自发达成一致”的多中心秩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秩序。奥斯特罗姆夫妇则把多中心治理理解为是行为主体既会独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即传统的市场行为) , 又会相互协调合作 (自主治理) , 这样就打破了单中心秩序中只有一个权力的格局, 形成了一个由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治理网络。

1.2 社区警务的含义及特点。公安部社区警务研究课题组认为“社区警务”是指在政府和警察部门的指导下, 以社区为单位, 其他社区力量的联动, 积极发挥社区内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势, 进而共同营造良好的社区治安秩序的服务型主动先发型警务。从以上对社区警务的定义可以看出社区警务的几个基本特点:一是警务工作立足社区。这是警务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其首要特点, 只有立足社区, 才能更有效参与社区的治理, 才能与社区共同承担起维护社区安全的任务。二是联动性警务。

2 实施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社区警务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实施的是行政主导型的社区警务也就是单中心治理模式下的社区警务, 公安机关是社区警务的治理主体并且承担着对社区警务的治理责任和风险, 并且治理的方式略显单一化仅依靠行政管理手段为主, 尤其强调行政和刑事执法。实践表明这种单中心治理模式下的社区警务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稳定,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单中心治理下的社区警务更加凸显其局限性, 不仅达不到实施社区警务的初衷——提供社区治安服务,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且违背了社区警务所提倡的价值即由警察、公民及其他可能对社会治安工作有益的公共服务机构的联动协同关系。

3 实施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社区警务建设的机遇

3.1 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促进了社会权力资源再分配的可能。权力资源的再分配是以公共事务的性质与其所辐射的范围, 以对该公共事务的治理效率与治理成本, 以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等因素作为依据和参照。实施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社区警务的核心在于, 能否对社区警务资源进行权威性的分配, 而权威性分配的前提在于能否对作为社会稀缺品的警务权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以共同参与为特征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社区警务建设, 需要政府和警察部门对治理权力进行再分配, 需要政府和警察部门权力的向社会回归, 将权力释放给社区。

3.2 企业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参与提供了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可能。从实际来看现代企业型组织呈现出从对社会的索取走向对社会的回报的趋势, 在政府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领域, 企业型组织可以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以最少的社会资源提供最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企业组织为了履行其社会义务彰显其社会责任, 更加热衷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 如为社区提供志愿性的公共保安服务、竞争性地提供公共物品等。

4 警务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实践的可能

目前警务机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把警力落实到基层, 落实到社区。政府和警察部门是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社区警务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 警察部门的权力向基层回归, 警察部门的职能向基层分流, 警务职责的下放落实是警务机制进步成熟的表现, 也是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社区警务建设的基础。而在此次变革的基础上在部分有条件的社区可以对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供给社区警务服务进行有益的探索试点, 形成具体的经验, 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社区警务建设的全面展开埋下伏笔。

5 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社区警务的目标模式

针对以上机遇和挑战, 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多中心治理下的社区警务的目标模式即多中心警务制度, 只有真正落实到制度层面才能减轻阻力, 才能利用社会发展的机遇期更好地推行多中心警务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5.1 多中心警务制度必须是公安机关主导的服务型警务。“多中心”不代表“无中心”, 而是有一个中心必须居于主导地位。由于社区警务的特殊性, 必须依靠职业性的力量, 而在目前无论是非政府组织还是商业组织所组织的治安队伍职业性有待提高, 而且由它们所组织的治安队伍组织比较松散, 随时可能因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维护治安的职业性力量的作用是其他非职业性力量不可取代的, 作为职业性维护社会治安力量的公安机关应在治安服务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5.2 多中心警务制度把权力与权利的互相制约作为核心运作机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人们在没有建立国家前处于“人与人相互开战”的自然状态。国家的建立和存在结束了“自然状态”, 使得公民放弃了他们进行复仇和亲自惩罚的自然权力, 期望国家能代替他们行使权力。洛克在此基础上强调:只有在国家的保障下, 公民权利才有价值。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警察产生的原因和警察职能, 规定了国家和公民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人民有权利要求警察提供服务, 同时警察也有权力要求人民实现他们对法律的契约, 从而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6 结束语

施行公安机关主导的多中心服务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终极价值也是为构建更加稳定、和谐、友好的社区。只有真正在制度上把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与社区警务有机结合, 才能把握机遇避免偏离其终极价值, 也只有这样, 才能把公安机关主导的多中心服务型的社区警务制度从理论变为现实。

摘要：社区警务建设是社区管理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多中心治理模式与社区警务的内涵和特征分析了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社区警务建设, 指出该警务模式能够解决社区警务服务有效供给的问题。结合实际讨论了实施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社区警务建设的现实机遇, 并提出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社区警务建设的发展目标模, 即由公安机关主导的多中心服务型的社区警务制度。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模式,社区警务,建设

参考文献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0.

[2]张兆瑞.社区警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3]袁方.多中心治理下城市边缘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探析[J].中州学刊, 2011.

[4]方雷.地方政府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