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模式的演进

治理模式的演进（通用11篇）

治理模式的演进 篇1

一、家族企业的界定

家族企业是世界上广泛存在的一种企业形式:根据克林·盖尔西克等人的研究, 在全世界所有企业中由家庭所有或经营的, 最保守的估计, 也占65%至80%。在美国, 家族企业的产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49%, 就业人数占私营部门就业人数的85%;欧洲43%的企业也是家族企业;英国70%的企业为家族企业;我国90%以上的私营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沃尔玛、杜邦、戴尔、福特、松下、洛克菲勒、迪斯尼等跨国公司都是家族企业;在我国, 横店集团、方太厨具、万向集团、红豆集团、安踏集团、七匹狼也都是家族企业。

关于家族企业的定义没有一致的界定, 诸多学者给出对家族企业的界定, 即:家族企业是一个或几个家族拥有企业的所有权, 并对企业具有很强的掌控权, 并且具有能将所有权合法传于后代的企业组织。

二、企业治理的界定

企业治理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去理解。从狭义来看, 是指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和制衡机制, 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配置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关系。广义的企业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 而是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集团。企业治理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来协调企业与所有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以保证企业决策的科学性, 从而保证企业各方面利益最大化。

企业治理可以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协调各参与方之间权利关系的组织和制度安排, 是对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的具体化;外部治理是指来自企业外部主体 (如政府、中介机构等) 和市场的监督约束机制, 尤其是指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等市场机制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利益的作用和影响, 例如兼并、收购和接管等市场机制 (被称为公司治理市场、控制市场等) 对高级管理人员控制权的作用, 也就是家族企业的出资者 (股东和债权人) 通过市场体系对经营者进行控制, 以维护所有者权益的治理机制。

三、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演进

(一) 业主型治理模式

国内第一批家族企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 这一时期的企业主要采用业主型治理模式, 所谓业主型治理模式是指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实现分离, 企业的主要控制权在家族成员中配置的一种治理模式。在家族企业创立初期, 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高度集中在创业者手中, 企业的重大决策一般由企业的创业者兼家长做出, 由于企业规模小, 这种决策方式往往有利于家族企业快速做出适应市场的决策。这种治理模式在家族企业创立初期是适应家族企业发展的:首先, 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成员为了家族利益共同奋斗, 因此在企业内部形成较强的凝聚力;其次, 家族成员在亲情和伦理道德的约束下, 在企业内规范行事, 使得家族企业能够保持较高的稳定性;最后, 由于家族企业创立初期规模不大, 所以仅凭创业者一人决策和家族成员的配合基本能够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而且也能更快决策, 及时调整企业行为以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

(二) 折中型治理模式

随着家族企业的不断发展, 由初创期的小企业逐渐成长为规模较大的企业, 企业规模扩大导致原有的业主型治理模式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 表现为:首先, 以亲情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家族企业其融资方式主要靠家族成员内部融资, 企业扩大后这种资本结合方式不能满足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需要, 导致企业资本瓶颈;其次, 业主型治理模式主要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基础上的“任人为亲”, 企业规模扩大后, 这种用人方式既不能调动家族成员以外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也限制了企业建立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管理团队;最后, 企业规模扩大以后, 仅凭创业者一人决策是难以应付的, 这时更需要的是企业恰当的授权和分权, 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

由此可见, 业主型治理模式一般适用于家族企业发展早期, 是企业发展早期的自然选择。家族企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业主制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家族企业的发展, 更多家族企业选择折中型治理模式, 所谓折中型治理模式是指已经具备公司制形式的企业,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用于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 并初具公司制企业股权明晰化、多元化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与家族制有机融合的一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是:首先, 在股权上不再是业主型治理模式的绝对控股制, 即:股权高度集中于家族内部, 股权结构高度单一且“一股独大”。折中型治理模式的产权结构开始出现多元化特征, 家族股份呈下降趋势, 企业内被视为“外人”的非家族员工也可以获得恰当的股份, 但是虽然股权被稀释, 家族仍保持对企业的绝对控股;其次, 折中型公司的内部呈现出三元结构, 管理人员由家族成员、外聘经理以及内部基层人员, 家族成员中创业者位于最高管理层, 家族其他成员在企业中的比重相对下降, 为了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企业逐渐引入外部管理人才, 尤其是职业经理。同时, 对企业人才的激励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甚至让员工持有企业部分股票;最后, 折中型治理模式的决策方式主要采用董事会来进行决策, 各产权主体的积极参与能近似地反映各产权主体利益的均衡。

(三)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伴随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即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 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突破了股东至上的逻辑, 认为不仅要考虑股东的利益, 也要考虑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首先, 股权结构多元化与分散化。股权除了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外, 社会公众如:投资机构、银行、职业经理人、雇员等也成为企业的股东, 导致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逐渐分散。其次, 外部治理机制发达, 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等较为成熟和完善。再次, 董事会中非家族成员董事占多数, 这些董事大多来自社会上的专家学者, 通过独立董事的公正监督, 以确保股东利益。

每一种治理模式都有适用的情况, 在我国现阶段状况下, 家族企业如果采用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将存在很多障碍, 表现在:首先, 企业内部动力不足。在企业创立之初, 家族企业凭借家族成员共同艰苦奋斗积累了企业的第一笔财富, 在“血浓于水”的文化影响下, 企业主倾向于亲自或让自己人掌握控制权, 而不是放权, 家族成员很难将自己辛苦创立下来的企业跟非家族成员共同治理。同时, 家族管理方式简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更能节省管理费用、降低企业成本, 因此家族企业引入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具有企业内部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次, 企业外部条件不适宜。我国市场经济客观上存在着市场不成熟的情况, 表现一, 资本市场不够成熟和完善, 导致家族企业融资相当困难, 形成家族企业的“资本瓶颈”。表现二, 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企业极高的任用风险和代理成本, 职业经理人的素质难以符合要求, 特别是职业经理人的诚信水平低, 使家族企业社会化进程缓慢。表现三, 诚信缺失加大了采用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成本, 职业经理人和企业雇主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企业主掌握更多企业财务方面的信息, 而职业经理人掌握更多企业经营方面的信息, 两者都存在道德风险, 任何一方的诚信缺失都会导致企业的重大损失。

四、现阶段建立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对策

(一) 推动家族企业股份制, 融合社会资本

家族企业的融资方式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内部融资, 当企业发展壮大以后, 这种融资方式必然形成“资本瓶颈”。家族企业股份制, 吸收社会资本是突破家族企业“资本瓶颈”的必经之路。

融合社会资本后, 单一的产权结构逐渐被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替代, 家族股份将会被逐渐稀释, 这对于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二) 家族企业领导者更迭问题是家族企业治理的关键性问题

从改革开放至今, 第一代家族企业创始人大多面临交接班问题, 由于我国“家”文化的特点及外部经理人市场不健全等问题, 多数家族企业选择“子承父业”的领导者更迭模式, 这种模式的弊端是容易形成能力不强的人掌控企业的局面, 不利于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看来, 在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不断成熟和完善后, 选择家族企业以外的人才作为领导者也将成为一种可行性的选择, 但是就目前家族企业的发展阶段看, 多数家族企业仍然更愿意选择“子承父业”这一更迭模式。因此, 构建有效的以“子承父业”为主的领导者更迭模式是家族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面对这一问题, 家族企业应从战略的高度去制定接班人计划, 找出适合本企业的接班人培养方式, 有计划、有步骤地顺利完成企业领导者更迭工作。

(三) 以“任人为贤”优化人才结构

据有关专家推算, 优秀企业的人才流动率在15%左右为宜, 然而, 我国很多家族企业的人才流动率远远高于这一比率, 有的高达50%以上, 人才的流失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家族企业的发展。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原因是家族企业往往容易“任人唯亲”, 对于家族以外的人不信任, 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 随着家族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任人为亲”逐渐不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使企业出现“人才瓶颈”。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积极推进对家族以外人才的引进, 同时, 在建立完善的用人机制基础上要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对外来人才除了奖金等物质激励外, 还应采取股权分配等其它有效的激励措施来留住人才。通过建立科学的人才绩效考评制度, 对于家族内部不能胜任的员工实行退出机制, 大胆吸纳家族外人才, 建立有效的激励措施, 是控制家族企业人才流失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高汉祥.家族人与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西部论坛) , 2005 (6)

[2]钱海婷.四维度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演进分析[J].企业天地, 2008 (4)

[3]郭磊.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现状及优化建议[J].经营管理, 2009 (2)

[4]甘德安.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合理与局限性[J].家族企业研究, 2010 (8)

[5]洪结银.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及效率[J].理论观察, 2008 (6)

治理模式的演进 篇2

请欣赏：《中国会计核算制度模式的演进(三)》

张天西、石少梅、杜小燕中国财经网

六、中国会计核算制度对苏式会计的扬弃期(1979―1992年)

(一)环境分析

(1)从政府政策看，一方面是谨慎地恢复“文革”以前的一些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是探索如何借鉴西方工业先进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会计核算制度也是处于这种“恢复”和“探索”中。

(2)从经济制度看，在所有制方面，允许进行少量的私有制试验，允许在一些不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私有经济。乡镇企业、中外合资、合作等非国有经济走进经济舞台。在经济体制方面，虽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但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审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模式。从1985年起，市场机制被重新引入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主要举措是实行市场定价的双轨制。从企业制度看，1992年之前，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举措是对企业“放权让利”，企业按合同上缴利润包干或递增包干任务后，有权根据一定比例分配利润留成。

(3)从示范效应看，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明白了苏式体制的诸多弊病，开始将目光投向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早走一步的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注重了解它们在对苏式体制扬弃或分道扬销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注重吸收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经验。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与以前的对苏式体制的全面移植和盲目模仿已有本质的不同，示范效应的作用在降低。

(二)会计核算制度的特点

经过“大跃进”和“文革”的两次冲击，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工业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几乎荡然无存。会计制度的修订和施行，陷入了一种从零开始的局面，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1979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恢复了会计制度司的职能(1982年5月，又改名为会计事务制度司)。

财政部于1979年开始主持修订并于1981年开始实施“文者后第一套会计核算制度，即《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一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这套制度在1985年、1989年作过两次修订，主要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以后出现的新情况，现将其特点分述如下：

1981年会计核算制度的特点是：

(1)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方面，改变统收统支、统购统销、统负盈亏的状况，承认企业独立的经济利益。试行了多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制度，并进行了“以税代利”的试点。

(2)在企业资金的管理方面，对企业占用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收取占用费，对固定资产实行有偿调拨。

(3)在会计科目与会计报表的变化方面，主要在于对“文革”前片面简化的制度进行恢复重建，并根据新形势相应改动。例如，增加了“应交资金占用费”科目，并把1974年制定的“国家资金”科目改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两个科目。

在1985年、1989年两次对会计核算制度的修订中，1989年的变动幅度稍大些，主要特点是：

(1)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方面，先后实施了两步“利改税”，实现了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的规范化、法律化、稳定化。同时，对成本制度和折旧制度也进行了规范，先后颁布了《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和《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并将企业折旧基金由过去集中上缴国家50%改为上缴20%，直至改为企业全部留用，改革和规范了企业资金耗费或补偿职能。

(2)在企业资金管理方面，制度继续朝着有偿化的方向改革，企业流动资金由过去财政和银行“双口供应”改为由银行统一管理，基本建设投资则实行“拨改贷”。

(3)在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体系方面，对原有会洲科目进行增加，但个别科目有删削。以折旧基金为例，在财务制度将企业折;日基金改为企业全部留用后，原来的“应缴折旧基金”科目，自然就用不上了。这个阶段对资金平衡表的编排有所改变，不再保持三段平衡的格式①。在资金的占用方面，按从上到下的次序，分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流动资产、专项资产五类;在来源方面则分为固定及流动资金、借入资金、结算资金。专项资金四类。这些改变说明，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资金的来源日趋多元化，企业在资金的运用上有较大的自由。

另外财政部在1982年、1983年还制定了乡镇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的会计制度，允许采用资产、负债、资本等概念。

(三)小结

(1)这个时期的制度变迁应该是一种以诱致性为主。强制性为输的变迁，尽管政府在形式上起到了主导制度安排的作用，但实际上还是经济、政治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才诱使了制度变迁，因此，人们在思想意识上要求变革和在行动上支持和推进变革，才是这一时期变迁的实质的主导作用。

(2)这个时期会计核算制度是在恢复苏式会计的同时，又依据中国改革中的现实情况对苏式会计核算制度模式进行了适量的调整和变革。但是，无论对这种变革如何过高估计，从会计核算制度变革的长河中看，它仍然充满了计划经济的烙印，换句话说，它仍然没有抹掉苏式会计的“胎印”。

(3)由于同时期苏联和东欧也都处于改革阶段，因此中国也就不得不将眼光投向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走在前面的国家，注意对它们的经验进行借鉴和扬弃，使得以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计观念被采用。

七、中国会计核算制度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发展时期(1992年至今)

(一)环境分析

(1)从政府政策看，摆脱传统理论条条框框的束缚，利用一切手段发展经济，包括中国的市场有计划地对外开放，尝试国际上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措施。这种政策的实施，为会计观念和会计核算制度的研究开放了禁区。

(2)从经济制度看

，在所有制方面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允许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甚至部分外国企业同时存在，同时，允许对国有企业的资产采用租赁、承包、拍卖、破产等形式来促进国有资本的流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互相参股和投资也被开禁。在经济体制方面，明确地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进一步削弱了企业在资金方面和产品销售方面对政府的依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计划进一步减少。在企业制度方面，追求企业微观效益和利润成为企业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目标。由于经济制度的改变，会计核算的研究由务虚开始转向务实，从抽象概念的争论转向具体内容的构建，股份制、企业合并、物价变动、外币折算、租赁、所得税、破产清算等核算规则的研究和规范全面展开。

(3)从示范效应看，美国、英国、欧盟、日本等先进工业国家的经验成为中国的主要示范。但是，经过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经济的现实使其又不能完全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

(二)会计核算制度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最具典型的事例是充分吸取了工业国家在会计核算制度方面的经验，以会计准则和统一的会计制度来共同规范会计核算，这是中国会计可以走向世界的必然之路。1992年11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中国第一部《企业会计准则》，从而开创了中国会计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这部准则具有以下的特征：

(1)采用了工业先进国家一直使用的“资产=负债+权益”的平衡公式，而抛弃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资金来源=资金占用”的平衡公式。

(2)精简了原来的报表体系，重新恢复了“资产负债表”的称谓，并以在工业国家通用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财务状况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为主要报表体系。

(3)贯彻了谨慎性会计原则，允许采用加速折旧、计提坏账准备、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等会计核算方法。

(4)建立了企业资本金制度和资本保全制度。

(5)恢复了建国初期的制造成本法，取代了完全成本法，调整了企业成本费用开支的范围。

会计准则公布以后，财政部又依据会计准则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分行业的会计制度，以便和准则配合使用。另外，通过税法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税制体系，使得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代表的税制体系更为完整，从而以法律和会计核算制度两种形式明确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又陆续发布了9项具体会计准则，中国会计核算制度在形式上和西方国家更加接近。

(三)小结

(1)这次制度变迁是由政府颁布并由政府出面组织的，但主要还是多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水到渠成的结果。

(2)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化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在会计核算制度演变方面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强。特别是在中国制定具体会计准则的前后，这种状况尤为明显，比如，在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中，一些准则的概念直接来自于国际会计准则。

(3)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应该具有中国特色的争论又被重新提起。

(4)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具有理论结构、理论结构应该如何安排受到广泛的重视。

八、尾声

根据我们所设定的分析框架，可以将建国以来会计核算制度的演变分为初创期、全盘苏化期、与苏式会计决裂期、对苏式会计的扬弃期和向英美模式靠拢期等几个阶段。这种类型划分不一定非常准确，但是确实勾画出了中国会计核算制度所走过的路程。追忆几十年会计工作的挫折与复兴、会计改革的选择与发展，笔者认为，广大的会计工作者为中国的会计核算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国的会计曾经走过全盘苏化的道路，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教训是在吸取外来经验时，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实际，这恐怕是我们在会计改革中应该始终坚持的一条原则。

营销模式的演进 篇3

营销模式是特定环境下营销要素与营销资源的最佳结合，当一种成功的做法大面积推广时就成为一种模式。营销模式是特定营销环境的产物，环境变了，模式也要变。模式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种模式发展到极致就是模式的末日。企业的终极目标是长期而稳定地获取利润，赢利模式是企业最重要的模式。因此，要持续获利就要根据营销环境的变化改变模式。

没有模式做不大，固守模式做不长，这就是模式围城。企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突破模式，又不断创立新模式的过程。模式的破与立形成了模式变迁的规律，我们将此称为营销模式演进图谱。从行业发展规律看，赢利模式演进图谱大致符合下列规律：单件利润模式一规模利润模式－品牌利润模式－结构利润模式。

规模利润模式与规模围城

规模经济模式

每个行业的幼稚期通常都有暴利或厚利，规模不大照样赚钱。此时，企业赚取的是单件利润。多数白手起家的人正是靠丰厚的单件利润赚取了第一桶金。

既然规模不大照样能够获取丰厚的单件利润，那么做大规模岂不是能够赚取更多的利润吗?这就是规模经济。

事实上，规模的扩大通常会“消灭”丰厚的单件利润。那些没有做大规模却获取单件暴利或厚利的企业，如果不及时退出，通常会被“打回原形”。除少数已经实现产业集中的行业(如家电、肉制品火腿肠等)外，多数行业仍然处于规模经济阶段。因此，目前中国企业的营销模式多数可以归类为规模利润模式。

格兰仕模式

在微波炉行业一盘散沙的时候切入该行业，在多数企业津津乐道于“单件利润”时，格兰仕抓住行业战略机遇期，追求规模利润，仅仅3年时间就迅速成为行业老大。随后，格兰仕对对手采取“赶尽杀绝”的方式，通过不断提高盈亏平衡点提升行业门槛，逐步成为为数不多的在全球“垄断”一个小行业的中国企业。

格兰仕模式的特点是：行业初创领先，然后高筑行业壁垒。格兰仕模式在中国或许会成为绝唱，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开创期的行业已经很少甚至可能没有了。

蒙牛模式

如果说格兰仕是行业初创者成长模式的话，蒙牛则是追随者“高举高打”的快速超越模式。1999年，蒙牛进入乳业时，伊利、光明已是行业巨头。2000年前后是中国乳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首先，乳业市场迅速放大，市场规模能够支持企业迅速扩张，其次，乳业尽管有龙头，但行业集中度不高，“老大不大”，企业有快速崛起的环境土壤。自1999年始，蒙牛在乳业的排名分别是：第119位、第11位、第5位、第4位、第3位、第2位、第1位。

如果说格兰仕模式难以模仿的话，蒙牛模式则比较容易模仿。因为它的本质是战略机遇模式，即在行业战略机遇期快速成长。

白象模式

白象开始在方便面行业发力时，康师傅和统一已经是方便面行业巨头。然而，现在白象已经是方便面行业销量排名第三的企业。

白象模式的特点是板块崛起。1995年，白象的销售额只有几百万元。随着山西临汾市场的意外成功，白象迅速布局山西市场，很快就成为山西方便面行业的“地头蛇”。随后，白象相继布局东三省、山东、河北、河南……每布局一个大区，就进入区域前三名，通过板块崛起的方式，白象迅速成为方便面行业龙头企业。

白象这种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甚至有人认为“不该活下来”的企业，能够通过“鸭子划水”的方式，静悄悄地实现板块崛起，符合更多企业的“企情”。白象模式值得更多的企业仿效，给那些既没有在行业初创期提前占位，又缺乏资源在战略机遇期“高举高打”的企业提供了借鉴。这种模式虽然不受社会关注，却成功率极高。

规模围城

没有做大规模的企业，希望通过做大规模赚取规模利润；而一些已经做大规模的企业反而陷入了规模不经济。这就是规模围城。

规模经济走到极致就是规模不经济，所以说“规模是规模经济的末日”。以长虹为代表的进入规模居“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的企业，目前都面临着规模不经济的局面。在长虹以价格战消灭200多家彩电企业前，它的规模虽然远不如现在这样大，但赢利能力却是最强的。当中国彩电行业只剩下不过10家企业时，所有对手的规模都非常庞大，长虹的规模优势反而不存在了，规模利润更是化为乌有。

规模经济的生存条件不是规模而是高成长，高成长不断地分摊成本、产生信心，高成长形成更大的赢利预期。一旦失去高成长，规模就会变成规模不经济。2001年，惠普电脑收购销量居PC第一的康柏。为什么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企业会被收购?在PC领域，惠普的规模远不如康柏，但赢利能力却比康柏好。康柏被收购也是因为PC领域的规模经济模式走到尽头。

中国企业成长的初期，多数中国产业高度分散，规模弱小，这正是规模经济生存的最佳土壤。现在，不少行业已经实现了产业集中，甚至处于寡头垄断状态，此时，规模经济的末日已经来临。

那些还没有实现产业集中的行业，赶快做大规模吧!

那些已经实现产业集中的行业，赶快告别对规模经济的依赖吧!

品牌利润模式与品牌围城

品牌利润

同样的品质，价格卖得更高；同样的价格，数量卖得更多——这才是品牌价值，即品牌溢价。品牌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知名度，而在于溢价能力。中国有很多高知名度品牌，如长虹、TCL等，但它们的产品缺乏溢价能力，只会通过不断降价扩大销量。这些企业的困境在于它们已经失去了规模经济，却没有进入品牌经济。

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能提高产品价值，却可以降低产品成本。当规模难以扩大或规模的扩大无法降低成本时，企业只有提升产品价值和价格获取更多的利润。此时，企业必然进入品牌经济阶段。跨国公司比中国企业更关注品牌，并非它们的营销境界更高，而是它们早已度过了规模经济，进入了品牌经济阶段。

瑞士手表模式

100年前，手表像珠宝一样，是奢侈品，销售渠道也与奢侈品相同。那时，瑞士被称为“钟表王国”。在手表平民化过程中，美国手表和日本手表相继通过渠道创新和产品创新遮挡了瑞士手表的锋芒。随着计时工具的多元化和手表使用频率的降低，瑞士手表通过“限产+逐年提价”再次把瑞士手表打造成象征性的产品，重新成为手表业的焦点。瑞士手表的销量虽然并不大，但通过独特的品牌塑造和逐年提价模式，瑞士手表被打造成具有保值价值的奢侈品。现在，购买瑞士手表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使用，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显摆”和具有升值价值的“收藏”。瑞士手表成为像文物、字画一样的收藏品。不管每

年的销量是多少，瑞士手表每年都在升值，品牌就能产生更高的利润。

雷克萨斯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丰田的总销量就超越福特，排名行业第二，但丰田最初进入美国市场时形成的“廉价、低档”的名声难以洗刷。1989年，丰田在美国推出雷克萨斯高档车，为了不让丰田品牌连累雷克萨斯，雷克萨斯在美国是独立的渠道、独立的专卖店，一切都与丰田品牌截然不同，甚至没在日本本土销售，直至2005年才开始“出口转内销”。1999年起，雷克萨斯在美国超过奔驰、宝马，此后连续6年夺得豪华车销量第一。

像日本、韩国、中国这样的追赶型国家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既没地位也没规模，为了挤进国际市场，往往像丰田一样“被迫”选择低价做规模的策略，等到企业有规模了，又背上了“低价原罪”的罪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企业选择了“雷克萨斯模式”，如方便面行业的后起之秀华龙通过低线渠道迅速扩大规模，成为销量排名第二的方便面企业，获得了规模利润。随后，华龙采用“雷克萨斯模式”推出高端品牌今麦郎，获得了品牌利润。

品牌围城

品牌有“溢价”，如果品牌没有了“溢利”，那么就进入了品牌围城。

可口可乐的品牌溢价能力比非常可乐高得多，但可口可乐的赢利能力比非常可乐强吗?跨国品牌固然能够维持较高的价格，但维护品牌却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投入。百事可乐的不断挑战迫使可口可乐付出高昂的品牌维护成本，最终的结局可能是：产品卖了个高价格，利润却并不一定高。所以，品牌产品的价格固然很高，但维护品牌的成本可能更高。

结构利润模式

显性业务与隐性业务

结构经济就是企业业务分为两块：一块是众目睽睽但不赢利的“显性业务”；另一块是不受关注却能够赢利的“隐性业务”。

只要是显性业务，一定是对手的靶子，面临过度竞争，最终难以赢利。规模和品牌都是营销的显性要素，所以，规模不经济和品牌无溢利是正常的结局。但是，显性业务却为企业锁定了客源，产生了现金流，这就为企业从事隐性业务提供了支持。因此，显性业务最后会变成企业的“诱饵业务”，即为真正盈利的业务提供客源和支持的业务。

麦当劳模式

麦当劳无疑是世界知名品牌，但麦当劳希望通过品牌溢价获得品牌溢利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因为它的对手肯德基和汉堡王也都是知名品牌，特别是肯德基在选址上采取跟随策略，麦当劳开到哪里，肯德基就开到哪里。如影相随的肯德基使麦当劳失去了品牌溢价和品牌溢利的能力，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价格战倒是经常上演。

麦当劳的赢利模式不是品牌溢利，而是结构利润。麦当劳是零店选址专家，只要麦当劳入驻某个零店，就能够带动该店附近的地租盘升。麦当劳通过对店址的长期租赁和购买，低价获得店面的使用权或产权，然后通过逐年分租逐年提价的形式提高价格，获得高额利润。因此，有专家评价麦当劳“本质上是娱乐行业，获得靠房地产业”。

“娱乐业吸引客流+食品业产生现金流+房地产利润”是麦当劳的结构利润模式。

索尼Ps模式

索尼生产高性能的游戏机，为了迅速占领市场，却通过亏本降价促销，比如，索尼每卖出一台“PS2”，就会亏损37美元。

既然游戏机亏损，靠什么挣钱呢?索尼创造了全新的赢利模式：亏本卖游戏机，靠权利金挣钱。索尼PS的整个生命周期里，获得了1400多款游戏的支持。“第三方软件商”每销售一份索尼游戏，就要向索尼支付一定数量的权利金，游戏的权利金约为7到8美元。如果权利金是8美元，那么，只要每个玩家购买5部游戏，索尼就能赚钱，弥补37美元的游戏机销售损失。

索尼正是先凭借PS2的低价，迅速占领市场。而用户为了发挥PS2更强大的功能，会不断地购买游戏。游戏的热销，反过来又刺激PS2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扩大，吸引更多的“第三方开发商”开发更好玩的游戏。这样就形成了PS2的良性循环，索尼和“第三方软件开发商”都得到好处。

索尼PS模式特点是：通过低价销售PS锁定顾客并产生现金流，通过游戏“权利金”获取利润。

史玉柱的“征途”模式

史玉柱是网游新赢利模式的探索者和规则的颠覆者。2006年1月，免费版《征途》正式上线运营，公司通过出售虚拟装备获益，史玉柱开创的FTP(free-to-play)模式落地了。

此前，以盛大为首的传统网游公司收入模式是PTP(pay-to-play)，玩家在游戏中的等级取决于在网上“耗”的时间长短，玩家为获得在线游戏时间而付费，公司的增收秘诀就是想方设法延长玩家在线时间。玩家连续十几个小时打游戏是家常便饭，社会各界对“上瘾”的非议多半由此而生。

通过吸引更多的客户在线更多的时间而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是典型的规模经济模式。当网游竞争不那么激烈时，这种模式是有效的。然而，当对手通过价格竞争期望获得更大的规模时，规模变得不经济。

征途网游的特点是通过发放“工资”的形式吸引更多客户在线更多的时间，但通过销售网游“装备”获取收入。因为，网游的本质是竞争，竞争要靠技能和装备获胜，玩家为了在游戏竞争中获胜，就要向网游公司购买级别更高的“装备”，购买装备就要付费。征途正是靠此模式获取利润。

“工资吸引客流，装备获取利润”是征途网游的结构利润模式。

营销模式与做大做强的路径

做大做强的路径

“做大”是基于人的本能，“做强”是基于专业的分析，“从做大到做强的路径”是智慧的抉择。中国企业在做大和做强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标杆，中国企业应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学习宝洁吗?中国企业既无法学习宝洁的现在，因为中国企业没有宝洁那样的“江湖地位”，也无法学习宝洁的历史，因为我们无法重复或浓缩宝洁160多年的历史。

学习宝马或奔驰吗?宝马或奔驰是逐步发展的，它们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并且是不可重复的。

作为一个追赶型国家，中国企业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要完成跨国公司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企业的最佳标杆应该也是追赶型国家的成功企业，同样曾是追赶型国家的日本和韩国企业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系。

日本货和韩国货都曾经像中国货一样是“低档、廉价”的代名词，但正是靠低档和廉价拿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入门证，并且用30多年的时间形成了世界级的低端品牌。然后，部分日本和韩国企业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从规模经济向品牌经济的华丽转身，成为与欧美顶级品牌抗衡的跨国品牌。在品牌崛起过程中，日本和韩国企业调整了自己的内部结构，形成了结构经济。日本和韩国企业的崛起路径选择，不正是困扰中的中国企

业所值得考虑的吗?

三星模式

韩国三星曾经是“廉价家电制造商”，不仅在国际上如此，即使在韩国本土的竞争中，也略逊色于金星(LG的前身)。正因为廉价，三星形成了世界级的规模，并且获得了产业升级的资本。此阶段是三星的规模经济阶段。

1988年，借助汉城奥运会的契机，三星使全世界从五环标志的旁边认识了韩国品牌“SAMSUNG”，并借助奥运赞助商的高端形象逐步摆脱了产品和企业以往的低端形象。同时，三星提出了“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的口号，重塑产品，重塑企业，重塑品牌，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打造了一个全新的、高端的三星。此阶段是三星的品牌经济阶段。

三星从事的产业，进入时间比领先企业晚了一大截。彩电比松下晚50年，半导体比英特尔晚10年，手机比摩托罗拉、诺基亚晚得多。三星如何与这些世界顶级企业竞争?以三星手机业务为例：中国的手机企业基本上是“组装企业”，但三星手机产业已经组成了一个价值链——三星电子生产半导体、晶片和记忆体，三星康尼生产显示屏以及显示器面板，三星电机生产调音器以及相机镜头，三星SDI生产显示晶片。三星的这种结构模式被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称为“垂直整合体系”。三星实际上是用一个体系与那些只生产终端产品(手机)的企业竞争。与终端产品(手机)的激烈竞争不同，价值链的优势一旦确定，其赢利能力更强。

三星的成长过程，分别经历了“规模经济”、“品牌经济”、“结构经济”三个阶段。没有初期的廉价策略，可能就没有世界级的规模；没有世界级的规模，就没有打造世界品牌的平台和资本，有了世界级的规模和品牌，才能够整合三星并不占优势的资源，形成最佳产业结构，形成结构经济。

索尼模式

索尼是日本企业的另类，它更像一个美国企业，硬是让英语世界增加了两个“日本造的英语单词”，即WALKMAN和SONY，显示了它的不同凡响。

二战后，索尼为了成为一个世界级公司，做了以下工作：第一，给企业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名字，用世界化的名字“SONY”取代日本化的“东京通讯工业”；第二，成为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日本公司，变成按照美国规则运作的企业；第三，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心第五街开设陈列馆，这里是美国最高端的街区，让产品直接接受高端消费者的检验；第四，副总经理盛田昭夫举家迁往美国，完成决策者的美国化。盛田昭夫说：“我在美国虽然有很多好友，但对有关美国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知识，仍有进一步学习之处。对于我们来说，提高公司在美国的知名度固然是个重要课题，但理解美国人则是一个更重要的课题。”

索尼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要进入国际市场，不仅要让产品进入，更重要是决策者生活方式的进入；第二，改变品牌血统，从一开始就变成国际化的企业。

治理模式的演进 篇4

一、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模式的种类及演进过程

根据中国家族企业掌控的所有权及控制权的程度差异以及资本结构差异, 可将目前的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模式划分为:家庭制企业、家族合伙制企业和壳公司制家族企业及现代公司制家族企业, 见图1。

(一) 家庭制家族企业

所谓家庭制家族企业, 是指创业者单独投资或由某个家庭共同投资兴建的企业, 家庭成员就是企业的成员。家庭企业的创办资金大多来自单个业主或单个家庭内部的资产积累, 其组织表现形式多为独资企业或“夫妻店”。家庭制家族企业的创业者拥有全部所有权或者创业者夫妻、兄弟、父子共同拥有所有权, 家庭外的投资者在企业所有权结构中几乎没有, 家庭企业资本的社会化程度极低。控制权由一个创业家庭掌握, 企业的经营、人事、决策等权力高度集中于雇主 (主要投资者和创办者) ,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呈现家庭内部封闭的特征。

由于创业者家庭掌握着企业全部的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 家庭财产对企业承担无限的赔偿责任, 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并无分离, 因此家庭成员往往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两权合一”使企业的决策效率更高, 经营手法灵活多变, 反应迅速、行动高度统一, 使家庭式企业的内部治理成本 (包括激励成本、监督成本、协商和交易成本) 更易于达到最小化。然而, 由于家庭制企业将企业的命运与创业者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两权合一”缺乏监督易导致企业盲目投资、决策失误, 存在以“人治”代替“法治”, 缺乏规范的制度化管理等缺陷。此外, 家庭式企业往往局限于家庭内部的资金积累, 企业融资能力有限, 资金的不足往往极大地束缚了家庭式企业的发展。

当家族企业处于生命周期中规模微小的起步阶段时, 家庭式内部治理模式是极为重要和有效的, 有其可行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家庭企业自身的发展, 这种单一业主式或单一家庭式的内部封闭型管理模式的弊端就显现出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 企业资金缺乏、管理难度不断增强, 为了寻求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家庭企业不得不逐渐摆脱单一业主或单个家庭的束缚, 转而寻求资本的多元化。因此, 家庭式家族企业往往仅出现在企业规模微小的初创时期。

(二) 家族合伙制企业

由个体工商户发展形成的家庭式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管理复杂性的增强, 单个家庭的资金与能力已经无力支撑企业的进一步扩张, 这时, 家庭式企业往往会融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若干个家族内部的家庭群, 转换为家族合伙制企业。所谓家族合伙制企业, 也称原始家族企业, 是指由一个或几个家族监控或管理的企业, 家族拥有企业全部的股权及经营控制权, 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合二为一”, 采用家族制的管理方式, 企业内部注重“关系治理”, 即重视血缘、亲缘、地缘关系, 重要职位多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密切程度来取舍。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使家族合伙制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有利于企业聚集资金, 调动企业资源, 有效地完成原始积累;同时, 也有利于企业节约组织运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降低企业内部的监督———代理费用, 提高企业决策的效率。

然而, 家族合伙制企业也存在着不小的弊端。由于家族合伙制企业产权集中, 产权结构单一, 资金的来源受到局限, 无法有效地募集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巨额资本, 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张。同时, 家族合伙制企业以“人治”代替“法治”, 企业内部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度较低。重用家族内部成员, 疏远、歧视非家族成员的外来员工, 导致企业无法吸引、留住真正有才干的外来人才。另外, 由于创业者往往享有管理上的绝大部分经营决策权, 尽管决策效率较高, 然而决策上的独断专行往往容易导致决策上的失误。此外, 由于企业内部产权不明晰, 家族成员之间往往也有权利的争夺和各种利益纷争, 这些内部矛盾和纷争往往会导致家庭群的解体, 从而影响到家族合伙制企业的生存。因此, 家族合伙制企业往往出现在企业的成长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家族企业的规模不大, 外部融资、产权开放的动力不足。

(三) 壳公司制家族企业

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经营领域日益多元化, 使家族合伙人及其家族不得不面临陌生的市场环境和生产领域, 专业化管理知识和技术的缺乏, 使企业的发展受到局限。这一阶段, 中国的家族企业主开始逐渐抛弃家族合伙制的管理模式, 转而建立权力分散、授权经营的层次制管理制度, 职业经理人员也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在企业治理上, 从以往的“家长式”或“宗法式”的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过渡。同时, 家族企业开始突破家族范围的内部融资约束, 通过银行贷款、职工入股、非正规融资等, 逐步将社会资本引入企业。这是原始家族企业向现代家族企业的过渡性变革阶段。在这一阶段, 尽管许多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中国家族企业开始在外部形式上向公司制转换, 但实质上仍由家族掌握着企业的绝对控股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当多的中国家族企业仅仅是把企业的非关键性岗位剥离出来让“外人”管理, 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销售总监等关键性岗位仍牢牢地控制在家族成员手中, 家族资本在总资本结构中仍保持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因此, 我们将这类公司称为壳公司制家族企业。

相比较家庭式家族企业和家族合伙制企业, 壳公司制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更加完善, 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大幅增强, 管理决策失误减少。同时, 这一时期的家族企业开始引入外部资本, 产权结构、资本结构初步实现了多元化, 使企业的融资能力得以增强, 为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养分。然而, 壳公司制家族企业对所有权、管理权的开放使企业存在控制权失控的可能, 给家族企业带来潜在的外部风险。企业中的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之间关系复杂, 使职业经理人受到严重压抑, 难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尽管壳公司制家族企业在其内部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均由家族成员担任或在家族提名下推选产生, 因此, 董事会和监事会所做出的决策高度体现着家族的意志。可以说, 壳公司制家族企业尽管在形式上具备的法人资格, 设置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但实质上企业仍无法摆脱家族的掌控, 是一种“人治”下的“法治”、家族主导控制下的“三会”, 很难在企业治理中起到良好的制衡作用。

(四) 现代公司制家族企业

世界范围的大型家族企业, 随着其规模的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些大型家族企业的成功正是由于实行了现代公司制的内部治理模式, 并将传统家族制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制度成功地融合在一起。中国一些上市的家族企业和西方发达国家许多著名的大型家族企业均属于现代公司制家族治理模式, 如沃尔玛、福特、杜邦。这些世界级的大公司仍然被称为家族企业, 就是由于保留了家族企业某些特征的同时, 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 并有效地融合了二者的优越性。

现代公司制家族企业以股份制为基础吸收外部资本, 股权结构相对分散化, 但家族成员仍保持相对控股的地位, 创业家族拥有临界控股权。控股家族尽管在企业治理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但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权主要掌握在外来的职业经理人手中。现代公司制家族企业是传统家族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结合, 它仍然具备家族企业的外壳, 但扬弃了家族企业的不足与局限性, 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制度。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运作比较规范, “三会”成员突破了家族成员的限制。在现代公司制家族企业中, 家族成员尽管仍参与企业的高层管理, 但企业大部分中高层经理人甚至总经理都是非家族成员, 企业管理基本实现了社会化, 家族企业演变成为以家族成员为辅、职业经理人为主的现代化公司制企业。

现代公司制家族企业在成功设立了规范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后, 的内部管理机制使家族企业的决策更科学, 管理更透明, 运作也更规范。其次, 由于股票市场有更便利的退出机制, 家族成员继承的是可随时套现的股票,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族内部产权不清和权力的纷争, 克服了产权模糊的弊端, 给家族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股权的开放和分散化, 使家族企业的融资能力大幅提升, 家族资本与社会资本结合之后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充裕的资本使家族企业增加了进入高盈利行业的机会, 从而使企业的利润水平得以提高。现代公司制家族治理模式往往存在于规模较大, 已迈入发展的成熟期, 并且有能力融合社会资本的实力雄厚的大型家族企业。现代公司制家族治理模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董事会与总经理及高层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以及家族和企业的内部关系处理问题。

然而, 中国的家族企业, 包括上市的由家族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却总要通过“一股独大”掌握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因此, 中国目前大部分的家族企业 (包括上市的家族企业) 仍未能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制家族企业。

通过上述分析, 可概括出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模式演变的脉络, 详见图2。

那么,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壳公司制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模式的进一步演进常常受阻, 未能顺利向现代化公司制家族企业模式演进?要回答这些问题, 有必要对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家族企业转换的障碍进行深入剖析。

二、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治理模式演进的障碍

(一) 特有的“家”文化无形中阻碍了现代公司制内部治理模式的引入

中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度, 重视家庭血缘关系, “家和万事兴”的家族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意识。在中国, 家族成员彼此之间信赖, 而对其他异族人则具有一种先天的隔阂。这种家族观念引入到企业, 便形成了企业的家族性, 并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形成了由家族成员共同治理企业的家族治理模式。中国传统家文化是中国家族企业得以长期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文化支撑因素, 但同时也阻碍了中国家族企业向真正的现代公司制家族企业演进。

(二) 独特的组织合理性与管理效率使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内部治理模式转换的动力不足

古典家族企业内向封闭的产权配置结构显然与现代企业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经营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行业或者所有企业的成长阶段都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在一些技术已经标准化, 产品差异性不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里, 企业面对的是一个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由企业规模经营所引致的市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而单纯就企业制度的治理效率而言, 古典家族企业制度与现代公司制度之间则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

如果不考虑两种不同制度结构下, 企业经营者“企业家才能”的差异, 那么, 以企业家 (兼家长) 为核心的家族制治理结构可能比以支薪经理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更有助于节约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包括企业委托-代理成本、内部运营成本等;同时, 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还有助于提高企业运作效率, 使管理环节减少, 信息的传递更为快捷、准确度更高。以“家长”为核心的决策机制确保企业迅速对市场做出反应, 提高企业重大决策的效率及其修正决策错误的灵活性, 而且能够更注重公司的长期利益。由于家族整体利益对家族成员本身具有特殊的诱惑力, 往往能自觉地帮助企业的经营效率趋向最大化。

(三) 高昂的制度变迁成本限制了中国家族企业向社会开放产权的进程

与发达国家成熟的要素交易市场相比, 我国的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经理人市场、企业家市场等还很不成熟, 因而从市场发育程度来说, 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在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下, 企业为了组织的高效率, 为了使资源的整合与分配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与壮大, 必然会实行家族制管理。家族企业初创成本低, 内部凝聚力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 市场秩序尚未健全, 契约法规和产权尚不完善, 契约的履行得不到可靠保证的环境下, 人们把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家庭与企业这两种形式加以结合, 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创办企业所需资金、人员及社会关系, 从而可以减少搜索信息、订立契约及履行契约的成本, 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相适应。

如上所述, 鉴于我国根深蒂固的“家”文化背景及不成熟的外部治理环境, 盲目地要求我国所有的家族企业都采取“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企业治理模式是不现实的。目前, 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缺失或不完善, 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与道德低下, 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等因素均阻碍了中国家族企业的进一步演进。然而,

治理模式的演进 篇5

【关键词】 公益创业 孵化 政策创新

公益领域志愿失灵现象的持续性普遍性存在，不仅意味着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个部门天然存在“尺有所短”的局限，更揭示了“市场失灵找政府、政府失灵找社会”传统思维的终结。克服志愿失灵的出路，绝对不是去找下一个新部门，而是在市场—政府—社会的大三角中，如何实现扬长避短、分工合作与部门融合。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思潮的驱动下，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将商业原则与技巧运用于公益领域，并使之发展成为社会潮流席卷全球。

然则，创办和持续经营一家企业并非易事，对受公益目标和志愿失灵双重约束的社会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对商业创业而言，市场和政府部门的常规反应是以孵化的方式助推初创企业成长。受此启发，近年来，国内外公益部门也越来越多地引入孵化的方式与措施。本文即以此基点，管窥公益创业孵化的实践模式与相关政策演进。

一、公益创业孵化的实践模式

创业孵化的实践模式，可以从体系结构和提供主体两方面进行简要考察。

公益创业孵化是对企业孵化的学习与模仿。目前，国内外普遍形成了以孵化器为核心、以其他孵化类型为支柱、以政策支撑为基础的多层级创业激励与支持系统，也即公益创业孵化体系。

孵化器通常是指在特定的集中空间内，通过创造支持性环境以帮助初创企业尽可能获得成功的机构。作为一种空间密集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它在为被孵化组织提供场地服务、金融服务、行政办公服务、营销辅助和财务管理等各种政策性、功能性支持和能力建设的同时，也推动了孵化器主体的内部经济和公益领域的外部经济，被认为是社会硅谷建设的引擎。在我国，较著名的孵化器有恩派、滴水恩等。其中，成立于2006年的我国首家公益创业孵化器恩派，已将服务范围从上海扩展到了北京、成都、深圳和南京等地。值得一提的是，在欧美发达国家，随着孵化器的社会性被重新发掘，一些企业孵化器也纷纷为公益创业提供服务。

孵化器大多提供一站式的创业服务，是创业孵化的完整形态和核心方式。如果按创业过程和相关服务需求而拆分重组孵化器服务，就可衍生出创业倡导与培训、创业竞赛和公益创投等类型。其中，公益创投是给初创企业注入资本和管理的孵化方式，也是除孵化器外最为重要的孵化方式。公益创业竞赛常常集创业倡导、方案设计、活动竞赛和创业注资等一身，由于其开放性和媒体报道的全程介入，倍受各类创业者和公众欢迎，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孵化形式。而公益创业倡导和培训，则以政府鼓励、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等方式，诱导人们投入创业活动。

在一定意义上，孵化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不仅可以在前端为公益事业注入更多资源、培育优质机构和职业经理人队伍，更可进一步打通支持性机构与运作型机构的合作通道，为全面推动公民社会建设提供资源基础和制度保障。

各类孵化由谁提供？是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还是三者的联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回答。在多元主义主导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多达160万多家，公民社会极为发达，各类孵化以非营利组织为主。如费城地区，创业倡导、创业竞赛、专业服务和孵化器孵化建构较为完整。专项服务孵化方面，如财务支持可以从教会、大费城城市事务联盟等地方性宗教机构、公益组织获取，筹资可以借助基金会中心，法律援助可以凭借宾西法尼来小企业诊所和费城法律工作室等机构，战略规划和项目管理可以咨询拉塞尔大学非营利中心。公益创业孵化器方面，“人类发展资源（Resources for Human Development）”设立的新起点非营利孵化器可以成为地方的有效支撑。

受历史条件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孵化主体与美国差异较大。专项孵化方面，以南都基金会为代表的公益创投机构发展迅猛；以高校、媒体和零点咨询公司等为代表的组织正成为公益倡导的主体；以联想、谷歌等代表的企业已成为公益创业竞赛的中坚力量。但在孵化器方面，目前，除“滴水恩”和“恩派（NPI）”外，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大多由各地民政部门主办，如上海社会创新孵化园、深圳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和天津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中心等。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形成了“恩派”托管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官民合作新模式。此外，在宁夏吴忠，地方政府正努力探索以兴建产业区的方式打造“黄河善谷”发展模式。

二、公益创业孵化的政策演进

公益创业孵化，作为公益事业发展政策支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各国的发展经验看，普遍经历了由一般到专精的发展变迁。

以英国为例，早在1601年，英国就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规范慈善事业的法律《慈善用途法》。二战后，根据新情况，英国分别于1960年、1992年、1993年和2006年对慈善法进行了修订，从而为非营利组织的普遍化、规范化发展奠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架构。除此之外，以探索第三道路为己任的工党政府，在1998年签署了《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简称COMPACT），在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同时，先后通过实施新地方振兴计划、社区赋权基金、能力建设者项目、草根赠款项目、地方战略伙伴关系和地方协议等，加大了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支持力度，拓展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空间。

其中，2004年的“转变”项目为一线的非营利组织提供财务、治理、信息技术、绩效管理、志愿者活动和人力资源等6个方面的支撑，在2004—2006财年，累计投入8000万英镑。在此基础上，2006年英国政府推出“能力建设者”项目，期望为每一个非营利组织在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时候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支持。2007年以来，“能力建设者”项目进一步调整为国家支持服务、地方联盟支持、提高可及性和社会企业四个子项目。如果说前两者强调的是优秀、典型、规范与导引；那么后两个子项目则通过拨款、导师辅导计划和开发新市场等为困难社区弱势群体的组织及社会企业发展提供了激励与支持。从2006年2011年，政府累计为该项目提供1亿5千万英镑的资金支持。为进一步支持社区组织的发展，英国政府还推出了“社区资产、草根赠款、和社区建设者”等项目，为社会组织提供包括场地、资金、业务指导等方面的帮助。此外，英国政府还先后于2002年和2006年推出了《社会企业：一项成功战略》和《社会企业行动计划：登上新高度》两份文件，从培育社会企业文化、为社会企业的成立和发展提供正确的信息和建议、增加社会企业的融资渠道、帮助社会企业和政府有效合作等方面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整套的帮助。

韩国政府认为，社会企业是降低失业、凝聚社会的重要手段。2007年韩国政府制定了社会企业提升法案，推动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创新方面的融合，为公益创业提供财政支持、管理咨询和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政策激励。2011年6月1日，韩国政府宣布了一项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新计划。该计划通过把社会企业纳入中小企业扶持体系、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度、设立国家社会企业发展局、立7月1日为社会企业日等政策措施，为公益创业与社会企业发展，提供社会环境、优势政策、能力建设与规范化建设等支撑。

在我国，公益创业与社会企业的发展较晚，相应的政策体系建构，亦是新近的事。对公益创业孵化的具体政策推进，更主要地表现为地方的创新冲动。

上海是我国公益创业孵化方面的引领者。早在2006年，主管部门、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南都公益基金会就成立了专业孵化器“恩派”。从2009年起，上海民政部门每年组织开展“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大赛”，以公益创业竞赛与公益创投的方式助推社会组织发展，2009—2011年，累计资助金达2673万元。2010年7月，由市民政局立项的上海市社会创新孵化园开园，目前，上海各区县已成立了13家政府主导的孵化基地。以此为基础，民政部门还推行了公益招投标工作，2009—2011年，招投标项项目的资助金额超过1亿2千万元，累计通过公益创投和招投标项目477个，受益人群超过200万人。为扩大公众认知及加强部门间合作，2011年，上海首开“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

除此以外，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各区县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例如，在市税务、人保、财政等部门的支持下，市民政局建立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年金制度和工资基金制度。再如浦东新区，近年就出台了《“十二五”期间促进浦东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等一系列有关政府转移职能、政府购买服务、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政策、规划，在依托浦东公益服务园、浦东基金会服务园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从基金会到支持型、枢纽型、专业性、示范性社会组织再到操作性、实务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公益产业链条。

广东是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另一重镇。早在2006年，省委省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决定》，要求行业协会商会实行“五自四五”的自治管理，并提出要建立委托授权机制加快政府职能向行业协会商会的转移。2009年，省民政厅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指出具有社会性、保障性和非营利性特点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进行直接登记。2012年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进一步将直接注册覆盖到了除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以外所有社会组织。

更为重要的是，《方案》明确提出建立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制度；要在省和地级以上市实施社会组织扶持发展专项计划，建立孵化基地，并在县级及以上区域单位，要设立孵育专项资金。同年，省厅制定了《关于培育发展城乡基层群众生活类社会组织的指导意见》，对公益慈善类、社会事务类、社区服务类和文化体育类四大类基层社会组织降低登记门槛的同时，要求进一步落实税收优惠、加强服务引导和扩大政治参与，并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政府要制定社会组织扶持发展专项计划，依托社区服务机构等建立孵育指导中心，设立孵育资金，给予基层社会组织以场地、资金等方面的扶持和优惠政策。目前，省级基地已经立项，广州、深圳、东莞等地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孵化基地。

除上海、广东外，其他区域的政策创新冲动也颇为强烈，地方创新正成为核心力量推动公益创业孵化的多元化发展。例如，北京、天津、湖南、辽宁、山西等地正大力建设孵化基地，江苏、浙江还在此基础上推进了政府的公益创投。

三、简要结论

在“全球结社革命”的推动下，公益创业与社会企业发展已成为时代的大潮。如何更有效地推动公益创业、社会企业和第三部门的发展，已日益成为考量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建设的关键指标。就我国而言，尽管第三部门和公益创业发展相对滞后，但各地风起云涌的创新实践，正努力书写着社会发展的全新面貌。在转型社会中，作为“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的改革创新依然将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进一步的发展，更需要努力汇聚地方创新的力量，推动更为一般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形成更为有效的上下呼应和官民合作机制。

（注：本文系浙江省软科学项目《浙江省公益创业孵化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0C35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名、李勇、黄浩明：英国非营利组织[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 莱斯特·M·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M].商务印书馆，2008.

[3] 杨团：中国慈善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财务治理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篇6

一、国外财务治理理论发展历程

西方理论界最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独立进行的,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与发展, 研究成果日趋成熟。1900年, 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将西方财务学开始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其后马利维兹 (1952) 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莫迪格利尼和米勒 (1958) 的资本结构理论成为现代西方财务学最初的理论基础, 它们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模型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

1976年, 詹森和麦克林 (Jensen and Meckling) 在双M理论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 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代理成本模型, 得出了“当股权边际代理成本等于边际债务代理成本时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 开创了财务资本结构的研究。此后, 罗斯 (Rose) 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 (Grossman) 和哈特 (Hart) 的担保模型、阿洪 (Aghion) 和博尔顿 (Bolton) 的控制权理论模型极大的发展了资本结构理论, 对公司财务治理的发展有深远影响。1988年威廉姆森 (Williamson) 指出:应综合考虑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的问题, 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代理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1991年, 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特伯瑞报告 (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在英国产生, 该报告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 强调了董事会的控制和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作用, 尤其应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 该报告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在20世纪后30年里, 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为财务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财务问题开阔了思路, 拓宽了视野, 提高了分析层次。西方学者对财权与财务治理的研究突出表现在新财务思想对资本结构的非数量性研究上, 提出了与财务治理相关的资本结构的激励理论、信息传递理论和控制权理论。

资本结构的激励理论认为, 资本结构会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他行为选择, 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该理论强调的是融资结构与经营者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詹森和麦克林 (1976) 认为, 在现代公司中存在股东与经理人员及股东与债权人两类代理冲突。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 代理成本的存在源于经营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 (即存在外部股权) 这样一个事实。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 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使两种融资方式的边际代理成本相等从而总代理成本最小。

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 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 不同的资本结构会传递有关企业真实价值的不同信号:内部人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 以增强正面的信号, 避免负面的信号。罗斯 (Ross, 1977) 建立了“激励一信号”模型来分析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问题。投资者把具有较高债务水平当成一种高质量的讯号, 也即企业举债表明管理层预期有更好的业绩。债务水平越高, 同时企业内部人持股比例越高, 企业的质量也越高。

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认为, 资本结构不仅决定企业收入流的分配, 而且决定企业控制权的分配。当契约不完备时, 谁拥有剩余控制权对企业效率有重要影响。在交易费用和契约不完备的基础上, 阿洪和博尔顿 (Angion and Bolton, 1992) 提出一种有关财产控制权的资本结构理论。他们认为, 如果公司以普通股融资, 则投资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果企业发行优先股, 因其没有投票权, 则经营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果企业以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 在能够按期偿还债务的前提下, 经营者拥有控制权, 否则控制权将由经营者转移给债权人。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 现代财务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和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取得的成果。但由于西方学者注重的是实证研究, 关注的是资本结构对公司财权的安排和对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 因此财务治理理论这一块还没有很系统的理论体系。目前我们所沿用的财务治理理论更多的是在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上所作的融合。

二、国内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成果

在我国,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建立, 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研究越来越得到财务学者的重视与关注, 我国财务学者在研究西方财务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 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治理的观点。

刘贵生的财务分配论。财务本质上是拥有分配权的所有者对财务资源的一种分配活动, 这种分配活动反映着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干胜道的所有者财务论。从企业所有权的角度研究财务, 提出了所有者财务, 认为所有者财务是以所有者为主体, 对所有者投出的资本金和权益进行监督和调控, 以实现资本金最大增值为目标的一种分配活动。他主要研究所有者的资本派生权力的内容及其行使方式、所有者的财务监督和财务调控等。

伍中信的财权流理论。财权理论是本金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深化, 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对财务本质、财务理论的全新表述。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 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策权等权能;财权与产权两个相近的经济学范畴, 两者交叉的领域财权构成了产权中最核心的权能;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 贯穿了财务基本理论的始末, 在现代财务理论体系之中占据了核心和统驭地位。

谢志华的出资者财务论。从配合产权制度改革角度出发, 认为必须建立出资者对经营者的财务约束机制, 这样新形成的产权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出资者财务以保障出资者所有权为根本目标, 即确保资本安全和资本增值, 便要建立一种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汤谷良的经营者财务论。1994年, 汤谷良教授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财权配置观点, 即监事会行使财务监控权外, 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财务经理共同分享企业全部财权。1997年, 汤教授又明确提出财务三层次论 (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 , 并认为经营者财务 (董事长总经理财务称为经营者财务) 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

王斌的财务经理财务论。以财务的分层理论为出发点, 从财务经理角度来重新认识和定位企业财务理论, 提出了现金流转是财务经理的财务点, 将现金流转运用到财务理论中来, 并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要素体系及概念。

杨淑娥的动态财务论。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 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 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公司财务治理是契约不断协调、不断冲突, 而又不断耦合、不断修正的过程。

伍中信的财务治理结构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产权中的核心部分—财权为基本纽带, 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用, 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

此外, 还有其他许多学者提出的观点也很具有代表性, 如李心合教授的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林钟高教授的财务治理概念, 衣龙新博士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等。

综上所述, 我国学者对财务治理概念的提出, 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个人的见解, 而关于财务治理含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 (即财务治理的对象) 、手段、目标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 财务治理是围绕着企业价值最大化 (即股东财富最大化) 这个目标下的一系列的制度整合, 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 财务治理应明确这几个方面的概念, 一是财务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各方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企业内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以及企业外部的债权人、政府、分散的小股东等。二是财务治理的客体, 笔者认为应该是财务决策权、财务控制权和财务监督权构成的财权。这三权相互配合、相互制衡, 从而使得股东的“剩余控制权”得到有效的保证。三是财务治理的机制, 即建立有效的财务治理机制, 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此外还有财务治理的模式和财务治理的结构等内容。

三、财务治理理论发展方向

通过对国内财务治理理论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学者在对财务治理研究的过程中, 已经明确提出了财权、财权配置、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 初步形成了财务治理理论, 但仍没有形成系统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对财权及其配置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

关于财务治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是建立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可以另辟蹊径, 分析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的区别, 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全面认识财务治理。而且, 从目前笔者所能够收集的资料来看, 我国学者关于财务治理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 对应用理论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 笔者可以开展实证研究, 从公司财务治理模式、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等各个方面完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治理模式的演进 篇7

一、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内涵理解

共同演进或称为协同进化、共同进化 (Co-evolution, concerted evolution, synergetic evolution) [3], 源于生物学。美国哈佛大学凯瑟琳·艾森哈特 (2008) 认为, 共同演进是指生态上相互依存的两个或多个物种发生连续变化, 最后其进化轨迹彼此交汇的现象。随着这些物种对环境的逐渐适应, 它们之间也会相互适应,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由局部相互依存、彼此适应的物质组成的生态系统[4]。研究认为, 由于大学跨学科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界生物种群的进化过程相类似, 大学跨学科组织具有明显的复杂系统特征, 跨学科发展演进呈现出“共生 (1) ”与“协同”现象, 因此大学跨学科组织与共同演进具有强烈的契合性。并且提出, 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就是指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中, 相互关联的不同研究单元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科、团队或个人) 在跨学科组织实现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或共生或共栖或竞争合作的互依关系, 相互适应, 相互影响, 进而促进不同研究单元的发展和跨学科组织系统的发展演进过程。在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过程中, 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不同研究单元自身的发展, 其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上升的阶段。其次, 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的共同演进是指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中不同研究单元之间或共生或共栖或竞争性互依的关系, 使得不同研究单元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即某一学科通过自身发展演进来影响其他相关研究单元的发展演进, 但同时其他相关研究单元的发展演进又会改变该研究单元自身的发展演进路径, 最终促进整个跨学科组织系统成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

二、治理因素的访谈研究

1. 研究目的。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挖掘分析, 并对大学从事跨学科研究或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进行访谈, 了解大学跨学科研究及其组织的发展历程, 以及大学跨学科组织管理实践, 探寻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治理因素。

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定位为大学跨学科组织。为此, 研究以部分教育部、省 (市) 或军队所属大学生物医学学科领域的创新平台、创新团队或跨学科实体机构专家学者 (包括跨学科组织的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大学学科建设研究与管理者) 为访谈对象, 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3. 研究方法。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 对16名专家展开深度访谈, 主要从大学跨学科研究实践和组织管理实践的角度挖掘和收集原始资料。访谈内容包括: (1) 所在组织的背景情况 (包括成立时间、学科背景、规模、任务等) ; (2) 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发展现状、生存环境及其作用的理解; (3) 认为影响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因素有哪些, 大学管理层与跨学科组织应重点关注哪些因素; (4) 学校对所在组织的管理是怎样实现的; (5) 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有何建议。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类属分析 (将资料以主题为单位分为类别) 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进而提炼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治理因素及其项目。

4. 结果与分析。

根据文献研究与专家访谈内容, 得到关于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描述语句, 收集整理并针对每个典型语句提取关键词 (表略) 。再按照关键词的类属进行综合、归类, 进而提炼形成治理因素及其治理项目。表2、表3、表4分别是3类人群16名专家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治理因素及其治理项目的归纳分析结果。

依据访谈研究与扎根理论分析结果, 研究表明, 大学跨学科组织作为类生态系统, 组织战略、组织任务、组织资源、组织能力、制度设计、组织运行、学科文化等7个治理因素及其所包含的21个治理项目, 共同构成了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治理因素体系, 如图1所示。

三、治理因素的实证研究

1. 研究目的。

旨在从实证的角度验证前文所提出影响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治理因素, 分析各种治理因素和项目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发展演进的作用与影响力。

2. 研究对象。

主要以重庆地区教育部、重庆市、军队所属大学生物医学领域的创新平台、创新团队或跨学科实体机构的专家学者为实证样本。

3. 研究假设。

假设1: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与发展过程中, 存在组织战略、组织任务、组织资源、组织能力、制度设计、组织运行、学科文化等多种治理因素和项目;假设2: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与发展过程中, 治理项目的作用与影响存在差异, 存在起关键作用的治理项目。

4. 研究方法。

将来源于扎根理论分析的治理因素和项目直接作为问卷内容, 编制形成《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治理因素》调查问卷的正式问卷。问卷采取李克特5点量表评分法, 将治理因素和项目按照认可程度依次列为“1=完全不重要”、“2=不重要”、“3=不确定”、“4=重要”、“5=绝对重要”。研究共发放问卷65份, 回收有效问卷53份, 有效回收率为81.5%。采用SPSS13.0, 通过描述性分析、聚类分析、配对T检验的方法进行数据统计与处理。

5. 结果与分析

(1)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研究采用Cronbach a系数来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果显示, 整个问卷的Cronbach a系数为0.9402;问卷7个治理因素的Cronbach a系数在0.9761-0.9825之间, 表明问卷的总体信度及各要素构面信度很好。据此所得研究结果可信、有效。问卷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及内涵源于文献研究、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等研究方法所得, 以上研究程序和措施保证了问卷有较好的效度。

(2)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5、表6分别为7种治理因素和21种治理项目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表5、表6显示, 7种治理因素中, 组织资源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影响程度得分在4 (较重要) 以上, 其他因素如组织战略、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也在3-4之间;在21个治理项目中, 除学术风格、学科语言、社会资本构建能力的影响程度在3-4之间外, 其余项目影响程度皆达到4 (较重要) 以上, 没有不重要的因素和项目, 验证了研究假设1。

(3) 聚类分析。为进一步认识不同治理项目之间的亲疏程度, 即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作用与影响的相似性, 研究把21个治理项目作为影响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21个变量进行变量指标型 (R型聚类) 聚类分析。治理项目的类和类之间的距离采用类间平均链锁法 (Between-groups Linkage) 和欧氏距离平方 (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 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2所示。

聚类分析结果提示, 21个治理项目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关键项目, 包括评价制度、利益分享制度、交流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政策制度、组织结构、发展模式、学科方法、问题导向、学科价值、战略定位、战略目标、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学科导向、信息资源、认知优化能力;第二类为重要项目, 包括学科语言、学术风格、社会资本构建能力;第三类为一般项目, 包括管理模式。可以看出, 不同聚类的项目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影响程度是不相同的。对此, 研究运用配对T检验方法来识别各类治理项目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作用大小, 结果如表7所示。

表7显示, 第一类关键项目中的首项目 (评价制度) 和末项目 (认知优化能力) 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影响程度的检验结果P>0.05, 表明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第二类重要项目中的首项目 (学科语言) 和末项目 (社会资本构建能力) 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影响程度的检验结果P>0.05, 表明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第一类关键项目中的末项目 (认知优化能力) 和第二类重要项目中的首项目 (学科语言) 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影响程度的配对检验结果P<0.05, 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第二类重要项目中的末项目 (学科语言) 和第三类一般项目 (管理模式) 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影响程度的检验结果P>0.05, 表明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由此表明, 21个治理项目可分为关键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治理项目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作用与影响存在差异, 存在起关键作用的项目, 验证了研究假设2。第一类关键项目中的评价制度、利益分享制度、交流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等17种治理项目是影响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关键项目。

四、结论与讨论

文章从促进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视野出发, 运用访谈研究、扎根理论、问卷调查、聚类分析等方法, 研究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治理因素, 得出了以下结论:

1. 访谈研究、扎根理论分析表明, 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治理因素包括组织战略、组织任务、组织资源、组织能力、制度设计、组织运行、学科文化7种治理因素和21种治理项目。从总体上看, 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学科建设研究与管理人员3类人群, 对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环境有一定的认识, 其描述的核心内容有较好的一致性, 但因各自的角色差异, 对所关注或强调的角度与问题有些不同, 认识上存在一些差异。学科带头人作为组织的领军人物, 从跨学科组织的整体架构出发, 谈话内容较为全面地涉及了影响跨学科组织发展的环境要素;学术带头人则从研究人员的角度较多关注跨学科研究过程的物质资源、制度保障及学科文化等因素;学科建设研究与管理人员从大学管理层的视野, 尤为关注跨学科组织运行发展在制度、文化层面的架构与设计。其中, 组织资源、制度设计与学科文化是大家尤为关注的重要因素或者说是大学跨学科组织生存发展所依赖的重要因素。

2. 访谈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果趋于一致。在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过程中, 存在组织战略、组织任务、组织资源、组织能力、制度设计、组织运行、学科文化多种治理因素和项目, 存在起关键作用的项目。对此, 大学跨学科组织需要通过与多种治理因素和项目的调整与优化、互动与平衡, 选择新的环境, 变革组织行为, 以提升组织适应能力, 最终实现跨学科组织的系统演进。

3. 评价制度、利益分享制度、交流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政策制度、组织结构、发展模式、学科方法、问题导向、学科价值、战略定位、战略目标、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学科导向、信息资源、认知优化能力等治理项目是影响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关键项目。结合管理学的重要性原则, 研究结论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实践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访谈研究自身的方法局限性以及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中多重角色的分工, 不同的因素对不同角色发展的意义是不同的;且因实证研究样本领域、范围的局限, 故研究所得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项目具有相对的意义。同时, 从生态系统的内在发展规律看, 真正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发展、进化的系统。一个系统的发展与系统演进都是系统化的成功。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发展演进也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哪怕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因素。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在发展演进过程中, 可能隐藏着一些随机性的、暂时的因素。虽然它们不是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 有些甚至看似不重要或不相关, 但对组织系统成长发展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如果缺少了, 可能会制约其发展。因此, 在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实践中, 应重点把握关键因素的同时兼顾其他。

摘要：从促进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视野出发, 运用访谈研究、扎根理论、问卷调查、聚类分析等方法, 建立了由组织战略、组织任务、组织资源、制度设计、组织能力、组织运行、学科文化7个治理因素及21个项目共同构成的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治理因素体系。研究表明:评价制度、利益分享制度、交流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政策法规、组织结构、发展模式、学科方法、问题导向、学科价值、战略定位、战略目标、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学科导向、信息资源、认知优化能力是影响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关键项目, 为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大学,跨学科组织,治理因素,共同演进

参考文献

[1]邱昭良.学习型组织新思维: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系统生态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141.

[2][美]弗雷德里克.E.博德斯顿.管理今日大学——为了活力、变革与卓越之战略[M].王春春, 赵炬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31.

[3]谭跃进, 邓宏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J].系统工程, 2001 (05) .

[4][美]凯瑟琳.艾森哈特.多事业部的共同演进[J].哈佛商业评论, 2008 (10) .

治理模式的演进 篇8

一、大学跨学科组织与共同演进的契合性分析

共同演进或称为协同进化、共同进化[2]源于生物学,埃利希(Ehrlich)和雷文(Raven)1964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共同演进概念[3]。学界对其存有多种认识和理解。概言之,共同演进以种群为研究单元,以互补性为基础,强调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研究同期出现的两个以上种群之间的相互因果、相互影响的关系[4],并不断通过交换“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促使组织系统持续成长。目前,共同演进借助于复杂理论、种群生态理论等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共同演进的研究热潮[5,6]。

共同演进是生态学相互依存的两个或多个物种发生连续变化,久而久之其进化轨迹彼此交汇的现象[7]。生态系统的重要问题是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物种之间并无相互作用,各自独立演进的过程只能称之为“演进”,而非“共同演进”。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是两门及以上彼此相对独立但又密切联系、不同学科领域的学科/研究单元或个人的聚集。首先,从大学跨学科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看,大学跨学科组织的产生是基于现实客观世界的本质性要求,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大学学科环境变化的产物,与自然界中生物种群进化过程相类似。其次,从大学跨学科组织的相互关系看,组织内不同研究单元正是在资金、信息等资源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竞争协同关系。在共同致力于相关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寻求创新、不断发展,在共同进化中实现跨学科组织的发展演化。组织内各研究单元的关系实质就是一种共同演进的关系。再次,从大学跨学科组织的构成要素来看,无论是使命、功能和主体,作为知识型组织的大学跨学科组织其成长符合自组织范式,这就决定着跨学科组织存在着协同发展的规律。可见,大学跨学科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界生物种群的进化过程相类似,是一个类生态系统;大学跨学科组织存在着明显的复杂系统特征和共同演进趋势;大学跨学科组织发展呈现出共生与协同现象;大学跨学科组织与共同演进具有强烈的契合性[8]。这些观点由此成为运用共同演进思想研究大学跨学科组织治理的理论基础。

二、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理论分析

1. 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内涵界定。

前期研究认为,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就是指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中,相互关联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科/研究单元在跨学科研究实现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或共生或共栖或竞争合作的互依关系,相互适应,相互影响,进而促进不同学科/研究单元的发展和跨学科组织系统的发展演进过程[9]。

2. 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特征分析。

与大学传统合作研究组织相比,基于共同演进的大学跨学科组织在组织目标上,致力于组织内部各研究单元的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跨学科组织的系统发展以及复杂科学、社会问题的解决;在合作方式上,重视研究合作的方式与数量,强调相互关联的不同研究单元建立动态合作模式;在组织及研究单元的作用上,研究单元负责推动和实施合作,大学跨学科组织则通过整合研究资源,搭建合作平台,创造合作环境,是各研究单元开展跨学科合作与发展的“传播媒介”[10];在评价与激励方式上,采用基于研究单元的研究业绩或贡献(直接、间接)评价标准,注重对各研究单元的研究成果产出、贡献和经济价值等内容进行评价与激励。

3. 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治理因素。

通常影响生态系统稳定发展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11]。作为类生态系统的大学跨学科组织,科学、社会、技术等自然因素,政府、大学及跨学科组织关于“学科建设”和“发展政策”管理等人为因素,影响着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和生物体相比较,跨学科组织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少,而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多。前期研究从组织形态层面,侧重于政府、大学及跨学科组织实施“学科建设与管理”的角度,展开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治理因素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战略、组织任务、组织资源、制度设计、组织能力、组织运行、学科文化等7个因素及21个治理项目共同构成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的多元治理体系。其中,制度设计、组织资源与学科文化是大学跨学科组织生存发展所依赖的重要治理因素。评价制度、利益分享制度、交流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政策法规、组织结构、发展模式、学科方法、问题导向、学科价值、战略定位、战略目标、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学科导向、信息资源、认知优化能力等治理项目是影响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关键项目[9]。

三、基于共同演进的大学跨学科组织治理策略

1. 在战略目标上,确立高回报(成果、效率、利益)的研究合作。

战略目标就是跨学科组织在既定的战略研究领域展开研究活动所要达到水平的具体规定(目的或结果),包括学术目标、经济目标和组织发展目标。组织目标为增强组织成员对组织发展远景的信心和实现共同愿景提供坚实保障。通常,高回报的研究合作是不同研究单元和跨学科组织积极追求的组织目标,对于跨学科组织的系统发展往往能够产生超乎寻常的协同效应。然而,现实中往往忽略了对合作效率的关注,对研究合作行为也缺乏监督。对此,鉴于跨学科研究存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大学跨学科组织或研究单元需要依据组织资源、研究项目之间的相关程度及其战略地位,选择能获得高回报的研究合作领域,识别并建立合作关系,不仅有助于实现跨学科合作研究效率的最大化,还可以促进跨学科组织及不同研究单元的共同演进。

2. 在组织规模上,建立适宜的研究合作关系数量,增强组织系统的灵活性。

人力资源是大学跨学科组织得以运行与发展的最为基础的组成要素和核心资源,主要指大学跨学科组织中的学科带头人、研究人员、学生、管理人员等。人才的聚集和流动能增加学术群体科学研究的优势积累。在研究规模上,美国学者P·H·伯恩鲍姆指出,跨学科研究集体的人数从2人至100人以上不等。人数太多会给学术交流和冲突协调带来困难。且合作研究单元的数量将会影响组织系统的灵活度。合作研究单元联结数量过多会限制组织的适应性,而联结数量太少又可能会丧失重要的协同增效机会[10]。因此,在研究规模上,大学跨学科组织往往需要在以上二者之间寻求平衡,重视参与合作研究单元的数量。通常,当组织发展稳定时,可适当增加合作研究单元联结;当组织面临诸多变化,应减少合作研究单元联结,增强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促进跨学科组织快速调整,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3. 在组织运行中,由研究单元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决定合作领域及时间。

组织运行是大学跨学科组织发挥作用的主要环节。对跨学科组织运行的管理是整个跨学科组织管理体系的核心所在,是最直接影响跨学科组织效用的环节。鉴于跨学科组织内部学科背景、组织成员以及研究项目的复杂性,目前,参与式管理是大学跨学科组织运行管理的重要方式。跨学科研究需要不同研究单元的沟通与理解。参与决策的过程是各研究单元及组织成员之间消解冲突与相互沟通的过程,有助于促进对组织目标的理解和研究单元及组织成员角色的调整。现实中,通常由大学或跨学科组织管理层来掌握合作研究的主导权,可能因对具体研究项目缺乏必要的了解,建立一些并不存在或低效的研究协同效应,高估合作利益,低估无效或低效合作研究,由此给跨学科研究和组织运行带来风险。因此,实现大学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各学科/研究单元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必须直接掌握合作研究的主导权,决定在哪些方面合作,以及何时开展合作。充分利用学科/学术带头人的前瞻性战略视野、在本研究领域的精通与造诣,以及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与熟悉,有助于跨学科组织发现具有高价值的研究内容,把握最好的合作机会,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4. 在组织结构上,建立跨学科组织核心团队。

核心团队通常由跨学科组织中负责参与合作研究项目的各研究单元的学科/学术带头人组成。核心团队成员的数量可依据项目性质和复杂程度来确定。首先,核心团队有助于与其他研究组织建立合作的社会关系,推动整个跨学科组织战略的构思与形成。其次,核心团队成员基于不同学科专业背景对合作研究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开展有效协作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会进一步加强核心团队的效力[10]。最为重要的是,核心团队有助于加强不同研究单元与成员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培养大家对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共同理解,有助于核心团队和跨学科组织快速识别最佳的合作机会;并通过厘清各研究单元基于合作基础上的角色分工,有助于明确机会、准确定位,促成更清晰的合作沟通,形成协同研究的巨大群体动力。通常,核心团队对合作研究所面临的具体战略、范式、技术发展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定期讨论,有力地遏制了组织系统内的人际冲突,有助于促成组织快速决策,产生更为有效的协同,进而推动各研究单元与跨学科组织发展演进。

5. 在发展模式上,形成不断变化(动态)的研究合作关系网。

目前,大学跨学科研究已逐渐建立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科、团队共同进行团队合作研究的模式。传统合作型研究组织中,研究合作的团队、方式/模式一旦确定,其合作关系就不再随意更改。由于跨学科组织研究任务的复杂性,为适应科技与社会的变化和研究领域的发展,跨学科组织需要经常调整合作研究项目之间的合作联结——从信息交流到资源共享、再到跨学科研究的合作战略,形成不断变化的合作关系网。这种变化的合作关系不仅有助于研究组织识别合作项目中协同增效的新机会,而且有助于其对组织系统中协同效应欠佳的合作研究关系(单元)进行调整。因此,在跨学科合作研究中,为合理解决系统联结的灵活性和合作研究协同效应之间的矛盾,组织中不同研究单元之间的合作联结关系是暂时的,而非固定不变的。此外,在共同演进的大学跨学科组织系统中,跨学科组织往往不只是对合作战略进行规划预测,还应通过创造研究合作的环境,让各研究单元自行发展合作与竞争关系。当合作研究有助于促进研究单元双方的利益增加和共同发展,建立合作联结,发展合作关系,由此可以形成一个由相关联的研究项目牵引、基于相联系研究单元的共同发展、有助于增长合作研究协同效应的动态合作研究网络。

6. 在管理模式上,建立跨学科组织竞争与合作互依的合作关系。

大学跨学科组织是置于大学科层官僚结构之中的矩阵组织结构,其组织管理宜采用一种权力(利)共享、民主协商、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管理机制,实行重点化战略管理模式。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跨学科组织及其研究单元需要不断强化其核心竞争力以获得竞争优势。然而,在大学跨学科组织生态系统中,不同研究单元之间存在共生、共栖、竞争三种相互依存的共同演进关系。相互关联的研究单元之间需要共同开拓和发展研究,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跨学科组织系统不同研究单元内部与其他研究组织之间(包括竞争对手)的合作将变得日益普遍。因此,在管理模式上,模糊竞争与合作的界限,建立竞争与合作互依的合作关系将成为跨学科组织发展中一种重要的组织手段与合作关系。

7. 在评价与激励上,制定基于研究单元群体或个人业绩/贡献的制度措施。

评价与激励是保障参与跨学科研究组织和成员利益和积极性的重要环节。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共同演进要求跨学科组织快速识别并抓住合作机会。因此其评价与激励内容应主要针对研究单元群体或个人的业绩/贡献,并采用外部指标衡量(与其他研究单元做比较)各研究单元的业绩/贡献。传统合作型研究组织注重合作行为和态度的激励,不利于研究单元及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驱动。而基于研究单元的业绩评价能促使各研究单元(负责人)及成员更加关注他们的研究业绩和贡献;能促使各研究单元的合作建立在取得跨学科研究成果、解决复杂问题等现实之上;有助于创造整个组织协同利益的最大化,有效促进各研究单元与整个组织实现共同演进。在制定评价制度和实施评价过程中,应综合考虑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关联性、平衡性以及有效性原则纳入评价体系,采用过程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体全面考察,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环境。具体而言,不仅应注重各研究单元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直接贡献(直接参与研究项目;以研究项目名义发表的著作、论文、报告等出版物;所有基金的来源和数量等);还应评价各研究单元参与合作程度及其对跨学科组织发展的间接贡献(包括报告的次数、质量、信息共享和合作的深入程度等方面),以及对发展传统学科或新的学科领域的推动作用与贡献。

8. 在学科文化上,促进学科价值和方法的契合与发展。

学科文化就是在学科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学科特有的语言、学科理念、价值标准、思维方式、伦理规范等。大学跨学科组织成长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多学科文化交流与对话的过程。面对不同学科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阻力或困难,大学跨学科组织需要在多种学科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中寻求学科之间的契合与发展,理解不同的学科关系,把握不同学科文化之间的关系规律,加强学科间的知识对话,协调跨学科组织与不同研究单元以及不同研究单元之间的学术冲突与权力冲突,整合不同学科的学科文化。大学跨学科文化的整合就是跨学科研究过程中不同学科文化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和平衡的过程。跨学科组织共同演进的实现,需要结合不同研究单元在目标、传统、价值与行动方式上所具有的某些共同范式,平衡学术冲突与权力冲突,提高组织中各研究单元及成员的归属感与认同度,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共同愿景,以达至学科/研究单元之间相互学习交流,探寻学科/研究单元之间的思想与方法论的启示以及借鉴不同学科的成果等等,实现他们对跨学科研究与现实的共同理解,推动研究单元自身发展乃至跨学科组织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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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的演进 篇9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彻底理顺,存在政府和市场两头独大、社会短板的窘境。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要求,即政府需要厘清其所承担责任的边界,执政理念要从“管理”转型升级为与“市场”“社会组织”平等对话、协商协作的共同治理体系。其中,非政府组织(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形式,特指那些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及其他法人等, 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正式组织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上,以官方机构或官办民营或民间独资等多种形式运行的科技中介组织凭借其在科技管理领域中的资历与经验具有较大竞争优势,也具备进化为NGO组织的现实生存需要和内在发展潜力。

1 NGO组织的基本属性

与NGO组织类似的组织用语还包括:非营利组织(NPO , Non-profit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第三部门(Third Sector)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以及志愿性是NGO组织的基本属性。1非政府性:独立于政府之外,是NGO组织区别于政府机构的本质特征。众所周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是构成社会治理体系的三驾马车,三者互相独立,以平等的关系通过对话协商来共同治理社会事务。因此,NGO组织必须凸显与具有排他性垄断权力的“政府”有着清晰边界的、隶属于“社会”的独立性。2非营利性: NGO组织的运营目的不是获取利润,这是NGO组织与谋求赢利的企业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即NGO组织不具有企业特有的利润分红等谋利机制,其资产也不得以任何形式被私人占有。因此,NGO组织虽然可以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运营,但并不是为了实现股东和投资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用于实现社会目的。3公益性:NGO组织的工作应有利于谋求“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因为NGO组织获取资金和人力资源更多的是凭借组织自身公信力衍生的社会影响力,而公信力来自NGO组织持续提供的具有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因此,以各种形式吸纳社会资源,服务公益事业,解决社会性问题,应成为NGO组织普遍秉持的公益性使命。4志愿性:NGO组织的创建者、参与者和支持者之间不存在领导与下属的行政隶属或经济雇佣之类的关系,而更多的是基于成员自主、自觉、自愿的非功利思想驱动,志愿性是NGO组织能够持续发展壮大的内在驱动力。 。

2科技中介组织NGO化的概念界定

2.1科技中介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定位

2015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明确提出“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依托专业机构管理项目”等基本原则,这为科技中介组织的职能定位指出了方向。目前,科技中介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定位一般分3类:1用硬实力直接参与技术创新过程,主要以生产力促进中心、创业服务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形式为创新主体服务。 2用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软实力间接影响创新主体的发展运营, 以智囊组织、专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及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等形式为创新主体提供咨询、调查、评估及鉴定等服务。3集聚、统筹政府和市场中闲散的人力、设备、资金资源,以人才中介市场、国家大学科技园及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等形式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2.2科技中介组织的NGO化概念

为避免陷入“政府专权而僵化,市场逐利而失灵”的困境,政府职能正在从“管理”逐步升级为“治理”,其实质是向社会组织让渡权力,让社会力量参与科研项目的社会管理中。目前,在承接政府让渡出的科技管理职能上,科技中介组织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具备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优势,但也存在过度依附于政府、缺乏社会独立性及市场化运作意识不强等劣势。因此,必须以改革的姿态来面对“创新社会治理”赋予科技中介组织的历史性新机遇和新挑战,对科技中介组织的组织构架和运行机制进行社会化、市场化改革,促使其向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及志愿性4个方面进化,使之成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力量,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保障其更专注于创新主体的诉求,一般称之为科技中介组织的NGO化。

3科技中介组织NGO化演变路径

3.1科技中介组织的非政府性

在“社会管理”阶段,政府一手包揽科技项目管理工作,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有效的考核和监督机制,其官本位和行政化色彩常常导致管理手段僵化、执行力低效的后果;在“社会治理”阶段,政府简政放权,其职责从“掌舵手”演变成了“划桨手”。在实际操作中,科技中介组织要乘此东风着手改革,从政府的层级体制中“脱嵌”,主动去除“等、靠、要”等消极思想,根据自身能力整合人才、科技和品牌资源,更要善于运用市场化手段来加速科技项目管理的社会化进程。

3.2科技中介组织的非营利性

市场中的企业以谋求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是科技创新最具活力的动力源。但是,一个完全以赢利驱动的自由化的市场往往只顾及眼前利益,却忽略那些对于重大科技突破和社会进步具有基础性、长期性的,但短期回报率低的投资和建设。因此,科技中介组织要在其愿景和使命中以非营利性为发展原则,其开展任何活动的最终目是为社会提供公共需求和服务。在实际操作中,科技中介组织可凭借其自身的专业性、学术性和技术性开展多样的社会服务以获取合法赢利,但赢利所得必须继续用于组织的发展,绝不能在组织成员之间分红。科技中介组织的活动和运行资金可来源于政府机构或企事业单位的委托资金,也可来自于社会企业、研究机构或个人的捐款、捐赠。

3.3科技中介组织的公益性

科技中介组织坚守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这两个NGO组织的本质属性,同时也失去政府公权力和企业金融资本衍生出来的强大影响力。在实际操作中,科技中介组织要想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凭借其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形成的公信力,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持续的具有价值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比如科技中介组织作为联接政府项目—市场需求—技术成果三方资源融会贯通的中介节点,发挥“学术 + 专业”的优势品牌,在政策咨询、市场调查、成果转化、科技评价、科普宣传及学术交流等领域做出更多的具有公益色彩的贡献。

3.4科技中介组织的志愿性

NGO化的科技中介组织,其驱动机制不同于政府机构的权利驱动和市场企业的赢利驱动,更多的是依靠组织的建立者、参与者和支持者自身的奉献精神。目前,科技中介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具备一定专业技术、学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知识分子或技术、管理人才,组织成员的公共服务意识、社会责任感、团队合作技能和参与奉献精神较强,这为该组织构建一种建立在志愿性基础上的开放、透明和规范的运作机制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在实际操作中,志愿性使得NGO化的科技中介组织在聚集优秀人力资源方面更具有灵活性和开创性,组织一支年轻化、知识化、技术化的志愿工作者,既节约了组织的运营成本,又扩大了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4结语

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商、协作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科技中介组织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并存,只有跳出“政府—市场”的二元思维定式,在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及志愿性4个方面对组织体制进行NGO化的改革,才能成长为独立发展而又具备公信力的第三方力量,承担政府让渡的社会管理职能。

参考文献

[1]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32.

[2]林海,彭劲松,严中华.从NPO到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转型策略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8):215.

治理模式的演进 篇10

关键词：认证评估；分等评估；审核评估；高等教育评估模式；本科教学评估

在过去的精英阶段，教学质量的评估主要是高等学校内部的事情，由高校自行负责，但是，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高等学校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教学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来自高校外部的评估日渐发达，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世界高等教育界，目前最有影响的评估模式主要有认证评估(Accreditation)、分等评估(Assessment)和审核评估(Audit)三种。本文拟对这三种评估模式的演进作一述评，同时通过比较对我国下一轮本科教学评估模式的选择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

一、认证评估

认证评估的历史最为悠久，在美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包括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两大类型。院校认证是对整个学校的认证，专业认证是对某一专业的认证。在美国，院校认证与专业认证互为补充：进行院校认证时，专业课程及其质量情况要作为院校工作的一部分接受审查：进行专业认证时，院校的整体情况也要加以考虑，通过院校认证后方可进行专业认证。

美国的院校认证是由认证机构在认证前就对学校提出一套最低标准，学校自评和校外专家进校考察都按照这套标准进行。认证非常重视办学的基本条件，考察的面也相当广。认证周期一般为10年，但也有认证未能通过或者因为存在某些问题而缩短认证有效期的。院校通过认证后，每年都需要向认证机构提交一份年度自评报告，认证机构还可对学校进行不定期的视察。无论学校是否通过认证，结果总会向社会公布，但报告的细节(例如学校的一些具体数据等)不向社会公布。

认证是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主要工具，也是高校间学分互认和社会各界信任高校毕业生的重要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利用非政府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去确定哪些高校能获得其学生资助和其他经费。认证和政府资助的结合刺激了高校去接受认证，但高校参加这种认证完全是自愿的，并且这种认证必须是在学校提出申请以后才能进行。

由于认证在美国的确起到了高等教育“守门员”的作用，同时也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达和国力的强盛，随着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美国认证评估的经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并争相仿效，以适应各国保证最低标准的质量的需要。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跨境高等教育领域，认证成了控制高等教育质量的最好工具。欧盟为了实现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也将认证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评估工具。

然而，在美国国内，由于认证过程和认证结果对社会各界不够透明，也由于认证过于注重办学“投入”而不是“产出”，还由于认证方法过于刻板、认证范围过于宽泛，费时费力，却难以发现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真正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已有多年办学历史的高校，认证难以刺激教师们改进教学的热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和政府对于认证都有很尖锐的批评。在国际高等教育界，认证通常也并不被认为能充分保证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事实上，日本早在二战后就开始学习美国的认证模式，成立了大学基准协会，但由于日本政府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立条件本来就规定得非常严格，而不是像美国那么宽松，所以这种认证在日本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也没有产生美国那么大的影响。所以，除了认证评估，在世界各国，又先后出现了分等评估和审核评估等高等教育评估的模式。

二、分等评估

分等评估是对认证的发展。在某些国家，例如印度，将分等评估和认证结合起来，只有在评估中达到某个等级才能通过认证，同时通过认证的学校还会分成几个等级。

1984年法国最早使用分等评估模式对本国的高校进行评估，后来荷兰、德国等国家也采用了或采用过分等评估模式。在这些国家，分等评估常常是将教学与科研分开评估，而不是像美国的认证那样将教学与科研等等统合起来评估。分等评估就像是学校对学生成绩进行打分评定，它不是像认证那样，仅仅满足于最低标准，仅仅给予学校“通过”或“不通过”这样的二元的结论，而是要给出等级判断甚至给出更精确的分数，因而比认证还要强调量化。分等评估和认证评估考察的面同样广，但相对于认证侧重考察办学“投入”，它更侧重考察办学“产出”。与认证一样，分等评估也是在学校自评的基础上派专家进校考察，无论自评和外部专家同行评议都必须参照评估指标。不过，分等评估除了由外部机构(独立的社会机构或半独立的政府机构)来实施外，也可由学校联盟或单个学校自己来实施。在荷兰，分等评估更多的是在专业层面而不是学校层面进行。有些国家的分等评估也考虑到了学校的多样性，会设计不同的指标体系或在相同的指标体系中设置不同的权重，一般来说它不是用某种只有精英学校才追求的学术卓越的标准来定义所有学校的质量，而是要看学校的使命。分等评估的周期一般为5～10年，评估的结果包括被评学校的许多具体的数据大多可以某种形式公开，便于社会进行学校之间的比较。

英国曾对高校一度短暂地试行过分等评估，但由于遭到学术界强烈的反对，这种评估很快就被停止下来。2002年英国内阁组织的一个专家组曾发表《高等教育：减轻负担》的报告，反映了学术界对分等评估的主要批评意见，认为分等评估过于耗费人力物力，对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改进收效却甚微。学术界对分等评估的另外一条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认为它大大侵害了传统的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正是鉴于这些批评的声音，英国终于确立了审核评估模式在国家高等教育评估中的主导地位。

三、审核评估

“审核是一种由外部推动的对于内部质量保证、评估和改进系统的同行评议。”审核同认证和分等评估一样，采用学校自评和校外专家进校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但它不是直接评估教育质量，而是通过评估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来间接评估教育质量。审核模式充分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支持高校办学特色多样化，并且假定，如果学校内部的质量保证体系健全，足以保证教育质量，则无需由外部评估机构来直接评估学校的教育质量，而且事实上由外部评估机构来直接评估学校的教育质量也的确非常困难。审核模式还认为，如果没有健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即使有优秀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和充足的资源，也难以保证教育质量，所以外部机构应该主要评估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审核不是要表达学术标准或确定教学结果的质量，而是要考察被评学校怎样使自己圆满地实现其选择的目标和标准，考察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有效性。审核评估最早主要是对专业的评估，但现在主要是对院校的评估(可以包含对若干专业的深度“追踪”)。审核评估结束后，要向社会公布详细的审核报告。

早在1976年，就有美国学者撰文提出，借鉴财务审计的概念，对美国的高校认证制度进行改革。但迟至1990年，才由英国开始，采用审核的模式对高校进行评估。不过，正如前述，英国在主要采用何种评估模式上曾有反复，直到2002年才再次试行并从2006年起全面启动新一轮的对院校进行的审核评估。

英国高等学校尤其是处于高等教育体系顶端的大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其内部质量控制一直由自己负责，即自己制定、实施、监督、评估和反馈学术标准。经过长期的发展，大部分高校都建立了完善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例如剑桥大学就专门出版有《剑桥大学质量保证和提高指南》，目前这一《指南》还可以在网上浏览。剑桥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严格遵循这一指南，除日常质量管理工作外，还定期对院系进行评估，并通过双月通讯、系列研讨班和网络数据库等，将评估中发现的优秀经验广为传播。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强调，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主要是高等学校自己的责任，因而该署从2002年以来，对高校评估的重点不是直接评估其教育质量，而是评估高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有效性，包括相关机构是否健全，对校内专业和课程是否经常而有效地进行评估，向外部发布的质量信息是否准确、完整而可靠等等，从而形成了以内部控制为主、外部监督为辅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瑞典政府很早就鼓励大学在系的层面上进行自我评估，并获得很大成功。1993年，瑞典政府进一步要求大学制定院校内部的质量提高计划。从1995年起，瑞典开始了首轮院校审核评估，评估的重点是高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瑞典政府强调，要将质量保证渗透到学校的日常工作中，这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目前该国已经制定了直到2012年的以审核评估为核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计划。

为了支持高校改进其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芬兰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在与教育部、各高校协商后，2005～2007年实施了一项审核高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计划，目的是确保芬兰高等学校有持续的、系统的、符合国家目标的并具有国际可信性的质量保证体系。审核评估的目标不是根据某个预先确定的特殊模型来协调不同的质量保证体系。每所学校可以自主决定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目标、组织、原则、方法和发展，但要向评估组提供文件，并证实其质量保证体系的成绩。从去年开始，芬兰又启动了新一轮审核评估，这轮评估预计2011年结束。

1997年，南非政府依据该国高等教育法，在高等教育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下属机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并由它在2004年启动了以审核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首轮高等教育评估，这轮审核评估计划在2010年完成。

新西兰是继英国之后首批采用审核模式进行评估的国家之一，从1994年就开始对高校进行审核评估，并且从未中断过，目前正在进行第四轮评估。

2001～2007年，澳大利亚完成了全国首轮高校审核评估工作，并于2008年启动了第二轮审核评估。这两轮评估尤其是第二轮评估的重点是审核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情况。

我国香港被国际上公认为首批实施审核评估的地区之一，早从1995年起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2008年，新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素质保证局公布了它的首个高校评估报告，即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审核报告。从这份报告来看，它评估的重点也在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采用审核评估模式或用审核评估模式改造认证评估模式的尝试，例如，美国西部学校与学院协会、教师教育认证理事会、伊利诺伊州高等教育委员会等都进行过此类尝试。田纳西州则明确将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审核评估作为政府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工具。

从上面两个表和前面介绍的三种主要评估模式的演进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点认识：

1认证评估、分等评估和审核评估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对应于不同的评估功能，但三种评估模式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例如它们均采用类似的评估方法和评估程序，并且三种评估模式有相互渗透、取长补短之势，故在有的国家甚至不是那么严格地使用“认证评估”、“分等评估”和“审核评估”这类术语。各国往往将这三种评估模式以及其他模式视为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证的一组“专用工具”，根据各自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评估的功能定位等等，在不同的条件和适用范围下，采用其中一个或多个模式。例如瑞典的高等教育评估就不仅采用审核评估模式，同时也采用认证评估和分等评估模式；美国的认证评估也在吸收分等评估和审核评估的合理成分。我国新一轮评估也可以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分别采用不同的评估模式，例如对新建院校采用认证模式，对其他院校采用审核模式，以更好地实现相应的评估功能。

2无论采用何种评估模式，都要特别重视自评这个环节，通过自评的过程不断完善高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当然，审核评估模式更是有意识地以直接促进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为主要目标，关注从源头提高教育质量。国际学术界已有研究证明，审核评估在以下四个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促使学校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办学的优先事项；明确校内各级管理人员和教师、学生在提高人才培养上的责任；促进校内各部门在改进人才培养工作方面展开积极的讨论与合作；在校内和学校间提供最佳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践的信息。由于审核评估模式相对于其他两种模式更为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更为重视评估组与被评学校之间的平等互动，针对的是学校内部质量保证机制，而非具体的教学人员，故在评估实践中较少引起争议，较易被高教界接受，推行也比较顺利。1985年荷兰政府在《高等教育：自治与质量》政策白皮书中提出，评价、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高校自身的责任，高等学校应当“以质量换自治”。我们也可以考虑，对于质量状况处于不同阶段的学校，政府可以给予其不同程度的办学自主权，并采用不同的评估模式。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最先出现的是认证评估，然后是分等评估，最后是审核评估，虽然不能说三者有什么发展阶段的高低之分，也不能断言后一种评估模式必然取代前一种评估模式，但比较而言，尤其是对于已经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高校，采用审核评估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效果。

科学发展模式的演进与出路 篇11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发展模式,科学进步

科学发展模式是指科学演变和进步的模式,它是关于科学进步和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内在机理的完整描述。对科学发展模式的探讨历来是科学和哲学界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归纳与演绎、三段论的逻辑证明作为科学发展的模式。20世纪以来,科学发展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再次引起了学界对科学发展模式的关注,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它们之间有交叉有融合,但更多的是相互消解和争鸣,共同为科学哲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来源。本文通过对科学发展模式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以期为科学哲学在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思路,并为科学研究工作的有效管理提供启示。

1 从“渐进积累”走向“猜测的反驳”

1837年,惠威尔将科学的发展比作支流汇合成江河,科学通过对过去的成果逐渐归并到现在的理论中而进化[1]。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科学是一种知识,一种经验上或实验意义上的真知识。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理论分析为单个的原子命题并逐个地加以经验(观察或实验)的检验,若能被证实或确证,则这些真命题便如同真理的颗粒逐步积累起来,最终汇集成真理的海洋。

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把这种科学发展的累积模式比喻为中国套箱,随着科学的发展,新的理论总像大的套箱一样把原有的理论包容在其中[2]。内格尔通过对科学结构的分析,指出:“科学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者归化到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科学进步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吸收”、“归化”中实现的[3]。

这种将科学发展视为渐进积累的看法随着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牛顿力学虽然得到了千万次的证实,但是当面临“光线在经过太阳的引力场时是否发生弯曲”的判决性实验时却显得无能为力。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波普尔以此为理论建立的基点,1934年波普尔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科学知识增长的证伪主义模式,并在1963年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归纳逻辑的批判,全面地推翻科学发展的渐进积累模式指出科学只是一种猜测或假说:“科学知识的增长不是观察的结果,而是不断推翻一种科学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更使人满意的理论取而代之”[4],并于1972年将科学发展的模式表述为著名的四段图式:P1(科学始于问题1)※TT(提出尝试性的理论)※EE(消除其中的错误)※P2(进入新的问题)。科学就是在这种“猜测与反驳”的过程中不断地逼近真理。

2 从“范式更替”走向“研究纲领转换”

在社会历史主义的代表库恩看来,不论是渐进积累还是猜测的反驳都背离了科学史,前者忽视了科学发展的革命阶段,而后者忽视了科学发展的常规科学时期。他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说:“我看卡尔(指波普尔)爵士是把科学事业中的非经常性的革命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5]。为了克服这两种观念的片面性,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更替模式:前范式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时期。

库恩从科学史的视角出发,注意到科学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发展的量的积累和科学革命时期质的突现,具有积极意义。但他认为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6],范式的交替是一种“格式塔转换”,带有很大的主观因素。为了说明新旧范式的不同,他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否定了知识的继承性,这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同时对于理论的选择没有提到一个客观的标准,必将陷入相对主义。

而波普尔的学生拉卡托斯则指出,科学理论既不像波普尔所说的那么脆弱,也不如库恩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更替,前后之间没有任何连续性可言。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是一个理论的系列,是提供科学评价的知识增长的基本单位,硬核、保护带和启发法共同组成了研究纲领的结构,并由此形成科学发展的研究纲领转换模式:“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7]。

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模式能够较好地说明科学进步的历史,既注意到理论的变革也注意到理论的继承性,从而将科学理论的发展放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因而有其合理性。但由于其理论的评价标准是超历史的,并且由于他强调评价研究纲领是一个过程,需要给科学理论一个喘息的时间,本来被淘汰的理论有可能卷土重来,因而这样的评价标准就显得过于柔和,也就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3 从“解决问题”走向“个人知识”

自库恩以来特别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以后,非理性主义思想在西方科学界泛滥,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遭到一些较年轻的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社会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相结合的思想,另一方面批判其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错误,并演生出一些新的观点。

1977年,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提出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科学发展模式:问题1※理论1※问题2※理论2……。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进步表现为后继理论比先前理论具有更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由此形成其科学进步模式的核心假定:第一,已解决的问题———经验的或概念的———是科学进步的基本单元;第二,科学的目标是不断扩大其经验问题的范围,不断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8]。劳丹的科学进步模式把科学理论看成解决问题的工具,科学甚至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对于理论的评价就是按照它的具体目标对它作为工具的效力的评价。科学的进步表现在理论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的完善。

迈克尔·波兰尼从微观个人的角度来阐释科学的发展。他认为科学发展的内趋力是“激情”,由此提出科学发展的“个人知识”科学发展模式:求知热情※启发式热情※说服性热情……。科学理论的建立由求知热情开始,通过启发性热情将使科学理论取得突破,最后,启发性热情常常会变成(且不得不变成)说服性热情,这是一切基本争端的主要动力[9]。作为热情的三种功能,三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循环往复,以至不断地接近真理。

对于科学发展模式的探讨还有费伊阿本德的多元模式、劳丹的网状模式以及夏皮尔的关联主义模式,等等;就国内而言,舒炜光、殷正坤、张怡等人分别提出了关于科学发展的“树式模式”、“科学风格场模式”以及“混沌模式”,等等。随着新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兴起,西方科学哲学又出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趋势。这种趋势既吸收了历史主义者的成果,反对逻辑主义者的先天主义,又克服了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相对主义。它力图联系科学实践来进行逻辑的分析,从而在历史的基础上将各种方法加以综合和系统化。因此,西方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反思及论争,对于人们认识科学的本性,把握科学发展的规律,提高科研管理的有效性与针对性无疑是有益的。

4 科学发展模式的可能出路

随着不同学者和学派对科学发展模式的探讨,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开始走向深入。近年来,国外学者在认知科学的前沿不断探索,如加拿大的邓巴尔另辟蹊径,通过分析发现科学聚会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他指出意外发现实验设计和分布推理在科学模型的建构中起着关键作用,并提出了“整合模型”的概念,“我们当前研究的目标是,确定这些建构模型的不同方面怎样整合起来,从而产生新的模型”[10]。

当代,科学发展越来越表现出交叉和融合的趋势,其特征已从线性走向了非线性,简单地通过某一个历史时期或某一个学科领域科学发展的特点来重建科学发展的模式必然面临着困境。科学发展的模式是多元的、复杂的,所有程序性的模式都会存在着局限性,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不赞成科学理论的发展只存在单一的模式。范弗拉森指出:“人们相信一种理论是真的,或者能在经验中得到证实,并不意味着全部能得到证实”[11]。我国学者成素梅通过对EPR案例哲学意蕴的分析,试图解构科学发展模式,重建科学研究思路[12]。

然而,科学的发展依然有其自身的客观性,人们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都将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潜在理由和根据,关键是在重建科学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要注重方法的创新。劳丹提出的合理性的网状模型,并主张范式转移的非整体论模式,这种方法较之以前的方法虽不能说是最科学的,但的确与先前的方法有所不同;基歇尔的研究从“达尔文的挑战”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吸收了库恩的观点后又将其与生物学联系起来从而得到了一个有关科学及其发展的新模型。

当下,科学哲学所能做的,不是超越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去寻求科学进步的唯一标准,而是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去寻求科学发展的依据。具体而言,除继续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科学发展外,还需要把科学放在社会系统中,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分系统来考察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不仅考察科学内部的因素(及内史),还考察科学外部的环境(即外史),不仅分析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还注重分析科学工作者的个体活动,依据科学系统间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特点来着手科学发展模式的合理重建

参考文献

[1]WILLIAMWHEWELL.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M].Lon-don:John HPark,1837:3.

[2]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M].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3]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M].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8.

[4]波普尔.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5.

[5]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M].范岱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66.

[6]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101.

[7]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5-62.

[8]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68.

[9]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244-245.

[10]K邓巴尔.科学家怎样建构模型[J].哲学译丛,2001(4):52.

[11]BAS C 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