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的法治

大学治理的法治（精选12篇）

大学治理的法治 篇1

互联网的出现使普通民众拥有了自由表达意见和愿望的话语权, 网络舆情的发展也为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实行群众路线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位近年来, 网络谣言的比例不断攀升, 其本质是虚假信息。它已成为社会公害, 轻则侵犯公民个人权利, 重则危害到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定、经济安全、社会秩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应该运用法治思维, 以法律的威严来约束网络世界, 从源头上遏制网络谣言滋长的势头, 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如何完善我国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 已经成为摆在我们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一、网络谣言的法律概念及特征

所谓谣言, 通常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或缺乏事实根据, 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网络谣言, 本质上属于谣言的一种, 只是传播渠道不同。从法律角度将网络谣言定义为:在网络上形成并传播的, 没有事实根据或捏造的虚假信息。网络谣言主要涉及特大突发事件、公共领域、名人要员、颠覆传统等内容。

网络谣言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 传播速度快, 范围广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3年公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3年6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9亿。目前网络谣言的传播方式突破了空间的限制, 能够迅速实现大范围扩散, 甚至演化成规模庞大、跨越国界的谣言。

(二) 传播渠道广

网络谣言借助于各类博客、贴吧、微博、微信、论坛、彩信等多种网络平台, 其传播平台广泛多样, 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引发了民众的错乱恐慌。

(三) 传播具有互动性

在网络中, 每个网民既是信息的发布者, 也是信息的接受者。微博、QQ、贴吧等互动平台给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尤其是热点问题迅速吸引人们的眼球, 掀起讨论的热潮。有些人利用的自己情绪和观点引导舆论导向, 很容易混淆视听。

二、我国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及其不足

网络谣言的危害日趋明显, 严重侵犯公民权益, 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在规制网络谣言方面存在立法不完善、执法不力等多方面问题。现行法律对网络谣言的防治效果不理想。

(一) 法律法规建设速度滞后

法律的发展总是受制于社会的进步, 并且常常具有滞后性。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于网络谣言的规定较为粗略, 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比如现行《刑法》对网络谣言没有专门的具体化规定, 将利用互联网捏造、散布虚假信息、言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定为违法, 但却没有进一步的法律解释。此外对于网络谣言的认定、入罪标准等法律细节问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导。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上百个有关互联网的管理规定, 但是涉及网络文化管理的内容有限, 执行力差。在缺乏网络文化安全法律保障机制的网络环境下, 网络欺诈、网络抄袭、网络盗版、网络侵权、网络资产盗窃等行为更加猖獗, 这些行为将严重制约健康安全的网络文化环境的形成。网络谣言方面法律法规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条例的规定过于笼统, 法律界定不严格;个别地方政府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理由拒绝公开本应该向民众公开的事项;条例的法律效力只是行政法规, 无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相衔接;涉及党务、司法等领域关系民生的信息没有法律严格规定是否应该公开, 公民的知情权形同虚设。

(二) 网络实名制治理网络谣言效果不明显

网络世界的虚拟性给社会管理者提出了新的难题。网络实名制即要求网民以真实姓名注册上网, 一方面便于管理者对不良信息发布者查寻, 另一方面对网民个人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责任约束。2012年底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6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实名制作为一种新兴事物, 它也存在很大弊端, 比如网民行为缺乏理性, 可信度有限;实名举报内容单一, 监督范围狭隘;网络登记程序尚未完善;实名环境不够成熟等等。

(三) 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 网上的信息浩如烟海、真假难辨。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 网民往往无所适从, 难以鉴别真伪。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条例规定了政府公开信息、澄清真相的义务。但现实中该条例的执行情况并不如意。法律赋予公民知情权, 所有为公众所知晓的信息应该暴露在阳光下。由于很多外在因素的困扰, 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有障碍。据统计数据显示, 该条例施行四年以来, 在执行上能够完成的不足20%。有些热点问题比如突发案件、官员事件、非法拆迁等内容一概保密, 这也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时机。

三、我国网络谣言治理的法治化完善方法

网络谣言损害了社会信息的公信度, 污染了网络环境。针对目前网络谣言多发的现状, 法治化治理是一种快速、可取的方式。只有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 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 才能形成长效机制。

(一) 借鉴国外经验, 实行网络实名制

网络实名制是规范网络行为的一个重要手段。网络实名制会对公民网络自由表达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12月16日, 北京市出台了《微博发展管理若干规定》, 要求微博注册从匿名制向实名制转变。具体要求包括:注册微博要使用真实身份;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信息内容要使用真实身份。微博网站可以利用网络实名制实施网络监管, 配备专人全天监测网络舆情走势, 支持用户网络举报, 努力培育一个公平真实的的网络环境。

从2012年3月16日起, 新浪、网易等各大热门网站微博开始采取网络实名制的方式。广州、上海、天津也开始实行微博实名制试点。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开始推行全面的网络实名制。决定的出台为互联网规制提供了法律性依据。

(二) 切实落实行政公开法律制度

信息透明是防止和治理网络谣言的前提基础, 制止谣言的关键在于填平公众与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鸿沟。因此行政信息的公开成为公众了解公共生活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2008年5月1日, 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正式实施, 这是我国第一次用法治打造“阳光政府”, 法律赋予公民“获取信息”的正当权利, 但整体状况并不如人意。信息透明度情况仍旧滞后, 落实乏力。治理网络谣言, 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 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 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首先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提高信息发布的时效性、真实性, 及时回复网民提出的问题, 最大限度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在突发公共事件中, 政府应该掌握舆论导向的主动权, 及时向公众公开事件进展情况, 向公众及时表明政府对事件的态度和处置方法, 有效遏制谣言的产生及蔓延。其次, 政府应该及时建立网络谣言预防和预警机制, 监管部门做好网络谣言的收集、评估、跟踪和监督工作。2013年8月1日,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了国内首个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 这个平台的建设是政府打击网络谣言行动的重要举措。平台为各网站开辟了辟谣专区。具体包括:搜狐新闻《谣言终结者》、搜狗“识图搜索”、新浪微博《社区公约》以及百度“阳光行动”等等。齐聚各方力量共同清理网络谣言, 从而打造出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三) 加快网络立法, 严惩网络谣言

社会公德不容悖逆, 法律尊严不容亵渎。网络世界也不应该是法治盲区。针对我国当前的网络法规不健全, 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欠缺的现实, 政府应对一些运行成熟的部门规章法律化, 使其更具有权威性, 应该逐步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起系统长效的法律框架。尽快制定针对网络的专门法, 加强对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制, 保障网民正常的表达、监督权实施。厘清言论自由与造谣的界限, 言论自由与侵犯他人隐私的界限, 形成一整套有关网络谣言问题的界定及其责任的法律保障, 使网络谣言的处理做到有法可依。对那些散布网络谣言、攻击政府的错误行为, 要坚决执法, 严惩不贷, 从而维护好网络舆情的正常秩序, 还广大网民一个清净、真实的网络环境。

(四) 加强网络行业自律规范

行业自律是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网络监管中的重要力量。加强和完善互联网行业协会自律监管, 在立法欠缺, 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 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可以有效地补充法律规范、政府监管的规制。我国目前的互联网行业协会虽有所发展, 但现实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如自身制约不完善, 部门设置不健全等等。首先, 加强网络行业自律需要不断完善网络自律体系, 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引导作用, 加紧完善自律规范, 制订文明办网文明上网自律公约, 引导广大网民文明上网;充分发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作用, 鼓励公众及时举报虚假信息, 及时披露行业自律信息。其次, 建设规范的网络自律空间, 还需要广大网民的支持参与。只有每个网民推崇网络道德规范, 践行网络诚信行为, 才能切实使网络面貌有明显的变化, 使社会满意度明显提升。

(五) 提高执法力度和效率, 完善公民监督权利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 以执法促守法。惩治网络谣言, 行政机关要做到严格依法行政, 避免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在执法过程中, 不能主观臆断, 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法律法规来处理。对热点谣言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依法严厉打击, 痛打网络谣言“落水狗”。

此外, 要加强普法和法制教育, 完善公民监督权利。法律宣传教育在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律素质、推动法制化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公民通过网络监督获取信息、发表言论, 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监督检查。网络监督是公民监督的一种形式, 受到宪法法律的保护, 对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强化监督, 防止权力滥用,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网络监督, 尊重网络民意, 越来越成为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选择。

净化网络环境, 必须用法律铲除网络谣言产生的土壤。当前形势严峻, 政府部门要加强监管、坚守法律, 严格执法, 打击犯罪, 用法律手段约束虚拟世界, 从源头上遏制住网络谣言蔓延的势头。整治网络谣言是人心所向, 全社会应该行动一致, 同仇敌忾, 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让网络谣言等违法信息没有喘息的空间。只有对每一个造谣者依法追责, 才能避免让网络成为不法分子恣意妄为的“真空地带”, 从而打造出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摘要：网络谣言的泛滥对社会公信力产生沉重的打击, 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和危害。文章系统地研究了网络谣言的概念, 剖析了网络谣言的特点, 结合国外治理网络谣言的相关经验, 探讨了我国治理网络谣言的法治路径。

关键词：网络谣言,法律规制,行政公开法律制度

注释

1胡云腾:《遏制网络谣言亟需法律规制》,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3-9。

2钱德敏:《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初探》, 《法治社会》, 2012-12。

大学治理的法治 篇2

工作总结

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基层的依法治理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基层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总结如下：

一、强化基层治理法治化意识。面对新的形势，要密切干群关系、理顺群众情绪、解决各种纠纷、有效解决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运用法治的手段，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可以说，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驾护航的必由之路，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

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社区党员干部都是政治过硬，能力强、心力强、作风强的干部。加强和改进党对基层治理工作的领导，打造了一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干部队伍。

三.以居民公约规范。发挥居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构建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沟通机制，为民众提供参与公共决策的平台和机会，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使民众成为良好社会秩序的创造者。

四.以培育法治文化为基础。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信仰”，尊重法律权威，坚守公平正义，确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有力武器，增强人们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实现法治宣传教育的普遍化、常规化和制度化。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草根艺人在犁铧尖社区文化基地民间歌舞氛围浓，受到县委政府的好评。

五、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新形势下的基层治理，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最重要目标，把依 2 靠人民有序参与作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方式，把人民满意作为检验基层治理法治化成效的根本标准。

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建设 篇3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依法治国

一、我国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现状及成因

（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法制建设的现状

当前，民族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民族地区社会矛盾呈现出：多种矛盾交织合流，矛盾处于易发、高发和连环暴发的态势，尤其是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交织、敌对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发展问题与民生问题交织、稳定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使得社会管理面临的矛盾形式与内容更加复杂化。

（二）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成效不明显的原因

1.执法机关缺乏监管力度，司法腐败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有的甚至执法犯法，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有罪不究、裁判不公、违法办案、刑讯逼供等诉讼中的突出问题依然存在，人民群众的反映强烈。

2.经济发展落后影响法治进步，近以来，党和国家以政策倾斜、资金投入等方式大力扶持民族地区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给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促使民族地区的发展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但与发达内陆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因市场主体缺乏活力、规模较小等，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进程缓慢。

二、我国民族地区法制建设进程中存在的不足

（一）民族法制建设工作滞后，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

相关法律的建设滞后，致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处理一些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涉及与上级国家机关权益划分的问题时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难以有效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同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没能充分发挥国家西部大开发中自治法规在自治地方政治经济生活中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法治队伍素质不高，依法执法能力弱，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

官本位思想严重，“家长制”作风盛行，法制建设从其直接的目的来看，是为了对权力的合理制约，其深层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但现实中一些自治地方的政府及官员，由于法制意识淡薄，加之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家长制”作风盛行，人为地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民族立法理论研究滞后，民族法学研究跟不上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目前，地区民族法学的理论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对民族法制建设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还缺乏深入研究。这种民族法制理论研究的滞后与薄弱，既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质量不高，又使得民族立法实践缺乏理论的指导，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加之民族法学研究领域内的主要力量分别集中在民族学和法学两个领域，造成懂民族学的不懂法学，懂法学的又不懂民族学，使得民族立法理论研究的思想性、理论性和针对性不强，难以切中要害和发挥民族立法应有的作用。三、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必须遵循宪法和法治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充分体现，成为落实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因此，各族人民群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基本内容的理解、认同与情感，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成效。当前，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违反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不尊重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现象，甚至有些地方还比较严重。这种错误认识是极其危险的。

（二）建立健全法治建设机制

努力拓宽民族法律法规草案起草渠道，实现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相结合，保证各族人民群众都能参与到民族立法的活动中来。对现行民族法规中不合理的规定部分进行修改加快民族立法，并在立法中充分体现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加强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亚里士多德对法治涵义的精确概括启示民族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强法治建设是重中之重，其中健全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且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普遍服从是关键。目前，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方式、理念、机制和主体规制都还不能完全适应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快速推进的需要。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通过强化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法治意识，确保公民在既享有法律保障的广泛权利的同时又承担法定的义务。

考虑到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文化和环境，有其固有的一些特点，在建设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积极创造条件培养民族法律工作者，提升法律队伍素质，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国上下积极开展伟大“中国梦”之际，用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顾华详.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若干思考[J].民族学刊，2013（1）.

[2]顾华详.论民族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4（2）.

[3]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J].中国行政管理，2005（3）.

[4]辛红.治思维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不二法门[J].法制日报，2014（8）.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篇4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

1、新常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时指出了“新常态”的三个特征: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国际经济危机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外部风险,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使得原有“旧常态”难以为继。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新常态提出并从经济领域逐渐延伸至政治、文化、社会等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成为决策层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

2、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法治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国家管理逐渐步入法治化轨道,总体上也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国法治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立法领域,有的法律法规没有全面反映客观规律与人民意愿,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立法工作存在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地方保护的突出问题,对国家法治统一带来损害。在执法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较为严重,甚至存在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还存在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的现象。在司法领域,存在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的突出现象和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的突出问题,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腐败、徇私枉法。在守法领域,部分社会成员缺乏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思想意识,不知或不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甚至是领导干部不依法办事,存在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这些问题不仅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还离完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有很大的差距。

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不断夯实法治基础

1、树立法治理念,健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体系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完备的制度和法律体系规范国家治理中所遇到的各种社会关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制度保障体系,着力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在制度体系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正视制度建设中的问题,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制度的破与立,在对各个领域既有的体制机制和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清理、修订的同时,不断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个领域的各项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管用,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把握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点,整合国家治理制度体系资源,注重加强中国共产党、政府、社会、公众等每个国家治理主体运用制度和法律进行治理的能力建设,增强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克服制度碎片化所带来的缺陷,并以此提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水平。

2、弘扬法治精神,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认同

要坚定全民法治信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培育和强化全民坚守法治、信仰法治的意识,并将这样的意识内化为主动的实践,增强依法治国、厉行法治的积极性、主动性、坚定性,自觉在法治轨道上解决国家治理中的各类问题,营造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践行法治价值观念,充分把握法治实践性的特征,凸显宪法法律的权威性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思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全面融汇于国家治理具体实践的各个层面,按照既定的制度规则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并推进司法公正,发挥司法公正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重要作用,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使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积聚起全民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正能量,真正在全社会形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理念。

3、运用法治思维,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基础

各级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中必须做到:运用法治思维,以对宪法法律心存敬畏的思想捍卫宪法法律的尊严,强化宪法法律权限不能突破、宪法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法治观念,始终用法治的眼光审视治理问题、用法治的思维化解治理矛盾、用法治手段破解治理难题,促进良法与善治共同发展,使所有国家治理制度、治理架构、治理主体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在法治的轨道上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在法律的框架下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争做主动践行法治精神的先行者、领头雁。善于学法用法,带头养成学法用法的好作风、好习惯,使学法经常化、制度化,坚持把学习宪法放在首位,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的深刻内涵,在治理的实践中用法、守法,用法治的方式调节社会关系、协调利益冲突、维护公平正义,杜绝有组织或个人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现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大学治理的法治 篇5

校园的治理:法治与德治-以纠纷的解决为视角

本文以纠纷的解决为视角,探讨校园的治理问题,认为纠纷解决是校园治理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校园和谐的必然要求,而有效解决纠纷,实现校园的治理,达到校园的和谐,需要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切实把握好纠纷的.防范与处置两个环节.

作 者：胡吉红 刘华政  作者单位：胡吉红(广西擎官高等专科学校)

刘华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刊 名：法制与社会 英文刊名：LEGN SYSTEM AND SOCIETY 年，卷(期)： “”(23) 分类号：G647 关键词：校园治理   校园和谐   法治   德治纠纷解决  

网谣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篇6

互联网作为产业对中国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对促进包括言论自由、政府信息公开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以及提升个人权益意识而言，也功莫大焉。而与此同时，网络的自由空间也难免被一些人利用，其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各种网络谣言的出现。

网络传播的匿名、自由和交互性强的特性，为各类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这不仅严重扰乱了网络的公共秩序，也对现实社会的秩序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利影响。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公众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对网络的各类谣言和其他犯罪活动，当然需要打击。但是，对网络谣言的整治，又必须依法进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何谓谣言，要有法律界定，而且应该精准；二是依据法律来治理造谣和传谣现象。

在这个背景下考察“两高”的“司法解释”，其意义有二：一是规范司法机关对网络谣言案件的诉讼活动，使之有固定程序；二是设定了一个界限，确定什么是违法犯罪，什么是正常言论。有了具体的违法犯罪标准，只要不去触犯这个底线，言论就是自由的。从这个角度看，与其担忧“司法解释”会限制人们的网络言论自由，毋宁说它首先对司法机关在治谣过程可能的滥用公权力行为进行了限制，从而也为网络言论自由提供了一种必要的保障。

此前，一些地方将于常识理性看来够不上谣言的言论或者网络举报，作为造谣和传谣，或者寻衅滋事进行处理。而按照“司法解释”，有些情况其实够不上网络谣言和寻衅滋事的标准。而有了“两高”的“司法解释”，司法机关今后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就必须考量其行为是否逾越了“解释”所赋予的权限。

“两高”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犯罪的行为方式、“情节严重”的标准、适用公诉程序的条件，以及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的认定问题。比如它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从而为诽谤罪设定了量化的入罪标准。人们可以对这一标准是否“严格”及其设定依据进行争议，但有了这个具体标准，网民就有一个预期的判定。

另外，或许正考虑到“司法解释”会引起限制网络言论和影响网络反腐的疑虑，“司法解释”也规定，“网络反腐”“微博反腐”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对无意转发的诽谤言论，即使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也不构成诽谤罪；通过信息网络向他人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也必须以行为人明知所发布的信息是虚假信息为前提等“免责”条款。这对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和网络反腐败提供了直接保护，因为从“无罪推定”的原则看，要证明这些行为有罪，司法机关就必须举证行为人是“明知”谣言而传谣，并且相关证据必须达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排除一切合法怀疑”的程度，否则，就无权治罪。

总之，鉴于网络谣言的现实危害，对网络谣言必须处理，但处理必须依法。当前治理网络的执法部门一般是地方的公安机构，考虑到警察受制地方公权力，对什么是引发公共秩序混乱、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根据该“司法解释”，具有很大的模糊解释空间。如不严格监督司法机关的执法行为，很可能被曲解。此外，对网络水军故意构陷某人的现象如何来甄别，也有待严格执法。

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 篇7

1 社区治理问题的提出

社区治理是指特定的组织基于一定原则,为满足社区的需求而提供的服务或物品。经过长期的发展,目前,我国各地的社区基本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模式。但形成并不一定代表成功,就目前来看,各地的社区建设到了瓶颈期。城市社区治理行政化严重,资金、人才匮乏。农村社区治理困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过渡社区治理方向不明,拆迁、土地、保险等纠纷严重。因此,寻求社区治理的新途径势在必行,而将法治引入并以法治理社区是目前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目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整体发展不成熟,表现在行政性较强而僵化、管理性偏重而民意不达、非协商形成而动力不足的典型困境。基于此,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我国目前社区治理进行深入剖析,分析社区的转型和治理的渠道。

2 社区治理现状

研究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宏观上,可以从国家相关制度和政策、经济水平等分析;微观上,可以从社区公民的社会地位、职业、经济状况等分析。而我国社区基层建设虽然在宏观上积极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设计良好平台,但是相关制度并未全部实施,经济、文化上发展也不平衡。因此,目前,从微观上分析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知程度以及认同感、公民对社区开展的活动的参与度、公民对社区治理的政治认识和法律认识等方面,具体的分析社区治理法治化过程中的问题是最有效的。

2.1 社区公民的认知缺乏

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知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社区公民对社区治理的最为直接的认识。现实中,就算公民对自己周围的环境有认知,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概念。由于宣传的不到位,许多居民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区是否有社区组织。而且由于城市的居委会和农村的村委会存在历史较长,开展活动较多等特点,在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识中占据很大比例。许多居民认识的社区组织就只有村委会或者居委会,而对社区志愿者组织、业主委员会等其他社区自治组织并没有概念。这导致在社区基层治理中,开展治理的组织形式比较单一,其他组织的生存空间狭小。

2.2 社区组织活动的参与度低

在社区活动中,有意愿参与社区活动的公民较多,实际参与并对社区自治组织开展的活动予以肯定的人则大打折扣。公民的主观判断和客观参加、具体评价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公民的主观判断不能直接导致其对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另外,大多数居民并不认为他们参加过最多的政治活动,例如:社区组织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较多,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居民对这方面的活动参加的也最多,但公民对社区组织活动的评价却非常的低。由此可见,目前,社区组织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对社区治理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并不大,而由于服务和活动的不足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

2.3 政府对社区治理的影响过大

公民对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认知影响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首先,我国基层社区建设需要社区公民具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对政府和社区事务的关系和运行机制有一定的把握和了解。从理论上讲,社区公民对社区与政府关系认知的越明确,越能调动在清楚认知基础上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现代法治社区是参与性、主动性的集合体,而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是被动型、局限性的代表。我国传统文化一直宣扬的是一种“各扫自己门前雪”“私民”意识,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严重影响了社群公民对社区建设的价值取向和主动性。同时,由于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各项政策对基层影响巨大,基层社区管理无法适应快速流动的社区公民和不断变化的管理区域。

目前,政府对社区自治组织帮扶大,公民对政府依赖性强。政府在社区治理当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这一习惯性的做法导致社区公民想当然的认为,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起到了应当积极予以支持和具体主导,甚至还有许多居民认为,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影响还有待加强。这些想法直接导致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高。目前,社区组织确实难以摆脱政府的影响,社区自治组织的完全自治化也难以实现。

2.4 法律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偏低

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便是按照法律秩序运行,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包含公民精神和制度两个方面的因素建设。我国法律明确了社区居民有参与社区管理的权利,而且也有一定的机制与其匹配。但法律规定并不完善,目前,我国关于社区治理的立法有《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规定了居委会的自治地位,但是并未对其他的自治组织做出规定,如志愿者组织、业主委员会都没有确定地位。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在与其他组织如何配合,甚至与政府的关系也并明确,各个地方也有自己的具体规定。但这些规定时常调整,难以起到总体调节作用。目前,我国基层社会已经开始培养法治精神,但是公民却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通过法律解决现实纠纷的法律习惯和意识。法律制度的缺失和法律知识宣传的漏洞是基层法治社会构建的硬伤。

3 社区治理法治化路径

我国学者一般将社区划分为两种,即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而本文还涉及到第三种社区,即城乡过渡社区。由于此次研究的综合性,侧重于分析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民态度,所以,此处将三种社区作综合分析。在社区治理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存在典型的取向,即研究中针对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持一种应然态度,更多的论述社区治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较少的讨论社区治理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实际上,社区建设应当政府、社区组织、公民相互合作、共同努力。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首先,应当对现在法律中不清楚的社区组织权力来源、运行的经费、工作人员的身份、具体的职能做出规定,明确社区主体的法律地位、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其次,针对立法及法治理念滞后的问题,则必须坚持以公民自治为原则,加大法治宣传,加强法律在现实社会的权威。同时,确认社区自治组织的法人资格,为社区自治组织找到法律理论和保障。

3.1 针对认知严重欠缺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国基层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的欠缺。首先,明确社区主体的法律地位。我国的社区自治组织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的。只有地位明确,公民认识到的自治组织才是健全的。至于相关法律制定的探讨,本文将在下面部分具体展开。其次,公民文化素养的提高。作为现代国家的公民必须要具有公民意识,即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而这个意识是建立在文化素养之上的。实践证明,公民的文化素养越高,对国家的参与意识就越强。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实践中,有一个可悲的现实,即自治组织开展了无数的活动,参与过的公民并不知道是其组织的。所以,必须在提高公民素质的同时加大宣传。再次,社区活动的广泛开展。社区组织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扩大活动范围,鼓励公民加入其中,这不仅有利于社区组织的自身发展,更是对公民性的加强。

3.2 社区组织自身的完善

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我国的社会组织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各类社会组织在组织形式、活动内容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在发展过程中,又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显现。但是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我国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国情影响,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障碍。就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来说,其不仅要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人员、信息的交换,而且还必须根据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组成不同的体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水平上与外界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换。实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工厂、机关、医院、学校、商店等都是社会组织的具体形式。而基层建设中的社会自治组织必须在健全自身的同时,加强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与其他的社会组织相互沟通和协调。这就必须要组织有优秀的人才、合适的活动场所、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这些正是目前的基层自治组织所欠缺的,所以,政府必须加强在这些方面的扶持。

3.3 政府与社区关系构建

依宪行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治应有之义。所以,在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必须由“经济服务型”转向“社会服务型”。要做到此,首先,必须严格区分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公共服务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将政府的权力与自治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的权力、服务区分开来。在政府简政放权的基础上,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主性。政府与自治组织划分板块,例如,稳定秩序、基础建设、社区经济发展等由政府负责。而社区教育、文化活动开展、公益活动等则由自治组织提供服务。政府部门可以宏观上行使一定的调节权力,但是应当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其次,应当严格区分城市社区的小区物业、街道办事处、社区组织的关系和服务的事项,至少应当确定主要服务主体,厘定界限。小区物业商业性质偏重,但现实中却解决了很多的居民生活事宜,如安保、环境保护等。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存在的开发公司物业过渡管理影响非常恶劣。管理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自治组织。但它的存在是有必要性,起着连接政府和基层末梢的作用。应当在法律上确定其存在地位,确保其权力来源、资金来源等,保障其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再次,分清农村社区的村民小组、村委会、宗教团体等的作用和功能。

我国村与乡之间的非行政隶属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乡镇村治”是我国目前农村地区社区管理的特色。村民委员会在基层的主导作用已然形成,排挤了其他的村民自治组织的生存空间。应当多管齐下,培养各色组织提供服务,让村民有选择的参与活动。而最难以解决的是目前的过渡社区。本文认为,既然过渡社区是“农转非”政策的一个必然产物,那么就必须对其转化过程有一个清楚的定位,应当转向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但不宜操之过急,必须考虑到从村民到居民的角色转换的过渡性。政策宣传、基础保障、法律服务必须由政府出面,提供强而有力的保障。至于公民生活习惯、文化精神、观念认识的转化必须通过自治组织逐步实现。政府的行政参与过低固然应当避免,而行政参与过高也必须注意预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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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大学治理的法治 篇8

( 一) 治理法治化

随着社会主体的需求多元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增多导致行政权不断膨胀, 单一的政府管理国家已然失灵。各国提出简政放权将管理改变为同社会各主体对国家共同治理, 这种新的治国模式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格里. 斯托克所言, 治理所追求的终归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1]社会主体基于不同立场所需利益不一, 若要实现有效治理就需要规范的治理制度、方式将各主体行为统一。因此将法治作为治理的基本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推进治理法治化不仅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且能够同时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大的法治环境。由此, 推进治理法治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 二) 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辩证关系

基层治理, 即是针对基层的治理, 基层是治理的载体。各种与治理相关的政策、制度均是自上而下制定, 但治理机制是否有效运行, 治理水平的高低却是自下而上的反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涉及方方面面是具有最为广泛深厚容量社会关系的治理形态;[2]政府治理以行政权的行使为主; 社会治理则涉及社会公共领域较为复杂繁琐。

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具有共同性。基层治理是所有治理在基层中的反应,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同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相比社会治理是三者中最贴近基层的, 社会治理也主要服务于基层, 所以社会治理需要以基层为重点。然而想要实现良好的治理就需要法治化, 因此, 若要社会治理法治化需以基层为重点。

二、基层社会治理现状

( 一) 社会治理主体观念落后, 权责不够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 强调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其它社会主体并承担相应责任以弥补单一政府管理的不足。但是在基层经常出现如下情况: 1、政府独揽权力, 缺乏主动让社会组织或公民参与进来共同协商治理的理念, 治理效率降低, 同时造成其他社会组织或公民无权参与。2、社会组织与政府挂钩行政化, 甚至存在部分社会组织直接是由政府来领导的现象。社会组织不独立于政府, 在治理中不需要权力也无需承担责任, 共同治理则非真正意义上的共治。3、权责划分不明确。4、社会组织、公民缺乏治理意识, 依赖政府。在发达国家如新加坡、美国, 公民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更加倾向于信赖社会组织。[3]我国社会组织不发达, 无论是公民还是社会组织都没有将自己作为治理主体, “政府管事”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

( 二) 治理法治化程度不够

1、基层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存在。地方工业发展带动经济效益, 对于当地企业, 尤其是作为当地的龙头企业地方政府都会大力支持, 同时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经济发展就会对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网开一面, 基层部门在进行具体执法时也不会依法严惩, 长久导致环境恶化, 更加大了治理难度。陕西各地就存在着典型的例子, 如陕北存在沙漠化, 延河、渭河水污染严重, 铜川多年地下煤矿采空后无法复原。2、居委会自治不独立。社会治理又可依主体不同分为政府、多元主体对社会的治理以及社会自治, 在基层, 社会自治是以居委会为治理主体, 以社区这一基本单位作为治理对象所进行的自治。法律赋予了居委会自治权以解决社区内部纠纷、提供公共服务为主, 但长期以来, 其因财政等各方面原因不能与政府独立, 基层政府都将居委会看作是一个基层政权, 对其发号施令, 居委会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口、具体行政工作的实施者。偏离立法初衷工作重心从以为人民群众转为为政府服务, 基层依法自治没有实现。3、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协同治理区别于协作治理, 协作中双方平等有自愿合作之意, 无轻重之分。而当下, 在我国公民社会、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的大环境中, 以政府为主导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 即协同治理更为符合我国国情。无论协作还是协同治理都需要各主体良好的互动, 并且当公共问题出现时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做出回应。而此前提除了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外更为主要的是必须要有有效运行的协同治理机制, 有一个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 否则, 无法真正参与其中。而现实基层中, 社会组织无法参与治理, 公共危机出现仍然政府独挡就是没有健全的协同治理机制所致。

( 三) 社会公共服务不足

我国的公共服务可分为基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应当是“基本”的, 非基本公共服务则包括交通建设、就业、失业等。如上所述, 长期政府独挡一面, 但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就连基本公共服务也呈现出城乡二元化。[4]城市中虽然基本公共服务基本落实但对于农民工这些城市边缘化的群体的基本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偏远的乡村甚至连基本公共服务也不健全更无须提及非基本公共服务。每年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都是财政支出的小部分, 无论是服务的全面化还是深度都不够。社会组织除非有法律明文规定否则长期义务提供服务缺少保障。

三、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提升路径

( 一) 以法律规范明确治理主体在治理中的权责

多数主体缺乏治理意识不愿意主动参与其中而且长期的政社不分使社会组织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参与治理。此外没有权力保障, 让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服务没有可实施性。而治理主体各司其职, 行使相应权力履行相应义务承担对应责任是良好共同治理的前提基础。因此, 首先我们需要立法, 以法定的形式将各治理主体纳入到治理的大环境中。其次, 在立法中合理明确多元主体治理中的权责问题, 划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限、社会组织的权力、公民个人治理中的权力。再次, 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大部分具有非营利性, 但它即关注他人的利益也关注自己的利益, 因此通过制定法规、政策来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则是关键。例如美国通过立法以减税的方式鼓励社会组织提供服务, 在提高社会治理的同时树立了公民对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信任度。[5]各国社会问题不一样, 国内各个地区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因此, 各地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

( 二) 通过立法完善协同治理运行机制

机制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具体的运行方式。从宏观角度而言,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 实现善治实为任重道远, 因此一个稳定的协同治理机制实为重要; 从微观角度而言, 在社会治理中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都需要从基层做起, 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是治理的前提, 通过道德、自愿形成的合作行为是有限的并且不受约束, 而且现代社会中的信任更多的是人对某些物化了的存在物的信任, 如运行机制、制度等。[6]因此将机制的运行模式纳入到法律规范中, 用法来优化治理机制是有序治理的必要选择路径。一般从机制的功能来分有激励机制、制约机制、保障机制。用法定方式健全激励机制以激发治理主体的社会活力; 以法治化的制约机制规范、监督主体的治理行为; 用法治化的保障机制保证治理主体的权利。建立固定的沟通渠道对社会治理充分讨论, 提出有效治理策略。在公共危机出现时快速共同应对, 做到公民利益损害最小化。

( 三) 以社区为重点创新治理法治化, 形成法治之下的社会自治

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公民对社区建设需求日益增多呈现多样化, 社区俨然是国家宏观社会在基层的缩影, 即典型的微型社会。社区治理直接影响着公民生活质量水平也影响着对国家整体社会治理的肯定。由此, 以社区治理法治化为重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实为必要选择路径。

首先, 社区治理法治化要求社区中居委会依法严格定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改变原有的政府附庸机构角色, 实现为民所用、为民解忧的基层群众自治职能。

其次, 将社会组织对社区的治理纳入法定程序, 在社区形成开放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社区作为微型社会, 居民对其需求必然很多, 保障治安和完善建设多数社区都基本能够达到要求, 而社区服务事务琐碎如养老问题、托幼、医疗健康、绿化、维护等, 靠少数治理主体不能有效解决, 然而在生活中社会组织在社区中参与程度低, 参与范围小。以法建立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有序路径, 引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创新社区治理, 使社会组织繁荣发展同时有助于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再次, 在社区内依法建立纠纷解决机制, 提供法律咨询。在法治全面建设的可以通过在每个社区建立专门的纠纷调节机制如人民调解委员来调解这种小纠纷、小问题。在社区内部全面实现“人民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不仅减少居民为解决纠纷所消耗的时间, 而且降低了司法运作成本, 减少法院压力,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有利于人民法治观念的培养,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

( 四) 乡镇大力贯彻落实“三官一律”法律服务政策

农村偏远去法院解决问题实有困难, 为了更好的法治建设为民服务, 笔者建议在保持原有的三官一律进社区的政策时, 在乡村中以村为基本单位加大三官一律的服务力度以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四、结语

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中最复杂和最需要互相合作的环节,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起点, 也是最终评估一个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标尺。以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治理法治化是时代所需, 也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最优路径, 因此为了我国的社会治理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摘要：法治是治理的必要手段, 基层是治理的载体, 以基层治理法治化来推进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必选路径。本文以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 以基层社会治理为视角, 通过分析现状提出以法明确治理主体权责、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以社区为重点创新社会治理、加大三官一律服务力度等途径来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协同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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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角下我国网络舆论治理研究 篇9

1网络舆论的意义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平台,它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1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

现代社会需要网络舆论的监督,民众在网络上的发言揭露是许多现实世界的丑恶现象无所遁形的直接原因。传统的社会监督机制显然已经跟不上高速运作的社会速度。在网络面前几乎人人平等,微观生活中的普通个人生活都有可能成为网络上被人围观讨论的典型事件,更不用说处在风口浪尖的社会人物的生活了。以往监督机制中的人员也有可能在网络中被挖掘出其牵涉在利益中的腐败行为,监督机制中的人员也处在被广大民众监督的地位,可以对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震慑力,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的舆论监督发挥出的威力更加惊人,有时候甚至超出了纪检委的监督作用,对净化官场和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

1.2促进社会信息交流与传播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各类聊天软件、贴吧、微博的出现使人们在网络上沟通更为便捷,网络信息交流成为新的交流方式。这种信息交流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也带动了人们对于身边事物的关注,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信息的交流传播也推动了社会能量的散播,在网络上对于弱者的关注与支持是社会和谐发展不容忽视的强大动力。

1.3实现压力的合理宣泄

社会生活的快节奏给不少人带来了压力,在生活中、工作中难免产生不良的情绪和意见,当这些情绪不满无处宣泄时,就容易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是不利的。网络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场所,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人们在发布消息,表达意愿的同时具有安全感。在网络信息中发布消息、回复消息可以慢慢平复情绪,而且在网络舆论中看到别人的遭遇也会产生对比与同情之感,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宣泄不满、寻求帮助,实现有价值的网络舆论监督,在舆论的压力下,相关部门也会尽快对相关问题采取解决措施。在网络舆论中,民众的情绪基本上能够得到合理宣泄。

1.4促进民众的参政议政

网络的出现使人们更加容易获取信息,也使人们更加关心身边事。网络的普及推动了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也使得政治决策更加民主。网民们在网络上交流对时政的意见与看法,这些看法有时也会被政府采纳,作为决策的参考。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通过网络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也表达了对社会发展的希冀和看法,网络上的参政议政,使政府与民众交流的壁垒被打破,二者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交流。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民主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民主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是网络平台为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打开了一扇门,使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民众的政治见解需要网络提供的平台才能实现话语自由,才能体现政治民主化,政府才能更好地倾听民众的心声,做出符合民意的政治决策,政治体系由此得以更加健康稳定地运行。

2网络舆论存在的问题

网络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网络舆论可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民众的意愿可以得到有效的实现,在网络上被爆料的案例总能够得到热议,并推动案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都是网络舆论的有益方面。但是问题都具有两面性,在我们对网络舆论监督充满信心时,也要关注网络舆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如虚假信息、偏激言论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以及对监督造成的不便影响等。

2.1负面情绪的大肆宣泄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民生活的不平衡。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对于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部分地区的民众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弱势群体容易心理失衡,网络成为这些人情绪宣泄的场所,这样一来不平衡的感觉就不仅仅是个人意识,而上升为群体意识。对政府不满、仇富、仇官的民众在网络上互相呼应,在网络上形成不良的连锁反应,有时甚至采取非法的方式在网络上攻击强势群体,这导致了强弱群体在网络的舆论场上产生对立冲突,这样的对立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2网络舆论的道德缺失

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使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也不担心身份被暴露。网络舆论主体在网络中便不再是现实世界的个人,而成为虚拟的符号。在网络世界,人们不再具有现实社会的身份,如同披上了隐形的衣衫,隐去了现实的特征和标志。由于大部分信息发布不需要实名认证,因而在网络里不易了解发布消息的人的情况,而且在网络里人们精神松懈,基本上不会严守道德准则。这样一来,也容易招致许多问题,当出现虚假信息和偏激言论时,法律的规范几乎成为纸上谈兵,网络道德规范无用武之地,道德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网络舆论随之出现各类问题也是必然的。

2.3信息庞杂干扰网络治理

网络的开放性是网络舆论监督的一项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管理体制与机制却导致开放性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一把“双刃剑”,它起到了促进发展和冲击舆论体系两方面的作用。杂乱无序的网络信息和言论不免含有片面、主观的色彩,甚至缺乏真实性并极具煽动性,它们充斥着网络环境,影响着公众的视听与判断,也干扰了正常的社会话语体系,冲击着现有的网络舆论体系。以往在人们印象中起着正面作用的官方舆论在网络的信息冲击下,有些失去本来的色彩,甚至有些本来认为公信力极强的部门机构也因为网络信息传播中被爆料而失去公信力。如以前在慈善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红十字会,因郭美美炫富事件而引发了公众对于红十字会管理以及作为的质疑,以往的公信力已然不再;还有些慈善机构打着捐助善款的幌子提升名气,一旦被戳穿,民众的舆论大潮就会将其淹没,他们的伪善面具也会被揭去,而且被细数不作为。如果措施不当,慈善事业将会因负面言论而受到摧残,以后的发展堪忧。传统的治理体系中,官方一直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也对于发现的问题有较好的治理措施,但是在网络舆论面前,以往的监管治理已经起不到有效的作用,而且面对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舆论声音,治理起来也比较困难,阻碍了舆论监管的正常运行,这给社会秩序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困难。

2.4网络舆论治理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网络舆论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但仍然存在着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内容针对性不强、实际运用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首先,政府监管机构与网络用户之间的互动缺乏法律规范。政府监管机构对网络用户的监管依据还是以有关行政部门所制定的相关规定为主要内容,无法有效地规范网络用户的行为。其次,已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我国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都针对某类网络行为进行规范,因此,虽然相关法律法规众多,但法律法规之间容易出现内容重叠或者冲突,导致政府监管机构在运用法律法规对网络进行规范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征管监管机构之间容易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又使得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推诿责任,使法律法规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法治视角下网络舆论的治理

3.1健全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

网络在近几年可谓发展迅猛,网络舆论也在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网络的发展,针对网络治理的法规法律及相关政策却迟迟得不到完善。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自由是其基本特点,但是自由是相对的自由,需要有法律的约束,不能任其泛滥,否则会产生许多问题,反而不利于自由的实现。我国处在法制完善阶段,许多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这样的空间会给不法分子钻空子的机会。政府应该针对网络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制定和完善网络传播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与网络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并对网络进行全方位管理,对相关网络问题做到有法可依,保护网络秩序的有序发展。

3.2健全网络舆论监督机制

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网络舆论监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要真正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和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需要建立和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机制。健全和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机制是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网络舆论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健全网络舆论监督机制,首先要将网络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进行有效的结合,充分发挥各种监督方式的特点,促进社会的民主与进步。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监督自身机制,就要协调政府、媒体和个人间的关系,建立有效的政府管控机制,促进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以及提高公民在网络舆论中的个人素质。

3.3建立和完善网络管理机制

网络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进行有关问题的讨论,网络舆论因此发展壮大。但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网络管理机制,特别是我国目前缺乏完善的网络实名认证机制,申请网络账号基本上不需要实名认证,这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没有实名制的约束,发生网络纠纷时难以定位,也难以处理,在网络上的公告起到的震慑作用也不够强。要规范网络舆论,需要建立和完善网络管理机制。完善的网络管理机制会使网民在发表公开言论时提高自觉自律意识,也能减少不法行为的发生,对于网络上的谣言也较容易追根溯源,对于治理网络环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3.4加大舆论暴力惩罚力度

在网络上虚假信息和暴力信息数不胜数,这些消息对于难辨真假的民众来说有时候会起到很大的煽动作用,有些民众甚至故意发布虚假消息以便从中牟利或煽动民众攻击社会。这样的行为不仅对网络环境是一种污染,也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负面挑战。面对网络舆论,我们需要认真加以甄别,细心筛选,对虚假信息和恐怖信息进行彻底的整治,不断加大对网络治理的惩罚力度,对于故意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暴力信息等言论的不法分子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惩处,同时也要完善惩罚机制,在法律的规范下最大限度地遏制不良舆论的产生与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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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岳名名.网络舆论监督失当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法治探析 篇10

我国食品安全正处于“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食品安全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越来越成为影响食品决策和行动的一种重要力量。

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 食品安全问题是公众的普遍性的问题, 是公共安全问题, 任何个人都无法在食品安全面前单独出击而获自保。在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中, 每个人都易受伤, 为了一个人的自我生存, 由此产生了对其他人和社会的责任。食品安全风险开启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的空间, 孕育着一种公众参与和责任文化。食品安全的公共性, 要求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而非处于被动消极地位。食品安全治理需要“自上而下”的监督和监管, 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众围观和舆论压力。

一、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

(一)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 食品安全问题是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现代市场化的食品生产方式, 为社会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品, 同时在繁荣的食品供给背后, 由于工业的过度生产, 食品安全问题重重。“在发达的现代性中, 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社会的风险生产”[1]。随着公司和组织的扩大, 社会共同生活中的危险来源由单个人之间的个人侵权, 逐步过渡到以企业活动为中心的危险活动。作为复杂组织形式的企业, 其经营活动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危险来源[2]。

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 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 风险取决于决策, 以工业方式被生产。经济变成“自我参照的”, 而不依赖于周围人类需要的满足。烹调和饮食正在变成一种含蓄的食品化学, 一种其作用与巫婆的药锅正相反的东西, 它是为了尽可能减弱有害的影响[1]。对消费者来说, 风险的不可见性几乎不可能使他们做出任何决定。它们是和其他东西一起吸入和吞下的附带产品。它们是正常消费的夹带物[1]。针对食品风险的不确定性, 应该建构一种动态的参与机制, 强调公众在平等、理性基础上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形成食品公共决策和进行食品安全治理。食品安全共同的经济决定、科学研究议程、发展计划和新技术的部署必须向一种普遍广泛的讨论过程开放。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有利于团结处于风险地位上的受害者, 增强其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 最大限度的纠偏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中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促使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在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前提下追求利润,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 开放性和理性化是建构食品安全治理新制度的基本理念

如何能够避免、减弱、改造或者疏导食品安全风险?答案是用创新社会管理的思维来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 通过建立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规范有效地控制风险, 开放性以及理性化是建构新制度的内在需求。

1. 开放性要求多元主体的协作治理。

一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二是突出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在公众、专家和政府这三个角色之间, 改变政府对去权力的垄断, 承认多元的权力, 以协商的模式做决策。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不能单纯依靠专家和决策者们关起门来进行协商, 而应由政府、公众、专家和企业充分参与决策过程, 即公众以一种审慎的方式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食品安全治理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 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 强调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 强调国家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结合。

2. 开放性要求食品安全决策程序公开, 要求食品信息公开, 公众、政府与企业之间互动。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互动平台, 可以让迥然不同的行动者——消费者、社会组织、专家、政府、企业和员工——通过互动谈判来寻找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食品安全预防为主的理念, 要求关注食品安全风险制造的因果条件, 而不只是注重处理它们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一项决策不是官方公告和辩论的产物, 也不是科学家们投票的结果, 而是经由公共讨论的力量而实现的, 通过各种民主程序将公众的观点融入食品安全和技术创新计划之中。

3. 公众理性是公众参与的内核, 理性的公众参与是化解食品安全问题的动力。

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的理性化, 公众参与理性取决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公众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 利益的组织化是否充分, 决策事项的专业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的素质能否达到有效论辩的基本要求。

二、公众参与及其功能

(一) 公众参与释义

近年来, “公众参与”一词在中国政治生活、社会治理、学术界及公众中日渐盛行, 但其含义、使用角度不同, 甚至是模糊混乱的。公众参与, 又称为公民参与, 公共参与。贾西津副教授认为, 公民参与在经典意义上主要是指公民通过政治制度内的渠道, 试图影响政府的活动, 特别是与投票相关的一系列行为。现代民主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公民参与内涵在三个方面的扩展:第一, 公民参与的法定性从民主选举向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扩展。第二, 公民参与客体从政府政策目标向公共事务的结果目标扩展, 公民主体性资格增强。第三, 公民的积极参与受到更多的强调, 体现强势民主的发展[3]。公民参与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参与的主体。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民, 也包括由个体公民组成的各种民间组织。二是参与的领域。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存在。三是参与的渠道[4]。公众参与是一种决策和治理机制。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行动解决公共问题。公众参与的三个关键词:“公众”、“公共”、“参与”。“公众”是参与的主体, 包括个人和组织。“公共”是参与的事项范围, 即具有公共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参与”就是让公众有能力去影响和参加到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和行为, 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方法是参与双方能产生互动的各种行为。公众参与主要是从参与的事务范围, 而不是从参与主体来理解的一个概念。公众参与所强调的是“事务的公共性”, 如果某个事务属于公共事务, 那么公众就可以参与到对该事务的观点表达、讨论、评价、协商等活动之中。也只有这样, 才能体现出公共事务的公共性[5]。

公众参与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制度, 是政府与公众互动决策和治理的过程, 强调政府的开放有诚意听取并吸纳公众的意见, 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的过程。公众参与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鼓励、引导、规范, 也离不开社会自下而上的推动、自觉、理性。公众参与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从国家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回应, 也是社会治理从一元向多元转变的回应, 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模式。

(二)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显示出, 公民及其私人组织被摆在了与政府平等的政治地位上, 成为公共治理的直接主体。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是指公众 (包括消费者、律师、NGO、媒体、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 , 以提供信息、表达意见、发表评论、阐述利益诉求等方式参与食品安全的决策和行为过程, 参与食品安全这一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各种活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主体包括消费者和社会组织。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立法和决策层面, 对公共决策者和法律政策的影响, 包括立法参与和公共政策参与, 是经典公众参与的基本方式。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制定, 如立法听证和利益集团参与立法。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共决策, 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如食品产业政策和规划中的参与。第二个层面是食品安全执法层面的公众参与, 主要是食品安全监管。第三个层面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执法, 主要是发动食品安全诉讼和损害赔偿。

公众参与对于确定食品决策的目标的公共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公众的价值判断总是和事实紧密联系, 他们不仅追求形式合理性, 也追求实质合理性。公众直接代表公众健康的社会公共利益, 参与食品安全决策, 会使得政府决策能够全面考虑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正当利益, 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和政策执行的成本。公众参与权体现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中处于主体地位, 而非治理的客体, 有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决定的信任感和主动配合。公众参与是推动食品行业法律法规乃至整个社会的法律价值理念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平衡协调, 以社会公平、公正为首要价值取向, 关注公共利益, 注重社会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和谐统一。

(三)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功能

1. 公众参与是食品安全多元治理系统的基础性支架。

食品安全是极其复杂的, 食品安全治理不是单一的, 而是一个复合立体形的法治系统工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在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的理念下, 政府、企业、社会 (包括行业协会、消费者、媒体等) 分担不同角色, 协同合力, 综合利用市场、政府和组织等资源配置方式, 发挥外部的他律和企业自律的作用, 构筑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多元主体积极协作是食品安全问题最终化解从而形成良性秩序的基本途径。多路径的监督有助于被监督主体受到多方位的监督, 使其时时处处受到监督, 从而促使被监督主体遵循法律。食品安全一靠企业 (食品生产经营者) , 二靠政府, 三靠社会公众。理性的公众参与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最为直接的有效制衡, 是推动政府制度向善的不竭之源, 是对政府监管的合理补充。公众参与在食品安全问题解决路径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架作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问题治理, 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不断激活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制度向善的力量。

2. 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合理补充。

政府被当作维护社会公正、效率、弥补市场不足的制度性工具, 政府监管是解决自由市场经济产生的各种不公正问题的合法途径, 在平衡效率与公平、效率与民主、效率与质量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食品安全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 政府监管是确保食品安全的主导力量。但是, 政府监管不是万能的。实践中, 基本上在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 我们都能发现食品监管盲区的影子。可谓常见“事件”, 常见“盲区”。其实, 这种现象是政府失效的典型体现。如果片面追求政府对食品安全的控制, 不仅不会带来食品安全, 还会导致更大的食品危机。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只要联邦政府, 以‘老大哥’的角色, 命令什么食品能或不能生产——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这不是政府的角色。‘不适当’的控制、限制和公开禁止生产不会起作用, 历史证明了极端主义措施的失败……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 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 它是靠需求推动, 而消费者处在推动者的位置上”[6]。

公众是食品安全监督的直接动力。社会公众, 尤其是消费者, 是最直接、最有动力的食品安全监督主体, 是主动的监督主体。公众的监督, 是作为私权、社会权的监督权。食品安全单纯依靠政府监管, 监督主体的监督动力不足, 是食品安全监督不力, 执法不力、法制不彰的重要原因。在理论上, 监督动力的获得直接导缘于监督利益的归属, 如果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无任何相关, 则监督动力就会缺乏。监督动力的大小程度由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的相关程度所决定, 如果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之间的相关度很弱, 则监督主体的监督动力就会趋于不足[7]。消费者和经营者是食品安全法律关系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公众的监督权作为私权的监督权, 作为私权的监督权的动力激励完全可以采取与监督利益挂钩的形式, 利益的强相关性可以带来强大的监督动力。因而对公众的有效经济激励是食品安全公众监督的动力之源。

3. 公众参与改变食品公司决策和行为, 推动经营者在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公众健康之间公正平衡。

工业化的食品生产过程,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导致食品产业链中的利益不均衡, 在食品安全决策中, 若欠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 往往导致决策忽视消费者和公众健康, 而惟钱是瞻, 导致商业利益凌驾于消费者利益之上。“以股东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组织那里, 公众健康永远不是一个首要的议题”[8]。食品安全治理必须着眼于以社会的方式去反对食品公司的游说、销售活动及其对个人的教育。

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体概念强调消费者是食品产业链的终端, 消费者的利益在食品产业链中的公正与平衡决定食品产业链的存亡。因为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 它是靠需求推动, 而消费者处在推动者的位置上。每一个消费者微薄的力量加起来可以改变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改变食品行业不负责任的经营行为。

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法治方面

公众参与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开放的体系, 涵盖了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食品安全治理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 将使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决策机关的决策不偏离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轨道, 将使执法部门的监管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公众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承担者、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 因而公众是食品安全司法的发动者。

(一)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

首先, 公众是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的需求者, 政策和法律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公众。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 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和法律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公众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 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定过程, 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 施加压力。公众关注和质疑是推动政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向善的力量。公众是促使立法机构制定通过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重要力量。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推动了政府通过法令的形式对市场的外部性恰当地干预。20世纪90年代初, 美国消费者利益团体大众之声 (Public Voice) 负责人艾伦?哈斯 (Ellen Haas) 呼吁不应认为食品安全仅是“厨房的问题”, 倡议公众“用你的餐叉来表决”。由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促使国会破纪录地出台了30多个食品安全方面的法案。美国2009年的《FDA食品现代化法案》, 也是在震惊全美的“花生酱事件”发生后, 公众对美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以及FDA保障食品安全的能力提出严重质疑, 在公众关注和质疑下通过修改的, 是70年来对《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作出的最大的修正, 是消费者的胜利。

其次, 公众是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利益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和调整的过程。食品安全利益的天然代表者是社会公众。通过公众参与影响公共决策、法律制定, 迫使决策者、立法者倾听公众的意见, 并且按照公众的意见来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 从而使相关政策和法律变得更加符合公众健康的利益。如果公众能够实质性地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决策过程, 通过公众的参与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这样的政策和立法就体现了食品安全真正的利益归属者的利益。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强调社会共同决策, 以实现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强调食品安全政策制定、法律法规制定过程的互动性。在立法过程中, 充分听取和吸纳有关利益团体及各方人士的意见, 做到开门立法和民主立法。关注规范的制定过程, 特别是不同社会角色 (企业、政府、消费者、社会组织、专家、媒体等) 对相关法规出台的态度及其原因。

食品安全事关公众健康, 公众作为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利益的直接代表者, 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程序, 是最基本的利益诉求。由于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议题性质以及它们与国计民生的密切关联, 及其牵涉利益程度广泛性, 公众的广泛讨论对于决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必不可少。食品安全事关公众健康, 因而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的特质, 公众参与的精髓在于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也具有公共性特质。二者在公共性上相契合。

再次, 公众参与使食品决策具备基本的公共性。公共性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等方面, 公共管理注重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公平, 承担为公众谋求福利的责任[9]。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 要得知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倾向, 公众参与是最为直接的途径。由于食品安全的公共议题性质以及其与国计民生的密切关联, 公众的广泛讨论对于决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必不可少。允许更多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决策的制定程序, 表达其价值倾向, 在必要时鼓励参与者内部协商和讨论, 以达成某些基本共识, 这种基于多种信息和交涉而获得的共识, 使食品决策的制定具备基本的公共性。政府公开立法和决策过程, 提供多种平台让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 允许国内外的任何个人和单位获得政府决策依据的信息, 并进行评论, 确保法规修订是在公开、透明、交互的方式下进行的。重视公众在食品安全法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充分听取公众的建议, 确保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真正维护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利益。

(二)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执法

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 为食品安全治理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但并不意味着食品安全状况的自然改善。“徒法不足以自行”,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食品安全取决于制度的制定, 更取决于制度的执行。

1. 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补充。

消费者能为政府监管提供必要信息, 使执法机构拥有尽可能多的食品质量信息, 实现有效监管。执法机构的执法是决策活动, 食品质量信息是执法的前提, 没有这类信息就无法对劣质食品进行深入执法, 充分信息可以促进食品质量执法。信息的不足或错误会直接影响到执法的质量。由于我国食品经营者众多, 而且以分散经营为主要形式, 加之政府监管部门人力、财力、技术力有限, 由此决定, 政府有关部门在食品安全信息的掌握上难以保证全面。政府的执行能力受到时间、资源和人力上的限制。全国13亿多人口每天消耗200万吨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 共有食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323万家、餐饮单位210万家、农牧渔民2亿多户, 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更是数量巨大 (1) 。由于食品的种类太多、数量巨大、业态十分复杂, 针对每种食品全部逐一检测, 没有哪个国家能承担得起、能做得到, 抽检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通行做法。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的数量远少于数量众多的食品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因而发动食品安全相关各方的力量, 提高各方发现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的能力, 是解决食品安全监管力不足的出路。消费者可通过实际消费获得经验性信息并将其反馈至政府监管部门, 从而弥补政府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不足。给予举报者奖金, 运用利益激励的方式获取食品质量信息。这比执法部门通过抽查的方式获取这种信息所需的耗费要少。执法机构与社会上众多食品违法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信息分布越不对称的领域, 就越需要悬赏举报制度。在公权机构获取信息越存在困境领域, 也越需要运用这种民众力量获取食品信息。公众参与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不足、经费缺乏问题的化解, 公众参与对于弥补现行分段监管机制中的监管漏洞和重复监管缺陷具有重要意义。

2. 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制衡。

公众监督是政府监督食品安全的强有力的压力。政府的监督, 是作为公权的监督权, 其中, 监督主体的压力缺乏是食品安全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监督主体的压力缺乏除了对监督主体疏于监督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监督主体错误监督没有规定适度的法律责任外, 更为重要的是缺乏来自社会公众的现实压力。消费者可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从而起到监督“监管者”的效果, 避免“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的发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多头监管, 部门之间是见利勇为, 有利相争抢, 有责互推诿。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应重罚执法者违法, 但是执法者违法除了体制内的约束之外, 更为现实可行的机制就是公众监督的制衡。总之, 要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就必须要充分挖掘社会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自我保护的内在动力, 充分发挥公众的制衡作用。

(三)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司法

社会公众以公共领域的手段和“弱者的武器”捍卫着自己的利益, 是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力量。公众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承担者、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 因而公众是食品安全司法的发动者。消费者的诉权和损害索赔权是政府在最低层次上对食品消费者的保护。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创造良好的诉讼环境, 尊重法院独立行使职权, 法院在保证公众食品安全权利上负有终极责任。

正如徐显明教授所言, “应该用公民的权利来解决我们的安全问题。要用公民的诉讼权及索赔权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这个方法是治本, 政府监管只能治标, 行业制约只治末。把司法的刑事惩处与民事赔偿两大功能同时发挥出来, 才会实现公民的‘食品安全权’。如果我们不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不用法治的方式维护社会安全, 还把重点放在‘公权力’和政府体系的加强上, 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年年执法检查, 而年年问题不断”[10]。

四、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机制保障

有效的公众参与取决于很多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公众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 利益的组织化是否充分, 决策事项的专业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的素质能否达到有效论辩的基本要求等。因而保障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法治, 一要从源头上完善食品信息公开制度,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这是公众参与的前提;二要从末端完善公益诉讼、大规模侵权救济、惩罚性赔偿等诉讼救济制度, 保障公众的维权救济机制。同时注意发挥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的组织优势;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开展消费者教育等等。

(一) 完善食品安全司法救济制度, 确保低成本高效的公众维权机制

完善食品安全司法救济制度, 确保低成本高效的公众维权机制, 使公众在食品安全侵权中可以并便于进行诉讼。具体措施主要有:

1. 建立消费者小额诉讼和团体诉讼制度。

现代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产品覆盖面越来越广, 食品安全问题的受害面相当大, 涉及的消费者常高达数千人, 一些重大的案件涉及范围有时高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之多, 食品安全诉讼具有群体性和公益性。团体诉讼是指, “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 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害人有效” (2) 。团体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力, 效力及于遭受侵害的所有受害人。建立食品安全团体诉讼制度, 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或其他公益组织提起公益性团体诉讼的权力, 代表消费者打官司, 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实质性制约。团体诉讼是实施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决策制度的有力监督手段和法律救济方式, 健全的集团诉讼制度有利于提高维权积极性。

相对于食品经营者 (尤其是大型食品企业) , 消费者的经济实力以及诉讼能力通常处于劣势, 个人消费者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跟一个庞大的食品公司打官司, 由此导致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消费者不能很好的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一对一的诉讼中, 涉及的金额往往很小。消费者为了讨回“小额的公道”, 有可能会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而商家却可以从容地委托律师与消费者展开拉锯式的持久战。这种状况下, 很多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权衡之后, 往往放弃通过司法进行维权[11]。完善立法, 对小额诉讼做出特别规定, 设立小额法庭, 让当事人比较容易地诉诸司法, 以较少的时间和费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小额纠纷。

2. 惩罚性赔偿和民事责任优先。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这是食品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其目的和功能, 一是惩戒失信企业和不良商家, 防止再犯;二是鼓励和支持消费者运用该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三是通过鼓励消费者行使假一罚十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确立了“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 该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 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 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宗旨在于维护受损害的消费者的利益, 体现以人为本和向弱者倾斜的理念。

3. 设立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我国现有的救济制度在侵权问题上救济不足, 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消费者面临着艰难漫长的索赔之路, 问题食品的生产企业会面临停产甚至破产, 消费者向生产企业索赔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受害人获得充分、合理的补偿, 设立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 建立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先行赔偿制度, 保障受害者的赔偿。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 (以下简称“补偿基金”) 是指由食品生产经营者根据法律法规规定, 强制缴纳一定数量的资金或者国家以财政拨款以及以其他方式向社会筹措资金后形成的资金集合, 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用以先行垫付受害人的医疗救治费用以便于其及时治疗;或者虽经司法判决受害人胜诉但因加害者执行不能后, 为保障受害人的权益, 而由基金向受害人补偿本应由加害者承担的部分赔偿金额[12]。建立补偿基金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保持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此外, 通过责任保险机制, 保险公司介入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赔偿、救助和责任处理, 能够更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 给受害人更加迅速合理的经济赔偿, 切实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 从而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 完善食品质量信息公开制度, 增进透明度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之间分布不均匀, 这种状况会直接影响到监督的效率。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监督主体对被监督主体的信息掌握程度, 被监督主体往往拥有垄断性信息而使监督主体无法进行有效监督, 所以法律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13]。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 公众在基于对信息的充分知情和了解的基础上, 才可能作出恰当的选择。增加消费者食品信息的拥有量, 应该从食品方面的消费教育以及有效信息的充分传播两方面展开。教育和对信息的关注开启了处理和规避风险的新的可能性。

1. 推进食品方面的消费教育。

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规律是:防治结合, 预防为主, 食品安全法治应加强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建设,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消费教育是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方面的基础教育。1985年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就规定, 应该在健康、营养、因食物致生疾病的防止及食品添加剂、商品危险等方面展开消费教育;应视适当情形, 使消费教育成为教育体系中基本课程的主要部分, 最好成为现有学科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应鼓励消费者组织及其他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利益团体从事消费教育及信息工作, 并应特别顾及在乡村及都市地区低收入消费者的利益。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八条规定,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工作, 倡导健康的饮食方式, 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 并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2011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扩大了内容, 增加了项目。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经费被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4]。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总结性地写下:“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 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政府应设专门机构开展食品知识教育、食品风险教育、食品健康教育。开展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知识教育活动, 提高依法维权能力, 增强食品安全消费意识, 树立科学消费观念, 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 引导全社会科学消费、文明消费、安全消费、健康消费。

2. 完善食品信息公开方式, 确保有效信息的充分传播。

信息公开是有效的公众参与的重要前提。公众在充分了解食品的实际情况和事实根据的基础上, 才能作出对社会、对自己负责的理性判断和行为。一项有意义的讨论只能在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情况下, 方才能够达成, 要使得公众在讨论中采取一种负责任的立场, 必须使公众能够获得与决策相关的有价值信息。政府应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 强调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性, 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开展食品安全信息监测和收集工作, 建立食品安全信息联络机制和食品安全信息通报机制, 定期编发食品安全信息动态。构建从中央到地方, 分工明确、全方位的信息披露主体, 建设遍布全国的信息采集、风险分析以及综合的信息反馈等基础设施。

(1) 规范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渠道。通过政府网站、公报、发布会、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布食品安全信息, 逐步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布平台。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阅相关信息, 一是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大众媒体;二是各级政府在档案馆、图书馆设置的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如果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等主管部门举报, 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及时予以调查处理。

(2) 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范围。政府应建立一个信息披露机制, 通过多种媒体向公众通报食品市场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监测和监督抽查结果、处理意见, 对监测和监督抽查结果的分析评价, 食品认证信息和食品 (企业) 品牌信息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态质量监测信息。通过向消费者提供足够的信息, 使得正规企业的良好行为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 同时增加违规企业的机会成本, 从而约束其道德行为。

(3) 食品安全信息分类公布。食品安全信息分为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的信息和各监管部门日常监管信息。卫生部负责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和其他重要食品安全信息的统一发布,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影响仅限于其辖区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的统一发布。各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按各自职能依法发布日常监管信息。

(4) 信息发布需多部门协调联动, 实现信息共享。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分段多部门的监管模式, 这些部门就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并非一个日常性的工作机构。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工作中, 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应建立起联动机制、信息通报的工作机制, 保证各类食品安全信息得到及时发布, 统一信息公布平台, 实现信息共享。日常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涉及两个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职责的, 由相关部门联合公布。

(三) 发挥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的组织力量

政府、企业、消费者各方能力的不均衡是食品安全问题深层次的根源, 完善平衡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和企业具有组织化的运作手段, 处于权力、财力、信息力的优势地位, 而消费者因社会原子化状态而带来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因而消费者的结社以及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公众参与的重要保障机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 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个人具备专业能力, 能够对所有问题进行分析, 为复杂的社会政策和监管流程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权利保障依赖主体的参与, 而个体利益如果得不到有效组织化, 则将失去有效参与的能力、信息、支持等资源;进而, 分散个体的利益将在相互冲突和高成本游戏的过程中被吞噬和淹没, 社会组织是连接散在的个体公民与社会之间的主通道。从法律角度而言, 组织化问题的核心, 其实也就是如何有效地保障个体的结社权。消费者团体是有组织的, 这种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能够发挥出集体力量和政治影响, 以确保相关部门在政治和决策过程中能够听到普通消费者的呼声。

社会组织有助于集中舆论, 有助于制定政策并使决策者负起责任。在我国, 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明显小于政府监管机构。在中国食品安全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中, 应当赋予社会组织以更为重要的角色。挖掘消费者协会、食品质量检测协会、食品认证协会、食品风险评估协会等社会组织具有专业技术优势, 信息的非对称程度相对较小, 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效率。挖掘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倡导作用, 促使公共政策和立法不偏离公众健康的公共利益, 促进政府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制度向善。

总之, 食品安全治理与公众积极参与分不开, 通过消费者个人行动, 消费者组织、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参与, 能够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既能影响政府, 也能影响企业。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不断激活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制度向善的力量。

用法治思维治理医院“压床”问题 篇11

据了解，患者长期占用医院的床位或病房，医学上应当出院而拒不出院的这种“压床”现象，并非深圳一地，全国各地都很普遍。它影响了医院的救治能力和医疗安排，占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损害了急需住院治疗的其他患者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医疗秩序的社会问题。

医院无解 相关部门无可奈何

深圳商报2014年1月8日追踪报道，已经达到出院标准，却因为非医疗的原因而拒绝出院的“压床”病人，成了令医院头疼的难题，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2013年12月底，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吐槽”对此无能为力，建议应当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政府指定的某个部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形成一个机制来逐一解决。据该报记者近日对深圳市卫计委、民政、公安等部门进行的采访，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无可奈何”。市卫计委回复，目前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手段让“压床”病人出院，只能由医院和患者协调解决。市民政局表示，只能建议患者向其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申请资助治疗，其他方面无法管理。公安部门则表示，病人拒不出院，未构成治安或刑事案件，对医院的报警案件没有受理并进行立案，只能呼吁医患双方坐下来调解，实在调解不成，医院可以走司法程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为医院顾虑较多，深圳没有一家医院真正走上这条道路。最后，该报得出结论，病人“压床”的问题，目前看来似乎真的成了“无解”的难题。

用法治思维看待病人“压床”

病人“压床”的问题，难道真的成了“无解”之题吗？按照法治思维，处理有争议或有危害的社会问题，应当把它转化或上升为法律问题。对于法律问题的处理，先看现行的法律有无明确规定。我们试着先从现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中查找答案。先翻查特别法或称部门法，如1994年颁布并实施的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没有涉及该行为、该法律问题；1998年发布的我国《执业医师法》，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再翻查其他一般法中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倒是相当于规范性文件的1986年公安部、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联合通告》，第五条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长期占据病床拒不出院”，但是没有行为后果的规定，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要以法理分析。要对这个法律问题定性，看是刑事问题，还是治安问题，抑或民法问题等等。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都没有关于压床方面的法律规定，根据法律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压床问题就不属于刑法或行政法问题。一般而论，压床问题，如果仅仅是患者与医疗机构的争议或纠纷，就属于民法问题，一般是合同纠纷，即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如果患者的压床行为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那另当别论。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修正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有关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的案由规定，压床问题属于医疗合同纠纷，就需要用我国《合同法》等民法规范处理。依循法律的逻辑，以公平、正义、秩序等的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论证，正确解释、适用法律，解决压床的法律问题。

用法治解决患者“压床”问题

解决患者压床问题，既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也不宜用经济手段制裁，如前文用法治思维分析的那样，应当采用法治方式、方法处理。对解决患者压床争议，笔者作为法律人，自有解决争议的办法。处理问题的指导方针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合乎事理的规划，预防争议發生在先，处理已发生的争议在后，协助建立、维护一个公平和谐的医疗秩序。笔者在此提出一套原则性的法治方法，供医院处理患者压床争议参考。

患者“压床”，既然属于民法问题，民法的基本原理是私法自治，即当事人个体可以自主决定，自我负责地形成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的实质，就是由平等的当事人通过协商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国家才以仲裁者的身份出面裁决。

医院要解决病人“压床”的问题，首先要聘请法律专家设计一套完整的法律预防方案。这套方案，主要是患者住院治疗合同体系，包括从患者挂号、医生接诊、住院、治疗、护理等一系列主、从合同，重点是住院治疗合同。用合同的方法，把患者与医院、医生等的权利和义务约定清楚，尤其是患者出院条款详尽约定，包括出院的条件、程序、拒不出院的违约责任和医院强制患者出院的自助行为等。这里有人可能会疑问，医院这种合同自治行为，与我们国家医院的性质和功能相符吗？为解疑惑，权且让笔者略作说明。我国的医院，现在定位于非营利性法人，即公益法人。非营利性医院，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执行国家规定的医疗价格，治病防病，救死扶伤，保障人的健康，承担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医疗机构。依法理，公益法人属于私法人的一种。医院具有私法人的属性。私法人作为民事主体自然可以以意思表示的方式与相对方（医院与患者）设定权利和义务法律关系。因此医院可以用格式合同设定这一权利，用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督促患者履行义务，依约定和医院通知出院。如果患者还拒不履行出院、支付医疗费等义务，医院可以采取私力救济的自助行为，单方采取措施强制送走患者；最后的办法是医院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通过国家设立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追究患者的违约责任，依法强制执行其出院。

目前医院患者“压床”的普遍问题或普遍现象，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短期问题，伴随着社会的民主法治进步，人的文明素质提高，特别是人的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医院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改善等等，必将逐步减少，并成为个别问题或个别现象。

（王科峰，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专栏作家）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法治化路径探析 篇12

1 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与社会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随之,社会治理理论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重点。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及“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1.1“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

全能控制模式是指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支配覆盖着社会,全方位控制社会方方面面。在政府的强势掌控之下,社会组织生长空间十分狭窄,公民社会十分弱小。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就属于这种模式,政府是社会管理模式的唯一主体,掌控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事务。

1.2“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由行政力量主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当社会力量发育到一定程度,同时,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有限政府等现代政治理念通过网络等媒介逐渐传播和普及,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热情不断提升,具备一定的实力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但力量又不足以抗衡,这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普遍采取的治理模式。

1.3“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

合作共治模式中,社会事务主要由社会居民和社会组织来承担,政府对社会事务并不直接干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政策规划和经费支持。当今世界,社会治理模式比较成功的国家,大多属于这种模式,比如日本。强社会是这种治理模式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全,合作共治仍需假以时日。

1.4“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社会自治模式是指社会事务由社会组织主导的管理,公民主动参与,由下而上实施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社会事务,而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间接指导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及公民按照自主自治的原则处理具体事务,政府与社会相对分离。这种模式在早期的希腊城邦模式比较常见,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2 转型时期基层治理模式法治化的困境

随着体制转轨的深化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政府主导模式的弊端和不足开始显现。

2.1“人治”思想和基层治理行政化

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部分基层干部人治思想仍然很严重,做工作习惯于讲人情,凭个人经验做决策、下命令。加之我国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很难博弈,争取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是按照上级政府的政策简单机械地执行任务,基层治理模式行政化倾向严重。

2.2 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与政府公信力下降

公民的社会发育成长,越来越多的公民维权的意识开始增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群体开始壮大,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降低,自主性增强,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对政府的政治认同降低,加之网络的普及为公民参与监督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和平台。伴随着公民社会崛起的同时,政府公信力却在不断地下降,伴随着经济改革中权利与资本利益的捆绑导致社会陷入弥散性腐败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再加上机关官僚作风,老百姓办事难,造成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开始滋生蔓延,自然对政府信任度逐渐降低,陷入“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政府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政府的决定和公共政策难以贯彻执行,执政陷入困境。

2.3 风险社会与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现实困境

所谓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自然界的风险;难以预防的天灾人祸,比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力、物力的损失,日本的地震都能让我们的市民一窝蜂地哄抢食盐;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的现实困境,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资源短缺、公共物品涨价等能够引起大面积的紧张和恐怖,有时会严重影响公共生活秩序。此外,社会不公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人民对基层的居住环境和综合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而滞后的公共服务又不足以承担提供多样社会服务的重任,基层社会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涌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如何弥合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平衡社会各层面的多元利益所求,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2.4 全民守法与法治意识淡薄的悖论

全民守法,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法律认同的问题,首先就是老百姓要有法律意识,不然即使你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他也会内心上抵制这部法律。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还是相信熟人,所以要求法官必须是与此案无关的“陌生人”。如果不是,当判决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时,即便判决是公正的,该当事人仍不相信。所以,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就是要把老百姓几千年的这个惯性思维给扭转过来。当前,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加之司法公信力不足,造成很多老百姓不信法,甚至畏惧法律。遇到事情宁愿私下协商解决或通过行政方式调节,而不愿意诉诸法律。比如:“信访不信法、越法违法维权”现象较为普遍。

3 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与路径选择

3.1 基层网格化治理

基层网格化治理就是将原有的金字塔模式不断地压缩,使之扁平化,形成官民共治的局面。我国目前部分乡村所采用的村两委、村(党)小组长、村民代表实质上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看似增强了基层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管理效率上成效显著,但实际上这种行政中心下移容易导致这些参与治理的人员“一边倒”,重社会控制,轻治理服务,加剧行政化的局势,增加财政负担。

3.2 能人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个别或少数能人在村级治理实际过程中居支配性地位,具有相当高的权威。这个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老,常见与民国时代的家族村落中;二是当代农村里的致富能人,比如华西村、蒋尚存等,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阜南县、界首市等不少村庄,大多数村两委都是来自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等致富能人。农村中的能人治理现象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表现较为普遍,从实践来看,能人治理村庄相对于以前的靠道德权威治理有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经济能人在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能够带动村民发展经济、走向致富。但能人治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能人治理模式说到底还是人治。一旦这个人在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们对他便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崇拜感,在村一级事务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人们佩服他的能力,无形中就模糊甚至消弭了对他行使权力的监督,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把发展经济作为评价村干部的唯一标准,认为只要村干部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发展经济,其他的问题可以不管。在村民这样的心态氛围下,许多能人村干部的不良作风开始滋长,这是在今后的基层政权建设中需要加强监督并着力解决的。

3.3 公约典章模式

这种模式下,大到村干部违规如何处理,小到一块荒地的承包等各项村务,都有“公约典章”可循。与传统的村规乡约不同,“公约典章”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制予以明确和细化,给农民以行使民主权利的充分依据。以绍兴新昌县一个村为例,通过全体村民公决,通过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根据全体村民授权,典章按重要程度及数额大小将村务分为“重大村务”“重要村务”和“一般村务”,哪一级村务须由哪一个组织研究决定,哪一类开支如何审批等,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典章形成小册子发到每家每户,内容主要涉及村级组织职责、村务议事及决策、村级财务管理、财务公开制度、村干部违规追究办法等。“乡村典章”的推行改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方式,由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变成让民做主的“服务员”,党在农村基层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3.4 合作共治模式

合作共治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通过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出利益诉求和自治诉求,推动政府不断放权,使治理主体由单一转为多元;治理过程互动化,社会组织与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事务,不仅能够解决社区里规范化、表面化、浅层次的问题,还能解决复杂社会中遇到的纷繁多样的深层问题;治理结构的扁平化,改变了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模式,减轻社区居委会繁重的日常行政工作,让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社区居民自己的组织。

通过上述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和路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完全地去行政化仍然是不现实的,而另外,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双方的因素,既要压缩政府的公权力,防止权力寻租;又需要将公民纳入基层治理的框架内,听民声、取民意。因此,合作共治模式无疑是当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最佳选择。这种模式中的政府与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既充分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又通过互动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多元利益主体博弈机制下的治理模式正是立法的基本精神,将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共同的合理化利益诉求,并通过法治渠道将诉求纳入政府的政策过程,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法治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不断深化,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并激化,群体性事件蜂起,基层社会秩序和传统的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法治化,文章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通过对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路径选择和积极探析,探讨了如何依法推进基层治理能力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化,合作共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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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万磊,吕志奎.厦门综改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优化——以鼓浪屿社区为例[J].东南学术,2013(4).

[3]戴燕玲.正确理解市场作用创新政府社会治理[J].中国市场,2015(13).